“那么或许你应该给他打电话。”“不打。”他笑了，“我终于抽出空来为他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如果你留意，两个月后你会看到的。穿越时光隧道的一丝友谊的呼唤。但是我对道歉从来都不感兴趣。可是你——”“我怎样？”他已经在向酒吧女侍应招手要账单了。“你知道怎么去讲故事，”他说，“为什么不给他讲个故事呢？”注释[1]即迈克尔·杜卡基斯（1933-　），美国政治家，198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达格·哈马舍尔德（1905-1961），瑞典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3]亚当·克莱顿·鲍威尔（1908-1972），美国政治家，纽约州第一位入选国会的非洲裔美国人。[4]原文为法语。[5]沃克·伊文斯（1903-1975），美国摄影师，以拍摄反映经济大萧条的作品著称。《坎特桥小区湖》一只家猫在户外丢掉性命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被丛林狼撕个粉碎，或被汽车压得扁平。但是，六月初的一个傍晚，当霍夫鲍尔家的宠物猫鲍比没能回家，无论怎么呼唤它的名字，怎么在坎特桥小区四周搜寻，沿县公路来回奔走，或是把鲍比的复印照贴在当地的树上，都未能发现它的踪影时，坎特桥街上的住户们纷纷猜测，鲍比已经被沃尔特·伯格伦德杀害了。坎特桥小区是一处新开发的住宅区，由十二栋有着多个洗手间的现代风格的宽敞房子构成，位于一处现已被正式命名为坎特桥小区湖的小水域的西南方。虽然小湖真是和哪里也不沾边，但是国家的金融体系最近几乎在零利息地往外借钱，坎特桥小区的兴建，以及通往小区的道路的拓宽和铺筑，一时刺激了伊塔斯加县萧条的经济。之后，低息也使很多双子城的退休人士和年轻的当地家庭，包括霍夫鲍尔一家，得以购置他们的理想家园。当他们于二○○七年秋天开始入住时，小区的街道看上去仍然非常简陋。他们的前后院凹凸不平，草地稀稀落落，难以对付的冰川砾石和那些侥幸存活的桦树散布其中，整体来看，小区就像一个孩子匆匆赶制的学校手工作业。新住户家的猫当然喜欢在树林中游荡，也不会放过与小区相邻的伯格伦德家地产上的灌木丛，里面有很多鸟。而沃尔特甚至在坎特桥街上的最后一栋房子住进人之前，就已经挨家挨户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请求他的新邻居将他们的猫关在室内。沃尔特是明尼苏达本地人，还算友好，但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他声音中的政治忧虑，他脸上疯狂的灰白短胡茬，让坎特桥街上的住户感到不安。沃尔特独自一人住在一栋低矮、僻静的老度假屋中。小区住户无疑享有更好的视野，因为他们隔湖看到的是沃尔特风景秀丽的地产，而沃尔特看到的却是他们光秃秃的院子。虽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会停下来想一想，当初修建他们的房屋时噪音肯定非常可怕，但是没有人喜欢自觉是他人田园生活的入侵者。毕竟，他们已经付了房款；他们有权住在这里。事实上，他们所有人的财产税都要比沃尔特的高出很多，当中多数人还得面对不断膨胀的分期房款，且靠固定工资生活或者还在为孩子们储蓄教育资金。而沃尔特显然没有这些忧虑，当他走上前来，向他们抱怨他们的猫时，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理解他对鸟儿的担忧，而他却不能理解为鸟儿担忧是一种多么优雅的特权。琳达·霍夫鲍尔是福音派新教徒，也是整条街上最好事的一个人，她尤其觉得被冒犯了。“鲍比猎杀鸟，”她对沃尔特说，“可那又怎么样？”“这个，问题是，”沃尔特说，“小猫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美动物，所以我们的鸣禽始终未能进化出对抗它们的手段。这完全不是一场公平的战争。”“猫猎杀鸟，”琳达说，“这就是它们会干的事，这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的，但猫是旧大陆的物种，”沃尔特说，“它们不是我们的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我们把它们带过来，它们不会出现在这里。这就是问题所在。”“老实跟你说，”琳达说，“我唯一关心的是让我的孩子们学会照料宠物，学会对它负责任。你是在告诉我他们不能这样做吗？”“不是，当然不是，”沃尔特说，“但是冬天，你不是把鲍比关在家里吗？我只不过是请求你在夏天也这么做，为了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住在一处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北美很多数量正日益减少的鸟类都在这里繁殖。而这些鸟也有孩子。当鲍比在六月或者七月杀死了一只鸟，它同时也留下了一窝没法存活的幼鸟。”“那么这些鸟需要换个地方筑巢。鲍比喜欢在户外自由活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把它关在家里是不公平的。”“对，好的，我知道你爱你的猫。如果它可以只是待在你的院子里，那样也行。但是这片土地在属于我们之前，其实是属于这些鸟类的。而且我们似乎也没法告诉它们，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它们筑巢。所以它们还是不断地飞来，然后不断地被杀死。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它们整体上都快要找不到栖息地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地方被开发。因此，既然我们接管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就应该努力成为负责任的管理人。”“哦，对不起，”琳达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孩子比什么鸟的孩子更加重要。我觉得和你相比，我的态度算不上极端。上帝把这个世界给了我们人类，我能说的就这么多。”“我也有孩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沃尔特说，“可是我们只是在说把鲍比关在室内。除非你和鲍比聊过天，否则我看不出你怎么知道它不喜欢被关在室内。”“我的猫是一只动物。地球上的动物没有被赋予语言能力。只有人类才会说话。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样子被创造的，这就是依据之一。”“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你怎么知道它喜欢四处跑呢？”“猫喜欢户外。谁都喜欢户外。当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鲍比就站在门边，想要出去玩。不必和它聊天我就能理解这点。”“可是如果鲍比不过是一只动物，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它对户外的小小偏好就该践踏鸣禽们养育幼鸟的权利呢？”“因为鲍比是我们家的一分子。我的孩子们爱它，我们想给它最好的生活。如果我们有只宠物鸟，我们也会想给它最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宠物鸟，我们有的是一只猫。”“好吧，谢谢你听我说这些，”沃尔特说，“我希望你能想一想，或许你会改变看法。”这番对话惹恼了琳达。沃尔特甚至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邻居，他不属于业主协会，而且他开着一辆日产的混合动力车，最近还在车的保险杠上贴了写有奥巴马三个字的贴纸，在琳达看来，这说明他不敬上帝，而且对辛勤工作的家庭的困境缺乏同情心，比如她家，就正在吃力地做到收支平衡，吃力地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把孩子培养成有爱心的好公民。琳达在坎特桥街并不怎么受欢迎，但是如果你违反业主公约，把你的船停在你家的车道上过夜，或者如果她的某个孩子看到你的某个孩子在学校后面点燃了一支香烟，又或者如果她发现她家的房子在建造上有一处小毛病，而她想知道你家的房子是不是有同样的毛病，那么她就是那个你害怕会来敲你家门的人。拜访过她之后，在她没完没了的讲述中，沃尔特成了个问她是否和她的猫聊天的动物疯子。那年夏天有两个周末，坎特桥小区的居民注意到湖对面的沃尔特家来了客人，一对漂亮的年轻人，开着崭新的黑色沃尔沃。年轻男子一头金发，体形健美，他的妻子或者女友有着那种没生过孩子的大城市女人的苗条身材。琳达·霍夫鲍尔宣称那对男女看上去“目中无人”，但是看到这两个有身价的访客，社区里的多数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沃尔特虽然彬彬有礼，但他之前一直都像个有变态倾向的隐居者。清晨喜欢远距离散步的一些年龄较大的坎特桥居民，现在会大着胆子和路上碰到的沃尔特聊上几句。他们了解到那对年轻人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在圣保罗做什么生意，做得很成功；他还有个在纽约发展的未婚女儿。他们问了他一些有关他本人婚姻状况的诱导性问题，希望打探出他是离了婚，还是只不过死了老婆，当发现他很会躲开这些问题后，他们当中较有科技常识的一位去网上搜索了一番，最后发现琳达·霍夫鲍尔关于沃尔特是个疯子或者危险人物的怀疑，原来没错。看起来他创立过一个激进的环保组织，在共同创办人去世之后，该组织也随之解散，而那位共同创办人是个有着古怪姓名的年轻女人，显然不是他孩子们的母亲。一旦这则有趣的新闻在小区居民中传开，那些清晨散步的人就又不理会沃尔特了——或许，主要还不是因为沃尔特的极端言行让他们不安，而是因为他这种隐士般的生活状态现在散发出浓烈的悲伤味道，那种可怕的、避之大吉的悲伤——就像疯狂的所有表现形式一样，那种绵绵不绝的悲伤让人觉得害怕，甚至或许还会传染。那年冬末，当积雪开始融化，沃尔特再次出现在坎特桥街，这次他抱着一纸箱色彩鲜艳的氯丁橡胶猫围嘴。他解释说戴上这种围嘴的猫，除了不能有效袭击鸟儿，可以在户外做任何它喜欢做的快活事，无论是爬树还是拍蛾子。他说在猫的颈圈上挂铃铛已经被证明无法起到警示小鸟的作用。他补充说，在美国，每天被猫杀害的鸣禽最少也有一百万只，也就是说，一年有多达三亿六千五百万只（而这个，他强调，只是保守估计，还没有把那些因失去妈妈而饿死的幼鸟计算在内）。尽管沃尔特似乎并不理解，每次猫出去玩都给它系上围嘴是多么麻烦，而一只戴着亮蓝色或红色围嘴的猫看起来又是多么的傻，年龄较大的猫主人还是礼貌地接受了围嘴，答应会试一试，以便沃尔特不再继续烦他们，而他们可以把围嘴扔掉。只有琳达·霍夫鲍尔干脆地拒绝接受围嘴。在她看来，沃尔特就像那些想在学校发放避孕套、想收走人们的枪支、想强迫每个人上街都带着身份证件的自大的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官员。她灵机一动，问沃尔特他家灌木丛中的鸟是否属于他，如果不属于，那么鲍比喜欢猎杀它们又关他什么事呢。沃尔特用《北美候鸟条约法案》中的一些官方套话答复她，根据该法案，禁止伤害任何从加拿大或墨西哥边境飞来的非猎鸟。这让琳达不快地联想起这个国家简直想将国家主权交给联合国的新任总统，于是她尽可能礼貌地告诉沃尔特，她为抚养她的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他不再来敲她的门，她会表示感谢。从策略上看，沃尔特选择了一个糟糕的时机来发放他的围嘴。这个国家已陷入了深度经济萧条，股票市场一落千丈，而他到这个时候还沉迷于鸣禽，这似乎几近可憎。就连坎特桥街上的退休夫妇都受到了影响——投资的缩水迫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取消了每年去佛罗里达或亚利桑那过冬的计划——同时，街上的两个年轻家庭，邓特家和多尔伯格家，已经付不出（恰恰在这个错误的当口激增的）分期房款，很可能失去他们的家园。蒂甘·多尔伯格等待着那些似乎每星期都在更换地址和电话的联合融资贷款公司的回复，以及收费低廉的联邦债务顾问——事实证明，他们既不低廉也不是联邦的——的意见，与此同时，她的维萨、万事达信用卡账户的未清账款每个月都要增加三四千美金，而购买了她十次修甲套餐卡的朋友和邻居继续光临她在地下室开设的修甲馆，却不能带来任何新收入。就连丈夫的手上有和伊塔斯加县签好的道路维修合同的琳达·霍夫鲍尔，也开始调低恒温器的温度，让孩子搭乘校园巴士，而不再开着她的雪佛兰郊区接送他们。焦虑像一群拟蚊蠓一样盘旋在坎特桥街上空；它们通过电视新闻、电台访谈和互联网袭击着每家每户。推特网上满是令人心焦的信息，而沃尔特请求人们去关心和保护的那个啾声一片、自由飞翔的世界，是个多余的焦虑之源。九月份才再次有了沃尔特的消息，他趁着夜色的掩护，给小区的每户人家发了一份传单。邓特和多尔伯格家现在已人去房空，他们的窗户黑了下去，就像紧急热线的拨打者终于悄悄地挂断了电话，等待接通的信号灯不再闪烁一样。但是那天早晨，坎特桥小区的其他住户醒来之后，都在他们的门口发现了一封措辞文明的以“亲爱的邻居们”开头的来信，信中重申了沃尔特已经提过两次的那些针对猫的论调，还附了四页照片，照片内容可是一点儿也不文明。显然，沃尔特整个夏天都在记录他的地产周围被杀死的鸟。每张照片（总共有超过四十张）都标明了日期和鸟的种类。坎特桥小区没有养猫的住户为也收到这样的传单而感到被冒犯，而那些确实养了猫的住户也不高兴，因为沃尔特似乎认定，死在他地产上的所有鸟都是被他们的猫杀死的。琳达·霍夫鲍尔格外气愤，因为传单被留在了她某个孩子很有可能看到的地方，那些满是没了脑袋的麻雀和血淋淋的内脏的照片很可能会导致心理创伤。她给县巡警，她和她丈夫的朋友，打去电话，询问沃尔特有没有可能被控非法骚扰罪。巡警说不会，但是他答应去沃尔特家看看，对他提出警告——这次拜访引出了一条大家意想不到的信息：沃尔特有法律学位，而且不仅对《第一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烂熟于心，对坎特桥小区业主公约也很有了解。按照业主公约中某条款的规定，宠物无论何时都应处于主人的监控之下；巡警建议琳达撕掉传单，忘记这回事。之后，白色冬日来临，小区的猫都回到了室内（就连琳达也不得不承认，猫在室内似乎也很满足），琳达的丈夫亲自动手，在县公路上做了点儿手脚，这样每次新下一场雪之后，沃尔特都不得不铲上一个小时，清理他的车道连接公路那端的雪。树叶落尽之后，坎特桥小区的住户们可以隔着冰封的湖面清楚地看到伯格伦德家那栋小小的房子，而透过窗户从来都看不到电视机屏幕的闪烁。很难想象除去怀抱着敌意和批评陷入沉思之外，在冬日的深夜，沃尔特独自一人还会在那里做些什么。圣诞节期间，他的房子有一星期没亮过灯，说明他去看望圣保罗的家人了，而这也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怪物居然也有人爱。假期结束后，怪物又重新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为此琳达尤其感到轻松，她又可以一心一意地仇恨沃尔特，而不会被还有人关心他这样的想法所干扰了。二月的一个晚上，她丈夫汇报说沃尔特就故意阻塞他的车道向县法院提起了诉讼，不知怎的，琳达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舒心。她很高兴知道他知道他们恨他。就在同样有悖常情的思路的指引下，当积雪再次融化，树林重披绿装，鲍比再次被放到户外，随后就不见了踪影时，琳达觉得仿佛身上一个深藏的疥疮被抓了一下，是那种越抓情况越糟糕的原始疥疮。她立刻就明白了，沃尔特是让鲍比消失的幕后黑手，而她为此感激涕零，他终于回应了她的仇恨，赋予这种仇恨以新的源泉和养料：他愿意陪她玩这个仇恨游戏，愿意成为她的世界中所有问题的地方代表。甚至当她组织搜寻孩子们丢失的宠物，把他们的痛苦在邻里间传播的时候，她也在暗地里品味着他们的痛苦，并在促使他们为此而憎恨沃尔特的过程中汲取乐趣。她足够喜欢鲍比，但是她知道过于宠爱一个畜生是一种罪。只有她那位所谓的邻居才会犯这种为她所痛恨的罪行。一旦清楚地看到鲍比再也回不来了，她就带着孩子们去了当地的动物收容所，让他们挑选了三只小猫。而刚一回家，她就把它们从纸箱中放出来，将它们赶到了沃尔特家附近的树林中。沃尔特从来也没有喜欢过猫。在他看来，猫是宠物世界的反社会分子，是为了控制啮齿动物而驯化的一个祸害，随后又被盲目迷恋，就像不幸福的国家迷信自己的军队一样，当猫主人抚摸着他们猫咪那漂亮的皮毛并原谅它们的利爪和尖牙时，就好比在对着杀手的制服敬礼。在猫的脸上，他只看到过傻乎乎的麻木和自以为是这两种表情；你只需要用老鼠玩具逗逗它，就会看到它的真心放在哪里。但是，在他搬进他妈妈的这栋房子前，他一直都有很多其他祸害要去对付。只有现在，当他在他为自然保护协会管理的土地上负责监控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流浪猫的数量时，当坎特桥小区加诸他的小湖的破坏在住户们四处乱跑的宠物的侮辱下不断加剧时，他旧日对猫科动物的偏见才开始膨胀成为那种持续的苦恼和委屈，而伯格伦德家抑郁的男人们显然需要这种苦恼和委屈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意义和质感。前两年里一直为他服务的那些苦恼——电锯、重型推土机、小规模的爆破和侵蚀、锤子、瓷砖刀和立体音响播放的古典摇滚——现在结束了，他需要新的东西。有些猫懒惰，或者不具备成为杀手的能力，但是那只白爪黑猫鲍比不在此列。鲍比足够精明，黄昏时分，当浣熊和丛林狼成为威胁，它知道躲回霍夫鲍尔家，但是在无雪的那几个月份里，每个早晨都可以看到它沿着小湖光秃秃的南岸突围而来，进入沃尔特的地盘，大开杀戒。麻雀、红眼雀、歌鸫、黄喉地莺、蓝知更鸟、黄雀、鹪鹩。鲍比的兴趣广泛，关注的范围无边无界。它永远也不厌倦杀戮，而且他还有个额外的性格缺点，那就是不忠诚或者说缺乏感激心，很少费心把它的猎物带回给它的主人。它捕获、戏弄、残杀，然后有时吃上一点点，但是通常它都会直接丢弃尸体。沃尔特的房子下面那片野草丛生的开阔树林及其周边区域对于鸟类和鲍比都格外有吸引力。沃尔特捡了一小堆石头，用来赶鲍比，有一次，他还用花园里输水软管的加压喷嘴成功地喷了鲍比一身水，但是很快，鲍比就学会了一大早躲在树林里，等沃尔特离开去上班。沃尔特为保护协会管理的土地有一些非常遥远，常常好几个晚上不回家，而当他回来时，几乎没有例外，他会在屋后的斜坡上看到新一轮的大屠杀。如果这只是发生在这一处地方，他或许也就忍了，但是知道同样的情形处处可见，他气得发狂。然而，他心肠过软，也过于守法，不忍去杀害他人的宠物。他想过让哥哥米奇来做这件事，但是米奇有案底，不该再冒险，而沃尔特看得出，琳达·霍夫鲍尔很可能会干脆再养一只猫。而直到第二个夏天的沟通和教育努力也未起作用之后，直到琳达·霍夫鲍尔的丈夫无数次用雪堵塞他的车道之后，他才最终认定，虽然鲍比只不过是美国七千五百万只猫当中的一只，它也该为它的反社会行为付出代价了。自然保护协会的一些承包商正在协会管理下的土地上与流浪猫进行着几乎无望的战争，沃尔特从其中一人那里搞到一个捕捉器和详细的使用说明书。五月的一个早晨，天还未亮，在鲍比习惯走来他家的那条路上，他放置好捕捉器，用鸡肝和培根做诱饵。他知道对于一只聪明的猫，你只有一次使用捕捉器的机会。两小时后，沃尔特高兴地听到山下传来了猫的尖叫声。他急忙将猛烈晃动着的臭烘烘的捕捉器拿回来，锁进了他那辆普锐斯的后备箱里。琳达·霍夫鲍尔从来不给鲍比戴项圈——也许是怕项圈限制她的猫的宝贵自由——这使沃尔特接下来的工作简单了很多。他驱车三小时来到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动物收容所，把鲍比留在了那里。它要么会被杀掉，要么会被塞给城里某户愿意把他关在室内的人家。在开车离开明尼阿波利斯的途中，一阵不请自来的抑郁包围了他。失落、徒劳和悲伤混杂在一起：他觉得他和鲍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结为连理，觉得哪怕是糟透了的婚姻也比完全没有婚姻少些许孤独。他无法克制地想象着鲍比此刻居住的那个恶臭的笼子。他倒没有傻到去想象鲍比在思念霍夫鲍尔一家人——猫只会利用人——但是尽管如此，关于它的被捕仍然有些让人同情的成分。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六年了，他独自生活，并且想办法让这样的生活运转。自然保护协会的地方分会——他曾经是这个分会的领导，而其与大公司、百万富翁间的亲密关系如今只令他作呕——如他所愿，重新聘请他做了一名低级别的土地管理员，并在冰冻的月份里，协助处理格外枯燥、费时的行政工作。他没有在他监管的土地上干出多么耀眼的成绩，但也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他在针叶树、潜鸟、莎草和啄木鸟身边度过的那些日子轻松平常，易被忘记。而他做的其他工作——写拨款提案，复核野生动物数目资料，代表一项用以支持一家州立土地保护基金的新销售税做陌生电访，并最终在二○○八年的选举中为这个新税种拉到了比奥巴马还要多的选票——也同样无可指摘。到了晚上，他会费事去做顿简单的晚餐，然后，因为他再也无法读小说或听音乐或做任何与情感有关联的事情，他会上网下下国际象棋或者打打扑克牌，偶尔也会去看看那些和人类情感毫无关系的露骨的色情网站。在这种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像个住在树林里的病态老浑蛋，他会留意关掉电话，以免杰西卡打电话来查问他的情况。和乔伊在一起，他仍然可以做他自己，因为乔伊不仅是个男人，而且是个伯格伦德家的男人，太过冷静和圆滑，不会侵入他的私人空间。而虽然康妮要难应付一些，因为她的声音里总是有性，性和天真的挑逗，但是让她开始去聊她自己和乔伊从来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她是那么的幸福。真正的折磨是接到杰西卡的电话。她的声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帕蒂的，等他们的通话快要结束时，沃尔特常常浑身是汗，因为他要努力把话题限制于她的生活，或者，做不到这点的话，就谈谈他的工作。在那起有效地终结了他的生活的车祸之后，有一段时间，杰西卡突然来陪他，照料悲痛中的他。她这样做部分是希望他能够好转，而当她意识到他不会好转，不愿意好转，从来也不想好转时，她变得非常生气。他用了好几年时间，冷淡而严厉地教会她不要来管他，过好她自己的生活。现在，每逢他们之间出现片刻沉默，他都能感觉到她在犹豫，不知该不该重新发起她的治疗攻势，而他发现，为了阻止她这样做，一周接一周地想出新的对话策略令人筋疲力尽。当他从明尼阿波利斯回到家中，然后用三天时间卓有成效地参观了贝尔特拉米县的一大片协会管理下的土地之后，他看到车道尽头的那棵桦树上钉着一张纸。你见过我吗？纸上写道，我的名字叫鲍比，我的家人想念我。鲍比那张黑色的猫脸在复印照中的效果并不好——他那苍白、犹豫的眼睛看上去诡异而迷茫——但是，与以往不同，沃尔特现在能够看出，为什么有人会觉得这样一张脸值得保护和关怀。他并不后悔从生态系统中除掉了这个祸害，因而救了很多鸟的命，但是鲍比脸上那种小动物的软弱感让他意识到自己性格中一个致命的弱点：哪怕是他最痛恨的生物也会得到他的同情。他继续沿车道向前驶去，试图享受降临在他房子周边的短暂宁静，而不必再去担忧鲍比。在春日黄昏的光线下，白喉麻雀唱着单纯、美好的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但是他有一种感觉，觉得在他离开的这四个晚上，他老了很多岁。就在那晚，当他正在煎鸡蛋、烤面包的时候，他接到了杰西卡的电话。或许她原本就是带着目的打过来的，又或许她在他的声音里听出了什么，听出了某种决心的遗失，当他们说完了前一周发生在她生活中的为数不多的几则新闻，他立刻沉默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杰西卡终于鼓起勇气重新发动攻击。“有天晚上我见到妈妈了，”她说，“她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我觉得你或许想听一听。你想听吗？”“不想。”他严厉地说。“好吧，那么你介意我问一问你为什么不想吗？”户外，蓝色的暮光下，从厨房开着的窗子中传来远处一个孩子的呼叫：鲍比！“听着，”沃尔特说，“我知道你和她很亲密，对此我没意见。如果不亲密，我倒会觉得难过。我希望你有两个家长。但是如果我有兴趣听她的事，我可以自己给她打电话。我不希望你在中间为我们传话。”“我不介意做传话人。”“我是在说我介意。我没兴趣听到任何消息。”“我认为她想传递给你的不是什么坏消息。”“我不在乎那是个什么样的消息。”“那么，我能问问你为什么不干脆离婚吗？如果你不想和她有任何联系？因为只要你们还没有离婚，在某种程度上，你就是在给她希望。”这时，另一个孩子的声音加入了之前的那个声音，两人一起叫着：鲍——比！鲍——比！沃尔特关上窗户，对杰西卡说：“我不想听。”“好的，没问题，爸爸，但你至少可以回答我的问题吧？为什么不离婚？”“因为我现在根本不想去考虑这件事。”“已经六年了！难道还不该开始考虑吗？仅仅是出于公平？”“如果她想离婚，她可以给我来信。她可以请律师给我来信。”“可我在说的是，为什么你不想离婚？”“我不想处理将由它带来的那些事。我有权不去做我不想做的事。”“它会带来什么事？”“痛苦。我已经忍受了很多痛苦。我现在仍然觉得痛苦。”“我知道，爸爸。但是现在拉丽莎已经不在了。她已经走了六年了。”沃尔特猛烈地摇着头，就好像有人往他脸上洒了氨水。“我不想想这个。我只想每天早上出门，看看那些和这一切毫无关联的鸟。那些有着它们自己的生活、它们自己的挣扎的鸟。然后努力为它们做点事。它们是唯一我仍然觉得可爱的东西。我是说，除了你和乔伊。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我希望你不要再问我了。”“那么，你想过去看心理医生吗？或许，这样你就可以开始继续生活？你还没有那么老，你知道的。”“我不想改变，”他说，“每天早晨有那么几分钟不怎么好过，然后我出门，把自己搞得筋疲力尽，而如果我熬夜熬得足够晚，我就能够睡得着。只有当你想要改变什么的时候，你才会去看心理医生。而我没有什么要对心理医生说的话。”“你过去也是爱妈妈的，不是吗？”“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她离开后发生的事。”“其实，她现在相当可爱。她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她变得像个完美妈妈，虽然这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我为你感到高兴。很高兴你的生活中有她。”“但是你不希望她回到你的生活中。”“听我说，杰西卡，我知道那是你想要的。我知道你想要一个幸福的结局。但是我不能仅仅因为你想要，就改变我的感觉。”“你的感觉是你恨她。”“她作了她的选择。我要说的就这么多。”“对不起，爸爸，可是这非常不公平。你才是作出选择的那个人。她不想离开你。”“我知道这是她告诉你的。你每周都见她，我敢说她已经把她的版本完全地灌输给你了，我敢说这个版本对她自己非常宽容。但是在她离开之前的那五年里，你没有和她一起生活。那是一场噩梦，然后我爱上了另外一个人。我从来没有特意要去爱上其他人。我知道这让你非常气愤。但是这件事会发生的唯一原因就是和你妈妈无法一起生活。”“好吧，那么你应该和她离婚。做了这么多年夫妻，难道你连这个也不应该为她做吗？如果你曾经那么重视她，陪她一起走过了那些美好的岁月，难道你不应该至少诚实地和她离婚以表达你对她的尊重吗？”“那不是什么美好的岁月，杰西卡。她一直在骗我——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我没有欠她那么多。而且，如我所说，如果她想离婚，那就离好了。”“她不想离婚！她想回到你身边！”“我无法想象看到她，哪怕只有一分钟。看到她，只会让我想到那些难以忍受的痛苦。”“可是，爸爸，之所以会这么痛苦，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仍然爱着她呢？”“我们现在需要聊些其他事情了，杰西卡。如果你关心我的感受，你就不会再次提起这个话题。我不想害怕接到你打来的电话。”他把脸埋在手心里坐了很久，没去碰他的晚餐，房间里非常缓慢地暗了下来，地面上春意盎然的世界正让位于天空中那个更加抽象的世界：平流层的一缕缕粉红色的云彩，无垠太空的深深寒意，以及最早开始闪烁的星星们。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运转的方式：赶走杰西卡，然后立刻就开始想念她。他想明天一早返回明尼阿波利斯，接回那只猫，把它还给那些想念它的孩子们，但是他无法真的这样去做，就好比他无法给杰西卡打个电话，向她道歉。所谓木已成舟。所谓覆水难收。在西弗吉尼亚的明戈县，他人生中最为阴云密布的那个早晨，他问拉丽莎的父母，他能不能去看看他们女儿的遗体。她的父母冷淡而古怪，都是工程师，有浓重的口音。父亲没有落泪，母亲则不时突然地大声哭喊，发出一种陌生的、几乎像是歌唱的恸哭声；那听上去有一种奇怪的仪式感和机械感，像一曲为了某种观念而作的哀歌。沃尔特独自去了殡仪馆，脑海中一片空白。他的爱人躺在一张轮床上的被单下，由于轮床太高，他无法跪在她身边。她的头发还和往常一样，顺滑、乌黑、浓密，但她的下巴出了问题，有一处残忍之极、无法原谅的伤痕，而她的额头，当他亲吻它的时候，冰凉渗骨，任何一个公平的宇宙都不该让一个这般年轻的人的额头如此冰凉。寒意经由他的嘴唇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覆水难收。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快乐陨落了，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像杰西卡催促的那样去联系他的妻子，就意味着他放开了他和拉丽莎共度的那些最后时刻，而他有权利不去这样做。他有权利，在这样一个不公平的宇宙，去不公平地对待他的妻子，他有权利让霍夫鲍尔家的那几个孩子徒劳地呼唤他们的鲍比，因为一切都没有意义。从自己的拒绝中汲取力量——足够的力量，当然，让他可以在早晨起床，推动他在田野中度过那些漫长的白天，在挤满度假者和郊区居民的公路上行驶完漫长的车程——他又熬过了一个夏天，到目前为止他人生中最孤独的一个夏天。他告诉杰西卡和乔伊，他太忙，无法接待他们的来访，这当中有真实的成分（不过不多），同时，他放弃了和那些继续入侵他的树林的猫作战：他不忍让自己再次经历他和鲍比之间发生的那种悲剧。八月，他收到妻子寄来的一个厚厚的信封，某种文稿之类的东西，应该和杰西卡提过的那个“消息”有关，他原封不动地将它放进了他收文件的抽屉中，里面还有他过去的联名纳税申报表、过去的联名银行账户结单和他从未更改过的遗嘱。之后没过三周，他又收到一个邮件，是用衬垫包裹的光盘，寄信人是泽西城的卡茨，这个他也原封不动地放进了同一个抽屉。从这两个邮件，从他去芬城购买日用品时不可避免地会看到的那些报纸的头条新闻——国内外新危机，新右翼疯狂分子的连篇谎话，以及在地球的残局中不断蔓延的新的生态灾难——当中，他能感觉到外部世界正在向他逼近，正在索求他的关注，但是只要他独自一人住在树林中，他就能坚持他的拒绝。他的父祖辈就是一长串的拒绝者，他有拒绝的天赋。拉丽莎似乎已经所剩无几了；她正在从他的生活中消失，就像死去的鸣禽从荒野中消失一样——它们原本就轻得不可思议，然后，一旦它们小小的心脏停止跳动，它们便只剩下一点儿绒毛和中空的骨头，轻易地消散在风中——然而，这却只会让他更加坚决地去抓住他还拥有的那一点点和她有关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十月的那个早晨，当那个世界终于到来，以一辆新现代牌轿车的形式，停在他的车道的半中腰——米奇和布伦达过去放置他们的小船的那处长满荒草的岔道上时，他没有停车去看看里面坐的是谁。他赶着去参加保护协会在德卢斯的一个会议，于是他只稍稍减慢速度，刚好看到驾驶座的椅背向后倾斜着，驾驶者或许在睡觉。他有理由希望，无论车里的人是谁，等他回来时都应该已经离开了，因为不然的话，他或者她为什么没来敲他的门呢？但是那晚八点，当他从县公路拐进他的车道时，那辆车仍然停在那里，车尾的塑料反射着他的车前灯发出的光亮。他下车，透过那辆车的车窗向里窥探，发现里面没有人，驾驶座已经恢复到了直立状态。树林里冷冰冰的；空气静止不动，能闻到雪的气味；唯一的声响是从坎特桥小区的方向传来的隐约的说话声。他返回车内，开到房子跟前，黑暗中，一个女人，帕蒂，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她穿着蓝色牛仔裤和薄薄的灯芯绒夹克。为了取暖，她的双腿并拢在胸前，下巴支在膝头。他熄了火，等了很久，足有二三十分钟，等她起身过来和他说话，如果这就是她此行的目的。但是她不肯动，最终他鼓起勇气，下车往里走。他在台阶上稍稍停了一下，离她不超过一英尺，为了给她开口说话的机会。但是她仍然低着头。他自己拒绝开口的行为是这样的孩子气，让他忍不住想笑。但是笑会是一种危险的承认，他于是残忍地扼制住它，硬起心肠，走进房子，关上了身后的门。然而，他的力量并非无穷无尽。他忍不住靠在门边，在黑暗中又等了很长时间，或许有一个小时，吃力地听她有没有移动，不敢错过哪怕最轻微的敲门声。然而他听到的，在他的想象中，却是杰西卡在告诉他，他需要公平地对待她：他至少应该客气地让他的妻子离开。然而，六年的沉默之后，他觉得哪怕说上一个字都意味着收回一切——意味着撤销他的拒绝，否定他在他的拒绝中想要表达的一切。最终，仿佛是从半睡半梦的状态中醒来，他打开灯，喝了一杯水，发现自己在妥协心情的驱动下，来到文件柜前；他至少可以看看那个世界想要对他说些什么。他先打开了泽西城寄来的邮包。里面没有字条，只有一张裹着密不透风的塑料包装的光盘。似乎是一家小唱片公司为理查德·卡茨出的独唱专辑，封面是一片北方风光，附有这样的标题：《给沃尔特的歌》。他听到一声尖锐的痛哭声，他自己的，却好像是其他人的声音似的。这个坏家伙，坏家伙，这不公平。他用颤抖的手翻过光盘，看背面的歌曲列表。第一首是《两个孩子刚好，没有孩子更妙》。“老天，你真是个浑蛋，”他说，边笑边哭，“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你个浑蛋。”在他为这样的不公平，为理查德或许并不是完全没有心肝哭了一会儿之后，他把光盘放回邮包，打开了帕蒂寄来的信封。里面是一沓手稿，他只读了短短一段，就跑向前门，开门出去，对她晃动着那些纸张。“我不想看这个！”他对她嚷道，“我不想阅读你！我要你把这拿走，回你的车上去，去暖暖，因为外面冷得要死。”她确实冻得直哆嗦，但是她似乎被锁在了她缩成一团的姿势里，没有抬头看他手里拿着什么。如果说她有什么反应的话，那就是她的头埋得更低了，仿佛他在击打它。“回你的车上去！暖和起来！我没让你来这里！”但她似乎摇了摇头，稍微动了动，又或许只是格外猛烈的一下颤抖。“我答应你，我会打电话，”他说，“如果你现在离开，让自己暖和起来，那么我答应和你在电话上聊聊。”“不。”她用很小的声音说。“好的，那么，冻着吧！”他砰地关上门，穿过房间，从后门出去，一直跑到湖边。如果她那么想在那里冻着，他决定他自己也冻着好了。不知怎的，他怀里仍然抱着她的手稿。湖对面是坎特桥小区亮得耀眼、浪费能源的灯光，大大的电视屏幕上闪动播放着这个世界认为今夜正发生在它身上的事。每个人都待在他们温暖的小窝里，铁矿带的煤炭发电厂通过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着电流，北极仍然十分寒冷，足以给十月的温带树林送来霜冻。无论过去他对于如何生活知道得有多么少，都从来没有少过此刻。然而当空气中的寒意变得不再那么提神，而是愈发浓烈，更像是透骨之寒时，他开始担心帕蒂。他牙关打着颤，回到山上，转到前面的台阶处，看到帕蒂歪向一边，不再紧紧地蜷成一团，头倒在草地上。她不再颤抖，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帕蒂，嘿，”他说，跪在她身旁，“这可不妙，好吗？我带你进去。”她稍微动了动，僵硬地。她的肌肉似乎失去了弹性，灯芯绒夹克里透不出一丝温暖。他试着让她站起来，但没能成功，于是他把她抱进房子里，放在沙发上，在她身上盖了好几条毛毯。“这样做太愚蠢了，”他说，开始用茶壶烧水，“这样做会死人的。帕蒂？温度不用降到华氏零度以下，外面是华氏三十度的时候，就可以冻死人了。你在外面坐这么长时间，只能说你愚蠢。我是说，你在明尼苏达州生活多少年了？难道你就什么都没有学到吗？你真是他妈的太愚蠢了。”他调高热炉的温度，给她端来一杯热水，让她坐起来喝一点儿，但她当即把水咳在了沙发坐垫上。当他试图让她再喝一点儿的时候，她摇摇头，发出微弱的声音以示抵抗。她的手指冰冷，胳膊和肩膀也都冷冰冰的。“见鬼，帕蒂，这样做太愚蠢了。你究竟在想什么？这是你对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当他脱掉衣服的时候，她昏睡了过去，接着，当他拉开毛毯，脱掉她的外套，吃力地拽下她的裤子，然后只穿着内裤和她躺在一起，把毛毯在他们身上盖好的时候，她稍稍醒过来一点儿。“这就对了，保持清醒，好吗？”他说，尽可能多地把身体贴在她大理石般冰冷的皮肤上。“此时此刻，没有比昏过去让你显得更愚蠢的了，知道吗？”“嗯。”她说。他抱着她，轻轻地搓着她的身体，不停地咒骂她，咒骂她让他陷入的这种境地。很长一段时间，她的身体没有暖和起来，她不断地昏睡过去，无法保持清醒，但是终于，她体内的某个地方有了反应，她开始颤抖，开始抱他。他继续搓着，抱着她，然后，突然，她睁开了眼睛，凝视着他。她的眼睛一眨也不眨，里面仍然有某种死气沉沉的东西，某种非常遥远的东西。她的视线仿佛穿透了他，看向他的身后，看向更远，看向不久以后他们两个都将于彼处长眠的那个冰冷的未来空间，看向拉丽莎、他的母亲和父亲已经进入的那种虚无，然而，她也在直直地看向他眼睛的深处，他能够感觉到她在一分一秒地变暖。于是他不再看她的眼睛，也开始看向她眼睛的深处，回应她的目光，他要在来不及之前，在今生后世之间的这道联系消失之前，让她看到他体内的所有卑劣，看到两千个孤独的夜晚汇聚起来的所有恨意，在他们两个仍然可以触摸到某个虚无的空间的时候——在那里，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做过的每一件事，他们加诸彼此的每一分痛苦，他们分享过的每一分快乐，都将轻如鸿毛，消散于风中。“是我，”她说，“只是我。”“我知道。”他说，吻了她。在坎特桥小区的住户们所能想象到的和沃尔特有关的一系列结局当中，排在最末尾的是：他们会舍不得沃尔特搬走。所有人，尤其是琳达·霍夫鲍尔，都没能预料到十二月初的那个周日下午，沃尔特的妻子帕蒂会把他的普锐斯停在坎特桥街上，开始一一按响他们的门铃，简短而和善地介绍她自己，并给他们送上一碟碟用保鲜膜裹好的她自己烤制的圣诞曲奇饼干。见到帕蒂，琳达觉得有些别扭，因为她身上没有什么会立刻让人不喜欢的地方，也因为你无法拒绝一份合乎时宜的礼物。是好奇心——如果没有其他什么因素——促使她邀请帕蒂进屋，然后，她还没回过神，帕蒂就已经跪在她家起居室的地板上，哄诱着她的猫咪们过来，一边抚摸它们，一边询问它们的名字。她似乎是个温暖的人，不像她丈夫那般冰冷。当琳达问她，她们之前怎么从没见过面，帕蒂愉快地笑了，她说：“哦，这个嘛，为了透透气，我和沃尔特从彼此身边走开了一小会儿。”这是个古怪但相当聪明的说法，不易从中挑出明显的道德缺陷。帕蒂待了好一会儿，欣赏了她的家和她家窗外被白雪覆盖的湖面，离开时，她邀请琳达和她的家人来参加她和沃尔特即将在新年那天举办的家庭招待会。琳达不怎么想去杀死鲍比的凶手家做客，但是当她得知坎特桥街上的其他所有家庭（除了已经去了佛罗里达州的那两家）都要去参加这个招待会，她在好奇心和基督徒的宽容的共同作用下，屈服了。事实是，琳达在这个社区有些不受欢迎。虽然她在她的教会有一群热心的朋友和支持者，但她也同样渴望与邻里和睦相处。一些意志不坚定的邻居认为，她的鲍比或许死于某种自然原因，而她却用了三只猫来代替它，这样做可能有些过分了；有成心报复的嫌疑。于是，尽管她确实把丈夫和孩子们都留在了家中，但在新年那天，她还是开着她的雪佛兰郊区来到了伯格伦德家，并立刻被帕蒂格外热情的招呼搞得不知所措。帕蒂把她介绍给她的儿子和女儿，然后，殷勤地领她出门，下山来到湖边，让她从远处看一看她家的房子。琳达意识到她这是碰到高手了，意识到她可以从帕蒂这里学上一两招，以便赢得人心和好评：显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帕蒂已经成功地让邻居们喜欢上了她，而要知道，当琳达上门抱怨时，这些人都已经不再为她大敞房门了，而是让她就那么站在外面的冰天雪地里。她勇敢地挑衅了几次，想让帕蒂说错话，暴露出她这个自由主义者不讨人喜欢的一面——她问她是不是也是个鸟类爱好者（“不是，不过我是个沃尔特爱好者，所以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帕蒂说）；问她是否有兴趣在当地找一家教堂去做礼拜（“这里有这么多教堂可以选择，我觉得真不错。”帕蒂说），之后她得出结论，她的新邻居是个难缠的对手，不适合从正面发动攻击。而仿佛是为了让她输得心服口服，帕蒂烹调出一桌品种丰富、看上去非常美味的盛宴，琳达怀着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愉悦的失败感，装走了大大的一盘。“琳达，”当她第二次过来取食物时，沃尔特搭话说，“谢谢你过来。”“谢谢你的妻子邀请我来。”琳达说。随着妻子回来，沃尔特显然又开始每天刮胡子了——他现在看上去粉粉的一团。“听我说，”他说，“听说你家的猫不见了，我很难过。”“真的？”她说，“我以为你恨鲍比。”“我确实恨它。它是个鸟类杀手。但是我知道你爱他，失去宠物让人不好受。”“这个嘛，我们现在又有三只猫了，所以。”他平静地点点头。“请试着把它们关在家里，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在家里会更安全一些。”“抱歉，这是恐吓吗？”“不，不是恐吓，”他说，“是事实。对小动物来说，这是个危险的世界。我可以为你拿点其他喝的吗？”在那天，以及之后的几个月里，所有人都看得很清楚，帕蒂的温暖作用在沃尔特身上得到了最大发挥。现在，他不再会开着愤怒的普锐斯快速地掠过路上的邻居，而是停下来，调低车窗，打声招呼。周末，他会带帕蒂去小区的孩子们练习冰球的场地，教她滑冰，而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她就滑得很好了。在相对暖和的日子里，人们会看到伯格伦德夫妇一起散步，走很远的路，有时几乎走到芬城。然后，四月，天气彻底暖和起来了，沃尔特再次来到坎特桥街挨家挨户地敲门，不是要为猫的问题责怪大家，而是邀请他们在五月和六月，同他和他的一位科学家朋友一起，参加一系列的漫步自然活动，了解当地的文化遗产，近距离地看一看那些遍布于这片树林中的奇妙生命。到了这时，琳达·霍夫鲍尔彻底对帕蒂缴械投降，坦率地承认说帕蒂知道如何管好丈夫，而邻居们喜欢琳达的这个新腔调，于是把门向她稍稍开大了一点。所以，在盛夏时节——之前伯格伦德夫妇组织了好几次烧烤会，也相应地受到多次回请——当得知他们将在八月底搬去纽约，无论如何，大家都觉得突然而且难过。帕蒂解释说她有份教书育人的好工作，想回去继续上班，而且她的母亲、弟弟妹妹、女儿和沃尔特最好的朋友都住在纽约或者纽约附近，虽然这么多年，湖边的这栋房子对于她和沃尔特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没有什么能够永恒不变。当有人问起他们是否还会回来度假，她的脸暗沉下去，她说沃尔特不希望这样。事实上，他将这份地产留给了当地的一家土地基金，使其成为一处鸟类保护区。伯格伦德夫妇开着租来的大卡车离开了，沃尔特嘟嘟地摁着喇叭，帕蒂挥手和大家道别，之后没几天，一家专业公司赶来，在整片地产周围竖起了高高的、猫进不去的篱笆（既然帕蒂离开了，琳达·霍夫鲍尔便大着胆子说这道篱笆有些难看），很快，另外一些工人赶来，掏空了伯格伦德家的小房子，只留下个空架子，成了猫头鹰和燕子的避难所。直到今天，可以自由出入这片保护区的只有鸟儿和坎特桥小区的居民，在那扇他们知道开锁密码的大门上方，有一块小小的陶瓷标牌，上面有一张那个年轻、美丽的黑皮肤女孩的照片，保护区就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