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小野洋子（1933-　），美籍日裔音乐家、先锋艺术家，约翰·列侬的第二任妻子。[53]疯马（约1849-1877），北美洲原住民印第安苏族的酋长、军事家。[54]尼尔·扬（1945-　），加拿大民谣摇滚艺人。[55]“变化”与“零钱”的英文都是change。[56]即道格拉斯·杰伊·费思（1953-　），2001年至2005年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57]即理查德·诺曼·佩尔（1941-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58]即阿迈德·沙拉比（1944-　），伊拉克政治家，前伊拉克反对派领导人、“伊拉克国民大会”主席。[59]原文为lucksurious，与luxurious（奢华）发音相近，前者系发音不准确所致。[60][61]原文为西班牙语。[62][63][65][64]原文为西班牙语。[66][67][68][69][70][71]原文为西班牙语。[72]原文为西班牙语。[73]美国大学生申请入兄弟会时被要求制作的形似船桨的纪念物。[74]发动机燃油添加剂品牌。[75]一种流行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硬摇滚，宣扬利己主义和男子雄风。[76]即唐纳德·亨利·拉姆斯菲尔德（1932-　），美籍德裔政治家、商人，2001年至2006年任美国国防部部长。[77]此处指约翰·西德尼·麦凯恩三世（1936-　），前美国海军飞行员，退休后进入政坛，2000年和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78]蒂姆·拉瑟特（1950-2008），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员。[79]指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工业衰退地区，这些地区曾经是美国制造业中心。《错误已经铸成》（结局）给她的读者，算是一封信作者：帕蒂·伯格伦德第四章　六年由于挂念她的读者，明白失去带给他的痛苦，知道在越来越黯然的人生面前，某种特定的声音最好沉默不语，自述人非常努力地想用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来写下面的内容。然而作为写作者，唉，她似乎注定是那些用第三人称指代自己的运动员中的一名。尽管她相信她已经真正地变了一个人，比过去做得好了很多很多，也因此值得重新聆听，她仍然无法让自己放弃这个声音，这个她在无力抓住其他任何东西时找到的声音，即便这将意味着她的读者会直接把这份文稿扔进他的旧麦卡莱斯特学院废纸篓。自述人首先想说的是，六年是太久的沉默。最开始，当离开华盛顿时，帕蒂觉得闭嘴是她能为自己和沃尔特所做的最友善的一件事了。她知道一旦得知她去和理查德住在了一起，他会非常生气。她知道他会断言她毫不尊重、体恤他的感受，当她坚持说她爱的人是他而不是他的朋友时，一定是在撒谎或者自欺。但是请注意：在动身去泽西城之前，她独自一人在华盛顿的万豪酒店度过了一晚，数着她随身带来的那些高效安眠药，检查着酒店客人用来垫冰桶的那个小塑料袋。可以轻松地说“是的，可她并没有真的去自杀，对吗？”，并且认为她不过是在自我表演、自我怜悯、自我欺骗以及若干其他病态的自我这样自我那样。然而，自述人坚持要说的是，那晚帕蒂非常难过，前所未有地难过，不得不强迫自己去想她的孩子们。她痛苦的程度或许不及沃尔特，但她确实非常痛苦。而害她身处此境的人是理查德。理查德是唯一能够理解这一处境的人，唯一她在见到之后不会觉得羞愧得要死的人，唯一她确定仍然想要她的人。她已经毁掉了沃尔特的人生，对此她已无能为力，于是她想，她或许可以同样试着拯救自己的人生。但是同时，老实说，沃尔特让她非常生气。无论阅读她手稿中的某些页对他来说有多痛苦，她仍然相信他把她赶出家门的做法是不公正的。她认为他反应过度，错怪了她，他只是不愿承认他有多想摆脱她，走向他的女孩。帕蒂的愤怒还伴随着忌妒，因为那个女孩的的确确爱着沃尔特，而理查德却不是那种会的的确确爱着什么人的人（只除了，他对沃尔特的爱达到了一种令人感动的地步）。虽然沃尔特本人肯定不会这样看待问题，但是帕蒂觉得她有权利去泽西城，得到些许安慰和补偿，提振她的自尊，而这正是和一个自私的音乐人上床所能给予她的。自述人将略去帕蒂在泽西城的那几个月的种种细节，而只是承认，去挠她那时日已久的痒痒确实给她带来了强烈但短暂的快感，她还意识到，她其实希望在她二十一岁、理查德搬去纽约的时候，她就已经这样做了，然后在夏末时回到明尼苏达，看看沃尔特还愿不愿意要她。因为还请注意：每次在泽西城做爱，她都会想起她和她丈夫最后在乔治城她房间的地板上做过的那次。尽管沃尔特无疑认为帕蒂和理查德是漠视他感受的一对怪兽，但事实上他们从未能摆脱他的存在。比如，关于理查德是否应该遵守承诺，帮助沃尔特推进他的反人口过剩运动，他们不经思索就认为，理查德理所当然必须帮这个忙。不是出于愧疚，而是出于爱和敬重。要在名气更大的音乐人面前假装自己在意世界人口过剩，对理查德来说并不容易，考虑到这点，沃尔特应该从中看出些什么。事实是，帕蒂和理查德之间的一切都注定无法持久，因为他们无法不使对方失望，因为在对方眼中谁都不像沃尔特在他们两个眼中那样可爱。每次性爱之后帕蒂独自躺在那里，都会陷入悲伤和孤独之中，因为理查德将永远是理查德，而和沃尔特在一起，他们的故事总还有变化和加深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多么微小，实现的过程又是多么缓慢。当帕蒂从孩子们口中听说了他在西弗吉尼亚作的那番疯狂演讲，她彻底绝望了。看来沃尔特似乎只需要摆脱她就可以成为一个更加自由的人。他们的旧理论——他爱她、需要她的程度深过她爱他、需要他的程度——正好说反了。而现在她失去了她一生的挚爱。之后传来了拉丽莎身亡的可怕消息，帕蒂一时间感慨万千：一方面为沃尔特感到非常难过，非常地同情他；一方面为自己曾多次希望拉丽莎死掉而愧疚不已；同时突然害怕起自己的死亡；而希望沃尔特或许现在会让她回去的自私念头一闪而过，然后极度后悔来了理查德这里，因而确信沃尔特永远也不会让她回去了。只要拉丽莎活着，沃尔特就还有可能会厌倦她，但是一旦她不在了，帕蒂就彻彻底底没有了机会。她向来讨厌那个女孩，对此也从不讳言，所以她现在没有权利去安慰沃尔特。她知道，如果她利用这样一个悲伤的机会，试图拱回他的生活当中，那只会让她看上去可怕之极。她努力了好多天，想写一封与他的悲痛相匹配的吊唁信，但是位于他感情之纯粹和她感情之不够纯粹之间的那道鸿沟终究无法逾越。最后她所能想出的最佳做法，是通过杰西卡传达她的慰问，并希望沃尔特相信，她确实渴望安慰他，也希望他能够明白，既然都没有发来任何形式的吊唁，那么她也就永远无法和他沟通其他任何事情。因此，从她这方面而言，便有了这六年的沉默。自述人多希望她能够汇报说，一听到拉丽莎去世的消息，她就离开了理查德，但事实是她又停留了三个月。（不会有人误认为她是一个有决心、有尊严的人。）首先，她知道要过很久，也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她真正喜欢的人再次想要和她上床。其次，由于她失去了沃尔特，理查德正在以他那种坚定却不能令人信服的方式尽全力做个好男人。她没有非常爱理查德，但她确实为他这种努力而多少爱着他（尽管，即使在这点上，请注意，她其实爱的还是沃尔特，因为是沃尔特将这个做个好男人的想法放进了理查德的脑袋）。他像个丈夫那样坐下来吃她为他做的饭，强迫自己留在家里陪她看录像，承受她经常性的剧烈情绪波动，但是，她的到来恰与他再次苏醒的音乐创作渴望不期而遇，她对这当中的不便始终心知肚明——他需要整晚和乐队伙伴们待在外面，或者单独待在他的卧室，又或者出现在其他无数女人的卧室里——而尽管在抽象的意义上，她尊重他的这些需要，但她也无法控制地有她自己的需要，比如不在他身上闻到其他女人味道的需要。为了逃避这一切并挣些钱，她晚上去酒吧当女侍，调制的恰好是那些她一度嘲笑过的咖啡饮品。在家里，她非常努力地表现得随和而有趣，不讨人厌，但是没多久，她的处境就变得苦不堪言。关于这些事，自述人所说的恐怕早已远远超过她的读者所愿意听到的，因此她不打算向他讲述那一幕幕交织着琐碎的忌妒、相互的指责和被说破的失望的场景，那些让她和理查德最终不欢而散的场景。这让自述人想起她的祖国从越南撤离时的情形，最终，我们的越南朋友被从使馆房顶上扔下去，被从正在起飞的直升机上推下去，被抛下等待着残杀或野蛮监禁的命运。不过关于理查德，她要说的确实就只有这么多了，除了在这份文稿接近尾声的地方，还会有一点点他的消息。在过去的五年里，帕蒂一直居住在布鲁克林，在一家私立学校当教师助理，帮助一年级学生掌握语言技能，并兼任初中部垒球和篮球教练。她是怎样做起了这份待遇很差但除此之外几近完美的工作，详情如下。离开理查德后，她搬去威斯康辛，和她的朋友凯茜住在了一起，凑巧的是，凯茜的伴侣唐娜两年前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凯茜是一名公设辩护律师，唐娜则在一家妇女庇护所工作，两人合在一起才能挣到一份像样的收入，而总共拥有的睡眠时间也只够一个人好好休息。于是帕蒂主动提出做全职保姆，并且立刻爱上了这份工作。她们的名字是娜塔莎和塞莱娜，是两个优秀、出众的女孩。她们似乎天生有一种维多利亚时代的孩童的举止——就连她们的尖叫，当她们觉得迫不得已要尖叫时，也是在经过了些许理智思考之后才发出的。当然，两个女孩主要感兴趣的对象就是对方，她们总是在互相观察、互相询问、互相学习，比较各自的玩具或者晚饭，兴致勃勃但少有竞争或忌妒；她们似乎有着一种共享的聪明。当帕蒂和其中一个说话时，另一个也会聆听，带着一种尊重的神情，毫不胆怯。两岁大的孩子需要时刻不离的照看，但是帕蒂真的从来也不感到厌倦。事实是——想起这一点，她感觉好了一些——她善于和小孩子相处却不善于和青少年相处。孩子们获取运动技能、形成语言能力、参加社交、人格得到发展，这一系列奇迹般的变化都带给她深刻而持久的快乐，有时候，双胞胎一天一个样，进步清晰可见，她们对自己有多好玩丝毫不觉，对自己的需要却清清楚楚，对她这个保姆更是全然信任，这一切都让她兴奋不已。自述人不知道如何才能确切表达她的快乐，但是她看得出，关于她自己想要当妈妈的愿望，是她之前没有弄错的一件事。如果不是她父亲病倒了，她或许会在威斯康辛停留更长更长时间。她的读者一定也听说了雷的癌症，突如其来、扩散迅速。凯茜本身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她催促帕蒂赶在来不及之前回她韦斯特切斯特的家。帕蒂带着满心的害怕和担忧回去了，发现和她上一次踏进那里相比，她童年时代的家并没有多大变化。过期的竞选用品一箱箱地堆得更多了，地下室霉得更严重了，雷小塔般的《时报》推荐读物摞得更高、更摇摇欲坠了，乔伊斯那个从未尝试过的《时报》饮食版食谱活页夹变得更厚了，一沓沓没有读过的《时报》周日杂志变得更黄了，可循环利用物储物箱更加满溢了，乔伊斯想要成为花卉栽培爱好者的努力成果更加令人心酸地杂草丛生、乱七八糟了，她的世界观中那条件反射式的自由主义变得和现实世界更加格格不入了，她在大女儿面前的不自在表现得更加明显了，雷从嘲讽中获取快乐的方式变得更加莫名其妙了。他如今蔑视和嘲笑的主题是那迫近他的死亡。和其他一切不同，他的身体变化非常大。他变得消瘦羸弱，眼窝凹陷，面色苍白。帕蒂刚回来的时候，每天早晨他还要去事务所工作几个小时，但这种状况只再持续了一个星期。看到他病得这么重，她痛恨自己长期以来对他的冷淡，痛恨自己孩子气地拒绝和解。当然，并不是说雷就不再是雷了。每次帕蒂拥抱他时，他都会很快地拍拍她，然后抽走胳膊，让它们在空气中挥动，就好像他既不能回应女儿的拥抱又不好把她推开。为了将大家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开，他四处寻找其他可供嘲笑的话题——阿比盖尔的“表演艺术家”这一职业，他儿媳的宗教狂热（这点后文有更多描述），他妻子对纽约州政府这个“笑话”的参与，他在《时报》上读到的关于沃尔特的职业遭遇。“看起来你丈夫和一伙骗子搞到一起了，”某天他说，“好像他本人也多少是个骗子。”“他不是骗子，”帕蒂说，“显然不是。”“尼克松也这样说过。我记得他那篇演说，就像昨天才听过一样。美国总统向全国人民作出保证，说他不是骗子。那个词，‘骗子’，我忍不住想笑。‘我不是骗子。’这也太好笑了吧？”“我没有看那篇关于沃尔特的报道，但是乔伊说他们说得根本不公平。”“那么，乔伊是你那个信仰共和主义的孩子，对吗？”“他确实比我们保守些。”“阿比盖尔告诉我们，他和他的女朋友在她的公寓住过之后，她不得不烧掉她的床单。显然，上面到处都是斑斑点点。椅子上、沙发上也一样。”“雷，雷，我不想听这个！请试着记住，我可不是阿比盖尔。”“哈。读到那篇报道，我不由得想起了那个晚上，沃尔特对他的罗马俱乐部是那么的上心。他一直多少是个怪人。我向来都有这种印象。而我现在可以说出来了，不是吗？”“为什么，因为我们分开了？”“是的，是有这个原因。但我想的是，因为我活不了多久了，我或许可以怎么想就怎么说了。”“你向来都是怎么想就怎么说。从不克制。”这句话中有什么东西让雷笑了。“不是向来，帕蒂。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少。”“举出一件你曾想说但没说的事。”“我从来都不怎么善于表达感情。我知道这让你很难接受。或许所有人中最难接受的那个人就是你。和他们相比，你总是对所有事都那么当真。然后你在高中还遭遇了那次可怕的不幸。”“我的不幸在于你们处理那件事的方式！”听到这个，雷抬起一只手，以示警告，似乎要阻止帕蒂下一句不合情理的说法。“帕蒂。”他说。“可事实就是这样！”“帕蒂，只是……只是……我们都会犯错。我想说的是，我确实，呃，呃。我确实爱你。很爱你。只是我很难去表达它。”“那么我猜是我不走运了。”“我在认真和你说话，帕蒂。我在试着告诉你一些事。”“我知道，爸爸。”她说，忍不住哭了，泪水中有几分苦涩。他又一次做出那个拍拍她的动作，把手放在她的肩头，然后犹豫不决地拿开，让它悬在半空；她最终明白了，他不可能改变。他的病情日趋恶化，一名私家护士每天来来去去，而乔伊斯不断溜去奥尔巴尼参加“重要”选举，留下过于曲折复杂的道歉。帕蒂睡在她儿时的床上，再次阅读她喜欢的那些童书，同时向家中的凌乱开战。她没有费事去征得许可，直接扔掉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杂志和杜卡基斯[1]竞选时的一箱箱的印刷品。当时正是收到一本本种子目录的季节，她和乔伊斯都心怀感激地抓住乔伊斯对园艺的一时热情，并由此终于发掘出一个她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尽管如此，帕蒂还是尽可能地多陪伴在她爸爸身边，握住他的手，允许自己去爱他。她几乎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她的情感器官在重新布置它们自己，终于将她的自怜不加遮掩地呈现在她眼前，暴露出它全部的可憎，犹如她体内一处丑陋的紫红色肿瘤，需要被切除。在用去那么多时间听她爸爸嘲笑周遭的一切的同时——虽然那变得越来越无力和苍白——她不安地发现自己和他原来多么相像，也明白了为什么她自己的孩子对她的搞笑能力不怎么买账，为什么在为人母最关键的那几年里，强迫自己更多的和父母见面会好一些，因为那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她的孩子对她的反应。她那关于开创全新生活、一切从零开始、完全独立的梦想终究不过是个梦想。她是她爸爸的女儿。无论他还是她都从未真正想要成长，而现在，他们一起成长。雷的病情并没有让她像弟弟妹妹们那么不自在，那么恐惧，无需否认这一事实让一向好胜的她感到满足。还是个孩子时，她曾希望自己能够相信，他爱她胜过一切，而现在，当她紧紧握住他的手，试着帮他挨过一阵阵甚至连吗啡也只能缩短而无法使之消失的疼痛时，这愿望变成了事实，他们使它变成了事实，而这改变了她。在黑斯廷斯村的唯一神教堂举行的追悼会上，帕蒂想起了沃尔特父亲的葬礼。这次的葬礼也同样来了很多人——至少有五百。看上去，韦斯特切斯特的每一位律师、法官、现任公诉人和前公诉人都来参加了，那些为雷致悼词的人都说着同样的内容：他不仅是他们所认识的最能干的律师，也是最友善、最勤奋、最诚实的律师。他职业声誉的广度和高度让帕蒂晕眩，而对坐在她身旁的杰西卡而言，这一切都是个全新的发现；帕蒂已经能够预见到（事实证明，准确无误），杰西卡事后将会向她发起责难，公平的责难，为她剥夺了她了解外祖父的机会。阿比盖尔走上讲台代表家人致辞，她想要表现得风趣，出来的效果却是不得体和自说自话，然后，她利用失控的悲痛抽泣，部分地挽回了她的形象。直到家里人在葬礼结束后陆续离开时，帕蒂才看到后面几排长凳上坐了一百多个来自弱势群体的各色人等，当中大多数是黑人、拉美移民和其他少数民族，他们高矮不一，身着西服或裙装——显然是他们所拥有的最体面的衣服，耐心而庄重地坐在那里，显然比她更熟悉葬礼仪式。这些是雷以前为之提供过免费服务的老客户或者那些客户的家人。在随后的招待会上，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包括帕蒂在内的爱默生一家人面前，握住他们的手，看着他们的眼睛，简短地对雷为他们做过的工作表示感谢。为那些他拯救过的生命，扭转过的不公，以及表达出的善意。帕蒂并没有完全被这一切吹昏头脑（她深知在这个世上，行善的背后是家人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她还是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不由得想起了沃尔特。现在她只是感到后悔，在沃尔特为保护其他物种而斗争时，她却处处为难他；她发觉自己当初那样做是出于忌妒——忌妒那些鸟儿在他眼中那么纯粹地可爱，忌妒他拥有这种去爱它们的能力。她希望她现在可以走到他面前，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清楚地告诉他：我敬爱你，因为你的善良。她很快发现她尤其要感谢沃尔特的一点是他对金钱的淡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足够幸运地培养出自己对物质的淡漠，然后，就像幸运的人会拥有更多的好运气一样，她嫁给了沃尔特，她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地享受着他对物质的不贪婪，直到雷去世后，她被拽回到家人与金钱有关的噩梦当中。爱默生一家人，正如沃尔特多次告诉帕蒂的那样，代表着一种贫乏的经济。就他的喻意（也就是说，情感上的贫乏）而言，她有时候能够看出他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因为她是作为一个局外人长大的，没有参与家人对物质的竞争，所以她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雷的父母那份永远令人觊觎却又永远不可撼动的财产——贫乏的人为性——是她家人种种麻烦的根源。直到在雷的葬礼结束后的那段日子里，她逼迫乔伊斯作出明确说明，了解了爱默生家族位于新泽西的祖屋的故事，听说了乔伊斯如今发现自己所处的困境，她才彻底明白了过来。情况是这样的：作为雷在世的配偶，乔伊斯现在拥有了那座乡间庄园，那是六年前奥古斯特去世后由雷继承的。当帕蒂的妹妹们，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恳求雷“处理”那份地产（也就是说，卖掉它，把属于她们的那笔钱分给她们）的时候，雷当然能够一笑置之，不予理睬，但是现在他不在了，乔伊斯每天都要承受来自两个女儿的压力，而她却不具备承受这种压力的先天优势。然而，不幸的是，除去雷对祖宅在感情上的不舍这点之外，雷当初无法“处理”这份地产的其他原因仍然挡在她的面前。首先，如果卖掉祖宅，雷的两个兄弟就可以来理直气壮地要求分取一大部分房款。此外，那栋石头房子里现在住着帕蒂的弟弟埃德加和他的妻子加琳娜，以及他们很快就要增加成四个的孩子们，而且房子已被埃德加擅自进行的一系列“翻新”搞得不成样子，由于他没有工作，没有存款，又有很多张口等着要吃饭，所以到目前为止，“翻新”工作就只进行到局部随意拆毁这个程度。而且，埃德加和加琳娜威胁说，如果乔伊斯把他们赶出祖宅，他们就去以色列的西岸聚居点定居，带走乔伊斯这辈子唯一的几个孙子，靠一家设立于迈阿密的基金会的救济过活，而那家基金会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挑衅式宣传令乔伊斯极其不安。当然了，乔伊斯的噩梦是她自愿招来的。当年在学校里拿奖学金的她被雷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家庭出身、他的家族财富和他的社会理想主义所吸引。她不知道自己被卷入了一个怎样的家庭，不知道她最后将要付出的代价，不知道在以后的数十年里她将忍受种种令人厌恶的怪癖、孩子气的金钱游戏和奥古斯特专横无礼的对待。她，贫穷的布鲁克林犹太女孩，很快就用爱默生家的钱去西藏、马丘比丘以及埃及的几处地方旅游；与达格·哈马舍尔德[2]、亚当·克莱顿·鲍威尔[3]共进晚餐。像许多从政人士一样，乔伊斯不是个健全的人；她甚至比帕蒂还要不健全。她需要觉得自己非同一般，而嫁入爱默生家加固了她的这一感觉，当她开始生育孩子，她需要觉得她的孩子们也非同一般，唯有这样才能弥补她内心的某种欠缺。因此，便有了帕蒂童年的副歌：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别人家有保险，但是爸爸不信任保险。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后打零工，但是我们更希望你们去开发你们非同一般的天赋，追寻你们的梦想。别人家不得不为应付突发事件所需的款项发愁，但是祖父的钱意味着我们不必如此。别人要作现实考虑，要工作，要为将来存钱，但是就算祖父为慈善活动捐了那么多钱，外面仍然有一大罐金子在等着你们。多年来乔伊斯一直传递着这些信息，一直纵容她的孩子们的生活被它们扭曲，如今，面对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要求清算那份地产的压力，她用颤抖的声音向帕蒂坦白说，她觉得“不安”且“有一点点愧疚”。在过去，她用一些隐藏的方式表达着她的愧疚：不定期地转给两个女儿数目可观的现金，不去评判，比如说，类似阿比盖尔在某天深夜赶到垂危的奥古斯特的病床前，从他那里要到了最后一张一万美金的支票这样的行为（帕蒂从加琳娜和埃德加那里听说了这个把戏，他们认为这太不公平，但在她看来，他们更多地是在懊悔他们自己怎么没有想出这种好点子）。看到她妈妈一向隐藏于她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背后的愧疚，现在在大白天于她自己的孩子们面前表露无遗，帕蒂感到一种有趣的满足。“我不知道我和你爸爸做了什么，”她说，“我猜我们的确做了什么。我们的四个孩子当中有三个都没能作好准备……作好准备去，嗯，独立养活他们自己。我猜我……哦，我不知道。可是如果阿比盖尔再次要求我卖掉她祖父的房子……我猜，我想，我活该受这份罪，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猜，以我自己的方式，我多少是有责任的。”“你只不过需要勇敢地面对她，”帕蒂说，“你有权不受她的折磨。”“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会变得如此不同，如此独立，”乔伊斯说，“你似乎没有这些方面的烦恼。我是说，我知道你有烦恼。但你似乎要……更加坚强一些，不知怎么回事。”毫不夸张：这是帕蒂人生中最得意的十个瞬间之一。“沃尔特是个了不起的养家人，”她反驳说，“他是个好人。这一点不无帮助。”“那你的孩子们……他们……？”“他们像沃尔特。他们知道怎样去工作。乔伊可能是北美洲最独立的孩子。我猜他这点部分是受了我的影响。”“我真希望能多见见……乔伊，”乔伊斯说，“我希望……既然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我们已经被……”她发出一种奇怪的笑声，刺耳，非常的不自然，“既然我们已经被原谅了，我希望我能多了解他。”“我相信他也希望这样。他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很感兴趣。”“哦，不过，我可一点儿也不确定我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恰当人选。或许他应该和埃德加谈谈。”乔伊斯再次发出那种奇怪、不自然的笑声。其实，埃德加并没有比她们变得更像犹太人，除了在最被动的那些意义上。九十年代早期，他做了任何一个拥有语言学博士学位的人可能去做的事情：成为一名股票交易商。当他停止研究东亚语言的语法结构，投身股票交易，他很快赚到了一大笔钱，足以吸引并留住加琳娜，一个年轻漂亮的俄罗斯犹太人。他们刚一结婚，加琳娜俄式物质主义的一面就显现出来。她刺激埃德加去挣更大数额的钱，并将其花在了新泽西肖特山上的一栋大宅、皮草、昂贵的珠宝和其他富丽堂皇的物品上。有一阵子，通过经营自己的公司，埃德加成功耀眼，以至引起了平日里疏远而专横的祖父的关注，刚刚失去妻子的奥古斯特，或许是受早期老年痴呆症的影响，一时冲动，贪婪地允许埃德加更新他持有的股票，卖出他的美国蓝筹，大数额地投资于东南亚市场。当亚洲股票泡沫达到最高峰时，奥古斯特最后一次修改了他的遗嘱和信托基金，把他的股票投资留给了两个较小的儿子，而把新泽西的祖宅留给了雷，在当时看，这样的分配非常合理。但是埃德加做的更新工作却是靠不住的。亚洲金融市场的泡沫如期破裂，而之后没多久奥古斯特就去世了，帕蒂的两个叔叔几乎什么也没有继承到，而得益于新高速公路的开通和新泽西西北部的快速发展，庄园的价值却翻番了。雷用以抵挡两个弟弟对这份地产的合理要求的唯一方法就是留住房子，让埃德加和加琳娜住进去，而这两人也很愿意这样去做，因为埃德加自己的投资也惨遭失败，破了产。正是在这个时候，加琳娜犹太人的一面现身了。她拥护东正教传统，不再节育，生了一堆孩子，使她和埃德加的财务困境进一步恶化。对于犹太教，埃德加并不比家中的其他任何人抱有更大的热情，但他是由加琳娜塑造而成的，自破产以来，为了和睦相处，他变得更加听妻子的话。于是，哦，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是多么地憎恨加琳娜。这就是帕蒂要着手去为她妈妈处理的情况。只有她有这个资格，因为她是乔伊斯唯一一个愿意自食其力的孩子，而这带给她最奇妙、最愉快的感受：有她这样一个女儿是乔伊斯的幸运。帕蒂在这种感觉中陶醉了好几天，之后才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她正被拉回到恶劣的家庭模式中，再次和她的弟弟妹妹们一争高低。没错，之前当她帮着看护雷的时候，她已经感到了竞争的刺痛；但是没有人会出面质疑她陪伴雷的权利，而且就动机而言，她的良心是清白的。然而，和阿比盖尔共度一晚就足以让过往的竞争汁液再次四下流淌。在和泽西城一个非常高的男人同居期间，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像个下错了高速路的中年主妇，帕蒂买了双相当时髦的粗跟高跟靴，如今她选择穿着这双鞋去和她那个个子最矮的妹妹见面，这或许是她最不友善的那部分自我作出的决定。当两人从阿比盖尔的公寓走向后者常去的那家酒吧时，她高出了阿比盖尔一大截，就像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仿佛是为了弥补个头上的不足，阿比盖尔开始了她冗长的开场白——足足说了两个小时——这使帕蒂得以拼凑出一幅相当完整的她的人生画卷：她在某个已婚男子——现在对他的专门称谓是大白痴——身上浪费了她待嫁时光中最美好的十二年，想等着大白痴的孩子们读完高中，这样他就可以离开他的妻子，而后来他确实这样做了，却是为了一个比阿比盖尔更加年轻的女孩；她转而在那些蔑视异性恋的同性恋男人身上寻求更愉快的男性陪伴；她是数目庞大的半失业演员、剧作家、喜剧演员和表演艺术家群体中受重视且大方慷慨的一员；她的朋友圈中，大家都互相捧场，互相购买演出门票、参加筹款会，当中的大多数钱，追根溯源都是从诸如乔伊斯的支票簿这样的源头流下来的；作为一名波西米亚族，她的生活既不光彩夺目，也不非同凡响，但对于纽约市的运转而言，却是令人敬佩且必不可少的。看到阿比盖尔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了她的位置，帕蒂真的为她高兴。直到她们返回她的公寓去喝一杯“餐后酒[4]”，帕蒂提起埃德加和加琳娜这个话题，气氛才变得令人不快起来。“你去过新泽西的集体农场了吗？”阿比盖尔说，“见到他们的奶牛了吗？”“还没有，我准备明天去那里。”帕蒂说。“如果你运气够好，在你到达之前，加琳娜会忘记从埃德加身上摘掉项圈和皮带，那样子可是非——常的帅。非常有男子气概和宗教味。你绝对可以放心，她不会费事擦洗厨房地板上的牛粪。”于是帕蒂解释了她的提议，即乔伊斯卖掉祖宅，将所得房款的一半给雷的弟弟们，剩余的分给阿比盖尔、维罗妮卡、埃德加和她自己（即乔伊斯，不是帕蒂，帕蒂的财务利益是可以忽略的）。阿比盖尔边听帕蒂解释边不停地摇头。“首先，”她说，“难道妈妈没有告诉你加琳娜的那起车祸吗？她在十字路口撞了一名学校交通管理员。谢天谢地，只有那位穿着橘黄色马甲的老人，没有撞到小孩。她被她车后座上的小崽子弄得分了神，直对着那人就开了过去。这不过是两年前的事情，而且，当然了，她和埃德加让他们的汽车保险过了期，因为不这样就不是她和埃德加了。他们从不关心新泽西的法律，从不关心就连爸爸都有汽车保险。埃德加是觉得不需要，而加琳娜，虽然在这里生活了十五年，竟然说这里的一切都和俄——罗斯不一样，所以她根本不知道这回事。学校的保险公司赔偿了那位交通管理员，他现在基本上无法行走了，但是那家保险公司坚持向他们索赔，数额高得可怕。他们现在到手的每一分钱都会直接进那家保险公司。”有趣的是，乔伊斯并没有向帕蒂提起这个情况。“这个嘛，或许就应该这样，”她说，“如果那个人成了残疾，那么他就应该得到那笔钱。不是吗？”“而这就表示他们仍然要跑去以色列，因为他们根本没钱。这个我可不在乎——沙扬娜拉！但要劝妈妈接受，那就祝你好运了。她比我更喜欢那些小崽子。”“那么，为什么你也不同意这个安排呢？”“因为，”阿比盖尔说，“埃德加和加琳娜根本就不该得那一份，因为他们已经在那里住了六年了，而且把那里搞得一团糟，还因为反正那笔钱也只会被转走。难道你不觉得应该把它分给能够真正使用它的人吗？”“听上去那个交通管理员用得到它。”“他已经得到赔偿了。现在是那家保险公司在追债，而这些公司本身是有这方面的保险的。”帕蒂皱起了眉。“至于那两个叔叔，”阿比盖尔说，“在我看来，是他们自己不走运。他们有点儿像你——他们逃走了。他们不必像我们那样让爷爷毁掉每个节假日。爸爸生前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过去那里，吃奶奶做的那些难吃又不新鲜的山核桃饼。我可不记得看到过叔叔们这样做。”“你是说你觉得我们应该为此得到报酬？”“为什么不呢？有报酬总比没报酬好。反正叔叔们也不需要这笔钱。没有它他们已经过得非——常好了。可是对于我，对于罗妮，那却是可以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哦，阿比盖尔！”帕蒂叫了出来，“我们永远也没法好好相处，是吗。”或许是在她的声音中捕捉到了一丝怜悯，阿比盖尔摆出一副愚蠢、刻薄的表情。“我可不是逃走的那个，”她说，“不是鼻孔朝天、连个玩笑都开不起的那个，不是嫁给了超人类大好人明尼苏达正直怪异的自然爱好者先生、连假装不恨我们都不肯的那个。你以为你做得有多么好，你以为你多么高人一等，而现在超人类好好先生不要你了，出于某些无法解释但显然和你那优秀的个人品质无关的原因，你以为你就可以跑回来，成为可爱友善大使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姐。这一切真是非——常有趣。”在回应这番话之前，帕蒂确保自己深呼吸了好几次。“就像我说的，”她说，“我想我和你永远都无法好好相处。”“我现在不得不每天给妈妈打电话，”她说，“这都是因为你在那里捣乱，想要破坏一切。一旦你离开，去管好你自己的事，我就不会再去烦她。一言为定？”“这怎么就不是我的事了？”“你自己说你不关心这笔钱。如果你想拿到你的那份，把它给叔叔们，那没问题。如果那样做让你自我感觉优越、正直，那也没问题。但请不要来对我们指手画脚。”“好的，”帕蒂说，“我想我们差不多说完了。只是——为了确保我的理解是正确的——你认为，通过从雷和乔伊斯那里拿钱，你这辈子都一直在帮他们的忙？你认为，雷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帮了他父母的忙？而为了所有这些了不起的帮忙，你应该得到报酬？”阿比盖尔扮出另一种奇怪的表情，像是在思考这番话。“是的，就是这么回事！”她说，“你说得太好了。这就是我的想法。而正因为你会觉得这个想法奇怪，所以这一点儿也不关你的事。到了现在，你就和加琳娜差不多，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一分子了。只不过你似乎仍然自以为是。所以请你别去烦妈妈了，让她自己作出决定。我也不希望你去和罗妮谈这事。”“我跟不跟她谈和你没关系。”“和我关系大了，而且我现在正在告诉你，别去烦她。你只会让她困惑。”“你是在说智商，好像，一百八的罗妮？”“自从爸爸去世，她情绪就一直不对头，而且你也没有理由去折磨她。我怀疑你不会听我的，但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比起你，我和罗妮一起度过的时间要多上一千倍。请试着体贴些。”第二天早晨，帕蒂来到新泽西，曾经打理得当的爱默生祖宅如今看上去就像沃克·伊文斯[5]镜头下的情景和十九世纪俄罗斯风光的某种混合。一只奶牛正站在网球场中央，而球场现在已经没有了网，塑料边线也已磨损、扭曲。埃德加正开着一辆小拖拉机在从前的牧马场上犁地，每隔上五十英尺左右，拖拉机就会陷入被春雨浸透的土壤，慢慢地停下来。他穿着一件沾满泥点的白色衬衫和一双糊了层厚厚泥浆的橡胶靴；他增添了不少脂肪和肌肉，不知怎的，让帕蒂想起了《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他扔下斜陷在地里的拖拉机，一路踩着泥巴，费力地走到帕蒂停车的地方。他解释说他正在种土豆，很多很多土豆，这样明年一家人就可以更好地做到自给自足。现在是春天，去年的收成和鹿肉存货已经吃光了，全家人正极大地依赖着犹太教会堂派发的食物礼券度日：谷仓门外的地上堆着一箱箱罐头、批发装干麦片和一包包裹着收缩薄膜的婴儿食品。一些包装是撕开的，局部还瘪了下去，让帕蒂觉得这些食物已经经受了一段时间的风吹雨打，而没有被搬进谷仓里去。虽然房子里乱糟糟地堆满了玩具和脏碗碟，闻起来也确实有一丝牛粪味，但是雷诺阿的彩色蜡笔画、德加的素描和莫奈的油画都依旧挂在原来的位置。加琳娜立刻把一个友好、温暖、可爱但不是非常干净的一岁孩子递给帕蒂，她本人的肚子已经很大了，正用呆滞的佃农眼光审视着眼前的情景。帕蒂在雷的葬礼那天见过加琳娜，不过几乎没有和她交谈。她是那种淹没在孩子堆里的不知所措的妈妈，头发凌乱，双颊发红，衣衫不整，肥肉外露，但是如果她能抽出几分钟来收拾一下，她一定仍然可以很漂亮。“谢谢你来看我们，”她说，“现在我们出门是个大难题，安排车辆等等的，一大堆麻烦事。”在能够开始处理此行的事务之前，帕蒂不得不先跟怀里的小男孩玩了一会儿，和他蹭鼻子，逗他笑。她有个疯狂的想法，那就是她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减轻加琳娜和埃德加的负担，自己也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仿佛是感觉到了她的这个意愿，他拉着她的手盖住她的整张脸，还高兴地拉扯着她的五官。“他喜欢他的姑姑，”加琳娜说，“他消失了很长时间的帕蒂姑姑。”埃德加脱掉胶靴，从后门走了进来，穿着厚厚的灰色袜子，袜子上也满是泥浆而且有破洞。“你想吃点提子麦麸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吗？”他说，“我们还有格格脆。”帕蒂说不吃，然后在餐桌旁坐了下来，她的侄子坐在她膝头。其他那几个孩子也一样可爱——黑眼睛，好奇，胆大却不粗鲁——她明白了乔伊斯为什么那么喜欢他们，不想让他们离开祖国。总而言之，在和阿比盖尔进行过那样不愉快的对话之后，帕蒂很难把眼前这一家看作恶人。相反，他们似乎更像是森林中的孩子。“那么跟我说说你们打算以后怎么生活。”她说。埃德加显然已经习惯了让加琳娜代他发言。他坐在一旁弄掉袜子上干了的泥巴块，与此同时，加琳娜解释说，他们耕作得越来越好了，他们的拉比和犹太教会堂也很支持他们，埃德加马上就可以拿到许可证，用爷爷种的葡萄酿制符合犹太教规的葡萄酒，而且猎物也很多。“猎物？”帕蒂说。“鹿，”加琳娜说，“多到你无法相信。埃德加，去年秋天你猎到了多少？”“十四只。”埃德加说。“在我们的地产上就有十四只！它们不断地来了又来，多极了。”“可问题是，”帕蒂说，努力回想吃鹿肉究竟符不符合犹太教规，“这并不真是你们的地产。现在算是乔伊斯的了。而我在想，既然埃德加那么会做生意，他回去工作是不是更合理呢？有份真正的收入，这样乔伊斯就可以自己决定要怎么处理这个地方了。”加琳娜坚决地摇摇头。“可是有保险的问题。保险公司会拿走埃德加挣到的所有钱，我都说不清有几十万。”“是的，但是如果乔伊斯卖掉这个地方，你们俩就可以还清保险那笔钱，我是说保险公司那笔，然后你们可以从头开始。”“那人是个诈骗犯！”加琳娜说，眼中冒火，“你听说那个事故了，我猜？那个交通管理员是个不折不扣的诈骗犯。我只不过轻轻地撞了他一下，只不过碰了碰他，现在他就没法走路了？”“帕蒂，”埃德加说，当用居高临下的口吻说话时，他听上去非常像雷，“你真的不了解情况。”“抱歉……什么情况？”“你爸爸希望把庄园留下，”加琳娜说，“他不想让祖宅落入讨厌、下流、只会创作所谓‘艺术’的戏剧制作人手中，或者收费高昂的心理医生手中，他们拿了你小妹妹的钱，却从未能让她好过一些。像现在这样，我们可以一直拥有庄园，你的叔叔们会忘记它，如果以后真有需要，而不是为了什么让人恶心的‘艺术’和骗子心理医生，乔伊斯总还是可以卖掉庄园的一部分。”“埃德加，”帕蒂说，“这也是你的打算？”“是的，基本上是。”“好吧，我猜你是真的非常无私。守卫着爸爸遗愿的火苗。”加琳娜凑到帕蒂脸前，像是为了帮助她理解。“我们有这些孩子，”她说，“我们很快就有六张嘴要吃饭了。你的妹妹们以为我想去以色列——我不想去以色列。我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好。我们养育了这么多孩子，而你的妹妹们却不肯生养，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应该为此得到称赞吗？”“他们确实像是些好玩的孩子。”帕蒂承认道。她的侄子在她怀中睡着了。“所以就这样吧，”加琳娜说，“只要你愿意，可以随时过来看看孩子们。我们不是坏人，也不是怪人，我们喜欢有客人来。”帕蒂开车回到韦斯特切斯特，感觉失望而灰心，用观看电视转播的篮球比赛安慰自己（乔伊斯在奥尔巴尼）。第二天下午，她又进城去看望维罗妮卡，家里最小的孩子，也是他们当中受损最严重的一个。维罗妮卡总是给人一种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感觉源于她黑色的眼睛、纤细的身体、树林中的精灵一般的模样，而她以种种自我损毁的方式，包括厌食、滥交、酗酒，适应了她的这一外表。现在，她的这些特征已经基本不见了——她胖了一些，不过不是胖子的那种胖；她让帕蒂想起她以前的朋友伊丽莎，毕业很多年后，她有一次在拥挤的车管所办公室瞥到过她——而她那种游离于世界之外的感觉更多地体现在了精神上：和世俗逻辑缺乏对接，以一种局外人的娱乐态度观看着在她之外的某个世界的存在。她曾经在绘画和芭蕾舞两个方面都表现得很有前途（至少乔伊斯是这样认为的），也得到过很多配得上她的年轻人的示爱、追求，但是之后却受到严重的抑郁症频频发作的打击，和她相比，帕蒂的抑郁症简直就像秋天坐在干草车上在苹果园里游玩。据乔伊斯说，她目前在一家舞蹈公司做行政助理。她住在勒德洛街一栋家具稀少、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虽然事先打过电话，但帕蒂似乎还是打搅了她做某种深度冥想练习。她为帕蒂打开楼门，并让她的正门大敞着，帕蒂进到卧室才看到这个坐在瑜伽垫上、穿着褪色的莎拉劳伦斯学院健身服的妹妹；她年轻时那种舞者的柔软已发展成瑜伽练习者那种相当令人吃惊的柔韧度。她显然不欢迎帕蒂的到来，帕蒂不得不在她的床上静坐了半个小时，绝望地等待自己的寒暄得到回应，最后，维罗妮卡终于调整好状态接受姐姐的出现。“漂亮的靴子。”她说。“哦，谢谢。”“我不再穿皮鞋了，但有时候看到好看的皮靴，我仍然想念它们。”“是吧。”帕蒂鼓励地说。“你介意我闻闻它们吗？”“我的靴子？”维罗妮卡点点头，爬过来嗅靴子上端的味道。“我对气味非常敏感。”她说，幸福地闭上了眼睛，“这就和培根一样——虽然我不再吃它了，但我仍然喜欢闻它的味道。这味道如此强烈，几乎就像含在嘴里一样。”“是吧。”帕蒂鼓励着。“就我的修习而言，这就好比不必去拥有蛋糕，也不必吃掉它。”“没错，我看得出。这很有趣。虽然你或许从来没吃过皮革。”这话让维罗妮卡大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她变得挺像个妹妹。和家中雷之外的其他任何人不同，她问了很多关于帕蒂的生活、关于最近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问题。她觉得无比好笑的部分恰好就是帕蒂的故事中最令她痛苦的部分，而一旦帕蒂习惯了妹妹对她失败婚姻的嘲笑，她就能够看出，听一听她生活中的烦恼对维罗妮卡很有帮助。这似乎为她证实了关于家庭的某种真相，让她得以放松。可是随后，喝绿茶的时候——维罗妮卡强调说她每天至少喝一加仑绿茶——帕蒂提起了祖宅的事，妹妹的笑声于是变得更加模糊，更加微妙。“说真的，”帕蒂说，“你为什么要为那些钱去烦乔伊斯呢？如果只有阿比盖尔催她，我想她还能应付，但是你也这样做，真的让她很不舒服。”“我觉得妈妈不需要我帮忙来让她不舒服，”维罗妮卡说，觉得挺好笑，“她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好吧，你让她更加不舒服。”“我不觉得。我认为我们造就了自己的天堂和地狱。如果她不想那么不舒服，她可以卖掉那房子。我所要求的不过是有足够的钱，这样我就不必去工作了。”“工作有什么不好的？”帕蒂说，同时听到沃尔特曾经问过她的类似问题的回音，“工作有助于培养自信。”“我可以工作，”维罗妮卡说，“我现在就有工作。我只是更情愿不去上班。那份工作很无聊，他们像对待一个秘书一样对待我。”“你就是个秘书。你或许是纽约城智商最高的秘书。”“我只是期望着可以辞职不干。就是这样。”“我确定乔伊斯愿意出钱让你回学校，然后找份更加适合你才能的工作。”维罗妮卡笑了。“我的才能似乎不是这个世界感兴趣的那种。所以说如果我能够自行使用我的才能，那样会更好。我真的只是想不被打扰，帕蒂。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愿望。不被打扰。不想让吉姆叔叔和达德利叔叔得到任何东西的人是阿比盖尔。我只要能付得起我的房租，我才不介意呢。”“乔伊斯可不是这样说的。她说你也不希望把钱分给两个叔叔。”“我只是在帮阿比盖尔得到她想要的。她想组建属于她自己的女子喜剧团，去欧洲表演，那里的人会欣赏她。她想住在罗马，受人尊敬。”又是那种笑，“而我对此完全没有意见。我不需要那么经常地和她见面。她对我不错，但是你知道她说话的那种神气。和她度过一个傍晚后，我最后总是会觉得，独自度过那个傍晚或许会更好。我喜欢独自一人。我情愿能不受干扰地想着我要想的事。”“所以你折磨乔伊斯是因为你不想和阿比盖尔见那么多面？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减少和她见面呢？”“因为有人告诉我，谁都不见不怎么好。她有些像房间里开着的电视机，给我做个伴。”“可你刚刚说，你不喜欢和她见面！”“我知道。这很难解释。我在布鲁克林有个朋友，如果减少和阿比盖尔见面，我或许可以多见见她。这似乎也没有问题。其实，当我想一想之后，我十分确定这样做没有问题。”想起她那个朋友，维罗妮卡笑了。“可是为什么埃德加就不能像你这样想呢？”帕蒂说，“为什么他和加琳娜不能继续住在那里呢？”“恐怕没有原因。你也许是对的。加琳娜无疑让人吃不消，可是我估计埃德加知道这点，我想这正是他娶她的原因——让她来对付我们。这是他作为这家里唯一的男孩对我们的报复。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我不用见她，我就真的不在乎，但是阿比盖尔受不了这个。”“所以基本上，你是为了阿比盖尔才这么做的。”“她想要东西。我自己虽然不想要，但我愿意帮她去争取。”“除了你想要足够的钱，那样你就永远不必工作了。”“是的，那肯定会不错。我不喜欢给人做秘书。我尤其不喜欢接电话。”她笑了，“我觉得人们通常都说得太多了。”帕蒂觉得她像是在对付粘在手指上的一大团巴祖卡口香糖；维罗妮卡的逻辑线不仅对帕蒂具有无限的弹力和黏度，它们自己之间也一样纠缠不清。后来，在坐火车出城回家的时候，帕蒂第一次意识到她的父母比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包括她自己，要富有和成功多少倍，而又是多么奇怪，没有一个孩子继承了一星半点乔伊斯和雷的社会责任感，而他们可是一辈子都受到这种责任感的鼓舞的。她知道乔伊斯为此感到愧疚，尤其是对可怜的维罗妮卡，但是她也知道，有这样几个不像话的孩子对乔伊斯的自尊一定是可怕的打击，而乔伊斯或许把孩子们的古怪和无能归咎于雷的基因，老奥古斯特·爱默生的诅咒。接着，帕蒂突然想到，乔伊斯的政治事业并不仅仅造成或加剧了她的家庭问题，它同时也是她从这些问题中逃脱的方式。回首过去，帕蒂从乔伊斯抛开家庭去从政，在为这个世界做些事的同时也拯救她自己的决心中，看到了某种令人心酸，或者甚至值得敬佩的东西。而且，作为一个也像她那样采取极端手段去拯救自己的人，帕蒂终于明白，不光是乔伊斯有幸有她这样一个女儿，她也同样有幸有乔伊斯这样一个妈妈。然而，还有一件事是她不理解的。那天下午，当乔伊斯从奥尔巴尼回来，对使得州政府瘫痪的共和党议员们怒气冲冲时（雷，唉，已经不会再在一旁取笑她，说民主党人也对这样的瘫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帕蒂带着一个问题在厨房里等着她。乔伊斯刚刚脱掉雨衣，她就问出了口：“你为什么从不去看我的篮球比赛？”“你说得对，”乔伊斯立刻说道，就好像她等这个问题等了三十年，“你说得对，说得对，说得对。我应该多去看你的比赛。”“那你为什么没这样做？”乔伊斯想了想。“我无法解释，”她说，“只能说我们当时有很多事需要忙，我们不能什么事都去参加。作为父母我们犯了错。而你现在或许也犯了一些错。你或许能够理解一切会变得多么混乱，多么忙碌。想要面面俱到是多么困难。”“可问题是，”帕蒂说，“你有时间去做其他事。唯独不去看我的比赛。我不是说每一场比赛，我是说任何一场比赛。”“哦，为什么你要现在提起这事呢？我说过了，我抱歉我犯了错。”“我不是在指责你，”帕蒂说，“我只是问问，因为我的篮球真的打得很好。我真的，真的打得很好。作为母亲，我犯的错或许比你还要多，所以这不是批评。我只是在想，看到我有多出色应该会让你高兴。看到我多么有天赋。那应该会让你为自己感到高兴的。”乔伊斯看向别处。“我猜我一向不喜欢体育运动。”“但你去看埃德加的击剑比赛。”“没几次。”“比去看我比赛的次数多。而且你似乎并不是有多喜欢击剑，埃德加似乎也没有多出色。”乔伊斯的自我控制通常都是完美的，她走到冰箱前，拿出一瓶帕蒂昨夜几乎已经喝完的白葡萄酒。她把剩余的酒倒进果汁杯里，喝掉一半，笑了笑自己，又喝掉另外一半。“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妹妹们不能做得好一些，”她文不对题地说，“但是阿比盖尔有次跟我说了件有趣的事。一件可怕的事，现在想起来我仍然想哭。我不应该告诉你，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相信你不会把这些事挂在嘴边。当时阿比盖尔……喝得烂醉。那是很久以前，当时她还在努力想要成为一名戏剧演员。有个很好的角色，她以为她会被选中，但她没有。我试着鼓励她，并告诉她我相信她的天赋，她只需要继续努力。然后她对我说了最可怕的一句话。她说就是因为我她才失败的。我，除去支持她之外什么也没做，没做，没做。可她就是那么说的。”“她解释了为什么那么说吗？”“她说……”乔伊斯忧伤地望向窗外她的花园，“她说她无法成功的原因是，如果有一天她成功了，我会从她那里抢走它。它会变成我的成功，而不是她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但这就是她的感觉。而为了告诉我她的这种感觉，为了让我继续受折磨，为了不让我认为她一切都好，她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不成功。哦，我仍然无法忍受想起这些话！我告诉她不是这样的，我希望她相信我，因为那不是真的。”“好吧，”帕蒂说，“听起来确实让人难受。但这和我的篮球比赛有什么关系？”乔伊斯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只是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我当时正在成功，妈妈。这就是怪异的地方。我当时正如日中天。”这时，突然间，乔伊斯的脸可怕地扭曲了。她又一次摇摇头，似乎心怀厌恶，同时竭力忍住眼泪。“我知道你在成功，”她说，“我应该去看你的比赛。我为此责怪我自己。”“你没去看其实真的没关系。从长远看，或许可以说更好。我只是出于好奇想问问为什么。”长久的沉默之后，乔伊斯总结道：“我想我的人生并不总是幸福的，或者说轻松的，或者说完全是我想要的。在某个时刻，我只能努力不去过多地想某些事，不然，它们会让我心碎。”这就是帕蒂从她那里得到的全部解释，当时或者以后。不是很多，也没有解除任何疑惑，但也只能如此了。也是在那个傍晚，帕蒂向乔伊斯说了她的调查结果，并为她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乔伊斯不断顺从地点着头，全盘接受了她的建议。祖宅将被卖掉，乔伊斯会把售款的一半分给雷的弟弟们，然后把剩余当中属于埃德加的那部分放在一个基金名下，他和加琳娜可以从中提取足够的生活费（前提是他们不能移民），并一次性分给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一大笔钱。帕蒂最终接受了七万五千美金，想用这笔钱开始新的生活，而不必从沃尔特那里寻求资助。想到那片空旷的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将因为她的这个方案而注定被分割、开发，有那么一瞬，她对沃尔特感到内疚。她希望沃尔特能够理解，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下，那些因她而失去家园的食米鸟、啄木鸟和金黄鹂的共同不幸，并不比出售土地的这家人的不幸严重多少。关于她的家人自述人要说的是：这笔他们觊觎已久的钱，曾为之野蛮争夺的钱，并没有完全被他们浪费。尤其是阿比盖尔，一旦有了一定的财力供她在波西米亚圈子里挥霍，她的事业就开始繁荣发展了。现在每次在《时报》上看到阿比盖尔的名字，乔伊斯都会给帕蒂打电话；她和她的剧团显然在意大利、斯洛文尼亚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大受欢迎。而维罗妮卡终于可以在她的公寓、在州北部的一家修行会所以及在她的画室里独处了，而她的画作，尽管在帕蒂看来晦涩内向、从未最后完成，却将被后世视为天才之作。埃德加和加琳娜搬到了纽约克亚斯乔尔一个东正教氛围极其浓郁的社区，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第五个），也似乎没有主动给任何人找任何麻烦。每年，帕蒂会和他们所有人，除了阿比盖尔，见上几次面。当然，她的侄子和侄女是主要的乐趣来源，不过最近，她也陪乔伊斯去参加了一次英国园艺旅行，而她也玩得比她原以为的要开心，同时，她和维罗妮卡也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笑点。然而，她主要还是在过她自己的小日子。她仍然每天在展望公园跑步，但她不再沉迷于锻炼或任何其他东西。现在，一瓶酒够她喝两天，有时候三天。在学校里，她幸运地处于不必直接和家长们打交道的位置，要知道，如今的家长比当初的她还要疯狂和咄咄逼人。他们似乎认为，学校应该帮助一年级学生，提前十年，准备大学申请论文的草稿，并为SAT考试建立词汇基础。但是帕蒂可以把孩子们单纯当成孩子来对待——当成有趣、基本上还未被污染的小小个体，急着掌握写作技能，以便能够去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帕蒂一小组一小组地教他们，鼓励他们这样去做，而他们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小，不至于等到长大了的时候，当中的一部分或许记不起伯格伦德太太了。中学的孩子们肯定应该记得她，因为这是她的工作中最讨她自己喜欢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教练，把她自己当年的教练曾经给予她的全身心的奉献、严厉的爱和如何进行团队合作的教导传递下去。学年里的几乎每一天，放学之后，有那么几小时，她可以消失、忘掉自己，可以再次成为女孩中的一员，爱将她和赢得比赛的使命结为一体，她一心一意地渴望队员们胜出。尽管她没能成为最好的那个人，但一个让她在人生相对迟暮的时刻，仍然能够这样做的宇宙不能说是个全然残酷的宇宙。夏天不怎么好过，毫无疑问。夏天是陈年的自怜和好胜又涌进她体内的日子。帕蒂两次强迫自己参加城市公园管理局的志愿工作，和孩子们去户外活动，但事实证明，她极其不擅长管理六七岁以上的男孩，而且她很难让自己对单纯为了游戏而游戏的活动感兴趣；她需要一个真正的团队，她自己的团队，去遵守纪律、专注于取胜。学校里那些对派对如痴如醉的较年轻的单身女老师们（那些像喜欢在洗手间呕吐、喜欢下午三点在会议室喝龙舌兰酒一样喜欢派对的人），到夏天全都不见了人影，而独自读书，或者边听乡村音乐边打扫她那小小的、已经很干净的公寓的时间就只有那么多，日子久了免不了也想出去好好玩一玩。她的两段所谓恋情都是在夏天那几个月里开始的，对象是学校里比她年轻很多的男同事，两次交往都时断时续，她的读者肯定不想听到详情，反正主要也不过是尴尬和难受的对话。过去的三年里，凯茜和唐娜好心地让她在威斯康辛度过了整个七月。当然了，她的精神支柱是杰西卡。事实上，她是如此依赖女儿，以至于她非常小心地防止自己做过头，防止自己的需要淹没了女儿。杰西卡是条工作犬，不是像乔伊那样的展示犬。一旦帕蒂离开理查德，在道德上重新获得了一定的可尊重度，杰西卡就把修复她的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办。她的很多建议相当平常，但是出于感激和后悔，当定期在周一和女儿共进晚餐时，帕蒂总会听话地向女儿汇报她的进展。虽然她对生活的了解要比杰西卡多许多，但相应地，她犯下的错误也多了许多。她没怎么费力就让女儿感到自己是重要的、有用的，而且她们的谈话直接为她带来了她目前的这份工作。一旦她重新站稳脚跟，她就可以回头去支持杰西卡，但是在这方面，她同样也得非常小心。当她读过女儿写的一篇过于诗意、满是可以轻松加以改进的句子的博客文章，她允许自己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好文章！！”当杰西卡爱上了一个音乐人，那个从纽约大学退学的孩子气的鼓手，帕蒂不得不忘掉她对音乐人的所有了解，多少默认了女儿在这方面的看法，即近年来，人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那个年龄的人，甚至包括男音乐人，已经和帕蒂这个年龄的人完全不一样了。接着，当杰西卡被缓慢然而彻底地伤了心，帕蒂只能佯作震惊，就像完全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奇怪的结局。虽然这样做并不容易，但她愿意作出努力，部分原因在于，杰西卡和她的朋友们确实与帕蒂及她这代人不怎么一样了——对于她们，世界如今看上去更加可怕，通往成年的道路更加坎坷，回报也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但主要是因为她现在依赖杰西卡的爱，为了把女儿留在她的生活中，她愿意做任何事。她和沃尔特的分居带来了一个不容辩驳的好处，那就是拉近了姐弟间的关系。在帕蒂离开华盛顿后的那几个月里，她注意到，她只告诉给其中一个的消息，两个人却都知道，她由此判断他们经常通话，而且不难猜测，通话内容应该就是他们的父母多么缺乏建设性，多么的自私和令人难堪。即便在杰西卡原谅了沃尔特和帕蒂之后，她也仍然和她的战友保持着紧密联系，她已经在战壕中和他结为盟友。帕蒂一直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姐弟俩怎样调和他们个性上的尖锐冲突，毕竟，她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糟。关于杰西卡那个鼓手小男友的口是心非，乔伊似乎格外有洞察力，他为姐姐解释了几件帕蒂认为最好不要去解释的事情。而立志非要在某件事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乔伊，一直以来在一个为杰西卡所赏识的领域大放光彩，这当然也很有帮助。并不是说再也没有让杰西卡想要翻眼睛或者为之竞争的事情。比如，沃尔特利用了他在南美的关系，恰好在非全日光咖啡大受欢迎的时候引导乔伊介入了这一行，而在女儿选择的文学出版行业，无论是沃尔特还是帕蒂，都帮不上忙，对此，杰西卡就难以释怀。她像她爸爸一样，投身于一份正在走下坡路、濒危且无利可图的事业，而乔伊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有钱人，这令她感到沮丧。她也无法掩饰对康妮的忌妒，因为她可以和乔伊一起环游世界，他们游览的那些热带国家，正好是对多元文化充满兴趣的她也无限向往的国度。但是杰西卡确实，尽管很勉强，欣赏康妮在推迟要小孩这点上所表现出的精明；还有人听到她承认说，康妮作为一个“中西部人”还蛮会穿衣服的。无可否认的是，在树荫下种植咖啡确实更有利于环境，尤其有利于鸟类，乔伊宣传这一事实，并且精明地进行了市场推广，理应得到赞扬。换句话说，乔伊相当漂亮地赢了杰西卡，而这也是帕蒂如此努力地去做女儿朋友的另一个原因。自述人希望她可以汇报说，她和乔伊之间也一切都好。唉，并非一切都好。乔伊仍然在帕蒂面前竖起一道铁门，一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冰冷、更加难以突破的门，她知道只有当她能够向儿子证明她已经接受了康妮，这道门才会向她敞开。可是，唉，虽然帕蒂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学会爱康妮却不在此列。康妮勤勉地尝试了每一种做个好儿媳的方法，而这却让一切变得更糟。帕蒂打心眼儿里感觉到，康妮并不是真的喜欢她，就像她也并不喜欢康妮那样。康妮对待乔伊的方式里有某种东西，某种无情的占有性、竞争性和排他性，某种不对头的东西，让帕蒂毛发倒竖。虽然她想在每方面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她已经开始悲哀地意识到，这个理想很可能是无法企及的，而她的失败将永远横在她和乔伊之间，无休止地为她在他身上犯下的错误而惩罚她。不必说，乔伊对帕蒂非常有礼貌。他每星期给她打一次电话，还记得她同事和心爱的学生的名字；他发出有时也接受邀请；在他对康妮的忠诚许可的范围之内，也扔给她一星半点的关注。过去两年里，他甚至开始偿还，带着利息，她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的那些钱——那些她非常需要，无论从实际角度还是从感情角度，因而无法拒绝的钱。但是他内心的那道门却对她上了锁，她无法想象，在怎样的情况下它才会再次开启。或者，准确地说，她其实只能想象出一种情况，自述人担心她的读者不想听这个，但无论如何她还是要说。她能够想象，如果她能设法再次和沃尔特一起生活，再次在他的爱里找到安全感，早晨从他们那温暖的床上起身，晚上又睡回去，想着自己再次成为他的人了，那么她或许最终可以谅解康妮，可以在她身上看到那些其他人都觉得如此有吸引力的品质。她或许会高兴地在康妮的晚餐桌旁坐下，她的心或许会因乔伊对妻子的忠诚和专注而倍感温暖，而乔伊或许会相应地稍稍为她打开心门，只要她能在晚餐后和沃尔特一起回家，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知道她已得到了宽恕。但是当然，这是一幕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情景，无论怎样去扩展公平的涵义，她都不配得到。自述人现在五十二岁了，看上去也就是这个年龄的人。她的经期最近变得奇怪和不规律。每年到了报税的时候，她就觉得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似乎比之前一年短了一些；年复一年，日子单调而相似。沃尔特还没有和她离婚，她能够想到几个令人失望的原因——他或许，比如说，仍然痛恨她，所以无法让自己和她有哪怕一点点联系——但是她的心却固执地从他没有和她离婚这个事实中汲取勇气。她曾不好意思地向她的孩子们打听过，他的生活中有没有女人，当听到“没有”的答案时她欣喜万分。并不是因为她不希望他幸福，也不是因为她有任何权利，或者什么意愿去感到忌妒，而是因为这意味着，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的影子，也许他仍然认为，她自己也比以往更多地认为，他们不仅仅是对方人生中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同时也是最美好的一件事。她一生犯了那么多错误，所以她有充分的理由推论，她这一次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没有看到阻碍他们复合的某个明显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个想法不肯放过她。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找她，她渴望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愤怒和他的好，她渴望她的配偶。这就是自述人必须告诉她的读者的一切了，不过，末了，她还要提一下那个让她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几星期前，她去书店参加了一位认真的年轻作家的读书会——杰西卡正激动地准备出版他的小说，之后在回家途中，在曼哈顿的春天街，帕蒂看到一个高个子中年人沿着人行道朝她走来，并发现这个人是理查德·卡茨。如今，他的头发短而灰白，戴着眼镜，让他看上去古怪地尊贵，尽管他的穿着仍然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曼哈顿下区这个你无法像在布鲁克林一样混迹于人群的地方撞见他，帕蒂觉察到现在的她看起来一定很苍老，像什么人不相干的老妈。如果有任何可能，她会躲起来，为理查德免去看到她的尴尬，为她自己免去作为被他扔掉的性伴侣的尴尬。但她无法躲避，而理查德，带着一种熟悉的勉强出来的礼貌，在别扭地说了几声你好之后，提出请她喝一杯。他们去酒吧坐下，理查德带着一个忙碌而成功的人特有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气，听帕蒂说着她自己的事情。他似乎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面对他的成功了——他提到，没有觉得难为情或者抱歉，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那些先锋派管弦乐中有一首是他创作的；提到他目前的女友，显然是个了不起的纪录片制作人，为他介绍了很多沃尔特一向喜欢的那种严肃艺术片的年轻导演；还提到他手头正在进行的几项配乐。看到相对自己而言，他似乎非常满足，帕蒂允许自己的心小小刺痛了一下，然后在想到他那个能干的女友时，又小小刺痛了一下，之后，像往常一样，话题转向了沃尔特。“你和他完全没有联系？”理查德说。“没有，”她说，“就像个童话故事。从我离开华盛顿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说过话。六年了，一句也没有。我只能从孩子们那里听到他的消息。”“或许你应该给他打电话。”“我不能，理查德。六年前我错过了属于我的机会，而现在，我想他只想自己待着。他住在湖边那栋房子里，为那里的自然保护协会工作。如果他想要联系，他总是可以给我打电话。”“或许他也这么想。”她摇摇头。“我想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受的苦比我多。我觉得没有人会冷酷到认为应该由他来主动联系我。而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杰西，我想再次见到他。如果她没有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她爸爸，我会大吃一惊的——她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复合。所以很明显，他仍然没有复原，仍然愤怒，仍然恨着我和你。而谁又能真的去责怪他呢？”“我能，责怪一点儿，”理查德说，“你记得他在大学时是怎样用沉默来对付我的吗？那是狗屎。对他的灵魂没好处。就是他的这一面让我永远无法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