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帕蒂的内疚和主动示爱的推动下，那年夏天他们度过了有些像是第二次蜜月的一段时间。她努力做个好妻子，努力取悦她那个非常好的丈夫，但是总观她的努力取得的成功，一定还得算上那些理查德离开几天后他们开始互通的电子邮件，以及她不知怎么就给了他的这个许可：几个星期后，他将坐上飞往明尼阿波利斯的飞机，然后他们俩会一起去无名湖，而那时沃尔特将在边界水域主持另外一场VIP活动。她立刻删除了写有理查德航班信息的那封邮件，就像删除其他所有邮件一样，当然，她已经记住了航班号和到达时间。她提前一个星期独自去了湖边，然后整个人完全陷入了精神错乱的状态。具体如下：每晚都喝酒喝到站立不稳，午夜在恐慌、后悔和犹豫不决中惊醒，然后睡掉整个早晨，接着在一种不真实的平静状态下看小说，心悬在半空，之后跳起来在电话附近徘徊上一个小时或者更久，试图决定要不要打电话告诉理查德不要过来，最后却只能再开上一瓶酒，好暂时将整件事抛在脑后。时间缓慢地向着约定的日子推移。最后这晚，她喝到吐，然后在起居室睡着了，天还没亮又猛地惊醒。胳膊和手都抖得止不住，她不得不在厨房还没有完全铺好的地砖上躺了好一会儿，直到她能拨出理查德的号码。她接通了他的语音信箱。他已经在离他先前的公寓几个街区的地方另外找到了一处小一些的公寓。她所能想象到的这个新地方的景象，就是他和沃尔特以前同住时那间黑色卧室的扩大版，那间他搬走后她住了进去的卧室。她又拨了一次，还是语音信箱。她拨通第三次的时候，理查德接了电话。“不要过来，”她说，“我不能这么做。”他没说话，但她听得到他的呼吸。“对不起。”她说。“你为什么不过上两小时再给我打个电话呢，看看早晨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一直恶心，一直在吐。”“我为你感到难受。”“请你不要过来。我保证，我不会再来烦你。我想我只是要把它推到极限，这样我就会看清楚我做不到。”“有道理。”“这是正确的做法，不是吗？”“或许吧。是的。或许是吧。”“我不能这样对他。”“那好吧。我不过去。”“不是我不想让你过来。我只是在要求你不要过来。”“我会做你想让我做的事。”“不，老天，听我说。我是在要求你做我不想让你做的事。”有可能，泽西城的他听到这话正在翻眼睛。但是她知道他想见她，他已经做好了搭乘早上某班飞机的准备。只有说上两个小时的电话，翻来倒去地讨论那个不可解决的矛盾，直到两人都觉得恶心、筋疲力尽，觉得厌恶自己、厌恶对方，直到两人见面这件事彻底变得倒胃口，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完全同意他不应该过来。当两人最终挂掉电话后，在构成帕蒂痛苦的种种因素当中，尤其让她难受的是她浪费了理查德的爱。她知道他极其不能忍受女人胡扯，却听她啰唆了整整两个小时，这大约比他原本可以忍受的要多出一百一十九分钟，帕蒂在感激的同时也为这样的浪费难受，浪费。浪费了他的爱。这又使得她——几乎没有犹豫——在二十分钟后再次拨通了他的电话，让他再次忍受比第一通时间要短、但内容却更为讨厌的第二通电话。这就像是一场小小的预演，后来她在华盛顿也对沃尔特做了同样的事，而且更加过分：她越是要耗尽他的耐心，他就变得越耐心，而他越是显示出更多耐心，她就变得越不肯放走他。幸运的是，不像沃尔特，理查德对她的耐心距离无限度还是很遥远的。最后他索性挂掉了电话。一小时后，估计就是他原本要出门去纽瓦克机场赶飞机的时间，她再次打了过去，他没有接。虽然她几乎一整夜没有合眼，虽然她吐掉了头一天吃下的不多的食物，可她立刻觉得精神了，清醒了，有活力了。她打扫屋子，读了沃尔特推荐的约瑟夫·康拉德的半本小说，而且没有再去买酒。当沃尔特从边界水域回来的时候，她准备了美味的晚餐，还扑上去搂住他的脖子——这很少见，她表现出的浓厚爱意让他稍稍有些不知所措。当时，帕蒂应该去找份工作，或者重返校园，或者去做志愿者。可是，似乎总有什么横在路上。有乔伊，他可能会软下心肠，搬回家度过他高中的最后一年；有她在醉酒和抑郁的这一年里忽略了的家宅和花园；有她珍视的可以随时去无名湖的自由——只要她想，可以一次住上好几个星期；有更广意义上的自由，虽然她已经意识到这样的自由正在毁掉她，但她依然不愿放弃；有在费城上大学的杰西卡，沃尔特没时间去参加她学校组织的周末家长会，而当帕蒂表现出去参加的兴趣时，他很是高兴，因为他有时会担心母女二人不够亲密；再然后，还有周末家长会之前的那些星期，和理查德互通电子邮件的那些星期，想象着他们将在费城某家酒店的房间里一起度过自由自在的一天一夜的那些星期；最后，还有周末家长会后持续了数月的严重抑郁。她在一个周四搭飞机去了费城，为的是，正如她小心地告诉沃尔特的，像个真正的游客那样独自逛上一天。然而当她坐上开往市中心的出租车后，悔意出乎意料地刺痛了她：她后悔没有像她告诉沃尔特的那样去做，没有像个成熟独立的女人那样到处走走，没有建立起一种独立的生活，没有做一个理性而好奇的游客，而是成了追逐爱情的疯女人。听上去可能有些令人难以置信，自从二十一号房那次之后，她还没有独自一人住过酒店，索菲特酒店豪华现代的房间让她印象深刻。在等待理查德到来的同时，她仔细地查看着房间里的各种设施，约定的时间到了，然后又过了，她再次查看那些设施。她试着看电视，但看不下去。等到电话终于响起的时候，她的脑袋已经乱成了一团糨糊。“出了点事。”理查德说。“好的，好。出了点事。好。”她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费城，“什么事？某人的裙子？”“你真会说话。”理查德说。“哦，你只需要给我一点点时间，”她说，“我就可以把书里的所有陈词滥调说给你听。我们还没有发展到忌妒这个阶段呢。此时此刻就好比，忌妒的第一分钟。”“没有人。”“没有人？一直没有人？老天，就连我都没有你这么清白，我这个已婚的人。”“我不是说一直都没有人，我是说现在没有。”她把头抵在窗玻璃上。“对不起，”她说，“这一切只让我觉得自己太老，太丑，太愚蠢，太忌妒。我无法忍受听到自己说出这些话。”“他今早给我打电话了。”理查德说。“谁？”“沃尔特。我应该就让电话一直响着的，可是我接了。他说他起了个大早送你去机场，说他在想你。他说你们这段时间过得很好。‘是好些年来最幸福的时光。’我相信他说的。”帕蒂没有说话。“他说你去看杰西卡，杰西卡私底下非常高兴，虽然她担心，你可能会说些奇怪的话让她难堪，担心你会不喜欢她的新男友。但你肯为杰西卡做这些，沃尔特从各方面说都极其高兴。”帕蒂在窗户旁不安地走动着，挣扎着听下去。“他说为去年冬天告诉过我的一些话感到后悔。说他不希望我对你有什么不好的看法。说去年冬天你们的关系很糟糕，因为乔伊的事，可是现在好多了。‘是好些年来最幸福的时光。’我相当确定这就是他的原话。”因为哽咽和抽泣混合在了一起，帕蒂发出一声又好笑又痛楚的打嗝声。“那是什么？”理查德说。“没什么，不好意思。”“所以，无论如何。”“无论如何。”“我决定不去费城了。”“好的，我理解。当然。”“好的，那么。”“可是你为什么就不能干脆过来呢。我是说，既然我已经来了。然后，我可以再回到我那无比幸福的生活中去，而你可以回你的泽西城。”“我只是告诉你他说了什么。”“我那无比，无比幸福的生活。”哦，自怜的诱惑！对她而言是如此甜蜜，如此难以抗拒，而在他眼中却是那般丑陋。她能够准确地听出自己走过头的那一刻。如果她当时保持了冷静，或许还可以连哄带骗地把他引到费城来。谁知道呢？她或许从此就不再回家。可是，她用她的自怜搞砸了一切。她听得出来，他变得越来越冷淡，越来越遥远，这又让她更加自怜，如此往复，如此循环，直到她最终不得不挂掉电话，彻底投入另一种甜蜜的怀抱。她的自怜从何而来？这过度的自怜？几乎无论按什么标准来衡量，她的生活都是非常舒适的。她可以用她每一天的每一刻去探索更像样、更令人满意的生活方式，但在她所有的选择中，在她全然的自由中，她所找到的似乎只是更多的痛苦。自述人几乎要被迫得出这样的结论：她因为过得如此自由而可怜她自己。在费城的那个晚上，还有这样一个悲伤的小插曲：她下楼来到酒店的酒吧，想带个男人回去。但她很快发现，这个世界是由两种人组成的，知道如何自在地独坐在酒吧椅上的，和不知道的。此外，那些男人看上去都过于愚蠢，很长时间以来的第一次，她回想起醉酒后被强奸是什么感觉。她上楼回到她的摩登房间，去享受自怜的下一次发作。第二天早上，她坐通勤列车来到杰西卡的学校，在感情如此脆弱的状态下，她不大可能做个举止得体的妈妈。十九年来，尽管她尽力为杰西卡做了所有她自己的妈妈没有为她做的事——从未缺席她的任何一场比赛，总是给予她赞扬和肯定，了解她社交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次当她经历小的伤害或失望时，都是她坚定的支持者，在她申请大学时也全力投入其中——但正如先前提到过的，她们之间缺乏一种真正的亲密。部分原因在于杰西卡自给自足的个性，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帕蒂过于偏爱乔伊。让她母爱泛滥的是儿子乔伊，不是杰西卡。但是因为她自己的过错，通向乔伊的那扇门现在已经关闭了，还上了锁，当她来到美丽的贵格会校园时，她在意的并不是周末家长会，她只是想和女儿一起度过一点儿属于母女俩的亲密时光。不幸的是，杰西卡的新男友威廉没能领会这个暗示。威廉长着一头金发，是个个性温和的足球运动员，来自加利福尼亚，他的父母没有来参加这次活动。他跟着帕蒂和杰西卡一起去吃了午餐，下午一起去听了杰西卡的艺术史课，又一起回了杰西卡的宿舍，然后，帕蒂特意提出要带杰西卡进城去吃晚餐的时候，杰西卡回答说她已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餐厅订好了三个人的晚餐座位。在餐厅，杰西卡催促威廉说一说他在高中就建立起的那个慈善组织——一个极有价值的项目，通过它，马拉维的穷女孩们可以在旧金山足球俱乐部的资助下接受教育，帕蒂别无选择，只能一面强打精神听着，一面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喝到第四杯，她决定有必要让威廉知道她过去也是校际球类比赛中的风光人物。因为杰西卡不肯主动说出妈妈曾经是全美篮球赛第二阵容的后卫，她不得不亲自提供这一信息。又因为这些话听上去像是在自夸，她觉得她必须再讲讲她那个疯狂球迷的故事以转移注意力，这又引出了伊丽莎的吸毒问题和白血病谎言，以及她自己膝盖受伤的前因后果。她说得很大声，而且，自以为很有趣，可是威廉非但没有笑，还不断紧张地瞥向杰西卡，后者双臂抱在胸前坐着，看上去满脸的不高兴。“那么，你想说明些什么呢？”她最后说道。“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帕蒂说，“就是想告诉你们，我上大学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形。我没有意识到你们不感兴趣。”“我觉得很有趣。”威廉说，真是个好孩子。“我觉得有趣的是，”杰西卡说，“我之前从来没听你说起过这些事。”“我从来没和你提起过伊丽莎？”“没有。你肯定是和乔伊说过。”“我确定我说过的。”“没有，妈妈。对不起，你没说过。”“好吧，随便吧。现在我不是正在说嘛，不过我可能已经说得够多的了。”“没错！”帕蒂知道她表现得很差劲，但她控制不了自己。看着杰西卡和威廉彼此温柔相待，她想起了十九岁时的她，想起了她那平庸的大学教育，想起了她和卡特、伊丽莎之间的病态关系。她为她的人生感到遗憾，她可怜自己。第二天，当她再次来到学校，她的抑郁心情陡然加重，她强打精神参观了豪华气派的校园，在校长官邸前的草坪上用了午餐，熬过了下午那场有很多家长参加的讨论会（“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表达自我个性”）。每个人看上去都容光焕发，比她更能适应这个环境：所有的学生看上去都兴高采烈，好像有能力做好所有事情，当中肯定包括轻松自在地坐在酒吧椅上；所有其他的家长看上去都那么地为自己的孩子感到骄傲，那么激动地做着孩子的朋友；而学院本身似乎也为它的财富和无私的使命而骄傲不已。帕蒂过去一直是个好妈妈，她成功地引导女儿过上了比她自己更幸福、更容易的生活；然而，单单从其他家庭的身体语言来看，很明显，作为母亲的她在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失败了。当别的妈妈和女儿并肩走在石板小路上，笑着，互相比较着手机，杰西卡和帕蒂却一前一后走在草地上，中间隔着一到两步的距离。那个周末，女儿分配给帕蒂的唯一一项任务就是欣赏她那漂亮得不得了的大学校园。帕蒂尽全力想演好这个角色，但最终，当她的抑郁突然发作，她便从零落分散在主草坪上的青蛙椅中选了一把坐了下来，并恳求杰西卡和她一起去城里吃晚餐，不要威廉。幸运的是，威廉那天下午有比赛。杰西卡站在与椅子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戒备地看着她。“晚上我和威廉要去自习，”她说，“换作平时，昨天和今天我都在学习。”“很抱歉我打搅了你的学习。”抑郁的帕蒂认真地说。“没事，没关系，”杰西卡说，“我是真心想让你来这里。我想让你看看我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地方。只是我的功课相当紧张。”“是的，当然。这太好了。你能应付得来真是太好了。我真为你感到骄傲，真的，杰西卡。我很佩服你。”“哦，谢谢。”“只是——要不我们俩去我酒店的房间怎么样？那里很好玩的。我们可以享受客房用餐服务，可以看电影，还可以从酒柜里拿东西喝。我是说，你可以从酒柜里拿东西喝，我今晚不打算再喝酒了。只要我们俩能一起待一个晚上，就我和你。然后这个秋天余下的所有时间你都可以用来学习。”她低头盯着地面，等待杰西卡的审判。她痛苦地意识到她刚刚的提议对母女两人而言都是个新体验。“我觉得我还是去自习吧，”杰西卡说，“我已经和威廉约好了。”“哦，求你了，杰西。一个晚上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可对我却很重要。”杰西卡没有回答，帕蒂勉强抬起头来。她的女儿正努力克制着情绪盯着主教学楼那边看，帕蒂先前就注意到了，那里的一面外墙上有一块石刻，刻着来自一九二○届的智慧警言：善用汝之自由。“求你了？”“不，”杰西卡说，没有看她，“不！我不想这么做。”“很抱歉我昨晚喝多了，说了那些蠢话。我希望你能让我补偿你。”“我不是在惩罚你，”杰西卡说，“只不过，你显然并不喜欢我的学校，显然也并不喜欢我的男朋友……”“不，他不错，他很好，我喜欢他。只是我过来是为了看你，不是他。”“妈妈，我一直让你的日子很好过。你知道有多好过吗？我不碰毒品，不做任何乔伊做的那些破事，不让你难堪，不大吵大闹，我从来没有做过这其中的任何一样……”“我知道！而且我为此由衷地感谢你。”“那好吧，但是如果我有了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朋友，而且不喜欢因为你突然来了，就重新安排一切，那么请你也不要抱怨。我自己照顾好自己，你从中得到了所有的好处，那么你至少可以不要让我为此感到内疚。”“可是，杰西，我们不过是在说一个晚上的安排。这么把它当回事实在有些好笑。”“那就不要把它当回事。”在帕蒂看来，杰西卡的自我控制和对她的冷酷是她应受的惩罚，十九岁时她也曾这般不留情面和冷酷地对待她的母亲。她的自我感觉是如此糟糕，真的，甚至认为几乎任何惩罚都是她应得的，都是恰如其分的。她暂时忍住了泪水——她觉得如果她哭，或是生着闷气奔向车站，都可能会给她带来某种情感优势，可任何这样的优势都是她不配享有的——调动起她的自控力，跟杰西卡和她的室友一起在学校食堂吃了一顿时间较早的晚餐。她让自己表现得像个成年人，尽管她觉得杰西卡才是她们两个当中真正成熟的那个。回到圣保罗后，她跳入她的心理健康矿井，继续探索着，理查德没有再发来电子邮件。自述人希望她可以汇报说帕蒂也没有给他发出任何电子邮件，但是，到了现在，大家想必已经看清，她犯错的能力、制造极大痛苦的能力、自我侮辱的能力是无限的。沃尔特把莫利·特里曼在她下东区的公寓中服食安眠药自杀的消息告诉她之后，她写了唯一一封她觉得发出去没有问题的电子邮件。在那封电子邮件中，帕蒂展现了她最好的一面，她希望那会成为理查德对她的记忆。《无名湖》专辑发布之后，刮起了一阵理查德·卡茨“旋风”，理查德在那个冬天和次年春天的行踪与动态得到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人物》、《晕眩》和《娱乐周刊》。公开支持“胡桃的惊喜”的知名人士中包括迈克尔·斯蒂普[36]和杰夫·特威迪[37]，二人坦言，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听着创伤乐队的作品。理查德那群邋遢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男歌迷或许已不再年轻，但他们当中的好几位现在都已成为颇具影响力的资深美编。当你心爱的那支默默无闻的乐队突然进入了所有人的播放列表，你所感受到的愤慨到了沃尔特这里要乘上一千倍。当然了，新专辑是以多萝西的小湖命名的，而且当中的很多歌曲都是在那所房子里创作的，这些都让沃尔特感到骄傲。此外，理查德对歌词的处理也非常小心，这样，每首歌中原本指代帕蒂的“你”就可以被误认为死去的莫利；接受访谈时，他也引导采访者们采用了相同的角度，因为他知道沃尔特会阅读并保存有关他老友的每一篇报道。但是，理查德的光辉时刻带给沃尔特的，更多的是失望和伤害。他说他理解理查德现在为什么不怎么打电话给他了，理解理查德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但事实上他并不真的理解。他们的友谊正朝着他向来害怕的方向发展。其实即便在最为落魄的时候，理查德也从未真正倒下过。理查德一直有一个秘密的音乐创作进程表，一个其中并不包括沃尔特的进程表，而他也一直都在直接向歌迷证明自己，且眼睛一直盯着大奖。有几个小音乐记者非常勤奋，打来电话约沃尔特作访问，他的名字于是出现在了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多数是网上，而在沃尔特读到的理查德本人的那些访谈中，他仅仅作为“一个非常要好的大学朋友”被提到，没有一家重要媒体点出他的名字。这些年来，沃尔特一直从道义、知识甚至经济上支持着理查德，他不会介意为此得到稍稍多一点的认可，不过真正让沃尔特受伤的是，他似乎对理查德无足轻重，而相比之下，理查德对他却意义非凡。帕蒂当然不可能站出来，向他证明理查德其实有多么在意他。而当理查德终于抽出时间和他联系时，沃尔特受伤的感情让两人的对话变得苦涩，而这又使得理查德不再那么愿意打电话来了。于是，沃尔特变得争强好胜。他曾经被诱使着相信自己才是两人中的大哥，但现在理查德再次纠正了这一想法。理查德或许私下里棋下得不怎么样，也无法和女人保持长期的感情关系，且算不得一个好公民，但他却因为他的坚持不懈、他的目标明确和他那些出色的新歌获得了公众的喜爱和敬仰。这使沃尔特突然开始痛恨他的大宅、他的庭院、他倾注了如此多时间和精力的小小的明尼苏达股；他把自己的成就贬得几乎分文不值，令帕蒂感到震惊。《无名湖》发布后没几个星期，他就飞去休斯敦和亿万富翁维思·黑文第一次见面，之后过了一个月，他便开始在华盛顿上班。帕蒂清楚地知道——如果沃尔特自己还没有意识到的话——他决意转战华盛顿，创办蔚蓝山基金，成为一个更具野心的国际玩家，所有这些的动力都源于竞争。十二月的一个周五晚上，“胡桃的惊喜”在欧菲姆大剧院和照办乐队一起演出时，沃尔特甚至未能及时飞回圣保罗去观看。帕蒂也错过了那次演出。她受不了这张新专辑——受不了专辑中第二首歌用的过去时——曾经没有人能与你相比在我的心中。没有人现在没有人和我住在一起。我也没有爱着任何人。曾经你就是那个人那个谁都比不上的人曾经你就是那个人身体为我而设的那个人曾经没有人能与你相比于是她尽全力去跟上理查德的脚步，想把他也变成过去时。沃尔特的新一轮干劲当中有某种令人激动的成分，某种接近雅典恶魔的东西，所以她成功地使自己抱有了这样一个希望，那就是他们或许可以在华盛顿开始全新的生活。她依旧喜欢无名湖畔的那所房子，却已经受够了巴瑞耶街上的那栋大宅，因为它没能留住乔伊。当明尼苏达的风吹过正在变黄的树木，她在秋日一个明媚的周六去乔治城待了一个下午，然后她对自己说，好吧，我可以做到。（她是否也注意到了这里离刚刚录取乔伊的弗吉尼亚大学很近？她的地理知识或许并不像她一向认为的那么差劲？）不可思议的是，直到她正式到达华盛顿——直到她带着两个行李箱坐在出租车里经过洛克克里克公园时——她才记起她向来有多么痛恨政治和政治家。她走进二十九号街的那幢房子，然后立刻意识到，她又犯了一个错误。注释[1]即约翰·肯尼迪（1917-1963），1961年至1963年任美国总统。[2]即罗伯特·肯尼迪（1925-1968），约翰·肯尼迪的弟弟，1968年民主党无可争议的总统候选人。[3]即爱德华·肯尼迪（1932-2009），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民主党籍政治家。[4]路易莎·梅·奥尔科特（1832-1888），美国作家，代表作为《小妇人》。[5]原文为西班牙语。[6]弗兰克·劳埃德·赖特（1867-1959），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建筑师之一，在世界上享有盛誉。[7]美国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情景喜剧《盖里甘的岛》中的荒岛。[8]美国著名侦探系列丛书《南茜·朱尔》的主人公，一名十六岁的少女侦探。[9]埃德·马斯基（1914-1996），美国政治家，1968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1972年总统候选人。[10]沃尔特·蒙代尔（1928-　），1977年至1981年任美国副总统。[11]原文为西班牙语。[12]帕蒂·史密斯的原文为Patti Smith，而自述人帕蒂的原文为Patty。[13]明尼苏达州的标志性雕塑。[14]明尼苏达州的别称。[15]帕蒂直到大学毕业几年后才看到卡扎菲的照片，尽管一眼就看出了理查德和卡扎菲的相像，并认为利比亚有着世界上最可爱的首脑，但即便那时，她也丝毫没有非分之想。（原注）[16]原文为法语，典出法国作家左拉1898年发表的著名檄文《我控诉》。[17]日本传统戏剧。[18]引号内原文为西班牙语。[19]原文为西班牙语。[20]此处是对“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县”发音的戏谑，“诺福克”用古怪的读音读出来后，听起来像一句脏话。[21]原文为法语。[22]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美籍俄罗斯裔作曲家。[23]原文为No Smoking。[24]鲍勃·迪伦原名罗伯特·艾伦·齐默曼。[25]原文为法语。[26]在从芝加哥去希宾的长途车上，帕蒂无意中想到，或许理查德拒绝她的原因是她不喜欢他的音乐，而他对此很恼火。但关于这点她无能为力。（原注）[27]安东·冯·韦伯恩（1883-1945），奥地利作曲家，新维也纳乐派代表人物。[28]本杰明·布里顿（1913-1976），英国作曲家。[29]北美地区最大的电子消费产品零售商之一，2009年破产倒闭。[30]凯茜·李和下文的里吉斯·菲尔宾都是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二人还兼有歌手、作词人等多重身份。[31]美国最大的乳果雪糕品牌。[32]即利盖蒂·捷尔吉·山多尔（1923-2006），奥地利籍匈牙利人，当代古典音乐先锋派作曲家。[33]优拉糖果乐队，美国一支秉承独立和实验精神的另类摇滚乐队。[34]拉尔夫·纳德（1934-　），美国政治家、作家、律师，1996年和2000年绿党总统候选人。[35]副司令马科斯（1957-　），墨西哥游击队员、作家，恰帕斯州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36]迈克尔·斯蒂普（1960-　），美国另类流行摇滚乐队“快转眼球”的主唱。[37]杰夫·特威迪（1967-　），美国另类乡村摇滚乐队“照办”的主唱。=========================================================================================《二○○四》=========================================================================================《山顶剥离开采》当理查德·卡茨不可避免地要重返录音室和他那几位年轻、迫切的乐队伙伴开始制作“胡桃的惊喜”第二张专辑的时候——他用尽了一切拖延和逃避的手段，先是在美国每一个愿意接受他们的城市巡演，然后推进到更为遥远的外国，当他打算将塞浦路斯加在他们的土耳其之旅后面时，他的乐队伙伴们造反了，随后，在安卡拉某家酒店的房间里，在接过鼓手蒂姆太过粗暴地抛向他的一本萨曼莎·鲍威尔[1]关于世界种族灭绝的精彩论述的平装书时，他折断了左手的食指，随后，他独自躲到纽约艾迪伦达克山区的一个录音棚为一部丹麦艺术片制作配乐，这个项目闷到他发狂，他在普拉茨堡找到一个可卡因卖家，将丹麦政府艺术基金会的五千欧元双手奉上，随后，他招呼都没打一声就开始了他在纽约和佛罗里达的一段极为奢靡的生活，直到在迈阿密因酒后驾驶和持有毒品被捕，随后，他进了塔拉哈西的古布泽诊所，经历了六周的戒毒治疗和对康复福音的恶意抗拒，其间诊所爆发过一次水痘疫情，他因为不够小心也中了招，等从带状疱疹中复原，他又在戴德县公园做了二百五十个小时无忧无虑的社区服务工作，随后，他就拒绝接听电话和查看电邮，在他的公寓中闷头读书，借口说要用这段时间来恢复他对女人和毒品的抵抗力，而这两样对他那几个年轻的乐队伙伴而言，似乎都是可以在不过分痴迷的情况下享用的东西，直到所有这一切发生之后——他给蒂姆寄了一张明信片，让他转告其他人，说他已经彻底破产，准备全职去给人修建屋顶平台；而乐队的其他成员则开始为等了他那么长时间而感到愚蠢。并不是说这有多么重要，但卡茨确实破产了。在乐队最火的那一年和前一半的巡演期间，收支差不多刚好平衡；每逢出现结余的危险，他就会提升乐队的酒店标准，并请全酒吧的歌迷和陌生人喝酒。尽管《无名湖》和消费者新爆发的对创伤乐队老专辑的兴趣为他挣到了比过去二十年的总收入还要多的钱，但为了重新安置他那个放错了地方的自我，他成功地挥霍掉了当中的每一毫。降临在创伤乐队这位多年主唱身上的最具创伤性的事件有：（一）得到格莱美音乐大奖提名；（二）听到全国公共广播电台播放他的音乐；（三）十二月的销售数字显示，《无名湖》成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几十万听众放在修剪得很有品位的圣诞树下的完美圣诞小礼物。获得格莱美提名这一项尤其让他感到一种失去方向的尴尬。卡茨在通俗社会生物学方面有过广泛的阅读，对抑郁这一人格特质和它在人类基因池中貌似反常的持续存在，他的理解是，抑郁是一种对无休止的痛苦和艰难的成功适应。悲观主义，无用和缺少权利的感觉，无法从快乐中获得满足的无助，关于世界整体糟糕透顶的痛苦认识：无论是对卡茨父亲这边被执拗的反犹太分子从一个犹太小镇驱赶到另一个犹太小镇的犹太祖先而言，还是对他母亲这边在夏季短暂、土地贫瘠的北欧辛苦地靠耕种黑麦和大麦为生的盎格鲁-撒克逊家族而言，总是感到苦闷和作最坏的预测一直是他们应付恶劣生存环境的正常方式。毕竟，很少有什么东西可以像坏消息那样去满足一个抑郁者。这显然不是一种理想的生存方式，但它有它的进化优势。无论多么的令人绝望，逆境中的抑郁者仍设法将他们的基因传递了下来，而那些善于自我改良的人则皈依了基督教，或是移居到了阳光较为充裕的地方。逆境之于卡茨，好比浑水之于鲤鱼。他和创伤乐队的最好时光恰好与两届里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重叠，而克林顿政府（至少在莱温斯基事件之前）对他来说可谓某种考验。现在到了小布什政府，所有政府当中最差劲的一届，若不是因为他意外成功，他原本可以重新开始创作音乐。他在地面上扑腾着，像离开水的鲤鱼，他的精神之鳃徒劳地从一片认同和丰裕的空气中用力吸取黑暗食粮。他立刻觉得从青春期开始，他还没有这么自由过，而有史以来，他也从未比现在更接近自杀。在二○○三年的最后几天里，他又回去做修建平台的工作了。一开始，他的运气不错。头两位客户是一对年轻人，搞私募股权投资，喜欢听红辣椒乐队的音乐，分不出谁是理查德·卡茨，谁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得以相对平静地在他们的屋顶上锯木头、钉钉子。到了二月份，他接到第三单活，开始不幸地为自以为认识他的人工作。那栋房子位于教堂街和百老汇大街之间的怀特街，客户是个富有的艺术类书籍独立出版人，收藏有创伤乐队的全部乙烯基唱片专辑；这么多年，理查德并不记得在霍博肯的麦克斯韦酒吧那稀稀落落的人群中见过他的面孔，他似乎为此感到受伤。“那么多张脸，”卡茨说，“我记不住。”“莫利从舞台上掉下来的那晚，我们后来一起去喝了酒。她那条沾了血的餐巾还在我这儿。你想不起来？”“一片空白。对不起。”“好吧，随便吧，很高兴看到你获得了一些你应得的认可。”“咱们最好别说这个了，”卡茨说，“还是来说说你的屋顶吧。”“基本上，我希望你发挥你的创造力，然后开账单给我就行了，”客户说，“我想拥有一个理查德·卡茨修建的平台。我无法想象你会长期干这个。听说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我简直无法相信我的耳朵。”“可是平台大概要多大，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材料，这些信息还是很有用的。”“什么样都行。只要有创意。甚至什么样都无所谓。”“可你最好还是耐心些，假装有所谓比较好，”卡茨说，“因为如果你真的无所谓的话，我不确定我……”“把整个屋顶都盖住，好吗？做个大大的。”客户似乎有点生他的气了，“露西想在上面开派对，这也是我们买这栋房子的原因之一。”这位客户有个儿子，名叫扎克利，史岱文森高中的高三学生，正处于摸索阶段的时髦人，显然也颇能弹几手吉他。卡茨工作的第一天，他从学校回来后上到屋顶，隔着一段安全的距离——仿佛卡茨是一头拴着链子的狮子，问了他一连串意在展示他自己对古董吉他的了解的问题，而在卡茨看来，那是一种尤为令人厌烦的恋物情结。他如实说了他的想法，那孩子恼火地离开了。第二天，卡茨往楼顶搬木材和釜山牌木板的时候，扎克利的妈妈露西在三楼平台处截住了他，不请自来地提供了她的看法：“创伤”一向是那种装模作样、散播焦虑情绪的男孩气的乐队，从来都不曾吸引她。然后她等在那里，嘴巴微张着，眼里满是俏皮的挑衅意味，想看看她的亮相——她戏剧性的出现——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她似乎对自己这种挑衅方式的原创性相当自负，这个类型的女人都是这副德性，卡茨之前已经领教过一百次同样的挑衅，几乎连一个字都不差，于是这就将他置于一种因无法装出被冒犯的样子而感到不好意思的可笑境地：他可怜露西那勇敢的小小自我，在一个开始变老的女人内心那片由不安全感汇成的汪洋大海上颠沛流离。他怀疑就算他愿意勉力一试，他和她也不可能有任何发展，可是他知道如果他甚至不肯象征性地装出一副被冒犯的样子，她的骄傲会受到伤害。“我知道，”他说，把釜山牌木板靠在墙边，“所以说，制作出一张女人们也能够欣赏的完全成人感觉的专辑，对我而言可谓一大突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无名湖》？”露西说。“你怎么知道我在乎你喜不喜欢《无名湖》？”卡茨无畏地反驳道。整个早晨他一直在爬上爬下，可真正让他精疲力尽的是他不得不表演他自己。“我是喜欢它，”她说，“不过它或许稍稍有些被夸过头了。”“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卡茨说。她恼火地离开了。八九十年代，作为一名建筑承包人，卡茨的最佳卖点就是他在创作不受欢迎但值得得到经济援助的音乐，为了避免削弱这点，他几乎一直被要求不要表现得那么专业。他那时候的衣食父母是些住在三角地的艺人和电影人，他们为他提供食物，有时还有毒品，如果他在中午之前就出现在工作现场，如果他不去和那些没可能得手的女人们搭讪几句，如果他在没有超出预算的情况下按时完工，那么他们就会质疑他对音乐创作的投入程度。可现在，三角地已全部被金融界吞并，而穿着紧身短背心和比基尼小短裤的露西，整个上午都流连在她的DUX豪华大床上，盘腿坐着读《纽约时报》或者打电话，每次卡茨经过她都透过天窗向他挥挥手，她那几乎未被遮住的阴毛和她那相当有看头的大腿时刻可见，在这样的情况下，卡茨摇身一变成为职业精神和新教徒美德的忠实拥护者：每天九点准时开工，天黑后还要干好几个小时，为的是提前一两天干完那单活，尽早从那鬼地方脱身。从佛罗里达回来后，卡茨对女人和音乐都失去了兴致。这种厌倦对他来说还是个新鲜事，而他也足够理智地认识到，这和他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和现实则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正如女性身体本质上的同一性并不排斥无穷无尽的多样性，而他也没有理由对流行音乐的组成元件——大、小重力和弦，四二拍和四四拍，A-B-A-B-C——的同一性感到绝望。每天当中的每一个小时，在纽约州的某个地方，某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都有可能正在创作一首听上去清新得堪比创世清晨的歌曲，至少，在听头几遍或头二三十遍的时候是这样。自从拿到佛罗里达假释局的假释令并和公园管理处那位胸部很大的监管人玛尔塔·莫利纳道别之后，他就一直没能再打开他的音响或碰一碰他的乐器或想象让任何其他女人上他的床——再也没有。几乎每天，他都会听到从某人的地下练习室，甚至（有这样的可能）香蕉共和国[2]或者Gap专卖店的某扇临街大门后面传出吸引人的新声响，几乎每天，他都会在曼哈顿下城的街道上看到将要改变某人生活的年轻女人，不过，他已经不再相信那个人可能会是他。接着，一个寒冷的周四中午，清一色灰蒙蒙的天空中飘起了小雪，市中心地平线上的消极空间看上去不那么消极了，沃尔沃斯大厦和它那些童话般的塔楼也变得模糊不清，小雪在风力作用下斜斜地飘落进哈德逊河，以及远处黑沉沉的大西洋中，也把四楼的卡茨和地面上的人流车流隔了开来。小雪落地即融，街上湿漉漉的，在湿润的空气里，交通嘈杂声中的高音部分变得更加尖锐，也更加悦耳，他的耳鸣声也几乎消失了。当他把釜山木板切割成合适的小块，嵌入三座烟囱之间错综复杂的空间时，他感觉自己被裹在了两样东西里面：天上飘落的小雪和他正在干的体力活。时间不知不觉就从中午到了傍晚，他一次也没有想起要抽支烟，而因为目前他就是用每次抽烟之间的间隔来将他的一天分成适合吞咽下肚的一个个小块，所以他觉得，在吃完午餐三明治后还没有过上十五分钟，那个不受欢迎的扎克利就突然冒了出来。他穿着一件带帽上衣和那种卡茨最初在伦敦街头看到过的低腰紧腿裤。“你觉得‘图西族的野餐’怎么样？”他说，“你喜欢他们吗？”“没听说过。”卡茨说。“不可能！我没法相信。”“可事实如此。”卡茨说。“那‘公然犯罪’呢？他们不是很棒吗？他们那首三十七分钟的歌？”“还没有这份荣幸。”“嘿，”不屈不挠的扎克利说，“你觉得六十年代晚期被收录在《粉红色的枕头》里的那些迷幻风格的休斯敦乐队怎么样？他们的有些声音让我想起你早期的作品。”“我需要你脚底下的那块材料。”卡茨说。“我觉得他们当中的有些人或许有些影响力，尤其是白沙瓦·瑞克肖。”“抬一下你的左脚。”“嘿，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现在这把电锯要开始工作了。”“只问一个问题。”“好吧。”“这是你音乐创作进程的一部分吗？重拾你过去的日间工作？”“我还没怎么想过。”“是这样的，因为我学校里的朋友们在问这个问题。我告诉他们，我认为这是你音乐创作进程的一部分。比如，你或许是在重新体验做体力劳动者的感觉，好为你的下一张专辑搜集素材。”“帮我个忙，”卡茨说，“告诉你的朋友们，如果他们的父母需要修建屋顶平台，让他们打电话给我。只要在十四号街以下和百老汇大街以西，我都可以接受。”“说真的，那是不是你做这个工作的原因？”“电锯的声音很吵。”“好吧，可是能再问一个问题吗？我发誓这是最后一个。我能为你作个访问吗？”卡茨开动了电锯。“行吗？”扎克利说，“我们班有个女孩非常喜欢《无名湖》。如果我能为你录一小段采访录音，发到网上，她或许会愿意和我说几句话。”卡茨放下电锯，严肃地打量着扎克利。“你是个吉他手，可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法让女孩对你感兴趣？”“这个嘛，唯独这个不行。她的音乐口味比较主流。这场仗一直都不怎么好打。”“而她就是你一定要追到手的那个，没有她你就没法活的那个。”“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