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给我出去好好打。我们需要你。无论你心里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比赛后再聊，好吗？”“好的。”这新一轮的输血在帕蒂体内甚至还未循环一周就直接流失了。为了队友，她继续留在场上，但她又成了过去那个谦让的帕蒂，她跟着比赛走，而不是去主导比赛，更愿意传球而非投篮。之后，她连年头更久的毛病都复发了：在球场外围进行远距离跳投，换作别晚，当中或许会进上几球，但那晚不行。想在篮球场上有所隐藏是多么困难！帕蒂在防守上屡屡失利，而每一次的失败似乎都使下一次的失败变得更加有可能。虽然在后来的人生中，当她和严重的抑郁症交上了朋友，那晚的感觉于她已是家常便饭，但在那个二月的夜晚，这还是个可怕的全新体验：感觉球赛在身边旋转，完全不在她的掌控之内；直觉告诉她，每一次的得球和失球，双脚在地面上的每一声重响，试图对抗专注而投入的熊队队员的每一个瞬间，半场休息时每一位队友在她肩头的友好拍打，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在说明她的失败、她未来的虚无和抗争的无效。下半场过半时，金地鼠队落后二十五分，教练最终还是把帕蒂撤了下来。被换下场之后，她立刻活过来一点点。她又能叫出声了，她鼓舞着队友，像个迫切的新手那样和她们击掌，沉醉于这种身份的降低（从比赛主角沦为拉拉队队员），对于心怀怜悯的队友过于小心的安慰所带来的耻辱，她全心拥抱。她觉得在自己一败涂地之后，就应该像这样被轻视、被羞辱。沉浸在如此的失败当中，是她全天里感觉最好的时候。后来，在更衣室，她关闭耳朵忍受了教练冗长的说教，然后坐在长椅上哭泣了半个小时。队友们体贴地没有来安慰她，由得她这般发泄一场。穿上风雪大衣，戴好金地鼠队的针织帽，帕蒂去了诺斯罗普纪念礼堂，希望布莱克门的演讲或许还没有结束。但礼堂的灯已经灭了，门锁着。她想先回宿舍，给沃尔特打个电话，但随即意识到自己眼下真正想做的就是中断训练，大醉一场。她沿着积雪的街道来到伊丽莎的公寓，在这里，她又意识到她心里真正想做的其实是冲着自己的朋友大声嚷嚷，骂她一顿。伊丽莎不想让她上去，她在对讲机里说时间已经很晚了，她也累了。“不行，你一定得让我上去，”帕蒂说，“没什么好商量的。”伊丽莎开门让她进去，然后就躺倒在沙发上。她穿着睡衣，听着某种节奏感强劲的爵士乐。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昏昏欲睡的倦怠和陈旧的烟味。帕蒂靠近沙发站着，没有脱大衣，融化的雪水沿着她的运动鞋往下流。她看着伊丽莎是怎样慢慢地呼吸着，然后又花了多长时间才把想要开口说话的念头付诸行动——她脸上的肌肉先是不由自主地抽动，随后渐渐得到控制，最终喃喃问出一句：“比赛怎么样？”帕蒂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很显然伊丽莎已经忘记她的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来对着伊丽莎嚷嚷似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于是帕蒂将她的公寓彻底搜查了一遍。与毒品相关的东西立刻现身了，就在靠近沙发一头的地板上——伊丽莎只在上面盖了一个抱枕。在她的桌子上，一堆诗歌期刊和音乐杂志的底下，是那个蓝色的三孔活页夹。就帕蒂判断，自从去年夏天以来，活页夹里没有增添任何新的内容。她翻查着伊丽莎的文件和账单，想看看有没有和医院有关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有找到。爵士乐循环播放着。帕蒂关掉唱片机，在茶几上坐了下来，剪贴簿和毒品就放在她面前的地板上。“醒醒。”她说。伊丽莎将眼睛闭得更紧了。帕蒂推推她的腿。“醒醒。”“我需要抽支烟。化疗搞得我昏沉沉的。”帕蒂抱着她的肩膀将她拉了起来。“嗨，”伊丽莎说，脸上带着一丝朦胧的微笑，“见到你真高兴。”“我再也不想做你的朋友了，”帕蒂说，“再也不想和你见面了。”“为什么？”“就是不想。”伊丽莎闭上眼，摇摇头。“你得帮帮我，”她说，“为了止痛，我一直在吸毒。都是因为癌症。我本想告诉你，可实在不好意思说。”她朝一边歪过去，又躺倒了。“你没得癌症，”帕蒂说，“那只是你编造的一个谎言，因为你对我有些疯狂的想法。”“不，我有白血病，我的确有白血病。”“我过来亲口告诉你这些，算是礼貌吧，但现在我要走了。”“不，你得留下，我有毒瘾，你得帮帮我。”“我帮不了你。你必须回你父母身边去。”长长的沉默。“给我支烟。”伊丽莎说。“我讨厌你的香烟。”“我还以为你了解父母这档子事，”伊丽莎说，“了解我们都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孩子。”“关于你我什么都不了解。”又一阵沉默。然后伊丽莎说：“你知道如果你离开会发生什么事，对吧？我会自杀。”“哦，这可真是个留下来和你做朋友的好理由，”帕蒂说，“对我们两个而言，听上去都好玩极了。”“我只是说，我有可能这么做，你是我所拥有的唯一一件真实而美好的东西。”“我不是一件东西。”帕蒂郑重地说。“你见过人注射毒品吗？我已经相当熟练了。”帕蒂捡起注射器和毒品，放进自己的大衣口袋。“你父母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不要打给他们。”“我一定要打，没的商量。”“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你会来看我吗？”“会，”帕蒂说谎了，“告诉我他们的号码。”“他们常常问起你，他们认为你对我的生活有正面的影响。你会和我待在一起吗？”“会，”帕蒂再次说谎，“他们的号码是多少？”伊丽莎的父母赶到时午夜已过，他们看上去严肃而阴郁，就是那种很久没被这种事烦扰、正在大口喘气的人突然被打断时脸上的那种表情。帕蒂很高兴终于见到了他们，但显然对方并无同感。那位父亲留着络腮胡，有一双深陷的黑眼睛，母亲则身材瘦小，穿着高跟皮靴，两人在一起时散发出浓烈的性的味道，让帕蒂联想起法国电影和伊丽莎关于他们是彼此的终生爱人的评价。他们将自己心理不怎么正常的女儿抛给她这样一个毫不知情的第三方，她并不介意为此听到几句道歉的话；又或者几句感激的话，为她过去两年接手照顾了他们的女儿；再不然，几句客套话也行，了解一下最近这次危机花的都是谁的钱。然而，这个小小家庭刚在客厅里碰了面，一出心理诊断的古怪好戏就很快开演了，当中似乎完全没有帕蒂的戏份。“都用了哪些毒品？”父亲问道。“嗯，海洛因。”伊丽莎说。“海洛因，香烟，酒。还有什么？还有其他的吗？”“偶尔一点可卡因。现在不怎么用了。”“还有其他的吗？”“没了，就这些。”“你的朋友呢？她也吸毒吗？”“不，她是个篮球明星，”伊丽莎说，“我告诉过你的。她根本就不碰毒品，她是个了不起的人。她棒极了。”“她知道你在吸毒吗？”“不知道，我告诉她我得了癌症。她什么都不知道。”“你说自己得了癌症，这有多长时间了？”“从圣诞节开始的。”“而她相信了你。你精心编造了一个谎言，而她相信了。”伊丽莎咯咯地笑着。“是的，我相信了她。”帕蒂说。这位父亲甚至没往帕蒂这边看上一眼。“这是什么？”他说，拿着那个蓝色的活页夹。“那是我的‘帕蒂笔记’。”伊丽莎说。“看上去像是某种带有强迫性的剪贴簿。”父亲对母亲说。“那么，她说她要离开你，”母亲说，“然后你说你要自杀？”“差不多吧。”伊丽莎承认道。“相当明显的强迫症。”父亲翻看着活页夹，评论道。“你真的有自杀倾向吗？”母亲问，“还是为了威胁你的朋友，让她不要离开你？”“多半是威胁。”伊丽莎说。“多半？”“好吧，我并没有真的想自杀。”“而你知道，我们现在只能把它当真了，”母亲说，“我们没有选择。”“那个，我想我要回去了，”帕蒂说，“我早上还有课。”“你假装自己得了什么癌症？”父亲问道，“在身体的哪个部位？”“我说我得了白血病。”“那么是在血液中。一种虚构的血癌。”帕蒂将毒品和相关的那些东西放在了一把扶手椅的垫子上。“这些就放这里了，”她说，“我真的得走了。”父母二人看看她，又看看对方，然后点点头。伊丽莎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到你？明天可以吗？”“不行，”帕蒂说，“我看不行。”“等等！”伊丽莎跑过来，抓住帕蒂的手，“我把所有事都搞砸了，但我会好起来的，然后我们就可以再见面了，好吗？”“好，可以。”帕蒂继续说着谎，伊丽莎的父母走过来，将女儿从她身边拉走。外面，天空已经放晴，气温几乎降至零度。帕蒂大口大口地将新鲜空气深深地吸入肺里。她自由了！她自由了！哦，她多么希望可以现在回去再次和熊队较量。就算现在是凌晨一点，就算腹中空空，她也感到自己志在必得。她沿着伊丽莎公寓外的街道全力奔跑，为她的自由欣喜不已，第一次，她耳中听到了教练三小时前说过的话，听到她说这仅仅是一场比赛，每个人都有发挥失常的时候，到了明天她就又会是她自己了。她感到自己准备好了，准备好比以往更用心地投入到体能和技巧训练当中，准备好与沃尔特一同去看更多的戏剧演出，准备好告诉妈妈：“妹妹被选中的消息真是太棒了！”准备好从所有方面去做个更好的人。她在满心欢喜中如此盲目地奔跑，没有留神人行道上黑色的冰块，直到她的左腿滑出人行道，绊在右腿后面，直到她的膝盖被扯开了一个大口子，人躺倒在地上。关于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没有太多可说的。她接受了两次手术，第二次是为了处理第一次造成的感染，之后她就成了一名熟练的拐杖使用者。她妈妈在她第一次手术时搭飞机赶来，由于她对待医护人员的态度就好像他们都是些智力可疑的中西部乡巴佬，帕蒂不得不一再替她道歉，此外，只要乔伊斯不在病房，她还得表现得格外友好。而当事实证明，乔伊斯对医生的不信任或许是正确的，帕蒂大为失望，但直到第二次手术的前一天，她才把要再动手术的消息告诉她。她让乔伊斯安心留在纽约，不用再飞过来，她身边有一大堆的朋友可以照顾她。沃尔特·伯格伦德从他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悉心照顾生病的女人，他利用帕蒂长时间的行动不便，重新插入了她的生活。帕蒂做完第一次手术的那天，沃尔特抱着一盆四英尺高的小叶南洋杉出现在病房，说她可能更喜欢盆栽植物而不是活不了几天的鲜花。之后，除去周末回希宾帮父母干活，他几乎每天都挤出时间来看望帕蒂，并很快以他的友善赢得了她的运动员朋友们的喜欢。当中那些相貌平庸的姑娘对沃尔特听她们说话时的专注度大为欣赏，说还没有哪个男孩像他这样不计较她们的长相。凯茜·施密特，帕蒂最聪明的朋友，声称沃尔特的才智足够让他进最高法院。女运动员世界里来了这样一个人人都觉得可以自然放松地与之相处的男孩，这实在是件新鲜事，在学习间隙，大家一起在休息室里鬼混，仿佛他也是女孩中的一员。所有人都看得出他疯狂地爱着帕蒂，所有人，除了凯茜，都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凯茜，如之前提到的，比其他人更为敏锐。“你并没有真正爱上他，是吧？”她说。“可以说是，”帕蒂说，“但也可以说不是。”“那，你们俩还没有……”“没有，我们什么都没做过。我可能不该告诉他我被强奸过。我说了之后，他变得怪兮兮的。变得格外……温柔……体贴，还有难过。现在他好像在等着我的一份书面许可，或者说等着我采取主动。可我现在拄着拐，有心无力呀。感觉就像我身边跟着一条非常友好、训练有素的小狗。”“这可不怎么好。”凯茜说。“是啊，确实不好。但我也没法赶他走，因为他对我好得不得了，我也的确喜欢和他聊天。”“你有点儿喜欢他。”“没错。或许比有点儿还要更多些。但……”“但是你没有为他疯狂。”“完全正确。”沃尔特对一切都感兴趣。他仔细阅读报纸和《时代》周刊上的每一个字，等到四月，帕蒂可以半自由活动了，他又开始邀请她一起去听演讲，看艺术电影和纪录片，这些原本是她做梦都不会想到要去做的事。不论是因为他的爱，还是因为受伤为她创造出了大把的空闲时间，总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透过她的运动员外壳看到了她的内在光芒。尽管她觉得除了体育，自己对几乎所有知识领域的了解都比不上沃尔特，但她还是感激他让她知道，她其实是个有自己的想法的人，而且她的想法可以和他的不一致。（这点和伊丽莎形成鲜明对比。如果你问伊丽莎美国的现任总统是谁，她会笑一笑，说这个她可不知道，然后就将另一张唱片放入她的立体音响。）沃尔特的脑袋里装满了各种严肃而独特的见解——他痛恨教皇和天主教会，却赞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希望这可以促使美国更好地节约能源；他推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认为美国也应该采取类似措施；与三里岛核事故相比，他更关心汽油的低价格和开发高速轨道交通系统的必要性，说后者将会使客车绝迹，等等等等——而帕蒂则喜欢大力赞同他反对的事情。她尤其喜欢就女性的屈从地位和他争论。学期快要结束时的一个下午，两人在学生活动大楼一边喝咖啡，一边就帕蒂的原始艺术课教授进行了一番难忘的对话。帕蒂用赞许的口气向沃尔特描述了该教授的讲课内容，对她认为他个性中欠缺的部分给予了巧妙的暗示。“呸，”沃尔特说，“听上去又是一个满口谈性的中年教授。”“哦，他讲的都是些和生育有关的雕塑，”帕蒂说，“如果我们能找到的五万年前的雕刻品都是和性有关的，这可不是他的错。而且他长着一把白胡须，单这一点就足以让我可怜他了。我是说，你想想看，他站在讲台上，试图大谈特谈‘今天的年轻女性’和性的话题，你知道啦，我们‘瘦巴巴的大腿’什么的，他知道他让我们不舒服，也知道自己长着白胡须，上了年纪，而我们都还，你知道的，很年轻。但他还是忍不住要说那些话。我觉得那真是不容易。自己忍不住让自己出丑。”“可那些话多冒犯人！”“而且，”帕蒂说，“我想他可能确实喜欢粗壮的大腿。我看多半就是这么回事：他喜欢石器时代的审美。你知道啦，就是肥胖。他如此醉心远古艺术，真让人感动，还有些令人心碎呢。”“但你难道不觉得被冒犯吗，作为一名女权主义者？”“我可没有真的觉得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难以置信！”沃尔特说，脸都涨红了，“你不支持《平等权利修正案》吗？”“这个嘛，我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你之所以能来明尼苏达大学，就是因为你拿了运动员奖学金，换作五年前，这根本就不可能发生。你能来这里就是因为有女权主义的联邦法律。你能在这里就是因为有《教育修正案第九条》。”“但第九条说的不过是基本的公平而已，”帕蒂说，“如果有一半学生是女性，那么她们就应该得到一半的体育拨款。”“这就是女权主义！”“不，这是基本的公平。因为，比如说，安·梅耶斯，你听说过她吗？她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熊队的明星球员，刚刚和NBA签了约。这太荒唐了。她只有五英尺六英寸高，还是个女孩。她永远没机会上场的。与女人相比，男人天生就是更出色的运动员，且将永远如此。这也是为什么看男子篮球的观众要比看女子篮球的多上一百倍——在体育上男人能做的事远远超过女人。想否认这点是愚蠢的。”“可是如果你想当医生，而他们不让你进医学院，因为他们更愿意录取男学生呢？”“那当然也不公平，不过我没想当医生。”“那你想做什么呢？”因为她妈妈一直不懈地鼓励女儿们要有了不起的事业，也因为在帕蒂看来，她妈妈不是个合格的家长，或许正是这种欠缺，使帕蒂想做个家庭主妇，做个出色的妈妈。“我想住在一栋漂亮的老房子里，生两个孩子，”帕蒂说，“我想做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妈妈。”“你也想同时有自己的事业吗？”“抚养孩子就是我的事业。”他皱皱眉，又点点头。“你看到了，”她说，“我不是个有趣的人。我不像你其他朋友那么有趣。”“你大大地错了，”他说，“你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哦，你这么说，真是太好心了，可我觉得这不怎么讲得通。”“我认为是你太小看自己了。”“恐怕你对我的看法不够客观，”帕蒂说，“我打赌你连一件能证明我有趣的事都举不出来。”“好吧，首先，你有体育才能。”沃尔特说。“运球、运球，的确有趣。”“还有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他说，“你觉得那个讨厌的教授让你感动，让你心碎。”“但你不同意我这个看法！”“你谈论你家人的方式，你讲述关于他们的故事的方式。还有你远离他们，在这里开创属于自己的生活。所有这些都非常有趣。”帕蒂之前从未和如此明显地爱着她的男人相处过。当然，他们当时真正谈论的其实是沃尔特将手放在帕蒂身上的欲望。随着和他一起共度的时间越来越多，她越来越意识到，尽管她不够好——而且也许正是因为她不够好，因为她有着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并且容易被不健康的事物吸引——她确实是个相当有趣的人。而沃尔特在热切地坚持着这点的同时，也无疑使他自己在帕蒂眼中变得有趣了起来。“如果你这么认同女权主义，”她说，“那为什么你最要好的朋友是理查德呢？他对女性不是不怎么尊重吗？”沃尔特脸色一沉。“的确如此，如果我有姐妹，我一定不会让她和理查德碰面。”“为什么？”帕蒂问道，“因为他不会善待她？他对女人不好吗？”“他并非有意那样做。他喜欢女人。只不过他很快就会厌烦。”“因为我们女人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因为我们只不过是物品而已？”“他没有这么政治化，”沃尔特说，“他赞同男女平等。但对他来讲，那更像是一种瘾，或者说是他的种种瘾之一。你知道，他父亲是个大酒鬼，而理查德不喝酒。但其实这和在狂欢之后将酒柜中的酒全部倒入下水道是一回事。这就是他对待他觉得厌倦了的女孩的方式。”“听上去很可怕。”“是的，我尤其不喜欢他这一点。”“可你依然和他做朋友，尽管你是个女权主义者。”“你不能仅仅因为朋友不够完美，就不忠于他们。”“那当然，可你得努力帮他们改善。你得向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你就是这么对待伊丽莎的吗？”“好吧，你说得有理。”两人再次说上话时，沃尔特终于用电影加晚餐的约会模式邀请了她。结果电影还是免费的（这就是沃尔特的典型作风），是一部名叫《雅典恶魔》的希腊语黑白片。他们坐在艺术系的电影院里，周围都是空座位，等着影片开始时，帕蒂聊起了她的暑假计划。她打算和凯茜一起住在凯茜父母在郊区的房子里，继续她的物理治疗，并为下赛季复出作准备。出乎意料的是，在空荡荡的电影院，沃尔特突然问她愿不愿意住理查德的房间，因为他正要搬去纽约。“理查德要搬走了？”“是的，”沃尔特说，“纽约是一切有意思的音乐的诞生地，他和赫雷拉想重组他们的乐队，试着在纽约发展。而我的房子还有三个月的租期。”“哇，”帕蒂小心地调整着她的表情，“我可以住他的房间。”“如果你住进去，那就不再是他的房间了，”沃尔特说，“那将是你的房间。那里离体育馆很近，我想这总比你从伊迪纳搭车要方便得多。”“那么你是在邀请我和你同住喽？”沃尔特脸红了，避开了她的眼睛。“显然你会有你自己的房间。不过，当然了，如果你想一起吃晚饭或者一起玩，那就再好不过了。我想你可以信任我，我会尊重你的私人空间，但当你想要有人陪伴的时候，我也会在那里。”帕蒂盯着他的脸，努力想理解他的意图。她感到：（一）被冒犯；（二）听到理查德要搬走了，很难过。她几乎要建议沃尔特最好先吻她，如果他想要邀请她和他同住的话。但是，被冒犯的感觉如此强烈，以至那一刻她不怎么想被亲吻。就在这时，电影院的灯暗了下去。自述人记得，《雅典恶魔》讲的是一名戴着牛角框眼镜的温和的雅典会计，一天早上在上班的路上看到自己的照片出现在报纸头版，文章标题为“雅典恶魔在逃”。街上的雅典人立刻开始对他指指点点，追赶他，就在他快要被逮捕的节骨眼上，一伙恐怖分子，也可能是罪犯，救了他，他们误以为他就是他们的恶魔头领。这伙人有个大胆的计划，像是去炸掉帕特农神庙之类的，主人公一再解释说他只是个温和的会计，不是什么恶魔，可这伙人如此迫切地需要他的帮助，而城中的其他人又如此狂热地想要把他杀死，最终神奇的一幕发生了：他摘掉眼镜，摇身变成他们无所畏惧的领袖——雅典恶魔！他说：“好吧，伙计们，咱们要这么干。”看着电影，帕蒂在那个会计身上看到沃尔特的影子，想象着他也像剧中人那样摘掉眼镜。后来，当他们在韦肖餐厅吃晚饭时，沃尔特将这部电影理解为一则寓言，认为它暗喻了战后希腊的共产主义事业，他向帕蒂解释说，美国需要在东南欧找到北约伙伴，所以长期支持那里的政治压迫。那个会计，他说，其实只是个普通人，可以代表任何一个最终接受自己的使命、加入到反对右翼压迫的激烈斗争中的人。帕蒂在喝酒。“我完全不同意你的说法，”她说，“在我看来，电影讲的是主人公之前从未真正活过，因为他过于负责任，过于怯懦，对自身的潜能一无所知。直到他被误解成雅典恶魔。虽然在那之后，他只活了几天，但死亡于他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他终于发现了他的潜能，用他的人生真正做了一些事。”这番话似乎令沃尔特吃惊不小。“可是，像他那样死去没有任何意义，”他说，“他一无所成。”“那他为什么还要那样做？”“因为他觉得，他和救了他的那伙人是一个集体。他意识到他对他们负有责任。他们是一群不得势的人，他们需要他，而他选择忠于他们。他是为他的忠诚而死的。”“老天，”帕蒂惊叹道，“你可真是个正直得出奇的人。”“我可没这么觉得，”沃尔特说，“有时我觉得自己是这地球上最傻愣的人。我倒希望我可以骗人，可以像理查德那样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做个艺术家什么的。这并不是因为我正直才做不到。我不过是不具备那样的素质。”“那个会计也认为他没有那个素质。可他让自己大吃一惊！”“你说得没错，可那不是一部写实影片。报纸上的照片并不仅仅是看上去像他，那就是他。如果他向当局投案自首，最终他可以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他错就错在一开始选择逃跑。这就是我认为它是个寓言的缘故。这样的故事不真实。”和沃尔特一起喝酒，帕蒂感觉怪怪的，因为他滴酒不沾，而她还沉浸在不顾一切的恶魔情绪里，很快就喝了不少。“摘掉你的眼镜。”她说。“不行，”他说，“那样我就看不到你了。”“没关系。我而已，帕蒂而已。摘掉它。”“可我喜欢见到你！我喜欢看着你！”他们的目光相遇了。“所以你才想让我和你住一起？”帕蒂说。他脸红了。“是的。”“哦，那么，或许我们应该先去看看你的公寓，这样我才好作出决定。”“今晚？”“没错。”“你不累吗？”“不，我不累。”“你的膝盖感觉怎样？”“我的膝盖感觉很好，谢谢。”唯一这一次，帕蒂心中只想着沃尔特。如果你问她，那个温柔宜人的五月夜晚，当她拄着拐杖走过第四大街，是否曾隐隐期望着在那栋公寓里撞到理查德，她会说没有。她只想马上做爱，如果沃尔特有哪怕一丝丝的觉悟，他会在听到公寓另一头传出电视的嘈杂声的那一瞬立刻转身就走，把她带去其他地方，任何地方，她的宿舍，哪里都行。但沃尔特相信真爱，在他的爱还没有得到正式响应之前，他显然连碰一碰帕蒂都不敢。他径直领着她走了进去，只见理查德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光脚丫搭在茶几上，怀里抱着一把吉他，身旁放着一本活页笔记夹。他正在看一部战争片，同时喝着一大罐百事可乐，还不时朝一只二十八盎司的番茄罐里吐烟草渣。除此之外，整个房间看上去清爽整洁。“我以为你去看演出了。”沃尔特说。“演出糟透了。”理查德说。“你记得帕蒂，对吧？”帕蒂拄着拐杖，腼腆地往前挪了挪。“你好，理查德。”“个头不算高的帕蒂。”理查德说。“没错。”“不过你已经相当高了，很高兴看到沃尔特终于把你给骗来了。我都开始担心这永远都不会发生了呢。”“帕蒂在考虑今年夏天住在这里。”沃尔特说。“是吗？”理查德抬了抬眉毛。他比她记忆中的更瘦一些，也更年轻，更性感。帕蒂突然就想否认自己正考虑和沃尔特一起住在这里，否认那天晚上她想要和沃尔特上床。多么可怕的变化！然而，她就站在那里，这点她无法否认。“我想找个离体育馆近的地方住。”她说。“当然。我明白。”“她想看看你的房间。”沃尔特说。“房间里现在有点乱。”“看你说的，就好像你的房间还整洁过似的。”沃尔特开心地笑着说。“有相对来说不那么乱的时候。”理查德说着，用一只脚趾关掉了电视，“你的小朋友伊丽莎怎么样了？”“她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我告诉过你的。”沃尔特说。“我想听她亲口说。伊丽莎是个一塌糊涂的小妞，不是吗？一开始还没那么明显，可是，老天，后来就越来越明显了。”“我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帕蒂说。“只有沃尔特一开始就看到了真相。关于伊丽莎的真相。这倒是个不错的歌名。”“她第一眼就讨厌我，这是我的优势，”沃尔特说，“我可以更客观地看待她。”理查德合上笔记夹，往罐子里吐了一口褐色的唾液。“我进去了，你们俩好单独待着。”“你在写什么歌？”帕蒂问。“老一套，都是些没法听的垃圾。我想为那个小妞，玛格丽特·撒切尔，写点什么，她是新上任的英国首相还是什么？”“小妞可不是个适合玛格丽特·撒切尔的称呼，”沃尔特说，“叫她贵妇还差不多。”“你对‘小妞’这个词怎么看？”理查德问帕蒂。“哦，我不是个挑剔的人。”“沃尔特说我不应该用它，说那是个贬低女性的词，不过，依我的经验，小妞们自己似乎并不介意。”“用那个词让你听起来像个六十年代的人。”帕蒂说。“我看是让他像个尼安德特人。”沃尔特说。“据说尼安德特人都长着非常大的头盖骨。”理查德说。“牛的头盖骨也很大，”沃尔特说，“其他反刍动物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