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FREEDOM〔美〕乔纳森·弗兰岑　著缪梅　译《友好的邻居》有关沃尔特·伯格伦德的新闻并未引起当地媒体的关注，他和帕蒂早在两年前就搬去了华盛顿，对圣保罗而言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不过，拉姆齐山地区的这些上流都市人对自己城市的忠诚度还没有高到不读《纽约时报》的地步。据《时报》一篇相当不友好的长文报道称，沃尔特在首都将他的职业生涯搞得一塌糊涂。他的老邻居不怎么能把报道中的用词（“傲慢”、“专横”、“缺乏道德原则”）和他们记忆中的沃尔特对上号：那个慷慨、害羞、总是微笑着的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的员工，踩着他那辆用作交通工具的单车在二月的风雪中穿过萨米特大街；奇怪的是，比绿色和平组织还要绿上三分、原本也来自小地方的沃尔特，怎么可能因为和煤炭公司合谋、亏待乡下人而惹上麻烦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伯格伦德一家人一直有些不那么对头的地方。圣保罗的老市中心在三十年前的萧条时期衰败了以后，沃尔特·伯格伦德和妻子帕蒂是第一对在巴瑞耶街买房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是拉姆齐山地区最早一批的年轻住户。夫妇俩没花什么钱就买下了他们的维多利亚式大宅，之后的十年里，两人为翻修这栋老房累得几乎搭上小命。刚开始的时候，有那么个百折不挠的家伙先是一把火烧了他们的车库，后来又在车库重修前两次闯入他们的汽车。午夜过后，晒得黝黑的摩托车手们从天而降，在小巷对过的空地上一边喝着施利茨啤酒，一边烤大香肠，还不时发动引擎，直到穿着运动衣的帕蒂出来喊道：“嘿，你们几位，知道现在几点了吗？”没有人害怕帕蒂，但在高中和大学时期，她曾是出色的运动员，至今还保持着运动员那股无所畏惧的劲头。打从第一天来到巴瑞耶街，她就无奈地成为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大高个儿，马尾辫，年轻得令人吃惊，推着辆婴儿车走过被拆空的汽车、破碎的啤酒瓶和布满呕吐物的积雪，仿佛她整日的生活都装在了婴儿车上挂着的那几个网眼袋里。你可以看到，在刚刚过去的那整整一上午，她都在围着孩子转；下午，她收听公共电台，阅读《银腭菜谱》，清洗孩子的尿布，给墙面刮腻子、上乳胶漆；晚上为孩子读《晚安月亮》，然后喝上一杯仙粉黛葡萄酒。她业已深陷其中的这种生活，在街道上的其他居民身上才刚刚开始。最早的时候，就是你还可以开着一辆沃尔沃240而不觉得难为情的时候，拉姆齐山居民的共同功课是重新学习父母那辈逃至郊区以避开的一些日常生活技能，比如说，如何敦促当地警察真正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如何对付目的性极强的摩托车偷车贼；什么时候去叫醒自家草坪长椅或秋千上的酒鬼；怎样诱导野猫去别家孩子的砂盒里拉屎；怎么判断一家公立学校已经烂到了完全不值得费劲去改良的地步。还有一些更具时代气息的问题，诸如：那些尿布怎么样？值得费那个事吗？真的还能订到送上门的瓶装牛奶吗？从政治角度来看童子军真的没问题吗？不吃麦片不行吗？哪里回收旧电池？当有色人种的穷女人指责你正在破坏她的街区时，该如何应对？老牌艾菲斯塔瓷餐具的釉彩含铅量过高，可能引发中毒，这是真的吗？厨房里的滤水器究竟需要精细到什么程度？有时当你按下超速行驶开关，你的沃尔沃240会不会没有反应？乞丐上门乞讨，该给他食物还是什么都不给？全职工作的妈妈有可能培养出无比自信、快乐、聪明的孩子吗？可以在头天晚上磨好第二天才用的咖啡豆吗？还是一定要在早上即磨即饮？圣保罗到底有没有人请到过令人满意的屋顶工？技艺高超的沃尔沃修车师傅呢？你的240有驻车制动拉线方面的毛病吗？仪表盘上那个贴着标签的谜一般的开关令人满意地咔嗒作响，却又似乎和什么都没有联系：那玩意儿究竟是什么东西？对所有这些问题，帕蒂·伯格伦德都能够提供可资参考的答案，她就像一只殷勤友好的蜜蜂，快活地传播着社会文化的知识花粉。她是拉姆齐山为数不多的几个全职妈妈之一，出了名的不喜欢说自己的好话，也出了名的不喜欢说别人的坏话。她说迟早有一天她会被家里的某扇窗“斩首”，因为那些提拉窗的吊链是她自己更换的。她的孩子们吃了她没煮熟的猪肉“很可能”会死于旋毛虫病。她觉得自己对脱漆剂的气味“上瘾”，很可能跟她“不再”读书有些关系。她坦言自己已被“禁止”为沃尔特的花施肥，因为“上一次”她搞砸了。有些人不喜欢她这种自我贬损的谦逊劲儿——他们从中体会出某种类似屈尊俯就的味道，就好像帕蒂故意夸大自己细小的过失，其实是过于明显地想照顾那些不那么能干的主妇的情绪。但大多数人还是觉得，她的谦虚发自内心，或至少也可以说是有趣的；而且，不论如何，你很难拒绝自己的孩子们那么喜欢的帕蒂阿姨，她不单记得孩子们的生日，还记得你的生日，会拿着小礼物来到你家后门：一碟曲奇饼干、一张生日卡片，抑或一束插在从二手商店买来的小花瓶里的铃兰，还告诉你不必麻烦把花瓶还给她。大家知道帕蒂是在东部长大的，纽约市郊区的某个地方，她是明尼苏达大学第一批获得全额篮球奖学金的女大学生之一。沃尔特家里的办公室墙上有块小匾，见证了帕蒂在大学二年级时入选全美篮球赛第二阵容。帕蒂有这样一个奇怪之处：作为一个以家庭为中心的人，她却似乎和自己的娘家人没有任何来往。一年四季都不见她离开圣保罗半步，好像也从没见到东部有什么人，包括她的父母，来这里探访她。如果你直截了当地问她关于她父母的事，她会告诉你，那两个人为很多人做了很多好事：爸爸在怀特普莱恩斯开了一间律师事务所，妈妈是搞政治的，没错，纽约州众议院的一名女议员。接着，她会断然地点点头：“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么个情况。”仿佛相关的话已经全部说完了。想让帕蒂同意说某个邻居的行为“恶劣”，你简直可以为此设计个游戏出来。当有人告诉帕蒂，塞思和梅里·保尔森两口子准备为他们的双胞胎开个盛大的万圣节派对，邀请了街区所有的孩子参加，唯独没有请康妮·莫纳汉，帕蒂只会说这真是太“奇怪”了。下次她在街上碰到保尔森夫妇，他们解释说一整个夏天，他们都在劝说康妮的妈妈卡罗尔，让她不要把烟头从她的卧室窗口弹进双胞胎的小游泳池。“这真是太奇怪了，”帕蒂一边附和着，一边摇头，“可是，你们知道，这并不是康妮的错。”然而，保尔森夫妇对“奇怪”这个评价并不满意，他们想听到的是“她太不合群了”，或者“这简直是消极攻击”，甚或“卡罗尔太不像话了”。他们需要帕蒂在这些恶言恶语里选出一个，和他们一起斥责卡罗尔，但帕蒂怎么都过不了“奇怪”这道坎，而保尔森夫妇也就依然拒绝邀请康妮参加派对。帕蒂对康妮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非常恼火，她在塞思和梅里举办派对的那个下午，带上自己的孩子、康妮，以及另外一个他们学校里的朋友去了南瓜农场，陪孩子们坐在装有干草的大车上游玩。但她对保尔森夫妇最差的公开评价也不过是，他们对一个七岁女孩的刻薄劲儿真是太奇怪了。卡罗尔·莫纳汉是巴瑞耶街唯一一位和帕蒂待的时间差不多的妈妈住户。她原本是亨内平县某位高官的秘书，被那人搞大了肚子之后，他将她从自己的辖区移到拉姆齐山居住，隶属于某种你可以称之为“人事安排互助”的计划。到了七十年代末期，双子城已经没有多少辖区认为，将你私生子的妈妈安排在你的治下工作是一个好政府的官员应有的举措。于是，卡罗尔成了圣保罗执照管理局那些心不在焉、时常休假的职员之一，与之对应，圣保罗某位和她一样有来头的女士也在河对岸找到了工作。巴瑞耶街上这栋租来的房子位于伯格伦德夫妇家隔壁，想必也是安置计划的一部分；否则，很难理解卡罗尔为什么会同意住在当时几乎还无异于贫民窟的拉姆齐山。夏天，每周一次，会有一个眼神空洞的年轻人穿着公园管理处的连身衣，在黄昏时分驾着一辆没有标志的四轮驱动车过来，开动割草机为她修剪草坪；冬天，还是这个年轻人，来为她清扫走道上的积雪。等到了八十年代后期，卡罗尔家是整个街区唯一没有中产阶级化的人家。她抽百乐门牌香烟，漂染头发，把指甲弄得俗艳吓人，成天给女儿吃现成的方便食品，每逢周四都很晚才回家（“这是该妈妈出门的晚上。”她解释说，就好像每个妈妈都有这样的待遇），用伯格伦德夫妇给她的钥匙悄悄打开他们家的大门，然后从沙发上抱起帕蒂用毯子裹着的正在熟睡的康妮。每当卡罗尔去工作、购物，或者享受她的星期四之夜时，帕蒂一直慷慨主动地为她照顾康妮，而卡罗尔也已经离不开帕蒂这个常常为她免费看护女儿的保姆。帕蒂不可能没有注意到卡罗尔是如何回报她这一片好心的：她对帕蒂的女儿杰西卡不理不睬，却又对她的儿子乔伊太过亲热（“和咱们的小师奶杀手再亲上一个怎么样？”）。邻里间的派对上，卡罗尔穿着薄兮兮的上衣，脚踩酒吧女招待风格的高跟鞋，紧贴沃尔特站着，称赞他高超的房屋修缮技艺，无论沃尔特说了什么，卡罗尔都尖声笑个不停。但是，这么多年来，帕蒂对卡罗尔最差的评价也不过是单亲妈妈的日子不好过：如果卡罗尔有时候对她态度怪异，那也可能不过是为了保护她自己的自尊心不受伤害。塞思·保尔森谈论帕蒂的次数稍稍超过了他老婆可以接受的频率，在塞思看来，伯格伦德夫妇是那种负疚感极强的自由主义者，他们需要不断地去原谅所有人，这样才不会为自己的好运气感到内疚，他们缺乏足够的勇气去坦然享受自己的优越。塞思的理论有这样一个不合理之处：伯格伦德夫妇的处境并没有多么优越，他们唯一为人所知的资产不过是那栋房子，那还是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改建出来的。另一个不合理之处，正如他的妻子梅里指出的那样，帕蒂并没有多么进步的思想，也绝对不是个女权主义者（成天待在家里，守着她的生日日历，烘焙那些活见鬼的生日甜点），而且似乎对政治十分反感：如果向她提起某次选举或者某位候选人，你会看到她努力强撑却终于无法维持那个平日里快快乐乐的自己，看到她变得烦躁不安，频繁点头，“是的，是的”个没完。梅里比帕蒂大十岁，看上去也不折不扣地老上十岁，早些年曾经是麦迪逊民主社会学生联盟的狂热分子，如今却狂热地迷恋着博若莱新酿葡萄酒。有一次在晚餐派对上，塞思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提起帕蒂，梅里的脸红得像新酿葡萄酒，她宣称在帕蒂的种种友好行为背后，不存在什么更高的觉悟，也谈不上什么团结意识，更谈不上政治意义，既不具备可替换的结构，也和真正的社群主义毫不沾边，不过是旧时家庭主妇拿手的那一套伎俩，而且，老实说，在梅里看来，如果抓破那温柔和善的表面，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一个冷酷、自私、好胜的帕蒂，发现她其实是个里根分子；很明显，帕蒂真正在意的不过是她的孩子和房子——邻居、穷人、祖国、父母，甚至她的丈夫，都算不了什么。毫无疑问，帕蒂十分疼爱她的儿子，尽管女儿杰西卡更能给父母长脸。小姑娘酷爱读书，关心野生动物，长笛吹得颇显天赋，足球场上的表现可称英勇，做起小保姆来也是大受欢迎，既没有漂亮到会损害她的道德的程度，却也足以赢得梅里·保尔森的称赞，然而乔伊才是那个帕蒂聊起来就没完没了的孩子。她以那种欢快、信任、自我贬低的口气，喋喋不休地告诉大家，乔伊是如何不听从她和沃尔特的管教，细节充分，没有丝毫省略。虽然大多数故事都披着抱怨的外衣，但是没有人怀疑她对儿子的宠爱。她就像一个抱怨自己帅气而混账的男友的女人。仿佛可以被他伤害是一件令她骄傲的事，仿佛她希望这个世界对她的主要了解，甚至可以说唯一了解，就是她对这种伤害抱有多么开明的态度。“他可真是个小浑蛋。”她这样告诉其他妈妈，当时正值冬季，长夜漫漫，打发孩子们睡觉的过程无异于一场战争，乔伊坚持说他有权利像帕蒂和沃尔特一样晚睡。“他大闹吗？哭吗？”其他妈妈问道。“你开什么玩笑？”帕蒂说，“我倒希望他哭闹，小孩子哭闹再正常不过，而且哭一阵也就不哭了。”“那他做了什么？”妈妈们问道。“他从根本上质疑我们的权威。我们叫他关灯，他却坚持说，只要我们还没有关掉我们的灯，他也就用不着非得去睡觉，因为他和我们没有任何区别。而且，我向上帝发誓，准得就像时钟一样，每隔十五分钟——我发誓他肯定躺在那里盯着他的闹钟，每隔十五分钟就大喊：‘还没睡着！我还醒着呢！’带着轻蔑或者嘲讽的口气，感觉真是奇怪。我求沃尔特不要上当，可他不听我的，又是午夜十二点一刻，沃尔特站在乔伊黑漆漆的房间里，两人又开始讨论大人和小孩的区别，争执家庭应该是民主的，还是应该采用仁慈的独裁统治，直到最后还是我受不了了，你们知道的，躺在床上，抱怨着：‘别吵了，别吵了。’”梅里·保尔森并不觉得帕蒂的故事多么有趣。深夜，她一边将晚餐派对上用过的餐具放入洗碗机，一边向塞思评论说，乔伊不懂大人和小孩的区别，这其实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的妈妈似乎就搞不大清楚自已到底是成年人还是孩子。她问塞思是否注意到了，在帕蒂的故事里，总是由沃尔特来管教孩子，就好像帕蒂只是个不需要负责任的旁观者，作为妈妈的任务不过就是要表现得可爱。“我好奇她是不是真的爱沃尔特，”塞思边打开最后一瓶酒，边乐观而又若有所思地说道，“我是说，性方面。”“潜台词总是‘我儿子可不是一般的孩子’，”梅里说，“她总是在抱怨乔伊难以集中注意力。”“可是，说句公道话，”塞思说，“归根结底都是因为乔伊太顽固，总是不听沃尔特的管教。”“她说的关于乔伊的每句话都是某种间接的自我吹嘘。”“难道你就从不吹嘘吗？”塞思挑逗道。“有时候会吧，”梅里说，“不过至少我还有那么一丝丝的自知之明，知道别人会怎么看待那些话。而且我的自我价值感也没有紧紧地和我们的孩子有多么了不起联系在一起。”“你是个完美妈妈。”塞思调侃道。“那倒不是，帕蒂才是完美妈妈，”梅里说着，塞思给她杯里添了点儿酒，“我只能算是‘非常好’罢了。”帕蒂抱怨说，乔伊太过于得天独厚。这小子满头金发，长得也漂亮，还似乎天生就知道学校每次考试的答案，就好像那些选择题的答案顺序，那些“A”、“B”、“C”、“D”的组合都已经写在了他的DNA里面。他能轻松自在地和比自己年长五倍的邻居们相处。当学校或者童子军组织要求他挨家挨户地售卖糖果或彩票时，他坦言这些不过是“骗钱的把戏”。当其他男孩子拿出帕蒂和沃尔特不肯买给他的玩具或者游戏机在他面前显摆的时候，他脸上会挂出一副“我才瞧不上”的微笑，相当地令人恼火。为了抹掉他脸上的笑意，朋友们一定要和他分享他们的玩意儿，结果就是虽然乔伊的父母不支持他打视频游戏，他却成了顶呱呱的游戏高手；他对都市音乐也有着广博的了解，尽管他的父母费尽心思地让未满十三岁的他远离那种音乐。据帕蒂说，有一次在晚餐桌上，乔伊最多也就是十一二岁的时候，不知道是有心还是无意，他管沃尔特叫“小子”。“哦哈哈，沃尔特可真是受不了这个。”她对其他妈妈说。“现在十来岁的孩子间说话就是这样，”妈妈们说道，“可能是说唱歌词的影响。”“乔伊也是这么说的，”帕蒂告诉大家，“他说那不过是个词而已，甚至算不上什么坏词。当然了，沃尔特可不这么认为。我坐在一旁，心里想着：‘沃尔—特，沃尔—特，千万别较真，和乔伊争论可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可是，他偏不，他一定要试着去解释，比如说，就算‘小子’不是个坏词，你还是不可以管成年男人叫小子，尤其不可以这样称呼黑人，但是，你们都知道，乔伊的全部问题就在于他不认为大人和孩子之间有什么区别，所以争执的结果就是沃尔特宣布乔伊没有甜点吃，而乔伊就说他才不想吃什么甜点，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怎么喜欢甜食。我坐在一旁，心里想着：‘沃尔—特，沃尔—特，千万别较真。’可沃尔特就是无法自已——他一定要举出例子来证明乔伊其实很喜欢吃甜食，但是乔伊可不会承认他的那些证据。当然了，他完全是在睁眼说瞎话，他声明说他有时候吃两份甜点只不过因为那样做符合习俗，绝不是因为他喜欢吃。唉，可怜的沃尔特，他可受不了别人对他撒谎，‘好啊，如果你不喜欢吃，那么一个月没有甜点怎么样？’我想着：‘哦，沃尔—特，沃尔—特，这可不好收场啦。’因为乔伊的回答是：‘我可以一年不吃甜食，一辈子不吃甜食，除去在别人家里做客不能失礼的时候。’而奇怪的是，这样的威胁居然也十分可信——这孩子太倔强了，很有可能当真这么去做。我只好打圆场：‘好啦，伙计们，暂停。甜食可是很重要的一类食物，咱们可别在这上面闹情绪。’这马上就削弱了沃尔特的威信，要知道，整场争论围绕的就是他的权威，我就这样毁掉了他所作的一切努力。”另外一个极其喜欢乔伊的人是莫纳汉家的小姑娘康妮。这个严肃而沉默的小人儿有个令人不安的习惯：要是你盯着她看，她会眼睛一眨不眨地回盯你，就好像你和她没有丝毫的共同之处。她每天下午都待在帕蒂的厨房里，努力将做饼干的面团揉成完美的球状，小姑娘非常卖力，黄油都化成了液体，面团也黑糊糊地发亮。康妮揉一块面球的时间，帕蒂能揉出十一块来，等到饼干出炉，帕蒂总是不忘先征得小姑娘的同意，再去品尝那块“真正出色的”饼干（更小、更扁、更硬的那块）。杰西卡比康妮大一岁，她似乎并不介意将厨房让给这个邻居家的女孩，自己则埋头读书，或者摆弄她那些用来栽培植物的玻璃容器。康妮对杰西卡这样全面发展的女孩构不成任何威胁。她缺乏全面性——只有深度，没有广度。涂颜色时，她总是忘乎所以地用一支签字笔使劲填涂一或两个区域，却让其他地方都空着，尽管帕蒂在一旁不停地鼓励她试试其他颜色，她也毫不理会。当地的每位妈妈，似乎单单除了帕蒂，很早就注意到了康妮对乔伊的痴迷，这或许是因为帕蒂的眼里也只有乔伊吧。有时，帕蒂在林伍德公园组织孩子们进行体育运动，康妮独自一人坐在草地上，将三叶草编成不准备送给任何人的指环，消磨时间，直到轮到乔伊击球或者抱着橄榄球跑过场地时，她才暂时地对比赛大感兴趣。她就好像是乔伊想象中的朋友，只不过凑巧大家都看得见。乔伊是个早熟而自制的男孩，他很少觉得有必要当着朋友们的面让康妮难堪。而对于康妮来说，只要意识到男孩们要去做男孩才能做的事，她就会识趣地退后一步，自动消失，既不指责也不哀求。反正总还有明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妮也总还可以去找帕蒂。帕蒂要么正跪在自家的菜地里，要么站在梯子上，穿着溅满油漆的羊毛衫，为她的维多利亚式大宅做着永无止境的粉刷保养工作。如果康妮不能待在乔伊身边，那她至少可以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替他陪伴他的妈妈。“家庭作业做得怎么样了？”帕蒂在梯子上问道，“要我帮忙吗？”“我妈妈回家后会帮我的。”“她回来一定很累，而且也会很晚。你可以现在就做完作业，给她个惊喜。你想这么做吗？”“不，我等她回来。”没有人知道康妮和乔伊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上床的。塞思·保尔森喜欢嚷嚷说是在乔伊十一岁、康妮十二岁的时候，其实他没有任何证据，只不过是想让大家感到不安。沃尔特曾帮乔伊在家里空地的一棵老海棠树上搭了间树屋，塞思的猜测围绕的就是这间小屋提供的私隐空间。等到乔伊上完八年级，当邻里间的父母故作随意地向儿子打听同学的性行为时，乔伊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他们的回答中。不久，在那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很可能杰西卡也有所察觉——突然之间，她也不说为什么，就公然蔑视起康妮和自己的弟弟来。不过，直到那年冬天乔伊和康妮开始合伙做生意之前，从来没有人看到过他们单独待在一起。据帕蒂说，在和沃尔特无休无止的争论中乔伊学到了这样一个道理：因为父母手里有钱，所以孩子才不得不服从父母。这点成了证明乔伊不同寻常的另一个事例：每当其他妈妈抱怨起孩子索要零花钱时那股子理所当然的派头，帕蒂总会笑着模仿乔伊被迫向沃尔特要钱时的懊丧模样。有些邻居请乔伊做过零活，无论是铲雪还是清扫落叶，乔伊都卖力得令人吃惊，但是帕蒂说，背地里乔伊痛恨自己的低工资，他觉得为某个大人铲车道上的雪会将他置于一种烦人的关系中。童子军手册里提出的所有那些可笑的赚钱点子——挨家挨户征订杂志，学习魔术后卖门票进行表演，掌握动物标本剥制术，然后为邻居炮制可能赢得大奖的鼓眼鱼——不是透露出一股卑微气（“我是统治阶级的标本剥制员”），不然就更糟糕，简直像在搞慈善。所以，为了摆脱沃尔特的控制，乔伊不可避免地被吸引着走上了创业之路。康妮就读的圣凯瑟琳学院是一所不大的天主教学校，她的学费由某人代付，也可能是卡罗尔本人在支付。学院要求女孩们统一穿校服，除了一枚戒指（“款式简单，全金属”）、一只手表（“款式简单，不镶珠宝”）、两只耳环（“款式简单，全金属，大小不得超过半英寸”），禁止佩戴任何其他首饰。乔伊在圣保罗中央高中读书，某次学校里一个广受欢迎的九年级女生和家人去纽约旅行，带回来一只廉价手表，黄色的表带看上去似乎可以咀嚼，运河街的小商贩用热烫法将小小的糖果粉塑料字母嵌在表带上，内容是女孩自己挑选的珍珠果酱乐队的一句歌词：别叫我女儿。这只表在午餐时间大获同学好评。后来乔伊在他的大学入学申请中描述说，他立刻主动去调查这种手表的批发来源，以及一台热烫机的价格。他用自己攒下的四百美元买了设备，给康妮做了一条样品表带（上面写着“准备好了”），让她戴着在圣凯瑟琳学院四处招摇；随后，乔伊雇康妮做了他的快递员，以每只三十美元的价格将这种个性化的手表卖给了康妮学校里整整四分之一的学生。修女们发现势头不对，立刻修改了着装标准，禁止学生们戴这种嵌字母的表带。当然了，帕蒂告诉其他妈妈，乔伊对此感到愤愤不平。“这没什么好生气的，”沃尔特对他说，“你原本就在利用一条人为的贸易限制来赚钱。当规则有利于你的时候，我看你并没有抱怨它们嘛。”“我投了资，承担了风险。”“你那是在钻空子，而人家发现后堵上了这个空子。难道你就没有思想准备吗？”“那你为什么没有提醒我？”“我提醒过你。”“你只说我有可能赔钱。”“没错，可你压根儿就没有赔钱。只不过挣的没你希望的那么多而已。”“可那些钱本来也该是我的。”“乔伊，挣钱并不是一种权利。你卖的是那些女孩们并不真的需要的垃圾货，她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可能买不起。这就是为什么康妮的学校要制定着装标准——为了对所有的学生都公平。”“是，对所有人公平，除了我。”从帕蒂转述这场对话时的口气和她描述乔伊孩子气的愤愤不平时脸上的笑容，梅里判断帕蒂还丝毫未察觉出自己的儿子和康妮在搞什么鬼。为了确认这点，梅里小心地刺探了一番。帕蒂知道康妮因为卷入这个乱子而得到了什么好处吗？她为乔伊工作是按件抽取佣金吗？“哦，当然了，我们告诉他一定要把挣到的钱分一半给康妮，”帕蒂说，“不过就算我们不说，他也会这么做的。他一向都很护着康妮，虽然他比康妮年龄小。”“他就像是康妮的弟弟……”“不，事实上，”帕蒂开玩笑说，“他对康妮可比那亲热多了。你可以问问杰西卡，做乔伊的姐姐是个什么感觉。”“哈，没错，哈哈。”梅里说。那天晚些时候，梅里告诉塞思：“还真怪了，她真的一点都没察觉。”“咱们这样可不对，”塞思说，“不能把其他父母的无知当笑料。小心风水轮流转，知道吗？”“哦，真抱歉，可这实在太好笑，太有趣了。你可得为我们俩保持住谦逊本色，好留住咱们的好运气。”“我为她难过。”“哦，原谅我，可我觉得这事简直太好笑了。”沃尔特的母亲住在大急流城，冬天快结束的时候，她因肺栓塞晕倒在她工作的那家女装店里。住在巴瑞耶街的邻居们都见过伯格伦德老太太，每逢圣诞节、孩子们的生日、她的生日，她都会来儿子家。在她过生日时，帕蒂总会带她去当地的女按摩师那里，也总会在她身边堆满她喜爱的零食：甘草糖、澳洲坚果、白巧克力。梅里管老太太叫“比安卡小姐”，这个称呼不含什么恶意，出自玛杰利·夏普写的儿童读物，是书中戴眼镜的老鼠女管家的名字。她的脸皱巴巴的，看得出曾经美丽过；下巴和双手不时地抖动着，有一只手因小时候患关节炎而严重萎缩了。老太太早已筋疲力竭，身体早就彻底地垮掉了，沃尔特痛苦地说，这都是为他的酒鬼老爸操劳一生、打理家里开在希宾市附近的路边汽车旅馆的结果；在做寡妇的这些年里，她坚持要独立生活，看上去优雅依旧，所以她一直开着她的旧车，一辆雪佛兰骑士，去女装店上班。得知老太太病倒了，帕蒂和沃尔特赶去北方，留下乔伊在家，由他那傲慢的姐姐来监管。乔伊全然无视杰西卡的存在，在卧室和康妮共享他们的少年性爱狂欢，直到老太太突然去世并举办葬礼的时候才停止。之后不久，帕蒂就变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邻居，一个刻薄得多的邻居。“哦，康妮啊，是的，”她现在的口气是这样的，“多么可爱的小姑娘，一点儿也不多嘴，乖乖巧巧，还有个那么优秀的妈妈。你知道吗？我听说卡罗尔最近交了个男子气十足的新男友，好像只有她一半年龄那么大，卡罗尔做了这么多事来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乐趣，要是她们现在搬走是不是太糟糕啦？哇，还有康妮，我肯定会想念她的。哈哈，多安静、多可爱、多知道感恩的小姑娘。”帕蒂看上去一团糟，脸色阴沉，显然是没睡好，也没什么胃口。过了很久，帕蒂才恢复了她这个年龄的女人该有的模样，不过，梅里·保尔森算是终于等到了她期待的结果。“她肯定是知道了。”梅里对塞思说。“偷走了她的小宝贝——罪不可恕呀。”塞思说。“偷走，一点儿不错，”梅里说，“可怜的乔伊，天真无邪、无可指责的乔伊，被邻居家那个聪明的小能人偷走了。”“得了，康妮可是比乔伊大一岁半的。”“单从日历上看是这样。”“你怎么说都可以，”塞思说，“不过帕蒂对老太太真是不错，她肯定很难过。”“哦，我知道，我知道，塞思，我知道。现在我可以真正地为她感到伤心了。”有几位和伯格伦德家关系更亲密些的邻居传言，比安卡小姐把她靠近大急流城的一处小湖边的小鼠屋留给了沃尔特，完全没有他两个兄弟的份。据说帕蒂和沃尔特对于如何处理这所房子意见不一：沃尔特想把它卖掉，和两个兄弟分享所得房款，而帕蒂则认为他应该尊重母亲的遗愿，把它当作对他这个好儿子的奖励。沃尔特的弟弟是名职业军人，住在莫哈韦那边的空军基地；哥哥则在成年后发扬光大了他们老爸酗酒的毛病，在经济上盘剥自己的母亲，除了要钱之外完全不理会老太太。沃尔特和帕蒂总是在夏天带着两个孩子去奶奶那里住上一两个星期，他们常常会邀请邻居家中杰西卡的一两位朋友一起去，据这些孩子们说，那所房子坐落在一片树林里，朴实简单，虫子也不多。帕蒂当时似乎也有些酗酒，她早上出来从步行道上捡起蓝色包装的《纽约时报》和绿色包装的《明星论坛报》时，那脸色看上去完全是霞多丽葡萄酒喝多了的模样。或许是为了讨帕蒂欢心，沃尔特最终同意把房子留下来作为一处度假屋。六月，学校刚一放暑假，帕蒂就带着乔伊去那里帮她清空抽屉、打扫卫生、重新粉刷。杰西卡则和爸爸留在家里，在一个诗歌强化班上课。那年夏天，好几位邻居带着他们的儿子去拜访了那所湖边小屋，不过保尔森夫妇不在此列。那些人发现帕蒂的精神好了很多。其中一个爸爸私下里要塞思想象一下皮肤晒成了红褐色、光着脚、穿着黑色连体泳衣和没系腰带的牛仔裤的帕蒂，这样子很对塞思的胃口。而在公开场合，大家都谈论乔伊是个多么体贴周到的阳光男孩，母子俩看上去过得多么快乐。他们俩让所有访客都加入玩一种叫作“联盟”的复杂的室内游戏。帕蒂睡得很晚，她守在婆婆留下的电视机前，用她对正在热播的六七十年代的情景喜剧的丰富了解逗乔伊开心。乔伊发现他们的小湖在当地地图上没有标识——确实，它只是个比较大的池塘，附近仅有两所房子——就将其命名为无名湖。帕蒂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语气温柔，含情脉脉：“我们的小无名湖。”当从无名湖回来的爸爸中有人告诉塞思，乔伊清理排水沟，修剪灌木丛，刮掉房子上的旧油漆，每天都工作很长时间时，塞思想知道，帕蒂是不是给儿子开出了高工资，是不是这也是交易的一部分。但没人能说得上。至于康妮，保尔森夫妇无论从哪一扇朝向康妮家的窗户望出去，几乎都会看到她在等待。她真是个非常耐心的小姑娘，新陈代谢的速度堪比冬天里的一条鱼。她晚上去W. A. 弗罗斯特餐厅打零工，但工作日的所有下午，她都坐在自家门廊上看着冰激凌卡车从门前开过去，邻居家的孩子们在一旁玩耍；周末，她坐在屋后的草坪椅上，卡罗尔的新男友布莱克正和他那些未加入工会的做建筑的哥儿们一起闹哄哄地大肆砍伐树木，为扩建房屋做准备，她偶尔会瞥上两眼，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在等待。“我说，康妮，最近你生活中有什么有趣的事吗？”塞思在路边问道。“你是说除了布莱克之外？”“对，除了布莱克之外。”康妮稍稍考虑了一下，然后摇摇头，“没什么有趣的。”“你觉得闷吗？”“不怎么觉得。”“去看电影？读书？”康妮直勾勾地盯着塞思，依旧是那副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神气。“我看了《蝙蝠侠》。”“那乔伊呢？你们俩不是一直挺亲密的嘛，我敢说你在想念他。”“他会回来的。”她说。一旦烟头纠纷得到解决——塞思和梅里承认他们或许夸大了整个夏天扔进浅水池里的烟头数目，可能是有点反应过度——他们就发现卡罗尔·莫纳汉知道不少关于当地民主政务的内情，而梅里正越来越多地参涉其中。卡罗尔用一种事实如此的语气讲述着各种令人毛发倒竖的故事：肮脏的政治机器，隐蔽的行贿渠道，非法操纵的投标，可渗透的防火墙，有趣的数学题；梅里听到这一切后的恐惧让卡罗尔颇感愉快。梅里打算向市政腐败开战，而卡罗尔则成了梅里眼中的一个活标本。卡罗尔最了不起的一点就是她似乎从不改变——年复一年，也不知道是为了谁，每逢周四晚上她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此维持着父权传统在市政中的活力。然而有一天，她真的变了。而在那之前，周遭情形已然有那么一点儿不同了。市长诺姆·科尔曼[1]摇身一变成了共和党人，而一位前职业摔跤手[2]正在向地方长官的宅邸进发。卡罗尔得以蜕变的催化剂是她的新男友布莱克，一个蓄着山羊胡的年轻的挖土机操作工。她是在执照管理局与他邂逅的。为了他，她来了个惊天大变形：花哨复杂的发型和三陪女郎风格的裙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舒适合身的裤子和简单利落的短鬈发，妆容也清爽了许多。这是一个谁都未曾见过的卡罗尔，是个真正开心的卡罗尔，她轻松快活地从布莱克的F-250小卡车上跳下来，放任流行摇滚乐在街道上轰鸣，然后用力关上乘客座边上的车门。很快，布莱克就开始在卡罗尔家过夜，身穿维京人队运动衫，脚蹬不系带的工装靴，手里攥着啤酒易拉罐，拖着脚走来走去。又没过多久，布莱克就将电锯伸向了卡罗尔家后院的每一棵树，开着租来的挖土机大动土木。他那辆卡车的保险杠上写着这样的字眼：我是白人，我参加选举。保尔森夫妇最近才结束了他们一再拖延的房屋整修工程，因此不好去抱怨卡罗尔家的嘈杂和混乱，而住在另一边的沃尔特不是因为太过友好就是太过忙碌，也没有出声。然而，等到帕蒂和乔伊在乡下待了两个多月，最终在八月末回到家的时候，她却丝毫没有掩饰对邻居改建房屋的强烈不满。她大睁着眼睛在街上走来走去，挨家挨户地说起了卡罗尔的坏话：“打搅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谁能告诉我出什么事了吗？有人没跟我招呼一声就向树木宣战了吗？那个开卡车的保罗·班扬[3]是什么人？究竟怎么回事？她难道不想续租了吗？如果你只是个租户的话，你有权砍伐那些树木吗？你怎么能把并不属于你的房子的后墙拆掉呢？她是不是在我们大家伙儿不知道的情况下买下了那栋房子？她怎么能这样做？她就连换个灯泡都要打电话找我们家沃尔特！‘沃尔特，不好意思，在晚餐时间打搅你了，我刚才摁下电灯开关，可灯不亮。你能不能立刻过来一下？来了之后，亲爱的，能不能顺便帮我报一下税？明天就到期了，可我的指甲还没干。’你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申请得到分期付款？她不是有‘维多利亚的秘密’牌的内衣账单要付吗？她这样也能交到男朋友？她不是在明尼阿波利斯有个肥佬情人吗？难道不该有人给这肥佬透露点消息吗？”保尔森家在帕蒂的可拜访邻居名单中居于末位，但直到来到他们家，帕蒂才真正得到了一些答案。梅里告诉她，卡罗尔事实上已不再是租户了。本市的房屋主管部门在经济不景气的年头接手了数百栋房子，卡罗尔家就在其列，现在这批房子正在被以大甩卖的价格出售。“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帕蒂说。“你从来没问过我们，”梅里说，忍不住又加了一句，“你似乎从来就对政府不怎么感兴趣。”“你说她买得很便宜？”“非常便宜。认识正确的人可是很管用的。”“你对这个怎么看？”“无论从财政角度还是从哲学角度，我都认为这糟透了，”梅里说，“这就是我和吉姆·席贝尔[4]一起工作的原因之一。”“你知道，我向来很喜欢这个社区，”帕蒂说，“我喜欢住在这里，甚至刚搬来的时候也是如此。可现在，突然一切看上去都那么肮脏，那么丑陋。”“别泄气，要多点儿参与精神。”梅里文绉绉地来了这么一句。“我可不想成为此时此刻的沃尔特。”帕蒂刚一离开，塞思就如此说道。“老实说，我很高兴听到你这句明白话。”“是我多心了，还是你也听出了帕蒂言下对自己婚姻的不满？我是说，帮卡罗尔报税？你听说过这回事吗？我觉得这有趣极了。我可从没听说过。现在可好，他连窗外的绿树美景都没能保护好。”“整件事完全就是倒退了的里根主义，”梅里说，“她以为她可以活在自己的小泡泡里，自成一体，活在她那小小的玩具屋里。”接下来的九个月中，随着一个又一个周末过去，加建的房子在卡罗尔家后院的泥坑里拔地而起。房子像一间巨大的追求实用的舢板棚，大片的乙烯基墙上嵌着三扇朴素简陋的窗户。卡罗尔和布莱克将其称为“大房间”[5]，这在拉姆齐山地区可还是个新鲜概念。烟头风波之后，保尔森夫妇修起了高高的栅栏，还种了一排装饰性云杉，如今树已长大，足够将卡罗尔家的新景观挡在他们的视线之外。只有从伯格伦德家看过去，才可以毫无遮拦地看到那间帕蒂称之为“飞机库”的房子。没多久，邻居们就开始避免和抱怨起“飞机库”就没完没了的帕蒂聊天，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他们在街上挥挥手，喊一句好啊，但注意着不要慢下脚步，以免被帕蒂缠住。有工作的妈妈一致认为帕蒂变成这样是因为闲得没事干。过去，她很会和孩子们相处，教他们作运动、做家务，可现在整个街区都是十来岁的大孩子。不管怎么努力填充日常生活，她总是看得到或听得到邻居家的改建工程。每过几小时，她就会从家里冒出来，在后院来来回回地踱步，像一只巢穴被搅扰的动物一样盯着那个大房间看；有时，她会在傍晚过去敲响大房间的临时夹板门。“嘿，布莱克，进展怎么样？”“一切顺利。”“听上去确实是！我说，斯基尔电锯在晚上八点半听起来实在是太吵了，你觉得今天就干到这里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样。”“好吧，那么，如果我要求你停工呢？”“不好说。不如你让我干完我的活吧？”“那我会觉得很糟糕，你这边的噪音烦死我们了。”“是吗？那可真是不妙。”帕蒂的笑声突兀、响亮，有些像马的嘶鸣：“哈—哈—哈，不妙？”“没错，很抱歉吵到你们了。不过卡罗尔说你们改建房子的时候，吵了她整整五年。”“哈—哈—哈，我可不记得她抱怨过。”“那时你在做你不得不做的事，而现在我在做我不得不做的事。”“可你这活干得一点儿都不漂亮，真遗憾，简直可以说是丑陋。可怕加丑陋。这都是大实话，毫不隐讳的大实话。当然这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你的电锯太吵了。”“你现在脚踩的可是私家土地，请你马上离开。”“好的，那我猜我要给警察局打电话了。”“没问题，尽管打。”你会看到帕蒂在小径上踱来踱去，气愤却又无计可施，浑身发抖。她的确再三打电话向警察局投诉过邻居家的噪音，有那么几次警察也确实来了，并和布莱克进行了交涉，但他们很快就厌烦了她的投诉，变得不理不睬，直到第二年的二月，有人将布莱克那辆F-250四个簇新的雪地防滑轮胎一个不落地全部划破，布莱克和卡罗尔建议警官们去问问他们那个不断打电话投诉的邻居。这下子帕蒂又开始从街头走到街尾，敲响邻居们的门，大吐苦水：“最大的嫌疑犯，是吧？隔壁那个有两个十来岁孩子的妈妈。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犯罪分子，对吧？我就是个疯子！他开着这条街上最大最难看的车，保险杠上的那句话让几乎每个非白人至上主义者都看不顺眼，但是，哦，上帝，真让人猜不透，除了我还会有谁想要划破他的轮胎呢？”梅里·保尔森确信帕蒂事实上就是那个划破轮胎的人。“我看不出，”塞思说，“我的意思是，她确实在受罪，可她不是个会撒谎的人。”“她可能确实不会撒谎，可我也没听到她说不是她干的。她最好正在某个地方接受像样的心理治疗。她显然需要那个。当然，心理治疗再加上一份全职工作。”“我的问题是，沃尔特在干吗呢？”“沃尔特在累死累活地挣钱养家，这样帕蒂就可以成天待在家里，做她的疯狂主妇。他是杰西卡的好爸爸，是乔伊的某种现实原则[6]。我看他手头要做的事已经够多了。”除了爱老婆，沃尔特还有一点最为显著的性格特质：是个大好人。他善于倾听，似乎觉得其他所有人都比他本人更有趣，更值得关注。他的肤色白得离谱，下巴窄小，留着天使般可爱的小鬈发，永远戴着同一副圆形的金属框眼镜。他起初在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的理事会做律师，但没能玩转，被挪到公司的推广和慈善部门；为人友善是这种部门需要的品质，但他在公司内的升迁道路也就此走到了尽头。在巴瑞耶街，他总会送出很不错的免费演出票，比如民谣歌手格思里或室内管弦乐队的演出。他告诉邻居们他和当地名人见面的经历，有广播大使盖瑞森·凯勒、棒球明星柯比·帕克特，还有一次，他见到了摇滚明星普林斯。最近，他干脆离开了明尼苏达矿务及制造业公司，去自然保护协会做了业务发展专员，这让大家吃了一惊。除了保尔森夫妇，没人料想得到沃尔特对以前那家公司怀有如此强烈的不满，但他对自然保护的热情向来不亚于对文化的热情，表面上看，他生活中唯一的变化就是周末不怎么待在家里了。这或许就是他没有像大家所指望的那样去调停帕蒂和卡罗尔·莫纳汉之间的战争的原因之一。如果你直接问他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他会紧张地咯咯笑着，回答说：“关于这件事，我算是个中立的旁观者。”乔伊高二那年的春天和夏天，他就一直这样中立地旁观着；到了秋天，杰西卡去东部上大学，乔伊竟也从家里搬走，和卡罗尔、布莱克及康妮住在了一起。乔伊这次的叛逆行为着实令人震惊，这无异于在帕蒂心口捅了一刀，她在拉姆齐山的生活由此开始走向终点。整个七月和八月，乔伊在蒙大拿高原地带的一处牧场打工，牧场主是沃尔特所在的自然保护协会的一位大捐赠人。等乔伊回来的时候，他的肩膀变得又宽又结实，还长高了两英寸。平日里沃尔特并不怎么喜欢吹嘘，但在八月的一次野餐上，他却向保尔森夫妇夸耀，说那位捐赠人打电话告诉他，乔伊在把牛摔倒和给羊洗药浴时表现出的勇敢和不知疲倦如何地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就在这次野餐上，帕蒂已然眼神空洞，痛苦不堪。六月，就在乔伊去蒙大拿之前，帕蒂又带儿子去了无名湖帮她收拾房子。唯一一位曾在那里见过他们的邻居描述了那个可怕的下午：帕蒂和乔伊一次又一次地伤害对方，丝毫不加掩饰，乔伊嘲弄地模仿帕蒂的言谈举止，最后更是当面骂她“愚蠢”，听到这话，帕蒂痛苦地大声说：“哈—哈—哈，愚蠢！老天，乔伊！你成熟的方式还真是一如既往地让我吃惊！当着外人的面说自己的妈妈愚蠢！这做法还真是招人喜欢！多么高大、剽悍、独立的男人呀！”夏天结束的时候，布莱克的那个大房间已经基本上完工了，他正在按布莱克式风格往里面添加配置：PlayStation、桌上足球、冷藏啤酒桶、大屏幕电视、桌上冰球台、维京风格的彩色玻璃大吊灯和自动躺椅。邻居们猜想着帕蒂在晚餐桌上会如何对这些便利设施进行嘲讽，而乔伊会说她愚蠢、不公平，沃尔特则会愤怒地要求乔伊向妈妈道歉。不过乔伊叛逃去隔壁家那晚的情形可不需要邻居们动用他们的想象力，因为卡罗尔·莫纳汉很乐意向大家描述，她说的时候声音很大，不无心满意足的味道，任何一位不忠于伯格伦德夫妇、愿意听她说的邻居都可以听个清楚明白。“乔伊冷静极了，真是冷静，”卡罗尔说，“我向上帝起誓，你把黄油放进他嘴里都不会融化。我和康妮一起去他家支持他，也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完全赞成这个安排，因为，你们知道啦，沃尔特向来体贴人，我怕他担心乔伊搬来我家会成为我的累赘。乔伊向来都有担当，他只是希望能和家人达成一致，把所有问题都挑开来说。他解释了他和康妮是怎么和我讨论这个安排的，因为知道沃尔特会担心日常开销，我就告诉他，日用品什么的完全不成问题。我和布莱克现在是一家人了，我们愿意多负担一个人。而且乔伊很勤快，洗碗、倒垃圾什么的，他都做得很好，是个整洁的孩子。我跟沃尔特说，过去他和帕蒂那么照顾康妮，留她在家里吃饭什么的，我想为此表达我的谢意，因为在我生活一团糟的时候，他们待我真的很慷慨，除了感激之外，我别无他想。乔伊是那么的负责任，那么的冷静。他解释说，因为帕蒂甚至不肯让康妮进她家的门，如果他要想和康妮相处的话，真是别无选择。我插话说，我完全支持他们两人交往，要是世界上所有年轻人都像他们这样有责任感，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我还告诉他们，让两个孩子待在我家益处良多，又安全又可靠，而不会到处去偷偷摸摸，惹上麻烦。我那么感激乔伊，他在我家永远都会受到欢迎。我就这样告诉他们。我知道帕蒂不喜欢我，她总是瞧不起我，也从来不把康妮放在眼里。我都知道的。我知道帕蒂那两把刷子，我晓得她会发上一阵子疯，小脸扭曲着：‘你以为他爱你女儿？你以为他爱上她了？’声音又细又尖。就好像乔伊这样的男孩子不可能爱上康妮，就因为我不是个大学生什么的，或者因为我的房子没有他们家的大，要不就是因为我不是从纽约来的，再不然，就是因为我不得不老老实实地干着每周四十个小时的全职工作，不像她那样待在家里。帕蒂对我丝毫不尊重，你简直无法想象。不过沃尔特不一样，我想我可以和他谈。他可真是个甜心，脸涨得通红，我想是他觉得尴尬的缘故，他说：‘卡罗尔，你和康妮先回去，让我们单独和乔伊谈谈。’回去就回去，没问题，我又不是去闹事的。我可不是个喜欢惹麻烦的人。可是乔伊不干了。他说他并不是在请求他们的同意，只是告诉他们一声他的打算，没什么好谈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沃尔特失控了。完全地失控了。泪珠从他脸上滚落下来，那么的伤心，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毕竟，乔伊是他最小的孩子。是帕蒂对康妮如此不讲理，如此无情，才逼得乔伊再也无法和他们一起生活，不是沃尔特的错。但他却开始声嘶力竭地吼叫：‘你才十六岁，在读完高中前哪儿也别想去！’乔伊只是微微地对着他笑，你根本无法在他嘴里融化黄油。他说他离家又不违法，而且他只不过是搬去隔壁。有理有据。我真希望我在十六岁的时候有乔伊百分之一那么聪明，那么酷。我是说，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孩子。可我又有些替沃尔特感到难过，因为他开始嚷嚷，什么他不会替乔伊出大学学费啦，明年夏天别想再去蒙大拿啦，他说他唯一要求的不过是乔伊能回来吃晚饭，睡在自己家的床上，做家庭的一分子。而乔伊是这样说的：‘我仍然是这个家的一员。’顺便说一下，乔伊从未否认这点。可沃尔特在厨房里跺着脚走来走去，有那么一阵儿，我真以为他会动手揍乔伊。但他只是完全失控了，他嚷嚷着：‘滚出去，滚，我受够了，滚。’然后就离开了，你能听到他在楼上乔伊的房间里拉开抽屉之类的声音，帕蒂跑上楼，两人开始朝对方大吼，我和康妮拥住乔伊，因为他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个讲道理的人，我们为他感到难过。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完全确信让乔伊搬来我家绝对没错。沃尔特咚咚咚地下了楼，我们听到帕蒂像个疯子一样尖叫着——她也完全失控了，沃尔特又开始朝乔伊吼叫：‘看看你对自己的妈妈做了些什么？’又是为了帕蒂，看到了吧，她总是要扮演受害者的角色。乔伊只是站在那里，摇着头，因为一切都已经再清楚不过了。他怎么会愿意住在一个这样的家里呢？”儿子的不同寻常最终让帕蒂自食恶果，这无疑合了有些邻居的意，但是，巴瑞耶街上也从来没人真正喜欢过卡罗尔·莫纳汉，大伙儿也普遍对布莱克缺乏好感，觉得康妮神经兮兮的，而且也没有人真正信任过乔伊。随着他的叛逆行为在拉姆齐山地区传播开来，多数人都十分同情沃尔特，并担忧帕蒂的心理健康，也为自己的孩子是如此正常而宽慰感恩——他们高高兴兴地接受父母的慷慨援助，理直气壮地请求父母帮忙做功课或申请大学，放学后老老实实地打电话报告行踪，有时也和父母聊聊自己每天的磕磕碰碰，就连因性、大麻和酒精而发生的口角也完全不出父母的预料。从伯格伦德家释放出来的痛苦是与众不同的。但愿沃尔特还不知道卡罗尔早已喋喋不休地描述了他那晚“失控”的情形，可怜的他别别扭扭地告诉邻居，作为父母他和帕蒂已被“炒了鱿鱼”，他们正尽最大努力做到释然。“他有时过来做功课，”沃尔特说，“但目前他似乎更喜欢在卡罗尔家过夜。我们倒要看看这能持续多久。”“帕蒂受得了乔伊搬走吗？”塞思问道。“不怎么受得了。”“最近哪天和帕蒂来我家吃晚饭吧。”“好主意，”沃尔特说，“不过我想帕蒂要去我妈妈的老房子住一阵儿。你知道，她一直在整修那所房子。”“我很担心她。”塞思声音哽塞。“我也是，我也有点儿担心她。不过我曾见过她带伤打球。大三那年，她整个膝盖都破了，可她还是坚持着又打了两局。”“可那之后她不是就接受了外科手术，嗯，从此结束了职业球员的生涯吗？”“我想说的是帕蒂的坚强，塞思。她忍着疼痛继续打球。”“没错。”沃尔特和帕蒂始终也没能去保尔森夫妇家吃晚饭。那年冬天的大部分时间，以及次年春天，帕蒂都躲在无名湖，没怎么在巴瑞耶街露面。就算她的车停在了车道上，比如圣诞节期间，她也会避开邻里间的聚会。一度，她的烘烤食品和殷勤参与是这些聚会上备受欢迎的固定节目。当时杰西卡从大学放假回来，据她的朋友们说，杰西卡和弟弟“大吵一架”，结果就是乔伊在自己以前的卧室住了一个多星期，让他那位难对付的姐姐过了个她想要的真正假期。有时，邻居会看到几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前来拜访帕蒂，从她们的发型和斯巴鲁汽车保险杠上的贴纸来看，应该是她过去的篮球队队友。有关帕蒂酗酒的传言又出现了，不过这多半只是猜测，因为，尽管她向来友好，可在拉姆齐山，她连一个真正亲密的朋友也没交到。到了新年，乔伊又回了卡罗尔和布莱克的家。大家推测，那栋房子里最能吸引他的地方莫过于他和康妮共享的那张床。乔伊的朋友们都知道他抗拒手淫的程度堪称奇怪，且极其坚决，哪怕只是提起这个字眼，他脸上都会立刻浮现出傲气十足的微笑；他声称他要度过一个从不需要手淫的人生，这是他的理想。一些更具洞察力的邻居，包括保尔森夫妇，怀疑乔伊同时也十分享受作为那栋房子里最聪明的人的感觉。他成了大房间里的王子，任何他接纳为朋友的人都可以享用里面的种种娱乐设施（这使得大房间里那个不受监管的啤酒桶成了整个社区家庭晚餐桌上争执的焦点）。他和卡罗尔相处的方式令人不安地接近于调情。他喜欢布莱克喜欢的所有事物，尤其是他的电动工具和卡车，哄得布莱克开开心心。而他就是用那辆卡车学会了驾驶。同学们热情支持阿尔·戈尔[7]和参议员韦尔斯通的时候，他令人气恼地微笑着，仿佛自由主义和自慰一样是一种弱点。这似乎说明他甚至接受了布莱克的部分政治主张。这年夏天，他在建筑工地打工，而没有再去蒙大拿。公平也好，不公平也罢，大家都感觉沃尔特——他的友善——或多或少该为这个局面负责。他没有揪着乔伊的头发把他拖回自己家，让他学得规矩点儿，也没有捡块石头在帕蒂脑门上敲上一记，让她清醒清醒，而是成天在自然保护协会忙活，不见踪影。他以相当快的速度升任协会州分部执行官，任由家里一晚又一晚地空无一人：花坛荒芜，树篱无人修剪，窗户无人清洗，城市里脏污的积雪覆盖了仍竖在前院的那个歪斜的、写着戈尔-利伯曼[8]的标牌。就连保尔森夫妇都对伯格伦德一家人失去了兴趣，因为梅里正在参加市议员竞选。帕蒂在无名湖度过了整个夏天，乔伊入读弗吉尼亚大学，而关于其经济来源，拉姆齐山无人知晓。在儿子离家去上大学一个月后，也就是那出国家大悲剧发生后两个星期，帕蒂从无名湖回来了，之后没多久，伯格伦德家门前便竖起了“出售”的标牌，想当初，帕蒂和沃尔特可是将他们生命中的一半时间都倾注在了这座维多利亚式大宅上。沃尔特在华盛顿有了新工作，已经开始在那里上班。虽然房价很快就将反弹到史无前例的高度，但此刻的当地房市却依旧在后九一一的低谷中徘徊。房子是帕蒂经手卖出的，价格令人失望。买主是一对严肃的黑人夫妇，都是专家，有一对三岁大的双胞胎。二月，伯格伦德夫妇最后一次挨家挨户礼貌地向大家正式告别：沃尔特问候了每户人家的孩子，给每个孩子送上了他最美好的祝福；帕蒂没怎么说话，但再一次看上去年轻得令人吃惊，就像那个在这个社区还不能称之为社区的时候推着婴儿车走过街道的大姑娘。“真是奇迹，”塞思·保尔森后来对梅里说，“这两口子居然还在一起。”梅里摇摇头：“我觉得他们还没弄明白要怎么活着。”注释[1]诺姆·科尔曼（1949-　），美国律师、政治家，1994年至2002年任圣保罗市市长，曾经是民主党人，1996年成为共和党人。[2]此处指杰西·文图拉（1951-　），美国政治家、演员、作家，1999年至2003年任明尼苏达州州长。[3]美国民间传说中的伐木巨人。[4]吉姆·席贝尔（1947-　），美国民主党籍政治家，1990年至1994年任圣保罗市市长。[5]指一种在单一空间内集合了起居室、游戏室、书房等多项功能的房间。[6]弗洛伊德认为，在潜意识里，某些受享乐原则刺激而产生的欲念常遭到另一个相反的力量的监察，后者即被他称为“现实原则”。[7]即艾伯特·戈尔（1948-　），1993年至2001年任美国副总统，200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200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8]即乔·利伯曼（1942-　），美国政治家，2000年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错误已经铸成》帕蒂·伯格伦德自传作者：帕蒂·伯格伦德（依心理医生建议所写）第一章　温顺要不是帕蒂是个无神论者，她应该会感谢仁慈的主，感谢他赐予她校际体育联赛，因为这些从根本上挽救了她的生命，给了她实现自我的机会。她尤其要感谢北查帕阔初中的桑德拉·莫舍、霍勒斯·格里利高中的伊莱恩·卡佛和简·内格尔、葛底斯堡女子篮球营的厄尼和罗斯·塞尔瓦托，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的艾琳·特雷德韦尔。正是这些了不起的教练教会了帕蒂什么是纪律、耐心、专注，什么是团队协作和体育精神的理想境界，这些品质弥补了她那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和可怜的自卑感。帕蒂在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长大，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而另外三个孩子更符合其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每位家人相比，帕蒂都要高大许多，也普通许多，反应更是明显地迟钝一些。当然，她并不真的是个笨蛋，只是相对迟钝一些。她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半，几乎和弟弟一般高，比两个妹妹则高出了一大截。有时她希望自己索性再长高些，到六英尺，反正她已经和这个家格格不入了；而且，如果能更清楚地看到篮筐，在运球时低位背打，在防守时更加灵活地转动，那么她拼抢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恶狠狠了，这样大学毕业后也会过得开心一些——也许不会，但想象一下也挺有意思的。等打到大学校际比赛的时候，她通常都是场上较矮的球员之一，好笑的是，这让她联想起自己在家里的位置，从而有助于她肾上腺素的分泌保持在巅峰状态。帕蒂记得她妈妈来看过她打球，就那一次。当时她正在参加普通学生运动夏令营，妹妹们则在杰出学生艺术夏令营，两支夏令营属同一综合组。一天，就在一场垒球比赛进行到后几局时，妈妈和两个妹妹出现了。当时帕蒂正沮丧地站在左外野，而内野的几个女孩球技不佳，连连失误，她等着有谁能把球远击到她所在的区域。她慢慢地一点点向内野迫近，最终抓住了制胜的机会。一垒和二垒上都有跑垒员。击球手打出一记反弹球，球朝着那个笨手笨脚的游击手飞过去。帕蒂跑到她前面，抢先接到球，跑上去触杀了前位跑垒员，然后又去追剩下那个。那是个可爱的女孩，大概是靠一次防守失误上了一垒。帕蒂径直朝她逼去，女孩尖叫一声，撒腿便朝外野跑，离开跑垒道，自动出局。可帕蒂还是一路追下去，直到触杀了她为止。那女孩瘫倒在地，扯着嗓子尖叫，好像帕蒂用手套那轻轻的一触，给她带去了剧烈的疼痛。帕蒂心里明白，作为运动员这算不得什么光辉时刻。因为家人的观看，一种不知名的情绪控制了她。坐在家用旅行车中，妈妈用比平时更加颤抖的声音问她，是不是一定要如此……好斗。就算需要——好吧，需要这么好斗，那么多少给自己的队友留些机会难道会让帕蒂不开心吗？帕蒂回答说在左外野，她压根儿连球的边都摸不着。妈妈说：“你要打球我没意见，但你得从中学会与人合作，学会团体互动才行。”帕蒂说：“那就送我去真正的运动营，这样我就不会是场上唯一一个知道怎么打球的球员。我无法跟接不住球的人合作！”妈妈说：“我不确定该不该鼓励你这么好胜，这么爱竞争。我猜我算不得一个体育爱好者，但我看不出，单纯为打败对手而打败对手能有什么乐趣？互相配合、一起努力不是更有意思些吗？”帕蒂的妈妈是个职业民主党人。现在，也就是自述人撰写本文时，她甚至做了州议会女众议员，成了尊敬的乔伊斯·爱默生阁下，并以喜爱自然美景、关心穷人孩子、推广艺术活动而为人所知。对乔伊斯而言，天堂就是在一片开阔的户外，穷孩子们在政府的资助下聚在一起，从事艺术活动。结婚前，她是乔伊斯·马科维茨，一九三四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但显然打从懂事以来，她就不怎么喜欢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自述人有时怀疑，她妈妈总是用颤巍巍的声音说话，原因之一就是她一辈子都在挣扎着想改掉自己的布鲁克林口音。）乔伊斯拿到奖学金去缅因州读了人文学科，在那里碰到了帕蒂的爸爸，一个彻头彻尾的非犹太人，后来则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万灵一神论普救说教堂嫁给了他。在自述人看来，乔伊斯在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心理准备之前，就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尽管自述人本人或许不应该在这点上责怪她。一九六○年杰克·肯尼迪[1]获得民主党提名，乔伊斯总算找到一个高尚而振奋人心的借口，从家里脱身出来，不再无休止地生养孩子。随后又来了民权运动、越战和鲍比·肯尼迪[2]，她于是有了更多不在家的好理由：那个家里挤着四个小孩外加一个住在地下室的巴巴多斯保姆，算得上是拥挤不堪。一九六八年，作为过世的鲍比忠实追随者的代表之一，乔伊斯第一次参加了国民大会。她先是成为县民主党的财务主管，后升任主席，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年两次为泰迪[3]组织竞选活动。每年夏天，家里的每扇门都从早到晚地敞开着，成群的志愿者们扛着一箱箱竞选用品出出入入。帕蒂可以连续六小时练习运球和上篮，其间无人注意，更无人打扰。帕蒂的爸爸雷·爱默生是名律师兼业余滑稽演员，保留剧目包括以放屁为主题的各种笑话，以及对孩子老师、邻居和朋友们的刻薄模仿。他尤其喜欢跟帕蒂玩这样一个恶作剧：保姆尤拉莉娅刚一离开，他就模仿她的巴巴多斯口音说：“甭玩游戏了，甭闹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帕蒂红着脸从餐桌边跑开，弟弟妹妹们则兴奋得尖叫起来。帕蒂的教练兼导师桑德拉·莫舍也是他常用来取乐的对象，他喜欢叫她桑——卓。他经常问帕蒂，最近有男人来找桑——卓教练吗？嘻嘻，嘿嘿，或者有女人来找她吗？而弟弟妹妹们则在一旁齐声附和：“桑——卓，桑——卓！”另一个折磨帕蒂的有趣法子是，把家里的宠物狗埃尔莫藏起来，然后骗帕蒂说她去练习篮球的时候，埃尔莫被安乐死了。再不然，就是拿帕蒂很多年前犯过的几个常识性小错误来逗她，比如问帕蒂奥地利的袋鼠们怎么样了？最近有没有看过当代著名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4]的新作啊？或者问她是不是仍然认为真菌是动物王国的一分子？“那天我看到帕蒂的真菌追着一辆卡车跑来着，”她爸爸总会这样说，“看呀，看看我，帕蒂的真菌就是这样子追卡车的。”大多数晚上，帕蒂的爸爸吃完饭后还会再次离开家，去和他那些贫穷的当事人会面，为他们打官司他通常只能收取很少费用或者干脆免费。他在怀特普莱恩斯法院对面的那条街上有个事务所，免费服务的客户包括波多黎各人、海地人、异装癖者以及智力或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惹的麻烦是如此之大，以至帕蒂的爸爸都不在背后拿他们取乐了，但他还是尽可能地从这些人的麻烦中发现乐趣。上十年级时，为了完成一份学校作业，帕蒂旁听过两次有她爸爸出庭的审判。其中一件案子是这样的：一个失业的扬克斯人在波多黎各国庆日喝得大醉，跑去找他的小舅子，想捅他一刀，结果小舅子没找着，反而在酒吧里捅了一个陌生人。不光是帕蒂的爸爸，就连法官大人，甚至公诉人似乎都对被告的不幸和愚蠢感到乐不可支。他们时不时地暗暗交换着眼色，仿佛苦难、缺陷、牢狱之灾都不过是社会底层人士的杂耍表演，为的是活跃他们原本无聊沉闷的日子。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帕蒂问她爸爸站在哪一边。“哈，问得好，”他说，“你得明白，我的当事人在说谎，受害者也在说谎，而那个酒吧的老板还是在说谎。他们都谎话连篇。当然，我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充分的辩护，但你也不能置公正于不顾吧。有时，公诉人、法官和我得通力合作，这与公诉人和受害者合作、我和被告合作其实是一回事。你听说过咱们庭审中的抗辩制吧？”“听说过。”“那好。有时候公诉人、法官，还有我，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会尽力找出事实真相，避免误判。不过，这个你可不能写进你的作业里去。”“我还以为找出事实真相是大陪审团和陪审团的职责。”“没错，这个你可以写进你的作业。由你所在的社会阶层的人组成陪审团来决定审判的命运，这点很重要。”“但你的大多数当事人都是无辜的，对吗？”“这么说吧，有人想狠狠地惩罚他们，可他们当中没几个人该受那么重的刑罚。”“但也有很多人是完全无辜的，对吗？妈妈说他们言语不通，有时警察抓人太过草率，人们又对他们持有偏见，而他们在生活中也缺少机会。”“这些都完全没错，可是，帕蒂宝贝，你妈妈有时太天真了。”如果被嘲笑的对象是她妈妈，帕蒂就不怎么介意了。“我的意思是，你也看到那些人了，”他对她说，“我的老天爷。朗姆酒让人疯狂。[5]”关于雷的家族，需要了解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它有很多钱。祖传的大庄园坐落在新泽西州西北方的群山之间，雷的父母住在一幢漂亮的现代主义风格的石宅里，据说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6]设计的，里面挂满了法国印象派大师们不那么出名的作品。每年夏天，整个爱默生家族都要聚在庄园的湖边举办假日野餐，多数时候帕蒂都不怎么喜欢这些活动。她的爷爷奥古斯特喜欢把他这个长孙女拦腰抱起，让她坐在自己结实的大腿上，天知道他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小小乐趣；但显然，他并不怎么尊重帕蒂的身体。同时，从七年级开始，帕蒂还不得不和雷在祖传庄园里的网球场上配合打双打，对手是雷事务所里的次级合伙人和他老婆。身穿暴露网球服的帕蒂常常被这个合伙人盯得不好意思，他的这种目光骚扰让她很困惑。和儿子雷一样，奥古斯特也做过公益性的法律善事，他曾为三次战争中备受瞩目的有良知的反对派及逃服兵役者辩护，这为他赢得了声誉，他也因此拥有了在私下里尽情做个怪人的权利。他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这期间他在自己的地产上种植葡萄，然后放在一间外屋发酵。他的“酿酒厂”被叫作母鹿后臀，是家里的一大笑话。假日野餐时，奥古斯特趿着人字拖，穿一条松松垮垮的泳裤，手中紧握着他那只草草贴上标签的酒瓶，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给客人的空杯里添满酒，而他们其实才刚把酒悄悄倒在草地上或灌木丛中。“觉得怎么样？”他问道，“是好酒吗？你喜欢吗？”有点像个沉迷于酿酒的心情迫切的男孩，又有点像个施虐者，正准备平等地去惩罚每一个受害人。奥古斯特引欧洲的习俗为证，认为可以给孩子们酒喝。每逢年轻的妈妈们因剥玉米或者比赛装饰沙拉而分心，奥古斯特就给他的“母鹿后臀”兑上水，逼着小孩们（最小的才三岁）喝下去。必要时，他会轻轻握住他们的下巴，将兑了水的酒灌进他们嘴里，并确保酒被吞咽下肚。“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这是酒。”如果一个孩子的举止开始变得古怪，他会说：“你现在的感受就叫作醉酒。你喝多啦。你醉喽。”那是种带着一丝厌恶却不乏真诚——迫于要显得友善——的语气。帕蒂往往是孩子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她满怀恐惧，静静地观察这一幕幕，等着弟妹或堂弟妹们拉响警报：“爷爷把小孩子灌醉了！”妈妈们跑过来，边责怪奥古斯特，边把孩子抱走。爸爸们则在一旁龌龊地窃笑着，嘲笑奥古斯特对母鹿臀部的痴迷。帕蒂悄悄跳入湖中，漂浮在湖水最温暖的表层，这样就听不到家人们的声音了。事情是这样的：每次野餐，石宅的厨房中总会有一两瓶从奥古斯特的地下多层酒窖中拿出来的极好的、有年头的波尔多葡萄酒。这全靠帕蒂她爸爸坚持，不知花了多少工夫甜言蜜语地哄劝奥古斯特，才让他同意拿出这点儿好酒来。每次总是雷先给出信号，含蓄地对他的兄弟以及他带来的男性宾客们点点头，之后他们就跟着他，一起从野餐上消失了。几分钟后，男人们回来了，杯中的酒色泽诱人，满得快要溢出来。雷也会拿出一只法国酒瓶，将里面还剩的那么一英寸左右的红酒分给他们的妻子和那些不怎么受欢迎的客人。之后，无论再怎么恳求，奥古斯特都不会再从酒窖里拿出一瓶好酒，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多的“母鹿后臀”。而每年的圣诞节也是一样：祖父母开着他们的新款梅赛德斯（每隔一两年，奥古斯特就会以旧换新），从新泽西来到雷和乔伊斯那幢拥挤的平房前，到达时间要比乔伊斯央求他们不要早于的时间点提前一小时，并向大家分发不成体统的圣诞礼物。出了名的一例是有一年，乔伊斯收到了两块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洗碗抹布。而雷收到的通常是些从邦诺书店减价书架上买来的厚重的艺术书，有时上面$3.99的价签都还没撕掉。孩子们收到的则是亚洲制造的塑料小破烂：旅行用小闹钟，不过是坏的；装零钱的小钱包，上面印有新泽西某保险公司的名字；工艺粗糙得吓人的中国人物小玩偶；各式各样的鸡尾酒调酒棒。而与此同时，在奥古斯特的母校，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正在拔地而起。帕蒂的弟弟妹妹们对祖父如此吝啬气愤不已，转而向父母狮子大开口。他们开出长长的、非常详细的礼物清单，每年圣诞前夜，乔伊斯都不得不熬夜到凌晨三点，包装从中选择性采购的礼品。而帕蒂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决定除了体育，什么都不去在意。帕蒂的爷爷曾经是一名真正的运动员，是大学里的田径明星和橄榄球边锋，帕蒂的大个子和迅捷的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来源于他。雷也玩过橄榄球，不过是在缅因州一所几乎连一个球队都派不上场的学校。他的强项是网球，而那是唯一一项帕蒂憎恶的运动，尽管她打得很好。帕蒂认为网球明星比约·博格其实是个软坯子。除了很少数的几个例外（比如乔·纳马斯），她整体上对男运动员们都没什么好感。容易让她一见钟情的是学校里那些受欢迎的男孩，他们或者年龄比她大太多，又或者过于英俊，完全是些不现实的约会对象。不过，帕蒂是个非常温顺的女孩，几乎不管谁来约她，她都愿意去。她觉得那些害羞或不受欢迎的男孩们日子不好过，所以只要在她能接受的范围内，她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不知为什么，这些男孩当中很多都是摔跤手。照帕蒂的经验来看，摔跤手们是些勇敢、沉默、古怪但有礼貌的男孩，他们总是皱着眉，也不害怕女运动员。其中一个男孩后来偷偷告诉帕蒂，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上中学的时候管她叫作母猴。而说到真实的性体验，帕蒂的第一次是在一个派对上被强奸。当时她十七岁，对方是一所寄宿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名叫伊桑·波斯特。除了高尔夫之外，伊桑什么运动都不做，但他身高六英尺，体重比帕蒂重五十磅，并且以身体向她证明了，当与男性抗衡时，女性的肌肉力量令人沮丧。在帕蒂看来，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应该被定义为灰色区域的强奸。开始，她反抗得很激烈，即使不够激烈，或持续的时间不够长，那也是因为她喝醉了——那是她平生第一次醉酒。她原本觉得那么的自由！那个美丽而温暖的五月的夜晚，在金·麦克拉斯基家巨大的游泳池里，帕蒂很可能给了伊桑·波斯特错误的印象。其实即便在清醒的时候，她也太过温顺。而那时游泳池里的她一定是因为温顺而显得轻浮了。总之，要责怪自己的地方有很多。当时，帕蒂对罗曼史的概念就好比盖里甘的岛[7]：“要多原始有多原始”，大概还处于白雪公主和南茜·朱尔[8]之间。毫无疑问，伊桑那种傲慢的神态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吸引了她。他很像女孩们当时喜欢看的一本封面上有帆船的小说中的爱人形象。强奸完帕蒂后，他说他很抱歉“做得”那么粗暴，他并不想那样，他说为此他感到抱歉。直到第二天一大早，菠萝椰汁鸡尾酒的酒劲过去了，在和小妹妹同住的那间卧室里——这样她的大妹妹就可以独占一间房，好在里面尽情发挥她的创造力，想怎么凌乱就怎么凌乱，因为帕蒂就是这么温顺的一个人——直到那时她才感觉到愤怒：伊桑完全没把她当回事，他可以就那么强奸她，然后还送她回家。但她并不是如此微不足道。撇开其他事不提，她，一名高二学生，已然是霍勒斯·格里利高中单赛季助攻手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纪录她明年肯定还能打破！她还是全州——包括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在内——甲级篮球球员。然而，一个她几乎不认识、只会打高尔夫的男孩竟认为可以随意强奸她。为了不吵醒小妹妹，她起身去淋浴间，哭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她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小时。即便到了今天，每当她想起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们，想起种种不公之事的受害者，想起他们必定会有的感受时，她都会记起那个小时。以前自己没在意过的不公平待遇一一浮上心头：比如说，她这个家里的老大居然要和妹妹分享房间，而不能住进保姆尤拉莉娅之前在地下室住过的房间，因为里面堆满了那些没用的竞选小册子；还有，她妈妈对大妹妹的戏剧演出是那么着迷，却从不去看她打比赛。她是如此的气愤，几乎想找个人聊一聊。但她不敢告诉自己的教练或队友，怕他们知道她喝酒。尽管帕蒂竭尽全力想把这件事埋藏于心，但它终究还是浮出了水面。内格尔教练起了疑心，第二天比赛结束后，她偷偷在更衣室观察帕蒂，随后把她叫去办公室坐下，追问她身上的淤伤是怎么回事，以及她为什么闷闷不乐。帕蒂当即很不争气地和盘托出，一边抽泣不止。内格尔教练建议带她去医院看看并且报警，这让她无比震惊。帕蒂刚刚还四次上场，三次上垒，跑垒得了两分，还有好几次出色的防守表现。很明显，她并没有受到什么大不了的伤害。而且，她父母和伊桑的父母是政治伙伴，所以报警是不可能的。她大着胆希望，只要为自己打断训练低声下气地道个歉，再加上教练的同情和仁慈，就可以了结此事。但是，哦，她错得太离谱了。内格尔教练往帕蒂家打了个电话，联系到帕蒂的妈妈。一如既往，她妈妈正上气不接下气地急着赶去开会；她既没有时间和女儿的教练好好聊聊，却又不好意思承认这点。教练对着体育部米黄色的电话话筒说出了这几句不可能被忽视的话：“你女儿刚刚告诉我，她昨晚被一个叫伊桑·波斯特的男孩强奸了。”然后教练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不，她刚刚告诉我……对……就是昨晚……是，她被强奸了。”随后把话筒递给帕蒂。“帕蒂？”她妈妈说，“你还——好吗？”“我没事。”“内格尔女士说你昨晚出了点儿事？”“这点儿事就是我被强奸了。”“哦，天哪，天哪，我的老天，昨晚？”“对。”“今早我在家，你怎么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和我聊聊呢？”“也许那时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可你一转头就告诉了内格尔女士。”“我没告诉她，”帕蒂说，“她只不过比你更善于观察罢了。”“今早我根本就没怎么看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