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晚年的回忆中也表达了当时的悲壮心情，“我们不得不交出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武器和行装，奏着军乐，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支持巴黎工人起义1848年6月，法国巴黎无产阶级举行了革命起义，但由于同反动势力的力量对比悬殊，起义最终失败了。这次起义爆发时，马克思、恩格斯积极支持和声援这一革命事件，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恩格斯深深地为巴黎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所激励，他密切关注着巴黎局势的发展，连续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对巴黎六月起义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指出，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次阶级大搏斗，是比任何一次革命都伟大的革命。他热情地赞扬了巴黎工人无比的英勇气概。在谈到起义第一天的战况时，他怀着钦佩的心情赞叹道：“这是巴黎革命史上无与伦比的一个日子。巴黎工人孤军同武装的资产阶级、同别动队、同新组织起来的共和国近卫队、同常备军各兵种作战。他们无比英勇地坚持战斗”。巴黎起义失败后，恩格斯愤怒地揭露了资产阶级令人发指地残酷镇压和凶残屠杀起义工人的罪行，号召人民控诉法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暴行，声援和支持巴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对巴黎无产者在起义中表现出来的胆略和自我牺牲精神，恩格斯再次给予了高度评价：“工人在战斗中表现出来的那种英勇精神真是令人惊叹。三、四万工人整整坚持了3天，来对付8万多士兵和10万国民自卫军，对付霰弹、榴弹和燃烧弹，对付那些不惜采用阿尔及利亚作战方法的将军们的‘宝贵的’军事经验！工人被击溃了，并且大部分被残酷地消灭了。这次阵亡的战士不会受到像七月革命和二月革命的牺牲者所受到的那种尊敬；但是历史将给他们以特殊的地位，把他们看作是无产阶级第一次决战的牺牲者。”一八四八年——一八五?年 一位裁缝工人的回忆“1848——1849年的革命风暴时期，我是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一个为生产资料公有化和为全人类的兄弟合作而热心奋斗的战士度过的。”这段话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裁缝工人弗里德里希·列斯纳写的回忆。他在《一八四八年前后》这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常常去访问马克思。对于任何一位值得信任的同志，马克思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的。象其他许多同志一样，在他的家园里度过的时光使我毕生难忘。马克思的夫人给人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她是一位颀长的、非常漂亮而贤慧的妇女，对人和蔼可亲，雍容大方，所以大家感到同她在一起就象和自己的母亲或姊妹在一起一样。她以满腔热诚同情工人运动的伟大事业，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每一个即使是最微小的成就都使她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欣慰。马克思认为同工人晤谈具有莫大的意义。同时他找的是那些并非奉承而是真诚地对待他的人。他认为倾听工人们对于运动的意见对他说来非常重要。在任何时候他都愿意同工人们讨论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并且他很快就能知道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是否充分。他们对这些问题理解得越充分，他就越高兴。在‘国际’存在的期间，他总是一次也不放过总委员会的会议。会后，我们（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常常走进一家小酒店，要一杯啤酒，随便谈谈。在回家的路上马克思常谈起一般的正常工作日，例如八小时工作制。马克思经常说：‘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此……’马克思同一切真正的伟大人物一样，毫不自负。我已经说过，他向来注意倾听普通工人对工人运动的意见，因此，饭后他常来我家，找我一同去散步，和我谈各方面的问题。我当然尽量让他多讲话，因为对我说来，观察他的思想过程确是一件乐事。我常常听得出神，很不愿意同他分手。总之，他非常健谈，他可以把任何一个同他谈话的人紧紧地吸引住。他充满着幽默感，他的笑声是带有感染力的。无论我们的同志在哪方面取得了胜利，他都无限欣慰，并以此感染周围的一切人。”经济上对《新莱茵报》的贡献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法国巴黎时，就考虑创办一份大型日报来传播革命思想，指导分散在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开展革命斗争。4月11日到达科伦后，他们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办报的各种准备工作上。为了克服资金不足的困难，马克思从他父亲的遗产里拿出几千塔勒现款，恩格斯则从他个人生活费中挤出几百塔勒来创办报纸。这样，《新莱茵报》于1848年6月1日，在德国莱茵省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委会成员有恩格斯、维尔特、德朗克、斐·沃尔弗、毕尔格尔斯、威廉·沃尔弗。自此，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在报纸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但该报的革命宣传作用却日益引起了德国封建势力与大资产阶级的敌视和迫害。1849年5月，当《新莱茵报》被查封的时候，股东们纷纷退出报纸，一切重担都压在马克思的肩上。后来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快速印刷机变卖掉，并且还借了一些塔勒，为支付房租和报纸工作人员的工资。就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被普鲁士政府驱逐出境了。为了筹集路费，他把家里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一套银餐具送到了当铺里，又把全部家具什物拍卖掉。当全家来到巴黎，但还没有安顿下来的时候，又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了。于是，马克思一家又来到英国伦敦。卡尔·叔尔茨的回忆1848年，马克思除充分利用《新莱茵报》这个宣传工具外，还直接参与了很多社会工作，领导和教育无产阶级如何进行这场既反对封建贵族又反对大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在这年他担任了科伦工人联合会的主席。这一时期，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在科伦召开了一系列的大会，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会议场所，马克思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参加科伦民主主义协会代表大会的卡尔·叔尔茨后来回忆说：“这次大会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在那里我亲眼看到了当时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卡尔·马克思。那时他才三十岁，但他已经是公认的社会主义派的领袖了。他个子不高，体格结实，前额宽大，黑头发，大胡子，眼睛又黑又亮。……马克思的言谈切实而有内容，清晰而合乎逻辑……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到‘资产者’这个词时的尖刻讽刺的声调。”一八四八年——一八五?年 恩格斯受到反动政府通缉1848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莱茵省科伦操办《新莱茵报》期间，由于刊物办得具有明显的革命性质，故被反动政府极端仇视，并采取一系列恶毒措施，对编辑人员实行各种迫害。9月30日，科伦的警察搜查恩格斯住宅时，既没有找到恩格斯，也没有发现可以陷罪于他的文件。在一群聚集在住宅门前的民众的嘲笑和大喝倒采之下，枉费心机的司法官员和警察灰溜溜地走了。但检察官发出了通缉令。人们可以在报纸上读到这样的通缉告示：“兹根据本市检查官发布的通缉令，即请各有关机关和官员，……密切注意查访”恩格斯。并要求一经发现，就立即逮捕，解交科伦。关于“相貌特征”是这样写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阶层：商人；籍贯：巴门；宗教信仰：新教；年龄：27岁；身长：5英尺8英寸；头发和眉毛：棕色；前额：正常；眼睛：灰色；鼻和嘴：均称；牙齿：健全；胡须：褐色；下颚和脸：椭圆形；脸色：健康；身材：细长。”这一通缉令在恩格斯逃亡期间，曾追踪发往他所到的几个欧洲国家。《新莱茵报》的诽谤1848年12月13日，马克思针对普鲁士当局对《新莱茵报》的敌视政策，写了《新莱茵报》的诽谤一文，予以深记得驳斥。该文如下：《新莱茵报》在7月4日发表的文章，成了定于本月20日在陪审法庭对本报发行负责人科尔夫、总编辑马克思和编辑恩格斯进行审讯的理由，这篇文章的末尾是这样写的：“总之，行动内阁所采取的行动，中间派左翼内阁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过渡的内阁。只要汉泽曼先生一扮演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但是，柏林的左派应该懂得，只要旧政权能占据一切真正有决定意义的阵地，它是能够放心地让左派在议会里获得小小的胜利和拟定大大的宪法草案的，只要在议会外解除了3月19日革命的武装，它是会在议会里大胆地承认这一革命的。”“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德国的发展或许也需要这种对比吧。行动内阁在原则上承认革命，是为了在实际上实行反革命。”事实证明：《新莱茵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诽谤了普鲁士政府和它的忠实仆从。一八四八年——一八五?年 恩格斯对当时战争结局的理解1849年上半年，恩格斯和许多人民群众一道，参加了在巴登、普法尔茨等地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后来，恩格斯在谈到当时体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参加维护宪法的斗争时写道：“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了的那些多少算是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人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承担了战争全部重担、战死沙场的千千万万的工人，那些活活瘐死在拉施塔特牢房中的人们，以及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间唯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的人们——关于这些人谁也没有提起过。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和非常习见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可能把工人当作一种易燃物看待，把他们当作鼓动和剥削的对象，或者拿他们来做炮灰。我们的‘民主派’愚蠢极了，浑身浸透了资产阶级气息，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他们也是仇视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这些品质是：自尊心非常强，决不肯对他们阿谀逢迎；眼光非常远大，决不肯被这些‘民主派’先生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的运动的时候工人阶级总是拿起武器奔向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品质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但是，如果所谓的民主派不想对这样工人的品质做出正确的估价，那末，无产阶级的党则有责任来表扬这些工人的功绩。科伦的约瑟夫·莫尔就是这些工人之中最优秀的一个。……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队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无论哪个党派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法庭上的雄辩驳斥1849年2月，普鲁士反动政府的司法当局以《新莱茵报》“侮辱检查长和诽谤宪兵”的罪名，把马克思、恩格斯解到法庭受审讯。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不但不为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相反，利用这次审讯来揭露普鲁士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罪行。在审讯那天，法庭的旁听席上座无虚席。在最高检察官和律师讲完以后，马克思开始发言。马克思义正词严地指出，《新莱茵报》上的文章绝不是对检察长的侮辱，而只是对司法官的非法行为的揭露，这是完全有事实根据的。马克思在发言中对最高检察官和以他为代表的整个旧制度，对卑鄙的普鲁士官僚、老朽的军队、腐败的法庭都一一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最后他庄严地声明：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摧毁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恩格斯接着讲话，他在讲话中也出色地证明，他的那篇所谓“侮辱当局”的文章完全与事实相符。恩格斯说：我们的罪行就是正确地指出了确凿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结果，法官们被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力驳斥弄得哑口无言。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发言博得了旁听席上公众的热烈欢呼。结果，法庭在马克思、恩格斯义正词严的反驳下，没有理由也不敢判处他们有罪，只好宣告无罪，把他们释放了。一八四八年——一八五?年 影响深远的告别词1849年5月，以马克思为主编的世界无产阶级第一家大型报纸《新莱茵报》，在反动当局的迫害下被迫停刊了。在19日的最后一期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同时，编辑中的革命诗人斐·弗莱里格拉特为停刊写了《〈新莱茵报〉的告别词》：再会吧，再会吧，你这战斗的世界。再会吧，你们鏖战中的大军！再会吧，你这被火药熏黑的战场，再会吧，刀剑和戟枪！再会吧——但不是永别！兄弟们，他们不能把精神杀死！很快我就要身披甲胄，发生铿锵之声，很快我就要纵马飞奔，回到你们的身旁！一首描述恩格斯的俏皮幽默的诗1849年，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德国爱北斐特的革命斗争。恩格斯在斗争中的勇敢受到许多人的称赞，并激励了诗人阿道夫·舒尔特斯，写下了一首非常俏皮幽默的诗：这是弗里德里希——先生：儿子完全不象父亲！教区里最虔诚的父亲却教育出一个“上帝所诅咒的人”。起初他象非洲霍屯督族人那样，恶意地亵渎我主上帝，后来是一个十足的过激共和党人，在城市把街垒筑起。他出现在爱北斐特：完全象丹东——罗伯斯比尔，如果事情不是那样反常，他也许会博得英雄的称誉。早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在顽童中最富有才气，让上帝降福给老——先生吧，为他有这样一个浪子。一八四八年——一八五?年 李卜克内西的难忘印象1849年深夏，威廉·李卜克内西第一次会见了恩格斯。通过会见交谈，恩格斯在李卜克内西的头脑中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后来，他在《忆恩格斯》的文章中谈道：“当我和恩格斯会见时，立刻感到他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在和他闲谈中，我才知道《新莱茵报》所发表的那几篇关于匈牙利革命战争的文章原来是他写的。这些文章由于内容经常得到证实，因而大家都猜测是出于匈牙利军队某高级指挥官之手。其实，正象他自己笑着对我说的那样，除了所有的报纸都掌握的并且差不多完全得自奥国政府的那些材料外，他根本没有任何其他材料。而这个政府却大撒其谎，说它在匈牙利活象现在西班牙政府在古巴一样，总是‘百战百胜’。在这种时候恩格斯的天才慧眼就对他大有帮助，他能够不理会那些空话。他的头脑就象爱克司光一样，大家知道爱克司光不会折射，因而任何时候也不会歪曲形象。在这种光线的帮助下，恩格斯放过那些对查明真相无用的非本质的因素，不让任何烟幕迷惑自己，不轻信任何虚构的情节，而根据可靠的事实来确定自己的见解。无论奥国的吹牛家吹得多响，但仍不能掩盖某些事实，例如发生冲突的地点、战役开始及结束时军队的驻地、战斗的时间、军队的调动等等。而我们的恩格斯，就象居维叶一样，根据这些点滴材料，用他明察秋毫的目力加以分析，就能描绘出一幅关于战局的真实图画，利用这幅精密的战场地图，就能根据日期和地点作出数学般准确的结论，说明‘百战百胜’的奥地利人日益向后挺进，而‘屡战屡败’的匈牙利人则不断向前‘退却’。这一切都极其符合实际情况：当奥军书面宣布在决定性战役中获胜并歼灭了匈牙利军队的次日，奥军就被逐出了匈牙利国境，而且溃不成军了……恩格斯似乎生来就应该是一个军人，他能料事如神，随机应变，明察秋毫，当机立断，沉着冷静。稍后，他写了许多卓越的军事著作，并且得到（自然是匿名的）第一流职业军事家的好评。这些人根本料想不到小册子的匿名作者竟是一个十分‘可疑的’叛乱者……”“我的生命的支柱”由于交不起房费，女房东叫来了警察，把房客的床铺、衣物，甚至连孩子的摇篮、玩具都查封了。临走，警察威胁说：“限两个小时，再不交房钱，要把东西统统没收！”房客家的几个孩子吓得躲在角落里，偷偷地掉眼泪。见此，房客马克思只好冒雨去找新的住处。这时，药房、面包铺、牛奶铺的老板们也都起哄地来逼债了。房客女主人燕妮在债主面前万般无奈，只好把自己的床抬出去想卖掉来偿还欠债。但刚刚把床抬上车，警察又来了，说黄昏时搬运东西违犯法律，并诬蔑房客是存心要逃跑躲债。顿时，门口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这就是马克思家庭在1850年的一幕艰辛生活的写照。当时，马克思已有好几个孩子。最小的一个男孩，由于饮食缺乏造成营养不良，有时孩子因饥饿，再加上患有剧烈的抽筋病，常把妈妈的奶头咬破，鲜血常常流进他抽搐的小嘴中，没过多久，这个小孩便病饿而死。艰难困苦的生活，从没使燕妮动摇过她对马克思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相反，她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自豪地说：“您不要以为这些琐事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明白，我们在斗争中决不是孤独的。而且我的福气好，身帝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我很幸福，因为有马克思在身旁，他是我生命的支柱！”一八四八年——一八五?年 恩格斯论“皮蒙特军队的失败”1849年3月至4月，恩格斯以《皮蒙特军队的失败》为题写了三篇文章，连载于《新莱茵报》。本文是其中的第二篇，论述了人民战争、群众起义是小国战胜大国、弱国战胜强国的唯一方法。该文节录如下：根据来自意大利的最新消息，皮蒙特军队在诺瓦拉附近的失败，并不具有象拍往巴黎的急电中所说的那种决定性的意义。皮蒙特军队遭到了失败，他们被截断了同都灵的联系，并败退到山中。不过如此而已。如果皮蒙特是个共和国，如果都灵的政府是个革命的政府并有勇气采取革命的措施，那就什么也不会损失。但是，意大利的独立的丧失，将不是由于奥军的无敌，而是由于皮蒙特王室的怯懦。奥军的胜利是靠什么取得的呢？是靠下述情况：由于拉莫里诺的叛变，皮蒙特军队中的两个师被切断了与其他三个师的联系，而陷于孤立的这三个师则被数量上占优势的奥军击溃了。这三个师现在正向瓦里斯阿尔卑斯山麓败退。皮蒙特人一开始就铸下的一个大错误，就是他们只用正规军队来抵抗奥军，他们想进行最一般的、资产阶级式的、规规矩矩的战争。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诺瓦拉会战和皮蒙特军队在会战后的毫无作为证明，在人民必须竭尽全力来自救的紧要关头，束缚人民最厉害的莫过于君主制了。为了使意大利不致因君主制而灭亡，首先就必须使意大利的君主制灭亡。一八四八年——一八五?年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的信1849年5月初，德国西部和南部各地爆发了武装起义，恩格斯首先回到他的故乡爱北斐特组织工人武装，但受到资产阶级的排斥。5月19日《新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封闭后，恩格斯便到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部队；最初他拒绝担任各种职务，因为他看到当时的小资产阶级领导路线的错误是无法纠正的。后来普鲁士军队向起义部队进攻，这就迫使恩格斯毅然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维利希领导的部队，担任维利希的副官，负责部队的装备和粮食供应工作，并英勇地参加了四次战斗。部队在7月12日退入瑞士国境。整个革命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和不坚定以及无产阶级的软弱和无组织等原因而失败了。在1849年革命失败后，恩格斯给马克思夫人燕妮信中写道：“您和马克思想必都会感到奇怪，我竟这么久没有给你们一点音信。原因是这样：就在我从凯则尔斯劳顿写信给马克思的那一天，传来消息说，霍姆堡已被普鲁士人占领，因而同巴黎之间的交通已被切断。当时我不能再发信，就到维利希那里去了。在凯则尔斯劳顿，我本来打算不过问一切所谓革命活动的；但是当普鲁士人到来时，我就情不自禁地参加了战斗。维利希是唯一有些才干的军官，于是我就到他那里去，做了他的参谋。我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有两次，特别是拉施塔特会战，是相当重要的；我发现，备受赞扬的冲锋陷阵的勇敢是人们能够具备的最平常的品质。子弹飞鸣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在整个战局中，虽然发现不少胆怯的行为，但我并没有看到有多少人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蛮勇举动’却不知有多少！总而言之，我幸运地摆脱了各种危险，而《新莱茵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的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茵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们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金克尔报名参加我们的部队当步兵，他干得很出色；就在他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头部被枪弹擦伤，而且成了俘虏。在我们的部队掩护巴登的军队撤退以后，我们比其他一切部队都晚二十四小时进入瑞士，于昨天到达了斐维这里……”《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新莱因报·政治经济评论》将于1850年1月开始出版。卡尔·马克思主编。本杂志以《新莱因报》为名，应该被看作是该报的继续。本杂志的任务之一，就是发表一些探讨过去事件的评论来阐述《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以来的一段时期。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至于杂志，当然就没有这些好处。不过杂志也有杂志的优点，它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最主要的问题。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本杂志每月出版一期，每期篇幅至少5印张。预订每季24银格罗申，订费在收到第一期时付清。每期零售10银格罗申。本杂志由汉堡舒贝特书局负责发行。希望《新莱茵报》的朋友们在当地组织订阅，并尽快地将订单寄交下面署名的人。寄给本杂志的稿件及待评的新书，请自付邮资。《新莱茵报》出版负责人康·施拉姆1849年12月15日于伦敦《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发表1850年3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伦敦共同撰写了《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开始，这个作品秘密地散发于流亡国外的以及德国国内的盟员中。1851年这个文件由于几个盟员被捕而被普鲁士警察查获，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伦日报》、《德勒斯顿新闻通报》上，后又转载于《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一书中，这本书是由当时两个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编写的，恩格斯称这两人是“两个最无耻的警棍”。1885年，这篇告同盟书经恩格斯校订，作为附录收入德文版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下面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节录：弟兄们！在1848——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从前同盟仅仅秘密进行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广场上公开进行宣扬。从这个意义上说，同盟也经受了考验。正在这个时候，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开始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的支柱，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受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起来。……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1850年3月于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创刊由马克思担任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于1850年3月6日创刊，在汉堡出版，同盟盟员康拉德·施拉姆被任命为杂志经理。1849年5月《新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一直打算重新出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刊物，认为这是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非常重要的方法。8月，马克思写信给流亡在瑞士的恩格斯，请他立刻到伦敦来，一同着手筹办一份德文杂志。10月6日，恩格斯应邀从热那亚乘帆船前往英国。该刊物从创刊至同年11月，共出版了六期，每期印数2千至3千份。该刊物是《新莱茵报》的继续，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的机关刊物。绝大部分文章（论文、短评、书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但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威·沃尔弗、约·魏德迈等人撰稿。1850年11月，杂志由于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的缺乏而停刊。一八四八年——一八五?年 大英博物馆的常客1850年6月，马克思在艰难的情况下，十分高兴地在英国伦敦获得在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以后马克思就成了这里的常客，也就是说他的后半生的主要时间都消耗在大英博物馆里的学习研究上。大英博物馆的前身是蒙塔古纪念馆，它从1759年改成博物馆，同时开始收藏英国历代国王的藏书。由于藏书不断增多，同时又由于收集了大批私人藏画，博物馆的监管委员会开始修建新馆，这项工程费时长达34年之久，终于构建成了规模宏大、结构雄伟的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位于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区，离马克思家的住处——第恩街非常近，马克思从家里到博物馆只要步行穿过几条街道就可以了。在这里，马克思阅读和查阅了博大浩瀚的文献和资料，阅读了经济学说史上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著作，获得了大量的理性知识，并通过恩格斯经常提供的实践中的感性知识，研究和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功能。正是这样，马克思不仅在博物馆里而且在家中常常通宵达旦的学习工作，写下了众多的笔记，成功研究创作了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名著——《资本论》，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八四八年——一八五?年 恩格斯做出的一个痛苦决定1850年11月，恩格斯看到马克思一家人陷入的经济上困境状况，在自己一时也没有别的谋生之路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最痛苦的决定，到他父亲的公司去做商务工作，为自己和马克思的家庭获得一种谋生之路。但这一去就长达20年时间。在这20年中，最让恩格斯苦恼的是他用于研究科学理论和自然科学的时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他又是多么地热爱和擅长于这种研究，为了能够从经济上支持马克思，也为了他和马克思共同开创的事业，恩格斯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的这一牺牲只有马克思体验得最深，对此，马克思是深深地抱以感激之情的。燕妮致魏德迈的信约瑟夫·魏德迈（1818-1866），出生于德国官吏家庭，毕业于柏林陆军大学，是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马克思、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1850年，在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马克思的夫人燕妮写信给魏德迈说：“真正使我深感痛苦、于心不安的是，我的丈夫必须为这些小小的不幸操心，而能够帮助他的人又很少；他曾经那么乐于帮助别人，但他在这里却得不到任何援助。然而亲爱的魏德迈，请不要以为我们要向什么人提出要求。我丈夫向那些在思想上请教过他、求他帮过忙的人们只会要求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他的杂志付出更大的力量，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我能够自豪而大胆地肯定这一点。这是他们应该为他做的一点小事情，做这点事谁也不会受到什么损失。我就是为这件事感到痛苦。但我的丈夫却不以为然。即使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他也从来没有对未来失去信心，而总是保持着极好的性致，当他看到我很愉快而亲爱的孩子们向母亲撒娇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了。”一位警探的调查报告1850年底，马克思一家在英国伦敦期间，过着极为艰辛的贫困交加的流亡生涯。下面，我们可从当时一份普鲁士警探的调查报告中得到一些反映。警探在报告中说：“马克思住在伦敦的一个最糟糕，因而也是房租最便宜的地区。他有两个房间，临街的那间是客厅，后面那间是卧室。在这一整套住房里没有一件家具是干净的和牢固的。一个旧货商人会对脱手这样一堆惊人的破烂货感到羞耻。当你走进马克思的房间，腾腾的烟雾刺得你双眼泪水直流，以至使你一时感到仿佛在洞穴中摸索徘徊；然而渐渐地，随着你对烟雾有所习惯，你就能够辨认出一些从四周的霾雾中显现出来的东西，每件东西都是脏的，布满灰尘，要坐下来竟成为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这边一把椅子只有三条腿，那边一把椅子——孩子们正在上面做炊事游戏——倒有四条腿。这就是给客人坐的那把椅子，但是孩子们做的饭还没有收拾干净。如果你贸然坐下，你的这条裤子就别想要了。”我们从上面这位警探写的报告中，不难看到马克思一家令人心酸的贫苦生活状况。马克思喜欢锻炼身体“有健全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这是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讲过的一句名言。马克思在为人类服务思想的指导下，毕生进行着极度耗费精力的脑力劳动，长期坚持为无产阶级翻身解放创造科学理论。显然，马克思没有强健的身体是难以支撑他的繁重脑力劳动和那种艰难的生活条件的。据拉法格回忆，马克思身体的确很好，中等身材，肩宽，胸厚，四肢很均称。马克思良好的身体状况，正是得力于他的多年喜欢坚持锻炼身体。马克思在上学期间就坚持参加击剑、划船等活动，就是在他为革命四处奔波，甚至流亡到英国伦敦后，也还经常到一些武术馆参加击剑等活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特别喜欢散步，经常和朋友或家人一起到外进行散步活动，有时一连走几个钟头；有的时候，他还和大家一起攀登小山，即锻炼了身体，又活跃了气氛。一八四八年——一八五?年 红色的资本家1848年到1849年的欧洲资产阶级革命随着大资产阶级与残余封建势力的妥协而告终之后，恩格斯重又回到了欧门——恩格斯公司，给公司经理欧门当助理。后来，随着业务能力的增强，恩格斯渐渐成为他父亲在公司的全权代表。1861年，在父亲去世后，恩格斯便正式成为公司的合办人，一跃而变为大股东，真正成为红色的资本家。恩格斯在公司任职的20年时间里，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为了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他必须设法为公司创造最大利润而尽一切努力，即便是从他个人想从公司所创造的尽可能多的利润中留下一部分，以便支援马克思和自己与马克思所共同创造的事业这个角度来说，也必须这么做；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他都在努力为消灭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而奋斗。在晚年，恩格斯回忆自己这段生活经历时说：“一个人自己可以当一个不错的交易所经纪人，同时又是社会主义者，并因此仇恨和蔑视交易所经纪人阶级。难道我什么时候会想到要为我曾经当过工厂股东这件事进行辩解吗？要是有人想要在这方面责难我，那他就会遭到惨重的失败。如果我有把握明天在交易所赚它一百万，从而能使欧洲和美洲党得到大批经费，我马上就会到交易所去。”就是在这人生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紧密合作，几乎每天通信，保存下来的信就达1000多封。正是这样，他们为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建立了令人赞叹的终身革命友谊。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友谊在马克思及其家人的心目中，恩格斯也是家中的一员。对此，马克思的女儿们把恩格斯当作第二个父亲。在历史上，他俩的名字已经长时期联在一起，载入了史册。马克思和恩格斯年轻时就在一起，并平行地发展起来，互相最真挚地倾吐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参加了同一革命运动，只要可能便在一起并肩工作，共同为开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环境迫使他们分离了将近二十年。1848年革命失败后，恩格斯不得不到曼彻斯特去，而马克思则被迫留在伦敦。虽然如此，但他们的精神生活仍然是相互沟通的，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通信，谈论当前的政治事件和科学问题，交换他们在科学上探讨的结果。马克思接到恩格斯信的时候，常常拿着信自言自语，好象恩格斯就在场似的：“嗯，不对，反正情况不是这样……”、“在这一点上你对了！”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回忆说：“但是特别使我忘不了的是：有时摩尔读着恩格斯的来信，笑得流出眼泪来。”恩格斯一脱离他在曼彻斯特的工作，就连忙跑到伦敦，住在离马克思家只要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到的地方。从1870年直到马克思逝世为止，他们几乎没有一天不见面，不是在这一个家里，就是在那一个家里。当恩格斯来信说他要从曼彻斯特到伦敦来的时候，马克思一家都为此大大欢庆，老是在谈这件事。而当恩格斯来的那一天，马克思等得不耐烦，甚至工作不下去。到了以后，两个朋友抽着烟，谈了一个通宵，畅谈着他们分别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意见比对其他任何人的意见都更加重视。因为马克思认为恩格斯是能够同他合作的人。为要说服恩格斯，为要使恩格斯赞成某一思想，马克思觉得费多大气力都值得。马克思为自己有这样的朋友为荣。他曾非常愉快地向同事讲述恩格斯的德性和才智。为了把恩格斯介绍给一位同事，马克思甚至特意与同事一起到恩格斯所在的曼彻斯特去了一次。在马克思长时间的工作中，他十分敬佩恩格斯的渊博科学知识。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九年 恩格斯刻苦钻研军事理论刻苦钻研军事科学理论，是恩格斯一生繁忙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1851年6月19日，恩格斯在写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他进行军事理论研究的情况。他说：“我自从迁来曼彻斯特以后，就开始啃军事，我在这里弄到的材料，至少对开端来说是足够了。军事在最近的运动中将具有的重大意义，我往日的爱好，我在报纸上发表的匈牙利军事通迅，以及我在巴登的光荣经历——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这方面下功夫，我想在这方面要做到能够发表一定的理论见解而又不致太丢脸。”恩格斯给魏德迈列出的自己需要研究的军事课题有：基本战术、筑城原理、野战工事和其他有关军事工程（如各种类型的桥梁等等），一般的军事科学史和由于武器及其使用方法的发展和改进而引起的变化的历史、炮兵学、目前各个军事部门的概况，现代各种军队的差别、关于军队的组织、给养、医院以及任何一支军队所必需的装备方面的各种情况、现代战争史、军事地图学等等，这些课题林林总总，可以说是囊括了军事科学的方方面面。《声明》1851年10月4日，马克思在英国伦敦写了《声明》一文，载于1851年10月9日《科伦日报》第242号。《声明》如下：在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一篇标有“科伦9月26日”字样的郑重其事的通迅中，竟然荒谬地把我的名字同倍克男爵夫人的名字以及科伦的逮捕连在一起，竟说什么我曾经托付倍克男爵夫人以某种政治机密，而这些机密后来通过某种途径为政府所获悉。我同倍克男爵夫人只见过两次面，两次见面都有第三者在场。在两次会面时，都只谈到了向我约稿的事，而对于约稿我不得不不加以拒绝，因为它是以我同德国报纸保持着某种联系这个完全错误的假定为根据的。在这件事情结束以后，直到我听说这位夫人突然死亡时为止，我没有再听到过她的消息。至于每天都同倍克夫人见面的那些德国流亡者，我始终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朋友，正如我没有把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伦通讯员或者在伦敦的那些把流亡变成一种营业或官职的德国“大”人物当做自己的朋友一样。我从来就认为德国报纸上那些形形色色的卑鄙、荒谬而且拙劣的谣言是不值一驳的。不管它们是从伦郭直接制造出来的，还是从伦敦策划出来的，而我这一次所以破例加以驳斥，只是因为奥格斯堡《总汇报》的科伦通讯员竟企图虚构的所谓的我同倍克男爵夫人谈话时的不慎当做在科伦、德勒斯顿等地进行逮捕的根据。卡尔·马克思1851年10月4日于伦敦马克思夫人燕妮致信恩格斯1852年1月16日，马克思夫人燕妮在英车伦敦给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写信。该信如下：亲爱的恩格斯先生：您看，我现在还在履行秘书的职务。我的丈夫还没有完全复元。他的确病得很重。他打算明天稍微走动走动看。由于患病，他无法为美国写任何东西；可是他把弗莱里格拉特和皮佩尔动员起来了。给您寄上弗莱里格拉特的一首非常成功的诗。也让朋友维尔特看一看。或许也能使他跨上佩格斯。如果您不再需要《论坛报》，请把它寄来。下周您会收到克路斯的一封非常亲切的信。这封信现在不在鲁普斯手上。我们希望很快听到您的消息，现在请随便喝啤酒吧。病人衷心问候您。燕妮·马克思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九年 警察秘密报告中的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尽全力积极救援和帮助科伦案件的受害者，以多种方式向普鲁士政府诬蔑和陷害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和工人群众的卑鄙行为进行斗争。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普鲁士政府的予头始终是对着马克思和恩格期及其追随者的。其中，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在1852年4月的秘密报告中写道：“现在已有理由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它比一切流亡者、鼓动家和中央委员会高明得多，因为它无可辨驳地掌握了较大的知识和精神力量。马克思本人是著名的人物，大家知道，他脚趾尖里的精神财富比其余整个社团其余的人脑壳里的精神财富还要多。”一封倾诉流亡生活艰辛的信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举世瞩目的战友和朋友，他们在长期的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中，相互之间建立了难能可贵的革命友情。下面是马克思于1852年9月8日，给恩格斯写的一封诉说流亡生活艰辛的信。信中说：“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因此，我把向所有债权人付款的期限拖到了9月初，你知道，对他们的债务，总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偿还的。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最好和最理想的是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女房东把我从房子里赶走。那时，我至少可以免付一笔二十二英镑的款子。但是，未必能够指望得到她这样大的恩典。此外，还有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还有欠肉铺老板的旧账。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恩格斯接到信后，十分焦急，很快想办法寄去一部分英镑，帮解决这燃眉之急。绿叶扶持红花在马克思的英语不是很熟练的时候，他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还要请恩格斯帮翻译。为了及时完成翻译，恩格斯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在营业所长达十个小时的工作已经让恩格斯疲惫不堪，到了晚上又要全副精力扑到翻译工作上。长年累月如此，恩格斯也有体力不支的时候。每当这时，他都会尽自己的努力尽可能多地翻译一些东西。1852年10月4日，恩格斯在信中对马克思说：“要替你翻译全篇文章，我的身体不行。我是今天早晨收到文章的。整天在办事处，脑袋都忙昏了。今天晚上七、八点喝完茶才把这篇东西读了一遍，然后动手翻译。现在是十一点半，我译到文章自然分段的地方，并把译好的这一部分寄给你，十二点文章必须送到邮局。因此，你将收到我尽自己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10月28日，恩格斯又写信告诉马克思：“寄上一篇为德纳写的文章，这篇东西不能在别的地方断开。如果今天晚上我能整个译完，我将稍迟一点把其余部分付邮。现在把这一篇寄出，是为了使你至少及时收到那怕一点东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恩格斯的晚上就是这样度过的。对此，恩格斯没有任何抱怨或要求。他认为，给朋友以尽可能的帮助和支持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况且，对马克思的帮助超越了一般的朋友之情，更重要地体现为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重要的理论家的爱护和支持。正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恩格斯总是默默地、心甘情愿地去做绿叶以扶持红花。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1852年，由于流亡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魏德迈在美国筹备出版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给他寄去刚写完的该书第六章以及其他一些材料，同时写了信。基于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海因岑在美国主办的《雅努斯》报上对马克思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攻击，说阶级斗争是“共产主义者无聊的捏造”。马克思在信中要魏德迈为《纽约民主主义者报》写几篇文章，继续加以驳斥。他指出，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早已发现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并对此作过经济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高度浓缩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经阐述了的思想，即关于阶级斗争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才能以本阶级专政的形式掌握国家政权。但是这个专政与以往历史上一切政治权力不同，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仅仅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强化已有的阶级对立，而是为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人类的无阶级社会作准备。为科伦共产党人辩护1851年5月10日至1852年11月12日，普鲁士政府制造了卑鄙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的11名成员被普鲁士政府逮捕，送交法庭审讯，罪名是所谓“图谋叛国”。向法庭提出的所谓证据是普鲁士警探们伪造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和其他一些伪造文件。法庭根据伪造文件和虚假证词，判处7名被告三年至六年徒刑。针对这一事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道发表了《关于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最后声明》，并分别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和《最近的科伦案件》的文章，对普鲁士当局的卑鄙手段进行了彻底揭露，对被残害的共产党人进行了充分辩护，从而使这一案件出现了有利于被告的转变。1852年10月28日，马克思夫人燕妮在致阿道夫·克路斯的信中写道：“想必您会注意《科伦日报》登载的关于共产党人的巨大案件。10月23日的开庭，使整个案件发生了惹人注目的、有利于被告的大转变，所以我们大家又都开始振奋起来。您可以想象到，‘马克思派’在日以断夜地工作，脑袋和手脚一刻也闲不下来。”在揭露普鲁士当局诬蔑共产主义者同盟是颠覆政府的阴谋组织这一不实之词时，恩格斯深刻地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性质。他指出，作为先进的共产主义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以《共产党宣言》阐明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来就不幻想在无论什么时候都能随心所欲地进行那种必须在实践中实现它的思想的革命。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九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解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正义者同盟及时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名称代替旧名称，并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自1847年6月2日至9日在英国伦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做了极为重要的大量工作。但随着1848年革命失败，反动势力日益猖獗，欧洲各国的同盟支部也先后被迫停止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同盟已无法存在下去，再用过去的形式继续活动也不合适了。1852年11月17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了解散同盟地方组织的决议，同时宣布，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大陆上继续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决定标志着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结束。然而，对于这个存在过的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马克思是感到非常自豪的，作过很好的评价。他说：“如果我们考虑到那些‘愚蠢的民主派’不会原谅我们的党比他们自己具有更高的才智和风格而进行恶毒的诽谤；如果我们熟悉同一时期的其他一切政党的历史；最后，如果我们问一下自己，究竟能够提出什么事实（不是福格特或捷列林格这样的人所提出的在法庭上可以驳倒的无耻诬蔑）来反对整个党，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党在这个十九世纪由于它的纯洁无瑕而出类拔萃。”一次惊险的活动1852年11月18日，英国伦敦政府为一个公爵举行国葬。殡仪搞的非常富丽堂皇，为了同众多的人一起观看这次重大的活动，威廉·李卜克内西同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和劳拉共同去。当他们三人出发前，马克思夫人燕妮对李卜克内西说：“您得千万当心孩子们呵！千万不要到人最多的地方去。”到门口，琳蘅又追上几个人，嘱咐要千万当心。对于这次活动，看热闹的人非常多，从清早起街上就热闹非凡，人山人海。街道上，李卜克内西站在预先选定的一个街区的台阶上，两手各拉一个小孩的手。当殡仪队伍愈来愈近时，人海更是汹涌澎湃，孩子们显得十分兴奋，看着人山人海的行列一批一批地面前经过，直到最后一个身穿绣金衣服的骑手消失为止。这时，忽然从后面来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推动，积在后面的人群使劲往前冲。大家都想赶上送殡行列。对此，李卜克内西用全力抵住，竭力保护孩子们，让这股巨流人群从旁边过去而不碰着她们。但这一切都是无用，人群自发的冲势非人力所能制止，正如同不坚固的帆船对付不了严冬后的流冰。见此，李卜克内西十分着急，只得死劲地抱住两个孩子，同时想法脱出人海。刚见效，猛的从右面又有一股人流猛烈地向他们涌来，把几个人推向河岸街，而千千万万汇集在这条交通要道上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跟着行列走，想再饱饱眼福。李卜克内西想把孩子们抱起来放在肩上，但四周挤的太厉害。他死命抓住孩子们的手，人流带着他们走，忽然李卜克内西感到他和孩子们之间插入了一股力量，李卜克内西就紧紧抓住她们每个人的手臂，但是孩子们和李卜克内西之间出现的那股力量象一把楔子愈插愈深，把孩子们从李卜克内西手里拉走，李卜克内西必须放开她们，因为不然就会折断她们的手臂或使她们的手臂脱臼。在这危险的关键时刻，李卜克内西下决心挤过去，争取找到2个孩子。于是李卜克内西象发了疯似地用胸膛和臂肘向前挤去。但是在这拥挤的人群里一个人就象一根随着漩涡转的麦秸。李卜克内西不停地挣扎着，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挤向一旁。最后，正当人群从四周紧紧地挤住他时，背后来了一个推动，这样李卜克内西就到了城门的那一边，并且脱出了这个可怕的异常拥挤的人海。李卜克内西四处奔忙找寻2个女孩，但哪儿也没有她们！正当他十分焦急的时候，突然听到两个孩子的响亮的叫声：“图书馆！”（孩子们为李卜克内西起的绰号）随后，2个孩子安然无恙，笑咪咪地站在了面前。李卜克内西亲切地紧紧把她们抱在自己的怀中。于是，三个人得意洋洋地回到家。马克思夫妇和琳蘅欢天喜地给予迎接，因为他们听说这次活动挤死挤伤许多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节录1853年5月20日，马克思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作为社论载于6月14日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上。这一评论文章，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无情地揭露和严厉谴责了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该文节录如下：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推动了这次大爆炸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不列颠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系，这些联系从那时起就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黄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同时，中国的银币——它的血液——也开始流向英属东印度。在1830年以前，当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出超的时候，白银是不断地从印度、不列颠和美国向国输出的。可是从1833年起，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是这样多，以致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渴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诏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贪污也从精神方面使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完全腐化。就象皇帝通常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官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样父权的代表。可是，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和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腐蚀着这个家长制的权力，腐蚀着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很明显，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陈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历史的发展，好象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来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九年 快乐的圣诞节1853年的圣诞节，是马克思全家在英国伦敦过的第一个快乐的节日。这时，每天残酷地折磨着马克思夫妇的烦恼由于马克思和《纽约每日论坛报》建立了联系而终止了。马克思和燕妮的孩子们几乎整个夏天都在户外的公园里蹦蹦跳跳，家里还有樱桃、洋莓及葡萄。甚至在圣诞节，朋友们给孩子们带来许多可爱的礼物，如洋娃娃、玩具手枪、食具、鼓和喇叭等玩物。马克思给工人议会的信根据英国宪章派领袖琼斯的倡议，英国的第一次工人议会于1854年3月6日至18日在曼彻斯特兴行，马克思作为名誉代表受到邀请。由于不能亲自出席，便于3月9日给工人议会写了信。该信如下：非常遗憾，我不能，至少目前不能离开伦敦，因此不可能亲自来表达我在接到要我作为名誉代表参加工人议会的邀请时所感到的骄傲和感激的心情。召开这个会议的事实本身，证明世界历史上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不平常的事件的消息将会唤起欧美各地工人的希望。在世界各国当中，大不列颠是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的任何一个国家中，对于拥有整批产业军的百万富翁和勉强度日的雇佣奴隶之间的中间阶层，都没有消灭得这样彻底。这里已经没有欧洲大陆各国那样的几乎在同等程度上依靠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劳动的人数众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阶段。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正因为这样，大不列颠的工人阶级最先准备好并且最先负有使命来领导最终必然使劳动得到彻底解放的伟大运动。它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数量上的极大优势，过去的艰苦斗争的经验和现在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