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这个生动的事例，只要我们具有辩证法的逻辑，在生活中就经常可以看到所有权和使用权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转化有时显得很细微、很隐蔽，似乎可以忽略，却常常含着深刻的意义和重要的动向。关于这一点，共产党人也有所觉察。斯大林就觉察到过。毛泽东也曾觉察到过斯大林的这种觉察。他在一份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曾经这样写道：“斯大林在那本书里说过，有两种所有制，就要有商品生产。他说：“在集体农庄的企业中，虽然生产资料（土地、机器）也属于国家，可是产品却是个别集体农庄的财产；因为集体农庄中的劳动也如种子一样，是它们自己所有的，而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事实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农庄只愿以商品的形式把自己的产品转让出来，愿意以这种商品换得它们所需要的商品。现时，除了通过买卖的交换以外，与城市的其他经济关系，都是集体农庄所不接受的。’”在这里，斯大林无疑看出国家交给集体农庄永久使用的土地，集体农庄实际上是作为自己的财产来支配的。永久的使用权已经很大程度上带有所有权的性质。同样，“分田到户，三十年不变”的使用权也已经带有很大的所有权的性质。中国农村目前进行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包括所有制领域的变革，保证了农业生产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这一切看来是政策的改变造成的，实际上却是价值规律本身显示了力量。价值规律的伟大力量不仅表现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还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中，历经几十年，表现出其不可抗拒的力量。两种所有制之间存在着商品交换，价值规律起作用，似乎今日还便于理解一些。那么在“全民所有制”的国有化经济中，情况又怎么样呢？从理论上讲，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或者更直截了当地说，在所有国有化的经济内，任何产品的交换都不改变所有权，所以它们都不是商品。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前提下，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都曾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价值规律，有的只是计划经济。然而，实际的经济管理又使他们感到，不能完全忽略商品的价值规律，否则一切计划都失去参考的依据。于是乎，他们就有了“价值规律是计划的工具”的说法。这种说法是非常模糊的，实用的，权宜的，不透彻的。这种说法包含着理论上深刻的矛盾性。这种矛盾性实际上反映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他们试图抹杀价值规律；他们又不能够完全抹杀价值规律。当他们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经济的工具时，又常常感到这个工具十分扎手。价值规律始终是共产党人敬畏而又厌恶的东西。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笔记中曾经这样讲道：“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领域中，价值法则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和国家的经济计划。教科书提出的这个论点其实就是斯大林的论点。虽然教科书说生产资料是商品，但是第一，不能不说在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生产资料的‘买卖’并不改变所有权。第二，不能不承认价值规律在生产领域中和流通领域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些论点同斯大林的论点，在实质上是一致的，斯大林和他们现在做法的一个真正的区别是，前者反对把拖拉机等生产资料卖给集体农庄，而后者则把这些东西卖给集体农庄。”毛泽东还在同一份笔记中继续这样写道：“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依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们扩大生产的需要。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来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亏了，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这是很值得的。”在毛泽东的这两段论述中，我们深刻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与价值规律的矛盾，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想消化价值规律、又常常难以消化它的尴尬两难的境况。应该说，这个矛盾始终是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在经济上遇到的最根本的矛盾。苏联社会主义的解体，表明它的社会主义体制没有能够消化这个矛盾。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顺利进行，表明它在逐渐有效地消化这个矛盾。当然，这在相当程度上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更为强大，作为一个东方大国，中国有着民族以及传统文化上的更强有力的统一性。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在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展开，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计划经济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地盘让给市场经济。市场作为调节生产与流通的杠杆，正在撬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僵硬环节，打通各种滞涩堵塞的渠道。一系列相关经济政策的出台，起码表明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对“全民所有制”范围内的生产与流通也都赋予了更多的商品经济认识，也都在实践中自觉不自觉地承认了价值规律的崇高权威。目前，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不仅表现在国家和农民之间，而且在整个“全民所有制”经济范围内扩展开来，颇有些波澜壮阔之相。与此同时，价值规律的力量又在所有制的改革中表现出来。我们不仅看到各种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及合资企业出现，而且大批赫赫然标榜着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也纷纷出现了承包、租让及股份制等改革形式。即使完全保持国有化性质的企业，也都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其独立的经营权。市场经济要求所有的国有化企业有充分的独立经营权，而充分的独立经营权又造成了市场经济的扩展。正像我们前面分析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并不是绝对对立、绝对绝缘的。相当规模的独立经营权自然隐含着某种所有权性质。中国的改革在目前是一个一切都在流动状态中的运动。合法性总是被合理性突破，合理性又常常为自己取得合法性。形式为内容所突破，内容常常又为自己取得必要的形式。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做出规定、又要不断改变规定的时代；是一个特别需要规定、又不可太生硬规定的时代。正是各种经济活动、各种架构与政策都在相互拱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的关系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发生变化。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在继续推进这一变化。这是整个生产关系领域内也包括所有制关系领域内发生的变化。它在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变化。生产关系总是体现为一定的方针、政策及法规，因此，这也是一个方针、政策及法规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意识形态要为方针、政策及法规的变化提供社会舆论与思想基础，因此，这也是意识形态在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是整个上层建筑在适应生产关系的变化。当然，今天中国的改革所造成的这个变化，并不是突兀出现的。三、刘邓路线是代表生产力发展的改革路线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推行的改革政策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刘少奇、邓小平在某种程度上推行的政策联系起来，我们就会显而易见地发现，今天的改革其实就是当年刘邓路线的再版。当然，这是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的、发挥了的、充分展开的再版。今天所推行的改革政策，在那个时代就有了这样或那样的萌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改革的胜利表现出结果，不过说明这整个过程都是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力量的显示，都是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适应自己、继而要求上层建筑适应自己的历史过程。这是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的实质。现在，当我们为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批判的刘邓路线翻案时，该是更为彻底的翻案了。应该做出的结论是，党内确实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刘少奇、邓小平确实推行了一条与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路线、社会主义路线相对立的“资本主义路线”；而实际上，那才是一条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路线，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路线，是可以接收和消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部合理性的路线，是代表中国社会进步的路线，是真正代表历史潮流的路线。当今天的改革证明了这条路线在历史上的合理性之后，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这是一条代表历史进步的改革路线，革命路线。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已经萌芽、在庐山会议之后逐步成型的刘少奇的路线，以及由此展开的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已是今日改革的先驱，或者说已是今日改革的开始。刘邓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表明了一场改革最初的并不自觉的开始。这个改革的锋芒，正是指向那一味趋向权力集中、大搞阶级斗争乃至最后大搞全面专政、逆生产力发展而动的保守力量。那个保守力量保守的是苏联模式的影响，保守的是苏联模式影响下的一味夺取所有制、占领并扩大它的社会主义旧框架，保守的是面对商品经济发展的闭关自守。刘少奇、邓小平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推行的某些政策，表明他们是改革的先驱。如果说我们今天进行的一系列改革都是革命的，那么，刘邓路线实际上就是为生产力在当代中国开辟前进道路的革命先驱。党内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他们代表了生产力的方向，代表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提出的要求以及最终对上层建筑提出的要求。这带有真正的革命性质。我们甚至可以生出一些幼稚的联想，倘若当时没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倘若那时就逐渐推广现在已经在改革中推广的农业政策、工业政策以及整个改革政策，中国现在会何等强大？几乎所有的人都可以对这一点做出推想。但是，我们也立刻会做出更深思熟虑的结论。历史不可能那样发展。就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条件及国际背景，社会主义在中国还不可能有这样的成熟理性。国际范围内两大阵营的对峙，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意识形态乃至军事、经济的对抗，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效仿以及对其援助的接受，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形成的巨大政治资本以及高度熟练领导农民战争、群众运动的思维惯性与行为惯性，决定了在一个时期内，那样的“一化三改”乃至那样的新阶级斗争纲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成为支配那个不长不短的历史时期的主流。刘少奇路线从其一开始就处在非主流地位，他所敏感到的在今天看来具有完全改革性质的政策，在那时只能作为一个不断与主流现状作斗争的改革运动的先驱表现。它的伟大意义表现为将来时。历史并没有使中国的社会主义超越苏联模式影响下的最初阶断，那是毛泽东阶段。历史使刘少奇、邓小平扮演了对毛泽东阶断实行改革并取而代之的新阶段的导演。现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至少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党内就存在着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条，为生产关系上包括所有制形式上要求继续“进步”，要求集中化，要求共产主义化，要求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而实际上这恰恰是一条违背生产力发展的保守路线；另一条，似乎在要求退步，它反对在所有制问题上集中化的倾向，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用政治号令经济，这条看来保守的路线恰恰是代表着生产力前进方向的先进路线。两条路线前后重叠又相互交替，写出了历史的两个阶段。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为第一阶段，刘少奇、邓小平的社会主义为第二阶段。四、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之后，不断地重申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个主要矛盾。现在看来，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就客观实际而言，这个矛盾确实以其最主要的力量支配了当时以及随后相当一些年的中国社会生活。无论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还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都表明了这样一个主要矛盾在统领中国社会的运动。只不过对这个矛盾两方面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我们要做出如前所说的新的注释。为了进一步深刻揭示文化大革命这极端十年的全部历史原因，我们特别有必要对两条斗争了几十年的路线做出更全面的、寻根探源的剖析。我们先来看看毛泽东领导并推行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中国社会主义第一阶段的主流路线，它的统治地位随著文化大革命的崩溃才告结束。它何以能在中国当代史上统治二十多年，是有着深刻原因的。这绝非毛泽东个人的力量，而是一个历史潮流的力量。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毛泽东这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不断革命的、不断“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社会主义路线来源于哪些历史条件：一，正像我们前面论述到的，毛泽东的这条社会主义路线，是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力量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隔着巨大的时间差，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之后，面对急需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及规范下，必然出现的一条路线。对于最初夺取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几乎没有第二种选择。特别是当社会主义最初时期接受了苏联的大量经济援助后，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更是有着巨大的必然性。对于这一点，任何纸上谈兵的非议都与历史无关。二，当夺取了政权、掌握了国家全部重要资源和仅有的一些工业的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时，必然表现为在所有制领域内的不断革命、不断进取和不断占领。这种将整个社会经济成分越来越集中地掌握在自己领导下的趋势，对于一个生气勃勃的政治力量，无疑成为本能的冲动。而它巨大的政治组织力量，动员群众的能力，使它尤其趋向于运用政治号令经济的手法，运用国家行为、集中领导的手段来实现工业化。特别是它并不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为自己的最高目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无疑更加强化了它在生产关系中的革命。三，在国际范围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外部条件。因为处在和西方资本主义始终不息的尖锐对抗中，中国的社会主义不仅不会有从西方资本主义吸取资金的奢望，而且永远要保持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威胁相对抗的紧张军事、政治状态。这种准战时状态和半战时状态尤其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显示出政治上的紧张度，权力上的高强集中性。这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的特别巨大的外部情势。这个情势始终证明着毛泽东路线的必要性，也加强着毛泽东路线的政治优势。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苏联率先感染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都发生了巨大的位移。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矛盾。主要是由于苏联方面的原因，这种意识形态的矛盾发展为国家之间关系的矛盾状态。这时，苏联对中国形成的压力及威胁使得中国的社会主义尤其高扬起反帝、反修、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年代的一些年中，与苏联的对抗，是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所依据的外部条件之一。在我们随后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这也是毛泽东不得不发动和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根源之一。五，涉及到对毛泽东社会主义路线的更深刻的思想根源的剖析。首先让我们联想到毛泽东对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情有独钟。他的集工、农、商、学、兵于一体的人民公社化，确实是他与中国农民联手创造的一个理想国。这里，我们不妨引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1966年5月7日）发出的重要的《五·七指示》。这个指示实际上是对林彪给他送去的中央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一封回信。这封回信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思想的纲领性体现，也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蓝图。信的全文如下：林彪同志：你在5月6日寄来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的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这个文本不仅作为中央文件转发全党，而且于同年8月1日在《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三十九周年》中摘要公布。这篇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还进一步发挥了《五·七指示》的思想。社论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大大提高我国人民的无产阶级意识，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去做，就可以促进逐步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就可以实现全民皆兵，”“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去做，我国七亿人民就都会成为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他们拿起锤子就能做工，拿起锄头犁耙就能种田，拿起枪杆子就能打敌人，拿起笔杆子就能写文章。这样，全国就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是共产主义的大学校。”在这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纲领轮廓非常鲜明：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进行政治思想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第二，限制和取消商品生产。第三，缩小工农、城乡、体脑差别，乃至消灭各种差别。第四，在分配上实行大体上的平均主义。第五，一个自给自足的或半自给自足的封闭式的小而全的桃花源式的社会。这是一个毛泽东特色的社会主义蓝图。从它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而言，这又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蓝图。这种企图超越商品生产发展的必然历史阶段而达到的桃花源式的理想国，与中国著名的文化人陶渊明的理想一脉相承。这是一种农民的社会主义，是古来自然经济中农民的理想国，也是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实施的军事共产主义。这种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特色的空想共产主义，既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众文化中产生，反过来又极容易感召民众。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也对这一点做出了有力的注释。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就其本质上讲，是一条限制、抵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必然发展阶段的路线。这个貌似革命的乌托邦，其实在经济上是一个十足的保守主义纲领。六，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依据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中的大量能量。关于这一点，在《五·七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患贫、患不均”的观念。这种平均主义观念既是自然经济下农民的观念，也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输入给统治者的统治策略观念。毛泽东将马克思学说中的共产主义远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患不均”的观念超越巨大的时间差来了个合二为一。毛泽东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不断地将全社会的经济、政治归于国家，而将国家归於越来越集中的领导，造成最为集中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在社会上倡导平等，恐惧任何贫富差别造成的社会不安。他对两极分化的高度敏感与警觉，以极为典型的方式注释了“不患贫、患不均”的传统法则。在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中，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和口号，以天才的方式嫁接在一起，形成了当代世界历史中的一个奇观。商品经济是制造差别的，竞争以及竞争所争得的差别是商品经济的生命力。毛泽东对任何贫富差别的恐惧，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内核之一。仅就这一传统文化而言，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反对商品经济的倾向。我们在随后对文化大革命的剖析中还可以看到，刘少奇、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所昭示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之间的斗争，既是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说到底，是执行商品经济对现状的批判。七，这样，我们已经看清楚了，毛泽东的路线其实是一条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反经济的，反生产力发展的。毛泽东这一路线的来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切相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密布在中国广大民众中。对于中国这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国度，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民众中存在着与《五·七指示》广泛共呜的思潮。这也正是毛泽东路线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内总能够在党内、在全国占上风的社会原因。当他把城乡出现的任何一点贫富差别都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提出来并予以进攻时，绝大多数民众一呼而应，顿时形成对少数稍稍露富者进行斗争的狂潮。毛泽东利用当下社会的任何贫富差别造成的阶级斗争形势，总是无往而不胜，威慑全党，威慑全国。这也是毛泽东得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凭藉之一。八，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党内形成了像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样一批专事政治思想斗争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是新阶级斗争纲领的政治基础、阶级基础。他们是运用民众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平均主义思潮在党内维护和扩大自己特有官僚权力的意识形态斗争集团。这个集团在理论上是毛泽东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鼓噪者，实际上，他们不过是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幌子，企图在一个经济贫困、民众文化素质相对低下的国家里建造自己别样专制的官僚统治。如果说毛泽东本人还有很多农民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及艺术家的浪漫，那么，这个专事意识形态领域内阶级斗争的政治集团，却以他们残忍的行为方式及心理本能，注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不断革命的路线，其实是一条专制的路线。五、真正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路线毫不夸张地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实行的改革，走出了属于中国的现实的社会主义路线。这是真正将商品经济的必然发展阶段容纳在自己体系之内的社会主义。这是尊重生产力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当邓小平揭开这个改革阶段时，不仅使人们看清了中国的现在，也使人们看清了中国的过去。应该说，这条改革路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后，是被刘少奇、邓小平越来越清楚地表述出来的。剖析这条路线的历史根源及社会基础，显得单纯得多。作为共产党人，刘少奇、邓小平原本和毛泽东一样，都参加了民族、民主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处于当时的国际格局中，受着苏联模式的指导和影响，对于最初的“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大概在态度上和毛泽东是基本上一致的。然而，出发时似乎一致，行进过程中却出现了分歧。分歧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感受到了商品经济本身发展的规律。之所以他们能率先感受到这一点，原因是很简单的：第一，由于个人思想渊源、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造成的对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合理性的敏感性及务实性。刘少奇在民族、民主革命中长期从事党的工作，特别是曾主管过城市的地下党工作，本人的家庭又和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以及其他社会阶层有较多的直接联系。邓小平年轻时曾赴欧留学。他们这些个人性的历史及文化知识结构，是有别于毛泽东这样从农村土生土长又从农民战争、武装斗争中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领导人的。第二，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更单纯的原因，就在于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这批经济务实主义者大多是在第一线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他们更多地直接面对国计民生，面对生产各部门的管理者和劳动者，包括更多地面对知识分子群体，也包括更多地面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民主党派。他们更直接感受到价值规律潜在的力量。在理论上，他们或许并没有自觉到认清商品经济有其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价值规律总会透过各种垄断乃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表现出顽强的力量，然而，他们却在具体的政策中、操作中感受着一切，又接收着一切。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共产党，而在于要一个执行什么路线的共产党。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社会主义，而在于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的，还是现实的？他们同样以极高的职业政治家的忠诚力图设计和维护共产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以及国家的利益，然而，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商品经济本身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他们就像商品经济一样，顽强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大胆表现不过注释了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汇成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中，他们率先探索到潮流底层掩盖着的商品经济的历史趋势，并扎根于其中，开出了几朵带刺的玫瑰。这几朵带刺的玫瑰花在空想社会主义的巨大潮流中，曾被冲刷得七零八落，但仍不时探出潮流，露出警醒的一笑。那时也许他们未必知道，旧的潮流落尽，新的潮流属于他们。第五章 完整的政治斗争格局（1962年－1965年）一场社会政治斗争中的诸多力量、诸多矛盾以及诸多因素，是在互动中合成的，是一个生动的运动过程。一切静态的分析只能提供述中的相对方便。而任何对这种相对方便的过分迷恋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掌握。一、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当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历史成因的分析逐渐逼近文化大革命的大幕时，特别有必要使我们政治斗争的眼光越来越开阔与深刻。社会政治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便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政治斗争。当历史学家描绘他们视野中的任何重大社会政治斗争时，无论怎样穷尽有关历史素材，都可能在概括中将历史本身简单化。特别是当他们抓住了所描述历史的主要线索和主要思路时，常常有一种难以避免的趋势，那就是，将丰富的千方百面的历史事实都归为已经抓住的思路，各种现象不过成为他们论证自己思路的事实而已。任何深刻的思想都有可能简化生活。任何有力的逻辑都有可能使丰富的历史变得干燥。结果，我们读到的历史描绘，可能在某一条思路上是深刻的，然而，相对于丰富的历史却是简单化的。就好像我们原本要阅读一条滔滔千里的长河，然而，读到的只是河流主航道上的一条航标连线。当这条航标连线位居航道中流时，还能为我们标出一个正确的逻辑。倘若它偏离主航道，逶迤在长河岸边或者无关紧要的支流湖泊中，我们得到的或许只是一个有关长河的错误印象。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得以形成的历史分析，或许已经使我们抓住了位于长河主航道上的航标线，然而，对于历史的概括还应该更丰富、更全面。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分析，已经使我们抓住了这段历史的根本线索，那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个斗争不过反映着经济本身发展的规律，反映着商品经济的力量，反映着价值规律的力量，反映着生产关系必然适应生产力并同时要求上层建筑适应自己的趋势。在这一点上，我们越来越清楚了。在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剖析中，我们会更加清楚地看到历史怎样实现这个基本的逻辑。文化大革命的失败，究其实是商品经济的胜利。文化大革命的失败，不过典型地表明了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上层建筑适应其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一基本的逻辑是我们标出的历史发展长河的主航线。然而，作为对一场重大社会政治斗争的描述，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这个基本逻辑的描述中，更确切地说，当我们描述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乃至上层建筑的历史进程时，本身就表现为丰富复杂的社会政治斗争的方方面面。首先，我们将看到，作为一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文化大革命有着国际和国内多方面的背景。就国际而言，涉及到非常具体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斗争。就国内而言，这场政治斗争是各种力量的汇集，各种矛盾的交叉。各种力量、各种矛盾又各自依据于它们深厚的利益基础；它们与国际上的不同力量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也与广泛的社会思潮与传统文化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各自表现出相应的意识形态结构。对方方面面的力量、矛盾和因素，我们都应该一览无余。当把与历史进程相关的任何重大因素排斥在视野之外时，我们的判断必然是偏颇的。就好像身历其境的各派政治力量，其代表人物的行为是各种因素汇集的结果。任何一个因素的消失或增加，都可能改变他们当时的行动，也会由此改写当时的历史。因此，武断地略去历史中的某些重大因素，必然离开真实的历史。其次，我们还应该明确，一场社会政治斗争的诸多力量、诸多矛盾以及诸多因素，是在互动中合成的，是一个生动的运动过程，一切静态的分析只能提供叙述中的相对方便。任何对这种相对方便的过分迷恋都可能使我们失去对历史本来面貌的把握。不同的政治力量与不同的矛盾在斗争的演化中此起彼伏，有着无比生动的力量对比的变化，有着瞬息万变的格局的变化，我们的概括必须紧随这种变化。深刻的结论应该在这种变化中不断地形成着、修正着、深化着，绝不要轻易停留在一时一刻的发现上。如果我们把握的历史素材还未达到绝对丰富时，尤其要透过素材看到它们所依据的丰富历史。要把已经被烘干燥了的素材放到历史的长河中还原水分，使其在今天的研究中再现鲜活的意义。因为一切历史的素材对于今天，几乎都只是文字的记录。文字似乎代表了一切，又远不能代表一切。这是要特别清醒的。只有重新面对那段曾经鲜活的历史，才能对之做出生动而深刻的描述。这样，再其次，我们就势必又会提到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范畴。一个严肃的思想文本，总在对历史的描述中艰辛地寻找必然性，把一条条铁链似的逻辑发现出来，条理清楚地挂在世人面前。而那些文学性的历史记载，总在捕捉各种生动的偶然性，他们不关心那些令人敬畏的必然性，只希望在生动的偶然性中找到别致的趣味。然而今天，我们严肃的思想却试图把必然性与偶然性对立统一地掌握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确实看到了由大及小的层层必然性，包括生产力将冲破各种各样的束缚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根本必然性。同时，我们也将不放过历史进程中任何重大的偶然性因素。例如，像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角色江青。可以说，这一类人物的产生是必然的，但这一类人物的代表以毛泽东夫人的面貌出现，或许有某种偶然性。江青这一类人有必然性，江青这一个人却有偶然性。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带有偶然性质的江青的存在，对于文化大革命绝不是无足轻重的。所谓时机经常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很多时机都带有偶然性的色彩。从历史哲学而言，一切现象都是偶然性的。历史规律这个必然性存在于历史现象这个偶然性之中。每一个政治家都绝不错过对他们有利的偶然性。至于这里包含着什么必然性，那是三思而后得的东西。我们描绘这场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要尽可能还历史以真实的面貌。再其次，还要指出的是，在研究这场重大的社会政治斗争时，作为对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矛盾和斗争的描述与剖析，一定不要忘记透视他们各自的代表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前前后后的政治较量是惊心动魄、残酷激烈的。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都在历史给他们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处心积虑地行为着。当我们将这些代表人物的思想、行为及其依据的背景、环境掌握之后，对他们的行为、意识形态特征及策略、动机，也都能入木三分地掌握之后，我们就有可能对这段历史有比较深刻、中肯的把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对任何历史描述做出我们的结论；当我们准确道出了一段历史中各种代表人物的行为逻辑及其背景基础时，我们就近乎把握了这段历史的最大真实。这样做绝非容易。在这个世界上了解他人从来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要了解一段重大历史中的诸多重要历史人物，更是不容易的。可以这样说，对一段历史中那些特别重要的人物，如果缺乏正确的把握，哪怕对其中一两个人物把握有偏差，对那段历史的概括就将是片面的，有缺陷的。用一个我们刚才用过的方式就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人物倘若有一两个偏离了原有的背景环境与思想行为逻辑，历史就不会是原来的样子。所以，偏离了人物，就是篡改了历史。在这方面，我们不可有任何主观主义的偏见，不可有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无论我们有多么丰富的历史知识，多么独到的思想，都要放下执着，做一个面对历史万分虚心的人。我们在描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绝不是在陈述已有的发现，而是要做出新的发现。叙述的过程就应该是再发现的过程。永远使我们的思维和语言追随历史本身的事实，按照历史的逻辑去探究历史的逻辑。我们进入历史的思维，而不是让历史来注释我们的思维。这样，我们就可以面对一个完整的社会政治斗争。这场斗争在一个完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政治及文化背景中产生和进行。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这是一个巨大的过程。这是一个多方面的格局。这是一个始终在变化中的格局。千万不可纸上谈兵，将其简单化。二、焦点聚向毛泽东文化大革命无疑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这个给中国生产力发展造成巨大损失的社会大动乱，毛泽东自然有他的责任。然而，将此说成是由于他晚年昏聩所致，又绝对是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非常清醒的政治大行为。从他的角度和思想出发，可以看到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理由。只不过这个理由就历史而言，还要重新审定。在这里，有必要把我们的描述在历史的时间表上停顿一下，对1962年发生的事情再做一点回顾。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到1962年9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是两个性质上有较大差别的会议。可以说，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的变化中，包含了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全部重要线索。七千人大会总体上是一个宽松的大会，民主集中制的大会，这次会议把生产力的发展放在了比较主要的位置；而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大会。那么，在两个大会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有必要在第三章所做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考察。一方面，在1962年的上半年，中国的农业形势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开始明显好转，显示出了从经济困难中摆脱出来的趋势。这无疑为毛泽东开展新一轮政治思想斗争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当人民要吃饭的问题不那么紧迫了，政治上的考虑才能从经济困顿中脱颖而出。这是1962年夏季来临时，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的一个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毛泽东确实面临着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毛泽东也并非是人民一有饭吃了，就想搞阶级斗争运动，他的全部政治部署都有其必要的情势。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1962年整个上半年中，一直有着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种种舆论与动向。这足以引起全党和毛泽东的警觉。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被打倒了的地主、富农以及其他敌对势力这时确实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蠢蠢欲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政策失误以及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为共产党旧有的敌人提供了一线希望。而他们的全部活动，势必成为毛泽东在全党拧紧阶级斗争之弦的依据之一。八届十中全会前夕，1962年8月9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开门见山讲出这样的话：“今天单讲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共产党垮了谁来？反正两大党，我们垮了，国民党来。国民党干了廿三年垮了台，我们还有几年。农民本来已经发动起来，但是还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地主富农复辟的问题。”在这里，国内的阶级斗争无疑带有了国共两党斗争继续的性质。只要蒋介石有反攻大陆的嚣张，毛泽东拧紧阶级斗争之弦，就有了全党都必然认可的合理性。毛泽东历来看重中国大陆以外的事情，但又不是最看重中国大陆以外的事情，他最看重的还是中国大陆上正发生的事情。在中国大陆，他对已经被打倒的地主、富农虽然在其阶级斗争理论中常常率先提到，然而，他常常又并不把他们放在主要的位置。毛泽东在这时看到的最主要的威胁，恰恰是七千人大会前后在中国围绕着经济务实主义路线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的动向。他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危险。在这里，我们有必要特别考察一下上面提到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于1962年8月9日召开的会议，是同年9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的政治思想准备。正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的讲话表明了他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路线的全部依据。他讲道：“要有分析，不要讲一片光明，也不能讲一片黑暗。1960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粮食，否则农业就没有办法。包产40%到户，单干、集体两个竞赛，这实质上叫大部单干。任务提得很明确，两极分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一边富裕，一边军烈工干四属、五保户，这边就要贫困了。”这段讲话充分表现出毛泽东对于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向的头等警觉。对任何贫富差别与两极分化的产生，都会触动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都是毛泽东视野中带有最严重性质的阶级斗争动向。根据对客观情况的梳理，他已经把这种动向和党内的斗争以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联系在了一起。他在会议上这样讲，“党员的成份，有大量小资产阶级，有一部分富裕农民及其子弟，有一批知识分子，还有一批未改造好的坏人，实际不是共产党。”“知识分子、地富子弟，有马克思注意化了的，有根本未化的，有化的程度不好的。这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我们没有来得及对他们进行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部把帽子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阳过来，阴过去，阴魂未散，要做分析。”在这段讲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置疑和警觉。当毛泽东将社会上贫富差别、两极分化以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倾向作为阶级斗争的重大事实与党内矛盾联系起来时，他日益警惕和抓住的是，这一切在党内上层的反映。他在会上严厉指出：“内务部一个司长，到凤城宣传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中央派下去的人常出毛病，要注意，中央下去的干部，要对下面有所帮助，不能瞎出主意，不能随便提出个人意见，政策只能中央制定，所有的东西都应由中央批准，再特殊也不能自立政策。”毛泽东还用更加提纲挈领的严重口气讲道，“这是无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地主、富农不好讲话，富裕农民就不然，他们敢出来讲话，上层影响要估计到，有的地委、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要代表富裕农民。要花几年工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搞好，办高级党校、中级党校，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搞了修正主义，怎么行？”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所勾勒的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与党内的“阶级斗争”、特别与上层的“阶级斗争”连成一体的图画。这实际上已是毛泽东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依据的“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再联系我们曾经引用并分析过的毛泽东的《五·七指示》，联系毛泽东在《五·七指示》中展露的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就更能看清楚毛泽东在这里所论述的“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什么样的性质。这确实是他要批判和反对的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些讲话中我们看到，1962年在中国社会以及党内发生的许多经济政策的变动，从根本上是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相对立的。这确实是毛泽东从其思想基础上要加以反对的。毛泽东总是将那些经济务实主义的政策与社会上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联系在一起，并把它定义为“资本主义”；他也总是扮演一个考虑大多数贫苦民众利益并维持社会平均主义状态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还显露出他与整个经济管理部门之间别样性质的矛盾。他讲道：“二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的商业政策，没执行，按劳分配政策，也不执行，不是促进农业、集体经济的发展，反而起了不利影响，商业部应当改个名字，叫破坏部。同志们听了不高兴，我故意讲得厉害一点，以便引起注意。商业政策、办法，要从根本上研究。这几年兔、羊、鹅有发展，这是因为这几样东西不征购。打击集体，利于单干，这次无论如何得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他要批评的恰恰是某些部门只考虑国家利益而不考虑农民利益的倾向。当然，这依然和他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这反映出毛泽东对立统一的两方面倾向。一方面，他的革命路线本身是追求集中领导的，是要把全社会的经济都纳入政治统治之中的；另一方面，他又总是不忘记工人和农民的大多数，这里反映出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治社会框架。对于任何经济职能部门的集中性权力，他都有一种本能的厌恶；而对这些职能部门的权力偏离以他为核心的政治权力中心的任何分散倾向，他又予以极力的反对。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他理想的社会政治结构模式是：每个民众成员都是又能做工、又能务农、又能做文化、又能批判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个共产主义战士在一种平均的生活水平状态中，超越各种压迫他们的集中领导，直接接受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指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体现了这种社会政治蓝图：一方面，相对于现代经济生活所需要的秩序与权力，它是无政府主义的；另一方面，表现在政治、思想及领导上又绝对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的。我们看到，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其实与中国的封建主义文化有着内在的联系。这里不仅有农民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陶渊明式的理想国倾向，还有封建主义专制政治文化的表现。正是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讲道：“外国的事我们都晓得，甚至肯尼迪要干什么也晓得，但是北京各个部，谁晓得他们在干些什么？几个主要经济部门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不知道，怎么出主意？据说各省也有这个问题。”在这里，毛泽东对中央各部门特别是主管经济的部门表现出了极大的不信任与抨击。这种不信任与抨击表明，毛泽东正在一步步形成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感受到的一切。而这一切又与国际上重要的因素结合在一起。这里不仅是帝国主义问题，更重要的是修正主义问题。中国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之间的矛盾，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两国关系方面，日益尖锐。1959年9月，在中印边界冲突中，赫鲁晓夫支持了印度的尼赫鲁，对中国进行了攻击，塔斯社发表了相关的声明。后来，在中国的国庆十周年宴会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又对中国有所批评。随后，在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领导了一场对中国共产党的围剿。以后，中苏两党的会议，八十一国共产党的莫斯科会议，还有华沙会议，都发生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中的尖锐冲突。这种国际上的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必然与毛泽东反对党内资本主义倾向的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正是这种联系，使得毛泽东在随后的历史中逐渐把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和锋芒也指向了党内。这是我们在随后的历史剖析中理解文化大革命逐步酝酿和诞生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过程。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还是改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从北戴河到北京的两个月的会议，是两种性质的问题。一种是工作问题，一种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工作问题也是与资产阶级思想斗争的问题，也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这无疑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口号越来越接近了。三、国际反修的大情势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反对赫鲁晓夫为首的所谓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逐渐成为中国面对的最重要的国际形势。两党之间由意识形态的分歧，逐渐延伸为两国之间关系的矛盾。到1960年前后，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在此过程中，两党在一系列苏联主持的国际性共产党会议中发生了日益明显的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在两党的双边会谈中同样愈演愈烈，越来越失去调和的余地。1960年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对中国的援助合同，以及在中印边界矛盾冲突中对印度的偏袒，只不过是两党关系的矛盾扩展到国家关系的典型表现。应该说，赫鲁晓夫在意识形态上与毛泽东的意识形态有着越来越根本的分歧，两人所代表的两种潮流也越来越没有调和的可能。他们都不可能改变自己，迎合对方。赫鲁晓夫以极端地批判斯大林作为自己政治路线的奠基，毛泽东对此尤其警觉。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同是自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创者。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自然会使毛泽东产生更多的政治联想。他在这方面的警觉与其他中国共产党人更有不同。在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越来越感到这个对立面的危险性，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个危险性与中国共产党内斗争的联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1962年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将中国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定名为党内的修正主义。这样，他就把国际、国内的斗争完全联系在了一起。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表面而言，毛泽东还将此保持在一个不露锋芒的自然而然的讲话中，并在其他问题上谈到与刘少奇的共识，似乎这一切与刘少奇无关，并没有任何具体的指向，只是一般性的、理论上的警示，现在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提法在当时已经多少隐含着具体指向了。当历史揭开1963年这一页时，与国际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进入了更大规模的阶段。1963年3月，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大意是：国际形势和国际舞台上阶级力量的变化，要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符合它在现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总路线，并提出了与此相关的若干原则性问题。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对此做出了纲领性的回答。这就是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长篇回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这是一个试图以理服人同时又针锋相对的纲领性文件。同年7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苏联就两党关系进行会谈。在会议期间的7月14日，苏联在报刊电台上公开发表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言辞激烈地抨击了中国共产党，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分歧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公开化。历，有人曾似是而非地称之为“西历”。其实，究其根源，这种历法并非产生于西方，而是产生于６０００多年前的古埃及。古埃及气候炎爇，雨水稀少，但是农业生产却很发达。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与尼罗河的定期泛滥有着密切的关系。埃及的大部分国土都是沙漠，只有尼罗河流域像一条绿色的缎带从南到北贯穿其间。直到现代，埃及的的９５％以上的人口也都集中在这条绿色的生命带中。因此，在希腊时代，西方人便把埃及称为“尼罗河送来的礼物”。古代埃及人更是将尼罗河视为“母亲河”。尼罗河全长６６４８公里，同亚洲的长江、南美洲的亚马逊河和北美洲的密西西比河并称为世界最长的河流。尼罗河发源于赤道一带，主流叫白尼罗河，从乌干达流入苏丹，在喀土穆和发源于埃塞俄比亚的青尼罗河汇合，流入埃及。在埃及境内，尼罗河每年６月开始涨水，７至１０月是泛滥期，这时洪水夹带着大量腐殖质，灌满了两岸龟裂的农田。几个星期后，当洪水退去时，农田就留下了一层肥沃的淤泥，等于上了一次肥。１１月进行播种，第二年的３至４月收获。尼罗河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每年的涨水基本是定时定量，虽有一定的出入，但差别不是太大，从没有洪水滔天淹没一切的大灾。这就为古埃及人最早创建大规模的水利灌溉系统和制定历法提供了方便。古埃及人为了不违农时，发展农业生产，逐渐认识到必须掌握尼罗河泛滥的规律，准确地计算时间，这就需要有一种历法。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古埃及人发现尼罗河每次泛滥之间大约相隔３６５天。同时，他们还发现，每年６月的某一天早晨，当尼罗河的潮头来到今天开罗附近时，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以此为根据，古埃及人便把一年定为３６５天，把天狼星与太阳同时从地平线升起的那一天，定为一年的起点。一年分为１２个月，每月３０天，年终加５天作为节日，这就是埃及的太阳历。埃及的太阳历将一年定为３６５天，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圈的时间（回归年）相比较，只相差四分之一天，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准确了。但是，一年相差四分之一天不觉得，经过４年就相差一天。经过７３０年，历法上的时间就比实际时间推进了半年，冬天和夏天正好颠倒过来。再过７３０年，才能回到原来的起点。公元前４６年，罗马统帅儒略-凯撒（又译朱利乌斯-凯撒）决定以埃及的太阳历为蓝本，重新编制历法。凯撒主持编制的历法，被后人称为“儒略历”。儒略历法对埃及太阳历中每年约四分之一天的误差，作了这样的调整：设平年和闰年，平年３６５天，闰年３６６天。每４年置１个闰年。单月每月３１天，双月中的２月平年２９天，闰年３０天，其它双月每月３０天。恺撒死后，他的继承人奥古斯都因为自己生在８月，便从２月中怞出一天加在８月上，使８月也成为大月，即３１天，同时相应把９、１１两个月定为小月，１０、１２两个月定为大月。经过这样的改动，各月的天数与今天使用的公历基本相同了。公元３２５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一次宗教会议上，规定儒略历为基督教的历法，但没有规定哪一年是它的起点。到了公元６世纪时，基督教徒把５００多年前基督教传说的创始人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天，说成是公元元年。“公元”的拉丁文的意思就是“主的生年”，用拉丁文Ａ．Ｄ．表示。在这一年以前，称为“公元前”，英文的意思是“基督以前”，用英文Ｂ．Ｃ．表示。儒略历虽然比埃及的太阳历进了一步，但回归年仍有１１分１４秒的误差，积１２８年又要相差一天。儒略历在欧洲通行了１６００多年，至１６世纪下半叶，历法上的日期比回归年迟了１０天。比如，１５８３年的春分应在３月２１日，历法上却是３月１１日。此外，教会规定耶稣复活节，应在过春分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由于春分已相差１０天之多，耶稣究竟在哪一天“复活”的，也成了问题。因此，对儒略历作进一步的改革，已经势在必行。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１５８２年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家，根据哥白尼日心说计算出来的数据，对儒略历作了修改。将１５８２年１０月５日到１４日之间的１０天宣布撤销，继１０月４日之后为１０月１５日，所以１５３３年的春分又复归于３月２１日；过去将４年置１个闰年，４００年共计１００个闰年，现在改为４００年中有９７个闰年，从而大体上弥补了１１分１４秒的误差。置闰的方法是：凡是逢百年那一年可以用４００除尽的就是闰年，除不尽的就不是（如：１６００年是年，１７００年、１８００年、１９００年皆不是年，２０００年是闰年）。后来人们将这一新的历法称为“格里高利历”，也就是今天世界上所通用的历法，简称格里历或公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通令，中国以格里历为国家历法，并采用公元纪年，但不废除农历。当然，格里历也不是尽善尽美的，每月的天数仍然参差不齐，规则性不强，特别是每经过三千几百年还会有一天的误差。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天文学的进步，这些缺陷将不断得到改进。让人神往的“美索不达米亚”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古代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古希腊人把两河流域叫做“美索不达米亚”，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方”。美索不达米亚又分两个部分，南边叫巴比轮尼亚，北边叫亚述。就今天来说，两河流域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一带。两河流域文明时代最早的居民是苏美尔人。他们在公元前４０００年以前就来到了这里。两河流域的最初文明就是他们建立的。属于塞姆语系的阿卡德人、巴比轮人（阿摩列伊人）、亚述人以及迦勒底人，继承和发展了苏美尔人的成就，使两河流域的文明成为人类文明史上重要的一页。其中巴比轮人的成就最大，因此，两河流域的文明又被称为巴比轮文明。两河流域文明起源于两河流域南部。这里是两河的冲积平原和三角洲，同埃及的尼罗河一样，两河也是定期泛滥，时涨时落，只有建设起堤坝沟梁来蓄水排涝，人们才能耕种收获。两河流域的居民主要用使用牛、驴拉着木犁耕地，最主要的农作物是大麦和椰枣。大麦酒是人们最喜欢喝的饮料，椰枣是人们的主食之一。古代两河流域人民编写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农书《农人历书》。《农人历书》以一个老农民教育儿子的气写的。这位老农民对儿子不厌其烦的讲述应该如何务农，要注意的各种事情。比如，怎样节省灌溉用水、不要让牲畜践踏田地、驱赶食谷的飞鸟、及时收割等等。大约在５０００年前，古代两河流域的居民就会制做陶器了。他们制做的陶器主要是彩陶，色彩富丽夺目，有的还涂有层。人们常用的生活用具象酒杯、油缸、炉子、灯盏等几乎全是陶制。最有趣的是，人死后用的棺椁也用陶土烧制，形状象个有盖的长方形大箱。古代两河流域缺少石料，最主要的建筑材料是粘土。垒墙、盖房、铺路，都使用粘土掺上切碎麦的大秸制作的土砖。古代两河流域的城市建筑物都是用这种粘土修建的。古代两河地区的金属制造工艺达到了相当纯熟的水平。我国商代有司母戊大方鼎，大约在同一时期，两河流域有重约２吨的青铜铸像，手工业行业很多，象制砖、织麻、刻石、珠宝、皮革、木业等等。古代两河流域人民在文化上也有巨大的成就，在人类文化宝库中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们很早就有了文字，这就是著名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虽然这种文字始终没有发展成拼音文字，但在人类早期文字中，它是发展得比较完备的一种。两河流域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谚语、神话和史诗。苏美尔人丰富的谚语有少数被记录在泥板文书上，其中有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和风气。比如：穷人死掉比活着强”，“想吃肉就没有羊了，有了羊就吃不上肉了”。“妻子是丈夫的未来，儿子是父亲的靠山，儿媳是公公的克星”。有的是生活经验的深刻总结：“鞋子是人们的眼睛，行路增长人的见识”等等。两河流域的神话传说特别引起后人的兴趣。人们发现，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的一些故事的渊源在古代两河流域。如有一首叙述神创造世界故事的诗歌与《圣经》的创世故事十分相象，都说神在第六天创造了人，第七天休息。《圣经》中讲蛇引诱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两河流域的神话也讲人的祖先因受到引诱而犯罪。《吉尔伽美什》史诗是古代两河流域最有名的英雄史诗，诗中塑造了一个蔑视神意、为民造福的英雄形象，并表达了人们希望获知生死秘密的愿望。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史诗。两河流域科学的主要成就表现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苏美尔人已经知道１０进位制和６０进位制，后者在古代两河流域的应用得更为广泛。我们今天度量时间用小时、分、秒，以及把一圆周分为３６０度，都是继承了两河流域古人的成果。他们的面积单位、重量单位也多是６０进位。古希腊、罗马都采用了这里的一些重量单位，欧洲有的地方甚至一直沿用到１８世纪。古代两河流域的天文历法知识直接影响了欧洲的天文学。苏美尔人按照月亮的盈亏把一年分为１２个月，共３５４天，同时设闰月调整陰历阳历之间的差别。到公元前７世纪，又形成了７天一星期的制度，每天各有一位星神“值勤”，并以他命名这一天，其顺序是：星期日（太阳神）星期一（月神）星期二（火星神）星期三（水星神）星期四（木星神）星期五（金星神）星期六（土星神）直到今天，欧洲各国每周７天仍以这７星命名。不过，当时的历法仍是粗糙而不甚准确的。此外，古代两河流域人民对药物、植物、动物、地理等等也有丰富的知识。早在５０００多年前，两河流域的人们就创造这样发达的文明，真是令人神往。欧洲古代文明的最高成就是古希腊文化。然而，当古希腊人还没有迈进文明时代的时候，两河流域的文明就已经延续了约２０００年。希腊人后来的许多成就，就是在两河流域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刻在泥版上的文字现代人对古代各国的历史的了解，主要靠的是文字的记述的资料。中国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经有６０００年左右的历史了。在世界别的地方发现的古代文字，主要有三种：埃及人在公元前３５００年左右就使用的图画式的象形文字，公元前１０００多年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文字，再就是古代苏美尔人和巴比轮人使用的楔形文字。楔形文字的辩认，同埃及象形文字的辩认过程极为相似。这件事还得追溯到２５００年前。那是公元前５２２年３月的事情。当时波斯皇帝冈比西斯率大军远征埃及。有一个叫高墨达的僧侣，冒充被冈比西斯处死的皇弟巴尔狄亚的名义在波斯各地和米底发动了叛乱。叛乱持续了半年之久。皇帝冈比西斯在从埃及返回波斯的途中突然病死。一时间波斯贵族门群龙无首。这时有一个叫大流士的贵族用陰谋手法获得了皇位。他最后平定了叛乱。为了称颂自己的功绩，大流士让人将他平定叛乱的经过，刻在米底首府爱克巴坦那（今天伊朗哈马丹）郊外贝希斯顿村附近的一块大岩石上。这就是著名的贝希斯顿铭文。贝希斯顿铭文上面也刻着三种文字：楔形文字、新埃兰文和古波斯文。１８３５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法国学者罗林森发现了这个铭文，并制成了拓本。１８４３年，他译解了其中的古波斯文，然后又将古波斯文与楔形文字对照，终于读通了楔形文字。从此解开了楔形文字之迷。原来，最古的楔形文字是从右到左直行写的。因为书写不便，后来就把字形侧转９０度，改成从左到右的横行。楔形文字是苏美尔人发明的。早在公元前４０００年，他们在开发两河流域的同时，创造了这种文字。最先，这种文字是象形的。假使要表示复杂的意义，就用两个符号合在一起，例如“天”加“水”就是表示“下雨”；“眼”加“水”就是“哭”等。后来又发展可以用一个符号代表多种意义，例如“足”又可表示“行走”、“站立”等，这就是表意符号。再到后来，一个符号也可以表示一个声音，例如“星”这个楔形字，在苏美尔语里发“嗯”音，如果用来表示发音的话，就与原来的“星”这个词的寒义没有关系了，只表示发音，这就是表音符号。为了表示有关的楔形字应该表示什么意思和发什么音，苏美尔人又发明了部首文字。比如，如果一个人名之前加上一个特殊符号，就表示这是一个男人的名字。苏美尔人他们还不懂得造纸。他们就用粘土做成长方形的泥版，用芦苇或木棒削成三角形尖头在上面刻上字，然后把泥版晾干或者用火烤干。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泥版文书。一开始，苏美尔人的泥板是圆形或者角椎形的，不便于书写和存放，后来苏美尔人便将泥板改为方形的。苏美尔人的大部分文字材料都是刻在这种方形泥版上才保存下来的。到现在为止，人们在两河流域已经挖掘出了几十万块这样的泥版文书。由于苏美尔人用的是芦秆或木棒做成的、尖头呈三角形的“笔”，落笔处印痕较为深宽，提笔处较为细狭，后来人们就把两河流域的这种古文字称为楔形文字。楔形文字后来流传到亚洲西部的许多地方，它给人类文明作出过重大的贡献。公元前２００７年，苏美尔人的最后一个王朝衰亡之后，巴比轮王国把这份文化遗产继承了过来，并且有了更大的发展。汉谟拉比和刻在石柱上的法典１９０１年１２月，由法国人和伊朗人组成的一支考古队，在伊朗西南部一个名叫苏撒的古城旧址上，进行发掘工作。一天，他们发现了一块黑色玄武石，几天以后又发现了两块，将三块拼合起来，恰好是一个椭圆柱形的石碑。这块石碑高２．２５米，底部圆周１．９米，顶部圆周１．６５米。在石碑上半段那幅津致的浮雕中，古巴比轮人崇拜的太阳神沙马什，端坐在宝坐上，古巴比轮王国国王汉穆拉比，恭谨地站在它的面前，沙马什正在将一把象征帝王权力标志的权标，授予汉穆拉比。石碑的下半段，刻着汉穆拉比制定的一部法典，是用楔形文字书写的。其中有少数文字已被磨光。这个石碑就是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它把我们带到了近４０００年前的古巴比轮社会。古巴比轮王国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大体相当于今天的伊拉克。公元前１７９２年，汉穆拉比成为古巴比轮国王。汉穆拉比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国王。他勤于朝政，关心农业、商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他也关心税收，处理各种案件。他在位４０年，使巴比轮成了一个强盛的国家。汉穆拉比每天要处理的申诉案件太多，简直应付不了。他就让臣下把过去的一些法律条文收集起来，再加上社会上已形成的习惯，编成了一部法典。汉穆拉比命令把法典刻在石柱上，竖立在巴比轮马都克大神殿里。这部法典一共有２８２条，刻在圆柱上共５２栏４０００行，约８０００字。圆柱挖掘出来的时候，正面７栏（３５条）已经损坏，其余的基本完整。上面的字迹优美，是一种只有王室才使用的楔形字体。汉穆拉比法典分为序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正文共有２８２条，其中包括诉讼手续、盗窃处理、租佃、雇佣、商业高利贷和债务、婚姻、遗产继承、奴隶地位等条文。汉穆拉比法典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在巴比轮社会中，除了奴隶主和奴隶，还有自由民。这部法典的很多条文是用来处理自由民的内部关系的。处理的原则就是“以牙抵牙，以眼还眼”。比如，两个自由民打架，一个人被打瞎了一只眼睛，对方就要同样被打瞎一只眼睛作为赔偿；被人打断了退，也要把对方的退打断；被人打掉牙齿，就要敲掉对方的牙齿。甚至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房屋倒塌，压死了房主的儿子。那末，建造这所房屋的人得拿自己的儿子抵命。汉穆拉比法典对奴隶主、自由民、奴隶有着不同的规定：如果奴隶主把一个自由民的眼睛弄瞎，只要拿出一定数量的银子就可了事。如果被弄瞎眼睛的是奴隶，就不用任何赔偿。奴隶如果不承认他的主人，只要主人拿出他是自己奴隶的证明，这个奴隶就要被割去双耳。法典甚至规定奴隶打了自由民的嘴巴也要处以割耳的刑法。属于自由民的医生给奴隶主治病，也是胆战心惊的。因为，如果奴隶主在开刀的时候死了，医生就要被剁掉双手。为了巩固奴隶主的统治，法典还规定了一些更严厉的条款：逃避兵役的人一律处死；破坏桥梁水利的人将受到严厉处罚直到处死；帮助奴隶逃跑或藏匿逃亡奴隶，都要处死；如果违法的人在酒店进行密谋，店主如果不把这些人捉起来，卖酒人也要被处死。巴比轮社会里自由民还包括租种土地的小农。他们也受着奴隶主的沉重剥削，他们每年要把收获量的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缴给出租土地的奴隶主。法典中还规定：债务奴隶劳动３年可以恢复自由。但这仅仅是给自由民的一点小恩小惠。奴隶主逼迫一些还不起债的自由民成为债务奴隶，反过来又用这种规定来笼络他们。有个名叫乌巴尔．沙马什的小农，租种奴隶主义鲁姆．巴尼一小块土地，全家人累死累活地干了一年，好不容易盼到了秋收。但是，粮食刚收上来，义鲁姆-巴尼就瞪着血红的眼睛上门逼租了。富商伊兴杜姆也上门索取乌巴尔-沙马什这年春天向他借的５００斤粮食。乌巴尔-沙马什交了租，还了债再交完了各种苛捐杂税，一年的劳动成果全部付诸东流。乌巴尔-沙马什只得把子女卖为奴隶，他本人也沦为债务奴隶。正是依靠这部法典，汉穆拉比时代的巴比轮社会，成为古代东方奴隶制国家中，统治最严密的国家。那么这部石柱法典是怎样从巴比轮“跑到”苏撒的呢？原来苏撒也是一座５０００年前的古代都城。公元前３０００多年前，在今天伊朗迪兹富尔西南的苏撒盆地有一个强大的奴隶制王国，叫埃兰（又译“依兰”）。古城苏撒就是埃兰王国的首都。公元前１１６３年，埃兰人攻占了巴比轮之后，便把刻着汉穆拉比法典的石柱作为战利品带回到了苏撒。埃兰王国后来被波斯灭亡。公元前６世纪时，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上台后，又把波斯帝国的首都定在苏撒。这个石柱法典便又落到了波斯人手中。那么发掘出来的圆柱正面７栏已被损坏，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埃兰国王打算在圆柱正面刻上自己的功绩。可是，在毁去原来的字迹后，不知为什么并没有刻上新字。这件希世珍宝现在还收藏在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圆柱上被涂毁的７栏文字，可以根据后来发现的汉漠拉比法典的泥版文书进行校补。所以，“石柱法典”仍是世界上现存的一部最古老最完整的法典。流浪的犹太民族在非洲和亚洲中间，有一片叫做阿拉伯的大沙漠。４０００年以前，一个被叫做“塞姆族”（又被称为“闪族”）的游牧民族为了寻找水草，赶着他们的羊群在这片沙漠中到处寻找牧场。在大沙漠的北方，有一块特别富饶的土地。它的形状像一弯新月，被称为“新月形沃土”。每当塞姆人赶着牛羊来到这里的时候，当地人便把他们赶走。塞姆人把这里看作天堂，他们特别想在这里放牧生活。他们对当地人发动了无数次进攻，经过多次失败，最后，他们终于占了这个地区。塞姆族中有一支叫做希伯来人的部落。希伯来人想占有新月形沃土中一条狭长地带，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希伯来人早就听说这里被人叫做“流着奶和蜜的地方”。但是这里早已被一个叫做迦南人的部落占领。为争夺这块土地，希伯来人同迦南人进行了许多年的战争。迦南人十分英勇，希伯来人根本就不是对手。被迦南人打败的希伯来人处境十分的困难。全族的人聚到一起，商议部落今后的出路。一个老人说，在一个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遍地羊群，年年五谷丰登的好地方。到过那里的人都将它称为“天堂”，它就是埃及。如果想要希伯来人过上幸福的生活，只有去那里。全族人最后一致同意老人的意见，离开巴勒斯坦，前往埃及。大约在公元前１７００年，族长以色列带领所有的希伯来人离开了巴勒斯坦，经过辛难万险，来到了尼罗河三角洲东部的草原，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埃及真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地方，希伯来人在这里安定地生活了几百年。大约在公元前１３００年左右，埃及的法老拉美西二世要建造两座巨大的宫殿。他把希伯来人变成了奴隶，让他们开山挖石，服各种苦役。过了几十年，拉美西斯二世死了，埃及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野蛮民族和海盗的入侵。希伯来人的首领摩西乘机带领全族人越过红海，逃出了埃及。在逃离埃及的行程中，希伯来人受尽苦难，他们缺水少食，风餐露宿，每天行走在大沙漠中，有不少人想返回埃及，宁可重新当奴隶，也不愿再受这种路途之苦。摩西看到他的族人对命运失去了信心，十分的痛苦。一天，当他们经过西奈山麓的时候，摩西爬上山顶。在山顶，摩西呆了足足４０天。下山后，他对色列人说，他见到了耶和华（希伯来人敬奉的神），并得到他的圣谕，有了它希伯来人就能交好运。后来，摩西成了犹太教的创始人。逃出埃及后，摩西对希伯来人说，只有回到迦南，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大多数希伯来人没有勇气同勇猛强悍的迦南人进行战斗。摩西只好带着希伯来人到处流浪。４０年过去了，摩西已经成为一个衰弱的老人。不久，摩西去世了。接替摩西领导希伯来人的是约书亚。这时希伯来人的新一代已经成长起来。经过长期艰难生活的磨炼，年轻的希伯来人个个成为强悍勇敢的战士。约书亚带领他们经过无数次的战斗，终于渡过了约旦河，在迦南定居下来。约书亚之后的希伯来人的首领，是一位名叫参孙的勇敢的战士。参孙的力气非常大，能空手撕裂猛狮，曾经用一块驴肋骨打死了１０００个敌人。参孙死后，希伯来人仍旧生活在动荡之中。由于当时的希伯来人还分成了许多小部落。其中较大的部落，一个叫以色列，一个叫犹太。由于一直没有能够使所有希伯来人佩服的人出现，有很长时间希伯来人的各个部落没有统一的领袖。正当希伯来人处于分裂状态时，来自地中海沿岸岛屿的一个叫做腓力斯丁人的强大部落，向希伯来人发动了进攻。希伯来人没能抵挡住腓力斯丁人的进攻。连本族的圣物“约柜”，也让腓力斯人抢走了。就在犹太民族四分五裂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扫罗的勇敢的年轻人，在一次迎击敌人的进攻中表现得十分勇猛、机智和果断，成了全体希伯来人尊敬的英雄。全体希伯来人一致推选他为希伯来的新王，为他举行了希伯来人最隆重的涂油圣礼，把油涂在扫罗者的身上，承认他为希伯来人的最高首领。后来，扫罗王因为在一次战斗中失败而自杀了。扫罗死后，一个有勇有谋，名字叫大卫的青年登上了王位。他曾经是一个强盗头，后来被扫罗收服，成了扫罗的带兵官。大约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大卫率领犹太人将腓力斯丁打败，并从腓力斯丁人手中夺回了圣物“约柜”。不久，大卫的军队又攻下迦南人的一个叫耶路撒冷（意思是“和平之城”）的小城市。因为大卫出身犹太部落，他就把他建立的国家称为犹太王国，并把首都建在耶路撒冷，将圣物“约柜”供奉在耶路撒冷的神殿中。大卫还在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和神殿，自己也过上豪华的帝王生活。大卫死后，他的儿子所罗门继承了王位。所罗门是一个很聪明的国王。一天，一名官员带着两个妇女和一个孩子到所罗门那里。他对所罗门说，这两个妇女都说孩子是自己的，他无法判定，因此他只好将她们带到这里。所罗门稍想了一下，就对手下人说，既然无法判定谁是孩子的母亲，那就用剑将孩子劈成两半，两人各得一半。这时，其中的一个妇女大哭起来，向所罗门请求，她不要孩子了，只求不要伤害孩子，另一个妇女却无动于衷。所罗门哈哈一笑，对那个官员说：“现在你该知道，谁是那个孩子的真正的母亲了吧。任何一个母亲都不会让别人伤害自己的孩子的。所罗门时代是犹太人历史上最繁荣的时代。所罗门同时也是一个比他父亲更加追求享受的国王。他下令继续修建许多的宫殿和神殿，其中最宏伟的是位于耶路撒冷小山上的宫殿和犹太教圣殿。耶和华的“约柜”也被送到新落成的圣殿中。在许多世纪中，这个圣殿成了团结犹太人的象征。公元前５８６年（中国春秋的时候），犹太国被巴比轮灭亡，耶路撒冷全城的犹太人都成了俘虏，被称为“巴比轮之囚”。６０年以后，巴比轮又被波斯征服了。波斯王居鲁士释放了囚禁在巴比轮的犹太人。但是，犹太人在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并没有过上和平的生活，不时的遭到外族的侵犯。犹太人在绝望中，只好把希望寄托于“弥赛亚”（救世主）的来临。在“巴比轮之囚”５个世纪之后的公元６６年，罗马总督提图斯掠夺耶路撒冷神殿和宫殿里的宝物，遭到犹太人的坚决反抗。斗争继续了４年，到公元７０年，整个耶路撒冷被提图斯淹没在血泊中，他屠杀了全城的犹太人，另外有９．７万人被变卖为奴隶，有的送到矿山采矿，有的成了罗马斗兽场的角斗士。此后，犹太人便离开了耶路撒冷，散落到世界各地。有的甚至来到中国，居住在开封等地。一直到第二次大战之前，犹太民族仍然是一个没国家的民族。寻找“金约柜”和“所罗门珍宝”耶路撒冷，是一座举世闻名的圣城，它是世界上唯一被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共同尊奉为圣地的城市。耶路撒冷坐落在地中海东岸的巴勒斯坦中部，最早叫“耶布斯”。传说，在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左右，一个被称为耶布斯人的部落首先来这里筑城定居的。后来，另一个叫迦南人的部落也来到了这里。他们把这个城市叫做“尤罗萨利姆”，意思就是“和平之城”。大约在公元前１０００年左右，犹太人的首领大卫攻占了这座城市，并把它作为自己的首都，建立了统一的犹太王国。犹太人把迦南人所起的城名希伯莱语化，叫做“犹罗萨拉姆”。汉语译为“耶路撒冷”。“耶路”是“城市”的意思，“撒冷”是“和平”的意思，合起来也就是“和平之城”。阿拉伯人则习惯把耶路撒冷叫做“古德斯”，也就是“圣城”的意思。把耶路撒冷建成一座名副其实的都城的人，是在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王。他在耶路撒冷大兴土木，建造了一系列的城市建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一座巨大的犹太教圣殿。这座圣殿长２００多米，宽１００多米，用了７年的时间才建成。这座圣殿成了犹太人心目中的圣地。从此，犹太教徒也开始把耶路撒冷视为自己的圣城。所罗门的犹太教圣殿建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上，周围还筑了一道石墙。相传，犹太教最为珍贵的圣物金“约柜”和“西奈法典”就放在圣殿的圣堂里。金“约柜”里装着以色列人最崇拜的上帝耶和华的圣谕。这是当年摩西在西奈山顶上得到的。上帝还授予摩西一套法典和教规，要以色列人时时事事都要遵守照办。摩西得到圣谕和“西奈法典”后，就让两个能工巧匠用黄金特制了一个金柜，这就是金“约柜”。除了犹太教的最高长老（即祭司长）有权每年一次进入圣堂，探视圣物外，其他其它任何人不得进入圣堂。所罗门极为富有。据说，所罗门每年仅从各个属国征收的相当于６６６塔兰黄金（１塔兰相当于１５０公斤）的贡品。所罗门将他所搜刮的金银财宝都存放在圣殿里，这就是历代相传的“所罗门珍宝”。所罗门死后，犹太王国分裂成两个国家。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的南方仍由所罗门的后代继续统治，叫犹太国。北方则另立王朝，叫做以色列。由于以色列没有宗教中心，祭司们都到耶路撒冷的犹太圣殿”献祭，教民们也仍然到这里朝圣，因为唯一的圣物——“约柜”仍在这里。到了公元前５９０年，新巴比轮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第二次进兵犹太，耶路撒冷在被困３年以后，终于在公元前５８６年被巴比轮军队攻占，王宫和圣殿全被烧毁，大批的犹太人被押送到巴比轮，这就是前面所提到的“巴比轮之囚”。从此，无价之宝“耶和华约柜”和“所罗门金宝”下落不明。几千年来，许多人都想找到“约柜”和“所罗门珍宝”，但直到今天，仍无结果。最早开始寻找金“约柜”的是以色列的一个长老耶利来。耶利来在耶路撒冷被陷时，由于躲了起来，没有被巴比轮人抓走。当巴比轮人撤走之后，他来到圣殿的废墟，想找到金“约柜”，把它偷出耶路撒冷藏起来。耶利来在夷为平地的圣殿废墟里，看见了著名的“亚伯拉罕巨石”。据说金“约柜”当初就放在这块巨石之上。但是金“约柜”早已无影无踪了。那么稀世珍宝“约柜”究竟藏在哪里？本世纪初，一些学者认为，金“约柜”和“所罗门金宝”可能就藏在“亚伯拉罕巨石”底下的暗洞里。“亚伯拉罕巨石”是一块长１７．７米，宽１３．５米的花岗岩石。它高出地面大约１．２米，由大理石圆柱支撑着。这块“亚伯拉罕巨石”也是伊斯兰教的圣物。相传，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由天使陪同乘天马从麦加到耶路撒冷后，就脚踏这块巨石升天去听真主的启示的。据说这块巨石上，至今还留着穆罕默德升天时的脚印。所以，“亚伯拉罕巨石”被穆斯林视为“圣石”。“圣石”下面的岩堂高达３０米。而且，岩堂里确实有洞袕，完全可以把金“约柜”和“所罗门金宝”隐藏起来。曾经有几个英国冒险家在获悉了学者们的看法后，试图寻找金“约柜”和珍宝。这几个英国人买通了岩堂的守夜人，在夜里潜进岩堂进行挖掘。一到天亮，他们便把洞口伪装上。就这样，他们一连干了好几个夜晚，但最后还是被发现了，几个英国冒险家一溜烟地逃得无影无踪。后来又有人说，金“约柜”和所罗门珍宝实际上是藏在“约亚暗道”里。“约亚暗道”相传是大卫王在攻打耶路撒冷时，偶然发现的一条可以从城外通到城里的神秘通道。据说这条暗道后来又和所罗门圣殿连在一起。早在“巴比轮之囚”以前，犹太人就已经把金“约柜”和所罗门珍宝藏到暗道里去了。１８６７年，有一个叫沃林的英国军官，在耶路撒冷近郊参观时，在一座清真寺的遗址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有石梯的洞。他顺着石梯一直往下走，一直走到洞的深处。后来，他发现他头顶上的岩石中还有一个圆洞。他攀着一条绳子爬进了圆洞后，又发现了一条暗道。他顺着暗道又来到另一个黑漆漆的狭窄山洞。最后，他好不容易顺着山洞走到了外边。出来一看，大吃一惊，原来，他发现自己已经站在耶路撒冷城里了。学者们测定，这条秘密的地下通道建于公元前２０００年左右，并推测它就是“约亚暗道”。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又有两名美国人来到暗道寻找过金“约柜”和“所罗门金宝”。他们在“约亚暗道”里一处土质不同的地方，发现了一条秘密地道。地道里有被沙土掩埋着的阶梯。两人想用随身带着的锹把沙土挖开，但是，阶梯上的流沙却越控越多，连地道口也几乎被堵住了。他们慌忙逃出地道。第二天，他们下来发现，地道的入口又被流沙盖上了。还有人传说，金“约柜”早已不在耶路撒冷，它收藏在埃塞俄比亚古都阿克苏玛的一座古寺里。据说，所罗门的一个儿子从耶路撒冷偷出了真的金“约柜”，又把一个假“约柜”留在了耶路撒冷。直到今天，金“约柜”和所罗门珍宝仍然是一个迷。紫红色的人腓尼基是古代一个城邦国家，位于叙利亚沿岸，西临地中海，东倚黎巴嫩山，北接小亚细亚，南连巴勒斯坦。由于腓尼基地处西亚海陆交通的枢纽地区，所以航海和商业特别发达。在古埃及的文献里，腓尼基称为“腓尼赫”。古希腊人称它为“腓尼基”，意思是“紫红之国”。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当时的埃及、巴比轮、赫梯以及希腊的贵族和僧侣，都喜欢穿紫红色的袍子，可是，这种颜色很容易退去。他们都注意到，居住在地中海东岸的一些人总是穿着鲜亮的紫红色衣服，似乎他们的衣服总也不会退色，即使衣服穿破了，颜色也跟新的时候一样。所以大家把地中海东岸的这些居民叫做“紫红色的人”，即腓尼基人。腓尼基人能生产这种绛红颜料源于一件偶然的事情。据说，有个腓尼基牧人，有一天从海边拿回一大堆的海螺，煮好之后，他扔了几个给他的猎狗，猎狗衔了一个使劲地一咬，顿时嘴里和鼻子上都溅满了鲜红的汁水。牧人开始以为狗嘴巴被螺壳扎破了，急忙用清水给它洗伤。可是洗完之后，狗脸上仍然是一片鲜红。“这是怎么回事”？牧人自言自语地拿起贝壳仔细观察，发现贝壳里面有两块鲜红的颜色。他想，如果用贝壳里的颜色染布，一定会不掉颜色。他又捡回一大堆这种海螺，将贝壳砸碎，放在水里熬，果然熬出了一种紫红色的染料。从此，那里的人争着到海里去捕捞这种海螺，用它的贝壳做成鲜红色的颜料。然后用来染布。这种紫红色的布受到地中海沿岸许多国家人民的欢迎，许多腓尼基人靠贩卖染料、布匹发了财，他们也渐渐放弃了农业生产，以经商为业。在当时，腓尼基商人的足迹遍及地中海南北各个海港。腓尼基人，还以善于航海闻名于世。他们曾经进行过人类第一次环绕非洲航行。说起腓尼基人环绕非洲航行，那还是２６００多年前的事情。有一天，埃及法老尼科，把几位腓尼基最优秀的航海家召集到王宫里来，下令让这几位腓尼基人去开辟一条从没有人走过的航线。尼科法老对这几位腓尼基航海家说：“听说你们经常自吹腓尼基人最善于航海，我让你们从埃及出发，一次也不向后转，而且海岸始终要在右边航行，最后回到埃及。如果你们做不到，现在就对我说，我也不会惩处你们。但是今后就不要再自吹自自擂了。如果你们能够做到，我一定重赏你们！”开辟新航道，要冒极大的危险。但腓尼基航海家勇敢地接受了尼科法老的挑战。几天后，腓尼基航海家驾着３艘双层的划桨船，出发了。一晃３年过去了。尼科法老以为这些大胆的腓尼基人早就在大海中遇难了。一天，尼科法老的一个大臣向他报告：“报告陛下，３年前出海的腓尼基人回来了，正在宫外听令。”尼科法老一听，大吃一惊地说：“什么，他们还活着，快让他们进宫”。腓尼基人进来后，尼科法老把脸一板，说：“大胆的腓尼基人，竟敢欺骗我，快说，这３年你们躲到哪里去了”！腓尼基人将这３年的航海经历详细地说了一遍，然后向尼科法老献上了他们沿途搜集到的各种珍奇的东西。尼科法老终于相信了，说：“腓尼基人真是最优秀的航海家。”然后重赏了这些航海家。腓尼基人的环非洲航行，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因为当时欧洲人曾经传说，大西洋就是世界的尽头，没有人能够越过直布罗陀海峡。但是，腓尼基的航海家们却经地中海，进大西洋，向北一直到达英吉利，向南一直到达西非。证明了腓尼基人在航海方面的能力。正因为腓尼基人主要从事商业和航行事业，经常坐着船到各地去做买卖。在做买卖记帐时，觉得当时流行的楔形文字太繁难，需要有一种简便的文字作为记载和交往的工具，他们在埃及字母的基础上，创造出用２２个辅音字母表示的文字。现在欧洲各国的拼音字母差不多都来源于腓尼基字母。说起腓尼基字母的发明，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相传，有一个叫卡德穆斯的腓尼基木匠，是远近皆知的聪明人。有一次，他在别人家里干活，需要一件工具，恰好忘记带来了。他随手拿起一片木头，用刀在上划了点什么，然后让一个奴隶送给在家中的妻子。卡德穆斯妻子看了木片，什么都没说，就递给了奴隶一件工具。奴隶惊呆了，认为他的主人是在用一种神秘的方式，通过木片上表示出他需要的东西。据说，卡德穆斯在木片上划的就是腓尼基第一次出现的字母文字。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来向卡德穆斯求教，卡德穆斯就将他发明的字母文字教给了其它人。这样腓尼基字母就逐渐传播开来。最早使用腓尼基字母的腓尼基城市是乌加里特城。乌加里特城大约建于公元前４０００年左右。在公元前１４００年时，由于遭到了一场地震被摧毁。乌加里特古城被地震摧毁之前，是一座名符其实的“国际性城市”。当时城里云集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各行各业的人，考古学家们在这里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用楔形符号写的字母文字泥版。从１９３０年开始，学者们就已经陆续读懂了用３０个楔形符号写成的’乌加里特楔形字母文字”的泥版，其中还有不少乌加里特的诗篇。学者们还在这里发现了一本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本有字母文字表的《识字读本》。后来在腓尼基南北通用的由２２个辅音音符所组成的字母，就是从乌加里特的字母演进而来的。随后，古希腊人又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造了希腊字母。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又形成了罗马及其周围地区拉丁人的拉丁字母。现在欧洲各国的拼音字母差不多都是从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演变而来的。因此可以说，腓尼基古城乌加里特的字母文字是欧洲国家字母文字的始祖。亚述帝国与“血腥的狮穴”公元前３０００年代末期，在两河流域的北部，一支叫亚述人的部落兴起了。到了公元前８世纪后期，亚述国已经成为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在国王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７４６-前７２７年）时代，亚述人建立了一支当时世界上兵种最齐全、装备最津良的常备军。提格拉特帕拉沙尔三世和他的后代，凭借强大军队，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巴比轮尼亚和埃及等地，成为两河流域和北非一带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亚述帝国的军队，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攻城武器。一种叫投石机，是亚述军队特有的一种攻城器械。它们是一个个巨大的木框，里面装有一种特制的转盘，上面绞着用马鬃和橡树皮编成的绳索。只要用力一拉，就能射出巨大的石弹和燃烧着的油桶。还有一种攻城锤，是由青铜铸成的，攻城时用来撞击城墙。亚述的军队兵种齐全，分为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工兵等。行军非常迅速，就是过河也不困难，他们善于使用充气的皮囊渡河。这种皮囊可以联结起来，安置在河面上，从这岸排到那岸，上面再铺上树枝，就成了一条军用的浮桥。亚述国王对不肯投降而在战争中失败的国家，报复极其残酷，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破城之后，亚述士兵残酷地对待着城里的人们，敲碎他们的头颅，割断他们的喉管，火烧他们的房屋，抢走他们的财产，还掳走他们的妻子和儿女。公元前７４３年，亚述军队攻陷了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由于城中军民拼死抵抗。城破之后被亚述士兵斩下的头颅，竟然堆成一座小山。亚述人还把成千的战俘，绑在上端削尖的木桩上，让他们慢慢在痛苦中死去。对于孩子，亚述人也不肯饶过，统统杀掉。城中所有的贵重物品，都被运回亚述。公元前８世纪，亚述王辛赫那里布，将都城由萨尔贡城迁到底格里斯河左岸的尼尼微。在犹太人的经典中，尼尼微被称为“血腥的狮袕”。公元前２５００年左右，尼尼微就开始形成了一座真正的城市，并成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在成为亚述的首都之后，尼尼微开始了自己的鼎盛时期。辛赫那里布对战争不感兴趣。他把大部分时间和津力都用在尼尼微的建设方面。他兴建了一座每边长近２００米的“盖世无双王宫”。这座王宫包括两座亚述风格的大殿、一幢椭圆形建筑物，以及一个植物园和一座凉亭。王宫里的浮雕长达３０００米。这件古代艺术珍品现在收藏在成为大英博物馆。辛赫那里布还在他的“盖世无双王宫”的西北，为他的后妃们盖了一座后宫，为皇太子盖了一座东宫。他还加宽了尼尼微的马路，增加了城市公园，修建了供水网，并且从郊外６０公里处的山上引水入城，以保证尼尼微城里的供水。辛赫那里布王的继承者阿萨尔哈东王在位时，仍继续扩建尼尼微，从而使它成为一座象《圣经-约拿书》中所描绘的有１２万多居民的大都城。阿萨尔哈东的继承者就是大名鼎鼎的亚述巴尼拔王。他除了大量收藏亚述人的图书——泥版文书外，还兴建了巨大豪华的亚述巴尼拔王宫。到公元前７世纪中叶，亚述帝国渐渐衰落。埃及首先摆脱了亚述的统治。随后，东北方的游牧部落接连兴起，也日益威胁着尼尼微。公元前６２６年，居住在新巴比轮的迦勒底人和东边的米底人联合起来进攻亚述。公元前６１２年，新巴比轮和米底联军攻进了尼尼微。尼尼微在被洗劫一空后，又被放了一把大火，一代名城尼尼微和庞大的亚述帝国一起，就这样从地面上消失了。几千年过去，人们除了从史书上知道曾经有过尼尼微这样城市之外，其它就一无所知了。１８４２年，一位叫博塔的法国考古学家，在反复琢磨了《圣经-约拿书》之后，来到了伊拉克的摩苏尔市。在流经摩苏尔的底格里斯河左岸，他发现了一大一小两个小山岗。大的叫“库容吉克”，小的叫“约拿之墓”。博塔认为这两个山岗就是古城尼尼微的遗址。在“约拿之墓”山岗上，有一个村庄和纪念先知约拿的清真寺，村民不让博塔发掘。于是，博塔就在库容吉克山岗下开始了发掘。遗憾的是，他挖掘了好几个星期，竟一无所获。１８４５年，有一位名叫莱亚德的英国考古学家，也按照《圣经-约拿书》中对尼尼微城址的描述，找到了这里，对库容吉克山岗进行了长达６年的发掘，终于找到了辛赫那里布的王宫和亚述巴尼拔王的部分藏书室。证明这里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在亚述巴尼拔王的藏书室里，堆满了刻有亚述楔形文字的大大小小的泥版。最大的一块楔形文字泥版长达３米，宽２米多；最小的一块还不到１寸长，只刻着一两行文字。这些泥版就是２５００多年前亚述人的图书，涉及的内容包括历史、法律、宗教以及文学、天文、医学等方面的知识，是研究当时历史的最宝贵的文献资料。过了几年，曾和莱亚德合作，共同发掘库容吉克山岗的一位伊拉克考古学家拉萨姆，再次来到这里。他在１８５２年到１８５４年期间，又在库容吉克山岗下发现了另一处王宫藏书室，找到了许多新的楔形文字泥版，而且还发现了亚述巴尼拔王的王宫。他在亚述巴尼拔王王宫废墟的墙上，发现了著名的浮雕“皇家狩猎图”。在新发现的泥版文书上，刻有许多亚述和古巴比轮的神话，其中就有著名的神话史诗《吉尔伽美什》，诗中关于美素不达米亚地区大洪水的描述，跟《圣经》中挪亚方舟的故事，几乎完全一样，而且，用的是第一人称，表明这是一位亲眼目睹洪水的幸存者的记叙。还有一块描绘当时亚述的奴隶劳动情景的浮雕，这些奴隶多半是亚述人俘获的战俘，他们带着手链脚镣，有的被铁索相互系在一起，旁边有手执武器的亚述士兵在监督。这些浮雕现在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后来，许多英国考古学家相继来到这里对尼尼微相继进行发掘，一共找到了２４０００多块泥版文书。这些珍贵的泥版文书现在也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２年，几个英国考古学家又对尼尼微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挖掘的深度达到离地面２７．５米。在尼尼微古城遗址里发掘出来的大量泥版文书、浮雕等文物，使我们能够清楚地了解到亚述帝国和尼尼微的兴衰历史。但是，令人痛惜的是，由于１９世纪在库容吉克山岗下的无计划的胡乱发掘，尤其是为了得到浮雕和泥版而采用的毁灭性的发掘方式，虽然使大英博物馆增添了不少稀世珍宝，却毁掉了一座历史名城尼尼微的城址遗迹。尼布甲尼撒二世尼布甲尼撒二世是古代西亚新巴比轮王国最著名的国王，一说到他，人们自然就会想到“巴比轮之囚”和“空中花园”的故事。在《圣经-旧约》里，也多处提到了他的一些事情。公元前７世纪后半期，亚述帝国由于内乱外患，迅速走向衰落。居住在巴比轮地区南部的迦勒底人，在首领那波帕拉沙尔的领导下，联合北方的米底人，在公元前６１２年攻陷了亚述的都城尼尼微，灭亡了亚述。那波帕拉沙尔成为新巴比轮王国的第一位国王。在这一时期，还是一个少年的尼布甲尼撒就跟随父亲统兵作战。他勇敢机敏，能够身先士卒，深得将士们的拥护。由于老国王那波帕拉沙尔年老体弱，许多次重要的战役都由尼布甲尼撒独自指挥。公元前６０７-６０５年，新巴比轮王国和埃及人在幼发拉底河上游不断冲突，新巴比轮军队处于下风，放弃了一些重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老国王任命尼布甲尼撒为统帅，同埃及军队进行决战。公元前６０５年春天，双方在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卡尔赫米什进行了决战。尼布甲尼撒率军在下游先行渡河，而后沿西岸向敌人发起猛攻，同时，将埃及人南逃的退路也切断了。战斗进行得很激烈，新巴比轮王国的士兵像潮水一样冲向敌阵，一批倒下去，另外一批接着冲了上去，埃及军队遭到了惨败。战后，新巴比轮的一个诗人形容埃及人在这场战役中，“好象圈里的肥牛犊，他们转身后退，一齐逃跑。”埃及军队溃逃后，尼布甲尼撒下令穷迫不舍，终于在哈马什全歼了埃及军队。公元前６０５年８月，老国王那波帕拉沙尔去世。这时，尼布甲尼撒正在叙利亚、巴勒斯坦一带作战。得到老国王去世的消息后，他立即带着卫队，马不停蹄，穿越沙漠，抄近路直奔巴比轮城。在那波帕拉沙死后第２３天，尼布甲尼撒回到了巴比轮。一路上尼布甲尼撒还担心出现不利于他即位的事情。回到巴比轮之后，发现一切都很正常，大臣都在焦急地等待他回来继承王位。尼布甲尼撒当天就登上了王位，并立即得到了新巴比轮王国各个城市的承认。公元前６０４-６０２年，尼布甲尼撒对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诸小国发动了一系列的征服战争。大马士革、西顿、推罗以及犹太的国王都被迫纳贡称臣。公元前６０１年，尼布甲尼撒再度与埃及交战。这一次双方的损失都很惨重。新巴比轮军队不得不退回巴比轮。３年来一直臣服于尼布甲尼撒的犹太国王约雅敬，趁机脱离新巴比轮，投向了埃及。尼布甲尼撒在听到犹太国王投降的消息之后，大发雷霆，发誓要踏平耶路撒冷。公元前５９８年底，投降埃及的犹太国王约雅敬死去，他的儿子约雅斤即位。尼布甲尼撒认为进攻犹太王国的时机已到，亲自率领大军攻向耶路撒冷。经过两个多月的围攻，在犹太内部亲巴比轮派的推动下，犹太国王带着所有的大臣一起出城投降。尼布甲尼撒废黜了约雅斤，封约雅斤的叔叔为犹太王，并为其改名西底家，让他宣誓效忠新巴比轮王国，不得反叛。然后下令将犹太王室的大部分成员和犹太的能工巧匠一齐押往巴比轮。临行前，又下令部下对耶路撒冷的神庙进行洗劫。公元前５８８年，埃及又向巴勒斯坦地区发动了的进攻。犹及国王西底家和这一地区其他臣服于新巴比轮的小国，这时纷纷起来响应埃及人，先知耶利米和一些亲巴比轮的犹太大臣，不同意西底家向埃及靠拢的作法，劝他不要反对尼布甲尼撒。但是，这一次犹太反对新巴比轮的力量显然占了上风。不久，尼布甲尼撒又率新巴比轮军队对耶路撒冷发动了第二次围攻。这次围攻历时１８个月。由于饥荒和内部分裂，耶路撒冷终于在公元前５８６年陷落。尼布甲尼撒对一反再反的犹太国王无比的痛恨，下令在犹太国王西底家的面前杀死了他的几个儿子，然后又割去了西底家的眼睛。当已经双目失明的西底家押到尼布甲尼撒面前时，尼布甲尼撒对他说“这就是你们背叛我的下场！”然后又下令用铜链锁着西底家把他带到巴比轮去示众。耶路撒冷全城被洗劫一空。城墙被拆毁，神庙、王宫和许多民宅被焚烧。全城活着的居民几乎全被掳到巴比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巴比轮之囚”。此后，尼布甲尼撒下令攻打重要的海港和商业中心、腓尼基城市推罗。推罗人坚决不投降。尼布甲尼撒对推罗的围攻长达１３年之久，以致一些新巴比轮的老兵头发都光秃了，军装由于长期不换，肩头都被磨破。最后，由于没有任何的外援，推罗不得不投降。在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新巴比轮王国的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生活繁荣。为了显示他的文功武治，尼布甲尼撒下令重修巴比轮城。由于尼布甲尼撒同巴比轮的神庙祭司集团关系非常密切，他新建、修复了许多宗教建筑。其中最著名的是巴比轮的马都克神庙的塔寺，即“巴别通天塔”。该塔寺在古代远近闻名。尼布甲尼撒还重修了通往马都克神庙的大街。尼布甲尼撒还建造了巴比轮城的外城墙。著名的伊丝塔尔门在尼布甲尼撒时进行了改建。墙面装饰着光彩夺目的琉璃砖拼出的龙和公牛，阳光之下，满壁生辉。同城门相连的城墙是双层的，两个门楼，前后四道门，城墙很厚，墙上有战垛、箭楼。尼布甲尼撒曾经娶了一个米底公主。为了让她高兴，不再想家，他下令召集了几万名能工巧匠，用人工堆了一座小山丘，再在上面种植了许多奇花异草，修建了许多庭台楼阁，这就是著名的“空中花园”，成为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迹之一尼布甲尼撒还重建了巴比轮的王宫。王宫布局复杂，曲径通优，有许多房间可供使用。巴比轮气候炎爇，但王宫里却是绿树掩映，凉爽宜人，还有用于露天活动的宽敞庭院。对于犹太人来讲，沦为“巴比轮之囚”是一次惨痛的经历。犹太的先知文学，对尼布甲尼撒对耶路撒冷的围攻和“巴比轮之囚”的记述，都保存在《圣经-旧约全书》中，尼布甲尼撒在那里被说成是上帝惩罚犹太人罪恶的工具。由于受到《旧约全书》的影响，一些人认为尼布甲尼撒是一个不信神的征服者。其实，历史上的尼布甲尼撒是古代奴隶主阶级有才干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公共工程组织者。他巩固了新巴比轮王国的统一局面，为这一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古代史上是一个有名的国王。“冒犯上帝的城市”巴比伦巴比轮是一座令人神往的古城，它位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交汇处。早在公元前１８３０年左右，阿摩利人就以巴比轮为都城，建立了古巴比轮王国。在古巴比轮国最出色的国王汉漠拉比死后，巴比轮不断受到外族的进攻，历经了５００多年战乱，直到公元前７世纪末，才在尼布甲尼撒领导下，建立了新巴比轮王国。然而，８８年后，新巴比轮王国又被波斯人彻底毁灭。随着巴比轮王朝的覆灭，显赫一时的古城巴比轮，也日渐消失在荒草之中了。在新巴比轮王国时期，巴比轮也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最壮丽最繁华的都城，巴比轮古城有内外两道城墙，城里最壮观的建筑物，就是尼布甲尼撒王宫和著名的“空中花园”，以及那座据说让上帝感到又惊又怒的巴别通天塔。那么为什么把巴比轮城又叫做“冒犯上帝的城市呢”？这个说法来自《圣经-旧约》。《圣经-旧约》上说，人类的祖先最初讲的是同一种语言。他们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发现了一块非常肥沃的土地，于是就在那里定居下来，修起了城池。后来，他们的日子越过越好，决定修建一座可以通到天上去的高塔，这就是巴别塔。他们用砖和河泥做为建筑的材料。直到有一天，高高的塔顶已冲入云霄。上帝耶和华得知此事，立即从天国下凡视察。上帝一看，又惊又怒，认为这是人类虚荣心的象征。上帝心想，人们讲同样的语言，就能建起这样的巨塔，日后还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呢？于是，上帝决定让人世间的语言发生混乱，使人们互相言语不通。后来人们就把巴比轮叫做“冒犯上帝的城市”。巴比轮城墙的厚度，可以让一辆４匹马拉的战车转身。长达１６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座城楼。城墙的两端起于幼发拉底河畔。河对岸是巴比轮的新城区，一座大桥横跨幼发拉底河，使新城区跟主城连在一起。所以，这座城墙不仅是巴比轮人用来抵御敌人的主要屏障，而且也是一道保护巴比轮城不受河水泛滥之害的可靠堤防。巴比轮城有１００座铜做的城门，因此希腊大诗人荷马又把巴比轮城称为“百门之都”。巴比轮古城的大门叫典礼门，高４米多，宽２米左右。门的上部是拱形结构，两边和残存的城墙相连，门洞两边的墙上有黄、棕两色琉璃砖制成的雄狮、公牛等图像。这座城门建筑得十分牢固，公元前５６８年波斯人在摧毁巴比轮古城时，只有这座城门幸存下来。在千百年风雨剥蚀下，古城城墙已坍塌无存，唯独这座城门依然完好如初。穿过城门是一条广阔大道，上面铺着灰色和粉红色石子，大道两旁的残墙上现在还留着清晰可见的雄狮、公牛等图像。尼布甲尼撒的王宫就在大道西边。被人们称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就在南宫的东北角。相传，它是尼布甲尼撒二世为让他的米底妻子赛米拉米斯公主，排忧解闷而兴建的，可惜它早已不存在了。赫赫有名的巴别通天塔就耸立在大道的北面。巴别塔本是巴比轮古城里，一座供奉巴比轮人的主神马都克的神庙。塔的顶端是神殿。有一条石梯可以直通神殿，敬神时，穿着白色法衣的祭司在由乐器伴奏的合唱声中登上塔顶。这座巴别塔就是《圣经-旧约》里的巴别通天塔。“巴别”这个词是巴比轮文，意思是“神的大门”。由于它的读音跟古希伯莱语中的“混乱”一词相似，加上当时巴比轮城里的居民讲的远不止一种语言，《圣经-旧约》的作者也就很容易把“语言混乱”与上帝对建塔的惩罚相联系，编出上述的故事来了。巴比轮古城里最早的巴别通天塔，在公元前６８９年亚述国王辛赫那里布攻占巴比轮时就破坏了。新巴比轮王国建立后，尼布甲尼撒二世下令重建通天塔。他命令全国不分民族、不分地区都要派人来参加修塔。尼布甲尼撒下令重建的巴别通天塔共有７层，总高９０米，塔基的长度和宽度各为９１米左右。在高耸入云塔顶上，还建有壮观的供奉马都克主神的神殿，塔的四周是仓库和祭司们的住房。在５０００多年前，人们能建起这样一座如此巍峨雄伟的通天塔，实在是人世间的一大奇迹。遗憾的是，巴别塔如今剩下的仅仅是一块长满了野草的方形大地基的残迹了。在波斯人彻底摧毁了巴比轮之后，人们对巴比轮通天塔仍然念念不忘。公元前３３１年，当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已经荒芜的巴比轮后，他曾经想重建通天塔。但是，单单清除废塔的砖瓦就需要一万人工作两个月。最后他只好放弃了这个计划。千百年过去了，不知有多少人一直想找到巴比轮城的遗址。１８９９年３月，一批德国考古学家，在今天巴格达南面５０多公里的幼发拉底河畔，进行了持续１０多年之久的大规模考古发掘工作，终于找到了已经失踪两千多年，由尼布甲尼撒二世在公元前６０５年改建后的巴比轮古城遗址。考古学家们现在仍在巴比轮古城遗址上进行着发掘工作。许多宫殿、神庙、街道和住房已经渐渐露出地面。考古学家们正在和历史学家、艺术家们一起，根据发掘出来的文物，复制古城巴比轮大多数建筑物的原型，以便有朝一日能使这座人类宏伟的古城恢复旧观。“宇宙之王”居鲁士公元前１０世纪左右，有两个说印欧语的部落，来到伊朗高原，一个叫米底，一个叫波斯。米底人居住在里海以南，波斯人则住在米底人以南。公元前７世纪米底人脱离了亚述人的统治，建立起王国，定都爱克巴坦那。不久，米底组织起强大军队，征服了波斯人，后来又和两河流域的迦勒底人一起，灭亡了称雄西亚、北非的大帝国亚述。这一下米底人名声大噪。到了国王阿斯提亚格斯当政时，米底的国王平安传了４代，统治着伊朗高原和亚述。有一天夜里，阿斯提亚格斯在梦中突然一声惊叫，睁开两眼后，再也不能入睡。天一亮，便叫来会占梦的僧侣，告诉他昨夜梦见自己的女儿曼丹妮撒尿撒成滚滚洪流，不仅淹没了爱克巴坦那城，而且泛滥整个亚洲。那僧侣听后大惊失色，说这可是不祥之兆，您的女儿将来有危及国家的危险。从此，国王阿斯提亚格斯对女儿曼丹妮便怀了戒心。等到女儿长大后，他下令她不准嫁给米底的王公贵族，而把她嫁给一个温顺老实的波斯贵族冈比西斯。曼丹妮嫁出后不出一年，国王阿斯提亚格斯有一天又梦见曼丹妮肚子里长出一支葡萄藤，逐渐枝叶茂盛，遮住了整个亚洲。醒来后，国王又把那占梦的僧侣召来。那僧侣预言，他女儿的后裔将会取代他成为国王。阿斯提亚格斯立刻派人去波斯探访，果然公主已经怀孕。他急令公主回宫，派人严加监视，准备等孩子一出世，便立即将他弄死，以除后患。不久，曼丹妮生下一个男婴。这个男婴，就是居鲁士。阿斯提亚格斯一听到消息，便叫来王室总管哈尔帕哥斯，让他把曼丹妮的孩子带出宫杀死埋掉。哈尔帕哥斯没有亲手把这个孩子杀死，而是把孩子交给了国王庄园里的一个叫米特拉达铁斯的奴隶牧人。对他说：“国王命令你把这孩子带到山上杀死，不杀死这孩子，你就会去死。”米特拉达铁斯的妻子叫斯巴哥，米底语是“狗”的意思。见牧人回家带回一个篮子，忙问怎么回事？他把事情告诉了妻子，说：“我要是不服从这个命令，就有掉脑袋的危险。我开始还以为这是哪个仆人的孩子，直到他们叫一个仆人引我出城，把孩子交给我时我才打听着，这孩子的母亲原来是公主曼丹妮，孩子的父亲是冈比西斯，而下令杀他的是国王阿斯提亚格斯。你说怎么办才好？”牧人打开蒙着孩子的布，里边是一个正在酣睡的男婴，十分可爱，斯巴哥立刻把孩子抱起来。牧人这才想起来问妻子，自己的孩子在哪儿。斯马哥哭了起来。原来他们的孩子刚生下就咽了气，她已将他送到山上去了。斯巴哥哭着说道：“千万别害死这孩子，就把这孩子交我来抚养吧，你用我们死去的孩子交差，这样我们的孩子既会得到王子般的葬礼待遇，而这个孩子也不会丢掉性命。”米特拉达铁斯见妻子这样伤心，便按妻子的话做了。他去山里给死婴换上小居鲁士衣服，再把他放到带孩子来时用的篮子里。第三天，他直奔哈尔帕哥斯家汇报，让他派人去看孩子尸体。哈尔帕哥斯便让几个最亲信的卫兵前去验证，然后安葬了那个顶替居鲁士的小奴隶。小居鲁士就这么活了下来。从此，小居鲁士便成了一个奴隶牧人的儿子，一晃，小居鲁士已长到１０岁，成了个淘气的孩子王。有一天，他和村里的孩子们做游戏，被孩子们推为国王。他就象真的一样发号施令起来。他命令一些孩子为他造小房子，另一些孩子当自己的卫兵，再吩咐一个孩子当国王的密探，另一个当传令官，居然一副国王的派头。有个孩子是村里米底破落贵族的孩子，不服气奴隶的儿子做国王，同小居鲁士作对。小居鲁士命令“卫兵”把他打了一顿。因为牧人米特拉达铁斯是国王的奴隶，因此小居鲁士自然也是国王的奴隶，那个米底贵族也没有办法处理他，但一直怀恨在心。有一天，国王阿斯提亚格斯来到这里巡视，听说了这件事，便把居鲁士叫来说：“你好大胆，竟敢打贵族的儿子，该当何罪？”小居鲁士一点也不害怕地说：“陛下，他是罪有应得。我们村的孩子选我做国王，可他不听我的话，不把我放在眼里，所以我让他受到应得的处分。如果因为这个我受罚的话，我情愿陛下随意处治我。”阿斯提亚格斯听这孩子说话的口气很大，而且长得和自己有些相像，不禁暗暗起疑。再问孩子的岁数，刚好和自己死去的外孙相同。于是便让人把米特拉达铁斯叫到一个密室里，严厉地问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是你的亲儿子吗？米特拉达铁斯见情不妙，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一清二楚。国王听后对哈尔帕哥斯的不忠十分恼火。后来，便让人杀了哈尔帕哥斯的儿子。国王惩罚了哈尔帕哥斯，又叫来占梦的僧侣，问他该如何处置小居鲁士。僧侣眉开眼笑地说：“如果这孩子做了一次国王，就不会第二次成为国王了。陛下尽可放心。”国王放心了，便将小居鲁士送回曼丹妮家中，公主和她丈夫自然高兴，连连谢恩。长大后，居鲁士凭自己的贵族身分，逐渐将波斯１０个部落的青壮年贵族团结在他的周围。有一天，居鲁士对这些波斯贵族说：“国王让我担任波斯人的领导人，现在每人回家取上镰刀跟我来做一件事。”大家照他的命令取来镰刀，居鲁士率领他们来到一大片长满荆棘的土地上，让他们在一天之内将荆棘砍尽，开出地来。他们如期干完，但每个人都累得要命。第二天。居鲁士杀掉了家中全部牲畜、又拿出酒和许多东西招待昨天的那些人。宴会接近尾声，居鲁士站起来高声问：“今天的感受和昨天的感受相比，你们喜欢哪一种？”大家齐声回答，喜欢第二种。居鲁士又说：”如果你们愿听我的话，就会天天享受这种快乐和幸福，而不会受昨天的苦头。我相信波斯人在任何方面都不比米底人差，凭什么你们该受他们的压迫？你们应毫不犹豫地起来反抗阿斯提亚格斯。”波斯青年人早就心怀怨恨，不满米底统治，因此绝大多数都愿意跟居鲁士造反，但也有人给国王通风报信。阿斯提亚格斯闻讯立即调集军队，命令王室总管哈尔帕哥斯为统帅。哪知哈尔帕哥斯对于国王杀掉他儿子的事，一直怀恨在心，率军出发后，竟和其他同党在阵前投降了居鲁士。阿斯提亚格斯怒不可遏，下令将那占梦的僧侣处死，然后亲自带兵出城迎战。结果被居鲁士率领的波斯军队打得大败，自己也作了俘虏。波斯军队占领了爱克巴坦那，米底王国灭亡了。居鲁士成了波斯国王。由于他的家族出自波斯１０个部落之一的阿黑门尼德族，所以他的王朝又称阿黑门尼德王朝。对于自己的外祖父，居鲁士并未加害，而是奉养在宫中。这是发生在公元前５５０年的事情。不久，居鲁士率领波斯军队又灭亡了吕底亚王国。征服吕底亚王国之后，居鲁士又以武力相威胁，使小亚细亚沿海各希腊城邦向他臣服，但允许各邦自治。然后挥师东进，深入中亚，抵达药杀水，并在今天独联体塔吉克共和国境内修筑了边境要塞“居鲁士城”。公元前５３９年，居鲁士下令进攻新巴比轮王的首都巴比轮城。巴比轮国王那波尼德听到居鲁士前来进攻的消息时，哈哈大笑说：“让他在巴比轮城下大哭吧，也许能把城墙哭倒”。因为巴比轮城异常坚固，城外有宽阔的护城河。城墙是用掘护城河时取出的土烧成的大砖砌成的，砖和砖之间还涂上沥青，宽厚的城墙呈四方形，所有的城门连门柱都是青铜铸造的。然而，居鲁士率大军来到巴比轮城下，并没有立刻攻城，而是利用城内反对国王的巴比轮贵族掌握的军队，打开了城门，使巴比轮城很快落入他的手中。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居鲁士便灭掉米底、吕底亚、新巴比轮三大王国，降服了犹太、腓尼基，把地中海东岸至中亚的广阔地区、众多民族都统一到波斯帝国之中。进入巴比轮这座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后，居鲁士决定把波斯帝国的首都迁到巴比轮城，并且宣布自己是“宇宙四方之王”。在占领巴比轮之后，居鲁士又想征服埃及。但是，他想在远征埃及之前，先巩固自己东部的后方。于是，他领兵向里海进军，准备消灭那里的马萨革泰人。在这里，居鲁士被马萨革泰人杀死。他死后，他的儿子冈比西斯成了波斯皇帝。暴君冈比西斯公元前５２９年，居鲁士在进攻马萨革泰人时作战阵亡，他的同祖父同名的儿子冈比西斯即位，成了波斯皇帝。冈比西斯是一个残暴的皇帝。因为患有瘫痫病，就更显得疯狂。公元前５２５年，冈比西斯率大军占领了埃及首都孟斐斯，生擒了埃及法老。为了显示战胜者的威风，在占领孟斐斯之后，他专门举行了一个庆祝胜利的仪式。他把俘虏的法老和埃及大臣们集中在城外的一块空地上，让手下的士兵给法老和大臣们的女儿们统统穿上奴隶的服装，拿着水筒去打水。这些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公主、小姐们哭嚎着从她们的父亲面前走过。埃及法老和那些埃及大臣们，见女儿受到这样的折磨，心如刀绞，又无可奈何，不由得也大哭起来。一时间，空地上一片撕心裂肺的哀号，就连一些波斯士兵也不忍听下去。冈比西斯在一旁却看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冈比西斯在埃及期间，又率大军向埃塞俄比亚发动了进攻，但损兵折将，大败而归。回到埃及之后，他的癫痫病越发严重起来，整天情绪暴躁，不时发狂。有一天，正好是埃及人的一个宗教节日。他看见埃及人欢天喜庆祝自己的节目，便认为是在嘲笑他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失败。于是，大发雷霆，亲自率人将正在庆祝的埃及人赶走。并将埃及人最崇拜的圣牛杀掉，使在场的埃及人大惊失色。不久，为防止自己的亲兄弟巴尔迪亚争夺王位，他又派人返回波斯将他谋杀。因为他的皇后规劝了他几句，他暴跳如雷，拔刀将皇后杀死。他的神经总是处于十分的敏感状态，特别忌讳人们说他有病，生怕手下人说他施政无方。有一天，他问自己的大臣普列克撒斯佩斯：“你说波斯人认为我是怎样一个人，都在谈论我什么？”普列克撒斯佩斯小心翼翼地答道：“他们都在称颂陛下，但是……”但是什么？冈比西斯接着问道。“但是……他们也说您喝酒有点太多了。”冈比西斯脸色立刻陰沉起来：“上次我问了几个人，他们都说我比我父亲居鲁士还强，只有一个人反对，他说我只有一点比不上我父亲居鲁士，因为我还没像他那样，有像我一样出色的儿子。怎么他们现在又认为我有缺陷呢？”他愤愤地继续说：“我现在就要判定一下，是波斯人讲了真话，还是在说谎。”冈比西斯说完，便派人把普列克撒斯佩斯的儿子带到宫中。然后对普列克撒斯佩斯说：“你的儿子就在门外，如果我一箭射中他的心脏，那就说明说我不好的波斯人错了。如果我射偏了，那他们就说对了，是我失去了理智。”说完这番话，他便让士兵揪住那个孩子，拿起弓箭，一箭射了过去，正中孩子的胸膛，把孩子射死。冈比西斯狂笑道：“我很清醒，是波斯人疯狂了。”在埃及的３年期间，居鲁士的癫痫病越来越厉害，发狂的时候也越来越多。许多大臣每天都是胆战心惊，生怕居鲁士哪一天发起狂来，将他们其中的哪一个杀掉。就在冈比西斯在埃及胡作非为的时候，波斯国内出现了大乱。在冈比西斯皇宫里，有一个叫高墨达的拜火教僧侣，利用波斯人对冈比西斯暴虐无道的不满情绪，假冒被冈比西斯杀死的王子巴尔迪亚的名义，于公元前５２２年３月，在首都爱克巴坦那发动了政变，宣布废黜冈比西斯，自立为波斯皇帝。政变之后，高墨达又宣布，免去帝国境内所有人民３年捐税和兵役。高墨达的这项措施大得民心。大多数波斯人、米底人、巴比轮人、亚述人早就痛恨冈比西斯的暴政，因此高墨达的免征赋税和兵役的措施一颁布，人人都说新皇帝好，纷纷起来拥戴冒名巴尔迪亚的高墨达。一些不满当地豪门贵族的百姓，也趁机揭竿而起，将那些经常作恶多端的富豪，杀死或赶走，把他们的家财分光。冈比西斯得到国内大乱的消息后，急忙率领部队回国，准备夺回王位。就在他上马准备启程时，他的佩刀刀鞘的扣子，突然弹开，刀从鞘中滑了出来，锋利的刀刃把冈比西斯的大退割了一道血口，冈比西斯痛得从马上跌了下来。这样，冈比西斯只好暂时放弃了亲自杀回波斯的计划，派了一员亲信大将，带着一支部队先行赶回波斯。但是这支部队在埃及的大沙漠中遇到了沙暴，全军覆没，长眠在沙漠之中。后来，他们的木乃伊被现代考古学家们发现。冈比西斯回到宫中后，癫痫病再一次发作，手下人都不敢靠近他。由于天气炎爇，加上裹伤的麻布没有消毒，他的伤口受到细菌感染，天天都要流出大堆的脓血，只２０几天便一命呜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