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佛要把广阔的天幕扯到地上。不知疲倦的力士紧握双拳，宛若凶神附身，不停地乱跑狂奔！恩格斯青年时的宏大志向青年时期的恩格斯，非常刻苦地学习各种知识以充实和提高自己，并对自己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1842年7月28日，他在致卢格的信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宏大志向：“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能有效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论哲学的权利。……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已经可以表示满意了；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四年 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当封建的中国处在英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动鸦片战争的时期，马克思完全站在殖民地人民一边，指责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批判资本主义的殖民政策。由于马克思身处英国，他对英国殖民地的命运就格外关注，同时他非常关注英国的对华政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文章，有些文章是以社论的形式发表的。中英鸦片战争成为马克思关注东方世界的一个焦点，马克思对中英鸦片战争的分析由经济而及于政治，这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立足点，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这篇文章中对此分析道：1830年以前，中国与西方的贸易一直是处于顺差的状态，白银从印度、英国和美国源源不断地输向中国，他们用白银换取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可是从1830年起，尤其是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白银开始不断地输向印度，并经印度输向英国。其势态之猛大有使天朝帝国的银库枯竭的危险，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原来他们开始大量用鸦片换取中国的白银。关于中国人民在战争中遭受的苦难，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下发生的！英国政府和英国人民——至少那些愿意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们——都知道这些非难是多么虚伪和空洞。……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对这场战争的性质，马克思论证道：“……推动了这次大爆发的毫无疑问是英国的大炮，英国用大炮强迫中国输入名叫鸦片的麻醉剂。”英国负有鸦片战争爆发的全部责任！马克思当时通过多篇文章为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四年 马克思发表《论离婚法草案》1842年12月18日，马克思写了《论离婚法草案》一文，载于19日《莱茵报》第353号。该文节录如下：《莱茵报》对于离婚法草案采取了完全独特的立场，可是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方面向我们证明《莱茵报》的立场是没有根据的。《莱茵报》同意这一草案，因为它认为现行的普鲁士婚姻法是不合乎伦理的，目前离婚理由的繁多和轻率是不能容忍的，现行的程序是有违这一命题的尊严的；而旧普鲁士的整个诉讼程序也是这样的。另一方面，《莱茵报》对于新草案提出了下列几点主要的反对意见：（1）草案只是以简单的修正代替了改革，因而普鲁士法就被当做根本法保留了下来，这样便表现出非常显著的不乇底和不稳固；（2）立法不是把婚姻看做一种合乎伦理的制度，而是看做一种宗教的和教会的制度，因此，婚姻的世欲本质被忽略了；（3）草案所提出的程序缺点很多，而且是互相矛盾的各种因素的表面缀合；（4）应该承认，草案一方面存在着和婚姻概念相抵触的警政一样的严峻性，而另一方面，对所谓公正的见解却又表现出过分的软弱；（5）整个草案的罗辑性很差，论点也不够明确，不够确凿有力。……最后，我们只能这样指出：谁责难实施严格的离婚法的国家（莱茵省也因为属于这样一个国家而自豪）伪善，谁就是冒失。只有那些眼界没有超越自己周围的首先沦丧现象的人们，才敢发出这样的指摘。例如，在莱茵省，人们就认为这种指摘是滑稽的，或者更进一层，人们认为这些指摘证明伦理关系的概念也是可以取消的，而任何合乎伦理的事实则都可看做臆造和谎言。这就是那些并非为了遵重人而制定的法律的直接结果。这些法律所固有的缺点并没有因为下列情况而消除：从轻视人的物质本性转到轻视人的观念本性，要人们盲目地服从超伦理的和超自然的权威而不要自觉地服从伦理的自然的力量。《莱茵报》被查封1843年初，普鲁士官方作出了查封《莱茵报》的决定。这个决定给报纸提出的罪名是：该报的反对派倾向显然是散布对教会和国家的现成秩序的仇恨，煽动不满情绪，恶意诽谤国家行政机关等等。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的编辑和主编以来，使得马克思对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由于能够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悲惨的呼声，由此而引发的巨大同情心促使他下决心在报纸上为穷人说话，进而把改善穷苦人的悲惨命运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为此，他在该报上先后撰写了关于林木盗窃案、葡萄酒酿造事件等文章，则完全是为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而与政府的有关法令、条文相对抗。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他的《莱茵报》越来越遭到政府人士的憎恨，马克思则被视为该报的灵魂和理论的源泉。同时，《莱茵报》刊登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问题的文章，开始探讨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问题。由于与官方的冲突日益加剧，马克思被迫退出编辑部，并在1843年3月18日的《莱茵报》上公开刊登了一份声明，以向社会表明自己辞职的原因：本人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自即日起，退出“莱茵报”编辑部，特此声明。马克思博士1843年3月17日于科伦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四年 正义者同盟成立正义者同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于1836年成立于巴黎的德国流亡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秘密革命团体，是德国工人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其纲领是建立财产公有的新社会；组织结构是由5至10人组成基层支部，若干基层支部联合为区部，各区部归同盟人民议事会领导；口号是“人人皆兄弟”。同盟曾参加了由“四季社”发动的1839年5月12日巴黎起义。起义失败后，同盟一度陷于瘫痪。1846年起，同盟活动中心移往伦敦，活动范围扩大到英、法、德、瑞士等国。其成员除德国工人外，还吸收部分别国工人。沙佩尔、鲍威尔、莫尔等是同盟的主要负责人，从而使同盟成为当时国际工人运动中一个较为先进的组织。但同盟也存在严重的缺点，曾先后受到魏特林空想共产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等错误思潮的影响。在纲领和章程方面有浓厚的空想和密谋的性质。它主张以少数革命者的密谋活动来推翻反动统治，直接在德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自1843年起，马克思、恩格斯先后结识了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并在思想上政治上给予很大帮助。1846年5月，正义者同盟正式与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立了关系，并逐步坚信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性。从实践中认识社会的弊端自1843年3月，马克思担任主编工作的《莱茵报》被普鲁士政府查封后，他对现实社会有了更透彻的了解，对普鲁士的专制政府有着深切的痛恨。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社会实践，马克思已经初步地认识到了现实社会不幸的根源在于“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在享乐而已。受难的人在思考，在思考的人又横遭压迫，这些人的存在是必然会使那饱食终日，醉生梦死的庸俗动物世界坐卧不安的”。亲眼目睹工人的英勇战斗精神在英国的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不仅耳闻目睹了工人悲惨的生活，同时也看到了工人的反抗和斗争。1843年5月，他亲眼看到了一家制砖厂的工人与资本家激烈斗争的壮烈场面。这家制砖厂的工人提出的提高工资的合理要求被厂方粗暴地拒绝后，宣布开始罢工。厂方组织了护厂队并配备了武器守卫着工厂。当晚，一支组织起来的工人战斗队冲进了工厂，他们愤怒地踩坏了砖坯，捣毁了机器设备，并与护厂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战斗持续了半小时之久。在厂方的要求下，地方当局派出大量军警进行镇压。由于对立双方力量悬殊，工人战斗队被迫撤退，反动军警紧追不舍，工人们边打边退，许多工人身负重伤仍坚持随队伍走出很远。亲眼目睹了这次工人们英勇战斗的精神，恩格斯深受感动，并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四年 七年后的完婚1843年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进行了结婚登记，成为正式夫妻。结婚初期，马克思是在岳母家度过的最初几个月，当然也是他一生中最为宁静和幸福的几个月。马克思与燕妮的完婚，时间整整过了七年时间，因为他们早在1836年夏天举行过秘密的订婚仪式。这七年时间两人感到都不轻松。从马克思家庭来说，自从父亲去世后，母亲不能理解他的志向，用更加求实的生活方式要求他，并因此产生了隔阂。马克思的母亲同时认为燕妮一家对自己家庭成员不够尊重。这些都给马克思带来了烦恼。对燕妮来说，这七年时间更是艰难，有度日如年的感觉。一方面燕妮受到上层社会和她的家庭成员给她施加的压力；另一方面与马克思之间产生的误会和猜嫉，更给她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受到了难以想象的煎熬。马克思与燕妮的完婚，就使马克思一生中有了一位最得力的伴侣，为完成人类的一项伟大的事业共同奋斗了光辉的一生。马克思致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3年10月3日，马克思在克罗茨纳赫致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该信如下：阁下：几个月前卢格博士曾顺路把我们的《德法年鉴》出版计划告诉了您，同时征得了您的同意参加撰稿工作。现在事情已安排妥当，印刷和出版地点选在巴黎，第一期月刊应在11月底以前出版。在去巴黎以前（再过几天就动身），我不能不用书信方式到您那里去作一次短游，因为我没有机会亲自去拜访您了。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实现德法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必然也是旨在实现联盟事业的第一批支持者之一。而现在要轮流发表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巴黎的优秀作者们已经表示同意。我们十分高兴从您那里得到稿件，而您手头想必也有一些现成的东西。从您的《基督教的本质》第二版序言中，我几乎可以有把握地得出结论：您正在写关于谢林的详尽著作，或者至少是打算就这个吹牛大王再写些什么东西。可以想见，这会成为很好的第一炮。……如果您认为方便的话，我满怀信心地盼望着您的文章。我的地址是：“巴黎田凫路23号莫伊勒先生转马克思博士”。我的妻子虽然没有同您见过面，但向您问好。您想象不到，您在妇女中有多少信徒。您的博士马克思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四年 恩格斯对与马克思谋面前的…恩格斯在1843年底与马克思首次谋面以前，在同马克思交往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中了解到，马克思是有超凡的智慧和才华，敏锐的洞察力和渊博的学识，并有着革命家的宏大气魄，是“博士俱乐部”的核心人物之一。因此在青年黑格尔分子中，马克思是一个十分受人尊敬的人物，正如青年黑格尔派杰出人物之一莫泽斯·赫斯所衷心赞扬的那样：马克思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即将在报刊上和讲坛上显露头角，并且必然很快就会把整个德国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他可以说是我所崇拜的偶像——，还是个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二十四岁左右）。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敏锐的机智。设想一下，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末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前进报》该报原是德国流亡社会主义者于1844年1月在法国巴黎创办的激进报纸，用德文出版。1844年9月起，马克思参加《前进报》的编辑工作，并在编辑部的组织事务方面发挥作用。为该报撰稿的，还有恩格斯、海涅、海尔维格、艾韦贝克、巴枯宁等人。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该报开始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喉舌。它尖锐地抨击了普鲁士专制制度和反动政策，积极支持西里西亚的工人起义，并进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后来，法国基佐政府应普鲁士政府的要求，下令驱逐马克思和《前进报》的其他一些编辑人员出境。为此，该报在1844年12月28日出了最后一期。马克思致信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在法国巴黎田凫路38号写信给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该信节录如下：阁下：我趁此机会冒昧地给您寄上一篇我的文章，在文章中可以看到我的法哲学批判的某些成分。这一批判我已经写完，但后来又重新作了修改，以便使它通俗易懂。我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有特殊的意义，但我能有机会表示我对您的极崇高的敬意和爱戴（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我感到很高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我不知道是否有意地）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您的著作《基督教的本质》正在译为两种文字：英文和法文；二者都即将完成付印。前者将在曼乇斯特出版（译文由恩格斯审阅），后者将在巴黎出版（它是由法国人盖里埃博士和德国共产主义者艾韦贝克在一个法国修辞家帮助之下翻译的）。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四年 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世界观…1844年，马克思与阿·卢格编辑在法国巴黎出版杂志《德法年鉴》，在出版的创刊号上，刊载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其中，刊载了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恩格斯的文章是《英国状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给了马克思很大的启发，对于他后来转向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有直接的促进作用。文章的内容表明，恩格斯不仅解脱了黑格尔哲学对自己的束缚，而且也摆脱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他把改造现实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对现实社会的研究之中，他通过自己对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的了解，认为工人阶级的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恶化，这完全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的。因此，他首先开始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试图从中寻找到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突破口。《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伟大友谊的开端，也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完成。从此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不再只是具有自由、民主、进步倾向的激进派人士，而是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了。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转变的理论来源，代表人物主要是费尔巴哈（1804——1872）和黑格尔（1770——1831）。其中，费尔巴哈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之一，但不久，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使得费尔巴哈成为青年黑格尔派的第一个叛逆者。他第一个站出来，不仅公开地举起了反对宗教神学的旗帜，而且举起了反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旗帜。在费尔巴哈的影响下，马克思开始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力图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再从抽象的原则出发、不再从事物的概念出发，而是从自然的、现实的、感性的事物出发；与此相应不再用抽象的原则解释事物，而是用现实的事物说明抽象的原则。于是，这就使黑格尔的哲学来了个彻底的颠倒。马克思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转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并不仅仅是出于偶然，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由于费尔巴哈站出来首先亮起了叛逆的旗帜。但是费尔巴哈的叛逆对于马克思最后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解脱出来，起到了一个契机的作用。马克思虽然很快便成为费尔巴哈的崇拜者，但他与费尔巴哈还是有所区别的。与费尔巴哈不同的是马克思曾经是黑格尔哲学的信徒，对黑格尔哲学有着深入的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马克思自己的思维方法，因此，当他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哲学所折服、所倾倒时，他所批判的只是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方法，马克思不仅没有加以批判，甚至把它吸收过来，使之成为自己的思维方法。总之，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是德国的两位古典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摒弃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批判地吸取其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进行革命的改造，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摒弃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唯心主义外壳，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发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的最早的经济学论文，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部开创性的著作。该文恩格斯写于1843年底至1844年1月，发表在1844年出版的《德法年鉴》创刊号上。恩格斯于1842年到曼彻斯特后，目睹了资本主义大生产高度发展的实况及其后果，使他认识到要彻底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仅靠抽象理论和人道主义的批判是无济于事的，必须从经济问题的研究入手，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运动规律。为此他集中精力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等人的著作，联系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研究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文。这篇文章，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发展及其实质作了深入考察，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是资产阶级物质利益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指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探索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规律，使经济学的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然而其实质仍然是保护、完善和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恩格斯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结束一切不合理的现象。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批判，得出了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对此，马克思，称赞《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对马克思早期的经济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马克思与卢格的政治分歧《德法年鉴》在1844年停刊后，马克思和《德法年鉴》的老同事在一家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前进报》上发表文章。当时，报纸的编辑部每周举行一次编辑会议，编辑会上的讨论总是很热烈，一个编辑后来回忆说，争论是如此激烈，以至于连窗户也不敢打开，否则就会引来好奇的群众。争论的主要对手是卢格和马克思。马克思和卢格的争论很快就发展成为公开的论战，其根本分歧体现在他们两人对待工人运动的看法上。1844年，在巴伐利亚和东普鲁士一带，由于生存条件的恶劣和劳动报酬的低下，爆发了广泛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罢工事件。卢格对1844年6月发生在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起义持激烈的反对态度，他认为这一事件是缺乏“政治精神”的、毫无价值的，仅仅是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而自发产生的饥民暴动；与此相反，马克思看到的是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积极意义，他认为这是德国工人阶级阶级觉悟的觉醒，它表明工人阶级在改造社会的革命运动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他把工人阶级的革命与政治革命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工人运动具有政治意义，马克思在《前进报》上发表的唯一的一篇文章中指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四年 马克思发表《论犹太人问题》《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写于1843年秋，发表在1844年初出版的《德法年鉴》创刊号上。自1843年《莱茵报》停刊后，马克思针对青年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关于犹太人解放问题，写了《论犹太人问题》同其展开正式论战。鲍威尔在其写的《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教徒获得自由的能力》两篇长文中，把犹太人问题看作为宗教问题，认为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对立完全是一种宗教教派之间的对立，由于国家具有公认的基督教性质，因此犹太人还面临着一个政治解放的问题。马克思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马克思首先从解放这个概念入手，什么是解放？鲍威尔的所谓解放是从宗教束缚下的解放，包括国家从基督教束缚下的解放。从这里不难看出，鲍威尔实际上继续在完成着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宗教统治的历史任务。表明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宗教的统治给人类带来的压迫，更看到了阶级的统治给人类带来的压迫。因此，在马克思看来，犹太人的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宗教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问题。这种解释反映了马克思关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四年 燕妮锐敏的睿智燕妮是马克思一生中的最忠实的伴侣。燕妮生长在一个德意志的贵族家庭并受这样的教育，但她却具有强烈的平等思想。在与人相处中，社会地位的差别是不存在的。穿着作工服的工人在她家吃饭，饭桌上，受到殷勤而亲切的款待是常事。为此，那些受到她那样朴实真诚和亲切招待的人们，没有一个会想到这位女主人是阿盖尔公爵的女系后裔，她的哥哥曾经作过普鲁士国王的内政大臣。燕妮有一种明彻而光辉的智慧。她给她朋友们的那些毫不费力信手写出来的信，乃是一个活跃而独创的心灵的真正杰作。为此，接到她信的人都把收到她信的日子视为节日。海涅这位作家，对马克思夫人燕妮的那种锐敏的睿智十分敬仰。当马克思夫妇滞居巴黎时，他是他们家里的一个常客。马克思对夫人燕妮的才智与批判力非常敬佩，他把自己的一切手稿都交给她看，并且非常重视她的意见。马克思与燕妮患难与共1843年6月，当马克思成为普鲁士反动政府最痛恨的革命家时，出身于普鲁士名门望族的特利尔城中最漂亮、聪慧的姑娘——燕妮，却抛弃了豪华、舒适的生活，同马克思结婚了。自此，她积极协助马克思从事崇高的革命事业，成为马克思终身的革命伴侣和战友。到1856年的十多年间，马克思全家曾三次流亡国外，过着极端困苦的生活。经常伴随着他们的是饥饿、寒冷、商人和房东的逼债、典当衣物的窘迫。艰难困苦的岁月，相继夺走了他们心爱的三个孩子的生命。燕妮和马克思在生活上患难与共，更可贵的是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支持马克思所从事的一切政治活动和巨大的理论研究工作。她充分了解马克思的事业的整个意义，并肯定他的学说是完全正确的。在政治斗争中，无论面临多么严峻的考验，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她都始终站在她的丈夫一边。这种来自最亲爱者的无私支持和鼓舞，给马克思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工作上她作为马克思的秘书，极其繁忙，而马克思则总是“把自己的一切手稿都交给妻子看，并且非常重视她的意见”，而燕妮则把担任繁重的秘书工作看作是自己“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共同的理想信念，火热的斗争生活，繁忙的工作重任，把马克思和燕妮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夫妻二人成为世界上最瑰丽、最美好的爱情的典范！马克思家中的得力助手——琳蘅·德穆特在马克思的家庭成员中，有一位极为重要的人员，这就是家庭的主妇和管家琳蘅·德穆特。她出身农家，当她很小时，就在燕妮出嫁前许多年，她就成为燕妮的女仆了。因琳蘅与燕妮关系一直十分要好，在燕妮出嫁后不愿离开她。琳蘅如此热爱马克思的家，以致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家。她伴随马克思夫妇在欧洲各地飘荡，分担了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不幸。琳蘅是一个料理家务的能手，善于应付最艰难的情况。由于她有条有理、节俭机智，他们家从未贫困得无法维持，至少没有缺少过必要的东西。琳蘅什么事都会做——做饭烧菜，料理家务，给孩子们穿戴，剪裁衣衫，以及同马克思夫人一起缝纫。在她所照管的这个家里，她同时是主妇又是管家。孩子们象爱母亲一样地爱她，在她们的眼里她有母亲的尊严，因此她自然也以母亲的关怀来回答她们。燕妮把她当作一个亲近的朋友。而马克思本人对她也非常亲切，他喜欢与她下棋，并且常被她击败。琳蘅对于马克思一家的爱是热烈的。在她看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且不能不是好的，任何对于马克思的非难，她都觉得是对她自己的非难。所有与马克思家有密切关系的人，她都象母亲一样地保护他们。她比马克思夫妇活得长，在马克思逝世后，她把她对马克思家的照顾和关怀，又转移到她年轻时就认识了的恩格斯家里。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四年 马克思与海涅的交往在马克思接触过的众多朋友中，有一位世界著名诗人——海涅。亨利希·海涅（1797——1856），为德国进步诗人。他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曾在哥廷根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从事创作初期，受浪漫派的影响，写抒情诗歌。后来由于广泛接触社会实际，开始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自从1843年结识马克思之后，在创作道路上，受到了马克思的直接影响和热心帮助，双方建立了很好的友情。马克思是个诗歌爱好者，为此，亨利希·海涅常常到马克思家里，将自己写的新诗读给马克思及家人听。有时，马克思与海涅一起讨论一首诗的创造，反复推敲、反复诵读，直到双方都感到满意为止。受马克思的影响，海涅在作品中增加了社会问题的主题，猛烈抨击普鲁士反动统治制度，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在《职工之歌》这首诗中，海涅吟唱出了纺织工人的悲愤和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憎恨：贫苦的职工悲愤的眼睛里没有一滴泪，他们坐在织机前咬牙切齿，古老的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要织进去三重的诅咒。我们织啊，我们织！一咒那既瞎又聋的上帝，我们怀着孩子般的虔诚向他祈求，我们的希望和期待都落了空，他竟然把我们欺骗和愚弄——我们织啊，我们织！二咒那富人的国王，我们的呼号打不动他的心肠，他把我们的最后一文钱榨光，还要叫我们像牲口一样在刀下命亡。我们织啊，我们织！三咒那虚伪的祖国，这里只有骗子和恶棍才过幸福的生活，这里只有腐朽和尸臭；古老的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我们织啊，我们织！海涅由于和马克思相识，逐步改变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看法，由对共产主义的藐视转向了对共产主义的赞美。马克思非常欣赏海涅的天才，海涅也非常钦佩马克思那机智的头脑和坚强的毅力，他把马克思看作是领袖般的人物。海涅与马克思之间有着心灵上的沟通和默契，每当海涅感到受了委屈和受到伤害时，他总是跑到马克思这儿寻求安慰，马克思的幽默和燕妮的快乐性情总是能够给海涅带来巨大的宽慰。马克思与恩格斯早期的一次透彻交谈1844年8月的一个晚上，马克思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叫雷让斯咖啡馆里，亲切地会见了来访的年仅24岁的恩格斯。这次相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二次会面了，他们通过在《德法年鉴》上各自发表的文章，已经有了更深的了解，都迫切希望进一步交换彼此的思想并在一起共同探讨一些问题。经过初步的交谈，他们发现彼此几乎是在各自独立的思考和研究中，通过不同的研究方法得到了共同的结论。这时，马克思、恩格斯都已经把寻找改造现实社会的物质力量的视线转向了在现实社会中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他们都已经开始或正在开始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现实社会的解答，并且都把“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作为结束人类堕落现象的根本途径。发现彼此有如此多的共同点，显然增加了两人继续进行理论研究和政治斗争的信心。他们越谈越有劲，马克思邀请恩格斯到自己的家中继续交谈，这样，他们就有了大量时间交换彼此的想法。随着交谈的不断深入，他们发现彼此在很多问题上都是不谋而合的，于是，渐渐地在两人的头脑中萌发了携起手来共同开创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念头。恩格斯在巴黎逗留了十天，在这期间，马克思和他进行了透彻的交谈，从此，这两位伟人便结下了毕生的友谊。在漫长的岁月中，两个人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取得如此之多的共识，而且后来在他们终身的事业中，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不幸，他们的友谊始终是坚不可摧的。后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道：“我还从来没有一次象在你家里度过的十天那样感到心情愉快，感到自己真正是人。”一八四二年——一八四四年 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作第…《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第一部著作。本书写于1844年9月至11月间，当时马克思只有26岁，恩格斯24岁，1845年2月在法兰克福出版此书。1844年8月，恩格斯到法国巴黎拜访了马克思。由于两个观点完全一致，更开始了一个生意义深远的合作。当时，青年黑格尔派日益蜕化通过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总汇报》，全力鼓吹自我意识的唯心主义哲学，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的观点。对此两人将定一道写一本书，将自己与青年黑格尔派及其伙伴的思想借还击鲍威尔的机会来一次总清算，从思想上同他们彻底划清界限。于是，他们共同拟定了全书大纲，分配了各自负责的章节，合写了序言。书名原是《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在排印过程中，马克思加上了《神圣家族》的标题。借用意大利画家曼泰尼雅一幅关于圣母圣徒的宗教画的题目，来讽刺鲍威尔一伙。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主观意志至上的思辨哲学的批判，证明了社会生活和物质利益决定人们思想的原理；通过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剖析，提出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的研究，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共同创作的第一部著作，把自己从思想上与鲍威尔兄弟及其一伙区别开来，并且基本上理清了自己的思路，为他们之间以后的默契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神圣家族》序言1844年9月1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一书。该书序言如下：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它用“自我意识”即“精神”代替现实的个体的人，并且同福音传播者一道教诲说：“精神创造众生，肉体则软弱无能。”显而易见，这种超脱肉体的精神只是在自己的想像中才具有精神力量。鲍威尔的批判中为我们所驳斥的东西，正是以漫画的形式再现出来的思辩。我们认为这种思辨是基督教德意志原则的最完备的表现，这种原则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变“批判”本身为某种超经验的力量的办法使自己得以确立。我们的叙述主要是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我们手边有该杂志的前八期），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整个德国思辨的全部谰言达到了顶点。批判的批判（即“文学报”的批判）愈是用哲学把现实歪曲得令人捧腹，那就对我们愈有教益。法赫尔和施里加二人便是例子。对“文学报”所暴露的材料加以考察，就能帮助广大读者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这也就是我们写作本书的目的。我们的叙述方法自然要取决于对象本身的性质。批判的批判在各方面都低于德国的理论发展水平。因此，假如我们在这里没有进而对这一发展本身加以探讨，那是由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的本质所致。同时，批判的批判使我们不得不用现在所达到的成果本身来同它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因此，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恩格斯、马克思1844年9月于巴黎马克思高度评价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在1844年《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重视，也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克思认真研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并作了详细的要点摘录。可以说，这篇论文成了马克思毕生矢志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为此，马克思在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高度评价了恩格斯的这篇文章，认为这是一本在经济科学方面内容丰富和具有独创见解的著作。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部极为重要的早期著作中，有许多重要观点显然受到了恩格斯的启发和影响。直到马克思后来成为最卓越的经济学大师后，他仍不止一次地肯定过恩格斯的这本著作。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序言中，马克思称赞恩格斯的这本著作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资本论》这部政治经济学旷世巨著中，马克思也多次引用过恩格斯的这部著作。当然，尽管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有许多优点，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重视和良好评价，但它毕竟是恩格斯早期思想转变过程中的一部著作，带有一些不成熟的特征。后来当许多人建议恩格斯再版这部著作时，他谦虚地说：“虽然我至今对自己的这第一本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还有点自豪，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它现在已经完全陈旧了，不仅缺点很多，而且错误也很多。我担心，它引起的误解会比带来的好处多。”一八四五年——一八四七年 马克思致信亨利希?海涅1845年1月12日，马克思在法国巴黎致信诗人亨利希·海涅。该信如下：亲爱的朋友：我希望明天还有时间同您见面。星期一我就要离开了。出版商列斯凯刚才到我这里来了。他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一种不受书报检查的季刊。我、恩格斯、赫斯、海尔维格、荣克等人都为它写稿。他要我和您商量，请您写稿——写些诗歌或散文。我相信您是不会推辞的，因为我们需要利用每一个机会在德国本国站稳脚跟。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请代我和我的妻子向您的夫人问好。您的卡·马克思马克思成为世界公民1845年初，马克思由于不断发表进步的理论文章，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将马克思等驱逐出境，来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这是马克思走上革命生涯以后第一次被资产阶级政府驱逐出境。但是，普鲁士政府把马克思从巴黎赶到比利时仍不罢休，他们紧追不舍继续向比利时当局提出驱逐马克思的要求。他们的这一无理要求，使得马克思非常气愤。为了杜绝普鲁士政府有任何借口继续迫害他，马克思不得不于1845年12月1日宣布脱离普鲁士国籍。自此以后，由于马克思不愿加入任何外国国籍，他实际上从这时起，就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世界公民了。但马克思为了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为了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研究，带着全家大小不断地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过着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涯。对此，马克思这样坚定地说：“我是世界的公民，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一八四五年——一八四七年 恩格斯来自家庭的压力由于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经常参加共产主义者的各种活动和集会，并成为主要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不仅受到普鲁士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强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激烈反对。1845年3月17日，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详细地谈到了自己与父亲之间的冲突。恩格斯说：“告诉你，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与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捡’，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出面讲话就更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我接到的信，他们在给我之前，都从各方面嗅遍了。因为他们知道全都是共产主义者的来信，所以每一次都摆出一副宗教徒的难受面孔，叫人看了简直要发狂。我往外走，是那种面孔。我坐在自己房间里工作——当然是从事共产主义的工作，这他们知道——也是那种面孔。吃也好，喝也好，睡觉也好，放个屁也好，我都不能不在鼻子底下碰见那种令人讨厌的圣徒的面孔。不管我做什么——不管外出或在家，沉默或讲话，读书或写字，笑或不笑，我的老头总是摆出那种难看之极的哭丧相。而且我的老头又这样愚蠢，他把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都看成是‘革命的’；例如，不管我怎样争辩，硬要我对英国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丑事永久负责！此外，这里现在正是家中的敬神季节。一星期前，我的弟弟和妹妹（鲁道夫·恩格斯和海德维希·恩格斯）二人接受坚信礼，今天全体亲族都要吃圣餐——圣体发生了效力，今天早上那种难受的面孔到处出现了。而且祸不单行，昨天晚上我和赫斯在爱北斐特宣传共产主义直到深夜两点。由于我的晚归，今天自然又都板起面孔暗示我大概是去妓院了。最后终于鼓足了气，问我，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在赫斯那里。’——‘在赫斯那里！天呀！’停顿片刻，脸上露出了难以形容的基督教的绝望神情。——‘看你交了些什么朋友！’——接着就是叹息，等等。简直叫人发疯。对我的‘灵魂’进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是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象的。而我的老头如果还发现有《批判的批判》，他就能把我赶出大门。”这样，在反动当局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恩格斯再次离开了家乡巴门。恩格斯的传世之作出版1845年5月，恩格斯的早期著作、即传世之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莱比锡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很快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是世界科学社会主义最优秀的著作之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在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在英国曼彻斯特期间研究英国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考察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劳动和斗争情况，遍访曼彻斯特的工厂和工人区，获得大量“亲身观察的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在故乡莱茵省巴门市于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写成的。在这本书中，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阶级关系作了全面剖析，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的后果：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日益加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剥削等，从而初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还论述了现代无产阶级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而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实地调查的大量事实，详尽地描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极严厉的控诉，揭露资本主义新奴役制的伪善本质。根据对无产阶级经济、政治地位的分析，提出，无产阶级不仅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且是一个肩负历史重任的革命阶级。它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恩格斯在总结英国工人运动经验教训时指出：由于整个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国家机器对工人阶级进行镇压，因此，无产阶级“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进行暴力革命。他预言：“总有一天，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的和社会的建筑物将连同它的基础一同倾覆。”总之，《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论及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等新思想、新观点，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奠定了坚实基础。马克思高度评价了这部著作，赞扬这部著作“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惑！”同时恩格斯在晚年为本书写的序言中也指出过，本书还存在德国古典哲学的痕迹。这些痕迹，正反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胚胎发展的一个阶段”。马克思撰写《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于1845年春天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撰写的，当时他写在自己1844年至1847年的笔记本中。马克思在《提纲》中揭露了费尔巴哈和他以前所有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点是它们消极直观的性质、不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强调指出了革命实践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批判了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抽象的人的观点，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一八四五年——一八四七年 引发哈哈大笑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于1845年9月至1846年夏初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一部充满了诙谐、幽默和讥讽的著作，充满了年轻人的活力，证明他们的精力旺盛、充满激情，在对争论对手进行讽刺挖苦时，不免带有青年人的三分淘气，他们两人常常为了自己的得意段落和句子兴奋得哈哈大笑。1845年春，马克思、恩格斯移居布鲁塞尔后，关注着日益发展的欧洲革命形势，同一些工人组织保持着联系，同时继续进行着建立科学共产主义体系的理论研究。这时，青年黑格尔派首领鲍威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分子、无政府主义思想家施蒂纳，在《维干德季刊》1845年第三卷上，著文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再次宣扬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决定撰写一部专著来全面驳斥鲍威尔和施蒂纳的错误观点。结果他们经过近一年的紧密合作和勤奋著述，基本完成了预定计划，写成本书。在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指出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最后批判，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实质。本书首次确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概念，奠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第一个伟大发现的初步完成。在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文稿时，将其中最有趣的部分读给马克思的小女儿和海伦·德穆特听。海伦·德穆特说：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布鲁塞尔的时候，你们两人天天晚上这样哈哈大笑，使得家里人都不能入睡。一八四五年——一八四七年 对金子的认识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看待金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具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章中指出：“……金钱是财产的最一般的形式，它与个人的独特性很少有共同点，它甚至还直接与个人的独特性相对立，关于这一点，莎士比亚要比我们那些满口理论的小资产者知道得更清楚：‘金子，只要一点儿，就可以使黑变成白，丑变成美，错变成对，卑贱变成高贵，懦夫变成勇士，老朽的变成朝气勃勃！啊！这个闪闪发光的骗子手……它使人拜倒于多年不愈的脓疮之前；它使年老色衰的孀妇得到丈夫；那身染毒疮的人，连医院也感到讨厌而要把他逐出门，但它能使他散发芬芳，像三春天气一样的娇艳！…………你，我们看得见的神，你可使性格全異的人接近，使他们接吻！……’”燕妮重视马克思的工作环境在马克思的一生中，由于经常被驱逐和生活上极为贫困，常面临着寻找新的住处和搬家等生活上的琐事所一筹莫展。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马克思的夫人燕妮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尤其是马克思的书房和工作房间。每次搬家，燕妮首先想到的就是马克思需要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因为燕妮一直把马克思的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有时由于缺少款子，变卖和典当家中的贵重物品是常事，燕妮从家里继承下来的一些金银什物便成为当铺里的常客。当燕妮即将生二女儿劳拉时，她最关心的却是不要打扰马克思的工作。那时，由于燕妮母亲病重，她带着大女儿小燕妮回特利尔探望母亲，他从特利尔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把楼上的大事清理一下，我再搬到楼下来。你可以睡在你现在的工作室里，在大客厅里布置你的书房。这样蛮好，下面孩子的闹声就完全隔开了，你在楼上不至受到干扰……。一八四五年——一八四七年 恩格斯爱上纺织女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期，在英国曼彻斯特的工厂区里，有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他在一位普通纺织女工的陪伴下，经常深入车间厂房，走访工人的家庭。这位青年就是恩格斯，那位女工就是恩格斯的恋人玛丽·白恩士。恩格斯论家庭之富裕，经商之需要，完全可以象一般的纨袴子弟那样，物色一个“门当户对”的，以出入上层社会为荣的资产阶级阔小姐来作妻子。但恩格斯并没有作这样的选择。1842年，他从德国来到曼彻斯特之后，就认识了这位纯朴无华的姑娘。玛丽·白恩士是爱尔兰人，在一家纺织厂做工，比恩格斯小一岁，性格爽朗，热情大方，具有革命觉悟。她作为被压迫民族的后裔，时时关心本民族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她是血统工人的女儿，强烈反对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积极参加工人们为改善劳动和生活条件而进行的斗争。玛丽的革命精神象磁铁一样吸住了恩格斯，唤起了他对受尽掠夺和压迫的爱尔兰人民的深切同情，坚定了他要同工人们交往，专心致力于研究工人状况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