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到达北京后，从8日深夜到9日凌晨，急如星火地进行了一系列谋害毛主席为反革命部署。　　晚上10时多，李伟信开车来到江腾蛟家，说是林立果马上要见他。江腾蛟坐上李伟信开的汽车，来到林立果设在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通常称为“工字房”的一座平房内等候。　　晚上11时30分，林立果、周宇驰来到“工字房”，见到了已等候在那里的江腾蛟、李伟信等人，便说：　　“哎呀！老政委，情况很严重啦！”　　林立果拿出林彪的手令，对江腾蛟说：　　“先给你看个东西。”　　江腾蛟看完后，林立果问：　　“怎么样？”　　江腾蛟很“干脆”地表态说：　　“干吧！”　　林立果拿出“司令官”的派头，传达命令说：　　“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已决定在上海动手，这个任务交给你，你是第一线指挥。要什么人，要什么东西，都满足你。你有把握吗？”　　江腾蛟说：“那就看有什么办法。”　　林立果说：“我们研究了三条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口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一百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让王维国乘B－52接见时，带上手枪在车上动手。”接着，林立果命令江腾蛟：“你到上海统一指挥，只有你才能胜任。等上海打响后，北京由王飞率领空直警卫营攻打钓鱼台。”周宇驰接上说：还是七号晚上我跟着你说的，要去就快去。为了保密，坐火车去，到苏州下车，上海来车接你。你的代号是‘歼七’”。江腾蛟又表示：“坚决干！”　　林立果为了鼓舞士气，又说：“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　　周宇驰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　　最后，林立果又问了一下江腾蛟：“你看我们的三条办法行不行？有没有把握？”江腾蛟答道：“如果都用上了，可能有六、七分把握。”周宇驰象下赌注一样坚定地说：“有七分把握就可以干，打仗就是有七分把握三分冒险。”　　后来，围绕着上述几种办法，他们进行了具体研究，还提出了另外两个办法：一是把附近的油库烧着，以救火为名，趁混乱之机动手，江腾蛟并当场画了毛主席专列预定停车地点和油库位置图，凶狠地说：“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人带车都报销了。”二是要陈励耘在杭州干。后来，他们决定等于新野从杭州回来后再研究。　　也是在这天晚上，叶群多次与黄永胜、吴法宪通电话。叶群要吴法宪给林彪准备五架飞机，还坚持要吴法宪把这个任务交给胡萍去完成。　　9月9日凌晨，林立果从北京机场的秘密据点匆匆赶到设在空军学院小楼的另一个秘密据点，对等候在那里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处长刘沛丰、副主任刘世英、秘书程洪珍等人说：“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我们要誓死捍卫！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当前是要用我们的时候了。你们要全力以赴，一个人顶几个人，十几个人用。”还拿出林彪的手令让大家传阅，而后问道：“你们看怎么样？”几个人连连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听指挥！”“保卫林副主席！”“保卫林副部长！”　　林立果又解释说：这次总的任务代号叫“571工程”，即“武装起义”。江腾蛟是前敌总指挥。搞成了论功行赏，王飞是空军司令，刘世英就可以当副司令，李伟信可以当外贸部长。其它人都要重用。成败在此一举。现在全舰队进入一等战备！随时准备进攻！”接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现在，我宣布一下舰队成员的代号：林立果——老康，周宇驰——金钟，刘沛丰——老崔，王飞——阿飞，江腾蛟——歼七，于新野——越野……。搞成了一切都好了，失败了就打游击！　　下午，林立果一伙又在西郊机场秘密据点聚会。江腾蛟提出，如果毛泽东的火车停在上海虹桥机场，就炸附近的小油库，趁救火的动乱“上车干掉”，如果江腾蛟所设想的搞得好，汽油流到火车附近，连车带人都报销了。有人提出，用日本人对付张作霖的办法，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为此，周宇驰问江腾蛟：“从杭州到上海之间有没有铁路桥？如果有，炸铁路的办法最好。”　　江腾蛟答道：“桥有好几座，但都有陆军看守。”又建议：　　“要炸铁路，硕放（位于苏州附近）那一段比较合适。这个地方靠近我们的机场，铁路边又无其它部队。”　　周宇驰接着说道，车一炸坏，就发动附近机场的部队以抢救B－52为名冲上去，在混乱中“解决问题”。并计划由鲁珉去干。还有人提出让陈励耘派飞机或用其它办法轰炸火车，等“把列车打停后”，再“欺骗战士说，上去抓凶手，看到活着的都把他干掉。”在研究京、沪之间的联络问题时，决定：　　“如果B－52到了上海，向北京通报时，就说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如他离开了上海，就说王维国出院了。”……　　就在这一天，林彪、叶群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用保密电话进行了频繁的对话。黄永胜与叶群的一次谈话就用了九十分钟。吴法宪与叶群通话后，当即命令胡萍：“叶主任来电话说，他们准备动，要用飞机，你把他们要用的飞机都准备一下，要用的三叉戟飞机一定要好好检查，大飞机也都作些准备，随时可以用。”　　九日深夜，林立果、周宇驰又来到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与王飞密谈。他们先让王飞看林彪手令，谈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决定由王飞、周宇驰共同负责北京方面的行动。最后，将叶群带给黄永胜的密件交给王飞，由王飞送交黄永胜，以便使王飞成为林立果与黄永胜之间的联络人。　　9月10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和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及林立果一伙动作的频率更加快了。上午，林立果派刘沛丰专程送密件到北戴河。中午，王飞将叶群给黄永胜的密信送交黄永胜。下午四时许，刘沛丰又从北戴河带回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　　永胜同志：　　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可与王飞同志面洽。　　　　　　　敬礼　　　　　　　　　　　　　　　　　　　林彪　　信上没有日期。林立果、周宇驰把信交给王飞，要王飞适时送交黄永胜，并作黄永胜与林立果之间的联系人。　　这一天，除了信件联系，叶群和黄永胜还通电话五次，最长的一次是一百三十五分钟。　　从九月六日林彪了解到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起到十日这短短的五天时间里，林彪一伙积极筹划着武装政变的阴谋。　　毛泽东对林彪一伙的这些情况了解到什么程度谁都无法猜测，但是，南巡讲话会很快传到林彪耳中，会刺激林彪一伙最终摊牌的局势想来毛泽东是有所预料的。他必定会考虑到这局牌该如何打出去。于是，九月八日午夜，在杭州的毛泽东刚吃过夜餐，突然令人将停在杭州笕桥机场附近的专列立即转移。九月十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又突然说：“现在把车调回来，我们马上就走！”由于在杭州期间，有一次找陈励耘，这个直接掌管毛泽东杭州之行警卫工作的人却不知去向，加之他与林彪一伙的关系，毛泽东特嘱不要陈励耘等人送行。　　当陈励耘闻讯赶到车站时，自觉心中有亏竟也未敢上前同毛泽东握手告别。　　近晚，专列驶进上海，停要虹桥机场附近的吴家花园处，毛泽东没有下车。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火车上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许世友，却没有准许王维国上车。中午，毛泽东叫许世友和其它找来谈话的人一同下车吃饭，把王维国又拉上了。下午，毛泽东的专列驶离上海，向北京方向飞奔。　　九月十日晚，毛泽东的专列停在上海后，林立果很快便收到从上海打来的电报：“王维国因病住院了。”北京的林立果知道毛泽东已安抵上海，认为动手的时机到来了。林彪一伙估计毛泽东总要在上海停留几天，于是在北京和北戴河都加快了密谋速度。　　林立果一伙虽是紧锣密鼓筹划着谋害毛泽东的办法，具体如何下手却并没有确定下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急不可待，不断与林立果联系。十一日上午十一时许，周守驰给王飞打电话时就说：“叶主任给林立果打电话，发火了，你赶快来研究。”林立果也打电话给王飞：“主任刚打电话给我们抽鞭子，她还要给你打电话，你要有个思想准备。还说：“现在是势在必行，不能再犹豫了。”　　王飞刚放下手中的电话，叶群的电话打来了。一开口，叶群便佯装关切地说：“我们对你们是很关心的。你们的每一点我们都为你们考虑。林副主席对你们很信任。托你们办的事应该抓紧办。”接着，叶群语调严厉地说：“我们全家的身家性命都托给你们了。听说你有很大顾虑，总想‘抽梯子’。怕什么，就是死了也是烈士嘛！”王飞忙解释说：“不是怕，我参加革命时还没有想到活到快五十岁呢！是不好搞，怕搞不好把你们也连累了。”　　叶群见状，马上缓和下来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在用官职引诱之后，叶群又威逼着说：“你们忙活了这几天，现在就是不搞也不好了，人家也不会饶过你们的。你们也跑不了。只有同生死，共命运，不能把我们当‘省油灯’！”　　王飞听此言，有点慌神了，忙说：“我考虑的是困难，怕连累你们，不是别的。”　　叶群生怕王飞往后缩，赶忙给他打气：“有困难想办法克服嘛！哪有不困难的事？你们想想办法嘛！江腾蛟那里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指毛泽东）取了我们根据地里了，不要坐失良机，要当机立断！”　　王飞深知自己是上了贼船的，必须跟着船一起走，于是回答：“我马上去找他们研究，尽力去办。”　　叶群认为王飞的工作已做得差不多了，又充满爱抚的感情说：“你家里有什么困难吗？”“钱够不够用？”“你的小孩多，带不过来，我帮助你们带。……”　　最后，叶群和王飞商定，下午六时给她回电话。　　王飞与叶群通话后，立即赶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已经先到了。　　他们在一起商定了各人的代号后，林立果说：“林副主席决心已定，先搞‘南线’，接着北京，要坚决搞，就是研究如何执行的问题了。”　　在研究怎样具体地实施他们的谋杀计划时，还规定了暗语：“王维国病重“表示”打响了；“王维国病愈”代表“打成功了”；“王维国病危”表示“打坏了”。　　在谈到“南线”的问题时，林立果问特地从武汉地区接来的驻河南某部师政委关光烈：“火箭筒和火焰喷射器的性能如何？”江腾蛟插言说：“这个东西打火车好啊。”林立果便对关光烈说：“把你们师的火焰喷射连调到上海去，听江腾蛟的指挥。”关光烈似带难色道：“我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把喷射连运到上海，要解决交通工具问题。”林立果果断地说：　　“用飞机送，就说到上海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如果在上海搞不成，就在硕放炸火车。。”江腾蛟建议：“这个‘任务’交给鲁珉去执行，由空军某师去完成。”　　晚八时，江腾蛟把鲁珉接到西郊机场，与林立果、周宇驰继续密谋。林立果气势汹汹地说：“现在情况很紧张，副统帅下了命令，要主动进攻，先把B－52搞掉。江政委（江腾蛟）你这个‘歼七’在上海打头阵，争取在上海搞掉，不成就看鲁部长（鲁珉）在硕放的第二次攻击了。有的是炸药，在铁路上一放，就是第二个皇姑屯事件。再不成就让陈励耘派伊尔－10轰炸。”　　周宇驰则说：“硕放桥如有人检查和保卫桥梁，应把他们的人先干掉，把衣服脱下来，换上我们的人。”　　当林立果要他们坐飞机去上海，把家属也一块儿带去时，江腾蛟说，现在还顾不上这些，主要的是把B－52搞掉。林立果手下的要员对林立果的忠心耿耿，使得林立果又惊又喜，于是当场封官许愿说：“搞成功了我在北京组织五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你们都是国家栋梁，有功之臣，要论功行赏。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干我还不放心。”江腾蛟故作谦虚地说：“我当政委，老鲁当司令。”周宇驰说：“完成了任务，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由他挑选。”……　　可是，就在这天夜里，一场升官发财、篡党篡国的黄粱美梦作的酣甜之时，王维国从上海打来电话向他们密报：毛主席在上海仅仅停留了一天，现在已经离开了上海北上了。　　毛主席的行动，完全出于林彪一伙的意料；毛主席在杭州停留的时间，远没有他们估计的那么久。9月10日下午，毛主席离开杭州。心怀鬼胎的陈励耘匆匆赶到车站，竟不敢上前同毛主席握手。　　毛主席在上海停留不到24小时，没下火车。11日上午接见一些负责人时，林彪一伙计划要在毛主接见时动手的王维国，没有被允许上车。　　11日晚上，当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鲁珉正在策划炸硕放铁路桥时，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平稳地驶过硕放。　　林立果一伙听后，犹如五雷轰顶，一切都懵懂了。当林立果似乎明白过来的时候，鲁珉已经走了，他痛哭流涕地说：　　“‘首长’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周宇驰大吼道：“现在难过也没用，也没有其它办法，只有等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我驾直升飞机去撞天安门！”又说：直升飞机要两个人，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儿去？”此时，这一伙人都已心虚了。等了好一阵子，于新野说：“我可以去。”刘沛丰也表示可以去。李伟信也表示可以去。林立果假作痛惜地说：“这样不行，我不允许这样做。”　　此时，毛泽东的专列已驶过硕放桥。后途经蚌埠、济南、天津时，毛泽东都不让停车。　　1971年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丰台站，毛泽东借停车机会把北京部队和北京市负责人找来，在车上谈了两个多小时话。他谈到了林彪，谈到了林彪一伙，但是，并没有把林彪推至完全敌对的席位上。江青后来说过：“丰台会议，毛保他（指林彪），仁至义尽。”这或许可以从某一个侧面了解到以往从未披露过的丰台谈话内容的重要性。　　黄昏时分，毛泽东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南巡顺利地结束了。林彪孤注一掷的政治赌博失败了，武装政变阴谋宣告破产。　　但是，阴谋并没有结束。　　林彪反革命集团在《“5712工程”纪要》中，对于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后果，按照他们自己的愿望，曾作了这样的设想：　　两种可能性：　　夺取全国政权，　　割据局面　　可能是出于反革命阴谋活动的特殊需要，林彪在进行着一个阴谋活动时，就准备着另一个或几个阴谋。所以，他们在策划谋害毛主席的同时，就希望吴法宪等安排飞机，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和叛国外逃作准备。2．8　密谋另立“中央”　　1971年9月11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知道了毛泽东已离开上海的消息，他们的谋杀计划彻底破产了。然而，他们要与毛泽东争斗的决心并没有动摇。按照《“571工程”纪要》的设想，他们决定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制造割据局面。　　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策划谋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不断散布林彪要“动一动”，“利用坐飞机运动运动”，“准备去大连”，“国庆前回北京”……。九月七日，还以女儿林立衡订婚为理由，把她接到北戴河，以便全家一起行动。林立果又向林立衡宣布了他们可能叛逃苏联的打算。九月十日上午，“舰队”的重要头目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拉个单子给他。九月十一日上午约十一时，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级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去。当时十一时许，叶群给胡萍打电话问：“要你准备飞机是否有难处？”同时，用命令的口吻说：“这件事我和胖司令（指吴法宪）也都作了安排，你要抓紧准备。”　　到了九月十二日，林彪南逃的计划，已经成了迫在眉睫的行动了。上午，林立果和北戴河的林彪通了电话，南逃计划便同时在北京和北戴河两地具体安排着。　　在北京的林立果，先与周宇驰商定了南逃方案。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到西郊机场的秘密据点向胡萍交底说：“毛主席最近找了许多负责同志谈了话，首长看这形势不好，决定十三日离开北戴河去广州。”还具体布置胡萍安排八架南逃广州的飞机。下午5时左右，按照周宇驰的指示，胡萍把派256号三叉戟送林立果去山海关，以便将飞机留给林彪、叶群使用的任务交给了潘景寅。然后，用电话通知航行局局长说：252号（为了保密，将256说成252）晚七时飞山海关，发训练预报，要亲自掌握。又嘱：对“值班的就不要讲了”。晚上，胡萍又将其余要用的飞机配备了机组人员名单，假借训练名义，申请了假航线和起飞时间。　　傍晚，林立果把周宇驰、于新野、江腾蛟、王飞、李伟信等人召集到空军学院的小楼里。此时的林立果好象失去了支柱，一心想立即依傍在父母的羽翼下。他一面收拾行装，一面对大家说：“情况紧张，我立即转移。由周宇驰跟你们谈谈。”　　周宇驰对大家说：“毛主席回来以后，就要开三中全会，就要动手了。林副主席决定立即转移去广州，要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明天到广州。要保证他们安全地上飞机……”，“到那里以后，首长召开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宣布另立中央，进行割据，形成南北局势。”“利用广州的广播电台发表消息，提出条件，和北京谈判。”“我们还可以争取外援，林彪在苏联是有威望的。”“可以和苏联等国建立外交关系。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最后宣布：　　明天（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时，首长从北戴河起飞，直飞广州沙堤机场。明天早上六时，江腾蛟、王飞、于新野三人到西郊机场，七时，周宇驰先带一部人和他们的家属飞往广州，等黄、吴、李、邱到齐后，其它人再一同直飞广州。江腾蛟负责警卫工作，保证他们安全到达。　　会后，李伟信根据周宇驰的指示，通知上海蒋国璋，并让蒋国璋立即报告王维国：十三日他乘去上海的那架伊尔－18飞机，到上海后，设法让飞机上的八、九十名警卫人员下来，给他们找到住处，换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的人一同去广州。　　王飞、于新野则根据周宇驰的指示，来到空军学院办公大楼西三楼南侧最西头的一间办公室里，和刘世英、贺陆全（空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等人一起拟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南逃行动计划。同时，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出了三十支五九式手枪，两千发子弹及两支冲锋枪，二百发冲锋枪子弹备用。　　他们还手脚不停地捆装党和国家大量机密文件、胶卷、录音带及外币，以为他们即将成立的“中央”服务。　　就在周宇驰带领一伙人在北京马不停蹄地准备南逃的时候，林立果带着刘沛丰、程洪珍和一大堆行李，已登上256号三叉戟，准备离开北京飞往北戴河了。当飞机在西郊机场起飞后升到空中时，林立果狠狠地说了一句话，“北京啊，暂时分别了，看来可能要割据一段时间了。”——看来他们还确在梦中未醒呢！3　林彪出逃之谜　　在这个时刻，一切都是赤裸裸的，赤裸裸的惊恐，赤裸裸的杀机和求生欲望。理性被抛弃，支配着他们的只有本能……3．1　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　　林彪生命中最后一个星期，大概是他一生中最紧张的一个星期。　　在这7天里，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频繁的秘密联系。根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7天中，他们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还不包括自动电话。　　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　　在这7天中，林彪、叶群还紧张地进行了叛逃的准备：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为此，飞机起飞时间推迟了一小时。　　9月7日晚约9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来应该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和《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9月8日上午，周宇驰在北京找尚登峨（原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局长），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9月9日上午，周宇驰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图。　　9月9日晚9时，周宇驰布置王永奎（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原副处长、联合舰队成员）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于此同时，在空军办公大楼西侧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一个黑会正在进行。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研究确定“机关”南逃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　　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还确定了分别对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　　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30支，子弹2000多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装到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由郑兴和向大家发枪。　　深夜约11时40分，叶群神色紧张地把林彪的警卫秘书叫到林彪那里，她让警卫秘书先在门口等着，自己到林彪的客室里，悄声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警卫秘书叫了进去。　　林彪坐在沙发里，他那张蜡白的脸变得更白了。他对警卫秘书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东西，马上就走。”3．2　“林彪要飞，我周恩来亲自去”　　在一张摆着十几部各种颜色电话机的大办公桌前，周总理正在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此刻，他那两道剑眉的中心结成了一个疙瘩。　　接着，周总理又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转来的林立衡的报告：有一架飞机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　　12日黄昏，毛主席刚从外地回到北京中南海。为了保卫毛主席的安全，周总理下令采取一系列措施。然后，周总理来到东大厅他的办公室。等他来到东大厅之后，顿时，通往各重要军事机关和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直通线路都接通了。　　周总理打电话给吴法宪：　　“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没有。”吴法宪回答。这件事他确实不知道，这是实情。　　“真的没有？”总理严肃地追问一句。　　吴法宪知道事情严重，连忙说：“真的没有。绝对没有。　　我以脑袋担保。”　　“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给我。”　　总理放下这个电话，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总理让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总理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并且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同时，周总理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　　总理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吴法宪乘车来到西郊机场候车室，他让秘书马上把胡萍找来，他从总理在电话中的口气里可以听出今天这架飞机事关重大，因此他也不敢怠慢。秘书转了两圈，没有找到胡萍。　　此时，胡萍正躲在一间电话室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驾驶256号飞机到山海关去的飞行副政委潘景寅。　　潘景寅今年40多岁，此人飞行技术很有两下子，林彪、林立果几次外出都是他开的飞机。林彪、林立果欣赏他的飞行技术，认为他是“有用之才”。这么一来，潘景寅对林彪一家感恩戴德，死心塌地为这一家子服务。　　胡萍紧握着话筒放低声音，对潘景寅说道：“吴司令说总理追查256号飞机，问为什么去山海关？谁同意的？看来事情闹大了。我跟吴司令讲我不知道，可能是试飞训练。吴司令问我训练为什么不回来？我说查一查。”　　停了一下，胡萍又说道：“有人再查这架飞机，你就说这架飞机有点毛病暂时回不来。”他又大声追一句：“听明白了没有？”　　“明白”。潘景寅回答道：“我就说飞机的油泵出了一点故障，正在修理。”　　放下电话，胡萍又打发一个平时亲信的副队长马上到“联合舰队”的秘密据点去，把总理追查256号飞机的情况告诉周宇驰。　　干完这些事，胡萍才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到候机室去见吴法宪。　　李作鹏接到周总理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到9月6日他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毛主席巡视南方的谈话，他越发感到总理追查256号飞机很不寻常。他把总理的话在心里反复想了想：　　“……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林彪乘的飞机要经过四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四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对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看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键是要让总理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的独眼一转，就想出一个坏主意。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　　周总理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　　11点半，周总理接到叶群打来的一个电话。叶群用一种假惺惺的亲切口气，说：　　“总理呀，有件事要向您报告，林彪同志想动一动。”从她那沙哑的声音里可以听出，既没有平常那种盛气凌人的腔调又显得十分紧张。　　总理用一种严肃而又镇定的语气问：　　“他准备到哪里去？是空中动还是地面动？”　　叶群吱吱唔唔，回答说：“……空中动，需要调几架飞机。”　　“你们调了飞机没有？”总理问。　　“还没有调，林彪同志让报告总理后再调。”　　林彪、叶群他们明明私调256号飞机，为什么却说没有调飞机？这下更加证实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　　为了不惊动他们，总理对叶群说：　　“今天晚上飞夜航不安全，调飞机的事儿，我和吴法宪商量一下，看看天气情况再说。”　　叶群根据林彪的旨意给周总理打电话，本来想试探情况，稳住总理。可是，总理机智的问话，不但使叶群露了马脚，更加引起总理的警惕，而且使林彪、叶群心中更加没底，更加恐慌了。　　放下电话，总理想了一下，马上又命令吴法宪：“立即准备两架飞机，如果林彪要起飞，我到山海关机场去拦他。”3．3　山海关枪声　　20多名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的战士，刚刚排成一队。他们弄不清要执行什么“紧急任务”，个个都还背着背包。　　公路上，一辆吉普车正在疾驰。车里坐的是警卫副队长，他奉命到山海关机场去控制住飞机。　　车库里，一辆大卡车，几辆吉普车正在发动。人们的喊叫声，枪栓的撞击声，汽车的马达声，在夜空中汇合在一起，使这个平日静寂的疗养地，出现了一种临战的气氛。　　正在这时，一辆红旗轿车亮着白晃晃的前灯向58楼前的公路开来。车里坐的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刘沛丰和警卫秘书。林彪一上车，就问林立果：　　“到伊尔库茨克要飞多长时间？”　　林立果回答：“不远，很快就到了。”　　红旗轿车就要通过58号楼了，警卫大队长等人冲上公路，挥着手臂，高喊道：　　“停车！停车！”　　汽车里，林立果拿着手枪对准司机的后背，叶群发疯似地喊着：“冲！冲！”汽车加快速度，鸣着喇叭，从人们身旁像一阵狂风似地冲了过去。　　突然，坐在车里前排座上的警卫秘书喊了一声：“停车！”　　这个秘书，跟随林彪十多年，深得信任，所有车里人都没吭气。汽车急剧停稳，他已经跳下了车。　　叶群杀气腾腾地问：“你想干什么？”　　这个警卫秘书说：“当叛徒，我不干！”然后，他转身向58号楼边跑边喊：“来人哪！”汽车里向他开枪，击中了他左臂。他和追赶上来的人向汽车连开几枪，可是这辆高级防弹汽车，手枪子弹根本打不透，只在防弹玻璃上留下了几个白印。　　林彪轿车发疯似地冲上了公路。车速高达每小时120公里。把尾随它的卡车、吉普车都远远抛在了后面。　　但是，在接近山海关机场时，它被先派出去的那辆吉普车压住了。无论它怎么鸣喇叭，吉普车就是不让它超车。这样拖了几公里，前面已经可以看见机场的大铁门了。　　前方，要横穿二股铁路线。这时正巧有一列火车要通过。　　看道工人亮起红灯，标志杆正在徐徐下落。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住了，红旗轿车却一打车头，超过吉普车从标志杆下冲了过去，急驰的火车险些撞在它的车尾上。　　13日零点18分，红旗轿车冲进山海关机场。一辆油罐车正在给256号飞机加油。汽车开到飞机的旁边，车还没停稳，林立果穿着白衬衣，拿着手枪，从右车门下来，十分慌张地大声喊着：　　“快！快！快！飞机马上起飞！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要保卫林副主席！”　　紧接着林彪、叶群从车右门下车，跑步直奔飞机。他们顾不得等客梯开来，沿着机组用的小梯子往上爬。叶群打头，林彪在后。叶群一边往上爬一边急促地喊着：　　“快！快！快！飞机赶快发动！油车赶快离开！”　　林立果一手挥舞着手枪，一手抓住梯子，一边往上爬一边高声喊：　　“快把机场大门关上！后面有追兵，有人要暗害林副主席！”　　上了256号飞机，连放在红旗轿车上的手提包、文件都没有顾上拿。没有等机组人员上全，连领航员、通讯员都没有上去，跑道灯也没有打开，飞机就开始发动了。　　机场领导目睹这些情景，觉得十分反常，立刻派一辆油罐车到滑行道上拦住飞机。同时，机场领导马上给李作鹏打电话，明确问他：“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回答说：　　“可以直接报告周总理。”　　过去，山海关机场从来没有直接请示过周总理。当时飞机已经发动，怎么来得及报告周总理呢？这一点难道他李作鹏不清楚吗？　　零点23分、256号飞机加大油门，在一片漆黑中向跑道滑行。这时，8341部队的追兵赶到机场。机场的灯光全部被关闭了。　　“叭”、“叭”几声清脆枪声回响在漆黑的夜空。4　“九·一三”事件之谜　　在生死存亡之际，他们感到恐惧？抑或被仇恨啃啮着？他们有过什么样的求生挣扎与濒死举措？假如他们侥幸逃脱上天的惩罚，那么世界会因此增添几多阴谋，几多悲惨？但是，“绝妙”的死亡使得这一切荡然无存……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许，林彪叛逃所乘的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草原坠毁，林彪落得个折戟沉沙，遣臭万年的下场。　　外电称这是“中国政治之谜”，围绕这一重大事件，制造了诸多耸人听闻的传闻。　　当时，中蒙关系正在改善，双方重新互派大使，中国新出任蒙古大使许文益到任刚刚20天，便碰上了这个震惊中外的事件。4．1　蒙方提出口头抗议　　1971年9月14日上午8时，蒙古外交部突然打来电话通知：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要求8时30分会见中方大使。中方使馆人员立刻预感到发生了意外事件。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已在他宽敞明亮的办公室等候。沙发前的长茶几上摆放着糖果、点心和烟茶，似为欢迎新大使的拜会。额尔敦比列格寒暄几句，对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　　接着，话题一转，他说：　　“我今天受政府委托，通知如下事情：13日凌晨2时左右，在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机失事。”　　额尔敦比列格接下来通报了详细情况。那架飞机是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乘员共九人，其中有一名妇女，不幸全部遇难。额尔敦比列格对于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国领土之事，代表蒙国政府提出口头抗议。　　额尔敦比列格又通报说，中国飞机失事，乘员全部死亡。　　现在天气还比较热，尸体需要按照某种方式予以处理。他又加重语气强调，以此为例，可以认为中国军用飞机是侵犯了蒙国国境。蒙古有关部门正在继续进行调查，蒙方保留就此事再次进行正式交涉的权利。　　中方大使听罢，立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首先感谢蒙方通知这件事。他说：　　“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刚刚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很遗憾。”接着，大使又以提问的语气说：“但我不知道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蒙古方面对飞机采取什么措施？”“出于友好的考虑，请蒙古方面帮助了解，我国飞机因为什么原因误入蒙古境内？”　　中国大使是确表示：“对于副部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全部弄清楚和了解事实真相以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把此事转告我国政府。”　　“我们可以派人去出事地点看看吗？”中方大使问道。　　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并未直截回答，他解释说飞机失事近两天，但只发现九名乘员和尸体，当时没有一个人活着。然后话题一转，他反问道：　　“大使提出，大使馆是否可以派人去的问题，我是否可以理解为你们正式提出派人去看的要求？”　　“可以这样理解。”中方大使道。　　副外长当即表示：“我们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相信中方能在近期作出答复。”　　在中方大使告辞的时候，额尔敦比列格说：“希望中方使馆尽快通知派什么人去、何时动身。”4．2　启用专线电话　　中方大使回到使馆已是9时30分。大家听后都感到事态突然，有些迷惘。大使指出事态的严重性，要求大家沉着镇静，注意保密，当务之急是向国内报告情况，听候国内指示。　　大家各自散去，办理有关事宜。　　但是，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神色不安地报告说，蒙古电报局称，由于线路情况不好，电报不能及时发生，最快也得四个小时以后。当时使馆未设电台，发电报只能经蒙古电报局。　　众人心急如焚。　　这时，大使忽然想起使馆有一部直通北京的专线电话，已封闭两年多，如能启用，岂不可解燃眉之急？　　这种专线电话是50年代中苏关系密切友好时，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架设的，是一种可以直通的高频电话。北京和乌兰巴托之间也顺便安装了这种电话。后来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中蒙关系变冷，专线电话也随之停用。当时也想到，启用这种专线电话是要担风险的。但事不宜迟，需要当机立断。　　大使决定开封启用，有关同志立即行动起来，从库房里拿出一大串钥匙，一把一把地试着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北京电话台才叫通。但北京台托词外交部的机器坏了，不给转接。大使极力保持镇静，毅然决定先打国际长途电话，要求使用专线。　　当日中午12时20分，北京获得飞机失事的消息。　　14日上午，在外交部会议室里，姬鹏飞代理外长正在主持一个气氛非常严峻的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周总理的指示，研究林彪叛逃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提出应采取的外交对策。会议一直开到中午12时尚未结束。　　这时，一位值班秘书手持特急报告，连门也忘记敲便直奔姬鹏飞。　　姬鹏飞读完报告后，向大家说了这样一句精辟的话：　　“机毁人亡，绝妙的下场！”　　特急报告火速送到中南海。　　毛主席、周总理在林彪叛逃后彻夜未眠。机毁人亡的消息传来，他们悬浮在心头的沉重石块终于落了地。周总理对驻蒙使馆在不明真相的条件下，断然启用封闭已久的专线电话，把我飞机失事的紧急情况以最快的速度传到国内，表示满意。　　15日凌晨又接到国内指示：　　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后将遗骸送回国内。4．3　现场惨状　　9月15日下午6时，中方大使馆一行人抵达飞机失事现场。　　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该盆地是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平坦开阔，到处覆盖着三四十厘米的茅草。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面的50米扩展到南面的200米，呈梯子形。　　环顾现场，便可看到焦黑色的草地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残骸，覆盖着白布的尸体分外显眼，周围是一望无垠的荒原，蒙古哨兵在高坡上游动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景象。　　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磨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了，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面越来越广。　　至200米处有一段带弦窗口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车南30米处有一发动机。　　约400米处有三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　　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个起落架。再向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　　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九具尸体，尸体中间有一炸坏的方形食品柜，旁边堆放着蒙方收集起来的死者遗物。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　　中方大使馆人员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　　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林彪的老婆叶群，是唯一的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胁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彪之子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形状凶恶，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　　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此外，1号尸体是林彪的座车司机杨振纲。3号尸体是刘沛丰。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邵起良，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这些尸体和一般飞机失事的尸体不一样，并非个个焦骨残骸，而是驱干都完整，大多是皮肉挫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烧伤严重，系飞机附毁时摔撞燃烧所造成的。　　由于燃烧时伴有一氧化炭中毒，尸体皮下呈樱桃红色，加之停放时间过长，个个僵硬肿胀似腊人。　　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他们都作了准备。4．4　按蒙俗埋葬遗体　　中方大使馆人员视察完现场后，形成初步看法：　　1．蒙古方面基本保持了飞机失事现场。他们用白布覆盖尸体，以防腐烂。他们承认有些文件和手表等什物已搜集保管起来，但未详谈具体情况。　　2．飞机是由于不明原因紧急着陆，机上人员作了紧急降落准备，但飞机着地的失去了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　　3．飞机的毯子上有巴基斯坦航空公司标记PIA字样，说明飞机是从巴基斯坦买来的。　　但不知飞机上所乘何人，为何在蒙古境内失事。现场的情况使中方大使越发感到问题重大复杂。　　天色已晚，蒙方陪同人员一再表示蒙古没有火化习惯，尸体只能土葬，并提出要马上选择墓址，连夜赶挖墓穴，明天就安葬。　　按照蒙古人习俗，墓地要选在高地，从早到晚都能见到太阳，象征吉祥。蒙古军方人士桑加上校带着大家踩着没膝的茅草，先是向东走去，然后又折回来，最后在主机西北的高地上选定墓地。他当即调来一班战士，并让我方人员按他指定的方位用铁镐在地上划出一条墓穴框线。这时夜幕已经降临，阵阵秋风吹来，旷野上顿起萧瑟之感。　　当晚回到温都尔汗，匆匆用过晚餐，中蒙双方共同达成四项建议：　　1．墓旁立一块碑，上写“中国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难九同志之墓”，下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古大使馆”。　　2．按照蒙古习俗，在墓上放一件失事飞机的残骸，如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　　3．请蒙方把遇难者的文件和遗物交给我们，我们写张收条。　　4．请蒙方人员帮助画一张飞机失事现场图，注明出事地点的经纬度。　　9月16日，天气晴朗，秋高气爽。中方大使嘱咐大家要利用光照好的有利条件，仔细复查一遍现场，多拍一些照片，作为证件，并拼制一张现场图，送国内研究鉴定。　　上午10进，我方大使人员在蒙方人员陪同下再次到达现场。蒙古士兵抬来九口棺材，放在尸体旁。中方使馆人中对九具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然后入殓。装殓后由蒙古士兵运住墓地。　　墓地位于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在一块高地的东坡上。墓穴长10米，宽3米，深1．5米。正准备下葬时，高陶布司长指着一辆刚到的卡车说，按蒙古习惯，应在尸体上覆盖红布、黑布，现因汽车来迟，尸体已经入殓，是否可以把红布、黑布铺在棺材上。中方大使表示同意。　　九具棺材放入墓穴后，中方许文益大使和高陶布、桑加先生执铲作象征性填土，接着孙一光、沈庆沂和王中远三同志填土，然后由蒙古士兵填土修墓。　　蒙方建议利用战士填土的时间，继续商谈。会议是在大轿车上进行的。主要是谈蒙古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　　为避免在这种场合进行争论，许文益大使表示这个纪要作为第一个文件的补充，可以简单些，只写九具尸体怎样安葬，埋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接着就转到从飞机上拿一样东西放在墓上作为标记的问题。沈庆沂建议把写有“中国民航”的一段机翼放到墓上。　　蒙方称那个东西太大，搬不动。王中远又提议把机尾上炸掉的发动机进口环放到坟顶，蒙方接受了。　　一切安排妥当，许文益、孙一先、沈庆沂和王中远四人来到墓地边，庄重地三鞠躬，以示哀悼。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如此。4．5　不欢而散的谈判　　事后中蒙双方连夜进行谈判，商定了文件的范围，但在实质问题上分歧很大。　　在安葬尸体时，双方就《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失事遇难人员安葬纪要》（简称《安葬纪要》）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安葬尸体后，回到温都尔汗已是下午5时多了。　　连续几天的高度紧张和劳累，我方人员都感到精疲力竭，想好好睡上一觉。但当晚10时左右，蒙方送来他们起草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上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简称《现场调查纪要》），并要求连夜会谈。　　中方大使利用沈庆沂和王中远翻译文件之机，靠在沙发上思考这两天来的情况和问题。他感到，蒙方在帮助视察现场和安葬遗体方面是友好的，但在讨论纪要时态度就比较僵硬。　　他们虽然不再称我失事飞机是“侵犯”和“入侵”蒙古国境，改用了“进入”二字，但仍强调飞机是“军事人员驾驶”，“军事人员乘坐”，甚至说成员“为军事目的服务”，抓住“军事”二字不放，想在政治上置我于被动不利地位。　　许大使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绝不能让步，一定要按照国内指示精神，坚持是我民航飞机误入蒙古国境的立场，进行耐心的说理斗争，争取谈成。实在谈不成，就回乌兰巴托再谈。　　拿定主意后，许大使的思想松弛下来，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文件翻译出来已是17日凌晨一时，他们立即研究讨论，准备了对案。　　凌晨4时25分，双方在旅馆开始正式会谈。中方大使首先发言，对蒙古政府提供的各种方便条件和蒙古人员的友好合作，表示谢意。接着对《现场调查纪要》提出10条修改意见，主要是以下三点：　　1．提议把序言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飞机于1971年9月13日2时左右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改为“中国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　　2．针对纪要第一条在记述飞机残骸时，只讲有中国国旗和256号机尾，而不讲标有“中国民航”字样的机翼，提议加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损坏的机翼，上有“民航”二字。　　3．针对纪要第七条记叙死者遗体遗物后，得出“失事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使用的”和死者都是“军事人员”的结论，提议改为“这架中国民航256号飞机载有中国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　　对于蒙古方面提交的《安葬纪要》，我方提议将序言部分改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友好帮助下，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失事遇难的九名人员（八男一女）的遗体按下述方式安葬”，然后写明在何时何地和如何安葬。　　许大使发言后，蒙古方面建议休会10分时。10分钟以后，蒙方人员迟迟不来复会。在等待时，收听到外电报道，称中国关闭了所有机场，禁止所有飞机起飞。　　许大使马上联想到这一惊人的新闻可能与这架飞机失事有关，这更使他感到问题的复杂和严重。这时沈庆沂发现，蒙方人员到邮电局去了，可能是向其上级请示。　　中方人员考虑形势紧迫，不宜久拖在这里，要赶快回使馆向国内报告现场视察和谈判情况，听取国内指示。　　于是许大使让孙一先向蒙方提出，鉴于我国庆22周年临近，大使要在今天赶回乌兰巴托主持馆务，建议双方在乌兰巴托继续会谈。如果蒙方一定要在这里谈，我方则由孙一先代表大使继续商谈。　　上午10时15分复会，桑加上校答复我方提出的修改意见，基本上逐条驳回。对第一点，他说，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民航飞机是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所以没有必要、没有根据这样写”；　　对第二点，他认为，“如果把在飞机头部东面20余米处有‘民航’二字的机翼写进去，纪要就得把所有的东西都写进去”；　　关于第三点，他说，“因为死者外穿军装，所以他们是军事人员这一段还应保留下来”。　　高陶布司长看到局面有点僵，便出来缓和气氛说：“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是了解和分析现场，双方都有尽快结束这个问题的愿望。大使今天要回去，我们理解大使工作很忙。大使了解我们的工作也很忙。要是大使和桑加同志同意的话，我的意见是今天把这个问题谈好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这个问题才谈了两三次，双方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存在意见分歧是很自然的，但是通过实事求是、相互谅解和友好协商，问题总会得到解决。　　接着他着重讲了两点意见：　　第一，中方大使于9月14日晚8时半，根据政府指示，就中国民航飞机失事原因向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作了正式解释，他并未提出不同意见。这一点应写在纪要上。　　第二，失事飞机很明显写着“中国民航256号”字样，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我方提出这一点应当写进纪要。　　下午3时20分，双方继续进行会谈。蒙方看到关于飞机失事的《现场调查纪要》没有可能达成协议，便采取舍难求易的办法，转而讨论《安葬纪要》。高陶布司长首先说，关于大使要回乌兰巴托的问题，我们已经报告上级。现接上级通知，希望尽快把《安葬纪要》完成，我们便一起回去。　　许大使表示同意，并说服对方要正视现实，把失事的中国民航256号飞机具体讲清楚。至于飞机上的人员，中方不反对蒙方说有军事人员，但根据现场判断，飞机上也有非军事人员，要把这两种人都写进去。　　桑加接着发言，表示可以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人员驾驶的三叉戟1—E飞机”，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256号三叉戟1—E飞机”，但仍坚持机上人员是军事人员。　　许大使随即表示，这一修改同我们的主张接近了一步，但仍希望写明是中国民航飞机，飞机上既有军事人员，也有非军事人员。他解释说，那个女的就不是军事人员，现场有她的一双白皮鞋。　　高陶布争辩说，虽然机翼上有“中国民航”的字样，但飞机里的材料没有一点可以证明是民航飞机。失事人员带的证件都是部队发给他们的。至于那双白皮鞋，也没有穿在那个妇女的脚上，不一定是属于她的。　　许大使说，256号就是中国民航的飞机，正象有的国家民航由军人管理一样，不能因此就说不是民航。这个问题大的方面都已解决，何必在次要问题上争执。　　孙一先插话说，我在蒙古工作多年，看到蒙古的民航也是军队领导和管理。而且驾驶飞机的人都是现役军人。假如蒙古的民航飞机迷失方向，误入他国领空，他国便以此来否认这是蒙古的民航飞机，你们能同意吗？　　许大使接着说，况且现场的那个驾驶员穿的是皮夹克，说明他不是现役军人。高陶布又打断许大使的话说，他的皮夹克里面有军服，腰带也是军人腰带，不能以此作为非军人的证据。桑加有点激动地高声说，我们有各方面的材料，证明这些人都是军人。　　许大使说，如果有材料证明，请拿出来，我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桑加便以现场有手枪为例，说明死者都是军人。　　许大使进行了反驳，并表示我们不怕承认机上有军事人员，但要尊重事实。双方唇枪舌剑有些紧张。高陶布又宣布休会五分钟。　　复会后，高陶布说，我们尊重中方的意见，稿子还可以修改。桑加接着宣布他们修改后的《安葬纪要》序言：“失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人员驾驶的256号三叉戟1—E型喷气机，乘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九人的遗体，按下列情况安葬。”　　虽然把“军事人员”改为“公民”，但仍称是军人驾机，未写上“中国民航”这四个关键的字样。谈判再度僵持。　　蒙方表示，为了尊重死者，应当有个文字记录，如果中方不同意，那么蒙方单方面在文件上签字，他们签字时，欢迎中方在场，但注明中方拒绝签字。蒙方的建议被中方拒绝，并表明态度：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结果。　　下午6时，双方悻悻登机返回乌兰巴托。　　中方人员回到使馆，立刻写出飞机失事、现场视察、安葬尸体和会谈情况四个报告。9月20日，孙一先登上中苏国际列车，21日下午3时抵达北京。　　当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厅主任符浩走上去迎接他的时候，他还在四处张望，寻找他的亲友。　　更使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当天深夜至翌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总理亲自听取了他的汇报，同他一起吃了夜餐，每人一碗热汤面。4．6　飞机失事真相　　林彪机毁人亡的消息传出后，曾引起外界猜测纷纭，流言四起。有的称飞机是被导弹击落，有的说飞机上发生过搏斗，等等。事实真相到底如何呢？　　蒙古方面认为，该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的原因，进行紧急降落，试图用飞机腹部着陆失败；　　右翼撞地折断，引起爆炸燃烧。　　据蒙方提供的气象资料称，9月13日凌晨2时，肯特省依德默格县上空无风沙、无雾，只有二至四级的云，能见度为50公里。这就是说：飞机失事地点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从而可以排除飞机因自然气象而失事的可能性。　　使馆在向国内写的飞机失事报告中是这样分析的：从周围无高大目标，迫降场地选择合理，着陆点到燃烧区有几十米距离，以及死者躯干烧伤不重，无高空摔折等情况看，飞机不象是空中着火爆炸，而是着地后爆炸起火。　　1972年5月，中央专案组邀请有关方面专家，对飞机坠毁原因作了系统分析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破碎烧毁。　　为什么说飞机是有操纵地进行降落呢？　　首先，降落场地是经过选择的。飞机本来是由东南向西北方向逃窜，而降落方向却是掉头由北向南。降落场是一片平坦的草地，降落条件较好。　　其次，飞行员作了野外降落的准备。从飞机机翼残骸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已打开了前开缝翼，这是着陆前必须进行的操作，而这种飞机的前开缝翼是靠机械螺旋杆传动的，只有人工操纵才能打开。　　起落架轮廊完整，没有撞击和严重磨损的痕迹，主轮胎也良好，这说明驾驶员没有放下起落架。飞机是在有操纵的情况下，尾部先着地。现场约有30米滑痕是飞机尾部着地滑行的痕迹。机上掉下的第一批部件是安装在尾部的中发动机底包皮和喷口等。地面无深沟，说明飞机不是大角度撞地或失速坠地，而是有操纵地着陆。　　再次，机上人员似都做了降落的准备。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这是迫降前为避免冲撞扭伤而作的准备。　　飞机降落为什么没有成功？首先是降落的动作不正确，没有做完，造成着陆速度过大。从残骸照片着，减速板没有打开，减少降落速度的反推力装置也没有使用，自然造成飞机着地时速度过快。　　这些工作程序在正常情况下应由副驾使员完成，但该机因仓皇逃窜，未上副驾驶员。其次，三叉戟是下单翼飞机，这种结构不利于野外降落。它的两翼安装在机身下部，机翼和机身腹部都有较大的油箱，在未放起落架着陆时，极易形成机翼、机腹同时着地，造成机翼折断，油箱破裂，引起燃烧。　　从飞机残骸照片和步测示意图看，左翼尖和中发动机喷口摔在一起，距飞机着陆地点仅160米，整个机翼也在180米处折断。再次，降落地虽是地势平坦的草原，但地面仍凹凸不平，这也是造成飞机降落后跳跃破碎的原因之一。　　飞机残骸散布面积长约800米，宽为50米至200米，呈狭长梯形。据此分析，飞机是以较大速度先尾部着地，形成跳跃，然后两翼折断，机身呈圆筒状带惯性前冲，破碎解体，机上人员被甩出。在此过程中，油箱破裂，造成大面积燃烧。　　飞机被迫在野外降落的主要原因是燃料不够，难以继续飞行。根据飞机的飞行高度和飞行时间计算，飞机在坠毁前，油箱中只剩下2．5吨左右的燃料，而其中一部分油还抽不上来，不能使用。　　这么点油在低空飞行时，最多还能再飞20多分钟。加上飞机上没有领航员，地面也没有导航，又是夜间飞行，飞行员很难判断当时飞机的精确位置，这也促使他不得不作野外降落。当时，飞机距温都尔汗只有70公里，如果飞行员知道飞机的位置，去温都尔汗降落的油是够的。　　是否象外电所传，飞机坠毁前机上发生过搏斗？根据对飞机坠毁现场和飞机残骸进行的技术研究，以及对尸体进行法医鉴定，没有发现搏斗的痕迹。九具尸体都没有任何弹孔。　　几具尸体部位的血迹，是飞机爆炸时撞伤和急速甩出时摔伤所致。　　外电传林彪尸体有枪击的“蜂窝状窟窿”，纯属无稽之谈。4．7　历史的佐证　　1971年10月初，周恩来应邀给广州部队领导机关作报告，谈了林彪叛逃后的一些情况，并允许与会者有什么不清楚的问题可以递条子。　　当总理讲到林彪坐机外逃是“自我爆炸，自取灭亡”时，有的同志怀疑是否总理命令部队用导弹把坐机打下来？总理看完条子后，非常严肃认真地说：“我在此再说一遍，林彪的坐机不是我命令打下来的，确实是迫降时自我爆炸，自取灭亡。大家可以想一想，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我仅仅是个常委。在军队他是副统帅，而我在军队没挂职，我敢命令部队把党中央副主席、军队副统帅的坐机打下来吗？他是‘九大’党章写上的接班人啊，如果我命令部队把他打下来，我怎么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交待嘛！”　　周总理说的很激动，很合情理，台下先是鸦雀无声，继而是经久不息的掌声。大家表示信服。　　俏停了一会儿，总理又继续说：“当然，林彪坐机外逃时，我是及时向主席请示报告了的，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组织纪律性嘛。但是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主席尚能宽容林彪，我周恩来为什么要阻拦他呢？主席南巡时也说过，林彪还是要保的，如果他承认了错误，还可以给他当一个政治局委员。主席对林彪都很宽宏大量，我为什么要致林彪于死地呢？”　　林彪坐机起飞后，总理曾通过机场指挥塔与林彪坐机对话，但林彪外逃时，没带报务员、领航员、副驾驶、机械师等人，因而没对上话。尽管总理苦口婆心要指挥塔转告256号专机，请他们立即飞回北京，他要去机场接他们，然而中国民航256号三叉戟没有一点回音。他自责地说：“萧何月夜追韩信”还追回来了，可惜啊，我周恩来没能把林彪追回来……　　“自我爆炸，自取灭亡”的道路，是林彪一意孤行、自己选定的，是历史的巧妙安排，它将作为“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又一个重要的例证，留在祖国史册上。后记　　《十大元帅之谜》经由各方努力得以付梓，我们感到欣慰。　　参加本书撰稿的作者按篇目出现先后依次为：1、8，户晓辉；2、9，张延兵；3，李瑛、赵伟；4，张江艳；5，董雁；6，王成林；7，王瑞民、张瑛；10，王瑞民、文军、亦亭。这里标出，既表谢意，亦示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