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之后，他一直住在北京郊外的吴家花园，整日为不能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而忧心忡忡，非常难过。他说： “没有工作，白吃人民的饭是最大的苦恼。”他要求到一个生产队去，即使把一个生产队搞好，让几百口人过上好日子，也是莫大的快慰。 后来，毛泽东主席要他到三线工作，他终于在多年困顿之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来到三线以后，他把全部的心血都扑在了工作上，在近半年的时间里，彭德怀走遍了四川、贵州等三线工矿、工地，行程数千里。他不顾自己68岁的高龄，拚着命地工作。 1966年5月28日，正在川东大足重型汽车厂工地视察的彭德怀奉调回到成都，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西南三线的工作处于半瘫痪状态，彭德怀出外巡视更困难了。他住在成都永兴巷七号，但一颗心却时刻记挂着三线工作，他详细地翻阅了大量资料，以这种他当时唯一所能采取的方式继续他的三线工作。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我要工作！”这是一个共产党人多么基本的要求啊。然而，彭德怀的这一要求却并未得到满足，他所得到的，是更多的攻击和陷害。 “四人帮”一伙一直把他视为“眼中钉。”当彭德怀刚到三线时，姚文元就抛出《评〈海瑞罢官〉》，向彭德怀施放暗箭。彭德怀预感到他们的阴谋，可他大气凛然，说：“无非再搞臭，批臭一次。”“不管他，我们干正事去。”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四人帮”一伙趁机又一次气势汹汹地扑向彭德怀。戚本禹、关锋于1966年6月16日联名向江青、康生、陈伯达写黑信，说什么“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进行不正当的活动”，杀气腾腾地提出“彻底消除这个隐患。”随即到西南召开批判彭德怀的会议。彭德怀在会上慷慨陈词，大义凛然，坚持真理，痛斥诬陷之词。会议后不久，他不顾肠炎泻肚，身体虚弱，抵达贵阳，参加工作会议。同志们劝他，他说：“轻伤不下火线。”时刻不忘工作。 他还计划和提出了三线工作以后的规划和工作设想。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升级，他的规划和设想再也无法实现了，三线工作也无法开展了。彭德怀当时所能干的，大概也只能是更多地读《欧阳海之歌》和其它书籍了。 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连最起吗的工作权利都被剥夺了，还有什么事比这更让人悲痛欲绝的呢？《欧阳海之歌》中曾武军的话，又一次深深地刺伤了彭德怀内心最敏感的部位，他几度为此流泪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不能更好地为党工作而悲伤落泪——这便是彭德怀特别喜爱《欧阳海之歌》的悲伤情结，也是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陈毅元帅之谜1 文武全才之谜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既是横刀立马的将军，又是对酒当歌的诗人，文武全才，于此观止。陈毅的出现，如同为神州大地增添了一首诗，一首英雄主义的赞美诗！1．1 儒将的由来 四川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陈家是“耕读传家”、“义门世家”。陈毅出生时，陈家还有良田40亩，属于上中农。但整个家室明显的在败落。陈毅的祖父、父辈们都憧憬着陈家的中光发达，对陈毅他们寄托着很大的希望。陈毅三岁背诵《三字经》，五岁由父亲课读《千字文》，半年后，进入私塾就学。九岁随家迁至成都，因为祖父和父辈们都认为时势变了，科举已经废止，新学堂已经兴起，陈家要重振家声，只有学“声光化电”，搞工矿实业，而这些，在乡下远不如都市便利。 在都市里上学，每天都途经陆军部四川兵工厂门前，里面的机器都是德国进口的，附近还有一座大铁桥，加上来去利川途经重庆看到过的大轮船、大兵舰，使陈毅对科学和工业的神奇力量惊叹不已。他越发坚定了去走前辈所希望他们走的道路，学好“声光化电”，重振陈家。 天有不测风云，时局混乱。1911年秋，陈毅和胞兄孟熙回到乐至乡下外婆家寄读，这时，他遇见了一位终身难忘的老师——陈玉堂。在他的指点下，陈毅打下了坚实的诗词格律的基础。1913年，回到成都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就读，该校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家，在学生中倡导古文的学习，在此期间，陈毅读了《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千家诗》、《唐诗集解》以及《西游记》、《封神榜》等书籍。传说有一年中秋节，陈毅跟着母亲去亲戚家，在那里陈毅得到了一本一直想读的书，便像得到了宝贝一样，忘记了步行几十里路的劳累，一个人躲在小屋子里专心致志地读起来。吃饭的时刻到了，主人三番五次地催他吃饭，他都象没有听见一样，仍然坐在那里看呀看的十分入神。主人和母亲都知道陈毅见了书就着迷，所以也不见怪，就把一碟糍粑和一碗芝麻酱面条端到他的面前。 陈毅一面看书，一面吃着糍粑，由于心思全在书上了，本来吃糍粑应该蘸糖，他却把糍粑伸到砚台里蘸上了墨，一连吃了两口，还没觉出来。当他还要再吃的时候，母亲走进来了，见陈毅吃得满嘴都是黑墨，不禁啊了一声，亲友们闻声赶来，个个乐的捧腹大笑不止，从此，家乡的人们都亲切地称陈毅是“喝过墨水的人”。正是这些书籍的学习使陈毅认识并初步掌握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古老文明，奠定了陈毅的文化基础。 由于陈毅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1919年10月陈毅从免费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毕业并到了法国马赛开始了留学生活。 初到马赛，他觉的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觉得中国古代文明是一钱不值了，再也不想读古书、作古诗了。也就在这时，陈毅认识了蔡和森，不久，两人成为好朋友，陈毅开始接触社会主义，但比苏俄的成功更有吸引力的还是眼前的这个“天国”一样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崇拜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此时，他一心扑在补习法文上，也不想什么“主义”、“思想”。 然而，现实是真正的教育者。陈毅在勤工俭学的工厂，看到了真正的马赛，工人悲惨的生活教育了他，他在以后所写的《我两年来旅法勤工俭学的实感》中喟然而叹：“我才知道欧洲资本界是罪恶的渊薮。”此时的陈毅，思想进程发生了转折。他想在法国勤工俭学日后当个文学博士，要自己走出一条路子来，走出一条“文艺救国”的道路，做一个站在革命组织之外支持和参与革命的文学家，他认为这样来去自由，可以不受组织规定的约束。他读了大量的法国以及西欧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巴尔扎克、雨果、卢梭那样的名家作品，这使他不但进一步加深了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了解，文学修养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1921年底，陈毅等留法学生因闹学潮被遣送回国。1922年春，他回到重庆任《新蜀报》主笔。这时，他已从法国学潮中认识到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经蔡和森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当该报主笔期间，陈毅找到了一个为共产党做有力助手的工作，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天地，心情极好，写出了大量诗文，抨击军阀统治，在重庆知识界特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时，陈毅又结识了肖楚女，成了知交，由于谈论文章，陈毅被四川军阀“礼送出川”。到1923年10月，经陈孟熙介绍，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学习，入学不久，由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虽然事业的道路确定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坚定了，但依旧热爱文学的他的“文学家”之梦并没有定。 入党不久，经上级批准，陈毅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西部区中法大学支部书记，这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虽然已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但他也是学生，他必须读书，以便将来从事一定的社会职业。陈毅最爱的是新文化的一套书籍，科玄论战的若干文章他非常感兴趣，报上一有他就收集。在中法大学期间，陈毅着重学文史哲，一面做党的工作，一面就“自己发展”搞文学创作。他继续为《新蜀报》及北京的各报刊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还有译作和评论。逐渐同沈雁冰、郑振铎、王统照等著名作家发生了联系，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1925年春，陈毅与金满城等人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西山文社”。当时，共产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这也是陈毅只好经常卖稿子的原因。 在以后的岁月里，陈毅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文学，就是行军打仗也不会忘记。有一次在行军途中，他坐在马背上看着书，信马由僵地走着，路过一池塘，马匹脚下一滑，“嗵”的一声把陈毅抛入池塘中，大家慌忙把他拉上岸，手忙脚乱地帮他擦拭身上的泥水。陈毅笑着说：“你们尽拣次要的，快，赶快先看看我的书搞坏了没有。” 勤务员抢到书，原来是本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书的末页上，写着：“我们需要的不是圣水，而是烈火”。 在陈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时，挺进茅山孤军作战，但走到哪里都不忘本，回皖南向项英汇报工作时，有时还带着法文版的小说。…… 正是这位具有深厚文学功底的共产党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考验和锻炼，才成为文武双全的儒将，也才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象《梅岭三章》一样感人的壮丽诗篇。1．2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1927年8月初，陈毅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武汉，顺江东下，苦苦追赶南昌起义的部队，终于在8月10日，找到了党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他立即接受了周部长的委派，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 临行前，周恩来握着陈毅的手说：“这个团是我们党最早建立的一支武装，训练严格，战斗力强，在北伐中是很有战斗力的，战无不胜，是最出色的前锋，有铁军、铁团之称。这个团现在是贺（龙）叶（挺）军里一个主力团，有两千多人，你要好好地去把工作做一做！” “是！”陈毅坚定地回答道。 周恩来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陈毅，了解他的才能。他拍拍陈毅肩膀，仿佛歉意地补充一句：“派你干的工作小了些，你不要嫌小！” “什么小哩！你叫我当连的指导员我都干！”陈毅爽快而真诚地说，“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过去，跟着武汉军分校的部队走，我才不高兴！什么消息也不知道！现在叫我到打仗的队伍里去，我愿意去！我可以完成任务！”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的觉悟。这是他亲历四川保路运动屠杀、里昂护校斗争被武装押送回国、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被迫放下武器，并结合宏观的认识所得出的宝贵结论！ 陈毅就是怀着这样愉快的心情，走进了七十三团团部，在这里陈毅面临第一个考验——作为共产党的党代表和政工干部能否取得官兵们信任的考验。这个团毕竟还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们对蒋、汪不满，对共产党比较有认识，但对政治工作人员，许多人还是持保留态度。陈毅自己对武汉时期某些政工人员的满嘴空话与“五皮主义”（皮带、皮靴、皮包、皮手套、皮马鞭）也很反感，所以能够理解官兵们看不起“狗皮膏药”的情绪。他自觉地塑造共产党的政工干部的形象。不高高在上，常到班排谈心。盛暑行军，又加某些地与群众受了欺骗宣传逃避一空，有时一天吃不上一顿饭。他都能和官兵们一样，挨饿走路，还扶助病号，帮士兵背枪。官兵们渐渐相信他的讲话了。 还在陈毅刚走进七十三团团部上任，尚未坐稳时，门口就跑来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面带惶恐： “报告团长，我的一百二十块毫洋的伙食钱给勤务员背起跑了，我连现在伙食钱发不出去了！” “勤务员是什么人？”团长黄浩声追问。 “这个勤务员是我的表弟，以为可以相信，不料拐款逃跑。”年轻人怯生生地回答。 “你是怎么搞的！你为什么不自己背伙食钱？”团长厉声喝斥道：“现在经费这么困难，你这是失职，我要枪毙你！” 部队从南昌撤出以来，战斗频繁，给养补充十分困难，120块毫洋，够一连人开一个月饭哪，团长怎能不动肝火呢！ 参谋长余增生看着陈毅，说：“指导员，你刚到，这个事情你的意见怎么样？” 陈毅思考片刻，说：“现在要准备打大仗，由公家补发给他算了。他已经把钱丢掉了，你有什么办法？不然，他到哪儿去搞这么多钱呢？一连人总得吃饭。” 黄团长气恼地摇摇头最后说：“那好，叫辎重队发给一百二十块毫洋。” 刚才低垂着脑袋的年轻人，这时才敢抬起头。 陈毅走到年轻人面前问：“你是哪个连的？叫什么名字？” 他两腿一碰，高声回答：“七连连长林彪。” “林彪同志，你既然是连长，以后伙食钱无论如何要自己背，你自己不背，让人再拐跑了怎么办？” “是！”林彪感激地回答，“感谢团里的决定，今后，我一定自己背伙食钱！” 以后，陈毅到各连去抓工作，来到七连时，林彪总会提起那天的事，对陈指导员帮他说情，再三表示谢意。 顺便说几句，后来为什么一年多没提林彪当营长？对了，一是他开过小差，脱离部队大半天，后因半路遇人拦截搜腰包，他挨了打，还险些砍了脑壳，万般无奈，才又找回部队的；二是他不重视政治工作和政治机构；三是他喜欢任用私人，搞小圈子。到井冈山后，他那位拐款逃走的表弟又被抓到，林彪不但不罚他，还亲自把他接到连部，让他背驳壳枪，两人形影不离，亲热得很；四是经常破坏纪律，搞几个人在一起谈私话，打鸡子，吃吃喝喝。 林彪当时经常发牢骚，说自己是黄埔几期，连长当得太久了。一直到上井冈山后，因为领导成员伤亡大，迫不得已，才提他当了营长。再以后，因二十八团团长王尔琢被叛徒营长表崇令打死，周子昆同志又负伤不在，只好把林彪提起来当团长…… 对陈毅来说，更严峻的考验是在战场上。打会昌；七十三团打的是攻克敌人主阵地制高点的恶仗，敌人炮火浓密。第一次上战场的陈毅开始时不知所措，他自己后来说简直象《夏伯阳》里的政治委员会富曼诺夫一样，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是一种考验，立刻奔上最前线，冒着敌火鼓励部队，和团长站在一起指挥作战。这就赢得了许多老兵的称赞，老行伍出身的团长黄浩声也开始对他另眼相看了。 1929年1月1日，漫天大雪。为了粉碎敌人三省会剿井冈山的阴谋，军委接受了毛泽东委员的建议，沿着山间小路兼程急行军，顺利占领了大庾城。当时已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率领的二十八团，按照毛委员的部署，派出一个营占领新城，向南康、赣州警戒。团主力在大庾城北高地集结，三十一团占领梅关，防御南雄方面的敌人。二纵队和军委就在城里边。因为部队行军神速，估计敌人还不能来，准备在大庾城住一夜。 不料，下午四点多钟，新城方向打响了，枪声越逼越近。 毛泽东对陈毅说：“我们到城外看看去！”两人爬上小山一看，糟糕，二十八团的队伍退下来了！ 毛泽东焦急地皱起眉头：“无论如何要抵抗啊，不抵抗不行哪！”他说着坐在田埂上，语气严肃、沉重：“这一仗无论如何要打好，不打好，我们以后就很不好办！” 这时，一个青年军官提着枪退下来，毛委员一眼认出，呼地立起身，大声喝道： “林彪，你为什么不抵抗，你跑到哪儿去？！” 林彪收住脚步，脖子一梗，反问道：“还有什么好抵抗的！” 站在毛委员身边的陈毅火了：“你是团长，总要打几个反冲锋把敌人压下去！不然收不拢队伍！” 林彪根本不理。突然，近处又是一出密集的枪声，树上积雪纷纷落下。林彪浑身一颤，提起枪，呼地一下子从毛泽东与陈毅之间冲过去，跑向他们身后一片怪石陡立的安全地带。 陈毅愤愤喝道：“林彪，你怎么跑了！毛委员还没有走，你为什么走？你回来！你是怎么搞的！” 林彪头也不回，爬过陡石，往山坳坳里一蹲，再没露头！ 群龙无首，部队纷纷后退，情况危急万分！ 毛泽东问：“陈毅，你有什么办法？” 陈毅没说话，他迎面拦住一个刚退下来的大个子排长，指着山顶上一个小石堡，厉声命令道：“你立即带部队冲上去，无论如何坚守住小石堡，在那里打排枪，掩护大部队撤退！你看，毛委员还在这里，你要是怕死，你要退下来，我就枪毙你！” 大个子排长看看毛委员，稳住神，用力地点点头。他一马当先，领着部队拚力反冲锋，终于攻上山头，在小石堡附近巩固了阵地。 天渐渐黑了，敌人不敢在山林中过夜，主动后撤了。枪声渐稀，部队开始安全转移。陈毅站在小路边，在最后撤下的部队里细细寻找，他要找到刚才临危受命的排长，他要代表军部和全体红军战士，当面嘉奖他的英勇精神！可是，部队过完了，也没找到他。 陈毅后来才从一名战士那里听说：排长在完成了阻击任务，掩护其他同志撤离时，被一颗子弹射中了胸脯…… 这接踵而至的第二个考验，是一个人的生命史上极少遇到的严峻而深刻的考验，并不是每一个革命者都能经受住这种考验，关键就在于对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有超过一切的认识和感情。 60年代初期，陈毅曾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1923年11月，正在北京西山中法大学上学的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刚建党时的50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有500多名正式党员的组织，陈毅也逐渐地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当时，陈毅有一位同学，看到只有极少数成员的中国共产党提出要在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建立新中国，铲除剥削和压迫，觉得不可思议，曾对陈毅说：“如果你们这几十个人的共产党能在中国革命成功，我在手掌心里给你摊鸡蛋吃！要不咱们一起好好做学问吧。” 陈毅笑着说：“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也会发展壮大，只要我们奋斗目标代表着新生事物的发展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革命肯定会成功！到时你可不能食言噢！” “决不食言，后会有期。”这位同学十二分自信地对答。 谁知事情真巧，这位二十多年一直未再见过面的老同学，却在四九年十月一日举行开国大典后的北京街头相遇了。看出是陈毅后，这位老同学先是赧颜地一怔，然后赶忙开口说： “恭喜恭喜！可喜可贺！想不到，真是想不到啊……” “怎么祝贺呢？咱们说话算数，你先给我在手掌心里摊一个鸡蛋吃了再说！”陈毅笑着打断他的话。 这位同学很不好意思地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 陈毅也正是从转入党组织的那一天起，就抱定了坚定的信念，相信革命一定能成功，也相信自己一定能吃上手掌心里摊的鸡蛋，“只要拿起武装我就干，”正是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的具体化。1．3 三顾“茅麓” 1937年813战役以后，上海失守，镇江、南京等地先后沦陷。侵略者的魔爪肆意伸向我江南腹地。苏南地区狼烟四起，战火弥漫；人民生灵涂炭，血流成河。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六月，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陈毅肩负重任，带着党中央的命令和“抓紧有利时机，猛烈地发展创造模范根据地，扩大新四军的影响”的指示，亲自率领新四军一支队一、二两个团挺进苏南敌后，着手开避以茅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初到茅山，陈毅在解决干部思想问题的同时，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群众对新四军的怀疑逐渐消除了，僵持的关系开始解冻，不少人对新四军寄予莫大的信任。陈毅选取茅山地区有代表性的著名人物纪振纲为打开局面的突破口，三顾“茅麓”，为新四军扎根茅山奠定基础。 纪振纲是一位华侨大亨，早年曾在北洋军阀时代出任过高级官员，因内部倾轧，他感到失望，转而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在茅山开办“茅麓”公司。为了这个“四十万投资，二十年经营”的公司，他呕心沥血。不仅自任经理，经营生产销售，而且组织了一支二百多人的自卫队，配有二十多挺轻重机枪和大批新式的步枪，达到了每人装备一长一短两支枪，还有两门迫击炮。成为一个集军人、土绅、政客、民族资本家于一身的实力人物，交际广泛，影响极大；出入前呼后拥，威风凛凛，是个有钱、有权、有势的举足轻重的人物，各方头面人物都敬重他几分，老百姓则畏惧他几分，避而远之。他与另外一支叫“大麓”的以陶华阳为首的土匪部队积仇多年，誓不两立。曾数次交锋，血溅茅山，可谁也没有吃掉谁。对于日本鬼子，他从来没碰过，更不敢同国民党的军队对立。 正是纪振纲这样一个有名人物，一时成了敌伪我三方面都要争取的对象。鬼子对他表示亲善，要将他的自卫队改编为伪军，而他因自己经营的茶场受到日本飞机的轰炸，经营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日商的排挤，加上他尚有民族自尊心，所以耻于做日寇的帮凶；国民党第三战区派代表几次上门谈判，对他封官许愿，企图收编他的队伍，加以控制，而他认为一旦受国民党管辖，自己的势力就会大大削弱，早晚要被吞并，成为国民党刀俎下的鱼肉，所以推三托四，不肯就范。 陈毅十分重视这支力量。有的同志看中了他们精良的武器装备，主张“吃掉”。陈毅分析了纪振纲的情况，对参谋处干部讲：“现在几方面都在拉纪振纲，如果他投靠了鬼子或国民党，对我们的抗日斗争威胁很大。必须抓住时机，千方百计把他争取过来。”参谋处同志认为此人很难说话，但陈毅仍然坚持亲自安排，邀请纪振纲见面。 纪振纲坐了八人大轿，带着一百多人的卫队到镇江宝埝镇来了。陈毅热情地接待他，笑着说：“久闻先生大名，今日得见，让我们好好叙谈叙谈。”纪振纲随声寒暄了几句。 陈毅爽朗地说：“先生不愿做亡国奴，武装自卫，我钦佩先生的民族气节。” 纪振纲没想到共产党的高级将领竟如此谦虚坦率，初来时的傲慢神情被恭敬所代替，连忙说：“陈司令过奖了，鄙人旨在经商，无心卷入军界，来去自由，不受约束。” 陈毅诚恳地说：“日寇侵吞中国的虎狼之心国人皆知；国民党消极抗战，大家心中早已有数。先生想洁身自好，自由经商，走中间道路，恐怕时局不允许。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到茅山的宗旨是打日本鬼子，希望先生能和我们携手团结，互相合作。” 陈毅将心比心的态度打动了纪振纲，他说出了几句真心话：“国民党把你们新四军推到日寇的钢刀之下，你们虽然纪律很好，但人少枪少，装备太差，凭你们这些人能打败鬼子吗？”话中又流露出怀疑和悲观，不想加入任何一派，只想经营好自己的茶叶公司。 陈毅针对他的实际思想，不厌其烦地多次做工作，希望他至少能保持中立，不投降日本鬼子，因此三次去茅麓公司登门拜访；派出文工团进行慰问演出，让新四军部队和纪振纲的自卫队一起联欢，增进彼此的了解和友情。纪振纲手下的一名军官感慨地说：“三国时，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如今，陈司令‘三顾茅麓’，请纪司令合作，真是难得的一片成意啊！” 纪振纲从陈毅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真诚待人的品格。又看到我新四军纪律严明，对百性秋毫无犯，对抗日事业一片忠心，对他的部下亲如弟兄，思想上震动很大，行动上有了较大的转变。他心悦诚服地对陈毅说：“你们新四军称得上是‘王者之师’呀！” 有一次，鬼子大部队到茅山地区“扫荡”，纪振纲得知风声，急急地赶到新四军驻地向陈毅通风报信。他劝陈毅说： “鬼子兵力强过你们几倍，且武器精良，倘若硬拚，肯定要吃大亏，陈司令还是换便衣回避为好。”陈毅镇定地对他笑笑： “谢谢先生的好意。我们新四军就喜欢啃硬骨头，专打鬼子。” 陈毅作了周密的军事部署，运筹帷幄，指挥若定，粉碎了鬼子的“扫荡”。以后又奇袭新丰车站，接连打了几次大胜仗。纪振纲大为佩服，捐助了新四军几百套棉衣。不久，应纪振纲的请求，陈毅派部队配合作战，一举消灭了“大麓”的残匪，为民除了害，也消除了纪振纲长期以来的一个“心病”。这一下，他对新四军完全信服了，主动协助新四军站岗，担任警戒任务。 从此，纪振纲对陈毅越发敬重，他对新四军干部说：“你们陈司令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真是文武全才”1938年7月7日，在陈毅亲自筹备下，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抗敌委员会总会成立，纪振纲当选为主任。 1939年初，日寇加紧扫荡，占领了茅山，在山顶修筑工事，设立据点。在石马桥成立了维持会。纪振纲的自卫队失去了立脚之地，国民党顽固派又趁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纪振纲就范，委任他为苏南第一行政区督察专员。纪振纲受到左右夹攻，处境十分困难。陈毅写了一封信给他，要他赶快离开茅麓公司，提出：如愿到皖南新四军去，愿意护送；如愿到国民党地区去也为之饯行。纪振纲回信说，到皖南去吃不消，三战区他也不想去。并说已和部下商量，决定把部队交给新四军陈司令指挥。 开始，陈毅不肯接受，派人劝说他和新四军一起坚持敌后斗争。纪振纲直截了当地说：“你们可以打游击，而我却有财产、家小要照顾，我决定到上海去做生意。陈司令对我的教育帮助，我终身难忘。今后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绝不做亡国奴，也不当汉奸。请陈司令接收改编我的部队，以表明我的抗日态度。”经他词恳意切地再三请求，陈毅才同意了他的意见。纪振纲亲自来告辞，并解下随身佩挂的一支镶有金边花纹的勃朗宁手枪，递给陈毅，连声说：“这小小的礼物，请陈司令留下作个纪念吧！” 纪振纲带了个头，当地不少国民党区长、乡长和各个游击队司令纷纷靠拢过来，一大批开明的地主、绅士主动接近我新四军。他们说：“纪振纲都相信新四军是可靠的，我们更没有怀疑了。” 就这样，陈毅率领的新四军旗开得胜，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在茅山地区站稳了脚根。1．4 与国民党区长称兄道弟 陈毅初到茅山时，住在乾元宫，就听当地群众反映，原国民党句容二区区长樊玉琳，为人正派，给地方做过一些好事，但日军侵占苏南后，国民党不战而逃，丢下了地方政府和人民不管，樊对此十分不满。在无可奈何的心情下，他隐居在家，闭门不出，陈毅为了广交朋友，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亲自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到县古隍村，请樊玉琳来茅山乾元宫叙谈。 樊玉琳听说茅山到了军队，不知是吉是凶，正在纳闷，忽见两个穿灰色军装的士兵前来敲门，更是吃惊，“丘八上门，不是好事”，便硬着头皮出来见面。不料来人举手敬礼，然后毕恭毕敬递上一封信。樊玉琳接过一看，信封正中写着“樊玉琳先生启”六个苍劲有力的字，左下方是“陆军新编第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缄”。拆开一看，顿时心头一块右头落地，不觉轻松起来，原来信上称他为“玉琳兄”，邀请他到茅山乾元宫叙谈，下面署名是“弟陈毅”。问了来人，才知道陈毅就是新四军一支队陈司令。于是就随着两名新四军战士来到茅山乾元宫，当即受到陈毅热情款待。 陈毅对樊玉琳说：“新四军挺进江南，人生地不熟，这就要仰仗地方各界人士鼎力相助，樊兄在句容一带颇有声望，还望能多多支持我军工作。” 樊玉琳为陈毅这种虚心热忱态度所感动，连忙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贵军到江南打鬼子，鄙人理应出力效劳。” 陈毅与樊玉琳谈了一个通宵。樊玉琳感到意气很相投，来时心头还忐忑不安，此时却由衷喜悦：茅山来了真正的抗日部队，救国救民有了希望。在陈毅的开导下，他同意参加新四军。 为了培养地方干部，团结更多的人参加抗战工作，陈毅和樊玉琳等人联名，发起筹备成立镇江、丹阳、句容、金坛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群众性的武装组织，实际上是带点政权性质的统一战线组织。经过一个短时间的筹备，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于镇江县宝埝镇正式成立了。大家推选茅麓公司经理纪振纲为主任。由于纪振纲怕吃苦、怕日伪找麻烦，不敢驻会办公，不久，就由樊玉琳接任主任。从此，樊主任的名气，就越来越响亮了。 樊玉琳不负陈毅的期望，坚持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宣传抗日救国、新四军是人民的军队的道理。他动员亲友、家乡人参军，积极筹办部分给养，认真做好优待军烈属工作，在敌伪多次“扫荡”中，毫不退缩，博得了新四军干部及地方群众的好评。 在一片赞扬声中，樊玉琳一桩心事涌上心头：他耳闻目睹共产党为国为民、吃苦在前、冲锋在前的种种动人事迹，打心眼里佩服，自己也想参加共产党，但自己过去是国民党员，这个愿望能实现吗？在又一次宿营茅山附近一个村庄时，他鼓起勇气向陈毅提出了这个问题。 陈毅爽朗地笑着对他说：“你有这个愿望好呀，为什么不行呢，有了这个觉悟就行嘛！” 樊玉琳听到陈毅这几句话，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陈毅接着语重心长地和樊玉琳讲了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要他的思想不要停留在抗日救国上，而要树立为劳苦大众献身，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的信念。樊玉琳不住地点头，表示一定不辜负陈毅的教导。此后，他更加刻若学习，在行动上严格要求自己。在许多党员帮助下，这个“统战对象”于1939年春参加了共产党。 在陈毅言传身教的影响下，樊玉琳迅速成长为苏南一位有名望的地方干部。他在苏南先后担任过镇江县县长、茅山地区专员、保安司令等重要职务。他遵照上级党委指示，广泛开展帮会工作，他名下有几千徒弟很利于开展工作。一提到“樊司令”日伪军就头痛，但广大群众却对他非常热情。由于群众的拥护支持，他长期坚持敌后斗争，以后又随军转战大江南北，担任过苏皖行政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为党为人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茅山地区的溧阳县有一个名望很高的地主陈湘甫，早年做过国民党的中级官员。回乡后，只想将祖宗书香门弟的家风保留下去，没想到家出败子，儿子陈练升一天里不是牢骚满腹，就是花天酒地，老子的训斥如耳旁风，《四书》、《五经》束之高阁，一向以清高自诩的陈湘甫恨儿子不争气，却无法使浪子回头，不免整天摇头哀叹。 针对这样一个地主，陈毅的统战政策自然也未“放过”他。 陈毅全面地分析了父子两人的情况，认为陈湘甫当过前清秀才，知书达理，清高且要面子，可以与他交往，发掘他内心的正义感，陈练升年轻幼稚，有爱国之心，只是苦于无报国之路才一时误入歧途，可以首先把他教育过来。于是陈毅抓住陈练升对新四军的好奇心，邀请他到部队里参观。在闲谈话语中，潜移默化地告诉他共产党是怎么回事，新四军是干什么的。受到新四军环境气氛熏陶感染的陈练升渐渐地变了，牢骚少了，建议多了，言语中还不时出现一些新的名词，生活方面也收敛了许多。看到儿子精神面貌的改变，陈湘甫是既高兴又忧虑，高兴之中夹着烦脑。儿子卷入政治旋涡，非儿戏啊！正在他政治思想动荡不平之时，陈毅直接找他来面谈，提高他的认识，事实胜于雄辩，陈湘甫终于完全放弃了国民党所宣传的“共产共妻”等许多谣言，转而积极支持儿子参加新四军，鼓励他好好工作。陈练升在以后的斗争中，逐步改掉了旧习气，成长为一名好干部，并加入了共产党，担任了共产党领导的溧阳县县长。 1941年2月，国民党四十师占领溧阳游击区，大肆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共产党是“奸党”。在一次训话中，用枪逼着陈湘甫在百姓面前公开发表反对共产党、新四军的声明，以达到离间新四军和群众关系的目的。 此时的陈湘甫已不是过去对共产党抱有敌视心理，冷眼旁观，避而远之的陈湘甫了，他已认清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本质，看着国民党士兵的枪，慷慨陈词：“做父母的都‘望子成龙’，我却教育不好自己的儿子。‘养不教父之过’，而新四军陈毅司令却担当父职，把我那吃喝嫖赌的儿子培养成打鬼子的好手。对此，我感激新四军！而你们，”他指着国民党军官； “你们不打鬼子，专与抗日救国的新四军作对，孰是孰非，自有公论，天地良心，你们扪心自问吧！” 一个深受国民党思想影响的老学究，在短短时间里，改变如此之大，国民党也不禁大为惊叹陈毅的统战政策高明了。1．5 陶勇改名 为了更好地领导部队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一、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在溧阳水西村成立了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总指挥。 有一天，陈毅通知四团团长张道庸和二营副营长朱传宣、二营政委姜茂生，一起到指挥部来接受一项紧急任务。他们三人到来的时候，陈毅正在一张八仙桌上摊开了一张地图，他连忙招呼大家说：“来，咱们先研究一下形势，然后再给你们谈任务。” 接着，陈毅打着手势继续说：“现在，苏北地区形势很复杂，日伪顽三种力量并存，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执行蒋介石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暗中与日伪勾结，摧残抗日力量。” 张道庸他们三人等不及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说怎么办好？”陈毅问道。 “冲破蒋介石的限制，大胆地向东、向北发展！”三人一齐回答。 “对呀！向北发展才有出路！”陈毅脸上现出了异常高兴的神情：“党中央、毛主席已经下达了指示，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那太好啦！”张道庸他们听了这话，心里都在动。 陈毅说：“现在军部主要负责人反对这样做，我们要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向北发展。今天找你们来，就是研究这个问题。” 陈毅点燃了一支烟，继续说：“为了迷惑敌人，迅速插入敌后，顺利地开辟革命根据地，指挥部决定将你们二营改为苏皖支队，由张道庸同志负责领导。” “那我们的具体任务是……”张道庸着急地问。 “嗬，沉不住气啦！”陈毅用手指着地图说，“你们把部队迅速开到仪征，六合、天长一带，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壮大革命队伍，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争取尽快同西面的五支队，东南的挺进纵队联接起来。要记住，此举与打开江北抗日局面，和为大队渡江北进有重大关系哟！” “是，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他们一齐回答。 陈毅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背着手在屋里若有所思地踱来踱去，他突然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回张道庸：“张道庸，你改个名字好不好？” “什么，改名？”张道庸不解地问。 “对！改名。” “改名干啥？” “为了斗争的需要。”陈毅解释说，“现在，蒋介石天天在找我们的事，说我们破坏统一战线，企图以此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 接着，他又说：“当然我们也不怕他。但是也要尽量不给他们找到借口。”陈毅把视线对着张道庸说，“我们打着苏皖支队的旗号，你再改了名，国民党就不知道是从哪里杀出来的队伍。” “叫什么名好呢？”张道庸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很愿意改名。 陈毅说：“我已替你想好了一个。前面去掉一个‘张’字，剩下两个什么字？” 姜茂生在一旁抢着说：“道庸呀！” “对，我起了个和道庸音韵相近的两个字——陶勇。姓陶名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你们看怎么样？” 姜茂生和朱传宣一齐回答：“这名字起的太好了，团长，这回你可更神气了！” “那当然，陈司令员起的名字还能不‘帅’。”张道庸格外高兴，“首长，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你们做好思想动员，做好准备工作，14日出发行不行？” “行！”他们三人一起坚定地回答。 陶勇率领的苏皖支队按时出发了，他们在新的地区，开始了新的战斗。这位陶勇就是后来我人民解放军赫赫有名的陶勇将军，说起他的名字知道者不在少数，但说起张道庸，知道者就恐怕廖廖无几了。1．6 攻上孟良崮 活捉张灵甫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前不久，陈毅兴致满怀地写下了一首《决胜之歌》的歌词，在部队教唱之后，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这歌词，表达了陈毅对解放战争必胜的豪情。 莱芜一战，歼灭李仙洲集团共五万余众。 当时，我整个华东解放军刚刚进行过整编。中央任命陈毅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前委书记。 由于我军在华东战场上连续取得了一些重大胜利，蒋介石集中了大批兵力，派出陈诚亲自指挥向我鲁南解放区进犯，让欧云领着八个整编师二十多个旅，分左、中、右三路从南面向我临沂城杀来。另一路三个军九个师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由胶济铁路明水、淄博段从北面向我莱芜、蒙阴进攻，妄图用这三十万人马从腹背两面夹击我军。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连日来，陈毅和副司令员粟裕、副政委谭振林不分昼夜地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两道命令下达了：一是加强对北面李仙洲集团的侦察，一是派地方武装在西线运河上架桥。 在一般人看来，这两道命令都是为了保证侧背安全和尔后的机动，为了打好双方酝酿已久的南线大战！ 谁知事情却大大出乎意料：华东野战军主力，除留下三纵队和二纵队在南线继续阻击敌人外，我军突然放弃临沂，连夜回师北上，直向李仙洲集团扑去。 临沂城，当时华东解放区的首府。放弃临沂，这是许多人想不通的。而敌人则得意忘形，叫嚷“攻占临沂为国军在鲁南决战的空前大胜”。已经受我迷惑的陈诚，也大吹大擂： “陈毅残部已无力与国军作战，欲与刘、邓部会合，国军正在追剿之中。山东大局指日可定。” 其实，我华东野战军这时正在陈毅、粟裕的率领下，日夜兼程开赴莱芜、新泰一带。 坐镇济南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发觉我军主力有北上莱芜、新泰的迹象，即命令刚进占新泰的李仙洲部急速回师。可陈诚只相信我军在运河上架桥，是要渡运河与刘、邓部会师，不顾王耀武的主张，要李仙洲坚决重占新泰，向蒙阴进击，以切断我西退之路。陈诚还说什么：歼灭华东共军主力在此一举。李仙洲只好命他的四十六军和七十三军重新赶回新泰、颜庄地区。 正当敌军六、七万人往返“游行”之际，陈毅指挥我华东野战大军已由远道赶来，完成了对新泰、莱芜之敌的包围。 二十日夜战斗打响。我军先是歼灭了从博山南下的敌七十七师，切断了通往博山的道路。二十一日夜，又歼灭了莱芜以北吐丝口的敌新三十六师，切断了李仙洲逃往济南的后路。 经过连日激战，莱芜城东、城南和西边的重要高地都被我占领。敌人四面告急：王耀武感到济南空虚，命令李仙洲向济南靠拢。敌人的统帅部也醒悟了：所谓“陈毅残部无力再战；是自欺欺人之说。只好让空军司令亲自指挥大批飞机轰炸扫射，妄想为李仙洲打开一条生路。 李仙洲在慌乱中，率领他的人马回师北上，当他们刚刚钻进南北不到二十里、东西约五、六里的山沟里时，一声令下，我事先理伏在两侧的各纵队的大炮、机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这时，敌先头部队又遭到吐丝口附近我军的迎头痛击。敌军一片混乱，我军乘机从四面发起攻击，将敌军切成断段。经过六个小时的激战，全歼被围之敌。李仙洲本人也做了我军的俘虏，他不胜感慨地说：“我早预感到你们要找到我头上来，可他们一定要我来碰！”一个被俘的团长感慨万千，他说：“就是捉五万只鸭子，也得费点功夫啊，何况是五万军队！真是兵败如山倒，大势所趋呀！” 战役结束的当天下午，蒋介石便带着俞济时从南京飞到了济南，把王耀武骂了一顿：“你们只是在莱芜这个战役里就损失了两个军和一个师，损失了这样多的轻、重武器，增加了敌人的力量，这仗以后就更不好打了！” 失去了临沂“老巢”的陈毅此时却和粟裕、谭振林一起愉快地报告中央军委： “莱芜战役已于梗午结束……残敌正在肃清中。此役共歼敌计17个步兵团加24个直属营约5万余人，另击溃暂十二师等部4个团之援队，详细战果以后续报。”“俟明晚全部情况明了，即派十纵、九纵向博山及胶济线推进，首先攻击铁道一段，我军大部争取三、五日休整再全力奔北。” 这时，被我三纵拦阻在南线的敌人，深怕我军“围城打援”，在临沂以北踏步不前。陈毅又指挥我军趁机解放了新泰、莱芜、博山、淄川等十三个县城，胶济路南北连成一片。 莱芜战役之后，蒋介石仍不死心，他先后集中了二十四个整编师，六十个旅，约四十五万兵力，企图在沂蒙山区迫我主力决战。他们以其最精锐的主力部队整编第十一师、第五军和七十四师等作为骨干，编成三个机动兵团，担任主要突击任务。特别是七十四师，这是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蒋介石把这张王牌拿了出来。 面对这样的形势，陈毅遵照毛主席指示的方针，为了打破敌人迫我决战的进攻计划，决心迎击敌人的七十四师，在沂蒙山区的坦埠以南、孟良崮以北地区，把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这只肥猪吃掉！ 战斗在陈毅的指挥下，有计划地进行着。 在过去一个月的“耍龙灯”的高度机动中，以运动和作战来调动敌人往返奔走，诱使敌人往返行军1000公里以上。 敌军哀叹：进入山东一个月未和解放军主力发生过战斗，只是每月行军，感到疲惫、惶惑。解放军指战员不少因没打到个痛快仗，顺口溜传出来了：“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们的脚板啪啪啪。” 歼灭七十四师的决定传达下去，军心振奋，连队流行的顺口溜改词了：“陈司令的电报啪啪啪，咱们的飞毛腿嚓嚓嚓！” 5月12日早晨，张灵甫率领他的七十四师，从垛庄向北面的坦埠前进，受到了我军的顽强阻击。 到了5月13日下午，两天时间，张灵甫仅前进了三、四公里。狡猾的张灵甫，发现坦埠附近我军有重兵集结，即行退缩，调整部署，企图在14日前全力占领坦埠。 在这个过程中，我军正在紧张地进行着战役的组织工作。 陈毅响亮地提出：“歼灭敌七十四师，活捉张灵甫！”的口号。 广大指战员立下了“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消灭七十四师立大功，红旗插上最高峰”的誓言。在这个口号的鼓舞下，地方的同志积极支援前线，调运粮草；各级指挥员到第一线指挥，各个作战部队都准时进入集结位置，深入进行政治动员，完成了出击的准备，一场剧烈的阵地攻坚战展开了。 大军方集，战火纷飞。惊天动地的孟良崮战役终于打响了！ 孟良崮，位于沂蒙山区。这里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怪石林立，地势极为险要。 5月13日晚，我军两翼的迂回穿插部队，各以一部向正面的敌人进行攻击，集中目标，指向敌军七十四师的外围阵地，切断了七十四师与周围敌军的联系。 敌七十四师开始遭到我军攻击时，还以为我军只是一部分兵力对其施行反击，所以仍准备十四日继续前进，实施占领坦的埠计划。后来，看到我军万箭齐发，都是指向他的，这才觉察到我军围歼的意图。可是这时再想逃脱，为时已晚。 张灵甫在我军紧紧的正面追击和侧翼袭击下，伤亡很大，行动困难，无法打开撤回垛庄的通路，当夜被迫收缩兵力，集结在孟良崮附近村庄防守。我军发挥了夜战特长，继续组织攻击，占领了垛庄，断绝了张灵甫的退路。我军各部队互相配合，封闭了合围口，张灵甫成了瓮中之鳖。 敌七十四师徒我军包围之后，蒋介石却以为他这个精锐部队处于有利地形，正是同我军决战的好机会。于是，他命令张灵甫坚守阵地，吸引我军主力，又命令周围的敌军向张灵甫靠拢，妄图夹击我军，与我决战，并解七十四师之围。国民党政府国防部长也给张灵甫打气：“消灭陈毅所部，我们就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 陈毅知己知彼，指挥若定。他亲临前线，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对指战员们说：“我们一定要打赢这一仗，歼灭敌人在孟良崮一线！” 15日下午，我军调整了部署，从四面八方发起了总攻。敌人竭力顽抗，每一阵地都要经过反复争夺。我军指战员越战越猛，进攻部队象波浪般地冲锋陷阵，势如潮涌。 围歼战是异常惨烈的。敌人缩集于孟良崮、芦山及其附近山地，依托岩石，居高临下，不断发起反击，敌人真的用上“人海战术”了，成群结队地往下打。每一个山头、高地、要点，往往要经过多次的反复争夺，不仅刺刀见红，甚至枪托也砸上了脑浆，到处血染岩石，尸体成堆。敌人粮尽水绝，空投补给又大部落到解放军手上，数以万计敌军已陷入极端饥渴难支的困境。 16日上午，陈毅再次下令发起攻击，强大的炮火首先发挥了火力，向敌人盘锯的山头、高地猛轰，接着步兵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冲击，越战越勇，只进不退。下午，便攻占了所有高地，敌人的官兵有的打起了白旗，统统投降缴械。骄横的张灵甫等也被击毙，各路解放军健儿会师孟良崮、芦山顶峰，欢呼声震憾山岳。 在收拢部队，清点战果时，侦得有敌人电台活动，似有残敌隐匿。其时，黑云盖天，山雨欲来，能见度极低，严密搜索的部队在孟良崮与雕窝之间发现了数千敌人。粟裕即令第四、八、九纵队出动兜剿。至下午五时全部肃清。至此，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被彻底、干净地消灭了。 张灵甫这个骄横一时的国民党王牌军的首领，在孟良崮山洞里打到了自己的坟墓！粟裕打电话来向陈毅报告以上情况陈毅在电话里兴奋地说：“我在电话里向全体将士祝酒致敬！”说完，如释重负般地坐下来，长叹了一声：“嗨呀，这三昼夜算是熬过来了。以后我的儿子，再不能叫他去带兵打仗！”他这话引出了满屋笑声。笑声未止，电闪雷鸣，一场暴雨倾盆而下。 在这场战斗中，共击毙、俘虏敌人三万二千多人。 刀丛扑去争山顶， 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看贼师精锐尽， 我军个个是英豪。 这是陈毅1947年在《孟良崮战役》一诗中，描绘著名的孟良崮战役的情景。 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在南京军官训练团发表了他的感想：“七十四师这次在鲁中攻击匪军根据地坦埠……整个失败，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是无可补偿的损失！” 在我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驻地，召开了一次庆祝大会。陈毅以宏大的气魄说：“我们才不过吃掉了一个七十四师，江南、东南还有那么大地方没有解放，还有南京，还有上海，还有全中国嘛！” 六月初，孟良崮战役中放下武器的敌第七十四师将校举行时事座谈会，陈毅和到会者会见，一一握手并致慰问。当将校们谈到七十四师失败的原因时，陈毅说：“历次国民党军失败均归咎国防部，归咎陈诚，我在此替陈诚分辩几句，其实陈诚本人也很难作主，一切都有蒋介石老头子紧紧控制着。”陈毅进一步谈到了蒋军失败的原因，“蒋介石自北伐中期叛变人民，走上法西斯独裁专政的道路。蒋介石的这一条反人民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产生错误的战略路线。在蒋介石独裁媚外的政策与战略的双重错误之下，国民党军队之遭受失败是必然的。例如贵军在抗战中的战功表现很好，战斗力亦堪为国民党军队之冠。可是一到内战战场，仍然逃不脱被歼的命运。各位应深深研究其中的原因。” 正是为了解放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协同作战，于一九四八年底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这一战役的胜利，不但使长江以北的局面大定，就是全国的局面也已基本上解决。下面这段故事，可以作为这次战役中小小插曲的一段趣闻，也可以作为陈毅概括蒋军失败原因的一个例证。 淮海战役中，杜聿明集团的三个兵团向徐州西南突围被华野追击包围在永城之野，离双堆集不足七十里了，如果堵不住，让他与双堆集的黄维兵团合流，其后果可想而知。正在这关键时刻，陈毅从淮海战役总前委向华野司令部打来了电话，他的嗓音很响，震得张震耳根子发麻： “张震啊，我们这里正在收拾黄维这个老冤家，你们那里一定要把杜聿明看住，绝不能让他跑出来了啊！” “好！好！”张震狠劲地点头，“请你放心！请刘司令员、邓政委放心！” 在鲁楼的阻击战坚持了十天十夜，杜聿明集团终于未能前进一步。村聿明见突围无望，决定就地固守。他连连电告蒋介石，速调大军前来增援。 华野将士乘势紧缩包围圈，将杜聿明集团重重叠叠地包围在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陈官庄地区。杜聿明的前线指挥部设在陈官庄农民陈瑞兴家里。这是一个四合大院，南房住邱清泉，北房住中将副参谋长文强等高参，西房住杜聿明。院子中间有一棵水桶粗的老槐树，叶落枝秃，在寒风中发出呜咽的风鸣声。 一天，杜聿明正在院子里的阳光下理发，没有突围出去的原十六兵团监察官尹天晶来了，在院子里看了看，欲言又止。 尹天晶善观天象，深谙阴阳五行，又会江湖艺人的拆字。 有一天，孙元良对邱清泉说：“你叫他给你拆个字吧，可知吉凶。”邱清泉不信生死报应却信吉凶，他那时不愿驻防商丘就是如此。听孙元良一说，也就写了个“笑”字，以为不会不吉。可尹天晶看了，皱着眉头不说话。 “说嘛！”邱清泉很豁达，“穷算命，富烧香，只不过一场游戏。” 尹天晶说：“笑乃二人升天也！” 邱清泉的脸立即黑了。 在尹山晶眼里，杜聿明的指挥部设在一个不祥之地。 邱清泉正从住室出来，看见尹天晶，就想起二人升天那句话，心里不畅，说：“尹监察官，今日天象如何？” 尹天晶走到邱清泉跟前，神秘地说：“邱司令官，说真的，这个院子不吉啊！”“嗯？”“是这样”，尹天晶在手里比划着，“这院子四院合围，而中间却是一棵大树，即木，你看，”他在手中划了一个“A”，又在中间加一个“木”说：“邱司令官，这不是‘困’吗？” 邱清泉心里怔了一下，来到正剃头的杜聿明面前，指着尹天晶如此这般地学说了一遍。 “啊？”杜聿明也迷信起来，心里很是焦燥，“砍掉！”杜聿明说。尹天晶自告奋勇：“我去组织人。” 树倒是砍了，围却是未解。尹监察官未曾想到，四合院里虽然没有了树，却依然住着人。“A”里虽无“木”，“人”却是在的，岂不又成个“囚”字了吗？ 杜聿明们岂不知自己由“困”变“囚”不是老槐树的原因，而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大趋势，正如陈毅对敌七十四师放下武器的将校们说明的七十四师与整个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一样。2 兴邦治国之谜 从百战沙场走进十里洋场，陈毅成为大上海一市之长。将军战则善胜矣，治民理财之道通否？这位“共产党化学家”是如何从上海这个大染缸里开始“分解与化合“的？2．1 “瓷器店里打老鼠”——攻占上海 在三年的解放战争中，陈毅坚定地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卓越地执行了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在华东战场上打了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胜仗。然而，淮海战役炮声未停，中共中央就已将注意力转向渡江解放南京、上海、杭州问题了。 早在一九四九年二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大会报告里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论断，命名使陈毅感慨万端，曾慨然表示：“我的意见自己准备搞城市。”而且选定了当时中国和亚洲最大的城市——上海。其实，此时毛泽东主席已个别征求过他的意见，担任上海市市长如何？他还提出意见，主要的一条是希望中央象当年全党抢东北一样重视接管上海。 确定上海市长人选是件大事。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他们对陈毅将军早有所知，柳亚子先生在1945年就曾赋诗赞陈毅：“兼资文武此全才。”以“儒将”出长上海，他们一致赞成，陈毅自到丹阳起，便正式进入“市长”角色。在丹阳，陈毅告诉接受干部们：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说，进入上海，中国革命要过一大难关。 难在何处？陈毅解释：担心两大危险：一是我们打上海，美国出兵干涉；二是我们接受不好，进城后停工停电，大混乱，上海变成一座“死城”。两种假设中只要有一种成为事实，便会使国内国际局势受的牵动。对于第一种危险，陈毅曾说： “要警惕美国人干涉，可是我们决不向它示弱。要打就打，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作战本身要力求势如破竹。更严重的是第二种危险。我军渡江后，由于战线推进太快，铁路运输跟不上，接受干部到不齐，更要紧的是入城政策纪律教育来不及深入进行，如果就这样稀里哗啦开进去，非乱套不可。 于是，小小丹阳城突然热闹起来了。首先是汇集、研究大量情况和材料，汇集成关于上海的200多种小册子，陈毅自己看，也交给干部战士们读，确定接受的县体方针、政策与步骤；成千的干部从解放区、从北平、香港日夜兼程地赶来，投入接受上海的集中整训。几千名接管干部，几十万大军，经过20多天的集训和准备，一切就绪。陈毅的豪迈的声音宣布：“今天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了！” 南京解放后，在即将进行淞沪战役的时候，毛主席曾指示：打上海，要文打，不要武打，不仅要军事进攻，而且要政治进攻。 上海战役，是陈毅生平所遇的一次最特殊的战役。20多万守敌，有蒋介石亲临督阵，要拼死固守六个月以待“美军援助”。市区内外遍布3000座美式碉堡，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1 多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汤恩伯称此阵地“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33％”。在此情况下要攻占上海，同时又要严格保存市区建筑，工厂、电力、交通等设施的完好，就绝非易事了。有人将此形容为“瓷器店里打老鼠”，甚为确切。 陈毅认真地研究了毛主席的指示。他在部署解放上海这场大战的时候，用形象的语言对大家说：“为了实现军政全胜的要求，既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完整地解放上海，又要歼灭敌人；既不能用赶鸭子的办法，让敌人毁城跑掉，又要防止敌人久踞上海烧杀掳掠，人民遭殃。大家要把解放上海市区的战斗，比喻是在瓷器店里打老鼠，既要打到老鼠，又不要损坏了店内的珍贵瓷器。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怎样打好这样一场特殊的战斗呢？陈毅发动大家都来动脑筋想办法。 解放上海的战斗打响以后，郊区的战斗进展很顺利。向市区发起总攻后，陈毅命令人民解放军三个师的部队，从市区南面和西面逼近市区边缘。趁着夜幕，各突击分队采用“多路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直插各个街道，把敌人分割在大街小巷，使敌人不能形成有组织的抵抗。 仅仅经过四个小时的战斗，就全部解放了苏州以南的主要市区。 到了5月25日早晨，由于进攻的部队禁止使用炮火和炸药，都被敌人阻于苏州河南岸。敌人凭据北岸的高楼大厦，以居高临下的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河面和沿岸的街道、建筑物。 敌人在北岸每个桥头都有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守。我军多次强攻桥头都受到挫折，特别是在四川路外滩一带，伤亡较大。 战士们血洒苏州河畔，个个都被猖狂的敌人激怒了。有的说：陈老总早就要我们加强城堡攻坚训练，可今天英雄无用武之地，真憋人哪！有一个榴弹炮营把大炮拉了上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请求批准开炮。 在这样的复杂情况下，陈毅关于保全上海、军政全胜的指示，又一次回响在指战员们的耳边。陈毅在电话中再次告诉前线指挥部：“要保全上海、就是为了使上海在我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发挥作用。我们必须把长远的利益与眼前的利益结合起来。 陈毅的广阔胸怀，深深地感染着广大指战员们。有的一时想不通的同志，也从悉容满面的沉思中明白过来了。 攻打国际饭店的战斗打得激烈机智。敌人凭借着高大坚固的大楼，从各个窗口向我扫射，条条火舌组成了密集的弹网，我军难以向前发展。指战员们牢记着陈毅的话，宁肯多流血，也不使用重武器。他们心里想的是，用不了多少时间，这座高耸的大楼就要回到人民手中。大家献计献策，一方面占据有利地形，与敌展开对射，压倒敌人的火力，一方面迂回包围，步步逼近大楼。经过激烈的战斗，终于占领了国际饭店的底楼。敌人被赶到楼上，继续负隅顽抗，楼梯被封锁了，指战员们就在楼下展开政治攻势，宣传我军的优待俘虏政策，并在电话里和敌军谈判，敦促他们及早投降。敌人眼看大势已去，只好俯首投降。人民用血汗建筑的国际饭店，完好地回到了人民手中。 同敌淞沪警备到司令刘昌义的战斗，也是用谈判解决的。 当时，蒋介石已从复兴岛逃走，刘昌义的部下死的死，降的降，溃不成军，败局已无法挽回。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我地下党的努力，刘昌义决定与我谈判。当他听说陈毅司令员有命令，要他放下武器，他又惊又喜。对陈毅的命令和规定的具体要求，他都一一接受了。 就这样，从5月24日下午发起总攻起，到27日上午九点，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粉碎了敌军的最后抵抗，俘敌十五万余人，全部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获得新生的上海市，电灯是亮的，自来水未停，电话畅通，工厂学校保护完好，上海奇迹般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 用这样短的时间，歼灭这么多的敌人，城市几乎未遭受什么破坏，这在中外战争史上是罕见的。毛泽东指示的要文打的政治进攻战，在这里得到了最完好的实现。2．2 “陈毅迷” 1949年6月6日的上海《解放日报》上，发表了这样一条报道： “上海市政府于五日下午二时假基督教青年会邀集文化界举行座谈会，这是上海解放后文化界第一次盛大集会，也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多年盼望的一天。” “……陈毅市长在热烈掌声中起立讲话。陈市长首先对在反动派统治下坚持斗争的文化界，致以亲切的慰问。继分析目前革命形势及上海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最后对共产党的文化教育等各种政策，进行了详尽的解释，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就在这次会上，陈毅一口气讲了四个小时。他的话，象春风，为上海文化界送来了生机；他的话，似春雨，为文化界人士心田带来了希望。他的话，是那样深刻、具体而又幽默、风趣。有人曾经说，听了陈毅同志的讲话以后，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人成了“陈毅迷”。有的人日子长了不听陈毅的讲话，往往会觉的若有所失：“陈市长最近怎么不作报告啦？” 上海解放以后，陈毅是全上海最忙的人。摆在他面前的许多事，需要他来处理。就在上海解放后的第六天，他就把几位分管文教接管工作的同志找到办公室来，共同商量召开一次文化界知识分子座谈会的问题。他说：“这个会应该早些开，参加的人要包括科学家、技术人员、学者、教授、作家、演员，还有中小学教师。人多一点不要紧，所有在上海的代表性人物都要请到。” 根据陈毅的意见，有关方面商定了一个一百多人的名单。 陈毅亲自审阅后，逐个询问，又把一些遗漏的人一一补上。最后的名单增加到一百六十二人。 开会那天，陈毅早早就来到了会场，他是那样平常、随便，以至在他早已到来之后，有的人还在等他：“陈毅市长怎么还没来？” 大家终于发现，这就是陈毅市长：一身褪色的军衣，一脸和蔼的笑容。人们惊愕了，原来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竟是这样的平易近人，这样的可亲可敬！ 著名学者周谷城出席了这个座谈会。解放前夕，他参加反蒋爱国斗争，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关押。他说：“感谢解放军打进上海，把我解放了！” 他的话音刚落，陈毅笑着说：“不要说解放，是会师。解放军从外面打进来，你们从里面打出来，我们是共同会师！”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许多人都动了感情。 陈毅市长讲话之后，有许多过去从来不在公共场合讲话的学者也讲了话，如有位吴有训先生，就在这次会上讲了国民党几次三番要把他送到台湾去，而他终于巧妙地拒绝了的故事。据说还有一位第一流的外科医生，就是因为听了这一次陈毅市长的报告而下了争取入党的决心。 就这样，陈毅用谈心的方式，尽情地阐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他那坦率、热情而又幽默、风趣的话，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他的一席开诚布公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知识分子的心。 当时，上海文化界的情况比较复杂。有清末民初的老政客，有日汪时期脚踏两只船或三只船的人物。在学术界，既有学有专长、专心做学问的学者，也有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名人”，在接受过程中有很多难以处理的问题。 有一天，分管这方面接受工作的同志向陈毅请示工作。陈毅仔细听完以后说：“你们提到的这些认为难以处理的人，我听来都是有名的人物，‘知名之士”吆。这些人，一不跟蒋介石到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就表明，他们还是有爱国心的。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有的还要重用。而且要考虑到他们生活上、学习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陈毅特别强调说：“你们管文艺领导的人，一定要心胸宽阔一些，趣味广博一些。譬如，家是四川人，对川剧有兴趣，但我不能在上海单提倡川剧。这方面，你们不要有成见，偏见，个人爱好，要有群众观点。” 陈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忠诚地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成为文化知识界的知心人。 可以说，上任头10天里，陈毅每天都要参加“大会”。陈毅有请必到，每到必讲，讲必痛快淋漓，鲜明生动有力，在宣传群众，稳定局面方面，起了难以估量的重要作用。2．3 陈毅吃请 上海的接管顺利完成，中央表示满意。陈毅有何体会？——“我个人对市政工作也没有把握，只能稳步前进，量力而行，采取宽大的接管方针，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 “团结多数人在我们周围”，这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之本，是陈毅对上海工作最突出的贡献之一，然而将其付诸实行，谈何容易？首先就遇到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微妙关系。 为了搞好党同上海民族工商业家的关系，中共上海市委经过反复考虑之后，决定由许涤新以市工商局长的名义，于1949年6月2日下午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这是解放军进入上海之后，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领导人同上海工商界的第一次正式会面。参加会议的约300人，开得很成功。在工商界座谈会后不久的一天，刘靖基先生到中国银行二楼找到许涤新说：“有一件事要麻烦你。”许涤新问他：“什么事？” 他说，他和荣毅仁两人想要邀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叙一叙。许涤新说：“这必须让他向市委问一问才能决定。”在一次市委会议上，许涤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陈毅笑着说：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现在就要看我们采取什么态度。你们看吃不吃资本家的这顿饭？”当时，正是敌人封锁、物价波动、劳资纠纷迭起的困难阶段，上海工商界代表人物荣毅仁和刘靖基两人提出要请陈毅市长去家里吃饭，分明是投石问路，去不去？陈毅请干部讨论，有几位同志主张不去，黎玉特别坚持，认为我们是共产党员，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中的一份子，如果我们去吃他们的饭，划不清阶级界线，就会在政治上丧失立场。刘晓和潘汉年主张去，理由是我们如果应邀吃饭，就会使上海的工商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接近的，我们同他们接触是统战工作的一种形式。陈毅问许涤新：“你是搞统战的，又是工商局长，你看去不去？”许涤新说：“我也做了反复考虑，我认为可以去。他们请客，我们应邀并不专为了吃，还对开展统战工作很有好处。”陈毅笑着说：“吃饭也是做工作嘛，我看可以去。怕犯错误把自己手脚捆起来，我才不干！共产党不怕帝国主义，不怕蒋介石国民党，难道对资本家就怕起来了？难道吃了这餐饭就会丧失政治立场？难道你们不会利用吃饭的机会去了解他们，去对他们做点思想工作？我带头，你们敢去的跟我去，有工作的，不敢去的，我不勉强。”结果，陈毅不仅带了刘晓，潘汉年和许涤新等领导干部应邀同去，还将张茜和孩子们也带去。他有用意：要与布尔乔亚们“交朋友”。 陈毅摇着大把大葵扇欣然赴宴，地点是荣毅仁的家里。大家拉家常问情况，亲切坦率，谈笑风生。一直吃到晚上11时，才散场。虽未讲政治道理，但疏通了彼此间感情，影响很大。 工商界的一些上层人物有的说真想不到这位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有这样的人情味；有的则说，这是共产党团结工商界的一次感人的动作。2．4 六个“绝密”报告 自1950年3月12月到5月10日，陈毅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写了六个“绝密”报告。 三月上旬，陈毅收到一封“专呈陈市长亲启”的信，是刘鸿生老先生的亲笔。没想到，这位最善经营实业的资本家竟表示，要将所有刘家企业“全部交给国家”，因为“企业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 第二天，刘鸿生就被请来了。这位昔日的“煤炭大王”神情不安地坐在皮沙发上说：“陈市长，你是知道的，我只有一笔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刘鸿生一口气说了许多。 “你是不是有些后悔不该从香港回来呀？” 这直率的提问使刘鸿生一怔，沉吟良久没有说话。 “刘鸿老，你也清楚这些困难是怎么造成的。拿申新九厂来说吧，纱锭十三万，是全国最大的私营纺织厂，为什么搞不下去？几百万美元的资金流到香港，股东红利分得太多，厂里又大量浪费。加上美蒋封锁，国内外市场没有恢复。近来又有一个新的因素：物价平衡了，消费者、投机者抢购商品的虚假购买力也消失了，产品售价低于成本还不大卖得出去。 这当然很困难了。”停了停，陈毅又用恳切的语气说： “我相信你的困难。可是，也要你相信，政府一定会帮助你们度过难关。工人也会体谅你们，这一次年终奖，不是普遍比去年少拿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吗？” “是的”。 “知道你们章华厂很吃紧。毛料呢绒，目前不大有人买。 但章华是我们中国最好的毛纺厂，将来销路肯定好，还应该争取出口哪！” 听到这话，刘鸿生动容了。这正是他的宿愿啊——中国毛料打入国际市场！可是现在连资金都…… “你算算看，目前需要多少钱才能维持？” “……要两百六十个亿呢！”（此为旧币，即现在的六十万） “好”。陈毅很干脆，“请你回去和章华厂的工会商量一下，只要他们肯出证明替你担保，政府可以贷款给你。” 刘鸿生喜出望外，但旋即又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刘鸿生，你不用多顾虑。国家对于真正有困难又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是舍得出钱扶助的。国家搞财政统一，发公债、收税款、并不是‘看相’你们那点钱，要揩你们的‘油’。这是为了增强国家财力，从根本上稳定物价，同时也支持正当工商业发展嘛。” 近些日子来，陈毅耳中听到了各式各样的牢骚怨忿之声。 很明显，对于“二·六”轰炸后的上海工商业，每月四千亿的税收，加上公债交款，工资发放，负担是重的。工商业交税买公债完全应该，固定的财政收入关系到全国人民的利益，绝不能马虎。但是，是否要得太急了呢？ “牛奶要挤，”陈毅对统战部的同志说，”可不能把牛挤伤了啊！” 陈毅深感有必要向中央主席报告。 这天，他去华东局开会，当时还担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字斟句酌地对陈毅说：“目前的状况、要很好考虑。你是不是给中央发一个电报，汇报上海的情况？看来这很有必要。” 是啊！“很有必要”，这是一致的。但是，向中央汇报些什么事实，提出些什么建议呢？书记没有继续表露自己的看法。 一迭稿纸铺在面前，已经好一会儿了，上面还只写了开头的一行字： “毛主席、中央并华东局：”在陈毅看来，“报喜不报忧”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态度。他决心如实反映情况。 主意一定，他笔下生风，很快把上述的种种经济困难，向中央和盘托出。最后，他写道：“我们认为：上海负担××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 写毕，他在末尾署上了“陈毅3月12日”，用红笔在一角标上了“AAAA”（表示秘密等级的符号）交给秘书送有关同志阅后，即行抄发。 十天以后，在上海大厦十三层楼，市委统战部召开一个小会，陈毅得悉，也赶来参加了。 与会者记得，这一天的陈毅，完全没有往日谈笑风生的兴致。他眉头紧锁，讲话的时候既不坐也不站着，而是在会议室那头不停地走过来，走过去。 “现在群众牢骚很多啊！说：‘国民党虽坏，还有碗饭吃，共产党样样都好，就是没有饭吃。’这种现象，和我们进上海时万人空巷一片欢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了！”陈毅过走边说，忧心忡忡。他讲到，连日来，工厂商店还是一家接一家地停业倒闭，失业工人一批又一批地找到劳动局，向政府要工作，要饭吃。” 陈毅连日召开工商座谈会，上海各行各业具有代表性的大老板都应邀参加。陈毅请了谭震林代表华东局出席。 这可是一次“最踊跃诉苦”的会。开会毕，陈毅问谭震林有何观感，谭震林笑着说：“看来他们的叫苦还是有组织的咧！——不过，他们提出的具体困难，像代纺代织，必要的停工解雇，特别是改善税收，我们应当考虑。” 陈毅很赞同。他把这些情况如实写在3月28日发给中央的第二个报告里。 上海的税收情况确实令人惊讶。 三月份，上海因为要补足欠税，税额增加到五千亿元。但奇怪的是，在经济如此困难的情况下，税款竟收了五千八百亿，超额百分之十六完成任务！对此，有人喜，认为成绩巨大；有人忧，担心“杀鸡取蛋”。而税务局长本人，则很自信，似乎胸有成竹。 “资本家就是蜡烛，不点不亮。”税务局长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既然他们钻‘自报实缴’的空子逃税漏税，我就查他们的帐，出了问题，抓住了就重重地罚！” 有人提出异议：“这样做，不合乎政策。” 税务局长满不在乎：“什么政策不政策，任务就是政策，税收任务不完成可不行。把资本家搞光了，又有什么了不得？ 把他们厂子拿过来，也不过是早点晚点的事……” “啪”！陈毅拍案而起了：“不许你这样胡说八道！你就用这种态度来执行党的政策吗？”隔了一会儿，陈毅说：“方才说到‘查帐查罚’的做法，很不对头。有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括号里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们党历史上，李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而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四月四日，陈毅给中央发了第三份电报。其中有一番话很耐人寻味： “上海市第三次各界代表会将于灰（十日）召开。群众仍然在我们领导下，不会为别人领导去的。” 陈毅在给中央的电报里继续如实地“报忧”：三百个厂长经理逃去香港。失业职工人数已即要增加到20万人，连家属需要救济的将超过50万人。有的人还说什么：“可惜啊，共产党丧失了人心！” 如果在十个月以前，解放之初，开这样一次代表会议，会场上当然会响起一片对共产党的热烈欢呼。然而现在，会前就传出种种流言蜚语，有的人说是“遍地干柴，一点即燃”； 有的人还说要组织游行到市府请愿；不少好心的朋友为陈毅担忧。 陈毅倒反而显得从容不迫。会议临开幕那天中午，他安坐在办公桌前挥毫起草，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第四份电报。 临上车前，他又读了一遍，交给秘书发出。这份电报中说： “……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按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 原来毛泽东已经对上海的工作作了原则的指示。指示的精神就是要对目前十分紧张的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加以调整，切实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 开会了。礼节性的鼓掌之后，大家洗耳恭听，陈市长将说些什么——国际国内？华东上海？成绩巨大？领导英明？ 不，陈毅的武器是说真话，毫不粉饰。 “各阶级各阶层的痛苦我们要先说，要说得比他们更多，更洞见肺腑。”他事先开过好多个座谈会，集中了大量的材料。 他才敢讲。他这放开一讲，比代表们想说的更多、更完全，更彻底。 那些带了满肚子意见来开会的人，受感动了，心平气顺了： “陈毅比我们讲的还透嘛！” 这时候，陈毅再给大家算细帐：旧上海如何治不好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新上海又怎样迅速稳定了物价。除病根、剜毒疮，免不了要忍受“一刀之苦”。他特别强调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中央已经开始调整部署，对上海给予极大的关心和全力的支持。他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特别有力。他的讲话时常为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陈毅在四月二十一日向毛主席、党中央发去了第五份电报，汇报了这次各界代表会议胜利闭幕的情况和经验。毛主席拆阅后，亲笔批示：将报告转发子恢、小平、德怀诸同志，“请加注意”。 至此，上海的这一次严重局势似乎已安然度过，好消息多起来了。 陈云决定召开“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以上海、天津为重点，研究调整关系的政策措施。 许涤新临去开会前来向陈毅请示，许涤新问：“对上海困难，讲到什么程度好？”陈毅肯定地回答：“实实在在讲，一五一十讲。我在几封信上已经反映过了，你去讲也不要打折扣，否则我们自己不讲，资本家心里有数，让他来讲就被动了。如果他也装哑巴，那就等于不开会，大家解决不了问题。” 许涤新深有所悟，欣然而陈毅还在考虑一个重要的建议，一个“冒昧”的请求。 这个请求如被照准，对上海的经济能起休养生息、加速恢复的作用；但是对于中央来说，却增加了一点暂时的困难。 陈毅和华东、上海负责财经的同志反复研究，认为退一步可以进两步。陈毅就在五月十日给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第六份电报。 电报里，他综合汇报了三、四月份的情况，又写道：“税收问题在上海目前来说，暂时表现出政策与任务不协调的现象，三、四、五三个月的四千亿（每月）比较重了些，以致走到超过实际利润去征税……如果六月份上海能从四千亿降到三千亿左右，对稳定情绪，减少商店关门即起大作用。不知对整个货币回笼作用有否影响，请陈、薄考虑电示。” 这一回，毛主席亲自拟定了复电。毛主席在复电中用了“甚好甚慰”四个字，对陈毅五月十日的报告，作了充分的肯定，认为他为加速恢复上海经济”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关于税收问题，复电说，待研究后，由陈云、薄一波给予答复。 毛主席还在复电中告诉陈毅，六月中旬将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毛主席这样写道：“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你于六月一日来中央一次，留两三天，即可回去”。 写完后，又加上一句：“如果你觉得马上来为好，亦可以马上就来。”言辞中充满着信赖，尊重和亲密之情。 减税一千亿，后来如何呢？ 5月17日陈云、薄一波答复说： “……如你认为上海六月份税收须从四千亿减为三千亿左右，我们同意。具体减多少，如何减，请与华东财委商定。” 与此同时，上海十五万失业工人，得到了全国的支持和关注。 从五月起，上海工商界“倒风”渐止，学校开课，失业减少，情况开始全面好转了。2．5 霜重色愈浓 一九六六年深秋，陈毅来到北京西山，写下了《题西山红叶》这首光彩夺目的诗篇： 西山红叶好，霜重色愈浓。 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 诗如其人。陈毅的这首诗，正是他自己英雄本色的写照。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就对陈毅进行了种种迫害。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陈毅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挺身而出，横眉冷对，同林彪、“四人帮”作了英勇的斗争，坚决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气节和胆略。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陈毅就是一棵在大雪中傲然挺立的青松。 1966年10月1日，直立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台正中的麦克风，向广场，向全城，向全国传出了林彪带着浓重鼻音的时而拖腔、时而短促的声音：“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 苍穹之间，立即口号震荡，欢声如雷。 林彪狭长、苍白的面孔上，浮现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笑容。 这笑容，不是善良的人们一眼能看透的。他举起握在右手的语录本，在靠近胸口的部位，前后挥动了几下，又扶正手中的讲稿，继续念下去。 陈毅站在林彪右侧不算太远的地方，对他的一举一动看得十分清楚：他照例用大拇指和中指夹着红皮的毛主席语录，食指放在一页里——好象他刚刚暂停看语录，立刻又要翻阅似的。正如有本“大参政”上一位外国记者所描绘的一样。陈毅情不自禁，面露轻松的微笑，在心里感叹起外国记者眼睛的厉害。 但是，他这种轻松的心情转瞬即逝，耳旁林彪的讲话，使陈毅迅速回到复杂纷繁的现实之中。 林彪翻动手中的稿纸，扯足嗓子念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听到此，陈毅眉头一皱，脸色陡然变得冷峻起来。事情已经非常清楚地摆明了：两个月来，已经取代了中央书记处的“文革”小组，在政治局会议上肆意攻击刘少奇、邓小平同志，竭力要把工作组的“错误”升格，然后顺藤摸瓜，抓出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制者，将其置于死地。 对于这种意见，政治局内部也是有争论的；故一直未通过。就在三天前，周恩来还根据中央的决定，召集了国务院各部、委、办党组成员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运动已经搞得差不多了，不能老搞下去，要转入抓生产。当时，许多位部长、副部长热泪满面，国务院小礼堂内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可是今天，林彪突然公开宣称“斗争还在继续”，言下之意，“文革”运动不能结束，还要继续开展下去。 一种无可名状的痛楚涌上陈毅的心头。他感到了一种威胁，一种前所未有的威胁，正向中国共产党紧逼过来！ 林彪讲完话，游行开始了。检阅台上的领导同志也可以走动了。而陈毅两手扶着栏杆，无意中，他突然注意到，波平如境的玉带河里，倒映着一排漆黑的大字，象给自己的判断作出了最有力的注脚。至此为止，陈毅对这场运动的目的，可谓彻底看清了！ 陈毅满腹心思渴望找人倾诉。他转身走进休息室，瞥见文化部副部长肖望东坐大桌边，就径直走过去，拍拍肖望东的肩头说：“来来来，我带你去看个东西。” 他二人一前一后，走到刚才陈毅站立的位置。陈毅双肘撑在城楼栏杆上，用头往下点了点，说：“你注意看，看玉带河里有什么？” 听陈毅的口吻，不象是开玩笑，肖望东靠前俯过身去。一阵秋风掠过，玉带河里波光粼粼，啥也没有。肖望东茫然地摇摇头：“陈总，没有什么嘛！” “你仔细看么！”陈毅道，“看他们是干什么的！” 肖望东凝视水中，一阵秋风过后，水平如镜，像底片放进显影液里，一排巨大的黑体字跃然而出：“打倒三反分子×××！”再细细一看，字迹笔划是反的，原来，这是一幅刷在天安门城墙上的大字标语的倒影响。×××，是一位不太出名的领导干部。 肖望东不解地看看陈毅：“哦，是一条标语呀！”话外之音显而易见：这种标语随地可见，何足为奇！ “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陈毅声音不高，却凝聚着满腔的愤慨，“你看见了吧，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打倒老干部！这不光不能告一段落，还必须继续开展下去！” 肖望东突然记起，两个月前，他曾就“文革”的目的请教过陈毅，陈毅的回答是：“我也不晓得。”今天，陈毅一语道破，显然是经过几个月的观察分析，最后才得出的结论！肖望东是陈老总的老部下，熟知陈毅洞察秋毫的战略眼光，此时感到格外震惊：难道运动十月份告一段落的计划又要告吹？ 难道……肖望东越想越担心，他想再问几句，抬头才发现，陈毅迈着沉重的步子，已经向西头走去。 陈毅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同形形色色的敌人较量过。 他有着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当看到林彪一伙“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唱高调、干坏事的时候，陈毅公开在群众大会上讲：“有的人口号喊得很响，拥护毛主席，实际上不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是真拥护毛主席，还是反对毛主席，我怀疑，我还要看。”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陈毅看清了林彪居心险恶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党的许多老干部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愤怒地指出：“几十年为党浴血奋斗的老帅、老将们，一个早晨就都成了‘大土匪’、‘大军阀’，这样的造谣中伤，谁能相信！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几十年来和党合作的老朋友，竟然成了‘牛鬼蛇神’，谁不痛心！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十一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一个共产党员，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敢站出来讲话，一个铜板也不值！有人说我陈毅跳出来了，对，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更待何时！” 有些好心的同志劝陈毅，要他少讲点，免得招惹是非。陈毅则有力地回答说：“要我不讲话办不到，我素来不是这个性格，大是大非问题不能哼哼哈哈，要我随风倒我不干！” 1967年2月18日，陈毅在和一些群众代表谈话时，满腔怒火地说：“现在的大字报越来越多，字越写越大，水平越来越低。‘打倒大军阀朱德’，朱德为什么成了大军阀？朱老总今年八十一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一揪就是祖宗三代，人家会说，你们怎么连八十一岁的老人也容不下？！还不是给我们党脸上抹黑吗？贺龙同志是政治局委员、元帅，现在要砸烂狗头，这能服人吗？人家会问，你们共产党是什么人？人家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你们这样搞没有好下场！” 在那些动乱的岁月里，陈毅无私无畏，仗义执言，尽一切可能保持与老同志、老战友的来往和联系。然而，这样一来更加激怒了林彪、“四人帮”一伙。他们对陈毅的迫害更疯狂了。但陈毅是硬骨头。在批斗他的大会上，他质问道：“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还当外交部长？我革命四十年，这样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 1968年，林彪、“四人帮”一伙搞突然袭击，把陈毅等六位老同志分别隔离出来，每个人都成立了一个专门小组，不断地围攻批斗，最后把陈毅逼出北京，到外地去搞所谓“调查”、“蹲点”，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利。 从1970年5月起，陈毅就时时感到身体不适。但是由于当时他正处于政治上受迫害的地位，他的病没有得到及时认真地诊断和治疗。直到同年冬季，陈毅才回到北京，到三○一医院治疗。本来已经说好住院，但由于林彪一伙从中作梗，临时却说没有床位，叫在家等待，又拖了一些时日才进了医院，却又没有查出病因。到了1971年1月16日，陈毅大疼难忍，才再次赶到医院，仓促中以急性阑尾炎的诊断动了手术，手术中才发现是直肠癌造成的肠梗阻。手术进行了六个多小时，年已七十岁的陈毅，以顽强的毅力，承受了这次大手术。回到病房后，经过四五天的时间，就下地活动了。医生们被陈毅的精神所感动，不得不真实地把严重的病情向陈毅讲了。听罢，陈毅笑着对医生说：“你们不告诉我，我也猜到几分。不要紧，是癌症就把它切掉，再长出来再切除。你们治去，可以拿我作个实验，找出经验来！” 象往常一样，越是艰难困苦，他越是乐观顽强。陈毅尽量设法快些恢复体力，争取为党多做些工作。在医疗期间，仍抓紧时间看文件，读书，写东西。1971年“九·一三”林彪反党集团武装叛乱的阴谋败露，林彪带着他的几个死党，从北戴河仓皇出逃，摔死在温都尔罕的沙漠里。陈毅听到这个事件的正式通知时，虽然仍是重病在身，但却毅然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当即提议，在场的同志为我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重大胜利举杯祝贺。为了揭露林彪的反革命罪行，陈毅抱病参加了党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作了两次长篇发言。会后，他又认真修改自己的发言稿，还亲自写下了一百多页重要材料，揭发林彪的反党罪行，并认真仔细地作了第二遍修改，充分表达了他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他豪迈地说：“我倒要看看，我的生命力究竟有多大！” 为了锻炼身体，陈毅每天都绕医院走上三圈，每圈足有三千米。他的体力增强得很快，不久就出院了。正当大家都为陈毅体力增强、精力充沛而高兴时，万万没有想到，时过不久，陈毅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在医院里，他曾深情地对张茜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不知有多少革命同志在咱们前头牺牲了，对我们来说，只是工作做得太少了。”有一位熟识的医生来看望陈毅，他严肃地问：“你看我还能活多久？”医生难过地说不出话来，两眼含着泪花直瞪瞪地望着他。陈毅却爽朗地说：“现在对癌症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嘛！估计一下时间，好为党再做点工作。” 直到临终，陈毅还在热切盼望能为党再做些工作。当周总理来看望他时，他仍满怀信心地说，等我好了，有些工作还要去做。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周，他还满怀希望地对他的孩子们说，新年一过，我还要下地走一走。 1972年1月6日，奋斗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家陈毅元帅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主席亲自参加了陈毅的追悼会，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出席老同志的追悼会。八宝山休息室里，毛泽东泪洒两行，他握着张茜的手，话语格外缓慢、沉痛：“我也来悼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又对陈毅的子女们说：“要努力奋斗哟！陈毅为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作出贡献，立了大功劳的，这已经作了结论了嘛！”勉励陈毅的子女，要继承父亲未竟的事业，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 陈毅元帅是一棵高耸挺直、万古长青的劲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陈毅元帅是西山的红叶，寒霜愈重愈显出英雄本色，正如他的诗句：“霜重色愈浓”，“斗争见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