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重组武装。从那时起，直到南昌起义，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从未失败过。贺龙也经过战斗的磨炼，逐渐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的一员勇将，北伐战争中的一员名将，以及拥护共产党革命行动的北伐军中唯一的一位有着赫赫战功的军长。　　毛泽东同志对贺龙的这段战斗经历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26年，他领导湘南秋收起义，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两把菜刀闹革命这段经历，对于贺龙早期辗转起落的军旅生涯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人们回忆他光辉的战斗历程，一般都认为，“贺龙同志是两把菜刀起来闹革命的”。2　追随共产党之谜　　在南昌起义以前，周恩来与贺龙曾有过一次重要谈话，然而，贺龙决一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起来，决不是一次谈话的结果。对此，彭真有过中肯的评述……2．1　关于“主义”的争论　　参加护国、护法战争以来，贺龙逐渐认识到，平均地权在中国难以实现，三民主义并非良策，为了拯救国家、民族，需要另寻真理。　　1920年，贺龙的部队驻防桃源，这时，他已升任为梯团长（后称湘西巡防军剿匪游击第二支队司令）。炎热的九月，他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个留日学生。　　与贺龙早就相识的叫陈图南，是贺龙的同乡，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后，奉孙中山之命回乡策动讨袁，曾与贺龙组织过湘西反袁暴动，后去湘军部队供职，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　　另一个是方汉儒，陈图南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湘南宝庆（今邵阳）人，与贺龙是第一次见面。　　这两个人的到来，给贺龙的司令部带来了一些新鲜空气。　　贺龙向来好客，因此，他们在贺龙处留连两个星期。二人喜欢辩论，每天都大谈“主义”，各执己见，争执不下。　　这时的陈图南已不大讲三民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虽然也讲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但又主张取消这个，反对那个，认为将来的中国，要废除国家，建立一个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　　方汉儒信仰马克思主义，向贺龙介绍社会主义。他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收了大资本家和地主的财产土地，消灭了俄国沙皇政权，打垮了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已经是由工农当家作主的国家了。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的，一旦中国的广大工农觉醒，一定是会走俄国列宁十月革命道路的。他还向贺龙讲了“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情况。　　这两人截然不同的观点，引起了贺龙的深思。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分析比较，他得出了“还是社会主义头头是道”的结论。他后来说过：“当时，我听谈克鲁泡特金的那一套，无论在理论上、政权上、国家军队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时，我听得条条有理，实实在在，有根有据，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那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很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在注意找共产党。”　　的确，方汉儒讲的社会主义的道理，象磁铁般地吸引着贺龙。他请方汉儒天天给他仔细讲解一些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和一些进步书籍，专心聆听之后，提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贺龙怀着极大的兴趣询问：“世界上有没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政党？”　　得到的回答是：有，国际党（共产国际）。　　从此，贺龙在中国寻找国际党，开始了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思想的转变。　　三人桃源会面后，方汉儒回到原籍，贺龙念及旧情，留陈图南当了第二支队副司令，以后又当了参谋长。　　二十年后，贺龙任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司令员在延安过五十岁生日时，回忆早年同他交往的友人中，特别提到了陈图南和方汉儒，认为这两个人“对我很有帮助”。　　建国初期，他回忆在桃源时，陈图南、方汉儒曾提醒他：　　“方卿兄啊，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稳当，党如同行路时的指路碑一样，有了党才有方向。”　　那时，他们二人所说的党，一个是国民党，一个是“国际党”，这使贺龙在初次接受马克思主义时，便认准了“国际党”。2．2　“我的路子走对了吗？”　　1923年11月，贺龙被任命为川军第九混成旅旅长，后经孙中山改任为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　　这年，贺龙率领部队在四川与北洋军阀及其四川地方势力反复激战三年，结果，讨贼军以失败而告终。讨贼军内部的高级将领之间开始纷纷争权夺利，互相吞并，他们见利忘义，不惜背叛孙中山。这些使贺龙陷入了迷茫之中，不得不作进一步的思考了。贺龙请来了他的朋友和参谋刘达五。刘达五是黔军总令袁祖铭的参军，与贺龙交情甚笃。当时，袁祖铭在一些军阀的拉拢下，对熊克武展开激战，刘达五深感袁祖铭走错了路，在劝说无效之后，决定到广东去投奔孙中山。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贺龙。　　“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上好日子吗？困难啊！”贺龙感叹道：“这么大一个烂摊摊，哪个能收拾？”　　“你觉得广东怎么样？”刘达五忙问。　　贺龙低头沉默片刻，然后缓缓地说：“孙中山是个伟人，人民是拥护他的，可是光靠嘴巴不行，要有枪。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得有本钱。这不是当商人，可以借钱做买卖。”他突然问刘达五：“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头几年里，贺龙远在湘西和川、黔一带，没有同共产党发生直接的接触。但他没有忘记桃源时方汉儒对他讲过的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党的情况。　　刘达五回答：“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近两年在云南，消息闭塞，俄国革命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是前几年听说过，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　　三天后，刘达五带着贺龙给他的一封大洋（一百元）作盘费，踏上了去广东的路途。　　然而，广东的情况令人失望。刘达五到广东，本打算重返滇军，不久他发现滇军中真正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力量比较弱，只好取道海防，回转贵州，寻找从四川失败后返往铜仁的贺龙。　　1924年10月初的一个晚上，细雨霏霏。在刘达五的住处，贺龙不停地吸着烟斗，在房子里踱来踱去。　　“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　　“你常常说，你要为天下的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呢？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一个天下来，你还在摸夜路啊！”　　“你说对了，清王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仍然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人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毛泽东等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中央一些部的领导人。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援助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共产党人周恩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国共合作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黄埔军校的活动，对贺龙产生了很大影响。这年秋天，黄埔军校一些贺龙的同乡和铜仁籍的周逸群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以及黄埔军校开办情况的材料，还寄来了《黄埔军校青年军人联合会简章》和《宣言》。　　贺龙读后十分欣喜，他高兴地说：“如果在政治上确实按照《简章》和《宣言》中所说的去做，那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　　“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部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发挥作用。”贺龙决定立即动身去广东找共产党。　　贺龙把自己的旅长一职交给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将自己的想法报告给了总司令熊克武。熊克武以部队有任务为由，没有同意贺龙的请求。贺龙从这件事上开始对熊克武的革命诚意和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　　尽管广东之行未能如愿，但他还是派了刘达五去广东谒见孙中山（刘达五去广东后，孙中山不久即逝世，因此，刘达五并未见到孙中山）。随后，贺龙与湖南共产党有了初步接触。2．3　对贺龙影响最大的人　　1926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广东国民政府发出《北伐宣言》，号召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争取革命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贺龙组织响应，率部由黔入湘，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　　八月，部队改编，贺龙在常德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旅长、团长没有变动。师参谋长仍然是陈图南，秘书长也仍然是原来的向劲秋。新的变化是成立了两个过去没有的机构：一个是训练处，由刘达五任处长，另一个则是师政治部，主任是周逸群。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氏。受中华革命党委托，带二十余人的宣传队来到贺龙的部队，贺龙与其一见如故。　　周逸群真实身份是共产党员。对于贺龙当时的部队，“共产党”是很新鲜的，他的到来，自然就引起全师官兵分外的注意，互相在打听他的各种情况。由于他出身于高门大户，到过日本留学，又是黄埔学校学生，这一切使得部队中那些行伍出身的军官在思想上自然地与他有一些距离。　　贺龙、向劲秋与周逸群接触较多。当有人向贺龙问起对周逸群的看法时，贺龙出乎意料地回答：“是个很有头脑的人！”　　秘书长向劲秋的评价是：“博才多学，不愧为书香门第！”　　贺龙在全师具有很高的威信，向秘书长又是全师的头号笔杆子，经他们两人这一品评，年轻的周逸群在官兵心目中的分量一下子加重了，也由于他本人各方面的出类拔萃，很快就成了全师官兵欢迎的人物。　　但是，也有对他始终持有偏见的，和人们谈起时，总说周逸群是“卖狗皮膏药的”。此人就是参谋长陈图南。　　当贺龙弄清了共产党就是他寻找多年的“国际党”时，在周逸群来后的第三天，开门见山地提出要参加共产党。周逸群听后自然很高兴，但显然时机不成熟，于是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一定会有人主动来找你。”　　贺龙从周逸群的话中受到很大鼓舞，对周逸群更加信任了。他向周逸群提出：一要帮助改造部队；二要建立政治部。　　周逸群直言不讳地指出：“部队是得改造，但不要指望广东派人来。应该立足自身，招一部队学生来，也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非常同意周逸群的主张，决定在原随营军官学校的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九军一师政治讲习所”，由周逸群带来的大部分宣传队员担任教官，周逸群本人则担任讲习所第一任所长。　　开办讲习所，是贺龙方面欢迎左翼宣传队来帮助改造部队的重大决定，也是贺龙和他的部队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开端。　　政治讲习所公开招生。不久，报名应试的青年就超过了八百人。　　贺龙又辗转找到中共湖南省委，请求援助。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有：“贺龙近又要我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甫）去主持其事。”还说贺龙派了与省方有旧交的独立旅长唐秉渊专程到湖南省党部“找军事、政治人才替他训练军队，态度颇为诚恳。”　　由此可见，当时贺龙不仅热情地留下了周逸群和大部分宣传队员，还早与湖南的中央党组织有重要的联系。　　随着贺龙倾向共产党的态度日益明显，特别是他坚持开办政治讲习所的决然行动，使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日益重视。　　当年九月二十日中共《湘西政治报告》中有这样的记载：　　“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　　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1．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去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们有联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从这个报告可以看出，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与他的部队的看法还处于初期，态度比较谨慎。这个政治报告当时虽未引起上面的充分重视，但中共湘西省委对贺龙的基本看法是正确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当时的贺龙不仅“比王天培较左”，而且贺龙从思想到行动上是越来越倾向于共产党的，并由倾向逐渐靠拢，由靠拢转而拥护，直至最终加入共产党。　　自贺龙与周逸群结识以来，他们朝夕相处，结下了很深的情谊。周逸群能从政治上影响贺龙，甚至在关键处展开批评，贺龙也能欣然接受，不存芥蒂。贺龙从军事上鼓励周逸群，有时训斥几句，周逸群也并不介意。一军一政，两人相得益彰，互为诤友。　　然而，随着贺龙对共产党的日益信赖，部队内部新与老、左与右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政治情况越来越不平静。这主要反映在周逸群和陈图南两人之间。　　论出身，论门弟，论才学，陈图南与周逸群可以说是旗鼓相当。但是，在贺龙部队里，两人的作派截然不同。陈图南自视甚高，喜欢空谈理论，敏感，且气量狭窄。由于他是贺龙的同乡，且资深位高，在第一师中下级军官中拥有一批亲信，因而是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人们最初以为，由于周逸群到来，很快得到贺龙的信任，使他相形见绌了，他对周的轻蔑可能出于嫉妒。可是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这只是部分原因，更深刻的根源是：周是共产党，而陈是国民党中的顽固派。　　一次在上不上政治课的问题上，陈图南与周逸群的矛盾公开化了。周逸群坚持政治课非上不可，他平心静气地申诉了许多理由，陈图南却面无表情地说：“我不听你那一套。”　　贺龙则完全支持了周逸群每天上一堂政治课的部队整训计划。　　还有一次，贺龙与陈图南、刘达五等人在武汉流览市容，当看到武汉三镇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时，贺龙深有感触地赞赏共产党发动民众很有办法，陈图南这时提醒贺龙：　　“云卿，你的思想越来越‘左’了。”　　事实上，陈图南早就看出贺龙心向共产党，因此加紧了拉帮结派的活动。在军官中，如果分为左、右两派，那么以陈图南为首的一派就是右派。这一派的骨干分子有团长柏文忠，营长陈黑、张松如、陈策勋，副营长赵福生、刘九同等。　　陈图南整日与这些人沆瀣一气，并暗中勾结蒋介石，进行密谋活动。　　1927年4月，贺龙奉命第二次北伐，开赴河南前线。出发前，陈图南利用汪精卫集团不给发饷，士兵不满的机会，唆使少数人闹事，谋刺贺龙。然未遂，贺龙果断处理，交武汉公安局枪决了陈图南，迅速平息了骚乱。　　闹饷事件，当年在武汉曾是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虽使贺龙历经风险，但确实增长了政治斗争的经验，表现了坚定的革命立场，更显示出他与国民党右派的彻底决裂和在政治上历经严酷考验后的进一步成熟。　　这一切是与优秀共产党员、贺龙的良师益友周逸群分不开的。他的宣传教育在贺龙思想转变中起了关键的作用。贺龙自己也说过，周逸群对他的影响，是对他思想上的第三次推动，也使他真正地接近了共产党。2．4　南昌起义前后　　贺龙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师于1927年5月11日进驻河南驻马店。6月15日，贺龙所在部队进攻北洋军阀体系的奉系，消灭大量敌军。这时的贺龙已是北伐中的一员左派名将，部队也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周逸群仍为政治部主任。六月二十六日，贺龙奉命率二十军回到武汉。　　六月底，武汉形势开始恶化，汪精卫集团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大规模血腥屠杀即将开始。　　汉口、汉阳正酝酿着又一次“马日事变”。在腥风血雨中，几十个国民革命军的大部分投靠了蒋介石；依然无所畏惧、毫不动摇地率领全军和共产党患难与共的，只剩下贺龙一人。　　这时的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　　六月二十七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地讨论应变措施。然而，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和陈独秀等领导人对汪精卫集团采取无原则的妥协让步，竟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调往武昌加入张发奎部。不料，由于处理不当导致混乱，纠察队中不少人弃枪逃之夭夭，剩下的被迫缴了枪，且无处安身，贺龙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们。　　此外，大批从别的部队逃出来或被“遣散”出来的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以及和工人纠察队一起被解散了的农民自卫军骨干等先后编入了贺龙的部队。贺龙一如既往地全力保护着二十军里的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此时，贺龙对汪精卫、唐生智之流的假左派已逐渐认识，并与其决裂。这以前，蒋介石为了拉拔贺龙，曾派参谋长朱绍良利用黔军关系，秘密来武汉，向贺龙封官许愿，说什么只要拥蒋，就委为中央委员，当江西省主席，赠送一幢地处南京的大洋楼，条件是要注意周逸群……然而贺龙对此断然拒绝。　　与此相反，贺龙对中国共产党和周逸群的信任有增无减。　　据当年随军苏联顾问库曼宁回忆：　　“贺龙决定把从蒋介石部队里赶出来的共产党员欢迎到自己部队里来，但进行得十分秘密，因为当时在武汉还没有张发奎的第四军和第十一军。这一决定如公开执行，必然过早地暴露中国共产党的计划，万一张发奎发觉了贺龙和叶挺部队里增加了共产党员，可想而知，他从武昌出发之前就要全部解除第二十军及第二十四军的武装。”　　贺龙为了避开蒋介石方面的说客，经周逸群安排，于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由英租界搬到了俄租界，住在苏联公使馆内。在这里，贺龙结识了不少中共中央的负责同志。也就是在这里，他对共产党员从思想上、政治上接近，进而发展到组织上的一致了。　　七月一日，贺龙的新寓所里迎来了中共中央负责人周恩来。　　贺龙对周公的屈尊过访，非常感动。据在座的贺龙堂嫂陈君兰后来回忆，他们当时主要谈论的是军事问题。　　贺龙原以为，政治上，共产党员比国民党强；军事上，国民党要比共产党员强，因为共产党还没有直接掌握军队。在周恩来的启发下，贺龙认识到，军事上的优势，没有政治作主心骨是靠不住的。贺龙下决心跟共产党走。　　这次会见，是贺龙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他接受中共中央领导，参加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贺龙后来对部下讲述他思想转变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员（指周恩来），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决定作用。”　　七月六日，汪精卫高唱东征讨蒋，秘密召集非共产党的将领开会。贺龙也在座，会上，汪精卫公然提出国共分家并要求各将领加强防范军中国共产党时，贺龙坐不住了，他当面驳斥汪精卫说：“没有共产党，没有农工援助，我们革命能够得到今天的胜利吗？我反对分家。谁要分，我就同谁干！”　　这番义正词严、铿锵有力的话，弄得汪精卫的会也开不下去了，在场的将领们一哄而散。　　七月八日，贺龙派出二十军的轮船将朱德和病中的湖北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安全护送到九江。　　七月十日，贺龙部队沿江东下。队伍走到黄石港时，汪精卫已公开叛变，与蒋介石合流，就要对共产党下毒手了。　　七月十七日晚，贺龙在黄石港召开连以上的军官会议，宣布了汪精卫叛变革命的消息。会上，他着重分析了时局，指出摆在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回老家去；一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反革命，屠杀工农弟兄；一条是跟着共产党干到底。他斩钉截铁地说：“第一条路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都绝不能走，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走这样的路。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第二天，贺龙率领二十军官兵，从黄石港分乘数百条木船，浩浩荡荡向九江进发。到九江后，原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专程会晤贺龙，把党内正在酝酿中的南昌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透露给了他，试探贺龙的意见。贺龙表示热烈拥护，当场许诺：“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　　不久，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计划形成了。与此同时，汪精卫发来通知，命令贺龙和叶挺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汪精卫认为贺龙、叶挺的部队战斗力强，“共产党员多，太红了”，因此准备解除他们的兵权。贺龙识破了汪精卫的机关，与叶挺、叶剑英在棠湖小划子中密商，决定不上庐山，移师南昌。　　七月二十八日，党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务委员、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到二十军，通知贺龙，党中央已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周恩来代表前委，委任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与前来军部的刘伯承一起拟定起义计划，起义总指挥部和参谋团设在中华总公会。　　后来，贺龙1946年在延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南昌起义那时，我还不是党员，周恩来同志把指挥起义的大权交给我，我很受感动。当时，我说，我不是党员。周恩来说，党相信你。”　　经过紧张周密的准备，1927年8月1日零时整，在党的前委和周恩来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军三万多人武装起义，勇敢地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　　按照原来的计划，起义本是在拂晓前才行动的，由于贺龙部下赵福生晚上匆匆离队，向敌人汇了密，起义的时间提前了。　　南昌起义拉开了威武雄壮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伟大序幕。敌朱培德和程潜在南昌的队伍三千多人，拂晓时被起义军全部瓦解。起义后革命军整编队伍，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兼代总指挥，同时被选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与宋庆龄、谭平山等同任主席团主席。　　八月初，按前委计划，起义军挥戈南下，准备夺取广州，打开海口，争取国际援助，再次举行北伐。然而，这是一次没有同湘赣农民运动相结合、没有根据地作依托的溽暑远征。　　在这次远征中，任务艰巨，处境艰苦，贺龙始终坚定沉着地指挥战斗。他亲自指挥了壬田战斗，击溃了军阀钱大钧的阻击，占领瑞金；组织并率领二十军一部策应了会昌战斗，打得钱大钧部几乎全军覆没。　　起义前，当周恩来代表党的前委把南昌起义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贺龙后，谭平山曾在旁鼓励他说：“老贺，你当总指挥就要加入共产党，不入党可不行啊！”这话说到贺龙心坎里去了。贺龙诚挚地告诉谭平山：“头年驻常德时，结识了周逸群，我就提出加入共产党的要求，申请过好多次了，考验也快两年了。老周说，到时候会有人来找你的。现在既然你找到了我，那我就请你们当‘红娘’！”　　九月初，贺龙率部从会昌到瑞金，在瑞金城边的一所小学校里，贺龙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庄严地履行了入党手续，介绍人是周逸群、谭平山。周恩来出席了贺龙的入党仪式并讲了话，他说：“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他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入党后，贺龙的立场更加坚定，斗争更加坚决，正象他后来所说的：“我指挥的军队从此是党的了，我的脑壳也是党的了！党就是我的生命！”　　起义军绕道福建进入广东后，兵分三处。贺龙和周恩来、叶挺、刘伯承等率领二十军第一、二两师和二十四师在汤抗攻击三倍于己的敌人，然而遭败绩。在鏖战中他通宵达旦坚持指挥。在流沙会议后，起义军在乌石遭到伏击，一些领导同志被冲散，队伍大乱，起义失败。贺龙亲率弁兵左冲右突坚决抵抗，一直坚持到入夜才同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廖乾五等离开乌石，按照党的决定，经香港转赴上海。　　南昌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意义重大，它诞生了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据“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同志回忆，他们曾问起贺龙同志南昌起义有没有必要时，贺龙十分明确地说：“那时我们就抱定共产主义信念，发表宣言，使敌人孤立了。我们打起了革命旗帜，敌人要消灭我们；我们又打起革命旗帜来斗争。不暴动怎么办？没有暴动是提醒不了人民的。”　　从此，贺龙与周恩来、朱德、叶挺、刘伯承等领导南昌起义彪柄千秋的历史功勋，永远载入了史册。　　贺龙很早就开始寻找共产党，寻求真理。在党最困难的时刻，他毅然地把自己的军队交给了党，参加南昌起义，自此踏上革命之路。起义前，周恩来曾与贺龙会晤。那次会晤，是贺龙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南昌起义的思想基础。然而，贺龙绝不是一次谈话拉过来的。对此，彭真曾有过中肯的评述：　　“贺龙出身苦，他和贫苦群众生活在一起，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不安于现状，用种种方式和旧社会斗争。　　“贺龙在斗争中找出路，找过孙中山，接触过汪精卫。蒋介石在上海搞“四·一二”大屠杀，许克祥“马日事变”大屠杀，汪精卫嘴上反对心里支持。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使贺龙同志彻底认清了他们的反革命本质。　　“贺龙部队里早有共产党员了，周逸群同志就是一个代表，贺龙与共产党人长期接触，对党的战线、方针、政策逐渐有所了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他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一个一个党派作比较，一个个领袖人物作比较；由表及里——从现实看到了本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不计个人名利地位，不顾个人安危，把个人的命运同共产党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样，周恩来同志让他当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就有了依据。　　“贺龙绝不是一次谈话把他拉过来的。这好比春天播种，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该收获了。”3　三进洪湖之谜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取道香港抵达上海。中共中央决定派他同刘伯承、林伯渠等一起，前往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但因机关被破坏，未能成行。南昌起义前，贺龙曾对徐特立说过：“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于是，不愿离开革命的贺龙出生入死，回湘鄂西拉队伍，以洪湖为中心，“导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史剧。3．1　初进洪湖　　南昌起义后，贺龙的部队被打散了。对于南昌起义的失败，贺龙是极不甘心的，早在流沙会议上，他即表示要卷土重来。他也曾对徐特立说过：“张发奎无用，怕失败。我不怕失败，南昌暴动无论胜利与否，我都干，如果失败了，我就上山！”　　1927年11月初，贺龙取道香港抵达上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贺龙和周逸群等人安排了秘密住处。一到上海，贺龙就见到了比他早到的周恩来。周恩来希望贺龙暂进躲避一段时间，到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贺龙答应考虑。　　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来看望贺龙。他们做了长时间的谈话。谈到南昌起义的情况时，贺龙说：“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国民党旗，一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在谈到湘西的情况时，贺龙说湘西是有希望的，主要是得把农民发动起来。　　李维汉把与贺龙的谈话向中央常委会作了汇报。　　瞿秋白听了汇报后说：“是不是要贺龙同志去湘西干一干呢？”　　李维汉同意。　　常委会开过以后，李维汉把瞿秋白的意见通知贺龙。贺龙表示不愿去莫斯科，要回湘西。　　实际上，贺龙是想回湘西的。但是，中央要他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并已决定他们三人于11月17日坐轮船的货舱秘密离开上海，贺龙只好准备上船。不料，十一月十六日，中共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识破，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贺龙便不能抛头露面了。于是，贺龙找到周恩来，表示不愿离开革命，希望回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斗争，“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　　周恩来把贺龙的要求在1928年1月6日向中央常委会议提了出来。共产国际代表担心贺龙“回去要变成军阀”，表示不赞成。周恩来向常委们介绍了贺龙的历史，分析了贺龙的情况认为贺龙应该去，也有充分的条件去。最后，中央常委同意了贺龙的要求。　　贺龙、周逸群、卢冬生等几位同志，带着周恩来的关怀和嘱托离开了上海，再次踏上了征程。　　1928年1月16日上午，几个商人模样、看上去颇有来头的人，从容镇静地穿过街巷，从汉口街心直奔长江码头。途经一个巷道口，只听人声嘈杂，一大堆人在围观墙上国民党出的一张布告，言语中夹杂着“南昌暴动”几个字。“商人”们放慢了脚步，其中一个中年人趋向前去看究竟，原来布告上写的是悬赏缉拿南昌起义的“匪”首之一贺龙。他看着布告，嘴角不经意地轻笑一下走开了。　　此人正是贺龙。不过，这时的他身穿阔绰的狐皮袍，头戴海龙帽子，围着外国造的宽羊毛围巾，戴着墨晶眼镜，并且剃掉了蓄了多年的短胡须，俨然一副商贾模样。随行的周逸群打扮得象个管帐先生，刚加入共产党的卢冬生也化了装。　　自从贺龙率军南昌起义后，国民党反动派印发张贴了成千上万张这样的通辑文书，附上照片，张贴于通衢要道，要捉拿贺龙。当贺龙原来的上司、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上报贺龙、叶挺南昌反戈的情况后，汪精卫发誓要捕杀贺龙，蒋介石则悬出重赏，要“买”贺龙的首级，他们为此很是忙乎了一阵。　　面对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贺龙轻蔑地一笑，昂首向武汉关轮船码头走去。当时戒备森严的汉口，到处是敌人的巡逻队，他们严密把守在交通要道，盘查过路行人。贺龙等人闯到了高大的武汉关钟楼前，准备搭乘预先租好的江轮。　　荷枪实弹的哨兵，正在武汉的栅子口上搜索行人和旅客。　　见状，贺龙镇定地迎面向哨兵走去，突然把身上阔绰的皮大衣一掀，故意高声叫嚷：“喂！来检查！来检查！”哨兵一看他们这副打扮，丝毫没有起疑心。贺龙一行人就这样机智地躲过哨兵的盘查，登上了开赴长江上游的江轮。后来，贺龙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其实那时我身上带的都是党的文件，还带有枪呢！”　　他们登上轮船后，船上的帐户先生左顾右看，打量了好半天，试探地问：“先生贵姓？”　　贺龙说：“我姓王。”　　帐房先生诡秘地说：“你不姓王吧？”　　贺龙一怔，随即镇定地反问：“不姓王姓什么？”　　“你是贺龙”。　　贺龙一看自己身分已被识破，严正地说：“知道是贺龙就要负责护送！”　　帐房先生竟平和而亲切地连连点头称是。原来，这个帐房先生和船上一些水手、工友是同情革命的。贺龙当师长、军长时，驻军武汉、鄂城，颇有声望，在群众中影响很大。所以，他虽然骗过了巡察的哨兵，却被革命群众认了出来。为了保护贺龙他们，船不拉汽笛就离港了。　　当时，江上有很多驻扎武汉的桂军巡逻划子，一见有船起锚启航，飞快追了上来。帐房先生见状赶忙让贺龙他们躲好，水手们急中生智弄断了拉汽笛的绳子。巡江划子靠近江轮，一群持枪桂军上来质问：“为什么不拉汽笛就开船？”帐房先生指着断了的绳子说：“拉汽笛的绳子断了，我们正在接。”这此士兵扫了扫船上的旅客，掉头走了。　　江轮就这样在涛飞浪涌的大江上驶往洪湖地区。　　一月十八日，船到洪湖边的新堤镇。镇上驻军是湖南部队李觉的师，周围也驻满了敌军，戒备森严。贺龙派人了解敌情，知道观音洲只有敌人的一支团防队伍，十几个人、十条枪。贺龙对周逸群说：“把枪搞来如何？”周逸群感到不大容易。　　贺龙朝周逸群笑着说：“我当面向他们借枪，你们就动手提。”　　船靠了岸，贺龙、周逸群等人大摇大摆地朝观音洲团防队部走去。团防队长见贺龙他们身上的打扮，以为是大官来视察，急忙吹哨紧急集合，十几个团防队员列队欢迎。　　贺龙走到团防队长面前，摘下墨镜，劈头就说：“我是贺龙，特来借你的枪！”　　团防队长一听到“贺龙”这个名字，早已吓得魂飞魄散，一下子瘫倒在地上，只顾求饶。　　这时，一个团防队员企图开枪，被卢冬生一枪打倒，随贺龙来的其他几个人趁机一拥而上，将团防手中的六支汉阳造步枪、四支驳壳枪夺到手中。　　贺龙等一行人兴致勃勃地回到船上，继续他们的行程。一月十九日，他们就在离洪湖不远的反嘴镇登陆了。他们一一向船工、水手挥手告别，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洪湖。　　洪湖，象一颗巨大的晶莹夺目的珍珠，镶嵌在长江的湖群之中，碧波荡漾，水天一色，面积达四百三十八平方公里，跨洪湖、监利两个县。它处于武汉市西南方，与湖南省接连，素有“千里洪湖”之称”。　　一上岸，贺龙等人就筹画着去和贺锦斋接头。贺锦斋（1901—1928）是贺龙的堂弟，小时候当过学徒，干过农活。　　1919年，贺龙在桑植办“地方自治讲习所”时，贺锦斋入所学习，接受了进步思想，以后又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时在贺龙的二十军中任一师师长，并加入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转道上海，找到了贺龙。党组织要他先到洪湖地区拉起队伍，开展武装斗争。1927年11月，他就在石首建立起游击队，拉起了一支一百多人的武装队伍。　　正当贺龙他们准备去寻找游击队，和贺锦斋接头时，只见一位魁梧的汉子，身穿灰色棉军衣的人飞快朝他们走来，扑上去一把握住贺龙的手，激动万分地大喊着：“大哥，我晓得你是任凭什么敌人也打不死的！”说罢，朝岸边一群人挥臂大喊着：“你们不是盼望见到贺龙吗？看，他来了！”　　此人正是贺龙的堂弟贺锦斋。这突然的会合，使得岸上的人们全都忘情地欢呼起来。　　这次小小的会师，使湘鄂边前委有了一百多条枪的武装队伍。贺龙曾说：“这是我们赤手空拳来到荆江以后，第一次抓到手的本钱。”　　不久，贺龙通过他参加南昌起义时的部下张天辉，与以李兆龙为首的石首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随后，又通过石首中心县委，将大革命时留下来的两支农民武装召集过来，由湘鄂边前委统一领导。前后会合的三支队伍共有四百多人，三百多支枪。于是，贺龙将他们编为两个大队，树起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红旗。这是贺龙自南昌起义失败后，在洪湖地区重新组建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石首县委决定与工农革命军配合，发动“年关斗争”，在较短时间内，就消灭了荆江两岸的团防和土匪二千人，缴获了不少武器，迅速打开了局面。工农革命军军威大振，到1928年2月中旬，由四百多人发展到一千多人。　　在年关斗争胜利之后，荆江两岸局面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湘鄂边前委根据中央意图，决定将武装交给石首中心县委领导，前往湘鄂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时，石首中心县委为了扩大根据地，要求湘鄂边前委在未走之前，消灭驻扎在监利县城的一股三十多人的团防，贺龙接受了石首中心县委的要求，挥师前往。可是，当工农革命军去打监利时，城里敌人突然增加了一个旅的兵力，情况有变，部队没有防备。　　在遇到劲敌的情况下，贺龙、周逸群只得下令撤出战斗。他们将部队交给石首中心县委后，带领二十多人，于1928年2月下旬，前往湘鄂边开辟新的根据地。　　周逸群到湘西后不久，暂别贺龙，返回湖北沙市、石首一带，领导鄂西地区斗争，开辟了洪湖根据地。贺龙则在湘鄂边艰苦创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红四军，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并开辟了以鹤峰、桑植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3．2　二进洪湖　　为了实现把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和江汉平原红色区域联成一片的设想，1930年上半年，贺龙三次率红四军东进，七月初，与周逸群为首的红六军在公安胜利会师。会师后，根据党中央指示，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第四军改为第二军），周逸群任政治委员。红二、六军两大革命武装的会合，使湘鄂西革命武装斗争走上了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当红二军团建立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方军阀部队，大战正酣。贺龙、周逸群等率领红二军团在石首藕池大败敌军，缴枪二千多支。蒋介石给兵多枪少的红二军送来了装备，部队一时声威大振。　　贺龙重返洪湖，展现在眼前的是根据地的一派大好形势。　　由于洪湖根据地和湘鄂边根据地连成一片，革命已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贺龙决心和洪湖人民一道，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块根据地。他经常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解决群众中的各种问题，深受群众的欢迎和敬重，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贺胡子”。　　在周逸群、贺龙为首的鄂西党组织的领导下，洪湖地区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队三结合的一整套武装体系，在辽阔的千里洪湖上，与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展开了有声有色的游击战争。　　在洪湖地区，有一块压在人民头上的大石头——白极会，这是一个反动封建迷信武装组织。远在清朝时，就是这个白极会，曾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在湖北的革命运动。这时，它又受土豪湖霸的操纵，投靠国民党，和红军作对，杀害革命人民。淝阳大土豪陈彦达从天门县招来了白极会头子周亮，在各地发展白极会组织，胁迫每家一人参加，不然就诬称为共产党，进行迫害。红军和赤卫队在八月以前，同白极会多次交战，曾攻入石山港，活捉了白极会头子、国民党旅长张登鸣，并当众处决，取得反击白极会的第一次胜利。　　白极会又组织“复仇”，裹胁会众一万多人，卷土重返石山港。作战时吞黄表、喝朱砂，念念有词地祷告“天神保佑，刀枪不入，长生不死，富贵荣华”。在石山港大建佛堂，装神弄鬼，愚昧群众。　　眼着白极会无恶不作，严重威胁苏区人民群众，贺龙决心消灭白极会。为了揭穿白极会“刀枪不入”的鬼话，贺龙把活捉来的几个胸口画着“太极图”的会首当场枪决，打破了他们的欺骗宣传，鼓舞了群众的斗志。　　位于内荆河畔的峰口镇是当年和白极会激战过的地方。　　镇北有座三孔石拱桥——五风桥。当白极会匪被红军打得四处逃窜、败退到五风俗桥时，由于贺龙和红军指战员早就发动群众，在桥面上撒满了玻璃、瓦片、石渣，光着脚板的白匪一到桥上就乱作一团，个个束手就擒。　　八月，贺龙、段德昌等人率领红军，配合各地赤卫队、少先队和广大群众，开展消灭白极会的斗争。在广大群众紧密配合下，消灭了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白极会，为苏区人民除了大害。　　消灭了白极会，贺龙率领红军进一步发展了洪湖地区的大好形势。鄂西特委和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府，开展了具有湖区特点的人民战争，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　　然而，革命的道路从来就是不平坦的，贺龙二进洪湖发展湘鄂西根据地经受了路线斗争的考验。早在1930年6月，党中央的领导对当时各地正在发展的革命形势，作了过分夸张的估计，主观主义地作出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决议，使“左”倾路线统治了党中央，其影响开始波及湘鄂西根据地。　　二、六两军一会师，鄂西特委就按照党中央指示，要求他们集中进攻荆州、沙市、汉口等敌人设防坚固的城市，以与红一军团等“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贺龙、周逸群从实际出发，坚持先巩固洪湖再逐步向外扩张。因没有执行冒险主义的指示，受到了批评。鄂西特委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特别提出贺龙是阻挠贯彻中央路线最棘手的人物。鄂西特委改组为湘鄂西特委后，中央派来了新的特委书记，兼任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周逸群被调到地方工作，担任代理特委书记。　　这时，党中央为纠正“左”倾路线而举行的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远在洪湖的湘鄂西特委和二军团前委还在继续贯彻这条路线，指挥部队渡江南征，以配合一、三军团攻打长沙。　　贺龙奉命率部打开南县、华客、公安、津市、石门、临澧。但是，由于部队忙着赶赴长沙，城镇旋得旋失。这时，贺龙偶然从旧报纸中发现蒋、冯、阎三方军阀混战已经结束，大批敌军正源源南调，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亲自赶到石门向特委书记建议返回洪湖根据地。不料不仅没有得到同意，反而被指定率部二次攻打津、澧。结果部队受到严重挫折，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这时，优势敌军已经包抄过来，红二军团被迫退往松滋。　　在松滋县杨林市，红二军团前委开会讨论军事行动时，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贺龙、段德昌等多数人认为，红二军团应回师洪湖，保卫老根据地，而后再向荆（门）、当（阳）、远（安）和鄂西北发展。他们认为既要山区，也要洪湖那样的平原，要把湖区山区连成一片。此时，正在洪湖地区担任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的周逸群也来信，要求红二军团主力回师洪湖。但是，执行“左”倾路线的前委书记提出“离水就陆”的“上山”方针，要山区不要湖区。他固执地认为，洪湖是水网地带，大部队活动不开，“只适宜小的部队逃兵躲藏”。　　争论未决。前委书记仅同意段德昌等人带少数部队回洪湖，实质上是解除了段德昌红六军军长的职务。　　领导层意见分歧，部队左右徘徊，趑趄不前，主攻方向不明，红六军置于杨林市一线，红二军置于公安一线，未能抓紧战斗准备。敌李觉部从容布置兵力，分三路向杨林市、街河市集结。红六军临时应战，日夜行军，又累又饿，沿途买萝卜充饥，头天到达杨林市，第二天就遭李觉部袭击。部队和敌人拼消耗，打阵地战。相持之中，红军刚收编的一支部队反水，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中，最终导致失利。　　杨林市一战，红二军团付出很大伤亡，红六军损失四分之一，总指挥部几乎撤不出来，南征失利。　　此后，部队经马良坪、泥沙、赤绥河、南北墩，转至鹤峰，开始在鄂西、鄂北山区流动转战。3．3　三进洪湖　　1931年初，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这时，敌军加紧围攻洪湖，正在五峰、长阳地区活动的贺龙力主回师洪湖，打退敌人进攻，巩固革命根据地。但特委书记认为，回师洪湖犹如“从井救人”，“救者必死”，不同意回师。前委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结果，按书记意见，红三军进兵荆、当、远，想用所谓“围魏救赵”的办法，迫使敌军撤离洪湖。实践证明，这种主观主义的指挥不仅不能搭救洪湖，反而使部队在江北陷入重围，又受到很大的损失。突围后不得不转向鄂西北，开辟了房县革命根据地。　　与此同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更“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经过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强行篡夺了中共的领导权。他们把“左”倾当右倾批，认为“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号召全党反对右倾，实行宗派主义的组织路线，发展了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机械过火斗争，从此开始了“左”倾路线对党的又一次统治。　　三月，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左”倾路线执行者攫取了党的领导权。不久，湘鄂西中央分局写信来，要求红三军回洪湖地区。贺龙则早有此意，便耐心说服红三军前委的大多数同志，打回洪湖去。九日，红三军的七、八两个师，和正在鄂北的红九师会合于刘侯集，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红三军向洪湖方向发展。　　红三军东进洪湖，增强了洪湖苏区的力量，大大鼓舞了苏区的广大人民，深得人心，广受欢迎。　　然而，贺龙率红三军刚回到洪湖，就被指责为一贯右倾而剥夺了指挥权。政委万涛也被撤职。贺龙据理力争无效。就在这时，与贺龙并肩作战多年、结下深厚战斗情谊的周逸群在去华容检查工作时，遭到了敌人的伏击，不幸壮烈牺牲。　　1932年初，贺龙恢复指挥权后，率部向襄北发动攻势作战，利用敌军受到群众反对，离开阵地不能打仗和不善于雨天、黑天作战等弱点，采取袭击、伏击，围点打援等战法，并把主力红军、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结合起来，把游击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在龙王集、王家墩等战斗中，接连获得出色的重大胜利，歼敌两个旅一个团又六个营，缴枪五千余支，使红三军主力发展到一万五千多人，根据地得到相应的扩大。　　但在“左”倾路线的统治下，军事斗争不久即陷入了被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后，“左”倾路线执行者加紧推行错误路线，指责红三军的行动还没有“万分积极化”，要求不停顿地强攻硬打，必要时要打“叫化子与龙王比宝”的消耗战。三月底，敌军“清剿”襄北地区时，红三军将敌军在瓦庙集等地分割为两个集团，分头进攻，打得英勇顽强，毙伤敌旅长以下两千人，取得了很大战果，但部队自身伤亡很重，送往后方医院的伤员约有几千人，弹药更是无法补充。但“左”倾路线执行者不顾部队的消耗，强令继续进攻，“全力歼灭进攻之敌”，迫使红三军在五月份张家场战斗中同敌军进行持续八昼夜的激烈战斗，自身的伤亡超过了毙伤敌军的数字，损伤了元气。六月初，川军趁红三军远在襄北之机，进攻洪湖根据地，苏区内部顿时紧张起来，幸亏贺龙率主力星夜赶回，在新沟嘴用诱敌进入预设阵地和迂回到侧后使其两面受敌的战斗，击败川军，俘虏三千多人，才转危为安。然而少数具体战斗的胜利，改变不了王明路线给整个洪湖苏区带来的损失，洪湖革命处于低潮。　　1932年夏天，蒋介石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之后，调集五六十万大军向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其中进攻洪湖的兵力达十万之众。在强敌进攻面前，“左”倾路线执行者在军事上由主张盲目进攻，一变而为单纯防御，命令部队筑碉固守，“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和敌人硬拼。在政治上，开始了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而且一开始就采取扩大化和逼供信的做法，把湘鄂西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说成是“改组派”对党、对中央分局和国际路线的进攻，把革命阵营中的认识问题、一般的违反纪律现象和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破坏生硬地联系起来，乱捕、错杀了大批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从苏联学习回来的几十名干部和黄埔生基本被杀完，整个洪湖地区错杀了约两万人，严重地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自己把自己部队搞垮，客观上帮助了敌人的进攻。　　敌军围攻湘鄂西根据地中心区域时，贺龙从实际出发，建议集中主力转到外线机动作战，选择弱点，歼敌一部，以粉碎敌人的“围剿”。“左”倾路线执行者却坚持要分兵把守，固守决战。红三军被迫“两个拳头打人”，一路向荆州、沙市进攻，出击襄北，另一路留在苏区搞“御敌于国门之外”，唯恐打破坛坛罐罐。这样做，就不能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发挥不了红军的长处，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1932年9月，毛泽东有一份电报发至湘鄂西，也被王明路线积极推行者扣压，不向贺龙等人传达。终于，多年来艰辛创立的洪湖苏区遭到了失败，红军由二万五千人锐减到一万多人，从洪湖根据地突围后，转移到随县大洪山进行休整。　　从洪湖苏区撤退后，贺龙率领部队，经过七千里行军，到达湘鄂边，开创了黔东根据地，基本上渡过了1932年以来最困难的时期。1934年10月，贺龙率领的六军团在南腰界会师，成立了二、六军团总指挥部（红三军在会师后又改为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两支生长在不同地区的革命部队初次见面，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团结得十分紧密，被称为“模范会师”。会师仅仅一年，红军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湘鄂川黔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　　这时，蒋介石调遣大批军队，集中六个纵队约三十万的优势兵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疯狂“进剿”。战斗初期，红军接连报捷，但由于敌众我寡和“左”倾路线影响未彻底肃清，没有粉碎敌人的“围剿”。这个问题，是在历史性的遵义会议精神传来之后，才从根本上解决的。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挥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二、六军团机动灵活、有声有色地打击敌人，使敌人丧失了进攻的力量和勇气，蒋介石不得不放弃利用湘鄂军队进行“围剿”的计划。红二、六军团乘胜攻占石门、澧县、津市、临澧，在那里筹集给养，扩大队伍，宣传抗日。　　贺龙三进洪湖，出生入死，破敌摧坚，在洪湖地区留下了光辉的战绩，和洪湖人民建立了血肉般的情谊。后来，当过去的记忆复现脑际的时候，他平静地微笑着说：“我对那些地区相当熟悉。”4　个性及婚姻家庭之谜　　战场上的贺龙，口衔烟斗，指挥若定，这几乎成了他给人们留下的最难忘的印象。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位“百战沙场驱虎豹”的英雄，具有“粉骨碎身若等闲”的风度。然而，生活中的贺龙展现给人们的却是另一番风采……4．1　丰富的个人特质　　贺龙有着丰富的个人特质，只要一提到他的名字，熟悉他的同志嘴边总会挂上微笑。关于贺龙的传说多得不可胜数，有许多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贺龙从小就识字不多，但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下达命令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战士的左手上。战士回到自己的连队，背诵完命令，就举起左手，出示贺龙的亲笔签名。　　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开始自学读书写字，他几乎全凭记忆，每学一篇课文，就反复诵读，直到学会了里面所有的字为止。　　贺龙也许在某些方面比其他高级指挥员粗疏一些，然而在外向的粗疏中，却隐藏着对被压迫者的深切同情。他是一个爱嘻闹的人。在街上，他喜欢逗弄孩子，常“抱起一个挣扎着的小孩，夹在腋下走半条街，然后把他放走，用一个铜板或一块糖哄得他高兴。　　贺龙曾对人谈起过自己的人生哲学：“我相信运气，你不能阻挡它，既不能把运气关在门外，也不能插上门不让它进来。只要有运气，总是会走运的。”　　贺龙又高又壮。“贺龙同志象老虎一样强壮。”朱德同志这样称赞他。“我在长征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他显出疲惫的样子。好几次，他还背着负伤的战友呢！”　　的确，仅从贺龙的外貌看上去，也令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他的全身，从头到脚，都充满跃动的活力。贺龙是不能静坐不动的。他的动作，和他那声如飞雷的南方乡音一样令人瞩目。　　贺龙是很容易识别的——口里叨着他喜欢用的烟斗、胡须浓黑而整齐。他那充满俏皮的眼睛，总含着笑，仿佛在寻找讽刺的好材料。贺龙曾对人说：“他开始留胡子的时候只有地主军阀才留胡子，他不相信为什么农民就不能有胡子。”贺龙喜欢和他的政委关向应下棋。谁输了，就得把胡子剃掉。虽然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有时贺龙的胡子确也不见了。关向应同志曾对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女士谈起对贺龙个性、品格的印象。他说：“贺龙是非常坦率和英勇的，有着一种特殊的战士风格。他作决定迅速而明确，有着巨大的自信。他作战时计划得非常仔细，他所有的决定都是稳当安全的。他对待部属很周到，但他们如果犯了错误，就严格执行纪律。他的政治理解力是很强的，并且对党诚实和服从，总是小心谨慎地遵循党的路线。作为个人，贺龙为人和蔼而朴实，几乎是孩子似的坦白。他非常健康强壮，喜欢骑骏马。他抽香烟——　　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嗜好了。”　　贺龙活跃健谈，他讲起故事来，手舞足蹈，谈谐有趣，不愧是这方面的老手。他常讲到他小时候的事情：“年轻的时候，只要一提起我贺龙的名字，地主马上就会收拾细软逃命。”这时，他总是预先传言他还有好几英里地远，然后敲响地主的大门，微笑着说：“哈，我来了！”　　贺龙从不讲究形式。长征中，他要么打赤脚，要么穿草鞋，脚上总裂着大口子。他对于军队的形式毫不在意，有一次有人问他为什么他有三万人的队伍，却说只有一团人，他扬起头来哈哈大笑说：“我数不过来！”一次贺龙视察青岛海军学校，却走进欢迎他的仪仗队中，和张三拉拉手回李四家在哪里，中午又在院子里和学员们蹲成一圈吃饭，闹得偌大一个食堂空着，苏联高级顾问很不高兴。贺龙说，我就看不惯这一套。　　贺龙顾全大局，丝毫不带有私心杂念。他与肖克在战争年代结下了密切而持久的战斗情谊，被美国记者、《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作者哈里森·索而兹伯里称为“一对生死朋友”。一九三1934年，这两位将领在贵州东北部的印江县木黄镇会师。四天之后，他们进入四川，在南腰界举行了庆功宴。这次会合，完全没有象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合那样引起那种病态的猜忌。　　“他是个出色的将领”，贺龙在“文化大革命”中蒙冤惨死后，肖克声音沉重而满怀激情地说：“他是个伟大的革命战士，是我敬爱的老上级”。4．2　贺龙的婚姻家庭生活　　贺龙早年赶马驮运，长途跋涉，生活很艰苦。由于勤俭精明，还是为家里挣了一些钱。武昌起义胜利，推翻清王朝。　　桑植到处传说：“民国反正，穷人翻身。”随着贺龙赶马收入有了点钱，生活也开始好转。也就在这时，他们家庭成员多了一位新人。那是在一九○六年贺龙十岁时，腊月，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贺龙与比他大几岁的原燕罗界邻居贫农女儿徐月姑成了亲。第二年秋，徐月姑生了个女儿叫贺金莲。几年后徐月姑病故于南昌暴动。这是贺龙的第一次婚姻。　　南昌起义后贺龙去湘鄂西拉队伍，女儿贺金莲留在上海。　　当时的上海白色恐怖，贺金莲自幼体弱多病，这时不仅无法及时治疗，而且为了对付敌人的搜捕还要经常搬家藏躲，日日夜夜担惊受怕，这样搬来搬去，没有多少天就把孩子给拖累折磨死了。　　贺龙对这个在苦难中出生而又夭折的女儿十分疼爱怀念。后来他回忆起这件事，还悲愤地说：“上海还埋着我们贺家一口人嘛！”金莲去世二十多年后的1935年秋，贺龙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征。在告别家族时，还从衣袋里掏出一幅鞋扣绊，说：“这还是金莲给我做的布鞋上的扣绊！”　　贺龙的第二次婚姻是在长征前开始的。他在湘西娶蹇先任为妻（蹇先任的妹妹蹇先佛与肖克结婚）。蹇先任出身豪门，结婚后与贺龙感情甚笃，跟随贺龙参加革命，出生入死。1935年11月，贺龙正在前方，蹇先任生下一女。当时贺龙正好打了一个大胜仗，王震发电报把这个消息告诉贺龙，电报上写着：“祝贺贺副主席生了一门迫击炮。”贺龙看了后非常高兴，大笑不止。后肖克为贺龙的这个女儿取名为贺捷生，意为“战斗告捷时所生。”　　贺捷生出生十八天就随贺龙指挥的红二方面军长征，被称为“最年幼的红军”。她随红军到达陕北后，抗日战争爆发。　　因贺龙南征北战，只好把她送回湖南桑植老家托人带养。直到解放，贺捷生才回到父亲身旁。　　蹇先任后在战斗中牺牲。　　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婚。婚后，两人相敬如宾，一起度过了无数个难忘的岁月。　　战争时期，为了革命，贺龙与薛明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　　贺龙戎马倥偬，今日陕甘宁，明日冀中，晋西北，转战于黄河两岸，出没在敌前敌后，然后就是跨越秦岭巴山，进军大西南。两人少有短暂的相聚，多是长久的离别。　　1944年9月，陕北延安连降大雨。二十八日，薛明为贺龙生下一个男孩。毛泽东当即给贺龙打去电话说：“贺龙同志啊，恭喜你半百得子……”　　1944年薛明怀有身孕时，贺龙的老搭档关向应即为要出世的孩子取好名字。当时，关向应与薛明商量说：“如果是个男孩，应该找一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的名字给孩子。大家都喜欢岳飞，所以孩子的名字应该同岳飞的名字有联系。贺龙的字是鹏举，名字要有‘名’有‘字’，所以就要在岳飞的名和字中各取一个，就叫‘鹏飞’好了。”不久，关向应病逝，贺龙十分难过。为了有纪念意义，贺龙也薛明商量孩子的名字就叫“贺鹏飞”。　　1945年日本投降，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贺龙率部队进军丰镇、集宁，车过延安的柳树店的家里时，保姆抱着贺鹏飞在路边迎候，贺龙在卡车上伸出手来和贺鹏飞握握手，只说了句：“长大了当兵。打完仗再见！”然后就驱车远去。　　全国解放后，特别是贺龙一家来到北京后，党和国家给予贺龙的责任日益重大，他日夜忙于繁重的军政工作。平时总是清晨匆匆离去，夜晚迟迟归来，再加上长时间外出开会、视察，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更少了。对此，贺龙心里始终深感愧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受到迫害。周总理为了保护贺龙，于1967年1月19日派人把贺龙夫妻送到了京郊的山区。两人总算朝夕相处了，然而却是在那样的境遇之中。　　这年夏天，林彪一伙背看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贺龙夫妻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不久，七十一岁高龄的贺龙患了糖尿病。　　林彪、“四人帮”集团对贺龙进行了凶残的迫害。他们以水源困难为由，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大热天，每天只给一小壶饮水。薛明脸不洗，口不漱，忍着难耐的干渴，为的是让贺龙有口喝。　　一次，贺龙为了接雨水，不慎摔倒，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十八天靠在椅子上不能动，大便也解不下来。薛明拿来氧气筒上的导管，用嘴含了洗衣服的肥皂水为他灌肠，肥皂水把薛明口腔的粘膜都烧坏了。　　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薛明为了照顾好贺龙，长时间地睡在地板上，不梳头，不洗脸，耳朵里竟然结了一层蜘蛛网……　　贺龙与薛明就是这样在患难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　　1969年6月9日下午三时四分，贺龙被迫害致死。　　不久，薛明受周总理瞩托，写下了《向党和人民汇报》，将贺龙遭受迫害时的生活情形公诸于众……4．3　贺龙的儿女们　　贺龙与蹇先任生下的女儿贺捷生，解放后不久考上了“北大”历史系，毕业后被分配到青海民族学院教书，在那里工作了五年。“文革”期间，因受牵连，被剥夺公民权利，下放劳动改造，这期间，她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被审查达五年之久。在这期间，先是前任丈夫弃她而去，接着父亲惨死，继而十二岁的女儿上吊自杀。不久，她的第二任丈夫又被迫害致死。直到林彪死后，她才暂时解脱，回到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1975年4月，贺捷生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寻找贺龙遗骸，补行丧礼，讣告国人。六月，她接到通知，贺龙的骨灰安置仪式将秘密进行，“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治丧、不报导、不宣传”。贺捷先十分气愤，再次上书毛主席，并请邓颖超同志转交给周总理。周总理在医院得知真情，当即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并附上贺捷生的信。过了两天，事情有了着落，周恩来打电话给贺捷生，表示自己将抱病前往参加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并亲自致词。　　贺捷生在文革末期致力于为老同志的平反工作，同中共中央一些在“文革”中一度被打倒、后又陆续复出的元老们关系密切。那时，她为了把下面的一些材料捅到上面，想尽了各种办法。她虽然不会抽烟，但随身总带着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为的是在紧要关头及时烧毁材料。　　现在她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从事宣传工作。同时，为圆昔日文学梦，在业余时间写起书来，创作了一些颇受欢迎的文学作品。1984年，她的《青青畅想曲》、《击毙二王》、《祝您一路平安》在《昆仑》和《人民文学》上发表。不久，由她执笔编写的电影剧本《残月》，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拍摄，并获得很大成功。　　1978年，邓颖超亲自为贺捷生举行婚礼。新郎叫李振军，当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军区政委，是一名儒将，在戎马生涯中，不但能征善战，而且能吟诗作对。　　1988年，贺捷生被授予大校军衔。　　薛明与贺龙结婚后，共生有两女一子。女儿分别叫贺晓明，贺黎明，儿子就是贺鹏飞。贺晓明曾在北京市旅游局外事办工作，后加入富利公司。贺黎明“文革”之后毕业于北京外贸学院，1983年曾在香港光大实业公司事务部当秘书。　　“文革”初期她曾到廖承志家避难，与廖承志之子廖平结为夫妻。　　贺鹏飞小学时就读于北京育才小学。1962年，于北京男四中高中毕业，学业一般，据说体育成绩相当好。有趣的是，贺龙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不知二者有无关系。贺龙希望鹏飞进清华大学读书，但他还达不到清华大学的录取线，而象这样的高干子弟本可以保送进大学，然而贺龙严于律己，没有这样做。这一来，贺鹏飞竟连续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一直留在男四中高三补习直到一九六四年才考入清华大学。　　文革初期，贺鹏飞成了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首要人物，曾一度与几个高干子女左右了清华大学的红卫兵运动，据说他们当时旗帜鲜明地支持刘少奇。后来，随着贺龙夫妇相继被打倒，他本人也从“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　　贺龙被打成“反革命”后，当时的中央文革发通辑令捉拿贺鹏飞。贺鹏飞和贺晓明把妹妹贺黎明藏到廖承志家后，兄妹连夜逃出北京，改名换姓，在一条往返于津沪的货船上当苦力糊口为生。当时贺鹏飞大学尚未毕业，周恩来经过多方打听查找到他们兄妹的下落并担保不再逮捕他们，贺鹏飞和贺晓明这才回到学校继续学习。　　1967年10月，贺鹏飞患了重病，无法就医，当时尚未被打倒的陈毅仗义执言，才把他送进了医院，但一场大病还没有痊愈，新的迫害又落到了他的头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以“企图外逃”把贺鹏飞、贺黎明兄妹及其他一些高干子弟送进少年管教所审讯了半年。　　贺黎明从少管所出来后被下放到陕北“插队落户”，贺鹏飞则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　　文革后，贺鹏飞因学的是机械专业，所以进了北京市机械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与当时在该公司任资料员的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女儿冯露结婚。　　贺龙平反后，贺鹏飞于1979年前后参军，并于1980年在清华大学及国防科技大学研修军事工程诱导战术。八四年初升任为总参谋部通讯部副部长，同年七月任总参谋部装备部所属“保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年底升为装备部副部长，次年升为装备部正职。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最年轻的少将，属于正兵团级军官，主管全军军事装备。5　“文革”蒙冤及平反之谜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贺龙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恶毒诬陷和残酷迫害，在精神和肉体上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6月9日，一代元戎与世长辞。　　1975年，在贺龙骨灰安放仪式上，周总理说：“贺龙是个好同志。”然而，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贺帅被害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其中一波三折，发人深省。5．1　一场风暴平地起　　1966年，一场风暴平地而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八月中旬，林彪、江青一伙对干部搞无限上纲。贺龙表示不满。说：“现在这个搞法，有点象在党内搞清理队伍，难道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多半辈子，他们是什么阶级还不清楚吗？！”　　很快，林彪、江青一伙便把矛头指向了贺龙。八月二十六日，林彪诬陷贺龙指使人在军队夺权，并在随后的一个文件上批示：这件事与不久前煽动空军颠覆吴法宪、海军反李作鹏、王宏坤等“同出一个根源”。接着，林彪指使吴法宪组织写诬陷贺龙在军队“夺权”的材料。　　九月十四日下午，贺龙从外面回到家，妻子薛明拿着几份文件来到他身边，他没有马上看文件，只是坐在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脸上失去了往日开朗的笑容。　　“告我的黑状”。他突然说道，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可就是没告准！”　　原来，毛主席将林彪指使吴法宪等人写的诬陷信交给了贺龙。贺龙当时看完后，主席笑着说：“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主席还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然而，事情并没有结束。十二月三十日，江青跑到了清华大学，找贺鹏飞谈话。她恶狠狠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又说：　　“你妈妈也不是好人！”接着，在一次接见群众的会上，江青又说：“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在这股恶浪的推动下，很多在各个历史时期和贺龙一起工作过的战友被揪斗，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被诬为“贺龙的斐多菲俱乐部”，名单到处张贴。街上的宣传车也喊出了“打倒贺龙”的口号。　　1967年1月4日，江青、戚本禹指使一些人不断冲击贺龙住地。贺龙愤怒了：“这是搞的什么名堂哟！”并要出去见群众。薛明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他的安全担心，认为最好先请示总理。贺龙说：“那好，听总理的！”　　五日和九日，贺龙两次到中南海找周总理，未遇。这时，林彪在军委碰头会上对贺龙进行攻击，诬陷贺龙“到处夺权”，是个“刀客”。　　十一日，贺龙的家被抄。贺龙只好携薛明到周总理家里。　　总理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情况也复杂，不能见群众。有什么事我顶着。”总理叫人接通了贺龙家的电话，指示围攻的人们撤出去；并留两人在他家里住下。　　总理本想把贺龙留在中南海。但是，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指使挑动下，中南海也闹了起来，许多中央负责同志都受到了冲击。一月十九日，总理和贺龙正式谈了一次话，李富春也参加了。总理还约了江育。江青不来，却指使人在约定的时间，把宣传车开到中南海墙外，一遍又一遍地高喊“打倒贺龙”。就在这刺耳的口号声中，总理对贺龙说：“主席都和你谈过了嘛！毛主席还是要保你的嘛！”总理又说：“我本想让你住在中南海，但现在中南海也有两派，连朱老总家的箱子也被撬了。为了你的安全，另外给你找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一下。你先去吧，到秋天我去接你回来。”　　贺龙神情专注地听着。他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他听到总理的最后一次谈话；这次晤谈，竟成了这两位共同战斗了四十年的战友的永诀！5．2　移住北京西山　　1967年1月20日，贺龙与薛明移住北京西山某处。这是建在山腰间的一所平房院落，除了贺龙夫妇，还有担任警卫的战士。　　一个多月过去了。三月七日，贺龙把经过一个月学习、深思写好的材料交给周总理并转呈毛主席。三月十一日，周总理派人来看望贺龙夫妇。来人转达了总理对贺龙健康的关怀，并告诉贺龙夫妇，除了小女儿贺黎明外，孩子都已经找到了，让他们不要惦记。　　但是，到了夏天，林彪一伙背着毛主席，绕过周总理，把黑手伸到了贺龙的住处，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他们先是借口有人要揪贺龙，怕被人发现，让不明真相的人把窗帘拉上，不许贺龙他们见阳光；接着又把两人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去。伙食上也开始刁难了，吃的饭里砂子很多，而且没有烟抽。继而，又以水源困难为由，竟连续四十五天几乎断绝了水的供应。　　就这样，因为缺水，贺龙有时竟靠喝雨水度日。　　夏去，秋来。树叶由绿变黄了。　　九月间，贺龙已被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和总理的联系被彻底切断，完全落入了林彪、“四人帮”的魔掌。贺龙感到回中南海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一天，贺龙特别专注地读起了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指着这篇方章，无限感慨地对薛明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书上写的去做，那就好了。”　　稍停，他叹了一口气，心情沉重地说道：“不对头呵！现在有人把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喽！”他的话音越来缓慢了了。继而，要说什么，已发不出声音了。薛明马上把贺龙送进医院。可是，医生说他是“诈病”，不但不认真救活，还进行虐待。贺龙语言能力恢复后，就再不肯住院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一辆吉普车把贺龙送回西山。夜深人静的时候，谈起医院的情况，他告诉薛明，有一个看守他的战士对他说：“又有几个部队的领导干部被点了名，打成“反革命”了。　　他从胸腔里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都成了反革命了？　　看来问题更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着，他深情地谈到了朱老总，谈到陈帅、叶帅、徐帅、聂帅，他说，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他还深情地说到了邓小平，说他“对党忠心耿耿，政治上很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过去批判他，我们这些人实在没有法跟他划清界限啊！”　　在谈到这些老同志时，他有时激动得无语凝噎。　　在那些日子里，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报纸上一报道什么大的活动，他就载上老花眼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挂上笑容。发现哪个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而且，几乎每次总要加上一句：“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要是能出去，替他说上句话就好了！”　　建军四十周年那天，贺龙突然兴奋起来，并且自豪地向薛明讲起了军队的历史。从南昌起义谈到井冈山毛主席与朱老总会师；从抗日战争谈到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谈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他说：“这个军队太可爱了！只要这次不被他们害死，将来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家伙还能出把力！”他又说：“这样的军队，有人想利用它搞阴谋，那是办不到的，是要倒霉的！”　　有一天夜里，听到雨声，他象过去一样对我说：“叫哨兵到走廊里来，别淋着了。”当他知道战士早已在走廊上了，连声说：“好，过来了就好！”　　贺龙在兼任国家体委主任期间，呕心沥血，开拓了我国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使新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部刷新了旧中国的运动记录，打破了不少项目的世界记录，获得多项世界冠军。为增强人民体质，振兴中华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一月中旬，当贺龙同志看到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把体育系统说成是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的“大批判”文章，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并担心地说：“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5．3　“通敌叛变”真相　　1968年9月18日，被隔离审查的贺龙突然收到“专案组”的一封信，要他交代历史上的所谓“罪行”。这是隔离以来“专案组”向他提出的唯一重大的“问题”：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鄂西，与贺龙怎样谈判的？参加谈判的是哪些人？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把信往桌上一甩，怒气冲天地吼道：“撞他妈的鬼！　　人都给我抢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狗娘养的！”　　原来，早在1967年2月14日，为了适应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需要，武汉市财贸干部外语教员晏××就向中央写信诬告贺龙历史上有所谓的“叛变投敌”问题，说：“1933年，贺龙主动要求投降，蒋派熊贡卿去后，贺龙要求当军长，蒋介石只同意让他当师长，贺龙因官小没有谈成。怕事情暴露，为了灭口把熊贡卿杀了。”江青拿到这个“揭发”材料后，要挟周总理说：“这下可该他贺龙揪出来了吧！”1967年6月13日，林彪、叶群派朱铁铮到武汉调查晏××的揭发问题。晏和他所在组织头头参与了这次调查。当晏××知道被调醒的六个人都不能证实贺龙有问题时，又写了一份与上次内容相同的“揭发”材料。1971年，“专案组”就按宴××的材料为主要依据，定贺龙“通敌叛变”。这是林、江一伙忘图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的一个恶毒伎俩。　　贺龙那颗赤诚的心被重重地刺伤了。他抓过一个笔记本，不停地写“冤枉”两个字，一页纸写得满满的。他说：“他们要是叫我签字划押，我就写这两个字。要是枪毙我，我就喊冤枉！”　　历史真相又是怎样的呢？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时期，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洪湖地区乃至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遭受了严重挫折，红三军由二万人锐减到三千人。贺龙率领这支革命力量转战于湘鄂川边区，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4年1月13日，红三军驻进了万山丛中的鄂西利川小河镇。一天，部队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说是要前来送一个叫熊贡卿的亲笔信给贺龙。　　熊贡卿其人，是一个大腹便便的政客。早在北伐前，贺龙就认识他。此人大革命时曾唱过几名高调，但“四·一二”后，就投入了蒋介石的怀抱。　　贺龙从信的字里行间很快看出了敌人的游说，策反之意。　　他们是想借熊贡卿同贺龙“昔日友善”的关系，“深入虎穴，招安投诚”，故先派这个叫梁素佛的人前往红三军驻地试探，并联系熊贡卿与贺龙见面。　　贺龙强按心头的厌恶之情，吩咐警卫员带“客人”去休息，并特地嘱咐警卫班长“加强警戒，千万莫让他跑脱了”，自己顶着凛冽的寒风，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去报告情况。湘鄂西中央分局军政委关向应听了贺龙的汇报后，决定允许熊贡卿来红三团驻地，以便弄清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破坏情况。于是，由关向应口述，军部文书执笔，以贺龙的名义给熊写了回信，并交分局书记夏曦过了目。　　一星期后，熊贡卿、梁素佛果然带着光洋、礼帽、金壳怀表、毛巾和饼干等“见面礼”来到红三军驻地。贺龙根据上级指示，不动声色地与熊贡卿“叙旧”，从中掌握了大量敌情，几日后，贺龙到中央分局驻地向关向应汇报了情况。关向应叫来参谋，把贺龙从敌人口中掏出的情况整理成一份材料，交到分局。几天后，红三军军部召开团以上工作会议，贺龙公布了熊贡卿策反活动的经过，并宣布了中央分局关于公审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会上，关向应还要求干部要象贺龙那样，经得起任何考验，对党忠心耿耿。　　第二天，红三军全军指战员和附近的老乡聚集在龙山县茨岩塘新起寨旁空旷的田野上，举行群众审判大会。贺龙激愤地向群众控诉了蒋介石及其说客的险恶用心。接着，关向应宣读了中央分局关于处决熊贡卿、梁素佛的决定。在贺龙一声“立即执行”的命令声中，警卫班长刘开治带领几名战士，将熊贡卿、梁素佛处决。蒋介石的策反阴谋就同他的反革命“围剿”一样，被彻底粉碎了。　　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给党中央的报告里专门呈报了这件事。报告说：“去年十二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1934年3月3日，蒋介石亲自签发了对熊贡卿从优议恤的训令。训令中写道：“熊瑞龄于上年十一月奉派赴鄂西招降贺龙”，“致遭惨杀，殊堪悯惜”，“照少将阵亡例，从优议恤。”　　历史毕竟是历史，不是那些阴谋家能够纂改得了的。正如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要他交代与熊贡卿谈判的“罪行”时所说的：“我相信人民会了解我！党和毛主席总会有一天为我说话！”5．4　元帅之死　　林彪、“四人帮”一伙不仅要在政治上把贺龙打倒，而且要从肉体上把他消灭掉。贺龙的处境越发危急了。　　贺龙身患糖尿病，需要的是饮食的调养、药物的控制和精神上的松弛。然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利用贺龙所患病的特点，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摧残。伙食本来就很差，这时就更差了。两格圆形的饭盒，一格里盛着饭，多数是不给盛满的；另一格是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糖萝卜，再不就是老得象甘蔗皮似的豆角。这对于一个糖尿病患者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此外，医疗条件也越来越差，连每天必需的极普通的降糖药也没有保证了。他们还在暖气上做文章，在严寒的冬天，借口水管破裂，把暖气关掉了。　　斗争越来越尖锐了。不久，专案组查到了1934年3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贺龙经过分局批准诱杀熊贡卿事实经过的报告，但他们有意压下，不呈报中央。二月下旬的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林彪的头像，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整人也不敢光明正大呀？！你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怕别人攒着你的把柄！”他对薛明说：“还有林彪的老婆叶群，也不是个好东西。”他还指着中央文革那个“顾问”的名字说：“这个人，老奸巨滑，做尽了坏事。”　　“九大”召开当天，看到公报上有林彪、江青一伙的名单后，贺龙一连几天都双眉紧锁，心情沉重。他愤慨地说：“他们把老干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搞大换班！用心狠毒！”他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更加忧虑了。　　贺龙的身体在残酷的摧残和折磨下更加衰弱了。没有蔬菜，有时贺龙夫妇甚至吃起了院子里长的野菜。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导致他们二人身体虚弱，步履维艰。五月上旬的一天夜里，贺龙久久不能入睡，薛明挣扎着起来想找医生要些安眠药，刚出房门，眼前一黑，就晕倒在走廊上。贺龙爬起来找她，找到后拉也拉不动，只得去找人帮忙，结果他又在走廊的另一头栽倒了。过了很长时间，哨兵发现了，才把他们搀进屋里扶上床。　　半夜，贺龙醒过来，听到有人在哼一首歌。原来是哨兵在窗外轻声地唱：　　“洪湖水呀，浪呀么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　　贺龙思念洪湖。他万万没想到，在山谷深夜的这几句歌声，竟是他最后听到的关于洪湖的歌。　　贺龙的身体越来越坏，那个不幸的时刻无情地到来了。　　六月三日，开始出现食欲不振的症状。　　六月七日，未进食。　　六月八日，未进食，开始出现上腹痛、恶心、呕吐等粮尿病酸中毒症状。晚八时，抢救的医生方才来到，并在治疗中使用了只能加重病情的葡萄糖。在忙着输液的功夫，医生大声地说：“病人昏迷了。”其实，贺龙的神智仍然清楚。趁他们出去的时候，他拉着薛明的手说：“他们都跑了，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　　六月九日，天亮之后，医院来了医生接他去住院。贺龙表示不愿去，他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医生仍然坚持要住院，并且声称是“组织上的决定，非去不可。”组织观念一向很强的贺龙不再吭声了。屋里顿时乱起来。来人拿进一副担架，七手八脚地把贺龙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下午三时四分，贺龙元帅被害致死。5．5　一波三折的平反过程　　1973年5月1日，贺龙元帅一家终于结束了五年零四个月的监禁、流放、住招待所的畸形生活。可全家欢欣不起来，“遍插茱萸少一人”，一家之主的冤案尚未平反，全家的精力集中到申冤这件大事上来了。　　林彪的罪行一件件被揭发出来，林彪余党的坦白交代暴露出事实真相。薛明和子女十分愤怒，但同时也看到平反的希望。　　清查林彪集团尘埃落定，纠正“文革”初期造成的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终于提上了议事日程。一些老同志陆续恢复了工作，形势变得越来越有利了。　　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毛主席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辞，错整了贺龙。并说：　　贺龙同志的案子假了，策反的人，贺龙把他杀了。指示要为贺龙平反。这真是一言九鼎啊！1973年最冷的时候，薛明一家得到了最大的温暖，但是，宽慰之余又不无忧虑。那几个整过贺龙、还掌握着一部分大权的人，还会作梗。　　事情正如薛明所料。毛主席虽然说了话，但在为贺龙平反和如何平反的问题上，正义与邪恶经历了十个月的斗争。由于毛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的多次指示，中央终于在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即“中发［1974］25号文件”。当时江青反革命集团还在台上，这次平反是不彻底的。薛明回顾说：“那个时候，江青，康生一伙人在中央还很有势力，所以，那个文件是留下了尾巴的；没有提贺龙是被害死的，说成是病故；还说‘审查是必要的’。　　这样，就把江青、康生迫害贺龙的罪恶掩盖过去了。”　　1975年6月9日是贺帅逝世六周年纪念日，党中央选择了这一天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江青又大嚷大叫，说什么“这是用死人压活人”，不准见报，不准广播，不准一切公开宣传，要尽量降低规格，甚至不让在医院中的周总理知道。　　但是，周总理还是知道了，他不顾重病在身，以羸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薛明事先知道没有通知周总理，没有料到总理会来参加仪式。她和亲属好友正在休息室等待，室外突然传来周总理的声音：“薛明在哪里？”薛明迎上前去，扑到总理怀里，总理沉痛地说：“薛明哪，我没能保住他呀！”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看到总理太悲伤，便上前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呀！”总理说：“我的日子也不长了！”休息室里一片哭声。　　由于压低了规格，仪式由军委主办，原定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辞。叶帅看见总理到会，计上心来，便随机把悼辞递给总理：“请总理致悼辞！”叶帅巧妙的这一招，就把军委主持的仪式变成了中央主持。江青虽然不满，却也奈何不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薛明汇报贺帅被害详情的客观条件完全成熟。于是，她写下了《向党和人民的报告》。《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贺帅被害真相大白于天下。　　1980年12月6日及后来的一些日子，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薛明列席旁听。　　她回忆说：“我们听到法官一声命令：带吴法宪！一阵热血涌上心头，回头一看，吴法宪垂头丧气地由法警押上来了。这个人，过去一见到贺龙，就连连点头哈腰，一副恭顺相，后来操纵着‘贺龙专案组’，手段是够毒辣的。他招供出许多罪行，真使人惊心动魄。比如说，叶群整贺龙的假材料，和他合计把我弄到边远地方，这些，我都是听了吴法宪的招供才知道的。”　　1982年10月16日，党中央发出［1982］43号文件，作出了为贺龙彻底平反的决定，高度评价贺龙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肯定他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是我军的创始人之一”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指出：过去加在贺龙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辞，“完全是林彪、康生等为陷害贺龙同志而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并对贺龙在林彪、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面前所表现出来的“共产党员坚贞不屈的气节和高尚品德”给予高度评价。宣布撤销原来中发［1974］25号文件和中发［68］71号文件，为贺龙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林彪、江青和康生一伙强加给贺龙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全部予以推倒；同时为受贺龙冤案所株连的所有同志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贺龙元帅当告慰于九泉之下！彭德怀元帅之谜1　吹尽狂沙始到金——性格之迷　　性格组合是人物分析的一种新兴理论。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中真的存在多元组合的话，那么，彭德怀无疑可以算作最好的典型了，在他的身上，纯朴与憨厚比肩，倔强与执拗携手，大爱与大恨并行，且在每一方面都不乏深沉和执著。人们不禁要问，这种复杂而又矛盾的性格本身，于他是一种幸运，还是潜伏着的祸根？1．1　根深蒂固的农民情结　　彭德怀算不上伟人，他只是一个从穷乡僻壤走出来的不同寻常的凡人。贫穷、困苦、受欺的下层生活是他降临到这个世上之后感受最早、最深的人生体验，纯朴、善良、寡欲的下层农民是他成长过程中接触最多、感慨最强烈的众生群体。这一切，构成了他人生的起点，是他生命的根基和源头。　　也许正是带着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感慨，从这一起点出发，彭德怀由一个沿门乞讨的叫化子，地主家的放牛娃，受人剥削的煤矿工，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一步一步走向了红军，走向了共产党，走向了为他所熟悉和爱戴的穷人谋利益的事业，直到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将军和党政要人。　　但是，在他人生的每一个过程之中，他都始终未敢忘怀他的生命之源，并不断从中汲取新的动力。他曾在《彭德怀自述》之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童、少年时期的这段贫困生活，对我是有锻炼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回忆到幼年的遭遇，鞭策自己不要腐化，不要忘记贫苦人民的生活。因此，我对幼年的生活经历，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的确，在这位生于农民，长于农村，从穷乡僻壤来到繁华都市的元帅的性格深处，有着极强的农民意识和摆脱不掉的农民情结。　　这种农民情结的最直接的表现，便是他对下层群众真挚的厚爱和对欺压人民、剥削别人的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　　彭德怀爱劳动群众胜过爱他自己的生命。正是从这种本能的厚爱出发少年时期的彭德怀便有了明显的杀富济民、为下层群众谋利益的思想和行动。在湘军当兵期间，彭德怀便秘密组织成立了“济贫会”，并制订了以下纲领：1．灭财主，实行耕者有其田；2．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3．发展实业，救济贫民；4．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从这一章程我们可以看出，彭德怀成立“济贫会”的根本目的和出发点，是反对剥削和压迫，为下层人士谋利益，并已和国家的存亡联系到了一起。另外，从当时中国的状况来看，彭德怀成立“济贫会”时，中国正处于外有列强瓜分，内有军阀混战，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时的彭德怀还只是旧式军队中的普通一兵，并没有找到中国共产党，没有系统地接受西方的进步思想，因此，彭德怀成立“济贫会”，完全是出于朴素的阶级情感以及他所体验到的下层生活，而幼年时所积累起来的对贫苦群众的感慨和同情，无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　　新中国成立以后，彭德怀当上了国防部长，但这种植根于性格深处的农民情结并未因职位的升迁而减弱。相反，正是出于这种对人民群众无私的厚爱，使他经常深入下层群众之中，了解他们的疾苦，为他们的不平而鸣。1958年，当他去西北考察时，一个贫农家五口人共用一条裤、合盖一条被的凄惨状况使他伤心落泪；在湖南考察时，由于急于向人民公社化过渡而造成的广大群众无处栖身的景象使他怅然神伤；在去庐山开会途中，火车站成群成群的难民更使他难过得食不下咽。他没想到，他为之奋斗了大半生的劳苦群众，在革命成功后。仍然过着这种可怜的生活。这一现象促使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了深刻的思索，并在庐山会议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虽然因此而遭到批判、之后又被罢官，但他内心无憾，他坚信自己，也相信历史会对他作出正确的评价。　　“世界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与这种对劳苦群众的厚爱相反，彭德怀对剥削、压迫穷人的地主阶级恨得咬牙切齿。《彭德怀自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彭德怀在湘军当兵期间，湖南南县有个恶霸地主欧盛钦，仗着他哥哥是督军署的高级少将参议，仗势欺人，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为害群众比土匪还甚”。彭德怀得知此事后，经过一番调查，便在一个晚上化妆来到欧家，杀了欧盛钦。后来事情败露，彭德怀也被迫逃离湘军。　　在彭德怀的眼里，也许可以容得沙子，却绝对容不得这种人的存在。虽然他以后曾将这一举动概括为“打抱不平的英雄主义思想”，但这一自发的举动所赖以产生的心理原因，在当时恐怕是很难用“打抱不平”几个字来概括的。　　彭德怀农民情结的另一表现，便是他对农村生活本能的眷恋和向往，并能怡然自得地生活于其中，成为其中普普通通的一员。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被罢免了国防部长之职，不久，他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今后的打算，其中一条是：“作些社会调查，自食其力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　　毛泽东以其“年岁已高”为由拒绝了他。几年之后，他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下决心当一辈子农民，去外地国营农场当农民”。在这期间，他举家从中南海迁到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这虽然是个小村庄，而对彭德怀来说，却如同鸟又回到了森林，鱼又回到了水中。一到这里，他便高兴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锄头一响，不愁吃穿！”其兴奋和激动之情是溢于言表的。在这里，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植树垦田，积肥种麦，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书是他的知己，村民是他的朋友。这种安然自得的生活，彭德怀一直过了六年。　　寄情田园山水，借以慰藉心灵的创伤，是仕途失意的中国古代文人的普遍选择。几百年前的陶渊明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并以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诗文名句而为后世所称羡。但彭德怀的向往农村和陶渊明的皈依田园有着本质的不同：陶渊明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失意的一员，彭德怀则是苦大仇深的受压迫者中觉悟的代表；陶渊明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彭德怀则是出于生命本能的自然回归；陶渊明是归隐，彭德怀则是寻根。这是我们在谈到彭德怀农民情结时所必须强调的一点。　　彭德怀的农民情结，还过多地表现在他对事物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上。他缺少哲人的远见卓识和睿智洞察，而多是从本能的经验出发，凭借已有的结果来推测断定事物或人事的功过是非。这一点，也许彭德怀自己也早已有所认识，在他的《彭德怀自述》一书中有这样几段话：　　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几次“左”倾路线中，王明路线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它以国际主义为幌子，穿着马列主义外衣，使人更不容易看出其真面目。我对王明路线，是在一个又一个的事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后才认识的。直到看到王明路线对福建的态度，我才开始把它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作了比较的认识。　　所以，直到1938年秋六届六中全会时，我才明确表示反对王明路线。　　我对立三路线的认识比较早些，原因有许多，对我最直接的因素是打武昌。当时如果执行打武昌这一指示，三军团有全部被消灭的危险，这是一个生与死的威胁。所以，对立三路线的冒险性，是从这样一个具体行动上认识的。这种认识是肤浅的，不深刻的。　　这种通过结果认识过程的认识问题的方法，一方面影响了彭德怀的主观态度和是非取向，如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对是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还是执行王明错误路线的问题上，彭德怀的意见就比较模糊，“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客观上等于支持了错误路线，因为在这样的原则分歧上只能采取拥护或反对的态度，而不能采取两可的态度”。另一方面，也为他后来的不幸埋下了祸根，“文革”中强加给他的“一贯反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搞独立王国”等罪名，除过人为的因素之外，恐怕也与此不无关系。　　即使在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看法上，彭德怀仍然表现出这一先天不足。农民式的直觉经验，使他对各地的“高产卫星”持有怀疑，经过实地调查之后，问题得到证实，因而他才给毛泽东同志写了那封信。但也正是这种农民式的观照方式，使他只能看到问题、而没能或者说不能提出建设性的建议，因而，这封出于他真诚地关心人民疾苦和国家命运的信，终于以“彭德怀的意见书”的面目出现并引起一场争论，最终给他带来沉重的灾难。1．2　关羽式的忠与张飞式的直　　自《三国演义》问世以来，关羽和张飞，两个性格截然相反、各具不同审美意义的艺术形象，便一代又一代地在人民群众中广为流传，并受到人民群众不同形式的喜爱和赞扬。　　对关羽，无论上层社会还是民间，都将其视为一位半人半神的人物，曾一度出现于各地的关公神像和关公庙、便说明了这一点。而对张飞，人们则以“张飞穿针——大瞪眼”、“猛张飞”等文学形式表现出褒贬不一的评价。无疑，在世代人的心目中，关羽是忠义的化身，而张飞则是鲁莽、粗率的代名词。　　然而，在彭德怀的身上，我们却分别能找到关羽和张飞的影子：既有关羽的忠，又有张飞的直，二者矛盾而又和谐地融在一起。　　彭德怀的忠，具体表现在他对毛泽东同志的态度和他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坚贞不移的追求上。无庸讳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彭德怀和毛泽东，两个来自同一个地方，为了同一个目标而走到一起的战友和朋友，在历次的路线斗争中有过分歧，有过冲突。毛泽东便曾说过“我同你的关系，合作，不合作，三七开。融洽三成，搞不来七成”的话，彭德怀自己也承认他曾在多次路线斗争中犯过错误，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有过模糊认识，“同主席关系对半开”。但这些，仅仅只能说明彭德怀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上有过一个较长的过程，并不能说明他对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有过怀疑和反对。而事实上，经过多次教训之后，他对毛泽东怀有更多的尊敬和敬慕，同时有溢美之词：在粉碎张国焘反党阴谋之后，他非常称赞毛泽东的做法，认为是“党内路线斗争中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典范”；在和张闻天谈到要认真学习历史时，他称赞毛泽东“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并将毛泽东同斯大林作了比较，认为斯大林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是犯有错误的。而“毛主席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分析得很清楚。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　　彭德怀对毛泽东的忠，不是盲从，更不是崇拜，他也反对将毛泽东神化，反对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而是在斗争中求统一，在探讨中求团结。他反对毛泽东的一些缺点，如晚年的盲目乐观和急于求成、骄傲思想和个人独断。他也反对毛泽东的一些具体做法，如1957年的反右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他之所以反对毛泽东的这些具体做法，完全是在“忠”的前提下，希望革命和建设事业能搞得更好。　　也许正是彭德怀这一特殊的忠，才有了他的“万言书”，有了庐山会议上的那封信，即使在林彪、江青一伙的压迫和禁闭之中，他还在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关羽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他则是身陷囹圄也依旧关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应该说，在对毛泽东个人的态度上，他既有称赞，也有反对，而在对待毛泽东的军事路线和建设方针上，他始终都是一个光明磊落、忠贞不二的执行者。所以，当有人攻击他“搞独立王国”、搞“军事俱乐部”时，彭德怀发火了，无论如何也难以接受。　　与这种关羽式的忠相比较，彭德怀身上张飞式的鲁莽和直率则表现得更为浓厚和明显。毛泽东便曾多次公开地称他为“张飞”。他爱骂人：在陕北时期，他曾在一次闲谈中对彭雪枫和张爱萍说：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喜欢骂人，你们都是挨过我骂的人，很对不起；对不同意见容易急躁发火；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比较粗率。这种不加雕饰的张飞式的鲁莽和粗率传到民间，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以致庐山会议之后，民间便盛传有彭德怀和毛泽东对骂之说。其实，对骂是不符合实际的，而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一些话语，却很能说明问题，请看以下片断①：　　①这些对话或发言均根据《庐山会议实录》整理而来。　　在揭批所谓的“军事俱乐部”时有人说他是个人英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