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赢得十之八，老骥仍将万里行。”叶剑英这位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响应时代的召唤，挺身而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攫取党的最高领导权的紧急时刻担负起组织各方面革命力量同“四人帮”进行决战的历史重任，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又一次从危险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谱写了一曲神秘独特而又光辉灿烂的篇章。刘伯承元帅之谜1 寒门将子之谜 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养育的苦孩子，日后成为挥戈疆场的“常胜将军”，这其中必然有着不寻常的经历。是天助？还是人为？1．1 刘家溯源——“优人之后”与“皇族之后” 1892年12月4日，刘伯承出生在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张家坝一户农民家庭里，因为他出生时曾祖父刚去世两个月，所以父母给他取名孝生，字明昭。 在封建的旧中国、刘伯承的祖辈也经历了人间的磨难。曾祖父刘国宇，祖籍四川省云阳县，靠种地和打铁过日子，但仍朝不保夕，日子格外清苦，实可谓寒门，无奈，曾祖父带领全家人迁至开县。 祖父刘政富，继承了父亲的产业和手艺，但由于家庭入不敷出；又迫使他学会了吹唢呐这个为人轻视、但又是当时婚丧嫁娶不可缺少的行业。刘政富除了种田、打铁，就是四处流浪，流浪的生活使这个农民养成了正直、开朗、助人为乐的性格，加上他比较聪明、靠自学懂些书理，因此在村中颇有声望，乡邻关系很好。 也许是老天爷怜恤刘家的遭遇，也许是刘家不该如此破落下去。有一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刘家竟慢慢地富裕了起来。那一年，刘政富与几个儿子播种时，错把早稻种当成一般稻种种上了，谁知这一年大涝，刘家的稻子收割了以后，接连几天大雨，别人家的稻子都淹死了，但水退后，刘家稻田的余根竟又长了一茬，这么一来，刘家卖了点余粮，再加上织点席子、搞点副业，便渐渐摆脱了贫困。生活中的这一变化，使刘政富“望子成龙”的思想抬头，他选中了六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孩子进私塾读书，这个孩子就是刘伯承的父亲——刘文炳。 刘文炳出世的时候，刘家的经济已有根本好转，俗话说： “皇帝爱长子，百姓爱么儿”，刘文炳得天独厚，读了十多年私塾，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执笔编撰过《刘氏家谱》；曾参加过开县县试，并考中秀才。在封建社会，哪家子弟考中秀才，社会上公认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家中必须大摆宴席，秀才本人也要披红戴花，骑马游街、光宗耀祖。刘家几辈贫寒，而今出了这么一个秀才，进而还可以府试、殿试，说不定可以得到举人、进士等功名，因而刘家的主人刘政富便借来一匹大红马，亲自给儿子披红戴花，带着几个儿子敲锣打鼓，很是热闹了一番。 没想到，刘政富这一举动激怒了赵家场一些榜上无名的富家子弟，于是，他们雇请了一些地痞流氓羞辱刘家，同时，还联名向开县知县衙门和夔府衙门递了禀贴，声称“开县浦里刘氏文炳者，祖宗三代以司乐为业，出身卑贱，违典应试，有辱先贤圣哲……”，控告刘文炳犯了欺君辱圣之罪。在清朝，参加婚丧嫁娶和祭祀活动的司乐人（俗称吹鼓手）是被社会歧视的，清律明文规定，这些人的子孙属于优人之后，优人和他们的后代都没有参加科举考试的权利，如果隐瞒了出身，一经查出，不但本人要革除功名，而且连同保人、主考官一起问罪。没有多久，夔府衙门问罪下来，刘家花了几百两银子求人疏通，这件公案才不了了之。从此以后，刘文炳就弃文务农，常为邻里写碑文和对联、书信等。成了赵家场一带有名的“泥腿子文人”。 刘文炳生有四男三女。妻子周寅香，出生于贫农家庭，朴实善良、勤劳能干。刘伯承是她四个男孩中最大的一个，因此，便格外受到器重。在刘伯承八、九岁时，父辈们就分了家。因刘文炳夫妻忠厚老实，分家时，田地房屋先让几位兄长挑选，自己只分得一座三间茅草屋和几亩坡地。起初，家中人口少，生活还能勉强维持，不几年，孩子接连出世，生活也就一年比一年艰难。 幼年时的刘伯承聪明、活泼，但顽皮、好动，爬树掏鸟蛋、上房捅野蜂窝、什么都敢干。当时，刘文炳要养活全家九口人，生活日益艰难，况且在遭到科举考试的不公正对待后，他已无心仕途，但他看到五岁的孝生聪明伶俐，智力发展快、接受能力强，便很想早点送他入学读书。但附近的几所塾馆都离家较远，而且要涉水过河，很让人放心不下，所以此事也就搁了下来。 天无绝人之路，恰在此时，一位流落开县的“乞丐”来到刘家门前，引起了刘家的注意，他就是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 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刘文炳发现任贤书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还熟谙兵法，精通武术。因此，他对任贤书也更加敬重，为了解决这位外乡孤老的生计问题，同时也使孩子能就近入学，在取得任贤书同意后，由刘文炳出面，邀集了四方邻里二十多名学龄儿童，在刘文炳老屋附近的一座茅屋里办起了一所私塾。这样，刘伯承就在任贤书名下启蒙读书了。 孝生进入私塾后，开始和孔夫子、孟夫子打上了交道，整天学习《三字经》、《千家诗》，读《四书》、《五经》，但是，“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并没有使他完全归顺，贪玩逃学之事时有发生。 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使他改变了顽皮的性格，正视了自己的学业。有一天，不识字的母亲盯着儿子背书，孝生急于出去玩耍，便闭着眼睛瞎背一通，碰巧这天父亲没出门，也在里屋看书，听见孝生乱背一气，便高声斥责他：“孝生，你欺负你妈不识字，乱背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以后怎么过？” 听了父亲的话，母亲方知受骗，伤心地边哭边说：“谁叫我小时候家里穷，念不起书，连自己的儿子也欺骗我不识字，叫我怎么不伤心呢？” 看着伤心的母亲，孝生内心震动很大，他觉得很对不起母亲，便向父亲保证：“从今以后，我再也不逃学了，一定好好念书，你们就看吧。” 从此以后，小孝生立下志向，发奋读书，他每天第一个到课堂读书，晚上回家读到深夜。他读书非常认真，凡是读过的书，他都要弄通，并且仔细地圈阅和批注，一部《孟子》他圈阅过数遍；练习书法更有耐力，常常一个字练习几十遍，直到和字帖上的字差不多了才接着练下一个字。在学习中，他常常用“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温故而知新”的道理鞭策自己。他除了运用一般的学习方法外，还逐条逐条地背字典，字典中的许多条目他都能够背下来，使他日后成为一个知识丰富，文字基础扎实、记忆力很强的人。 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勤奋、努力，孝生的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门学科的成绩远远超过一般学生。孝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从他的老师任贤书那儿更多地汲取着精神养料。任贤书早年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他不仅学识渊博，品德高尚，而且熟谙兵法，精通武术。他除了严肃认真地向学生授课外，在课余时间还教学生操练武术，而且，他还很注意对学生道德情操的培养。他经常给学生进述岳飞、文天祥、郑成功等民族英雄的事迹和《三国》、《水浒》的故事；教学生吟诵《满江红》、《正气歌》等充满爱国主义的诗篇。在任贤书的影响下，孝生不仅将《汉书》、《说岳全传》、《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看了又看，还能将书中重大战役、主要故事情节讲述出来，他尤其赞赏劫富济贫的梁山好汉、钦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诸葛孔明、更敬慕文武双全的岳飞、文天祥等民族英雄。这一切对他的心灵和思想无不产生影响。 1904年，年仅十二岁的刘伯承，立志报效国家，参加了清朝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刘文炳自早年参加县试受挫后，早已抛弃了参加科举考试的念头，但为了陪同儿子应试，他还是违心地报了名。第一轮考试结束后，父子二人双双中榜。不料却又被人检举了上辈人做过吹鼓手的身世，结果，父子两人被双双逐出考场，这使年幼的刘伯承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他不解地问父亲： “爸爸，什么是‘优人之后’？为什么‘优人之后’就不能考秀才呢？” 父亲满腔悲愤地告诉他：“还不是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家里穷，虽然有打铁的手艺，但仍填不饱一家人的肚子，所以，你爷爷就留心学会了吹唢呐，逢上别人家有红白喜事，都来请他当吹鼓手。从此，你爷爷就成了‘优人’，我们就成了‘优人之后’。” 父亲接着说：“但若论起家世来，我们还是‘皇族之后’呢！咱家谱上说，汉高祖时代，刘家有兄弟三人：刘元、刘仲和刘季，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我们家就是刘仲的后代，高祖得了天下后，封刘仲为颉羹侯。” 年幼的孝生鼓动父亲说：“我们既是皇族之后，那我们找考官说理去”。 父亲叹气道：“咱家这一支后来破落了，咱家没有做官的，又拿不出钱来，谁替咱说话呀！” 孝生愤愤地说：“这个科考的办法太不合理了，难道穷人就永远穷下去不成，我就要争这口气。” 经过这次事件后，刘文炳积郁加劳累，终于一病不起，竟于1906年病逝。从此，养活全家的重担便落在了刘伯承这个家庭长子的肩上。贫困的生活，沉重的家务使他无法继续读书，他退学了。 回乡之后，他白天种田、割草、砍柴、替人挑粪，晚上回家织席、舂米，这使他更多地接触了社会，尤其是下层的劳动人民，懂得了社会这部“大辞典”里不仅有正义、光明、美好和善良，而且也充满着丑恶、黑暗、残暴和不公平。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早就对清政府不满的刘伯承摒弃“好铁不打钉、好郎不当兵”的陈腐观念，说服母亲和家人，毅然从戎。此后，这个“优人与皇族”兼而一体的继承者并没有因“优人”成为一个平庸的人，也没有因“皇族”成为封建社会的卫道士，而在几十年之后，成了一颗闪烁在中国上空的帅星。1．2 “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 刘伯承的青少年时代，虽然是在贫困和被人歧视的环境下度过的，但他聪颖、勤奋、对事物分析独到、富有思想，因此，他的老师和朋友们对他不同于凡人的表现倍加赞赏，称他为“同辈人的楷模”，甚至惊叹“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任贤书在对刘伯承进行了六年的启蒙教育后，深感自己已力不从心，他曾对刘伯承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学习刻苦，记忆力强，不仅能背诵正文，连注释也能背诵，将来肯定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并建议刘文炳送刘伯承去县城书院或名师门下深造，但当时开县几所书院和名师塾馆收费都很昂贵，所以也只能惋惜地谈论谈论而已。 恰值此时，开县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刘华英在家乡灯草坝创办了一所名为“汉西书院”的中西学堂，刘华英所在的刘氏宗族是西汉王朝皇室后裔，他创办“汉西书院”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本家的十几位少爷，希望他们效法祖宗有所作为，但他也接纳少许成绩特别优秀的贫苦学生，并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纸张。 刘文炳与刘华英虽贫富悬殊，又不同宗支，但在开县刘姓续谱连宗时相互认识，所以，刘文炳父子连夜翻山越岭赶到刘华英家里求学，刘华英对刘文炳送子深造的行为很是感动，当即表示愿意接纳刘伯承。刘伯承在汉西书院开始接触算术、地理等自然学科，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因此，他更加勤奋地猎取文化科学知识，成绩也远远超过那些富家子弟。对此，刘华英赞叹不已地说：“明昭这个娃娃，家贫志宏，勤学善思，大有造化，无愧炎汉子孙，实乃吾族中之姣姣者！”并常常教育他的子侄们：“明昭年少志诚，对学业锲而不舍，顽强刚毅、堪为汝辈楷模，宜效法之”。 刘伯承求知欲强烈，并且富有思想。在开县高等小学堂就读时，他结识了一批留学归来的进步老师，如傅让三、朱璜等。这些进步老师经常向学生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把同盟会员吴玉章、邹容等人创办的《鹃声》、《革命军》等杂志借给学生看，从而使他们知道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事，了解了革命形势，懂得了过去不懂的道理。 在当时的高等小学堂里，各种势力和政治思想并存，有思想激进的进步人士，也有沉迷于“皇权至上”的封建卫道士。1907年，开县爆发了红灯教起义，贫苦百姓扬眉吐气，恨不能把平日作恶多端的汉奸、洋人斩尽杀绝。高等小学堂一位姓邵的体操教师，自恃会武功、懂军事，想借用红灯教徒们的鲜血为自己染红一枚顶子，便毛遂自荐，充当侯知县的保镖，一同前往镇压红灯教。但红灯教将士英勇顽强，一举击溃团练、并将邵师爷乱刀砍死。 不久，红灯教被残酷镇压，一批批红灯教徒和无辜的百姓被压向刑场，他们的亲属——白发苍苍的父母、怀抱婴儿的妻子或去牢中探望父兄、子侄，或去刑场收敛丈夫、儿子的尸体，一时间血流成河，悲声震天。目睹这一切的刘伯承悲愤不已，他无比崇敬红灯教徒的爱国热忱和英勇牺牲精神，痛恨封建官府惨绝人寰的暴行。对那个体操教师的死，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在侯知县为邵师爷大办葬礼的祭奠仪式上，刘伯承和他的同窗挚友邹靛澄、谢南诚一起借祭奠郡师爷之名，用二元钱买了一张草纸，写了一幅挽联抗议封建官府的暴行。 刘伯承写的挽联 上联是：战马长嘶浦里河畔湘楚壮士八面威风 下联是：昏鸦悲啼凤凰山麓洞庭孤魂四季寂寞 横批：呜呼哀哉 这样一幅挽联，在绢、纺、绸、缎等各色溢美之词的挽联、祭幛中显得格外醒目而奇特，吸引了许多前来祭奠和看热闹的人，有的点头赞许，有的惊讶不已，许多人都盘桓细看，反复咏味，久久不肯离去。侯知县看了，总觉得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横竖挑不出毛病，只好气往肚里咽。 1908年，夔府中学堂招生，因家境贫困打算放弃继续读书的刘伯承在几位老师和好友的劝说下才参加了考试。他的各科都考得很好，但不久公开张出的新生录取榜上却没有他的名字。全校师生都非常诧异，傅让三等几位老师去问校长： “刘明昭是高等小学堂的高材生，怎么冷落榜呢？” 校长也不知缘故，只好去问学署教谕：“刘明昭品学兼优、为何不录取？” 这一问才得知，原来是侯知县一直对挽幛之事怀恨在心，以出身卑贱、思想偏颇、言行不轨、恐有新党之嫌的名义拒绝录取刘伯承。事情传出，刘华英先生、傅让三等知名人士和教师十分愤慨，纷纷找侯知县评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侯知县才不得不收回成命，补取了刘伯承。 1911年，刘伯承从戎，他参加过护法讨袁之战，十多年来苦苦在军阀混战中搏杀，努力想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3年10月，他在“讨贼之役”中腿部受伤。在成都治伤期间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并通过吴玉章认识了革命志士杨闇公，与吴、杨的相识使刘伯承的人生道路发生了转折。 刘伯承与杨闇公一见如故，并很快成了知己。杨闇公对刘伯承在军事、时局以及道路选择方向的见解极佩服，而且评价很高。他在日记中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可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内心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十年来的友人，有才识而抱大志者，不过四人而已，今得伯承，又多一良友，真是可喜。” 在论军事和时局问题时，他赞叹说：“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1924年，杨闇公与吴玉章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当他们征求刘伯承参加时，刘伯承说：“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说：“这是何等真切、何等真诚哟！比起那些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人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他甚至赞赏说： “他真是天才，颇有见解，使此人得志，何忧乎四川”。2 九死一生之谜 刘伯承一生戎马生涯，身经百战，在险恶的环境中，他与天斗，与地斗，与敌斗、与错误路线斗，数度出生入死。虽身体九处负伤，但都化险为夷，其大难不死之谜何在？2．1 右眼是怎么失去的 关于刘伯承失明的右眼，曾有许多种传说。有的说是被蒋介石用枪打瞎的，有的说是犯眼病瞎的……众说纷纭，莫衰一是，其实都属不实之词。 1917年8月，“讨袁之役”失败后的刘伯承逃到上海，在上海加入了孙中山先生改组的国民党（改组后称“中华革命党”），并受到孙中山先生所派特使的召见。孙中山的特使在召见他时曾谆谆告诫：“窃国大盗袁世凯经过两年多的苦心经营，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打出了洪宪皇帝的招牌，正式宣布明年登基加冕，复辟封建君主制度。革命党本部决定，全党同志全力以赴，组织武装、兴师讨袁。本部决定你速返川东，组建川东护国军，起义护国，川东是你长期战斗过的地方，人熟地熟，相信你能不辱使命，马到成功。” 受孙中山先生的委托，回川后刘伯承立即联络旧部和奉节的“哥老会”，并策动涪陵的警备队等武装队伍，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了一支革命武装——川东护国军第一支队。 1916年3月中旬，为了配合护国军主力在川南与袁军作战，刘伯承率护国军第一支队准备攻克长寿县，以牵制敌人兵力。 刘伯承根据长寿易守难攻的特点，积极争取长寿城内的警备队起义，警备队在护国军的策动下准备起义，但当刘伯承率队攻击时，警备队却发生变故，护国军伤亡很大，只好转向和长寿位置相似并很重要的丰都前进，准备夺取丰都。 丰都，是袁军从水路入川的必经之道。历史上被文人墨客称为鬼城。刘伯承率队行至丰都三十里的马口垭时，派人进城侦察敌情。当时，丰都守敌总数两个团，不论从装备和数量上都远远超过护国军，按正常情况，护国军没有取胜的可能，但侦察员歼敌心切，就谎称城内只有守敌两个营。经过研究，刘伯承决定以“鬼”克鬼城，派康云程进入城内，里应外合，消灭守敌。 三月三十日子夜，丰都城内万籁寂静。一群“鬼”出现在城门附近，守城的北洋军哨兵眼见判官、阎王、小鬼步步逼来，吓得魂不附体。于是，“鬼”们顺利地收缴了哨兵的武器，打开城门。刘伯承率领部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袁军虽然人多，但混乱中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护国军，纷纷掉头奔逃，护国军很快占领了丰都城。 逃出城外的袁军从枪声断定护国军人数不多，便伺机掉头反扑。刘伯承身先士卒，带头冲锋，当他掉头招呼一个落在后面的士兵时，却不幸被一颗敌弹射中，子弹从颅顶射入，从右眼眶飞出，血流如注，他当即昏厥倒地。过了一会儿，刘伯承苏醒过来，他试图站起来继续指挥战斗，却又重重摔倒在地上，他匍匐爬行，终因体力不支昏倒在一家水烟店前。这家水烟店的学徒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青年，他从刘伯承的军服上辩认出伤者是护国军，二话没说，就把他扶入店内，抓了两把水烟丝捂在伤眼上，说是水烟可以止血，然后又找了块净布将伤口裹好，为防不测，他将刘伯承藏在了店内的一间小屋里。 不知过了多久，刘伯承在昏迷中感觉到浑身火烧火燎，他用手擦去眼睛上的淤血，发现屋子被敌人的炮火击中燃烧起来，房顶上的木料正带着火苗往下坠落，他急忙使尽全身力气爬出店外，终因伤势太重，又一次昏了过去。 昏迷中，刘伯承听到一个象是老板的声音吼道：“丘二，来、来、来，快把这人拖到别处，莫要他躺在我的店门口。” 被叫做丘二的人应声而来，这时，刘伯承的两只眼睛看不见东西、又动弹不得，只听到成群的苍蝇在耳边嗡嗡飞，争先恐后爬到他眼睛上舔血。他心里很紧张，心想，要是他们把我扔到哪个阴沟里，那就非死不可了。这时，他的手在口袋边触摸到三块硬硬的东西，不禁萌生出一线生的希望。当那个丘二来到跟前伸手拽他时，他一边将身上仅有的三块银元往丘二手里塞，一边说：“好兄弟，手下留情，将我送到新庙场，一定重谢！”不料，丘二是个深明大义的青年，他推开刘伯承递过来的钱，背起刘伯承就向城外走，一面走一面说： “打北洋军的都是好人，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约摸走了三五里路，迎面突然响起了枪声，很快有一群人来到了他们跟前，只听其中一人说：“这不是刘队长吗？你把他往哪儿背？”丘二说：“他要我送到某某场。” 来人说：“我们知道了，你回去吧，你这样背他走，碰到北洋军，不整死他才怪呢？我们来送他吧。” 原来，这几个人是化装进城做内应的胞哥，当下，他们用一件皮袍子把刘伯承没头没脑包起来，用一根竹竿抬起来走了。就这样，刘伯承算大难不死，逃了出来。 刘伯承负伤后，川东军第一支队也就随之瓦解，刘伯承成为北洋军通辑捉拿的对象。他不得不一面东躲西藏，一面医治眼伤。 后来，在群众的精心掩护、照料下，刘伯承改名换姓潜入重庆，在临江门外一所教会医院——宽仁医院医治眼伤。给刘伯承医治眼伤的是一位德籍医生，人称阿大夫，他医术高明，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对病人态度却出奇的恶劣，常常辱骂训斥。 由于在来重庆的途中几经波折，中断了治疗，到阿大夫诊所时，眼眶里的肌肉已严重腐烂化脓，阿大夫看过后，决定立即施行眼眶手术，剔除眼眶里的腐肉。鉴于刘伯承伤势严重，阿大夫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对刘伯承施行全身麻醉，并做好输血、输氧等各种准备。 刘伯承从阿大夫口中了解到，施用麻醉药，有可能对大脑神经带来不良影响，他静静地凝思了一阵，坚决地向阿大夫提出，给他做这次手术不用麻醉。 一听说不用麻醉，阿大夫连声嚷道：“不行，不行，不麻醉，这种手术我是不敢做的，万一发生了意外怎么办？” 刘伯承态度诚恳地说：“阿大夫，请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意外，都不要您负责任，请你不要怀疑，我们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 阿大夫想了想只好让步：“刘先生，不全身麻醉，就局部麻醉吧，不然你会痛得受不了的。” “不用，一点都不用，不管痛得怎样厉害，我都忍受”，刘伯承毫不相让地坚持着。 无奈，阿大夫只好让刘伯承的胞弟刘叔禹做劝说工作，刘叔禹刚一开口，就被刘伯承粗暴而焦虑地顶了回去：“老三，你怎么这样糊涂呢？你们的好心我是完全理解的，不用麻醉做手术当然痛苦得多。但是，一个人用了麻醉药，无论如何对他的大脑会有这样那样的后患。你想过没有，要是我这次因为麻醉伤害了脑神经，失去了智慧，失去了思维能力，成为一个只能吃饭穿衣、不能为国家、为黎民百姓出力效劳的废人，还算什么人？是行尸走肉，是社会蛆虫”，刘伯承越说越激动，脸上和鼻尖都冒出了汗珠。 稍停片刻，刘伯承感慨地说：“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战国时的孙膑被断了双足后，由于他身残志坚，又有韬略智慧，后来还是能率领千军万马，布阵用兵，克敌制胜，成为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我这次虽然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我救国救民的决心丝毫没有动摇，脑壳里的东西还在，今后，我还要为民出谋划策，带兵打仗。所以，无论如何我是不用麻醉药的。” 刘伯承的伟大抱负和坚强意志深深感动了阿大夫，他终于同意了刘伯承不用麻醉药物的请求。 手术前，阿大夫来到刘伯承的病房，赞叹不已地说：“我从欧洲到亚洲，为白种人、黄种人做过成百上千的手术，可是，象刘先生这样不用麻醉的，我还从未做过呢？” 刘伯承微微一笑说：“那就请你在我这个中国人身上做试验！” 手术开始后，阿大夫聚精会神地用锋利的手术刀先将腐肉割去，然后将破碎的眼球挖掉，然后再将断裂的血管缝好……。 手术台上，刘伯承死死捏住手术台的木脚，咬紧牙关，强忍钻心的疼痛，任汗水从额头和全身的每个毛孔迸涌出来，透过身上的衬衣、外套，把铺在手术台上的毯子全浸湿了。阿大夫忍不住说：“痛得厉害，哼一哼会好受一点。” 但在长达三个小时的手术中，刘伯承始终未呻吟一声。手术结束后，阿大夫小心地将刘伯承从手术台上扶起，问道： “感觉怎么样？” 刘伯承笑着回答说：“区区七十余刀，算不了什么”。 阿大夫惊诧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刘伯承回答说：“你每割一刀我就暗暗数一下，一定不会错的。” 阿大夫禁不住赞叹道：“了不起！了不起！您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块会说话的钢板，您不是军人，而是‘军神’，中国有您这样的军人，是中国军人的骄傲。”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阿大夫又给他的右眼安上了一只假眼球。刘伯承又重登征鞍，继续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军事生涯了。2．2 险失右腿 1923年6月，曹锟贿选，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举行示威，反对曹锟上台。同年十月，孙中山先生自任讨贼大元帅，兴师讨曹，他命令四川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在四川反抗北洋军伐吴佩孚侵川，这就是当时的“讨贼之役”，也就是发生在四川境内的南北战争。 刘伯承当时任熊克武统领的川军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他虽是团长，但旅长张冲不大懂军事，所以，一到战时就给他安个总指挥的名义，让他指挥全旅。军伐刘湘对这一点有深刻体会，他经常告诫部下：你们不要小看这个团长，他厉害得很，过去熊克武打了败仗，常常让刘伯承给他收拾烂摊子。” 当时，北洋军伐曹锟为了扩大地盘，征服四川，派驻扎湖北的杨森为前锋，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及刘湘为内应。命令赵荣华等大举侵川，情况非常紧急，熊克武急令驻扎万县的刘伯承前去增援一师。 刘伯承接到命令，一路与军阀鏖战，战杨森、救万县、屡战屡胜。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使他不得安生。正当刘伯承夺回万县，准备联络一师的时候，邓锡侯等军阀又准备联合攻取成都，熊克武又急电刘伯承西上解围。 刘伯承鼓舞士气，在累战后又一鼓作气击败成都守敌，夺回成都。然而，吴佩孚又调整部队继续进攻成都，驻守在简阳的赖心辉吓得打算放弃简阳退至龙泉驿，龙泉驿是成都的门户，如若再放弃，成都必将失守。 无奈，熊克武又命令正在追击敌军的刘伯承援助赖心辉，刘伯承不顾数日行军的疲劳，亲自到龙泉驿查看地形，步署兵力，一举击败了北洋军于学忠的部队，保住了成都，这就是有名的“龙泉驿大捷”。 由于赖心辉指挥失当，黔军一万多人又重整旗鼓与讨贼军在荣昌、隆昌、资中、内江一带形成拉锯战。 刘伯承在收回隆昌进军大足时，由于友军不做配合，致使部队伤亡很大，而且使大足复而又失。 这种拉锯战使刘伯承异常愤慨，他看到街面冷落，百姓呻吟，一种屈辱感涌上心头，他一次次自问：“我不是立志仗剑拯民于水火吗？可是仗打赢了又怎样呢？无数次的胜利并没有拯救人民出水火，而是给人民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祸兵灾，这是为什么？第二混成旅的士兵冲锋陷阵、舍生忘死，在等待救援时却无人顾及；战时我被推上前线，是指挥一万多人的将军，战后依然是个团长，仗打胜了，功归他人，仗打败了，归罪于己；在关键时刻，各打各的算盘，丢下烂摊子不管，宁愿牺牲友军，不肯相互支援。身为军人，扶困济危，拯救中华之心何在？”痛苦之余，他愤而写下辞呈，但未被批准。此时，刘伯承怀着讨伐国贼，救民于水火的崇高责任感留了下来。 为尽快拿下大足，刘伯承亲赴前沿阵地观察地形。一天，刘伯承吃过午饭后，由向导带领来到百灵湾上面的白脚岩，刘伯承一面用望远镜观察地形，一边听身边的向导介绍情况，忽然，从前面的和尚坡脚下来了三个人，刘伯承一惊疑，在放下望远镜的一瞬间，一颗子弹从对面射来，打穿了他的右腿。 随行的副官和士兵一边还击、掩护，一边背起负伤的刘伯承撤回张家大院。 刘伯承伤势严重，回到张家大院后一直昏迷不醒，医生给他施用了各种止血针、止血药，但稍一松绷带，立即血流如注，生命危在旦夕。在大足前线的但懋辛当即命令送刘伯承去内江的二混成旅野战医院。 在内江野战医院，医生们采取了各种抢救措施，但刘伯承仍处于昏迷状态，熊克武得知情况后，派人把成都北门外一家法国医院的院长艾毓梅接到官邸，电话指示抢救。艾毓梅一一询问了病人状况、医生用药和注射部位等情况后，告诉对方立即在尾椎骨注射一针，终于，刘伯承大叫一声苏醒过来。接着，熊克武急令士兵护送刘伯承到成都继续抢救。 刘伯承到成都后，住进艾毓梅的医院，经多方抢救，才脱离危险。但此时伤口已严重感染，整个右腿又红又肿，艾毓梅认为刘伯承必须进行截肢手术，否则血液中毒将危及生命。刘伯承听说要截肢，执意不从，和院长吵了起来，艾毓梅无可奈何只得同意不做手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刘伯承的伤腿竟慢慢好了起来。一天正常换药时，艾医生称奇不已，对刘伯承说：“病情不如君者往往锯腿，岂非上帝降福，创此奇迹？君当不忘上帝之恩，终生祝祷。”刘伯承听后微微一笑说：“上帝岂爱我这个不信上帝的人？我的伤慢慢见好，是我终日凝精聚神暗暗往伤处鼓气并心里想着：‘你要好！你要好！’才克制了病情。”艾医生虽不完全信服，但内心非常钦佩。 伤势略有好转后，刘伯承执意出院养伤，临行前，艾医生前来送别，并带来一副拐杖送给他。告诉他说：“你腿上的伤不久即愈，但腿上肌肉已缩短，愈后必成曲腿，所以送你这只拐杖做为你的终生之侣。”刘伯承听后大笑说：“世上哪有柱着拐杖行走的斗士？请留下送给别人吧！”艾医生听了刘伯承的话，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刘伯承出院后，住在成都刀子巷一位朋友家中静养，伤口愈合后，右腿果然伸不直，怎么办？就这样在家静养一生？ 然天下汹汹，军人岂能坐而视之，他诙谐地对看护他的人说： “我这样又瞎又跛才不是回事哩。” 于是，刘伯承每天坚持做牵引，开始效果比较显著，到脚尖着地能行走时就很难再有进展。一天，刘伯承一着急，就把脚放在凳子上，自己坐在椅子上，命令士兵压自己的伤腿，开始士兵也很怕，但经不住刘伯承的强令，不得不坐下。结果，刘伯承惨叫一声，痛昏在椅子上，伤腿也随之肿了起来。 后来，一位老中医用中药给他包敷伤腿，不久，他的腿竟奇迹般地恢复了功能。 腿好后，刘伯承徒步去艾医生医院感谢他，艾医生一见大吃一惊说：“何处神医治好了您的腿？”刘伯承笑着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自己治的。”然后，他将压腿经过向艾医生做了描述。艾医生直呼“奇迹”，他感叹地说：“我向来以为华人柔弱，今天我亲眼见到象您这样神勇的人，以后对华人也应当刮目相看了。” 随着伤腿的好转，刘伯承又战胜思想上的“阵痛”，在漫漫长夜中，终于迈开坚定的步伐，踏上了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2．3 虎口脱险——在顺泸起义中 1926年5月13日，由杨闇公、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从此以后，他开始真正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道路，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同年11月初，为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倾向国民政府，抑止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根据党的指示，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回到四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四川军阀易帜。 在四川万县，刘伯承会见了当时在军阀杨森部队任党代表的朱德，两人又在重庆会见杨闇公，研究四川的起义计划。 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和四川的形势，决定发动驻防顺庆、合川的秦汉三、杜伯乾、黄慕颜三个旅和驻防在泸州的袁品文、陈兰亭两个旅，举行顺泸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黄慕颜（共产党员）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秦汉三（共产党员）、杜伯乾、陈兰亭、袁品文分别为二、三、四、五路司令。 十二月一日，泸州起义首先爆发。 泸州的驻军是四川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的三个旅。驻在长江右岸蓝田坝的第四混成旅，基础为前川军总司令熊克武第一军但懋辛部的第二混成旅，以前曾受过刘伯承的训练和指挥、战斗力较强，旅长袁品文，曾是刘伯承属下的一个连长、思想比较进步、倾向革命，1926年春、中共四川地委就曾派共产党员邓作楷做袁品文的顾问，抓部队的政治教育。后来刘伯承又让童庸生拿着他的亲笔信找袁品文，动员他参加革命，进行起义。袁品文看到刘伯承的手笔，心情非常激动，明确表示愿听从党的指挥。所以，这个旅成了泸州起义的基础力量。 在泸州的另一个旅，是驻扎在沱江岸边小镇上的第十混成旅，旅长陈兰亭，原是土匪，后来被熊克武的第一军收编，由于同在熊部，与刘伯承有旧关系，所以，这个旅就成了起义的联合力量。 在泸州还有一个旅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是赖心辉的亲信，思想反动。由于这个旅独占着泸州的税收财源，与另两个旅有很深的矛盾，是这次起义的主要障碍。 由于赖心辉对袁品文的活动已有察觉，打算实行“宰割计划”，把袁品文旅调往江津，因而情况紧急。 赖心辉的阴谋很快让袁品文识破，袁即刻与陈兰亭密商对策决定提前起义，并派邓作楷前往重庆向刘伯承汇报。但是还没等到刘伯承的指示，十二月一日，袁品文便假借办理“军事训练学校”学生毕业事宜，骗李章甫到兰田坝自己的旅部训示，趁机将其扣留、宣布起义。 顺庆驻军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是隶属于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的部队。何光烈是个既反动又狡猾的家伙，他发现了秦汉三、杜伯乾的起义行动，便决定秘密逮捕二人。秦汉三、杜伯乾得知事已败露，便决定十二月三日提前起义，他们在城内与何光烈的两个团发生了激战，这两个团的官兵在革命军的影响下将团长扣留，投向革命，何光烈侥幸出逃。 顺庆起义爆发后，秦汉三、杜伯乾电告驻守在合川的黄慕颜迅速向顺庆靠拢，以解燃眉之急。情况突变，正在黄慕颜举棋不定之时，刘伯承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根据原定计划，黄慕颜要以部队换防为名义调动部队。现在顺泸起义提前，他们也只有十二月五日以最快速度按原计划离开合川，在合川欢送会后，刘伯承和黄慕颜一起率两个团、江防警卫营、特科营和学生队出发赴顺庆。一路上，刘伯承谢绝乘坐小轿，打着伞冒雨和官兵走在一起，谈笑风生、和蔼可亲，还跑前跑后照应部队，没有一点旧式军官的架子。 许多战士惊讶：“为什么这位在护国战争中曾使北洋军心惊胆寒的大将，竟是这般平易近人！”官兵们由此更加尊敬他，都愿意亲近他。 十二月九日，刘伯承、黄慕颜率领合川义军顺利到达顺庆。这时起义已经过了六天，顺庆已强敌压境，部队人心开始浮动。刘伯承的到来，扭转了开始出现的混乱局面。他召集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三部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号召起义部队团结一致，为策应北作进军、实现孙中山先生打倒列强的的主张，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救民众于水火，为民众求解放而努力杀敌，奋勇向前。他的讲话，赢得了一阵阵的热烈掌声，激发了官兵的抗敌热情。 泸州、顺庆的相继起义，把四川的各个军阀震得目瞪口呆。为了扼杀革命，反动军阀何光烈四处搬兵，派邓锡侯、刘文辉的部队围攻顺庆。当时敌人的兵力很强，有李家钰、陈书农的四个团、罗泽洲的十六个营；而起义部队则只有黄慕颜的两个团、两个直属营，但连排长都集中在学生队学习，基层指挥作战不够有力，秦汉三也只有两个团和一个直属炮营，杜伯乾则更少，只有一个团和两个直属连；面对优势的敌人，刘伯承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提出放弃顺庆，全力解决只有三、四千支枪的刘存厚部队，待泸州革命军北上会合后入陕，接应冯玉祥部队配合北伐。但由于当时秦、杜两部的团、营长多是本地人，恋念老婆、孩子，所以不同意放弃顺庆，力主坚守。在一时难以统一的情况下，刘伯承只能提出集中力量、攻破敌一路的作战方案。战斗非常激烈，但由守卫顺庆城杜伯乾的一部分倒戈，致使城防空虚，敌人趁机冲入城里，占领了革命军总指挥部，革命军被迫撤往开江。刘伯承为了下一步行动，把部队交给黄慕颜指挥，自己找中共四川地委军委请示工作。 顺庆起义军移驻开江后，立即进行整训，枪决了出卖前线的连长，整顿了军纪，使起义军官兵提高了觉悟，增强了斗志，加强了纪律，深得当地群众好评。 与此同时，泸州方面也受到多方敌人的压力，起义军首领多次派人赴中共四川地委，请求派刘伯承和政治工作人员到泸州去。此时，刘伯承已回到四川地委请示工作，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在一起召开军委会，决定派刘伯承、韩伯诚等十几名军政人员去泸州指挥革命军。 但此时，刘伯承在重庆也已受到刘湘派遣的反动分子的监视，为了躲开密探，刘伯承巧施“金蝉脱壳”之计，从容出走。一天清晨，一位头包青布帕子衣衫褴褛的挑粪人，穿过晨雾，来到浮图关刘伯承的家里。几分钟后，“挑粪人”又挑着满捅大粪出来，不慌不忙向着来的方向走去。这一切，被藏在附近的密探看得清清楚楚，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那个毫无二致的挑粪人竟是他们严加监视的刘总指挥。 刘伯承来到泸州后，很快设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派政工人员向部队宣传革命思想，还创办了泸纳军团联合军事政治学校，并亲任校长，对各部队中的下级军官和有志青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与此同时，还对军饷问题实行公开公布，严禁克扣士兵军饷，改善官兵关系；他还推行政权建设，并运用政治力量解决当地财政问题。泸州本是富庶之地，但由于连年军阀混战，苛捐杂税泛滥，弄得民不聊生。对此，刘伯承实行了军民兼顾、公平分配的原则，严禁军人把持税收、军饷不向民众摊派，并简化纳税手续。这些措施受到群众的称赞。当地广泛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刘伯承、似天神。 忽然来到泸州城。 坏事变好事、坏人变好人。 四川军阀害百姓，匪梳兵篦害死人。 刘将军急急律令，赏罚严明面目新。 对人多和气，买卖更公平。 昨日兵民是仇敌，今日亲如一家人。 变得快！变得好！ 从前滥军队，今朝革命军。 干革命，亲又亲。 功高望重刘将军。 人称小诸葛。 敢比诸葛强几分， 赛过刘伯温。 起义军不断发展，犹入一把利剑，直插敌人胸膛。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与此同时，刘湘也声称已于数月前接到蒋介石关于讨伐泸州的命令，并拼凑了川黔反革命联军近十万人开始围攻泸州。刘伯承坐镇泸州，就近讨伐刘湘以牵制川军东出援蒋。 泸州城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刘伯承利用当地条件，在通往泸州的咽喉龙透关修工事、设伏兵，在长江防线设置障碍，防敌登岸，又在城墙上安放草人和汽灯以迷惑敌人，致使强敌四十余日多次攻城未克。 刘伯承以两旅之师抗击十倍于己的强敌，但泸州城仍巍然屹立。起义军虽困守孤城，且无外援，又无补给，但军民齐心，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众志成城，这是他们赖以克敌制胜的法宝。 这时，起义军内部的一些投机分子正在私下与敌人沟通。 以陈兰亭、皮光策为首的一少部分人经不住敌人高官厚禄的利诱，竟准备以扣留刘伯承和政工人员作为投降诚意的表现，在这危急关头，袁品文一再劝刘伯承等人先行出走。刘伯承审时度势，决定和一部分政工人员先行撤离。 五月十五日，在袁品文一连士兵护送下，刘伯承出龙透关，沿小路顺利通过了原旧友张仲铬的防地到达富顺。此时，意欲悬赏活捉刘伯承的军阀刘湘得知刘伯承潜出泸州的消息后，立即派旅长兰文彬跟踪追捕。刘伯承等人化装离开富顺，行经荣县地界时，与兰文彬相遇，刘伯承发觉后，急忙转入一个山间小路，等兰文彬发觉追赶时，刘伯承一行已经走远了。 摆脱犬鼻鹰眼的兰文彬后，刘伯承一行取道大足、达县入陕西，当他们行至柴阳县毛坝关附近的崎岖山道时，突然发现一只猛虎眼露凶光紧盯着他们。刘伯承沉着应付，叮嘱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喊叫，在老虎面前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当他们登上停在附近河流的一条小船后，刘伯承回头拱手向老虎道：“老虎，真不错，这回没帮倒忙”，大家擦着脸上的冷汗，都忍不住笑了。 刘伯承虎口脱险，颇具神奇色彩，一直被当地人民做为神话传诵着，人们说：刘伯承使命未完，老虎怎会吃他？老虎是来护送刘伯承的。此后，刘伯承又闯过一道道险关到达汉口，找到党中央，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南昌起义。2．4 “龙下凡”——巧渡金沙江 遵义会议后，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当时，从红军内部看，形势已有了根本的好转，但就整个形势来说，敌情仍十分严重，蒋介石调集了一百五十多个团，四十余万人，开始合围中央红军。如果不摆脱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将难以保全红军。 红军主力四渡赤水后，全部南渡乌江，进入云南，准备北渡金沙江入川。这时，蒋介石已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天天派飞机在红军队伍上空转，并且命令金沙江北岸的部队全力以赴占领金沙江各渡口，封锁金沙江，其他围追红军的部队都向金沙江收拢。红军若不能尽快渡江，仍有被敌人压在这一带的危险。 情况紧急，中央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抢占龙街渡，红三军抢占洪门渡、中央军委干部团抢占绞平渡。 但是，由于龙街渡江面太宽，加之有敌机低空骚扰，一军团无法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也因水流太急，渡江未成。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刘伯承等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全军从绞平渡渡江。 渡江任务全部压在了中央军委干部团的肩上，为便于指挥、万无一失，刘伯承亲自率领先遣队向绞平渡疾进。经过两昼夜的急行军，先遣队到达了距绞平渡四五十里的村子里，部队一到，立即封锁消息，到村里了解敌情和绞平渡渡口的情况，开始，老乡们怕是敌军，都非常害怕，后来，当他们看到刘伯承和蔼可亲的样子时，觉得是同国民党兵不一样，才说了实话。原来，敌人估计红军要渡江北上，就把这一带的大小渡口都控制起来了，而且把南岸的船只都掳过江去，断绝了两岸的交通，还不时派侦探划船过来探查消息。 没有船只如何渡江？刘伯承又来到山庄背后由山上向四处眺望：只见金沙江气势磅礴，江水从深山峡谷里流出，流速很快，涉水？不行，架桥？也不行，唯有一条路、就是摆渡。可是，江上连一叶小舟也没有，怎么办？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当他带领前卫连来到渡口观察时，却发现江边停着两只小船，根据了解到的情况，估计这可能是敌军过江侦察情况的船。连长肖应棠命令部队隐蔽，派出一个侦察组了解情况，果然是敌侦察兵的船。但船上除了船夫并无他人，侦察员们走到江边，敌人的船夫以为是自己上岸的人侦察回来了，毫无反应，当前卫侦察员的枪口对准他的胸口时，才知道当了俘虏。 刘伯承从俘虏口中了解到绞平渡对岸的镇子上驻有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另有一个管收税的厘金局和三四十名保安队员。由于敌人还没估计到红军会这么快赶到，因此戒备不严。 刘伯承对干部团政委宋任穷说：“真是天赐良机。” 他果断命令前卫连：“迅速渡江。” 遵照命令，肖应棠带领先遣队两个排分乘两只小船向对岸划去，当船一登陆，敌哨兵以为是自己的船，根本没在意，结果成了红军的俘虏，接着，战斗很快在镇中展开，前卫连没费多大劲就解决了敌守兵和保安队，绞平渡完全控制在红军手中。 控制渡口的信号传到对岸，刘伯承立即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并亲自率领先遣队继续前进，为大部队提负警戒。同时，他还命令干部团沿北岸向东西两侧派出部队，一方面寻找船只，一方面准备阻止敌人可能从两侧的进攻。 当大部队到达江边时，干部团在群众的帮助下又从上游和下游收集了七条小船，为使渡江工作顺利进行，刘伯承亲自指挥渡江，并派人到附近村庄雇请和动员了一批内行船家帮助摆渡，渡江工作井然有序。 九条小船九天九夜，硬是把中央红军全部人马渡过了金沙江，把几十万国民党部队远远甩在了后面。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渡过江后，面对金沙江，不由得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倍加赞赏，主席高兴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同志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来的。”在场的人听了主席的话都笑了。 在四川，人们都传说刘伯承是龙下凡。传说归传说，但刘伯承的神奇经历如他在战场上的神勇，却使许多人都相信这个传说。2．5 死里逃生——与张国焘的斗争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后，红一方面军翻过雪山在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会师给两军的指战员带来了巨大的鼓舞和希望。但是，这种高昂的战斗激情却随着张国焘分裂主义的出现很快破灭了，刘伯承、朱德等红军领导人也在与分裂主义的斗争中险遭不测。 1931年初，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进入了鄂豫皖根据地，不久，便担任了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和工农民主政府主席。几年来，他完全主宰着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但是，懋功会议后，当他看到中央及中央红军的现状时，个人野心开始膨胀，这种膨胀驱使他产生了篡夺中央最高领导权的野心。 为了解决会师后的军事行动问题，中央在两河口召开了会师后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张国焘提出种种理由反对毛泽东北上的战略方针，主张红军向川康边界南下，他的主张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反对，刘伯承虽然不是政治局委员，但他出于对红军的负责态度，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以元老自居的张国焘，对政治局内反对的人十分恼恨，尤其象刘伯承这样一个非政治局委员也敢批评自己，简直象遭到了极大的污辱，难以容忍，但鉴于自己是极少数，他只有表面上同意了红军北上的意见。 两河口会议后，红军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向北开进，全军先头部队一军团马上行动，按计划翻过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很快接近了松藩附近的毛儿盖，经过战斗，击溃了胡宗南，很快占领了毛儿盖。 张国焘虽然在政治局会议上举手赞成红军北上，但在执行上却一再玩弄花招，抑制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北上的方针。他还公然提出“谁有军队，谁就应该当领导”。甚至提出要“改组中央”，并提出了一大批名单，同时他还指使人以提意见为名，要挟中央，“如不让张国焘当军委主席，则无法北进，无法顺利灭敌”。 这些情况，中央已有觉察和预料，所以在两河口会议后，就派出了由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四方面军去帮助传达、贯彻两汉口会议精神，宣传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对此，张国焘非常恼火，他表面上欢迎中央慰问团，背地里却严格限制慰问团同广大官兵接触，把一些向中央慰问团反映情况的人隔离起来，甚至在慰问团到来前后杀害了个别了解他底细的人。 尽管如此，中央慰问团仍然了解到张国焘分裂党中央的许多情况，为了整个红军的生死存亡，刘伯承等人一方面耐心地和张国焘协商迅速北上的问题，一方面向中央汇报情况。 在刘伯承等人的督促下，张国焘才不得不表示北上。 四方面军刚刚接近毛儿盖，张国焘又以种种理由停止北进，并重新提出南下川康边界或西进退却的主张，党中央在毛儿盖地区停留一个多月耐心等待张国焘率军北上，因此而错过时机，致使敌人已准备就绪、不断向北进逼。 在这种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党中央在毛儿盖召开了两次政治局会议，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会议还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经草地北上。左路军由第四方面军的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九军团组成，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右路军由第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第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直接率领。 毛儿盖会议结束后，刘伯承立即随朱德一起部署左路部队的北进行动，但一心想着南下的张国焘以情况不明，不能贸然行动为借口、迟迟不行动。 刘伯承对张国焘出尔反尔十分不满，但红军的组织纪律使他不能公开对抗红军总政委，于是，他根据朱德的指示，加紧制订部队的行动计划，说服张国焘，使他相信“草地是可以过得去的”。由于当时形势对左路军很不利，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向阿坝方向前进。 八月下旬，毛泽东率领的右路军经过千辛万苦和重大牺牲走出了草地，这时，左路军已到阿坝，按原计划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但张国焘却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并以嗄曲河水上涨为由拒绝渡河，刘伯承为此亲自测试河水，想用事实说服张国焘，然而，张国焘却极不耐烦地说：“算啦、算啦，现在敌情我情都发生了变化，北进已经对我们很不利了。目前不是我们要不要北上的问题，而是中央和右路部队应该回师南下的问题。” 张国焘的话，使朱德、刘伯承大吃一惊。他俩万万没有想到，张国焘不仅要停止左路军行动，而且还要把右路军和中央全部拉回，他们感到，分裂已不可避免。 此后，张国焘便加剧了分裂活动。他电告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要他挟持党中央和右路军南下。电报首先让在前敌指挥部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得到了，他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毛泽东主席。于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立即举行会议，当机立断，决定率一、三军团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 张国焘此时不仅置中央的劝告和命令于不顾，而且继续分裂党和红军，发布南下命令，并电告陈昌浩将右路军中的四军、三十军经草地带回。 刘伯承、朱德想方设法阻止张国焘南下，并拒绝制定南下作战计划，还不断向部队做工作，宣传北上的意义。张国焘对此极为恼火，他派人偷走刘伯承、朱德的马匹，并严密监视两人的行动，减少他们同外界的接触。由于刘伯承曾多次批评过张国焘，张国焘从一开始就对刘伯承恨之入骨，此时，更是蛮横地停止了刘伯承总参谋长应该行使的一切权利，连电报都不让他们看。 为了使刘伯承、朱德屈服，张国焘还召集一些所谓的党的活动分子开会斗争刘、朱二人。一天，张国焘向在座的党员干部做了动员后，一些人便吵吵闹闹的发言，有人问： “快说，你们为什么要坚持北上？” 朱德从容地说：“北上的决议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拥护北上，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议。” “别说了，我们现在要南下，你支持不支持？” “我支持北上，但你们要南下，我也没办法……” 一时间骂声四起，这些人指着朱德大骂“老糊涂”、“老右派”。 此时，刘伯承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厉声喝道：“你们是在开党的会议，还是审案？” 会场的矛头又一下对准了刘伯承：“你不用喊，你的罪状也不小。” 刘伯承从容地向大家分析局势，说明北上的意义和南下自投罗网的后果，一些人显然被打动。张国焘怕冷场，随即宣布散会。 不久，张国焘就公然成立“临时中央”、“中央军委”等非法组织，并凶相毕露地打电报给中央：“以后不准再用中央的命义”。同时，宣布南下。为了挽救张国焘，刘伯承、朱德等人忍辱负重随军南下，准备寻机再做工作。 为了进一步制造舆论，张国焘逼迫刘伯承、朱德发表反对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宣言，遭到刘伯承、朱德的严辞拒绝，并明确表示： “中央毛儿盖会议是正确的，北上是正确的，我们双手拥护，什么力量也不能使我们反对中央的决议！” 朱德、刘伯承的态度激怒了张国焘，张国焘曾几次威胁刘伯承：“不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我就杀了你！” 刘伯承斩钉截铁地说：“你杀了我，我也拥护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路线”。 刘伯承的话，激怒了张国焘和他手下的人。其中一个叫黄超的几次掏出枪都被张国焘制止了。因为张国焘的考虑是： 这里不光有四方面军的部队，还有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他怕伤害了刘伯承和朱德会在部队内部引起血战；再则，他想利用刘伯承和朱德与川军中旧友熟识的关系，减少部队南下的伤亡。 刘伯承、朱德处境危险，一方面军的部队非常担忧，并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还经常向刘伯承、朱德传递信息，请示如何做。刘伯承和朱德虽然很明白这些“请示”的意思，但他们从红军的大局出发，置自己生死于度外，告诫一方面军的指战员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做无意义的牺牲。 面对这种局面，刘伯承出于对张国焘为人的了解，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一次他找到朱德说： “看来情况越来越严重了！看样子，他们要逮捕人，不知他有没有这个决心？” 朱德苦笑了一下说：“人家大权在握，有可能啊。” 刘伯承说：“我们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没什么了不起的。” “对！” “你有几支枪？”刘伯承突然严肃地问。 “一支小手枪、两支驳壳枪。你呢？” “五支。”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 后来，张国焘南下遭到惨败，红军损失惨重，左路军由八万人减少到四万人，在朱德、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人的坚决斗争下，张国焘才不得不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 刘伯承从1911年从戎，历经了无数次战斗，常受命于危难之时，接重任于艰难之际。丰都战役，弹穿颅顶，失去右眼；大足之战，险丧右腿；长征途中又险遭不测。忍痛剜目，阿大夫惊“军神”；拒绝截肢，艾院长赞叹“奇迹”。是什么使他屡伤不退，大难不死？是“救民于水火，拯救中华”的坚定信念，使他一次次再生，一次次奋起。3 常胜将军之谜 从1912年讨袁护国到1949年解放全国，刘伯承经历了无数次重大战役。许多战役出奇制胜，成为军事史上的典范。那么，其常胜原因何在？3．1 熟谙兵法 刘伯承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伍贤书深谙兵法，精通武术。受他的影响，幼年时的刘伯承就常随他练功习武。对老师讲述的《水浒》、《三国》、《说岳全传》等故事中的精彩战斗片断和一些重大战役他都能熟练讲解，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11年，刘伯承怀着“救民于水火”的崇高志向，投考了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 在将弁学堂，刘伯承开始接触“步兵操典”、“射击教范”、“兵器学”、“地形学”、“战术学”、“筑城学”等军事课程。刘伯承几乎把所有时间和金钱都用在了读书上，他除了学习军事外，还注意学习历史，学习文学。二十四史里的许多文章他都读过；《孙子兵法》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杰作，又是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他时常翻阅，据说能一字一句地全都背下来，而且能熟练运用。在创办红军大学期间，他还亲自向学员讲授过《孙子兵法》。 刘伯承元帅不仅熟谙中国兵法，而且常常借鉴外国的军事著作和著名战例来丰富和发展我军的军事理论。1911年11月，刘伯承受党的委派，进入苏联高级步校学习。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又被推荐提前进入了闻名于世界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苏联学习期间，攻俄语成了一大难关。此时的刘伯承已35岁，但面对语言关却毫不气馁。他常常清晨第一个起床，坐在零下15℃的操场上朗诵，夜晚最后一个入睡。有时，甚至在上厕所、走路时也把单词写在手上背诵。对于这一段的学习和生活，刘伯承在给朋友王尔常的信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患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国之心。然不过外文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词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日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 刘伯承借助于俄文，阅读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著作，其中包括许多军事论著；学习了苏联红军的各种条令和有关司令部组织指挥的知识，以及正规战的战术、游击战的战术、军区和野战部队的建设等较系统的军事理论；也涉猎了十八、十九世纪一些著名军事家如拿破仑、苏沃洛夫等人的事迹和论著，从而大大提高了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 回国后，刘伯承元帅在战争间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军事著作。他译的第一篇处女作是《苏联步兵操典》，后来又陆续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游击队怎样动作》、《苏联红军政治工作条例》、《苏联红军在战斗情况中的政治工作》、《苏联山地斗争》等数百万字的军事论著，是我国少有的军事翻译家。 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不是教条的理论。刘伯承元帅精通兵法，但他并不囿于书本，而是把兵法中可行的东西灵活地运用于战争实践，打了许多漂亮仗。 《孙子兵法》上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刘伯承元帅运用这些兵法时，并不视为金科玉律、一成不变，而是视实际情况而定，有时甚至利用敌人迷信这些名言，有意造成敌人的错觉，出其不意地战胜敌人。 1937年10月，日军占领石家庄后，继续侵犯太原，沿正太路西犯，根据当时敌情和统一战线的政策，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东进平定地区，阻击西犯之敌，支援国民党作战，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根据敌人行动计划，刘伯承判断敌人要经七亘村向平定运输军需物资，即命令我军利用七亘村附近的有利地形，埋伏待敌。果然，第二天，日军辎重部队通过七亘村时，我军有意放过先头部队百余人通过伏击区，等辎重骡马进入伏击圈后，一阵枪炮猛攻，致使敌军无法还击，狼狈向回逃窜。这次战役，除敌人少数掩护部队和辎重逃回测鱼镇外，全部被我歼灭。 七亘村战斗结束后，刘伯承预见到日军向平定地区运送军用物资的任务没有完成，前方需要子弹和粮食急如星火，根据交通条件，七亘村是日军前往平定的必经之路。敌人对中国古代兵法也是熟悉的，也懂得“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不得常遵”的用兵道理，但他们却迷信教条，认为我军伏击胜利后，必定已转移他处，不可能在七亘村一带再次设伏。于是，刘伯承以其神机妙算，在严密分析敌人态势和情况后，再一次大胆在七亘村设伏，又消灭敌人数百名，缴获骡马数十匹。 七亘村重叠战乍看好象违背了兵书条文，其实正是刘伯承将军熟悉兵法，灵活运用的战略思想的体现。 刘帅在战术运用上的高超之处，非常人所能比。同样是伏击战，有的是伏其救者，有的是伏其退者；有的是“利诱而伏击之”，有的是“威胁而伏击之”；同样是歼灭战，平汉战役是“猫盘老鼠”，陇海战役是“纵深闪电”，鄄城战役是“拖刀计、回马枪”，滑县战役是“猛虎掏心”，巨金鱼战役是“釜底抽薪”。这些战役足以说明刘帅对兵法谋略已达到运用自如，得心应手的地步。3．2 “三个半”战略家 刘伯承元帅被看做是中国“三个半”战略家之一，人们常常赞誉他“料敌如神”，敌人也承认他“用兵神妙”；日军和国民党军队甚至组织专人研究刘伯承的战术，但到头来却还是败在刘伯承的手下。 刘伯承将军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何为“五行？”“五行”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掌握这五要素是战争取胜的基础和关键。所以，在每次重大战役前，刘帅都要对这五方面的因素进行认真分析，从而以奇制胜。著名的神头岭战役就是一例。 1938年，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三万余人的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伯承决定率一二九师发动了长生口战斗，消灭了敌人一百三十余人，击毁汽车五辆。为了进一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刘伯承将军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斗。 神头岭山岭崎岖，地形复杂，公路也是从岭上通过，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地形道路崎岖、不便于我军行动，而刘伯承却决定以这里作埋伏战的战场，他说，“这里地形复杂，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选择这里，利于我隐蔽、埋伏、而不利于敌军展开回施。” 在具体部署这次伏击战之前，刘伯承亲自到神头岭侦察地形。他发现，这里的汽车路是从岭上通过的，但司令部的参谋却没有在地图上标志出来，刘伯承严肃地批评他说：“这么大的疏忽，能打胜仗吗？做参谋必须细心，要象头发丝那样才行”。由于他的细心，避免了部署上的错误。 在兵力部署上，刘伯承在神头岭三面设伏。战斗打响时，由于我军埋伏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进山的日军一直没有察觉。当战斗打响后，日军步兵还没来得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也没架起来便束手就擒，只十来个小时战斗便结束了。连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八师团笹尾部队、十六师团林清部队的一千五百余人、除百余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一二九师歼灭在神头岭上。 这次战斗被当时侵华日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战斗结束后，长期在一二九师政治部工作的一位同志说： “这种伏击战在我们外行人看来，简直是近于“押宝”的战斗，但是偏偏刘将军所筹划的伏击战，简直是打得百发百中。”这就是神算。 1946年6月，国民党部队开始全面内战后，蒋介石用重兵围攻中原李先念部，同时加紧向苏北等解放区进攻。当时，蒋军向各解放区进攻的兵力已达一百六十万人，其中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有二十四万九千人。而当时晋冀鲁豫野战军不过八万人，而且分为两个方向作战，人力紧张，压力也很大，但是，为了支援中原和苏北作战，把敌人吸引过来，迟滞蒋军的全面进攻，刘伯承指出： “我们的铁锤首先要击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大动脉——陇海线上！打乱敌人发动内战的部署和时间表！” 当时，敌人配备纵深六七十公里，到处设置封锁沟和封锁墙。按常规应先扫除铁路以北的守备之敌，然后进击陇海线，而刘伯承却认为进行正面而有重点的猛袭，势必出敌不意，给敌人造成防不胜防的趋势。但解放军要取得预期的战役目的，突击部队就必须保持“闪电”般的战术特点，那就是不可顾虑自己的侧背，大胆撇开敌人的前沿据点，向纵深目的地挺进，对毫无防备之敌发起总攻。 乍看起来，刘伯承的这种布置似乎有点冒险，但刘伯承正是利用敌人固若金汤的防守心理突袭正面之敌，使敌人防不胜防。同时，刘伯承在战役的具体部署上也是非常严谨细心的，他在决定了主力突击部队的作战行动后，又布置了地方武装和民兵密切监视国民党部队前锋据点。 在刘伯承指挥下，晋冀鲁豫野战军一出陇海线，不仅切断了蒋军东西交通干线，吸引了正向华东进攻的蒋军主力五军、十一师等部回援陇海线，接应了中原解放军突围，而且成为解放军战略反攻的第一次试探行动。 在巨金鱼战役中，刘师指挥更为出色。当时，蒋介石调集重兵，妄图扫荡豫皖苏解放区，打通平汉线。由于敌人总是以几个旅的密集队形稳步前进，使我难以下手。刘帅毅然采取“釜底抽薪”之计，甩开正面敌人，向东二百里直插敌侧背，突然攻击巨野、金乡、鱼台，歼敌二万六千余人。敌军还想继续深入我解放区腹地，并佯渡黄河。刘邓大军则全然不顾，继续在东线与华东野战军形成钳击徐州之势。这是一次高度斗智的竞赛，蒋介石毕竟胆略不及，最后被刘邓大军牵着鼻子退了回去，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这三次战役表面看起来都是险棋，但正因为险，才更出敌意料，才能出奇制胜。3．3 细心谨慎，再加上包天胆略 刘伯承元帅有一句名言：“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像“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这是他百战百胜的一个诀窍，也是他指挥风格的生动写照。 1947年8月26日晚，刘伯承率领大军挺进大别山，当晚进到淮河北岸息县、临河一带。这时，尾追的敌人先头部队距解放军后卫部队只有三十里，双方已有接触，情况紧急，部队必须马上渡河。原先，根据解放军前卫部队的调查，证明淮河可以徒涉，但在渡河前，上游突然降雨，水位上涨，部队指挥员向刘伯承报告说不能徒涉，只能靠搜集来的十几只小船摆渡。 面对汹涌波涛，计有三个旅的兵力及野战军指挥机关要从这里渡河，仅十来只小船显然是不够的，弄不好，尾追的蒋军二十个旅压过来，解放军将背水一战，千里南征的种种努力也就毁于一旦。在这危急关头，刘伯承沉思了一会儿，问部队指挥员： “河水真的不能徒涉吗？” “到处都一样深吗？” 你们实地侦察过没有？是不是亲自找向导调查了？” “能不能架桥呢？” 刘伯承发出一连串的问题，得到的回答总是肯定的。为了让部队迅速渡河，刘伯承、邓小平、李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邓小平阻击追敌，李达指挥渡河，刘伯承先行渡河、指挥已进入大别山的其他纵队。 第二天拂晓前，刘伯承来到渡口，手里拿着一根很长的竹竿，登上渡船，不停地用竹竿试探着河水，当航行至河中央时，发觉水并不很深，就命令部队立即架桥。后来又有一位饲养员，由于掉队，牵马徒涉过河，刘伯承又立即命令部队徒涉，终于在追兵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淮河，当蒋军赶到北岸时，河水涨了起来，把敌人拦在了北岸。 事后，刘伯承严厉批评那位指挥员说：“粗枝大叶害死人、害死人！”“越是紧要关头，领导干部越要亲自动手实地侦察！” 刘伯承元帅不仅自己心细如发，对下级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是极其严格的，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在抗日战争时期向晋路大破击战时，一位参谋把自己标制的作战地图送给住在阁楼上的刘伯承审阅。刘伯承看后，问那位参谋： “这阁楼的楼梯，你是不是每天都走几遍？” “是的”“我问你一个问题，这楼梯有多少级？” 参谋窘住了，他不明白刘伯承为什么问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问题。 刘伯承笑着说：“我知道你没数过。你应该懂得，不论是指挥员，还是参谋，都应该熟悉地形，对待战场上的地形、地物，我们万万不能象对待楼梯那样，自以为熟悉而给疏忽了。” “你过来看看，这座县城你怎么给搬了家呢？” 原来，这位参谋把一座县城的位置标错了。 由于刘伯承的细心严谨，避免了由此而造成的部署上的失误。 1947年12月，由于刘伯承细心侦察，使师直总部脱离险境转危为安，为保卫大别山又立战功。那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清晨，率野直机关在北面店宿营的刘伯承一大早起身向村里走去，想了解一下村庄的面目。他走着走着，忽然和一个早起拾粪的老农碰了面。他招呼说：“老大爷，起得早啊！你是哪个村里人呀？村上住队伍了吗？” 老农没敢正视这迎面而来的老军人，只是赶忙回答：“我是邻村的，村里住上了队伍，队伍修工事，可俺村里树木太少，弟兄们把几棵枣树都砍倒了，还说不够，我张罗着看还有啥木料能使？” 寥寥数语，使刘伯承立即警惕起来，他完全明白了老农报告的情况，邻村肯定住上了敌人的队伍，因为自己的队伍既不会砍老百姓的树，又不会在此地修工事，但他不能暴露自己，马上机智地向老农说： “老大爷，你快忙去吧，我到前面看看。” 老人走后，刘伯承立即派一个参谋去弄清情况。仅仅过了两三分钟，乒乓两声枪响，不见参谋转回。他更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快步转回司令部，三言两语把情况讲清后，立即命令警卫员去让中原局转移，然后自己率领村内野直机关镇静而勇敢地转移。由于发现及时，部队没有受到重大伤亡，安全转移后，与陈赓在平汉路胜利会师。 据说，蒋介石在这次事件后曾像疯子一样臭骂他的国防部负责作战的人：“专门给你们安上四五十只现代化电眼睛，还斗不过刘伯承的一只眼睛！可耻！可恨！”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刘伯承一直是统领数十万大军的主帅，尽管工作很忙，但他还是千方百计地了解敌情，亲自阅读从敌军手中邀获的报章、杂志、日记、公文和下级审讯俘虏，询问敌方逃兵的记录，因此，他对敌主要军官的脾气、秉性、所属派性、地位、出身、作战特点、行动规律等基本都能掌握，这就使他能够在制订作战方案时，把敌人高级将领的指挥特点、行动规律包含在其中，使整个战斗胜券在握。 在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元帅深知日军指挥官傲慢自负，目空一切，作战时呆板地按照条令、操典、战斗文书行事的特点，便相应地制定作战计划，打了许多胜仗。响堂铺一仗就是一例。抗战初期，蒋介石数百万大军在日军的进攻面前节节败退，所以日军也把八路军当做蒋军，不放在眼里。1938年3月31日，敌军有一百八十辆汽车将通过响堂铺前往涉县，刘伯承将军定下决心，要在响堂铺打日军的伏击，但是，日军会不会临时改变计划呢？这是人们最担心的问题。出自对日军指挥官心理的分析，加上对敌情的了解，刘伯承指出，只要部队注意隐蔽，不过早暴露行动意图，敌人是不会改变行动计划的。果然不出所料，那天上午敌人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我军的埋伏圈，经过两小时的激战，全歼了敌人的汽车和押车部队。这一仗使前来观战的国民党军东路将领不得不佩服刘伯承将军的智谋。 刘伯承元帅一生经历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部过程。在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基本态势下，从游击战到运动战、阵地战，从小规模的战斗到百万大军对阵的大会战；从单一兵种作战到诸兵种联合作战，他都经历过、指挥过。战争的对象、规模、样式和特点都在不断变化，但刘帅却能以不变应万变。 无论什么局势，他都根据战争态势把握全局、灵活用兵，运用军事辩证法把战略、战役、战术统一起来。细心谨慎，再加上“包天胆略”，这就是他百战百胜的法宝。4 家庭婚恋之谜 刘帅一生虽历经坎坷，却拥有真挚的爱情和美满的家庭。然而，有谁知道，美满的家庭中也曾有过痛彻心肺的哀伤……4．1 蝇头小楷写成的情书 1911年，刘伯承从戎，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便作主在家乡为他选定了一门亲事。由于军务繁忙，夫妻很少在一起。1921年，刘伯承驻防奉节时，为了孝敬母亲，便把母亲和妻子从开县老家接到奉节同住。但由于操劳一生的母亲过不惯远离故土、养尊处优的日子，没多久便又带着儿媳回到了开县的乡下家中。 1924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期间，结识了吴玉章、杨闇公等革命家，并在他们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从此，长期南北征战，与家中失去了联系。1936年他才又与红军战士汪荣华喜接良缘、并陪伴终生。 汪荣华出生在安徽六安县郝家集一个普通农家。六安县地处大别山麓，山青水秀、林木茂盛，是个掀起反封建革命斗争热潮较早的地区。这里曾爆发过著名的六安、霍山起义，群众基础较好。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三师就是在这里诞生的。 汪荣华的姑父冯先卓先生曾毕业于复旦大学，他在读书时接触了马列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受姑父和革命气氛的影响，汪荣华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革命火种，她和男孩子一样，打土豪、分田地，站岗放哨，干得十分起劲。1931年，独山区青年掀起了参加红军的热潮，村里的青年都踊跃参军。少妇送郎当红军，父母送子上战场，人们都以参加红军为光荣。 “当红军去”——这个埋藏在汪荣华心底的愿望更加强烈了，于是，她毅然报名参加了红军。当时她只有十四岁。 参加红军后，汪荣华先是被分配到十二师政治部宣传部妇先队工作，后又调往英山区少共妇女部工作。1932年，蒋介石对鄂豫皖进行第四次“围剿”。反“围剿”失败后，汪荣华才撤离英山县转入十一师从事医务工作。1934年，又调任省委少共妇女部当巡视员。第二年春天，又调任省苏维埃邮政局副局长。 1935年6月中旬，一、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刘伯承与汪荣华就是在会师中相识的。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党中央派中央代表团慰问广大指战员。一大早，机关的工作人员和部队的战士就排着整齐的队伍走出街头，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到来。 在热烈的欢呼声中，一位戴着眼镜、富有军人气质的人引起了汪荣华的注意，她急忙问站在身边的陈明义同志说： “那个戴眼镜的人是谁呀？”陈明义告诉她：“他是刘伯承总参谋长。”从此，刘伯承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久，汪荣华调到了总参谋部四局工作，与刘伯承在一起的机会多了。这段时间，他们在一起加深了相互了解。 刘伯承常常在繁忙的军务之后，教汪荣华学政治、学文化，给她讲历史，在行军过程中鼓励她前进。虽然当时刘伯承正遭受张国焘的迫害，但他对革命仍然充满了信心。刘伯承的诚实朴素、平易近人、办事严谨、知识渊博以及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使汪荣华更加敬重他，并由此产生了感情。 一天晚上部队宿营后，刘伯承处理完公事，就磨了一盘墨，提起气，工工整整写起蝇头小楷来。他一连写了好几篇，叠起来、装在信封里，让通讯员当面交给汪荣华。汪荣华看过信后，又是激动，又是害羞。与刘伯承相识后，她的确钦佩刘伯承的才华学识和高尚品德，在万里征途中，能有这么一位知己，她从心里欢喜。然而，她也有些顾虑，自己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女儿，只读了一年私塾，两年洋学堂，十四岁就当了红军。参加红军后，经过实际工作和斗争和锻炼，虽然有所提高，但比起刘伯承来，不论资历和学识都相差很远，和他结成伴侣合适吗？因此，他俩第一次相约在河边散步时，她把心里话掏了出来。刘伯承听了以后，爽朗地笑着说：“这有啥子关系嘛！我家也是贫穷农民，祖父还当过吹鼓手。为此，我考秀才被县官赶出了考场。正因为我们穷，活不下去，才起来革命，才走到一起来了。只要我们有共同理想，志同道合，就能结成革命伴侣，永远战斗在一起，白头到老！至于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可以学习嘛。你自己努力，我尽力帮助你。” 听了这样推心置腹的话，汪荣华心头的疑虑顿时烟消云散了。 从河边散步回来时，汪荣华对刘伯承关切地说：“你眼睛不好，给我写信还用毛笔写那么工整的小楷，多费眼睛呀！” 刘伯承诚恳地说：“生平第一次写这样的信，当然要认真啰！” 汪荣华不仅在生活上关怀体贴刘伯承，而且在刘伯承遭受政治上的打击时，也勇敢地和他站在一起，真心实意地支持他、鼓舞他。 1936年中秋前后，全军沉浸在三大主力军即将会师的喜悦之中，在曲子镇这个靠近清沅河的甘南小镇上，刘伯承和汪荣华结成了终生伴侣，婚礼极为简朴，没有鲜花和丰盛的洒宴，没有崭新的被褥，更没有红烛新房，但他们即感到是那样的幸福。他俩的爱情，就像天上皎洁的月亮，穿过长征路上万里风云，闪射出耀眼的光芒。 婚后不到一周，刘伯承接到党中央的指示与汪荣华一起前往保安接受新的任务。 拂晓，正当他们沿山沟向保安疾进时，突然，一架敌机从他们头上呼啸而过，接着一声轰响，炸弹在他们身边爆炸了！顿时浓烟滚滚，弹片横飞，当汪荣华极力从硝烟中抬起头来时，她突然发现不远处的刘伯承倒在地上，身边流着一摊血。她心里一紧：“伯承负伤了。”她赶忙跑过去，拨开刘伯承和警卫员身上的黄土，含泪为他们包扎伤口。刘伯承擦着镜片上的尘土安慰她说：“不要紧，打仗挂彩，乃兵家常事。” 这时，刘伯承低头发现汪荣华的腿也负了伤，他抬手抚摸着汪荣华的伤口深情地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现在我们俩都负伤了，但我们不能停下来，我们还面临着敌情。荣华，数你伤轻，赶队伍去吧！” 汪荣华看着受伤的丈夫，摇摇头说：“我不能丢下你，丢下你们，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刘伯承想到，四周到处都有敌人活动，都呆在这里很危险，随时会有牺牲的可能。于是，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我命令你走，现在能减少一个人的牺牲，就是为革命保存一份力量。这里离我们的队伍不远，你快走，还来得及。” 汪荣华见刘伯承下了命令，不得己起身向刘伯承和警卫员告别，一瘸一拐地向前走去。 约莫个把钟头，部队收容班的同志赶了上来。由于刘伯承和警卫员伤势太重，只好由战士们搀扶着走。走着走着，他看到前面有一个一瘸一拐的身影，知道这是汪荣华，看着妻子的背影，他心中不由地产生了一种对妻子的敬佩之情。 刘伯承和汪荣华这一对从艰苦征途和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走出来的患难夫妻，在战场上生死与共。婚后他们始终战斗在前线，有了孩子，他们就托付给保育院或是老乡。直到解放后，他们才真下有了一个安定的家，孩子们也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爸爸妈妈。 刘帅晚年身体不好，汪荣华以深厚的伴侣之情陪伴、护理刘帅，熬汤喂药、洗漱换衣，无微不至、任劳任怨，十几年如一日，感动了周围的工作人员和医务护理人员，他们无不钦佩刘帅和汪荣华的爱情，深深赞叹这在血与火的洗礼中绽开的爱情之花。4．2 元帅与他的子女们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 “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跑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着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 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整个战争年代里，刘伯承夫妇很少有时间照顾孩子们。 也不允许警卫员、通讯员过多照顾，因此孩子们经常留在后方，和一般干部的孩子一样，艰苦朴素，自立生活。 1946年，刘伯承把儿子太行从延安接到前线。一天晚饭后，父子俩正在散步，碰到了任白戈同志。任白戈高兴地问： “太行长得这么大了，上学了吗？” “还没有，现在是靠我自己教，这样不太好。”沉吟了一会，刘伯承又问：“白戈同志，你孩子上的学校怎样？” “学校容纳的孩子太多，设备不太好，加上队伍里的孩子，跟老乡的孩子们习惯不太一样，因此我的孩子常赖着不肯去，我们部队是否设立一个干部子弟学校呢？”任白戈说。 刘伯承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过我对干部子弟学校的教育成果还抱有一些怀疑。当然这也没有考虑成熟，据我看，子弟学校容易发生一种偏向。第一，子弟学校容易在小孩子的脑子里反映等级思想，这对孩子的纯洁是有害处的；第二，在地方学校读书，可以多了解一些群众的疾苦，就是受些别的孩子的闲气、对他们将来也有好处。小孩子幼年时养尊处优，反倒害了他一生。” 刘伯承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建国以后，他的几个儿女都在普通学校读书，他要求子女做普通一员。国家配给他的特殊待遇，他决不允许孩子享用，在刘帅家的电话间里，贴着这样一张“告示”： 儿女们，这些电话是党和国家供你爸爸办公的。你们私事绝对不许用这些电话。假公济私是国民党的作风，不许带到我们家里来。 妈妈。 刘帅的六个子女都在单位和职工们住在一起，节假日才回来看望父母。太行是刘帅的长子，他同工人的女儿肖玉兰结婚后，住在单位分配的一间九平方米的宿舍里。肖玉兰在北京西郊一所部队医院工作，上下班来回得三个多小时，她要求搬到医院住，但领导也有难处，肖玉兰想请婆婆出面，汪荣华听了态度很坚决：“这种事我不能管。” 刘伯承对孩子的学习、工作也要求很严。有一次，儿子刘蒙和父亲谈起学外语，说是记了二、三千个单词，但还是把句子翻错。刘伯承耐心地给刘蒙讲解学习语言的规律，他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单词就象一个个铜钱，语法就象一根钱串子，你掌握了很多单词，就象积累了许多钱。如果你没有这根钱串子，你是提它们不起的。”他还详细讲了动词的用法，找到动词的准确含义后再去翻译。这样就不会错。后来，刘伯承还专门给刘蒙买了一本《英语语法手册》，刘蒙按照爸爸说的去做，果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一次，刘太行病了，想休息几个月。此时，领导也不大管事，所以，就没有请假。回家后，父亲问他为什么没上班，他照实说了。父亲问：“请假了没有？” 太行说：“没关系，局势这样乱，领导也不管事了。”刘伯承又问太行：“你们领导被撤了吗？”太行说：“没有。”刘伯承听后严肃地批评太行说：“既然你们领导没有撤，党还是把你们交给他管。你有病，我知道，但一定要向领导请假，要遵守纪律。” 刘帅夫妇爱子心切，但教子有方，从不娇惯溺爱孩子。他们的六个孩子都大学毕业，女儿解先、雁翎是医生。长子太行是空军某研究所副所长。二儿子刘蒙在军事机关当参谋，他爱好文学，参与了《刘伯承传记》的编写工作，并同他人一起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刘伯承青年时代》。幼子太迟在军事机关做技术工作。二女儿刘密群也是空军司令部的技术干部，她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多次立功受奖，曾荣获“三八红旗手”称号，并光荣的出席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在刘伯承元帅几个子女的身上，不难看到帅门家风的可贵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徐向前元帅之谜1 徐帅崛起之谜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访问徐向前时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将领之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山西人”。1955年毛泽东亲自授衔授勋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是唯一的北方人。一个生长在山西偏僻而落后地区的小学教员，何以在南方起家，成为威振四方的大元帅？1．1 神秘的徐向前 1937年，美国进步记者海伦·福斯特继其丈夫埃德加·斯诺之后，访问了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延安，并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 在延安，她几乎逢人就打听徐向前的故事，但根本没有人知道徐向前的个人经历，人们只告诉她徐向前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此外她一无所获。 海伦感到非常困惑。因为早在她来延安之前，就听说：徐向前任总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红军三大主力之一。仅仅“徐向前”这个名字，在四川省那些腐败的军阀和地主眼中，就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红色恐怖”的标志。而在川北通南巴地区（通江、南充和巴州）却流传着这样一首民歌： 红军同志来这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天堂。 昂首阔步挺腰杆， 压迫剥削一扫光。 财主见了把头低， 老爷见了躲一旁。 乾坤扭转来， 世道变了样。 夺回了地夺回了田， 夺回了房产夺回了权。 穷人从此伸腰杆， 有吃有穿比蜜甜。 锄头下面开金花， 锄头下同长粮棉。 大爹干活哼小调， 婆婆走路像风旋。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当时，全中国一共有五个主要的苏区，即江西的中央苏区、武汉和长江附近的鄂豫皖苏区、湘鄂黔苏区、川陕苏区及陕甘宁苏区。徐向前担任过其中两个苏区的领导人，还担任过失败了的1927年广州公社及海陆丰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从1924年国民革命开始到1937年，徐向前几乎打遍了全中国的每一个省分。在海伦看来，作为几个不同苏区的领导人，徐向前一定具有最丰富的经历。了解这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红军指挥员个人固然重要，通过他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工农红军也是同样重要的。 海伦还知道，做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徐向前与蒋介石最得意的将领如胡宗南等人，同上一个年级，他的军事才能足可以与他们相匹敌。黄埔军校的毕业生都很尊敬徐向前。他们在报上写文章提到红军指挥员时，常常将徐向前与朱德并提。据说有一次在松潘作战时，胡宗南曾派一名信使到徐向前那里致同学的敬礼。这样一位著名的红军首领，为什么在延安却不被人知呢？难道是：墙里开花墙外红”吗？ 其实说来也很简单。由于交通阻隔和通讯不便，徐向前领导下的几个根据地一直和中央苏区隔绝着，连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都不能及时传达到。虽然1935年和1936年徐向前曾两次率领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和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都因张国焘搞分裂，两军很快又各奔南北。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党的领导人也很难见到徐向前，了解他的人自然就更少。另外，那时徐向前率领西路军出师甘肃不利的消息已经传到延安，延安又正在清算“国焘路线”，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被弄得灰溜溜的，有些甚至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了解徐向前的人，海伦见不到，见到的也只有闭口不言，讳莫如深。这一切更使海伦感到徐向前神秘莫测。 正当海伦以为自己无缘与这位名震遐迩的红军指挥员会晤的时候，徐向前突然从甘肃来到了延安。望着眼前这位“身体清瘦、皮肤苍白、嗓声微颤，似乎容易激动”的知识分子类型的人，海伦无论如何不能把他同自己想象中“气宇轩昂的纠纠武夫”联系到一起，因为人们都说徐向前身先士卒、作战勇敢，也因此名声大振。站在海伦面前的徐向前才三十五岁就负过三次伤了，身体极差，医生命令他休息，只允许他和海伦每天交谈一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