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件事要做：尽量不露马脚。于是，我们四人开始在掩埋两小包书稿的位置上挖起来。我们设法以最快的速度把两个小包挖出来，然后重新用土把两个坑填好。要挽救埋在排水管下面的那一大包书稿，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我们相信它不会被发现，因为当局不会为垒墙而把排水管移走。　　我们把挖出来的书稿藏在我们的衬衣下，然后回到了我们的牢房。艾迪那天不去石料场，我们把两包书稿交给了他，让他尽快把它们销毁。要做这件事，艾迪必然会冒着很大的危险。知道挽救了那两包书稿后，我松了一口气，并尽量在那天工作的时候不再去想那包仍然埋在地下的书稿。　　当我那天下午从石料场回到牢房的时候，我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去洗澡，而是直接走到院子的南头。我尽量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我被我所见到的情景吓了一大跳。那些囚犯已经平行着隔离关押区的墙挖好了地基沟，并真的把排水管给挖了出来。毫无疑问，他们已经发现了书稿。　　我必须以某种不引人注意的方式退回来或作出反应。当时我并不知道，我一直受到几名狱警的监视。这些狱警后来说，我的反应证实我知道有什么东西藏在那里。我回到走廊里先去洗脸，并告诉瓦尔特和凯西，我怀疑书稿已经被发现了。还好，艾迪已经对另外两包书稿进行了妥善处理。　　第二天一大早，我被监狱长召进了监狱办公室。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刚刚从比勒陀利亚来的高级监狱官员。监狱长直截了当地说：“曼德拉，我们发现了你的书稿。”　　我没有回答。然后，监狱长从他的办公桌后面拿出一捆稿子。　　“这是你的手稿，对不对？”他说。我还是没有开口。“曼德拉，”监狱长恼怒地说，“我知道这是你的书稿。”　　“那好，”我回答说，“你必须提供证据。”　　他嘲笑我的回答，并说，书稿空白处的批注是瓦尔特·西苏陆和阿迈德·卡特拉达加上去的。我再一次指出，如果要兴师问罪，他们必须提供证据。　　“我们不需要证据，”监狱长说，“我们有证据。”　　尽管那天没有问罪，但是，不长时间之后，瓦尔特、凯西和我被召到副监狱管理局局长路易将军面前。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滥用学习权利，书写非法书稿。因为这个罪过，我们的学习权利被无限期地剥夺了。结果，我们失去了学习权利长达四年之久。第74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3)　　麦克于12月份被释放后，他把记录本寄到了英格兰。在南非被软禁6个月后，他逃出了南非，首先去了卢萨卡，到那里去找奥利佛·塔博，然后又去了伦敦。他在伦敦住了6个月，并同一个打字员一起，重新对书稿进行了整理，最后形成了一份打印稿。然后，他又回到了卢萨卡，给了奥利佛一本。　　从那之后，就渐渐断了消息。关于书稿的事，我从卢萨卡没听见任何消息，也不知道奥利佛对书稿做了些什么工作。尽管我在监狱里的时候，这个书稿并没有出版，但是，却为这本回忆录打下了基础。　　81　　当局只顾对付这些年轻的“雄狮”，而或多或少地让我们自己管理自己。我们在石料场进行的消极怠工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年头，我们要求彻底结束一切体力劳动。我们要求得到的权利就是，要做对我们的时代有用的事情，例如研究或学习一门手艺。我们甚至不想去石料场走走过场、装装样子，但我们也仅仅是在我们自己的人中间谈谈而已。在1977年年初，监狱当局宣布结束体力劳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可以在监禁区打发我们的日子。他们为我们安排了一些在院子里干的活儿，但是，这不过是一块掩盖他们“宣布投降”的遮羞布。　　这个胜利是我们不停地进行抗议和当局的后勤管理跟不上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产生的结果。监狱当局一般是每三个囚犯配备一名狱警。在索韦托事件的囚犯到来之前，狱警的人数就显得不够用，而富有造反精神的年轻学生来到岛上之后，就需要更多的人对他们进行管理。他们是那么勇敢，似乎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专门的狱警才能应付得过来。如果我们都在自己的监禁区里，这样就需要较少的狱警。　　对我们来说，体力劳动的结束是一种解放。现在我可以读书、写信和与我的同志们讨论问题，或者处理法律文件。自由时间允许我去找回我在罗本岛养成的最大的业余爱好：收拾菜园和打网球。　　要在监狱里存活下去，你必须要找到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满足的办法。你可以通过许多办法去实现这种满足，例如：洗衣服，使自己的衣服特别干净；打扫走廊，使走廊上没有一点儿灰尘；收拾自己的牢房，使自己的牢房尽可能有更大的空间。一个人在监狱外干大事会感到自豪，而在监狱内干小事同样会感到满足。　　几乎自从我在罗本岛上开始服刑，我就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在院子内开辟一个菜园子。几年中，他们毫无理由地拒绝了我。不过，最终他们总算同意了，我在对面的墙根处开垦了一片狭长的小块土地，搞了个小菜园。　　园子内的土地非常干旱，而且有很多石块。院子是用废渣垫起来的，为了开辟菜园，我必须把大量的石块挖出来，使植物有生长的空间。那时候，我的一些同志与我开玩笑，说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矿工，因为我白天在石料场挖石灰石，而业余时间又在院子内挖石头。　　监狱当局为我提供了种子。开始，我种植了番茄、辣椒和洋葱，都是一些不需要沃土或精心照料的耐寒植物。第一茬收成不怎么好，但后来收成很快增加了。当局并没有为允许我开辟这个小菜园而感到后悔，因为这个小菜园绿色满园之后，我常常为狱警提供最好的番茄和洋葱。　　虽然我一直喜欢种植蔬菜，但是直到我被关进监狱后我才能够得到一小块土地种植蔬菜。我第一次在菜园里种菜是在福特黑尔大学学习的时候。在那里，作为大学要求体力劳动的一部分，我曾经在我的教授的一个菜园里劳动过。作为脑力劳动的一种调节，我喜欢与土坷垃打交道。到了约翰内斯堡后，一开始是学习，然后是工作，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地方去施展我的园艺才能。　　我开始订购种植蔬菜和园艺方面的书籍。我学习了各种种植技术和施肥技术。但是，我没有那么多书中介绍的材料，只能通过试验并在一次次的失败中学习种植技术。有一段时间我想种花生，用了不同的土壤和肥料，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这是我遭遇的唯一一次失败。第75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4)　　对我来说，种植蔬菜是监狱中为数不多的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之一。先是播种、观察各种植物的生长，然后是照料植物，最后就是收获。这样的劳动过程可以提供一种简单但却是经久的满足。作为这一小块土地的主人，它为我提供了一点自由的感觉。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把菜园作为我的生活的某些方面的象征。一位领导人也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菜园，他也要播种、看护、耕作，最后才能去收获。像一个园丁一样，一个领导人必须对他所培育的东西担负起责任。他必须关心自己的工作，要驱赶敌人，要保留可以保留的东西、除掉不应保留的东西。　　我给温妮写了两封信，介绍一棵长得特别漂亮的番茄。我告诉她，我如何精心地侍弄它，从播种一直到长成一棵结出深红色果实的大番茄树。但是，后来不知出了什么差错或缺乏护理，那棵番茄开始凋零和枯萎，而我对此却毫无办法。当它最终枯死的时候，我小心地把它从地里拔出来，洗干净后“埋葬”在菜园的一个角落里。　　我用很长的篇幅叙述了这个小故事，不知她是否读懂了那封信。但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有一种复杂的感情：我不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像那棵番茄一样枯死，但是，我又感觉没有能力培养我们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关系。对于一些必定要消亡的事物，有时你是无力回天的。　　结束人工劳动的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我的体重增加了。尽管我们在石料场很少干得满身是汗，但是，来回步行去石料场足以使我保持着原来那修长的体形。　　我一直认为，做操不仅对身体健康十分重要，而且对心情平和也非常关键。以前，我有时只能通过击打沙袋而不是拿同志或警察消除气愤和驱赶烦恼。做操能消除紧张，而紧张是心情平静的敌人。我发现，当我身体状况好的时候，我的工作也会好，而且脑子也好使。因此，做操成为我生活中雷打不动的活动。在监狱里，有一种驱除烦恼的方式是绝对重要的。　　就是在罗本岛上，我仍然坚持我以前的拳击训练模式，从礼拜一到礼拜二，我坚持跑步和体能训练，然后，休息三天。礼拜一和礼拜二早晨，我在牢房里跑45分钟，然后做100个俯卧撑、200个仰卧起坐、50个下蹲运动和其他各种体能训练活动。　　在我给我的孩子的信中，我经常督促他们坚持做早操，参加像篮球、足球或网球之类的快速体育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就可以消除一切可能发生的烦恼。尽管我在督促我的孩子们坚持身体锻炼方面不能算是那么成功，但是，我仍然设法影响我那些更不愿意活动的同事去参加锻炼。对于我这个年龄的非洲人，做操通常不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一种运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瓦尔特早上也开始在院子里跑上几圈。我知道有些年轻同志看我在那里锻炼，他们会自言自语地说：“如果那个老年人能锻炼身体，我为什么不能呢？”于是，他们也开始做操。　　从一开始与监狱外的探视者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来访者见面时，我就在强调为我们提供适当的锻炼时间和设施的重要性。可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国际红十字会的资助下，我们才得到了像网球和乒乓球台这样的运动设施。　　在我们停止了石料场劳动的同时，一位狱警主张把我们的院子改造成一个网球场。院子的大小倒是正合适。于是，普通犯人监禁区的囚犯把水泥面涂成绿色，然后，按照传统网球场的样子画上白线。几天后就拉起了球网，我们忽然在前院里有了自己的温布尔登球场。　　我在福特黑尔大学读书的时候打过几次网球，但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网球手。我的正手相当有力，而反手却比较弱。但是，我打网球是为了锻炼身体，并不是为了追求风度。这是取代来回去石料场步行的最好的、唯一的一种运动方式。在我们监禁区中，我是第一批打网球的人之一。我是一位后场网球手，轻轻一抽就可以过网。　　结束体力劳动后，我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但是，我一直在使用的书现在都读透了。当我所学的那几门课程被取消的时候，我仍然在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律学士学位。在利沃尼亚审判期间，我就开始攻读这个学位，学习权利被剥夺了四年，这将毫无疑问地使我在攻读这个学位时花费更长的时间。第76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5)　　但是，中止学习权利也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使我阅读了许多其他的书籍，如果不中止我的学习权利，我就不会阅读这么多的书。现在，我对小说也十分感兴趣，而不是仅仅钻研一本又一本的合同法。　　在罗本岛上，并没有供我随便挑选书籍的图书馆。我们看了许多不易记忆的神话小说、侦探小说和少量达夫妮·杜·莫里叶（Daphne du Maurier）的著作。政治书籍是被禁止的，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书都是绝对不准读的。要借阅一本书名里头有“红”这个字的书，哪怕是《小红帽》，都会被审查官拒绝。尽管H.G.韦尔斯写的《星球大战》是一本科幻小说，但也由于书名中有“大战”二字而被拒绝。　　开始，我想阅读一些关于南非的书或由南非作家写的书。我阅读了纳迪尼·高迪莫写的所有当时未被禁止的小说，学到了大量有关白人自由敏感性的知识。我还读了许多美国小说，印象特别深的是约翰·斯坦贝克写的《愤怒的葡萄》。我发现，该书中描写的移民的困境与我们南非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相似。　　我多次反复阅读过的一本书是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尽管书名中有“战争”二字，但是，这本书却允许阅读）。我特别喜欢关于库图佐夫将军的描写，俄国宫廷中的每个人都低估了他。库图佐夫之所以打败了拿破仑，正是因为他没有被宫廷大臣们那种目光短浅的观点所动摇，并在对他的将士和人民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决定。这就又一次提醒我，一个人要想真正领导他的人民，那么他必须真正地了解他的人民。　　82　　在索韦托学生暴动之后，我得知温妮与我的老朋友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一起参与了“黑人父母联合会”的活动。当时，这家联合会是一个与当地专业人士和为学生提供帮助及调解服务的教会首脑有关的组织。当局像担心年轻造反派一样，对父母联合会也十分担心。8月份，学生暴动后不到两个月，温妮被依据《国内安全法》逮捕，并未经指控就被关进了约翰内斯堡的福特监狱。她在那里被关押了五个月。在这期间，我能给她和我的两个女儿写信，表示我对她们的支持和休戚与共的情感。对于她的被关押，我感到非常苦恼，尽管这次她显然没有受到虐待。12月份被释放后，她更坚决地投入到斗争事业中去。　　尽管被禁止活动，温妮决心从哪儿跌倒还从哪儿站起来，当局为她在索韦托年轻激进分子中有那么高的知名度而感到吃惊。他们试图削弱她的影响，并采取了厚颜无耻的行动：对她实行国内流放。1977年5月16日夜间，多辆警车、轿车和一辆卡车停在奥兰多西我们的房子外面，他们把我们的家具和衣物装上了卡车。这一次，温妮并没有被逮捕、拘留或审问，她被流放到自由邦的一个名叫布兰德福特的小镇上。我从凯西那里得知了详细情况，而他是从一个来探视的叫辛杜的牧师那里听到这个消息的。　　布兰德福特大约位于约翰内斯堡西南250英里处，在自由邦布隆方丹的正北面。经过长途跋涉之后，温妮、津泽和她们的衣物都被扔在一座三间式锌皮顶的铁皮房子前面。这座房子位于布兰德堡一个荒凉的非洲人居住的乡镇上，是一个非常贫穷、非常落后的地方。那里的人生活在当地白人农场主的控制之下。温妮感到惊恐不安，因为当地语言是塞索托语，温妮不会讲这种语言。　　她的新处境使我感到悲伤和愤怒。当她在索韦托的家中的时候，我至少能想象她在厨房里做饭和在休闲室里阅读的情景，我还能够想象她在房内醒来时的身影。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也是我感到安慰的源泉。在索韦托，即便是她被禁止活动，周围也有朋友和亲属。而在布兰德福特，她和津泽却是独立无援的。　　我在去布隆方丹的路上走过那个乡镇，但是当时并没有怎么注意它。在到处充满了贫穷和荒凉的地方，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记忆的。当时我不知道布兰德福特802号这个地址有一天对我来说会是如此的熟悉。我又一次感觉到，似乎温妮和我同时都被关进了监狱。第77节：罗本岛：希望的曙光(6)　　通过温妮的来信，我知道她们在布兰德福特的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她们没有取暖设施，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乡镇上没有商店，而镇上的小卖部对非洲顾客都是充满敌意的。大多数白人讲南非荷兰话，并且十分保守。　　温妮和津泽一直处在警察的监视下，并且经常遭到他们的骚扰。几个月内，津泽被安全警察的恐吓搅得十分烦恼，但津泽并没有遭到禁止。9月份，在温妮的律师们的帮助下，我提交了一份紧急申请，要求禁止布兰德福特的当地安全警察对我女儿进行骚扰。书面材料被递交给法官，描述了警察闯入房间对津泽进行恐吓的详细情况。法官认为，津泽应该在安静的状态下接受探视者。　　温妮是一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赢得了镇上人们的好感，其中也包括周围的一些有同情心的白人。她在“反饥饿组织”的帮助下向镇上的人提供食物，还为镇上的儿童兴办了一个托儿所，并募集资金，在很少有人见过医生的地方建立起了一家诊所。　　1987年，泽尼与斯威士兰的索布胡萨国王的儿子图布姆兹王子结了婚。泽尼是我的第二个女儿，也是我与温妮生的第一个孩子。那时，他们两个是在学校里认识的。由于身陷囹圄，我无法履行一个父亲的传统责任。按照我们的风俗，新娘的父亲必须与没过门的女婿谈一次话，对他的前途作出评价。他还必须确定送多少聘礼，然后要新郎亲自送到新娘的家中。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女方的父亲必须把女儿交给新郎。尽管我对新郎没有任何不放心的地方，但是，我请我的朋友和法律顾问乔治·毕佐斯代替我履行了父亲的职责。我请乔治与王子谈一下，问问他打算如何照顾我女儿。　　乔治在他的办公室里与王子见了面，然后安排在罗本岛上与我商量此事。由于泽尼不到21岁，在法律上我必须同意她结婚才行。我在咨询室与乔治见了面，他看见一个狱警和我在一起而感到吃惊。我解释说，这是按规定办事，因为这次被认为是家人探视，而不是一次法律访谈。我开玩笑地对乔治说，我没有什么事情需要对我的警卫人员保守秘密。　　乔治对我说，两个孩子如何互相爱慕，我未来的女婿又是如何有前途，等等。他的父亲索布胡萨国王是一个开明的传统领袖，同时也是一位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当乔治转告我新郎家所提的条件时，他不厌其烦地指出，新郎是斯威士兰的王子。我让乔治转告新郎，他要娶的也是一位泰姆布的公主。　　泽尼成为斯威士王室的成员有许多好处：她立即被授予了外交特权，可以随便探视我。那年冬天，她与图布姆兹结了婚之后，他们一起来看我，还带着他们的新生女儿。由于王子的社会地位，我们被允许在咨询室里相互见面，而没有用那个用墙和玻璃隔离开的探视室。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当他们走进咨询室的时候，那确实是一个美妙的时刻，我站起身来，当泽尼看见我的时候，她把她的小女儿递给丈夫，穿过咨询室来拥抱我。自从她大约与她自己的女儿那么大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抱过我长大成人的女儿。这是一场令人激动的经历，时间似乎就像科幻小说中过得那么快，转眼之间，自己的孩子就已经长大成人了。然后，我又与我的女婿拥抱，他把我的小外孙女递给我，在整个探视期间，我再也没有把她放下过。用我一双长期以来一直在握着镐头和铁锹的粗糙的大手托着那么脆弱、那么柔软的新生婴儿，是那么令人由衷地高兴。我感到，一个男子汉抱着一个婴儿从来没有像那天那么高兴。　　那天见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我给小外孙女起个名字。在南非，由外祖父起名是一种风俗习惯。我给她起的名字是扎孜蔚，意思是“希望”。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在监狱里那么多年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现在，我也决不会放弃希望。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是南非新一代的组成部分，对他们来说，种族隔离将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这就是我的梦想。第78节：与敌人对话(1)与敌人对话　　90　　从楼上搬到楼下几周之内，我就致信科比·库依茨，建议就谈判问题进行一次对话。正如以往的情况一样，我没有得到答复。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还是没有回音。我发现这件事很奇怪，并且有点儿泄气。我意识到，我必须寻找别的机会与他取得联系。1986年初，这种机会终于等来了。　　1985年10月份，在拿骚举行的一次英联邦会议上，与会领导人在是否参与国际社会对南非进行制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原因是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坚决反对这样做。为了打破这个僵局，参加会议的各国代表同意组成一个“著名人士”代表团出访南非，并对制裁是否有助于结束种族隔离写出报告。1986年初，由七位著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尼日利亚前军界领导人奥拉瑟刚·奥巴桑乔将军和前澳大利亚首相马尔科姆·弗雷泽的带领下，肩负着实事求是的使命到达了南非。　　2月份，奥巴桑乔将军访问了我，向我简要介绍了代表团访问南非的真实目的。他迫切希望我能与代表团全体团员见上一面。经政府批准，会见安排在5月份进行。代表团与我见面后将与内阁交换意见，所以我把这次会见看成是提出谈判问题的一次机会。　　政府对我与代表团的会见显得异乎寻常地重视。在我与代表团会见的前两天，布里格迪尔·芒罗探望了我，并带来了一个服装师。“曼德拉，”监狱长说：“我们希望你以平等的身份与这些人见面，不希望你穿那些破旧的囚服，因此，这位服装师要给你量量尺寸，做一套正规的服装。”这位服装师一定是个高手，因为第二天，我就试了一套已经裁剪好了的完全合体的服装。我还领了一套衬衣、领带、鞋、袜子和内衣内裤。监狱长似乎十分欣赏我的新服装。“曼德拉，你现在看上去像是一位首相，哪像是一个囚犯。”他笑着说。　　在我与著名人士代表团会见的时候，另外还有两位重要观察员也参加了会见，他们就是科比·库依茨和监狱管理局局长W.H.威廉姆斯中将。像那个服装师一样，这两个人似乎也在那里对我“量体裁衣”。但奇怪的是，会见开始后不久他们就走了。我请他们留下来，说我没有什么事情要保密。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了。在他们离开之前，我告诉他们谈判的时刻到了，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要打仗，而是要坐下来谈判。　　著名人士代表团带来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暴力问题、谈判问题和国际制裁问题等等。开始，我为我们的讨论定下了几条基本原则。“我不是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我告诉他们说，“运动组织的领导人是卢萨卡的奥利佛·塔博。你们一定要去见见他。你可以告诉他我是什么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仅仅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观点甚至不能代表我在监狱中的同事。说到底，我赞成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与政府谈判。”　　代表团许多成员都非常关心我的政治倾向和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下的南非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告诉他们，我是一个南非民族主义者，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承认在南非长期居住的人，不分肤色，都属于南非民族，并且我决心致力于建设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社会。我告诉他们，我相信《自由宪章》，这个宪章体现了民主和人权原则，但它并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蓝图。我谈到了我对白人的关注，少数白人在一个新的南非中应当有安全感。我告诉他们，我认为，我们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缺少沟通造成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面对面的谈判来解决。　　他们广泛地向我询问了暴力方面的问题。尽管我还不打算正式宣布放弃暴力，但是，我尽可能地以最强烈的语言声明，暴力决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并且不分男女，人在本性上都需要通过某种谈判达到相互理解。我再一次声明，这些观点是我自己的观点，并不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同时，我建议，如果政府从各个城镇撤出军队和警察，非洲人国民大会将同意停止武装斗争，作为谈判的序幕。我告诉他们，仅仅释放我，并不会阻止这个国家发生暴力或带来和平。第79节：与敌人对话(2)　　代表团结束与我的会见后，他们打算去见一见卢萨卡的奥利佛和比勒陀利亚的政府官员。在我的谈话中，我已经向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传递了信息。我希望政府明白，可以在适当的情况下与我们举行谈判，并希望奥利佛知道我的立场与他的立场是相同的。　　5月份，著名人士代表团准备与我一个人进行最后一次会见。我很乐观，因为他们已经去过卢萨卡和比勒陀利亚，并且我也希望已经播下了谈判的种子。但是，在我们准备会见的头一天，南非政府采取了措施，从而破坏了英联邦代表团刚刚带来的善意。在著名人士代表团计划会见内阁部长们的那天，依照博塔总统的命令，南非国防部队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博茨瓦纳、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的基地发动了空袭和突然袭击。这完全破坏了和谈的气氛，著名人士代表团立即离开了南非。我又一次感到，我为促进和谈所做的工作遭到了挫折。　　奥利佛·塔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号召南非人民举行武装暴动，人民积极响应。动乱和政治暴力达到了新的高潮。群众的愤怒失去了控制，城镇变得动荡不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与日俱增。1986年6月12日，政府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企图捂住抗议浪潮的盖子。从表面上看，选择这个时间似乎对和谈不怎么吉利。但是，最让人灰心丧气的时候，常常也正是发生转机的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人们往往要寻找走出困境的办法。当月，我给威廉姆斯将军写了一封很简单的信，只是说：“我希望看到你能在国家重大问题方面发挥作用。”在一个礼拜三，我把信交给了布里格迪尔·芒罗。　　那个周末，监狱长通知我做好准备去见威廉姆斯将军，当时他已经在从比勒陀利亚来开普敦的路上。这次会见没有按通常的模式进行。我被带到了他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住所，而不是被带到探视区与这位将军进行会谈。　　威廉姆斯是一个坦率的人，我们很快就进入了正题。我告诉他，我要见司法部部长科比·库依茨。他问为什么，我犹豫了一会儿，不想与一个监狱管理官员讨论政治问题，但是，我还是坦率地作了回答：“我想见部长，以便提出在政府和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举行谈判的问题。”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曼德拉，正如你所知道的那样，我不是一个政客。我不能与你讨论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然后他停了一会儿，似乎刚刚想起了什么事情。“竟然如此凑巧，”他说，“司法部长现在就在开普敦。你或许能够见到他，我会设法找他的。”　　然后，威廉姆斯将军给部长打电话，两个人在电话上谈了好大一阵子。放下电话之后，威廉姆斯将军转身对我说：“部长说，‘把他带到这里来。’”几分钟后，我们坐着威廉姆斯的轿车离开了他的住所，直奔部长在开普敦的住宅而去。安全保卫措施并不怎么严格，只有另外一辆车与威廉姆斯将军的车随行。这次会见安排得如此容易和迅速，这使我怀疑政府可能提前就对这次会晤作出了安排。他们是否提前作出安排并无关紧要，但是，这无疑是一次朝着和谈迈出第一步的机会。　　在他的官邸里，库依茨热情地欢迎我，我们在会客厅里那舒适的椅子上落了座。他由于没有让我有足够的时间换掉囚服而表示抱歉。我与他谈了三个小时，他那种机警老练和愿意倾听我的意见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深刻并且切中要害的问题，这些问题说明，他对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十分熟悉。他问我，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停止武装斗争？我讲话是否能在整体上代表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对新南非中少数民族在宪法保障方面有什么打算？他所提的这些问题切入了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分歧的核心。　　如同我对著名人士代表团所作的答复一样，我以同样的方式对他提的问题也作了答复。然后，我感到库依茨希望得到某种答案。“下一步将怎么办？”他问。我告诉他，我要见国家总统和外交部部长皮克·博塔。库依茨把我的要求记在他随身的一个便笺上，然后说，他会通过正常渠道转达我的要求。然后，我们相互握手告别，我被送回波尔斯穆尔监狱一楼的那个单身牢房。第80节：与敌人对话(3)　　我很受鼓舞。我感觉到，政府正急于打破国家面临的僵局，并且他们现在开始相信，必须抛弃自己原来的立场。此时，我若明若暗地看到了和解的曙光。　　对自己与库依茨的这次会见，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不希望在我与库依茨的会见有任何结果之前就告诉别人。有时候，必须要等到某项政策既成事实之后，才能告诉自己的同事。我知道，一旦他们认真分析了形势，我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和卢萨卡的同事都会支持我。但是，在情况开始有了转机之后，反而又没了音信。几周过去了，然后几个月又过去了，库依茨没给任何回话。于是，我在心灰意冷之中又给他写了一封信。　　98　　即使是德克勒克成了总统，我仍然继续在与秘密和谈委员会接触。宪法发展部部长格雷特·维尔强也加入了我们和谈的行列，他是一个卓越的人物，拥有古典文学博士学位。当时，他的职责是把我们的讨论纳入宪法框架。我竭力要求政府用实际行动证明其美好的动机，并敦促政府释放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监狱的政治犯，以显示其真正的诚意。在我告诉谈判委员会必须无条件释放我的同事的同时，我说，释放他们以后，政府就可以看到，他们都是奉公守法之人。戈万·姆贝基的行为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他是在1987年被无条件释放的。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将释放瓦尔特·西苏陆和七名我在罗本岛上的同志，他们是：雷蒙德·穆拉巴、阿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木兰基尼、伊莱亚斯·莫佐乐迪、杰夫·马塞莫拉、维尔顿·穆夸毅和奥斯卡·穆培塔。那天上午，瓦尔特、凯西、雷蒙德和安德鲁来看望了我，他们仍然住在波尔斯穆尔，所以我能够向他们告别。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是我知道，我被释放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五天之后，这些人就被从约翰内斯堡监狱释放了。这是一个立即引起国内、国外称赞的行动，我向德克勒克先生表示了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与由于瓦尔特和其他人的释放使我产生的那种兴奋之情相比，我的感激之情显得有点儿苍白。这是我们那么多年一直渴望到来并为之战斗的一天。德克勒克实践了他的诺言，人们被无条件地释放了，他们可以以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名义发表讲话了。显然，对组织的取缔也已经不再有效，这说明我们的长期斗争和我们坚持原则的决心是正确的。　　德克勒克着手有步骤地拆除各种隔离制度的障碍，他宣布，南非海滩度假胜地向所有肤色的人开放，并声明，《保留福利设施隔离法》将很快被废除。1953年以来，这项一直被大家称作“小隔离”的法律措施得到了加强，把公园、剧院、餐馆、公共汽车、图书馆、厕所和其他公共设施都按照种族进行分离式管理。11月，他宣布解散“国家安全管理系统”。在当时，这是一个在P.W.博塔执政期间建立起来的专门对付反隔离力量的秘密机构。　　12月初我被告知，与德克勒克的会见安排在当月的12日。利用这段时间，我就能够与我的新老朋友进行协商，并在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会见我的老同事和群众民主运动及联合民主战线的领导人。我接见了来自各个地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人士和来自联合民主战线及南非贸易工会大会组织的代表团。当时，其中有一位年轻人名叫西里尔·拉马弗萨，他是全国矿工工会的总书记，也是新一代领导班子中最有能力的一个人。我的罗本岛狱友也来看望了我，其中有泰勒·勒寇塔和道克尤·赛克斯瓦勒，他们两个人还一起与我吃了午饭。他们两个人特别能吃，这是我唯一一次听到的司沃特准尉关于别人太能吃的抱怨，他说：“那两个人想把我们的家当全吃光！”　　在几位同事的指点下，我给德克勒克写了一封信。与曾经寄给P.W.博塔的信不同的是，这封信的主题是政府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之间的谈判问题。我告诉这位总统，当前的对立正在消耗着南非的生命力，谈判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我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将无条件地接受谈判，特别是没有政府要求的那种前提条件：停止武装斗争。政府要求“真诚地致力于和平”，而我指出，我们准备和谈是真心实意的。第81节：与敌人对话(4)　　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我对他在就职演说中强调和阐述和解的内容留下了何等深刻的印象。他的话深深地影响着千千万万的南非人和世界人民，因为大家都希望看到一个新南非的诞生。我说，通向和解的第一步就是彻底废除隔离制度和为加强隔离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但是，我又说，那个讲话精神后来并没有多少见之于行动。许多人把政府的政策理解为以其他方式继续实行隔离制度。我说，政府在与“黑人家园”（班图斯坦）的领袖和其他赞成这种制度的人谈得时间太长了。我断言，这些人是旧的剥削制度的代理人，广大南非黑人是反对他们的。　　我重申，我提议的谈判要分两步走。我告诉他，我完全支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在1989年哈拉雷声明中采取的方针。这个声明把消除政府自己制造的和谈障碍的责任归于政府方面，包括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对组织的取缔和对个人的禁止，结束紧急状态，从各地城镇撤出军队。我强调说，共同达成停火协议、结束相互敌对行动应当是当务之急，因为没有这个先决条件，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进行。这封信在我们会谈的前一天被转交给了德克勒克先生。　　12月13日上午，我又被带到图因胡伊斯，在我曾经与其前任喝茶的同一个房间里会见了德克勒克。他的陪同人员有科比·库依茨、威廉姆斯将军、巴纳德博士以及他的同事麦克·洛维。我祝贺德克勒克当选总统，并表示希望我们能一道工作。他十分热情，并对我作出了同样的表示。　　我从一开始就发现，在我说话时，德克勒克先生听得非常认真。这是一种新鲜的经历。国民党的领袖在与黑人领袖们讨论问题时，一般都是听他们想听的意见，而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正想听取和理解我们的意见。　　那天，我着重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刚刚颁行的“五年计划”，其中出现了“团体权利”的概念。所谓“团体权利”思想，意思是没有哪个民族或种族团体高于其他种族团体。尽管他们把团体权利定义为“在南非保护少数种族自由的一种办法”，但是，事实上，他们的意思是想保留白人统治。我告诉德克勒克，这一条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我补充说，保留这个概念也不符合他的利益，因为不放弃这一条，就会给大家造成他要使种族隔离现代化的印象，这会在国内和国际社会进步力量的眼中形成有损于他和国民党的形象。我说，对于一种压迫制度，不能只是改良，而是必须全部抛弃。我提到了最近国民党在开普地区的喉舌——《公民》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其中暗示，团体权利的概念被理解为从后门把隔离制度弄回来的一种企图。我告诉德克勒克先生，如果他的党报这样理解团体权利，那么，他又会怎么认为我们将如何理解团体权利的概念呢？我补充说，75年来，非洲人国民大会没有反对隔离制度，这只是由于隔离制度有一层伪装。如果他的真实意图是通过团体权利这个特洛伊木马来保留隔离制度，那么，他就不是真正想结束种族隔离。　　我发现，那天德克勒克的反应有些迟钝。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注意倾听我必须要说的话，并不与我争论。“你知道，”他说，“我的目标与你的目标并没有什么区别。你在给P.W.博塔的备忘录中说，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应当一道工作，去解决白人担心的黑人统治问题，而‘团体权利’的思想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种解释对我有所打动，但是，我说，“团体权利”与其说是减轻白人的担心，倒不如说是增加黑人的担心。然后，德克勒克说：“那么，我们就对它进行修改。”　　然后，我提出了我的自由问题，并说，如果他认为我准备竭尽全力争取自己获得释放，那他就大错特错了。我重申，如果我被释放后，环境条件与我被捕时的环境条件仍然一个样，那么我还会去干我被逮捕前所干的同样的事情。我向他挑明，向前推动和谈的最好办法就是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其他政治组织的禁令，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释放政治犯并让被流放的人士回来。如果政府不取消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取缔令，那么我一走出监狱，将仍然是在为一个非法组织工作。“那么，”我说，“你一定会在我走出监狱大门之后重新把我逮捕。”他又一次认真倾听了我所说的话。他肯定对我说的话不感到奇怪，因为他说他将考虑我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不会作任何承诺。这次会谈是一次试探性的会谈，我知道，那天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但是，它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谈，就像我刚到罗本岛的时候试探监狱长一样，我对德克勒克进行了一番试探。我可以给卢萨卡的同志写信，告诉他们，德克勒克先生似乎真的与以往的国民党政客不同。我说，德克勒克先生印证了撒切尔夫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著名描述：他是我们能够与之共事的一个人。第82节：自由(1)　　自由　　100　　释放我的那天，我四点半就醒了，只睡了几个小时。那天是2月11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也是开普敦结束夏季的一天。我做了一番简单的常规锻炼，然后洗漱并用了早餐。早饭后，我给几位住在开普敦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人士打了电话，让他们来我住的别墅为我的释放做准备工作，并帮助我写讲话稿。监狱里的医生过来给我做了一次简单的身体检查。当时，我并没有老是在想我被释放后的前景，而是在想释放前我必须要做的许许多多的事情。正如人生经常发生的事情一样，重要关头往往使人感到千头万绪、不知所措。　　有许多必须要讨论和解决的事情，但又几乎没有时间去做。接待委员会的几位同志，其中包括西里尔·拉马福萨和特雷弗·曼纽尔，高高兴兴地一大早就来了。我想首先向帕尔区人民发表讲话，他们在我被囚禁期间一直对我很好。但是，接待委员会坚持认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我首先向那些富有的帕尔区白人发表讲话，会让人感到奇怪。确实，按照计划，我首先应该在开普敦大广场向开普敦人民发表讲话。　　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在什么地方度过。我倾向于在开普公寓区度过那个夜晚，因为那里是开普敦黑人和有色人居住区，可以显示我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决心。但是，我的同事和我的夫人都坚持认为，为了安全，我应该在主教大院与大主教德斯蒙德·图图住在一起，那是位于白人居住区内的一座豪华住宅。　　在我被关进监狱之前，一直不允许我住在这个居住区。我想，在一个时髦的白人居住区度过我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个夜晚，可能会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但是，接待委员会解释说，主教大院已经成为图图领导下的多种族居住地，是开放的、大度的非种族主义的象征。　　监狱为我提供了箱子和盒子，以便收拾行李。在我被囚禁的大约头20年里，我几乎没积累下什么东西。但是，最后几年我却积累了足够多的财产——主要是书和资料，足以弥补过去几十年的不足。我这些家当装了十几个箱子。　　我释放的准确时间定在下午3点，但是，温妮、瓦尔特及其他从约翰内斯堡乘包机过来的人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到达。房子里已经有几十个人，整个场面呈现出了一片喜庆的景象。司沃特准尉为我们大家准备了最后一次美餐。我对他表示感谢，不仅仅是因为他为我做了两年的饭，更是因为他和我做了两年的伴。詹姆斯·格雷戈里准尉也来到了现场，我热情地与他拥抱在一起。几年来，从波尔斯穆尔到维克多·维尔斯特，他给了我许多关照，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政治，但是，我们的友谊是不言而喻的，我会怀念他给我带来的安慰。司沃特、格雷戈里和布兰德准尉这些人使我更加坚定了对基本人性的信仰，甚至也包括那些把我关押了27年半的人。　　当时，几乎没有多少告别的时间。根据计划安排，温妮和我乘车去监狱的前大门。我已经告诉了监狱当局，我想与关照过我的警卫人员和狱警告别，我请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在前门等着我，在那里，我将与他们一一告别。　　下午3点过几分，一位著名的南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给我打电话，他要求我在距离大门前几百英尺处走下车来，这样，他们就能够为我拍摄正在走向自由的情景。这个要求似乎是合理的，于是我同意了。这是我第一次模模糊糊地认识到，事情可能并不像我所想象的那样顺利。第83节：自由(2)　　到了3点30分，我开始紧张起来，因为已经过了计划安排的时间。我告诉接待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我的人民一直等了我27年，我不想让他们再等了。差一点儿4点时，我们乘车离开了维克多·维尔斯特别墅。大约在距大门四分之一英里的地方，车子慢慢地停下来，温妮和我从车上下来，开始朝监狱的大门走去。　　开始，我没能看到我们前面有什么动静，但是，当我们走到距离大门大约150英尺的时候，我看到一大群人正簇拥在那里。当时，现场有数百名摄影记者、摄像记者、新闻记者，以及数千名满怀希望的人。我为此感到震惊，并且有点紧张。我真的从来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场面，我想象至多会有几十个人，可能主要也就是狱警和他们的家人。但是，这个场面原来仅仅是开始。我发现，我们没有充分做好应付要发生这一切的准备。　　在距离大门大约有20英尺的地方，照相机开始喀嚓、喀嚓地响个不停，那种声音听起来就像“金属”动物发出的噪音。新闻记者开始大声地提问题，电视记者也开始向前挤，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支持者则在叫喊和欢呼。即使这种混乱稍稍让我感到有点儿不知所措，但它仍然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场面。当一个电视台记者把一个长长的、黑糊糊的、毛茸茸的物体对着我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还认为那是在我被关押期间新发明的一种什么最新式武器呢。温妮告诉我，那是一种麦克风。　　当我来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我举起了右拳，紧接着是一片欢腾。27年来，我一直不能这样做，现在，它似乎给了我一种涌动的力量和激动。我们只在人群中呆了几分钟，然后，就回到车上向开普敦驶去。尽管受到这样的接待使我非常高兴，但是，由于没有机会向监狱的管理人员说声再见，还是使我感到十分苦恼。当我最后通过一道道大门从另一侧进入汽车的时候，虽然已经71岁，但我仍然感到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想，长达一万个日夜的囚禁生活终于结束了。　　开普敦位于维克多·维尔斯特西南方35英里处，但是，由于没预料到在监狱门口有那么多人，司机选择了别的路线。我们的车队绕到监狱的后面，抄小路和近路向市区驶去。我们穿过美丽的绿色葡萄园和一方方的农田，尽情地欣赏着周围的风光。　　农村一片繁荣，而且管理得很好，但是，让我吃惊的是竟然有许多白人家庭全家人都站在路旁观看我们的车队。他们从收音机里已经知道，我们要选择另一条路线。有的人，可能有十几个人，甚至举起他们的右拳行非洲人国民大会会礼，这让我吃惊不小。这些来自保守的农业地区的少有的勇敢人士，表示了团结一致的愿望，这使我受到了巨大的鼓舞。在一个地方，我停下车并从车里走出来，向一个白人家庭打招呼，感谢他们的支持，并告诉他们，他们的支持使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我不由想到，我正在返回的南非与我离开时的那个南非已经完全不同了。　　当我们进入开普敦市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向市中心蜂拥而去。接待委员会在开普敦大广场组织了一个盛大的群众集会，那里是一个十分开阔的广场，直通到旧市政厅的前面。我将在旧市政厅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因为站在阳台上可以俯视整个广场。我们听说，成千上万的人自从上午就一直等候在那里。根据计划，我们的车队将避开人群，转到市政厅的后面，我要从那里悄悄地进入大厦。　　驱车到开普敦只用了45分钟，当我们行驶到大广场附近的时候，我们看到那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司机想右转弯绕过广场，但是，他却莫名其妙地直接闯入了人海之中。人群立即拥了过来，把我们的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我们慢慢往前移动了一两分钟，然后被群众的身体挡在了那里。人们开始敲打车窗，然后又敲行李箱盖和车顶。在车里，听着外面就像是下冰雹一般。然后，人们开始兴奋地往汽车顶上爬，另有一些人则开始摇晃汽车。这时，我开始担心起来。我感到，这种爱的表达方式可能会置我于死地。第84节：自由(3)　　司机比温妮和我更着急，他叫嚷着要从车里下来。我告诉他，先保持冷静呆在车内，我们后面车内的那些人会来救援我们。阿伦·贝萨克和其他人开始想把人们从汽车周围推开，为我的车清出一条路来，但是并没有成功。我们坐在车内，就是想打开车门也是徒劳的，因为有那么多人挤在汽车周围。就这样，我们的数千名支持者围困了我们一个多小时。不用说，我计划开始发表讲话的时间早就已经过去了。　　几十名会议执行官员最终赶过来实施救援，并慢慢地清出了一个通道。当我们最后挤出人群的时候，司机加大油门朝着与市政厅相反的方向驶去。“伙计，你打算去哪里？”我有些不安地问。“我不知道！”他说。从他说话的声音中，可以听出他十分心焦。“我以前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他说。然后，他继续漫无目标地往前行驶着。　　当他静下心来的时候，我告诉他去我朋友杜拉·奥马尔律师家的方向，他当时住在该市的印度人居住区。我说，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放松一下。这句话使他的情绪好了一点儿。很幸运，杜拉和他的家人都在家，但是，他看到我们感到很意外。27年来，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人，他们并没有向我们表示问候，而是有些关心地说：“你们不是去大广场了吗？”　　我们本来可以在杜拉家喝点冷饮，但是，几分钟后，图图大主教就打来了电话，因此，我们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他十分着急，说：“纳尔逊，你必须立即回到大广场。那里的人群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如果你不赶快回到这里，我不敢说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想，或许会发生骚乱！”我说，我马上就赶过去。　　我们的问题在于司机：他坚决不愿意再回大广场。我说服了他，于是，我们很快就驶上了回市政厅的大路。市政大厦四周都围满了人，但是，好像后门的情况稍好一些，于是，司机设法把车开到了后门。当我在别人的带领下登上这座宏伟的、过去都是白人在里面工作的大厦顶层的时候，天几乎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走出大厅，来到了阳台上，看到一眼望不到边的人群正在不停地欢呼。他们有的手里拿着小旗，有的举着标语，有的则在鼓掌，到处是一片欢笑的海洋。　　我向人群举起了拳头，人群中响起了一片巨大的欢呼声。这些欢呼声使我重新焕发了斗争精神。“Amandla！”（政权！）我高声喊，“Ngawethu！”（属于我们！）他们应和着。“非洲！”我又喊，“Mayibuye！”（再回来！）他们呼应着。最后，当人群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掏出了我的讲话稿，然后伸手从胸前的口袋里掏眼镜，但眼镜却没在口袋里。匆忙之间，我把眼镜忘在了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里。我知道，温妮的眼镜度数与我的差不多，于是，就戴上了她的眼镜。　　朋友们、同志们、南非同胞们：　　我以和平、民主和自由的名义欢迎你们！我在这里，站在你们的面前，不是作为一个先知，而是作为你们——人民的忠实公仆。你们不懈而英勇地作出了牺牲，才使我今天有可能站在这里。因此，我将把我的有生之年交到你们的手中。　　说句心里话，我想首先告诉人们，我不是一个救世主，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领导人，实乃特殊的环境使然。我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他们为我的释放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我感谢开普敦的人民，并向奥利佛·塔博、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民族长矛军、南非共产党、联合民主战线、南非青年大会、南非贸易工会大会、民主运动组织、南非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南非妇女组成的、长期以来一直反映良知声音的“黑腰带”组织致敬。我还公开向我的夫人和家人表达了感激之情，我说：“我深信，与我本人相比，他们遭受的痛苦和磨难要大得多。”　　我清楚地告诉大家，隔离制度在南非是没有前途的，南非人民一定不要放弃大规模的行动。“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自由的曙光，我们更应该加倍努力。”我认为，有必要公开我与政府开始的谈判。“今天，”我说，“我想告诉你们，我与政府谈判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国家政治形势的正常化。我要强调的一点是，除了坚持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政府之间就我们国家的未来进行谈判，我自己决不单独与政府谈判。”第85节：自由(4)　　我说，我希望很快能够营造一种有益于通过和谈取得一致的气氛，从而为结束武装斗争铺平道路。我说，营造一种气氛的步骤在非洲人国民大会1989年哈拉雷宣言中已经描述过。作为真和谈的一个条件，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实行紧急状态法，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