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千年的历史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在我们国力兴旺，文化昌明，经济繁荣，先进的时期，比如汉唐兴盛时期，我们就大胆吸收外来文化，从而促进了我们文化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到了见到外国的东西就害怕，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往往是我们国力衰微，文化低落的时代。打一个比方，一个胃口健康的人什么好东西都敢吃，决不嘀嘀咕咕什么胆固醇多了呀的。到了连鸡蛋黄和动物内脏都不敢吃的地步，终日愁眉苦脸，怕这怕那：“哎呀，这个吃不得呀！”那也就说明，此人的胃病或者幻想的胃病，已经不轻了。我们建国以来，“四人帮”时期是胃病严重时期，可以说已经病入膏肓。在此以后的两三年里，季羡林积极投入文化问题的讨论之中。他写文章，做报告，办讲座，大力宣传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他在两个讲座上的报告。一篇题为《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复杂性》（在“东方文化系列讲座”上的报告）；另一篇题为《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在“我国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战略问题”讲座上的报告）。在这两个报告中，他详尽地阐述了关于文化的多元性、文化交流的必然性和重要性、文化与创新引进等问题。关于文化交流，他提出了三句话：“开放开放再开放，拿来拿来再拿来，交流交流再交流。”但是，他反对“全盘西化”。他说：“现在有些青年的思想，说好听点叫‘活跃’，说不好听叫‘混乱’。‘全盘西化’和文化交流有联系。西化要‘化’，不‘化’不行，创新、引进就是‘化’。但‘全盘’不行，不能只有经线，没有纬线。”他说：“要以我为主，把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拿来’，无用的糟粕坚决拒绝。”季羡林这些话在今天看起来很平常，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非但惊人，而且大胆。在当时文化界思想颇为混乱的情势下，仍能保持如此清醒的头脑和辩证的思维，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经过了四五年的“文化热”讨论，季羡林的思考逐步深入，从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逐渐转入对东西方两种文化差异及其互动关系的探讨。由于他对东西方文化的深刻了解，再加上他有过亲历东西方三十多个国家的切身感受，在这种有利的条件下，经过几年的深思熟虑，季羡林终于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提出了前文中引述的观点：“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季羡林对自己的这个预测是“几经考虑，慎思明辨，深信不疑”的，并且有一整套理论和事实作依据。他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文章，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的论点概括如下：首先，他同意英国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的观点：“每一个文明都有诞生、成长、兴盛、衰微、灭亡这样一个过程。哪一个文明也不能万岁，包括西方文明在内。”其次，他认为：“如果从宏观上看待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上下数千年，纵横几万里”，那么，“人类的历史告诉我们，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历史上更替兴衰，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我们大讲‘西化’，殊不知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讲的是‘东化’，虽然不见得有这个名词。你只要读一读鸦片战争以前西方哲人关于中国的论著，看一看他们是怎样赞美中国，崇拜中国，事情就一清二楚了。”“根据我个人的看法，是鸦片战争戳破了中华帝国这一只纸老虎。从那以后，中国人在西洋人眼中的地位日降，最后几乎被视为野人。奇怪的是，中国人自己也忘记了这一切，跟在西洋人屁股后面，瞧不起自己了。”（《东西方文化的转折点》）接着，他阐述了为什么说21世纪西方文化将会让位于东方文化的理由。他的论点的基础是：由于两种文化思维方式的差异，必然导致西方文化的衰微，东方文化的兴盛。他解释道：“东方的思维方式，东方文化的特点是综合；西方的思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分析。”“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再用一个更通俗的说法来表达一下：西方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东方则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的特点是：整体观念，普遍联系；西方的分析思想模式正相反。”“我认为是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为什么西方的分析思维方式“已经快走到尽头”，“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呢？季羡林首先回顾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例，指出这正是西方文化没落的表现。他说：“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于欧美白人之间。如果自己的文化真正像一些人吹嘘得那样完美无缺，这自相残杀的根源又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开始怀疑自己文化的价值，他们不再迷信自己的文化会万岁千秋地延续下去，所谓‘天之骄子’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句口号。在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也寄希望于中国文化与东方之化。”他以德国著名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尔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为例，说明西方的有识之士早已看到了这一点。斯宾格尔在1911年就预感到一战将要爆发，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了。战后，斯宾格尔写了《西方的没落》一书，指出：战争是西方文化没落的标志。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引起轰动，但是很快就被人遗忘了。美中不足的是，斯宾格尔虽然预言了如日中天的西方文化正在“没落”，但是他没有看到东方文化的活力。继斯宾格尔之后，是更为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汤因比反对“欧洲中心主义”，他在20世纪70年代与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中，明确指出西方文化的弊端，并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可惜的是，像他们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人，在西方如凤毛麟角。整个欧美，举世昏昏，绝大多数人仍然沉醉在他们自鸣得意却正在没落的文化里。当然，斯宾格尔也好，汤因比也好，他们虽然看出了西方文化的弊端，甚至没落，但是他们并没有寻到挽救西方文化没落的途径。 !新时期文坛骁将（7）季羡林又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新科学：混沌学、模糊学为例，证明“西方的分析思维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说：“为什么到了20世纪末年，西方正在如日中天光芒万丈的时候，西方有识之士竟然开创了与西方文化整个背道而驰的混沌学、模糊学呢？答案只能有一个，这就是：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痛感，照目前这样分析是分析不下去的。必须改弦更张，另求出路，人类文化才能重新洋溢着活力，继续向前发展。”最后，季羡林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例，进行了论证，证明西方文化在征服自然的方针指导下，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给全人类的生存带来危机。他写道：据我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是迥乎不同的，夸大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的指导思想是征服自然；东方的主导思想，由于基础是综合模式，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即“天人合一”。在西方文化风靡世界的几百年中，在尖刻的分析思维模式指导下，西方人贯彻了征服自然的方针。结果怎样呢？生态平衡遭到破坏，酸雨到处横行，淡水资源匮乏，大气受到污染，臭氧层遭到破坏，海、洋、湖、河、江遭到污染，一些生物灭种，新的疾病冒出等等，威胁着人类的未来发展，甚至人类的生存。这些灾害如果不能克制，则不到一百年，人类势将无法生存下去。这些弊害目前已经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哪个人敢说这是危言耸听呢？现在全世界的明智之士都已痛感问题之严重。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天人合一”新解》西方文化既然给世界和人类带来了那么多的危害，那么，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季羡林回答道：办法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彻底改恶从善，彻底改弦更张。只有这样，人类才能继续幸福地生存下去。我的意思并不是要铲除或消灭西方文化。不是的，完全不是的。那样做，是绝对愚蠢的，完全做不到的。西方文化迄今所获得的光辉成就，决不能抹煞。我的意思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天人合一”新解》季羡林的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反响颇大，“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者有之，要同我‘商榷’者有之，要同我‘讨论’者有之，不是针对拙文而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淋漓酣畅发挥自己的意见者有之。”而他对这些反响的态度，则与众不同。他写说：“文章好的，我击节赞赏；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我略皱眉头，如此而已。至于‘商榷’、‘讨论’之类的挑战，我一概置之不答。这并非出于简慢。其中原因在于，我认为，居今日而要猜测21世纪东西方文化关系以及东方文化在下个世纪所占的地位，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将由历史的发展进程来证明的事实问题。没有争论的必要。”（《序》）l997年，季羡林自己编了一本《东西文化议论集》，书中收集了老一辈诸大师如梁漱溟、金岳霖、冯友兰、钱穆等对东西文化和“天人合一”问题的论述，又从多种报刋上挑选了赞同他意见的论文和不赞同他意见的论文，还收了国外学者的相关论文。他特意把自己的十几篇文章排在前面，在《序言》中，他写道：“这决非想抖一抖编选者的威风”，而是“为了做好这一个靶子，对议论者和读者提供点方便而已”。季羡林在序言中特别强调书名中的“议论”二字。他说：“‘议论’，不是‘讨论’，更不是‘争论’，只是‘议’一议，‘论’一论而已，与人无争，与世无忤，发挥一下自己的想法，至于别人如何看待，‘只等秋风过耳边’。”这场有关东西文化的“议论”，的确没有变成一场讨论或争论。像京剧《三岔口》一样，虽有刀光剑影，煞是热闹，学者们却各打各的，谁也没碰着谁。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关于东西方文化盛衰消长的这场“议论”，在文坛上便渐渐地消退了。今天，人类的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以季羡林为始作俑者发起的那场东西文化的“议论”，已经过去七八年了。虽然那场“议论”已经渐渐被人淡忘，但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又时时让人回想起季羡林说过的一些话。比如，冷战以后，西方世界的首领，大搞单边主义，“老子天下第一”，在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气使，咄咄逼人。它不但要征服自然，大有要征服世界、征服人类之势。它在十来年里，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这次的伊拉克战争，而且这些战争都得到多数西方国家的支持。这种不讲道理，不能与人共存，唯我独尊，唯我独霸的行径，是不是如季羡林所说，是因为西方文化出了问题？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出了问题呢？过去，我们只习惯于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等方面去寻找战争的根源，季羡林的结论与此不同，他把战争与文化、思维模式联系起来了，正确与否且不论，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 !新时期文坛骁将（8）2002年10月24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八年前在宴会上的讲话杨振宁乐观预言见证今天》。文章刊登了l994年9月5日，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大公报》社长王国华举行的一次宴会上的讲话。八年前，杨振宁教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乐观信心，他说：“去年我在中央研究院一个研讨会上，专门讲2l世纪中华文化的发展。我认为中华、中华文化在2l世纪将大放光彩，我认为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在2l世纪的发展将为全世界注目。”杨振宁对中华文化在2l的光辉前景同季羡林的看法可谓不谋而合。两位不同领域的学术大师，对21世纪东方文化、中华文化的瞻望，得出了惊人相似的结论，这难道不值得人们深思吗？4、关于文化问题的新思考在新时期，季羡林除了提出像“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这样的新观点以外，还针对文化、学术领域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的看法和建议。他对文化、学术问题的这些新思考，令人耳目一新，发人深省，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虽然许多人私下里赞同他的观点，但是还没有多少人敢公开站出来表态，因为他的这些观点，显然有点“离经叛道”的味道。一些“凡是派”则在私下里义愤填膺，议论纷纷，但也不敢公开站出来批判，只好采取投书告密的手段泄愤而已。季羡林对此毫不在意，不予理睬，依然我行我素，坚持自己的观点。为了保持这些观点的原貌，现将其摘录如下：关于文艺标准和批判继承：关于评价问题，过去和现在的潮流，不外是思想性和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性，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不外是批判继承，把批判摆在前面，还有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这样的说法。但是，到了最近几年我才渐渐地觉悟到，这个“老一套”有点问题。我现在认为，讲思想性和艺术性，必须把艺术性也摆在前面，因为作品或其他艺术产品之所以能成为为人所喜爱的作品，其原因首先在其艺术性。没有艺术性，思想性再高，再正确，再伟大，最多也只能成为宣传品，而不能成为艺术品。有一些根本没有思想性或者至少也是思想性模糊不清的作品，只要艺术性强，仍然会为人们所喜爱。据说，在音乐中有没有思想性的作品，在文学中也不乏其例。比如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或有题而极端模糊等于无题的诗，谁也说不清其思想内容是什么，却照样脍炙人口，传诵千古。至于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我也认为需要认真思考，认真对待。几千年传下来的东西，必有其优异之处、可传之处，否则早已被淘汰了。现在有一些先生总是强调批判，而忽视继承。我认为，与其说什么“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矣”，为什么不能说“立字当头，破在其中矣”呢？破立次序之差，表现了人们对批判继承的看法。我绝不是说，过去的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那是不可能的，任何东西都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虽然破立必须结合，不能不结合；但我们今天的任务主要还是立，还是继承，而不仅仅是破，不仅仅是批判。——《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关于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人性最近四五十年以来，我们的唯物主义的文艺理论告诉我们：文学作品是有阶级性的，是有时代性的，是有民族性的。《》中贾府上的焦大不会喜欢林妹妹，事实昭著，不容否认。这一套唯物主义文艺理论，有其正确之处，也不容否认。连不可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清代诗人赵瓯北也高唱“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可是中国文学的发展却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赵瓯北的论点。李杜文章到了现代，经过了不是数百年，而是一千多年，仍然很“新鲜”。像李白、杜甫，中国还有一些诗人和散文家，诸葛亮、李密和韩愈就属于这一些人。外国也有一些和作品，可以归入这个范畴。这些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哪里去了呢？我个人觉得，倒是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敢于说：希腊神话有永恒的魅力。最现成最合理的解释就是，在承认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时，还承认一个贯通这些性，或者高踞于这些性之上的性：人性。——《漫谈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通史必须重写近代以来，一些学者颇写了一些《中国通史》之类的著作。根据丰富的历史资料，而观点则见仁见智，各不相同。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书不同程度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这事情本身应该说是一件好事，可惜的是，五六十年代我们所学的相当一些内容是“苏联版”的、“带有斯大林的印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其中当然包括历史研究，都受到了感染。专以中国通史而论，历史分期问题议论蜂起，异说纷纭，仅“封建社会起源于何时”这一个问题，就争论不休，意见差距超过千年，至今也没有大家比较公认的意见，只好不了了之。我真怀疑，这样的争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再如一些书对佛教的谩骂，语无伦次，连起码的常识和逻辑都不讲。说，谩骂不是战斗。它决不能打倒佛教、更谈不到消灭。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一些来，现在先到此为止吧。 !新时期文坛骁将（9）在当时极“左”思想指导下，颇写出几本当时极为流行的《通史》，大中小学习的就是这样的历史。不管作者学问多么大，名气多么高，在教条主义流行的年代，写出来的书绝对不可能不受其影响，有的是违反作者本意的产品。有人称之为“以论代史”，而不是“以论带史”。关键在一个“论”字。这是什么样的“论”呢？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来过，这是带有前苏联印记的“论”，而不一定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论”。历史研究，贵在求真，决不容许歪曲事实，削足适履，以求得适合某种教条主义的“论”。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另外还有一些情况，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是中国历史长短的问题，一个是中国发源地广袤的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过去写通史，觉得最有把握的是，最早只写到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至11世纪，在《古史辨》派眼中，夏禹还只是一条虫，遑论唐虞，更谈不到三皇五帝。这样我们的历史只有三千多年，较之埃及、巴比伦，甚至印度，瞠乎后矣。硬说是五千年文明古国，不是硬吹牛吗？然而近年来，由于考古工作的飞速进步，夏代的存在已经可以完全肯定，也给禹平了反，还他以人形。即以文字发展而论，被称为最古的文字的甲骨文已经相当成熟，其背后还必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历史。我们相信，随着考古发掘工作进一步的发展，中国的历史必将更会向前推断，换句话说，必将会更长。至于中国文化发源地的广袤问题，过去一般的意见是在黄河流域。现在考古发掘工作告诉我们，长江流域的文化发展决不可轻视。有的人甚至主张，长江早于黄河。不管怎样，长江流域也是中国文化发源地之一。这只要看一看《楚辞》便可明白。没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文化积淀，《楚辞》这样高水平的文章是产生不出来的。长江流域以外，考古工作者还在南方许多地区发现了一些文化遗址。这一切都说明，过去只看到黄河流域一个地方，是不够的。今天我们再写历史，决不能再走这条老路。因此，我主张，中国通史必须重写。——《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国史必须重写20世纪以前，尽管我们的正史和杂史上有关于中国文学的记载连篇累牍，可是专门的中国文学史却是没有的。有之，是20世纪初期始，可能是受了点外来的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几十年中，颇出了一些《中国文学史》，书名可能有一些不同，但内容却是基本上一样的，水平当然也是参差不齐。连《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出了几种。新中国成立以后，四五十年来，更出了不少的文学史，直至今日，此风未息。应该说，这都是极好的事情，它说明我国学术界的繁荣昌盛。但是，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同上面讲到的《中国通史》一样，《中国文学史》的纂写也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的极“左”思潮一向是同教条主义、僵化、简单化分不开的。在这种思想左右下，我们中国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无疑也受到前苏联很大影响。50年代，我们聘请了一些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来华讲学。他们带来的当然带有苏联当时的那一套教条，我们不少人却奉为金科玉律，连腹诽都不敢。前苏联一个权威把极端复杂的、花样繁多，然而却又是生动活泼的哲学史上哲学家的学说，一下子化为僵死、呆板、极端简单化了的教条。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历史上文艺理论的一个指针。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研究焉能生动活泼、繁荣昌盛呢？在外来的影响之外，还有我们自己土产的同样贴上马克思主义标签的教条主义的东西。不错，文学作品有两个标准，政治标准和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标准。但却不能只一味强调政治标准，忽视艺术标准。在其时，一般中国文学史家，为了趋吉避凶，息事宁人，就拼命在第一条标准上做文章，而忽视了这个第二条艺术标准。翻看近四五十年来出版的部头比较大、影响比较大的《中国文学史》或是类似名称的书，我们不难发现，论述一个作品的政治性或思想性时，往往不惜工本，连篇累牍地侃侃而谈，主要是根据政治教条，包括从前苏联来的洋教条在内，论述这位作家的思想性难免牵强附会，削足适履。而一旦谈到艺术性，则缩手缩脚，甚至了了草草，敷敷衍衍，写上几句倒三不着四的话，好像是在应付差事，不得不尔。根据我个人的浅见，衡量一部作品的标准，艺术性绝对不应忽视，甚至无视，因为艺术性是文学作品的灵魂。如果缺乏艺术性，思想性即使再高，也毫元用处，这样的作品决不会为读者所接受。有一些文学作品，思想性十分模糊，但艺术性极高，照样会成为名作而流传千古，李义山的许多无题诗就属于这一类。可惜的是，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近几十年来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忽视了作品艺术性的分析。连李白和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文学史的作者对他们的艺术风格的差异也只能潦草地说上几句话，很少有言之有物、切中肯綮的分折，遑论其他诗人。这样的文学史是不行的。因此，我主张，中国文学史必须重写。——《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 !新时期文坛骁将（10）美学研究的根本转型在古代，美学思想是丰富多彩的，但比较分散，没有形成体系。“美学”这一门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来看，可以说是一个“舶来品”，是受到西方影响之后才成立的。这个事实恐怕是大家所公认的。新中国建立以后，有一段时期，美学浸浸乎成了显学，出了不少人才，也出了不少的书，还形成了一些学派，互相争辩，有时候还相当激烈。争论的问题当然很多，但主要集中在美的性质这个问题上：美是主观的呢？还是客观的？抑或是主客观相结合的？跟在西方学者后面走，拾人牙慧，不敢越雷池一步，结果走进了死胡同，走进了误区。何以言之？按照西方语言，“美学”这个词的词源与人的感官（senseorgan）有关。人的感官一般说有五个，即眼、耳、鼻、舌、身。中国和印度等国都是这样说。可是西方美学家却只讲两官，即眼与耳。美术、绘画、雕塑、建筑等属于前者，音乐属于后者。这种说法实际上也可归入常识。可是，中国美学家忘记了，中国的“美”同西方不一样。从词源学上来讲，《说文》：“美，羊大也”羊大了肉好吃，就称之为“美”。这既不属于眼，也不属于耳，而是属于舌头，加上一点鼻子，鼻子能嗅到香味。我们现在时时都在讲“美酒”、“美味佳肴”等等，还有“美食城”这样的饭店。这些在西方都不能用“美”字来表述。西方的“美”不包括舌头和鼻子。只要稍稍想一想，就能够明白。中国学者讲美学，而不讲中国的“美”，岂非咄咄怪事！我说，这是让西方学者带进了误区。现在，中国已经有了一些美学家谈论美学转型的问题。我认为，这谈得好，谈得及时。可惜这些学者只想小小地转一下型，并没有想到彻底走出误区，没有想到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陆续读过一些美学的书，对美学我不能说是一个完全的外行。但是浅尝辄止，也说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内行，只能说是一个半瓶醋。常识告诉我们，只有半瓶醋才能晃荡出声。我就是以这样的身份提出了一个主张：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决不能小打小闹，修修补补，而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文艺理论在国际上“失语”问题近七八十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文艺理论时有变化，新学说不时兴起。有的延续时间长一点，有的简直是“蟪蛄不知春秋”，就为更新的理论所取代。我套用赵瓯北的诗句，改为“江山年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天”。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国际文艺论坛上的喧嚣闹嚷声中，独独缺少中国的声音，有人就形象地说，中国患了“失语症”。难道我们中国真正没有话可说吗？难道国际文艺理论的讲坛上这些时生时灭的“理论”就真正高不可攀吗？难道我们中国的研究文艺理论的学者就真正蠢到鸦雀无声吗？非也，非也。我个人认为，其中原因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我们有一些学者过多地屈服于“贾桂思想”，总觉得自己不行；同时又没有勇气，或者毋宁说没有识见，去回顾我们自己有悠久历史的、水平极高的旧的文艺理论宝库。我们传统的文艺理论，特别是所使用的”话语”，其基础是在我上面提到的综合的思维模式，与植根于分析的思维模式的西方文艺理论不同。我们面对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作品，包括绘画、书法、诗文等等，不像西方文艺理论家那样，把作品拿过来肌掰理分，割成小块块，然后用分析的“话语”把自己的意见表述出来。有的竟形成极端复杂的理论体系，看上去令人目眩神摇。我们中国则截然不同，我们面对一件艺术品，或耳听一段音乐，并不像西方学者那样，手执解剖刀，把艺术品或音乐分析解剖得支离破碎；然后写成连篇累牍的文章，使用不知多少抽象名词，使读者如坠入五里雾中，最终也得不到要领。我们中国的文艺批评家或一般读者，读一部作品或一篇诗文，先反复玩味，含英咀华，把作品的真精神灿然烂然映照于我们心中，最后用鲜明、生动而又凝练的语言表达出来。读者读了以后得到的也不是干瘪枯燥的义理，而是生动活泼的综合的印象。比方说，庾信的诗被综合评论为“清新”二字，鲍照的诗则是“俊逸”二字，杜甫的诗是“沉郁顿挫”，李白的诗是“飘逸豪放”；其余的诗人以此类推。对于书法的评论，我们使用的也是同一个办法，比如对书圣王羲之的书法，论之者评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多么具体凝练，又是多么鲜明生动！在古代，月旦人物，用的也是同样的方式，不赘述。我闲常考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除了《文心雕龙》、《诗品》等少数专门著作之外，竟没有像西方那样有成套成套的专门谈文艺理论的著作？中国的文艺理论实际上是历史悠久，内容丰富，而又派别繁多，议论蜂起的。许多专家的理论往往见之于《诗话》（《词话》）中，不管什么“神韵说”、“性灵说”、“肌理说”、“境界说”等等，都见之于《诗话》中；往往是简简单单地几句话，而内容却包罗无穷。试拿中国——中国以外，只有韩国有《诗话》——《诗话》同西方文艺理论的皇皇巨著一比，其间的差别立即可见。我在这里不作价值评判，不说哪高哪低，让读者自己去评论吧。 !新时期文坛骁将（11）这话说远了，赶快收回，还是谈我们的“失语”。我们文艺理论并不是没有“语”，我们之所以在国际上失语，一部分原因是欧洲中心主义还在作祟，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腰扳挺不直，被外国人那一些五花八门的“理论”弄昏了头脑。我个人觉得，我们有悠久雄厚的基础，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卑，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决不会再“失语”下去的。但是兹事体大，决不会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必须付出艰苦的劳动，多思考，勤试验，在不薄西方爱东方的思想指导下，才能为世界文艺理论开辟一个新天地。任何掉以轻心的做法都是绝对有害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季羡林关于、学术的新思考、新见解、新观点，还有一些，不具引。上面摘引的这些观点，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内容十分重要，又都是当前学界十分关注而又急待解决的大问题。季羡林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毫不含糊的表态。对他这些观点的看法，必定是见仁见智的。季羡林既有勇气公开自己的看法，就不会惮于辩论或争论。如果真的形成一场大辩论，这肯定对推动我国文化、学术事业的发展大有裨益。5、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二十余年中，季羡林一直是文化界、学术界的知物，甚至可以说，在许多领域中他是一位领军人物，始终站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引领着学者们顺应新时期的文化潮流，勇往直前。季羡林在此时期内，参加和领导过多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对中华文化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弘扬，中外文化的交流，都作出过重要贡献。在此，择其要者简介如下：l978年，编撰《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工作开始启动，这是新时期开始后的第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也是中国文化建设的空前壮举。姜椿芳总编辑盛情邀请季羡林参加编撰工作，出任其中《外国》卷编委会副主任委员。当时，季羡林在北大身兼数职，本身有教学科研任务，还在翻译巨著《罗摩衍那》，工作十分繁重。但是，季羡林认为此项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挺身而出为姜老分忧。季羡林与《外国文学》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冯至合作主编这卷书。他们二人本来就是挚友，现在两人配合默契，克服了重重困难，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编完了。1982年9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出版了，共三百六十多万字。在编写过程中，季羡林亲自策划、审稿、撰写辞条，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在《评介》一文中写道：“出版这样一部巨著，这件事本身就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称之为皇皇巨著，是当之无愧的。”“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每一个工作步骤我都参加了。我同大百科全书的同志们，以及编辑与写作的同志们一起，既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既尝到了顺利的快乐，也尝过挫折的痛苦；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我知之悉而感之切。”1982年10月，季羡林又应邀与吕叔湘一起指导《语言文字》卷的筹备工作。1984年初任《语言文字》卷编委会主任委员。同年，又受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语言文字》卷用了大约四年时间，终于出版。这两卷书在《全书》中都是进度比较快，质量比较好的，受到了读者的好评。6、投身“中国书院”建设1985年，在全国上下一片“文化热”的潮流中，中国文化书院应运而生了。书院最初是由北大哲学系几位年轻教师发起的。他们的倡议得到了该系教授张岱年、朱伯崑、汤一介、楼宇烈、许杭生等人的支持，并邀请著名学者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周一良、阴法鲁、任继愈、吴晓铃、虞愚、戴逸、侯仁之、白寿彝、吴良镛、金克木、庞朴、李泽厚、乐黛云、丁守和、牙含章等参与其事。1985年1月中国文化书院正式成立，第一届院务委员会选举通过汤一介任院长，梁漱溟为院务委员会主席。在中国历史上，书院是学者讲学之所，与官办的学府有一定区别。宋元明清时代，每一个书院都是某一学派传授生徒的据点。例如白鹿洞书院是朱熹讲学之处；岳麓书院是张栻讲学之处。每一个书院都有自己的特色，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书院在中国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文化书院是自1949年后第一个纯民间的文化团体。它集合了一批有志于发展中国文化的老中青学者，为发展中国文化事业而共同奋斗。它是一个开放性的团体，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研究国故”，“融汇新知”。书院先后聘请了七十名人文社会科学专家教授为导师，其中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香港、的著名学者。书院成立后，先后举办了四次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总人数超过三千人，还开办了“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二年制函授），招收一万二千余名学员，遍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书院开创了1949年之后大型民间讲学的先河。由于它的开放性、兼容性、主体性特点，给沉寂了三十多年的文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新风，对当时的“文化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书院这个新事物，使许多文化人感到惊诧和振奋，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关注。当然，也招来不少的非议，这是预料中事，不足为奇。 !新时期文坛骁将（12）季羡林在书院开办之初被聘为导师，一直是书院的名导师之一，为书院的学术活动讲演、谈治学经验。1988年，梁漱溟先生去世，季羡林接任院务委员会主席一职，遂参加书院的领导工作，并主编书院的大型丛书《神州集成》，还亲自撰写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一书收入其中。1989年，的“文化热”在高潮中结束，“曲终人散”。中国文化书院也暂时停止了活动。在经历过一个低潮以后，90年代初，在季羡林等同仁的艰苦努力下，书院又重新活跃起来，继续从事促进中国文化繁荣的各项工作。季羡林在l994年中国文化书院创建十周年时，写了一篇纪念文章《柳暗花明又一村》，他颇有感慨地写道：回想整整十年前，哲学系几个年轻教员，在系内外，校内外的几个老教授的支持下，赤手空拳，毅然创建了中国文化书院，他们不靠天，不信邪，有远见，有卓识，敢于“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山林终于被他们开辟了。到了今天，在并不算是太长时间的十年内，他们了不少国内大学和科研机构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还有省的学者，的华侨和华裔学者，还有一些从事国学者。举办和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已经有点名声，借用一句古老的俗语，中国文化书院，已经“够瞧的”了。……中国文化的遭遇是这个样子，中国文化书院的遭遇也几乎完全一样。在人世间，任何个人，任何事业，在任何地区，在任何时代，总都不会一帆风顺的。前进的路上，决不会时时处处都铺满了芬芳扑鼻的玫瑰花。总是既有阳关大道，也有独木小桥；既有朗日当空，也有阴霾蔽天。这是正常现象，“无复独多虑”。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团体，一定会承认这个人世间的普遍现象的。在承认的基础上，处变不惊，自强不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借用宋人的诗句就是“严霜烈日都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再借用陆放翁的一句诗：“柳暗花明又一春”。季羡林这段既富哲理又含义颇深的话，道出了中国文化书院走过的一条崎岖坎坷的道路，同时也道出了他投身中国文化书院建设过程中的艰辛历程，十分耐人寻味。7、主编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90年代初，季羡林开始筹备和主编一套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的大型丛书。它包括东方文化综合研究、中华文化、文化、朝鲜韩国和蒙古文化、东南亚文化、南亚文化、伊朗阿富汗文化、西亚北非文化、中亚文化及古代东方文化等十编，共五百种书，涵盖了东方各国的语言、、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哲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医药、建筑、绘画、音乐、书法、民俗等诸方面内容。《集成》既集中展示了我国从古至今，特别是近五十年来东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又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东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让世界了解东方，让东方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便是这套丛书的宗旨。季羡林为编撰这套丛书费尽心机，四处奔波，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从策划，搭班子，定选题，到筹款、出版，每件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亲自处理，其中的艰辛和曲折实在难以诉说。不管怎样，经过一番艰苦努力，1997年10月，终于推出了首批专著十种十二册。季羡林亲自为丛书写了一篇八千字的长序，并将自己的新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和编著《东西文化议论集》收入《集成》之中。后来，《集成》又陆续出版了一批著作，至今已有三十余种面世。《东方文化集成》部分著作问世以后，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日本共同社专稿《亚洲》第二章《大国文化走向》称：“《东方文化集成》是一项在文化方面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基础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刘梦溪认为：“这是一套具有战略眼光的丛书。”首批十部专著出版以后不久，就有六部脱销，需要再版。季羡林曾主编过多套大型文化丛书，这套书虽然困难最多，但是他却情有独钟，他说：“我在外面挂了许多名，自己也说不清有多少，有些仅仅是个挂名而已，不干事，也不过问，惟独对《集成》有一种特殊感情，花的时间最多，下的功夫也最大。”8、主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在主编《东方文化集成》差不多同时，季羡林又承担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总编纂的任务。1994年5月，成立了由季羡林担任总编纂，胡绳、任继愈、周一良、张岱年、杨向奎、胡道静、程千帆、饶宗颐等担任顾问，并由刘文俊具体负责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委员会；全国五十多个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台湾、日本、美国等地近百位文史专家和古籍学者都参加了编纂工作。《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是由《四库全书》派生出来的一部大型丛书。清乾隆时期编纂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3761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号称中国文化的渊薮。但是《四库全书》并不全，不仅所收书中有不少内容经过抽毁和篡改，而且还有大量典籍被摒弃在外，或予以禁毁，或列为存目。其中仅列为存目的就有6793种。 !新时期文坛骁将（13）所谓存目，根据乾隆帝三十八年五月十七日的上谕，就是“止存书名，汇为总目”，而不收其书。存目书之所以列为存目书，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端：第一，“有悖谬之言”，即含有批评清王朝统治内容者；第二，“非圣无法”，即含有反礼教，反或宣传异端倾向者；第三，著作时代切近者；第四，“寻常”、“琐屑”之作；由上可知，《四库全书》之所以把一部分书“止存书名”，而不收其书，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这些书不符合清王朝的统治需要和价值标准，同时也与清王朝要控制《四库全书》的规模，加快速度有关。四库存目书内容异常丰富。首先，四库存目书中有许多著作对研究古代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很有价值。其次，四库存目书中史类著述最为可观，对研究史学及文艺学均有裨益。再次，类有价值的书不胜枚举，如明郎瑛《七修类稿》、胡应麟《诗薮》、胡震亨《唐音癸签》，清沈雄《古今词话》、叶變《原诗》等都属此类。其他如地理类、文字学类、医学类、天文算法类、农家类、刑法类、杂家类、释家类，都有许多值得注意的珍贵典籍。编纂工作以“尊重历史，保存文献”为总方针。首先是普遍调查，尽数收集，对全世界二百余家图书馆、博物馆、大专院校所藏四库存目进行大规模查访，在此基础上编定工作目录。发现了不少极为稀见，甚至早为有关专家宣布失传的古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共收录历代典籍四千余种，六万余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及目录、索引，共一千二百册，每册八百页。所收书八成为宋、元、明、清各级善本，三成为孤本。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现已全部出齐，并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热烈欢迎和广泛利用。9、主编《传世藏书》《传世藏书》是一座系统完整的中国古籍书库，是国家“八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该书由季羡林任总编，、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二十六家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二千七百多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选目和点校。该书精选先秦至清末典籍一千种、三万卷，三亿余字，编为一百二十三巨册，分经、史、子、集四库，每库又分若干部类，包括了《四库全书》以及其他所有大型古籍中的一流经典和重要著作。《传世藏书》于1991年开始启动，1996年完工，历时六载。该书是全国协作、集体智慧的结晶，其编纂出版完成，可谓是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纵浪大化中（1）从l991年到2001年的十年，是季羡林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功成名就，誉满天下；但是，这十年也是季羡林个人及家庭遭遇不测风云，最不幸的十年。这十年里，他的家庭连遭大难，自己身体又屡患疾病，再加上成名之累，令他饱经忧患，身心交瘁，苦不堪言。在公开场合，人们看见的季羡林，仍然是一位和蔼可亲，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乐观幽默的长者，可又有谁知道，在他内心深处，却隐埋着那么的难言之苦，难言之痛。这些痛苦，季羡林是不会当面对人说出来的。只有细心的读者才能从他的散文或者某年《述怀》、《抒怀》之类的文章里寻到一些蛛丝马迹，窥见到季羡林内心深处的伤口，触摸到他那真实的心灵轨迹来。季羡林八十岁时尚有一个十分美满和睦的家庭。老祖和妻子操持家务，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三位老人，你尊我敬，日子过得平静而快乐。每到吃饭时间，妻子来到书房，招呼季羡林过去吃饭。季羡林放下手中的笔，暂时忘记那些繁杂的学术问题，让自己的脑筋休息一下，来到餐桌前，饱餐一顿老祖做的可口饭菜。在饭桌上，三位老人边吃边聊，新闻旧事，家长里短，天南海北地说上一通。季羡林吃完饭，放下筷子，又回到书房继续看书写作，家务事半点也不用他操心，一切由老祖和妻子安排得妥妥贴贴。每逢周末，婉如，儿子延宗，带着外孙和孙子回来团聚，祖孙四代齐聚一堂，家里更是欢声笑语盈耳，洋洋喜气四溢，热闹非凡。季羡林坐在椅子上，看着这合家欢乐的景象，一边微笑，一边沉醉在这天伦之乐的氛围之中，感到无比的幸福。1990年代初，老祖突然去世。老祖辞世时已年届九旬，早已超过了“古稀”的年龄，是在人希望的年龄之上过世的，季羡林虽然十分悲痛，但仍能保持理智。他在《我的婶母》一文中悼念老祖时，用了比较平和的语言表示了自己的祈愿，他写道：“老祖以九十岁的高龄离开人世。我想，她是含笑离开的。”然而，过了没多久，还不到六十岁的爱女婉如，又因病故去。婉如的死，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震撼得季羡林几天都说不出话来。他痛哭失声，老泪纵横。这一次的打击对季羡林来说实在太沉重了，可又无可挽回。他只能拭干了泪水，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1994年，妻子彭德华又走了。这位陪伴他度过了六十年坎坷岁月的妻子去世时，季羡林的眼泪已经流干了。他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事实，也不愿回到那空空荡荡的家里去，只能整日价只身独坐在图书馆里，埋首故纸堆中，以图忘记一切。一年后，季羡林写了《我的妻子》一文以示悼念。他写道：“去年德华走了。她也活到了米寿，她可以瞑目了。德华永远活在我心里。”季羡林对人生的寿夭穷通并不是没有思考过，早在家庭悲剧发生之前，他已经有所醒悟，有过准备。他写道：“我活了八十岁，参透了人生的真谛。人生无常，无法抗御。我在极端的欢乐中，往往心头闪过一丝暗影；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我们家这出美满的戏，早晚有煞戏的时候。”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家的这出戏，“煞”得如此之迅疾。在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内，亲人们一个个悄然离去，一个本来充满欢乐和温馨的家庭，转眼之间，便“人去楼空”，只剩下他一个孤家寡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尽管季羡林曾标榜过自己是陶渊明的信徒，什么“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但是亲人的生离死别乃人生至痛，焉能无动于衷？此时任何的理智与信念都统统无济于事。他终日怀念亲人，“肠一日而九回”，痛定思痛，痛何如哉。季羡林无处排遣满腔的悲痛与惆怅，只能拿起笔来，宣泄于笔端。1993年，他在那篇著名的散文《二月兰》中怆然叹道：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三位亲人的相继辞世，使他悲痛到了极点，再加上其他的一些原因，他甚至“心里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在1995年2月1日提笔写下了《1995年元旦抒怀──求而仁得仁，又何怨！》。在这篇重要的抒情散文中，季羡林袒露心扉，倾泻出了几年来郁结于胸中的悲戚之情，这是他当时心灵的真实写照。他写道：我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是不是与此有些关联呢？恐怕是有的。在我灵魂深处，我对之死抱终天之恨，没有任何仙丹妙药能使它消泯。今生今世，我必须背着这个十字架，我决不再有什么任何形式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又是什么呢？然而我最近梦寐以求的悲剧性，又决非如此简单，我心目中的悲剧，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这些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恤、慨叹与忧思的悲剧，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悲剧。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我好像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大概期望的是类似能“净化”（hashasois）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相隔上万里，相距上千里，得到它又谈何容易啊！然而我却于最近无意中得之，岂不快哉！岂不快哉！这里面当然也有遗弃之类的问题。但并不是自己被遗弃，而是自己遗弃了别人。自己怎么会遗弃别人呢？不说也罢。总之，在我家庭中，老祖走了，德华走了，我的女儿婉如也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我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条件都已具备。只待东风了。 !纵浪大化中（2）孔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这篇文章传递了季羡林当时内心悲愤之情的信息。在平静的语调背后，涌动着滔天的巨浪。在模糊的词语中，有着深邃的内涵。季羡林一生饱经忧患，到了望九之年，家庭又连遭不幸（1996年，他的女婿又离开人世），一个本来美满幸福的家庭得而复失，最后只剩下了他一个“孤家寡人”，其心情之悲痛、凄凉，概可想见。但是，季羡林是坚强的。他没有被厄运击倒，从此心灰意懒，一蹶不振。相反，他艰难地，步履蹒跚地，在捱过了两三年痛苦的日子以后，到了1998年，终于走出了孤独、悲伤的阴影，重新恢复了生活的信念，开始了新的生活。他这种心情的转变，可以从他在1998年写的《虎年抒怀》中看出来。他写道：我现在的心情是一方面感觉自己还年轻，在北大教授的年龄排名榜上，我离开状元、榜眼，还有一大截。我至多排在十五名以后。而且，我还说过到八宝山去的路上，我决不“加塞”。然而，在另一方面，我真觉得自己活得太久了，太累了。几十年的老友不时有人突然离开人间，这种“后死者”的滋味是极难受的。两种心情矛盾的结果，往往是后者占了上风。在这篇《抒怀》的最后，他写道：在“古代诗人”中，苏东坡是我最喜欢者之一。记得十几岁做诗谜时，我采用的就是苏东坡全集。虽然不全懂，但糊里糊涂地翻了一遍。最近一两年来，又特爱苏东坡的词，我能够背诵不少首。我独爱其中一首“浣溪沙”。题目是“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原文是：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东坡问：“谁道人生无再少？”我答曰：“我道人生有再少。”我现在就有“再少”的感觉。这是我的现身说法。但是，我的“再少”在我内心中似乎还是有条件的：吃饭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而是工作。如果活着只是为了吃饭，还不如不活为佳。季羡林从八十岁开始，自命为陶渊明的信徒，并且把陶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这首陶诗旷达倒是旷达，但总给人一种对命运的无为、无奈的感觉，稍嫌有点消极。季羡林到了八十七时，用东坡词替换了陶诗，作为自己新的座右铭。东坡词的境界之博大，气势之雄健，不甘于受命运摆布积极的人生态度，显然比陶渊明更能激励季羡林，况且，季羡林“我道人生有再少”，斩钉截铁，铿锵有力，掷地可作金石声，分明表现出季羡林在走过一段暗路后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昂扬振奋的心情。这是季羡林在望九之年精神状态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超越。到了2000年12月30日，季羡林在写《九十述怀》时，已经完全摆脱了几年来压在他心头的重负，恢复了昔日乐观的心情，并且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雄心壮志。他写道：在一般人心目中，家是停泊休息的最好港湾。我的家怎样呢？直白地说，我的家就我一个孤家寡人，我就是家，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害饿。这样一来，我应该感觉很孤独了吧。然而并不。我家庭“成员”实际上并不止我一个“人”。我还有四只极为活泼可爱的，一转眼就偷吃东西，从我家乡山东临清带来的白色波斯猫，眼睛一黄一蓝。我的家庭“成员”还不止这样多，我还养了两只山大小校友张衡送我的乌龟。我还饲养了五只大甲鱼。最让我高兴的是，我还结交了不少新。他们都是著名的书法家、画家、诗人、、教授。我们彼此除了真挚的友情和友谊之外，决无所求于对方。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亲属，胜似亲属。有人说：“人生得一足矣。”我得到的却不止一个知己，而是一群知己。有人说我活得非常滋润，此情此景岂是“滋润”二字可以概括！文章末尾，季羡林充满信心地写道：不管怎样，反正我是非走上前去不行的，不管是坟墓，还是野百合花，都不能阻挡我的步伐。冯友兰先生的“何止于米”，我已经越过了米的阶段。下一步就是“相期以茶”了。我觉得，我目前的选择只有眼前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并不遥远。等到我十年后再写《百岁述怀》的时候，那就离茶不远了。季羡林在完成这次精神上的超越以后，完全回复了往日平和乐观的心态。大家又看到他那发自内心的笑容，又听到他宛如孩子般清纯的笑声了。季羡林虽不锻炼身体，到八十岁时，他身体的状况却比同龄人还算略胜一筹，除了偶尔患心律不齐的毛病，就是每年秋冬之际，哮喘病时有发作。这两种小病并不影响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他也就不太在意。八十岁以后，季羡林步入老境，身心两个方面，都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眼睛首先出了问题，看东西模糊起来，逐渐连红绿颜色都分不清楚了。医生检查，确诊为白内障。于是到医院动了手术。当时只做了右眼的手术，左眼留待以后再做，据说这是正常的做法。术后，季羡林的两只眼睛视力相差悬殊，右眼是0.6，左眼是0.l，看东西一明一暗，颇感不适。但不管怎样，毕竟能写字看书了，他已感到心满意足了，就这么着又凑合了几年。近些年，O.6的右眼突然又出了问题，眼球后面长出了一层厚膜，把视线挡住，尚有0.1视力的左眼视力也在下降，连0.1也达不到了。这样一来，季羡林一下子成了一个半盲人，以致伸手不见五指。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既不能看书，也不能写字，整天在昏天黑地中过日子，这对季羡林来说简直痛苦至极。他说：“我变成了‘目中无人’，即使是熟人，一尺之内才能分辨出庐山真面日。我又变成了‘不知天高地厚’，上不见蓝天，下不见脚下的土地，走路需要人搀扶，一脚高，一脚低，踉跄前进。”过了一段颇长的等待时间，到了2000年，季羡林“二进宫”，终于住进了同仁医院，经过“第一刀”施玉英大夫的治疗，他的双眼才重新“大放光明”。这让季羡林高兴得“真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他祈祷上苍：“千万不要让我‘三进宫’。” !纵浪大化中（3）天有不测风云。眼病刚刚痊愈，2001年，季羡林又因肾脏出了问题住院一个多月。2002年因心脏不适又住院治疗。人老皆有病，这也是不可抗御的自然规律，季羡林心里十分清楚，所以他并不慌张恐惧，而是泰然处之。他在2001年12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早晨一起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便血四五次。这可能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我却泰然处之，心里极为平静。文章照写不误。”季羡林对自己在疾病面前这种超然自得，淡泊处之的心态，甚感欣慰。他后来在文章中又写道：“实际上，我当时想了很多很多，浮想联翩，也想到了那一种最可怕的病。这种想法像是一团魔影萦绕在我脑际，一直陪我到了西苑医院，又住进301医院。即使是这样，我确实做到了日记中所说的‘处之泰然’。这一点颇令我自己感到无限的欣慰。”但是一旦生病便不能看书写字，这是季羡林感到比病痛更难以忍受的事。目前，九十二岁的季羡林仍然坚持早晨4点起床写作，每日工作七八个小时。1990年以后，季羡林声名日隆，名声四被。于是，各种各类人物，从国内国外纷至沓来，纷纷拥到朗润园l3公寓季羡林家里，要求同他见面。季羡林家的门坎几乎快被踏破了。有时候，季羡林一天要接待六七批来访者。他开玩笑说，自己“简直成了医院的主治大夫”，家里吃饭的屋子成了候诊室，客厅成了诊室。来访者呼名鱼贯而入。季羡林还成了照相的道具，采访者“审问”的对象。人们排队轮流同他照相。他最怕的是摄影师那一声棒喝：“笑一笑”。他说：“同老友照相，当然可以发出由衷的笑来，同素昧平生的人照相，能笑得起来吗？”2001年8月，季羡林回山东临清老家祭祖，给父扫墓，不知怎么走漏了风声，竟有六个电视台摄制组随同摄影。当地政府因为他的到来，专门清道开路，沿途岗哨林立，两旁人群夹道欢呼，官庄1700多人都出来欢迎他。季羡林见到这般情景，感到诚惶诚恐，心中十分不安，连声说：“不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家乡给我这么高的荣誉，简直像一个国家总统访问。我实在于心有愧。”可是人们完全不听他的，也不理解他的心情，盛大欢迎仪式照办不误。这让季羡林陷入了尴尬与痛苦之中。季羡林每天还收到成捆成包的信件。来信的人几乎遍布全国，男女老少都有。信的内容五花八门，匪夷所思。季羡林不可能一一回复，又不愿让来信人失望，只好请他的助手、代为回复。他曾经说过：“今后再不接受来访，再不答应什么‘主编’、‘顾问’，再不写字了。”然而，话声还没落地，敲门声已经响起，又来人了。有的人竟在门外等候四个小时，只求一见。简直成了现代版的“程门立雪”。季羡林是一位宽厚仁爱之人，岂能让客人在门外空等？只好赶紧请进家里来。实际上哪一个来访者也拒绝不了，季羡林只好自食其言，委曲求全。可是这样的“轮番轰炸”，对一位九十岁的老人来说，无论体力心力都是吃不消的。近年来，他常常发出慨叹：“我活得实在太辛苦了，我想休息一下了。“他在《九十述怀》一文中道出了自己的苦衷：在别人眼里，我现在活得真是非常非常惬意了。不虞之誉，纷至沓来；求全之毁，几乎绝迹。我所到之处，见到的只有笑脸，感到的只有温暖。时时如坐春风，处处如沐春雨，人生到此，实在是真应该满足了。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是这样惬意。古人说：“不如意事常八九。”这话对我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我时不时地总会碰到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让自己的心情半天难以平静。即使在春风得意中，我也有自己的苦恼。我明明是一头瘦骨嶙峋的老牛，却有时被认成是日产鲜奶千磅的硕大肥牛。已经挤出了奶水五百磅，还求索不止，认为我打了埋伏。其中情味，实难以为外人道也。这逼得我不能不想到休息。整个90年代，季羡林是在家遭不幸、疾病缠身和成名之累三者夹击中度过的，其中的苦痛艰辛外人是很少知道的。可是，他的三部巨著也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完成的。这里用得着季羡林喜欢的一句话：“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季羡林正是以这种坚忍不拔、锲而不舍、老当益壮的超人毅力与雄心壮志，完成了他学术研究的最后“冲刺”，登上他一生学术研究的巅峰。这同样是一种自我的超越。一种令人敬佩的生命的超越。 !仁者寿（1）l991年1月11日，季羡林写了《八十述怀》。开篇便说：“我从来没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到了八十岁，然而又没有八十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在文章末尾，他写道：“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冯友兰先生未能如愿，以九十五岁高龄离开了我们。然而，1999年8月6日，季羡林度过了八十九岁的生日，“相期以米”的愿望，像白驹过隙一样，倏然实现，并没有留下什么痕迹。现在，年届九十二岁的季羡林除了偶患疾病，住些日子医院便好了，身体器官运转基本正常，每天至少能工作七八个小时。从季羡林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实现冯友兰先生未能实现的雄心壮志——“相期以茶”，创造一个奇迹，也不是不可能的事。这使大家都感到十分欣慰。季羡林的高寿，在养生之道方面，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授之以人的“秘诀”。他每日粗茶淡饭，谈不上什么营养价值。他从不吃补药，别人送的各式各样的补品，都束之高阁。更不愿去医院看病、查体，除非不得已，才去医院拿点药。他从不锻炼，不去爬香山吸什么负离子，或者打这拳那拳，练这功那功。每天的运动量，不过是工作累了，在家门口的湖畔散散步。他甚至开玩笑说：“有那么多锻炼的时间，还不如多做一些工作呢。”他曾应《羊城晚报·健与美副刊》之约，写过一篇短文《养生无术是有术》。在文中，他说：“很多人总要问我有什么养生之术。有什么秘诀。我回答是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我有一个三不主义，这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所谓不‘嘀咕’就是，不为自己的健康愁眉苦脸，从不无病幻想自己有病。”然而，季羡林的长寿其实还是有“秘诀”的，不过他未曾说过，或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秘诀”。那就是，他那平和、博爱的胸怀和“毁誉不动，得丧若一”的心态。这从医学角度来看也是讲得通的。医学专家们不是常讲健康的比健康的体魄更重要吗？我们不是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一个身体本来很健康的人，由于内心的抑郁、失衡而折寿吗？季羡林有一篇短文，叫《做人与处世》。他在文章里写道：“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第三，个人心中思想感情矛盾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否则，生活就有苦恼。”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他一生为人处世之道的高度概括，也可以看作是他始终能做到心态平和的“秘诀”。把处理好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也当作为人处世之道的原则之一，过去我们恐怕是难以理解的。近年来，随着城市环境严重污染，长江洪水泛滥，黄河断流，各地缺水现象日趋严重，特别是近年来连续遭到多次沙尘暴的袭击之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如果处理不好生态平衡问题，人类前途堪忧，更无论个人幸福了。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包括地球上一切有生命之物），大而言之，是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小而言之，对个人来说，常常表现为一种品格，一种感情，一种情操。但凡有仁爱之心的人，对一草一木，一鸟一兽，无不关爱备至。季羡林对草木鸟兽的关爱之心，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就在上面提到的，北大办公楼前两棵西府海棠被砍伐二十年后，他写了《怀念西府海棠》一文。文中写他独自来到办公楼前凭吊西府海棠，幻想着西府海棠之魂，能重归燕园：“西府海棠之魂归来时，能有什么迹象呢？我说不出，我只能时时来到办公楼前，在翠柏影中，等候倩魂。我多么想为海棠招魂啊！结果恐怕只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奈何，奈何！在这风和日丽的三月，我站在这里，浮想联翩，怅望晴空眼睛里流满了泪水。”l992年，他家附近的一条幽径上，燕园内仅存的一棵古藤萝又被人砍伐，为此他痛心疾首，再次流下了眼泪。他写道：“从此以后，我最爱的这一条幽径，我真有点怕走了。我不敢再看那一度悬在空中的古藤枯干，它真像吊死鬼一般，让我毛骨悚然。非走不行的时候，我就紧闭双眼，疾趋而过。心里数着：一、二、三、四，一直到十，我估摸已经走到了小桥的桥头上，吊死鬼不会再看到了，我才睁开眼走向前去。此时我简直是悲哀至极，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来欣赏幽径的情趣呢？”季羡林不仅爱花木，亦爱小动物，尤其爱猫。他家二十年来先后养过四只猫。他同每－只猫都有深厚的感情。白天，他亲自为猫做饭；晚上，他与猫们同眠。他散步，猫便随其后。猫生病了，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为了让病猫能吃下饭，他再累，也要拖着疲惫的身子，走几里路，亲自去海甸肉店为猫买回牛肉或猪肝来。猫如果走丢了，他便会失魂落魄，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季羡林爱猫，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但是猫们也有让他心烦的时候：“最让我心烦的是，它偏偏看上了我桌子上的稿纸。我正写着什么文章，然而它却根本不管这一套，跳上去，屁股往上一蹲，一泡猫尿流在上面，还闪着微弱的光。说我不急，那不是真的。我心里真急，但是，我谨遵我的一条戒律：决不打小猫一掌，在任何情况之下，也不打它。此时，我赶快把稿纸拿起来，抖去上面的猫尿，等它自己干。心里又好气，又好笑，真是哭笑不得。家人对我的嘲笑，我置若罔闻，‘全等秋风过耳边’。（《老猫》）”他的散文中，有许多篇是吟咏花木鸟兽的，如《马缨花》、《香橼》、《海棠花》、《夹竹桃》、《兔子》、《老猫》、《喜鹊窝》等等。读这些文章，你会感觉到，这些动植物都是通人性的，有感情的，它们都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作者就是它们的，像天真的孩子一样，同它们一起快乐，一起悲伤，一起流泪。关于钟爱草木鸟兽的这种情结，他曾多次这样地表白过：“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我的感情太多，总是供过于求，经常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惹起万斛闲愁。真正伟大的人们是不会这样的。反过来说，他们像我这样的话，也决不能成伟人。我还有点自知之明，我注定是一个渺小的人，也甘于如此，我甘于为一些小猫小狗小花小草流泪叹息。（《幽径悲剧》）”其实真正伟大的人，才会对世间万物充满感情，正如太史公所说：“仁者爱万物。”天下凡怀有博爱之心，富于感情的人，才会具有“爱万物”的高尚情操，正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仁者寿（2）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当然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不过，季羡林有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独特的地方。他说：“至于人与人关系，我的想法是：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做人与处世》）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对世人充满了爱心。他爱生养他的，培育他的叔叔婶婶，难以割舍的儿女，教过他的老师，不论是德国哥廷根的瓦尔特施米特教授、西克教授，还是清华大学的陈寅恪教授、朱光潜教授；他爱他的同乡、和朋友：臧克家、吴组缃、林庚、李长之、冯至、胡乔木、李广田、沈从文、吴作人、王力等；他同样爱着与他童年时一起割草、玩耍，至今仍然目不识丁的一个叫杨狗的朴实的农民；他爱一切爱过他，帮助过他的人；他还爱那些虽不知道姓名，但正直、善良的可爱之人。在他创作的一百多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的热情颂扬他们的高尚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心。读他的散文，常常被他那真挚的爱心所感动，有的文章甚至是和着泪写成的，感人至深。这里仅举一例：1993年，他在《哭冯至先生》一文中写道：近几年来，我运交华盖，连遭家属和好友的丧事。人到老年，旧戚老友，宛如三秋树叶，删繁就简，是自然的事。但是，就我个人来说，几年之内，连遭大故，造物主——如果有的话——不也太残酷了吗？我哭过我们全家敬爱的老祖，我哭过我的亲生骨肉婉如，我哭过从清华大学就开始成为朋友的乔木。我哪里会想到，现在又轮到我哭冯至先生！”白发人哭黑发人”固然是人生至痛，但“白发人哭白发人”，不也同样的惨痛吗？我觉得，人的眼泪不可能像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几年下来，我的泪库已经干涸了，再也没有眼泪供我提取了。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女士读了这篇悼文后，专诚给季羡林写了－封信，信中说：“拜读大作《哭冯至先生》，使我热泪盈眶，久久不能平静！冯至先生的谢世，是我国界、翻译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冯至先生走了，他得到了‘解脱’，而留给生者的是难以忘却的怀念！他地下有知，读到您如此亲切诚挚的悼文，也会含笑九泉的。可我们却为您的健康担心，用自己的血泪来写悼文，可－而不可再啊！”郑曼女士这里说的“可一而不可再啊！”是有所指的。她曾在1987年读过季羡林的《重返哥廷根》－文。文中描述他在养老院中与他的“博士父亲”瓦尔特施米特见面时的情景，深夜离别时依依难舍的场面，使郑曼女士感动得泪湿衣襟。她于是打电话告诉季羡林：“我读了您的《重返哥廷根》，都哭了。”季羡林回答说：“我是含着泪写的。”郑曼女士担心季羡林这样一次次地用血泪来写文章，有害健康，所以才有“可一而不可再”的话。一周以后，郑曼女士收到了季羡林的回信：郑曼克家：你们的来信收到，谢谢！苏轼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这个道理，我经过八十多年的生活历程，是完全理解的。然而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每遇到悲离之事，则仍不能排遣，实在无可奈何也……但是，“对待坏人，又另当别论”。季羡林绝非好好先生。他对一切恶人恶事决不姑息迁就，有时甘冒生命的危险与恶势力斗争。季羡林对“坏人”的看法，颇有新意，不妨在这里多说几句。1999年7月24日，他在《新民晚报》的“人生漫谈”专栏中，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就叫《坏人》。他写道：“积将近九十年的经验，我深知世界上确实是有坏人的。……那么，什么又叫做‘坏人’呢？记得曾说过，干损人利己的事还可以理解，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千万干不得。我现在利用鲁迅的话给坏人作一个界定：干损人利己的事是坏人，干损人又不利己的事，则是坏人之尤者。”“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这有点形而上学了。但是我却没有办法。天下哪里会有不变的事物呢？哪里会有不变的人呢？我观察的几个‘坏人’偏偏不变。几十年前是这样，今天还是这样。我想给他们辩护，都找不出词儿来。有时候我简直怀疑，天地间是否有一种叫做‘坏人基因’的东西？可惜没有一个生物学家或生理学家提出过这种理论。我自己既非生物学家，又非生理学家，只能凭空臆断。我但愿有一个坏人改变一下，改恶从善，堵住我的嘴。”季羡林这种关于坏人的看法，也许欠缺理论基础，也许会遭到生物学家、伦理学家们的质疑，但是它符合生活实际，尽管目前科学还不能证实它。而且许多人都会有同感，只是还没有人像他这样直言不讳地说出来罢了。最后，再来谈一谈他做人处世的第三条原则：处理好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平衡的关系。每一个与季羡林有过接触的人，都会有一种共同的感觉，那就是他性格的平和、宽厚与朴实。他从不疾言厉色，也从未见他发过火，骂过人，抱怨过什么事。一般人看见他平时严肃认真，不苟言笑的样子，会觉得他是一个刻板而枯燥无味的人，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正像许多了解他性格的人所说的，他就像一个“铁皮暖瓶”，表面上严肃得有点让人敬畏，内心却是滚烫的。同他谈话，你才会了解到他的睿智与幽默，听到他发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声，看见他露出宛如孩子般天真的笑容。从表面上，你永远不会看出他内心有什么痛苦与烦恼，似乎他永远安详、恬静，像一潭平静的池水。事实上，他内心的痛苦与矛盾，一点也不比常人少，甚至比常人要多得多，只不过他从不对别人说起而已。比如，1999年，他在一篇叫《世态炎凉》的短文中写道： !仁者寿（3）我已到望九之年，在八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一波三折，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爬起来，爬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可真正参透了世态炎凉的玄机，尝够了世态炎凉的滋味。特别是十年浩劫中，我因为胆大包天，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炙手可热的“老佛爷”，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帽子，被“打”成了反革命，遭受了极其残酷的至今回想起来还毛骨悚然的折磨。从牛棚里放出来以后，有长达几年的一段时间，我成了燕园里一个“不可接触者”。走在路上，我当年辉煌时对我低头弯腰毕恭毕敬的人，那时却视若路人，没有哪一个敢或者肯跟我说一句话的。我也不习惯于抬头看人，同人说话，我这个人已经异化为“非人”。……雨过天晴，云开雾散，我不但“官”复原职，而且还加官晋爵，又开始了一段辉煌。原来是门可罗雀，现在是宾客盈门。你若问我有什么想法没有，想法当然是有的，一个忽而上天堂忽而下地狱，又忽而重上天堂的人，哪能没有想法呢？我的想法是：世态炎凉，古今如此。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有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这就是他在遭到那么多大劫难后，仍然能够保持平衡的“秘诀”。这“秘诀”其实非“秘诀”，不正是孔子当年在回答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时说的“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吗？孔子在这里强调的是“恕道”的永恒意义。孔子这句话，世人皆知，不是什么“秘诀”。但是，世人皆知，并不等于世人皆能做到。能做到的人，从来就是很少的，尤其在今天。当然，一个人除了政治上受迫害，会使心灵遭受极大痛苦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同样会使人心理失衡，比如权力、地位、金钱、死亡等等。季羡林从不追求权力、地位和金钱，这是人所共知的。对于死亡，他的坦然和超脱，简直使人吃惊。他曾开玩笑说：“我是曾经死过一次的人。……从l967年12月以后，我多活一天，就等于多赚了－天，算到现在，我已经多活了，也就是多赚了三十多年了，已经超过了我的满意程度。死亡什么时候来临，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我随时准备着开路，而且无悔无恨。……我自己的确认为死亡是微不足道极其自然的事。连地球，甚至宇宙有朝一日也会灭亡，戋戋者人类何足挂齿！”（《谈老年》）一个连死亡都参透了的人，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他痛苦和忧虑呢？古代的两位圣人：孔子和孟子，都是长寿之人。孔子活了七十三岁，孟子活了八十四岁。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寿命，算得上是长寿纪录了。这两位圣人长寿的“秘诀”是什么呢？孔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知者乐，仁者寿。”季羡林长寿的“秘诀”，大概也就在一个“仁”字上吧！ !辉煌的学术成就（1）如果用百米赛跑来比喻季羡林一生的学术研究历程的话，那么，可以说六十七岁（1978年）以前，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干扰，只跑了二三十米；六十七岁至今（2002年）的二十四年时间内，则跑完了最后的七八十米。而在最后的七八十米跑中，从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则是他最后的冲刺阶段。所以他说：“我的学术研究冲刺起点是在八十岁以后。”在这最后十年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三部学术著作：《糖史》、《吐火罗文译释》和《佛教史·龟兹与焉耆的佛教》。这三部巨著的完成，了却了季羡林平生的心愿，也可以说给他六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工作划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说到季羡林写《糖史》和《吐火罗文译释》两部书，倒有一些值得一提的事。季羡林写《糖史》需要搜集大量的资料，引用别人的著作甚至观点，不可避免。引他人的著作和观点，必须注明出处，这是起码的学术道德，季羡林决不敢有违。可是，季羡林所需的资料都在古书中，这些书现在尚未输入。他只能采用最原始，最笨，可又决不可避免的办法，这就是找出原书，一行行，一句句地读下去，像砂里淘金一样，搜寻有用的材料。为了写《糖史》，他用了两年时间，天天跑北大图书馆，查《四库全书》，硬是把一部《二十四史》翻了一遍，详细摘引出其中的宝贵资料。他在回忆这段工作时写道：我曾经从1993年至1994年用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除了礼拜天休息外，每天来回跋涉五六里路跑一趟北大图书馆，风雨无阻，寒暑不辍。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季羡林人生漫笔·我的学术总结》在这两年中，季羡林一直沉迷于书山书海之中，不但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健康，也忘记了燕园的旖妮风光。他写道：“在这两年中，我几乎天天都在燕园瑰丽的风光中行走，可是我都视而不见，甚至不视不见。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人视为奇观胜景，也未能逃过我的漠然、懵然，无动于衷。我心中想到的只是大图书馆中盈室满架的图书，鼻子里闻到的只是书香。”季羡林这种忘我的治学精神真可谓“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了。《糖史》写作完成以后，他又着手《吐火罗文译释》的写作。这时，他把阵地从大图书馆移到家里。“运筹于斗室之中，决战于几张桌子之上。”《吐火罗文译释》也不是一座容易攻克的堡垒，最大的困难在于缺乏资料，而且多是国外的资料。没有办法，他只好向海外求援。现在虽然号称为信息时代，但是季羡林要的资料多是刁钻古怪的东西，一时难以搜寻，只好耐着性子等待。等得不耐烦时，心里经常像火烧油浇一样，却毫无办法，只能听天由命。如此又熬了一年，才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写作。在完成《弥勒会见记剧本》后，他长吁了一口气，本想休息片刻，没想到《中国佛教史》的写作任务又找门来。其中“新疆卷·龟兹与焉耆的佛教”目前国内只有他一人能写，推辞不了。只好又拿起笔来，继续战斗下去。耄耋之年的老人，仍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焚膏继晷”地进行学术研究“冲刺”，完成了几百万字的重要学术著作，这件事无论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在世界学术史上，恐怕都是一个奇迹，不说绝无仅有，至少也是十分罕见的现象。从1978年至2002年的二十四年中，不计散文、杂文、序、跋、翻译，专就学术著作而言，约略统计，季羡林撰写了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十一部学术著作。这十一部著作是：《初探》《校注》（合著）《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中印关系史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中印文化交流史》《比较与民间文学》《敦煌吐鲁蕃吐火罗语导论》《糖史》《吐火罗文译释》等。这些论文和著作涵盖的内容包括：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糖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之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等。看了上面长长的书单和广博的内容，谁都会惊讶不已。凭一个人的智力和精力，在二十四年里竟能写出如此浩繁而艰深的学术著作，简直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何况，其内容又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学、宗教、文化交流，甚至科学技术，真是好一个“博”字了得！诚如周一良先生在《序》中所说：“羡林兄在十多个文化学术领域或层面的成就和乾隆皇帝号称‘十全武功’的成就相比较，不是光怪陆离、丰富多彩得多么？” !辉煌的学术成就（2）在这里不可能对季羡林的学术成果作全面详细的评介，既为篇幅所限，也非笔者能力所及。只能举其荦荦大者，略加介绍而己。1、《糖史》《糖史》的写作始于1981年，最终完成于1998年，是季羡林至今为止用力最勤、篇幅最大的一部学术著作。全书共分三编：第一编为国内编；第二编为国际编；第三编为结束语，共计七十三万余字。季羡林不是科学家，对可以说是个门外汉，为什么竟然写起看似科技史的《糖史》来了呢？他说：“我写《糖史》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毋宁说是写交流史。”这是因为在“糖”这种全世界人天天食用的食品背后，隐藏着一部遍及五大洲几乎所有国家的文化交流史。这部历史非常复杂，非常曲折，又非常有意义。通过研究“糖”在全世界传播的过程，便可以揭示出人类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当然，既然是写《糖史》，完全不讲科技方面的问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季羡林的《糖史》重点始终是放在文化交流上，在这一点上，他的《糖史》与李约瑟的《科学技术史》是有所不同的。季羡林写《糖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一些偶然性的因素。早在1930年代，季羡林在德国学习梵文的时候，便开始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欧美许多国的语言中（即所谓印欧语系的语言），表示“糖”这个字，英文是sugar，德文是Zucker，法文是suere，俄文是caxap，其他语言也大同小异。这些字都是外来语，根源就是梵文的sarkara。根据语言流变的规律，一个国家没有某一件东西，这件东西从外国输入，常常连名字也带了进来，在这个国家成了音译字。在中国，此类例子就多得很，比如：咖啡、可可、啤酒、苹果派等，举不胜举。“糖”借用外来语，就说明欧洲原来没有糖，而印度则有。实物同名字一起传进来，这就是文化交流。这个发现，在季羡林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产生写一部《糖史》的念头。时间过去了四十多年，到了1981年，一张当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带走的卷号为P3303的敦煌卷子，辗转到了北大历史系几位教师手中，他们拿给季羡林看。季羡林一看，像是一张有关制糖术的残卷，惊喜之至。内行人都知道，敦煌卷子中，大部分抄写的是佛经，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少如凤毛麟角，这类卷子被学者视为瑰宝，这张残卷便是有关科技方面的，自然十分珍贵。这张敦煌残卷原写在抄录的佛经背面。因为当时纸张极为珍贵，所以就一纸两用了。这张残卷字数不过几百，似乎还没写完，字迹基本清楚，但有错别字，也漏写了一些字，其中有不少难解之处，不能通读其意。季羡林决心啃一下这个核桃，可是最初也没啃动。他昼思夜想，逐渐认识到：整张卷子的关键就在“煞割令”一词上。此词若能解决，则通篇皆活，否则仍然是一座迷宫。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一天他忽然顿悟：“煞割令”不就是梵文的sarkara吗？这个谜一破，他惊喜若狂，拍案而起，立即解读其他部分，都迎刃而解，于是立刻写了《一张有关印度制糖法传入中国的敦煌残卷》一文。文章首先解读了这张敦煌残卷的内容，它讲的是印度的甘蔗种类；造糖法与糖的种类；造煞割令（石蜜）法；沙糖与煞割令的区别；甘蔗酿酒；甘蔗种植法等。接着，文章又从这张敦煌卷子提供的线索，通过大量的考证，最后得出结论：中国早就知道甘蔗，而且甘蔗制糖技术也早就有所发展，但不如印度制的糖好。于是，贞观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者到印度去学习制糖技术，取得经验回来后，中国造的糖“色味愈西域远甚”，意思就是在颜色和口味方面远远超过了印度。这本是常见的现象，中国古语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的就是这种现象。由“糖”的传播而出现的文化交流现象，使季羡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感到这是一个极有意义的研究题目，因为从糖的传播过程中，不仅可以探索出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而且沿此道路探索下去，还可以寻找到人类文化交流的轨迹。这就是季羡林研究“糖史”的发韧和滥觞。此后，季羡林就开始注意搜集有关“糖”传播的资料，并且陆续写了多篇有关“糖史”的文章，如《蔗糖制造在中国始于何时》（1981年）、《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1983年）、《欧、美、非三洲甘蔗种植和砂糖制造》（l987年）、《cīnī问题──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1987年）、《唐太宗与摩揭陀──唐代印度制糖术传入中国的问题》（1987年）、《再谈cīnī》（l994年）等。1993年和1994年两年，如前文所述，季羡林天天跑图书馆，集中精力查阅中国古籍及国外有关资料，把其中有关“糖”的资料挑选出来，再进行分析研究，最后撰写出了这部长达七十多万字的《糖史》。《糖史》用大量事实证明：糖和制糖术一千多年来，一直在中国与印度、东亚、南洋、伊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交流和传播，同时也在欧、非、美三大洲交流。《糖史》还勾勒出了这些交流的路线，考证出了交流的年代，集散的口岸，以及由于交流，制糖术水平得到逐步提高，糖的种类、品质也随之大大提高，逐渐形成我们今天常见的白沙糖、冰糖的整个历史过程。《糖史》还使我们了解到过去很少有人知道的有关甘蔗和食糖的种种知识，如：甘蔗的种类、名称、种植技术及其传播；糖的名称及其演变，糖的典故传说，它的食用和药用价值，糖的产地分布和贩运、制造工艺等等。 !辉煌的学术成就（3）《糖史》还证明了印度最早制造出了砂糖（sarkara），传到，也传到埃及和西方。因此糖字英文sugar，法文sucre，德文zucher，俄文caxap，都源自梵文sarkara。后来中国提高了制糖术，将紫砂糖净化为白糖，“色味愈西域远甚”。这样，白糖又输入印度。因此印度印地语中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中国在制造白沙糖方面居当时的世界领先地位。到了明末，中国人发明了“黄泥水淋法”，用这种方法制出来的糖，颜色接近纯白，是当时世界上品质最好的糖。明末清初，中国向外国输出的白糖，就是用这种方法制成的。其次，中国在甘蔗种植和沙糖制造技术传播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夏威夷群岛、、琉球、中南美洲、南洋群岛等等地方，中国苦力在甘蔗种植园中，努力操作，流尽了汗水，为当地经济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最后，在沙糖的运输贸易中，中国人也起过重要作用。中国制造的白沙糖曾被运到世界上许多国家，为当地人民食用和药用增添了品种，提高了当地人民的享受水平。这也可以说是蜚声全球的中国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糖史》虽不是一部纯粹的史，但是它仍然是一部在最严格意义上讲的科学著作。这是因为季羡林在写作中采用了最严格的考证方法，“言必有据，无征不信”。季羡林为了求真，在浩如烟海的中外书籍中，爬罗剔抉，像大海捞针一样地寻找证据。仅在《国内篇》中，他选来使用的资料，其出处就包括：正史、杂史、辞书、类书、科技书、农书、炼糖专著、本草和医书，还包括僧传及音义在内的佛典、敦煌卷子、方志、笔记、中外游记、地理著作、私人日记、各种杂著，还包括梵文、巴利文及英德等西文著作。阅读量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季羡林写道：“我拼搏了将近两年，我没做过详细统计，不知道自己究竟翻了多少书，但估计恐怕要有几十万页。”“几十万页”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以今天出版的汉文书来说，一本四十万字的书，大约五百页左右，即使以读了二十万页计算，季羡林为了写《糖史》，在将近两年中，也读了四十万字一本的著作在四百本以上。实际的阅读量当然只会超过这个数字，而不会更少。在世界上，到目前为止，严格意义上的《糖史》只有两部，一部是德文的，vonLippmann写的《糖史》，一部是英文的，Deerr写的《糖史》。但真正从文化交流的角度上来写的《糖史》，季羡林是“始作俑者”，是前无古人的。2001年，季羡林的《糖史》荣获“长江奖一等奖”。2、《吐火罗文译释》《吐火罗文译释》是季羡林另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它的内容包括两个部分：一、研究吐火罗文A残卷《弥勒会见记》的英文专著；二、用撰写的长篇导论。季羡林这本书的问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l98l年开始着进行译释，直到1998年正式出版，中间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