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率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三十二人进校。凌晨零点30分，工作组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会。张承先表示：坚决支持北大的革命运动，同时向北大党委宣布约法三章：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6月2日，首都各报均全文登载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说：“为陆平、彭珮云等人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云云。这篇评论员文章同时还说：“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实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指示，他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6月2日以后，北大校内形势骤变，聂元梓等人以“革命左派”身份，向“围攻”他们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整个内更加混乱。6月4日，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宣布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二）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北大党委。（三）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称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结论在北大又投下一颗炸弹，令北大师生员工感到瞠目结舌。社论一发表，北大内部就围绕这一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一派人对曾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从6月1日至6日，六天内，校内贴出五万余张大字报，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人达十万人之多。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各总支，除哲学系外，全部陷入瘫痪。 !“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3）从6月初开始，北大内便出现了打人、骂人、推搡、揪头发、撕衣服、往身上贴大字报、戴高帽子游街、坐喷气式等等粗暴野蛮的斗争方式。自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后，们便开始漫无边际，肆无忌惮地“横扫”起来。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遭到学生、职工，以及不明身份的人批斗，每天批斗十几次，家中的名贵字画，各种陈设被洗劫一空，其住所被贴上“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的对联。有些来北大声援的外校学生，随便勒令“黑帮人物”交代问题。陆平被“革命”群众揪了出来，日夜不停地批斗，批斗的场所一般就在他住的地方。他被簇拥着站在墙头上，下面群众高呼口号，高声谩骂。对陆平的批斗一时成为北大最吸引人的景观。不管什么人，只要到北大来，必然来参观一番。而且每个人都有权把陆平从屋子里揪出来批斗，好像旧日戏园子里点名角唱戏一样。北大革命小将的创造力十分惊人。北大走资派在脖子上被挂上大木牌，上面写着这个走资派的名字，再在名字上用红笔划上叉，这个天才的发明就是出自北大小将们之手。就像巴黎领导世界时装的新潮流一样，当时的北大确实领导着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挂牌子的新生事物一经出现，立刻传遍全国。不过，挂牌的钢丝越来越细，木牌越来越大，分量越来越重，以致细钢丝嵌进“犯人”肉中，鲜血直流，则是校外的“革命群众”对北大新潮流的发展，在北大似乎还没有见过。不管怎样，从6月1日以后，各高等院校纷纷效仿北大，揪斗校系领导，冲垮各级组织。此种风气迅速蔓延到中小学，以及各个部门，各个单位，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季羡林就是在这个混乱时刻从南口村回到北大参加文化大革命的。 !奉命回校（1）6月4日，在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北大师生忽然接到不知道什么人的命令：立即返校，参加大革命。季羡林赶紧收拾行李，好在他带的东西本来不多，一无书籍，二无细软，只一床被褥，一个脸盆，几件随身穿的衣服，顺手一卷，立即成行。他挤上学校派去的大汽车，坐在车上，从车窗向外望去，看见自己住了八九个月的南口村平静如常，心头不觉漾起了一缕离情别绪。但是，此时有点兵荒马乱的味道，他也顾不得细细咀嚼这缠绵的离情，只在心里说了一声：“拜拜了，南口村。”汽车启动了。他看了看东语系那位总支，只见他神情严肃，沉黙不语。季羡林想，他的政治细胞比自己多，阶级斗争经验也比自己丰富，他沉默不语，必定是有什么不祥的预感。季羡林虽然心里也没底，有点嘀咕，但是也没有时间考虑得太多。以前从南口村请假回家时，心里总是兴高采烈的，但是这次回校却惴惴不安，好像走向一块“未知的土地”。一个多小时以后，汽车开到了燕园。季羡林原来在车上还天真地期望，会有东语系的教员和前来迎接他们，热烈的握手，深情的寒暄。因为总支书记和他，毕竟还是总支书记和系主任，还没有被罢官嘛。然而一进校门，令他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是不久前离开的燕园呀！这简直是一个大庙会。校内林荫道上，横七竖八地停满了大小汽车。自行车更是多如过江之鲫。房前树下，角角落落，只要有点空隙，就挤满了自行车。至于校内的人和校外来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喧声直上九重霄。以大饭厅为中心，人们成队成团，拥拥挤挤。抬头望去，墙上，地上，树上，布满了大小字报，五光十色，简直是一个人的海洋，大字报的海洋。季羡林哪里知道，从6月1日起，燕园就天天如此。到北大来朝拜“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人，像潮水一般涌进燕国。在革命派的眼中，北大己经成为极其神圣，极其令人向往的圣地，超过了麦加，超过了耶路撒冷，有的甚至不远千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地赶了来。他们坐的汽车，一进校门，就寸步难行，大家只好下车步行。什么迎接，什么握手，什么寒暄，都抛到爪哇国里去了。同行的那位总支书记，一下车，就被革命小将“接”走，或者“劫”走，接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他是钦定的“走资派”，陆平的“黑帮”，大概理应如此吧。此时季羡林也管不了这么许多，只是心中暗暗庆幸，幸亏沒有人来接自己，要不然，自己也会像那位总支书记一样，被“劫”到不知什么可怕的地方去了。刚才在车上自己还幻想会有人来迎接自己，说明自己在政治上实在太愚蠢，太幼稚，他在心里责骂自己：“简直像一头蠢驴。”季羡林在目瞪口呆之余，稍稍定了定神，意识到，虽然没有迎接，没有欢迎；但也没有怒斥，没有拳打，没有脚踢，自己现在还是一个自由人，还有行动自由，便挤进了人群，一手抱着铺盖卷，一手提着脸盆，茫然地向朗润园13公寓的家走去。季羡林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是，还没有人来“接”他，他还能住在家里，还有行动自由，这说明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沦为“牛鬼蛇神”，还不属于“横扫”的对象，这让他稍许安心。至于有人给他贴大字报，这是应有之义，毫不足怪。幸而大字报不多，主要的一张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关于《春满燕园》的那一张。大字报的大标题是：“季羡林的《春满燕园》是一株复辟资本主义的大毒草！”其论点是：歌颂春天，就是歌颂资本主义复辟。写教师备课，学生晨读就是“业务挂帅”、“智育第一”，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季羡林当时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即使这样，当他看到这一张大字报的时候，除了吃惊以外，“心里觉得十分别扭，像吃了一肚子苍蝇似地，直想作呕。”“为什么最美好的季节春天竟成了资本主义的象征呢？学校之所以要办，就是让人来念书的，为什么在学校里，一提念书就成了‘修正主义’呢？”他一边看大字报，一边在心里问道。可是，大字报从来只下结论，不做推理分析；只扣帽子吓人，不摆事实讲道理。这正是大字报威力的奥秘所在。季羡林看完大字报，心中忿忿不平，不由地“哼”了一声。就是发生在这十分之一秒钟时间里的“哼”声，也没能逃过“革命小将”警惕的耳朵，暗中给他记下了一笔账。后来，季羡林成了“死不改悔”的“死硬派”，经过上百次的批斗，罪名多如牛毛，但是，《春满燕园》宣传资本主义复辟和业务挂帅这条罪状，像中药中的甘草一样，哪次也少不了。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很难说清楚的。季羡林此时的思想就是极其复杂，极其矛盾，甚至是不可思议的。他在心中思忖：自己虽然对文化大革命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搞这场革命，他也不甚了然，但是打心眼里还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他说：“我在当时一直到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我总是虔心敬神，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有许多事情，他又无论如何不能理解，比如，“为什么每一个单位必定有一个走资派？如果每一个小头头都成了走资派，那么，我们工作的成绩是怎样来的呢？”再说，走资派也好，反动学术权威也好，如果他们犯了什么罪，就判什么刑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折磨他们，侮辱他们呢？季羡林的这些道理自然没有地方可以去讲，也没人可讲。他便只好想：“既然上头认为是这样的，‘革命小将’也认为是这样的，那就只有这样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嘛，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奉命回校（2）季羡林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带有普遍性的。大革命开始时，除了最高层了解内情的少数人以外，绝大多数老百姓并不了解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又都是“紧跟”和“坚决拥护”的，要不然，“文革”的烈火怎么会呼啦一下燃遍全国呢？而且群众情绪之激昂，热情之高涨，斗志之昂扬，也是前所未见。那些被批斗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们，大多数当时也认为自己“罪有应得”，丝毫也没有怀疑过这场革命的正确性。没听说过谁在当时就能洞若观火，看出这是一场浩劫。甚至有的人被迫自杀以后，在他们的遗书上仍然写着“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这都是令人十分费解的现象。这里不想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只是想交代一下季羡林当时的思想状态。林彪当时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在执行中加深理解。”这句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提倡盲从的话，当时也没有谁认为是错误的。这句话正是针对少数对文化大革命心存疑问的人说的，而且似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季羡林这时还是一个自由人，可以到处逍遥。他也需要时刻了解革命动向，特别是针对自己的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以便有所准备。因此，他每天都到里去转一转。6月4日以后，燕园里一天比一天热闹。许多边远省份的人，越过万水千山，赶来朝拜北大这一块圣地。燕园平时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这“八方风雨会燕园”的日子里，却显得极其窄狭。山边树角，角角落落，到处都挤满了人。季羡林在燕园中行走，感到自己像是“大海中的一滴水，太仓中的一粒米”一样渺小。他除了看大字报以外，还看了不少批斗的场面。他在《牛棚杂忆》中回忆道：如果在屋中，则走资派站在讲台上，低头挂牌。“革命”群众坐在椅子上。如果在室外，则走资派站在椅子上，墙头上，石头上，反正是高一点的地方，以便示众，当然是要低头挂牌。我没有见过批斗程序，但批斗程序看来还是有的。首先总是先念语录，然后大喊一声：“把某某走资派押上来！”于是走资派被两个或多个戴红袖章的青年把手臂扭到背后，按住脑袋，押上了审判台。此时群众口号震天，还连呼“什么万岁！”主要发言人走上前去发言进行批斗。发言历数被批斗者的罪状，几乎百分之百的造谣诬蔑。最后一定要上纲到惊人的高度：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反正说什么都是真理，说什么都是法律。“革命”群众手中的帽子一大摞，愿意给“犯人”戴什么，就戴什么，还要问“犯人”承认不承认，稍一迟疑，立即拳打脚踢，必至“犯人”鼻青脸肿而后已。在北大东语系，此时批斗的对象，一个是上面提到的那位总支，帽子是走资派；一个是与季羡林的同行，教梵文的一位老教授，帽子是历史反革命加反动学术权威。季羡林在回忆对这两人的批斗时写道：对总支书记的批斗我只见过一次，是在一个专门为贴大字报而搭起的席棚前面，席棚上贴的都是关于他的大字报，历数罪状，什么“牧羊书记”之类的人身攻击。他站在棚前，低头弯腰。我不记得他脖子上挂着木牌，只在胸前糊上一张白纸，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上面用朱笔画了一个叉。这是从司法部门学来的，也许是从旧中学来的。一个犯人被绑赴刑场砍头时，背上就插一个木牌，写着犯人的名字，上面画着红叉。此时书记也享受了这种待遇。批斗当然是激烈的，口号也是响亮的。批斗仪式结束以后，给他背上贴上一张大字报，勒令“滚回家去！”大字报不许撕下来，否则就要罪上加罪。对那位教授的首次批判是在外文楼上大会议室中。楼道里，从一层起直到二层，都贴满了大字报。还有不少幅漫画，画着这位教授手执钢刀，朱齿獠牙，点点鲜血从刀口上流了下来，想借此说明他杀人之多。一霎时，楼内血光闪闪，杀气腾腾。这样的气氛对一个根本不准发言的老人进行所谓的“批斗”，其激烈程度概可想见了。结果是参加批斗的青年学生群情激昂，真话与假话并举，唾沫与骂声齐飞，空中溢满了火药味。一只字纸篓扣到老教授头上，不知道是哪位小将把整瓶蓝墨水泼到了老教授身上，他的衣服变成了斑剥陆离的军装。老先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被勒令“滚蛋”走回家去的。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从6月1日至17日，北大被乱打乱斗的教师、学生达一百七十八人。6月10日，历史系教授汪篯在家中自杀，时年仅五十岁。汪篯曾是陈寅恪的学生，追随陈多年，并担任过陈的助手，与季羡林私谊甚篤。前文中曾经提到过，l953年，汪奉郭沫若之命，前往广州劝说陈寅恪北上担任历史研究所二所所长，被陈拒绝。后来，汪调北大历史系任教。60年代初，汪篯已经在治隋唐史方面成绩斐然，颇有名气，被称为“党内专家”。1963，经部批准，晋升为北大历史系教授。可是，“文革”刚刚开始没几天，这位富有才华的历史学界的新星，便陨落了，成了疯狂年代政治祭坛上的第一批祭品。这件事对季羡林震动极大。汪篯自杀后，北大教师中连续发生多起自杀事件。 !“逍遥”半年（1）聂元梓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第一签名者，已经名满天下，但是运动初期，北大“文革”由工作组领导，她不过是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下设的一名办公室主任。直到7月28日，北大成立了以聂元梓为主任的“革命筹备委员会”，聂元梓终于从工作组手中夺了权，实现了她独掌北大大权的梦想。7月29日，全国人民从广播里听到了刘少奇、在人大会堂万人大会上做检查的实况广播。这是老百姓第一次听到国家主席作检查，吃惊不已。刘少奇在这个被称之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的检查中，承认自己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并宣布：中央决定撤出各单位的工作组。会后，大家才明白，工作组的错误其实跟张承先没有多大关系，根子在上面。同时群众也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两个月来翻云覆雨的折腾，原来是最高领导层出现了裂痕。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人们终于明白了，在共产党内还有一个司令部，就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打倒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决定林彪为接班人，刘少奇在国家领导人排序中，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从7月30日至8月3日，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筹委会”连续召开三次全校批斗大会，批斗张承先，清算工作组的错误。但是张承先说：“我始终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错误？”8月4日，康生、江青等再次来到北大参加大会，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对北大“校文革筹委会”的成立表示祝贺。在会上，康生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书。”8月13日，工作组全部撤出了北大，到市委党校集训。8月15日，聂元梓的“校文革筹委员”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领导干部被揪上台陪斗，被斗和陪斗的人一律挂黑牌、坐喷气式。8月17日，毛泽东题“新北大”三个字。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第一次检阅红卫兵，并接见北大师生代表。8月19日，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各系、各单位相继成立校红卫兵联络站。8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的社论，社论说：“不把旧北大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倒，打碎，新北大就不可能建立起来。”9月11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聂元梓任委员会主任。至此，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季羡林当时对上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当然是不清楚的。他只感到，自己此时仍然是个自由人，还没有人来揪他，但是这更让他感到惴惴不安。就好像天上飞的鸟儿，看起来是自由的，但是猎人随时都可能扣动扳机，把它打下来，终日胆战心惊那样的感觉。季羡林知道自己现在是座泥菩萨，随时都有可能被揪出来，所以最好还是少出头露面，把尾巴夹紧点，老老实实呆在家里为妙。6月18日38楼发生大规模乱揪乱斗事件时，他就没敢去看，自己独坐家中，只听到南边人声鼎沸，口号震天，心里紧张万分。至于后来发生的轰工作组，万人“辩论大会”，聂元梓上台，十万人批斗陆平、彭珮云大会等重大事件，他都没敢亲临现场，只是道听途说，或者从大字报上看到而已。他虽然暂时逍遥，颇为惬意，但是在家里呆着，心里总不踏实，脑子里整日胡思乱想。有一件事一直萦绕他的心中，挥之不去，这便是：自己头上究竟应该戴一顶什么帽子？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头上也是应该戴一顶帽子的。自己在东语系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难道就能这样蒙混过关吗？他苦苦思索，自己该戴什么帽子呢？在当时帽子满天飞的情况下，他觉得有两顶帽子，对自己是现成的：一个是走资派；一个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认为这两顶帽子对他非常合适，不大不小，恰如其分。他是一系之主，虽然只是个芝麻官，但毕竟是个官，那就是当权派无疑了。至于走没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但是他想，既然全国几乎所有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难道他不走吗？因此，他认为这顶帽子对自己蛮合适。他是一级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权威”二字当然推辞不掉。至于是不是资产阶级呢？他想，资产阶级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自己有个人考虑，而且不少，这当然就是资产阶级了。资产阶级就反动，再加上学术权威，自己不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又是什么呢？季羡林一想通了不过如此而己，反倒心里踏实多了。季羡林毕竟是书生，他哪里知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他真的被揪出来的时候，岂止是这两顶普普通通的帽子，那是他万万想不到的，足以致他死命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他最关心的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自从50年代学习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后，他就知道，矛盾有两种：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还有一种所谓“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虽然这种理论高深莫测，玄而又玄，缺少明确的法律界定和定量分析，但是，季羡林当时仍然对这个理论佩服得五体投地。在无数次学习会上，谈学习体会，眉飞色舞，大放厥词。然而现在问题发生在自己身上了，才知道，这是十分重要的问题。他曾经看到那些被戴上敌我矛盾帽子的人，毕恭毕敬，如履薄冰，如坐针毡，夹起尾巴做人，还会随时招来横祸。过去他对这些人的内心感受，从来没有关心过，也从来没有想过。现在才明白，这实在是痛苦万分的事。他左思右想，前瞻后顾，想知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矛盾？但是苦思冥想，也没有得到答案，又不能去问别人，估计别人也说不清楚。这又使他陷入困感之中。他说，他当时的处境是：“身处敌我之间，心悬两类之外，形迹自由，内心矛盾，过着有忧有虑的日子。” !“逍遥”半年（2）有一天，他正在家里看书，忽然传来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接着闯进几个，声称是来“破四旧”的。什么叫“四旧”？季羡林也说不清，只好由这群红卫兵裁决。他的桌上，墙上，床上摆着挂着许多小摆设，这些就成了他们破的对象。红卫兵说什么是“四旧”，季羡林就立刻拿掉或者砸掉，心里连半点反抗的意思都没有。半个小时内，季羡林自己“破”了不少心爱的东西。其中有一个是他从无锡带回来的惠山泥人大阿福，是个胖胖的满面含笑的孩子，非常逗人喜欢，也摔得粉碎。小将们不知道怎么灵机一动，发现挂在墙上的领袖像上一点灰尘也没有，便说：“这是不是你刚挂上去的？”季羡林连忙答道：“不是。因为我天天撢土，所以才没有灰尘。”事实上，确实是季羡林刚挂上的。革命小将的虔诚和细心，令季羡林吃惊之余，由衷地佩服。但是，这次行动，使虔诚达到顶峰的季羡林心里也产生了一点叛逆想法：“要想破四旧，地球上最旧的东西无疑是地球本身，被破的对象地球应当首当其冲。顺理成章地讲，为什么不先把地球破掉呢？”还有一次，季羡林到外文楼去，在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告示：“勒令季羡林交出人民币三千元！”季羡林看完，发现在自己姓名前面没有任何修饰语，既无“走资派”，也没有“资产阶纵反动学术权威”，使他失望之余，又感到惊喜。他暗想：“这至少说明，在革命群众中，还没有给我扣上一顶什么帽子。”但是，小将们既有成命，他当然要诚惶诚恐加以执行。于是立刻取出三千元存款，送到学生宿舍指定的房间。季羡林满脸堆笑，把钱呈上。几个学生脸上都有点怪物相，不动不笑，令季羡林毛骨悚然。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们拒绝接受，说：“你拿回去吧！”季羡林敬谨遵命，退了出来。这究竟耍的是什么把戏，至今季羡林也不明白。革命群众并没有把季羡林忘掉，时不时地把他叫去开批判会。请注意，是“批判会”，而不是“批斗会”，一字之差，差以万里。批判会主要批他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学生们管这叫“修正主义”。这种批判对季羡林来讲，早已是老生常谈，习以为常的事了。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如果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话，我乐意接受修正主义这顶颇为吓人的帽子。解放后历届政治运动，只要我自己检查或者代表东语系检查能够检查这一点，检查到自己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修正主义思想，必然能顺利过关。“大革命”也不例外。但是我是一个“死不改悔”者，检查完了，关一过，我仍然照旧搞我的修正主义。到了今天，回首前尘，我恍然有所悟。如果我在过去四十年中没有搞点修正主义的话，我今天恐怕是一事无成，那七八百万字的著译也决不会出现。我真要感谢自己那一种死不改悔的牛劲了。不管怎样，这段时间里，给季羡林头上戴的，不过是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有点联系的智育第一，业务至上的帽子，而且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心里真是感到十分满意。虽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非完全美妙，说不定什么时候，什么原因，会被革命小将揪出来批斗，但毕竟现在还是自由的，就不再去想那么许多，自己乐得先快活一阵再说吧。《演义》里开宗明义第一句话便是：“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不论是久远的历史，还是短命的北大校文革历史，都脱不出这条规律。“聂记校文革”成立不久，全校“大一统”局面尚未形成，便“烽烟四起”，“渔阳鼙鼓动地来”，出现了分裂。从8月份开始，北大出现了众多的造反派组织。它们各自为政，独立行动，不受任何人领导，人自为战，队自为战，派自为战，于是北大里便再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当时成立造反组织不需要登记，不需要经过任何人批准，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只要自己贴一张大字报宣布自己叫什么战斗队，写上几句“东风吹，战鼓擂，现在谁也不怕谁”，再喊几声“万岁！”就可以了。当然，起名字也是颇有讲究的，譬如：“新北大”、“红旗飘”、“井冈山”、“东方红”、“东风”等，以见其革命性；取自诗词的也成为时髦，如“缚苍龙”、“九天揽月”、“跃上葱笼”“从头越”等；也有颇为吓人的，如“铁锤”、“清道夫”；还有一目了然，干脆明快的，如“干到底”、“揭老底”之类的，五花八门。至于战斗队的人数，则极为参差不齐，大的几十人、几百人；小的十几人，四五人；据说还有一个人的战斗队。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18日至10月15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全校出现的各类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战斗组约九十二个，参加者三千余人。以后又陆续增加了许多。这些造反组织首先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横扫四旧”，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校内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干部80%以上均被抄家，甚至有的外籍专家也被抄家）。红卫兵还以反“四旧”的名义，将临湖轩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改名为“反修园”；南阁改名为“五二五楼（因聂元梓等的大字报写于5月25日）”；俄语系也一度改名为“反修系”。聂记校文革宣布：将6月l日定为北大校庆日。 !“逍遥”半年（3）造反派在“横扫”之后，便开始打内仗。到了l0月中旬，原来和聂元梓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各派虽然表面上慷慨陈辞，革命不离口，实质上目的都在争夺北大的领导权。当时聂元梓是“老佛爷”，校文革就是朝廷，因此争论的焦点便是聂元梓和她的校文革是否执行了正确路线。反对派说：“聂元梓上台以后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拥聂派则说：“聂元梓执行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此时还未开始“文攻武卫”，主要还是以笔杆子为武器，用大字报进行战斗。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擦，争斗，兼并，重组，众多的造反派组织逐渐形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新北大公社，是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的；一派是井冈山兵团，是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到了1967年“一月夺权风暴”后，大专院校的红卫兵也分裂为“天”派和“地”派两大派。各校的红卫兵组织，出于种种原因，分别归属于两派麾下。聂元梓和校文革除了与反对派打内战以外，还奉中央文革小组之命，杀向社会：到上海去支持王洪文的造反派夺上海市委的权；批斗北京市委、中宣部、部的“走资派”；参加“刘少奇罪行调查团”、“揪叛徒调查团”；批判朱德、、贺龙等党和军队领导人的“罪行”等，忙得不亦乐乎。聂元梓和校文革穷于应付内外两条战线的战斗任务，已经显得力不从心，更无暇关注批斗校内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再加上从1966年8月份开始的大串联，早已风行全国，北大师生大部分也都离校外出串联去了，一时间，喧闹的北大忽然冷清起来。季羡林在“文革”初期，想象自己头上应该戴的两顶帽子，结果半年过去了，一顶也没给他戴上。从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差不多半年多的时间里，季羡林完全成了一个自由民。这时，没有人来“勒令”他拿出钱来，也没有人再到他家去扫“四旧”，相反，他还参加了一些社会工作和集体劳动，这使他喜出望外。他说：“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没有被划为走资派，而今仍然浪迹革命之内，滥竽人民之中，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应该感到满足了。”在这段日子里，他首先参加了接待来北大串联的“革命小将”的工作。全国大串联开始后，各地、各类人物，都打着“革命”的旗号，到处串联。几千万人，在全国各地漫游，四处造反。中央文革命令各单位要好好接待这些“革命小将”。小将们坐车乘船都不花钱，吃、住费用全由接待单位负责，整个儿一个免费大旅游，全世界都找不到这样的好事。串联的造反派，不需要任何身份证明，也没有单位的介绍信，就凭一身旧军装，再加一副造反派的派头就足够了。这副“尊容”，人见人怕，列车员不会向你要票，连警察也惧你三分。到北大来串联的外地人比6月初来看大字报的人还多。据统计：自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中，到北大来串联的外地人员共约2l2.4万多人次。小小的燕园又挤得水泄不通。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回忆道：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临界线这一边，为了感恩图报，表示自己的忠诚，更加振奋精神，昼夜值班。“客人”没有棉被，我同系里的其他人，从家里抱去棉被。每天推着水车，为“客人”打开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脸盆，便自己掏腰包，一买就是二十个。看着崭新的脸盆，自己心里乐开了花。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过分了。革命小将，当然也有一些中将，好像并不领情。新被子，只要他们盖上几夜，总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绽了出来，被面被撕破。回头再看脸盆，更让人气短。用了才不过几天，盆上已经是疮痍满目，惨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内心地毕恭毕敬地招待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这样，我的头上仿佛狠狠地给人打了一巴掌，心里酸甜苦辣，简直说不出是什么味道了。大串联很快突破了学校范围，扩展到工厂、农村，生产秩序大乱。成千上万的人在全国涌来涌去，交通线路不堪重负，耗费国家资财无数。随着冬季到来，大串联的势头仍然未减，而食宿接待已难保证，中央只得下令停止串联。于是，季羡林又参加了劝说这些“客人”回去“复课闹革命”，或者“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劝说“客人”走的工作，比接待工作更加艰巨。他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军宣队的带领下，到西颐宾馆、气象局等外地人住得多的地方去做说服工作。那些在北京尝到甜头的外地人哪里会自动离开呢？于是劝说，辩论，有时候甚至是激烈的争论。弄得季羡林口干舌燥，筋疲力尽，但是还要忍气呑声，去做劝说工作。气象局的任务完成了，他们又挥师远征，到离北大相当远的一个机关，去干同样的工作。此时已经是1966年的冬天，天气冷起来，季羡林每天从学校骑车，长途跋涉，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两个小时。中午就在那里吃饭。那里根本没有他们呆的房间。在院子里搭了一个天棚。这个天棚连风都挡不住，更甭说寒气了！饭菜本来就不够热，一盛到冰冷的碗里，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碗周围就会结成冰碴。想当年苏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这样带冰碴的饭。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很苦的。但是季羡林仍然感到很愉快，因为能参加这项工作，说明他仍然是“革命群众”的一员。 !“逍遥”半年（4）最让季羡林兴奋的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参加了海淀区人民代表的选举。季羡林曾担任过几届全国政协委员，一届市人大代表。海淀区人民代表选举也参加过几次。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能投上一票也并非容易的事。“文革”开始后，聂元梓和校文革便宣布：取消“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五类分子”等数百名干部、教师的选举权。季羡林幸而还留在人民内部，从而保住了选举权，他为此而感到庆幸，他写道：当我在红榜上看到自己名字时，那三个字简直是熠熠生光，仿佛凸了出来一样。当年在帝王时代，“金榜题名时”的快乐，恐怕也不会超过我现在的快乐。我现在才体会到，原来认为唾手可得的东西，也是来之不易啊！投票那天，我换上了新衣服，站在“人民”中，手里的红红的选票像千斤一般重。我真的是欢喜欲狂了。我知道，我自己还没有变成像印度的不可接触者那样，还没有人害怕我踩了他的影子。幸福的滋味溢满我的心中，供我仔细品尝，有好多天之久。——《牛棚杂忆》还有一件事情也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回忆。1967年的五六月份，正是麦收季节，东语系的“革命”师生奉命到南苑附近的一个村庄里去协助麦收，季羡林也被恩准作为“革命”群众的一员，一块去了。那一年雨比较多。在村子里住了十多天，几乎天天下雨。雨下不长，几乎转眼就过。可是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师生们白天从麦田里把捆好的麦子背回村里，摊在场上，等候晒干，再把麦子打出来。一阵雨来，他们就着了慌，用苫布把麦子盖上。雨一过，太阳一出，再把苫布掀掉。有时候一天忙活好几阵子。特别是夜里下雨，师生们立即起身，跑到场里盖苫布，忙得浑身大汗，再被雨水一浇，个个成了落汤鸡。然而农民却没有一个出来的。那时的农民正在“通向天堂”的人民公社里吃大锅饭，谁也不肯卖力气。白天，大家劳动一天，身体十分疲惫。晚上睡在一间大仓库里。地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地铺，一个人所占的面积仅能容身。农村蚊子特多，别人都带了蚊帐，外加驱蚊油，季羡林孑然一身，什么都没带。夜里别人都放下了帐子，蚊虫叮不着。惟独季羡林这里却是完全开放的。于是所有的蚊子都拥到他这里来，蚊声如雷，下袭如雨。早晨起来，伤痕遍体。但是，季羡林毫无怨言，仍然精神百倍地干活。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我混迹“人民”之中，积极性特高。白天到麦田里去背捆好了的麦子，我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我背的捆数决不低于年轻小伙子。因此回校以后，受到系里的当众表扬，心里美滋滋的。季羡林当时已经五十六岁了，虽然还不算老人，但是也差不多快进入老年了。他几十年在里教书，同书本粉笔打交道，没有经受过体力劳动的锻炼，干这么重的活儿，实在是有些吃不消。但是，在当时的处境下，累点，苦点，只要站在“人民”一边，总比揪出来批斗要好得多，所以他才“心里美滋滋的”。如果季羡林就这么甘于逍遥，甘于不问世事，甘于随遇而安，甘于自得其乐，甘于“难得糊涂”，甘于逆来顺受的话，那么，他很可能就会平安无事地度过十年“文革”岁月，而不会坠入“牛掤”的地狱中去。事实上“文革”中，不少的逍遥派就是这么顺利地走过来的。可是，“祸福茫茫不可期”。事情的发展，却远远超出了季羡林的想象…… !两派对峙 血染燕园（1）l967年2月15日，支持聂元梓校文革的“红旗兵团”、“红教工兵团”、“东风兵团”等红卫兵造反组织率先联合成立了“新北大公社”。在成立大会上，聂元梓代表校文革表示热烈祝贺。新北大公社成立后，各系各单位纷纷相应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战斗团”。这一派可视为“在朝派”，无论人数和实力均雄居首位。1967年8月17日，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井冈山兵团”宣布成立。它是由原“新北大井冈山公社”、“新北大东方红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公社”“红旗飘”等五个造反组织（简称井、红、团、零、飘）联合而成的。在成立大会的宣言中称：“我们革命造反派走过了光辉战斗的一年，大造了陆平、彭珮云的反，大造了张承先坏工作组的反，大造了刘少奇、的反，今天我们又大造聂元梓、孙蓬一（时为校文革第一副主任──笔者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实行了革命大联合。”令人吃惊的是，北大副校长周培源出席了大会并讲活。同日，周培源参加井冈山兵团，并担任第一届总部勤务员和核心组组长。“井冈山兵团”成立后，各系各单位也相应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纵队”。“井冈山兵团”以“纵队”区别于“新北大公社”的“战斗团”。东语系成立了“井冈山兵团第九纵队”，简称“九纵”。这一派可视为“在野派”。“在野派”无论在人数和实力上都远逊于“在朝派”。“井冈山兵团”的成立，标志着北大校内两大对立的造反派组织正式形成。虽说两派组织都是执行极“左”路线，派性十足，都搞打、砸、抢、抄，都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以壮声势，都表示自己是这位“旗手”的忠实信徒。但是，“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兵团”则始终处于被压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这时中央已经下令，要实行“三结合”，解放干部。于是双方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表示自己一派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一次，两派在大饭厅召开辩论大会，季羡林前去旁听。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群众坐在台下。领导人的官衔也都变了，不叫什么长，什么主任，而叫“勤务员”。会场上自由辩论的气氛十分热烈，领导人的“公仆”形象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样的场景，季羡林感到全场洋溢着一股革命的气氛，好像回到了法国大革命时代一样，让人精神为之一振。最让季羡林感到吃惊的是，在井冈山领导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白发盈巅，神态安祥地坐在那里。季羡林仔细一看，这不就是他十分熟悉的周培源副校长吗？这让季羡林吃惊不小。周培源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望，是党中央明令要保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周培源本来也未想参加造反组织。在3月份，校文革召开第一次干部亮相大会上，周培源就在大会上亮相，并表示：一定要坚定地站在革命路线一边，把无产阶级大革命进行到底，并没有表示偏袒某一方。后来，校文革不搞斗、批、改，继续大搞乱批乱斗，不择手段镇压不同意见的小组织，并且秘密整的“黑材料”。周培源认为这样做不符合革命路线，便同其他一百三十四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称：“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同时表示，“红旗飘、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都是“井冈山兵团”的前身——引者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周培源带头写的《公开信》一发表，立刻惹恼了聂元梓和校文革，于是便对他进行围攻，恫吓，谩骂，弄得这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周培源是个很有性格的人，事情既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出于无奈，便横下一条心，干脆“上山”，加人“井冈山兵团”。周培源“上山”后，立即被井冈山的群众选为总部勤务员。在大饭厅辩论大会上，周培源义无反顾的大无畏精神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被周培源的勇气和正义感大大地感动了，同时，开始回顾自己一年来走过的道路，并思考下一步的选择。季羡林想：“一年来自己‘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处境实在来之不易，所以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派，做一个逍遥派是自己惟一的选择的，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中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自己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个活神仙。”但是，人世间绝没有桃花源，燕园也不例外。燕园里天天发生的事情时时刻刻地刺激着我，我是一个有知觉有感情的人，故作麻木状对我来说是办不到的。我必须作出反应。我在北大当了二十年的系主任，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担任过一些较重要的社会职务，其中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等等。俗话说：“树大招风。”我这棵树虽然还不算大，但也达到了招风的高度。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说好听的就是，心还没有全死，还有一点正义感。说不好听的就是，我是天生的犟种，很不识相。在这样主客观的配合下，即使北大有个避风港，我能钻得进去吗？我命定了必须站在暴风雨中。 !两派对峙 血染燕园（2）——《牛棚杂忆》 !命定站在暴风雨中（1）季羡林决心不再做逍遥派，不再企盼什么避风港。他要面对现实，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作出自己的选择。长期以来，季羡林就感到，北大这位“老佛爷”干的许多事违背了上面说的革命路线，他说：虽然什么叫革命路线？我也并不全懂。学习了十多年的政治理论，天天听那一套东西。积之既久。我这冥顽的脑袋瓜似乎有点开窍，知道干一切工作都必须走群众路线。我觉得，对待群众的态度如何，是判断一个领导人的重要尺度。而偏偏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只是我认为——那个女人背离了正确道路。新北大公社是在北大执掌大权的机构，那个女人是北大的女皇。此时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是完全遵照上面的指示的结果。“革命委员会好”，这个“最高指示”一经发出，全国风靡。北大自不能落后，于是那个女人摇身一变成了北大“合法”政权的头子，革命委员会主任。这真是锦上添花，岂不猗欤休哉！然而这更增加了这一位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上是低能的“老佛爷”的气焰。她更加目空一切，在一些“小李子”抬的轿子上舒舒服服，发号施令，对于胆敢反对她的人则采取残酷镇压的手段，停职停薪，给小鞋穿，是家常便饭。严重则任意宣布“打倒”，使对方立即成为敌人，可以格杀勿论。她也确实杀了几个无辜的人，那一个校外来的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下的中，我上面已经提到。看了这些情况，看了她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心里愤愤不平。我认为她违反了上面的革命路线。我有点坐不稳钓鱼船了。——《牛棚杂忆》季羡林曾经同这位“老佛爷”打过交道，深知她“愚而诈，心狠手辣”，属于“在理论上一窍不通，但是在耍阴谋诡计方面却是颇为能干的”一类人。虽然此时季羡林心里对新北大公社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为了慎重起见，他还不愿马上行动，与“老佛爷”为敌，那样做风险太大，只好暂时韬晦，依违两派之间，表面作出一个中立的态度。在这期间，有两件比较重要的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到印尼驻华使馆去示威游行。原因是印尼方面烧了我国驻雅加达的使馆，为了报复，就去示威。这是一件深得人心的行动。北大两派谁都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来显示自己的力量，争取更多的群众。两派都可以说是“倾巢”出动。在学校南门里的林荫大道上，停放了几十辆租来的大轿车，供示威者乘坐之用。两派当然分乘自己的车。可是季羡林哪一派都不是，想乘车便成了问题。此时两派中认识季羡林的几员干将，看到有机可乘，都到季羡林跟前来献殷勤，拉季羡林上车。这反倒使季羡林乱了方寸，不知道该上哪派的车好。井冈山的一位东语系女将，拉季羡林特别积极。从内心来讲，季羡林是愿意上井冈山的车的，但是，他当时还有顾虑，害怕这一上车便暴露了自己的倾向，得罪了新北大公社一派。新北大公社来拉他的人也很积极。最后，在经过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思想斗争之后，还是上了公社的车。另一件是有关参加学习班的事。当时上面要求造反组织解放干部，实行“三结合”。两派为了表现自己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纷纷拉拢干部，组织干部学习班，以壮大声势。有一些在前一段被打成走资派的干部，批斗了一阵，没发现有什么大问题，虽然靠边站了，却也不再批斗。这些人就成了两派争取的对象。季羡林也是被争取的对象之一。井冈山的人前来动员他参加他们的学习班。新北大公社的人动员他参加自己的学习班。老问题又出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又成了“哈姆雷特”，犹豫不决。虽然经过长期的观察与考虑，此时季羡林是愿意去井冈山办的学习班的，但是他想，如果自己要是在井冈山学习班去“亮相”，其中必然隐含着极大危险性。新北大公社毕竟大权在握，人多势众，兵强马壮，而且有一个心胸狭隘的领袖，得罪了她，后患不堪设想。犹豫了很久，为了个人安全起见，季羡林还是参加了新北大公社的学习班。季羡林说：“两派学习班的宗旨，从表面上看，看不出什么差别，都拥护伟大领袖，都竭尽全力向领袖夫人表忠心。对后一位的吹捧，达到惊人的程度。两派都贴了不知道多少大字报，把她吹捧得像圣母一样。”当然这是他后来的看法。当时季羡林同大家一样，对这些吹捧并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说：“我水平低，对于这一点完全赞同。虽然我也曾通过小道消息听了不少对她十分不利的话；但我依然不改初衷。”在处理上面两件事情时，季羡林都做得十分谨慎，韬晦之计施展得也算巧妙。但是，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季羡林生性诚实执著，不会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更不善于掩蔽自己的想法，心里有话说出来才痛快。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他对两派的看法，大家都一清二楚，这便给他带来了麻烦。两派的信徒，特别是学生，采用车轮战术来拉他。新北大公社的学生到他家，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你不能参加井冈山。”这还是客气的，不客气的就直截了当地对他提出警告：“当心你的脑袋！”有的向他家打电话，劝说他，警告他；有的甜言蜜语，也有大声怒斥，花样繁多，频率甚高。此时季羡林的处境同上面提到的周培源的处境完全一样。季羡林有点不耐烦了，他说：“我是天生的犟种，有点牛脾气。你越来逼我，我就越不买账。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决心干脆下海。其中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可见我当时心情之一斑。” !命定站在暴风雨中（2）季羡林就这样下“海”了，上“山”了。季羡林一参加井冈山，由于他的威望，在北大的影响，立即被选为井冈山九纵（东语系）的勤务员。像他这样年龄，这样著名的教授，公开宣布参加某一派造反组织，特别是井冈山，这在北大除了周培源以外，还是罕见的。这件事当时在北大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井冈山一派的人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新北大公社一派的人则怒气冲天，破口大骂；他的们都替他捏一把汗；逍遥派们则等着好戏看。海下了，“山”也上了，这个举动给季羡林带来了双重性。他说：“好处是它给我的内心带来了宁静，带来了平衡，不必再为参加或不参加这样的问题而大伤脑筋。坏处是它给我带来了恶性发作的派性。派性我本来就有的。但是过去必须加以隐蔽。现在既然一锤定音，再也用不着躲躲闪闪了。我于是同一些同派的青年贴大字报，发表演说，攻击新北大公社，讲的也不可能完全是真活，谩骂成份也是不可避免的。”“派性”这种新事物，是很奇特的。它好像邪魔一样，谁要是中了派性的“邪”，就如同鬼魂附体，立刻失去理智，失去客观判断事物的能力，是非不分，真伪难辨。一旦有了派性，朋友可以割席，夫妻可以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就因为夫妻参加的“派”是对立的，便会因此搞得家破人亡。同一派的人，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有什么缺点错误，都是可以原谅的。对立面一派的人，都变得一无是处，即使昨天还是最好的朋友，今天因为参加的派不同，就会成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一向四平八稳的人，在大革命中，一个个都变成了好斗的公鸡。派性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力量，使人不知疲倦，义愤填膺，只要是为自己一派干事，义不容辞，虽死犹荣，简直达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后来，两派之间由动口变成了动手，互相残杀，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白白牺牲了许多无辜的生命。事后，许多人感叹：如果大家把派性产生的这种力量和干劲，用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四化”岂不早已实现；用来抵御侵略者，又怎会有百年受外敌欺侮的历史？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出现过这种异常的状况，实在很值得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认真探求一下。二十多年后，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重新回顾这段历史，他对北大两派作了如下的评论：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是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学生组成。两派当然都有自己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据我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季羡林虽然是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不可一世的“老佛爷”的，但是心中仍然有些惴惴不安。此时，聂元梓正如日中天，荣升“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更加趾高气扬，炙手可热。季羡林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她能饶得过自己吗？季羡林常常在心里嘀咕：一方面，自恃历史清白，没有参加过国民党或任何反动组织，他想，新北大公社不一定敢来“揪”他；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自己跳出来参加了井冈山以后，“老佛爷”和新北大公社已视自己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当时只要随便抓住对方的片言只语，加以曲解，诬陷罗织，无限上纲，就可以把一个好人打成现行反革命。从1967年夏天到秋天，季羡林仿佛在走钢丝，随时都有跌下来，坠入万丈深渊的可能。这时，流言极多。一会儿说新北大公社要揪季羡林了；一会儿又说要抄季羡林的家了。季羡林对这些流言，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终日提心吊胆。他说：“我的心里像揣着十五只小鹿，七上八下，惴惴不安。在我的日记里，我几乎每一周都要写上一句‘暴风雨在我头上盘旋’。”炎炎长夏，惨淡的金秋，季羡林就是在这种惶惶不安中度过的。 !厄运临头——抄家（1）随着天气转凉，风声越来越紧。季羡林多次听到新北大公社要对他下手的传言。然而，他还有侥幸。自恃头上没有辫子，屁股上没有尾巴，不怕你抓。但是，季羡林错了。1967年11月30日深夜。季羡林刚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他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六条大汉，都是东语系的，新北大公社的铁杆，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若寒霜。季羡林一看，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早有思想准备，并不感到惊奇。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季羡林虽不认为自己是好汉，但眼前亏却是不愿吃的。他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季羡林还没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去了。他那年近古稀的婶母和老伴，也被赶到那里。此时正是深夜风寒，厨房里吹着刺骨的过堂风，三位老人浑身打战。他们被禁止说话，大棒的影子就在眼前晃动。季羡林当时既不敢抵抗，也不卑躬屈膝请求高抬贵手。他只是蜷缩在厨房里冰冷的洋灰地上，冷眼旁观，倾耳细听。他很奇怪，杀鸡焉用牛刀？对付三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何必这样兴师动众！只派一个小伙子来，就绰绰有余了。然而，只是站在厨房门口的就有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是姓谷的朝鲜语科的学生。过去师生，今朝敌我。季羡林知道，他们全家人的性命就掌握在这帮人的手里。当时打死人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完全不受法律制裁。季羡林的眼睛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耳朵是能听到的。只听到一大一小两间屋子里乒乓作响，翻箱倒柜之声，捣碎、摔碎器物之声，此起彼伏。季羡林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省吃俭用，积累的一些小古董，小摆设被砸毁了。小将们对抄家这一行已经非常熟练，他们手足麻利，“横扫千军如卷席”。楼上横扫完毕，一位姓王的学泰语的学生来找季羡林要楼下的钥匙。原来季羡林搬过来以后，住在楼上。学校有关单位怕书籍过多过重，可能把楼压坏，劝他把书移到楼下车库里去。于是季羡林在征得了全楼住户的同意后，把楼上的书搬了进去。这位姓王的小将到季羡林家来过，知道书都藏在楼下。他伸手向季羡林要钥匙，季羡林知道他是个内行，敬谨从命，把钥匙交给了他。小将们抄家，深谋远虑，涓滴不漏，极端地负责任，真令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时虽然听不到声音了，但是季羡林心中更加痛苦万分。那些他心爱的书，几十年积攒起来的书，有的是从中学时代就跟随他，有的是在德国时挤出生活费购得的。这些书，几十年来，伴随他辗转迁徙，漂洋过海，走南闯北。它们不但是他教书、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工具，而且长久与他相依为命，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现在却正在遭殃。季羡林蜷曲在厨房里，心里面思潮翻滚，宛如大海波涛，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呢？“只是当时已惘然”，现在更说不清楚了，好像是打翻了酱缸，酸甜苦辣，一时俱陈，说我悲哀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愤怒吗？是的，但不全是。说我恐惧吗？是的，也不全是。说我坦然吗？是的，更不全是。总之，我是又清楚，又糊涂；又清醒，又迷离。此时我们全家三位老人的性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我们像几只蚂蚁，别人一动手，我们立即变为齑粉。英雄们“革命”之后，楼下响起了一阵汽车开动的声音，他们得胜回朝了。汽车声音刺破夜空，越响越远。接着，一片宁静弥漫天地之间，仿佛刚才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只留下三位孤苦无告的老人，从棒影下解脱出来，呆对着被英雄们洗劫过的战场。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了的东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摆设、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上堆满了从书架上掉下来的书和从抽屉里丢出来的文件。季羡林几十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科研资料，一半被掳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觉的床被彻底翻过，被子里非常结实的暖水袋，竟被踏破，水流满了一床。看着这被洗劫的情况，三位老人谁都不说话──他们还有什么好说呢？季羡林写道：我脑筋此时还是清楚的。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被批倒批臭，谁提人道主义，谁就是“修正主义”。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难道人就不许有一点人性，讲一点人道吗？几千年的哲学史上有性善、性恶之争，迄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原来是相信性善说的，我相信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的。从被抄家的一刻起，我改变了信仰，改宗性恶说。“人性本恶，其善者人为也。”从抄家的行动看，你能说这些人的性还是善的吗？你能说他们所具有的不是兽性吗？——《牛棚杂忆》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长夜漫漫何时旦？”这是季羡林毕生度过的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用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的一夜。天一亮，季羡林就骑上自行车到井冈山总部去。他想去找“自己的组织”，帮他讨个公道。走在路上，北大所有的高音喇叭都开放了，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打倒季羡林！”并历数他的“罪行”。季羡林回忆当时的心情写道：“一个渺小的季羡林骑在自行车上，天空中弥漫着‘打倒季羡林’的声音。我此时几疑置身于神话世界，妖魅之国。这种滋味连今天回忆起来，都觉得又是可笑，又是可怕。从今天起，我已经变成了一只飞鸟，人人可以得而诛之了。” !厄运临头——抄家（2）季羡林到了井冈山总部，说明了情况。他们告诉他，抄家的事他们早已知道，要派一个摄影师到他家去进行现场拍摄。井冈山的领导人表面上对他的不幸表示同情，可是，季羡林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时井冈山总部已经决定调查他的历史，必要时把他抛出来，甩掉这个包袱，免得受到连累，不利于同新北大公社的斗争。当然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当时季羡林还“痴心妄想”井冈山的头头会替他说几句话，保证他的安全。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不是昨天还是同一派的战友吗？不是当季羡林决定参加井冈山后，所有井冈山的头头都激动万分，认为这是他们的一大胜利吗？竟然在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打算落井下石把自己人送上“敌人”的祭坛。季羡林走出大门，他那辆倚在树上的自行车已经被人——当然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用锁锁死，这说明他已经被新北大公社时刻监视着了。没有别的办法，他只好步行回家。从此便同那辆伴随他近二十年的自行车永远“拜拜”了。回到家中，那位井冈山的摄影师已经到了。他在一堆垃圾中左看右看，寻找什么，就是不拍照。这时季羡林才明白过来，这位摄影师不是来拍抄家的罪证，为季羡林辩护的，而是来寻找一种东西，那就是——政治。他主要寻找公社派抄家时在对待伟大领袖方面有没有留下可抓的小辫子，比如说，领袖像，他们撕了或污染了没有？有领袖像的报纸，他们用脚踩了没有？如此等等。如果有一条被他抓住，拍摄下来，这就是对领袖的大不敬，可以上纲到骇人的高度，是对敌斗争的一发重型炮弹。但是，要知道，新北大公社抄家的专家也是很有水平的，是训练有素的，决不会犯那样低级的错误。摄影师找了半天，发现公社派抄家术真是无懈可击，便嗒然而去。季羡林到井冈山总部去时，看到总部的领导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他当时曾有过一个后来想起来令自己后怕的想法：他想留在井冈山总部。因为他害怕，公社派随时都可能派人到他家去把他抓走，关到什么秘密的地方去，严刑拷打，横加折磨。这种私设公堂，严刑逼供的事，在当时是司空见惯，人人皆知的。井冈山总部比较安全，那里几乎是一个武装堡垒。可是季羡林有点迟疑。虽然他当时还不知道井冈山总部准备同公社派一样派人到处去调查他的历史，但是，在几天前，他在井冈山总部里听到派人调查井冈山总勤务员周培源的历史。他们认为，老知识分子，特别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历史复杂，不如自己先下手调查，然后采取措施，以免被动。季羡林想，既然他们连周培源的历史都要调查，为什么不能调查自己的历史呢？他当时感到很寒心。想到这件事，他便放弃了留在井冈山总部的打算。季羡林的历史清如白纸，并不怕谁来调查，可是，在那个年月，所谓调查实际是诬陷。连国家主席、真正的老革命家刘少奇都能调查出“叛徒、工贱、内奸”的历史来，何况他一个小小的季羡林呢？季羡林想，与其被“自己人”抛出去，还不如索性横下一条心，任敌人宰割吧。他毅然离开了那里，回到自己家中。现在，他的家就成了他的囚笼。他仿佛成了躺在砍头架下的死囚，时时刻刻等待利刃从架上落下砍向他的脖颈。不管怎样，一夜之间，季羡林身上发生了质变：由人民变成了“反革命分子”。没有任何手续，任何证据，任何审判，只凭公社派喇叭里一声“打倒”，季羡林就被打倒了，成了敌人，事情就这么简单，没有理可讲。一夜之间，季羡林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忽然变成了“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东语系公社命令季羡林：必须呆在家里，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要随时听候传讯。但是，他等呀，等呀，等了好几天，仍然没有人来，他觉得很奇怪。他当然不会知道，此时东语系公社派的人也很紧张，他们正在从抄家的材料中努力寻找有关他的“罪证”。原来，公社派在季羡林自己跳出来反对聂元梓的时候，虽视他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他们苦于“罪证”不足，难以下手，所以迟迟不能行动。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一种最卑劣的手段：先抄家，后取证。希望从抄家出来的材料中取得“证据”，然后证明抄家和打倒是正确的，所以才拖了好几天。结果，他们“胜利了”。到了抄家后的第四天，来了两个臂缠红袖章的红卫兵，雄纠纠，气昂昂，闯进他家，把他押到外文楼去受审。以前季羡林走进外文楼是以主人的身份，现在是阶下囚了。可怜他在外文楼当了二十多年的系主任，晨晨昏昏，风风雨雨，殚精竭虑，努力工作，如今竟落到这般地步。第一次审讯，还让季羡林坐下，审讯人有几个就是他的，有时候还微露窘相。但是季羡林憋了一肚子气，又自恃没有辫子和尾巴，同他们硬顶，说话声音很大，情绪十分激烈，结果审不出什么东西来。如是一次、两次、三次，审讯者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季羡林估计，可能是他们感到掌握的材料多起来了，他们心中有”底”的缘故吧。最后，审讯者终于抛出了“底”来。第一个底是一只篮子，里面装着烧掉一半的一些信件。审讯者说这是季羡林想焚信灭迹的铁证。说季羡林烧的全是一些极端重要的、含有重大机密的信件。事实是，季羡林原来住四间房子，大革命起来后，他看形势不对，赶忙退出两大间，让楼下住的他的一位老友上来住，楼下的房子被迫交给一个无巧不沾的自命“出身”好的西语系公社的一位女职员。房子减了一半多，积存的信件太多，因此想烧掉一些，减轻空间负担。他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焚烧，足见心中并没有鬼。然而被一个革命小将劝阻，把没有烧完的装在一只竹篮中。没想到现在竟成了“罪证”。季羡林向审讯者说明真相，结果对方说他态度恶劣。 !厄运临头——抄家（3）第二个“罪证”是一把菜刀，是抄家时从住在另一间小房间里季羡林婶母枕头下搜出来的。原来在“文革”兴起以后，社会治安极坏，传说坏人闯入人家抢劫，进门先奔厨房搜寻菜刀，威胁主人。季羡林婶母年老胆小，每夜都把菜刀藏在自己枕下，以免被坏人搜到。现在审讯者却说是在季羡林的房间里季羡林的枕头下搜出来的，是准备杀红卫兵的。季羡林把真相说明，结果对方又说他态度更加恶劣。第三个“罪证”是一张石印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这是季羡林在德国哥廷根时一个可能是三青团员或蓝衣社分子的姓张的“留”送给他的。前面说过，季羡林有个好坏难说的习惯：别人给他的信件，甚至片纸只字，他都要保存起来，同四清工作队里那位公安总队的陈同志正好相反，陈同志是把所有收到的信件都烧掉，不留任何痕迹。结果正如陈同志所言，季羡林果然由于保留了一张照片，“碰到点子上”，“吃不了兜着走”了。审讯者硬说，季羡林保留这张照片是想在国民党反攻大陆后邀功请赏。审讯者还没好意思给季羡林戴上“国民党潜伏特务”的帽子，但两者已间不容发了。季羡林向他们解释，结果是对方认为他态度更加极端恶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季羡林即使长了一百张嘴也辩解不清了。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士可杀 不可辱（1）现在季羡林真正紧张了。他原以为自己既无辫子又无尾巴，可“革命家们”一抓就是一大把，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可怕，有的简直是鲜血淋淋的“铁证”。尽管这些“铁证”都是莫须有的，它们之间毫无关联，但是若是一个不认识季羡林的旁观者，看到一把菜刀，一只装满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再加一张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三件“铁证”放在一起，会产生怎样的联想，那还用问吗？简直是铁证如山，罪不容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就是扣上“美蒋潜伏特务”的帽子也绝对有人相信。季羡林现在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于是，他连夜失眠。白天为了恭候提审，神经紧张到了极点；晚上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睁大眼睛，等候天明。他完全失去了信心。白天好像都在做梦，夜里更是乱梦迷离。他一会儿看到那把菜刀，觉得有人正拿它来砍自己，不禁吓出一声冷汗。一会儿又看见那只装满了烧掉一半信件的竹篮。那篮子忽然着起火来，火光熊熊，正燃向自己身边，又出了一身冷汗。一会儿又看见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蒋介石张开血盆大口，露出满嘴獠牙，正想咬自己。宋美龄则变成一个蛇。他更吓了一身冷汗。蓦地从梦中醒来，大喊一声，定睛看看四周，原来是在自己家中，方知刚才是噩梦一场，心还在怦怦地乱跳。在那些日子里，季羡林变得神经兮兮，迷离恍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环顾眼前，自己现在已是待罪之人，阶下囚徒，人人得而辱之。不仅公社派的人，个个对自己怒目而视，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就连原来一派的井冈山的人，态度也与公社派的人毫无二致。当公社派把季羡林“打倒”后，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红卫兵到他家里去，把他押去审讯。季羡林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季羡林完全不能理解，自己二十多年来担任东语系主任，所有的教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自己聘请的。他自己虽然有不少缺点，惟独在对待教员上，从不敢摆架子，作威作福，总是诚恳待人，鼓励后学。平时教员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大家相处，亲如一家。可是，等到大革命一分派，怎么一下子就视自己若仇敌，怒目相向呢？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贫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学得不怎么样，但是季羡林当年为了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自己的助教。另一个也是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的人。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掉队”，季羡林在课堂上给他们吃偏饭，多向他们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就是这两个在“山上”的人，把他揪去审问，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他的耳朵。天下竟有这样不仁不义以怨报德的人！季羡林毫无办法，只能叹道：“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奈之何哉！”总之，季羡林此时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又是刀山火海”，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一年多来，他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曲背弯腰；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季羡林作为逍遥派时，看到这样的场面，胆战心惊，但毕竟还是个旁观者。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笼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自己还有别人都没有的一篮子半焚的信件、一把菜刀和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知道，自己的前途要比他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环顾眼前，众人怒目相向；瞻望未来，漆黑一片。季羡林完全绝望了，他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必须作出抉择。“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前面说过，季羡林一生中曾多次碰到过“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不过，那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抉择，只不过是套用其意罢了。这一次，季羡林可真正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他必须二者取其一。他选择了死亡！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常言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决定的。况且，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法令：谁要是走这一条路，不管什么原因，都叫作“自绝于人民”。是党员的，以叛党论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按对抗革命论处，定为“现行反革命”。凡“自绝于人民”者，都要累及亲友，株连九族。有许多人在当时之所以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并不是他们怕死，而是怕因为自己的死祸及后人。季羡林既已下定决心，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他继续写道：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士可杀 不可辱（2）“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尊奉的人生信条。从屈原投汩罗江到老舍自沉太平湖，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他们在面对侮辱时惟一能保全自己人格尊严的一种选择。据《纪事》公布的材料：“从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底，我校有30人自杀身亡。”自杀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变得习以为常。每当听说某某自杀的消息，闻者往往并不吃惊，也不去追问自杀的原因，只会发出一声感叹：“哦，又死了一个！”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样。季羡林一旦做出了“自绝于人民”的决定，心情反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他想了很多，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全。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历史系教授汪篯。“文革”开始没几天，他就服安眠药自杀了。他一死就被定为“反革命分子”。“打倒反革命分子汪篯！”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当时曾引起了全校极大的震惊。季羡林与汪篯是非常熟悉的。汪在解放前夕冒着生命的危险加入了地下党，解放后一直积极为党工作，为人治学都很好，然而一下子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季羡林实在不能理解，但是十分同情他。季羡林想到的第二个人是系总支程贤策。季羡林与程也是非常熟悉的。程在解放前是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年纪虽然不大，也算是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季羡林看见过他颈悬木牌在里劳动。季羡林想，大概他对这种侮辱实在忍受不了，于是自己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喝下白酒和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季羡林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里像火烧一般，痛得满地打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他还想到了一些别人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楼，摔得粉身碎骨而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一想到死后的惨状，就使他心惊肉跳。他想到每个自杀的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都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他无法再想下去了。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古代。他想到了屈原的投水而死。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而死。对这种死法，他很担心，太痛苦，太原始了。他又想到国外。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知作恶多端，最后自杀身死。据说他是服氰化钾而死。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也是无法学到的。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想来是十分痛苦的，而且需要别人帮忙，一般人也难以做到。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思量，他想，服安眠药应该是最稳妥、最少痛苦的一种死法，也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自杀方式，而他由于几十年神经衰弱失眠，对安眠药颇有研究，且积存不少。最后，他决定采用这种方式告别人间。季羡林在决定了自杀的方式以后，便开始考虑时间和地点问题。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此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了一番周折。最方便当然是死家里，但他又顾虑重重。他写道：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如果在家里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床，两个老太太看见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替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能不尔。把我的尸体抬出去以后，死过人而且是死过亲人的房间，他们敢住下去吗？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的时代，谁肯谁又敢向这两位孤苦无告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现在已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经给我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如今又“自绝于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总之，在家不行。——《牛棚杂忆》那就在外面吧。他首先想到了西山。西山山深林密，风光秀丽，“倘我能来到此处，猎猎松涛，琮琮泉声，头枕松针，仰视碧空，自己亲手消灭掉一生最可宝贵的生命，多么惬意，又是多么诗意呀！简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首最美妙的诗。”但是他想，那地方太远，路上倘被红卫兵截获，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他又想到颐和园。过去有不少到这里来寻短见，最著名的是王国维。可是季羡林不想学王老先生投水自尽。他又想，到颐和园山后找一个洞穴，吞下安眠药，把花花世界丢在身后，自己一走了之。但是他又怕惊吓了游兴正浓的仕女君子。这个主意也不妥。最后，他忽然想到一个绝佳的地方。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后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这里有极大的苇坑。时值初冬，芦花正旺。我倘能走到芦苇深处，只需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药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达到。何等干净，何等利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高兴得简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认为，这简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后而又最光辉的一次闪烁。——《牛棚杂忆》想到这里，季羡林心情异常的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害怕。但是决心已下，决不回头。于是，他继续考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 !士可杀 不可辱（3）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了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剩下这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牛棚杂忆》两位老人大概明白季羡林的意思，知道他已经走投无路，自己也无力救他。她们显得很平静，感情并不激动，也没有流眼泪。季羡林没有考虑立什么遗嘱，因为那毫无用处。他环顾四周，伴他一身的那些珍贵的书籍，他现在也管不了啦。这生离死别的一幕，竟然这样平静，平静得让季羡林感到心惊肉跳。季羡林把平日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搜集在一起，既有丸的，也有水的，找来一个布袋子，把它们统统装在里面。他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是圆明园了。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迈出门。 !忍辱偷生（1）就在季羡林准备上路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季羡林知道，红卫兵光临了。果然一开门便闯进来四个，臂章闪着耀眼的红光。他们是来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的。季羡林此时毫无反抗的能力，他像一只被赶进屠宰场的牲畜一样，只能任人宰割，任人驱使。他立刻偷偷地放下那只装着安眠药的袋子，俯首贴耳，跟着出去。走在路上，季羡林被夹在中间，一边一个红卫兵，后面还有一个，像是后卫。他们边走边大声训斥，说他态度恶劣，今天要给他点颜色看看。季羡林脑子里懵懵懂懂，一会儿清醒，一会糊涂，乱成一团。季羡林意识到，一场大风暴正等待着自己。过去看过的那些残酷的场面，不意今天竟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像是被绑赴刑场的囚徒，在燕园里走着。一路之上，他不敢抬头，不敢看人。他只感到周围有一大群观众，指指点点，议论纷纷，就像《示众》里描写的一样，而他现在就是那个被示众者。他被押解到了一个地方。一看地面，知道这是大饭厅，这是全校最大的室内聚会场所。红卫兵押着季羡林从后门走进去，走到一间小屋子里。那里已经有几个“囚犯”，都成了达摩老祖，面壁而立。季羡林也被命令面壁而立。他不敢看任何人，不知道他们是谁。他此时耳朵还没有被堵上，从杂乱的说话声中，他听出了几个熟悉的声音，这是新北大公社的人，由此他判断，这是新北大公社组织的批斗会，井冈山的人是不会来的。他屏气地站在那里。蓦地听到一声清脆的耳光声，而自己脸上并没有什么感觉，知道是响在别的“囚犯”的脸上，心里得到一点安慰。但是立刻又听到一声更清脆的耳光声，他的脸上有点火辣辣的。他意识到，这一声是打在自己脸上了。他心里有一点紧张。接着，他背上又是重重的一拳，腿上重重的一脚。他既紧张，又恐惧；既清醒，又糊涂。浑身神经都集中到耳朵上，身体上的一切部位，随时都准备着承受拳打脚踢。他知道这些都只是序曲，大轴戏还在后面。果然，一会儿大轴戏来了。他忽然听到空中一声断喝，像一声霹雳：“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走上来两个红卫兵。一个抓住他的右臂，拧在他的背上，一个抓住左臂，也拧在背上。同时一个人腾出一只手来，重重地压在他的脖子上，不让他抬头。他就这样被押上了批斗台，又踉踉跄跄地被推搡到台的左前方。“弯腰！”于是，他弯腰。“低头！”于是，他低头。“往下弯！”于是，他往下弯。这时腿上被狠狠地踢了一脚。“再往下弯！”他就再往下弯。他有些站不住了，双手扶在膝盖上，立刻又挨了一拳，还被踢了一脚：“不许用手扶膝盖！”此时他双手悬空，全身重量都压到了双腿上，腿真有点受不了啦。“革命小将”按照喷气式飞机的构造，把他变成了那样子。季羡林双腿又酸又痛，他真想索性跪在地上。但是，他不敢。他知道，若是跪下，必然招来一阵拳打脚踢。他现在惟一的出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一切。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忽然听到身后主席台上有人讲话了。台上究竟有多少人，我不清楚。有多少批斗者，又有多少被批斗者，我更不清楚。至于台下的情况，我当然不敢睁眼去看，只听得人声鼎沸，口号之声震天动地。那个讲话的人究竟讲了些什么，我根本没有心思去听。我影影绰绰地知道了，今天我不是主角，我只是押来“陪斗”的。被斗的主角是一个姓戈的老同志。论革命资历，他早于三八式。论行政经历，他担任过河北校长和北大副校长、副。这样一位老革命，只因反对了那一位“老佛爷”，也被新北大公社“打倒”，今天抓来批斗。我弄清楚了自己在这一次空前大批斗中的地位，心里稍感安慰。在我的右面，大概是主席台的正中，是那位老同志呆的地方。他是站着？是坐着？是跪着？还是坐喷气式？我都不清楚。我只听得清脆的耳光声，剧烈的脚踢声，沉重的拳头声，声声不绝。我知道他正在受难。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轰轰的大饭厅好像突然静了下束，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整个，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突然间，大饭厅又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季羡林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篷车。季羡林意识到，他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头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叫喊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胡里胡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忍辱偷生（2）——《牛棚杂忆》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下，季羡林被一脚踹下汽车。他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起来。这时一个老工人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拳，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刻流出了鲜血。他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是放他回家了。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他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在遭遇这次空前残酷的批斗之后，季羡林大彻大悟了。他的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他不想自杀了。“‘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呢？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所谓“至今”，指的是他写《牛棚杂忆》的l992年，事情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之后了。实际上，季羡林当时做出活下去的决定，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季羡林不是一个满不在乎的人，也不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他一生研究佛教，但并不相信佛家因果报应那一套理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守道德、遵的人，一个重气节、有骨气的人。因而，忍辱偷生对他而言是痛苦的、违心的、被迫的、无奈的。在后来好多年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季羡林常常提到这样一件事：“文革”结束以后，一次，一位文艺界的著名领导人，见到他，忽然对他说道：“羡林同志，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看来‘士’也是可以辱的啊，哈，哈，哈，哈。”季羡林以极其鄙夷的口气向人重复着这位领导人的这句话，由此可见其内心的痛苦。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您觉得文革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肉体的摧残还是可以忍耐的，但是精神上的摧残与侮辱是最难忍受的。”接着，他自言自语道：“我那时为什么不死呢？”这段奇耻大辱的历史，季羡林今生今世恐怕是永不能释怀了。季羡林的命是拣到了，但是拣来的命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对季羡林的批斗开始了。上一次在大饭厅的批斗，季羡林只是配角，这一次却是主角了。季羡林被红卫兵从家里押到外文楼，被命令在走廊上面壁而立，旁边早有两位陪斗者立在那里。只听得大教室里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几条大汉一拥而上，将季羡林的胳臂反转到背后，还有几只手摁住他的脖子，走进了教室。从门口到讲台，不过十几步，可是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啊。从两侧不知伸出多少只拳头，雨点般地打在他的头上，脸上，身上。他就这样被推推搡搡地押上了讲台。此处是季羡林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他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则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莫测，真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成“反革命分子”再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大革命的所有帽子都给季羡林戴遍了。季羡林斜眼一看，主席台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的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上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心里一愣，几乎昏了过去。他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这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极大的仇恨，都能置他于死命。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连个可钻的地缝都没有。他想，干脆“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打倒”口号喊过之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然后，到季羡林家抄家的王某某，便历数季羡林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季羡林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全身精力都集中在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造谣、罗织、说谎。季羡林此时已不感到忿忿不平了——惯了。发言者说到激动处，“打倒”之声震天动地，宇宙间仿佛真的充满正气，于是群众激动起来了，已经不满足于口喊“打倒”，而是逐渐围了过来，对季羡林拳打脚踢，把季羡林打得口鼻流血，倒在地上，于是再“踏上千万只脚”。季羡林本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经过这些日子的折腾，身体更加衰弱，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殴打呢？他索性躺在了地上，任人拳打脚踢，让他们踢个淋漓尽致，尽兴方休。批斗不知进行了多长时间。季羡林忽然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季羡林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群众的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完，又追出外文楼，仍然是拳打脚踢。季羡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最后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儿才稍有缓和。这时，季羡林已经快逃至外文楼东面的民主楼了，回头一看，后面没有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胸腔里。喘了一口气，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粘糊糊的，用手一摸，全是血和汗。他就这样走回了家。 !忍辱偷生（3）季羡林又经历了一场血的洗礼。 !难熬的1968年春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