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今天你若去季羡林家，就会发现情况有所改善。这事儿说起来也算是个。1999年春节，中央某领导和教育部长要去给季羡林拜年。事前，国务院办公厅派人来打前站，一是通知访问事宜，二是考察环境。来人对季羡林家的简陋、寒酸吃了一惊，连忙回去如实汇报。上面发下话来，赶紧送去一套沙发，几件家具，以便领导访问时有个像样的环境。不料，季羡林回答说：“不，就这样。”上面见他如此固执，只好作罢。后来，二位领导来拜年时，就坐在狭窄拥挤的书房里和季羡林谈话。房间里只有一张二屉桌，上面堆满了书，桌子两侧放了三把椅子，由于前后都有书柜，所余空间太小，坐在椅子上的人必须上身挺直，不能动弹，是很难受的。事后，有人好奇地问季羡林：“上面要给您换家具，岂不是件好事，为什么不同意呢？”季羡林笑答：“他们今天来换了，等访问一完，就又搬走了。”听完季羡林的回答，在坐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此事过了不久，北大领导作出决定，无偿给季羡林家装修客厅，并赠送一套沙发。从此，季羡林家终于有了一间像样的客厅了。季羡林通常在早晨4点准时起床，洗脸刷牙之后，便来到书桌前，拧开电灯，坐下，开始工作。此时，窗外还是一片漆黑，整个燕园静静的，没有一点声响，人们还在鼾睡。季羡林大概是燕园里起得最早的人。屋子里有两张书桌：一张是写学术论文用的，桌上及周围摊开着各种资料和书籍，虽然看起来零乱，但是用起来方便，伸手便可拿到；另一张是写散文和翻译用的，桌上放着稿纸和笔。他一般先坐在写学术文章的桌前，继续前一天的研究工作。写累了，便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然后来到写散文和翻译的桌前坐下。如果这时有所感，有所悟，情动于衷，文思泉涌，他便会拿起笔来，很快写出一篇散文来。如果这时缺乏激情，他便翻译一段文字。季羡林觉得，人的脑子就像一把刀子，搞那些枯燥死板的学术研究疲倦了，好像刀子用久了会钝一样，这时候，换一张桌子写点散文，搞点翻译，换一换脑筋，就像是磨刀，刀磨过之后，重又锋利起来，回头再搞学术研究，重新抖擞，如虎添翼，奇思妙想，纷至沓来，亦是人生一乐也。所以，尽管季羡林现在已经写了一百五十多万字的散文，并且公认为当代散文大家之一，但是，他仍然把自己写作散文称作“余兴”，而非正业。 !啊！朗润园（3）他工作三四个小时之后，窗外渐渐亮了起来，黎明来到了。他抬起头来，透过玻璃窗，往远处望去，东方的天空已是一片青白，朝霞正在慢慢地散开，博雅塔的身影清晰可见。往近处看，窗前的白玉兰正含苞欲放，湖岸柳枝摇曳，湖中碧波荡漾。间或有散步的老人从窗前走过，或者晨练的年轻人跑过，传来咚咚的脚步声。这时，房门轻轻地打开了，老伴来招呼他，早饭已经做好。于是，他放下笔，来到隔壁的大屋，坐在八仙桌前吃早饭。早饭极简单：一杯热茶，几片烤馒头片，一碟炸花生米。吃完早饭，他便提着那个用了几十年的人造革书包，走出家门，沿着西侧的一条小路，向外文楼走去。从13公寓门口，向右转，只有二三十步，就是一条曲径。季羡林喜爱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几十年来，他每天沿着这条路走到外文楼去上班，中午又沿着这条路走回家，来来往往，不知道在小路上走过多少次。每次他走在曲径上，便会感到心旷神怡，神清气爽，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愉悦之感。这是一条不过百米长的小路，但是，这可不是一条普通的小路。它在《》里都曾有过记载。这条路在燕园里是极为幽静的地方，们把它称为“后湖”。小路一面傍湖，一面靠山，蜿蜒曲折，中间有溪水流淌，溪上有一石板小桥，供行人通过，实有曲径通幽之趣。山上苍松翠柏，杂树成林，无论春夏秋冬，总有翠色点染。不知名的小花，从春天开起，过一阵换一种颜色，一直开到秋末。小径的另一侧是荷塘。夏天，湖中绿叶接天，红荷映日；一到冬天，则有白雪覆盖。这是一条神奇的幽径，也是校外人很少知道的北大一景。这条幽径给季羡林留下印象最深、最让他留恋的，则是路边的一株大藤萝。它既无天棚，也无支架，而是攀附在几株大树上，盘曲而上，大有直上青云之慨。每到春天，走在树下，一股幽香会蓦地撞进鼻官，抬头看去，在团团绿叶中，一簇簇紫红色的藤萝花正在绽开。季羡林每次走在藤萝下面，闻到淡淡的幽香，听到嗡嗡的蜂鸣声，会“顿觉这个世界还是值得留恋的，人生还不全是荆棘丛”。不幸的是，后来这株藤萝被人砍掉了，这使他悲哀至极。他提笔写了《曲径悲剧》这篇著名的散文，表达了他的愤怒与悲哀。季羡林总是提前十几分钟来到办公室。待到8点钟，东语系的同事们上班的时候，总能看见他坐在系主任办公室，已经开始工作了。季羡林以身作则的行动，使东语系教师、干部也都准时上班，少有迟到的。季羡林每天要处理的事情和参加的会议太多，因为除系主任职务以外，他还担任校内外的许多职务。整个上午，他就在参加各种会议、处理各种事务、接待各类来客中度过，一刻也不得休息。中午，季羡林又沿着幽径走回家去。午饭也极简单，以素菜为主，吃面食，也吃米饭。他喜欢吃大葱就馒头，这是从小养成的饮食习惯。他特别爱吃荠菜馄饨。春天，每当他早晨离开家时，看见老祖背着大黑书包，艰难地往小土山上走去，就知道老祖是去挖荠菜。这时他便幻想着午饭时可以饱餐一顿荠菜馄饨，心里乐滋滋的。季羡林没有午睡的习惯。吃完午饭，看看报纸，翻翻杂志，歇息片刻，便又去外文楼上班。傍晚，下班回家，走完曲径，来到13公寓西边几间古老的平房前，他会停下脚步，站着同房主人聊几句天，顺便看一看他种的花。这几间古老的平房坐落在密密的竹林里，很不起眼，可是却大有来头。原来是清代保卫八大名园的侍卫们住的地方。现在住着一对老年夫妇：女的是德国人，北大教员；男的是钢铁学院教授，人。季羡林在德国时，就认识他们，算是老了。自从季羡林搬到l3公寓，老朋友又成了老邻居。两家人之间经常来往，逢年过节，互相拜访，感情十分融洽。季羡林是喜欢花的，但是他既无空闲，又无养花水平，买几盆名贵的花，总养不了多久，就呜呼哀哉了。而这位钢院的教授却是个养花的行家。他喜欢种外国的唐菖蒲，还有颜色不同的名贵的月季。最难得的是，他种了一种特大的牵牛花，比平常的牵牛花要大一倍，如小碗口一般。每年春天开花时，颇吸引行人注目。据说，此花来头不小。在，只有梅兰芳家里有，齐白石晚年以画牵牛花闻名于世，临摹的就是梅府上的牵牛花。季羡林为了赏花，路过时，和花主人聊几句天，顺便也看看“蹭”花，满足一下自己的美感享受。看完“蹭”花，他心情愉快地回到家里。这时，饭菜已经摆在桌上，全家人一起吃晚饭。饭桌上，季羡林总要同老祖、妻子聊聊家常，或者听一听她们有什么见闻。饭后，在没有电视的年代，季羡林便又回到书桌前，继续写作，或者顺手拿过一本书来“随便翻翻”。这“随便翻翻”是先生说的，其实它是治学者开扩眼界，发现新意，积累资料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如果翻到有价值的资料，有新意的见解，他便会随手拿过一张纸片，把它记下来。这些纸片有信纸、旧日历、用过的信封、请柬等等。几十年过去了，季羡林随手记下资料的纸片，已经与他“等身”了。在有电视以后，他除了看新闻联播外，还喜欢看（听？）说书节目，什么《小五义》之类的，这是他一天中惟一的消遣。 !啊！朗润园（4）晚上9点半左右，他准时躺下睡觉。季羡林同大家一样，每天八小时上班，甚至超过八小时，而他那一千万字的著作是在什么时间写出来的呢？主要就是在每天早晨从4点到上班前的三四个小时里写出来的。从1946年住进沙滩红楼开始，他便每日清晨4点起床，写作，无论冬夏，从未间断，及今已近六十年矣。很多人都知道季羡林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这件事。他这种勤学的精神，也给人们很大的激励，同时，赞誉之声，不绝于耳。但是，季羡林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写作，却是鲜为人知的。还是先听一听他自己是怎样说的吧。1985年他写过一篇散文《黎明前的》，文中写道：三十几年以来，我成了一个“开会迷”。说老实话，积三十年之经验，我真有点怕开会了。在白天，一整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接到开会的通知。说句过火的话，我简直是提心吊胆，心里不得安宁。即使不开会，这种惴惴不安的心情总摆脱不掉。只有在黎明以前，根据我的经验，没有哪里会来找你开会的。因此，我起床往桌子旁边一坐，仿佛有什么近似条件反射的东西立刻就起了作用，我心里安安静静，一下子进入角色，拿起笔来，“文思”（如果也算是文思的话）如泉水喷涌，记忆力也像刚磨过的刀子，锐不可当。此时，我真是乐不可支，如果给我机会的话，我简直想手舞足蹈了。因此，我爱北京，特别爱黎明前的北京。 !南风拂面 春满燕园（1）季羡林曾经说过：“我写东西有一个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我感动的事物，我决不下笔去写，这就是我写散文不多的原因。”他又说：“我所谓的文章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这说明季羡林的散文都是真情的流露，而不是趋时应景之作。1961年，季羡林的散文创作在停笔十五年后，又重新开始了。从1961年到l965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写了二十七篇散文，这些散文都收在《朗润集》和《燕南集》中。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件事，不是要对他的散文作全面的评价，而是要想透过这些散文，寻出季羡林在60年代初至“文革”前这段时期的思想轨迹。在大跃进、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之后，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总结了前几年头脑发热的教训，检查了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制定了新的政策，在一段时期内，紧张的政治气候稍稍有所缓和。从l961年开始，北大便对“最近几年来”受过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党员进行了“甄别”。批判错了的，恢复名誉，恢复职务。1961年5月28日，党委陆平在全校党员大会上，一改以往的口气说：“当前仍然坚持资产阶级方向的人是极少数……今后不要再用白专的概念了。”1962年，贯彻《高教六十条》精神，北大由党委领导制，改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系党总支对系行政也只起“保证和监督作用”。这些举措说明，在大跃进折腾了三四年后，北大开始逐渐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校又开始像一个学校了。师生们重新回到教室和实验室，而不是整天忙活着大炼钢铁，大“放卫星”，大批判，去农村参加劳动。学校发出明文规定：教师要“确保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上”，要“保证每天有六小时学习时间”。虽然还有六分之一的时间是政治学习，但这已经算是作出了最大让步。在这股风的吹拂之下，系、历史系甚至要求学生背诵《论语》、《孟子》、《左传》、《战国策》等古文。学生会举办的“星期天讲座”，讲演的有：沈同教授的《生命的奥秘》，黄昆教授的《半导体》，赵以炳教授的《健康与长寿》，李赋宁教授的《怎样阅读西方作品》等。“讲座”共举行了十四次，听众达一万六千人次。1962年3月26日，周培源副校长传达了总理、陈毅副总理在“全国工作、创作工作会议”（简称“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周恩来说：“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民主专政的人民队伍中”，“按照一般范畴说，把知识分子放在劳动者之中。”陈毅的讲话则更明确、更干脆，他说：“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应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这就是所谓的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这头上帽子的一“脱”一“加”，令知识分子们几年来提着的心，又放了下来。他们可以睡个好觉，不再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了。像1956年时一样，他们又可以在燕园里抬起头来走路，又受到人们的尊重，其内心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右倾回潮”。不过，“回潮”也好，什么也好，总算让知识分子们在极“左”路线肆虐几年之后，过上了几天平静日子，稍稍喘了一口气。在上述政治环境下，1962年5月，季羡林被选为北大出席市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北大代表共十二人，季羡林名列其中。这件事不但反映了当时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显示了季羡林在当时北大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身份。季羡林从50年代开始，在社会、界便是一名活跃分子，担任过各种社会职务：1953年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1954年、1959年、1964年，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委员会委员、中国亚洲非洲团结委员会委员、中国亚非学会理事兼秘书长、中国协会理事等。五六十年代，他经常出国参加各种国际会议：1955年，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前往印度新德里，参加“亚洲国家会议”。1955年10月，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国际东亚学术讨论会”。1958年，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团员，参加在前苏联塔什干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1959年，应邀赴仰光，参加“缅甸研究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1962年，应邀前往伊拉克，参加“巴格达建城1200周年纪念大会”。会后，去埃及、叙利亚等国参观访问。1964年，参加中国代表团，前往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几内亚等国访问。当时在知识分子中，能够享受到这种待遇的人并不多。事实上，自解放以来，无论在领导眼里或是群众的心目中，季羡林始终是又红又专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一个榜样。因此可以说，在60年代初的四五年中，他的日子是比较好过的，心情也是舒畅的，他对当时政治上的“主旋律”：学毛著，学雷锋，抓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等，也是衷心拥护的。他说：到了1962年，人们的头脑似乎清醒了一点，政策改变了一点，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也开始有点落实。广州会议，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脱帽加冕的讲话像是一阵和煦的春风，吹到了知识分子的心坎里，知识分子仿佛久旱逢甘霖，仿佛在狂风暴雨之后雨过天晴，心里感到异常的喜悦，觉得我们国家前途光明，个人如处春风化雨之中。 !南风拂面 春满燕园（2）我算是知识分子之一，这种春风化雨之感也深深地抓住了我，在我灵魂深处萌动、扩散，让我感到空前的温暖。——写作的前前后后》正是在这种“春风化雨”的心情驱动下，季羡林重新拿起了笔，把他在国内外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的事物记下来，同时饱含着他对国家、、人民的深情，二者溶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朗润集》和《燕南集》中二十七篇散文的内容。这些散文在题材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写国内的新气象、新风貌；另一类是写他访问亚非各国的观感。这些散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也真实地反映了亚非各国当时激流涌进的历史潮流。尽管这些散文的题材有很浓的政治色彩，但是由于季羡林是怀着满腔热情写作的，是真情的流露，因而沒有丝毫勉强之处，也沒有贴政治标签的痕迹，即使在今天读起来，仍然令人感动。这里要重点谈一谈《春满燕园》这篇散文，因为这篇散文的离奇遭遇，与季羡林日后十几年的命运息息相关。1962年春天，季羡林接待外宾的任务特别重，每隔几天，总要到北大接待外宾的临湖轩去一趟。在临湖轩大厅的墙上挂着一张水墨印的郑板桥的竹子，上面题着一首诗：日日红桥斗酒卮，家家桃李艳芳姿。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季羡林非常喜欢最后两句诗。他有时早到了，就一个人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细品诗意，悠然神往，觉得经过几年的运动后，社会环境终于安定了，人们的心情也舒畅了，这一切就像春天又回到了人间，春色满寰宇，和风吹万里。而且，这个春光还不是转瞬即逝的，而是常在的。在品味诗的同时，他联想到了天天早晨在里看到的情景，结果情与景会，有动于衷，产生了创作的欲望，回家以后，便写成了散文《春满燕园》。《春满燕园》是一篇只有一千多字的散文。它由郑板桥的诗说起，转而联想到北大师生心中也有一个春天，在这个春天里，“我们不栽兰，不种竹，我们就把春天栽种在心中”。这个春天“要常驻我们心中，成为永恒的春天”。接下来，文章描写了夜晚教师们在灯光下潜心备课，伏案苦读的情景；早晨，学生们在校园里朗读外语，在图书馆里全神贯注做功课的场面。最后，文章写道：“这个春天是不怕时间的。即使到了金风送爽、霜林染醉的时候，到了大雪漫天，一片琼瑶的时候，它也会永留心中，永留园内，它是一个永恒的春天。”文章寓情于景，感情真挚，语言华美，自然流畅，不失为一篇散文精品。季羡林自己对这篇散文也很满意，他说：“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篇东西，一写出来，我就知道，我个人感觉，它的优点就在一个‘真’字。”果然，《春满燕园》一发表，就获得了好评和强烈的反应。季羡林的学生给他写信，称赞这篇散文。许多中学和课本选它当教材。在此后几年时间里，每年秋天接待新生入学时，好多学生告诉季羡林，他们在中学里读过这篇散文。季羡林心里自然感到十分高兴。但是，还没有等到季羡林的喜悦之情消逝，1966年6月4日，季羡林从“四清”基地奉召回校参加“大革命”，第一张批判他的大字报，就是批判《春满燕园》的。这件事暂且按下不表，下一章再听分解。“社教”运动的角色转变一般说来，在历次运动中，季羡林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是受、被改造的对象，没有教育批判别人的资格。不过也有两次例外，这就是两次“社教”运动：北大的“社教”运动和农村的“社教”运动。他说：在这两次运动中，“我也懵懵懂懂地参加了整人的行列”。一般人只参加过一次“社教”运动，即农村的“社教”运动，可是北大的教师、干部却参加过两次。因为北大历来是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其重要地位和影响力是其他高校无法替代的。所以在全国农村开展“社教”运动的同时，上面决定在北大先进行高校“社教”运动的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但是北大的“社教”运动刚刚结束，还没来得及推广，比“社教”运动彻底得多的“文革”风暴已经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全国，高校“社教”运动已失去推广价值，于是这场运动便虎头蛇尾地不了了之了。这样一来，北大的教师干部就比其他学校的教师干部多经受了一次阶级斗争风雨的锻炼。1964年11月，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领二百多人的工作队进驻北大，北大的“社教”运动从此开始。带队的既然是副部长级，队员们的来头也就不会小，都是从全国各地文化单位抽调来的厅局级的精兵强将。由于工作队是戴着有色眼镜进校的，事先就认定北大是个“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烂掉了的单位”，“党员干部队伍在政治上严重不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攻猖狂”，“校内帝国主义、蒋介石、修正主义的特务活动，贪污盗窃分子、流氓分子活动也相当严重”。北大俨然已经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黑窝点。对这样的单位，当然必须夺权。因此，工作队一进校，北大原来的干部一律靠边站。工作队在各系“扎根串连”，重新组织积极分子队伍。工作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在物色积极分子时自然抱着“唯成分论”的眼光看人，特别重视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和政治历史是否清白。季羡林虽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如果讲“唯成分论”的话，他可是货真价实的“根红苗正”，“苦大仇深”的“红五类”。在北大教授中，像他这样出身好，历史清白，又是共产党员的人实在难觅。因此，工作队一到东语系，季羡林就被列入积极分子名单，成为依靠对象。工作队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是代表党的，季羡林是共产党员，当然要服从。而且，以季羡林当时的“觉悟”是完全不可能想到工作队也是会犯错误的。他把自己参加“社教”运动看作是对党的忠诚，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尽管当时他并不明白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他说：“直到今天，我也不明白什么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但这无关紧要，只要拥护就可以了。大家都是这样做的。人类天性中的从众，使人并非做每一件事都要弄明白后才行动，倒是稀里糊涂随大流的情况居多。就这样，季羡林参加了东语系积极分子队伍，并且被工作队任命为东语系“社教”领导小组组长。 !南风拂面 春满燕园（3）季羡林虽然身为“社教”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权力，大权都掌握在工作队手里。北大“社教”运动开始以后，一贯听党的话的季羡林也产生了许多疑问，他写道：“可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也想不通，解放后第一次萌动了一点‘反动思想’：学校的领导都是上面派来的老党员、老干部，我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起不了多大作用，为什么上头的意思说我们‘统治’了学校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他也不理解为什么“社教”运动要整党的领导人？拿东语系来说，总支、副书记都是他的，他和他们共事十几年，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工作上是很融洽的。他对他们也知根知底儿，他们平时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的人，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了批判斗争的对象呢？季羡林当时的心情是复杂和矛盾的。他在l998年出版的“文革”回忆录《牛棚杂忆》中，对北大“社教”时自己的思想曾经作过这样的表述：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极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参加到运动中来。越揭发越觉得可怕，认为北大已经烂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诚的心情来干这些蠢事的，确实没有存在着什么个人考虑，个人打算。专就个人来讲，我同陆平相处关系颇为融洽，他对我有恩而无怨。但是，我一时胡涂蒙了心，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前途，我必须置个人恩怨于度外，起来反对他。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思想。“社教”运动开始时实行背对背地给校系领导提意见，揭开北大阶级斗争的盖子。后来就变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展开面对面的批判斗争。北大党委书记六人中斗了五个人，常委十四人中批判斗争了八人，连党委书记向市委请示汇报工作，也被工作队视为搞阴谋活动，追逼交代。东语系的总支书记、副书记也被批判了十三次。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各级领导大多被戴上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帽子。整个北大教师和干部队伍也立即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被整的与整人的。“社教”运动，全称“社会主义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如果只从字面上看，不过是一次“教育”运动而已。其实不然。这是一次“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夺权斗争，是关系到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谁要只从字面上来解读历次运动的内涵，那就太不了解国情了。比如“大革命”，与文化何干？不过“社教”运动就更为复杂，从最高领导层就对运动的性质存在分歧，运动搞起来，焉能不乱？当然，当时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知道上面情况的。老百姓只知道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运动搞了不到半年，市委忽然出面干预，在国际饭店召开会议，为被批的校、系领导平反，并且撤了张磐石工作队队长的职务。那些被工作队鼓动起来，曾经在会上批判过各级领导的积极分子们，尽管满腹委屈和狐疑，也被迫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耷拉了脑袋。北大的“社教”运动便像烙饼一样翻了一个个儿，不明不白地结束了。这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对积极分子来说，好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瓢冷水，此时，他们才恍然大悟，自己成了一场政治游戏的牺牲品，可是悔之晚矣。季羡林当然也感到一头雾水，莫明所以，可是他的困惑又能向谁去诉说呢？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北大这块烙饼又重新翻了一个个儿，积极分子们重新得势，以陆平、彭佩云为首的各级领导又成了“走资派”，被批判斗争得一塌糊涂。“文革”结束后，烙饼又翻了过来。北大的“社教”运动虽然结束了，工作队员们拍拍屁股也走了人，但是工作队在运动中制造的被整和整人的两派矛盾，却并没有随着运动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它无形地、长久地困扰着北大教师、干部之间的人际关系，遗患无穷。而且，这次夭折了的“社教”运动，为后来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重重的伏笔，甚至可以说它是北大“文革”的一次预演。除此而外，“社教”运动也实实在在让北大人吃了亏。由于搞“社教”，本应进行的评职提薪工作未能进行，接下来便是十年“文革”，评职提薪更无从谈起。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文革”结束后，同年的毕业生，在清华已经是讲师或副教授了，而在北大还是助教或讲师。北大人的工资也比清华同行低一级。这件事让北大人耿耿了许多年。再说说季羡林参加的另一次“社教”运动——农村“社教”运动——的情况。1965年秋天，季羡林参加完国际饭店会议，便被派到北京郊区昌平县南口村去搞农村“社教”运动。始终没有忘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任务。1965年11月，教育部转发了《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毛泽东说：“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你们学院应该去农村搞‘四清’，去工厂搞‘五反’。”“阶级斗争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学毕业？”毛泽东让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是要知识分子“经风雨，见世面”，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摔打，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做，知识分子身上的污泥浊水才能洗干净，才能成为能上能下，能文能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新人，这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战略任务。 !南风拂面 春满燕园（4）季羡林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来到南口村的。季羡林被任命为工作队副队长，主管整党工作。工作队在农村“社教”时是名副其实的全面夺权，农村原有的各级干部统统靠边站，工作队把党政财文大权全部掌握在手里。不过，上面对工作队员要求也很严格：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当时还没有出现特权，现象尚未滋生，工作队员一个个都是赤胆忠心干革命的劲头。季羡林从六岁离开农村以后，一直没有在农村生活过，这次因参加“社教”运动，再次回到农村，触景生情，感慨良多。农民的纯朴善良，使他倍感亲切，农村广阔的田野和从田野里散发出来的泥土的芳香，使他心旷神怡，好像又回到阔别了四十八年的官庄。但是，四十八年过去了，农村依旧贫穷落后，又使他黯然神伤。他又感到内疚，他说：“当时农民每日的工分不过三四角钱，我的每月工资是四百五。我不敢说出去，怕农民吃惊。”季羡林和工作队员们一起，日夜操劳，搞了几个月“社教”运动，结果搞了一些案子，还逮捕了人。不过后来多数都平了反。季羡林在南口村一直呆到1966年6月4日，才奉命回校。此时“大革命”已经来势迅猛，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季羡林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将经受他生命中最惨烈的考验，可是此时他却浑然不知。 !运动夹缝中挤出的研究成果（1）从1957年到1966年的十年里，季羡林在政治运动和会议的夹缝中，毕竟写出了一些学术著作，不像前七年那样。在政治运动连年不断的情况下，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很不容易了。季羡林十年的学术成果总括起来是：一、出版了两部专集：《中印关系论丛》和《印度简史》。二、翻译并出版了两部印度古代作品：《五卷书》和《优哩婆湿》。三、写作了十五篇论文。《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收入了季羡林从1946年至1956年十年中写的有关中印文化关系的论文，包括前文中介绍过的一些文章，也有未曾发表的文章。该书于1957年出版。《印度简史》是季羡林1956年写的一本有关印度历史的专著。这本著作的目的，就是要简明而通俗地把印度历史介绍给读者。由于篇幅限制，该书只介绍了印度历史的大体轮廓，而且根据出书当时遵循的原则是厚今薄古，对古代讲得简单，重点放在近现代。这对季羡林来说，不但用非所长，而且有点大材小用。该书于1957年出版。下面介绍一下这时期季羡林的十五篇论文的要点：《试论1857年－1859年印度大起义的原因、性质和影响》1957年是印度大起义的百年纪念，季羡林为此写了这篇论文。后来这篇论文扩大成了专著《1957年－1859年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论文中，季羡林利用了新学到的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对这次大起义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4年，季羡林曾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文章。他认为中国的纸是由陆路传入印度的。后来有人反对他这种说法，主张纸是由海路传入印度的。为了回应此说，季羡林再次撰文，列举了大量论据，论证海路传入说之不当。《印度文学在中国》这篇文章是季羡林根据平时阅读时所作的笔记，加以整理、按时间顺序排列开来写成的。他在题目中用了“文学”这个词，这是广义而言，寓言、神话、小故事，以及真正的文学都包括在里面。文章用大量事实论证了印度文学，通过多种渠道传入中国，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这其实是一篇比较文学的论文。这篇文章虽然写于l958年，但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极“左”思想的干扰，未能发表，一直到1980年才发表出来。季羡林在这期间还写过两篇文章：《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也同样遭到了被“枪斃”的命运。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详细介绍。《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是一篇论争性的学术论文。季羡林就“混合梵语的佛典语言”问题，与梵文学者佛兰克林·爱哲顿（FransKkliEdgerton）之间展开了一场论争。这是其中的一篇论文。论争的焦点，仍然是季羡林在德国时发表的论文中提出的“语尾-am>o，u”的问题。《泰戈尔短篇的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风格》这篇文章对泰戈尔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提出了颇有新意、又很有见地的看法。这篇文章运气比较好，写好了立即就发表了。《最近几年来东方语文研究的情况》和《五四运动四十年来中国关于亚非各国文学的介绍和研究》这两篇文章，严格说来算不上是学术论文。因为文章的内容以资料为主，沒有多少分析和论证。但是这些材料很有用，搜集时下过比较大的功夫，所以也列在这里。《关于优哩婆湿》和《前言》《优哩婆湿》是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的一部名剧。季羡林在l956年从梵文翻译了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以后，1962年又翻译了《优哩婆湿》。以上两篇文章是关于剧本《优哩婆湿》的评介。《古代印度文化》这篇论文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印度古代文化的辉煌成就，包括：文学、艺术、哲学、法律、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十传》浅论《十王子传》是印度古代一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在印度国内外受到重视，欧洲许多国家都有译本，但中国读者并不熟悉。季羡林在论文中，对这部长篇小说作了详尽的介绍与分析。《关于巴利文》季羡林曾选译过一些巴利文“佛本生故事”。这是他写的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的论文。“佛本生故事”即释迦牟尼如来佛前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实际上绝大部分是寓言、童话等，是佛教徒用来宣传教义用的。它虽然最初产生于印度，但随着小乘佛教的传布，后来在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广为流传。这些故事，随着汉译《大藏经》也传入我国，如《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等经书里的故事即是。《原始佛教的历史起源问题》这篇论文从经济、政治、思想等方面，论述了原始佛教起源于印度的原因。从以上的介绍，以及前文中有关季羡林学术研究情况的介绍来看，季羡林自1946年回国至1966年二十年中的学术研究，已经大大超出了他的老本行——梵文和吐火罗文——的研究范围，扩大的研究对象是：印度历史文化、中印文化关系、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方面。其中的原因，前文中已经提到，主要是由于回国以后，国内缺乏梵文、吐火罗文的资料，难以继续深入研究。他这种扩大研究范围的作法，开始是出于不得已，但是，经过二十年的努力，逐渐在新开辟的领域内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到了60年代，季羡林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语言学家，他还是比较文学、印度学、佛学等方面的专家，以及翻译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杂家”。在以后的岁月里，季羡林将要沿着这条“杂家”的道路继续走下去，而且越来越“杂”。最终，他在众多的学术领域内，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运动夹缝中挤出的研究成果（2）自1949年解放以后，任何一篇文章（包括专著、翻译、文艺作品等）如要得到发表，必须经过两种审查：一种是对文章进行审查，看看是否有“违禁”的内容。“违禁”的内容不只是政治方面的，也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政策方面的等等。而且，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违禁”的内容也会变。这项审查工作一般是由出版单位来掌握。遇到内容难以判断的文章，或者重要人物写的文章，出版单位拿不准的时候，便会呈报上级领导部门进行审查。有个别的文章，甚至要由主管部门的最高领导者来定夺。另一种审查是对作者政治情况的审查。如果某出版单位通过了第一种审查后，打算采用某篇文章，便会与作者所在单位取得联系，查问此人是否可以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作者所在单位要出具证明，同意或不同意此人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一般本单位会告诉出版单位，此人不宜见报。出版单位便会以其他借口，将文稿退还作者。一篇文章只有在通过了这两种审查后，才能公诸于众。季羡林没有什么政治、历史问题，他属于姓名可以见报的一类人。而且，他已经发表过许多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也算是知物，出版单位对他都很了解。因此，他这三篇文章之所以不能发表，问题不是出在他本人身上，而是出在文章的内容上，也就是没有通过第一种审查。这三篇文章究竟有什么“犯禁”的问题不能发表呢？说起来也是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印度在》一文写于1961年1月10日，是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二千多年来，印度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中包括：屈原的《天问》、《志·魏书》中的“曹冲称象”故事、六朝志怪、唐传奇、变文、柳宗元的《黔之驴》、元杂剧、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等作品，从题材或结构上，都直接间接受到过印度文学的影响。论据确凿，论证严谨，无懈可击。接着，文章又介绍了近代以来，印度大诗人泰戈尔的作品对中国的影响，还介绍了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盛况。最后，文章谈到印度现代作家普列姆昌德、钱达尔、安纳德等人的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印度电影《两亩地》、《流浪者》在中国放映时受到热烈欢迎的情况。《泰戈尔与中国——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这篇论文写于l961年2月21日，是为了纪念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而写的，是一篇两三万字的长文。文章主要论述了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包括：泰戈尔论中国文化和中印关系；泰戈尔访问中国；泰戈尔对中国战争的支持；泰戈尔对东方文明和中印友谊前途的瞻望等方面的问题。《泰戈尔的生平、思想和创作》这篇论文也写于l961年，与前文不同的是，它主要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读者看到这里，大概已经明白了八九分，问题显然出在泰戈尔身上。的确如此。但是这件事又是比较复杂的。在60年代初，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文化部门的领导人对西方十八九世纪的著名作家，包括俄罗斯的著名作家在内，都可以挥舞大批判的“千钧棒”，大肆批判而毫无顾虑。惟独碰到了泰戈尔，像手里拿着一块烫手的山芋似的，批也不是，不批也不是，进退维谷，顾虑重重，处境十分尴尬可笑。在这里，先举一个例子，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文艺界领导人的紧张心情。1961年是泰戈尔诞生一百周年，各国都开展了纪会活动。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十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季羡林参加了这项工作。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一书中回忆道：为什么叫《泰戈尔作品集》这个名字呢？为什么不顺理成章地称之为《泰戈尔作品选集》呢？主其事者的一位不大不小的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官员认真地说：“‘选’字不能用！一讲‘选’就会有人选。谁敢选肯选泰戈尔的作品呢？”最后决定用《作品集》。仿佛这些译成汉文的泰戈尔的作品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任何人加以挑选。这真是掩耳盗铃，战战兢兢，如临深履薄之举，实在幼稚可笑。泰戈尔的作品难道就真的像洪水猛兽、妖怪那么可怕吗？为什么连这位当年在文坛上翻云覆雨、叱吒风云的极“左”官员也不敢、不肯选他的作品呢？其实，说穿了，要害就在泰戈尔的作品中，除了有反帝反殖的“金刚怒目”的一面，还有赞扬母爱、童心、人类之爱的“菩萨慈眉”的一面。当时正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时候。报刊上每天都在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西方作家从莎士比亚一直批到罗曼罗兰，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复活》、苏联作家肖罗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以及根据“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的《二月》改编的电影《早春二月》等，都成了批判“人性论”、“人道主义”最理想的靶子。在这样的情势下，去选泰戈尔的作品，不是自蹈死地吗？那么，为什么还要出版泰戈尔的《作品集》，而又不对他进行批判呢？这里面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因为泰戈尔同中国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泰戈尔当时是亚洲惟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作品从2O世纪初就开始介绍到中国来，几十年中，一直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在中国广为流传，长盛不衰。泰戈尔又是中国人民的好。当他还是一个青年的时候，就写文章痛斥英国殖民者在中国推行鸦片贸易。1924年，泰戈尔为了寻求友谊，不顾年迈体衰，远涉重洋来中国访问，历时五十天，兴致勃勃地访问了半个中国。回国后，他特意在自己创办的国际里增办了一个中国学院。1937年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他写诗怒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并且在给日本所谓“诗人”野口米次郎的著名公开信中，义正词严地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制造的侵华谬论。由于上述原因，1956年总理访问印度时，在国际大学的亲笔题词中写道：“泰戈尔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爱国者、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家，深受中国人民的尊敬。泰戈尔对中国的热爱，对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支持，会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 !运动夹缝中挤出的研究成果（3）对泰戈尔这样一位既宣扬“人类之爱”，又是人民的好的外国，即使是奉行极“左”路线的“权威”，也不知道如何办是好。这就是季羡林的论文不能发表的原因之一。还有一个更敏感的问题，也妨碍了季羡林文章的发表。就是泰戈尔1924年访华这件事。1924年我国文坛上正在开展一场所谓“新阵营同封建复古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斗争”。“新文化阵营”指左翼作家。“封建复古派”指胡先骕、梅光迪、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张君励、辜鸿铭为首的“玄学派”。“资产阶级右翼文人”指“现代评论派”的胡适、徐志摩、林长民等。泰戈尔当然不知道中国文坛上的这场斗争。他只是为了寻求友谊，为了膜拜中国古文化而来。他在中国访问期间，一直由徐志摩、林长民等人接待。泰戈尔访华在当时成了轰动一时的大事，报刊上天天在头版登载他的行踪，发表有关他的评论。由于上面提到过的，泰戈尔的思想既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有“菩萨慈眉”的另一面，因此，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他这次访华便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欢迎、反对、利用。“现代评论派”持欢迎态度，并且宣传泰戈尔是“爱的象征”，是来传播“爱的福音”的；左翼文人则持反对态度。瞿秋白、郭沫若、茅盾、冯乃超等人都曾著文，委婉地批评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复古派”、“玄学派”则利用泰戈尔访华为自己张目。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泰戈尔访华便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应该说，泰戈尔这次访华是“不适时宜”的。正如所说：“印度诗圣泰戈尔先生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而泰戈尔本人则“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明其妙而去”。60年代初，泰戈尔访华时对立两派的代表人物大都健在。当年的左翼作家则已位居要津，掌管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权。他们对三十多年前的那场斗争记忆犹新。而季羡林文章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介绍和评论泰戈尔访华这件事。这样一来，季羡林的文章遭到“封杀”，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季羡林的三篇与泰戈尔有关的文章，在尘封了二十年后，终于在80年代初得以重见天日。值得庆贺的是，2000年12月，河北出版社终于出版了《泰戈尔全集》。《全集》共二十四卷，约一千万字。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告慰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的在天之灵，他对我们的一往深情，我们是没有忘记的。补充几句题外话：季羡林与泰戈尔之间似乎有着某种不解之缘。1924年泰戈尔的中国之旅曾经在济南停留，并且发表演讲。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刚上初中，年仅十三岁的孩子。他对泰戈尔一无所知，但是为了好奇，也跟着成年人挤进了泰戈尔发表演说的会场。季羡林回忆道：“他的话我似懂非懂，只是觉得他那长须长袍非常有趣。他一身的仙风道骨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到了高中阶段，季羡林开始读泰戈尔的作品，曾翻译过泰戈尔的诗，还模仿泰戈尔的诗体写过一些小诗。后来，季羡林又走上研究印度语言、文化的道路，这使他对泰戈尔的思想和作品的理解，比一般人更为深刻。他曾阅读过泰戈尔的主要理论著作和作品，这不但是因为他喜欢读泰戈尔的书，而且研究泰戈尔已经成为他的份内工作。他除了写过上述三篇有关泰戈尔的专论以外，还写过《泰戈尔短篇的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风格》、《泰戈尔序》、《菩萨与金刚——泰戈尔散文之我见》等多篇论文。1984年，他又翻译了印度女作家梅特丽娜·黛维夫人撰写的《家庭中的泰戈尔》一书。这是一本记叙泰戈尔生活和思想的实录，是泰戈尔研究者必读之书。季羡林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研究泰戈尔的权威。季羡林还两次访问过泰戈尔在圣地尼克坦创办的国际。第一次是1951年；第二次是1978年。这两次访问，更加深了他对泰戈尔的景仰之情。有一件事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当年泰戈尔曾竭力提倡“东方精神文明”，推崇印度古代“梵我合一”的思想，并且预言：“中国和印度文明的复兴，就是整个亚洲复兴的基石。”季羡林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曾大力倡导“东方文化”，宣传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且预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21世纪东方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必将再领风骚。”泰戈尔和季羡林，这两位东方的智者，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但是，当他们度过了漫长的生命历程之后，竟然在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亚洲的未来，这样一些关乎人类前途的重大的问题上，有着惊人相似的认识和预言，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深思的事吗？ !山雨欲来（1）1966年的春天，季羡林继续在京郊南口村埋头搞“社教”。南口村虽说离城也就几十里地，却显得很偏僻荒凉。据说在修铁路以前，当年这里是十分繁华的，大街上店铺林立，每天晚上卧在大街上的骆驼多达几百头，酒馆里面划拳行令之声通宵达旦。铁路一修通，骆驼失去了运输工具的价值，这里的繁华景象立刻就消失了。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全村到处可见断壁残垣，一片荒凉寂寞景象，当年的盛况只残留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南口村的社教工作队来自“五湖四海”。除了北大师生七八人以外，还有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来自武警总队等单位的。这支来自四面八方的“杂牌军”，尽管过去不认识，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够协作，感情异常融洽。工作队的队长是昌平县的一位干部，指导员是东语系的党总支，季羡林任副队长，分管整党工作。由于南口村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季羡林对外面发生的事情知道得很少。但是从每天送来的报纸上看到的消息，以及校内来人传来的各种信息，又使季羡林感到外面的形势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不过他并没有在意，仍然埋头搞他的“社教”运动。1965年11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这是“大革命”的第一个信号。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能从中嗅出点火药味，看出点风向来。季羡林在南口村读到这篇文章，竟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这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就是大风暴将要来临的信号。他只把它当作一篇平常的学术文章看待，可见他脑袋里一向缺少政治细胞。虽然解放后几乎天天学习政治，时时刻刻讲阶级斗争，而且他当时搞的“社教”运动就是在搞阶级斗争，他竟然偏偏忽略了阶级斗争。季羡林不但缺少阶级斗争这根弦，他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优点？），心里藏不住话，不懂得韬晦之计，不懂得沉默是金。他看完姚文元的文章以后，竟然信口开河，大发议论，毫无顾忌，他到处扬言：“我根本看不出《海瑞罢官》会同彭德怀有什么瓜葛。”5月10日，姚文元射出了第二枝暗箭：《评“三家村”——〈燕山夜活〉、〈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杀气腾腾，已经将“三家村”判定为“邓拓、廖沫沙、吴晗合股开办的一个‘黑店’”，“这个‘黑店’充当了反动阶级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喉舌。”目的是“支持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颠覆党的领导，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么吓人的罪名，谁看了都会吓出一身冷汗。可是季羡林仍然未看出其中的杀机。他又到处去说：“‘三家村’里的三位村长我都认识，有的还可以说是。我同吴晗3O年代初在清华是。1946年，我回到北平以后，还曾应他的邀请，到清华向做过一次报告，在他家里住过一宿。”如此等等，说个没完。季羡林哪里知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同他一起来南口村搞“社教”运动的他的一位“高足”，出身贫农兼烈属，平常对他毕躬毕敬，季羡林已内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就是季羡林的这一个“心腹”，把他说的话都记在心中，等待秋后算帐。到了“文化大革命”中，季羡林被关进“牛棚”以后，他的这位“高足”看到时机已到，正好落井下石，图得自己捞一顶小小的乌纱帽，把此时记住的他的话，竹筒倒豆子，再加上一点歪曲，倾盆倒到了他的头上，把他打成了“三家村的小伙计”。季羡林在南口村时，还有一件小事，必须提到。在南口村社教工作队里，有一位从武警总队来的姓陈的干部，是个老公安，年纪不大，已经有十年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季羡林与他相处得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引起了季羡林的注意。这位陈同志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用火烧掉。这同季羡林的习惯恰恰相反。季羡林有一个好坏难说的习惯：他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信件，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都要精心保留起来。看了陈的行径，季羡林大惑不解。特别是一张铅印的贺年卡，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同志却连这样一张贺年卡也不放过，而且不是撕掉，一定用火烧掉。季羡林看到这情景，实在沉不住气了，便与陈进行了如下一段对话：“你为什么要烧掉呢？”“不留痕迹。”“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你过分小心了。”“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兜着走。”季羡林大吃一惊，真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心里估量了一下：“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岂知陈同志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血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多久，季羡林就“碰到点子上了”，并且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主要罪证就是他精心保留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纸片。这是后话。 !山雨欲来（2）5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工作队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央发出的文件。大家都分明感到形势有些不妙，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氛，但是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闹不清楚。季羡林在南口村仍然我行我素，在和煦的阳光中，在春光如海的氛围里，懵然如井底之蛙，“做梦也没想到‘文革’这场暴风雨会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仍然悠哉游哉地过着日子。[上一篇]&nbsp&nbsp[下一篇]——正文底部文字广告/adPublish/6.shtmlbegin——正文底部文字广告/adPublish/6.shtmlend【发表评论】【关闭窗口】——相关新闻内容begin相关链接后记(2003/12/3014：10)没有结束的结束语(2003/12/3014：10)辉煌的学术成就(11)(2003/12/3014：10)辉煌的学术成就(10)(2003/12/3014：10)辉煌的学术成就(9)(2003/12/3014：10)辉煌的学术成就(8)(2003/12/3014：10)辉煌的学术成就(7)(2003/12/3014：10)辉煌的学术成就(6)(2003/12/3014：10)辉煌的学术成就(5)(2003/12/3014：10)辉煌的学术成就(4)(2003/12/3014：10)——相关新闻内容end——评论begin发表评论：匿名发表新浪会员代号：密码：——评论end搜索连载/专题新闻/评论——正文页擎天柱/adPublish/3.shtmlbegin——body{margin：0px;}——读书新闻内页擎天柱开始——693D0616E637——$$nwy/2005-5-4~2005-5-4/A$——读书新闻内页擎天柱结束——正文页擎天柱/adPublish/3.shtmlend书业新闻书评书讯书库在线图书分类·畅销····时政··传记··娱乐··生活·励志··财经·职场··其他···——正文读书排行2003全局变量：begin读书频道十一月人气榜给我一支烟危险的愉悦宋美龄画传今生今世我家住在中南海凶猛现代都市的单身群落玫瑰奴隶王三毛：撒哈拉的故事狱中百年地图王小波：时代三部曲贝克汉姆：我的立场 !“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1）现在回首往事才知道，1966年上半年实际上是“大革命”的准备和酝酿时期。在表面平静的大地上，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像炸弹一样投向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当中。自从1965年11月，由江青一伙策划，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就给文化大革命定下了调子，全国的政治空气立刻紧张起来。3月中旬和4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文化大革命”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会上宣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为反党分子。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号召全国人民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所以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了彭真等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重要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还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一发表，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打击的对象就十分清楚了，全国形势立刻严峻起来。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从哪里开刀？由谁来打响第一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经过缜密考虑，最终选择在北大发难。前文中曾经提到，1964年夏季到1966年初，北大的“社教”运动曾经有过一次反复。“社教”运动开始时，工作队无端地全盘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指责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并且把党的许多负责人定为“走资派”，发动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在批斗陆平等人的过程中，哲学系党总支聂元梓是带头人，表现甚为积极。哲学系的一批青年教师受极“左”思潮影响，也积极参加了对党委的批判。后来，北大党委的上级机关市委为了保护北大党委，派市委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珮云到北大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帮助北大党委与张盘石为首的工作队抗衡，但未能奏效。1965年1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出马，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又帮助北大党委推翻了工作队的结论。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张盘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戈华均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张盘石受到批评后，离开了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并对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进行了批评。社教积极分子受到批评后，口服心不服，仍然认为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特别是聂元梓等人，对北京市委处理北大“社教”运动的做法心怀不满，抵触情绪很大，对市委的批评耿耿于怀。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为北大“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这就是当时北大内部潜伏着的矛盾和危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当时北京市委正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要攻击的第一座堡垒，被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姚文元的两篇文章都是冲着北京市委去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彭真、邓拓、宋硕、彭珮云等，又都曾卷入过北大的“社教”运动。如果文化大革命从北大下手，利用北大“社教”运动中对北京市委心怀不满的积极分子来打响第一枪，岂不是一箭双雕的绝好主意吗？经过精心策划以后，5月14日，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大。调查组的任务，名义上是调查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实际上是整北京市委的材料和寻找合适的人来打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同日，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传达了宋硕在市委大学工作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的指示精神：“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5月中旬，曹轶欧在驻地友谊宾馆与聂元梓、杨克明（哲学系教师）等人见面，谈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聂、杨等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受到批评以后，虽有翻案之心，但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有一些心灰意冷。可是，当他们读到《五一六通知》以后，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感到《五一六通知》里讲的话，正是他们当年想讲而未能讲出的话，只不过《通知》讲得更清楚，更透彻罢了。顿时，他们意识到，重新评价北大“社教”运动的时机来到了。曹轶欧还两次约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鼓动陈站出来揭发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问题，曹说：“如果你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发的。”但是，两次都遭到陈的拒绝。最后，曹只好表示“算了”，但又叮嘱陈：“这事不能对任何人谈起，必须严格保密。”① !“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2）（以下有关北大“大革命”中的情况、资料、数据、日期等，凡参考《纪事》的，不再一一注释。从他处引用的，另加注。）──────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5月23日晚，聂元梓、杨克明约集哲学系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商量起草向北大党委发难的大字报，决定从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开刀。大字报由宋一秀起草第一稿，杨克明加工修改，聂元梓最后加工定稿，并第一个签了名。5月25日下午两点，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一贴出，便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激烈争论。学校内部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支持大字报的。两派互相争论，互不相让，形成对立。晚8点，校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欢迎对党委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面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校党委第一副戈华、常委崔雄昆拒绝出席大会，说明北大常委内部对大字报的态度也有两派。晚12点，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来到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到外面。还传达了的指示：“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并强调要遵守党纪国法。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直接送给当时在杭州的。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5月27日、28日两天，北大校内贴出大字报共五百多张，批“三家村”的一百多张，批聂元梓的四百多张。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大遭到反击快要顶不住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大字报贴出后的情况。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在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指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