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① !批判狂潮汹涌而至（4）所谓“毛公、刘公”，即指、刘少奇。陈寅恪提出的条件，在当时简直“骇人听闻”。但这并不是陈寅恪一时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昏话，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的，也是他毕生追求学术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陈寅恪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详细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不止我一个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②──────①、②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但结果又出人意料。“可想而知”是指陈寅恪最终没有出任中科院历史所二所所长，他本来也不想出任。“出人意料”的是，陈寅恪这样“胆大妄为”的言论，竟然没有遭到批判。其中自然有着深远的原因。据说，原因“其一，五十年代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这个人，并说知道此人的历史著作。毛泽东答应回国后去查找，后来才查知在广州的中山。便嘱咐广东当局好好优待。其说二，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成问题。”①这类传说可靠与否，不得而知。但是50年代陈寅恪在广州确实受到中共领导人的礼遇和善待。中共领导人：陈毅、陶铸、胡乔木、周扬等都曾到陈家拜访。不过，陈寅恪在1958年前，还是遭到过两次打击。第一次是1951年科学院准备出版语言学家杨树达的旧作《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请陈寅恪为该书作序，陈欣然同意。“但到了1952年5月，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局给杨去信称：陈寅恪序言的‘立场观点有问题’，陈寅恪的序文自然被删去。”②第二次是1954年，中山大学党委龙潜“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批判陈寅恪思想的陈旧腐朽，并讽刺学界将这样的人捧得那么高，最后不无幽默地说，‘看陈寅恪的著作不如去看《孽海花》’。”③龙潜还在“肃反”时当众作诗讽刺陈寅恪。陈寅恪在1958年前遭到的这两次打击，比起对俞平伯、胡适的批判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即使这样，这两件事，对这位视“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生命的学者来说，其精神上的打击之大，也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1958年大跃进时代，高校掀起“厚今薄古”之风，对学术权威大肆批判，陈寅恪这次再也躲不过去了，他被劈头盖脑的几百张大字报淹没了。1966年“文革”风暴扫荡神州大地，陈寅恪被抄家、批斗、勒令搬家，造反派的大字报甚至贴到了他的床头。已经双目失明又膑足的陈寅恪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了，终于在1969年10月7日被折磨致死。关于陈寅恪的评价，李慎之先生曾经说过：今天看来，陈寅恪的思想与其说是保守，不如说是超前。一———①、②、③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2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至于前文中提到过的季羡林结识的前辈、学者老舍、冯友兰及业师吴宓等人，解放后都各自走过了一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读者必定关心，当年在批判上述几位大师，同时也是季羡林的恩师、业师的时候，季羡林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虽然季羡林当时“真认为中国老知识分子就是‘原罪’的化身，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由于他对几位恩师和崇敬的前辈知之甚深，对他们的道德文章都十分了解，因而，他的态度始终是保持沉默，而没有像有的人那样“反戈一击”，致恩师于死命，以求自保。现在遍查当年的主要报刊，尚未发现季羡林写过批判上述几位大师的文章。访问当年东语系的领导，也没有人记得季羡林曾经写过批判文章。当然，这并不说明季羡林有什么先见之明，也不能说明他当时对大批判持保留态度，但是，它至少可以说明，季羡林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一个老实人，一个不做违心事情的人，一个不损人利己的人。在当时扱其复杂的境况下，能做到实事求是这一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下面引季羡林《回忆陈寅恪先生》一文中的一段话，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季羡林当时的心态和他的为人之道：但是，一旦批到了陈寅恪先生头上，我心里却感到不是味。虽然经人再三动员，我却始终没有参加到这一场闹剧式的大合唱中去。我不愿意厚着脸皮，充当事后的诸葛亮，我当时的认识也是十分模糊的，但是，我毕竟没有行动。现在时过境迁，在四十年之后，想到我没有出卖我的良心，差堪自慰，能够对得起老师的在天之灵了。 !激情岁月的尾声（1）回顾历史，自1949年建国至1978年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十年中，只有1956年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是风平浪静的一年，只有这一年没有搞运动，也没有搞大批判。不但如此，1956年1月14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宣布：知识分子“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了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对被改造、批判了五六年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似晴天霹雳一样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对戴在自己头上的这顶“资产阶级”帽子，本来已经心悦诚服，习以为常。忽然被摘掉帽子，并且宣布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急剧变化，似乎来得太突然，简直令人不敢相信。但这话出自国家总理之口，赫然登在《人民日报》上，又无庸置疑。于是他们惊喜交集，奔走相告，并且以为从此可以告别这顶不光彩的帽子了，真的可以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了。据统计，1956年全国高级知识分子约为十万人，其中四万二千人在高校。这种状况显然与六亿人口的大国不相称，也不能适应即将来到的经济、建设高潮的需要。正是基于对这种现状的考虑，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一下子从改造对象变成了国家的宝贝，受到重点照顾。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鼓舞下，知识分子不再是批判的对象，也不再属于资产阶级，他们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这令他们如释重负，欢欣鼓舞。在经历了五年“脱胎换骨”的痛苦改造后，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党的温暖与关怀。他们拿着高工资，住独门独院的小楼或高级公寓，享受着名目繁多的优待。他们重新受到人们的尊重，甚至党的干部也对他们嘘寒问暖，这使他们受宠若惊。到后来，有的人故态复萌，摆出教授的架子，在燕园的林荫道上，旁若无人，高视阔步，成了当时燕园的一景。大们也过得逍遥自在，午饭时间，一边用勺子敲打着搪瓷饭盆，一边嘴里哼着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拉兹之歌》：“到处流浪，到处流浪……”成群结队地出入大饭堂。1956年的北大充溢着平和、温馨、自由的氛围。1956年的春天来得比往年早，未名湖的冰解冻了，湖水澄澈碧绿，波光粼粼，映着博雅塔的倒影，宁静而充满活力。湖边的柳丝绿了，随风飘荡，散发着春天的气息。黄色的迎春花，紫色的二月兰，一丛丛，一片片，开得那么耀眼，让人忍不住要多看上几眼。整个燕园，大地回春，如诗如画。这是北大校园一年中最美的时候。4月4日下午，俄文楼二楼音乐厅正在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东语系教员党支部讨论季羡林入党申请支部大会。这是北大党委落实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报告的一个重要举措。前来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除了东语系教员支部的党员以外，还有不少外系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入党积极分子。党委江隆基特地前来参加会议，说明北大党委对此事的重视。支部大会经过认真严肃的讨论，全体一致通过季羡林的入党申请。会上没有人提出异议，几乎是一片赞扬声。最后江隆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除了对季羡林入党表示祝贺外，又重申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号召知识分子跟党走，同心协力建设新。季羡林的心情是万分激动的，但是当时他没有讲更多的话。直到一年后，他才写了《入党一年》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他写道：“对年纪比较大的知识分子来说，提高觉悟和改正缺点并不像一些人想得那样十分困难，当然也不会特别容易。组织上的，同志们的帮助，以及个人的努力，三者缺一不可。前二者可以说是外因，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内因。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觉悟才能逐渐提高，缺点才能逐渐改正。”季羡林从一个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最终申请加入共产党，这其间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季羡林是一个执著的者，他一生都盼望祖国繁荣富强。他内心其实是很关心政治的，因为政治与国家命运密不可分。他所谓的“对政治不感兴趣”，实际是对那些置国家利益不顾，玩弄政治的政客以及他们的政党不感兴趣，甚至嫌恶。他经历过的二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和4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政党争权夺利，政客翻云覆雨，把国家搞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的时代。这使他产生了政治是“肮脏的”结论。这也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认识。建国以后，在中共领导下，虽然知识分子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改造过程，但是新政权在短时间内使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国内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再加上建国初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民心振奋，而且在1957年前极“左”路线尚未泛滥成灾，中共的大政方针没有大的失误。这一切改变了季羡林以往对政治的认识。他在1954年写的一篇短文《充满信心，迎接1955年》中，充分表达了对政治的新认识以及对共产党的赞扬，他写道：“我们中国人民现在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像生龙活虎一般从事于各种建设事业，使我们的祖国天天改变着面貌，我们之所以取得上面那些胜利，是和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分不开的。”从解放以后季羡林个人的际遇来看，也是一帆风顺的。他没有受到过批判，也没有在运动中被重点审查，相反，他担任北大校工会主席，一干就是六年，又被选为市人民代表。l95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还参加出国代表团。这些都说明新政权对他的信任。当时，只有政治历史清白，表现积极，靠拢党组织的人才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激情岁月的尾声（2）但是，季羡林并不是很早就提出入党申请的。因为对参加共产党他有一个思想顾虑，这个顾虑即是：“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在他看来，当共产党人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自己却躲在万里外的异邦，追求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乎？”他感到自惭形秽。他没有脸面在革命胜利后申请入党，因为这有“摘桃派”的嫌疑。这种在一般人看来近乎“迂腐”的想法，在季羡林看来却是事关品质、道德的大事，这使他在申请入党时犹豫再三。这种想法恰恰反映出季羡林性格中诚实、质朴，甚至天真的一面。季羡林的这个“活思想”，可以从他的好友臧克家的文章中得到证实。臧克家在《朴素衣服常在眼——记羡林》一文中写道：北平解放不久，他还有点清高、谦逊思想。谈到有些知识分子入党问题时，他说：“共产党打下了天下，这时候你申请入党了。”环境在人，时间在改变人。50年代初，我在济南开人代会，恰好羡林在家，我去看他。亲密的，相会于旧地（他与我都是在济南上中学的），自然别有情意。记得，他留我在他家吃饭，饭罢，羡林亲切而又严肃地对我说：党组织培养了这几年，现在我在考虑这件大事，我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入了党，就要为党工作，全力以赴，把个人的一切全交给党。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我也严肃地对他说：你以前关于知识分子入党的看法，今天要用事实纠正了。这一步，你是迈过来了。党和群众培养你，信任你，你应该写申请书！他听了我的话，很感动的样子，没多说什么。我心里想，羡林不论做人，做学问，不是暴雨似的，而是沁透式的。他入了党，一定会给党好好工作，只想给党添什么，决不会想向党要什么。果然，羡林是这么做了。季羡林入党后，以组织观念强而受到表扬，据说有一次当他正准备参加支部会时，突然上面来了通知，主持的一个宴会要请他参加，他急得到处找支部请假。他的党费总是每月准时交纳，分文不差，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党组织分配的任务，他必定竭尽全力去完成。他从来没有向党伸手要过什么，只是付出。他入党后从不以党员自居，高人一等，而是和以前一样，仍然是个普通一兵。如果按党章来衡量，他应该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事实上，80年代初，季羡林作为“优秀党员”，在北大成为全体党员学习的榜样，校刊上大量报导过他的先进事迹。 !五年学术研究竟是一个“零”季羡林在学术回忆录《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对195O年至1956年自己的学术成绩作了回顾。他吃惊地发现，“这一段，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在整整七年中，有五年我的学术研究成果竟是一个零，其余两年算是写了两篇可以称得上学术论文的文章，差强人意。试问人生一世能有几个七年呀！”季羡林的慨叹与惊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一个搞学术研究的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学术研究是生命的记录。时间过去了，却没有留下记录，就等于浪费生命，无异于自杀。可是在那样的年月，又怎么可能有时间坐下来研究学问呢？批判和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开会，简直可以说无日不开会。正如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的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所有人的宝贵生命都消耗到无休止的会议中去了，而且是毫无价值地消耗掉了。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季羡林自己统计的一份七年学术成果成绩单：1950年一整年，我只写了两篇文章。1、《纪念开国后第一个国庆日》2、《记梵文原本的发现》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等于零。1951年这一年我写了八篇文章，汉译马克思《论印度》出版。1、《序》2、《语言学家的新任务》3、《介绍马克思》4、《从斯大林论语言学谈到“直译”和“意译”》5、《对于编修翻译史的一点意见》6、《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7、《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翻译）8、《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翻译）也没有一篇学术论文，这一年又是一个零。1952年这一年只写了一篇文章。《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这一年当然又是一个零。1953年这一年我写了两篇文章。1、《学习心得》2、《纪念马克思的著成一百周年》1954年这一年写了三篇文章。1、《中国纸和造纸法传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这是颇费了一些力量才写成的一篇论文。我这篇论文的主要结论是：中国纸至迟到了唐代已经传入印度。造纸法的传入，由于材料缺乏，不敢肯定。传入的道路是陆路，也就是广义的丝绸之路。2、《中印交流》3、《中缅两国人民的友谊》后两篇都不是什么学术论文。1955年这一年，我写了四篇文章。汉译《安娜·西格斯短篇集》出版。1、《序》2、《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这一篇勉强可以算做一篇学术论文，因为并没有费多少力量，不过摭拾旧文，加以拼凑，勉成一篇而已。3、《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这同前面1954年关于纸和造纸法的文章属于同一类型。我在上面下过一些工夫，可以算得上一篇学术论文。4、《为我们伟大的祖国而欢呼》这是一篇应景的杂文，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56年这一年共写了五篇文章。汉译《沙恭达罗》出版。1、《纪念印度古代伟大诗人迦梨陀娑》2、《印度古代诗人迦梨陀娑的》3、《序》4、《沉重的时刻》（译文）5、《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这是印度佛教史上和西方梵文巴利界的一个老问题，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即关于原始佛教究竟使用什么语言学习佛言。我的结论是：佛允许比丘们用比丘们自己的话来学习佛言。在以上五篇中，只有最后一篇可以算是学术论文。——《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季羡林为什么在这里一口气把七年中写过的东西都罗列出来？他写道：“我那样做是有用意的，我的用意是在‘示众’。”季羡林的“用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是个“惜阴如金”的人，“衣不求华，食不厌蔬”，一生所求只在“学问”二字，每天早晨四点即起床，伏案写作，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不敢有丝毫逸豫。可是“皇皇四十载，书剑两无成”，怎能不令他“言念及此，心如刀割”。他连声呼道：“奈之何哉！奈之何哉！”然而，这才仅仅是个开始，更严重的还在后头。 !反右风暴擦身而过（1）20世纪的1957年，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忘的年头，至今回忆起来仍然令人不寒而栗。对全中国人来说，这一年也是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这一年开始，中国这艘航船偏离了强国富民的航向，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逐渐驶向“文革”的漩涡。正当全国知识分子从平静的1956年迈进1957年的时候，在那个“不平常的春天”，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由帮助党整风，鼓励提意见，忽然变成“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使所有知识分子大惊失色。在他们被吓得目瞪口呆，惊魂未定，甚至还来不及做自我检查的时候，一张大网已将五十余万名知识精英一网打尽。五十余万人沦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成为人民的敌人，被打入“另册”，被批判，监督，劳动改造。被株连的亲友，铺天盖地，不计其数。被株连者在入学、就业、提干、入团、入党，甚至等方面均遭到歧视。1957年北大从整风到反右，整个过程都发生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4月25日，北大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学习于同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党委委员、各行政部门的党员负责干部，并邀请校务委员、系主任、民主党派、工会、会负责人等一百五十人参加。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揭露学校中存在的“三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这是北大党委贯彻中共中央开门整风指示，召开的一次大规模的整风会议，也是北大党委整风的开始。这次干部整风会议是一次马拉松的会议，从4月25日开到5月14目。期间，在大会上有五十多位教授和干部发了言。大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批评。后来这些发言者中的部分人，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5月14日，会议最后一天，党委第一江隆基宣布：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不过，它只是北大整风运动的序幕。应当补充一笔的是，在这次会议召开前一周，即4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的哲学界人士。北大哲学系郑昕、冯友兰二位教授参加了接见。接见中，在大家谈到关于逻辑问题时，毛泽东说：一切学术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地加以研究讨论。当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胡绳到来时，毛泽东特意向冯友兰说：你们关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意见的争论，还应继续下去。毛泽东的话使郑、冯二位教授深受感动，使他们对党贯彻“双百”方针的决心深信不疑，同时，北大的教授、干部们闻之也深受鼓舞，打消了在整风运动中大家的种种顾虑。与此同时，社会上的整风运动也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5月19日，北大大饭厅东墙上出现了历史系学生许南亭以“历史系一群”的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质问校团委关于北大出席团的“三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这是北大整风运动中出现的第一张大字报。接着出现了哲学系龙英华贴出的大字报，建议开辟“民主墙”。这两张大字报出现后，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蜂涌着，奔告着，争论着。北生的“大鸣大放”随之开展起来。5月20日，大饭厅附近的墙上，已经被五颜六色的大字报贴满。其中绝大多数是对学校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以及教学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意见。其中一篇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写的《一株毒草》，批评《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刊物。傍晚，物理系学生谭天荣在16楼旁与不同意见的同学展开辩论，形成了一个辩论会。晚上，江隆基在大饭厅向同学们作当前学校开展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表示支持同学“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5月21日，谭天荣宣布成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刘奇弟贴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轰动全校。这一天，油印小报《自由论坛》、《春雷》、《百花坛》出版，同时贴出墙报《广场》，与其持对立观点的油印小报《观察家》、《五月》也随之出版。5月23日，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学生林希翎到北大大饭厅旁广场上进行讲演，引起极大争论。北大的“大鸣大放”随之进入高潮。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一样贴满了一切可以贴的地方。为了弥补大字报不能充分说理的缺陷，新的辩论会形式出现了。晚饭后，学生们把饭桌当讲台，轮流上台发表演讲，争论激烈，情绪激昂。这个阶段，有人无所畏惧，有人惊惶失措，有人义愤填膺，也有人冷眼旁观，鲜明地凸现出每一个人的性格。在这些日子里，从饭厅到宿舍和教室区，到处是辩论会、演讲会，整个北大沸腾起来了。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少数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右派分子”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报刊上。这篇社论的发表意味着：反右，开始了。 !反右风暴擦身而过（2）当人们读到社论，醒悟过来，为时已晚。这一年北大没有放暑假，全校师生都投入到反右斗争中去了。季羡林在整个运动中的经历颇为奇特而又鲜为人知。从整风开始到反右结束这段时间，他一直呆在北大，然而他既没有被划为右派，也没有参加批判右派的斗争。他自己说：反右期间“我成了‘逍遥派’”。许多当年参加过北大反右斗争的人，被问及是否还记得季羡林在运动中的表现？大都摸摸脑袋，皱皱眉头，想了想，然后说：没有印象。那么，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到哪里去了呢？是一件突发的事件使他远离了运动。运动初期，东语系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由于几年来在招生工作上出了点问题，导致有的毕业生工作分配后有改行的现象，这在计划经济时期被视为工作的失误。这件事对东语系在校产生了很大冲击，一部分学生提出转系的要求，其他学生也为自己毕业后的前途忧心忡忡。于是在东语系学生中顿时刮起了一股转系风。季羡林作为一系之长，自然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学生情绪激昂，四处张贴大字报，指斥招生计划的错误，要求领导批准他们的转系申请，在教室的黑板上，大字书写“救救没娘的孩子！”以示抗议。他们天天纠缠住季羡林不放，要他作出明确回答，言辞十分激烈，甚至出现过几次围攻季羡林的紧急的场面。这当然有些冤枉了季羡林，一个系主任怎么能对国家的招生计划负责呢？他又有什么权力对学生作出同意转系的许诺呢？可是学生不管这一套，硬是揪住季羡林不放。事情越闹越大。最后，部不得不派一位副部长亲自来北大参加处理这件工作，并派了一位司长天天来北大协助季羡林面对学生做工作，事情才终于得到妥善解决。等到转系风平息下去，善后工作处理完了，“鸣放”已经结束，运动转入了反右阶段。季羡林说：“事情得到解决，我也就算是过了关，从此成了‘逍遥派’。既不被批，也不批别人，逍遥自在，为所欲为。”“逍遥派”这个词儿当时还没产生，它是在“大革命”中才出现的，季羡林在这里不过借用一下说明自己的处境而已。当时全校到处摆满了反击右派分子的战场，而办公楼礼堂是最大的一个，此处离东语系所在的外文楼最近。季羡林有时候就坐在办公楼前的石头台阶上，听大礼堂中批判右派的发言。他回忆道：“其声清越，震动楼瓦。听腻了，便也念点书，也写点文章。我悠闲自在，是解放后负担最轻的一段时间。”在北大如火如荼，惊心动魄的反右斗争中，竟也有像季羡林这样的“逍遥派”，竟还能念点书，写点文章，若不是季羡林自己说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季羡林一生的经历平淡如水，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但是他在每个“节骨眼”上，都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真让人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没有东语系的转系风波，季羡林同大家一起参加运动，提意见，他也不会说出什么出格的话来。这倒不是因为他说话谨慎，善于审时度势，而是“一方面，我有一件红色外衣，在随时随地保护着我，成了我的护身宝符。另一方面，我确实是十分虔诚地忠于党。即使把心灵深处的话‘竹筒倒豆子’全部倒出来，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前文中说过，季羡林于1956年4月4日经支部大会通过，参加了共产党，预备期为一年。1957年4月4日再经支部大会通过，季羡林遂成为正式党员。这便是季羡林说的“红色外衣”和“护身宝符”。一个刚刚转正没几天的党员，一般是不大可能对党说出什么“逆耳”之言的。再说，解放八年来，季羡林的日子过得一帆风顺，在历次运动中不曾受过什么触碰，在政治上受到信任，在学术地位上受到尊重，是北大教授中“又红又专”的典型，他对“三害”尚无切身感受，对党更无怨言，所以，即使“‘竹筒倒豆子’，也决不会说出违碍的话”，这是出自内心的真话。那么，季羡林当时是怎样看待这场运动的呢？他在回忆中写道：“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根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季羡林当年虽出于偶然的机缘逍遥于反右运动之外，躲过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但是他并没有忘记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这场劫难。经过多年的思考，他对反右斗争这场运动终于有了新的认识。1999年，他在《记张岱年先生》这篇短文中，说了以下的一段话：1957年反右，张岱年先生受到了牵连。这使我对他更增加了一种特殊的敬意。我有一个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凡被划为“右派”者，都是好人，都是正直的人，敢讲真话的人，真正热爱党的人。但是，我决不是说，凡没有被划者都不是好人，好人没有被划者遍天下，只是没有得到被划的“幸福”而已。至于我自己，我蹲过牛棚，说明我还不是坏人，是我毕生的骄傲。独没有被划为右派，说明我还不够好，我认为这是一生憾事，永远再没有机会来补课了。季羡林语出惊人，引来了颇多议论。这段话确当否姑且不论，但它至少说明，季羡林这个当年的“逍遥派”，对反右斗争并非无动于衷，四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最终得出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 !狂热的1958年（1）西谚说：“人类一思索，上帝就要发笑。”上帝为什么要发笑呢？因为人类一思索，往往就距离真理越远。今天，当我们回忆起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大放卫星”的事，也和上帝有了同感，会哈哈大笑，笑我们自己狂热地干了蠢事。可当年却是不笑的，不但不笑，还豪情满怀，充满必胜的信心。人们那种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现状的渴望，改天换地的豪情，“超英赶美”的雄心，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历史上，恐怕也是前无古人的。遗憾的是，这一页最终竟成为历史的笑柄。从1958年“大跃进”到1965年的“社教”，在这八年中，究竟搞过多少次运动，现在已经很难条分缕析地说清楚了。仅1958年这一年，在高等学校内开展过的运动就有：反右补课、除“四害”讲卫生运动、“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厚今薄古大辩论、整改运动、兴无灭资运动、“双革四化”运动、大炼钢铁运动等等。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一个新的运动，人人忙得喘不过气来。至于大运动中的小运动，更是多如牛毛，诸如：引火烧身、公开交心、抱西瓜给老师送礼、插红旗拔白旗、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大专小红论、批判“粉红论”等等。所谓“双反”运动，即“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所谓“粉红论”，即在政治上既不红透，但也不“白”，取红白之间的“粉红”之谓也。运动形式和斗争手法层出不穷，若非亲历者，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情景。总的说来，运动可分为“务虚”和“务实”两大类。“务虚”，是指改造精神世界，其目的就是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如“红专大辩论”。“务实”，是指改造物质世界，其目的就是要改天换地，早日进入共产主义，如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的北大没有放暑假，炎炎夏日里，全校师生在各自岗位上，汗流浃背，夜以继日地苦干、巧干，每天都在“放卫星”，有时一天放好多颗“卫星”。8月8日，东语系朝鲜语专业师生向党委报喜，宣称他们放了一颗“大卫星”：本专业师生奋战一周时间，完成了二万条词条、一百万字的《汉朝词典》。这种“卫星”难以让人相信，以当时朝鲜语专业的力量，全体师生不吃不睡，一周内抄也抄不出一百万字的词典来，且不论词典的质量了。可是当时并没有人怀疑这些“卫星”的真实性，甚至私下里也没有人说怪话，这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季羡林也不例外。他是个赤诚的者，热切盼望国家早日富强。他又是一个很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而且按他自己的说法，“在政治上是属于幼儿园水平”，像他这样的人，处在全国人民热情奔涌，如痴如醉的年代，焉能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季羡林在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道：“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高等、留过洋的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唯我独马，唯我独革。”（《我的心是一面镜子》）我们现在还可以从1996年出版的《季羡林文集》中，读到季羡林在大跃进期间写的文章。因为季羡林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有言在先：不悔少作，不避讳过去文章的浅陋或错误，凡能找到的，有文必收，并保持原样不作改动。按照惯例，每年国庆节，季羡林都要写一篇文章向海外侨胞们报告祖国建设的成就并谈谈自己的感想。1958年他写的文章题目是《在大跃进中庆祝国庆节》。文中写道：我以前常用“祖国的建设简直是日新月异”这句话；但是在今年，这句话无论如何也不够了。如果允许我杜撰的话，我想改为“祖国建设简直是秒新分异”。接着，文章便开始介绍“大跃进”“秒新分异”的情况：最初在报纸上读到有人想亩产小麦千斤的时候，我的脑袋里也满是问号。然而不久亩产千斤的纪录就出现了。不但出现了，而且像给风吹着一样，纪录一天天升高。有的时候晚报上的最高纪录，第二天早晨就被打破。有一些科学家也着了慌，他们用最高深的数学、物理和化学来证明，小麦亩产最高产量是三千斤；然而事实却打了他们一记耳光，纪录一直升到七千多斤，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纪录。现在有许多农民和科学家已作出计划，明年的产量不是以千斤计，而是以万斤计。稻子也是一样，早稻的最高纪录已经达到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竟达到四万三千多斤。有些人觉得这些数字简直是神话，他们有点半信半疑。信嘛，他们不能够想象，在那有限的一点点地方，这么多的稻子如何摆得下；疑嘛，他们又知道，报纸从来不说谎话。不管这些人怎么想，我可以告诉诸位侨胞：这些纪录还只是牛刀小试，不用说明年，就是在今年，也还会有许多地方打破这一纪录。至于最高纪录究竟是多少，现在很难预言；我只希望侨胞们有一个思想准备，将来不至于过分吃惊。季羡林说的水稻亩产四万三千多斤的纪录，果然是“牛刀小试”。1958年9月18日，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人民日报》上赫然登载了广西容县水稻亩产达十三万斤的报导，放了一颗特大“卫星”。这个鲜为人知的容县顿时名闻天下。在全国人民为这颗特大“卫星”欢呼雀跃的时候，也让世界人民笑掉了大牙。 !狂热的1958年（2）“大跃进”、“浮夸风”、“蛮干风”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骇人听闻的地步，全国人民却浑然不觉，依然沉醉在“放卫星”的狂喜之中。只有当时的苏联沉不住气了，他们说，把一亩地全铺上粮食，铺一米厚，也达不到报纸上吹嘘的产量。这本来是十分合情合理的说法，然而却遭到了中国方面的普遍反对，被中国老百姓嗤之以鼻。就连季羡林这么实事求是的人，也从没有怀疑过报纸上的消息。他说：“我听到‘上面’说：全国人民应当考虑，将来粮食多得吃不了啦，怎么办？我认为，这真是伟大的预见，是一种了不起的预见。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季羡林在文章里还向侨胞们报告了北大大跃进的惊人成果：只是化学系一个系就完成了研究项目一千多项，经过严格的审查，其中七十几项超过了国际水平。……我所在的东语系，在短短的二十几天以内，已经编出了汉朝词典、朝鲜外来语词典、华日词典、越汉词典、乌尔都词典、印地汉语词典等等。这些词典，无论是从量的方面来看，还是从质的方面来看，都已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些词典也许编出来了，但是当时并未出版，其中有的至今也未出版。至于它们是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就只有天晓得了。引述季羡林在“大跃进”年代写的文章，目的只在说明，季羡林也是一个凡人，他当时同“六亿神州”一样幼稚，并不比别人高明，也没有金睛火眼、远见卓识。他虽是留过洋的教授，但是在“全民无意识”的狂热社会环境中，知识和智慧也帮不了忙，一个留过洋的教授丝毫不比一个文盲更清醒。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神话。接着来的便是三年“自然灾害”。人们普遍挨饿，浮肿病四处蔓延，校医院门口排上了长龙。北大不得不“减少生产劳动、停止剧烈的体育活动、暂停体育运动会、严格控制会议。”党委的中心工作是“办好食堂，劳逸结合”，从全校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到食堂工作，口号是：“政治到食堂，干部下伙房。”两年前燕园里大跃进热火朝天、车水马龙的风光顿时销声匿迹，眼下是一片偃旗息鼓，冷清萧条的景象。季羡林曾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水”，他说：“我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说过。”实际上，在这段“困难时期”，季羡林的精神面貌反而格外地好，从他重新拿起笔来写作散文这点上，便可以看出来。关于这个问题，将在后文再说。从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已经“左”得不能再“左”了，当务之急应该是反“左”。据说中央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就惹了大祸。一场反“左”变成了反右。“反右倾”运动从上而下，铺天盖地而来，又打了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季羡林曾说过：“我一生最佩服四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这四个人是：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和彭德怀。”众所周知，这四个人虽然政治信仰不同，职业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者，都是敢讲真话的硬骨头，都是因为讲真话而蒙冤受屈的。从季羡林“最佩服的人”，也可看出季羡林本人的性格和信念。彭德怀的蒙冤，对季羡林震动极大，他在文章里特意写了一段话来表达自己对彭德怀的崇敬之情，他说：“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子，豁出命去，也不会阿谀奉承，代表了中华的浩然正气。”（《我的心是一面镜子》）庐山会议后，“大跃进”狂飙再起，跃进，跃进，再跃进，直到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经济形势急剧恶化，发烧的头脑才暂时冷静下来。可是，国民经济经过三年调整，刚刚好转，又开始了继续革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传遍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弄得全国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最后忽然发现“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又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北大一向是政治最敏感的地方，任何一个运动都不能少：“反右倾”、“拔白旗”、“干部下放”、“参加劳动”、“教育改革”、“学毛著”、“学雷锋”、“反修防修”等，又经过了数不清的运动。北大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运动，都已经锻炼成了“运动健将”，行家里手。无非是这次运动你整我，下次运动我整你，大家都习惯了这一套，不再感到新奇和害怕，反而变得麻木了。季羡林也跟大家一起，在时紧时松，时强对弱的运动中度过了四五年乱哄哄的日子。 !啊！朗润园（1）季羡林在中关园一公寓一住就是十年，始终是单身一人。到了1962年，叔父去世，他便把妻子和婶母接来同住。可是中关园一公寓的房子住不下三个人，于是学校便分配给他朗润园公寓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当时13公寓刚建成，季羡林是头一家搬进去的。朗润园在北大的东北部，这里原来是明清名园之一，属于圆明园的一部分。1900年圆明园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了，朗润园也变成一片荒芜，只剩下一弯湖水，一座土山。1962年北大开始在朗润园旧址修建职工宿舍，共建了六座，结构一样，都是四层，两个门洞。五座在湖东边，由南向北排列8－16公寓；在湖的北部偏西，孤零零地矗立着的，就是朗润园13公寓。在燕园院墙里面，还有一个园叫燕南园，与朗润园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燕南园四周有高大的围墙围住，园中错落地建了十六幢西式小洋楼，楼周围是小花园，楼与楼之间有水泥铺的小路相通，满园树木参天，绿草如茵，分明是一派欧式庭院风格，与燕园内整体的古典式建筑迥然不同。燕南园地处校园中心地带，围墙外就是图书馆、宿舍、商店、食堂、篮球场，人声鼎沸，喧闹异常，但是园内总是静悄悄、空荡荡的，人迹罕见。教授们住在这里真是闹中取静，想必会有“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感受吧。这里一向被视为燕园的“世外桃源”。自燕京建校以来，学校著名的教授大都住在燕南园。到了1962年，像著名教授冯友兰、王力等也都住在这里。冯友兰的“三松堂”也因此地而得名。80年代初，季羡林曾经有希望住进燕南园，可阴差阳错未能如愿，为了纪念这段因缘，他特意把自己的一本散文集命名为《燕南集》。可是，时移事易，事隔四十年后的今天，当年人人向往的燕南园，因年久失修，更兼“文革”期间抢占住房的破坏等原因，已经变得草木凋零，小楼颓败，杂草丛生，一幅“废园”的凄凉景象。与其相反，当年荒凉的朗润园，如今却是水木明瑟，曲径通幽，绿树蓊郁，红荷映日，一派旖旎风光。朗润园现在是北大众园中最美的一个园。有一次，季羡林同一位老去庐山归来，老朋友到他家拜访，看见朗润园的风景，对他说：“你家里有这么好的风景，还到庐山去干什么？”可见朗润园给人的印象有多美。季羡林自从搬进朗润园13公寓后，便结束了三十多年的单身生活，总算有了自己的家。季羡林说：“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候。”季羡林一家给左邻右舍的印象是忠厚俭朴，古风古貌，还带点乡土气。三位老人的人缘极好，他们受到朗润园老人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与邻里的关系也很融洽，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季羡林人称“季爷爷”，妻子彭德华人称“季奶奶”，婶母人称“老祖”。孩子们见到他们，大老远就喊：“季爷爷好”，“季奶奶好”，“老祖好”。三位老人也会含笑回应一声：“真乖，好孩子。”季羡林家里也是一团和气。季羡林自己说：“叔父去世以后，老祖同我的妻子彭德华从济南迁来北京。我们一起生活了近三十年，从来没有半点龃龉，总是你尊我敬。自从我六岁到济南后，六七十年来，我们家从来没吵过架，这是极为难得的。我看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为过。”老祖虽然年迈，但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操持家务主要靠她。老祖天天背着一个大黑书包去采买食品菜蔬，成为朗润园的美谈。妻子虽然不高，只念过小学，对季羡林搞的这一套学术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也从来没想知道，在这方面她和季羡林之间可以说毫无共同语言，但是，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她对季羡林关怀备至，对子女也做到了慈母应做的一切。她同婶母一起，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使季羡林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和治学中去。季羡林曾经描绘过这样一个场景来说明他家的幸福生活。他写道：“有时候家人朋友团聚。食前方丈，杯盘满桌。烹饪都由老祖和德华主厨。饭菜上桌，众人狼吞虎咽，她们俩却往往是坐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们吃，脸上流露出极为怡悦的表情。”对这样的家庭，一切誉美之词都成了多余，都会黯然失色。此时，季羡林的婉如、儿子延宗都已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工作，并且都成了家。每逢节假日，女儿和儿子带着家人来朗润园团聚，季羡林家三间屋子便人满为患。祖孙三代，老老少少挤在一起，有说有笑，边吃边聊，热热闹闹，其乐融融。季羡林这时，看在眼里，喜在心上，烦恼之事，一扫而光，完全沉醉在天伦之乐的温馨氛围之中。张中行先生在朗润园住过，是季羡林的邻居，后来又成为好友。他曾经用“厚朴”两个字评价季羡林其人；又用“陈旧，简直没有一点现代气息”来评价季羡林的家。张先生不愧是老，有眼力，这两个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现在就借张中行先生的评语，先来谈谈季羡林的“厚朴”。在北大这个圈子里，季羡林是名教授；在全国这个大圈子里，是人人皆知的学术大师。可是看装束，则远远配不上这些头衔。他永远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走在人群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从外貌看，他像工友，又像老农，没有一丝学者的风度。他青年时期，曾在德国十年，为什么不穿西服？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季羡林的回答是：“那些一句洋话也不会说的人，都穿西服，打领带，装出洋派头的样子，我有逆反，所以不穿。”这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当年先生从留学回来，不也总是一身竹布长衫，一双力士球鞋，手拿一把油布雨伞，往来于北京各大名校间去讲课吗？陈寅恪先生从西方留学归来，在清华任教时，不也是身着长袍，肘下夹着一个布包，不认识他的人，还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个书店到清华来送书的老板吗？中国老一代学人，特别是在国外留学多年后归国的大学者，钟情于衣着的情结，与其说反映了他们对某些不学无术，却西服革履的所谓”西崽”们的反感，不如说表现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认同心理。 !啊！朗润园（2）当然，如果仅仅从衣着上来理解季羡林的“厚朴”，就未免有些失之偏颇了。在权势者、富有者、者中，也有不少衣着朴素，待人平易，谈吐得体的人，但他们在不经意中，往往会流露出自己的拥有，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他们的朴实和平易不过是一种装饰。季羡林则完全不同，他的朴实和平易极其自然，是打心里“流”出来的。他无需装饰，因为他本来就把自己看作一个平凡的人。至于季羡林的性格，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这也是许多人想知道的。关于这个问题，他本人从未谈过，外人揣摩的倒不少，但难免失真。可是，有一次，他在谈论交友之道时，偶尔泄露出对世态人情的好恶，让我们可以窥见他对自己性格的概括。2000年1月8日他写过一篇散文《佛山心影》，内容是记1999年初冬，应香港企业家石景宜博士之邀，赴广东佛山做客的一篇游记。石老对祖国事业作过重大贡献，曾被授予大学名誉博士学位。季羡林与石老萍水相逢，一见如故，遂成好友。我交了一辈子，我究竟喜欢什么样的人呢？我从来没有作过总结。现在借这个机会考虑一下。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害怕天才》，现在想改一下：我不怕天才，而怕天才气，正如我不怕马列主义，而怕马列主义面孔一样。古人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自己不能完全做到上面讲到的一些境界，也不期望我的朋友们都完全做到。但是必须有向往之心，虽不中，不远矣。简短一句话，我追求的是古人所说的“知音”。孔子说：“勿友不如己者。”“如”字有二解：一是“如同”，二是“赶得上”，我取前者。既然是“勿友不如己者”，而且“如”字取”如同”解，那么，这段话无疑可以看作是季羡林的自况。仔细琢磨这段话，它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它既包含了我们中做人的基本准则，比如：质朴、诚实、气节、利人等等，还流露出一股山东人特有的执著、仗义和梁山好汉式的硬气。把这些综合起来，也许就形成了季羡林人格的独特魅力。再谈谈季羡林家的“陈旧”。如果走进季羡林的家，定会让你吃一惊：水泥地，大白墙，没有经过任何装修的房间，完全是上世纪50年代普通民居的老样子。家具都是学校发的，既旧且破。没有客厅，待客就在大间的卧室里。卧室南面并排放着两张单人床，是老祖和妻子睡的，占去了半间屋子。北面放一张旧八仙桌和三把破旧的椅子，既是餐桌又是客人坐的地方。季羡林自己住在较小的房间里，这间屋内除了一床，一桌，一椅之外，便是书，书从地面一直堆到天花板。这样的屋子和陈设，的确够陈旧的，一点现代化的气息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