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才觉到我的兴趣是倾向象征的唯美的方面的。我在德国作家中喜欢Holderlin（荷尔德林），法国喜欢Verlaine（魏尔兰，法国象征派诗人），Baudelaire（波特莱尔，法国象征派诗歌先驱），英国Blake（布莱克，英国浪漫诗人），Keats（济慈，英国浪漫诗人）以至其他唯美派诗人。不过这些诗人的作品我读的并不很多，我所谓喜欢者大半都是Bylntuition（直觉地）。然而即便，他们的天才总是能觉得到的。我主张诗要有形式，与其说有metre（格律），有rhyme（韵律）。以前有一个时期，我曾主张内容重于形式，现在以为是不对的。散文（尤其是抒情的）不要内容吗？新诗人只有徐志摩试用metre。不过这在中国文是非常难的。不过无论难不难，中国诗总应当向这方面走。这是我所以对徐志摩有相当崇拜的，无论别人怎样骂他。我觉得诗之所以动人，一大部分是在它的音乐成分。本来拿文字来express（表达）感情是再笨不过的了。感情是虚无缥缈的，音乐也是虚无缥缈的。感情有naturalharmony（自然和谐），音乐也有。所以——最少我以为——音乐表示感情是比文字好的。倘若不用文字，则无所谓诗了，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在诗里多加入音乐成分。整整70年过去了，季羡林当时的文学观在今天看来，不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是深刻还是浮浅，是精辟还是幼稚，无论如何它让我们听到了当时一个文学青年真实的心声，而这种声音过去是很少听到的，这件事本身就十分有意义。最近读到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杂志（2001年11月，第474期）。其中有一篇谈到新月社的文章，并且提到了季羡林，不妨抄录一段，供读者参考：1923年新月社在成立。先是以聚餐的形式出现，后来发展为俱乐部。参加的人有梁启超、胡适、徐志摩、丁西林、余上源、林徽因等。社名是由徐志摩依据泰戈尔诗集新月集而起的。其意在“它那纤弱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次年底，胡适、陈西滢、徐志摩建立“现代评论社”。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撰稿人几乎都是新月社成员。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俱乐部宣告终止。1927年春，原新月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余上源等，筹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社活动从此正式开始。参加的成员还有罗隆基、梁实秋、潘光旦、儲安平、刘英士、张禹九、闻一多、邵循美等人。1931年11月，徐志摩机坠身亡，叶公超临危受命，接办新月后六期编务。他又联合文友创办《学文》，并参予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为重振新月提拔新人贡献力量。后来成名的：钱钟书、季羡林、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等，都是经过叶公超之手，借《新月》、《学文》扬名文坛的。到1933年6月，新月杂志出刊四卷七期，宣告停刊，书店为商务印书馆接收。新月社宣告解散。引文中，详尽地叙述了新月社的始末，又谈到叶公超与新月社的关系，最后提到季羡林是叶公超“为重振新月提拔的新人”之一。这些背景，当年的季羡林恐怕是并不知晓的，所以不能据此便把季羡林归到新月社一派中去，当时季羡林还是个大学生，还谈不上哪个派的问题。但是，作为季羡林的业师，叶公超确实对季羡林的文学创作进行过指导，有过影响。季羡林在《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文中写道： !文学青年（2）在清华四年中，我同他（指叶公超——引者注）接触比较多。我早年的那一篇散文《年》，就是得到了他的垂青，推荐到《学文》上去发表的。他品评这篇文章时说：“你写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普遍的意识’（这是原话）。”我这篇散文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都交给命运去安排吧！”这就被当时的左派刊物抓住了辫子，大大地嘲笑了一通没落的教授阶级垂死的哀鸣。我当时是一个穷，每月六元的伙食费还要靠故乡县衙门津贴，我哪里有资格代表什么没落的教授阶级呢？不管怎样，我是非常感激公超先生的。我一生喜好舞文弄墨，年届耄耋，仍乐此不疲。这给我平淡枯燥的生活抹上了一点颜色，增添了点情趣，难道我能够忘记吗？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位老师：一个是高中时期的董秋芳（冬芬）先生；一个就是叶公超先生。这一段插曲，可以视为上面介绍季羡林早期观的一点补充。季羡林在清华四年中，专业成绩优秀。他的毕业论文是TheEear1yPoemsofHo1der1ih（《荷尔德林的早期诗》）。大学四年里，季羡林除了散文创作，还翻译了多篇外国名家的短篇。 !“永久的悔”（1）1933年初秋，季羡林正在读三年级，突然传来噩耗，在家乡病逝。闻讯后，他立刻从北平赶回官庄。他在火车里闷了一天，在长途汽车里又颠簸了一天以后，终于回到了八年未曾回过的故乡。当他跌跌撞撞地进了家门，看见母亲的棺材静静地端放在屋子中央，立刻扑向棺材，抚棺放声大哭起来。周围的人上来劝解，他丝毫不听，只是痛哭不止，一直哭到不知道自己在哭。母亲的死，犹如晴天霹雳，对季羡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并且成了他终生悔恨的一件事。他从六岁离开母亲到济南叔叔家生活，中间只回老家三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旁待了数日。而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已是八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忆起来，连母亲的面影都是迷离模糊的，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尽管如此，在离开母亲的16年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母亲。可是，寄人篱下的处境，使他身不由己，不能经常去看望母亲。他曾暗下决心，自己大学毕业以后，有了工作，立刻迎养母亲，可是，现在还没等他大学毕业，母亲便永远地去了，怎能不使他悔恨万分呢？在等待下葬的日子里，他住在家里，守候在母亲身旁，有时也到村子里走走。他“看见院子里的树上，有母亲亲手砍伐的痕迹，在被烟熏黑了的小厨房里，还有母亲死前吃剩的半个茄子，半棵葱。母亲吃饭用的饭碗，随时用的手巾，都留有母亲的手泽和口泽，地上每一块砖上都印有母亲的脚印，不觉热泪盈眶，失声痛哭起来”。夜里，他枕着母亲枕过的枕头，想到母亲在这枕头上想念儿子时，不知流过多少泪，不禁又泪流满面，泪水沾湿了枕头，彻夜难眠。他不断地责备自己。我究竟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母亲？为什么把母亲一个人扔在这荒僻穷困的村子里？为什么八年时间没有来看望过母亲？他感到自己实在愧对母亲，无地自容。他狠狠地责骂自己：“我是个什么东西？”在这极端痛苦的日子里，他每天都在回忆，内疚，自责中度过。他感到，随着母亲的死，生活变得毫无意义，一切都变得空虚和冷寞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只感到脑子里空荡荡的一片空白。自己整日像行尸走肉般无目的地走来走去，不知道该做什么，下葬的日子到了。别人给他穿上白布袍子。他“迷迷糊糊地跟着一个人东走西走，跪下又起来，泪眼里看见来来往往的吊丧的人，感觉脑子有些麻木。突然，看到一群人去抬起母亲的棺材，这时才醒悟到真的要和母亲永别了，顿时嚎啕大哭起来。”以前，母亲的棺材放在屋里，母亲虽然死了，但只隔着一层棺木躺在里面，他每日陪伴着母亲，心里还稍感安慰。现在母亲将要埋到永恒的黑暗的地下去了，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想去阻拦抬棺的人，但人们把他拉开了。他糊里糊涂地跟在抬棺人群的后面走着，绕过了熟悉的大水坑，又走了长长的一段路，终于到了墓地。他又被拖着转了几个圈，然后是下葬，填土，地面上渐渐隆起了一个土包，他又被人拖回到家里……整个下葬的过程，他脑子里都是空虚和麻木的，没有思想，没有感觉，任人摆布。当他清醒过来的时候，他看见的是一个改变了的世界。尘封的屋里，没有了黑亮的棺材，空空的，只有自己一个人。屋外小院里，残留在树上的一点浮翠也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墙头上的枯草在风中颤抖，阴沉的秋天的长空变得更黄，更黄。他心里感到无限的落寞和寂寥。第二天他便离开故乡返回北平。临行时，他回望官庄，“在云天苍茫中，触目的是长天下一片凄凉的黄雾……”回到北平以后，他仍然日夜思念死去的母亲，常常在夜里醒来，失声痛哭，不能自已。l933年l2月2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又想到母亲，又大哭失声，我真不了解，上天何以单给我这样的命运呢？我想到自杀。l934年5月3日日记写道：因为想到王妈又想到自己的母亲。我真不明了整八年在短短一生里占多长时间，为什么我竟一次也没家去看看母亲呢？使她老人家含恨九泉，不能瞑目！呜呼，茫茫苍天，此恨何极？我哭了半夜，夜里失眠。六十年后，1994年，报社的编辑前来约稿，并且出了题目：“永久的悔”。季羡林看了题目后说：“题目出得好，我早就想写这样一篇文章了。”于是，提笔写就《赋得永久的悔》这篇著名的散文，文中写道：要讲后悔之事，那是俯拾皆是。要是其中最深切、最真实、最难忘的悔，也就是永久的悔，那也是唾手可得，因为它片刻也没有离开过我的心。我这永久的悔就是：不该离开故乡，离开母亲。……季羡林一生中，不知道写过多少篇怀念母亲的文章，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同母亲见过面。他对母亲的爱超过对任何人的爱。他说过，母亲死后，他便再没有过真正的欢乐。他为自己未能侍养母亲而悔恨终生。直至200l年，九十岁的季羡林回故乡给母亲扫墓，来到母亲墓前，百感交集，“扑通”一下便跪倒下去，眼泪夺眶而出，泪水滴到了眼前的香烛上。此刻，他“心中暗暗地说：‘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边。’”（《故乡行》） !“永久的悔”（2）季羡林的爱母情结，成为他生命的重要部分，将伴随他的一生。 !告别母校上期间，季羡林家境每况愈下。每年寒暑假回家，返校时筹集学费和膳费，便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清华是国立大学，花费不多，每学期学费四十元。但这只是个形式，毕业时学校还要把收的学费如数退还给，供毕业旅行之用。学校不收宿费，膳费自理，每月六块大洋，顿顿有肉。即使这样，季羡林的家庭也负担不起。好在他的家乡清平县，国立大学生只有他一个，被视为“县宝”，每年津贴五十元，他还能写文章，得点稿费，家里的负担便可大大减轻。他就是在经济十分拮据的状况中，度过四年大学生活的。1934年夏天，季羡林毕业了。戴上租来的学士帽照了一张相片，结束了大学生活。要和清华告别了，季羡林满怀深情，依依难舍。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难忘的四年。清华园内永远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的生活，民主的气氛，科学的，求实的精神，师生的友谊，间的真情，使他永远难忘。清华园美丽的景色，更令他魂牵梦萦。他在《梦萦水木清华》一文中写道：“至于清华园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雪苍松。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忆念难忘。”他说：“对我来说，清华园这一幅的形象，这一首美丽的诗，将在我将要走的道路上永远伴随着我，永远占据着我的心灵。”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毕业即失业”。除了高官显宦，富商巨贾的子女，以及善于拍马钻营者，谁也不能例外。季羡林不属于上述三种人。他家境贫寒，生性木讷，自然也面临毕业即失业的问题。而此时家里正等待他来承担家庭经济重任，这更加重了他的精神压力。从大学三年级开始，他就为找工作四处奔波，结果一无所获。每当夜深人静时，一想到工作的事，他的脑袋就像开了锅，彻夜难眠，一筹莫展。眼看就要到1934年夏天，要离开学校了，工作还是没有找到，他心里焦急万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在这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他的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他到母校去担任国文教员。月薪一百六十元，是大学助教的一倍。他当然喜出望外，但心里也有些打鼓。自己是学西洋的，满脑子装的都是歌德、莎士比亚，一下子换成屈原、杜甫，换得过来吗？又听说，当时济南高中的学生很难对付，他的前任就是被学生赶下台的。自己不过是个大学毕业生，刚满二十三岁的毛头小伙子，能压住阵脚吗？他犹豫再三。可是暑假就在眼前，离校已成定局，已经没有回旋余地。最后，他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你有勇气请，我就有勇气承担。”于是在1934年秋天，季羡林就成了高文教员。校长待他是好的，同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但是却遭到同行的挤对。四个国文教员，教十二个班，每人教三个班。其他三位老教员每人教一个年级的三个班，备课只有一个头，而留给他的则是三个年级剩下的各一个班，备课有三个头。这明明是给一个毫无教学经验的年轻人出难题，穿小鞋嘛。可是为了养家糊口，刚到手的饭碗无论如何是不能丢的，他只好忍气吞声。这一年的中学教员生活，收入虽然不错，心情却十分郁闷。再加上学校内的派系之争，使他进退维谷，处境艰难，他思忖：必须想法子离开这里。就在这万般无奈，走投无路之际，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了。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互派生的合同。他闻讯，喜极欲狂。立即写信报了名，结果被录取。这是冯友兰先生代表清华大学办的一件好事，为此，季羡林终身感谢冯友兰先生。积年的愁云，一扫而光，季羡林兴奋激动万分，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比当年考上清华大学更令人激动。 !辞亲去国（1）六七十年前，一股声势浩大的“热”弥漫全国，牵动着无数青年学子的心。其“热度”之高，决不亚于今天。当时出国留学的动机，与今天相比较，有相同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一旦出国“镀金”，回国后立即身价百倍，名利双收。不管你是“克莱登”，还是“登莱克”大学毕业，只要你会说几句洋话，会侃几件洋事儿，国人都会对你奉若神明，奖誉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政府、银行、大学、研究所，一切薪俸高，地位显赫的部门都会恭请你去任职。这一点，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不同之处是，当时出国留学，虽没有“海归派”之称，却是绝大多数要回国的，终身滞留国外的人很少。至于尚未跨出国门就暗下决心去拿人家的绿卡，或者梦想成为某籍华人的现象，则十分罕见。出国留学的途径与今天大体相同。一条路是私费，一条路是官费。私费留学，只有高官巨贾，富贵人家的子女才能办到。官费留学又分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所谓“留学庚款”，即英美等国家，利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办法，资助青年出国留学。另一种是各省举办的官费留学。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种官费名额极少，要想通过，真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以1935年为例：部举办的全国庚子赔款官费留学考试，各种学科总计录取名额，仅二十余名，可见其难度之大。这种官费留的待遇十分优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比如，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留学生，每月可领到八百马克，是十分令人羡慕的。季羡林赴德国留学，既非私费，亦非官费。他属于“双方交换研究生”。即由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这种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方面付给德国来华研究生，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方面付给中国赴德研究生每月一百二十马克。这与官费生的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一百二十马克在当时德国只够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然而，不管经费多么微薄，前面还有多少困难，这次的留学机会，对季羡林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必须抓住的。可是，家庭经济的拮据，要凑齐昂贵的路费和制装费，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使他踌躇再三，一筹莫展。叔父本来是个连小官都算不上的公务员，平常日子，勉强糊口，此时已经失业。一年来，全家六口人，都靠季羡林在中学教书挣的一百六十元大洋过日子。如果他拔脚一走，全家人岂不断了炊。季羡林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忧心如焚，进退维谷。出乎意料之外，当季羡林试着把留学的喜讯告诉家人时，他却得到了叔父和全家人的支持。他们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有出头之日。季羡林心里很明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思想仍然是家人对他的最大期望，而科举制虽然取消了，科举思想在当时社会上依然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中了进士的人了，岂有不争翰林之理？家人的支持，反倒使他欲笑不能，欲哭无泪，酸、甜、苦、辣，不知是什么滋味了。于是立即筹集路费和制装费。季羡林是一介书生，囊内空空，无论如何是付不出这笔可观的路费的。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主动提出，带季羡林去找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帮忙。宋校长与何思源是北大，交情不错，他想，这点面子何思源定会给的。没想到，当宋校长带着季羡林谒见何思源时，何早已知道他们来的目的，还没等季羡林开口，何便一口回绝了。季羡林从不愿意求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只好唯唯而退。事后，宋校长责怪他太老实，不会说话。季羡林天生脸皮薄，不善应对。为别人说项尚可，为自己求情，总难启齿。这种性格与生俱来，－辈子也难改。此事只好作罢。没有得到教育厅的资助，只好四处借贷，最后总算筹齐了路费。治装费对季羡林来说，也不是个小数。考虑到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全。便拿出最后的－点余钱，再向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1935年8月1日，季羡林离家的日子到了。叔父、婶母、妻子，四岁的婉如，牵着妈妈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延宗，酣睡在怀里，全家人送他到家门口。娇女和幼子，还不懂什么叫离别，笑着向父亲告别。但是双亲和妻子是完全理解的。他们眼里噙着泪水。叔父默默地看着已经长大成人，前途无量的侄子，若有所思。他在想什么？他一定在想，十八年前，自己把年仅六岁的侄子从官庄接到济南来，这个决定没有错。他多年来倾注在侄子身上的心血没白费。他对得起他的，对得起季家的祖宗。这回侄子真的要成龙了。他没有流泪，而是内心充满自豪和骄傲。年轻的妻子，抱儿牵女，望着丈夫，眼里流出了泪水。她想说：看看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有多重。你一走，担子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盼望你早日学成归来。 !辞亲去国（2）这完全是式的离别。没有过多的话语与激动的场面，然而在默默中，离愁别绪却似惊涛骇浪般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汹涌翻滚。季羡林眼里含着泪，但没有流出来，硬把泪珠子强压在肚子里。他没敢多看亲人一眼，扭头就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眼前一闪，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在洋车里，季羡林心乱如麻，思绪万端。他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的子女。他们今后的命运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同亲人们一样，万里投荒，前途一片茫茫。季羡林乘火车到北平，办理出国手续。同行六人，都是此次考上“交换研究生”的清华。其中包括后来当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乔是哲学系，比季羡林高两级。在校时，乔冠华经常腋下夹着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因为不是同道，季羡林虽与乔冠华认识，但不熟。这次同被录取为交换研究生，才熟悉起来。当时北平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去。于是季羡林和乔冠华一起乘火车赴天津，到俄、德两国领事馆去办签证。手续很快办完，又回到，只等出发。季羡林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在等待出国期间，他首先去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因为是冯先生从中斡旋，中德交换研究生的合同才得以。其次是拜访了蒋廷黻先生。据说他在签订合同中，也出了力。蒋先生还恳切地劝他，德国是个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慎行事。季羡林对师长们的叮嘱表示十分感谢。他还拜见了景仰已久的闻一多先生。这是他第－次同闻先生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到十一年后，他回国时，闻先生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但是闻先生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他的心中。季羡林住在清华工字厅招待所等待行期。此时正值暑假，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空荡荡的，但风光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荫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花迎风开放，西山紫气冉冉升腾。然而，风光虽美，季羡林的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他还经常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好友，在这里海阔天空地畅谈，纵论天下大事，臧否古今人物。曾几何时，这－切都已成过去，如今只剩下他一人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不禁感伤起来。终于到了启程的日子。当时到欧洲去，没有飞机，海路又费时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乘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六位生就是走这条路线赴德国去的。8月31日，们把六位留学生送到前门火车站。－番祝福，一番叮嘱之后，火车开动了。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祖国。此时，季羡林脑海里忽然浮出一句古诗：“万里投荒第一人。”可见其时他对前途一片茫然的心境。火车到了山海关，进入“满洲国”。停车，办理入“国”手续。交出三块大洋的“买路钱”，继续行驶。第二天早晨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要停留几天，留学生们纷纷置办长途旅行的食物，因为餐车上的食品太贵，不是穷学生们吃得起的。每个人买了七八斤的大“裂巴”（俄式面包），一两根粗大的香肠，再加上几斤干奶酪和黄油，配上几个罐头，总共有四五十斤重，装在一个大篮子里。这就是每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八九天的全部食物。9月4日终于登上了苏联的西伯利亚火车。车上的卧铺，每间四个铺位。六个中国留学生，住两间屋内，其中一间有两个铺位是别人睡的。火车奔驰在松嫩平原上，车外一望无际，只有草原，没有山，乍一看，像似风平浪静的大海。季羡林感到自己仿佛是乘船在大海里漂荡。 !赤都印象第二天，车到满洲里，是苏联与“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停下来，接受苏联官员的检查。苏联官员视一切外国人为“可疑分子”，对每个外国旅客投以怀疑的目光。这使初次出国的季羡林心中甚为不快。检查行李之仔细，也大出他所料。连一把极其粗糙的铁水壶也要翻来覆去，又敲又打，怀疑其中是否有”夹壁墙”。季羡林年轻气盛，气愤得几乎要同苏联官员争吵。所幸旁边的一位外国老年，拍了拍他的肩膀，用英语说了句Patienceisthegreat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才把怒气压了下去。这“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检查完了，毫无所获。列车终于在横亘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飞驶。一路上，六个阅世未深的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从陌生到熟识，最后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虽然八九天连续吃着大“裂巴”和香肠，吃得倒了胃口，难以下咽，但是由于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铺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也就对眼前的这点困难毫不在乎，车厢里始终充满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转眼过去了八天。9月14日，车抵莫斯科。莫斯科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是全世界革命者心中的圣地。即使像季羡林这样并非革命者的青年，对一睹莫斯科的真相，也是颇感兴趣的。但是他心里仍然有一点矛盾。原因是他本来就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心存疑问，对当时苏联的做法很不理解。苏联当局为了让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当然包括六位留）领略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洗一洗脑子，转变一下世界观，总要找出各种借口，让国外来的列车在莫斯科停上一两天，以便参观市容。他们一群外国旅客被送上一辆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观光。导游的打扮首先让季羡林吃了一惊。她年轻貌美，白脸长身，穿着华贵，涂着口红，染着指甲，一身珠光宝气。这同季羡林想象中的“普罗”小姐完全不同，倒是和资产阶级小姐毫无二致。导游小姐用英语讲解。车子开到一个地方，眼前一片破旧的大楼，导游小姐说：在第几个五年计划，这座楼将被拆掉，盖上新楼。车子到了另一个地方，她又说，第几个五年计划，这片地方将被拆掉，盖上新楼。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地方，导游小姐说的仍然是那一套，只是神色更加冷漠，脸含冰霜，毫无表情。结果一座新楼也没看见。这使季羡林很失望，他质疑：“这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在赤都，他除了受到“五年计划”之类的外，别无所获，留下的印象并不美好。 !初抵柏林（1）经过十天十夜的长途跋涉，9月16日早晨8点，火车终于到达德国首都柏林。这里是季羡林这次万里长途旅行的目的地。到达柏林意味着他旧的生命的结束，新的生命的开始。初到柏林，刚走出火车站，他便感到一阵惶惑，既兴奋好奇，又忐忑不安。脚下踏着的分明是光滑的柏油路，却仿佛踏上了棉花一般。眼前飞动着汽车电车的影子，天空中交织着电线，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置身于高耸的楼房之中，漫步于宽敞清洁的长街上，自己宛如陷进了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之中。从当时落后的，一下子来到繁华的柏林，真有点乡下人进城的感觉。清华老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夫人，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为季羡林找到了一间房子，房东名叫罗斯瑙。当时的德国人，不管是干什么工作的，一般来说住房都比较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或外国大。出租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出租空房，而是出租房间里的一切东西。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连面巾、浴巾之类都不需要。房间里所有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这些工作，即使是教授夫人也要亲自下手，她们丝毫也没有什么下贱的感觉。德国人之爱干净，天下闻名。女主人一天到晚，擦这擦那，忙个不停。房间里窗明几净不必说了，连楼道也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也天天打扫，而且用肥皂水洗刷，在地上打个滚儿，衣服都不会弄脏。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是纤尘不染。这一切给季羡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曾经有人这样概括德国人的性格：守时，勤勉，节俭，忠诚，清廉。这样的概括不知道是否准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有着内驱力的，一个跌倒了还能够爬起来的民族，一定有一种内在的稳定的东西在起作用。季羡林对德国人的最初印象是：“德国人总的说来是很可爱的，很淳朴老实的。他们毫无油滑之气。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季羡林的性格同德国人的性格，本来就有相似之处。他在德国生活了十年，与德国人朝夕相处，十分融洽，他自己也多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季羡林到柏林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是补习德文。虽然他在清华学过四年德语，而且得了八个“优”，但是到了德国还是张不开嘴。于是，他和乔冠华一起，参加了柏林外国生德语班，天天去上课。讲授德语的赫姆教授，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令季羡林很敬佩。在9月2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教授名赫姆，真讲的太好了。我这是第一次听德文讲书，然而没有一句不能懂，并不是我的听的能力大，只是他说的太清楚了。”可见这位教授水平之高。季羡林到柏林后，天天同乔冠华一块儿听课，吃饭，访友，购书，游婉湖和动物园，形影不离。他俩很谈得来，有时闲谈到深夜，季羡林就睡在乔冠华的住处。他们同一般中国留学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很少往来。当时在柏林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因为赴德留学回国后很吃香，许多大官和巨商都把子女送到德国留学，如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戴传贤、居正等人的子女或亲属都在德国留过学，而且几乎都聚集在柏林。这些“衙内”和纨绔子弟，大多只挂个留学生的名，根本不去听课。每天吃喝玩乐嫖娼妓等。他们只要会说四句德语，就可以在柏林应付裕如。每天早晨起来，见到房东说一声“早安”，就甩手离家。到一家中餐馆里，洗脸，吃早点，然后打几圈麻将，就到了午饭的时候。午饭后，提着照相机，相约出游。吃晚饭时回到饭馆。深夜回家，见到房东，说一声“晚安”，一天就过去了。再学上一句“谢谢”，一句“再见”，德语学习就算完成了。他们认为自己是“衙内”、“少爷”，摆出一副狂傲自大，唯我独尊的神态，令人厌恶。最让季羡林无法忍受的，是中国留学生在德国餐馆的吃相。一次，他与乔冠华一起到一家中国餐馆去吃饭。一进门，高声说话的声音，吸溜呼噜喝汤的声音，吃饭呱唧嘴的声音，碗筷碰盘子的声音，汇成一个大合奏，其势如暴风骤雨，迎面扑来，仿佛又回到了中国。欧洲人吃饭都是很安静的，喝汤决不许出声，吃饭呱唧嘴更是大忌。中国留学生把祖国的“国粹”，带到万里之外的柏林，让德国人吃惊之余，嗤之以鼻，给中国人丢尽了脸。从此，季羡林和乔冠华再也不去中国餐馆吃饭了。对柏林中国留学生的印象，季羡林在10月17日的日记里，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在没有出国以前，我虽然也知道留学生的泄气，然而终究对他们存在着敬畏的观念，觉得他们终究有神圣的地方，尤其是德国留学生。然而现在自己也成了留学生了。在柏林看到不知有多少中国留学生，每人手里提着照相机，一脸满不在乎的神气。说话，不是怎样去跳舞，就是国内某某人作了科长了，某某人作了司长了。不客气地说，我简直还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人’。到今天我才真知道了留学生的真面目！”激愤之情，溢于言表。季羡林当时曾动过写一本《新留西外史》的念头，可惜他在柏林只呆了一个多月，这部作品未能完成。 !初抵柏林（2）对当时一些纨绔子弟在国外的丑恶表现和恶劣影响，季羡林始终耿耿于怀。1946年，他回国后，还专门写过一篇《论自费》的短文。文中写道：“这些人物（纨绔子弟）最好都留在国内，当接收大员也可以，当什么什么专员也可以，无论什么都可以，只是不要出国，因为外国人没见过，只要看到一个中国人的举动，他们就会想到全中国的人都这样。难道我们就甘心让这些人到外国去代表四万万人宣扬中华的伟大么？”这段话今天读起来确实有点幼稚，实际上不让这些“衙内”、“公子”出国也是办不到的。但是季羡林这种“家丑不可外扬”的痴情，却又令人感动不已。当然，高官巨商们的子女，也并非清一色的都是纨绔子弟。如章士钊的儿子章用，就是一个正经的人。章用出身世家大族，书香名门，却没有一点纨绔气，他同季羡林后来成了莫逆之交。中国自清末有了留这一特殊群体后，百余年来，无论留学东洋或西洋的，荒嬉者多，勤学者少；“镀金”者众，有成者寡，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所作所为，总的说来，口碑并不甚佳，这也是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从、老舍、钱钟书诸位大师的作品中，即可窥出一二。因而，在当时的留学潮中，像季羡林这样，真心实意，不远万里，“舍身求法”的人，就愈显得难能可贵了。 !大学城哥廷根季羡林在柏林呆了一个多月，最终被德国学术交换处分派到哥廷根去学习。1935年10月31日，他从柏林到了哥廷根。本来只打算在哥廷根读两年书便回国，没想到一住就是十年，住的时间之长，在他的一生中，仅次于济南和，哥廷根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哥廷根是个小城，人口只有十万，其中大占二三万人，是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哥廷根大学已有几百年历史，为德国的学术作过极大贡献。小城里洋溢着和学术的气息，是一个学术乐园，一块文化净土。哥廷根又素以风景秀丽闻名德国。东面山林密布，绿草如茵。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来不刮大风，空气永远清新，天空永远透明。古代的城墙依然保留着，上面长满参天的橡树。街道洁净如洗，房子多是四五层的中世纪建筑，典雅，朴素，置身其中，仿佛又回到了中世纪。小城除了一个剧院和几个电影院之外，任何消遣娱乐的设施都没有。哥廷根是一个的理想城市。季羡林一来到这里，便喜欢上了这座小城。他住进了一对德国老夫妇的家里。房东姓欧朴尔，男主人是市政府的一个工程师，－个典型的德国人，老实得连话都不大肯说。女主人大约五十多岁，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家庭主妇，善良得像慈母一样。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大学，于是就把儿子住的房间租给季羡林住。季羡林和两位老人晨昏相聚，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一住就是十年，从未搬过家。到哥廷根的第二天，季羡林在日记中写道：“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从这段日记里可以看出，季羡林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的读书环境，而他希望研究的学问是“读一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也就是说，此时，他对自己今后要走的道路已经明确，就是研究古代文字。不过，究竟研究哪一种古代文字，尚未确定。何况，这种“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古代文字很多，如希腊文、拉丁文、古埃及文、希伯来文、梵文、巴利文等等数不胜数。究竟学哪一种古代文字，还要视大学开设的课程而定。这里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德国的大学。德国的大学是绝对自由的。只要中学毕业，无需经过考试，便可以想入哪所大学，就入哪所大学。入学后，愿意读哪个系，便读哪个系。愿意改系，随时可改。愿意选多少课，选什么课，悉听尊便。学文科的可以选医学，学工科的可以选。可以选一门，也可以选十门八门课。上课时，愿意上就上，不愿意上可以走。迟到早退，完全自由。从来没有课堂考试。有的课开课时需要教授签字，这叫开课前的报到，学生就拿课程登记簿请教授签字。有的课结束时还需教授签字，这叫课程结束时的教授签字。有的学生，初入大学时，一学年，甚至一学期换一所大学。经过几次转学，二三年后，选中了自己满意的大学，满意的学科，这时才安定下来，同教授接触，请求参加他的研究班。经过一两个研究班，师生互相了解了，教授认为孺子可教，才给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努力，论文写完了，教授满意了，就举行论文口试答辩，及格后，就能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博士学位并不是轻易能拿到的。德国教授要求十分严格，就连博士论文题目，教授也要反复考察学生，最后确认学生有能力完成，才会把题目给学生。在德国，是教授说了算，什么院长、校长、部长，都无权干涉教授的决定。如果一个学生不想写论文，或者写的论文通不过，那么，他可以十年八年地念下去，这就叫作“永恒的学生”。 !攻读梵文 吐火罗文（1）季羡林就是在这种绝对自由的气氛中学习的。第一年，他选了希腊文，另外又选了许多课，每天上课六小时，还自学拉丁文。过了一段时间，他对学希腊文有些动摇，想改学古埃及文，又犹豫不决。正在彷徨之际，1936年的夏学期开始了。他偶尔走到教务处门外，逐一看各系各位教授开的课程表。忽然，眼睛一亮，他看到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开梵文的课程表，激动万分，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而又求之不得的课啊！在清华时，他曾旁听过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课，当时就动过学梵文的念头，但是因为国内无人能开此课，而无法实现。现在真是天遂人愿，“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立即决定：选学梵文。他在日记里写道，他学梵文的动因是：“受印度文化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可见他当时选择学梵文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种理性选择。决心既下，1936年开始，他便选了梵文为主修课程。5月26日，他到高斯－韦伯楼东方研究所去上第一堂梵文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走了进来，他看上去非常年轻，也就三十七八岁。他是柏林大学梵学大师海因里希·吕德斯的，是研究中国新疆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的专家。他虽然年轻，已经在世界梵文学界颇有名声。选梵文课的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还是个外国人。季羡林开始时有些担心，怕教授宣布不开课。因为当时国内外有些大学规定：如果只有－名学生选课，教授可以宣布此课停开。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不但没有宣布课程停开，而且满面笑容地同他寒暄了几句，然后就正式讲起课来。尽管只有一个学生听课，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仍然认真严肃地讲课，一直讲到下午四点才结束。这是季羡林与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初次见面。从此，他终于找到了一生要走的道路，也找到了一位最理想的引路人。在后来的十年里，他受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严格训练，悉心传授，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发表了几篇轰动世界梵文学界的论文，他自己也成了一位世界知名的梵学大师。季羡林永远感激这位德国恩师，称他为“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教学法是典型的德国教学方法。第一堂先教字母读音，以后的“语音”、“词形变化”等等，就－律不再讲解，全由学生自己去阅读。每次上课，只读附在书后的练习例句。学生先念梵文，然后译成德文，教授从旁帮助改正。这种讲授外语的方法，让学生一下子就跟外语实际接触，比那种无休止地分析词法、语法的效果要好得多。但是，这种方法对学生要求极高。上两个小时的课，学生要费上两天时间准备。这里顺便插一句话。季羡林回国后，用这种教学法教中国学生学梵文，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可是“文革”中，却被斥之为“法西斯的野蛮教学法”，受到批判，这也算是个。每周两小时的梵文课，转瞬即逝，到6月30日，不到四十天的时间，一个夏学期就过去了，季羡林竟把《梵文基础读本》的练习都念完了，一套十分复杂的梵文文法也讲完了。1936年－1937年的冬学期，他继续学梵文。念的课文是印度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故事《那罗传》。梵文是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形态变化极为丰富。对一般人来说，实在是一种很难读通的语言。季羡林暗下决心，一定要跳过这座“龙门”。每天早晨，他在房东家吃早餐，一壶茶，两片面包。吃完就步行穿过小城，到梵文研究所去读书。午饭在食堂或小饭馆里随便吃一点东西，吃完仍然回到梵文研究所继续看书，从来不睡午觉。晚上回家，女房东欧朴尔太太了解到中国人喜欢吃热饭，就把他们中午吃的热餐给他留一份，这是他一天中吃上的惟一一顿热汤热菜。因为德国人晚餐是吃凉面包、香肠和干奶酪的。季羡林像苦行僧一样地生活，废寝忘食地苦读，成绩自然十分优异，得到老师的好评。原定的期限是两年，但季羡林仍然希望拿到博士学位。按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三个系：－个主系，两个副系。季羡林选的主系是梵文。两个副系，分别是英国语言文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但斯拉夫语言学，不能只学一门俄语，于是又加一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言。这样，加起来同时要学四门外语：梵文、英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其负担之重，可想而知。如果要想省点事，也是办得到的。譬如，选一门汉文或与中国有关的学科作为副系，就不用费事了，而且也是允许的。有一些中国留学生就是这样做的。有一位中国留学生便选了中国文学作副系。当博士论文答辩时，德国教授问他：杜甫与莎士比亚，哪一位更早一些。这位留学生想了想，说：莎士比亚比杜甫更早。教授听后说：下面的问题不必再问了，你落第了。这不是笑话，而是真事。直至今天，还有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国外攻读中国文学之类的专业，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季羡林出国前就立过誓，决不写有关中国的博士论文。先生曾说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用老子与庄子谋得了博士头衔，令洋人大吃一惊；然而回国后讲的却是康德、黑格尔，又令国人大吃一惊。季羡林鄙薄这种博士，决不步他们的后尘。他每天往返于欧朴尔家与梵文研究所之间，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同四门外语拼命。生活极其单调，乏味，但季羡林却乐在其中。主要精力当然是用在学梵文和巴利文上。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学生：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他始终没有征服梵文。可见学习梵文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攻读梵文 吐火罗文（2）转眼间，到了1937年，季羡林的交换期快满了，是该回国的时候了。然而，国内爆发了“七七”事变，随即，战争全面展开。不久，他的家乡济南就被日寇占领。他的退路断了，有家难归，只好暂时死了回国这条心。可是，交换期满后，他就不能再从德国方面领取每月一百二十马克的生活费，眼看生活就没有了着落。在这进退维谷的危急时刻，幸运之神又降临了。哥廷根汉学研究所所长古斯塔夫·哈隆教授得知他的情况后，主动找上门来，请他担任汉学研究所的汉文讲师，教德国学。这样他便可以得到一些课时费，解决生计问题。这使季羡林大喜过望，十分感谢。从此，季羡林便一面任汉学讲师，一面继续攻读梵文。从第五学期起，他就进入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的“讨论班”，读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季羡林直率地告诉他，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这引得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大笑起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问道：“那么，你的兴趣何在？”季羡林回答：“希望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因为早期佛典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所谓“混合梵文”，即在纯粹的古典梵文中，搀杂了许多方言成分。这些方言分布在印度的东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区。通过对这种混合梵文语法现象的研究，便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同老师商量后，最后确定，论文题目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一部分量非常重的混合梵文佛典。全书用散文和诗歌混合写成，诗歌部分称“伽陀”。在“伽陀”部分中，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这就是确定这个论文题的缘由。从此，季羡林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准备博士论文。1939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大师，又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时，就郑重宣布：他要把毕生的专长学问，传授给季羡林这位异邦的青年。在西克教授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疏》和吐火罗文，把着手教给了季羡林。这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教授，毫无私心，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希望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季羡林，让印度学和吐火罗文在中国生根开花，其崇高的品德令人敬佩。关于吐火罗文需要作一点简要的解释。因为一般人对这种文字不了解，而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中，吐火罗文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一百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人知道吐火罗语言和吐火罗文字这件事。一个偶然的机缘，才使这种已经湮灭了一千多年的中亚古代文字重见天日。1890年，有两个新疆维族人，在库木图拉附近的一座塔中找到了一摞桦树皮，上面有用手抄的经卷。他们把这个卖给了当时在库车停留的英国少尉Bower。这个英国少尉又把这批东西转交给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在第二年，学会的语言秘书Hoernle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些文字的报告，立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这一摞手抄本是用笈多文字写成，来源于印度西北部，年代是4世纪后半叶。而在印度西北部和尼泊尔保存的手抄本，最古老的也不过到11世纪初叶。这一发现，大大提高了世界学术界研究新疆的兴趣。1892年春天，法国游人DutreuildeRhins在和阗又得到了三本长方形的小册子，送到巴黎。1897年，法国学者Senart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上展示出来，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手抄本是写在桦树皮上的，用的是佉卢字母。年代是公元2世纪。内容是《法句经》。语言是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现定名为犍陀罗文。在新疆陆续发现古代文字典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各国对新疆的探索兴趣更加高昂。于是，俄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争先恐后地派出考察队，到新疆发掘。其中就包括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的大批敦煌石室中贮藏的珍贵典籍文物。而中国当时由于外患内乱，无暇顾上这件事，致使大量珍贵文物典籍被外国人从新疆运走，从而形成了所谓“文物典籍出自中国，而研究却在国外”的尴尬局面。一直到1927年，中国才有人参加新疆考察队，进行考古发掘活动。可是为时已晚，价值连城的珍宝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些残砖片瓦。这些被运走的收获物中，主要包括手抄卷和文物：雕塑、壁画、古代遗物、丝、丝织品、古代货币、纸张等，所有能运走的，都运走了，不能运走的，则临摹、拍照。现在这些东西充斥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剑桥、加尔各答、巴黎、东京、京都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是人类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发现。它对研究东西方哲学、宗教、、语言、历史、地理、民俗、考古、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http://www.cn0123.com/Search.asp?Key=%D2%D5%CA%F5、音乐、天文、历算等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新疆出土的古代文字残卷，都是用各种书写工具写在棕榈叶、桦树皮、木板、竹子、皮革、丝绸、纸等上面的。书写的字母多种多样，有婆罗米字母、笈多字母、佉卢字母、窣利字母等。用这种字母拼写成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有梵语、印度古代俗语、于阗语、窣利语、回鹘语，还有吐火罗语A（焉耆语）、吐火罗语B（龟兹语）等等。用这些文字写成的典籍，内容包括：佛经、文学作品、政府文书、旅行执照等。至于汉文典籍，则占敦煌石室藏书的绝大部分。它对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哲学史、史、经学史、经济史、宗教史、政治史、绘画史、音乐史、雕塑史、建筑史等方面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攻读梵文 吐火罗文（3）现在单说西克教授要传授给季羡林的吐火罗语。这种语言是用印度波罗米字母中亚斜体来拼写的。它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这种语言又分两个方言：当年流行在焉耆地区的称之为吐火罗文A；流行在龟兹地区的称为吐火罗文B。发现吐火罗文残卷时，当时世界上没有人能读懂这种语言。正是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再加上柏林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教授舒尔策，三位德国学者通力合作，费了二十年工夫，才把这种被认为是“天书”的文字读通。直到1930年，一册皇皇巨著《吐火罗文文法》才正式出版。实际上，《吐火罗文文法》主要是讲吐火罗文A的文法。当时对吐火罗文B还没有通读。直到1952年，世界上第一部《西吐火罗文文法》（即吐火罗文B）才由另一位德国学者W·Krause写成出版。吐火罗文的发现和读通，在世界语言学界，特别是在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界，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吐火罗文的发现，使印欧语系这个大家庭增添了一个新成员，而且还不是一般成员。它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它还牵涉到迁移的问题，比如最近在新疆发现的古代印欧人的尸体，就是一例。它当然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极大关注。西克教授提出要给季羡林讲吐火罗文，季羡林当时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还没有想到学吐火罗文。原因其实很简单。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种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习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可是，西克教授是一位非常诚挚认真的老人。他提出要教季羡林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思。他提出了意见，不容季羡林考虑，就马上安排上课。季羡林被西克教授的真情实意深深地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横下一条心，扩大自己的摊子。在自己已经塞满各种稀奇古怪文字的脑袋里，再塞进一种古怪的文字。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吐火罗文，既非考博士学位需要学的课程，又非大学课程表中开列的课程，完全是西克教授出于一片好心，额外开的一门课。这样一来，季羡林便需要同时与五种外语拼命了。他就是在这种盛情难却，“舍命陪君子”的复杂心情下，开始学习吐火罗文的。吐火罗文是一种十分难懂的文字，而且参考书只有两本书：一本是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合著的《吐火罗文残卷》拉丁文字母转写本，另一本是他们二位教授和舒尔策教授三人合著的《吐火罗文文法》。西克教授的教学法同其他德国教授的方法一样，既不讲语法，也不教婆罗米字母。上来就念原文。首先念的是《吐火罗文残卷》的前几张。而吐火罗文残卷在新疆出土时，每一张的一头都有被烧的痕迹。焚烧的面积有大有小，但是没有一张是完整的，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读这样的残卷，其困难可想而知。读了不久，季羡林就发现，这里面讲的故事，就是中国大藏经中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中讲的故事。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西克教授。西克教授大为惊喜，立刻让季羡林把这段汉文大藏经翻译成德文。两个本子相比较，对了解吐火罗文原文有了极大的帮助。每次听完西克教授的课，季羡林都要送西克教授回家。在冬日黄昏的长街上，季羡林搀扶着像祖父一样的恩师，小心翼翼地走在雪地上，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一直把西克教授送到家，看他进了大门，他才转身回家。季羡林回国后，由于资料和条件限制，长时期没能从事吐火罗文的研究，内心总感到辜负了恩师的期望。幸而到了80年代，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先生亲自把70年代在新疆出土的44张88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A残卷送来，请季羡林解读。季羡林赶紧把尘封多年的吐火罗文资料和书籍翻出来，重理旧业，很快就用汉文和英文写出了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转写、翻译和注释本。1998年，季羡林著的该书英译本在德国出版。这是世界上第－部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它发表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西克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季羡林对恩师的情意永志不忘。在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工作后，他写道：“我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安慰，我可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了。” !五年磨一剑（1）季羡林自从拿到了有关佛教梵语的论文题目以后，就开始悉心准备。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再写出提纲，最后写成论文。论文写好以后，季羡林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面前露一手儿呢？他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得好像蜜蜂采蜜一样，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说无法表现文采。于是他便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样既能炫耀自己的学问，又能表现文采。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于是他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一篇相当长的“导言”。写完后，季羡林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自己几句哩。季羡林先把“导言”送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然后回到家里做着美梦。他等呀，等呀，等了好多天，终于等到教授要见他的通知。他满心欢喜，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季羡林大吃一惊。他的“导言”摊开放在桌子上，教授拿起钢笔来，在他的“导言”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又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他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教授的话，对季羡林来说，真如晴天霹雳一样，打得他一时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但是，季羡林仔细想了想教授的话，深深地感到教授说得对，击中了自己的要害，这一棍打得好。从此以后，季羡林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话让他毕生受用不尽。又经过了一年的修改，1940年，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终于完成，只等口试答辩。9月13日，论文打完。10月9日，季羡林把论文交给院长。12月23日口试。23日这天，他的心情万分紧张，四年的辛苦，成败就在此－举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早晨五点就醒来，心里只是想到口试，再也睡不着。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又胡乱看了一阵书，心里极慌。九点半到办公处去。走在路上，像待决的囚徒。十点多开始口试。Prof.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先问，只有Prof.Deichgr？ber（戴格雷贝尔教授）坐在旁边。Prof.Braun（布劳恩教授）随后才去。主科进行得异常顺利。但是Prof.Braun开始问的时候，他让我预备的全没问到。我心里大慌。他的问题极简单，简直可以说是常识。但我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相。季羡林考试考了一辈子，身经百战，从未失败过，可谓久经考场的老手。没想到这最后一次考试时，竟会如此慌张，可见当时的思想压力有多大。第二天，仍然没有考试结果的消息。这一天，他寝食难安，心乱如麻，度日如年。他在这天的日记里记道：心绪极乱。自己的论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认为极好，就连Prof.Krause也认为难得，满以为可以作一个很好的考试；但昨天俄文口试实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问，问的全非我所预备的。到现在想起来，心里极难过。这可以说是昨天情绪的余波。但是当天晚上，情况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天晚上正好是圣诞节前夜平安夜。他记道：七点前到Prof.Waldschnidt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注：圣诞节）。飘着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里只是想到昨天考试的结果，我一定要问一问。一进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sehrgut（优），印度学（Indologie）是sehr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gut。这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感激。他的儿子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耶诞树上的蜡烛都点上，喝酒，吃点心，胡乱谈一气。十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博士论文及其他两门课都获得了“优”，英文口试由于勒德尔教授当时有病，未能考成，一个多月后，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补试英语，又得了一个sehrgut。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优”。博士考试的一幕，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季羡林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他写道：“我没有给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在天之灵了。”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当时颇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让人把季羡林的博士论文读给他听。当他听到关于语尾—matha的一段附录时，大为惊喜，连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原来同样或者类似的词尾在古代希腊文中也有。一个西方的希腊，一个东方的印度，相距万里，而竟有同样的词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克劳泽教授对季羡林这一发现，赞口不绝，逢人便说这件事，使整个东方研究所的学者们，都对季羡林称赞不已。口试通过以后，博士学位拿到了手。但是，论文的事儿还没有完。瓦尔德施米特让他把论文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一遍。这可不是一般的校对清样，而是要首先核对从卡片上抄别人论文的篇、章、字、句；再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杂志。要知道，在三年内，季羡林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阅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搜集资料，已经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这些书刊早已经还给图书馆了。现在又要把这些书刊，一本一本地借出来，再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过的大量引文重新核对一遍，不能发生任何一点错误。季羡林在查阅资料时，就感到太繁琐，心里十分烦腻。现在又要从新再来一遍，心里要多腻味有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他只好硬着头皮，耐着性子，再来了一遍。 !五年磨一剑（2）后来季羡林发现，德国学者写好文章或书稿，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有时候一个研究室的人，大家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德国人就是以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集体的力量，来保证著作不出错。德国书中错误之少，举世闻名。德国人的敬业精神，使季羡林大受感动。从此以后，季羡林写文章也每引必查，一丝不苟。季羡林的著作，错误之少，也是有口皆碑的。经过五年的努力，1941年，季羡林的博士论文终于核对完毕，并在德国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饥饿地狱的煎熬（1）1939年9月1日，德国向东邻波兰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实际上从1937年开始，希特勒政权便开始蚕食周边的小国。德国的宣传机器却颠倒黑白，反诬邻国挑起争端，竟无耻胡说他们派兵是去“抵抗”侵略，最终占领了邻国的大片领土。德国法西斯的名言：“谎言说上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当时的德国，广播里天天声嘶力竭地叫喊，报刊上连篇累牍地煽动，使政治上幼稚的德国人激动起来了。他们如疯似狂地山呼“万岁”。绝大部分德国人当时都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只有极少数人保持清醒的头脑。1941年6月22日，德国开始进攻苏联。战争继续扩大。一贯平静沉稳的德国人，又震动起来了，全国上下欢呼，闹得沸反盈天。季羡林对法西斯这一套本来就十分憎恶。1935年刚到柏林时，那时的纳粹味还不太浓，但字旗和希特勒像随处可见。人们见面时，已不像过去，道一声“早安”、“午安”、“晚安”，分手时说一声“再见”，而是右手一举，高喊一声：“希特勒万岁！”便能表示一切。留不管这一套，还是说着自己的“早安”、“再见”等等。德国人看他们是外国人，也就不以为意。按照希特勒《我的奋斗》的观点，人和中国人都被列入劣等行列，都是人类的破坏者；只有金黄头发的欧洲“北方人”，才是优秀民族，才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者。虽然如此，季羡林在德国生活期间，与普通的德国人相处，却从未受到过什么歧视和迫害。可见希特勒那套理论，只有盖世太保和冲锋队员才相信，普通老百姓其实并不真相信。他在与德国老师、、接触时，大家都闭口不谈政治，彼此相处得很融洽。但是，只要一听“特别广播”，他的神经就极度紧张起来，气愤得浑身发抖。无可奈何时，就用双手堵住耳朵；然而稍一松手，广播喇叭就又在耳旁怪叫起来，使他心中热血沸腾，直冲脑海。晚上需要加倍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他在日记里写道：“住下去，恐怕不久就会进疯人院。”有一位法官，一位医科学生和伯恩克一家母女二人，都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季羡林有时到他们家拜访，便一起痛骂法西斯，发泄一下满腹的牢骚。有时几个中国生相约去山上林中散步，在林深无人之处，大家都无所顾及地放言高论，痛斥希特勒。胸中郁垒，一朝涤尽，然后高高兴兴起身走回寓所。战争进行了一二年后，盟军开始反击，大轰炸开始了。最初英美飞机只在柏林等大城市实行“地毯式轰炸”，把这些城市炸成一片废墟，居民死伤无数。不久，就连哥廷根这样的小城市也不能幸免了。哥廷根市的警报声一响，全城的人便都赶快往地下室里钻。有一夜，英国飞机来袭，季羡林懒得起床去地下室，仍然在屋中拥被高卧，无动于衷。后来听到炸弹声就在不远处，楼上的窗户已被震碎，眼看情况不妙，才连忙下楼，躲进了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大家都饥寒交迫，心惊胆战，耳听着全城震声冲天，地动山摇。到了后来，英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跑地下室已跑不胜跑。于是季羡林和几个留学生，干脆每天早餐后，带着装满稿子的皮包，走到山里去躲避空袭。同轰炸相随而来的便是饥饿。季羡林初到德国时，各种供应十分充足，每天都可以吃到牛奶、面包、黄油、火腿、鸡蛋、水果等等。但是从1937年开始，逐渐实行起食品配给制度。先是黄油限量供应，接着是肉类，最后是面包和土豆。没有黄油和肉类，德国人感到很痛苦，因为这些是他们的“主食”。而对季羡林来说，却并不感到太难受，因为他平时根本不吃黄油，肉也吃得不多。可是等到面包和土豆都限制了时，他才感到情况不妙，因为这是他的“主食”啊！取代黄油的是人造黄油。把人造黄油这玩意放在汤里，还能浮出几个油珠；但一用它来煎东西时，则在锅里吱吱几声，紧接着一缕青烟，油便消失了。到饭馆里吃饭，要经过几次思想斗争，才敢请饭馆服务员“煎”掉一两肉票。当时，最困难的问题是面包。少且不说，实质更可怕，完全不知道里面掺了些什么东西。有人说是鱼粉。这种面包只要放上一天，第二天便有腥臭味。而且吃了，在肚子里发胀，制造气体，不断放屁。德国人是很讲究礼貌的，在公共场所出“虚恭”，被认为是极不礼貌，有失体统的事。然而，肚子里面装着这样的面包出入公共场所，就很难保持体统。有一次，季羡林去看电影，亲耳听到不少“虚恭”之声，此起彼伏，东西合应。但他岂敢耻笑他人？因为他也正在同自己肚子里的气体作着殊死斗争呢！也有让他兴奋的事，就是他曾打破过自己的吃饭记录。有一天，他同一位德国女士骑自行车下乡，去帮助农民摘苹果。摘了半天，工作结束了。这位德国农民送了他一箱苹果，另外还有五六斤土豆。他喜出望外，骑上自行车，风驰电掣般回到家里。立刻把土豆全部煮熟，蘸着积存下来的白糖，一口气全吞进肚子里，但仍然没有饱意。关于在德国期间挨饿之事，他曾写道：我虽生也不辰，在国内时还没有真正挨过饿。小时候家里穷，一年只能吃两三次白面，但是吃糠咽菜，肚子还是能勉强填饱的。现在到了德国，才真正受了“洋罪”。……挨饿这个词儿，人们说起来，比较轻松。但这些人都是没有真正挨过饿的。我是真正经过饥饿炼狱的人，其中滋味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饥饿地狱的煎熬（2）长期挨饿的结果是，人们逐渐地瘦下来。季羡林的房东欧朴尔先生，原本是个大胖子，到死的时候，体重已经减轻了二三十公斤，成了一个瘦子。季羡林自己原来不胖，没有减肥的基础，但饥饿在他身上也仍然留下了伤痕。他说自己“失掉了饱的感觉，大概有八年之久。后来到了瑞士，才慢慢恢复过来。”虽然有轰炸与饥饿交迫，季羡林却在与研究中得到了极大的乐趣。他在后来结集的《印度古代语言论集·前言》中写道：机声隆隆，饥肠雷鸣，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然而我却是积稿盈案，乐此不疲，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稍有收获，则拍案而起。此中情趣，诚不足与外人道也。 !乡愁比起饥饿和大轰炸带来的惊恐，季羡林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乡愁。季羡林到了德国以后，不知是为什么，的身影频来入梦。他常常从梦中哭醒。下面摘引他初到哥廷根时的两段日记，以见他当时的真实心情：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八日从好几天以前，房东太太就向我说，他的儿子今天家来，从学校回家来，她高兴得不得了。……但儿子总是不来，她的神色有点沮丧。她又说，晚上还有一趟车，说不定他会来。我看了她的神气，想到自己的在故乡地下卧着的母亲，我真想哭！我现在才知道古今中外的母亲都是一样的！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园里的。我有时简直想得不能忍耐。1936年7月11日，他写过一篇名为《寻梦》的散文，开头的一段是：“夜里梦到母亲，我哭着醒来，醒来再想捉住这梦的时候，梦却早不知道飞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我在国内的时候，只怀念，也只有可能怀念一个母亲。现在到了国外来了，在我的怀念中增添了一个祖国母亲。这种怀念，在初到哥廷根的时候，异常强烈。以后也没有断过。对这两位母亲的怀念，一直伴随着我度过了在德国的十年。二战爆发以后，他便同家里断了书信。一个人孤悬海外，全不知道家里的情况如何，这更加重了他的怀乡之情。祖国的抗战情况怎样了？家里的情况怎样了？叔叔年事已高，家中经济来源何在？妻子德华带着两个孩子，日子不知是怎样过的？两个孩子该懂事了，他们知道有个远在海外的父亲时时刻刻都在惦念着他们吗？甚至那条名叫“憨子”的小狗和院子里那两棵海棠花都时来入梦。这一切，使他顿生难以排解的思乡之情。数不尽的长眠之夜，剪不断的离愁别恨，使他的精神痛苦万分。饥饿、轰炸、乡愁，使季羡林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回国。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当时的南京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被迫撤到了瑞士。季羡林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再从那里设法回国。他的初中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他决心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决心既下，就到师友家去辞行。大家都觉得十分惋惜，他自己也充满了离情别绪。到柏林后，他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使到了瑞士，也难以立即回国。不得已他只好打消了马上回国的念头，随遇而安了。他在柏林住了几天，又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于是，季羡林又恢复了七年来刻板单调的生活。每天在家里吃完早点，就到高斯－韦伯楼梵文研究所去，在那里一直工作到中午。午饭照例在外面的饭馆吃。吃完了仍然回到研究所看书写文章。一直到下午研究所关门，他才夹着书，走回欧朴尔太太家。晚上，在灯光下，他继续学习，直到眼睛睁不开了，才上床睡觉。 !苦涩的爱情（1）在哥廷根的日子里，季羡林饱受轰炸、饥饿、乡愁的煎熬，有家不能归，有苦无处诉，一切的不幸与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里咽。只有在和写论文时，让他暂时忘记世间的烦恼。一旦回到住处，孤身独坐室中，烦恼又涌上心头，无法排解。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他离开哥廷根回国。但是，诚如《》中所云：“大不幸中却有大幸。”人生在世，安危相易，祸福相生，也是一条辩证规律。季羡林在哥廷根艰难岁月里，有一件事情曾给他带来过前所未有的幸福与快乐，使他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烧，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便是他与一位德国之间的一段经历。在季羡林住的同一条街上，有一家叫迈耶的德国人家。迈耶先生是一个小职员，为人憨厚朴实，老实得甚至很少说话，在人多的时候，更是呆坐一旁，一言不发，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迈耶太太却生性活泼，能说会道，热情好客。他们夫妇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条，皮肤白皙，金发碧眼，活泼可爱，年龄比季羡林小一些，当时尚未嫁人，待字闺中。她就是这个爱情故事的女主人公。迈耶家是一个十分和谐、温馨的家庭。她家也像欧朴尔太太家一样，把多余的房间租给留住。恰好，季羡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迈耶家的房客。季羡林常去田德望住处拜访，一来二去，便同迈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羡林当时不过三十上下，年轻英俊，个子颀长，待人谦和有礼，正在读博士学位，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迈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但是，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之间产生恋情，还有另外一段因缘。季羡林当时正在写博士论文。他用德文写成稿子，在送给教授看之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可是季羡林没有打字机，也不会打字。稿子因为反复修改，很乱，打字量也很大。适逢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机，而且她很愿意帮助季羡林打字。这样一来，季羡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羡林的论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乱，对伊姆加德小姐来说，简直像天书一样。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羡林才摸黑回家。季羡林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在德国呆了四五年，其间，他又写了几篇很长的论文，都是请伊姆加德小姐打字的。所以，直至1945年季羡林离开德国前，还经常去她家打字。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季羡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间渐渐产生了感情。就连迈耶太太也看出来了。除了打字季羡林去迈耶家外，后来，迈耶家凡有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什么的，迈耶太太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羡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迈耶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亮，满面笑容，格外热情。迈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季羡林和伊姆加德还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电影院看电影，去商店里买东西。两人并肩而行，边走边谈，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次见面，两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伊姆加德美丽的姿容，悦耳的语声，嫣然的笑容，使季羡林怦然心动，感到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动。季羡林初次尝到了爱情的滋味，心里充满激动和幸福的感情。同样，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对季羡林的爱慕之情。他们同时坠入了爱河。但是，每当季羡林回到寓所，内心便充满矛盾与痛苦。他想，自己是一个有妻子，有儿女的人，尽管那是一次没有爱情的包办，但是现在他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如果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让爱情的激流涌泻出来，和伊姆加德由相爱而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大概会是幸福美满的。但是，那样做，不仅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和抛弃，也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这是违背他所受的和他做人的原则的，是他无法办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又会使已经深爱着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会遗憾终生。两条路水火不容，没有第三种选择。这使季羡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幸福与痛苦，欢乐与自责的矛盾，一直折磨着他。最后，他终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自己来咽下这个苦果，背起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吧。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还会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她会慢慢地忘记自己的。季羡林虽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而理智与情感之间，从来就没有不可逾越的界线，这段苦涩的爱情始终折磨着他。1991年，八十岁的季羡林在写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时，不知出于什么考虑，首次披露了他五十年前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他在《留德十年？迈耶（Meyer）一家》中写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心里是什么滋味，完全可以想象。1945年9月24曰，我在日记里写道：吃过晚饭，7点半到Meyer家去，同lrmgard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子。 !苦涩的爱情（2）同年10月2日，我在离开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记里写道：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3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L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l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然而，故事到此还没有结束。据说，近年来，有好事者在读了季羡林的《留德十年》以后，被这段故事所感动，专程到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当然，今天的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满头银发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铄，风韵犹存。询问的结果都大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独身至今，而那台老式的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放在桌子上。季羡林在无可逃遁的厄运面前，为了不伤害别人，把已经降临的爱情忍痛拒之门外，自己背起这沉重的十字架，但是，六十余年来，他心中的爱情火花并未熄灭，只不过深深地埋在心底，不为人知罢了。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独自默默地承受着心灵上时时袭来的痛楚与折磨，个中滋味，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是无法揣摩的。这又不能不让人为之扼腕长叹！季羡林平时给人的印象是不苟言笑，一脸严肃，其实他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充满爱心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散文的人，都会有同感。季羡林还是一个先人后己的人，他曾经说过：“我认为，能为国家，为，为他人着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有道德的人，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为他人着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平就越高。”凡是与季羡林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为别人着想的比例远远超过百分之六十，而为自己着想的比例则远远低于百分之四十。从这出苦涩的爱情悲剧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 !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1）——最早的几篇论文季羡林在拿到博士学位以后，就不再是了。他办完了退学手续，便成了汉学研究所的讲师。他已经不再需要跑着到处去上课，只是有时到汉学研究所去给德国学生上课。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和写作上。继续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他的博士论文开辟的道路前进。他需要的书籍，在学校大图书馆里都有，借阅也十分方便。除了肚子饿和空袭外，他的生活极有规律，极为平静。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五年内，他就在这样的一个理想的学习环境里，用德文写出了几篇相当长的论文，刊登在哥廷根科学院的院刊上。这些论文奠定了他在世界梵界的崇高地位。每一篇都有创见，直到今天，还不断被人引用。因为这几篇论文谈的都是有关梵文的非常专业的语法问题，一般人都不懂。可是季羡林最初的这几篇论文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又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只好将他自己著的《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有关这几篇论文的内容摘要如下，以飨读者：一、《吐火罗文本的〈佛说福力太子因缘经〉诸异本》博士论文结束以后，我当时正在跟Sieg教授读吐火罗文。第一篇读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我那时整天翻看汉译《大藏经》，首先发现，我们正在读的吐火罗文在《大藏经》中有多种平行的异本。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汉文以外，在许多其他的语言中也能找到与吐火罗文故事相仿的故事，比如藏文、于阗文、梵文等等。Mahavastu中就有这个故事。吐火罗文残卷残得非常厉害，解释起来非常困难。同一故事，同一佛经，倘能在其他我们能读懂的文字中找到哪怕是内容接近的本子，对于读通吐火罗文也会有极大的帮助。Sieg和Siegling之所以能读通吐火罗文，主要使用的也是这种方法。但是，找这种内容相同或相近的异本也并非易事，有时简直是可遇而不可求。在读《福力太子因缘经》时，因为我对汉译佛典比较熟一些，所以我找起来就比较容易。拿这一点来要求西方的吐火罗文学者，是不公平的、不切实际的。在读的过程中，我陆续发现了汉文异本，有的与整个故事相同，有的同大故事中的小故事相同或者相似。原来吐火罗文中有一些不认识的字，经过同汉文一对比，立即可以认识了。我只举几个例子。《吐火罗文残卷》中Prachtstucke就是《福力太子因缘经》。其中No.l，反面第一行lyom，原来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确切知道它的含义是“泥”。反面第三行isanas，原来也不知何意；同汉文一对比，可以肯定它的含义是“堑”，也就是“护城河”。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都是多少年来让两位学者迷惑不解的。现在一旦有了汉文的平行异本，困难和迷惑就涣然冰释，豁然开朗。这一位已届垂暮之年的老教授，其心中狂喜的程度概可想见了。他立即敦促我把找到的资料写成文章。我从汉译佛典中选出了一些经文，译成了德文，加上了必要的注释。这样对以后的研究者会有很大的好处。二、《中世纪印度语言中语尾-am变为-o和-u的现象》我在阅读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在不少地方发现语尾-am变成了-o和-u的现象，这是一个不寻常的音变。于是我就留意搜集资料，准备做一番比较彻底的探讨。我在阿育王碑铭里找到这个现象，在比较晚的佉卢字母（一种由右向左写的字母）写成的碑铭里，在新疆尼雅（Niya）地区发现的俗语文书里，在和阗俗语里，在DutreuildeRhins所搜集到的残卷里，在用混合梵文所写成的佛典里，在Apadhramsa里，甚至在于阗塞种语、窣利语和吐火罗文B（龟兹文）等等里面，都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个音变现象延续的时间很长，传布的地区很广，很值得深入研究。我在这里顺便插入一段话，讲一讲确定印度古代俗语的地域的办法。根据HeinrichLucers在很多文章中讲到的观点，我认为，比较可靠的确定地域的办法是利用阿育王碑。Luders说，阿育王统治的版图，在印度古代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他制定了一些敕令，其中多半是一些道德教条和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规定。他命令大臣用他的首都所在地的东部的方言写成敕令，他不用梵文。Luders称阿育王使用的语言为“古代半摩揭陀语”。这种方言显然不能流通于他所统治的天下，而他偏又想使所有地域的人民都能明白他的敕令的内容。于是他就让人把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敕令翻译—-有时候并不是严格的直译—-成各地的方言，刻在石碑或石柱上，便于普天之下的臣民阅读。因此，他在全国许多地方所竖立的石碑的语言是不同的。把这些不相同的语言—-本来是来自同一种语言的—-排列在一起，其不同之处昭然可见。用这种办法来探讨各地方言语法特点，是行之有效的，是无可非议的。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来确定语尾-am变为-o和-u的地域性的。读者如有兴趣，请参阅《印度古代语言论集》l89页—19O页我所列的表。看了这个表，就一目了然-am变成-o是印度古代西北部方言的特点。事实俱在，事实上是无可争议的。这个方言特点从印度西北部一直传布到与之接壤的中国新疆，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我在这一篇论文里，非常慎重地、非常细致地考察了几种佛典，比如《妙法莲华经》等等，从中找到了证据，证明一些佛典由原来的古代半摩揭陀语向西北方言转化，然后或者同时梵。具体的叙述，请参阅那一篇论文。我自谓，自己的做法是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似乎是无懈可击了。然而以梵文学者爱哲顿（FranklinEdgerton）为代表的几个不同国家的梵文学者却提出了异议，不同意我的说法。研究学问有异议，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真理愈辩愈明，不要怕争论，不要怕异议。但是，古今中外都有一些学者，总想用从鸡蛋里挑刺的办法，来显示自己的高明和权威。在-am>o和u这个问题上，爱哲顿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可惜他的论证本身就不能自圆其说，矛盾层出。 !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2）三、Pāliāsīyati这是一篇比较短的论文，但是对巴利文āsīyati这个词的来源，却做出了可以肯定是正确的答案。许多巴利者都对这个词的来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的目光都为巴利文所限。我是第一个冲破这个限制的。我在混合梵语里找到了这个词，而且根据上下文，提出了我的看法。四、《应用不定过去时的使用以断定佛典的产生时间和地区》这是我在哥廷根继博士论文之后最长的一篇论文，用了我几年的时间。……我原来并无意写这样一篇文章。但是，多少年来，在阅读许多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时，我逐渐注意到了不定过去时这个通常并不太常见的语法形式，做了一些笔记和卡片。积久渐多，综合起一看，顿时觉得其中大有文章可做。于是就对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形式认真严肃地注意起来，仔细阅读，特别注意不定过去时。有的同一部佛典，最初的文本可能只有一种，后来由于梵的原因，文字有了改变。专就不定过去时而论，有的被保留下来，有的就被替换掉。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语法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就是我要探讨的问题。有不少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佛典，明显地可以分出两种文体来：早一点的和晚一点的。佛典的编纂者几乎都“代圣人立言”，把自己编的经说成是“佛说”的。《大藏经》里面有大量的“佛说这种经”、“佛说那种经”，都根本不是“佛说”的。还有一种常见的现象：一个和尚在写一部经，他眼前有现成的古本，于是他就从古本抄一段，自己又加上一段。他就这样编下去。如果他肯用一点心的话，他至少应当把书本的文体和他自己的文体统一一下，把分歧很大的地方抹抹平。但是有时这一点力他们也不想费，尽量抄开，抄开。因此有不少留传下来的佛典在文体上有明显的分歧。要区分新旧文体，易如反掌。在佛经中还有一种情况：有时，一段古经——即使是古经，也很难说就是从“原始佛典”（Urkanon）抄来的。关于“原始佛典”的问题，有人主张有，有人坚决否认，我属于前者——-后来被许多用不同文字纂成的佛典辗转抄录，抄录一遍，文字改动一点。改动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方言的不同，有的是由于地域的不同，有的可能就属于“梵文化”的问题。不管怎样，文字反正是改动了。如果细心注意这种改动，就能发现一些新问题。我注意到了这种改动了，我发现新问题了。新问题中最突出的就是不定过去时的改动。我的探讨是从Mahavastu开始的。H.Oldenberg写过一篇关于Mahavastu的论文。他明确无误地在这一部佛典中分出了两种文体：一老，一新。证据确凿，无可怀疑。我从中引了几段，用与之相对应的古本，比如Mahavagga、Dighanikaya等来对比。结果是，新本里面几乎没有不定过去时，旧本里则有不少。这些老本里面的不定过去时，到了新本里，则被其他形式所替代，有的是过去时，有的是未完成时。这同样的现象我又在其他佛典中发现，比如Divyavadana、Lalitavistara等等。之后，我又考察了许多佛典，包括巴利文佛典、大乘佛典在内，专门探讨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现象。结果是一样的。我的结论是：老的佛典中不定过去时多，而新的佛典则少，甚至根本没有。以上讲的是时间问题，佛典产生的地域有没有问题呢？我的极其肯定的回答是：有的。这里就牵涉到印度佛教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有没有所谓Urkanon（“原始佛典”，Luders常用这个词）呢？西方梵文学者对此有完全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派说有，一派说无。前者的代表人物是HeinrichLuders，后者则以一部分德国学者和一部分法国学者为代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我自附于Luders一派。真理并不决定于人数的多少，有时候，特别是一种新学说初出现时，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一两人手中的。我认为，Urkanon就是如此。Luders曾在很多地方讲到“原始佛典”的问题。他逝世后由他的徒弟，我的老师Waldschmidt把他生前想写而且也确实写成了关于Udanavarga的文章（此文由于战争关系已丢失）的侥幸留下的卡片等东西编纂整理成了一部书《原始佛典语言的观察》（BeodachtunguderdieSdrachedesbuddhistischenUrkanon），充分说明了佛教原始经典的语言特点。有这样一部原始佛典存在，是无可争议的。……据我的看法，Luders所说的佛典决不是像后来包括经、律、论三大部分的整整齐齐的经典。“原始佛典”的形成，应该同的《论语》差不多。孔子向弟子们说的一些话，弟子们牢牢记了下来，结果就形成了《论语》这样一本书。释迦牟尼的情况大概也差不多。他经常向弟子们说的一些话，弟子们记在脑子里。与孔子时代不同的是，释迦牟尼时代印度还设有文字，弟子们只能依靠记忆。佛祖最初讲的不出他在菩提树悟道时想到的那些“道”，不出十二因缘、四圣谛一类。他经常讲，弟子们记在心中。以后就以此为基础，像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最后才形成了具备经、律、论的《大藏经》。西方一些学者反对“原始佛典”的一些说法，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在上面想象的那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过程，硬说释迦牟尼刚涅槃以后不久不可能有完备的佛典。Luders从来没有说过有完全成一套的佛典。我同意Luders的说法，我要捍卫他的说法。在欧洲一些国家，只有少数德国梵文学者反对这种说法。在法国和比利时，则几乎所有的梵文学者都反对。我发现，欧洲梵文学者中，门户之见还是相当严重的。我并不是因为在德国才成为“德国派”的，我的无上标准就是真理。我总感觉到，欧美一些梵文学者，方法不严密，偏见根深蒂固；同他们写文章辩论，好像是驴唇不对马嘴。 !进入梵文学界的殿堂（3）由于反对“原始佛典”，他们也就反对“原始佛典”最初是用东部方言，Luders称之为“古代半摩揭陀语”纂成的。Luders在上面提到的那一部大著中以及在许多论文里，都十分明确地讲到东部方言的特点，详细的例子请参阅该书。其中最明显的，简直是无法驳倒的，我认为就是名词阳性复数的体格和业格，甚至阴性名词也包括在里面。古典梵文名词阳性复数的语尾体格是ah，业格是an，而在东部方言里则变成了ani，体业相同。如果仅有少数几个例子，可能解释为词类变换，由阳性变为中性，因为中性名词是这样变化的。但是例子极多，多到无法用词类变换来解释的程度。一个崇尚实事求是的学者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的。然而不然，有一些学者，举不出理由，硬是不承认。我是笃信有一个最初用东部方言纂成的（还不能说“写”成，因为当时还没有发明文字）“原始佛典”的。我在同一部佛典的较古的部分中找到许多东部方言的特点。我在上面已经说到，“原始佛典”的语言是东部方言，古代半摩揭陀语。我着重寻找了古典梵文阳性和阴性名词复数体格和业格的语尾是ani的单词，数量颇大。（请参看《印度古代语言论集》，28l页—290页。）这样大量的例子，西方一些梵者硬是视而不见，殊不可解。抱这种态度来研究学问，真不免令人忧心忡忡。总之，一句话在这些有东部方言特点的较古的部分中，不定过去时也就多。到了东部方言特点逐渐消失了的新的部分，不定过去时也逐渐为其他语法形式所取代。因此结论就在眼前：不定过去时这个语法形式最初流行于东部方言纂成的接近“原始佛典”的一些佛典中。在晚出的一些怫典中就构成了两部分中的较古部分；在较晚的或者较新的部分中则逐渐消失。我个人认为这个结论是持之有据、言之成理的。但是，有的学者，比如Lamotte之流则表现了颇为奇怪的态度。他对我提出的那一些东部方言的特点，横挑鼻子竖挑眼，挖空心思，找出个把例外，以期推翻全部例证，方法既不周密，论证亦复牵强。说实话，这种治学方法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恭维。我已经习惯于德国学者（有少数例外）的那种坚实、周到、细致、彻底的，几乎是滴水不漏的治学方法，对其他国家的一些梵文学者，比如Edgerton、Lanotte等等那种轻率的作风，总觉得不是味儿，总觉得，做学问不该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