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前言浩如烟海的史料典籍，对历史的记载极为有限，远远不能反映出历史的绵长与博大，更勿论历史的全貌。而考古的出现与走向成熟则成功地为人类找到一条回归历史的途径，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现代人类通过系统的发掘，把古代人类活动的场所真正地重现出来，一幅幅这样的场景与文字资料一同完整地再现了古代社会的历史图景，把残缺、破碎的历史连接、统一起来。考古自被引入中国，便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对中国的历史研究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北京人的发现，让世界看到了人类演进的清晰进程；殷墟的考古，把传说中的商王朝变成了信史；三星堆的发掘，惊现了一个失落的文明古国；马王堆汉墓的揭秘，让我们见识了古人卓绝的才华与智慧……比考古的结果更为激动人心的是考古过程，那简直就像一出悬念百出的戏剧。你根本想像不到，考古工作者那谨若履冰、认真细致的发掘，将会是震惊世界的大发现，还是一无所获的徒劳，抑或是悬念的继续？不仅如此，就连古代遗址被发现都充满了耐人寻味的传奇。陕西农民一镐下去，挖出个惊天动地的兵马俑，雄伟的地下帝国被撩开神秘的面纱；解放军开山炸石，炸开了藏有无数珍宝重器的曾侯乙墓……一桩桩、一件件，是那样的勾人心魄，引人入胜。考古，无论是它石破天惊的伟大发现，扣人心弦的发掘过程，还是叩开重大考古之门的偶然，都充满了太多的奇迹。重大的考古发现一次又一次改写着人类的历史，它磁石般地吸引着天性好奇的人们。遗憾的是，专注于科学研究的考古工作者，最终把不可思议与充满趣味的考古变成了一叠叠简报、数据与论文，他们固然为考古事业做出了贡献，但关心考古、热爱考古的读者更感兴趣的则是探索神秘未知世界的历奇经过。为了弥补这一缺憾，也为了普及考古与文化知识，我们精选9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编写了这部《考古的故事》(中国卷）。本书以生动流畅的语言叙写这些重大发现曲折惊险的故事性历程，将考古的真相娓娓道来，把曾经失落的古代文明的秘密层层揭开，让读者随考古学家一铲一铲地挖掘，与他们一起探险、一起历奇、一起感受那激动人心的辉煌时刻或接受一次无奈的失落。时空的阻隔使我们对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古代文明十分陌生，单纯依靠文字再现活生生的古代社会是极为困难的。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特选配300余幅精美的图片，其中有久历沧桑的古代遗址，有考古发掘的现场实景，有精美绝伦的文物照片，还有电脑制作的复原图，利用这些图片，营造一个逼真的场景，引领读者来到考古的现场，零距离感受古代文明，全方位观察古人创造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成就，触摸真实而生动的古代社会。当然，考古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些，还有人类对文明兴衰的追怀与感悟，有对历史发展的深思、反省及人类对自身终极命运的追问和关怀。让我们听着考古的故事，踏入考古的现场，去获取那份无可替代的感受吧！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轰动世界的发现(1)人类是如何起源的?或者说，人类是如何来到这个世界的?长期以来，这一直是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疑问。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人们一直在反复不停地探索。我们的祖先曾由于当时科学的局限把人类起源寄于神的力量，《圣经》上著名的“创世纪”神话，就宣称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就是上帝创造的，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古代神话传说中对于神创造了人这一观点也是惊人的一致。到了19世纪，达尔文利用科学的考察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宣称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这个观点在当时的知识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达尔文论证科学，并发现了许多的材料予以证实，但直到20世纪前半期，人们仍半信半疑，争论不休。人类的起源，需要考古界提供更确凿的证据。周口店位于北京市西南郊区的西山脚下，距市区约50千米。1840年，国门被打开以后，外国人在中国大肆寻求矿物原产地，纷纷建立工厂开采各种矿物。1918年，当时地质调查所的矿业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等人来到了周口店鸡骨山，在这里他发现了许多哺乳动物化石，这引起了他强烈的兴趣。在当地矿工的引导下，他在鸡骨山找到了一个化石更为丰富的地点，精通考古的安特生预言在那里会发现人类化石和遗物。这一预言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后来，安特生和瑞典古物学家师丹斯基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并找到了两颗类似人类的牙齿化石。这两颗化石经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系主任加拿大人类学家步达生研究后，被证实是古人类的化石，代表着一个新的种属，于是被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1924年，人们又从周口店发掘出了两个中国猿人的下颌骨和3颗保存得很完整的牙齿，这更加证实了安特生和步达生的预言。于是，在政府的支持下，1927年开始了对龙骨山大规模的发掘工作。1928年，天降英才，刚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两年的裴文中来到了周口店龙骨山发掘现场主持发掘工作，整个发掘工作是分春秋两季进行的。在春季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个残破的猿人类头盖骨，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现。这个发现坚定了裴文中的信心。功夫不负有心人，12月4日下午4点钟左右，技工刘义山发现了一个圆圆的发黑的东西，觉得既不像鹿也不像虎的头盖骨。他不敢肯定自己的发现，于是立即叫来了裴文中。裴文中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进洞，仔细辨认了一会后，突然兴奋地叫出了声：“是人的头盖骨!”发掘出了头盖骨以后，为了尽快完整地将它送到北平（今北京）去研究，裴文中立即对它进行了处理。为防止头盖骨因为没有全干而在路途中受到损坏，裴文中先用炭灰耐心地烤了两夜，又在头盖骨的表面糊了多层绵纸，然后再在外面糊上石膏。待一切保护工作做完后，他才将头盖骨运到北平，交给研究北京人化石的步达生教授进行研究和鉴定。步达生经过认真的研究后，认为这是一块距今约60万年的北京猿人的完整头盖骨化石。这消息一经公开，立即像一颗重磅炸弹一般，轰动了国际学术界和文化界。这是因为，它确定了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有过“直立人”的阶段，把人类的历史由当时公认的十几万年向前推到了五六十万年前；并且有实物证明，在五六十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就学会了制造石器和猎取大型动物，同时人类用火的历史也由此向前推进了四五十万年。此后，他们又在周口店进行了连续长达数年的发掘工作，陆续在龙骨山上发掘出一些猿人使用过的石器和用火遗迹。通过对这些考古资料的认真研究，考古学家们推定，直立的“北京人”距今约69万年。他们过着以狩猎为主的洞穴群居生活，已经开始学会制造和使用粗糙的石质工具，而且学会了用火，已经知道和使用火来取暖和吃烧熟的食物。那些保存在洞内的几个灰烬层便是明证，其中最厚的一层灰烬超过了6米。过去，在欧洲等地也发现过好多人类用火的证据，但它们的年代一般都在距今10万年左右的尼安德特人时期，而“北京人”用火遗址的发现，则明显要早。这样，人类用火的历史便大大地提前了。这时的“北京人”尚处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在考古学家发现北京人以前，世界上虽然有德国的尼安德特人、海德堡人，而且人们也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直立人等人骨化石，可是这些成果并未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对于人类的起源问题，人骨化石在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地位问题，就算是持进化论学术观点的人，也是各言其说，莫衷一是。自从北京人头盖骨以及石器、用火遗迹被发现以后，人们才肯定了直立人的确切存在，人类进化的序列也基本明确，为“从猿到人”的伟大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发掘工作继续进行，在裴文中的主持下，又于1933年在龙骨山的山顶洞穴内发现了距今约1.8万年前的人类化石。它们大约代表着10个人的遗骸，其中有3个完整的成年男女头盖骨。人们根据其居住特点，形象地称之为“山顶洞人”。经考察，他们具有原始蒙古人的特征，属于晚期智人。考古认为，这3个人是有意被埋葬的，因为遗体显示，入葬前在死者身上还撒下了红色的赤铁矿粉末。出土物中，还有骨针和各种装饰品，这些物品被认为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陪葬品。研究证明，山顶洞人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狩猎、捕鱼技术，还学会了用骨针缝制兽皮衣服，学会了打孔技术，用贝壳、兽牙等做成项链来美化自己，还掌握了相当进步的制造装饰品的工艺技术，并产生了原始宗教的萌芽。这些研究都表明山顶洞人已经进入了旧石器时代的晚期。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轰动世界的发现(2)从1935年起，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工作就交由科学家贾兰坡主持。1936年秋，贾兰坡在周口店地区发掘修复了3个较为完整的头骨，经检验其中有两个是成年男性，一个是成年女性，同时还有一些成年男女的残破肢骨。同样，这些研究发现再一次震惊了国际学术界。从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间，经过考古工作者和工人们的辛勤劳动，在龙骨山遗址中，共发现完整的头盖骨5个，头部残片21块，比较完整的和残破的下颌骨12个，牙齿100多颗，残破的上下肢骨12块，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到了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龙骨山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包括北京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在内的所有珍宝，都保存在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里。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日美关系已经相当紧张，协和医院也已经感觉到缺乏安全感，主持这项研究的瑞典人类学家魏敦瑞建议把这批举世瞩目的化石运到美国保存。可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化石并没有就此启运。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两三个星期的一天，协和医院总务长博文突然通知将化石秘密装箱，这样，15块北京猿人的头骨碎片及5个头盖骨，14块下颌骨，再加上147块锁骨、大腿骨、牙齿等化石被擦镜细绵纸仔细包好，裹上药棉，包上纸、细布棉花等，小心地装进两只大木箱，运往美国大使馆。但是天意难测，从此以后，这批极其珍贵的化石就仿佛从世界上消失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为了寻找中国猿人化石，在日本进行了广泛的搜寻，可遗憾的是一无所获。1972年，美国巨商詹纽斯悬赏重金寻找中国猿人化石，虽然有不少人前来报告线索，可结果同样令人遗憾。纽约一位老太太称她丈夫从中国带来的一箱化石中有中国猿人化石，开价50万美元，可是从她提供的照片来看，那不是失踪的中国猿人化石。人们费尽心机，可结果总是令人失望。中国猿人化石到底落到什么地方了呢?它又是如何失踪的呢?由于当时的战争环境和启运时的绝对保密，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考查了。有人说，它在秦皇岛被运上哈里森总统号邮船，在赴美途中与邮船一起沉没海底；也有人说，邮船被日军俘虏，化石被日军截留，后来几经易手，最终下落不明。如果是前者，那么中国猿人化石可能深埋入海底难以重见天日了；而如果是后者，它很可能是秘密藏在了日本民间。不过，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国人类学家周国兴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了一条新线索。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一个卫兵守卫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和美国使馆相通的便门口，看到两个人抬了一箱东西，埋在大使馆后院里。根据士兵的说法，周国兴推测，这一箱东西很可能就是中国猿人化石。虽然周国兴已经找到了埋藏的地方，可是由于上面已经建起了高楼大厦，未能挖掘。如果埋藏的这一箱东西正是化石，那么失踪多年的中国猿人化石将会安然无恙地重新出现在世界上。人们经历了太多的失望，我们盼望着这一揭示人类童年生活状况的无价之宝能够早日失而复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政府的支持下又开始了对周口店遗址的全面挖掘，并在1966年取得了重大发现。在周口店再次出土的一件“北京人”的头盖骨，其形态特征，经过研究证明，比以往所发现的猿人化石具有更进一步的性质。1973年，在龙骨山东南角，科学考古工作者们还发现了介于“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间、距今约10万年前的古人类牙齿化石，人们将之定名为“新洞人”。这是一种新的人类，属于古人，即早期智人阶段。在这里生活过的新洞人比北京人的生活时期要晚，但比山顶洞人要早得多。此次考古发现，正好填补了两者之间的空白期。经过比较发现，新洞人的牙齿化石比猿人的短，可能是由于多食熟食的缘故；可是却比山顶洞人的要大，而且牙根也长，说明从北京猿人到新洞人再到山顶洞人，取火用火技巧越来越熟练，因而熟食能更广泛地被后来的山顶洞人食用。从此，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有了代表人类发展三个阶段的人类化石及其文化和居住地，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们在北京周口店各洞穴的发掘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挖到的堆积物大约有3万立方米，约为全部堆积物的一半，其中有头盖骨6个，下颌骨15个，牙齿153颗，以及一些肢骨、面骨等，代表了340多个男女老少的“北京人”化石，还有石器10万多件，动物化石118种，以及大量的用于熟食、取暖的灰烬。周口店“北京人”原始遗址的发现和连续发掘，在人类史和生物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通过化石实物表明，人类的历史要比原先设想的要早，而且也有力地证实了达尔文的由古猿进化到人的物种起源学说。“北京人”的发现，被公认为是20世纪人类考古学史上的最显著的成就。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走近周口店因为“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周口店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早期人类的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里曾分别居住着距今70万年前至20万年前的“北京人”、距今10万年左右的“新洞人”和距今1.8万年前的“山顶洞人”，称得上是人类史上的宝库。在这里，从猿到人的进化观点得到了证实。经过考古学家和科学家的研究证实，从北京猿人的体质和外形来看，“北京人”已具备了人的特点，但是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保留了一些猿的特征。人们常用“既像人又像猿”来概括“北京人”的形象。“北京人”前额低平，眼眶上两个相连接的大眉骨像房檐一样遮护着两眼，脑壳很厚，大约比现代人要厚一倍。头盖骨呈馒头状，下部膨大，上部收缩，脑容量约为现代人平均脑容量的80%。嘴巴向前伸出老远，高颧骨、宽鼻梁、牙齿粗壮有力。从复原的形象来看，“北京人”的头部与猿惊人地相似。但与猿相比，“北京人”的“上下肢”就进步得多了，其大腿骨在大小、形状、比例和肌肉附着点等许多方面都和现代人相似，只是骨壁较厚，髓腔较小，左右径大于前后径；上肢骨除了骨壁略厚、髓腔稍小以外，其他特征与现代人类似。他们已经学会了使用火，由此摆脱了生吃食物的野蛮时代，开始吃烤熟的食物，体质也开始强健起来，寿命也延长了。山顶洞人较“北京人”又有了更大的进步，在山顶洞穴中发现了许多用兽骨磨制而成的精致骨角器，如磨光的鹿骨，穿孔的骨坠、鱼骨、牙饰、蚌饰等，这生动地反映了山顶洞人原始艺术的萌芽。尤其是骨针的发现，说明山顶洞人已告别了赤身裸体的时代，开始用兽皮缝制衣服，抵御严寒。通过研究发现，山顶洞人以狩猎为生，但有时也从事捕捞活动，其食物来源非常广泛，包括了陆、海、空三方面的生物。而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共同的劳动与生活中，山顶洞人已开始有了自然的分工，并且随着这种劳动的分工，产生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社会。另外，从山顶洞人尸骨的粉红色粉末和穿孔石珠的殉葬物来看，山顶洞人很可能已出现了原始的宗教，而且他们已经有了美的观念，并开始了对美的原始的追求。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中国猿人遗址中发现最多的是石制品，它们数以万计，原料都是就地取材。由于受到原料产地与岩石种类的限制，“北京人”大量使用质坚而脆的脉石英和质软易碎的砂岩，他们还用不同的方法制成各种各样的工具。通过研究挖掘出土的石器工具，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原始人的生活方式，这对于我们的研究来说意义十分重大。在周口店已经发现了许多种石制工具，主要有石斧、砍砸器、刮削器和尖状器等。在周口店有一座遗址博物馆，面积达1000平方米，它于1972年建成开放。它建在周口店龙骨山上的50万年前北京人遗址处，该馆陈列着部分复原的“北京人”洞穴，“北京人”还原塑像，周口店遗址发掘历史和研究历史，“北京人”的体质特征介绍图表，“北京人”生产劳动、生活景观和“北京人”时期的自然环境复原图以及山顶洞的概况等。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周口店 人类史的“博物馆”对今天的人来说，“人是从猿变来的”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实，可是在“北京人”发现以前这却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模糊理论，虽然已经有好多人不再接受上帝造人的学说，可是人们对于人类的起源还未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爪哇猿人”的发现都曾经被人们指责为奇谈怪论，而当“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以其空前丰富而完备的原始人类生活遗址展现在世人面前时，一切就变得清晰而无可辩驳了。周口店地区距今达60万年的“北京猿人”遗址、距今约10万年的“新洞人”遗址、距今约1.8万年的“山顶洞人”化石以及其他脊椎动物化石遗址共有20多处。截止到目前，出土的全部“北京人”化石有6件完整的头盖骨、12件残破面骨、15件下颌骨、157颗牙齿和十几件残肢骨及体骨，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生物史和人类史“博物馆”。北京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遗址”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遗址，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完整、最丰富、最具说服力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它的发现被世界学术界和考古界公认为是20世纪古人类学研究中最有价值的发现，也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古脊椎动物学和第四纪地质学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将人类历史的年代向前推进了数十万年。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以其丰富完整的内容在当今古人类研究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它有力地证实了达尔文进化论的推断，为研究人类的起源和发展，为再现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它是全人类的共同的财富。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三星堆 广汉文化(1)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南兴镇北，这里有一条古河道叫“马牧河”，河道北岸的地形似月牙，人们便给它起了个美丽的名字——“月亮湾”，而三星堆则得名于河道南岸的3个大土堆。三星堆遗址的最初发现，是非常偶然的。1929年2月的一天，家住广汉太平镇月亮湾的燕氏父子在浇灌农田的过程中，锄头锄到了一块石板，他们满怀惊奇地撬开石板，竟发现了满坑光彩夺目的玉石器。不懂文物的他们肯定这是宝物，于是燕氏父子便在深夜偷偷将一共300多件玉石器取出，搬回家中。过了一年，燕氏父子见周围并无异常反应，为了谋利，他们便携带这些玉石器到城市的少城路——以前最大的古董市场去卖。据说这些被他们变卖的玉器至今仍下落不明。如此多的罕见之宝涌入市场，一时间，广汉玉器在古董商和古玩家之间炒得沸沸扬扬。大批所谓的“淘金者”纷纷涌向月亮湾，去寻觅宝物。三星堆遗址能以真面目示人也得益于一个机缘，就在燕氏父子出卖那些玉石器的时候，也带了一些送给当地驻军旅长陶宗凯。此人乃一介武夫，对古董一无所知，但他找到了当时在华西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维汉先生，请他帮助鉴别。葛维汉先生来自美国，对古董有所研究，他看到这些玉器，眼前为之一亮，没想到如此精美的玉器也会出现在西南地区，他初步认定了这些玉器是周代礼器，是稀世珍宝。就在1933年秋，葛维汉先生与同是华西大学教授的林铬钧先生、戴谦和先生等人组成了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队。考古队在发掘中，发现了许多陶器、石器、玉珠、玉圭等稀世珍宝。1936年，考古队将发掘所获加以整理分析，在《华西边疆学刊》上发表了《汉州初步发掘报告》的文章。在报告中，把有关遗址文物称之为“广汉文化”。不幸的是，第一次发掘工作仅仅持续了4年，就被1937年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阻断了。第二次正式发掘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配合宝成铁路的建设，考古学家们又一次来到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继续十余年前对遗址的勘探。他们采集了大量石器和陶器标本，根据初步考证，他们确定该遗址可能是西周时期的古遗址。1963年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发掘是由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学教授冯汉骥带领他的学生进行的。他们来到月亮湾的高地上，极目远眺，顿感这是一个不凡之地。冯先生深有感慨，他认为这里极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都城”。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1980年，在全面发掘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由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对三星堆遗址抢救性的发掘全面展开了。这次历时3个月的发掘，收获颇丰，不仅出土了不少陶器、玉器、石器，并且还发现了大量的房屋基址和4000多年前的墓葬。这些陶器、石器让人们了解了4000多年前古蜀人的文化特点，从而也从它们身上见识到了古蜀文化和古蜀人的生活方式。在这次成功发掘的激励下，考古学家们锲而不舍、继续前进，试图进一步揭开古蜀王国之谜。1986年7月23日凌晨2时30分，他们又有了一个重大收获。考古学家以竹签为工具，在谨慎的挑土过程中，发现了一小点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的黄色物体，他们耐住性子，继续挑土，不一会儿，黄色物体显露的面积越来越大，还显出花纹来。先是一尾雕刻逼真的鱼映入眼帘，接着人们又发现了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鸟。这弯弯曲曲的黄色物体不断地延伸，竟长达一米多，令人惊奇的是，上面除了刻有鱼、鸟纹外，竟然还刻有一个王者之像。考古人员将这一发掘物称为“金腰带”。意识到此发现非同小可，他们立即向政府请求派军警保护现场，局面得以控制后，考古人员才公开了发现古蜀王“金腰带”的消息。一时间舆论哗然，三星堆又一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继“金腰带”之后，大量的玉器、象牙、青铜器及金器也被陆续发现，尤其是青铜器中的各式人头像和黄金面罩在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部分:周口店 北京猿人之家三星堆 广汉文化(2)在考古人员不知疲倦的奋战下，一具具神奇的青铜面具，一件件晶莹剔透的玉器，闪闪发光的金鱼、金叶，离开了它们沉睡的泥土，发出了熠熠光辉。尤其是1986年发现的两座器物坑，它是三星堆遗址的代表。其中一号器物坑位于三星堆土堆南侧100米左右，该坑是一个口大底小的长方形，从坑内大概有400多件文物被出土；二号器物坑位于祭祀坑东南，相距大概20米，是一个坑壁稍微有些倾斜的长方竖穴，从这个坑里出土了439件青铜器，131件玉石器，此外还有骨、象牙等器物。这些3000年前的青铜人像雕塑，在中国古代文明史上十分罕见，在东方乃至世界艺术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那件大型青铜立人像的发掘，填补了美术史上商代大型雕塑的空白，它总体身高将近3米，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几尊最大的青铜铸像之一。人像面部的器官雕刻得栩栩如生，头上还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发冠。它手臂的动作好像是在进献贡品，人像身着饰有巨龙、云雷、人面花纹的衣服，看上去十分华丽。无论是从它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还是衣着来看，都体现了浓厚的宗教色彩。因此，有的专家推断这个青铜大立像可能是一个象征着王者的“司巫”。在二号祭祀坑还出土了41件铜人头像，它们的大小、面部比例、神色与真人非常接近，大概也是反映了巫师的形象。在这两座器物坑中，人们还发现了一种被专家称为有“不死”或“通天地”功能的神树，那就是用青铜器制作的铜树。其中最大的一棵高近4米，由树座、主干和3层树枝组成，体态挺拔，装饰十分精美。树下底盘为圆环形，上有一个描绘着云气状花纹的山形树座。高大的树干一共有3层，一层向外伸出3根枝条，每一根枝条上都站立着一只鸟，枝端挂着一颗桃形的果实，十分精巧。除此之外，更让人称奇的是，在树座下面背朝着树干跪着3个人像，他们的表情十分威严庄重，愈发使神树显得神圣无比。这棵神树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时代最早、形体最大的一株，据推测，后世兴起的“摇钱树”可能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两座器物坑中除了青铜人像和铜树外，还有玉石器和青铜礼器也是颇为重要的。出土的玉器，其中一部分像斤、斧、凿、刀、锄、舌形器、椭圆形穿孔附饰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很明显是当地人制造的、蜀人本来就有的玉器；而另一部分像玉璋、玉琮、玉戈、玉瑗等，它们的制造则体现出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三星堆遗址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社会影响和学术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英国《独立报》曾以《中国青铜像无与伦比》为题发表文章，称三星堆青铜像是“古代最杰出的艺术制品”，而这次大量的青铜文物的出土，也将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早期蜀王国文明的无穷魅力。从对三星堆遗址的研究来看，商的势力和商文化的影响确已达到了成都平原。虽然过去专家们在研究殷墟卜辞时也曾发现有“征蜀”、“伐蜀”、“至蜀”的记载，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人们怀疑商王朝根本无力攻入像四川这样的遥远之地，所以这些记载以前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至于商文化是如何从遥远的中原地区传入四川的，专家们提出种种推测，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经过考察三星堆出土的若干青铜器，认为商文化可能是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经由淮河流域，穿过洞庭湖，沿着长江流域逐步发展到四川地区的。历史渐渐离我们远去，惟有在这些遗迹和遗物中，我们才能探寻到过去的讯息。当然，我们从中所感受到的只是一个早期蜀王国灿烂文明的物质表现，至于它那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神秘的青铜艺术则需要我们慢慢地去品味、去欣赏。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假龙骨 小屯村人的意外发现在19世纪末的一天，河南安阳市西北郊小屯村的一位农民耕作之时，偶然从地下挖掘出数片龟甲和兽骨。他拿起来看时，发现上面刻有文字，但却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这一地带的农民农耕之时，常常能发掘出铜器、古钱、古镜等物，并转卖获利。此人发现甲骨后，以为自己这次又能得些意外之财，便继续挖掘，结果发现很多甲骨，于是，他把这些甲骨拿回家中，准备出售，不料却无人问津。后来，小屯村又有许多甲骨出土。许多农民就把甲骨充作龙骨和龟板卖给中药店铺，当时中药店铺有龙骨、龟板等药材，药铺又常常以古骨充当龙骨，而且古骨研磨成粉，可治刀伤，因而这些甲骨有了一些“销路”，但价格低廉，一斤仅得数钱。对贫穷的农民而言，这又是一条财路，村民便乘农闲之时四处挖掘。他们把形状大的甲骨卖给药铺，小的则填塞枯井。由于药铺收购的“甲骨”不能有文字，村民们又每每把甲骨的文字用刀刮去以后出售。他们不知道，自己愚昧无知的行为毁灭了许多无价之宝。小屯村出土的甲骨文，基本上都是商代遗留下来的。小屯村曾经是商朝后期的国都所在地。公元前16世纪前后，商汤灭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商王盘庚曾5次迁都于殷。直到商纣亡国，273年间殷一直是商代晚期的统治中心。周取代商以后，殷民迁走，殷都也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沦为一片废墟。殷都的文明也只局限在文字记载上，甚至有人认为那些记载几近传奇，不可尽信。然而一连串的偶然事件逐渐使人们否定了这种怀疑，殷都积淀的古文明在考古者的手下逐渐展现出来，而甲骨文就是人们认识殷都文明的最丰富材料。甲骨文在发现之初，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很多有价值的甲骨被人“吃”掉或遗弃了。可以说，这些宝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在被世人认识并收藏之前，已经遭到了重大损失。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社会逐渐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外国文化侵略分子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大肆掠夺我国的历史文物，甲骨当然也难逃厄运。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对甲骨的发掘甲骨从被确认为商代遗物到被国家文物机构列为重点保护文物这一过程，竟历时数十年。甲骨的发掘工作也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大体是：早期的乱采滥挖、中期的研究性、新中国成立后的新时期发掘。早在人们意识到甲骨的真正价值之前，其私自滥挖现象已很严重，不计其数的甲骨被填枯井或充作龙骨、龟板以作中药。1899年，甲骨文为世人所知后，其身价陡增，当地地主、农民、古董商等为牟取暴利聚众挖掘。1904年冬，小屯村地主朱坤率先聚众在小屯村北地、洹河南岸的农田中建起了挖掘工地，大肆挖掘甲骨达数车。同村人霍文元、刘金声等人见有利可图，也聚众挖掘，双方为了争夺甲骨还发生了群体械斗。最后，安阳知县下令禁止私掘，但禁令并未维持多久，私掘现象依然严重。当地人和古董商都只顾得到给他们带来利益的甲骨，而破坏了殷墟遗址的结构，使殷墟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址遭到极大的破坏，并造成大量包括甲骨在内的古代文物的散失。后来，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之后，便派董作宾于1928年8月到安阳小屯村调查甲骨出土及保存情况。董作宾在小屯村一带多处调查走访，了解到近几年在小屯村仍有甲骨出土，便从村民手中收购了部分甲骨。经过这次调查，中央研究院认为小屯村的地下还有甲骨出土的可能，遂从1928年10月至1937年先后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参加发掘的主要工作人员有李济、梁思永、董作宾、郭宝钧、石璋如等。这15次发掘中，第一至第九次以小屯村为重点，得甲骨6500余片；第十至第十二次以距小屯村3千米远的洹河北岸的侯家庄为重点，挖掘了王陵墓葬，但没有甲骨出土；第十三至第十五次仍以小屯村为重点，得甲骨多达1.84万余片。其中收获最大的一次为1936年春开始的第十三次发掘，出土甲骨1.7万片，并有完整和较完整的龟腹甲200多个。通过这15次科学系统的发掘，他们不但发现了很多商代晚期的遗址、墓葬，同时还获得有字甲骨2.4918万片。后来，中央研究院从中选出近1.3万片辑成《殷墟文字甲编》和《殷墟文字乙编》。这10年的殷墟发掘是以考古学作指导的，出土的甲骨等文物也收归国有，因此这是甲骨学史上的极大收获。特别是后5次发掘，对殷墟建筑基础的遗留及墓葬的排列情况都做了详细研讨，为中国考古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文化部设立文物局。从1950年春到1977年，文物局对殷墟进行了十几次有组织、有计划的科学发掘工作，得有字甲骨5000多片及商代青铜器等珍贵文物，并使商代殷都的面貌整体呈献在世人面前，获得了甲骨学史上的空前收获。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由甲骨文引出的殷墟遗址小屯村农民的意外发现引来了无数的学者，经研究，他们确定了这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属商代王室占卜用的刻辞。继甲骨文后，大规模的发掘工作随之而来，于是，一座标志古代文明的都市遗址——殷墟遗址被发现了。殷墟遗址是商代后期的王都所在地。河南安阳市西北2.5千米的小屯村是遗址的中心，洹水两岸的后岗、武官村、高楼庄、花园庄、孝民庄、侯家庄、四盘磨、大小司空村等10多个村庄都在遗址的范围内，总面积约24平方千米。殷墟遗址从1928年开始共经历了15次发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发掘工作被迫停止。1949年后，殷墟的发掘继续进行，直到今天尚未间断。从遗址上看，小屯村是当时的王宫所在地。到目前为止，已发掘出70多处版筑房基，其中有大型宫殿和宗庙基址，也有小型居住址，都排列有序。在房基附近还发现有700多个大小深浅不同的窖穴，这些窖穴大都用来贮藏粮食、器具、甲骨，少数则作为居穴。在小屯村也发现有墓葬，它们集中分布在宗庙基址周围，多为人祭坑。另外，在遗址的东边曾发现包括有名的妇好墓在内的属于王室贵族的中型墓。王陵区分布在洹水北岸的侯家庄和武官村一带。在这里共发现13座大墓和千余座小墓、排葬坑，其中赫赫有名的商王大墓就在武官村。据推测，大墓多半是王陵，小墓和排葬坑应该是附属于大墓的陪葬墓和人祭坑。古代居民遗址和墓地在其他各村也有发现，但规模都略小，在小屯村东南的苗圃北地和小屯村西北的北辛庄分别发现了规模较大的铸铜和制骨作坊遗址。殷墟是我国考古史上最早的、历时最长的、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之地，所获实物资料也极为丰富，其中经科学发掘所得刻字甲骨将近3万片，青铜器多达数千件，以及不计其数的玉、石、骨、角、牙、蚌、陶等各类遗物。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商代历史最珍贵的实物资料。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的文字特征甲骨文并不是一种处于起源阶段的简单文字，无论从文字本身的形体结构还是史料证据上，都说明甲骨文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字。在距今约6000年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二三十种刻划符号，郭沫若先生和于省吾先生通过考证都认为其是汉字起源的简单文字。距今约五六千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文字，更被认为是处于发展阶段的早期文字，而且其形体与商周文字较为接近。因此，许多学者都认为，在甲骨文字出现之前，中国的汉字可能已经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发展和演变。在论及甲骨文的源头时，有的学者认为甲骨文有3个源头：①物件记事；②符号记事；③图画记事。用符号或把原始的图画转变为符号，以达到记事的目的，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文字是一种抽象的符号，人们用它来代表某些物和事，或者说，人们把具体的物和事变换成一些抽象的符号，并借助这些符号来思维，这本身就是人类思维能力的巨大进步。直到今天，在许多专门的科学领域，如计算机程序的设定，也是通过一套专门的符号系统来实现知识的积累与转换的。因此，人们把文字的发明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甲骨文已经不是最初的简单符号，它是商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其发达与成熟在许多方面都有所表现。甲骨文集字成词，联词成句，以句子表达思想。它的每个单字在句中一般并不单独承担表达思想、传递信息的任务，而处于初级阶段的文字符号一般要单独表达一种或数种相关的信息。从已出土的甲骨文看，其句子的构成已经具备了现今汉语的表达方式的雏形。不仅甲骨文中的词句已经具备了后来汉语表意方式的基本特征，而且甲骨文中的单字也已经具备了后来汉字的主要特征。汉代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出包括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内的“六书”，甲骨文字也已经大体具备了这“六书”所包括的内容。在“六书”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属于文字的构造规律，而转注、假借则是文字的使用方法。转注有形转、音转、义转的不同，假借是将已有的象形或形声字作为音符借用。在此，着重谈谈甲骨文中的“六书”。1.象形：甲骨文中的一些象形文字并不纯粹具有较多的会意成分，但却能够表现出对象的主要特征。甲骨文通常以最简练的笔法表现出动物、植物、器物等的最具特征的部分。如：人字，形如侧立之人。一手一足，弓身屈膝，形象地表现出人侧立时的主要特征。日字，与太阳的形象十分相近。2.指事：是在象形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加上其他表意性质的符号以表明某种事物的特征。如：立字，上为正立的人，下一横表示地。3.形声：在表意符号图形旁边再加固定的表声符号，使原来的表意符号易于识读，从而扩大了表意符号的表达范围。如：水字，系江河湖海之水的总名。加“可”为河。“水”为意符，“可”表声。据古文字学家研究，甲骨文中的形声字已占很大比例。文字声符的规范化是文字成熟的重要标志。4.会意：会意字在甲骨文中是由几个表意符号有机组合而成的。如：众字，在数量上并不只表示三人，而是表示多于二的多数之意。5.转注：许慎认为：“转注音，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关于转注，历代学者对许慎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这里不加详述，只举几个例子： “火，也。” “，火也。从火毁声。” “缠，绕也。”“绕，缠也。”6.假借：假借的核心是借用同音字，而没有其字。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的进化和语言的丰富，用于记录语言的文字的需求量也势必增加，有些语言产生后却没有文字记述。甲骨文字虽然主要为占卜的记录，但是它独特的书写形式，即以利器在甲、骨上契刻文字，以及它的文字结构特征都体现出了中国文字成熟初期的书法艺术风格。在商代中期到西周早期的近300年中，甲骨文字的契刻风格是各不相同的。中国的许多现代学者都对甲骨文的书法风格进行过深入的研究。郭沫若在《殷契粹编·序》中说：“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书法，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甲骨文不同的契刻风格甚至成了对甲骨文分期断代的依据之一。甲骨文是一种成熟却又相当古老的文字，绝大多数文字至今还无法识别。甲骨文字是现代人了解商周社会的窗口，也许破译了这些文字，商周社会面貌就会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揭开殷人占卜之谜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出，殷商时期，人们对神的崇拜已经具有了宗教意义。人们通过向神灵卜问来预测吉凶祸福，这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甲骨文就记录了大量的占卜卜辞。据研究发现，当时用于记录占卜卜辞的龟甲和牛胛骨是经过精心修饰的。中国的古人认为乌龟能活“千年”，视之为“通神灵物”，因而相信神灵的殷人也就以这种“神龟”来占卜。在殷商时代，龟甲主要从南方进贡而来。据专家鉴定，出土于殷墟的龟甲多是取材于南方江淮、珠江流域的胶龟，其特大者则是产于我国近海的海龟。另外，占卜用的龟甲还有少量取材于陆地龟。学者们从一块已破译的甲骨上得知：商代武丁时期，一个雀地的诸侯一次向商王进贡“五百龟甲”。从其他甲骨文材料看，向殷王室进贡龟骨的人多为殷王之官或附属的方国之人。雀地的诸侯一次就送来500只龟，可见当时殷王室储存的龟甲数量是十分庞大的。当时的社会，畜牧业仍很发达，可以提供大量的卜骨。1973年在安阳小屯发掘的H99是当时存放骨头的一个窖穴，里面存放着大量未经加工过的牛胛骨。可见，卜骨也是预先收集，以备随时取用的。从发现的甲骨看，它们都有被锯、削、刮、磨的痕迹。卜甲一般是将乌龟的甲壳分成凸起的背甲和较平的腹甲两部分。连接背甲与腹甲左右两边的甲片，就叫甲桥，其位置在乌龟的前后足之间。在锯开上下甲时，甲桥留在腹甲上。腹甲、背甲都要经过一系列的整治。要除去鳞片、胶质等，背甲一般从中间剖开，并将中脊凸起部分锯去，在上面钻一孔。卜骨主要用牛肩胛骨，不分左右。其整治方法是将顶端骨臼的圆形削磨成月牙形，以使骨臼与骨面平整。甲骨经整治加工以后，还要经过钻凿才能用于占卜。钻凿是在甲骨的反面加工出窠槽，由呈椭圆形的凿和呈圆形的钻作用而成。钻和凿都只加工到距甲骨最薄的地方而不透过骨面。钻凿大致有三种：一是有钻无凿，二是有凿无钻，三是钻凿并用。甲骨钻凿完毕，即已完成了占卜前的所有准备工作。当时的占卜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占卜的起始程序叫“灼龟”。钻凿的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在钻处进行烘烤，这叫“灼”。第二种则在紧挨凿的左边或右边施灼，称“单灼”。在甲骨反面施灼之后，它的正面就会出现裂痕，直裂的兆纹称为“兆干”，横裂的称为“兆枝”。如果反面钻在凿左，则正面的兆枝向右；反之，钻在凿右，则正面的兆枝向左。占卜者就是根据兆枝的走向来判断吉凶祸福。下面介绍一些商人占卜的内容。我们在一些神话题材的小说中经常可以看到商周人占卜的情形。在甲骨文中，对自然现象的神话说明已成了宗教教义，人们向神灵卜问或乞求神为他们造成某种自然现象。其中最重要的是卜问是否丰收，哪个地区、哪种作物将获得丰收。例如：甲午卜，延贞：东土受年?甲午卜，延贞：东土不其受年?甲午卜，宾贞：西土受年?贞：西土不其受年?癸未卜，宾贞：我受黍年?贞：我不其受黍年?还有卜问“帝”是否会降下灾祸，不让人们获得丰收：贞：唯帝它我年?二月。贞：不唯帝它我年?二告。这类卜辞在甲骨文中所占的比例很大，各种著录甲骨文的书籍及研究论著，其编排、列用出处甚至文字也小有出入，但共同之处都认为殷人把丰收与否看作是由神、尤其是“帝”所掌握的。据此，研究者们认为农业是商代主要的经济部门。天上的风雨阴晴，也被认为是由神掌握的，有卜雨的甲骨为证：癸卯卜：今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南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北来雨?在有关降雨的卜辞中，认为是帝所掌管的也较多。与雨有关的是风。风的有无也是占卜的重要内容之一，也被认为是由帝所掌管的。从甲骨文来看，帝未必亲自掌管风雨，但掌管风雨之神似乎必须得到帝的命令才可以降雨和刮风。风雨可作为自然现象的代表，从商代人占卜中可以看出，在商代人的心目中，自然界乃是帝及其神所掌管的世界。神话中关于风雨的解说，成了商代人的宗教信条。不仅如此，疾病也被认为是神灵的作祟。有些卜辞说明，在商代人心目中，疾病是和帝有关的事件，有些病也被认为和已故的祖先有关。商代人祀神的方式，有告、卫等数种。告，是遇重大事件时向神灵报告的祭礼，只有一部分用于禳除包括疾病在内的灾祸。在占卜结束之后，把所问之事刻写于卜兆旁边，这就是卜辞。卜辞刻在甲骨的正面和反面的均有，但前者居多，这以武丁时期甲骨文为多。有的卜辞正面刻不完，就在反面接着刻。早期甲骨文中多见这种正反两面相衔接的卜辞。殷人契刻卜辞有一定的格式。一篇完整的卜辞可以分为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4个部分。前辞，也叫叙辞或述辞，记述占卜的时间和占卜者。命辞，也称贞辞、问辞，即命龟之辞，是向龟陈述要卜问的事。占辞，即根据卜兆而判断吉凶。验辞，即将占卜之后应验的事补刻下来。但在卜辞中，4个部分不一定要同时存在，某些部分常有省略。甲骨上的卜辞除契刻以外，还有朱砂或墨书写的卜辞，这种书写的卜辞字形特别粗大，比同一版面上的刻辞字形大得多。而且卜辞都是写在甲骨背面，而刻辞多是刻在甲骨正面的。这可能与甲骨的正面富有胶质和磁质，不易着色有关。第二部分:重大发现甲骨文与殷墟甲骨文中记录的商代科学甲骨文字虽然多为商代占卜用的卜辞，但其他方面的内容也相当丰富。如关于商代的农业、畜牧、田猎、货币、交通、征伐战争、宗教祭祀、家庭宗法、方国地理、平民奴隶、刑罚牢狱、天文历法、医药卫生等等都有记录。以下重点介绍商代的科学发展水平。下面分为几类：首先是对事物的认识。从甲骨上对事物名称及相关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水平。商代人对许多事物都做了详细的分类和准确的命名。商代农作物的种类，据统计有：禾（粟）、秫（黏谷子）、黍（糜）、麦（来、）、菽（豆）、（稻）、高粱等数种。商人区分农作物种类的标准主要是果实的外部形态。正如研究者们得出的结论：谷子的穗是聚而下垂的，黍子的穗是散的，麦子的穗是直上的。禾字，“酷肖成熟的谷子”。据此，可以认为那形似穗、大而直的作物可能是高粱。不仅如此，商代人还开始尝试从果实的内在性质上区分作物。如秫是禾的一种，另选一字以区别于禾。这表明商代人已认识到二者的差别。禾与秫的差别，单从外部形态是难以辨明的，但秫米作成饭是黏的。从禾中区分出秫，说明商人对农作物的区分已不再局限于外部形态。商代人饲养的家畜种类也很丰富，有马、牛、羊、鸡、犬、猪，有人认为商代人还饲养鸭、鹅，甚至饲养鹿和身体庞大的象。甲骨文中对每种家畜又有进一步的区分。其中马的名称还有白马、赤马等。用白马、赤马来命名马，依据的是马的颜色。从马的外形去认识马的性能，是后世相马学的基础。商代人不仅从最简单、最直观的毛色上区分马的种类，还从年龄上对其加以区分，甲骨文中一些牛字右上方常附有－、、、等字样，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表示牛的年龄的符号。猪与牛类似，成猪叫豕，小猪叫豚。温少峰先生认为，这是以齿况鉴别猪的记载。以年龄对猪、牛进行分类和命名，乃是基于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牛年龄的标志，是它的牙齿状况。相对于毛色，可以说是一种内在特征。甲骨文中还记录了几种野兽的名字，如鹿、麋、、虎、象、兕、豕、狐、兔。是幼鹿。猎获的鸟类中，甲骨文中有记载的只有3种，即：雉、鹰、鸟。这种情况表明，商代人对一部分猎物尚未能命名，因而也尚未能把它们区别出来。其次是商代人对时间的区分。甲骨文中已经明确记录了年、月、旬、日等时间单位。年，最初有“谷熟”的意思，后来将谷熟一次作为一个时间单位。甲骨文中已有以“年”为时间单位的记述。与年相当的时间单位是“岁”。岁也是与农作物成熟、收获有关的概念，因此也和年一样，用做时间单位：己巳壬卜，贞：［今］岁商受年?王占曰吉……与年、岁相当的时间单位是“祀”。商代对祖先实行周而复始的祭祀制度。其祭祀周期有36旬型和37旬型。一个祭祀周期就是一年，因此也被用做记年的时间单位。以祀纪年出现在商代晚期和周初的甲骨文中，因而许多学者认为以祀为时间单位是在年岁作为时间单位出现以后的事。比年小的时间单位是月。月显然是月亮盈亏一次或出没一次的周期。日则是视觉中太阳出没一次的周期。10日为一旬。这样的周期最易为人所感知，因此应当最先被作为时间单位。对月和年的认识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商代人已将年月旬日组成一套完整历法，说明他们对时间的区分已达到较高的程度。商代人又根据一日之中的明暗程度将日划分为若干段落。据甲骨文记载，商代人把白天称为“日”，晚上称为“夕”。日与夕，构成一天。白天的时间又区分为晨、昧、旦、朝、大采、大食、中日、小食、小采、昏、暮等。一日之内，表示时间概念的名词如此之多，反映了商代人精细划分时间段落的强烈要求。这种要求，使他们有可能寻求一种更精细的办法去确定和划分时间段落。有的学者认为商代已经建造了专门测影的工具，甚至可以测定日食。中国是世界上保存有日食文献记录最早的国家，古书中保存有夏代的一次日食的记录。在殷墟卜辞中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日食资料，经科学家推算验证，这些记载和实际现象是吻合的，说明商代已经能比较科学地观测并记录日食这一天文现象。这些记载为研究古代的天文历法提供了宝贵资料。在医学方面，商代人也不完全依靠占卜来治愈疾病。甲骨文中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疾病，治疗上除用药外，还有针刺、按摩、艾炙。商代的数学水平也发展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甲骨文中有许多有关计量猎获野兽数量的记录：乙未卜，今日王狩光，擒。允获……鹿二十二，豕二……虎二，兔二十三，雉二十七。数学计算在贡赋中也有很多应用，如：……致牛四百。兹致二百犬。贡赋中计数的种类，除家畜外，还有野兽、奴隶、货币、卜甲等。此外，还有许多方面的计算，如战争人数、祭品数量、君王赏赐等都以数来计量。在商代，已经出现了“万”这样的数量单位。商代人对数的特殊重视，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实际需要，并对当时及以后中国古代的数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总之，甲骨文与殷都遗址是一个难得的文物宝库。甲骨文中还有许多内容没有破译，它们和许多历史问题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个谜案。研究甲骨文字，将有利于揭开许多历史谜团。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繁杂浩大的发掘古老的中国以其博深的历史文化吸引着一代一代的考古学家们对其进行不懈的探索。公元前223年，秦灭楚，辉煌一时的楚文化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当人们从历史记录中去寻找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王国时，一系列的谜团让人迷茫。楚国当时应统治着诸多的小国，而这些小国共同构筑了楚国的强大与楚文化的繁荣，了解这些小国的情况对研究楚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小国的情况却鲜为人知，历史资料记载极少，惟一可行的办法即是在考古中去了解过去，体味历史。而小国的国君之墓会在何处?小国内的衣食住行情况如何?它们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楚文化有何区别?等等，这些令人迷惑的疑团随着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现而初现端倪。繁杂浩大的发掘随县地处湖北省中北部，居长江之北，汉水以东，是江汉平原与中原大地之间的过渡丘陵带。随县自古以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有着悠久博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厉山，传说中为炎帝神农的家乡，即位于随县，这里遗留下了许多关于神农氏活动的踪迹，如神农洞、炎帝神农碑等。殷商时，随县是王朝的南土，这在殷墟甲骨卜辞上有清楚的记载，同时，随县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当时南北东西的交通中枢。在西周时代，随县成为周天子所封同姓诸侯的领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作为侯国的随县的经济与文化发展。197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为扩建营地，在距随县县域西北约3千米处名为擂鼓墩的丘陵地带实施修建工程。施工人员因红砂岩坚硬，阻碍施工，就用炸药把红砂岩炸得粉碎，然后用推土机推平，结果，发现了褐色的软土，再往下则推出了青灰色的石板。施工人员立即停止施工，迅速向上级作了汇报，这一举措保护了曾侯乙墓的完整。1978年，在多方努力下，经省地县勘察小组的联合考证，这里应是一处大型的古墓葬，并且墓中的木椁保存完好，墓坑并不似以往所发掘出四方形的墓穴那样，这一墓穴呈不规则的多边形，并且没有墓道，这在湖北境内尚属首例。考古工作者们不顾风雨，对石板及下部的白膏泥、木炭做了系统的测量，并绘制出剖面图，这些繁杂细致的工作对保护墓的完整性和使发掘工作顺利进行具有重要作用。考古工作者们在发掘过程中最怕的就是盗墓贼，因为盗墓贼的贪婪会使墓穴遭到巨大破坏，会导致考古发掘工作空手而归。果不其然，在发掘过程中，墓的中部有一个直径为0.8米的洞，且顺势往下。很显然，盗墓贼已经发现这个墓并进去了。盗墓贼往往会一挖到底，并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葬品一扫而光。这一情况给人们心里布下了疑团，也让几位勘测者有些泄气，如果是一座被盗空的墓，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但根据以往楚墓发掘情况来看，墓穴即使被盗，仍会留下许多陪葬品，而且考古发掘并不是仅挖宝物，墓坑、木棺及其反映的葬俗也是珍贵、极具价值的科学资料。在几番争论后，考古发掘工作继续进行下去。发掘工作是艰难、细致、繁杂而令人兴奋的，而且整个过程就像一场攻坚战，这一过程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物力。经多方支持，发掘工作于1978年5月上旬正式开始。首先是清理填土，填土都经过夯打，异常坚固结实，并且填土是从别的地方运来，极少杂质。接着是清理填土下起保护作用的石板，这些形状不规则，重达1000公斤的石板更激起了人们对这座墓的好奇，在当时较为原始的技术条件下，运放这些石板并不是一件易事。石板向下是褐土与青灰泥相间的夯层，再往下是竹网、丝帛、篾席。木椁也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展现于世人面前。在木椁四周与坑壁的空隙里，填有大量木炭。清理木炭的工作非常紧张，它不仅必须严格按考古的要求完成资料工作，而且要保护木炭层下的遗物。考古人员和民工一铲铲地挖出木炭，共清理木炭31360公斤，至此，墓室的椁板全部显露出来。这时，考古人员发现那个盗洞继续穿过木炭层并在椁盖上留下一个不足0.5米的洞口。墓内文物究竟保存如何，只有等到椁盖打开之后才能见分晓。吊车缓缓将每块重达数吨的椁板吊起运走后，人们并没有见到期待中的文物出现，只见盗洞下的淤泥和满室的积水。当盖板全部起出，才发现水面飘浮起10具彩绘棺。接着，考古人员就吊取彩绘棺，抽干墓中积水，并清除淤泥，一步步往下做。随着发掘工作的深入，一个巨大的、异常丰富的地下文物宝藏渐渐展露在人们面前。发掘人员连续作战，至5月30日，淤泥清理基本完毕，发掘出的大批文物令世人为之震惊。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奢华的地下寝宫春秋初年，周王分封的诸侯国有140多个，大多是小国。在战乱中为了生存，小国经常会联合起来，以抗拒大国的侵犯。但是，联合失败后，它们又纷纷依附于大国，成为大国的附庸。至战国中期，联合发展为合纵连横形式，政治联盟和联姻成为诸侯国间在战争中常用的外交策略。而联姻是在统治阶层中进行的。男女双方都出身于诸侯、卿、士大夫家族，女方为了显示其高贵的身份，均赠送青铜器为嫁妆，并于器皿上刻有铭文。曾国为楚国附庸国，公元前433年，楚惠王专门为曾国君主曾侯乙制造了礼乐器铜钟。曾侯乙将钟悬挂于宗庙编钟架凸出部位，以显示其政治地位。当时的楚国与中原保持了一定距离。楚国疆域南及沅湘，北至淮水，西到巴蜀，东连吴越，成为地方五千里，甲兵百万，粮食可用十年的大国，拥有多达62个侯国，曾国便是其中之一。地下寝宫的发掘证明了曾国与楚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地下寝宫的墓坑方向正南，墓口东西长约21米，南北宽17米左右，总面积为220平方米。坑内置有木椁，高3米左右，分为北、中、东、西四室，且均为长方形。其中中室面积最大，长约9.75米，主要放置整架的宗庙编钟、编磬和其他多种乐器，并有大量的青铜礼器。编钟靠近西壁和中室南部，其他随葬品的摆放,井然有序，这充分反映了墓主人饮酒作乐的生活场景。整个中室仅东北角盗洞下方的遗物较少，其余地方则保持完整性，这应归功于墓室的积水。中室出土的青铜礼、乐器上均刻有“曾侯乙作”的铭文，说明这些器物为曾侯乙所有，而器物的庞大组合说明这是一处礼乐宫，主要用于祭祀和宴请之用。在古代，因过于依赖自然界以维持生存，任何一种自然因素，如过量的雨水，干旱，风暴均会影响古人的生活，为保护自身的生活资料，祭神便成为古人寻找与自然相调和的手段。湖北出土的大量文物证明了楚地信巫好鬼的传统。东室长9米左右，为墓主的“寝宫”，放置着墓主的特大型双层套棺和8具陪葬棺，以及11具葬宠物的狗棺，这显示了墓主人奢华的生活和显赫的地位。还出土了一些以琴、瑟为主的乐器及以剑为主的兵器。楚墓出剑比例增多，显示了军功人士的身份变化。在东周时代，只有贵族才有资格配剑，因而早期只有贵族墓才有剑出土，但后期则在平民墓亦有剑出土。说明军功人士在楚社会成员比率的变化。墓中人骨经鉴定，墓主人为男性，45岁左右；陪葬的均为女性，年龄在13～25岁之间，尤以20岁左右居多。这些应是曾侯乙生前的妻妾嫔妃。各室中面积最小的是北室，南北长为4.25米，主要放置大量的兵器、车马器、皮甲胄，有两件高1.3米、重300公斤的大铜缶用以盛酒，并有240多支竹简，简文记载的是用于葬仪的车马兵器，有自制的，也有赠送的。从大量兵器的发掘，可知楚国尚武风气之盛。西室与中室并列，长8.65米，主要放置了13具均为女性的陪葬棺，除了极少一些玩具与服饰外，再无其他葬品。6月底，发掘工作基本完成，出土文物共有7000件之多，如此众多的文物，令人叹为观止。其中乐器1200件，包括编钟64件；礼器、宴器、杂器140件，而兵器最多，共计4500件，由此可一窥当时楚国强大的武力。随葬品还包括一些木制生活用具、金玉服饰等。史料记载，古时楚地身份较高的贵族以青铜礼器及成套乐器、车马器随葬。青铜礼器包括楚人特有的按单数成列的束腰平底鼎，其他鼎类多成双，有别于中原地区以单数组成的列鼎之制。如此众多的随葬品充分说明了墓主人曾侯乙的地位，因为，此墓中的随葬礼器中有显示相当于天子之身份等级的九鼎人簋，以及编制庞大的编钟、编磬等，与在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情况下有僭越行为的列国诸侯的身份是相符的。由于受到楚国的保护，国内相对安宁，能够避免直接战祸，曾国的社会生产力才有了较好的发展，制造出的编钟、纺织品等具有较高工艺水平的产品。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别具一格的手工制品(1)在古代文献中，关于楚国及其附庸的记载很少，因此，具有大量珍贵文物的曾侯乙墓的发现和发掘，有着重大意义。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的统治工具和财富象征，因而成为各国争相发展的重点手工业。楚国的铜矿资源丰富，为各国所羡。今人在湖北大冶铜绿山和湖南麻阳九曲湾都发现了矿冶遗址，当时采矿已运用竖井、平巷、盲井、斜井等方式，而且冶炼方式的先进性令今人吃惊，由出土有水波纹状的炉渣中知道，冶炼炉渣的流动性非常高，其含铜量仅为0.7％，竟与现代粗铜冶炼的标准完全一致。曾侯乙墓能一次出土青铜器达100吨，所需冶炼矿石至少500吨，正是依赖楚地丰富的矿源和先进的冶炼技术。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器种数量之多、器型之大、铸造之精、纹饰之美，保存的完整，在历来出土的青铜器群中独占鳌头。这批青铜器的材料主要为铜、锡、铅合金体，铜占80％左右。工匠们很好地掌握了合金的特点和各种原料的配比，因为纯铜质地太软，大型器具很难成形，而锡、铅恰好硬度大，熔点低，工匠们把三者结合起来，就制造出了既精美又实用的器皿。从曾侯乙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来看，工匠们采用熔模法(失蜡法)制器，这把中国使用熔模工艺的时间从汉代提前到春秋中晚期。出土的这些青铜器体积较大，重量较重，有5件超过了100公斤，另有两件大尊缶是迄今发现的东周时期最大最重的酒器。如此巨大，造型复杂的器皿往往采用分段烧铸再拼合的工艺，器皿的耳、足及饰物则采用先成形后嵌入主体器皿浇柱或焊接上去的办法。令人吃惊的是，铸镶法首次发现于曾侯乙墓的青铅器上。铸镶法就是把原来的器皿上镶入红铜纹饰，改成置于铸范内与器体一次浇铸，这很好地避免了嵌入红铜纹饰易脱落的现象，是当时青铜冶铸技术进步的典型例子。曾侯乙墓出土有20件鼎，有圆腹、双附耳、三蹄形足3种基本形状。按其形制，这些鼎又可细分为3种样式：第一种为形体巨大的大鼎，第二种为束腰平底鼎，第三种为盖鼎。束腰平底鼎即春秋时有名的“楚王问鼎”中的升鼎。升鼎是王权的象征，商灭殷，周灭商，都是得到了前朝的升鼎才算真正的灭国。曾侯乙使用九鼎，证明了当时的礼制已遭破坏，天子威严已不复存在。在出土的这些青铜器中有一件造型精巧、结构复杂的尊盘。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好酒的民族，统治阶层更是常常饮酒作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精致的酒器也就应运而生了。尊是一种盛酒器，盘则是一种盛水器，出土时，尊盘浑然一体。以结构来看，由本体、龙形附件和透空附饰三部分组成，分别采用浑铸法、分铸法和熔模法(失蜡法)。熔模法构造出的透空附饰，是由表层纹饰和内部多层次的铜梗支撑，而内层铜梗又分层联结，构成了一个千丝万缕的整体，寓变化于整齐之中，达到了玲珑剔透的艺术效果。它是此墓中除了编钟外最珍贵的文物，在所有传世和出土的商周青铜器中，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一件杰作。人们在惊叹它的精美时，不禁要问：在制作工具很简陋的时代，这些错综复杂的纹饰到底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呢?研究表明：尊分4个部件，通过56处铸焊而成一体；盘分38个部件，通过44处铸焊而成一体。镂空附饰的铸造即采用了熔模法(失蜡法)，此工艺在20世纪仍用于制造精密的机械零件。熔模法(失蜡法)工艺，是先将易熔化的黄蜡制成蜡模，然后用泥浆多次浇淋，并涤上耐火材料使之硬化，做成铸型，再经烘烧使黄蜡熔化流出，形成模腔，最后浇铸铜液成器。曾侯乙尊盘是中国第一件得到科学鉴定的熔模法(失蜡法)所铸标本，将中国使用这种先进工艺的历史提前了200多年。漆器是指表面髹漆的器物，胎骨有木、竹、荜、丝麻等多种，以木为主。漆器最早见于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商和西周时期，漆器制作讲究，绘有雕花，镶绿松石、蚌泡、玉。纹样有饕餮、雷、蕉叶等。在曾侯乙墓出土了大量纹饰华丽、器体较大、制作古朴的漆器。这批漆器也是先秦墓葬中迄今发现最多最好的。当时楚国西部有很多漆树林，漆原料极其丰富，加之南方湿润的环境易疏松陶质器皿、锈蚀铜器，故楚人除将漆器作为礼器外，还广泛用于生活、乐器和葬具。此外，许多陶器、铜器也往往髹漆，如在铜镜的背面、铜尊的内壁。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彩绘和雕刻以鸟兽形纹、几何纹和龙形图案为主，大多是木制生活用品。这些生活用品包括衣箱、食盒、餐具、梳妆用品等，其中以5件衣箱和一件鸳鸯形盒的彩绘最为出色，透雕或浮雕以4件盖豆和一件禁器见长。衣箱，从刻文和文献资料分析，应为宫内后妃所用之物，由此大致可推断东室的陪葬棺为妃嫔陪葬棺。衣箱周身彩绘图案，其中又以箱盖图案最为丰富多彩，有的绘传说“后羿弋射”图，有的绘神话“夸父追日”图，或绘简单几何纹和龙形兽形纹样。其中最珍贵的是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名称和青龙白虎抽象图案的衣箱，它对研究我国古代天文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别具一格的手工制品(2)木雕鸳鸯形盒似一只鸳鸯，头部雕琢形象逼真；颈与身交合处做成活拓，使鸳鸯头颈能自由转动；鸟翅上翘，尾平展，足蜷曲。器身上下两半交合，背上开长方形孔，内部雕空放置东西，上用浮雕龙纹的长方形盖扣住。全器施黑漆彩绘，每个部位的色彩与图案各不相同，主要绘几何纹和简单的龙纹。最别致的当属鸟腹两侧中心的两幅极精彩的漆画：右侧为两兽共一人击鼓起舞图；左侧画面则为两马衔悬挂二钟二磬的编乐器，一似鸟似人者正在击钟。两画皆形象生动，简洁明快，极富观赏性。有盖豆和禁器从形制到纹饰都模仿青铜同类器，然而精致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盖豆器身由整木挖削成型，然后细致地雕出龙纹方耳(内、外、顶、两旁五面的龙纹形态各异，连龙的耳、目、嘴、角、鳞、爪都刻画入微)、圆弧大把手，并施黑漆彩绘。4件盖豆制作都相当精致，尤其是盖及耳上的仿铜浮雕和满身鲜艳的彩绘，使得整件器具的外形变得非常生动活泼。禁器横截面呈方形，也由整木制成。面板附8个龙形角饰边饰，其中四角各为双龙，四边当中各为一首双身龙。面板图案分成兽。全身以黑漆为底，朱绘花纹。两器雕与绘完美结合，图案纹饰也相互配合，但不放置一处，原来是否成套就不得而知了。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是现今所见的先秦最早最重要的完整漆器之一，许多器型如衣箱、食具盒等为此墓独有，彩绘简单中不失别致，尤其是多种龙的生动形象，在先秦漆器中是非常少见的。曾侯乙墓共出土了5012件漆器，由此可见，楚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漆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中原地区，其古朴的风格、精良的制作工艺使漆器成为楚文化的特色，也反映出战国时期漆器的空前繁荣，品种庞多，工艺水平高超，而且管理非常专业化。据云梦出土的秦简《秦律杂钞》所载，若漆园被评为下等，负责人便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各地楚墓中经常可见器型相同、制作规整、纹样一致而缺少个性的作品，这可能就是漆器生产出现专业化的结果。春秋战国时期金银器极少，曾侯乙墓出土的金器数量甚少，有一些为墓主生前实用之器，如腰间的4个皇带钩，皆为黄金铸成，制作精美，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令人爱不释手。经检测，其含金量在90％以上。同时发现了一件金制酒器，是带盖、方唇直口，浅腹平底矮足，双环耳名“盏”的酒器，是迄今出土的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一件，重约2150克。考古人员从墓主人尸骨周围清理出500多件玉饰品。因为先秦诸侯下葬时往往头戴饰满珠玉的冠帽，身挂佩饰。从它们在棺内的位置及与死者的关系来判断，可分出两类，一类为墓主人生前用品，一类是死后的陪葬品。按照当时的风俗或礼仪，用来陪葬死者的玉器为“墓玉”，是专门为了保存尸体而制。墓中出土的玉器大部分制成了种种动物形状或雕绘纹饰，是这批玉器中最精彩的部分。，即上置于口中的玉器，这位墓主人口中竟含了21件玉雕动物，如玉牛、玉羊、玉鱼等，迄今仅此一例。尽管这些器物小如豆，却都刻画出细如发丝的线条，特征明显，比例协调，栩栩如生。曾侯乙墓出土的玉缨是一件16节的龙凤玉挂。龙凤自古就是帝王和王妃的象征，曾侯乙的许多佩饰就是两者的形象。这件玉挂通长48厘米，宽8.3厘米，厚0.5厘米。全器用玉料5块，每块之间用活环或玉销钉串接，可自由卷折，第一节顶端穿孔套在冠上，全器为一变形龙。各节分别透雕成龙、凤或壁、环状，并两面相似雕刻或阴刻这些龙凤的细部，或加刻龙凤蛇和谷纹、斜线纹等。整件玉挂集透、平、阴雕等玉雕技艺于一身，共刻有大大小小的37条龙、7只凤及10条蛇，皆栩栩如生，玲珑剔透，实为古代玉雕之精品。另一件罕见的玉雕精品为四节龙凤玉挂。它由一块玉料透雕而成，分四节，以三个椭圆形环(中环活动)串连，能折卷。各节为左右对称的龙、凤透雕，两面用细如发丝的线条阴刻龙凤细部或蛇纹，共刻有7条龙、4条凤和4条蛇，布局严谨，造型美观。在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为了确定季节与农时，特别重视天文和历法的观测。楚人祖先祝融曾任火正，是观测天象之官，故楚人对天象历法的研究，由来已久。现存的楚帛书中，记载了楚人观察天象和确定季节的历史。在曾侯乙墓东室西南角靠近主棺的地方，出土了一件髹漆衣箱。箱长82.8厘米、总高44.8厘米，内壁朱漆，外壁黑漆，黑漆上绘有朱漆纹样。箱盖面一端绘青龙，另一端绘白虎，中心朱书一个象征北斗星的大“斗”字，围绕“斗”字，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一圈的是篆文书写的二十八宿古代星名。这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最早文字记录。我国古代天文学家在观象授时的基础上，为了进一步对日月五星的运行及位置作系统观测，绕天一周选取28个星座作为观测标志，叫做二十八宿。它的出现，对日月五星运行周期和运行轨道的测定，对编制较为准确的历法，以及对恒星的观测和天区的划分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次衣箱盖上的二十八星象图的发现，是二十八宿完整名称的最早出现，是二十八宿与四象(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配的最早记录，表明了北斗星在我国古代天文学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把我国二十八宿全部名称的可靠记载提前到了战国初期，对进一步探讨中国二十八宿的起源，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和资料。第三部分:古乐飘渺地深处 曾侯乙墓旷世奇观的古代音乐圣殿楚国巫风浓厚，楚地自古又是音乐之乡，音乐在巫术中扮演了沟通人与神鬼世界的角色，祭祀必以歌舞以乐诸神。《左传·成公九年》及《定公五年》记载有乐官钟仪钟建二人。钟仪曾说“乐”是其先父之职。先秦时代，被视为国家要职的天文、史官、巫祝等皆以世袭形式出任，因而楚国有世袭专职乐官，这说明了音乐在楚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曾侯乙墓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青铜礼器和乐器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这些编钟及其他古乐器的出土，是中外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观。乐器或由青铜构件和木石构件混合组成，或由木竹制成，共125件(套)。其中的编钟，是目前中国出土乐器中规模最大、质量最佳、完整性最好、音律协奏性最高的顶尖精品。对中国音乐史研究贡献最大的应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编钟和编磬。编钟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的打击乐器，由青铜铸成，依大小和音高为序。编钟悬挂在钟架上，演奏时以小槌或木棒敲打而鸣。曾侯乙墓出土的整套编钟由钟架、编钟和演奏工具三大部分组成，计有青铜编钟65件、挂钟铜构件65件、大型钟架1副、作为演奏工具的棒或槌8件。更为珍贵的是，整套青铜编钟出土时仍依照当时演奏时放置的原样排列，可使现代人一睹2400年前演奏时的盛况。编钟的钟架为铜木结构，由立柱和横梁搭架而成，长架长约7米，高约2米，短架长约3米，高约2米。整个钟架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6根圆柱承托。又分上、中、下三层。6个铜人皆造型端庄，神态肃穆安详，口、鼻、耳刻画细腻，着长袖曳地长袍，细腰束带。虽整组编钟重达2500公斤，但现场试奏时仍不见晃动。是编钟中体积最大的，只有一件，呈椭圆形，表面铸有铭文3行共31字，内容主要是记载它的来历。此最大的意义在于所刻铭文使考古学家能比较准确地确定墓葬的时间，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甬钟共45件，下层13件体积较大，有3件挂在短梁上；其余32件置于第二层，短梁上有11件。最大者高153.4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高约50厘米，重约15公斤。钟体上窄下宽，表面分布18个枚，枚间空隙处和上部雕满龙纹。编磬是另一件组合乐器，由架、磬块、挂钩和槌构成。由于长期浸于水中，石质已溶蚀损坏，所以不能测音。但精美磬架保存完整，磬架由青铜制成，双层结构。由两只鹤状怪禽(由多种动物形体构成)支撑。圆立柱身全是错金花纹。磬块共32件，分列4组。磬面刻有文字，约700字，为音律、音阶的名称和编号。除此之外，出土的乐器都是单体乐器，有鼓、瑟、箫、笙和琴等。箫是用13根依次缩短的细竹管并列而成，再用剖开的细竹管缠缚而成。出土时，其中一件有七八个箫管可以发声。笙则以葫芦作笙斗；以细竹为笙管，管内有竹质的簧片。瑟由整块木料雕成，腔体完整，彩绘十分精美。鼓的皮面已朽烂，仅存鼓腔。鼓中的精品是一件建鼓，鼓座由青铜制成。此鼓应为作战时激励士气所用，所以体积特别巨大，形体也相当精致。还应讲一下钟铭，在曾侯乙墓出土的钟铭共3755字，刻于钟体、钟架和挂钟构件。钟铭字体纤秀，运笔细匀流畅，比较规整，字体随钟体大小而变化，布局精致。铭文内容可分为记事、标音和乐律关系三部分。除钟体铭文外，仔细观察，才能发现钟架的木质横架上也有铭文，约180字，是悬钟位置的标记，便于挂钟时能对号入座。另外，编磬亦有约800字的铭文，包括记事、编号、标音和乐律关系。这些铭文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乐理专著，它的发掘与研究，使中国音乐史上许多长期争论的问题得以解释。曾侯乙钟铭为现代人揭开了先秦乐律学史中光彩夺目的一页，因为钟铭所使用的乐律学术语，表现出相当精密的程度。这些乐律术语约有2/3不见于过去的乐律学著作。1979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大厅里，世界名曲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的优美旋律，时而清脆明亮，时而深沉浑厚。它既不是钢琴的弹奏，也不是提琴的弦响，更不是铜管的鸣号。这旋律发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巨型青铜打击乐器——曾侯乙编钟。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及其他乐器的学术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它说明早在战国早期，中国就已具有丰富多彩且较为完整的音乐文化。如今，复制而成的曾侯乙乐器已能演奏各种曲乐，使世人感受到中国古老乐器的迷人魅力。第四部分:秦朝“军队”秦始皇兵马俑历史重现 兵马俑横空出世在1974年3月的一天，正当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时候，在陕西省临潼县秦始皇陵东面1.5千米一个鲜为人知的偏僻小村——西杨村，几位农民正在奋力打井。奇怪的是，随着土井变得越来越深，却丝毫不见水的踪影，几位农民纳闷不已。就在这时，突然一个农民感觉到挖土的铁锹碰到了硬物，会是什么呢?几位农民满怀好奇，小心翼翼地把硬物挖出来。原来碰到的硬物竟是一个陶制人头。农民们十分泄气，因为据说挖井挖到人头是一件很不吉利的事。于是，他们悄悄把人头埋好，又换了个地方继续挖井。可是，没想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这次他们挖出了许多陶制的身体和手。农民们感觉到了事情的蹊跷，因为当地离秦始皇陵很近，说不定跟陵墓有什么关系哩，于是他们迅速地报告了有关部门。中央和陕西省对这一发现都非常重视，有关部门立即派来了考古工作者，展开了钻探和发掘工作。当地表层被掘开时，神话般的奇迹就展现在人们面前。在5米多深的深坑内站满了身披铠甲、手持兵器的威武健壮的武士俑和拖拉木制马车的陶马俑。这就是举世震惊的一号兵马俑坑。1976年6月，第二号和第三号兵马俑坑又相继在一号俑坑北侧20米处被发现了。这是继一号俑坑以后的又一重大发现。这三处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以东约1000米的地方，正当东门大道的北侧，从所处方位来看，显然这些兵马俑的修建旨在护卫陵墓的地下建筑群，可谓是秦始皇的从葬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兵马俑再一次让世人对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赞叹不已，也使得古老中国的悠久灿烂的文明再次散发出熠熠光辉。可是，古人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修建这项浩大的工程呢?兵马俑究竟有何用处呢?这还得从秦始皇陵说起。第四部分:秦朝“军队”秦始皇兵马俑雄伟壮观的秦始皇陵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便决定在骊山给自己修建陵墓。骊山位于今西安东郊10余千米的临潼县境内，山势高峻，树木苍翠，远远望去像一匹黑色的野马，因古人称黑马为“骊”，所以此山被称作骊山。秦始皇陵墓就位于骊山北麓以东的一段山岭处。秦始皇陵的园陵规模宏伟壮丽，极有气势。陵园分内城和外城。内城里有高大壮观的墓冢、华丽肃穆的祖庙以及寝殿等建筑群。而且，其东、南、西墙各有一城门，北墙有二门。内外城墙及门址，明朝时尚且存在，如今已经被破坏掉了。外城紧紧围绕着内城，外城四面皆有城门。外城、内城均为长方形。墓冢为四方锥形，顶部略平，冢高约55米。据史料记载，它最初的高度达115.5米，大大高出今天所测之数，由于两千余年风雨剥蚀的缘故才使得它的高度逐渐下降到今天的水平。墓冢之内，是一座豪华奢侈的宫殿。墓冢内的设备极为侈靡。据资料显示，当时修建陵墓的人数多达70余万人。秦始皇的棺材是用纯铜制作而成，里面堆满了奇珍异宝，而且在棺材上设置了弓弩机关，凡有靠近者，弓箭都会自动射之。当时的陵墓内挖了许多水渠，皆用水银灌满，谓之百川江河。陵内灯烛全用人鱼膏做成，日夜照明，经久不灭。可见墓冢内部的设施是多么的豪华奢侈，它完全是帝王的地下人间。秦始皇下葬时，秦二世还下令将1万多名宫女活活驱入墓穴作了殉葬品。由于制造机关的工匠对冢内的情况非常了解，容易泄密。于是，在陵墓修成之时，放下第二道吊门之后，秦二世便下令放下第一道吊门。可怜的工匠全被困在墓内，没有一个跑出来，最后全都惨死在里面。据说，秦末时项羽率军攻入秦都后，将陵墓打开，命令30万大军日夜不停地把里面的东西送出来，竟整整用了30日。后来，一些盗贼乘机把棺椁取出，化铸成铜，最后牧羊人一把火把整个宫殿烧为灰烬。数十万人多年的劳动成果就这样被彻底毁掉了。秦始皇陵虽然被秦末农民起义军焚烧殆尽，但是，当历史的车轮驶进了20世纪的时候，一个举世罕见的兵马俑从葬坑在秦始皇陵之东被意外地发现了。这个史书失载的奇迹很快轰动了国内外。它的宏伟与精巧让世人惊叹不已，同时也为它赢得了“世界第八大奇迹”的美称。从整个兵马俑的排兵布阵和军事装备来看，很显然，它的任务是保护地下的秦始皇陵不受侵犯。不过，有意思的是，兵马俑保护的陵园，在建成后不久就被破坏殆尽，而兵马俑本身却历经千年而没有遭到损坏，从而使人们能够有机会瞻仰到这震惊世界的伟大奇迹。第四部分:秦朝“军队”秦始皇兵马俑探索兵马俑坑秦始皇兵马俑共分布在3个坑里，每个坑都是独立的一组建筑。这些建筑都是通过在地下挖坑的形式修建而成。俑坑的跨度相当大，其中一号坑的跨度达60多米，长约200多米。就古代的建筑材料和建筑技术而言，当时的人们尚且不能解决无柱的大跨度房架结构，更别说修建跨度如此大的地下建筑，况且还要按军事序列排放数以千计的同真人真马等高的陶俑群。古人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呢?原来，聪明的古人想出了一个挖坑架木、坑道置俑的好办法。我们先从一号坑说起。一号坑是先在地面上挖出一个东西长210米、南北宽62米的大坑，然后在地坪上修筑了10道土隔墙。筑好隔墙后，用质地坚硬、大小不一的秦代青砖铺平地面。所有的俑马都安插在砖铺地上。隔墙两侧的地面之下，有四方长木条做的木，木上竖有立柱，立柱之间间隔1.5米左右。立柱上面架梁，梁上平铺着棚木。棚木一根根紧挨着，其上又铺了一层芦席。然后，在芦席上铺盖了一层厚约20厘米～30厘米的胶泥，胶泥由细砂和石灰搅拌而成，质地非常坚硬。胶泥上是一层厚约1.5米～2米的封土。至此，这个坑的建筑便完成了。为了便于运送陶俑，在坑的周围各挖了5个门道，地面修筑完之后，从门道里把陶俑推进去，按照设计者的要求，将俑一个一个地放在规定的位置上。俑运进坑后，才铺上棚木，然后盖土，并且把门道用木头堵上，这样，整个工程就基本上结束了。3个兵马俑坑的兵种组合及其大小、形状各不相同。一号坑为步兵、车兵混合编组，坑四周是回廊，东西两端是守卫军队，南北两侧则排阵设防，中间9个过洞里，每个过洞4列纵队组合，兵车相间，构成主体。整个坑内车马辚辚，浩浩荡荡，显示出了一幅气势磅礴、待命征战的宏伟场面。东西长廊及南北边廊的廊道互相交错、彼此连通。东长廊并排着3列横队的弩兵俑，这些兵俑都身穿战袍，腿扎裹腿，手里拿着弓，背后有箭囊。第一列横队的中间及左右两端各有一铠甲武士俑，为东廊卫队的指挥者。弩兵则主要以强弓压制对方，并不进击，所以都没有穿铠甲。西长廊有一列横列，面向西。南北边廊各有两列武士俑，南廊为铠甲俑，北廊为战袍俑。紧接东长廊之后是9个过洞，每个过洞并列着4排武士俑，这些武士俑有的身穿战袍，有的披着铠甲，他们中间则停放着战车。每辆战车后面，有驭手1名，车士2名。坑内步兵、战车相间。南边廊、北边廊及主洞内的步兵、战车相互间隔，共组成了38路纵队。这是此方阵的主体部队，全部面向东方。二号坑在一号坑东端北侧20米的地方，总面积约6000余平方米，为步兵、车兵、骑兵混合编组。该坑平面布局较为复杂，分东、西两区。东区即“曲天”之首。东西长26.6米，南北宽38米，面积约1050平方米。东西两端各有一南北向长廊，中间是东西向过洞6条，洞、廊相通。全区陶俑分为跪射武士俑和步兵武士俑，这些武士俑均面向东方。从地面上尚留存弓、箭的遗迹，以及铜镞等文物来看，这组秦俑是步兵中的弓箭手，他们的不同姿势，表明正在进行射箭练习。西区共有14条过洞，其兵种主要是车兵和骑兵。根据坑形及兵种的不同可分为3个单元，其中二、三单元与东区相连。第一单元，位于西区南部，东西长52米，南北宽49米，面积约2548平方米。东西两侧分别有一南北向长廊，地面平整但没有铺砖。廊、洞间用立木堵隔，廊内设有陶俑。中间有8条过洞，均有驷马战车8乘。每乘有御手1名，车士2名。第二单元，位于西区中部，东西均长约67米，南北宽16米，面积约1072平方米。这个单元有3条过洞，东端有南北向的夯土墙，墙上开门，使过洞与东区西长廊相通。西部为长方形，西边有一长廊，长廊与过洞间用立木封堵。此单元排列步、车、骑3个兵种。第三单元，位于西区北部。东西长50米，南北宽20米，面积约1100平方米。东端与东区相连，西端有一长廊，廊内无俑。该区有3个过洞，过洞内兵种组合相同，战车均为2乘。三号坑位于一号坑西端北侧25米处，呈“凹”字形，东西长17.6米，南北宽21.4米，深5米左右，面积约520平方米。该坑分为三部分：坑的南部，整体呈“土”字形，分为4个单元。第一单元，位于南部的东端，呈长方形，长7.65米，宽3.20米，共有8件铠甲武士俑，东西两边各4件，面各东西，相向排列。第二单元，紧挨在一单元的西侧。长4米，宽3.7米，近似方形，该单元南北两侧各有3件铠甲武士俑，面各南北，相向排列。第三单元位于二单元的西侧。长5.8米，宽3.2米，呈南北向长方形。该部分共有铠甲武士俑24件，南北各占一半，相向排列。第四单元位于该单元的最西端。长3.7米，宽1.6米，呈东西向长方形，有4件铠甲武士俑，南北各2件，面各南北，相向排列。坑的中部，南北分别与南部一单元和北部一单元相连，呈长方形，长5.8米，宽3.9米。坑内有一辆绘满彩图的战车，车后有4件陶俑。正中两件，前为铠甲武士俑，后为武官俑。坑的北部呈“丁”字形，共分为两个单元。第一单元在东，呈长方形，南北长6.3米，东北宽2.4米，南端紧靠着中部。此单元内没有陶俑。第二单元在西，也呈长方形，东西长8米，南北宽4米，坑内有南北两列铠甲武士俑，每列11件。两列东端头一俑面向东，其余的陶俑侧面各南北，相向排列。与一、二号坑相比，三号坑不仅面积较小，而且其陶俑数量也较少，共有68件，但它的地位却十分重要，是秦俑坑的统帅部，即古时所称的军幕。武士们相对站立，机警地保卫着统帅部的安全。奇怪的是，在军幕中却没有发现统帅。古代调兵遣将以虎符为信物，虎符分左右两半，皇帝持右半，统帅持左半，国家发兵时，皇帝把右半虎符授予所任命的将帅，左、右虎符相合方能发兵。三号坑的这种设计，说明统帅还未任命，虎符还保留在秦始皇手中。作为秦陵整个布局的一部分，规模庞大的兵马俑其实相当于今天的仪仗队，它象征着秦始皇的护墓部队，虽然不同于当年的秦军的真实部队，但也反映了当年气势浩大的秦军统一全国时的雄壮规模。以大量兵马俑作陪葬，秦朝可以说是开了这方面的先河。秦以前是没有这种先例的，而秦以后，则似乎形成了一种风气。从考古发掘来看，现在已经发现多处秦代以后用大量兵马俑作陪葬的古墓。如在陕西咸阳杨家湾一个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骑兵俑和步兵俑。江苏徐州市的一座汉墓中，也发现了数千件兵马俑。还有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中，亦出土了铜兵马俑近百件。以大量兵马俑作陪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秦汉时期，局势动荡，战火连连，战争几乎贯穿了秦汉两代。统治者重视武力、重视军队是必然的。这种意识反映到葬仪中来，必然会出现兵马俑从葬的现象。至于汉代帝王陵墓中是否有像秦兵马俑那样大规模的兵马俑坑，至今尚不能确定。这只有等待今后考古工作者的深入勘查后，方能作出结论。第四部分:秦朝“军队”秦始皇兵马俑绝妙的陶塑艺术秦朝时的制陶技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众多大型陶俑的烧制，更说明了当时制陶工艺的精湛。那么，这些威武雄壮、栩栩如生的兵马俑究竟是怎样造出来的呢?这里还有一个传说呢。据说，虽然拥有了一个宏伟壮观、巨宝无数的陵墓，但秦始皇仍然不满意。他向丞相李斯降旨，让李斯提前征集4000对童男童女准备为他殉葬。李斯虽然手捧圣旨，心里却不是滋味。他想：营造陵墓、修筑长城已是劳民伤财、民怨沸天了，如若再征发4000对童男童女以备殉葬，岂不是等于火上浇油。到那时百姓万一起兵造反，秦朝江山覆灭了不说，自己也将难逃一死。但是如果不办，自己如何交差?想来想去，他忽然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于是，他赶紧上奏秦始皇说：“启奏皇帝陛下，臣李斯冒死直言，征人殉葬，必将引起骚动，不如以陶人陶马殉葬，以壮皇帝盛威。”秦始皇听了十分高兴，就让李斯立即征集全国的能工巧匠，到咸阳秘密烧制规模庞大的秦军陶俑。那么，这些陶俑和陶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一般说来，陶俑的体型越小，其制作和烧成技术就越容易掌握。随着陶器体积的增大，技术上的要求也就越高。而像秦俑这样如真人真马一样的陶俑陶马，如果没有较高的烧制技术是根本不可能制作出来的。可是古书上却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所以要真正了解秦俑的烧制技术，只能通过对秦俑本身的仔细观察和研究来探讨了。从目前发掘出来的兵马俑来看，虽然表面上看这些陶俑像是一个一个地塑制而成的，可是，当我们仔细观察时，却能看出一些合模或单模制作的迹象。可见，兵马俑的制作方法是先制造出不同的模具，然后利用模具再分别制造出不同的陶俑，最后再烧制而成。陶俑的头与身躯的连接部和俑臂与肩部的连接部有很明显的接缝痕迹，这说明这些部分是先单独制作出来的，然后，在烧制前，用泥条把各部分连接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陶俑，最后才进行烧制。足踏板是用单模制成，再粘接在陶俑脚下。俑的头、躯干、手臂中空，而脚、腿、手却是实心的。这说明当时制作时是自下而上，先做脚和腿，再用合模法制造躯干，最后再把各部分连接起来。头部也是用合模法制成，两耳之间有一道明显的粘接缝。俑的各部分经粘接套合并没有被立即送去烧制，而是再上一次细泥进行“二次复泥制作”雕塑，这次制作的内容主要是刻划衣领、衣褶纹、裹腿、甲片、腿、嘴、下巴、发髻、胡须等细部，并粘贴模制的耳、鼻、甲钉、联甲带等。最后在腿脚表面涂薄泥一层，加以磨光。最后，等到俑胎成型干燥后，才装窑火烧，出窑上彩。陶马的制作比陶俑更为复杂细致，工艺水平更高。其制作方法是，先分别制作出马的腿、躯干、头、颈、尾等，然后再把各部分套合连接。连接后，再在初胎之上涂一层细泥，雕塑刻画筋腱、肉褶纹、毛丝纹及马饰等。然后通体涂细泥一层，并打磨使之圆润光滑。秦俑陶塑的原料，经化学分析鉴定，耐火度不高，属于“易熔性粘土”，说明当时选材时直接取自骊山沉泥。那么，这些形体高大的兵马俑又是怎样烧成的呢?我们知道，烧制大件器物的技术要求极严，难度很高。陶坯成型后必须首先进行烘干，排出一定的水分后才可烧制。这样高而重的陶俑，能够成型已经很不容易，要做到在烘干时不塌、烧制过程中不变形那就更难了。陶坯的牢度随着水分含量的降低而逐渐地增加，当表面及内层排水不均匀时，会发生不均匀的收缩，这就会使得制成品发生变形和开裂。所以，烘干时，一定要注意空气、温度的变化。而当时缺少必要的烘干和通风设备，只能利用自然条件来解决，烘干时既要避开过热的夏季和过冷的冬季，又要根据天气的变化充分利用自然通风，整个过程相当艰难。当陶坯被烘干后，就要放入窑内烧制了。而烧制大件器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据记载，在秦朝以后600多年的隋炀帝年间(605～617年)，当时宫廷打算烧制两件狮象大兽摆在宫内，可是没想到刚把坯体放进窑内不久就炸裂了，以至于未能烧成。这说明，即使在几百年后的隋代，烧制大件器物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秦兵马俑体大量重，最高的将军俑身体高达1.96米，一般陶俑的身高也大多在1.80米～1.90米。而且，刚制成时的体重比现在要重得多。在当时极其缺乏起重设备的情况下，要把如此高大沉重的兵马俑平稳地放到窑内，该是多么艰难啊!如果摆放不平稳，在烧制过程中就很容易会因失重而变形。为了避免这些困难和减少搬运的麻烦，当时很可能是原地制坯、原地筑窑烧成的。根据检测，这些陶俑均是泥质灰陶，质地十分坚硬结实。烧制温度在摄氏900度左右，气孔率为26%，吸水率为15%。所以，它应该是在还原气氛中烧成的，这就排除了露天烧制的可能，因为在露天烧制的情况下，坯中所含的铁分会因充分氧化变成红色的三氧化二铁，烧成的俑的颜色也自然为红色了。另外，露天烧制，由于风力的作用，火候是不均匀的，因而体型高大的俑受热就不可能均匀，从而会使陶俑下面的温度高，上面的温度低，这样不但会造成下面熟上面生的现象，而且还会使陶俑炸裂。因此，估计这些陶俑应该是在当地建造的简易窑内烧制成的，而且窑顶应有简单的遮盖设备。因为只有封住窑顶，才能烧出还原火焰气氛，使得氧化铁得到还原，这样方能烧制出灰色的陶俑。陶俑体型异常高大，怎样才能使它稳固地直立在地上呢?陶工们想了两个办法解决了这一难题。首先，是把陶俑陶马的腿部制成实心而牢固的圆柱体，使其完全可以承受腿部以上身体各部分的全部重量，同时还可使俑体的重心得到降低，增加了稳定性。其次，在陶俑的足下安一块足踏板，这样不仅可以增加下部的重量，还可以使陶俑和地面的接触面增大，从而大大增加了陶俑的稳定性。这样，陶俑就能稳稳地站立在地上了。即使是今天，在雕塑大型工艺品时，也常常是采用这两种办法来解决稳定性。为了充分反映秦军的面貌，陶工们运用了明快细腻的雕塑手法和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使得写实和艺术夸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把陶俑制作得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秦俑的造型，运用了模、塑、捏、堆、贴、刻、画等7种传统的泥塑技法，把体、量、形、神、色、质等基本要素表现得淋漓尽致。塑造时，先把泥揉合在一起，捏、压成初胎（即大形），在削去多余的泥土后，再对具体的部位进行造型刻划。面容各部，运用塑、捏、贴、削；鞍马坐垫则体现出塑、压、削、刻等多种手法；战袍大褶采用捏、削、刻并施的艺术技巧；衣领、发髻、胡须、带结及鬃、尾等细纹，多用阴刻来体现线刻的效果。总之，塑、捏、贴、压、刻、削等泥塑技法的巧妙运用，是秦俑雕塑艺术的特色。秦俑不仅体态丰盈、生动逼真，而且，其身上各部位都涂上了不同的色彩，显得更加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因此，有人称秦俑艺术是“三分雕塑，七分彩绘”。可是，那时候除了青釉外，其他颜色釉还没问世，陶工们是怎样突破这一难题的呢?怎样才能弥补这一缺陷呢?原来他们把装饰彩陶的手段灵活地运用到了陶俑身上，从而收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秦代工匠们在制作颜料时，一般是用天然的矿石作原料，在把矿石研细后，用胶水调制成颜料，然后再把它绘涂在烧制过的俑体上。刚涂上时，俑体颜色十分鲜艳，但由于是在烧制后绘上去的，所以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容易剥落，再加上俑坑的上部建筑遭火焚而塌陷，致使秦俑长期被埋于地下，颜色几乎全部脱落。可是，从陶俑、陶马身上现存的颜色以及与俑、马接触的地面上留存的颜色，仍可推测出原来彩俑、彩马的彩绘全貌。秦俑雕塑在继承了秦朝以前的制俑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的革新，从而把我国古代雕塑艺术推向了一个新高潮。在我国雕塑艺术史上，秦俑占有重要的地位。第四部分:秦朝“军队”秦始皇兵马俑形态逼真的陶俑陶马秦始皇兵马俑从葬坑主要是由体型高大的陶制人俑和马俑组成的。这些陶俑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与古代其他体型较小的陶俑相比，它不仅在身高上接近真人实物，而且其容貌神态也各具特色。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秦俑全部为彩绘，虽然经大火焚烧后，又经过千余年岁月侵蚀颜色已大部分脱落，但根据现存的斑斑残痕，我们仍可想像出当年这些秦俑的鲜亮与华丽。从职务上分，秦俑分为将军俑、武官俑和武士俑。将军俑体型高大，最高者达1.96米。他们头戴长冠，身穿战袍，铠甲披身，按剑挺立，显得威风凛凛、坚定沉稳，充分体现了驰骋沙场、叱咤风云的大将风度。武官俑也是头戴长冠，身穿铠甲。但该种俑只是胸、腹有甲，背上仅束了几条与甲衣相连的宽带。脚上穿着方口翘头鞋，腿上有护腿。武士俑又分为铠甲武士俑和战袍武士俑两类。铠甲武士俑头束发髻，身披铠甲，足蹬方口鞋，右手执兵器。战袍武士俑则身穿短袍，腿扎裹腿，干脆利落、英姿飒爽。从兵种上看，秦俑有步兵、骑兵和车兵3种类型。步兵俑大都身穿战袍，腰挎刀剑。他们有的单独编制，有的则与车、骑合编。从位置上看，他们大都被安置在部队前部，似乎是冲锋陷阵的前锋战士。他们个个都高大健壮、士气高昂，同时，又显得镇定自若、机智敏捷，充分体现了秦兵横扫沙场的豪迈气概。在步兵中，弓弩手作为一个独立兵的兵种，显得格外重要。这些兵俑个个手执强弓，或蹲或立，表情严肃，目视前方，全身透出一种勇敢果断、沉稳自若的气度。骑兵一般都手牵马缰，背负弓箭，身穿短甲，足登马靴，显得勇猛刚强、威武精悍。由于骑兵行动迅速、灵活机动，他们一般都担任攻击、伏击和警戒巡逻任务，或用以追击敌人、断绝粮道、侦察敌情等。车兵很早以来就投入战争，是一种古老的兵种，秦兵一般都是单辕的敞篷战车。御手坐在中间，穿着铠甲，眼睛看着前方，手里握着车辔，显得聚精会神、驭术高超。其后两侧为车右俑和车左俑，他们都手执兵器，目视远方，似乎是在奔赴战场，前往杀敌。最后两名甲俑也手握兵器，沉着冷静，透出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陶俑发式很有特色，大体分3种：第一种是先把额前头发分两股，编成两条辫子，后脑长发分3股，编成一条辫子。这三条长辫交会于头顶成绾髻，用布扎在一起。大部分陶俑都采用了这种发式。第二种是把发辫贴于脑后，不再戴发冠，而是直接用发板将发辫固定，然后在辫上扎上“×”形绳结。第三种与第二种相似，只是先把头顶的长发束成小髻，再把其余剩下的头发分成6股，编成一条长辫，然后把该辫置于脑后，戴上发冠。陶俑服装一般都是窄袖短袍，与秦以前的那种长袖、肥腰、下摆宽大的样式迥然不同。这种服装便于士兵在战场上冲杀格斗、灵活杀敌。据说这种服装最初是由赵国率先改制，后来秦军效法赵国对军队服装作了一番改革后才制成了如今的样式。秦俑当中还有一些面部特征与常人相异的一些特殊陶俑，他们鼻子隆起，颧骨突出，胡子浓密，髭角上翘，很显然是我国少数民族的形象。这充分说明，早在秦朝，我国各个民族就已经开始了较大的融合与交流。秦国统一中原之后，更加促进了民族间融合趋势的发展，从而也大大促进了各民族的发展。陶马俑一般都体型高大，生动逼真，雕刻精细，栩栩如生，其又分为车马和乘马。所谓车马，即指四马驾一车，四马分两骖两服。两服居中，两骖在外。车马马首昂立，马鬃外卷，头上罩有笼头，脖子上套有铜圈。其中笼头是用皮条串连铜环、铜泡而成，铜环分三类，有圆筒形、短裤形、圆形。铜泡则分为三纽铜泡或四纽铜泡，三纽铜泡钉在鼻梁及马嘴两侧的皮条上，四纽铜泡则钉在笼头上部。笼头大小适宜，恰好能戴在马头上。乘马主要是供骑兵坐乘，通常4匹马为一组。这种马形体高大、体格健壮，善于快速奔跑。马鬃向外蜷曲，马尾则扎有辫结。乘马头套衔辔，背负鞍垫。衔辔是指骑士驾驭牲口时所用的衔环、嚼子和缰绳等，缰绳一头连着马嚼子，一头连着供骑兵手握的剪把形铜环，由于其能伸曲自如，所以骑兵用起来很方便。鞍垫指马鞍和马垫，马鞍质地结实，上面有钉头；马垫在马鞍之下，周围有缨络短带，两条肚带将鞍垫牢牢固定住。不管是车马还是乘马，其体型都格外高大健壮，与真马极为相似。据考证，这种马膘肥体壮，腿瘦而灵活，极似今天甘肃省的河曲马种。大概当时秦军以之为良马种，并加以驯服以供战争之用。这些马栩栩如生、神态逼真，很惹人喜爱，当然也吸引了很多人前来参观。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携夫人来兵马俑参观。当他们看到那一匹匹昂首挺立的陶马时，禁不住赞叹不已，连声称奇。幽默的里根一边饶有兴趣地摸着马屁股，一边风趣地说：“这马会不会踢我?”结果引起陪同的人哈哈大笑。秦人不仅爱马，而且善于养马。据说秦人之所以热衷养马与秦的祖先有很大关系。秦的祖先本为游牧部落，早在舜时，秦祖先大费因帮舜调驯鸟兽有功，被赐嬴姓。周孝王时，秦祖先非子因养的马繁殖得很快，周孝王就把非子的异母兄弟成封于秦，继承嬴氏血缘，号称秦嬴。后来，秦的后代继承祖先的传统，对养马、驯马之术愈加热爱。因此，才有了后来的秦军御马万乘，驰骋于沙场，攻城拔寨，所向无敌，从而成就了秦始皇翦灭六国、统一天下的千秋大业。第四部分:秦朝“军队”秦始皇兵马俑战场上的得力助手 秦国兵器(1)古往今来，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几乎处处都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在战火纷飞的沙场上，锐利的兵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也备受人们青睐。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开始了兵器的制造。相传，最早发明兵器的是远古时代的蚩尤，他共发明了5种兵器，分别是殳、戈、戟、夷予、酋予。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兵器的种类不断增加，而到了秦朝时期，兵器的种类已相当丰富了。仅从秦兵马俑坑里就出土了大约10余种古代兵器。这些兵器因性质和用途的不同又分为礼兵器、长兵器、短兵器和远射兵器。礼兵器有、殳，长兵器有矛、戈等，短兵器为吴钩、铜剑，远射兵器为弓弩、箭镞。从出土的剑来看，秦朝时的剑较前代已有大的发展。剑有一锋两刃，剑身窄长，身后有柄。秦剑因近战格斗的需要，一般都将剑身加长。所以，拔剑时往往要从背后拔出，腋下一般不容易拔出。相传，荆轲刺秦王时，秦始皇一边逃跑，一边想拔剑自卫，可无论如何他也拔不出来。后来左右两边的侍卫连忙提醒他要从后面拔剑，他才急忙把剑鞘向后一背，拔出了长剑，刺死了荆轲。秦剑经加长后，增强了杀伤力，这也是当时战争的需要。戈是一种长兵器，它的头部弯曲，身上带柄，主要用于左右格杀和钩杀。秦戈一般较长，其刃部锋利，具有较大的杀伤力。矛是一种刺杀性的长兵器，它一锋两刃，安有长柄，也是极具杀伤力的武器。秦矛一般长3米左右，迄今发现的最长的秦矛仅矛杆就有6.7米，它可能是战车上甲士用的武器。吴钩又称钩镰，是一种弯刀，半椭圆形，两面带刃，极为锋利。据记载，春秋时，吴王阖闾因防身需要，极需锐利武器。于是，他就许下重金以寻求制武器之人。一位工匠听说后，就杀死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把儿子的血涂在了金块之上，铸成了两个金钩，献给吴王。为了证明该钩具有灵性，工匠把钩放在地上，然后连呼儿子的名字，结果钩子双双飞到了工匠身边。吴王见状大喜，重赏工匠，并视该钩为珍宝，终日带在身上。吴钩因此而名声大噪，从此在众多兵器中占得了一席之地。弓、弩都是古老的远射武器。弓最早出在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而弩则于春秋时期才开始出现。弓和弩虽然都用以射箭，但二者并非一物。弩为弓、臂、机的组合，秦弩较有特色，由弓、木臂和弩机组成。弓分为弓弦、杆和弓背；木臂则是一长木柄，其末端装有弩机；弩机分为牙、望山、悬刀和键4部分。牙用以勾弦，望山用以瞄准，悬刀为扳机，键起加强固定作用。秦弩、弓和木臂只是简单地组合在一起，需要时可以将其拆开，弓仍可单独使用。殳乃礼兵器，非实战兵器，呈圆简形，长约一丈二尺左右，其首端呈尖锥形，无刃。据《新唐书》记载，每逢朝会时，仪仗队都手执殳和叉，相对排列。因此，从这一点也可推测出殳乃是用于礼仪的兵器。铜镞分为三刃铜镞、双翼铜镞、铜首铁铤镞和三梭铜镞。秦俑坑中出土的铜镞以三梭铜镞为主。三梭铜镞的上部为等腰三角锥形，其下为托，托为九边形，下面又有铤。铤呈圆柱形，铤分二段，前段较粗，后段较细。在射击时，把铜镞放入箭槽，使其一脊朝上，以便瞄准，同时把铤的后半段插入箭杆，便于将铜镞和箭杆连起来。镞呈流线型，这样，在飞行时，不仅可以减小阻力而且还可以稳定方向。铜镞在秦军作战中曾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也是一种礼兵器，呈长方形，近似于宽斧，它的中腰部位安有木柄，便于兵士作战时操持。乃军中权威的象征。古时在作战之前选将时，都要在太庙举行选将仪式，被选中的主将将被授予，一旦主将掌握了，就意味着他已掌握了军中大权。因此，虽非实战兵器，但也是备受人们青睐的。秦军十分注重军队的武器装备和不同兵种间的相互协调与配合，以期充分发挥整体作战能力。从一号坑的武器装备来看，前锋、左右翼和后卫都以弓弩为主，主体部队则配以刀、剑、矛、戈等。二号坑则主要是弓箭手。前端为手持弓箭的步兵方阵，中间是呈坐姿射箭的武士，周围则是站着射箭的武士。秦军在作战时，先以弓箭轮番射击，以压住对方的攻击势头，并削弱他们的士气。随后，主体部队手持矛、戈、剑、戟等，全面进攻。由于兵器有长有短，彼此之间既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又可以扬长避短、相互救援，因此，这种兵器的配置往往能够极大地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第四部分:秦朝“军队”秦始皇兵马俑战场上的得力助手 秦国兵器(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秦军的兵器并不仅仅限于进攻性的弓、弩、剑、戟和礼仪类的殳、等。从秦俑坑中出土的兵器来看，秦兵器还包括用于指挥作战的兵器和防护用的兵器。用于指挥战斗的武器主要有钟、鼓、旗等，用以防护的则有盾和铠甲。秦俑坑中的钟、鼓大都置于战车之上。钟高一般在20厘米～30厘米之间，钟身有长柄，柄上有环，所以，钟是挂在战车上的。鼓则一般高约10厘米，直径在50厘米～60厘米之间，一般被涂成棕红色。作战时，不同的钟声和鼓声往往意味着不同的作战信号。一般来说，鼓声轻响，意味着部队前进；鼓声激越，则意味着进攻。钟声响起时，意味着停止前进；钟声宏大，则意味着撤退。秦盾主要是作战时防身之用，呈圆形，有的用皮革或藤条编成，有的则用铜铸成。秦俑坑中出土的盾是用铜铸成的。因为历经千年之后，那些用皮革编成的盾已经完全腐朽掉了。铜盾上小下大，盾面有各类图案，因其主要用于防护，所以一般比实战盾要小。铠甲也作防御之用。铠与甲并不相同，铠一般是用金属制成，坚固结实，防护效果好，但较笨重，不利于士兵奔跑作战。甲则是用皮革或其他材料制成，轻便灵活，但很难阻挡剑、矛的穿刺。从秦俑身上所披铠甲的结构和式样推测，其很可能是用皮革编成的甲。秦俑身上的铠甲分为双肩无披膊铠甲和双肩披膊铠甲。双肩无披膊铠甲长约66厘米，铠甲前后下摆均为半圆形，上下8行，左右13排，共有甲片178片。双肩披膊铠甲的结构类似于双肩无披膊铠甲，不同之处是，双肩披膊铠甲在胳膊处也有甲片，以防止兵士胳膊遭敌方武器刺伤。秦军兵器种类繁多，用于刺杀、防卫、射击的武器也都样样俱全。那么，与当时别的国家相比，它又有那些自身的特点呢?战国时期，战争不断，因此，各国都十分注重兵器的制造与改进，并纷纷研制自己的优势兵器。当时，矛以楚国的最为优秀，用钢铁制成，锋利无比。其铁剑长达1.4米，也是其他国家的铜剑所无法超越的。韩国则注重弓弩的发展，其制造的弓弩射程可达830多米。韩国的钢铁剑和戟在当时也名扬天下。魏国的士兵，则是全副武装，防护用的重甲、头盔，攻击用的弓箭、戈、戟，都是应有尽有，十分完备。与这些国家相比，秦军的武器大为落后。秦国似乎没有铁制兵器。据说，秦昭王在一次朝会时，曾无比忧虑地说：“楚国铁剑锋利无比，而用于玩乐的戏具则极为简单。这说明楚国重视武器装备，轻于玩乐享受。可见楚国志向远大，终会有一天，楚国会向我国发动进攻的。”这些表明秦的统治者已认识到自己的兵器的不足，并开始设法弥补这一劣势。秦国兵器的劣势源于其国内铁矿资源的不足，有限的铁矿资源很难满足兵器生产的需要。于是，秦国为了提高兵器的水平，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青铜兵器的开发和研制上来。从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兵器来看，秦国的青铜兵器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些兵器在经过如此久远的年代后，仍然光亮夺目、锋利无比。其中以铜镞和剑的制作工艺最为引人注目。铜镞为三棱形，棱面经细致研磨后变得极为光滑规则，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飞行时的阻力。根据科技工作者对3个棱面做的放大投影显示，在把棱面放大20倍以后，同一个镞的棱面之间的误差小于0.15毫米，不同的铜镞的棱面之间的误差小于0.2毫米。如此精密的程度，即使在今天也很难达到，何况是千年之前的古人，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不已。秦剑剑长90多厘米，在研磨并作抛光处理后，其表面光洁度可达9～10花。从以上两种兵器的制作水平来看，秦朝的手工业已比较发达，其手工工艺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秦代的兵器不仅制作水平高，而且还有很高的防锈能力。秦俑坑里出土的铜剑虽然在地下度过了两千多年，但至今仍然剑光闪闪、寒气逼人，而且还极为锋利，可以一次划开19层报纸。经检测后发现，铜剑表面有一层约10毫米厚的十分致密的氧化膜，氧化膜中含有约2%的铬。正是这种镀铬的氧化膜保护着剑身使之不受侵蚀。这一发现震动了整个世界，因为镀铬氧化法十分先进，它比“越王勾践剑”的硫化处理法提高了一大步。在国外，直到1937年德国才发明了此种镀铬工艺，且防锈时间只能保持60年左右。而秦代的铜剑在经过2000多年后仍然光亮夺目，毫无锈迹。这说明中国不仅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明了镀铬氧化法，而且当时的水平甚至比现代的工艺水平还要高，这不得不让人震惊。这种镀铬氧化法的发明乃是我国古代科技史的又一次卓越成就，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世界的又一重大贡献，它又在我国古代科技文明的史册中添上了浓重的一笔。秦代兵器品种丰富，制作精良，它充分体现了我国古代铜制工艺的先进水平。同时，通过对它的研究，也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古代军队的武器装备情况，从而能更准确地掌握古代战争的整体情况，为研究古代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第四部分:秦朝“军队”秦始皇兵马俑技艺高超的秦朝工匠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中曾留下无数个能工巧匠的传奇事迹，他们的名字也永垂青史、流芳千古，为历代人们所仰慕。令人欣慰的是，在那宏伟壮观、雄奇瑰丽的秦兵马俑军阵中，也留下了许多陶工的名字，他们的名字与兵马俑一起与世永存，万古不朽。在发掘出土的7000多件陶俑中，有470多件留有刻字，其中共发现了68个陶工的名字。这些人名大致分为以下四类：第一类是大字和右字类陶工。“大”和“匠”都是大匠的省文，大匠是秦代控制制陶作坊的一类官署。在秦俑坑中共发现了3件带“大”字和“匠”字的陶俑，其上分别刻有“大”、“大”和“匠”。“”和“”都是大匠控制下的陶工的名字。“右”字则是在右司空的省文，右司空也是控制制陶作坊的官署机构。右字类陶文共发现了两件，一件为“右”字，一件为“右亥”二字。其中“亥”为陶工名字。第二类是宫字类陶工。“宫”是“宫水”的省文，宫水是控制制陶作坊的一类官署。在秦俑坑中共发现了17种宫字类陶工名，除去省文重复外，还有11种：宫魏、宫、宫、宫系、宫水、宫得、宫颇、宫疆、宫、宫臧、宫朝。其中魏、、、系、水、得、颇、疆、、臧、朝都是制作陶俑的工匠的名字。不过，颇为奇怪的是，宫系、宫臧、宫、宫得、宫疆等陶工名，也出现在秦始皇陵的砖瓦上。由于俑坑是秦始皇陵的一部分，而宫水的职责主要是烧造砖瓦，因此可以推测，这些“宫”字类陶工应为同一官署的同一工匠，他们主要负责烧制砖瓦，但后来由于在烧制陶俑时，极度缺人，因此，就把他们调往兵马俑坑去从事兵马俑的烧制工作。第三类陶工则仅仅写出自己的名字。这类陶工仅在陶俑或陶马上写上自己的名字，但前面却没有加上官署名或地名，因此不容易推断他们究竟来自何处。这类陶文在兵马俑坑中共发现了36种，在秦始皇陵的砖瓦上也发现了许多种该类陶文。此类陶文大都是刻在俑身或砖瓦之上，字迹潦草，刻划部位也没有规律可循。从作品风格及陶俑的造型来看，其中有6人应当是来自中央官署制陶作坊的陶工，他们分别是：尚、北、山、止、饼、丙。再从秦始陵的砖瓦上的陶工名来看，其中的3人、安、也应是来自中央官署制陶作坊。最后，在陶马身上发现了戈、吉、3个陶工的名字，因为，这些陶马是模仿宫廷御马制造的，所以，这3个陶工也应是来自中央官署制陶作坊。其余的人从其作品风格来看，制作水平高低不齐，作品的造型也彼此各异，因此，他们很可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陶工。最后一类是在人名前加上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