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预警信号 戴维·洛克菲勒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年轻人的音乐品位、男人的发型、女人裙子的长度等，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除了油价。廉价的能源，尤其是30美分1加仑的汽油，已经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种“特权”。这种太平盛世的日子在1973年12月结束了：当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沙特阿拉伯轻原油的标价提高到了每桶11.65美元。　　在1年时间里油价这种4倍的涨幅与供需法则没有什么关系。导致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没有解决的争端，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石油生产国与美国和欧洲大型石油公司之间关于谁从“租金”（即石油的开采、精炼和市场营销）中获益最丰的长期争执。无论其根源是什么，石油价格的上涨对整个世界产生了重大的经济和心理影响。它还大大提高了像大通这样的美国商业银行的作用—因这种价格攀升而产生了巨额“石油美元”的受托机构、石油输出国与面临史无前例的“流通危机”的石油进口国之间的金融中介。　　我第一次产生油价必定猛涨的恐惧感是在1973年的9月，当时我在阿尔及利亚。我是在与萨达特会谈之前根据胡阿里·波米迪安的要求在阿尔及尔停留的：他希望讨论在1971年将法国权益国有化之后阿尔及利亚巨大的石油储备和天然气田的融资问题。　　波米迪安是个有理想的人。他为取得自己国家的独立，已经浴血奋战了10多年，反对法国的倾向很严重，但显然，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拿破仑。他的个头非常矮小，身上穿着一件黑披风，喜欢做出夸张的动作来强调自己的重要性。他在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努力中起着带头作用，并不断要求提高原油的价格。尽管他有这样的名声，但我们非常愉快地用法语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谈到了大通在阿尔及利亚的经济发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结束了与波米迪安的会谈后，我在俯瞰着荧光耀眼的阿尔及尔湾的一家顶级法国餐馆出席了一个豪华午宴。丰盛鲜美的海鲜、美味惊人的阿尔及利亚葡萄酒—原本一顿美餐却被桀骜不驯的财政部长搅和得没了味：他首先喋喋不休地背诵了一大段对西方公司和银行的抱怨，然后宣称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保证原油价格将在年底前上涨到每桶10美元—上涨幅度超过300%。我早已为他的无礼激怒，对他的荒唐预测感到怒不可遏。不幸的是，那位傲慢之徒的不祥预测演变成了事实。86. 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阿拉伯石油禁运正文石油输出国组织与阿拉伯石油禁运 戴维·洛克菲勒　　离开阿尔及尔，我接着赶赴与萨达特的会谈。在阿尔及尔和埃及的两次会谈向我提出了警告：中东即将爆发什么事情。但我不知道是什么。　　1973年10月5日，当萨达特命令他的军队跨过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他也许知道自己不可能打败以色列军队。虽然他在战争中失败了，他的大胆一搏却在其他方面获得了收益。首先，他创造了与以色列平等谈判的条件。亨利·基辛格意识到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已经发生了转移，便开始了他的“穿梭外交”运动，并最终与埃及和叙利亚达成了停火协议，然后又为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前线国家之间更加广泛的谈判打下了基础。虽然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历史性的和平协议到了卡特政府期间才得以签署，但其基础却是亨利在1973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期间辛辛苦苦建立的。　　萨达特放手一搏的决定还有一个意义更为重大的结果：阿拉伯石油禁运。在埃及取得了西奈的初步军事胜利之后，美国为被包围的以色列军队再次提供了援助。此举进一步掀起了阿拉伯反对美国的浪潮，导致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同意沙特石油部长提出的建议，每个月减少石油产量5%，直至他们的政治目标—以色列撤军至1967年战争之前的边境线后面—得以接受。　　当尼克松总统于1973年10月20日提议为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时，沙特阿拉伯—他们很快获得了阿拉伯的其他石油生产国的呼应—宣布全面禁止向美国的石油运输。到了年底，阿尔及利亚财政部长的预言成了事实。一种新型石油武器—用亨利·基辛格的话说，那是一种“政治讹诈武器”—出笼了；在与以色列的政治斗争中，在与西方的经济抗衡中，阿拉伯人的力量因此得到了加强。　　能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搅乱了西欧以及整个西半球的金融市场，破坏了国际贸易模式，将工业界推进了一个长期的衰退深渊。在美国，失业率直线上升，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通货膨胀恶性循环加剧了。到了70年代中期，“经济滞涨”和疯狂的通货膨胀，伴随着萧条的经济增长，使得经济元气大伤，损害了所有人的收益。经历过那段日子的人都记得加油站前排着的汽车长龙，以及折磨着决策层的几近绝望无助的感觉。　　虽然我们的日子艰苦难挨，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一场灾难—他们脆弱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许多国家，在欠考虑的“进口替代品”政策下，因能源价格较高而进行的调整程序几乎根本无法实现。　　石油灾难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石油进口国家的金钱哗哗地流入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口袋。1973~1977年期间，石油出口国家的收益增长了600%，达到1 400亿美元。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资本如今被分流到了少数几个石油生产国家。　　最终，调整的过程要求节约能源、提高能源效用的科技进步和寻找新的石油来源的勘探工作。但是，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在最理想状况下，也需要几年时间。世界金融系统面临的是首当其冲的危机。必须找到某种方法将资本重新输送到石油消费国家，以便“回收”石油美元，否则萧条和停滞可能会演变成爆发性的全球大衰退。87. 回收石油美元正文回收石油美元 戴维·洛克菲勒　　回收美元和维持全球贸易与金融体制的任务落在了大型国际商业银行的肩上，包括大通。石油输出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他们赚取的巨额资金如何投资。对于中东地区的主要国家来说，他们的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们很愿意在回收程序中给予合作。但是，每个国家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　　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特阿拉伯将其新产生的大部分巨额收入作为定期存款存进美国银行，或者购买美国国债。他们的谨慎政策使我们能够有效地将资金回收给石油消费国家。　　不那么保守的科威特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投资于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结果他们的资金储备以超过沙特阿拉伯的速度成比例上升。伊朗国王把自己新获得的石油财富的很大一部分进行有计划的国内投资，包括经济多元化、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建设新的水电网络和国家教育系统的发展。　　由于大通与沙特阿拉伯金融署和伊朗中央银行保持着长期联系，因此，我们轻易地获得了该地区的资金。我们在欧洲货币市场的牢固地位—大量剩余资金通过该市场得到了回收—使得我们能够让资金避开联邦储备银行制定的法规限制，对于防止资本市场的长期混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回收的大部分石油美元贷款给了外国企业和行业，虽然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的部分地区，大部分资金贷给了主宰这些地区经济的国有企业。有时，我们直接贷款给各国政府，为他们的国际收支亏空提供资金。1974年年初，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忘的事情。意大利面临几十亿美元的账目亏损，在为购买石油而提供融资方面遇到了麻烦。在意大利银行举办的一次午餐过程中，该银行的行长吉多·卡利要求我提供2.5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我必须说，我不习惯在喝咖啡的过程中就同意发放如此规模的贷款，我们也不鼓励给政府贷款，除非这种贷款直接用于生产型投资。但在那种情况下，鉴于意大利局势的紧迫性以及大通与意大利银行的长期关系，我当场同意发放贷款。大通的迅速决策赢得了意大利的欢呼，而最重要的是，该贷款按期还清了。　　大通以及其他国际银行能够预先阻止许多人害怕的全球金融系统的瘫痪。可是各银行只能一时控制这个过程，更需要的是各国政府的协调行动，才能处理根本问题。但这种协调行动没有出现，而更大范围的全球经济问题依然存在。88. 债务危机正文债务危机 戴维·洛克菲勒　　虽然大通的大部分外国贷款流向工业化世界和石油输出国家，但有1/3的贷款对象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截至1982年，大萧条的残余影响和1979年的石油恐慌影响引发了流动资金从许多这类国家大规模抽撤。首先是墨西哥，接着是巴西，然后是许多其他国家，他们纷纷宣布延期偿付债务的利息，从而突然造成了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秩序构成了第二次，也是更加严重的威胁。　　其中的一个后果是，大通以及其他正在回收美元的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期间蒙受了巨大损失。随着该过程的继续，由于给国有企业，而不是私人公司贷款，银行家们备受指责。由于私人拥有的大型公司在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和非洲的发展中国家中寥寥无几，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来回收石油美元。大多数批评家在努力证明商业银行家不负责任的时候，却轻而易举地忽略了这一点。　　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该危机之后的突然性世界经济结构重组带来的较长期后果。事实上，在这两个时期之间，无论是各国政府还是私营部门都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艰难的预算削减和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以便最大程度地降低为未来生产力而产生大规模借款的影响。但是，世界上各大工业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政府选择了更为容易、对抗性较弱的步骤。尽管美国和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在这些年里扮演了中间协调的角色—我称之为英雄角色，但还不足以推迟受“惩罚”的时间。89. 在中东的扩张正文在中东的扩张 戴维·洛克菲勒　　虽然阿拉伯与以色列之间的争端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油价上涨给大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但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同寻常的机遇。我们作出的反应是制定了在中东和北非大举扩张的战略。我们的基本目标是在所有允许的地方设点，只要当地的经济条件适合这种努力和开销。1970年，我们的区域网络只包含黎巴嫩的一个分行、巴林的一个代表处和迪拜的一家合营银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们在突尼斯又开设了一个代表处，在约旦的安曼开设了一个新分行，在伊朗、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卡塔尔和阿布扎比成立了合营银行。　　由于频繁出入该地区，我认识了那里的统治者和政界的高级官员，他们允许大通在当地开设金融机构。比如，在埃及，在萨达特要我们开设分行后不到4个月时间，我便给了他一个肯定的答复。90. 复杂的个人关系正文复杂的个人关系 戴维·洛克菲勒　　1974年1月，我在开罗见到萨达特的时候，他变得情绪高涨。那时，他已经见过了基辛格，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看法与我在1971年与他进行第一次谈话时相比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我与他的第一次交谈中，他曾经愤怒地谴责基辛格顽固的“强权政治”，谴责尼克松拒绝与埃及进行平等交往。“我喜欢亨利，”他说，“我们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是我所见过的美国政治家中让我尊敬的第一个人。”　　萨达特急切地要讨论他对埃及的计划，包括沿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免税区、从红海到亚历山大的一条石油管线，以及他口中的“规模够洛克菲勒家人做的事情”—建设一条新的苏伊士运河。突然，他身子往前一探，打断了我的话，笑了笑，说道：“你知道，戴维，如果那天我们在谈话时我说漏了嘴，我就会不得不把你留下来。我就不会让你离开，把我的打算告诉所有人。”　　我们回到了金融话题。我告诉他，大通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与埃及国民银行一起成立一家合营企业，而不是开设一个业务范围比较有限的完全独资的分行。萨达特说：“我觉得你在这里的业务活动可能会给你在国内带来麻烦。以色列人在美国会饶不了你。”我暗示说，到目前为止，情况正好相反：事实上，“以色列人对我们与埃及之间的经济关系非常肯定。结果，以色列人已经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祝福”。　　1975年1月，我们与萨达特签署了成立埃及大通国民银行（大通占49%的股份）的合营协议。在后来的几年里，我们在开罗、亚历山大和塞得港开设了分支机构。91. 复杂的银行业务关系正文复杂的银行业务关系 戴维·洛克菲勒　　我自己以及大通与以色列的关系仍然是纷繁复杂。1975年1月，在我访问耶路撒冷期间，财政部长耶胡施瓦·拉比诺维茨让我考虑在以色列开设一个大通分行。这使我处于一个难堪境地，因为我正要与萨达特完成埃及大通国民银行的交易。尽管如此，我告诉财政部长，我们会考虑这个提议。　　我再一次决定首先与萨达特商量一下。两天以后，我在开罗问他，如果大通在以色列开设一个分行，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响。他说，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会找麻烦，但他不会反对，并且会阻止将大通列入阿拉伯的抵制名单。但是，萨达特建议，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沙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将很有好处。他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萨达特同意我的计划。　　侯赛因国王和法赫德王子欣然同意。事实上，法赫德指出：“这件事很微妙、很敏感，但既然萨达特知道而且同意这件事，我随着他。”　　最后，我们的内部分析表明，我们在以色列当地无法产生足够的生意来说明大通有理由在那里开设分行。所有的美国大银行都曾经得出同样的结论。虽然我们的决定依据的完全是经济条件，但以色列人非常恼恨，并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们的决定一公布，我立刻招来了以色列和纽约的犹太人社区的抨击。反诽谤联盟指责大通、另外5家公司和两个政府机构“向阿拉伯的抵制屈膝投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播放了3期的重要评论，谴责美国公司—并特别点了大通的名—“屈服于最羞辱人格的敲诈。他们在用法律和原则来交换利润”。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与以色列的生意往来，而且没有一家美国大型银行在那里设点，但大通却被单独挑出来评头论足。92. 出人意料的工作提议正文出人意料的工作提议 戴维·洛克菲勒　　1976年，我与萨达特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转折。我首先在1月份于开罗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动身访问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我的最后一站是以色列。但是，1个星期以后，在我结束与伊朗国王的会谈时，收到埃及大使的一个电话，说萨达特希望在我回纽约之前在埃及与我会面。由于我无法取消在以色列的会议，因此我传话给萨达特，说我无法见他，除非我能够从特拉维夫直飞开罗，不按照阿拉伯联盟抵制条件的规定在塞浦路斯经停。为了满足我的要求，萨达特同意作出让步：我们可以在特拉维夫登记飞行计划时注明去塞浦路斯，但一旦出了以色列的领空，我们将被允许改变航线前往开罗。　　萨达特派了他的私人直升飞机把我从开罗接到他在尼罗河三角洲巴拉奇的家里。当我们在尼罗河谷狭窄的绿带上空飞过的时候，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紧急地召唤我。几个星期之前，萨达特说他也即将走访海湾各国，我猜测他会不会是想跟我交换一下各自的看法。　　但是，萨达特又让我大吃一惊。我刚走进萨达特的办公室，他就请我当他的经济顾问。我很快弄明白了，他在考虑获得朋友的咨询，而不是偶尔的非正式意见；实际上，他是要我担任埃及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正式金融顾问。我对他的提议感到受宠若惊，但我指出，我作为大通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很难担当他设想的那个角色。不过，我说我愿意竭尽所能帮助他，并就此事进一步考虑之后再答复他。　　在飞回纽约的途中，我与我在大通的同事们讨论了萨达特的提议。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接受该提议是不现实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案而予以拒绝，则很容易得罪他。到飞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想出了另一个候选人。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首席运营官理查德·德布斯最近刚刚宣布退休。他对中东的经济形势了如指掌，特别是埃及的关键性财政问题，是承担该角色的最佳人选，于是我一回到纽约就与他谈起了这个问题。几天之后，他就飞到开罗与萨达特见面，并同意无偿担任该项工作。93. 愤懑与调和正文愤懑与调和 戴维·洛克菲勒　　我与萨达特之间将近10年的友善关系在1980的夏天戛然终止，起因是我的员工工作马虎。在我从大通退休之前，我和比尔·布彻对欧洲各国作了一次全面访问。这时，我收到了著名埃及银行家穆罕默德·阿布沙迪的消息，说一些美国、欧洲和阿拉伯的投资商正在组建一个银行，准备在中东经营。他邀请大通在该银行占取5%的股份。该信息说，萨达特知道这个项目，而且还建议大通参加进来。由于我们正在匆忙旅行的途中，我就让我们的巴黎办事处分析一下该提议，并尽快告诉我他们的意见。巴黎办事处的结论是，大通的比重太小，在经济上没有意义，对新银行的管理基本或者完全没有控制权，建议予以谢绝。我和比尔·布彻同意这种分析，便让里奇韦·奈特—我们在欧洲的政治顾问、美国驻叙利亚的前任大使—与阿布沙迪联系，告知我们的决定。　　尽管阿布沙迪的消息说明了萨达特的兴趣，但我并没有直接从他或者萨达特在重要事务上的信使阿什拉夫·戈勃尔大使那里听到。回想起来，我应该跟戈勃尔核实一下，了解萨达特的兴趣程度，然后再作出决定。我事后发现，萨达特的确曾经建议大通参加进来，但对我们没有给他打电话就回绝了该提议，感到很不悦。6个月以后，我尝到了萨达特“龙颜大怒”的滋味。　　1981年4月，我和比尔·布彻作为我最后一次访问中东来到开罗。当我们试图预定约会的时候，萨达特莫名其妙地拒绝见我们。我的老朋友不愿意在我最后一次访问他的国家的时候见我，这令我十分难堪。于是，我联络了戈勃尔和副总统穆巴拉克。他们告诉我，萨达特的回绝是大通决定不投资于阿布沙迪项目的直接结果。作为补救，我在还没有离开开罗的时候给萨达特寄去了一封手写的道歉信，但却没有收到回信。　　但是，同年8月，萨达特来美国正式访问。戈勃尔大使邀请我参加在华盛顿为萨达特举办的特别晚宴。我欣然接受，并把该邀请看成是一个希望的迹象，尽管我和他只有机会打了个照面。第二天，萨达特在纽约的美国外交协会上讲话，我给他作了介绍。事后，他邀请我坐他的车回埃及使团。我们在那里私下谈论起阿布沙迪事件，达到了冰释前嫌的目的。　　数年以后，我把这个故事告诉给了联合国秘书长加利—他曾经给萨达特当过几年外交部长。令我感到宽慰的是，为萨达特不太宽厚胸怀所窘的，我并不是惟一的一个。加利说，萨达特常常为一些小事情而暴怒，有时会接连几个星期不理睬自己最亲密的同僚。他说，事实上，他也遇到过这种事。　　我与萨达特的调和正是时候。1981年10月6日，也就是我们的纽约谈话刚刚过去两个月、他发动赎罪日战争正好8周年的时候，萨达特被埃及的一群基要主义军官暗杀。我和全世界一起为失去一位我由衷敬仰的英雄和朋友而哀悼。94. 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哈桑王储正文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哈桑王储 戴维·洛克菲勒　　与我建立起亲密关系、其勇气令我十分钦佩的另一位中东领导人是约旦国王侯赛因。像他们那样经受考验的世界领导人寥寥无几。他幸免于无数次暗杀企图，有好几次自己亲自与杀手搏斗过，并经历了该地区许多次巨大的政治风暴。他的祖先是麦加哈希姆君主—他们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与著名的阿拉伯半岛的劳伦斯并肩作战，抵抗奥斯曼土耳其人。1952年，也就是他16岁那年，在他的祖父阿卜杜拉被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谋杀、他父亲塔拉尔被废黜以后，他登上了约旦国王的王位。在他的整个统治时期，侯赛因表现出对人民的关切，以及为了阿以之间全面解决争端而作出让步的意愿。他是一个出色的领导人，是美国的好朋友。　　1971年3月，我在妻子和女儿佩吉陪同下为大通作全球旅行期间，在约旦曾短暂停留，以便见见这位国王。安曼还是一个军营，而国王已经将自己的总部迁移到了乡下。我把妻子和女儿都留在大通的飞机上，与我的大通同事们一起驱车去见侯赛因。当我告诉他她们都留在了机场上时，他抱歉没有邀请她们一起吃午饭。作为补偿，侯赛因亲自与我们一起坐他的直升飞机飞回安曼。他走上飞机问候了她们，并在离开之前把他自己的名片和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的女儿！　　大约在同时，我与哈桑王储成了好朋友—国王已经将经济开发和鼓励外国投资的职责下放给了他。哈桑带我坐车、坐直升飞机分别参观了他提倡的几个项目。我们还一起参观了神秘的纳巴泰和彼得的希腊-罗马遗迹。　　哈桑相信，约旦的未来取决于更大程度地向外国公司和银行敞开大门，而这一点是政府官僚们所不愿意承认的。当大通在安曼开设分行的打算被约旦银行的行长回绝时，哈桑进行了干预，改变了这一决定。1976年，我在访问了哈桑王储的家以后，与以色列人作好安排，要悄悄地从约旦越过艾伦比大桥，这样便避免了那永远令人烦恼的取道塞浦路斯的走法。哈桑坚持要亲自驾机把我送到那里。他把自己的直升飞机停在一座小山的山脊上，然后我提着自己的包走过大桥，那里有我的以色列主人迎接。哈桑不希望以色列人知道我的“飞行员”为何许人也，虽然他对我的目的地是以色列这个事实并不介意。　　我与侯赛因国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直到他于2000年去世。我同时维系着与哈桑王储的友情。他们两人在过去的40年里，为该地区所发生的变化起到了不为人知但却十分关键的作用，并且确保了约旦—尽管面积不大—继续成为中东事务中的一个重要角色。95. 酋长、苏丹王和萨达姆正文酋长、苏丹王和萨达姆 戴维·洛克菲勒　　我与萨达特总统和侯赛因国王的友谊关系，以及我与沙特阿拉伯王室家族的广泛联系，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建立起来，但这些关系代表了大通需要的那种层次的关系，以便在该地区开展业务。石油输出国组织导致的油价上涨体现了这个地区盛产石油国家—无论大小—的金融力量。由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阿尔及利亚，以及分散在波斯湾南部沿岸的小酋长国中一小部分人作出的决定对整个世界的经济都能够产生重大的影响。　　这些巨大的能源储藏构成了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尤其是波斯湾沿岸的9个国家。1971年年底，英国从“苏伊士以东”撤出军事力量的决定，结束了他们一个世纪以来作为波斯湾特鲁西尔沿岸阿拉伯小酋长国和苏丹统治的领土的政治指导者和军事保护者的历史，造成了一个经济和安全方面的真空地带，而美国的政策只是作了部分“填空”。所谓的尼克松主义—它依赖伊朗、沙特阿拉伯以及后来的埃及这样的地区强权来担负维持地区和平的重担—忽略了小政权的重要性。96. 科威特的加巴尔酋长正文科威特的加巴尔酋长 戴维·洛克菲勒　　科威特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的一个领先成员国，已经由阿尔萨巴家族统治了200多年。我在科威特的主要关系是加巴尔酋长。我第一次见到加巴尔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也就是科威特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后不久。作为科威特的财政部长，他参加了我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年会结束后在波坎蒂克为世界各国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举办的一个午餐会。后来，加巴尔带着他在美国学习的儿子参观了哈德孙松屋。在那里，他的儿子骑了骑我们的纯种阿拉伯牡马艾尔·阿萨德。　　加巴尔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上了总理，1977年又成了埃米尔（科威特是君主世袭制酋长国，埃米尔是国家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我在出访中东的旅行中经常与他见面。在一次访问中，我送给了他美国抽象派画家弗里茨·格拉纳的一小幅画作。这对于一个传统的阿拉伯统治者来说是一种不同寻常的礼物；但是，我很清楚，描绘自然—比如动物、植物或人类—的艺术品是有违伊斯兰法规的。加巴尔似乎由衷地喜欢那幅画。在后来的一次访问中，我心满意足地注意到，他已经把它挂在了自己家中显著的位置。（注：有一次，我试图把我哥哥内尔森的一份艺术目录带给沙特阿拉伯的一个朋友。一位海关官员没收了那本册子，因为册子里有马蒂斯画的一个裸体女性。我不得不请沙特阿拉伯的财政部长干预，以便给那本册子“放行”。）　　加巴尔是个内向的人，他明白伴随着他的国家突然取得的财富，将是一场重大的变化，而他却非常巧妙地引导国家度过了这种社会和政治转折。显然，他还运用同样的能力在履行自己更加传统的职责。酋长有权力与来自传统村庄的年轻未婚女子过夜，并因此常常生儿育女。被他选中的女子据说视之为一种莫大的荣耀。　　多年来，我与加巴尔酋长的友情帮助大通逾越了科威特官僚机构的繁琐程序，包括1973年批准了一份协议，允许我们以收益提成方式管理科威特商业银行。然而，我们刚刚成功地将银行扭亏为盈，科威特方面就终止了合同，不希望我们分享银行日渐上升的利润。这个结果令人深感失望。我们曾经希望，大通经理人员的强劲表现能够说服当局允许我们扩大我们的业务。该目标一直没有实现，虽然我们保持了与他们的中央银行和一些富豪之间牢固的受托关系，但却没有能够说服科威特人把我们当做他们的投资顾问，或让我们提供其他金融服务。　　科威特人是精明的谈判家，在海湾地区的名声是敏感易怒、刻板固执。因而，我们的业务似乎取决于具体某天某财政部长或萨巴家族的某成员心情如何。我们与科威特多年的财政部长阿卜杜尔·拉奇曼·阿蒂奇的关系就非常典型。虽然他正直、诚恳、受人尊敬，但他对西方银行家却是疑心重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可能突然翻脸、斤斤计较。有一天，我赶到科威特的财政部，去参加一个因琐事而举行的恼人的会议，却被堵在了通往他办公室的一部老掉牙的小电梯里。我们终于出现的时候，我说：“部长先生，我看连你的电梯都在找我们的麻烦，以表达你的恼怒。”虽然阿蒂奇哈哈大笑，但他知道我有一半是认真的。97. 巴林和贝鲁特正文巴林和贝鲁特 戴维·洛克菲勒　　与科威特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林人非常好客，渴望与外部世界做生意。巴林是阿拉伯大陆外的一群荒芜小岛，是1932年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发现石油的地方，从此，其石油收入占了政府总收入的很大一部分。　　伊萨·阿尔哈利法酋长的家族从18世纪中叶就开始统治着巴林。20世纪70年代初从英国的统治下取得全面独立之后，伊萨酋长精明地运用自己有限而稳定的石油收入来实现国家的经济多元化。他还鼓励开发“国外”银行业务、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从而在黎巴嫩苦于长年内战和20世纪70年代不断升级的巴勒斯坦危机的时候，巴林取代了贝鲁特的位置，成为中东的金融中心。　　·　　贝鲁特是大通多年来在中东业务的重点。该城市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兴旺发达，我们的分行也业务兴隆，虽然它从来没能产生我们所预期的更大范围的地区业务。我们逐渐了解到，沙特和科威特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把贝鲁特看成是躲避古兰经约束的一个胜地，其次才是金融中心。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座极具吸引力的大都市，拥有一个稳定的政治体系和国际化的商务领域。　　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马龙派基督教与逊尼派穆斯林之间的政治一致性开始瓦解，在强悍的哈菲兹·艾尔阿萨德领导下，叙利亚人更加直接地干预黎巴嫩的内政。此外，被赶出约旦圣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里开始运作，招致了以色列的报复。黎巴嫩很快就陷入了一种混乱局面。　　我最后一次访问贝鲁特是1977年的3月，当时短暂的战斗间隙让我们的分行重新开张了。我希望向我的员工们保证，我意识到风险的存在，关心他们的安康。在贝鲁特机场，银行的飞机被迫滑行到远离空港的地方。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坐着装甲车来接我们，并护送我们进入市区。不同派别之间的战斗和周围山上的炮火已经把城市变成了残垣断壁。我向来下榻的乔治王饭店已经完全被毁。当我进入大通分行的时候，士兵们在我周围排成了一个密集队型。我见了员工之后，分行的经理送给我一块带有俄国标记的炮弹壳—那颗炮弹就在大楼门口爆炸。“地中海上的巴黎”已经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我所见过的德国的模样。寸土不让的宗教和政治狂人们给贝鲁特带来的似乎是蓄意的破坏，构成了后二战时期最大的人为悲剧之一。　　·　　巴林—我们于1971年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分行—正好利用贝鲁特挣扎过程中带来的机遇。　　我第一次见到伊萨酋长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在他刚刚成为埃米尔后不久。他只有5英尺高的个子，却出奇地友好、慷慨，在送礼方面以出手大方而闻名。有一次，他送给我一把漂亮的波形花纹宝剑，剑鞘上镶嵌着珍珠；如今，它已经被收入大通的收藏品中。1997年，我最后一次访问巴林时，酋长中断了一个内阁会议，以便把他的首相和各个部长—其中许多是他的亲戚—介绍给我。那次，他给了我一块漂亮的劳力士手表。他那敏锐的领导才能使得他的小国家在其强大的邻国中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9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正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戴维·洛克菲勒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由7个盛产石油的小酋长国组成，分散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曼之间的波斯湾沿岸，1971年随着英国从海湾撤出而成立了联邦。其中的两个最大的酋长国—阿布扎比和迪拜—从一开始就垄断了阿联酋的事务。　　1974年，我第一次看到阿布扎比的时候，就对这个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小土房屋杂乱无章地散落在沿岸低地和沼泽地上，波斯湾凛冽的海风给空气中撒满了沙土。没有铺砌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羊群。一个世纪前英国人修建的一座城堡在这幅枯燥无味的画面上显得十分醒目。由于没有更加合适的建筑，这座城堡就成了以游牧为主的政府的所在地。　　首脑人物扎耶德不在家，因此他的兄弟在一间按照传统的游牧格调装饰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们。我们坐在沿着墙壁的坐垫上，喝着从长嘴咖啡壶里倒出来的浓郁的阿拉伯小杯咖啡。我们的主人身穿高级阿拉伯长袍，皮带上挂着一把大匕首，周围是类似装束的人们。他彬彬有礼，通过一个翻译与我们交谈，但给人的印象是，如果是在沙漠上骑马，而不是与华尔街的银行家们讨论金融事务，他会感觉更加舒服些。　　两年后，我第二次访问时，石油收入已经开始改变阿布扎比。国际风格的摩天大楼正在施工，精心建造的道路系统代替了土路。阿布扎比已经变成了一座现代城市，老城堡仿佛是遥远的过去的遗迹。像沙特阿拉伯一样，所有的石油收入—当时已经达到每年数十亿美元—都直接流入了扎耶德酋长的国库。　　酋长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坚毅的脸庞、一双锐利的眼睛。他不会说英语，但总是控制着谈话。给我印象十分深刻的是，他的家装饰得很朴素，极像是一座游牧帐篷—丝毫没有当时在沙特阿拉伯十分流行的豪华宫殿的痕迹。扎耶德酋长的习惯是在深夜接待客人—那时白天的热浪已经褪尽。除了必不可少的咖啡以外，他还用小玻璃杯装的热乎乎的骆驼奶招待我们。我觉得骆驼奶味道甘甜可口，但并非所有陪伴我的人都有同感。　　跟许多阿拉伯领导人一样，扎耶德酷爱狩猎。在我的一次访问期间，他告诉我他刚刚从巴基斯坦狩猎回来，他的宝贝猎鹰—每只身价高达10万美元—抓到了几只鸨。鸨比我们的野火鸡略小，也十分机灵，很难捕捉，因此扎耶德对自己的战利品很是得意。他问我是否品尝过鸨，当我的回答为否定时，他坚持让我带走几只。我解释说，我们正在进行长途商务旅行，没有办法储存鸨。他问我离开阿布扎比后去见谁，当我告诉他是巴林的伊萨酋长时，他十分高兴。他告诉我，伊萨酋长的厨师在做鸨方面尤其拿手。　　就这样，我们带着鸨到了巴林。酋长立刻把那几只鸨送到了他的厨师那里。由于伊萨已经为我们安排了当天晚上的宴会，而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动身去也门，因此我们无法在巴林吃鸨。于是，第二天早上，一只野餐篮子—实际上是两个人抬着的大篮子—被送上了大通的飞机。我们装好篮子，飞往也门。在也门着陆后，我们驱车越过几座山，然后停下来享用鸨以及伊萨酋长塞进大篮子里的其他美味。不幸的是，当时鸨肉已经凉了，很难咀嚼。尽管如此，我们深感那次的经历津津有味：扎耶德酋长的猎鹰捕捉的中亚鸨在巴林烹制后，由满满一车子饥肠辘辘的大通银行家在也门的山坡上享用！　　扎耶德酋长喜欢沙漠，喜欢猎鹰捕食，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好商人，十分精明地管理着他自己国家那巨大的石油收入。但是，他的确卷入了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信贷与商务银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BCCI）的丑闻。80年代期间，他提供了10亿多美元来支撑该机构，而法庭的裁决要求酋长及其几个亲密下属另外支付18亿美元来补偿BCCI的股东们。　　在发生那次不幸事件之前，大通通过我们在巴林的新投资银行机构—该业务的负责人是伊拉克血统的官员，名叫尼米尔·柯达尔—曾与他密切合作。尼米尔是一位出色的信贷官员，他对该地区的了解在推动我们在整个海湾地区业务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有一次，在与酋长会谈之前，尼米尔建议我提及大通介入阿布扎比投资署（Abu Dhabi Investment Authority）事务的问题。我在会谈时请酋长“允许我们有机会作为投资署的顾问为你效力”。不久以后，尼米尔便获准通过大通来管理投资署价值两亿美元的资产。　　20世纪70年代期间，大通在波斯湾的势力大幅度增强，最终我们的员工人数达到了200名。大通影响力日益增长的一个佐证是，大通挑头为卡塔尔4个工业项目融资—《机构投资人》（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称之为“1977年交易之最”。99. 阿曼苏丹王卡布斯正文阿曼苏丹王卡布斯 戴维·洛克菲勒　　位于波斯湾口—全世界相当一部分原油供给必须从这里通过—横跨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是阿拉伯半岛上最古老、在许多方面最先进的国家。在18世纪中叶，阿尔布赛德家族控制了马斯喀特和大部分腹地，并将自己的沿海王国向南扩展到东非海岸外的桑给巴尔。在19世纪，英国保护该统治家族抵御奥斯曼土耳其和来自内陆的游牧部落强人的攻击，并与苏丹建立了牢固的政治和金融关系。　　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的撤出为美国进入阿曼创造了一个良机。但是，当我于1974年1月第一次来到马斯喀特时，发现美国没有派遣常驻外交人员。国务院似乎没有意识到该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政治重要性。回国以后，我将这些情况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我告诉他，尽管英国继续保持着经济影响力，但统治者在寻求与美国更为密切的关系。当时，亨利一心扑在以色列和埃及的停火工作上，但没过几个月，他就任命了阿曼大使和阿联酋大使。　　我到达那里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正忙于镇压西部省份佐法尔的动乱。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下，伊朗国王为苏丹王提供了3 000名士兵参加战斗。我们飞到佐法尔的首府撒拉拉赫与苏丹王会面。俯瞰城市的山上有狙击手和高射炮，因此我们不得不绕道贴着水面低空飞行，以避免受到攻击。苏丹王对我们为了见他而冒险旅行非常感动，会谈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们会面的时候，苏丹王卡布斯刚刚夺取政权不久。在英国的帮助下，他于1970年发动了一场推翻自己父亲的政变。他父亲是个相当难缠的人物，将自己的儿子软禁了整整6年时间。卡布斯在桑德何斯特受的教育，我见到他时，他才34岁。他是个英俊得出奇的人，长得威风凛凛，留着满脸的黑胡子，一双黝黑锐利的眼睛，头上总是戴着艳丽的包头巾。在后来的数年里，我们两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79年1月，我在拜访苏丹王的时候，收到了我哥哥内尔森因心脏病发作而去世的消息。苏丹王提出用他的飞机送我回家。但因为我已经有了大通飞机，便谢绝了他的慷慨。100. 也门的奎特聚会正文也门的奎特聚会 戴维·洛克菲勒　　截至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整个中东，我没有访问过的少数几个地区之一是也门—《圣经》中士巴王国的所在地、著名“乳香之路”的起点。1977年我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它正陷入一场残酷的内战：北方传统的部落武装与控制着南方的极端分子武装正在交战。　　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没有什么石油，但却具有可观的经济潜力，因为有几十万也门人在波斯湾的油田工作，每个月都寄回几百万美元。我访问该国的主要原因是向阿卜杜拉齐兹·阿卜杜尔·甘尼首相询问大通能不能与他的政府建立更加广泛的关系。我们到达后得知，阿卜杜尔·甘尼与他的几个朋友正在塞纳以外大约20英里的家里。他留下话说，我们都被邀请去他家。　　我们到达时，发现只有男人在场。他们都坐在地板上的坐垫、地毯上面，听着阿拉伯音乐。偶尔会有一对男子起来一起跳舞。房间里没有椅子，没有桌子，也没有其他家具。首相没有打断聚会，但热情地让我们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但是，聚会中最不同寻常的内容是提供的点心。在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里，酒精是被禁止的。在也门，最有刺激的东西是奎特（qat）。那是一种温和的麻醉剂，据说能产生幻觉效果。这种植物的叶子在嘴里咀嚼后，形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压在下嘴唇下面。如果咀嚼的时间足够长，就能导致一种愉悦的感觉。我们参加过一个奎特聚会，所有客人都在嚼奎特。主人也给了我几片让我嚼。我照办了。叶子没有什么味道，我也没有什么幻觉的体会。多年来长期饮用不掺东西的马提尼酒，可能已经让我麻木了！然而，让我吃惊的是，首相邀请我跳舞，这是了解潜在客户的一种很不寻常的方式。那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下午！　　不幸的是，在我们的会谈过去仅仅几个星期之后，首相却死于令人恐怖的事件中。来自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殊使者”带着总统的一个礼物来拜访他。那个礼物其实是颗炸弹。使者一走进首相的办公室就引爆了炸弹。两人当即被一起炸死。101. 伊拉克与萨达姆·侯赛因正文伊拉克与萨达姆·侯赛因 戴维·洛克菲勒　　萨达姆·侯赛因是20世纪后期出现的全世界最残酷的独裁者之一，情愿将自己的人民推入长年的战争和难以置信的贫困之中，以便确保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权。我只与他见过一次面。　　虽然大通与伊拉克没有什么直接的生意往来，但我们与他们的中央银行保持了许多年的代理关系。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伊拉克断绝了与美国的外交关系，我们的这种代理关系就成了两国之间仅有的联系之一。为了寻找将伊拉克纳入中东和平进程的途径，亨利·基辛格请我在访问这个地区时尝试着与伊拉克领导人建立关系。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并通过该中央银行的总裁获得了允许进入巴格达的签证，以便讨论银行事宜。我还预约了外交部长萨东·哈马迪。哈马迪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他的态度从我踏进他的办公室开始就一直是一种敌视。当我告诉他，我是应亨利·基辛格的要求来向萨达姆·侯赛因—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伊拉克政治的铁腕人物—转达一个口信时，这种敌意变得更加明显。　　哈马迪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接见你。”我答复说：“我要在巴格达待24小时，无论白天还是夜晚，我都可以见他。”哈马迪坚持说：“会面是不可能的，把口信交给我。”“对不起，部长先生，”我说，“我的口信只能给萨达姆·侯赛因一个人听，我没有权力转达给任何其他人。”当哈马迪一再强调不可能会面时，我说：“我要在这里一直待到明天中午，烦请你转告萨达姆，我有国务卿的口信，如果他希望接见我的话，我将十分高兴与他会面。”　　那天晚上，我正要动身去参加中央银行举行的宴会时，得到通知说侯赛因将于晚上9点在他的办公室接见我。我被指示单独前往。　　我被用车送到底格里斯河边的议会大楼。大楼充满了令人生畏的气氛，在步行通过无边无际的黑漆漆的走廊、经过全副武装的哨兵时，这种感觉依然无法消除。我终于走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是大楼深处一间光秃秃、没有窗户的小屋子。侯赛因礼节性地迎接了我。他中等个子，身材魁梧。坚毅的脸上没有笑容，而且在那个时候，他就留着他那标志性胡子。　　我们通过翻译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虽然屋里只有我们3个人，但几天以后，会谈的内容便几乎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贝鲁特的报纸An Nahar上。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萨达姆希望我们谈话的实质内容见诸报端。　　我解释说，亨利·基辛格觉得伊拉克和美国之间没有沟通的渠道，这是不符合两国的最大利益的，国务卿希望找到对话的渠道。我问他怎样才能实现这一点。　　萨达姆用手指着我刚刚进来的房门说：“如果满足了两个条件，大门也许会开一条缝。”他说，首先，美国必须停止向以色列供应可能被用来对付伊拉克的武器，并开始“在确保巴勒斯坦人民利益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美国必须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或者至少附加出售的条件，即伊朗承诺不使用这些武器对付“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国家”。萨达姆强调说，只要伊朗国王继续向起义的伊拉克库尔德人输送武器，他就没有兴趣与美国恢复外交关系。　　回到美国之后，我向亨利·基辛格作了汇报。萨达姆关于以色列的第一个条件是美国永远不会满足的。但是，几个月之后，随着伊拉克和伊朗重归于好，向库尔德人提供的军事援助的确停止了。几年以后，美伊关系得到了重大改善。　　萨达姆似乎是个根本没有幽默感的人，在阐述自己的观点时立场坚定，但对我并不敌视。　　·　　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的历史连续性、阿联酋的原则和金融头脑、萨达姆·侯赛因的险恶狡诈、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剧、以色列的力量和勇气、侯赛因国王和萨达特的荣耀和英雄行为—我思索自己在这个混乱复杂、风云莫测的地区里的经历时，所有这一切都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我后来卷入为被流放的伊朗国王寻找避难地的工作时，我才明白什么是“世事无常”。　　该书出版以后，我的孩子们告诉我和佩吉，两个作者在他们自己的真实企图方面误导了他们，声称他们在撰写一部有关慈善事业的书，且不得到他们的许可，所说的话就不会印刷出来。102. 一个美国王朝正文一个美国王朝 戴维·洛克菲勒　　1976年3月，《洛克菲勒家族：一个美国王朝》（The Rockefellers: An American Dynasty）一书出版了，并且很快就成为了一部畅销书。　　该书的作者是彼得·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两人从前是极端主义杂志《堡垒》（Ramparts）的编辑。这本书从左派理论和反正统文化的角度对我的家族进行了诋毁。（当代政治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插曲是：科利尔和霍罗威茨作为左派作家，通过撰写有关洛克菲勒家族、肯尼迪家族和福特家族的著述来抨击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并因此赚取了个人名声和大笔钱财。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共和党内右派的“宠儿”。霍罗威茨是洛杉矶流行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该机构的大量资金来自理查德·梅隆·斯凯夫和其他保守派活动家。）　　该书在进行了漫不经心的调查之后，根据令人怀疑的信息来源，将事实和杜撰（后者居多）糅合在一起，将我们描绘成资本主义贪婪成性的化身、当代美国和全球社会弊端的根源。虽然该书几乎完全没有触及早期左派或右派“狗仔”们也不曾攻击过的我们家族的头三代人，但是，书中关于“我们的子女们”—我的孩子们、侄女和侄子等—的章节相当煽情，对我来说很是头疼。　　两个作者以富有同情心的朋友的面目出现，与我的几个“侄子侄女们”会面。他们鼓励孩子们自由地诉说他们不再迷恋洛克菲勒家族及其各个机构、疏远自己的父母的想法，有时还答应为他们保密。他们的采访构成了该书的核心，集中描述我们家族里年轻一代人的个人生活和斗争，包括我自己的5个孩子。科利尔和霍罗威茨描绘的画面表现的是一群郁郁寡欢、矛盾重重的人，其中有许多还为极端主义社会事业和思潮所吸引，急于摆脱冷酷无情的“反革命”家长。该书出版以后，我的孩子们告诉我和佩吉，两个作者在他们自己的真实企图方面误导了他们，声称他们在撰写一部有关慈善事业的书，且不得到他们的许可，所说的话就不会印刷出来。他们说，他们说的话被故意篡改，以便适合作者们自己的思维框架，而不是他们自己生活中的事实。尽管如此，他们说的一些话也并非全是谎言，这使得我和佩吉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感到异常痛苦。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该书在1976年问世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孩子都已经从大学毕业，而那些在学生期间曾经积极参与极端主义政治活动的人，也都早已开始了自己的生活。因此，尽管与越南战争和争取社会公正的斗争相关的问题已经不再那么迫在眉睫，但我们所有人—我们的每一个孩子以及我和佩吉—都不得不面对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一些根本分歧和严重的紧张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我们开始比较平静地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都意识到，尽管存在着实实在在的分歧，但我们至少还抱有一些共同的愿望：创建一个没有种族仇恨和偏见的更加公平的世界，消除贫困，改善教育，研究出人类不通过毁坏环境而得以生存的方法。　　这种认识花了很长时间才被理解，可是，一旦达到了这种理解，我们所有人之间产生一种不同的、相互更加尊敬的关系的可能性就增大了。然而，在那之前，我们这两代人的关系经历了10年的对抗，而不是礼让。103. 为人父母的艰难正文为人父母的艰难 戴维·洛克菲勒　　我和佩吉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们的两个孩子—阿比和佩吉—为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思潮和事业所深深吸引，而另外4个孩子对那些年风云多变的政治参与却少得多。我们是根据同样的道德准则抚养所有孩子的，依据的主要是我和佩吉自己的成长环境中所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信条。我至今仍然感到十分诧异，每个孩子对家庭教育、对20世纪60年代的事件竟然作出了如此不同的反应。　　我毫不怀疑，在他们早年正在成型的那些年里，我长期不在他们身边这一点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关键性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服兵役之前或期间出生的戴夫、阿比和内瓦，在他们来到世上头几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并不在他们身边。佩吉作为一名年轻的母亲尽她的能力给予他们爱和指导，而他们也吸取了她对大自然和音乐的热情，以及她拥抱大千世界的激情。佩吉、理查德和艾琳都是在战争之后出生的，但即便我还是大通的一名初级官员的时候，旅行也是家常便饭，常常离家出差。因此，对于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还是无法给予他们所需要的、也是应得的时间和关注。　　佩吉觉得为人母亲的负担实在难以承受。虽然她是个全心全意的母亲，大多数时候具有与孩子们沟通的出色能力，但在我们婚姻生活的头20年里，她还阶段性地感到极度抑郁。当她处于这种恶劣心情的时候，孩子们学会了要躲她远一些。虽然佩吉坚持配合一位出色的心理医生的工作，并最终成功地战胜了自己的大部分问题，但她的抑郁—加上我繁重的工作和频繁的出差—似乎很可能在至少一部分孩子们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我和佩吉一心要成为负责任的父母，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孩子小的时候，他们在纽约市有名的日校读书—女孩们去蔡平（Chapin）和布里尔利（Brearley），男孩们去巴克利（Buckley），使他们获得了牢固的教育基础，尽管他们缺少文化方面的多元化。　　我们的大多数周末是在塔里敦的哈得孙松屋度过的。孩子们在那里骑马、在外面玩耍，下雨或者冷天的时候可以在“娱乐房”里游乐，而且常常邀请他们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我们还带他们周游美国各地，并带他们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如我的父母对待我那样。我们的家里总是满屋子世界各地的客人，这样孩子们很小就开始接触到了各种类型的有趣的成功人士—比如大提琴手卡萨尔斯，秘鲁总理佩德罗·杰拉多·贝尔特伦，哈佛校长内森·普西，以及乔治·马歇尔将军。孩子们对客人的来访反应良好，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富有教育、充满乐趣的经历。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许多关系培养了他们的诸多兴趣—语言、艺术、自然世界，并引导他们满腔热情地去追求。　　1952年，父亲设立了一系列不可撤销的信托基金，为我的孩子们提供了未来经济保障。在设立这种基金的时候，父亲遵循的是他在1934年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们设立信托基金的模式—该基金为我们提供了大部分收入来源。在设立1952年信托基金之前，父亲问过我希望如何安排基金的结构。　　我和佩吉决定，我们的每个孩子应当获取一般性年度收入—从21岁开始5 000美元—然后逐年增加，直至他们30岁。到那个时候，他们每人应当获取自己的信托基金所赚取的所有收益。我们还规定，在得到受托人同意的基础上，到了21岁以后，每人都可以提取高达50%的信托本金。我们感觉，这些收入和父亲的慷慨将能够让我们的孩子们过上独立的成人生活，并能够自己确定如何最佳分配他们自己的资源。104. 紧张的关系正文紧张的关系 戴维·洛克菲勒　　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孩子们开始离开家前往寄宿学校的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自然结果，一种可以理解的自己作出决定、寻找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及建立他们自己形象的欲望。但是，其中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对洛克菲勒这个名字、其传统、关联性和责任—这些似乎都是他们作为家族的一员所代表的东西—感到不安。我们的两个女儿选用了佩吉娘家的一些姓氏。然而，他们如今已经认同自己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部分，甚至认识到这个名字还有一些优势！105. 小戴维正文小戴维 戴维·洛克菲勒　　我们最大的孩子戴维第一个离开家，准备在新罕布什尔的菲利普艾斯特学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上大学。戴夫（戴维的昵称）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也从来没有跟他的父亲或母亲特别亲近或开诚布公过。他在艾斯特和哈佛的学习似乎扩大了我们之间这种沟通隔阂。他的反叛形式是一种游离漂浮，而不是直接对抗。　　我一直在怀疑，我是不是根本没有多少为人父的才能，因为我想跟我的孩子们建立联系的努力总以失败告终。比如，1965年，我把自己在儿童广场—华盛顿的一个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股票给了戴夫。该股票似乎很可能在大楼完工、债务还清之后大幅度升值。我觉得这个礼物是将一大笔财务资源传给我长子的一个好办法，但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该项目本身的细节会让他感兴趣，并成为能够将我们两人自然地拉到一起的途径。虽然我的礼物在经济上让戴夫受益不少，但他对了解这个项目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甚至没兴趣与我进行讨论。当我提到这个项目的时候，他非常吃惊，不相信将我们两人拉到一起竟然是这个礼物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如今意识到，鉴于戴夫当时对我的态度，我的想法或多或少是不现实的，但我的意愿却是真诚的、充满希望的。　　1965年，戴夫从哈佛法学院毕业，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然后才回到美国，并于1968年结婚。他决定留在波士顿地区，追寻自己对音乐和艺术教育方面的兴趣，而不是回纽约从事商务或法律事业。他在波士顿交响乐团工作了几年，在国家艺术基金会和国家公共电台的董事会上分别任职，并主持了一个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部分资助的重要的艺术教育论坛。　　戴夫跟他的大部分同龄人一样，拒绝自己家庭对共和党支持的传统。他喜欢的政治是更多地强调环境保护、确保所有公民的民权、结束在越南的战争。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帮助赞助了“坚决反正统的”波士顿周刊《真实报道》（The Real Paper）：这些人包括马萨诸塞州后来的州长威廉·韦尔德和后来成为成功的出版商、房地产开发商的莫蒂默·朱克曼。［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若干年以后，我成了莫氏波士顿地产公司（Mort誷 in Boston Properties）—那是他的一家非常成功的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的一个商务伙伴。］虽然与戴夫的个人关系已经非常愉快，但他在中年之前一直与我保持距离。然而，从那以后，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我们之间的关系到了鼎盛时期：我们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106. 阿比正文阿比 戴维·洛克菲勒　　阿比是我们的几个孩子当中最具反叛性、意志最坚定的一个。从她还是个孩子时，阿比就很霸道，对她所遭遇的大多数事情都会作出很激烈的反应。当佩吉决定停止母乳喂养的时候，阿比决定立刻转向奶瓶，让她母亲心里感觉很不是滋味。但她历来跟她的父母一样热爱大自然。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她就热中于看鸟，并且能够逼真地模仿鸟儿的歌声，而鸟儿对她的模仿声也会作出回应。　　阿比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跟她的母亲非常亲密。她们彼此都欣赏对方的独立性和反传统的意愿。但是，她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因此，尽管彼此欣赏，但却经常激烈争吵。阿比不喜欢学校的正规性，但喜欢音乐，喜欢充满感情地拉大提琴。1963年，她考取了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以开发自己的才华。她还遇到了一些教师，他们鼓励她进一步疏远“不平等的美国生活”。她为马克思主义所吸引，狂热地崇拜卡斯特罗，并短期加入过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美国加强其在越南的军事力量的时候，阿比成了一些反战机构—包括《堡垒》杂志—的经济后援，并在波士顿担任阻止入伍顾问。　　阿比最投入的是女权主义运动。1967年，她发誓永远不再穿裙子，以抗议妇女在社会上的“二等公民”地位。《纽约》杂志在报道“第16支部”（那是她在剑桥加入的妇女解放组织）时，突出报道了她。阿比被描写为“性隔离主义者”，并引用了她的话：“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的爱情是一种谈判交易，是反革命的。”（阿比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在那些年里，只要她一回家，就会跟我们激烈争论资本主义制度以及我们家族继续助纣为虐的问题。我们的聚餐常常是在愤怒的争吵中结束。　　20世纪70年代早期，阿比的兴趣开始转向环境保护和生态问题上。最叫人吃惊的是，尽管她鄙视私有企业体制，自己却成立了一家公司，生产、销售一种瑞士设计的混合梳妆用具，并于1974年初开始小批量投入生产。我和佩吉对阿比的商业兴趣感到有些愕然，但对她执著的追求方式丝毫不觉得吃惊。　　尽管阿比反叛性很强，对她的家庭和我所代表的大部分东西都愤然拒绝，但我相信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小时候与母亲的亲密关系，没有忘记她和我一起在波坎蒂克的池塘里搜寻飞虫、甲壳虫时度过的时光。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以及70年代的相当一部分时间里，我们与阿比的关系至少是十分紧张的。　　即便在她的表现最令人恼怒的时候，她母亲总是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出了什么事，阿比永远会在身边。”果然，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阿比总是给予我她全部的爱和支持。107. 内瓦正文内瓦 戴维·洛克菲勒　　内瓦只比阿比小13个月。小时候，她们两人同住一屋，形影不离，虽然她们各自的个性很不相同。阿比是个霸道、强劲的领导人；而内瓦比较被动，但却极其聪明，酷爱读书。她常常能够智胜她的姐姐。阿比十分羡慕内瓦读书迅速、在校学习好的能力。　　很不幸的是，内瓦的外祖母—内瓦的名字就是她外祖母的名字—从来都不掩藏一个事实，即她一直希望内瓦是个男孩。她和佩吉的妹妹艾琳明显宠爱阿比—对她们来说阿比永远都是对的，同时忽略、轻视内瓦。这让内瓦很伤心，对她也很不公平。　　少年时期，内瓦从来没有公开反叛过，但却情愿躲开我和佩吉。1962年，她从康科德学院毕业，然后进了拉德克利夫。虽然阿比住在不远的剑桥，她们两人却吵了嘴，很少来往。因此，虽然内瓦跟阿比一样关心环境、民权和其他社会问题，但她个人从来没有卷入过极端组织。内瓦于1966年毕业，正好在全国性校园学生运动最激烈阶段的前夕。那年晚些时候，她嫁给了一位哈佛的教授，几年后就为我们生下了第一个外孙及外孙女。　　一直都属于知识型的内瓦迷上了网格球顶的发明人R·布克敏斯特·富勒（R. Buckminster Fuller）的思想。她第一次遇见富勒是在1964年夏天列宁格勒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也就是我们在克里姆林宫见到赫鲁晓夫的那次旅行。让内瓦尤其着迷的是富勒那最激动人心的科技体系，即把全世界的能源资源最大程度地投入到社会应用领域。因而，她与他保持了数年的联系。结果，内瓦走了我的路，攻读经济学博士。她的专业是贫困与环境恶化的关系。内瓦还跟我一样，成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大学的理事。在她和她全家度夏的锡尔港，她对园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接替了她母亲的位置，成了阿比·奥尔德里奇·洛克菲勒花园（Abby Aldrich Rockefeller Garden）的经理。108. 佩吉正文佩吉 戴维·洛克菲勒　　佩吉于1965年秋天进入拉德克利夫。她的大学期间正好是学生抗议活动和反正统文化运动最激烈的那些年。虽然她很快踏上了阿比的路，积极支持几家反战机构，但佩吉自己的强烈社会正义感促使她怀疑使她自己获得巨大财富和机会—而同时数百万人却陷入一穷二白—的体制是否公平。　　阿比措辞激烈的告诫影响了佩吉对许多事情的想法，但她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巴西工作的时候，自己发现了贫困的本质。我们的朋友伊斯雷尔和林纳·克拉宾在佩吉进入大学前的那个夏天邀请她到里约热内卢的家里做客。佩吉接受了他们的邀请，但前提是她在里约热内卢期间可以“做些有价值的事情”。佩吉到达那里后不久，就加入了一个人类学团队，研究里约热内卢的棚户区。她发现这项工作很有吸引力，便在后来的两个夏天回到了那里。她的葡萄牙语变得十分流利，并在她的最后一个夏天搬进巴西的一个棚户区家里一起住。那年夏天，我正好因大通的公务路过里约热内卢。佩吉邀请我跟她以及棚户区里“她的家人”一起吃顿饭。佩吉已经与她的主人一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们待她如同自己的女儿。　　佩吉对自己亲眼所见的贫困感到震惊，对阻止发生有意义变化的政治和经济障碍感到愤慨。她相信，我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个主要问题。1969年，她从拉德克利夫毕业后，考取了哈佛教育学院，取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又取得了博士学位。在那段时期，她的大部分时间是在STEP项目（反对社会排斥和贫穷的策略及措施，由国际劳工组织设立）中担任联合主任，帮助马萨诸塞州阿林顿高中的贫困危险青年。　　佩吉热情高涨地投入到改造世界的努力中，似乎无法将我和她的家庭与她心目中错误的东西区分开来。有几年时间，她疏远了我们，回家看望我们的次数也逐渐减少。令人兴奋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佩吉重新建立了良好关系。我们已经一起在纽约开展了许多项目，并一起在世界各地游览。109. 理查德正文理查德 戴维·洛克菲勒　　当我们最小的两个孩子—理查德和艾琳—进入大学（理查德在哈佛、艾琳在米德尔伯里）的时候，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仍然如火如荼，学生运动仍然波涛汹涌。但是，他们两人谁也没有参与在不同程度上吸引了他们姐姐们的任何极端主义运动。　　理查德为越南战争而忧心，但他在大学期间保持相对超然的姿态。由于迪克（理查德的昵称）不像阿比或佩吉那样情绪激动，因此我们两人能够更加平静地谈论这个问题。当时，由于我有了与其他几个孩子打交道的经验，同时与大学生接触得更加广泛了，因此我能够不那么情绪化地与他相处。　　但是，要回答迪克的探索型问题，要想证明我有理由坚决支持一场可能会最终使他成为牺牲品的战争，却不是简单的事情。事实上，对于我们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并没有什么简单的解决办法，虽然双方都有许多人坚信有办法解决。越南战争涉及到复杂而矛盾的地区政治问题和道德问题，对于整个国家、对于每一个家庭—包括我的家庭—都是一个难题。　　我和迪克深刻讨论过类似越南战争这样的问题。我心存感激的是，他愿意听我的观点，尽管他显然更加同情他姐姐们的极端认识。我还从迪克那里大量了解到了由于我们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而产生的年轻一代中许多人反叛和不信任的深刻感情。　　迪克1971年从哈佛毕业，并在后来的几年里琢磨着“自己这辈子做些什么”。他参加了一个教会组织，为魁北克和拉布拉多北部与世隔绝的当地人口服务。在工作当中，迪克爱上了飞行，并尽快取得了飞行执照。他还参加了哈佛教育学院的课程，然后决定从医。20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从哈佛医学院毕业，然后在缅因州波特兰成功地开展家庭医疗服务。　　迪克以他的家庭和事业为中心，为自己确定了一条井然有序、目的明确的人生道路。最近，他一直在积极帮助永久性保护美国东北部重要荒地和森林的努力。他还在运用电脑科技来建立患者与医生之间的合伙关系、鼓励人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他们自己的医疗保健工作。理查德是个聪颖、热情、投入的人，是我们家庭中一股稳定的影响力。110. 艾琳正文艾琳 戴维·洛克菲勒　　我们最小的孩子艾琳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让她的哥哥姐姐们深陷其中的问题的影响。相反，解决我们家庭内部的感情纠纷成了她的首要工作。她一直跟她母亲很亲密，而当她的姐姐们在态度上相当敌视我和佩吉的时候，艾琳努力扮演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来回传递着信息，努力保持沟通渠道的畅通。　　最终，艾琳也经历了一个叛逆阶段，但这种叛逆意识最后却在个人的层次上—而不是政治或者意识层次上—自行消失了。她对我和佩吉似乎不那么认真对待她在重要问题上的看法而感到恼恨。她的感情很脆弱，而这也导致了紧张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她在非洲长期旅行之后，有一个疏远的阶段—回国后，她决定离开我们单独住。　　艾琳在家庭内部进行协调的早期努力，在她于1979年在弗吉尼亚州威廉斯堡的一次达特茅斯会议上遇到了诺曼·卡曾斯—《周六评论》的出版商—以后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重点。诺曼刚刚出版了《疾病剖析》（Anatomy of an Illness），详细介绍了他通过人的意识的治疗能力成功战胜癌症的经过。艾琳对诺曼的理论印象非常深刻，并在一段时间里，他成了她的导师。后来，她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改善健康学会（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Health）—来鼓励对意识与身体在健康和疾病方面的关系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此后，她又创建了改善社会与情感学习合作学会（Collaborative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促进全国各地的社会与情感方面的信息交流。111. 越南悲剧正文越南悲剧 戴维·洛克菲勒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期间，我认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遏制”前苏联构成的威胁和抵制前苏联对世界各地“民族解放战争”的坚持不懈的支持。保卫越南南方的行为符合这种大范围的全球遏制战略。如果胡志明在中国和前苏联的支持下征服了整个越南，那么，其他“多米诺骨牌”—包括印度尼西亚、印度和菲律宾—接连坍塌的命运将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是我以及我所认识、尊敬的大多数人的信念：只有美国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1966年在越南南方的访问进一步坚定了我的信念，即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阻止越共和北越取得胜利。我到西贡开了一家大通分行，服务于驻扎在那里的越来越多的美国部队。美军统帅威廉·C·韦斯特摩兰将军向我们通报了战争的进展情况，以及他打败敌人的战略。韦斯特摩兰相信，如果我们准备投入足够的战斗部队并“保持航向”，那么美国就有能力赢得战争。　　韦斯特摩兰最大的担忧是国内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情绪会阻止我们将战争打到底。他尤其感到愤慨的是《纽约时报》的正式立场—他感觉该立场破坏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和我们的做事方式。我也为这些重要评论而担忧。评论的作者是《纽约时报》编辑部的负责人约翰·奥克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驻扎在里奇营的时候我就认识他。我回到纽约后，与他取得了联系，建议他去越南见一见韦斯特摩兰。约翰的确去了西贡，但是他坚信我们应当尽快与胡志明谈判一个解决方案后回国，因此无论韦斯特摩兰说什么都无法打消他的固有观念。　　我的看法很不一样。我非常担心有那么多年轻的美国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们—已经失去了对自己国家的热爱和骄傲感。令我感到悲伤的是那么多的人对我们的政府和政府的行动产生了鄙夷和不信任。　　但是，1968年年初的泰特进攻战之后，显然韦斯特摩兰的大举军事干预战略已经失效，而国内远离战争的热潮已经达到了顶峰。这时我意识到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谈判出最能够接受的条件撤军。我们国家的社会机制和凝聚力已经遭受了太大的破坏，无法继续抑制这种冲突了。如今，跟其他人一样，当我回首越南的往事时，认为那是我们国家的一场可怕的悲剧。112. 在哈佛的对抗正文在哈佛的对抗 戴维·洛克菲勒　　在我的家庭之外，我也遭遇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叛，尤其是在大学校园—我在那里的出现常常导致人们的抗议。有一次，当校方当局拒绝为我提供象征性保安之外的安排时—尽管有迹象表明，我的出现有可能导致实质性阻遏，我取消了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讲演。　　我遇到的抗议者们指控我应当为世界上所有的弊端负责—从越南战争到机构种族主义，直到供水中的氟化物。我很遗憾地说，我觉得最痛苦的一些遭遇发生在我的母校哈佛。令人吃惊的是，其中的一次涉及到我和我的家族送给哈佛神学院的一件礼物。　　1962年，我被推选为哈佛大学监事会第二任为期6年的委员。1966年，我被要求在我最后两年的任期里担任该监事会的总裁。在那些年里，我与哈佛大学校长内森·M·普西十分合作。　　1967年春天的神学院事件开始得很无辜。当时，一位监事、神学院访问委员会主席请我为学院捐献。哈佛当时正在开展一次两亿美元的资金募集运动，其中神学院正争取筹集700万美元来建设一座新宿舍楼和就餐设施，并提供各类奖学金。他问我，我和我的家庭能否为一座新楼提供250万美元的资金，然后以我父亲的名字命名那座大楼。　　鉴于父亲一直积极支持内森·普西为恢复神学院的从前地位—即基督教神学培训中心—方面而做的努力，因此我同意努力鼓励全家与我一起提供必要的资金。我和我后母马莎各捐献75万美元，剩余的由我的哥哥们和两个家族基金会提供。　　内森·普西和神学院院长为我们的捐献欣喜若狂。爱德华·拉腊比·巴恩斯被挑选为建筑师，而我们所有人都期待着这个项目于1969年秋季破土动工、1970年下半年完工。　　1969年4月，普西校长不得不请来剑桥警方，以应付大学大厅里的军校学生示威者。他的行动导致了学生罢课，结果校园关闭。虽然不久以后就恢复了上课，校园的混乱局势还在继续。洛克菲勒大厅的计划成了学生们的普遍借口，要求校方停止向附近街区扩张、重组学校的管理结构、废除所有国防合约、从校园中清除后备军官训练队，并抛弃投资组合中继续在南非经营的公司的股票。　　神学院的一小群学生要求要么拒绝接受洛克菲勒家族捐献的资金，要么将该资金用于其他目的，比如为剑桥区低收入人口建设住宅。他们讥讽说，洛克菲勒的钱“有铜臭味”，该家族是在试图用捐献来换取尊严。虽然他们的要求遭到了神学院大部分师生的拒绝，但那些极端主义分子却拥有足够的力量坚持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纽约来找我，向我阐述他们对洛克菲勒大厅的态度。　　我很不情愿地答应于1969年6月10日上午—也就是哈佛毕业典礼周末前的一天—在大通与他们见面。代表团中有些人的确担心神学院的未来方向，琢磨着指定用于大楼建设的资金也许可以用于对社会更加负责的目的。但是，他们中有两人的立场是，无论出于什么目的，从洛克菲勒家族接受钱就是哈佛在道义上的让步。他们当中的一个宗教专业的大学生清高自负地谴责我父亲是个伪君子，“丝毫没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出钱的目的只是为了洗涤自己的良知。　　我怒不可遏，简直说不出话来。我想像不出父亲一生中有任何时候，其行为不是受他那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所驱使和左右、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关怀的。这对他和我的家族很不公平，是令我厌恶至深的一次遭遇。　　·　　那天夜里，我前往剑桥，参加我们女儿佩吉在拉德克利夫的毕业典礼，并接受哈佛大学的一个荣誉学位—参加该活动的还有纽约市长约翰·林赛、内务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以及劳工领袖玛丽安娜和沃尔特·鲁瑟。　　我听闻民主社会学生社（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 SDS）曾经威胁说，除非他们被允许发言，否则他们就要破坏毕业典礼。内森觉得有必要答应他们的要求。于是，当我被召唤上前接受我的荣誉学位时，一名年轻的SDS代表手里拿着喇叭站在椅子上，朝人们慷慨激昂地喊道：“戴维·洛克菲勒需要后备军官训练队保护他的王国，包括他的钱在维持的种族主义的南非……哈佛被富人用来打击穷人……在毕业典礼的每一分钟里，哈佛都在继续打击人民，包括我们这些学生。看看哈佛对军官的训练，看看哈佛的种族主义，看看哈佛的扩张，这个典礼就是一种暴行……我们作为学生的利益并不在于同这些罪犯、这些普西们、这些贝内特们、这些洛克菲勒们共欢乐！”　　当然，我没有机会对他的辱骂作出反应。我一脸严峻地站在那里，而一小群参加活动的人们在欢呼、鼓掌。虽然那件事对我个人来说很不愉快，但我感觉真正的受害人是哈佛。一小伙极端分子—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礼仪、不在乎言论自由、不在乎民主原则—玷污了一所伟大的大学里的一次庄严肃穆的活动。　　最后，抗议声消失了，洛克菲勒大厅如今骄傲地矗立在哈佛的校园里。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是个痛苦的时期，充满了愤怒的抗议示威和家庭的叛离冲突。113. 完美结局正文完美结局 戴维·洛克菲勒　　随着战争记忆的消逝，它所带来的叛逆情绪也大部分云飞雾散了。我们的孩子们成熟起来，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他们与自己父母之间的摩擦和误解迅速消弭了。　　1980年是出现重要突破的一年。那年，我和佩吉庆祝我们结婚40周年。令我们又惊又喜的是，在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前几个星期，孩子们便成群结队地来看望我们，并邀请我们与他们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包括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们，由我们选择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由他们支付费用。　　我们选择了怀俄明州杰克逊洞穴的JY大牧场—我和佩吉就是在那里度蜜月的。聚会获得了巨大成功：没有人说过一句粗暴无礼的话。我们享受着大蒂顿山的美景，全家人再次团聚了。我们团聚一个星期之后，“乌云”被驱散了。从那以后的那些年里，我们加强了我们的家庭纽带关系。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仍然存在意见分歧，但我们已经学会了依赖彼此的爱和支持，无论是快乐的时候，还是在艰难的日子里。114. 手足冲突正文手足冲突 戴维·洛克菲勒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家庭冲突范围扩大，已经远远不止是我自己的孩子们。　　1973年2月，温斯罗普死于癌症，而巴布斯也于1976年5月被癌症夺去生命。随着他们的去世，我和我的3个哥哥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家族办公室和波坎蒂克地产的未来产生了争执。我们之间在这些家族机构问题上的激烈争吵和意见不和受到了该期间“侄子侄女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两代人之间的叛逆型斗争十分激烈，甚至一度威胁到了家族本身的团结和延续性。　　我们兄弟几个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各自的家庭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内部摩擦，然而家族内部紧张关系的重点如今是内尔森和约翰之间的尖锐冲突。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内尔森一直坚决主张并积极促使家族团结，而约翰则是我们这代人中走在最前面的慈善家。115. 怒火中烧的领导人正文怒火中烧的领导人 戴维·洛克菲勒　　1977年1月底，内尔森从华盛顿回到家族办公室，带着40年公共事业典范的荣耀—他的事业带他进入了毕生孜孜以求的美国总统梦的中心。但是，尽管内尔森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却为过去两年中发生的事件愤愤难平。　　随着水门事件的败露和尼克松灰溜溜的辞职，福特总统挑选内尔森当他的副总统。内尔森将该选择看做是一种莫大荣誉，能够让他在危机关头身居要职服务于自己的国家。他用自己泰然的个性处理了国会艰难而劳心的确认程序。1974年12月，国会批准了他的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