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夫（以色列将军）在那儿兜售什么呢？”基辛格责问以色列大使迪尼茨。“叫他停下来……假如他成了撤军英雄，你们12月18日还有什么好讨论的？”　　实际上，基辛格是要由他来操纵和谈进程。　　在华盛顿，尼克松想到自己备受水门事件折磨，而基辛格却获得了诺贝尔奖并且行云流水般地周游世界，享受头版头条的待遇，嫉妒心油然而生。他把多勃雷宁召到白宫，密谈了半小时。黑格和斯考克罗夫特试图阻止这次会谈，却没有成功。　　基辛格得知尼克松干预中东外交，尤其是把苏联拉进这次行动中后，气得火冒三丈。他通宵未眠，一封接一封的电报打到华盛顿。冷静的斯考克罗夫特告诉他，尼克松还想召见沙特大使，被黑格挡回去了，不然事情会更糟。　　基辛格在筹备12月18日日内瓦会议过程中惟一的失败是没有说服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参加。阿萨德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灵魂上铭刻着外国人数世纪在他的国土上犯下的罪行。当基辛格到大马士革见到他时，他正坐在阿拉丁击败最后一批基督教东征军的巨幅油画下面。　　基辛格提出日内瓦会议问题，阿萨德表示要他参加这个会议，首先必须以色列退出他的领土。　　基辛格避开叙利亚参加不参加日内瓦会议这个问题，开始跟阿萨德讨论如何写邀请函。　　突然，阿萨德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如果要耽误几天，他无所谓。邀请函上其他问题都是枝节问题，他很乐意听从萨达特的安排。　　“那封信中你和萨达特总统同意的一切事项我均会感到满意的。”阿萨德说。　　基辛格开始相信阿萨德难驾驭的名声有点言过其实。这封信中有没有他不同意的地方？　　“噢，对了，信中有一部分不准确。”阿萨德回答。　　“哪一部分？”基辛格继续问道。　　“信中说叙利亚已经同意参加会议”，阿萨德干巴巴地说，“我不同意。”　　起初，基辛格惊呆了。他突然意识到阿萨德对邀请函的措辞如此无动于衷是因为他压根儿没有接受邀请的打算。　　等他返回以色列，他把自己“败走大马士革”当笑话说给以色列人听。他这幕剧可以说演得惟妙惟肖。第十八章　　穿梭外交　　1. 第一次以色列—埃及穿梭外交　　穿梭外交并不是有计划产生的。1974年 1月，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带着一份新的军队脱离接触的计划来到华盛顿，他建议由美国国务卿亲自把这个计划呈交给萨达特，基辛格欣然同意。　　等他到了萨达特的冬天住处阿斯旺，埃及总统也提出一个建议：与其把问题交给日内瓦谈判小组磋商，不如他自己留在中东从中斡旋，以加快推进速度。基辛格正求之不得。等他到耶路撒冷作短暂访问返回阿斯旺后，一种新的外交风格诞生了。“欢迎你们登上在埃以之间穿梭的飞机！”兴高采烈的约瑟夫·西斯科在第二趟旅行开始时脱口而出，“穿梭外交”因此而得名。　　在随后的两年里，基辛格为四轮重要谈判而11次访问中东。　　基辛格决定自己主持而不是交给日内瓦处理第一轮西奈脱离接触会谈。他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把苏联人排除在这次行动之外。当然，他也承认“这里面无疑包含着一种虚荣心”。他不愿意放弃外交主动权，主要出于双重考虑：一是相信没人干得跟他一样好；二是害怕有人干得跟他一样好。　　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带给基辛格的军队脱离接触计划的中心部分是以色列军队撤到苏伊士运河以东20公里，将建立一个10公里的联合国缓冲区分隔双方部队。每一方应划出纵深40公里的兵力限制区。　　萨达特决不会同意这笔交易，因为40公里的兵力限制区已延伸到埃及主要地区。但这都好商量。萨达特比他的将军和以色列内阁更清醒地意识到，如果照这个路子商讨达成协议，将标志着以色列自1956年以来第一次从它占领的重要领土上撤退。　　因此，令基辛格吃惊的是，萨达特毫不含糊地接受了达扬建议的以色列的前沿线。他所不同意的是达扬计划只允许埃及在运河以东保留两个营，他认为这是对占领那一地区的军队的侮辱。他要保留10个营和一些坦克。但萨达特将接受基辛格所能争取到的任何数目——当然，基辛格要全力以赴。　　在耶路撒冷，基辛格面对的是他的哈佛大学的学生、亲密朋友伊加尔·阿隆领导的谈判小组。这位以色列副总理希望基辛格跟萨达特还价还到5至6个营。令人称奇的是，阿隆和萨达特跟基辛格说话时好像都把他当做自己一方的代表。　　“6个营是不可能的。”基辛格说。　　“如果他们坚持10个营，我们坚持6个营，也许8个吧。”阿隆说。　　基辛格提醒阿隆，把一个小一点的数目放在妥协的前面是愚蠢的。　　如果以色列能接受8个营，就说8个好了。“如果这件事拖得太久的话”，基辛格警告道，“他（萨达特）的顾问会转而反对它的。”　　萨达特接受了这个数目。但他不愿意跟以色列——埃及未承认的国家一块举行协议签字仪式。基辛格出了个主意：埃及、以色列分别把协议条款写进给美国的信中，由美国向双方出示一封包含“美国建议”的信让他们签字。这种形式很繁琐，但行得通。　　当基辛格带着几乎是最后协议的文本来到萨达特处，萨达特未加思索地决定口授一封信给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这使得他成为第一个跟以色列建立直接联系的埃及现代领导人。　　“当我谈到和平的时候，我是言出必行。”萨达特在给梅厄的信中写道，“我们过去从未进行过联络。我们现在有基辛格博士帮忙，我们可以通过他进行对话。”　　果尔达·梅厄正患有严重的带状疱疹，一星期没有出家门。当基辛格到达以色列时，那里下着10年来最大的一场暴雪。基辛格靠军车开道才抵达梅厄的住宅。他给她念了萨达特的信。　　“这是件好事”，她简洁地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随后，她写了封回信，在信中除了表达她的和平愿望外，还高度赞扬了基辛格。　　“很幸运，我们拥有我们共同信任的基辛格，他随时准备为和平事业贡 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脱离接触协定的最后几项已被接受。协定将由埃及、以色列军队司令在101公里处签字。基辛格已回到萨达特的夏天住处阿斯旺，萨达特刚刚读完梅厄的信，一个助理走进来说签字仪式已经完毕。“我要脱掉军服”，萨达特宣布，“除了庆祝仪式我再也不会穿它了。告诉她这就是我的答复。”　　那天下午，尼克松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协议，这总算使他从国内的痛苦深渊中抬起头喘口气，尽管大部分荣誉仍旧归在基辛格的名下，据民意测验结果，85％的美国人认为基辛格干得不错，自从有这项民意测验以来，没有一个政府官员得到过如此高的赞扬。两家以色列报纸在头版把他描绘成和平天使；埃及出现大型的群众欢庆场面；在叙利亚，公众的仇视情绪已转变成一种秘密愿望：希望他们的国家列入基辛格下一个议事日程安排之中。　　只有从莫斯科传来了一片指责声。在一份给尼克松的正式公函中，勃列日涅夫抱怨美国无视过去达成的谅解，即美国在处理中东问题时应与苏联联合行动。对基辛格来说，这个哀伤的指责是他收到的最好的祝贺。　　基辛格在中东外交中采取的不是他所欣赏的一步到位的方法。他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或有什么可能达成解决像巴勒斯坦问题这种基本争端的全面中东协议。他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哄以色列退出被占领土地，劝诱阿拉伯人接受以色列及它确保边境安全的权利。就这样，他靠这种一步一步的谈判方式取得了他想得到的结果。　　与那种客观估量国家利益的外交方式不同的是，基辛格在中东充分利用他与政治家的友谊来达到谈判目的。“他建立了一种私人关系”，以色列原国防部长伊扎克·拉宾说，“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迫使别人为他帮忙。”　　这在中东是很适用的，因为阿拉伯世界的生意心态除了好讨价还价之外，就是喜欢套交情，彼此建立信任感，基辛格也不例外。他尤其欣赏这种在讨价还价中发展起来的友谊。“他骨子里是个希伯来人。”一位研究中东的学者说。　　他发展的最重要的私交也是最出乎意料的，是和埃及总统萨达特的关系。基辛格常常用一种肃然起敬的口气把萨达特说成是“先知”。除了周恩来，没有一个他接触的国家领导人在他心目中留下如此深的敬意，激起如此浓厚的感情。　　有一次，萨达特把他领到别墅的热带花园里，在一颗芒果树下，萨达特亲了他。“你不仅是我的朋友”，萨达特说，“你是我的兄弟。”　　吃了一惊的基辛格随后告诉记者，“以色列人没有得到更好的待遇是因为他们没有亲我。”　　基辛格与果尔达·梅厄的关系则是很折磨人的，就像一位意志坚强的犹太母亲和她飞黄腾达的不孝之子之间的关系。“果尔达是不是恨我？”基辛格常常问大使迪尼茨和其他人。“不会的。”他们向他保证，但他们也承认关系颇有一触即发之势。　　尽管果尔达一会儿叫基辛格气得发疯，一会儿叫他垂头丧气，基辛格对她还是怀有感情的，因为他理解她对她的每一个公民的生命安全所怀有的关切之情，因为他理解她对以色列的生存所持有的献身精神。对这一点，作为犹太人的他决不会置身事外。　　1974年梅厄最后的官方举动是为基辛格举办了一个招待会。在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基辛格狠狠地亲了梅厄一下，这个吻比他给与萨达特和从萨达特那儿得到的要大得多。“我知道”，她说，“你从不亲女人。”　　基辛格与伊加尔·阿隆，以色列副总理、以方主要谈判代表的关系既亲密又紧张。基辛格对他怀有深厚的感情，基辛格曾试图跟埃及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套近乎，但却没有成功。“他假装是和平缔造者和调解人，实际上总是在为以色列谋取利益”，法赫米后来谈到基辛格时说，“考虑到他自己是个犹太人，这一点也不奇怪。”　　法赫米最厌恶的是基辛格的两面派行为。“他总是咒骂以色列人，常常取笑以色列领袖来使我们相信他是我们这一边的，并以此来掩盖他的偏心眼，”他说，“不幸的是，只有萨达特吃他这一套。”　　好多跟基辛格打过交道的人都指责他口是心非。基辛格确实是个很狡猾的人，他善于用自己的话、行为、玩笑、风格去迎合他的谈话者。　　在叙利亚，他讥讽地称果尔达·梅厄为“以色列小姐”；在以色列，他拿阿萨德开粗俗的玩笑，还模仿沙特阿拉伯国王如何就共产主义和犹太主义之间的联系大放厥词。　　但基辛格的狡猾还在于他避开赤裸裸的两面派行为。他用词很讲究，从不撒谎，只是掩盖一些真相，使人产生误解。“但这不能算是欺诈行为。”他过后说。　　詹姆斯·施莱辛格，基辛格在那些年月中的对头，对基辛格这些做法特别反感。他甚至认为这与基辛格的出身背景有关。“亨利的欺诈风格在欧洲不会像在这儿一样受到责难”，施莱辛格说，“过分玩弄权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不吃香。”　　“亨利没有意识到的是阿拉伯领导人好互通传闻。”施莱辛格补充道。其实，基辛格理智上非常清楚这一点。但他喜欢做变色龙，对不同的听众变化出不同的颜色，并企图用诋毁另一个人的方式讨这个人的欢心，这不仅仅是一种谈判技巧，也是一种性格缺陷。他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那儿采取的风格与他在白宫和华盛顿晚宴上采取的风格毫无二致。　　前任国务卿授权让人家办事的时候多，亲自出马的时候少，基辛格则正好相反。他要求主要部门的决定都得由他作出，留在华盛顿的副国务卿无权作主。这样一来，国务院实际上是基辛格上哪儿，它上哪儿。　　基辛格的指挥部设在一架名叫“萨姆—86970”的波音707飞机上，它曾被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作为“空军一号”使用过，机上装有一个由两位技术军士操纵的大型电子控制台，能与世界各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些天，二百多封电报往返于他的飞机。每次停下来，8辆装得满满的大卡车把文件从飞机运到宾馆。《华盛顿邮报》称这为“历史上最大的永久漂浮的外交政策集团。”基辛格也称他的波音707飞机为飞行中的国务院。　　早在基辛格还只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时候，他的文件箱就已被认为是黑洞。他的助理不断想点子让他处理掉等着他签署的堆积如山的文件。过去，他们故意在文件封皮上标明由索南费尔特批阅的字样，因为这肯定会诱使他抓起文件仔细阅读，现在除了这一招外，他们还在他们需要他批阅的重要决定备忘录标上“庆贺电报”、“斯考克罗夫特与总统的对话”，引诱他翻阅。　　他所担任的责任之多，任务之重，就连管理行家也会感到应接不暇，何况基辛格并不善于管理。他讨厌委托别人干，下达的命令既不明确也不决断，弄不清事情的轻重缓急，不严格遵守时间表，好向下属发泄不满，一点不想掩盖自己对官僚机构所持有的蔑视态度。当他开始为谈判无限度地四处奔走时，这些管理缺陷进一步地暴露出来，尤其是他只带上像伊格尔伯格和洛德这样的高级官员，而把副国务卿肯尼思·拉什晾在一边。　　然而，他在穿梭外交中显露出来的才华掩盖了他管理方面的无能。　　他善于用令人信服的、极其生动的语言向埃以双方描绘失败的可怕后果。基辛格警告以色列人，犹豫一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有可能横插一脚，一旦美国公众厌倦了，以色列就将在没有美国空投的情况下战斗。反过来，他告诉萨达特：如果战争爆发，五角大楼决不会放过你。　　因为需要以色列作出更多的让步，基辛格从历史的角度生动形象地分析着局势，设想出一个因以色列人食古不化而造成的大动乱和被世界遗弃的前景。耶路撒冷的谈判者都有了一本基辛格悲观主义论调的仿真词典。当他称这一进程是“自杀性的”，他的意思是很困难。“不可能”　　可译为“不太可能”。“困难的”意味着“有成果的”。当他说：“我来看看我能做什么”，这个意思是“我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妥协，只是没告诉你们罢了”。　　除了威胁恫吓之外，他还充分地利用了大棒加胡萝卜的手段。在阿拉伯世界里，他许诺美国将进行技术投资。第一个脱离接触协定签字后，埃及得到了一座美国核电站。第二年，西奈第二轮会谈破裂，基辛格认为是以色列的错，则要求国防部长施莱辛格减慢给以色列的武器供应。　　这正中施莱辛格的下怀，他以书面的形式下达了这个命令。伊加尔·阿隆在戴维营向他过去的老师抱怨此事，基辛格矢口否认这是在施加压力。他向阿隆保证，外交分歧和武器运输之间没有联系。阿隆非常清楚美国这样做是冲着协定未达成而来的，面对基辛格的狡辩，他又惊又怒。　　但这方法很有效，下一轮谈判中，以色列驯服多了。　　2. 不愉快的插曲　　1973年12月，在基辛格结束对耶路撒冷访问之际，他悄悄撇下记者，瞻仰了为纪念死于纳粹之手的600万犹太人而修建的雅德·瓦森。　　他本意并不想去那儿，但以色列官员请求每个来访的国家领导人都这样做，他也不例外。虽然基辛格，一个从菲尔特逃出来的难民没有必要要人教他大屠杀是什么，但有些以色列人认为这位国务卿先生有必要上这堂课，他们认为基辛格忘了自己是什么人，是什么出身。　　在参观雅德·瓦森期间，基辛格表现出对自己身份所怀有的矛盾心态。一家以色列报纸报道：他只是不情愿地去了那里，并且快速走过那些柱形纪念碑。20分钟后，他看看表，悄悄地对美国驻以色列大使肯尼思·基廷说：“我们什么时候离开这儿？”但他的以色列东道主并不想缩短参观时间，或设法变哀思为快意。以色列官员告诉基辛格，他的名字在菲尔特刻在显眼处，他还向基辛格出示了有13位基辛格的被杀亲戚姓名在上面的书。　　带着亚莫克便帽的基辛格呼吸沉重起来。他患有感冒，他很疲倦，但他也——他过后说——“心碎了”。凄风苦雨抽打着山侧的纪念碑，哀悼祈祷文在空中回荡，基辛格低下头，默哀良久才离去。陪同他的一个官员说他好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但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他是借此机会独自回顾一下他自己的过去，历史的冷酷无情，以及人类在政治家的活动中所承受的风险。　　作为美国第一位犹太人国务卿，基辛格不得不面对他的宗教背景在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尼克松在与埃及外长伊斯梅尔·法赫米私下会面时，称基辛格为“我的犹太伙计”。　　有关基辛格宗教背景的话题令基辛格很不自在。“我出身犹太人，但事实是这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他在70年代早期告诉一位犹太朋友。　　“美国给了我一切。一个家，一个学习机会和谋取高职的机会。我不知 道其他犹太人想要我成为什么人，但我先把自己看成是美国人。”　　他从军队回来后就不再做礼拜，但他不像詹姆斯·施莱辛格，他从不拒绝犹太教，而施莱辛格一家已蜕变成新教教徒。　　基辛格对犹太人的态度常常能从他的幽默中反映出来。他的玩笑总是针对原谅以色列一切罪恶的“我的教友”对他施加的压力，得知以色列人违背停火协议、包围埃及第三集团军后，气头上的基辛格在一次危机处理会议上抱怨道：“如果我不是生来就是犹太人，我肯定是个反希伯来分子。”在另一个盛怒的场合，他脱口而出：“任何一个被迫害了2000年的民族一定是做错了什么事。”　　基辛格的犹太身份使他在与尼克松交往中处处觉得矮人一等。他不想这样，“但尼克松就是要他有这种感觉。”埃尔希曼说。　　基辛格常常迎合尼克松对犹太人的偏见。有一阵子，他告诉索南费尔特或霍尔珀林，他不想要他们参加会议是害怕露面的犹太人太多。　　尽管基辛格心情矛盾，但内心深处，他视以色列的生存为己任。如果以色列真的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会是它最坚定的卫士。同样，如果以色列朝自我毁灭的路上迈步，他又是最着急的批评者：“作为一个在大屠杀中丧失13位亲人的犹太人，我怎么会背叛以色列？”他告诉犹太领导人。　　1973年10月“赎罪日战争”期间，石油输出国组织以阿拉伯国家为首把原油价格每桶3.01美元提高到5.12美元，并削减了　％的产量。510月　19日，尼克松要求国会拨款 22亿美元作为给以色列的一揽子援助，使它可以为空运去的军事装备付款，阿拉伯人迅即作出反应，沙特阿拉伯宣布对美国实行全面石油禁运。　　石油禁运对国内产油的美国来说影响不大，但减产和石油价格的提高在石油消费国导致了一场真正的危机。12月23日石油输出国会议上，伊朗国王把价格抬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每桶11.65美元，几乎是10月上旬的4倍。　　几乎有10年时间，日本和西方盟国陷入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的困境。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新价格超过了他们从各种渠道得到的外援的总和，并且这些外援很快就被迫取消了。　　“保护我”，尼克松对伊朗国王说。好大喜功的伊朗国王满口答应。　　美国在这笔交易中要付出的是无限制地向这个石油富有国出售任何武器。五角大楼曾警告说伊朗已购买了他的军队消化不了的太多的先进武器。但出于政治原因，五角大楼的意见被否决了。　　基辛格也竭力促使美国向伊朗出售任何它想要的武器，伊朗国王兴奋地称基辛格为“最聪明的美国人”。　　但购买武器的高额经费从哪儿开支呢？伊朗国王提出美国购买伊朗石油作为战略储备，尼克松很不明智的回绝了。伊朗只得借支持埃及、叙利亚为名抬高石油价格，偿还购买武器的债务。　　即将成为财政部长的石油大亨威廉·西蒙在1973年底认为，应利用与伊朗国王的武器关系迫使石油价格降下来。但即使大涨价之后，基辛格仍旧不愿意使用这个连环套，尽管他对这方法驾轻就熟。　　西蒙，这位头脑敏锐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保守主义者，不可避免地成为与基辛格争夺势力范围的对手，但他们的争斗出乎意料的很友好，尤其是以基辛格的标准来看。“我跟西蒙签有互不侵犯条约”，基辛格后来开玩笑说，“如果我不谈经济问题，他只会慢慢接管外交政策。”　　西蒙与沙特阿拉伯石油大臣舍赫·艾哈迈·亚马尼关系友善，更愿意向沙特阿拉伯而不是伊朗靠拢。在一次公开场合，他说漏了嘴，称伊朗国王为“怪人”。基辛格气哼哼地给他发了一封责问电报。　　“这是断章取义的结果。”西蒙说。　　基辛格的答复既怒气冲冲又不失一种幽默。“在什么文章里”，他回电道，“你能称美国盟国首领为‘怪人’？”　　基辛格、尼克松依靠伊朗国王来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此项政策理论上行得通，但在实践中却变成一场灾难。伊朗国王因他购买到的庞大武器库而妄自尊大起来。70年代末，他被国内的基要主义者推翻，这些人强烈反对他的西式世界观和他的石油美元带来的副产品——异教徒式的现代化。随即而产生的反美主义多年来一直削弱着华盛顿在该地区的作用。　　基辛格为缓解能源危机所作的主要贡献是快马加鞭地充当中东调解人。1974年2月在阿尔及尔召开了阿拉伯小型首脑会议。在公开场合，他们重申禁运立场。私下里，他们秘密决定请基辛格再次奔走，为叙利亚—以色列前沿阵地争取一项脱离接触协议。　　基辛格对叙利亚穿梭外交正求之不得，但尼克松一心一意想解除石油禁运，好让他从水门事件中求得几分解脱。“我惟一的兴趣是石油禁运”，他告诉基辛格，“这是国家惟一感兴趣的事。他们才不管叙利亚会发生什么事呢。”　　幸运的是，埃及外长和沙特阿拉伯外长受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之托，飞到华盛顿请基辛格出山。他们向尼克松、基辛格转达了一个决定，即3月份解除石油禁运，但有一个彼此心照不宣的前提：基辛格必须马上开始叙利亚—以色列穿梭外交。　　3. 叙利亚穿梭外交　　当基辛格到达大马士革进行预备性访问时，一场耐力较量开始了。　　阿萨德总统仅仅为接受脱离接触会谈这个概念就让基辛格苦口婆心谈到凌晨3时。　　叙利亚前线缺乏促成埃及—以色列交易的要素。不像埃及，叙利亚军队没获取任何新领土，阿萨德固执地要求在谈判桌上赢得他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关于戈兰高地的脱离接触协议看起来很像是一场单方面的撤退，其目的是使阿萨德能够声称，叙利亚没有白打这一仗。对于这场偷袭的受害者说来，这并不是它迫切要求达到的目的。　　以色列最先的打算是只让出 1973年占领土地的 1/3。阿萨德总统公开要求是，叙利亚得到它1973年丧失的所有土地，外带一半戈兰高地。　　两个国家的要求相距甚远，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800名以色列人死在戈兰高地上……”果尔达·梅厄告诉基辛格，“阿萨德却说他要求归还他的所有领土，他的脸皮也太厚了点。” 就连基辛格的按摩师也像吃了枪药似的，铆足了劲猛烈地给基辛格按摩，弄得他气都喘不过来。　　“我们需要和平”，按摩师说，“我愿意用我的10年寿命换取和平。”　　“你会放弃戈兰高地多少公里的土地来换取和平？”基辛格问道。　　“放弃？公里？在戈兰？你肯定疯了！什么也不会放弃！一毫米也不放弃！”　　“那我就应该中断谈判不是？”　　“绝对不行”，按摩师说，“我愿意用10年寿命换取和平。”这下子，基辛格的背又遭了殃。　　基辛格在以色列使用的主要武器已被以色列的部长们命名为“亨利的世界末日演说”。他这滔滔不绝、充满激情的暗淡前景的描绘早已打动不了以色列内阁，内阁甚至拒绝任何基辛格认为可平安地作为开场白带给阿萨德的建议。　　在大马士革，阿萨德同样态度僵硬，他坚持以色列归还一半戈兰高地，少一半，协议就别想达成。　　叙利亚穿梭外交刚开始时，新闻界问埃及总统他有什么好建议可提供给他的盟友阿萨德。“只要信任我的朋友亨利就行。”他说，可现在，基辛格徒劳无功地赶到亚历山大向萨达特求救来了。　　萨达特告诉他，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一座名叫库奈特拉的，人烟稀少的小城。这座位于戈兰高地腹地的小市镇1967年被以色列占领。协议必须包括以色列退出库奈特拉，萨达特说，“我就能让整个阿拉伯世界接受，为阿萨德挽回面子。”　　果尔达·梅厄和她的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私下曾讨论过愿意让出库奈特拉，但他们没有告诉基辛格，相反，他们提出分割库奈特拉的方案。　　基辛格知道分割是行不通的，但基辛格一眼看出答应让出库奈特拉意味着以色列克服了一种心理障碍：他们终于愿意从 1967年的分界线往后撤。基本原则已经确立。余下的就是一公里一公里地讨价还价。　　基辛格决定到大马士革后，把以色列从库奈特拉撤退的愿意程度略作夸张，把其他方面的小妥协按下不提。谁知，以色列报纸毫不客气地把以色列政府立场透露出来，基辛格勃然大怒，冲着以色列谈判代表嚷嚷他们为什么没有新闻审查制度。　　军事新闻审查是合法的，但出于政治目的审查就不合法，一位谈判代表向他解释。基辛格没被说服。后来还是伊加尔·阿隆，他在哈佛的老学生给他上了一堂有关民主含义的课。公众辩论和机密泄露就是民主付出的代价，他向美国国务卿解释道。　　谈判进行一周后，基辛格为了跟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面，到塞浦路斯转了一趟。基辛格有意选塞浦路斯作会面地点，是因为要把苏联排除在中东和谈之外。在这件事上，萨达特、阿萨德跟基辛格沆瀣一气。葛罗米柯认为以色列应该退出戈兰高地。行啊，欢迎他飞往耶路撒冷向梅厄去游说，基辛格对他说，公开显示出苏联人在这件事上起不到什么作用。　　基辛格还向叙利亚人表明，他在叙利亚时，葛罗米柯不能去那儿。　　于是令葛罗米柯惊愕的是，叙利亚——这位莫斯科的老主顾告诉他，他的访问要推迟10小时。叙利亚官员还强迫他的飞机在空中盘旋了45分钟之久，因为基辛格在那里还没有办完事呢。　　当基辛格在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之间来回穿梭时，一步一步的谈判过程已变为一条街一条街的讨价还价。成问题的是在小镇周围有三块田地已被以色列定居者开垦耕耘过。这三块地一年的产量也付不起基辛格飞机一天消耗的油料，但这里有一条原则，以色列从未放弃过它有居民定居的、耕耘过的土地。　　5月14日，第二星期的穿梭外交已接近尾声，基辛格决定要以色列作出让步。果尔达·梅厄愤慨地说：“不能他要什么就给他什么。他还没有这个资格。”　　基辛格也变得没好气起来。如果不是美国的支持，他告诫她，以色列就得退出整个戈兰高地，并且还得面对苏联压力和石油禁运的后果。　　到那时，你就想不起要谈德鲁兹这样一个小村庄。一大堆更糟糕的事等着你去烦神呢。　　虽然基辛格喜欢扮演坐地还钱的角色，但他也意识到这种锱铢必较的谈判方式有损他国务卿的形象。“我就像个地毯商在这儿四处游荡，为一二百米跟人讨价还价！”有一次他叫道：“就像市场上的小贩！我试图拯救你们，而你们却认为多给了我几米是帮了我的大忙。好像我是库奈特拉居民似的！”　　不管怎么说，以色列在逐步放弃库奈特拉。　　水门事件的最后打击已使尼克松的地位摇摇欲坠。当 1974年5月叙利亚穿梭外交正在进行时，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开始了它的著名的弹劾听证会。3个月后，委员会将投票决定弹劾总统，尼克松将辞职。　　尼克松惟一能打打岔的事就是密切注意基辛格在中东的活动，并且，他开始给以色列发了一系列的威胁信，要他们接受基辛格的建议。　　总统还命令斯考克罗夫特切断给以色列的供应，除非其立即服从。　　以色列终于同意和基辛格达成一项协议：基辛格将提出一个“美国建议”，也就是要以色列退出与库奈特拉毗邻的开发过的土地，但允许以色列用军事控制库奈特拉周围的三座山包。　　起初，阿萨德不接受。基辛格都开始跟他斟酌谈判破裂公告的措辞了。然而，正当国务卿已准备两手空空地回华盛顿去，叙利亚总统请求他为谈判作出新的努力。5月18日，他终于让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接受了脱离接触分界线。　　自1919年以来，没有一位国务卿如此长久地离开过国家。在 34天里，基辛格飞行了 41次，行程达24 230英里——有人认为基辛格埋头于无休止的细节谈判是为了避开肮脏的水门事件泥淖。“有人怀疑他甚至拖延穿梭外交来避开复杂而有毒的水门争议”，《纽约时报》报道。　　这种指控有一定的道理，但不管处于什么动机，他事无巨细的奔忙取得了最好的成果。《时代》上的文章标题是“魔术师又创造了奇迹”。　　他以前的学生伊加尔·阿隆在祝酒辞里深情地祝贺道：“你是这个世纪的外交部长。”第十九章　　变迁　　1. 告别单身汉　　“记住”，秘书在那个星期六把头伸进办公室说，“不要在你自己安排的会面时间内迟到了。”通常情况下，基辛格会朝提醒他遵守他最不屑一顾的时间表的人发泄自己的不满，但这一次，他只是转向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建议卷起戈兰高地地图的时间到了。达扬一点没料到他有什么特殊计划，就连在大厅里等着他作简短报告的记者也没料到。　　1974年3月30日，民事法官弗朗西斯·托马斯主持了一个4分钟的不公开的仪式：50岁的基辛格与38岁的南希·马金尼斯结为夫妇。托马斯法官过后回忆道，他通常主持一次婚礼收25美元手续费，但这一次，他太兴奋，竟忘了向基辛格夫妇要钱了。　　南希·马金尼斯生于曼哈顿，她父亲是个富有的信托产业律师，母亲热衷于慈善事业。父母双方都来自于有新教圣公会记名股票的富有家庭，都是上层俱乐部的成员。　　南希在家族的20英亩的庄园和两个兄弟及一群表兄弟一块长大，因而带有一种假小子式的沉着和坚强。她大学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出于对更高智慧的追求，她放弃工作，读了博士。　　南希利用暑假为纳尔逊·洛克菲勒做研究工作。正好基辛格负责外交政策研究，有时批阅批阅她的综述论文或备忘录什么的。南希一直未引起基辛格的注意，直到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　　会议开始之前，基辛格问她会不会去参加开幕式，她说会。“你想象不出在提名大会上找一个人有多难”，他回忆道，“但我找到了她。”　　1964年的南希，28岁，单身，从容严肃，引人注目，但她那瘦高个的身材，懒洋洋的作派，武断的气质使她不怎么把基辛格放在眼里。基辛格曾假装有重要事情要办，到旧金山与她见面，并向她求婚。“我认为他完全疯了”，她回忆道。他年纪大得多，离过婚，并且是一心想在政界求发展的犹太知识分子。　　在社交风度方面受过良好训练的南希总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味道。　　她是那种能用自己的风格引起像洛克菲勒这种人注意的女子。“对一个渴望得到承认的德国犹太青年来说，马金尼斯是他的梦中情人”，一位洛克菲勒女助理说，“名校出身，上层俱乐部会员，上流阶层的一员。”　　当基辛格向权力擢升之际，他迫不及待地想被权势社交圈所接纳。　　南希吸引基辛格的地方还有她是圈内人。他的自鸣得意曾叫朋友们大吃一惊——“你能相信她是‘殖民地俱乐部’会员却愿意嫁给我？”　　基辛格的犹太父母和南希的新教圣公会父母都不喜欢他们结合。但这不是拖了这么久才结婚的原因。南希不愿意嫁给一个政界名人，她不像基辛格，她讨厌哗众取宠。　　结婚的事一拖再拖，甚至在举行婚礼的头天晚上，结不结婚还不清楚。婚前，基辛格带着大卫和伊丽莎白两个孩子到莫斯科跑了一趟，但他没有告诉他们定下日期的婚礼，以至于刚刚回家的两个孩子几小时后又返回波士顿机场，乘飞机飞回华盛顿参加他们的婚礼。　　 南希在陪同丈夫进行穿梭外交时，充分崭露出她的外交才干。站在 阿拉伯领导人身边时，她会弯曲一个膝盖使自己在他们或丈夫一旁不显得鹤立鸡群。无论是阿拉伯报纸，还是以色列、美国报纸都在显著位置报道她的每个动作细节。记者注意到在飞机上，她不穿鞋，只穿长统袜参加丈夫的新闻报告会。她的趾甲颜色跟每天的装束协调一致。在以色列“大卫国王宾馆”游泳时，她动作优雅、有力，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果尔达·梅厄在祝酒辞里提到“这里谈论南希的人比谈论亨利博士的要多”。　　她泰然自若的气质掩盖了她的焦虑——回国后她因患有溃疡而躺倒医院。虽然竭力袒护丈夫，对他的敌人不依不饶，但她好像把困扰他的问题埋藏心底。她很少像他一样发脾气，但她不断抽烟；尽管无节制地大嚼巧克力和高热量的劣等食品，却拼命要维持苗条体形。这都反映出她内心何等紧张和不平静。　　南希的巨大力量还在于她富有理性的头脑、坚定的信念和对外交政界领域的精通。结婚后，她不再那么一本正经，知识女性的形象被一种轻浮的交际女性形象所取代。她喜爱的话题不再是国际事务，而是服饰和内部装潢。　　这或许是因为她现在扮演不同以往的角色。作为国务卿的妻子，发表个人观点是要冒风险的。她一生都在逃避出名，可现在，她突然发现自己被记者团团围住，说每个字都要十分小心。　　2. 白宫易主　　1973年8月，约翰·安德鲁斯，一位保守的、理想主义的年轻的演说撰稿人与基辛格在圣克莱门蒂散步。安德鲁斯认为尼克松只有靠披露水门事件全部真相来挽救自己。　　“为什么他不跟猪狐狗跑，而是跟狐狸跑呢？”安德鲁斯问。　　“因为”，基辛格回答，“他就是其中一只狐狸，他就是狐狸。”　　作为国务卿，基辛格对水门事件采取的方法是避之惟恐不及。从1973年10月到1974年8月尼克松辞职，基辛格访问了 28个国家，海外行程达196 000英里，平均每天 600英里。他对一个他在自己办公室接见的外国外交部长开玩笑说：“我很高兴你在华盛顿的逗留时间跟我在这里的访问时间正好一致。”尼克松曾就水门事件的处理方法与基辛格电话商议过，基辛格因知道白宫装有秘密录音设备，故意说一些不得要领的话。　　到1974年7月中旬，基辛格感到尼克松非辞职不可。他敦促黑格尽快办成此事。这两位野心勃勃的人在水门事件面前化干戈为玉帛。就在几星期前的克里姆林宫，俩人还像小学生似的为谁住总统旁边套房而发生口角，现在他们同仇敌忾，共同寻求引导尼克松辞职的路子。　　但是，基辛格从未当面奉劝尼克松辞职，直到尼克松作出辞职决定的前一天。8月6日，基辛格未经邀请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当然是经过黑格同意的）。基辛格说，如果尼克松继续抗争，总统弹劾案的判决结果会使国家陷入瘫痪，使外交事务陷入瘫痪。尼克松不置可否。　　那天傍晚，黑格打电话要基辛格马上去椭圆形办公室。他到了那儿，发现总统独自一人站在窗前，凝望着玫瑰园。“我决定辞职”，总统说，“辞职令将于后天生效。”基辛格尽量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描述该如 何通知其他国家政府。他这样做的时候，尼克松的脑海里反反复复萦绕的是那些领导人会怎么想——毛泽东、勃列日涅夫、周恩来——当他们收到电报时。　　“历史会比你的同时代人更善待你。”基辛格告诉他。　　“这要看是谁来写历史。”尼克松说。　　基辛格从未跟尼克松建立起私人交情，一到他面前就心里不踏实。5年多来，他一直叫他“总统先生”。这一次他做了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拥抱了尼克松。　　那天晚上，基辛格正和南希及来度暑假的伊丽莎白、大卫一块吃晚饭，9点左右，电话铃响了。是尼克松打来的，他问基辛格愿意不愿意过去聊聊。　　只有两人在场，基辛格和尼克松。在这之前，尼克松召集妻子和两个女儿，摆出姿势在白宫照了最后一组家庭照片，然后，他独自走进“林肯起居室”，他的秘密避难所，打开心爱的柴可夫斯基乐曲，等着基辛格到来。　　尼克松需要信心，基辛格搜肠刮肚地满足他的要求。他俩一块回顾共同取得的外交事务上的辉煌成果。基辛格表现得很友善，他不断强调，没有尼克松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决心，这些胜利是不可能实现的。　　这些对话使尼克松镇定下来。但当他提到他辞职后将面临的刑事审判，他又过分紧张起来。审讯会杀了他的，这正是他的敌人想要看到的。　　“如果他们跟您过不去，我就辞职。”基辛格保证道。据尼克松回忆，基辛格哽咽地说出这番话并开始哭泣。　　尼克松也开始抽泣。“亨利，你不能辞职”，总统说，“不要说这种话，这个国家需要你，没人能替换你。”　　对尼克松的这番回忆，基辛格过后抱怨道：“你会以为见面的目的是为了讨论我的辞职，而不是他的。”　　尼克松跟他叨叨絮絮谈了90分钟后才放他走。尼克松走到林肯卧室门口，突然停住脚，对基辛格说，你和我可能信仰不同，但我知道你我都信仰超人的存在。于是，尼克松请他的国务卿跪下来和他一起祈祷。　　这对基辛格来说，是个很别扭的请求，且不说他已好久没有祈祷过，就是在孩提时代他还持有信仰的时候，祈祷也不必跪下来进行。但基辛格没有推辞，笨拙地跪下来和总统一块祈祷。　　多年以后，基辛格对这情景依旧不愿多谈，好像这是他遇见的这个怪人施加在他身上的最后一个小小的羞辱。　　基辛格从尼克松那儿出来回到办公室后，伊格尔伯格和斯考克罗夫特都等得不耐烦了。“我一生中从未遇到过这样痛苦而难忘的事情。”　　基辛格说。斯考克罗夫特提醒道，总统在最后一夜找他谈心，他应该感到受宠若惊。伊格尔柏格说他吃惊地发现基辛格是那样感动，那样激动，那样富有同情心。“我总以为你不是凡人”，伊格尔伯格说，“我错了。”　　他们正说着，尼克松的私人电话铃响了。伊格尔伯格拿起死键分机监听。起初，他和基辛格听不懂尼克松说什么，但他们总算弄清了一点，总统请求基辛格不要把今晚的事告诉别人。伊格尔伯格悄悄放下电话。　　基辛格办公室的电话录音自动录下基辛格所有电话，第二天，按惯例，秘书整理出电话内容的文字记录。在基辛格的批准下，斯考克罗夫特毁掉了磁带和文字记录。　　根据美国法律，总统离职，其位置由副总统继任。杰拉尔德·福特便成了下一任总统。　　在尼克松的最后一个月中，基辛格私下接管了斯考克罗夫特指导副总统作外交政策报告的任务。　　尼克松在人事安排上只给了福特一条忠告：留下基辛格。但尼克松告诫道：“基辛格是个天才，你不一定接受他所有的建议。他是宝贵的人才，他会很忠诚，但你不能听之任之。”尼克松在与手下谈起此事时更直言不讳：“福特非得意识到这点不可。有时候要敲敲亨利的头，因为他会以为他就是总统。有时候你得拍拍他的背，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　　至于后一点，福特一上任就深有体会。一般每到星期一，基辛格就来到椭圆形办公室，为某个攻击他的匿名文章或因感到有人在抢他的地盘而痛苦不已，并宣称要辞职。福特镇定自若地抽着烟斗，一边听着，一边安抚，直到基辛格平静下来为止。这并不是福特乐意干的活儿，但他意识到处理这类问题是他的本事，正如处理国际问题是基辛格的能力一样。　　杰拉尔德·福特与尼克松和基辛格所不同的是，他的力量在于他的简单、他的坚定，和他对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所看重的价值的熟谙。他从来不跟自己过不去，并始终与他对美国制度的基本信仰保持一致。　　也算是上天有眼，面临一场信心危机的美国政府正需要这样一个人：直率而不是欺诈，拥有善的本能而不是出色的策划能力。　　但有时候，福特的正派被人瞧不起，好像正派是令人愉快的美德但不应该是总统必备的品质。如果说尼克松的助理的任务是把总统从最坏的本能中挽救出来，那么，福特的助理则觉得他们应该把总统从最好的本能中挽救出来。　　这也就是叫基辛格烦恼不已的地方，福特宽容大度，但他的助理对基辛格却不依不饶。福特辞退了黑格，把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提拔为白宫办公厅主任。这位野心勃勃、富有魅力的原国会议员认为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给福特树立一种更具威望的总统形象。他气愤地告诉新总统，他看上去好像把最重要的政策决定权委托给别人，留给自己的只是接见“向日葵皇后”，接受感恩节火鸡这一类鸡毛蒜皮的小事。拉姆斯菲尔 德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使福特看上去不仅仅是对基辛格的外交政策鹦鹉学舌一番，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拉姆斯菲尔德和基辛格的冲突。　　基辛格感到与福特在一起比与尼克松在一起自在得多。他私下曾告诉朋友，这次白宫易主就像割去了5年多在肚子里作怪的肿瘤。一次，福特在戴维营请基辛格吃晚饭，基辛格把自己的狗泰勒带去了。基辛格溺爱狗的毛病简直是无可救药。吃饭期间，他不停地喂桌子底下的泰勒，而福特的狗，像只有教养的狗，礼貌地坐在远处，泰勒却跑过去抢那只狗的食物。基辛格生怕自己的狗受到伤害，呵护个不停，福特只是亲切微笑地注视着这一切。“我父亲跟尼克松从未自在到敢把狗带到戴维营。”大卫说。　　福特与基辛格相处融洽的秘密在于福特是个有安全感的人，基辛格的聪明才智对他不构成威胁，他对基辛格好出风头的嗜好也不在意。第二十章　　奇迹消失了　　1. 缓和的死亡　　缓和政策——削弱美苏之间的紧张局势是很受欢迎的。商人能借此扩大生意，农场主喜欢因此而出现的新的谷物市场，甚至连一些主流保守主义者也觉得尼克松和基辛格建立这种平衡关系是聪明之举。　　然而，随着尼克松倒台，福特当政，基辛格突然发现自己不得不在一片批评声中努力维护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