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管子工”和停火协议 “为亨利·基辛格干杯。”查理·科尔森举杯为基辛格达到的突破性的军备控制协议祝贺道。尼克松举起了他的威士忌，霍尔德曼和国内事务助理埃尔希曼举起了他们的姜麦酒。基辛格微笑着连声道谢。 他们一行五人乘“红杉”号快艇沿波托马克河游览了一圈，以肃立的姿势从弗农山的国旗旁边驶过，随后靠岸吃饭。 尼克松把领带塞进衬衫里，一边大嚼牛排和玉米，一边大谈与苏联的缓和和越南的和平前景，这是他最神采飞扬的时刻：在品尝着优质勃艮弟葡萄酒的同时就外交事务高谈阔论。突然，他转向科尔森，“你能搞到一架SST飞机让我飞往中国吗？” 基辛格脸都白了。中国问题在他眼里属于绝密。“放松点，放松点”，尼克松说，“如果你的班子里那些自由派不停地向《纽约时代》杂志泄露消息，我哪儿也不去。”那种典型的尼克松式的神经质微笑从他脸上一闪而过，他又恢复到一个阴鸷的政客。 “哪一天我们抓到他们，我们要把他们摁倒在地，狠狠地踩上几脚，把他们揍扁。”尼克松说。 基辛格点点头，挤出一丝微笑。 这就是当最大的泄密事件出现时，白宫上空笼罩着的政治气候。 1971年6月13日，《纽约时报》连载了丹尼尔·艾尔斯柏格提供的《五角大楼文件》43卷有关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美国入侵越南的国务院调查报告。 基辛格得知此事后，暴怒的程度超出了已习惯于看他发火的人的想象。“如果不是亨利的煽动，”埃尔希曼说，“总统和我们都认为这些文件反映的是林顿·约翰逊的问题，而不是我们的。” “这会破坏我们指导外交政策的能力，”基辛格来回踱着步，挥舞着胳膊吼道，“没有一个外国政府会再信任我们，我们还不如把这些文件拱手送给苏联人，然后万事不管。” 基辛格对此事的关切有一定的道理，但叫他发火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泄密来自艾尔斯柏格——他的朋友和顾问。尼克松把基辛格跟艾尔斯柏格联系到一起，把他归入基辛格班子里霍尔珀林之流的自由派叛徒，这使得基辛格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不由得勃然大怒。 《五角大楼文件》的泄密实际上没有基辛格想象的具有那么大的危害性。但基辛格的大惊小怪诱发了尼克松的歇斯底里，结果一个月后，白宫出现了一个新部门——管子工，专门从事堵漏工作。 埃尔希曼命自己的手下埃吉尔·克罗管理这个部门，然后从基辛格班子里抽调了戴维·扬。戴维·扬是位牛津大学出身的律师，基辛格的秘书，因与黑格发生龃龉而要求调离，埃尔希曼分派他做这项工作。当埃尔希曼把调离戴维·扬一事通知基辛格时，基辛格抗议道任何人都不得不经过他去挖他的人，但他只是例行公事地发发牢骚，根本也不再过问戴维·扬的新工作是什么。 “管子工”专门入室搜查泄密来源。科尔森、霍尔德曼、埃尔希曼这三位在水门事件中受到指控的人一致声称，基辛格对这个部门的形成负有责任。平心而论，基辛格与他们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从未签署过非法入室搜查的命令，也从未试图掩盖这些非法行为。 基辛格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泄露如此惊惊咋咋的是因为与北越的和谈已到了关键时刻。1971年5月31日，基辛格在巴黎与春水会晤时，最终提出美国单方面从越南撤军。 “这项建议是为了让我们摆脱令人不胜其烦的双边撤军要求，因为实际上我们已经在单方面撤军了。”基辛格回忆道。 同时，美国方面则要求河内同意在整个印度支那实行停火，并放弃推翻阮文绍的企图。 美国作出了明显的让步。基辛格的越南问题专家担心北越军队留在南越战争注定将会继续下去。基辛格表示理解，但坚持这项让步。“我们需要达成协议。”他说。 以基辛格特有的风格，他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在通知南越政府时都对这项让步含糊其辞。因而到1972年10月这笔交易正式成交后，阮文绍陷入极度的震惊和愤怒之中。 北越知道妥协的程度吗？答案是立刻。春水发疯似地记着笔记。会上充满着一种希望的骚动，黎德寿也离开河内前往巴黎。 但北越对这项建议还未做好心理准备。打了两年的仗，他们不推翻南越政府是不会同意停火协定的。第十一章 辉煌的突破 1. 通向北京之路 1971年6月，中国托人递来一个邀请基辛格去中国安排总统访问事项的秘密便条。基辛格不像尼克松那样喜欢煞有介事，但当他收到这份梦寐以求的邀请函时，竟炫耀性地出示给尼克松看，并说：“这是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 虽然这有些夸大其词，但基辛格的话还是包含着几分实情。与共产党中国建立战略关系是自《马歇尔计划》出台以及北约形成以来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头等大事。在基辛格眼里，它“改变了国际政治结构”，即使是像周恩来这样小心谨慎的政治家也宣称整个世界为之而震撼。 突然之间，存在了25年的东西方两极平衡，在创造性外交的微妙作用下让位于三角关系，美国人对那片占世界人口1/4的神秘土地的态度来了个大转变。整整一代美国人和他们的政策制定者把中国看成是狂热的革命王国，十分恐怖。美国政策制定者还错误地认为红色中国的扩张主义导致越南战争的发生。现在尼克松和基辛格准备利用一种微妙的连环套，以打开中国的大门来迫使北越更加孤立和脆弱。 基辛格打开中国大门的方法是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秘密接触。他打出中国牌来抵制苏联的能力，充分反映出他极富个性特征的外交风格。 他的对手对他有一种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他靠恭维、蒙骗、挑拨离间来取悦他们。他跟那些能与之结交的伟人打交道时，尤其应付自如。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和研究拿破仑时代治国之道的学者，他深谙个性与政策不可分割。秘密对他来说是控制他人的武器。无论从心理上还是从地缘战略的角度，他对权力之间的关系与平衡有一种本能的把握。 因为美国和中国对来自苏联的威胁共同表示关注，这就有可能最终形成一种战略关系。尼克松虽然是个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也是个不动感情的现实主义者，他同意基辛格应从地缘政治而不是理想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而对于中国领导人——这些来自于世界最古老的政治实体的人——来说，现实主义原则并不陌生。 尼克松早在1969年就想利用与中国增进联系来对苏联施加压力，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访问联合国期间，尼克松秘密通知基辛格去刺激他一下。 基辛格与尼克松看法一致，但他把中国问题看得更微妙，他认为不仅要利用中国来对苏联施加压力，并且要建立一种三角关系来创造稳定的世界平衡，也就是说，不是拿中国去和苏联嗑嗑碰碰，而是为了取得一种平衡位置来达到更富有建设性的目的，即与其中任何一个共产党权力集团都维系一种利益攸关的基本关系。 中国与苏联于1969年春突然反目为仇——当他们的边境出现争端时——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机会到了。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未经请求就情绪激昂地把这件事和基辛格描述了一遍，并强调他们应共同把中国当做一种威胁势力来看待。晚上，基辛格把多勃雷宁那副义愤填膺的样子给尼克松形容了一番，尼克松立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生活》杂志就中 苏冲突发表了一篇社论，敦促政府寻找一条能与中国和平共处的路子，尼克松给编辑递去了一张便条：“我完全同意。” 国务院的专家们对突然改变政策一向谨小慎微，倒是国务卿罗杰斯支持尼克松的目标。 最初，基辛格很难把中国问题处理权从国务院夺过来，因为两国驻华沙大使自1954年以来一直举行磋商会谈。可是，连续134次会谈没有产生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 1969年下半年，美国驻华沙大使在基辛格的授意下，在招待会上拦住中方代表，希望开始另一轮会谈，中方表示同意。然后，国务院的官僚按惯例忙了半天写出了一份报告，分发到各个大使馆、办公室官员以及它庞大机器的各个角落。 基辛格对这种大刺激的方式感到恐惧，并告知尼克松。尼克松也认为这样做，“这孩子还未出生我们就会毁了他。” 国务院的方针政策一向缺乏灵活机动性，他们反对派总统特使，因为他们无法控制。而且，他们强调一上谈判桌就得解决重要的根本问题。 如把中国纳入军备控制谈判、要求中国承诺对台湾不使用武力等。 问题是基辛格如何绕过国务院的渠道来展开对话，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于1970年5月因美国入侵柬埔寨而取消华沙会谈，这种关系的破裂在基辛格眼里实属天意，因为它标志着国务院参与的结束。“等我们一年后重新建立联系时，那将是另一个目标明确的渠道。” 基辛格为建立幕后途径忙得不亦乐乎。他让驻巴黎的美国武官弗农·沃尔特试试，但中国方面没有反应。也许基辛格的错误在于他想通过中国军方渠道，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是个强硬的反美人物。 这期间，双方都在利用各种方式进行试探。1970年9月，尼克松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声称，有一天要访问中国，毛泽东通过埃德加给《生活》杂志递了一句话：“不管尼克松作为总统还是游客来中国，他都很愿意跟他聊聊。” 由于华盛顿数月里频频发出友好的信号，中国最后决定选择巴基斯坦这一渠道。在通过巴基斯坦大使递交给基辛格的便条上，周恩来写道： “为讨论中国领土台湾问题，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特使前来北京。”基 辛格相信台湾问题仅仅是一个摆设，为万一会谈不成功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 基辛格用一张没有政府水印的纸作了回复。在他的便条里，又设下了一条微妙的连环套：“如果越南问题得以解决，美国会从台湾尽快撤军。” 基辛格把便条复印了一份给罗马尼亚，苏联从罗马尼亚得知了此事。一个奇特而有趣的情形出现了，中国、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和苏联都是知情人，只有美国国务院被蒙在鼓里。 2. 打开神秘大门 1971年春，在日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运动员科恩主动与中国运动员庄则栋打招呼，还同中国乒乓球队坐一辆车玩了一趟。 科恩送给庄则栋一件T恤衫，对方回赠了一条围巾。 中国可能认为这是华盛顿精心设计的一个政策信号。在随后的一周内，美国队吃惊地收到了访问中国的邀请，整个世界在这种出其不意的乒乓外交面前呆若木鸡。“你们已在中美人民交往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周恩来以私人身份在人民大会堂为运动员举行招待会时说。 4月21日，中国通过巴基斯坦渠道再一次重申愿意接待美国总统特使的愿望。 一个关键时刻终于来临了。 可派谁去呢？尼克松对自己的助理基辛格第一次产生了一种竞争心理，甚至是某种嫉妒。他想自己去，但基辛格竭力奉劝他打消这个念头。 “总统仓促出访中国是危险的。”基辛格坚持说。 于是，尼克松开始考虑一连串的人名。基辛格最初提出戴维·布鲁斯，他是驻维也纳的美国与越南的谈判代表，提出布鲁斯是因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更换。 尼克松提出洛克菲勒，这令基辛格坐卧不安了好一阵，直到尼克松认为他太引人注目，基辛格才松了口气。 基辛格过后说：“罗杰斯的名字没有提出来过。”尼克松的回忆则相反，尼克松考虑到如果国务卿去，“中国人肯定会知道我们是认真的。” 基辛格在一旁直翻白眼。 最后，尼克松把基辛格折磨够了，才慢慢地说道：“亨利，我想你不得不走一趟了。” 基辛格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太想亲手把这件事办成。尼克松选了他，也因为他是一个鲜为人知的总统助理。到目前为止，他尚未举行过有现场记录的记者招待会，其级别也够不上能抢尼克松风头的地步。 本来基辛格打算在巴基斯坦或中国南方会见中国领导人，因为庆贺此事时同尼克松干了一杯白兰地，或许由于酒精的作用，他大胆地叫温斯顿·洛德起草一份“直接从伊斯兰堡飞往北京”的答复。这样，尼克松注定要在美国人听完基辛格对北京绘声绘色的描述之后访问这座神秘的城市。 按理说，基辛格的秘密中国之行也是瞒着国防部长莱尔德的，但莱尔德通过自己的秘密途径了解了此事，他恶作剧地找到基辛格说，他准备在7月初去台湾考察防务部署情况，这正是基辛格出访中国大陆的日期，基辛格不作任何解释请他另找时间安排这趟旅行。 1971年7月1日，基辛格如所宣布的那样出访亚洲各国，没有记者随行。当他抵达巴基斯坦时，据说因感冒不舒服，准备到巴基斯坦著名的疗养胜地去休息几天。实际上，他已坐上一架有中国导航员的巴基斯坦波音707飞往中国。 随他前往的还有两名特工人员，他们都是富有献身精神、认真负责的人。俩人一直因未把巴基斯坦疗养地的宾馆好好检查一遍而忧心忡忡，没想到竟糊里糊涂地登上了一架有敌方导航员的飞机，飞往一个有8亿共产党同情者的地方，并且其中有许多人还是荷枪实弹的。 在机场上，一位巴基斯坦的记者意外获悉基辛格乘坐的飞机将飞往中国，他气喘吁吁地把这条将会成为独家新闻的消息报告给伦敦的办事处，可伦敦的编辑却认为他肯定是喝醉了，听完后就将此事抛在脑后。 当飞机临近中国边境时，温斯顿·洛德站起来走向座舱，他过后开玩笑说，他要成为第一个进入中国领空的美国官员。 1971年7月9日下午，基辛格一行在北京降落。他们被带到一个用围墙围住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宾馆，里面有清澄蜿蜒的湖，优雅美丽的小桥。在那里，他见到了面容清瘦、风度翩翩的周恩来。基辛格记起杜勒斯拒绝与周恩来握手一事，连忙先伸出自己的手。“这是抛弃过去的第一步。”他回忆道。 在给尼克松的报告中，基辛格对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描述。在他眼里，周恩来应答敏捷，很有哲学头脑，是个历史分析高手，善于搞高明的策略性试探。周恩来主宰会议气氛的能力不是来自于他的外表，而是他那收发自如的气质，这使他就像一根“卷起的弹簧”。他表情丰富，一双洞察心灵的眼睛交织着热烈、谨慎和自信。他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同时也带有一种克制的激情。自从共产党控制中国22年来，他一直是毛泽东惟一的总理，看得出，他身上的担子很重。 两天时间里，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了17个小时，几乎每隔7小时举行一次会谈。周恩来身上带有一种真正伟人所具有的优雅的气质，这正是基辛格明显缺乏的。尽管周恩来统管着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他看上去从容不迫，从不受人干扰，也不给人一种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的印象，甚至从不需要接电话。“我不知道他怎样做到这点的。”基辛格过后神往地说。 当基辛格的两名特工警觉地注视着周恩来的时候，基辛格拿出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滔滔不绝地谈论着两国共有的战略兴趣。周恩来说话时面前只放着一张纸。这种既程式化又不失其轻松自在的对话，就像“两个政治哲学教授在聊天似的”。 他们讨论的双方共同兴趣是对苏联的不信任。基辛格采取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步骤，即向中国最高情报机关出示有关苏联军事活动的情报，他甚至把截获的苏联通讯情报和苏联部署在中国边境设施的高质卫星照片送给了周恩来。 在会谈期间，基辛格对中国菜赞不绝口，狂吃海喝。宴会是那样的极尽铺张之能事，他说一个国事访问者即使300年前饿死了，中国人也能把他补活过来。这位声称有胃病的人竟增加了5磅体重。基辛格一行还捞到了观光游览的机会，那天下午，当基辛格和助理们一起去参观这座15世纪的皇宫时，紫禁城又一次禁止向中国老百姓开放。 等到黄华代表周恩来与基辛格商议公报一事时，基辛格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没有了。黄华宣称最高级会晤的目的是为了讨论台湾问题，基辛格说这是无法接受的。黄华不再继续讨论其他条款，而是建议双方都去告诉对方自己的基本要求，然后设法写出一份令双方满意的草案。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谈判方式，与基辛格习惯的一小步妥协的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人喜欢先摆出双方都认为无法达成一致的原则性问题，然后一步到位，很快实现保留双方基本要求的令人愉快的目标。基辛格总是说他特别喜欢采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情况恰恰相反。 考虑到美国的需要和愿望，中国人第二天带来了一份新的公报草案，只改了一个小小的词，但这正是基辛格最想要的。 3. 巨大反响 带着与中国最高级会晤安排的基辛格回到华盛顿后，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他49个小时中国之行的报告，报告共40页。“我们已做好基础工作，等着你和毛揭开历史的一页。”报告结尾写道。 7月15日，尼克松在电视里宣布了这份公报。由于事先未就其内容打任何招呼，至少使一家电视台的时事评论员长达 10秒钟时间哑口无言。尼克松的当头棒喝，把他的敌人——苏联人、北越人、新闻界、民主党打得晕头转向。 那天晚上，尼克松破例和他的助手们潇洒地玩了一回。他与基辛格、埃尔希曼、霍尔德曼等人乘直升机来到洛杉矶豪华的佩里诺饭店，煞有介事地讨论什么样的酒才能配得上这个不同寻常的庆祝场面。佩里诺先生拿来一瓶据说是窖藏10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埃尔希曼过后回忆道：“尽管我品酒不在行，我还是感到这酒有点冲人。但我们那两位 ‘专家’— —尼克松和基辛格都一致宣称这酒出奇的好。” 晚饭吃得很开心，但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尼克松一再强调：“不要再和新闻界讨论亨利的出访。”基辛格连忙回答道：“总统先生说得对，如果我们进一步谈论此事，中国人会认为我们态度不够严肃。” 饭后，管后勤的海军助理把埃尔希曼拉到一边说这酒要600美元。 埃尔希曼要他把价杀到300美元，对方接受了。他们告诉新闻界的是这酒花了40美元。 因为基辛格力求把中国之行秘密化，结果大大地得罪了日本。日本可是得到过华盛顿郑重其事的保证，即任何与北京恢复关系的打算都必须事先征求日本的意见。基辛格这种做法使日本感到受了侮辱。 苏联希望举行的最高级会晤被尼克松一拖再拖，待北京宣布与美国的最高级会晤日期时，苏联极为震惊。第二天是星期一，多勃雷宁大使使出浑身解数试探是否有把与苏联的最高级会晤排在前面的可能性。“两个共产党国家争相与我们交好，这只会有助于和平进程。”基辛格过后说，“这就是三角战略的原则。” 7月15日，有关基辛格秘密出访中国的消息公布后，他一跃成为国际名人。他上了新闻杂志的封面，在电视里频频露面，在全国各地都是报纸的头版新闻。“这位48岁的外交政策专家在成功地发展总统级外交的同时，却给人一种错觉，他是整日厮混在鸡尾酒会上的常客。” 尼克松感到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总统这次的大胆举动却成了基辛格——这位乔治敦区社交界和新闻界的宠儿——的功劳。尽管尼克松一再强调基辛格不准再宣传有关中国的新闻，但据秘密统计，这段时间基辛格与记者和专栏作家会谈过24次，整个国家都沉浸在他的丰富多彩、声情并茂的有关中国之行的描述之中了。 基辛格10月份又去了一趟中国，这次是以公开身份：他有幸看了一场中国革命京剧。在他印象里，该剧很乏味，反面人物是邪恶的化身，穿着黑衣服，正面人物穿着红衣服。“我惟一看懂的是一个女孩爱上了一个拖拉机手。” 第二天，他受到了公开游览长城的款待，几乎每张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他游览长城的照片。尼克松为此又一次气急败坏。 第二次去的目的是起草尼克松与周恩来将于1972年2月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的谈判公报。基辛格拿出一份适合这种会晤的措词含糊的建议文本，但周恩来却谴责这是在掩饰我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基辛格一下子呆住了。 周恩来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份公报应首先指出抑制苏联霸权的共同兴趣，然后留出地方给双方各自宣布他们在无法达成一致的问题上的立场。起初，基辛格为这种建立在分歧上的协议感到恐怖，但过后仔细一想，他看到了这种方法的新颖独到之处，这确实能解决他们感到为难的事。 基辛格常为中国人的聪明和风度而叹服，这也是他在接受采访时津津乐道谈论着的一点。 中国建议把第二次访问安排在10月中旬，基辛格满口答应。他竟未意识到这正好是联合国投票决定让中国还是让台湾得到席位的时间。中国可能把这看成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微妙妥协，实际上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乔治·布什受命尽量保住台湾的席位。但因为基辛格如此迫不及待地讨好中国，局势已无法挽回，台湾以76票对35票被逐出联合国。 布什很少待人尖刻，但基辛格这次可是大大地得罪了他，尤其是基辛格还告诉布什，他对台湾地位的选举结果感到失望。“想想看我们在纽约说的是一回事，但在华盛顿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当然无法避免这种结果。”布什愤愤不平地说。 基辛格在与布什的关系上缺乏远见，导致了他以后政治生涯的失利。 与罗杰斯相比，基辛格的睿智和练达很合周恩来的口味，这一点使他成为促进中美关系的最合适人选。 在全国陷入对越南战争的一片愤怒呼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孤立主义中之时，尼克松和基辛格至少在短暂的时间里吸引住了美国人的想象力。戏剧性地打开一个遥远国土的大门是那样的令人兴奋、令人着迷，那样的鼓舞人心，同时，也是那样的明智。有关美国无能操作创造性外交及无力成为世界上的积极势力的悲观论调顿时烟消云散。 正如湖上的冰突然裂开，与中国关系的解冻使越南战争看上去像一个时代错误。对北京、华盛顿，同样对莫斯科来说，东南亚丛林里的冲突——不论是一场理想主义的斗争还是一场战略战争，眨眼之间已变成一个令人棘手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国不再为与苏联结盟的北越的胜利而兴奋不已，苏联则对缓和比对延长美国在越南的痛苦更感兴趣。 南越方面也为此感到不安，阮文绍总统觉得美国在寻找更漂亮的情妇，他们不再需要老情妇在身边碍事，“越南已变得又老又丑”。 突然之间，外交政策的性质转变了，不再是好人与坏人之间的冷战，而是组成了一个暧昧、复杂、均衡的关系网，以求得国际间的稳定。但对一个不擅长势力均衡外交的国家来说，要维持这样一个不简单、不清晰的角色是很不舒服的。第十二章 最缺乏性感的名人私生活 1. 秘密登徒子 1969年，芭芭拉·霍沃的晚会是华盛顿名流荟萃之地。当亨利·基辛格到达时，他手里拿着一个棕色信封。霍沃问是不是秘密文件，“不是”，基辛格回答道，“是《花花公子》的新样本。” “你真不愧是登徒子之流的人物。”《华盛顿邮报》记者莎莉·魁恩说。 “因为我的工作性质，你不能称我为登徒子”，他说，“为什么不把我看成是秘密登徒子？” 这位矮胖、沉闷的教授开始踏上成为社会名流和性感象征之路。 在他任职的头两年，他的声望仅限在圈内人中间。把他变成世界名流的是秘密中国之行和6个月后披露出来的与北越的秘密和谈，《新闻周刊》为此称他是“超级老K”。 基辛格，这位带着厚厚眼镜片，有着浓重口音的人很难给人留下一种超级明星的印象。与其说他是性感象征还不如说他是有钱的熟食店老板。他对大块肉的爱好令他忍不住说话的时候还大嚼土豆片。他强度最高的运动是按摩，他的按摩师说：“他身上没有一块肌肉。” 然而，他身上有70年代成为政治名人的一切要素。权力、眼光、善于出风头、善于突出自己。“他上哪儿都是大家注意的中心。”基辛格曾这样评论毛泽东。他在戴高乐、约翰·肯尼迪、林顿·约翰逊身上也发现了这种气质，这正是他在自己身上着力培养的。在尼克松的会议上，基辛格一出现，所有的目光都投向他，他什么也没做就已把整个会场掌握在手中。他精力充沛、好出风头，这使得他无论作为政治家还是作为社会名流，都能超越自己生活中的形象。 乔治敦区是华盛顿上流社会社交界的核心，这里以每晚10点结束的晚会和殖民地时代的砖瓦结构的豪宅而著称。华盛顿居民能忍受各种社会过失，除了权力上的失势。因而，当尼克松当选时，这里的女东道主们迫不及待地搜寻白宫新班子中的有趣人物。基辛格以他的头脑，他的魅力，他的逢迎讨好的脾气，很快被乔治敦区社交界所接纳，并被冠以白宫新家庭中最有趣的人。 基辛格从不在家招待人。事实上，他从没有为自己烧过饭。“他宁愿饿着也不烧饭。”南希·马金尼斯告诉朋友。他的公寓房间除了堆积如山的书之外，惟一有点装饰味道的是基辛格与各类外交官的照片。 尽管基辛格绯闻不断，他的卧室却毫无浪漫色彩。房间里摆着两张床，一张床堆着换洗衣服。有一位女人曾偷偷看过那地方，短裤、袜子扔得到处都是，像是个没人住的地方。 1969年前，基辛格从未到过好莱坞附近。随着他名流地位的擢升，影视明星的世界突然向他敞开了大门。 或许因为他成长过程中从未放纵过少年的冲动，或许因为他始终对美国通俗文化感到有趣和好奇，基辛格投入好莱坞社交生活的那股子劲头，绝不亚于他搞幕后途径谈判的热情。 女影星吉尔·圣约翰是他猎取的第一个对象。他俩在科克·道格拉斯的晚宴上相遇。深夜，基辛格给吉尔·圣约翰打电话，仅仅是为了聊聊天。“对他来说，聊天能让他放松紧张情绪。”吉尔回忆道。 双方都觉得这办法管用。“我们长时间地聊天。我不管什么时候有了麻烦或情绪低落，都可以给他打电话，他总是忠心耿耿地跟我谈上数小时，即使是凌晨3点也没关系。” 基辛格与吉尔·圣约翰的约会次数大大超过了他与其他女演员约会的次数。当他们公开露面，众人的目光和照相机镜头都投向他们的时候，他总是睨视着她，脸上堆满了孩子气的幸福微笑。他喜欢炫耀地把她的红色卷发绕在自己的手指上，让其他就餐的人侧目而视。他虽然对与女演员们发展真正亲密的关系不感冒，但他更喜欢其外在形式。他告诉吉尔，他与他们的好莱坞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感到更轻松自在、无拘无束，因为他们更开朗、外向，感情流露更自然。基辛格晚上把她送到她家门口时，从不进去，朋友们说她起初为此感到疑惑，但她得出结论，他爱她主要是喜欢和她谈话。 正如基辛格的许多社会朋友，吉尔·圣约翰是激烈的反战斗士，但她一直是公开支持基辛格的最佳女演员。她甚至为1972年尼克松再次当选拉选票。关于这一点，基辛格申明道：“你们这些人总以为我在好莱坞浪费时间。”可见，基辛格做任何事都带有目的性。 除了吉尔·圣约翰，基辛格还有一长串与他约会的女演员名单。他倾向于喜欢年轻、漂亮、不太出名的这一类，从抽象意义上看，这给他一种偷吃禁果的情趣。 好莱坞女特技演员拉达·爱蒙德一天下午拜访吉尔·圣约翰，恰好基辛格也在那儿。令她吃惊的是基辛格提出跟她约会。“我觉得吉尔正坐在旁边，这事有点不可思议。但他和吉尔的关系很奇特，他们好像为对方的桃花运而感到兴奋。” 于是在吉尔·圣约翰的怂恿下，她接受了基辛格的约会。但事情并不完全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他们去看了一场明星荟萃的义演，然后基辛格和他的保安人员把她送到家。他告诉她，他不能进屋造访，因为他的保安人员认为她住的街道太窄，容易被围堵。 基辛格为什么喜欢和影星们混在一起？当问及这个问题时，基辛格回答说：“我跟女演员约会是因为我不想跟她们中的任何一位结婚。” 尼克松和他的手下起初对基辛格的风流韵事感到十分有趣。尼克松也知道“登徒子”的形象是刻意塑造的，“在那个年代没有多少值得微笑的事。”尼克松过后说。基辛格的艳史正好成为尼克松同他的朋友促进亲密关系的谈话资料。 然而尼克松对基辛格还是有几分羡妒。这从他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评论基辛格社交生活中可以看出。“他喜欢晚会”，尼克松曾说，“我受不了晚会是因为我参加得太多，我过去也喜欢晚会，亨利参加过几次后，肯定也会吃不消的。” 但最终尼克松的嫉妒和气恼战胜了他。他指示霍尔德曼，在国宴上不要老把基辛格安排在漂亮女人身边。 基辛格曾与白宫礼仪官路茜·温切斯特有过约定，在正式场合中把基辛格安排在最漂亮的女人身边。当她这一次没有按约定的那样做时，基辛格找到她抱怨道：“路茜，你竟安排我坐在一个95岁的干瘪老太身边。” 2. 权力是最强的催欲剂 在洛杉矶的希尔顿饭店，舞蹈家安妮·米勒看到基辛格与吉尔·圣约翰公开地手拉手调情。第二天，米勒成了基辛格在好莱坞晚宴上的女伴。她友好地对他这副赤裸裸地轻薄样子提出批评，说：“尤其是我们的年轻人正在越南被射穿脑袋。” 基辛格顿时沉下脸，“米勒小姐”，他不再称她“安妮”，“你一点也不了解我。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一桩不幸的婚姻中度过，毫无乐趣可言，现在是我享乐的时候。等这任政府到期，我又得回去做我的教授。但当我还在位的时候，我不能让机会白白流逝。” 基辛格喜欢女人，女人也喜欢他。1972年，“花花公子俱乐部”所作的“我最愿意出去约会的男人”调查中，基辛格名列榜首。关于这一点，他的解释是“权力是最强的催欲剂。” 基辛格对付女人的手段除了他惯常使用的讨好、目光交流之外，最重要的是他对想同他谈话的女人特别有耐心。“70年代很少有男人真正愿意听女人倾诉”，据贝蒂·洛德说。“他是最了不起的朋友，尤其是电话朋友。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在那儿。”吉尔·圣约翰说。 有关基辛格丑闻艳史的秘密在于他并没有秘密丑闻。“亨利的浪漫情怀是在与你约会之后，放慢车速，让你下车。”霍沃说。 最典型的莫过于他与简·科金的关系。简·科金是个富有吸引力、好交际的纽约姑娘。1970年到1971年之间，基辛格一直与她约会。但他只在华盛顿与她来往，因为他向南希·马金尼斯作过保证，不在纽约跟任何别的女人出去。 既然科金和他都是单身，科金又十分愿意，但他们仍未使关系进一步亲密化。科金去过一次基辛格家，他们到达后，电话铃响了40次，“那种地方即使你想得要命，也不会有任何浪漫之事发生。” 这种靠电话维持的关系随着科金的结婚而中断。她与丈夫移居巴黎，并邀请基辛格去巴黎时给她打电话。 基辛格1972年到巴黎进行和平谈判时果真给她去了电话，请她共进午餐，是否要带科金的丈夫同来，基辛格的回答是“不”，“因为这会破坏会面的乐趣”。当时，基辛格的巴黎和谈已不是秘密，一大群记者蜂拥而至。吃完饭，科金建议从后门溜走，基辛格说：“不。”他们从前门走出去，不是径直朝等着的车走去，而是由基辛格陪着她走过一个街区，让所有的镜头对准他们。结果，世界各地报纸的头版几乎都登了他与“一个不明身份的金发女郎”在一起的照片。 随后，简和她丈夫为基辛格举办了一系列晚会，让他有机会结识从欧洲小王国的王族到工业巨头等名流。 丹尼尔·亨伯利是个有名的自由撰稿人。在一次采访基辛格的过程中，她对自己的采访对象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爱上了他。 有一次，她在基辛格房门上留下一张条，他凌晨2点给她回了电话。 据她回忆，他用那种温暖、缓慢、充满感情的嗓音和她说着，让她感到一阵阵肉体上的兴奋。 但当他俩在一起吃饭时，基辛格变得冷冰冰的。他过后告诉她，他的第一个妻子对他进行过多年的感情胁迫。“我不能忍受压力”，他说，“尤其是从另一个女人那儿。” 虽然基辛格有与影星调情的名声，但他还是喜欢聪慧、世故、练达的职业女性，如芭芭拉·霍沃、玛格丽特·奥斯默。1971年，当他从中国秘密返回，到巴黎与黎德寿秘密会谈时，一大群跟踪他的记者得到的消息是他与玛格丽特·奥斯默在巴黎约会。过后，《新闻周报》说基辛格是惟一利用私生活来掩护他职业活动的人。 芭芭拉·霍沃是1969年基辛格在外交家戴维·布鲁斯的晚会上认识的。基辛格告诉她，他将和尼克松去中途岛与阮文绍总统讨论撤军一事。 随后，他请霍沃吃饭。 “如果你从越南带回来撤军条约”，她说，“你可以打电话给我，要我做什么都行。” “晚饭就够了”，他说，从此以后，他们成了朋友。 等霍沃和基辛格约会以后，她才知道基辛格只对一个女人很认真，她就是南希·马金尼斯。这个知书达礼的瘦高女人，是基辛格在1964年共和党总统、副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认识的，她是洛克菲勒外交政策的研究人员，是洛克菲勒坚定的支持者。“她非常冷淡”，霍沃回忆道，“的确是惟一适合亨利的。” 除了最亲密的朋友，没人知道马金尼斯几乎每个周末都来看望基辛格。她甚至对他的住房内部了解得一清二楚。有一次，她的扣子掉了，在基辛格房里找剪刀，找遍所有角落才发现这房里根本没有剪刀。 基辛格从1964年起就开始向她求婚，但他在生活上那股邋遢劲儿叫她犹豫多年。她与基辛格生活中其他女人不同的是，由于她良好的教养，她讨厌在公众面前抛头露面、出风头。第十三章 风刀霜剑 1. 印度—巴基斯坦战争 贪婪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从未掌握好非殖民主义化的艺术。 在让印度独立以后，英国于1947年划出穆斯林地区创立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中间隔着一千英里的印度教统治区，西巴基斯坦控制着较穷的东巴基斯坦。但是，维系这两个地区的伊斯兰信仰不足以消除它们经济和种族的差异。 东巴基斯坦兴起建立孟加拉国的独立运动，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叶海亚·汗采取的对策是残酷镇压。1971年3月，巴基斯坦军队紧随着美式M—24型坦克涌进达卡，开始对自己的同胞有组织地大屠杀。 东巴基斯坦笼罩在惊心动魄的恐怖之中。大学女生宿舍陷入熊熊烈焰；跑出来的学生被机枪一排排地扫倒。士兵挖出上千名活着的儿童的眼睛，截断他们的四肢，然后杀害他们的父母。到年底，被屠杀的人数累计超过50万。 与此同时，1000万难民涌入印度边境，难民潮导致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呼吁东巴基斯坦自治。 国务院出现了少有的意见一致的气氛，强烈要求谴责巴基斯坦的残暴行为。驻东巴基斯坦的美国领事寄来了那里19名美国外交官签名的请愿书。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基辛格的手下都认为巴基斯坦军队的残暴应促使美国把兴趣转移到印度——这个巴基斯坦的历史对手身上去。 但美国对巴基斯坦的行为一直保持着沉默。 基辛格有他的顾虑，巴基斯坦为中美沟通提供了秘密幕后途径，基辛格不愿意给叶海亚·汗留下忘恩负义的印象，也不愿中断这个途径。 这就是基辛格好秘密行事的代价。 当然，他也有战略上的考虑。他认为与中国建立三角关系超过道德情感。他还把巴基斯坦与印度的局部紧张看成是美苏之间冲突的表现。 基辛格亲巴基斯坦的倾向在尼克松那里得以加强。尼克松私下里称英迪拉·甘地夫人为母狗，基辛格注意到，她流露出的道德优越感和那种居高临下的沉默勾起了尼克松潜在的局促不安。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回来后，向尼克松及其高级助手呈上一份报告，说印度打算利用孟加拉危机分裂巴基斯坦，苏联会为印度呐喊助威。如果印度进攻，中国肯定站在巴基斯坦一边。美国应支持巴基斯坦挫败印度的进攻和苏联的干涉。 这种分析聪明绝顶，但有一个缺陷：与实际情况不符。印度声称对巴基斯坦的领土没有图谋，并做到了言行一致。苏联宣称建议双方克制，同时也说到做到。中国根本没有表明支持巴基斯坦，倒是巴基斯坦先对印度发起一场全面进攻。 国务院与基辛格意见不一致，他们根据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认为印度不打算进攻巴基斯坦，苏联也没要他们这样做。当国务院在高级评估小组会议上和基辛格展开争论时，基辛格气得跳了起来，“总统总是说要向巴基斯坦倾斜，但我得到的每条建议都是朝相反方向倾斜。”他愤愤说道，“有时候我想我是在疯人院里”。这是他第一次在有记录的场合使用“倾斜”之词，以后这个词很快成为这届政府政策的口令。 基辛格尤其为8月份印度、苏联签署的友好协议而气愤。其实协议中没有规定双方必须为对方承担防御义务。情报部门甚至认为这个协议可以约束新德里。 虽然两年前已开始筹备这项协议，但印度之所以赶在8月份与苏联签署协议是因为基辛格惹恼了他们。印度官员发现基辛格访问印度是为了给他秘密中国之行做掩护，而中国又是巴基斯坦的同盟，这等于是基辛格把印度推给苏联。 1971年11月，甘地夫人访问美国时，尽管对厄克松打开中国大门表示赞同，但基辛格注意到她说话时的口气像一个教授在表扬一个差生。 甘地夫人对基辛格在会谈中的主导地位感到吃惊。“尼克松先生会说上几分钟，然后问， ‘是不是这样，亨利？’接着亨利滔滔不绝地讲 上一大套，”甘地夫人过后回忆道，“于是尼克松说完几句，又问道： ‘亨利，你认为呢？’我是在与基辛格而不是尼克松会晤。” 12月3日，巴基斯坦从西巴基斯坦对印度发动偷袭，任何客观的历史学家都会认为这一举动和3月的武装镇压一样鲁莽，因为那一带边境本来没有战争。偷袭使印度在扮演和平受害者的同时，得以对巴基斯坦展开一场全面的报复性战争。 在危机处理委员会上，基辛格再度要求国务院接受尼克松亲巴基斯坦的倾斜姿态。值得注意的是，会议记录本上全是“基辛格博士命令道”、“基辛格博士指示道”或是“基辛格博士要求道”之类的词句，其他人 则均用“建议道”。不在会议现场的总统就像一个遥远的幽灵，偶尔被基辛格用咒语唤来作挡箭牌。 尼克松惟一现身的两次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中心议题全是一些无足轻重的枝节问题，似乎尼克松来开会只是为能上电视台的镜头。在尼克松没有参加的几次会议上，基辛格和罗杰斯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罗杰斯指责基辛格站在中国一边，基辛格过后抱怨罗杰斯缺乏地缘政治均势的头脑。尼克松像往常一样拒绝面见罗杰斯，致使这位国务卿以为“倾斜”政策纯粹是基辛格邪恶势力影响下的产物。 因为亲巴基斯坦的倾斜政策在国会并不受欢迎，基辛格极力保守秘密。在12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基辛格矢口否认反印度倾向，但纸包不住火，从其他渠道泄露出来的消息，使基辛格的演讲漏洞百出。 在此期间，基辛格还认为应不断给苏联施加压力。最可笑的事情发生了。苏联农业部长弗拉基米尔·马特斯凯维克对美国进行友好访问，这个充满快乐但不太敏锐的大个子有一天吃惊地收到白宫未曾预约的与总统会晤的通知。他错误地认为尼克松还记得1959年访苏期间和他吃过中饭，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后，连忙真诚地向尼克松表达了勃列日涅夫的友好问候。但尼克松立刻把次大陆局势和他解释了一遍。“如果印度入侵巴基斯坦，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尼克松威胁道。马特斯凯维克老老实实地回答，这些问题不属于他的职责范围。 印巴之战经过一个星期后，显然印度开始取胜了。12月6日，印度提出停火，巴基斯坦立刻接受。甘地夫人没有要巴基斯坦一寸土地，和平就实现了。 基辛格硬说是因为美国坚持不懈地对莫斯科施加压力后才取得这种结果，这种估计有些夸张。就在基辛格对印度炫耀武力、对苏联发出威胁之前，印度和苏联就一直声称他们的目的只是为孟加拉争取独立。 基辛格为给莫斯科施加压力已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在一次不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他竟然说如果苏联不改变方法，尼克松将重新考虑明年5月在莫斯科的最高级会晤。华盛顿为之哗然，好多白宫工作人员认为基辛格有越权之嫌。尼克松只是私下抱怨有可能取消最高级会晤，实际上他一直为将要进行的对莫斯科的历史性访问激动不已。于是，新闻秘书罗纳德·齐格勒只得出来声明，基辛格的说法是错误的，基辛格发往莫斯科的这个威胁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2. 窝里斗 “管子工”戴维·扬调查一起向报社泄密事件时，意外地发现泄密嫌疑犯竟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安插在基辛格班子里的间谍。当埃尔希曼将消息告诉尼克松时，总统并不感到震惊，他只是关心如何避开基辛格的大发作，同时他还想保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中的一个新同盟者——亚历山大·黑格，“不要让基辛格责备黑格。” 埃尔希曼找上霍尔德曼去把这件事告知基辛格，俩人一想到基辛格大发雷霆的样子就伤透脑筋。 果不出所料，基辛格强烈要求尼克松解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当他得知尼克松不会这么做时，他气急败坏地叫道：“他不解雇穆勒！他们给他、给我安插间谍，然后背叛我们，他居然不解雇他们！” 在黑格的鼓励下，尼克松尽管被基辛格搅得心烦意乱，仍然坚持淡化处理这件事。尼克松这样做是因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一直愿意背着莱尔德为他做事。这回尼克松专门派他的老朋友司法部长米切尔·约翰私下去见穆勒，“让他知道我们手中有他的把柄。” 黑格对这件事的态度一直令人不解。这些高级军官在刺探他老板基辛格的军情，他不但不气愤，反而竭力袒护军方，指责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老对头戴维·扬在拆军方的台。 扬对黑格的忠诚表示怀疑。关于这点，埃尔希曼也表示赞同。正是黑格坚持把那个间谍安排在秘密中国之行中的，黑格“不断把基辛格出卖给军方”。扬告诉埃尔希曼，因为在调查中，他发现穆勒有时把间谍偷来的部分敏感文件转交给黑格，这说明黑格知道秘密文件已流入五角大楼。 尼克松对基辛格与黑格之间的不和干着急。黑格不仅仅是基辛格一个不知疲倦的助理，而且已与总统建立了独立关系。尼克松乐得和这位言辞强硬的军人发展关系，因为他总是迎合尼克松的想法，即基辛格是个在越南问题上软弱并且好感情用事的人。尼克松最感到自得的是这样一种情形：他是一个强硬而冷静的领袖，身边围着一群意志不太坚定的助手。 基辛格与黑格之间的裂痕不仅仅是在处理这起间谍案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而是因为黑格开始向军方、基辛格手下霍尔德曼甚至总统诋毁基辛格，他的这种不忠实的行为给基辛格当头一棒。黑格对基辛格的讨伐，一方面是原则和个性冲突引发的，另一方面是出于满足个人野心。 到1971年底，黑格已快成为基辛格感到最可怕的梦魇的化身。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班子的成员背着基辛格向总统通风报信。黑格告诉总统基辛格如何地喜怒无常，把他描述成情绪化的天才，变化多端的情绪使他显得不可靠。“基辛格非常感情用事”，尼克松回忆道，“我得到的许多有关他粗暴对待手下的报告，这一类事都是黑格告诉我的。” 黑格的饶舌叫霍尔德曼对他的动机也产生了怀疑。起初，霍尔德曼以为黑格来报告基辛格的情绪是为了征求好的应付办法，“我现在不这么想了”，霍尔德曼过后说，“我认为黑格是搬弄是非，而不是把事情平息下去。他这样做，一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二是为了恶意报复亨利对他的怠慢。” 黑格的个人三角外交活动开始于1969年下半年，就在那一年的10月，他得到了第一颗星，晋升为准将。尼克松当着其他助手的面亲自为他授军衔。“亚历山大，我知道你的工作有多勤奋，因为我晚上出来转过”，尼克松告诉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在场的助手们，“我经过你们的办公室，发现黑格的灯亮着，亨利的灯像往常一样熄着。我猜他又去了乔治敦区的某个晚会。”基辛格的微笑是苍白无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