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多勃雷宁每星期来一次白宫，从白宫东侧的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门进去，到富兰克林·罗斯福谋划战略的地图室与基辛格见面。国务卿罗杰斯对此毫无所知。　　这种幕后途径很符合尼克松和基辛格的个性，他们都不信任别人，都好秘密行事，并且秘密外交还给他俩树立了一种颇富浪漫色彩的独行侠的形象，基辛格自己也承认这种方式满足了他，也许还有多勃雷宁的虚荣心。第七章　　窃听　　1. 国家安全窃听计划　　在基辛格上任4个月后的一个5月的早晨，基辛格和助理们坐在圣克莱门蒂的游泳池旁吃早饭看报，突然，基辛格一跃而起，摇着《纽约时报》叫道：“岂有此理！”　　在报纸头版的角落里有一条关于轰炸北越在柬埔寨供应线的新闻，这是条不引人注目的新闻，没有报纸转载，没有来自参议员的抗议，也没有人示威游行。　　只有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气得脸发青，尼克松吃惊地发现基辛格特别地感情用事。基辛格要追究国务院或国防部泄密的责任，他甚至打电话把莱尔德从高尔夫球场上唤出来，“你这狗娘养的，我知道你泄露了此事，你必须向总统解释清楚。”莱尔德气得挂断了基辛格的电话。　　但尼克松的想法却不同，他怀疑基辛格的助理班子有问题。基辛格吓坏了，如果他的部门成了泄密渠道，他与总统刚建立的脆弱的关系肯定会遭到破坏。他立即打电话给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要求严查此事。　　胡佛一向对哈佛出身的人嗤之以鼻，对莫顿·霍尔珀林的提名曾表示过反对，基辛格因自己也是哈佛毕业的，所以没有理睬胡佛。　　尼克松曾给基辛格以充分的权力挑选自己的班子，不管他们在政治上是否对尼克松忠诚。但现在尼克松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他以后也一直觉得让基辛格把鸽派和民主党人纳入自己的部门，导致了许多问题如窃听、“管子工事件”、白宫的偏执狂倾向等等。　　尼克松同意胡佛的判断：可能泄密来自莫顿·霍尔珀林。在基辛格约霍尔珀林出来谈论此事时，联邦调查局在他家装上了窃听器。8月，霍尔珀林提交了辞呈，但窃听没有停止，一直持续了21个月。　　在基辛格的授意下，除了霍尔珀林，黑格还要求对基辛格班子的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丹尼尔·戴维逊以及国防部长莱尔德的军事助理罗伯特·玻斯里进行窃听。当然，黑格还是表达了基辛格的希望：窃听只能持续几天，不要有书面记录，但胡佛对此置若罔闻。　　罗伯特·玻斯里的窃听，表面上似乎有些道理：他的上司莱尔德是泄密能手，实际上就是他把轰炸柬埔寨一事告知报社。玻斯里一天要与莱尔德通二三次电话。　　白宫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命令联邦调查局对17人进行了窃听，这17人中有13名政府工作人员和4名新闻记者。窃听计划持续了21个月，到1971年2月才告结束。窃听概要一开始是送到基辛格办公室，由黑格整理后给基辛格过目。　　这些被窃听的人中间，有些因为对尼克松缺乏敬意，有些因为与民主党或鸽派有瓜葛，有些因为是基辛格对手部门的人——国防部或国务院，有的可能因为对基辛格和黑格来说太具有竞争性。总之，窃听计划本身充分反映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缺乏安全感的个性。　　基辛格的助理莱克因入侵柬埔寨而愤然辞职，但仍没有躲避开被窃听；另一位助理洛德虽想辞职，可还是留了下来，他家也被安上了窃听器。自从对他们进行窃听开始，尼克松断然撤去了基辛格对窃听的管理权，改由霍尔德曼审阅窃听报告。　　这样做有几重原因，一是胡佛认为泄密来自于基辛格和他的班子；二是霍尔德曼害怕曾担任基辛格特别助理的洛德会看到窃听报告；更重要的是，入侵柬埔寨事件发生后，尼克松开始对基辛格的忠诚产生了怀疑，对他驾驭不了罗杰斯和莱尔德感到恼火。再者，黑格背着基辛格找到尼克松，说他对基辛格博士就柬埔寨行动而产生的狂乱情绪表示巨大的关切。　　霍尔德曼增设了一个出于个人目的窃听：詹姆斯·麦克兰——国内事务助理埃尔希曼班子里的人。但在霍尔德曼的监管下，窃听的政治作用仍在继续，民主党国家委员会的水门官员被窃听就是一例。　　基辛格曾为窃听一事辩护过。他认为军事泄密会危及美国人和南越人的生命，有必要采取措施堵住漏洞。但实际上，有关入侵柬埔寨消息的披露以及其他叫尼克松、基辛格大惊小怪的泄密都不属于这一类型，它们均是敌人知道，美国人民却蒙在鼓里的消息。　　私下里，基辛格把窃听责任推给黑格，说许多应基辛格要求安装的窃听实际上是黑格为了满足自己的目的，这有些道理，但也因为基辛格急于要在尼克松、霍尔德曼、胡佛面前标榜自己的清白才对黑格听之任之。　　基辛格还以别人也干过来为自己开脱。的确，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期就有过窃听，但给自己的下属——白宫家庭成员装窃听器，这是史无前例的。为此，基辛格振振有词地说，给下属们安装了窃听器，一旦消息泄露出去，窃听的结果可以表明责任不在他们身上。　　但他忘了，洛德和莱克等人有着和他同等的、不容侵犯的隐私权。　　窃听计划的一个秘密是基辛格不知道的。在某些情况下，他是间接的窃听对象。尼克松和霍尔德曼认为基辛格是最糟糕的泄密者。他们的看法不无道理。　　“不要让基辛格和新闻界混在一起，他说得太多。”尼克松在取消基辛格的窃听监控权时对霍尔德曼说。　　1969年9月，CBS外交通讯记者卡尔布的家中被安上了窃听器，理由是“总统认为卡尔布可能得到许多消息”。窃听记录直接送到国内事务助理埃尔希曼手里，而不是基辛格的办公室。　　一年后，浑然不知的基辛格接受了卡尔布的多次采访。　　另一个窃听器安放在基辛格的朋友《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家中，这也是总统的旨意，由埃尔希曼安排的。这个窃听没有让联邦调查局插手，而且不属于基辛格、黑格监控的“国家安全窃听”的一部分。　　克拉夫特相信这个窃听计划是冲着基辛格来的。有趣的是，尼克松害怕基辛格向克拉夫特泄密，有时却故意让基辛格告诉克拉夫特一些内幕。　　2. 自我监听　　基辛格觉得有必要监听自己。他一上任就命令秘书听他的电话，做记录，准备谈话备忘录，这套体系逐步完善，电话分机上都安上了死键，秘书、助理们拿起电话监听时，对方听不出来。基辛格还和黑格安装了电话录音设备，组织了一批记录员。根据录音，连夜赶出高质量的几乎一字不差的电话记录。　　在国安会成员班子里，分机上的死键并不是秘密。尼克松在电话里大发雷霆或语无伦次时，基辛格总挥手示意助手们拿起电话，罗杰斯和莱尔德以及其他官僚对手来的电话都属于监听范围。基辛格喜欢翻白眼、做鬼脸来取悦正在监听的助手。　　基辛格用电话记录来表明自己的忠心。如果罗杰斯和莱尔德说了叫总统不高兴的话，他会拿去给霍尔德曼和总统本人看。　　基辛格授权黑格监听他的谈话。很快，黑格对基辛格的一切秘密了如指掌。但在有些助理们看来，黑格有时纯粹出于好奇去听基辛格的谈话。后来，当他的野心开始膨胀起来的时候，他把这些谈话记录拿给霍尔德曼和埃尔希曼看，以此来讨好白宫。　　基辛格是个缺乏条理性的人，请别人监听可以帮助他整理思绪，并且也可以为他和尼克松做出决定留下一份记录。　　基辛格心里明白，监听和记录别人的谈话是不合法的，所以他一直秘密行事。1971年，《华盛顿邮报》得到一些电话记录片断时问他，他会不会把这些记录用于他的回忆录，他回答说：“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些都是总统文件，我无意写书。”结果是他写的两本有关尼克松岁月的书大量地引用了这些记录作背景材料。　　1973年，他打算引退时，曾偷偷把包括电话记录在内的30箱文件运到洛克菲勒宅地的防空洞去收藏。后来，当他决定继续任职时，他又把这些文件运回来，因为私自储藏政府文件是非法的。1976年，他正式离职后，还打算把电话记录占为己有，后遭到记者团要对他起诉的威胁，只得宣布把这些记录赠给国会图书馆，但要求必须在他死后5年方能启封。　　监听和电话记录是尼克松白宫政治模式的一部分，总统在1971年曾命令给自己安装秘密监听系统。　　基辛格由于自己的脾气，导致了1969年联邦调查局国家安全窃听计划的产生，现在他整天担心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他老是问霍尔德曼：“霍尔德曼，今天你的窃听器又说了我什么？”　　1973年，当黑格接替霍尔德曼的工作时，他告诉了基辛格白宫的秘密录音系统。基辛格意识到这简直是灭顶之灾，录音记录了他如何迎合总统怪诞的心血来潮和偏见。他因觉得受到了侵犯而怒不可遏，但也不知他考虑过被他监听和录音的那些人的心情没有。第八章　　没有出路　　1. 越南化　　让美国陷入越南的困境的理由很简单：南越军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御共产党的进攻，美军的撤离就意味着南越政府的倒台。而外交规律则是你军事上无法取胜的事，在谈判桌上也无法取胜。惟一解决办法是武装南越军队，让他们接管那里的50万美军。　　新政府意识到要抢在反战呼声爆发之前，用定期撤军来安抚民众，赢得时间，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体面但实际上很冷酷的计划—— “越南 化”。这是一项莱尔德倡导，尼克松接受，基辛格嗤之以鼻的政策。　　尽管莱尔德支持这项计划，美国军方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等于慢性投降，尼克松不顾军方反对，决定与南越总统于1969年7月在中途岛会晤。　　阮文绍，这个排长出身的总统，竭力要求美国人平等相待——把他当做同盟国领袖而不是傀儡或下属。作为尼克松随员的基辛格请阮文绍先到场，以免尼克松等候，但阮文绍坚持说美国总统是东道主，应先到中途岛迎接他。　　阮文绍要求单独会见尼克松，尼克松通过基辛格转达，坚持要基辛格也参加会晤。阮文绍就也带了一个随员。　　阮文绍到达美国海军司令住宅的会议室时，发现里面放了一把大椅子，显然是给尼克松坐的，三把小椅子摆在大椅子两侧。阮文绍转身溜进饭厅，找到一把跟尼克松同样大的椅子，搬到会议室，放在尼克松椅子的对面。　　阮文绍事先已得到情报，知道撤军规模为25 000人。为了维护一个习惯于外国人背信弃义的民族的尊严，阮文绍坚持这项撤军计划应称为“重新部署”。于是，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一致同意25 000名美军将回国重新部署。　　尼克松和阮文绍心里都明白，撤军一旦开了头，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尼克松以他惯常的欺骗性向新闻界宜称，这项撤军计划是在阮文绍总统的建议下，依照美方战地司令官的评估实施的。实际上，这两人都不同意撤军。　　基辛格则更实事求是一些，也许因为他并不欣赏这项政策，去中途岛途中，他和记者们进行背景讨论时说，如果“越南化”给河内造成将有一个强大对手的错觉，那么还能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我们的撤军速度让河内感到我们是为退出战争而寻找借口，这将阻挠谈判的成功，因为他们只需坐等其变。”　　结果是，撤军的确是以令人痛苦的速度进行，其速度之慢，又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拖了3年，从而导致了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其速度之快，的确又鼓励了河内坐等其变。　　对于基辛格来说，“越南化”违背了他的现实原则：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应紧密配合。在谈判桌上谈双边撤军的同时已在战场上单方面撤军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撤军越显得机械化，就越不能作为谈判武器。”　　莱尔德竭力提倡“越南化”。“我们这是浪费时间，因为公众不再支持这场战争”，他过后说，“亨利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不是政客，他只害怕 ‘越南化’会阻挠他的外交。”　　每当要宣布一项撤军计划，莱尔德就召来一批记者和赞同撤军的国会议员大肆鼓噪一番，“我感到我要对基辛格施加压力，叫他无法劝说尼克松改变主意。”　　从中途岛回来后不久，莱尔德命令在越南的美军从与敌人正面冲突的状态改为协助南越军队并采取守势。　　莱尔德先斩后奏，命令下达后再通知总统。基辛格想说服尼克松否决这项决定，但因命令已下达无法收回而作罢。　　基辛格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冗长、悲观的备忘录，促使尼克松决定撤军必须建立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之上：敌人减少了军事行动；谈判有了进展；南越军事力量有所加强。这也算基辛格在与莱尔德勾心斗角中取得的一个小小胜利。基辛格告诉记者，三项原则的确立和运用是为了让河内意识到：撤军不是一个机械过程。　　但很快，没人再把这三项原则当回事。撤军果真成了一种机械行动。　　2. 秘密和谈　　1969年8月，陪同尼克松周游世界即将抵达最后一站时，基辛格和他的助理安东尼·莱克悄悄搭上一架美国小型军用喷气式飞机飞往巴黎。到达后不久，以春水为首的两名北越代表也来了，他们带着一副尴尬的笑容，握了握基辛格向他们伸出的手。　　基辛格和北越为期3年的秘密谈判序幕拉开了。在此之前，基辛格只为尼克松扮演了两种角色：私人顾问和国安会的操纵者。但现在，他可以扮演第三种，而且是最令人兴奋的角色——谈判代表。他不再生活在总统的阴影中，而是开始了他天马行空式的超级外交——先是巴黎，然后是北京、莫斯科、中东——充分展现出他天才的创造性操纵外交的能力，并使他一跃成为当代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　　8月上旬，尼克松曾请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话给中国，说美国有兴趣开辟一条沟通渠道。尼克松还向齐奥塞斯库透露：如果11月1日越南方面没有进展，美国将采取严厉措施。　　尼克松就是打算罗马尼亚把这些信息转达给苏联，为巴黎和谈做些铺垫工作。　　在这次谈判中，基辛格奉尼克松的旨意放弃了约翰逊政府的立场，不再要求北越在美国撤军的6个月之前撤军。基辛格以缓和姿态表明，如果河内同意双边撤军，美方答应不在南越保留常驻部队。　　为了说明美方的新立场，基辛格要莱克制订一个全面的双边撤军时间表。基辛格深怕别人知道他参加了巴黎和谈，甚至连自己班子里的越南问题专家都蒙在鼓里，以至于不熟悉情况的安东尼·莱克把时间表上的人员分配弄错了。　　幸亏这个漏子捅得不大，因为北越人对这份双边撤军的时间表既不注意也无兴趣。春水滔滔不绝地讲了45分钟，历数越南人数世纪抵御外来侵略者的丰功伟绩——所有的侵略者都通通被赶出国门。所以，美国也不例外，只能无条件地、单方面撤军。越南人决不会改变这个立场。　　叫基辛格恼火的是，北越人在私下的秘密和谈所说的与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一样，他们固执地奉行表里一致的原则。　　把谈判秘密化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把美国公众和国务院等官僚机构排斥在外，事实上河内是大占便宜。美国的真正谈判建议不为人所知，而他们则可以就自己的立场大肆进行公开宣传。假如基辛格把巴黎和谈公开化，恐怕更符合美国利益，至少能把反战情绪平息下去。　　这次和谈春水惟一能提供的是河内考虑与基辛格进行更多的秘密谈判的可能性。　　1970年，新的一年开始后，基辛格感到开展新一轮谈判的条件成熟了。这时的美国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位置。尼克松“沉默的大多数”演说暂时赢得了公众支持，随着撤军的继续，反战热情开始减退，《新闻周报》报道说：“理查德·尼克松使战争不再成为头版新闻。”“越南化”　　也出人意料地进行得不错，南越军队从　85万人增加到　100万人，并全面控制了　55％的农村。　　这一切都是暂时现象，所以基辛格急于回到谈判桌上。尼克松对河内是否作出让步表示怀疑，但基辛格还是说服尼克松同意发出和谈邀请。　　基辛格急于恢复和谈还因为北越将派遣一名特殊顾问来，他就是黎德寿。基辛格和其属下都知道，按春水的标准，谈判是进行不下去的。　　黎德寿一头灰白头发，一成不变地穿着一件毛式中山装，他的一双见多识广的眼睛总是那么不动声色。他虽然大谈和平，但和平对一位15岁参加共产党游击队、有10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人来说，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基辛格认为他蛮横无礼，这是一种针对比自己低下的人的看法。　　基辛格开玩笑，说奉承话，嘲弄自己，想借这一套和他建立私人交情。黎德寿有礼貌地听着，甚至还会开怀大笑，但基辛格清楚地知道，一个在监狱里受了10年罪、战斗了20年的人是不会轻易被一个资产阶级的所谓魅力打动的。　　基辛格常说他的谈判策略是迈大步而不是零敲碎打地让步，因为在他看来，一小步一小步地后退，会使对方待价而沽。但实际上，基辛格仍在微妙地一点一滴地软化美国的立场。　　令基辛格痛苦的是黎德寿和他的看法一致，都认为“越南化”撤军削弱了美国的谈判地位。“美国50万军队打不赢的战争，让其傀儡去打，又怎么可能打赢呢？”黎德寿微笑着问。　　基辛格与黎德寿3月16日的第二轮谈判让人最难忘的不是谈判本身，而是这次旅行。基辛格乘坐的波音707因油料问题不得不降落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安排巴黎秘密和谈的美国武官沃尔特将军别无他法，只得径直去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蓬皮杜求救。蓬皮杜把自己的私人飞机借给了他，他乘坐这架飞机到法兰克福，把基辛格接回巴黎。在返回途中，西德地面指挥向这架来路不明、事先没有降落计划的飞机提出询问，并要求知道美国波音707飞机上为什么少了一个人。蓬皮杜的驾驶员征求沃尔特的意见，沃尔特想了想说：“告诉他们，离开的是一个女人。”　　“如果蓬皮杜夫人知道了怎么办？”驾驶员问。　　“如果蓬皮杜夫人知道了，我以美国军人的名义担保，我会告诉她真相的。”沃尔特回答道。　　沃尔特的救援行动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觉得德国地面指挥对乘客的性别不会那样轻易地被蒙混过去。　　等平安地来到谈判桌旁，基辛格向黎德寿出示了一份准确的美军撤出时间表，但黎德寿拒绝任何双边撤军计划，坚持美国单方面撤军。在4月4日的谈判中，他提出如果美国不改变立场，会谈就不必再进行下去了，基辛格只得中断谈判。　　基辛格为秘密谈判付出了代价。有一段时间，美国国内风闻河内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和平建议，而尼克松政府却顽固不化，这无疑给国内的反战运动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基辛格在与春水8月份的会谈中曾发出威胁。如果到11月仍没有进展，美国要考虑采取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措施。11月1日，是约翰逊停止轰炸纪念日，尼克松周游世界时到处散布这种威胁，特别是对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这任政府的政策是只警告一次”，尼克松不止一次地说道。　　9月，基辛格召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时说，如果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不合作的话，美国将不考虑武器控制谈判。谈话期间，尼克松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打来了电话。“总统刚才在电话里告知我”，基辛格对多勃雷宁说，“就越南问题来说，火车已经离开了车站。”　　“我希望是飞机”，多勃雷宁不为所动地说，“飞机飞行时能改变航线。”　　“总统用词很慎重，他说是火车。”基辛格说。　　基辛格赞同在越南策略中加入军事威胁，不然的话，他认为谈判不可能成功。9月，他召集了一群助理讨论如何把尼克松有关11月1日的威胁变为现实，而不仅仅是句空话。这些人中间有黑格、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劳伦斯·林、莫里斯、华茨。他们的任务是制定一项代号为“鸭钩”的野蛮的报复计划，但华茨、安东尼·莱克、罗杰·莫里斯及劳伦斯·林都反对“鸭钩”计划。一天晚上，华茨在写他的反对意见时，走到白宫草坪上想换换脑筋，他看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与其他反战抗议者一起拿着蜡烛站在白宫的大门外。　　劳伦斯·林是个头脑冷静的分析专家，他写出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反对战争升级的备忘录。基辛格虽然命令对“鸭钩”计划进行研究，但他鼓励劳伦斯·林尽其所能地写出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我有一个印象，基辛格不赞成 ‘鸭钩’计划，他的目的是要让尼克松知道这个计划行不 通”。劳伦斯·林说道。　　但莱克得到的却是相反的印象，他感到基辛格赞成军事打击，并且因为尼克松不像洛克菲勒那样强硬而感到失望。　　基辛格综合了大家的看法，最后写出了一份不搞军事升级的建议备忘录，尼克松同意了。　　许多年以后，当回顾这段历史时，尼克松称这项决定是他一生中的大错。基辛格后来也有后悔之意，他认为：“我们一上任就该炸他个天翻地覆。”　　令人吃惊的是，尼克松同意不实施“鸭钩”计划之后却仍对多勃雷宁发出这种威胁。多勃雷宁只当尼克松是吹牛，答复说他的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帮不上什么忙，但他们已为尽快开始军备控制谈判做好准备。　　尼克松接受了他的请求。　　会谈结束后，基辛格把尼克松大肆奉承了一番，但他知道这次美国是栽定了，多勃雷宁不再会把尼克松的威胁当回事。第九章　　入侵柬埔寨　　1. 入侵决定　　1969年3月，美国开始对柬埔寨进行秘密轰炸，目的是要摧毁所谓的北越共产党指挥部和供应点，西哈努克颤颤巍巍地维持了29年的平衡遭到破坏。1970年3月，西哈努克出访苏联和中国时，国内右派首相朗诺废黜西哈努克，致使后者仓皇逃往中国避难。　　当时有人怀疑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这次政变，其实中央情报局在柬埔寨连一个情报站都未设立。尼克松为事先对这次政变毫不知情而大发雷霆。基辛格在与黎德寿的会谈中，越方谴责推翻西哈努克是美国的一个阴谋，基辛格“虽然为他们对我们的情报工作能力评价如此之高而深感荣幸”，但还是想说服对方金边事件绝非美国所为。问题是美国犯了一个错误：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美国的所作所为促使北越和西哈努克都相信这的确是美国干的。尼克松和基辛格立刻宣布承认朗诺政府。　　朗诺是一个有魅力但缺乏谋略的人，他命令北越立刻离开柬埔寨，北越因此而发起一场旨在摧毁柬埔寨政府的进攻，柬埔寨军队的装备奇差，士兵们只在金边的一个高尔夫球场受过训练，他们不得不乘坐百事可乐的运货车去参加战斗。　　柬埔寨向美国呼吁紧急援助，在越南的美军司令提议地面干预，尼克松面临着他任职期间最决定命运的军事决策。　　这不是一个好日子。4月是尼克松任职期间最残酷的月份。基辛格与北越的秘密谈判破裂；苏联军事顾问大批涌入埃及；尼克松指示基辛格，看是否可以安排一个与莫斯科的最高级会晤，基辛格来到多勃雷宁处，这位苏联大使只是让他看了一场在西伯利亚猎虎的片子；参议院否决了尼克松的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阿波罗13号”登月旅行出现大故障，宇航员面临着死亡的危险；抗议者的威胁迫使尼克松取消了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计划，他因此不得不忍受女儿的哭闹。　　尼克松不是一个沉着、冷静的人，不断积累的神经紧张把他变成了一个——在基辛格眼里——醉鬼式的人物。　　4月22日，尼克松连续发出好几个备忘录给基辛格，要求采取大胆行动支持朗诺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随即召开，尼克松、基辛格、罗杰斯、莱尔德等均列席参加。会议产生了3种选择方案：罗杰斯和莱尔德赞成的观望和等待；基辛格赞成的南越军队在美国空军支援下进攻柬埔寨、摧毁其境内的共产党供应线，或直接派遣美军。　　尼克松当场宣布赞成第二个选择方案。副总统阿格纽称第二个方案“性质暧昧”，这下可触到了尼克松的痛处，他最不愿在副手面前显出 不够强硬。　　第二天深夜，连续接到尼克松好几个充满咆哮声的电话以后，基辛格明白了，尼克松想在柬埔寨行动中动用美国地面部队。　　4月24日，尼克松白天背着国防部长起草了军事命令，晚上却与他的好友贝比·雷博佐醉倒在戴维营。　　基辛格总感到背着国防部长颁布军事命令总不是件事儿，于是，他告诉莱尔德美国入侵已是选定的方案。　　莱尔德和罗杰斯有发言权的国安会全体会议却被尼克松一再推迟。　　4月24日晚，基辛格召集他班子里的鸽派开了一个会。由于他对自己的智慧信心十足，他喜欢寻求挑战，但他在与人打交道时缺乏信心，所以又急于从他身边人那里寻求支持。　　被邀请到他办公室的有安东尼·莱克、罗杰·莫里斯、莫瑞·林和温斯顿·洛德。“这些都是我流血的心”，当他们进来时他说道。　　这些助理没有一个人同意入侵柬埔寨，有些入侵的后果就被他们不幸而言中。　　但是，基辛格反驳意见听得越多，越觉得动用美国军队全面进攻北越的供应线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反对这种做法的人无法解释如果柬埔寨成了共产党的大面积的供应渠道，“越南化”怎样进行下去。只动用南越部队对一条供应线发起有限进攻是毫无意义的，这既会招致国内的不满，又打击不了北越的有生力量，实际上是所有选择方案中最不可取的。　　4月26日，星期日的国安会全体会议的召开，仅仅是因为基辛格说服了尼克松：他不可能不征求国防部长和国务卿的意见就入侵一个国家。莱尔德和罗杰斯从尼克松那儿知道的只是4天前尼克松说的，动用南越部队进攻柬埔寨。　　像过去一样，尼克松和基辛格是带着决定去参加会议而且试图操纵那些不知情的官员们。他们装作会议只是关于可能有的选择方案的军事情况介绍，作为国安会正式成员的副总统根本没被邀请，莱尔德和罗杰斯几乎什么也没说。会后，尼克松签署了军事命令，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用的是全名而不是缩写字母。　　罗杰斯一直到第二天才明白有关入侵计划是昨天会议的议事日程。　　他警告说，虽然入侵目的是为了摧毁北越在柬埔寨的“中央办公室”，但实际上这个机构不会停留在固定地点。如果没有找到它，美国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莱尔德坚持说美国驻越南司令不赞成入侵柬埔寨，尼克松要基辛格利用秘密途径去问问，基辛格没料到驻越司令收到这条信息后立刻就告诉了莱尔德。莱尔德对背着他搞阴谋很气愤，但他已习惯了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一套，并且对事情的进程他已无法挽回了，只得告诉驻越司令：　　“爱伯，我知道你会怎样答复，不要担心，我会理解的。” 4月 28日，尼克松召见罗杰斯和莱尔德，当面告诉他们，他已命令南越军队和美军一同入侵柬埔寨。基辛格不在场，总统担心他控制欲太强，抢了他的风头。　　2. 进军柬埔寨　　尼克松在他4月30日的演说中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五年来，美国和南越均未对这些供应线采取行动，因为我们不想侵犯一个中立国家的领土。”实际上，秘密轰炸这些供应线的“菜单”计划已经进行了13个月。　　1970年5月 1日的早晨，　31 000名美军和43 000名南越士兵涌入柬埔寨境内，靠撤军换来的国内平静遭到了破坏。5月4日，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国民警卫队向手无寸铁的示威游行的学生开枪，打死两名女孩、两名男孩，一位女孩跪在倒下的同伴身边啜泣的照片成为整个国家陷入恐怖的象征，举国沸腾了，当权者也差不多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基辛格因吵吵嚷嚷的示威者而无法入睡，只得躲进白宫的地下室里。　　5月8日，将近10万名示威者包围了白宫，警察用60辆警车围护住这个总统之家，同时地下室里驻满了军队。无法入睡的尼克松在林肯会客室里踱来踱去，不停地打电话，直至黎明。　　凌晨3点30分，副国务卿接到尼克松的一个电话，电话里尼克松向他抱怨50名低级外交官联名反对入侵柬埔寨一事，“我是总统”，尼克松朝这个还未睡醒的职业外交家咆哮道，“今天早上给我把这些狗崽子都解雇了。”　　“他一激动就发狂地打电话”，基辛格说。那天晚上，光他接到的尼克松的电话就达7次之多。有些电话只有2分钟时间，有些电话一讲就是20多分钟。　　但在尼克松看来，是基辛格给压垮了。基辛格甚至还流露出后悔之意，尼克松失望之余，拒绝再召见他，甚至有一段时间连他的电话也不接。　　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尼克松撤销了基辛格对窃听的监控权，并命令霍尔德曼设法不让基辛格与新闻界接触。基辛格与总统副手们的关系也陡然紧张起来，他拒绝参加霍尔德曼早晨8点的例行会议。　　虽然《华盛顿邮报》对入侵柬埔寨批评尖刻，报纸的董事长格雷厄姆女士出于私人交情，邀请基辛格到电影院去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电影看了一半，格雷厄姆才发现自己的选择很糟糕，这部电影情节是关于导致纳粹得势的魏玛政府耽于享乐的情景。基辛格坚持把电影看完，格雷厄姆女士问他如何能忍受这些镜头，他回答说：“在我成长过程中，我已习惯给别人让道。”　　一个月后，尼克松发表演说，用夸张的口气称侵柬行动是这场“漫长而困难重重的战争中最成功的一次行动”。基辛格也认为这次行动至少在军事上是个胜利，敌军在柬埔寨的40％的武器储备被缴获，美军死亡人数从1969年春季的每星期300人降至来年春季的每星期35人。　　不过，这些数据带有一定的误导性。实际上，美军的死亡人数由南越军队的死亡人数来代替，并且尼克松一直声称此次军事行动是为了摧毁北越的“中央办公室”，而这个主要目标早就转移到别处去了。　　那些反对者对入侵柬埔寨的后果的预见不幸一一得到验证，甚至还比他们说的要严重得多。柬埔寨终于被卷进它长期试图避开的越南冲突中。在美国入侵之前，北越军队只在柬埔寨四分之一的农村有影响力，美国入侵后，这个国家的半壁江山落入北越的势力范围。英国记者奥克洛斯尖锐地指出，美国三年的军事干预是红色高棉滋生的惟一温床。在北越的帮助下，红色高棉由小股游击队变成一股强大的势力。在美军重型炸弹的轰炸下，这个组织变得越来越野蛮，从而导致了1975年的血腥大屠杀。　　尼克松和基辛格后来从未对入侵柬埔寨后悔过，只是认为力度不够，没有同时轰炸河内和北越工业区。他们没有意识到河内在柬埔寨事件中取得了空前胜利，并在美国人心目中成了“得道者多助”的一群。　　3. 后院起火　　4月25日晚，基辛格打电话给比尔·华茨，要他准备担任国安会全体会议的助理协调人。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后，华茨在会议召开之前1小时通知基辛格，他不打算参加会议，他辞职了。　　基辛格暴跳如雷，在办公室把书扔得到处都是。　　华茨与基辛格的关系可追溯到洛克菲勒时期，他们都是洛克菲勒的摇旗呐喊者，华茨的辞职对基辛格是个打击。　　华茨回到家中，他妻子一看便知道他已辞职。“为什么？”华茨问。　　“因为这6个月来你第一次笑了”，他妻子答道。　　华茨虽然与基辛格的关系源远流长，但他们中间没有基辛格对莱克和莫里斯所怀有的温情。莱克和莫里斯是基辛格的一对金发宠儿，莱克显赫的出身和聪明的头脑一直为基辛格所赏识。所以，当他俩决定辞职时，他们没敢直接找基辛格，而是把一份联合辞职信交给了黑格。他们因对越南政策持异议，因对窃听有所风闻，因尼克松醉酒而辞职。　　基辛格痛苦之至，命黑格去做调解工作。一向嫉妒莱克才智的黑格，把为基辛格工作描绘得十分恐怖，甚至还愿意替莱克找一份工作。　　入侵发生后，头脑冷静的分析家劳伦斯·林陷入了震惊之中，他无法工作，甚至连备忘录也写不下去。基辛格为了挽留他，特意安排尼克松接见他，但于事无补，劳伦斯·林提出辞职。　　黑格奉基辛格之命去劝说劳伦斯·林，但劳伦斯·林得到的是和莱克相同的印象。　　大部分才华横溢的年轻知识分子，也就是基辛格称为“我的流血的心”的助理们——霍尔珀林、戴维斯、华茨、莱克、莫里斯、劳伦斯·林都离开了他的班子。他们的理想和才华，一直为基辛格所赏识，而且他已喜欢上他们每一个人，尽管他和黑格给他们中的一些人安装了窃听器。　　留下的只有黑格，一个忠于职守的实用主义者，毫无理想和才华可言。基辛格从来就不喜欢他，有一阵子待他很粗暴。基辛格从黑格那儿感受不到对他宠儿的智力所怀有的那种敬意和温情。　　基辛格只能越来越依赖惟一没走的“流血的心”一族的成员——温斯顿·洛德。因为他显赫的出身、温文尔雅的气质，基辛格从来不对他发脾气，并且他妻子劝他留下来，因为为“这位杰出的人”工作比离开权力中心更能发挥他的作用。温斯顿·洛德代替莱克成为基辛格的特别助理，在基辛格的不断要求重写报告的压力下坚强地挺了过来。　　4. 邀宠　　在入侵柬埔寨期间，基辛格不断与学生、示威者、著名反战活动家举行小型的、非公开的会议。仅5月份，他在白宫、自己家或饭店就搞过10次这种类型的会见。1971年上半年，他与学生团体会晤过19次，与知识分子、学术界人士会晤过29次，与其他著名社会活动分子的会谈达30次之多。　　不管尼克松是不是这样看，基辛格认为政府有义务与批评者取得联系，尤其是学生。再说，凭借他的头脑，他自信自己能够成功地说服、哄骗、取悦那些批评者，把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　　基辛格这样做还因为他喜欢智力挑战。虽然对他的庇护人，他竭尽谄媚之能事，但如果别人这样对他，他嫌烦，宁可有一场出色的辩论。　　正如飞蛾扑火一般，他想改变或取悦他的批评者似乎成了一种心理强迫症，并且在他的外交政绩中也反映出来。他对于敌手远比对付同盟者要顺当，在中东，他成功地博得了萨达特的欢心，但与以色列人打交道时却出现严重问题。他把注意力投向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宁、毛泽东、周恩来、黎德寿，但他对南越总统阮文绍却怠慢有加。　　他对会见反战活动家尤其热心，这是因为他害怕过激的抗议行为会引起左倾势力的抬头，甚至会出现反犹倾向。“与我的同时代人不同的是，我清楚地知道现代社会结构的脆弱性”，他告诉他的年轻的鸽派助理。“我们在把你从右派手中拯救出来”，基辛格在入侵柬埔寨后挽留莱克时说。“你就是右派”，莱克回答道。　　但基辛格对右派的野蛮性比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莱克有更深切的体会。他认为，一旦右派以为政府在东南亚执行的是一种逃跑政策，政府中的犹太人就会成为被谴责的对象，成为替罪羊，他害怕在美国出现魏玛的翻版。　　1970年5月8日，当警车仍把白宫团团围住的时候，13名哈佛的著名教授鱼贯走进白宫，与他们引以为傲地称为“亨利”的老相识共进午餐，这是他与学术界人士会面中最痛苦的一次。会上，教授们不依不饶，一致谴责尼克松政府在国内制造混乱，在国外进行一场非道义的战争。　　无论基辛格如何解释，都未说服他们。　　“这次会面彻底完成了我从学术界脱胎换骨的过程。”基辛格说。　　但实际上并没有像他说的那么冷静，会面所造成的伤痛直到战争结束后仍未消失。　　相反，基辛格与一个叫麦克托纳尔的小伙子的交谈更成功。这位头发蓬乱的反战主义者在美国侵略柬埔寨期间，开始了为期37天的绝食抗议。为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他天天到白宫门前静坐绝食。基辛格没有通知其他白宫人员就拜访了他。麦克托纳尔纯洁的和平主义观点、孩子气的真诚、美国式的和蔼可亲，既叫基辛格感到新鲜，同时又深深地打动了他。　　从麦克托纳尔的角度看，基辛格想要撤出越南的态度是真诚的，“只是我没法说服亨利不使用武力”，他过后用词准确地说。而基辛格并没有说服他停止绝食。　　一年后，基辛格成为一个所谓的绑架阴谋的目标。这些“阴谋家”都是些反战神职人员，其中包括4名天主教神父和4名修女。基辛格开玩笑说，这是“性饥渴的修女”所为。但私下里，他会见了这些阴谋策划者。　　会谈进行得很成功，基辛格充分施展他的魅力和说服力，他们的反应比哈佛教授要友好得多。基辛格甚至接受了他们的礼物——一枚刻有“绑架基辛格”的徽章，并开玩笑说他准备向其他白宫人员出售。　　基辛格还会见了民主党的主要批评政府人士乔治·麦戈文。麦戈文是少数几个不为他的魅力所动的人。会后，他告诉记者：“我看不出这次会晤有什么用处。”　　基辛格甚至冒着得罪尼克松的危险想召见反战活跃分子简·方达① 。 因为简·方达拒绝基辛格不公开的请求而不得不取消会谈。① 简·方达：好莱坞六七十年代的著名女影星，社会活动家。第十章　　幕后途径　　1. 艰难的军备控制谈判　　1968年，美国开始研制多弹头分导运载工具 （简称MIRVs）。这种武器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于美国的安全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能在对方防御系统运转之前给予先发制人的打击。因此，此项研究遭到国会、学术界、甚至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的反对。　　尼克松对此事毫无兴趣，一切悉听基辛格的建议。基辛格为了不过分得罪五角大楼，没有把MIRVs列入军备控制计划。　　1970年4月，在维也纳开始了第一轮军备控制谈判。史密斯提出全面禁止试制、生产和部署MIRVs，遭到基辛格的拒绝。基辛格倾向于双方拥有一个反弹道导弹系统（简称ABM），用以保护首都，对于进攻性导弹实行封锁，对于MIRVs则无限制。　　就像棋手抓住了对方未受保护的王后，苏联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接受了这些建议。基辛格过后才发现自己犯了大错：美国公众决不会同意用价格昂贵的ABM去保护只有政客和官僚的华盛顿特区，而苏联却十分愿意把他们的首都置于保护之下。基辛格只得把来年的时间花在使美国摆脱这个困境的谈判上。　　接着，基辛格又犯了一个大错。苏联大使多勃雷宁通过他们往常的幕后途径问，美国喜欢一项限定性协议还是一项综合性协议。所谓限定性协议是指包括限制ABM的协议，而综合性协议则包括限制进攻性武器的一揽子计划。基辛格根本没搞清多勃雷宁的区别就贸然答应哪一种形式都合适。　　随后，多勃雷宁带回来的是反限制ABM协议的建议，基辛格说他和尼克松答应考虑。　　基辛格去征求在维也纳的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杰勒德·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立即回话说：“任何对美国ABM的限制，必须伴随着对苏联进攻性武器的限制。ABM是我们最有力的谈判筹码。”　　基辛格意识到史密斯是对的，但苏联已认为美国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基辛格一年的时间差不多又泡在收拾自己弄成的烂摊子上。　　由于没有禁止MIRVs，造成随后15年的军备控制的不稳定状况，基辛格为此深感自责。　　这期间，华盛顿对需要什么样的ABM争论不休。国会赞成有一个保护导弹基地的ABM，政府赞成有一个保护各自首都的ABM（苏联人正求之不得）。令杰勒德·史密斯一行人感到恐惧的是，尼克松和基辛格又突然命令允许建立4个保护导弹基地的ABM。　　苏联人立刻提出反对，他们清楚地知道这套系统不仅本身价格昂贵，并且养护、维修、报废、更新是更大的资源浪费。多勃雷宁提醒基辛格，是美方提出在各自首都附近建一个ABM系统的，基辛格颇为尴尬。　　于是，基辛格建议利用幕后途径同时秘密地进行军备控制和柏林问题的谈判。苏联从1958年起就急于解决柏林问题，在这里，基辛格又一次开始实施他的“连环套”理论，苏联要想得到他们需要的ABM协议，就必须把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条款加进去。如果他们应允，就会有柏林地位谈判与之配套。以上条款又与其他协议息息相通——谷物交易、贸易额增加、科学交流——这都形成一个网络，用来限制苏联的冒险主义，迫使它在越南问题上有所帮助，最终导致永久的缓和。基辛格在1971年这一年创造的连环套比1969年尼克松在军备控制和越南问题之间构造的连环套成功得多，也周密得多。　　为了建立柏林幕后途径，基辛格邀请西德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访问美国。为了不惊动国务院，他安排西德的国家安全顾问巴赫去观看“阿波罗14号”登月飞船上天。他俩在一架军用喷气飞机上进行秘密磋商，为了避人耳目，基辛格还邀请演员道格拉斯与他们同机旅行，而道格拉斯则在飞机后舱呼呼睡大觉来打发时间。　　1971年5月上旬，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达成幕后途径协议，同意在ABM协定中重新考虑限制相关的进攻性武器。　　在维也纳的杰勒德·史密斯听到他的苏联谈判对手愿意就同时限制ABM和进攻性武器进行谈判时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送给他57岁生日的生日礼物。但因为史密斯对幕后途径的协议毫不知情，所以他的谈判协议在细节上不如基辛格与多勃雷宁达成的好。显然，维也纳的苏联谈判官员比史密斯占优势，因为他知道他的人在华盛顿做些什么。　　基辛格怒气冲冲地找到多勃雷宁，谴责苏联利用美方两个谈判途径的不和从中渔利，并警告最终说了算的是白宫途径。几日后，多勃雷宁带回来基辛格能够接受的条款。1971年5月20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联合宣布了这项协定。　　基辛格称这项协定是军备控制谈判的“突破”，其实他仅仅又回到一年前的状态。　　尼克松让霍尔德曼去向罗杰斯解释，这项协定的达成是因为突然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的缘故。其实作为国务卿，罗杰斯有权查阅这封并不存在的信。　　武器谈判专家史密斯对基辛格的做法表示宽容，但不欣赏，而且他很快就发现了基辛格因不同专家、同僚商议而犯下的又一个错误。　　这种幕后途径可以使基辛格在处理事情时避开来自国会和公众的压力，但这种权力集中正好是美国宪法规定的三权分立制度所要阻止的。　　当然，幕后途径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柏林协定和军备控制协定虽然不是尽善尽美，但它们是国务院永远无法达成的。“这对官僚机构来说是不正当的，但管用。应当以它们的成就来衡量事情本身。”基辛格这样认为。　　就个人而言，幕后途径使基辛格不仅成为国家最高战略家，而且成为首席外交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