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菲尔特引 言 “我会回来的。”一位鼻子上架着眼镜的15岁的男孩说。 检查他们行李的海关人员嫌恶地瞧着他，一言不发。 这就是1938年的基辛格。他跟随父母被迫带着少数几样私人物品迁移到美国，因为当时的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已达到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6年后，他果真回来了——以占领者的身份。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不是普通的美国大兵，而是黑森州贝格斯特拉斯区的行政长官，掌握着这些迫害过犹太人的德国人的生杀大权。 20年后，他屡次访问故里，这几次可不是一句“衣锦还乡”所能概括得了的。据盖洛普民意测验，1973年，他是美国最受赞扬的人物。新闻界称他为超级老K、外交魔术师。因为，是他秘密访华，叩开了中美关系僵冻多年的大门；是他安排了苏美自冷战以来首次最高级会晤，创立苏美关系趋向缓和的新局面；是他协助尼克松把美军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拔出来；是他穿梭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使中东地区避免了一场一触即发的核战争。他那天才的超级外交操作能力使他一跃成为世界名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本世纪最出色的政治家之一。 早在他还是22岁的行政长官的时候，他就流露出少有的成熟。面对那些憎恨过他的人，他没有以牙还牙、趁机报复，而是以公正、现实的态度对待他们，高效率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时候阅历尚浅的基辛格已经具备了大政治家的宽阔胸襟和非凡气质。 如果说他身上缺了点什么，那就是政客式的枯燥乏味。这位工作狂在社交界夺宠、在好莱坞猎艳、从漂亮女人那儿博取青睐同样也干得十分卖力。谁也没料到脸上架着厚厚镜片、英语带有浓重的巴伐利亚口音的德国难民在这些方面也是高效率的，众多美貌绝伦的女明星、女记者、女秘书等都倾倒在他超凡的魅力之下。他的私生活的新闻价值几乎不逊于他辉煌的外交成果带来的声誉，他浪漫、多情的心怀与他的勃勃野心一样灼热、一样令人炫目。 然而，基辛格又始终是众矢之的。从自由派知识分子到保守党活跃分子，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是没有道德原则的、玩弄权术的阴谋家。 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中的朝野人士把指责基辛格当做一种时尚，尽管他们当面亲昵地称他为亨利。一位美国资深外交家乔治·保尔，把新书的手稿寄给编辑时，编辑告诉他：“我们有个大问题，几乎在每一章你停下你所说的话时，你就在攻击亨利·基辛格。”保尔回答说：“告诉我，在哪一章我漏掉了，我要加上一些恰如其分的诽谤之辞。” 由于人们对基辛格的看法分歧如此之大，这个人物对新闻媒体有无穷的吸引力，即使到了90年代，他已逾70高龄，离开政界已达15年之久，他仍成为新闻热点人物。 基辛格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期间，曾为两位总统服务过——尼克松和福特。他与尼克松的关系颇具传奇色彩。在某种意义上，俩人可以说个性一致、观点一致，并且都对外交事务有着强烈的兴趣。尼克松利用基辛格的头脑和理论体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外交辉煌，基辛格仰仗尼克松的恩宠以一个小小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身份进入世界名人圈。但终因基辛格功高震主，俩人成了一对“怨偶”。嫉妒的尼克松一心一意想降低基辛格的知名度（如果不是水门事件，他或许已经成功了）。基辛格一方面抓住一切机会自我标榜、招摇过市，另一方面对总统诚惶诚恐，极尽拍马之能事，因为骨子里基辛格对尼克松怀有一种仆人对主子的感情。 基辛格与福特的相处则轻松自如。福特欣赏基辛格的才华，容忍他好出风头的脾气。虽然福特光明磊落的个性没能改变基辛格好秘密行事的风格，但在他当总统期间，基辛格的外交政策更富有道义特征。福特打心底里喜欢基辛格，1984年，当他从他所属的大公司董事会退下来时，他建议让基辛格顶替他。基辛格在任福特的国务卿期间，私下里有时抱怨福特是榆木脑袋，但语气并不尖酸刻薄，而是带一种关爱的口吻。“听到我父亲谈福特，看到他在新总统面前那样自在，的确很感人。”大卫·基辛格回忆道。 关于基辛格传，国内曾有几种版本。有的因出版较早，基辛格八九十年代的情况没有记载；有的则侧重于他的某一方面。而本书则通过大量翔实可靠的资料，将一个完整的基辛格展现在读者面前，尤其是八九十年代鲜为人知的情况。同时，本书对基辛格的童年、少年生活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关于这一点，基辛格在他的自传中是只字不提，其实这对他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作用。虽然他一再强调严酷的纳粹时代及他的13位亲人惨遭屠杀的事实没有给他的个性打上烙印。但他这种自欺欺人之谈只能说掩盖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他害怕过多地谈论自己被迫害的经历，会在美国引起那些反犹太人强硬派的反感和对他的攻击。 实际上，他在政治生涯中屡次表现出来的缺乏安全感、对人极端不信任、死撑硬汉子形象，如飞蛾扑火似的急于求得批评者的认同等等都是源于他童年、少年的痛苦经历。“基辛格是个强者，但纳粹能够侵害他的灵魂。”弗里茨克雷默尔——基辛格第一位恩人评论道。 1996年7月 31日 1. 基辛格一家 菲尔特城是一座靠犹太人繁荣起来的城市。14世纪犹太人由于被禁止进入纽伦堡，便在城墙外河边的村庄定居下来。商人、工匠把菲尔特变成一座生机勃勃的商业城市，并且成为巴伐利亚为数不多的犹太文化中心。到1860年，菲尔特已有14 000人，其中一半是犹太人。 在工业时代，许多犹太商人建立了纺织厂和玩具厂。其中发了大财的人成为犹太贵族，他们在城里建医院、学校、孤儿院和交响乐队。7座犹太教堂环绕大广场而巍然耸立。 犹太教师路易斯·基辛格来到这座城市定居。 路易斯·基辛格的父亲戴维·基辛格是一所学校的创始人，并且还在教堂唱诗班担任领唱。他总是衣冠楚楚，被他的朋友们称为“礼拜日基辛格”，以有别于他衣着相对随便一点的哥哥西蒙，而后者被人称为“工作日基辛格”。 路易斯·基辛格是戴维的7个孩子中惟一担任教职的。他虽然是犹太教信徒，但他从不把自己跟忠于祖国、富有爱国精神的德国人区别开来。 路易斯在一所公立女子初级的中学找到一份校长兼教师和顾问的工作，这在德国社会里是一个显赫的地位，路易斯本人为此感到十分骄傲。 多年以后，当他失去工作，逃离故乡后写信给老同事，仍注明自己是“退休校长”。 路易斯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教师，精通业务，严厉刻板，却不曾伤害过一只苍蝇。 路易斯刚来学校时，另一位校长跟他谈起几年前毕业的一名叫葆拉·斯特恩的女孩。这位校长知道怎样打动这位不苟言笑的年轻教师，他向路易斯出示了她的成绩，里面的“A”的数目足以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但这成绩有一定的误导，葆拉身上没有路易斯那种学究气，她富有机智，头脑实际。她与路易斯形成很般配的一对儿。路易斯理智而超然，葆拉精力充沛，是家庭里的决策人。 斯特恩一家住在离纽伦堡约30英里的村庄。相比于基辛格一家，他们是较为开明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社交圈里有来自非犹太人的朋友。 葆拉的母亲年轻时去世了，她父亲跟她后母生活在一块儿，但他们仍只有她一个孩子。 葆拉到菲尔特上学的时候住在姑妈家。虽然路易斯已35岁，葆拉只有21岁，但她姑母仍竭力促成他俩的婚事。斯特恩夫妇也没有意见。1922年，这一对年轻人正式成婚。牧牛业经营得很成功的斯特恩给他女儿的嫁资使他们足以购买一套5室的公寓房。9个月后，即1923年5月27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出生了，这就是海因茨·基辛格，也就是后来的亨利·基辛格。 2. 少年海因茨 到海因茨·基辛格出生的时候，菲尔特的犹太人口已减少到3000人，一个新迫害时期开始了。德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民众需要发泄战败带来的耻辱和经济困难造成的愤怒，于是，犹太民族成了替罪羊和出气筒，条顿民族和雅利安民族的纯洁性得以大肆提倡。 犹太人被禁止参加公众集会——包括足协举办的足球比赛。 海因茨是菲尔特队的球迷，尽管父母要求他不要做违法的事，他却不愿意离开他心爱的球队。他常带上弟弟或一个朋友装作不是犹太人，到球场去看球。有一次，他和弟弟在球场上被人认了出来，遭到一群男孩的殴打，回家后没敢告诉父母。女仆替他们收拾干净，瞒过他们的父母。“我们所冒的风险只是挨一顿打。”他过后回忆说。而这种事常常发生。 基辛格对足球的着迷远胜于他踢球的本事，尽管他经常练习。足球是他在这个动荡世界里的一种逃避。他很瘦弱，力量不够，但他尽量用技巧弥补。他曾一度被选为班足球队队长，倒不是他球踢得好，而是他有组织才能。 少年基辛格争强好胜，在他家后院石子路上踢球，如果他赢了，这场比赛可以收场，如果他输了，他非得要别人陪他玩到他赢为止。 他的学习成绩远胜于他的运动素质，“他是一个书虫。”他弟弟瓦尔特回忆道。他跟他父亲一样，浑身带着股学究气，他的儿时朋友也总记得他老是一副腋下夹着一本书的样子。 他的母亲甚至担心他利用书来逃避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他回避其他人”，她回忆道，“有时候他懒得出门，因为他沉浸在他的书中。” 海因茨跟与他一岁之差的弟弟很相像，俩人都是瘦削的身材，卷曲的头发，都有高高的额头和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大耳朵。但他们性格迥异。海因茨羞怯、清高、善于观察，有时像他父亲那样好沉思、局促不安、严肃认真。瓦尔特顽皮活泼、好交际，像母亲一样头脑实际，运动素质和动手能力比海因茨强。 在朋友中间，虽然海因茨好独来独往，但他因智力超群而被推举为领袖，而瓦尔特工于心计、精明能干，常常是幕后策划者。 路易斯极想让海因茨上国立学校，海因茨本人也十分愿意，但等到他申请到国立学校就读时，反希伯来主义浪潮开始了，因为他是犹太人，所以被拒之门外。 他只好转到一所犹太学校去念书。这个学校的学术水平并不亚于公立学校，德国历史和犹太人历史是重点学科，外语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基辛格学的是英语）。这是所小学校，每个年级约30名学生，男女生对半。 但后来这所学校的规模扩大到1个班50人左右，因为公立学校不再接纳犹太学生，许多纽伦堡的犹太学生不得不坐电车赶到这儿来上学。在这里，宗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每天，基辛格和其他学生要读两小时的《圣经》和犹太教法典。 基辛格对父亲充满挚爱但又敬而远之。“他是所能想象的最温和的人，特别地温和，”基辛格过后回忆说，“他心中不存善恶问题，因为他不能想象恶是什么样子，他不能想象纳粹代表着什么。他的温文尔雅是发自内心的，不是那种有求于你的阿谀谄媚。” 路易斯是个极富有教养的人，热爱文学和古典音乐。家中有大量藏书和一架钢琴。他从不以道学家自居，但他的所作所为是那样正统、规矩，不能不叫别人把他看成是道德的化身。 他的孩子们很少跟他谈论自己的问题。“他不懂孩子们会有问题，也不认为他们确实有问题”，基辛格回忆说，“他更不理解10岁儿童所具有的那种类型的问题。” 而葆拉·基辛格却相反，她是解决家庭危机的能手。“我父亲很幸运，有一个能作主的，头脑实际的妻子。”基辛格说。她从没有博大精深的理论，却把家务事管理得井井有条。 葆拉目光敏锐、直觉很强。在她的微笑和优雅的气质后面隐藏着一种坚强的性格。她不像她丈夫甚至她儿子那样好思考，也没有多少学问，但她更清楚自己该干什么，周围人在想什么。 孩提时代的基辛格不合群，只喜欢跟好朋友厮守在一块。他的形影不离的朋友是海因茨·利昂，即后来成为以色列生化学家的曼纳欣·利昂。他们几乎每个下午和周末都在一块度过。星期六，利昂的父亲教他们犹太经文，并带他们徒步旅行。 基辛格常跟利昂和他父亲讨论他无法跟自己父亲开口的问题。“他们住在我们附近，他骑自行车过来，”利昂回忆道，“我感到他和他父亲之间存在着问题。他害怕他父亲，因为他有点迂。他父亲老是检查他的家庭作业。他不只一次告诉我，他无法跟父亲讨论任何问题，尤其是关于女孩子的问题。” 基辛格和利昂常带着女朋友在星期五晚上到公园去散步，有时候到结冻的湖上滑冰。在一个安息日夜晚，俩人玩得太开心，回家晚了。“在当时德国，一条最神圣的行为准则是按时回家，从不在外面过夜。”利昂的母亲过后说，“于是，我丈夫抽出皮带，揍了他们一顿。”利昂的父亲很不公正地责怪基辛格带坏了利昂，禁止他儿子一星期跟基辛格会面。后来，利昂的父母把利昂送到捷克斯洛伐克夏令营呆了六星期，以避开基辛格。 对小基辛格来说，有一块地方特别充满魔力，这就是他母亲的家。 他们每年夏季都去那儿，这是一个建立在温馨乡间的家，房子修得富丽堂皇、十分安全。海因茨在这里追逐着自家养的鸡，再大一点，便开始跟朋友们一块玩球。有时候，基辛格会跑到朋友的花园，借来梯子和垫子玩杂技。这种事对生性严肃的基辛格来说，本来是不屑为之的。 基辛格从菲尔特的学校毕业之后，就读于伍尔兹堡的犹太神学院。 他在那儿过得很愉快，宿舍生活，无穷无尽的书籍可让他逃避外面世界的威胁，每日可去看望他那充满睿智的祖父。但基辛格去伍尔兹堡不是为了做犹太教教师，因为，在德国做犹太教教师，甚至是犹太人已没有出路。他去伍尔兹堡是因为当时他无事可做。 3. 逃亡 1923年基辛格降生的时候，纽伦堡已出现反希伯来人的报纸，这一发行量达50万份的报纸叫嚣要把犹太人全部灭绝，很快在菲尔特也燃起反犹太人的熊熊大火。 1935年，在纳粹党的煽动下，通过了纽伦堡法案，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权，禁止犹太人与德国基督徒通婚，禁止犹太人在国立学校任教以及从事其他专业性的工作。 因此，路易斯·基辛格突然被认为不能教真正的德国人，失去了他引以骄傲的工作。他筹建了一所犹太人假日学校，在校里教会计学，但他从此变得一蹶不振，被他那颗善良的心所无法理解的仇视弄得卑微而委琐。 多年之后，基辛格尽量不提他的犹太人身份。在他难得的几次有关他童年时代的谈话中，他称自己的家庭是“典型的中产阶级德国人”，当然，他迟疑了一会儿才说，是德国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已经德国化的犹太人。 他也尽量淡化孩提时代所遭受的心灵创伤、迫害、殴打和那种被社会所抛弃的感受。“我在菲尔特的生活没有留下什么抹不去的痕迹。” 基辛格说，“我并未意识到自己不幸福。我并不真正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对孩子们来说，这些事没有那么严重。” 基辛格的童年朋友认为这话是自欺欺人之谈。有些人认为他那富有传奇性的缺乏安全感就来自于他对记忆的逃避。一个为了看球装成是别人的孩子长大之后，很可能为了得到社会承认和政治地位去做一些自欺欺人的事——他的朋友们这样认为。 葆拉·基辛格对纳粹时期所遭受的痛苦更加直言不讳。“我们的孩子不允许跟其他孩子玩。”她说，“他们被关在花园里。他们喜爱足球，尤其是亨利，但纽伦堡的比赛禁止他们观看。”她特别记得她的孩子那满脸的困惑和害怕——当他们看到纳粹青年一边走一边奚落犹太人时。 “几乎所有的菲尔特城的青少年都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他们穿着制 服，高唱进行曲，在街上列队行走，亨利和他弟弟在一旁瞧着，不懂为什么他们没有权利参加。” “反希伯来主义是巴伐利亚的特征，并不是从希特勒时代才开始。” 曼纳欣·利昂说。“我们跟非犹太人孩子没有来往。我们看到非犹太人孩子走过来就害怕。我们经历了现代人想象不到的事情，但我们把这看作理所当然，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 基辛格的其他童年伙伴也有过类似的痛苦回忆。他们不能去游泳池、舞厅或茶室，他们到哪儿都能看到“犹太人禁止入内”的牌子。他们认为这些事情都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我们都在某种自卑的心态中长大。”弗兰克·哈瑞斯说。 纳粹的崛起对葆拉·基辛格打击最大。路易斯对所发生的一切噤若寒蝉、呆若木鸡，但葆拉却很敏感，并为此感到深深地痛苦。她是个生性活泼、好交际的女人，在夏天，每天她和一些非犹太人朋友去游泳池游泳，当她的非犹太人朋友开始回避她，当犹太人禁止出入游泳池时，她开始意识到她的家庭在德国没有前途。 “这是我的决定，”她过后说，“我这样做是为了孩子们。我知道留下来没有生路。” 她有一个表亲多年前移居到美国曼哈顿的华盛顿高地，虽然她们从未见过面，葆拉于1935年底写信给她，问是否能让海因茨和瓦尔特到她那儿去生活。“不”，她的表亲回答，“整个基辛格一家应移居到那儿，不仅仅是孩子们。” 葆拉非常爱自己的父亲，不愿意离开他。他因为癌症正在死亡线上挣扎。但到1938年春季，她意识到别无选择。她的表亲已为他们办好进入美国的必要手续，他们离开德国所必需的所有文件已得到批准。 基辛格一家最后一次去拜访葆拉的父亲和后母。“我从未见过我父亲哭，但他跟我母亲的父亲告别时哭了，”基辛格说，“我极为震惊。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卷进了什么不可挽回的大事件中去了。这是我第一次碰上我父亲无法对付的事。” 1938年8月20日，基辛格一家坐船到了英国，在亲戚那儿作短暂停留后便去了美国。离开德国时他们只允许带上一些零花钱，家中大量藏书被迫留下。 不到三个月，纳粹暴徒捣毁了他们的犹太教堂和大部分犹太人的机构。随即基辛格的伯伯、姑姑、婶婶等13位亲戚先后丧生在纳粹集中营里。他们中有人曾认为希特勒不会持久，以致坐以待毙。第二章 广阔天地 1. 华盛顿高地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穿过街道——经过多年殴打和嘲弄后的一个自然反应。他独自一人在曼哈顿西部第185号街道行走，正朝一个卖冰淇淋小摊走去，突然他瞥见一群男孩——陌生的非犹太人朝他这边过来。在菲尔特，这番相遇至少遭致一场羞辱，他开始跨下人行道，就在这时，他想起了他在美国。 本世纪初，俯瞰哈得逊河的华盛顿高地住满了波兰和俄国犹太人。 这些人发了财后搬到郊区去住了，留下一连串的犹太教堂和熟食店来接待新的犹太移民潮。当从希特勒那儿逃出来的难民抵达华盛顿高地时，这个地区被戏称为第四帝国。 50岁的路易斯·基辛格很难适应新的语言环境下的生活。他很有英语功底，可能正因为此，他害怕犯语法错误，为自己浓重的口音难堪。 因此，他惜言如金，比他那些教育程度差得多、忌讳也少得多的朋友说得要少。 这里不需要教师，经济大萧条使找工作也变得十分困难。他的岳父在他们到达美国时就死去了，基辛格一家从他那儿得到了一笔小小的遗产。但这点钱很快就用光了。路易斯干了两年的临时工后，才在一个德国朋友开的工厂混到一个低薪的图书保管员位置。 支撑家庭的重担落在比他年轻14岁的葆拉肩上。她好交际、头脑敏捷、能言善道、并且很快就学会用英语交谈，她替人在酒宴、婚宴帮厨，后来又独立替人操办晚会。 从菲尔特的恐怖气氛中解脱出来的海因茨·基辛格就像逃出樊笼的囚徒，一头扎进他的新生活。在朋友中间，他第一个发现他以前未见过的棒球。他很快弄懂了棒球是怎么回事，甚至怎样去体育馆观看，门票多少钱他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但当他和朋友们一块去参加驾驶考试时，他失败了。他又试了两次，还是不及格。别人都轻松地通过了这种考试。 到美国一个月后，他进了乔治·华盛顿中学。这所学校是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系统的骄傲，学校有这个城市最好的教师，并且提供最好的教育。 一开始，他被认为是有外语障碍的学生，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第一学期他英语得了70分，第二学期一跃为90分。从此他几乎每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他是德国难民学生中最成熟、最严肃认真的一个”，他的数学老师安妮·辛德白说，“我觉得那些学生比我们的学生要严肃认真得多。”一位基辛格班上的德国难民回忆道：“我们当然很认真。不认真学习又能做什么呢？除了学习好，争取进市立大学，我们没有其他办法溶于美国社会。现在，孩子们取笑学习用功的人，过去我们都很用功。”说着，他带着一丝微笑补充道：“特别是亨利（海因茨·基辛格）。”海因茨·基辛格不再那么虔诚地祷告，他母亲感到他去犹太教堂作礼拜主要是为了做给他父亲看。 在陌生国土上度过少年时期的基辛格仍旧落落寡合、不善交际。他因为头脑成熟受到年轻移民的尊敬，但他跟他们保持着心理距离。“当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亨利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很难调整出恰当的心态，尤其是当我们的父亲没有工作时。”他的弟弟瓦尔特说。 他特别怕上舞蹈课。在奖品数目几乎跟学生数目一样多的舞蹈课上，基辛格从未获过奖。 舞蹈班上有个黑发姑娘，是从纽伦堡逃出来的难民。在离开德国之前，她家是个很成功的制鞋商。她长得楚楚动人但不太热情奔放，像基辛格一样深沉而清高。 文学和音乐是这位叫安妮·弗莱歇尔的姑娘的特殊爱好。除此之外，她还具备做贤妻良母的所有素质：她和姐姐自己做衣服穿，她喜欢给邻家看孩子，照料偏瘫的父亲。她很快就跟亨利约会了。 基辛格父母对这对年轻人的来往表示欢迎，因为这样能使他们的儿子不那么孤僻。 虽然基辛格的英语带有浓厚的巴伐利亚口音，但他比他的朋友更想跟美国人同化，更野心勃勃，更想在美国取得成功。其他人悠哉游哉地呆在亲戚关系密切的犹太社会里，即便生意做得成功，也不愿脱离移民的生活方式。 但这不是基辛格。他热切希望溶入社会，变成地道的美国人。 “我同化得快，也许是因为我16岁就开始工作了，这使我更加独立。”他自己解释道。 基辛格从乔治·华盛顿中学毕业之后，毫不费力地进了纽约市立大学。这所学校专为纽约的天才学生提供免费高等教育的机会。基辛格是这所大学的全优生，尽管他白天仍然要到制刷厂上班。当时，他的奋斗目标并不高，只想毕业后继承父亲的专业——做一名会计。 可他一直在寻求更高、更远的发展机会，军队为这种想逃避拘谨生活的青年提供了最好的出路，1943年2月，19岁的基辛格应征入伍。 2. 军队生活 在一个脏乎乎的训练营里，亨利·基辛格获得了美国公民权。这不过是军队为仍旧是移民身份的士兵补办的例行手续，没有什么仪式。他被人推来搡去——打预防针、数脉搏、立正。 但对基辛格来说，公民权是他挣来的荣誉。为美国而战就是为祖国、为家乡而战，他已不再是外人。 军队给像基辛格这一类的人提供了许多新机会，这里有来自美国各个角落的人，如果说美国是个熔化锅，“军队使熔化锅里的东西熔化得更快”——基辛格在军队的战友和在政府的同事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说道。 基辛格熬过了基本训练阶段之后，写信给也要服兵役的瓦尔特，给他提供了一些兄弟般的忠告，要瓦尔特尽量保持中庸之道，不要跟社会渣滓交朋友，不要赌博，不要借钱给人，不要去妓院。“我跟你一样爱女人，但我不想碰那些肮脏、受梅毒感染的兵营交际花。”他写道。 基辛格用一种典型的兄长的口吻结束了自己这封信：“你我有时候合不来，但我猜你像我一样知道在紧要关头，我们能信任对方。我们现在就处在紧要关头。” 军队里的紧要关头是以奇特的方式体现出来。在智力测验中，基辛格是他那支部队得分最高的。于是，他被列入军队特殊训练计划的对象，被派往宾夕法尼亚州伊斯顿的拉斐特学院学习。 他浑身上下仍透出一股学究气，他愈来愈相信自己与众不同、出类拔萃。甚至在军队挑选出来的聪明头脑中，他仍被认为是最有头脑的，老师常常要他辅导其他学生的功课。学习迷住了他，叫他不能自已。他常常不吃中饭在屋里啃书，置身于零乱的房间里一边嚼着饼干，喝着可口可乐，一边嘟嘟囔囔地评议个不停。 有一阵子，有些好斗的青年冲着他说一些反希伯来人的话，基辛格太聪明了，不会由着性子卷入一场争斗。虽然他的幽默感还未形成，他已经发现可以用善意的嘲弄或自嘲来缓解紧张局势，化敌为友。 这个军队特殊训练计划来得突然，停得也突然，原因是当士兵们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时侯，另一些士兵却在这里学习，公众纷纷对此表示反对，高级当局只好下令停止这项计划。基辛格只得又回到枯燥无味的大兵生活中去。 一天，基辛格所在的部队刚刚行军了10英里，大家都分散在草地上休息。突然，一辆吉普车挟带一股灰雾滚滚而来，嘎地在目瞪口呆的士兵们面前停下。 “谁是你们的长官？”从车上跳下来一个列兵叫道。一位中校摇摇晃晃地站出来。列兵用大炮般的普鲁士腔调吼道：“将军派我来谈我们为什么要加入这场战争。” 这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深深印在半睡半醒的亨利·基辛格的记忆中。 他做了一件他从未做过的事：他递了一张字条：“亲爱的列兵克雷默尔，我昨天听了你的演讲，说得好极了。我能帮你的忙吗？列兵基辛格。” 35岁的克雷默尔出生于一个反希特勒的富有家庭，他曾做过律师并获得过两个博士学位，他从家乡普鲁士逃出来，入了伍，受命到一个兵营又一个兵营作形势报告。 基辛格的字条叫他很感兴趣，他们面对面地谈了20分钟。“你有一副不同寻常的政治头脑。”克雷默尔告诉他。基辛格很吃惊，他不曾注意到自己这个特点。 克雷默尔成了赏识基辛格的第一个伯乐。是他把基辛格从步兵营调出来，做了保林司令官的德语翻译；是他选拔基辛格做占领地区的行政长官，为基辛格进入反谍报机构铺平道路；是他说服基辛格战后进哈佛大学读书。确切地说——“我扮演的不是发现基辛格的角色！我的作用是使他自己发现自己！”克雷默尔吼道。 的确，在他们有关政治、哲学、历史的畅谈中，基辛格发现自己不可能成为一名会计。 克雷默尔还在基辛格身上发掘并培养了保守主义的倾向。“亨利的历史知识，对历史的尊敬导致他对秩序的推崇。”克雷默尔说，“他有一颗保守主义心灵，他理解国家的责任就是维持秩序。” 现在，克雷默尔觉得自己过去看走了眼，但即使在他后来对基辛格充满怨恨的年代里，他仍忍不住把他以前对基辛格的感情和敬意倾诉出来：“他的动机比我原来想象的要粗糙得多。他在反谍报机构工作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他是一个自以为是、难以相处的人。基辛格有个艰难的青春时代，我没有。我知道我是谁，他却不知道。基辛格也许早就渴望权力。他显然渴望获得承认。但我记得当时他渴望获得知识、追求真理。 他想知道一切，不仅是对他有用的东西。他过去是——现在也是你能想象的最富有天才的人。上帝从篮子里拾起才气，平均分配给人们。但对基辛格，他把整个篮子都给了他。” 1945年3月，基辛格所属的84师占领了德国的克雷菲尔德市。这座城市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没有垃圾处理站，断水、断气。在克雷默尔推荐下，仅仅是列兵的基辛格做了行政长官，只用8天时间建立了一个市政府，着手恢复秩序和供应。就这样，他被提升为反谍报机构的中士，专门负责抓隐匿的盖世太保。 基辛格依靠德国人的性格来完成这项任务。他贴出布告，要求当过警察的人前来向他报告。一个粗鄙的家伙现身了，声称自己曾在警察局供职。“不会是秘密警察吧？”基辛格故意开玩笑地问，那人骄傲地说是的，基辛格把他关了起来。 德国人服从的天性被基辛格充分加以利用。他带上自己的犯人，开着吉普车在城里游荡，只要那人指定是他的同事，见一个，抓一个。叫基辛格吃惊的是，他原以为盖世太保都是凶神恶煞，谁知却是一些可怜兮兮、非常愿意合作的小官僚。 基辛格并未感受到多少复仇的快意，尽管纳粹把他的家庭、亲戚赶尽杀绝，他很快对抓盖世太保失去了胃口。“抓了那么多盖世太保，弄得一切都乱哄哄的——妻子们嚎啕大哭，孩子们抱着爸爸的大腿不放。于是我派了一个列兵去执行这项任务。” 基辛格中士为他俘获敌方人员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而得到了一枚铜质勋章。 1945年5月，盟军取得了对希特勒的胜利使基辛格得以重回故里，实现了他15岁在海关许下的诺言。在菲尔特，他在曾与朋友一起散步的地方徜徉，面对满目疮痍的景象，回顾当年痛苦的经历，平时不动感情的他不能不感到心灵的震撼。 他寻找儿时的朋友，大部分迁走了，留下的死在集中营，只有一个幸存者，是他的同班同学，现住在一个非犹太人家里。 俩人一见面就认出了对方，双方都极力克制着不谈发生过的事。基辛格为他提供食品和钱，照料他恢复健康。 这位集中营的幸存者使基辛格意识到一点：生存才是最重要的，要生存就得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凭着高尚的道德是活不下来的。这为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定下了一个基调。 基辛格到纽伦堡转了一圈，他爬上山岗，眺望着已是一片废墟的纽伦堡，对自己说：“再见吧，我的青春时代。” 那年他只有22岁。 基辛格中士被提升为一支新的反谍报部队的指挥官，负责在贝格斯特拉斯地区维持秩序，捉拿纳粹危险分子。他成了这片鄙视他民族的土地上的君王，有绝对权力逮捕任何人。 可是，基辛格避免有任何仇视德国人的表示，决不趁机报复。反谍报组某些犹太译员有虐待受询者的行为，基辛格朝他们吼道：“你们在纳粹底下生活过！你们知道他们怎样虐待人，你们又怎能回过头来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这些人？” 基辛格称自己为亨利先生来掩盖其犹太人身份，他不想让德国人以为犹太人卷土重来，对他们实行报复。 尽管条文上规定不能与当地居民来往过于密切，基辛格却有意无意地拿出一副德国人的作派。他占据了一栋现代化的别墅作自己的住宅，选了一位美丽、聪颖的贵族的妻子作自己的情妇，常常宴请当地的市长及名流。“亨利是位出色的外交家”，一位他在菲尔特和华盛顿高地的朋友说。“他能与德国官员友好相处，使他们照他的旨意办事。” 基辛格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助、报答了那些应该得到报答的人。卡尔·海茨勒一家在纳粹时代是惟一与斯特恩一家和基辛格一家保持友好来往的非犹太人家族。基辛格吃惊地发现，他们被不公正地指控为亲纳粹派，美国指挥官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在基辛格的干预下，他们要回了自己的住宅，基辛格还帮助他们募集资金，恢复产业。 克雷默尔的妻子、儿子仍住在自己家的别墅里，因为她不是德国公民，她没有定量供应卡，基辛格每星期给她送去食品。 在离开欧洲之前，基辛格曾拜访了自己84岁的学识渊博、充满睿智的祖父戴维·基辛格。在给家人的信中，基辛格这样描述他：“他每天跟一位92岁的姑娘打牌，并坚持说对方利用他的年轻在牌上作手脚。” 令基辛格钦佩不已的是，虽然他祖父有三个女儿死在集中营里，但他谈起纳粹时代所发生的事时却没有一副痛苦不堪、泣不成声的样子。 基辛格在自己的家信中对祖父能避开仇恨盛赞不已，并暗示自己被姐妹的死弄得悲痛不已的父亲应该以他为榜样。 “作为生活在纳粹底下的犹太人，生活在美国的难民，以及军队里的列兵，所有这些经历并不真正帮我树立信心。”基辛格曾说。 他错了。 军队不仅帮他美国化，而且使他变得坚强起来。儿时经历造成的缺乏安全感仍存在于他的个性中，但是，能在战争中活下来，充分发挥了其领导才能，这给他的个性罩上了一个硬壳，同时也蒙上了一层信心的光环。第三章 官场敲门砖——哈佛 1. 高材生 1947年，基辛格回国后，名牌大学中只有哈佛大学还继续吸收新生。 24岁的基辛格决定从二年级读起。 基辛格在选择同屋时虽然仍要求是犹太人，但他从不跟同屋谈犹太主义。他甚至强烈反对以色列的崛起，认为这会造成阿拉伯人的不友好，损害美国利益。“我有一个印象”，他的犹太同学说，“基辛格在童年时代遭受的反犹太主义的痛苦比我小时候在新泽西遭受的要轻得多。” 他给同屋的印象是特别用功、特别成熟。早上7点钟起床后就去读书，直到傍晚才回宿舍。他虽然对运动有职业兴趣，但不曾参加任何一项，他从不追逐女人，似乎还是那么腼腆而不善交际。 他在所有的功课上都是A等。 他曾想选化学专业，为此跟化学教授吉斯田尔科斯基探讨过。教授建议他不要这样做，这是他一生中的幸运时刻。“我跟吉斯田尔科斯基开玩笑说，如果他允许我当了一名平庸的化学家，可省去我多少年的麻烦。” 于是，基辛格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政治系教授埃利奥特。当他到达教授的办公室时，教授正在奋笔疾书。“倒霉，又是一个辅导生。” 埃利奥特说着开了一张25本书的清单要基辛格阅读，并写出一篇论文。 别人都觉得埃利奥特这种傲慢的打发人的方式很可笑，可基辛格立刻去了图书馆，把书单上的书一一阅览一遍，用3个月时间，以每天工作到深夜2点的劲头完成了这篇论文。 一天早上，他把论文交给埃利奥特。 下午，电话铃响了，是埃利奥特要召见他。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学生把所有这些书看完，并写出如此连贯的论文。 埃利奥特是个体形、个性、自我都很庞大的人，他平生最大憾事就是没有从政。从政对他来说既是个人野心的实现，也负有一种使命感。 他把这一点传染给了基辛格。 埃利奥特的指导对本科生基辛格到终生教授的基辛格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他为基辛格写的推荐信中这样写道：“我可以说在过去五年里，从没有一个学生具有基辛格先生的思想深度和哲学洞察力。另一方面，他有一副条顿式、彻底系统化的、缺乏典雅的头脑。他带有某种感情用事的倾向，这可能跟他的难民出身有关，但总体上看，他的头脑非常均衡而公正。” 在埃利奥特的指导下，基辛格创造了一个哈佛之最。他写出了一篇383页的论文，这在哈佛本科毕业生中从来没有过。尽管哈佛人才济济、英杰辈出，大家仍对此不由得发出惊叹。这篇题名为 《历史的意义》的 论文，其内涵之丰富，规模之巨大，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把历史上发生的一切都汇入其中。 在这篇论文中，基辛格大唱悲观主义论调：“生活就是痛苦，出生蕴含着死亡。”他还阐明了自己欧式保守主义的观点，强调国家利益和势力均衡的重要性。这些观点在他后来的博士论文中得以充分发挥。 基辛格在大学三年级时结婚了，对象是中学舞蹈课上的同学安妮·弗莱歇尔。基辛格在军队就早已放弃宗教崇拜，但为了父母，他和安妮仍在一座犹太教堂举行了婚礼。那年他25岁，安妮23岁。 小俩口搬进了阿林顿高地的一个小套间。“安妮帮他一心一意地扑在研究上”，亨利的弟弟瓦尔特说“他受不了轻浮的学院生活。我俩都无法跟宿舍里那些预备学校出身的家伙融洽相处。与安妮结婚使他更加严肃认真。” 的确，他写作的时候，安妮只能轻手轻脚，除非必要，平时连话都不敢跟他讲，这种状况经常要持续好几个月——这对任何女人都是不堪忍受的。 他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基辛格的奖学金付掉他的学费后所剩无几。安妮找到一份图书保管员的工作来维持他们的生计，另外还料理家务，帮他打印清稿。 埃利奥特教授对于基辛格，与其说是一个学问授予者，不如说是私人保护者。他知道他这个辅导生在思辨能力上已超过了他，但他是基辛格的哈佛同事中难得的一位不表示嫉妒的人。相反，他尽其所能地帮助基辛格，帮他找工作，赚钱，在对基辛格颇为冷淡的学术团体里为他打下社交和政治基础。 在埃利奥特的推荐下，基辛格主持了哈佛夏天国际研讨会，研讨会成员都是欧亚各地前途远大的青年，基辛格对他们殷勤周到。他有一种本能，知道该邀请到那些日后会成为他的东道主的人。 这些人中间许多人在基辛格当政时就已成为各自国家的重要人物，或新闻记者、银行董事长。基辛格受益匪浅，甚至到90年代，他还跟这些人保持着工作关系。 在哈佛就读的这段日子，基辛格给人印象是个没有童年的人。他老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老是来去匆匆，好像世界上就属他最忙。 他在哈佛最强有力的对手是后来成为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基辛格对他怀有竞争心理。”基辛格声称正好相反。也许俩人说得都对。布热津斯基后来没有捞着哈佛终生教授的职位。 基辛格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因为他那傲慢、难以相处的脾气和那掩饰不住的、想在政界谋求发展的勃勃野心，哈佛也拒绝给予他终生教授的职位，哈佛需要献身教育而不是把哈佛当做跻身于权力中心的台阶的人。 1955年，设在纽约的对外关系协会聘请基辛格作为一个研究小组的报告人。这一小组负责考察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4年倡导的针对苏联的“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含义。基辛格迫不及待地接受了这个工作，因为它像国际研讨会一样提供了一个接触外交政策精英集团的机会。 进入这个研究小组后，基辛格才发觉哈佛只不过是远离世界权力中心的一潭死水。 研究小组的中心议题是美国有可能需要发展进行局部战争也就是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战争能力，基辛格负责整理会上讨论项目并写出一本书。他把专家分成小组，要求每一组就一个具体问题提出建议，经过两年努力，他以个人名义出了一本书——《核武器与对外政策》。 在对外关系协会的历史上，头一次一个研究小组变成专为帮助报告人写书的顾问班子。 无名教师写的有关国防政策的严肃书籍很少能上畅销书榜。令出版商和他本人吃惊的是，1957年这本书出版后，连续14个星期高居畅销书榜首。《纽约时报》数星期把此书列为头版头条。“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对基辛格大加赞赏，尼克松还有一张拿着这本书的照片。总之，这本书的广泛流传，使基辛格一跃成为外交政策研究方面的名人。 2. 权力边缘 在兵营是克雷默尔，在哈佛是埃利奥特。1955年，基辛格生活中出现了第三个伯乐——他远比前面两位显赫——这就是纳尔逊·洛克菲勒，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 不像基辛格，纳尔逊·洛克菲勒在这个世界上有牢靠的地位，能对那些向他挑战的人处之泰然。 “他具有二流的才智，一流的识别人的直觉。”基辛格曾这样评价洛克菲勒，“而我的才智是一流的，但对人的直觉判断力却是三流的。” 1956年，32岁的基辛格成为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研究小组计划的主持人，指挥一个上百号人参加的班子和众多的顾问小组。纳尔逊·洛克菲勒1960年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基辛格提出的一系列建议构成前者竞选的基础。他因此更深一层地进入外交政策精英集团中权势人物的关系网里。 从1957年开始，哈佛终于接受基辛格为正式教师，随后经过一番努力，基辛格成为哈佛的终生教授。 有了固定的教授工资和洛克菲勒给他的顾问费，他才决定要孩子。 他和安妮先后有了女儿伊丽莎白和儿子戴维。 安妮是个不知疲倦的家庭主妇。以德国式的效率料理着一日三餐，并把家里弄得一尘不染。她认为，随着基辛格的地位提高，这样做是十分必要的。 安妮在有些客人面前会感到不知所措，她常把厨房当做庇护所，一个教授回忆说：“她站在吃饭间门口聆听着，好像害怕走进来。”基辛格是个典型的德国丈夫，只把她当做家庭妇女来对待，对她在饭桌旁讲的任何话都不加理会。 但安妮很为丈夫的工作感到自豪，常把她丈夫的文章剪贴在本子里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