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4

那時我覺得,既然與璽光尊同舟共濟,再次馳騁棋壇的日子不會重返了。何況眼下我正專心於信仰,下棋的事從未考慮過。當然璽宇內盤石俱無,我已兩年多沒有握過棋石了。當若尾先生與原先生熱情地提出擂爭十盤棋的話題時,說實在的,我並不怎麼想試試身手,只知道對璽光尊言聽計從。尤其是時值日本戰敗之際,老百姓吃上頓沒下頓,過了今天愁明天。許多人為了弄到當天的糧食,擠進既不遮風又不擋雨、顛簸擁擠的列車,拼命地為採購糧食而東奔西走。再說列車上,一聽說警察要搜查了,人們趕緊把「黑貨」從車窗扔出去,然後紛紛跳車,拾起「黑貨」再奪路而逃。可是,與擁擠不堪的車廂相連的「占領軍專用」車廂裡,那些駐軍兵士們卻悠閑自在地躺臥著。在這種兵荒馬亂的歲月裡,我根本不相信「重新作為活躍棋士」的日子會再來叩門。況且,周圍的環境亦不可能讓我舊夢重溫。由於若尾先生辦事得法,在與我商談之前首先和璽光尊交涉,並成功地徵得她的同意。據若尾先生後來告訴我,璽光尊對圍棋一竅不通,但她考慮到我若在十盤棋中獲勝,就能為璽宇大作宣傳,因而才點頭許諾。這就是戰爭風雲消散之後,奉璽光尊之命,我第一次手握棋石重返棋壇的經過。鋻於非常時期,我提議限用時間採取一日終局制,橋本宇太郎八段也爽快地同意。雙方還認為限用時間各為六小時為妙。但由於讀賣新聞社覺得六小時不太盡興,結果規定各為七小時,一日終局。對局費是每局每人一萬日元,我那一份錢當然都被璽宇拿去敬「神」了。昭和二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擂爭十盤棋第一局,在位於世田谷區深澤的若尾鴻太郎先生的寓所拉開戰幕。從第一局對弈的前日開始,璽光尊像是親自作戰一樣,不遺餘力,召集全體信徒為我的勝利而終日不停地祈禱。然而,盡管我肩負璽光尊的期待,全力以赴地面對棋盤,但是棋藝畢竟荒廢了兩年之多,這期間的空白形成了難以彌補的差距。因此,盡管此局我執黑先投,但還是任憑白棋隨意調遣。結果我措手不及,糊裡糊塗地敗下陣來。第一局我毫無精采地表演,一敗塗地。為此,圍棋界的有關人士都有些失望,當年的吳清源哪裡去了?還有人擔心這次十盤棋弄不好會成為一邊倒的勝負之爭。其實,我自己不但不氣餒,也無任何不安。因為我是奉璽光尊之命對弈。我強烈地感到:與其說是我敗了,不如說是璽光尊敗了。繼第一局結束的三天之後,第二局又拉開了帷幕。璽宇那裡,按璽光尊的吩咐,比第一局時召集了更多的信徒,照舊從早到晚不停地為使我獲勝而祈禱。對局前一天,璽光尊還聲稱要「將圍棋取勝之法力」移入我身體,讓我與她在同室睡覺。那一夜,奉命「神旁伴睡」的我,一想到若有失禮之舉動,將會鑄成大禍!於是,害得我不敢輕易地翻一下身,在根本無法人睡的狀態下捱到了天明。翌日,睡眠不足的我揉著眼睛來到對局場,果然,比起第一局來,「再輸可就不妙了」的聲音在耳邊回蕩,激勵著我奮起直追。不過開局後仍然看不出我的棋比第一局有起色,有幾處該投的地方卻沒有落子,奕至中盤,看起來行將崩潰的白棋七零八落地散成幾堆。不論是誰瞧上一眼都會認為我和白棋必敗無疑,盡管如此山窮水盡,我仍從內心不斷地發出激奮的呼喊:「決不能輸!」誓死也要負隅頑抗到底。璽宇那裡,大家在我對局期間始終不停地祈禱了一整天。弈過中盤,絕對優勢的橋本,落子開始有些失常。只見我那即將崩潰、散亂不整的白棋,個個如枯木逢春,奇蹟般地全部活淨,盤面也逐漸變得細微起來了,到後來終於轉化成勝敗不明的局勢。爭大官子時,橋本不慎繼續出現緩著,最後,我終於將乾坤倒轉,僥倖獲得一目勝。擔任這盤棋解說的是瀨越先生。局後,「橋本簡直是異常。這樣好的棋要是再輸掉,馬上給我趕出門去!」瀨越師傅如此痛心地嘆道。有關此局,橋本宇太郎回顧時說:「到中盤已看出我為必勝。但是剛過中盤,我的心情不知為什麼突然變壞,精神上失去了集中力。看來輸的原因只能是精神失常。」黑棋失常,此事確實不可思議,後來,社會上還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一到橋本先生該落子時,不知從哪裡傳來了陣陣鼓聲,妨礙了他繼續思考。還有人甚至這樣說:當橋本先生思考時,蜘蛛就從房頂上垂落下來,倒掛在他的眼前。總之,這些說法一傳十、十傳百、神乎其神。誠然,對於勝負,人們的理智仍有難以駕馭的地方。我覺得:是我那死不認輸的執著之心與璽宇眾徒的祈禱聲援,使得橋本先生落子時亂了手腳。對此,我想不會有人懷疑它的可能性。第三局,於九月在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的寓所進行。這一局我執黑先投,並且終於恢復了本來面目,順風得手取得大勝。不過,第三局以後,璽光尊突然對十盤棋喪失了興趣。其原因也許是沒有收到預期的宣傳效果。因此,為使人獲勝的祈禱不再舉行,對十盤棋對局的日程安排也不再給以考慮和方便。現在回想起來,我置身璽宇,在戒律森嚴、各種意外事件接連發生的日子裡,能夠順利圓滿地將十盤棋弈完,實在是一生中令我深感自豪之舉。那時我非常遵守教規,對局前步出璽宇,對局中從不與「俗人」交際。一到午休時刻,迅速躲進自己的休息室,避免與他人閑聊。對局一結束,起身告辭即返,從不參加局後的研究會,所以,有關棋界的形勢與世情變幻,我照舊一概不知,猶如與世隔絕的山林隱士。其實,那時棋界的有關人士們見我身為璽宇信徒、整日為璽光尊盡忠效力,感到十分擔憂,大家都熱情地希望我早日擺脫璽光尊的統治。可惜由於我總是躲避眾人,再者許多人也唯恐勸說無效,反遭嫌怨,因而無人自告奮勇地出來當面規勸我。據說當時安永先生曾講過:「欲使吳先生擺脫璽光尊,除了將他徹底地打敗而別無良策。」此話的意思很明顯:我一輸棋,便會聲望大跌;璽光尊也不會覺得我有利用價值了。這樣一來,我與璽光尊勢必不分自離。第四局在九月裡進行,對局場遠在京都的南禪寺。此局我執白棋,並且奕出了許久未用的對角線上的兩個三三。後來棋勢發展為雙方竟進中腹,但由於白棋占了主動,終於又克一城,獲得六目勝。第五局也安排在京都對弈。由於橋本身體欠佳,毫無精采表演,白棋在一百三十一手時只得中盤認輸。此局於當日傍晚前及早結束,橋本的「消費時間」為三小時十二分;而我只用了一小時零二十五分鐘。這是我所有擂爭十盤棋裡最早終局的一盤。至第五局止,我四勝一敗,形勢十分有利。第六局以後的對局,為了靜等橋本宇太郎身體狀況恢復,暫且延期舉行。但實際上,因璽光尊只顧她自己活動日程的方便,使第六局賽期總得不到確定。因此一直拖了半年以上,我才終於能夠穩坐盤前打第六局。喪失國籍如前所述,我棲身璽宇的日子裡既不讀報,也不聽廣播,對世情變幻早已悲觀厭棄。因此,就連對橋本宇太郎的擂爭十盤棋,報紙上是如何報導的都全然不曉。最近查閱了一下當時的報紙,見第一局的前夕刊登過這樣一篇報導:「(前略)這是吳氏恢復了中國人身份之後的第一盤比賽。吳氏將以此為契機,返回中國,召集中國棋士,親自掛帥,然後率帥再次東渡日本進行親善對局,所以說此次對局乃吳氏偉大事業即將展現於眼前的第一盤棋,經此一戰,倘若橋本(宇)八段敗下陣來,那麼『天下第一人』的世界最高稱號將越海失落到中國去也;相反,橋本八段若不負眾望將此金冠固守國中,那麼吳氏將手持何物來作『凱旋厚禮』呢?總之,此戰繫天下之安危,雙人對每一局都輕易勢力,失落不得!』另外,還援引了一段所謂我的「談話」:「(前略)不久我就要回中國去了。圍棋在世界的東方發祥,並成為歷史悠久的思想藝術領地之一。我要將這一古老燦爛的藝術帶回去,繼續為促進兩民族的和平而貢獻微力。為此,我有個小小的打算,我想將大陸的那邊的棋客如顧水如、劉昌華、魏海鴻等先生,以及其他著名的棋手們都網羅起來,帶他們到日本來交流棋藝,共促日中親善。並且,我想今後這一切活動還要仰仗讀賣新聞社的大力支持。」毫無疑問,我根本不曾對新聞社這樣講過。再者,什麼我要回國、作為中國棋士要與日本棋士進行親善對局等事情,甚至連想都沒想過。後來我才知道,難怪當我與璽宇訣別之後的一段時期內遭到過許多人的誤會與指責。「吳清源在日本受到那般良好的照顧,可是,日本一成為戰敗國,他卻急急忙忙地恢復了中國籍。他可真是個忘恩負義的薄情郎。」如此中傷,禍根原來在報紙上,無論是誰讀了那篇報道都會那樣錯怪於我。不過,對天起誓,我光明正大,問心無愧。昭和二十一年入夏之前,有四個自稱為「中國代表團」和華僑的人,到我起居的地方——璽宇來訪。不知他們與璽光尊談了些什麼,談話結束後,其中一位對我說:「請隨我來。」就這樣我茫然尾隨而去,誰知竟來到了杉並區官署。我一個人進了門口的一間房子,在裡邊稍候。當時,為何帶我來區官署,我既沒追問,他們也未曾提及。不過,我還是猜到了八九分:這是為取消我的日本國籍來區官署辦手續!嗣後,於昭和二十六年,在辦理恢復我妻子的國籍時,終於通過律師了解到當初取消我的國籍的詳細經過。據律師的調查,當時區官署的知情人說:中國占領軍方面的人一來到區官署,就讓將吳清源及夫人的戶籍交出,對二人的日本國籍不問青紅皂白一筆勾掉了。我和妻子原以為喪失了日本國籍之後,還可以取得中國國籍,誰知事情並非那麼簡單。我妻子後來只得風雨飄零,有國難投;我比她稍強些,在與橋本的擂爭十盤棋第一局前夕,得到一本中國人臨時護照。然面好景不長,一聽說我第一局慘敗,「你小子陷進怪誕宗教裡執迷不悟,如此重大的棋賽卻吊兒郎當地輸掉了,簡直是個沒用的傢伙。」一頓責罵之後,我的臨時護照又被沒收回去了。就這樣,我和妻子雙雙成為無國籍的「國際遊民」。日本戰敗後,當時中國的「駐日占領軍」是蔣介石總統率領下的國民政府軍。在中國大陸,於第二次國共合作後的第二年,即昭和二十二年,中國共產黨的軍隊與國民黨政府之間展開了內戰。我想,可能由於中國的駐日占領軍也受國內動亂形勢的影響而意見分歧。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難怪對我的國籍問題既無人過問,更拿不出統一的方針政策。據可靠消息說,中國方面確實有一部分人極力主張給我恢復中國國籍,並將我作為「為日效勞者」而強行遣返。在此基礎上,對我施行思想上的再教育,使我對中國圍棋的發展作出貢獻。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二),以瀨越先生為團長的「日本親善圍棋交流團」訪問了中國,我是代表之一。同行的橋本宇太郎事後曾告訴我說,我們住的飯店旁邊貼著題為「吳清源是文化漢奸」的宣傳漫畫,畫中我那肖像的脖子上還掛著賞金。雖然我生性滿不在乎,對此根本沒注意到,然而,據說每次我離開飯店外出時,都有日本人的保鏢暗中尾隨身後。總之,我無國籍的狀態持續了將近兩年。昭和二十四年,臺灣成立了「中華民國」,不久便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於是,我們馬上在橫濱的「中國領事館」辦理手續,取得了「中華民國」的國籍,終於領到一本旅日華人的護照。我妻子那時也是無國籍者。昭和二十七年(一九五二),我們應邀去臺灣時,委託律師將當時的情況原原本本據理陳述,終於使她恢復了日本國籍。大哥吳浣因其作為「滿州國外交官」而效過力,所以在日本戰敗的同時偕同母親和妹妹一起,比國民黨政府還捷足先登地到了臺灣。據說天津的二哥吳炎很早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在抗日前線上成為一名軍官,與日軍浴血奮戰。戰爭結束後,在「國共合作」的時期,他曾在河北省的重鎮邯鄲擔任過某司令官的秘書。後來國共合作破裂,蔣介石發出搜捕共產黨員的手令,但他所在師團的幹部開會決議拒絕執行蔣的命令。因此,避免了一場火拼,於大搜捕中倖免。誰知後來他還是因有人告密而被捕。雙腳鎖著沉重的鐵鐐,在黑暗潮濕的洞穴裡被關押了半年之久。據說那半年之內他早就橫下了一死的決心。後來,幸好他大難不死,被中國共產黨的軍隊營救出來了。然而,自那以後,只要天氣一冷,戴過鐐銬的雙腳就隱隱作痛。金澤事件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關根叮的璽宇館裡,有一位獨攬「橫綱」桂冠、名揚天下的相撲力士——雙葉山,偕同家眷前來參拜。雙葉山歷來是個靈感強烈的人,據說在「本場所」(正式比賽)中每遇有旗鼓相當的力士場,那天早晨他便進入「半靈附體」的狀態,戰後的混亂中,在人們紛紛尋求精神依托之際,以「復古主義的日本精神」為標榜的璽宇,也吸引了雙葉山前來參拜。璽光尊對雙葉山的來訪非常歡迎,相互見禮後,二人開始祈禱。於是,不一會兒,雙葉山神靈附體,進入顯靈狀態。璽光尊見此大喜,並約定:雙葉山若願為信徒,將侍以厚遇。此後,雙葉山果真成為璽宇的信徒,並且時常前來參拜。由於璽光尊對雙葉山格外信任,就連只有三、四個親隨才可進入的璽光尊的起居室「御光間」,也讓他自由地進出。我妻子原是璽光尊的親隨之一,常在她的起居室內服侍。而我等除了偶爾進去兩、三回以外,平素進出「御光間」是根本不允許的。如前所述,我們在關根叮借宿私宅、暫設璽宇館的時候,青林縣的信徒——宮重先生曾攜帶巨款前來參拜,並且願捐款為璽宇將那座私宅買下。誰知璽光尊一意孤行,不顧宮重先生的一番好意,拒絕買房。因此,到後來我們除了搬遷而別無良策。可是這樣一來,東京附近再也找不到願收留我們的房東。後來,我和幹部之一的清水先生一起前往金澤,見到前多平作先生,請求收留我們。金澤是北陸地區的中心,因璽光尊的心腹勝木先生就是北陸人,那裡還有許多璽宇的信徒。前多先生祖上幾代都是經營生絲的富豪,從前是本願寺的宗徒。後來他信仰了璽宇之後,仍然不斷地尋求「成佛之道」,盡一切努力強迫自己去接受各種苦難的磨練,並以其驚人的毅力喫苦耐勞地生活著。在我和清水的請求下,前多先生愉快地答應將住宅借給我們。昭和二十一年末,我們一行踏上了去金澤的旅途。當時的列車經常是超滿員狀態,乘客要上車,不緊緊抓住車門就別想擠上去。像我們這種樣子古怪、揚舉旌旗的一群人馬,要想乘車簡直如同兒戲。幸虧雙葉山有面子,不但有人幫我們買好了車票,而且還事先與站長談妥,給予特殊照顧——讓我們優先上了車。一路風塵僕僕地到達金澤的松枝叮,我們一行急忙擁進前多先生的宅第。璽光尊二話沒說就將有壁龕的正房作為「御光間」,房東前多先生夫婦卻被排擠到只有三張榻榻米寬的侍女房去住了。盡管如此喧賓奪主,前多先生夫婦仍然馴順地聽從吩咐,毫無怨言。璽光尊見有了安身之處,便立即發電報喚雙葉山前來。幾天後,雙葉山單槍匹馬地趕到。在我們長達四年之久的璽宇生活中,金澤的日日夜夜是最為艱苦、最難忘懷的。因當時正值福井縣大地震暫告平息之際,璽光尊聲色俱厲他說:「天翻地覆的大事變前夕,我等豈能偷閑安睡!」所以,熬至深夜,才給我們睡個囫圇覺的時間。我們每天清晨五時即起,夜裡摸到床邊時早已過子夜一時左右了。因睡眠不足四小時,只要躺倒在床上,眨眼之間就會像死了似地酣睡不醒,一天大半在祈禱中度過,然而我還有一項主要的工作——為前來參拜的人講經說法。按照璽光尊的說法,「當今乃末法之世,日本不久就將發生翻天覆地的巨變。能夠拯救這個世界的人唯我無他。」那時,我們將璽光尊奉為「末法之世的救世主」,曾經冒著風雪,舉起旌幡,站立街頭,進行「街頭說法」等活動。由於福井大地震剛剛平息,我們如此進行宣傳,使得「下次大地震何時發生?」這種打聽地震消息的電話接鍾而至應接不暇。後來,弄得前多先生也不得不抓起話筒大聲回答:「我家不是地震局!」在我們每天的敬神祈禱中,還包括數九寒冬裡進行淋浴淨身的修煉。那時,只有雙葉山最先淋浴後,我們再取水澆身方才感到舒適、因為雙葉山浴後,他的體溫使浴池溫暖了許多。麥克阿瑟事件後,璽宇的活動引起了各大報社的注意。尤其是在金澤,由於雙葉山也參加了璽宇,引得許多新聞記者紛紛在前多先生寓所附近的民宅借宿,以便每日觀察我們的行動。自從我們流落到金澤後,有一天璽光尊不知從哪裡來了「靈感」,說:「東京將發生大地震,我們必須去救援!」並吩咐我們做好救援的準備。於是,我們打起背囊,捆好行李,從早到晚都是一副整裝待發的樣子。這使新聞記者們大為疑惑,有人猜想璽光尊即將連夜潛逃,還有人推測近日裡可能又要發生什麼事情。記者們紛紛向鄰近的人們一一採訪。然而,東京方面總不見有大地震的消息傳來,幾天以後,我們只好「解甲卸鞍」。說來可憐,璽宇信徒們在金澤的日日夜夜,實際上過著一種連自由思考都不準的嚴肅緊張的生活。根據璽光尊的訓斥:「無益的胡思亂想會招至惡靈附體。還是沒工夫去想的好!」實不相瞞,我們連抓一抓頭上虱子的工夫都沒有,每天癢得坐立不安。再說雙葉山在金澤成為熱忱的信徒,深受璽光尊的信任,每日專心致志地修行。可是,在九州有他主辦的雙葉山道場,手下的八十多個弟子因師傅出門在外,個個六神無主,亂成一團。雖然雙葉山的親友們前來勸歸多次,但他全都不聽,說破嘴皮也無濟於事。據說弟子們實在是無可奈何了,紛紛氣憤地喊叫:「是璽光尊無理誘騙師傅,大家快來金澤,砸爛璽宇館,將師傅請回來!」由於雙葉山執意不歸,親友們甚是發愁,便去找朝日新聞的記者藤井先生去商量解決辦法,藤井先生也是雙葉山的親戚。藤井先生分析一番之後得出結論:既然事已如此,要想找回雙葉山只有借助警察之手而別無良策。於是,他們向警察報了案。後來,警察發現璽宇館的一些信徒將自產的大米拿去進獻,於是以「違反大米管制令」為名,決定對璽宇進行搜查。(有的傳說是因璽宇犯有「鼓吹天翻地覆,散布謠言惑眾」的罪名而受拘捕的。但我記得是「違反大米管制令」,或許是二者兼而有之。總之,搜查的目的肯定是使雙葉山擺脫璽光尊。)昭和二十二年一月末的一個夜晚,月色朦矓,萬籟俱寂。金澤警署與玉川警署的全體警察接到緊急動員令後傾巢而出,包圍並闖進了我們的住宅。擔任這次搜查行動的指揮官是摘木警部,他曾經是業餘相撲力士,不但受過雙葉山的指導,還是雙葉山的大崇拜者。對他來講,「捉拿師傅」可真是個棘手的差事。璽宇館裡,以璽光尊為首的幹部們抱成一團,在樓上負隅頑抗;雙葉山則扼守在通向二樓的平臺那裡,手持兩把大鼓槌兇狠狠地擋路,真是一夫當關,萬夫莫敵。雖然警方人多勢眾,但看見手舞大槌的雙葉山,如同金剛力士一般地巍然而立,個個嚇得不敢靠近。當時我和其他信徒一起縮在樓下的角落裡,戰戰兢兢地屏往呼吸,注視著事態的發展。警察們只顧對付雙葉山一人,根本顧不上「照顧」我們。樓梯上下長時間相持不下。後來,一部分警察迂迴到房後,打開後窗,蜂擁而入衝進樓上;同時,樓下的警察們也踏著樓梯衝了上去。只聽見一陣陣摔砸東西的響聲與喊叫聲混成一片,又過了一會兒,樓上死一般地靜了下來。警察闖入後的一個小時之內,我等無一漏網,全體被推擠著坐進消防汽車裡,在深夜十二點後被押送到金澤警察署。大多數的信徒經過簡單審訊後,翌日便準予釋放;璽光尊和勝木等人也在二、三天後獲釋。唯獨雙葉山立即被押送到和倉溫泉,從此一去不返。算起來雙葉山在金澤與我們共同生活了三十五天,幾年後,雙葉山在各地巡回表演的途中,還特意來到金澤,去前多先生家拜訪了一次。再說我們這些人像過去一樣又要重蹈覆轍,再次遷徙。當然,璽光尊自有另一套見解,即璽宇的皇居因俗徒鬧入而被玷污,必須立即遷宮。我們又開始尋找新居。不久,遇到一位幾天前曾在璽宇露過面的男子。他說,「將我的家作為璽宇館怎麼樣?」但他並非白白地捐獻住宅,除了提出要與前多先生的住宅交換之外,還要求再給他三十萬日元。我們立即去他家查訪,走到松枝叮的鄰街——長叮那裡,果然有一座漂亮的西洋樓映入眼簾。大家都很滿意,覺得這座房子作為我們的「皇宮」太合適不過了。後來,前多先生想方設法籌措了三十萬日元,將自己的家搬遷一空,我們一行也隨著移居到了長叮。誰知好景不長,我們在新居歡喜了沒多久,便發現那個冒充信徒、在璽光尊面前獻殷勤的男子原來是個大騙子。原來那座房子早已成為占領軍征用的建築,騙子隱瞞了真相,設圈套賣給了我們,不過,最令人感動的是前多先生,房產與巨款統統被人騙取殆盡,他仍然絲毫不痛心,只當作是對自己的一次磨練。他逆來順受,毫無怨言。這樣一來,我們在金澤尋找安身之處的希望全都成了泡影,五個月後,只得忍氣吞聲地被趕出長叮再次忍受流浪命運的擺布。被人將住宅騙取後的前多先生多虧還剩下一個紡織工廠,於是遷居到廠裡。我們也從長叮被逐,無家可歸,只得輾轉飄泊地回東京。昭和二十二年七月上旬,我們一行冒著酷暑,擠進滿員的列車,一路風塵僕僕回到了東京。誰知東京也無立足之地,只得暫且決定去投奔磺濱某農民信徒的家。就這樣,我拖著累垮了的身體,與眾人馬不停蹄地又趕到那個信徒的家。誰知還沒等我喘口氣,璽光尊義發號施令,催我火速去找住房,並限我「一週之內務必尋到新居!」我左思右想,覺得黃野先生是個心腸軟、好商量的人,於是,決定到鐮倉腰越那裡向他求助。等我趕到那裡,早已是滿天星斗,儘管離睡覺得時間還早,但黃野先生的家已燈滅人靜,漆黑一片。無論我怎樣敲門,無人出來迎客。無奈,我只好踩著門邊消防用水池的邊沿,見院內松枝搭在牆頭上,便縱身一躍,緊緊抓注松枝順勢翻牆跳進院子。轉到房舍,見一扇小窗虛掩,露著一絲縫隙,我便將窗打開,側身鑽了進去,摸黑跳下,落在屋裡的席子上。摸索著找到開關,迅速打開電燈。接著,「對不起,有人嗎?」我再次高喊了一聲。這樣,睡在側室的黃野夫人好不容易才被我喚了出來。這種模仿小偷、夜入民宅的事,在我的一生中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一遭。聽黃野夫人後來講,在這兵荒馬亂的世道,她獨自一人守家,所以早早便熄燈躺下了。聽到有人敲門,唯恐輕易開問會遇上歹徒。因此打算不動聲色地看看動靜再說。後來聽聲響發現有人越牆鑽進家中,嚇得她更加緊張,屏住呼吸,一聲不吭地提防著。一聽到是我的聲音後,「不是小偷,像是吳先生」,這才鬆了口氣,起身出來見客。我當即向夫人苦苦哀求,望她為我們璽宇一行安排個住處。夫人臉上一時顯出一副為難的神色。然而,我那副處境窘迫的樣子又使她實在不忍拒絕。於是,夫人大發慈悲,答覆說:「現在山中湖的別墅空著,你們可以在那裡暫住一時——」這樣,我終於求得夫人的慷慨救助。我辛苦奔波的結果使璽光尊一行總算找到了棲身之處。然而,還未等我喘過氣來,又不得不繼續與橋本宇太郎進行擂爭十盤棋第六局的比賽,這第六局與第五局間隔十個月,對局場選在神戶六甲山中的播半旅莊。由於長時間來在璽光尊眼裡我的對局無論輸贏都已毫無意義,比賽的事她早已不聞不同了。那時正值戰敗後不久,黑市買賣十分猖獗,小商小販紛紛出動,電車裡從來都擁擠不堪。為了奔赴對局場,我必須冒著酷暑在滿員的電車裡受盡折磨才能捱到神戶。一想起這回該輪到為自己的事情而奔走,在離開黃野先生家之前,不得不搜腸刮肚地盤算,明天怎樣才能準時趕到神戶。正當我大傷腦筋之時,讀賣新聞社的人不知從何處打聽到我還在黃野先生家中的消息,立即派人前來迎接我,並為我買好了去神戶的二等車票。這可真是雪中送炭!由於已經無暇返回璽光尊那裡,我便告辭了黃野先生的家,與讀賣新聞社的人一起乘上列車,急速奔向神戶。翻開過去的報紙,可以讀到讀賣新聞社當時情景的報導:「雖然早就決定繼續進行擂爭十盤棋的對局,然而吳氏的住所遊移不定、浪跡難尋,與他及時聯絡絕非易事。就在我們通知家住關西的橋本氏、與他商談對局日期之際,吳氏住所就幾經變更。先是從千葉縣的某叮遷到北陸的金澤,又從金澤轉到橫濱;誰知橫濱也只是蜻蜓點水式地落了下腳,旋即又移走他鄉;後來派去尋他的人從片獺寄來書信,說在那裡終於尋到了他,並與他商量了有關對局事宜。總之,棋盤小神通廣,落子總無常——吳氏的行蹤宛如他那獨特的棋風,撲朔迷離,難以揣度。他真是能如期赴約嗎?我們十分擔心。那天,等到了約定的時刻,在神戶車站擁擠的人群之中,只見一個身穿白色立領制服、胸前佩帶青天白日徽章的人走了出來。吳清源來啦!吳氏終於神情端莊地出現在眼前。」這篇報導中提到的青天白日徽章,確實是當年璽宇的徽章。總之,讀賣新聞社也被狂傲的璽光尊耍弄了很久,因此我與橋本宇太郎的對局日程才總也定不下來。對此,讀賣新聞社曾經大傷腦筋。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七月,長隔十個月之久的十盤棋第六局和第七局終於決定在神戶六甲山中的甲陽園播半旅莊繼續舉行。第六局我執白棋。我與棋壇生活闊別了十個月之久、而今又將粒粒貝殼(註:指白棋)握在手中,不禁深有感觸。當我於盤前落座後,一想起我是從那千辛萬苦的歲月中熬出來的,頓時心情格外沉穩,這一點就連我也自感奇妙!憑著這種心境我不急不躁,更無任何不安,一頭扎進勝負之下的旋渦裡,毫不旁騖。橋本宇太郎也是氣力充沛、劍撥髦張,全力展開了一場惡戰。由於我的白棋對黑棋略有捕殺不淨之處,最後,黑棋二目勝。這樣,橋本八段將「僅剩的一城」死死扼守往,總形勢為我四勝二負。第七局依然原地不動地對局。雖然這次橋本的白棋在中央築起了厚勢,但黑棋還是設法踏破了中腹。結果我執黑中盤勝。第七局一結束,我毫不停歇地回到當時位於山中湖的璽宇館,重新經歷璽光尊手下的清苦生活。第八局,繼第七局後兩個月在小石川的紅葉旅館進行。此局我執白,弈至中盤始終陷於苦戰。最後,施放勝負手,以「輸棋者無牽掛」的姿態,扶起幾粒奄奄一息的白子,來了個胡衝濫打,沒想到黑棋應著有誤,結果被我逆轉乾坤獲中盤勝,這樣一來,我終於在淨勝局上超過橋本宇太郎四局,以六勝二敗領先。交手棋份改為「先相先」(三局中兩局執黑)後繼續對局,第九局平分秋色、握手言和。第十局於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一月,在小田原著名的庭院古稀庵內舉行,那是一座按傳統格調建造的書院式庭院。我們在寬大的室內鋪地草席上擺下棋盤,弈完了最後一局。其實,在對局前夕,為了璽宇的宣傳,剛剛過了元旦我就長途跋涉去了一趟北海道。在日高山脈的附近,有個純樸的鄉村小鎮叫原賀,我妻子的祖母就曾住在那裡。記得從北海道回東京的途中,為了轉車在苫古牧車站月臺上等歇時,我突然遇到了藤澤庫之助(朋齊)七段。原來,藤澤七段奉命為日本棋院新館籌建募集捐款,也剛剛從北海道返回,準備轉道去王子造紙廠。見到我後,他熱情地邀我同去。我見下一一趟列車的時間尚早,便欣然答應。來到王子造紙廠後,由於盛情難卻,舉辦了圍棋教習。告辭時還收到一些謝禮。正當我錢囊告罄之時,這些意外收入真是幫了大忙。五年之後,我與藤澤(庫)七段在擂爭十盤棋的舞臺上狹路相逢,不得不再決雌雄。盡管雙方都將棋士生命用來押賭,於盤上無情地仇殺,但一提起苦古牧車站的邂逅,作為我們深有緣分的往日之交,迄今仍然是難以忘懷的美好話題。我對橋本(宇)八段的十盤棋第十局橋本執黑中盤勝。到此為止擂爭宣告結束。總之,到第八局時我多勝一籌。十局總的成績為六勝三敗一平。八戶事件我對橋本宇大郎八段的擂爭十盤棋結束後,接著,與當時嶄露頭角的棋壇新銳版田榮男七段進行三盤棋的對局計劃又被納入日程。版田七段從那時起就享有「剃刀版田」和「能攻善守的版田」等別稱,憑著他那算棋如神的敏銳棋風,以攻守兼備、智勇雙全而名震棋壇。那時,看到重建日本棋院之事毫無滿意的進展,難以暢快弈棋而牢騷滿腹的前田、版田、山部、尾原等實力高強的年輕棋士們,終於被迫退出日本棋院,結成了「圍棋新社」。在那次三盤棋的搏鬥時,版田七段恰巧躋身於圍棋新社。可惜我當時消息閉塞,就連圍棋新社的存在都不知道。這也怪讀賣新聞社什麼都不向我透露,害得我孤陋寡聞,事過很久才了解到有這麼一段歷史。總之,當時交手棋份定為版田七段以「先相先」對局,然而最終我還是獲得了三連勝。不過,第一局和第三局我執白棋,兩局都是歷盡艱辛才多出一目。這使我切身地體會到:年輕棋士們正在緊緊地追趕著我,他們成長迅速,咄咄逼人!從昭和二十二年的夏天開始,璽光尊便將位於山中湖的萱野先生的別墅占據為巢。後來,房東萱野先生主動提出:「給八萬元就可將那座別墅出讓與你們!」我們立即勸說璽光尊將其買下。然而璽光尊見房東既無意作她的信徒,也不肯將別墅主動捐獻,於是整日耿耿於懷,不願善罷甘休,不用說,她毫無買房之意。這個時期的璽光尊只顧一味地追求高貴,竟然妄稱自己是世界的天皇。到了年底,我們又不得不告辭山中湖而遠走他鄉,決定去八戶投靠宮重先生。心地善良的宮重先生慷慨解囊,在他家附近買下五座房子,獻給了璽光尊。從昭和二十三年一月起,我們一行在八戶開始了新的生活。準知沒過多久,我又一次遭到璽光尊的驅逐,也記不清這是第幾次惹惱了她,迫使我離開了八戶。被逐之後,我先到金澤的前多先生家打擾數日,待身體恢復了一些,然後直奔東京,主要在幾位璽宇信徒的家裡輾轉盤桓,充當食客。一天,我在東京某信徒家借宿時,忽然有人來報:「八戶的璽宇館出了大事!」我頓時驚恐萬狀,立即風雪兼程地趕回八戶。當我焦急地聽完事件的大概經過,得知妻子安然無恙時,心中一塊石頭終於落地,暗暗撫胸慶幸。「八戶事件」大致經過是這樣:璽光尊在八戶暫得安穩後,對捐獻往房的宮重先生又得寸進尺地要求他棄商信教、隨眾信徒一一起接受信仰生活的煎熬。宮重先生迫於璽光尊的淫威,一時左有為難,一籌莫展。他只得向璽光尊苦苦哀求道:「只要你發發慈悲讓我繼續經商,賺了錢,無論多少都可捐獻給璽宇。若是現在就讓我那造酒的買賣停止,那麼全家就會徹底破產的呀!萬事都可依您,唯獨經商的事情請您千萬要高抬貴手。」誰知毫無惻隱之心的的璽光尊只知聲色懼厲地教訓人說:「即便你經商贏利、進獻錢財,卻難得神佛之保佑。欲成佛,必棄商,甘當神之奴僕。除此之外別無選擇!」宮重光生的哀求對璽光尊來說只不過是耳旁風而已。那陣子,宮重先生作為信徒,每日往來璽宇館參拜。後來,恐遭斥責,越來越覺著連回家都有些不便了,於是只得常常在璽宇館宿而不歸。這樣一來,困守家中的親屬及傭人門亂成了一團,幾次派人去交涉,要求送還店主,但璽光尊都毫不理睬。店裡的伙計們出於無奈,終於下決心採取了最後的手段——以武力要人!八戶是個以漁民為主的鎮子,社會風氣本來就很粗野。那裡的人遇到糾紛時,很少考慮依賴警察來解決。就這樣,他們雇用了當地幾名粗壯的亡命徒,狂喊著要奪回宮重先生,猝不及防地襲擊了璽宇館。璽宇館裡通往二摟的樓梯口有一個蓋板,璽光尊與幾個親隨一起將宮重先生團團圍往,死死頂住蓋板,據守在樓上頑抗。當時我妻子也在樓上守護璽光尊,只聽見樓下的人狂摔暴砸,大打出手,不時地傳來刺耳的慘叫聲。不消說,那時的情景如同一場武打戰。混亂之中,樓上的人們嚇得連大氣都不敢出,誰也不敢動一動。當時我妻子既年輕又頗有俠義之心,實在按捺不住胸中怒火,非要獨自一人下樓去援助。然而,被眾人制止往而無法動彈。據妻子後來回顧,她於樓上被困,明知樓下是一片慘狀但束手無策,心急如焚,如坐針氈一般。事件發生後,宮重先生被送回店裡。可是這個慘痛的事件在他的心裡造成了巨大的創傷,嗣後,造酒的買賣又日趨衰落,他也早已無心經營了。不到幾年的工夫,破產的厄運終於降臨。只有那時妻子才對我的被逐感到高興。她說,假如事件發生時我倆尚在一起,那麼,肯定不會讓我到樓上去的,所以瘦弱的我肯定會被毆打成重傷的。實際上,守在樓下的人們全被打傷,無一倖免。當地的報紙曾對此事件大肆報導,鬧得滿城風雨。璽光尊一行再也不能久住八戶,無奈只好重返東京。事件之後,璽光尊對當時守在樓下、自衛時受了重傷的幹部清水先生和長崎先生起了疑心,「上次事件肯定是你等背地裡通風報信引起的!」她揚言要徹底追查,並宣布設立「御白洲」,對二人進行審判。所謂「御白洲」,在江戶時代是公卿權貴們審理判決各種犯人的法庭名稱,不消說,在以日本復古精神為教義宗旨的璽宇裡,也常常設立「御白洲」,審判可疑的信徒。當時在璽宇館設立「御白洲」的廳堂裡,璽光尊端坐正中,周圍排列著一大群信徒,受審者於眾人面前戰戰兢兢地坐下。然後,審判開始。首先是眾人一起合掌祈禱,將受審者的靈魂「引」出來,若是被引出來的「靈」才作了準,誰就可搖身一變,代替受審本人而將「真相」和盤托出。其中,也有受審者被自己的「靈」纏住後「如實」招供出來的情景。不過,儘管說出來的話被認為是「真相」,但內容大多是按照璽光尊的意志而編造出來的。「御白洲」審判的結果,「暴露」了清水、長崎二人背叛信仰的「事實」。一位充當顯靈替身的信徒還當眾宣判:「此靈必須「斷其人形」,並將其深深打入億萬年不變的地獄裡去,直到此靈徹底悔悟纔可重獲新生。」這個判決對信徒到那時為止的信仰生活,是一個全面的否定,等於在精神上宣判了死刑一樣。對信徒來講這是最最嚴重的懲罰。就這樣,清水、長崎二人經「御白洲」的審判,落了個「斷其人形」的結局。回首往事,長期以來這兩位老信徒忠心耿耿追隨璽光尊,效盡了犬馬之勞。盡管如此為她賣命,挨了打也受了傷,到頭來仍然沒有逃脫慘遭處罰的下場。可憐他們有苦難訴,只得把無限的怨艾化為淚水,咽進肚子裡。作為信徒,妻子遠比我多幾分熱誠和純真。然而八戶事件後,就連她也不得不對璽光尊審判信徒的方式產生疑問,漸漸地,她對璽光尊的信仰生活也感到迷惑不解了。訣別璽光尊對橋本(宇)八段的擂爭十盤棋結束後,讀賣新聞社又計劃我對新任本因坊的岩本熏八段再次進行擂爭十盤棋的決鬥。岩本八段自從當時成為橋本(宇)本因坊的挑戰者以來,到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十一月,包括戰爭結束前夕在廣島的原子彈爆炸時的對局,與橋本(宇)總共大戰了六個回合,結果是三勝三敗、平分秋色。這樣一來,按規定,未有結局之前,本因坊位暫存於日本棋院。嗣後,於翌年再度進行三番勝負的決鬥時,岩本八段獲二連勝,旋即從橋本手中將桂冠奪去,春風得意地就任為第三期本因坊。記得我對岩本八段的十盤棋在商談限用時間上遇到了難題。當時我主張以橋本八段的對局為先例,限用時間各為七小時,一日終局。然而,岩本本因坊卻毫不相讓,堅決主張各為十三小時,三日終局。最後還是我採取妥協態度,順從了新任本因坊的意見。記得對局費是每局每人二萬日元。誰知璽光尊專橫跋扈,竟要求讀賣新聞社將我那十局的全部報酬在賽前一筆付清與她。新聞社無奈,只得應允。就這樣她又暗地裡派人將十局的全部酬金一把撈走了。璽光尊為何如此氣急敗壞地撈錢呢?也許那時她也嗅到了我將與她分道揚鑣的氣味了。另外,璽光尊還伺機向讀賣新聞提出了更苛刻的條件:「我們一行疲於到處漂泊,希望能為我門買下一座能長久居住的房子。」讀賣新聞為了顧全大局對此也慷慨承諾下來。後來,為了尋找新居,我和多賀谷信乃先生一起四方查訪。多賀谷先生作為讀賣新聞社第五代「覆面子」(隱名作家),曾為我對橋本八段的擂爭十盤棋寫過觀戰記事,那時他剛剛隱退不久,已將職位讓與了山田虎吉先生,我與多賀谷先生的友情即從尋找新居時開始,後來逐漸推心置腹,結成至交,並且還請他作了我的後臺老板。我自富士見療養所住院以來,早已深深地愛上了高原,所以我們主要到東京附近的高原——箱根周圍去尋找合適的住房。後來,我們發現了若尾鴻太郎先生的親戚——淺野生的別墅,便決定將其買下。那座別墅位於箱根仙石原的表石閣旅旅館附近、房屋雖然舊了些,但占地較大,約四百坪,讀賣新聞社當即拿出三十五萬日元買下來了。雖說買房是以我的名義,但新聞社還是擔心最終會落入璽宇尊之手,因而乾脆以讀賣新聞計的名義,占為報社專用,並命名為「讀賣莊」。昭和二十三年(一九四八)七月七日起,在東京小石川的紅葉旅館拉開了我與岩本本因坊擂爭十盤棋的戰幕。如前所述,「八戶事件」之後,璽宇一行被逐之客只得重返東京。在東京的目黑,有一位中國人是我的好友,我們便暫去他家寄宿盤桓。在東京築地附近有家菜館,經常舉辦棋會,經多賀谷先中的介紹,我每周去那裡搞一次圍棋教習。記得我對岩本本因坊擂爭十盤棋第一局的前兩天,我去菜館教習結束,返回目黑的朋友家,誰知家裡竟空無一人。到底出了什麼事?我急忙打聽才知道,大批警察闖進來,將璽宇的全體人員統統帶走了。據說由於璽宇每日祈禱,左鄰右舍被擾得整日不得安寧。隔壁的房東實在忍不下去,便向璽宇提出搬遷的要求。但璽光尊一向我行我素,毫不理睬。無可奈何的房東便向警察局提出了控訴。我急忙跑到警察局,終於設法將璽光尊等一行領了回來,到家後,一想此地又不能久留,必須馬上搬走,於是連夜做好了遠走高飛的準備。待到雞叫黎明,我們一行擔起行李,悄悄地向大倉山的一位信徒家的方向出發了。奔走了一天,到了近午夜十一時,好不容易才到達大倉山,才在那裡暫時借寓安頓下來。而我為了翌日的時局,又披星戴月,馬不停蹄地奔向小石川的紅葉旅館。作家飯口安吾左生曾在讀賣新聞的觀戰記事中,將我時岩本第一局前所經過的事如下描寫。雖然文章中有許多椰榆的口吻和歪曲事實的地方,但我還是想介紹一下:「按約定,對局前夜,於傍晚六時,在對局場——小石川紅葉旅館,兩棋士應與我等會合,同館下榻,只因翌日對局乃早晨九時開始,故如此提前會合為妙。當日午後六時,我輕車熟路,首先到達:六時五十分,本因坊蒞臨。然而,遲到的吳氏,卻是道路坎坷,來之不易。原來璽宇師傅一行為了聲援吳氏,專程來到東京,在吳氏的下榻處住下,即是小住倒也無妨,無奈師傅舉行的宗教離不開祈禱,而且是整日不休地祈禱。由於宿地房東厭惡吵鬧,惹動肝火,於是提出了控訴。可憐璽光尊大神與眾門徒全被警察拘留。吳氏獲悉後驚慌失措,急忙設法前去迎救。這時正是對局前二日的夜晚。嗣後,吳氏等人提著行李,簇擁著璽光尊大神離開警察署,為覓新居,又去向不明。雖說粗心大意之事萬萬不該發生,然而全日本的各報新聞記者們卻眼睜睜地放跑了採訪對象,忘了調查他們的去向。約定時刻已過,但素來一絲不苟的吳氏卻總不露面,眾人不禁大為擔心。難道他真的又遵照神諭而「不宜動土」了嗎?搜索隊立即出動,火速奔向東京與橫濱。可惜一場徒勞,沒有結果。深夜十二時,紅葉旅館的門前,突然響起了一陣侍女們的尖叫聲——但見吳氏孑然一身,仙風道骨,飄然而來!」翌日,我執白的第一局開始。由於我一連兩天都處於徹夜未眠的狀態,因而困倦得呵欠連天。飯口先生在觀戰記事中這樣描寫道:「兩小時己過。第二十五手,本因坊陷入沉思。吳氏,閉著眼睛,似睡非睡地打盹兒。雖說閉目養神時身體左右搖晃本是吳氏的習慣動作,然而今日看來,卻真是昏昏欲睡的樣子。眼看一頭將栽倒下去,吳氏忽然睜大眼睛,驚醒過來,旋即慌忙起身站立。四、五分鐘之後,判若兩人的吳氏雙目炯炯、精神抖擻地返回到盤前。」岩本本因坊人稱棋風清淡,他的「撒豆棋」甚是有名。然而,清淡是指人品而言,其實他的棋非常強韌,並且打劫是拿手好戲。因我也不嫌惡打劫,所以縱觀這次的十盤棋,無論哪一局都必然以劫爭開始。尤其是第一局中盤之後,始終在劫爭中拼殺,臨到終局仍然殘留下劫的難題。當時只好以「白勝一目或兩目」這樣奇怪的結論而告終。分析一下當時的棋譜便可知道,弈至尾聲,官子的爭奪已不存在,黑棋第九十九手在A位提劫便徹底終局。但黑棋若在A位落子便會招至一目損,只好避而不投,頑抗到最後一手下完。這樣,雙方一邊填單宮,一邊繼續打劫。後來就連劫材也沒有了,於是黑棋仍然不在A位落子,就此便將白棋乙子提取了。為何如此呢?因黑棋劫材居多,不需要在A位落子便可提取那粒白子。當然,黑棋在A位落子最終將損失一目、白獲二目勝;黑A位不落子白亦勝一目。不管怎樣,我必勝無疑了,因此我拜託瀨越先生來作明斷,隨後便回館歇息去了。那時,日本棋院還沒有嚴格的圍棋規則,只根據「任何一方,當劫材多於對方的情況下,最後的劫可不落於而終局」這一暫時規定而判定成績。局後,此局又更正為「白獲一目勝」。這件事發生後,日本棋院開始著手制定圍棋規則,昭和二十四年十月,圍棋規則初步形成。第二局於七月二十一日起在箱根舉行。那時,璽宇一行已住進由我出面買下的箱根仙石原的「讀賣莊」,繼續進行宗教活動。這樣,見近期內搬遷的憂慮大為減少,我也就安心地離開仙石原去弈棋了。第二局我執黑,痛快淋漓地獲得中盤勝。第三局,執黑的本因坊發揮出他那天生無敵力量,黑棋獲三目勝。第四局是我執黑獲勝。迄此我三勝一敗。第五局於十月移師山形縣的赤湯溫泉,在濃艷的紅葉景色中對局,此周本因坊執黑,弈至中盤,幾乎黑勝已成定局,可惜勝利在望時本因坊大意失了荊州,反被我的白棋扭轉乾坤,奪去了一城。第六局我執黑又獲得一勝,成績為五勝一敗,淨勝局超過本因坊四局,將其降了一格。誰知第六局剛剛結束時,璽宇那裡又起了風波,我妻子被璽光尊判為「惡徒」,原來自八戶事件之後,我妻子不再像以前那樣將全部心血都傾注於璽宇了。她的心思也立即被璽光尊察覺。那時,璽光尊一方面設下狠毒的離間計,有意讓我與妻子疏遠,不許我們二人相見;另一方面又暗中策劃了美人計,找來一個名叫山本英子的晚輩來作我妻子的「替身」,指使她伺機接近我。難怪在璽宇的宗教活動中,我們倆經常奉命搭伴為一組去行動,原來璽光尊早就陰謀唆使山本英於來扮演我工作上的「伴侶」了。有一天,山本英子果然在璽光尊的授意下伺機向我表示親暱,當場遭到我義正詞嚴的拒絕。後來,璽光尊竟惡狠狠地表示要對我妻子設「御白洲」公審。我得知後,斷然表示拒絕。這是我多年來頭一次公開反對璽光尊。第七局的對弈,正是我們夫妻在璽宇內處境兇險的時候進行的。對局場選在東京世田谷時雨亭一側。這一場勝負之爭,本因坊棋過中盤仍然保持著優勢,可惜收官時手腳稍有忙亂,結果轉化為平局。此局告終時,已是夜裡十時左右。我腰酸目眩地步回寢室,正準備躺到床上去睡,多賀谷先生忽然來喚,說是我的岳母來訪,已在前廳等候,這麼晚了有什麼事呀?我覺得納悶,立即前去迎接。岳母見到我,說是受我妻子的委託,送來一封信。只因那天我苦戰一局剛剛結束,累得不想動彈,連那封信部懶得拆開看。送走岳母,回到房問裡便一頭栽到在床上,任憑雷鳴電閃也照樣死睡不醒。翌日,返回箱根石原璽宇館的途中,我利用候車時間,將妻於的那封信拆開,一氣讀完。信中說她終於遭到驅逐,只得去北海道的祖母家暫且棲身,反正她打算再也不回璽光尊的身邊了。早已料到的事終於發生了!當時我鎮靜自若,毫不慌張,再一想,這樣一來我也沒必要再回璽宇館了,於是當即掉轉方向,徑直朝橫須賀的一位朋友家奔去。後來聽妻子說,八戶事件後她的心漸漸地離開了璽宇。和璽光尊的關係也日趨惡化,並且發展到不管哪一天對她宣布驅逐令都毫不奇怪的地步。因為她心中早已有了提防,所以,被勒令退出璽宇的那一天,她二話沒說,抱起小包袱,連頭也不回就跑下山去。她路過娘家時,托母親將信轉交給我,要了些盤纏便奔向金澤,在前多先生家打擾了兩天後,又投奔到北海道去了。我在橫須賀的朋友家裡,迎來了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的元旦。不久,為了與岩本本因坊繼續打十盤棋第八局,踐約來到廣島。第八局於一月十九日在廣島悔林莊對弈。布局時我苦戰不休,逾至中盤,我頑強還擊,終於獲得了執白三目勝。直到第九局開始,我始終未返東京,從廣島一路乘船,跨過瀨戶內海,到達對局場——別府。第九局於別府又拉開戰幕。我執黑,對局的第二天勝負見出分曉,結果是我中盤勝,這樣,對戰成績我為七勝一敗一平。第九局結束後回到了東京。妻子也從北海道歸來。我們夫妻如牛郎織女,千里相逢,就暫借湘南杉田的西幸太郎先生寓所的一間配房住下。昭和二十四年二月十日,大雪紛飛,我們向西幸先生告辭,離開了那間小配房。那時我們的全部財產除了三千三百日元以外,一無所有。身上穿的,床上鋪的,以及鍋碗瓢盆等用品全都是向金澤的前多先生等人借來的。但猶如出寵之鳥的我卻心情愉快,精神爽朗。話又說回來,像我這樣近乎於兩袖清風的人,眼下這般窮困潦倒、無依無靠,展望前程,還是不寒而慄。離開西幸先生的家不久,我對岩本本因坊擂爭十盤棋的第十局開始了。結果,執黑的本因坊獲三目勝。最後這十盤棋以我七勝二敗一平而宣告結束。如今回顧起與璽光尊一起在璽宇四年的生活,我不但毫無後悔之心,還為能獲得難得的生活經驗而慶幸。雖說我那時已歷盡千辛萬苦,但我在強手如林的棋壇上卻始終所向披靡、一帆風順。因此,世人誰也無法尖刻地對我叱責什麼。只有璽光尊這位孤家寡人常常以「支那人」一類的粗野語言,公然蔑視和辱罵我。最後,迫使我不能再盲從於她那復古主義的國粹思想,與她徹底地分道揚鑣。不過,璽宇四年間最令人珍惜的事實是:凡人吳清源和其他璽宇的信徒一樣,同甘苦、共患難地生活過來了。通過那顛沛流離的生活,使我不斷得到嚴厲的自我反省。因此,我為能更深知自己而感到無限地欣慰。第六章 應接不暇的十盤棋客居杉田如前所述,那時我們夫婦在西幸大郎家裡地以安頓。據說那座私宅本是從「山下輪船公司」社長山下太朗先生手裡買過來的,庭院十分寬敞,院內錯落著西幸氏一家起居的正房和幾間配房。我們一家借往了一棟配房。當時畫家和田三造造先生也在正房的一間借宿。那間容我們暫且安身的配房,除去廚房、衛生間外,鋪六疊榻榻米和四疊半的居室各一間,我和妻子、岳母以及妹妹一家四口在這狹小的住房裡聊以卒歲。由於當時正處於戰後「住房難」的時期,我們又窮困潦倒,身上幾乎不名分文,能住上這樣的房子,已經是已經是幸運至極了,家具全是借來的的,只有一個梳妝臺,是我咬咬牙給妻子買下來的。那時的價錢是一千日元,相當於我們全部家當的三分之一。那面鏡子根本不是經久耐用的東西,如今已發污,但妻子覺得這是我們置辦的第一件家具,很有紀念意義,無論如何也捨不得得丟掉,至今仍然保存著。那個時期,我雖然兩袖清風,但精神爽快,逍遙自在。房東西幸先生是位實業家,他一方面在築豐經營煤礦,同時把持著八艘漁船,在霞浦還有幾棟倉庫,此外還經營著一個五千坪大小的養雞場。但西幸先生並沒有整天為了實業而疲於奔命。每天晚飯後,他總是帶著一個女人到我住的配房來玩。西幸先生一到,就要開局玩麻將。牌友一般是西幸先生和帶來的女人,加上我和多賀谷先生共四人。妻子偶然也玩玩。雖說我們玩的是分文不賭的家庭娛樂式的麻將,並沒多大意思,但西幸先生卻玩得津津有味,每天來打牌時,他那興致勃勃的樣子真有點兒不可思議。這對於西幸氏的老婆來說,卻是件感謝不盡的好事。因為,每天晚上打麻將,使丈夫按時歸家,不再去外面夜遊鬼混了。我們有時還在西幸先生家裡舉行小型棋會。西幸先生棋術不高,我須讓九子。當時有許多業餘棋手也經常來玩。如戰前曾任大藏大臣、被政界公認為有出色棋力的青木一男先生,剛從巢鴨拘留所釋放出來,就常來這裡露面。青木先生和我下棋須讓他三子。那是他重返政界之前,有足夠的閑暇,因而一局有時要下五、六個小時。記得我客居杉田期間大約和他對局十次左右。後來,撤退到臺灣的國民黨政府與日本建立了「外交關係」,我當時處於無國籍狀態,只得立即去橫濱領事館申請旅日華人護照,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我作為「國民政府之下」的中國人而恢復了國籍。「脫離日本棋院」的真相來日之後,我一直是作為日本棋院的棋士而活躍多年。沒想到戰後我卻變成了脫離棋院、隸屬讀賣新聞社的一張王牌,長期過著「無所屬」的棋士生活。即使是現在查找日本棋院所屬棋士的名簿,其中也沒有我的名字,我不過是作為「名譽客員」而名標榜尾而已。對於此事我既不理解,也難以接受!首先,我個人從未考慮過脫離棋院,當然更沒有這方面的任何表示,只因我不諳世故,以致戰後近二十年之久竟然從未發覺自己已是被日本棋院「除籍」了的棋士。戰後的長時間內,我由於身體欠佳,除了讀賣新聞社主辦的十盤棋對局以外,並不怎麼參加棋賽有關對局事情的交涉,全都託付於多賀谷先生。因此,對與棋院的關係也就沒有更多地考慮,當我知道已被日本棋院「除籍」時,已是讀賣新聞社舉辦第四期名人戰之後了,即昭和四十年(一九六五)秋天。到了昭和四十一年(一九六六)我才如夢初醒,了解到為何被驅出日本棋院大門的。盡管我生來不諳世故,諸事全不在意,但聽說被「除籍」時,卻是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為何非要將我除籍?」我忿怒地向棋院涉外理事提出了質問。誰知回答卻是:「戰後作為日本棋院所屬的棋士,首先應當履行對局的義務。而你沒有盡到這個義務。」憑良心講,我連日本棋院所屬棋士的義務是什麼都不知道,因而被人如此奉告之後,也就糊裡糊塗地自認倒霉。但我仍認為「除籍」也應通知本人才合乎情理。由於此事實在蹊蹺,我便又拜託了木谷實先生,請他幫忙調查我何時,為何被「除籍」。結果,發現了一件令人吃驚的事件: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八月,我的師傅瀨越先生向日本棋院提交了一份我的「辭呈」。查日本棋院理事會的紀錄,於昭和二十二年月十二日的理事會上,有一段「吳清源一事」的議題,並且還有「十四日瀨越先生交來辭呈」的紀錄。我急於澄清事實真相,與木谷實一起拜訪了瀨越先生。然而先生也心情抑鬱,只答道:「因有各種壓力,實在是出於無奈。第二年,我也被迫辭去了理事長之職。」說完便緘默不語了。看來先生不願過多地觸動往日的傷口。提起昭和二十二年,正是我竭誠效力於璽宇,同時與橋本宇太郎進行十盤棋對局的時期。那時我對於社會動態幾乎一無所知。正值戰敗後的極度混亂年代,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會感到新鮮。更何況在我這樣的「國際遊民」的身上,因「國籍問題」,接二連三地發生了常人意想不到的各種事件,這也許是命運在作怪吧!那時日本棋院在戰火中焚毀,不得不將位於世田谷的岩本本因坊的家當作棋院本部,少數棋士也曾為重建日本棋院而奔忙過。當時是誰、為何目的向瀨越先生施加壓力,迫使他寫下我的辭呈的?一時眾說紛壇,臆測四起。難道是中國為將我強行遣返而施用的手段?或因我身為外國人,卻熱衷於日本怪誕的宗教?也可能我被視為「異端分子」,只有給以驅逐才可完成戰敗後「日本國粹精神」的大業?瀨越先生已經逝世,當年的理事中只有岩本先生一人健在。今日覓舊,滄海一粟,真相恐怕早已匿入謎宮了。現在,知道我的辭呈事件的棋士寥若晨星,連我自己也無心再去探求事件的內幕了。當時我是在一無所知的情況下、以極大的毅力堅持打完了戰後連續多次的「十盤棋」。假如當時我知道了被日本棋院除籍的事情,只要不給我解決歸屬問題,我連一盤棋也不會打下去的!晉升九段昭和二十四年六月,根據棋士升段大賽的成績,由八段晉升為九段的只有藤澤庫之助一人。翻開戰前的棋史,晉升為九段的只有「名人」,因此,九段簡直就是與「名人」相提並論的段位了。當今的九段己有六十多人,其身價也遠不如以前。當年的九段,其地位是高不可攀的。據說,藤澤的住宅戰後未遭焚毀,生活也很寬裕,可以專心致力於棋道。當時只有少數人才享有這種優越的條件,他就是其中之一。藤澤一升為九段,在當時可謂「當代第一人」。但我於戰前就曾在十盤棋的擂臺上,將這位「當代第一人」擊敗過,怎能把吳清源永遠地擱置於八段位上而不顧呢?後來決定舉行「吳清源對六、七段選撥十盤棋」,即集中十名年輕的高段棋手,讓他們輪番向我挑戰的對局。實際上,打算通過這次的十盤棋作為我的「九段升段試驗賽」。交手棋份規定:四名六段棋手均為定先,六名七段棋手採用先相先,七段中先相先的執白棋由六名棋士抽簽決定,結果高川和前田兩位七段中簽執白。從我這一方來看,除了對高川與前田二人執黑棋外,其餘的八局均執白棋。當然,當時還沒有貼目的規定。當讀賣新聞社將此次十盤棋的計劃向我提出時,我曾回答他們說:『只聽說上手對下手進行考核,從沒聽說過下手考核上手的事!』對此我毫無興趣,根本不想參戰。無奈讀賣新聞的「責任記者」對我苦心相勸,說我若不能成為九段,就無法制定與藤澤九段爭奪名人位十盤棋的計劃。弄得我只得應諾下來。這次十盤棋中,出場的棋士們高舉「打倒吳清源」的大旗,咄咄逼人地向我走來,其實,對這些「後起之秀」我恨本就不放在眼裡。結果我以八勝一敗一平的成績將這些小字輩都趕下了擂臺。唯一的敗局是在對窪內六段時失手;平局是對炭野六段,這二人都是關西棋院的棋士,事情雖屬巧合,但結果卻令人驚奇,十局打完後,前田陳爾七段問我:「關西的窪內真那麼厲害嗎?」對此我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對六、七段選撥十盤棋成績:第一局長谷川章七段,(昭和二十四年七月,東京"紅葉旅館")執白,五目勝。第二局木(尾)原武雄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環翠樓")執白,中盤勝。第三局窪內秀知六段,(同年八月,箱根"石葉亭")執白,四目敗。第四局高川秀格七段,(同年九月,群馬"本家旅館")執黑,中盤勝。第五局細川千仞七段,(同年十月,和歌山"萬波樓")執白,二目勝。第六局宮下秀洋六段,(同年十一月,修善寺,"丸九旅館")執白,中盤勝。第七局林有太郎七段,(同年十二門,千葉縣茂木房五郎邸)執白,一目勝。第八局前田陳爾七段,(同年十二月,伊豆長罔"南山莊")執黑,中盤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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