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ents序一 崇高的人生境界—金庸序二 匹夫而為異國師，一著而為天下法—沈君山序三 昭和棋聖—橋本宇太郎序四 吳清源談圍棋規則—陳嘉銳序五 榮譽文學博士吳清源先生贊詞第一章 赴日之前第二章 新布局的青春第三章 歸依紅卍會第四章 勝負與信仰——兩路兼行第五章 顛簸流離的歲月第六章 應接不暇的十盤棋第七章 名人戰之後第八章 以文會友附錄 天才的棋譜序一 崇高的人生境界—金庸《天外有天》吳清源《二○○二年十二月七日版》《好讀書櫃》經典版《崇高的人生境界》金庸某夜，在閑談中，一位朋友忽然問我：「古今中外，你最佩服的人是誰？」我衝口而出的答覆：「古人是范蠡，今人是吳清源。」這不是考慮到各種因素而作的全面性客觀評價，純粹是出於個人的喜好，以大智大慧而論，我最敬仰的自然是釋迎牟尼；以人情通達而論則最佩服老子；文學與歷史著作中我最喜歡司馬光的《資治通鑑》。當時所以說范蠡和吳清源，是因為我自幼就對這兩人感到一份親切。我曾將范蠡作為主角而寫在《越女劍》的一個短篇小說中。至於吳清源先生，自然是由於我喜愛圍棋，因而對他不世出的天才充滿景仰之情。圍棋是中國發明的，近數百年來盛於日本。但在兩千年的中日圍棋史上，恐怕沒有第二位棋士足與吳清源先生並肩。這不但由於他的天才，更由於他將這問以爭勝負為唯一目標的藝術，提高到了極高的人生境界，吳先生在圍棋藝術中提出了「調和」的理論，以棋風鋒銳犀見稱的板田榮男先生也對之一再稱譽，認為不可企及。吳先生的「調和論」主張在棋局中取得平衡，包含了深厚的儒家哲學和精湛的道家思想，吳先生後期的奕棋不再以勝負為務，而尋求在每一局中有所創造，在藝術上有新的開拓。放眼今日中日棋壇，能有這樣胸襟的人可說絕無僅有，或者棍原和大竹兩位略有近似之處吧，但說到天才，卻又遠遠不及了。佛家禪宗教人修為當持「平常心」。吳先生在奕藝中也教人持「平常心」。到了這境界，奕棋非但不是小道，而是心靈修為的大道了。吳先生愛讀「易經」、「中庸」，在宗教上信奉各教殊途同歸的紅卍教。他的奕藝，有哲學思想和悟道作背景，所以是一代的大宗師，而不僅僅是二十年中無敵於天下的大高手。大高手時見，大宗師卻千百年而不得一。教我圍棋的老師之一王立誠先生前年到我家作客，隨同前來的有小松英樹四段（當時）。晚上他們不停用功，向我借棋書去研究，選中的是平凡社出版的四卷本《吳清源打棋全集》。他們發現我在棋書上劃了不少紅藍標誌，王老師後來贊我鑽研用功，相信他心中一定奇怪：「為什麼你這樣努力，棋藝卻仍然如此差勁兒？」這句話他不好意思問，但問了另一個問題：「為什麼吳老師輸了的棋你大都沒有打？」因為我敬仰吳先生，打他大獲全勝的棋譜時興高采烈，分享他勝利的喜悅，對他只贏一目半目的棋局就不怎麼有興致了。至於他的輸局，我通常不去復局，打這種譜時未免悶悶不樂。相信這情形也解答了王老師心中的疑問，我非但完全不能了解吳先生棋藝的精詣，不能體會至。他在棋局中所顯示的沖淡平遠，事實上是以娛樂的心情去打譜，用功自然是白用了。這大概是舉世圍棋業餘愛好者的通病。其實，吳先生即使在負局之中也有不少精妙之著。但這些妙著和新穎的構思，也只有專家棋士纔能了解。前兩年稱霸日本棋壇的趙治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他生平鑽研最勤的是吳清源先生的棋局，四卷《吳清源打棋全集》已翻得破爛了，必須去買過一套新的。相信數百年之後，圍棋藝術更有無數創新，但吳先生的棋局仍將為後世棋士所鑽研不休。因為吳先生的棋藝不純在一些高超的精妙之著，而在於棋局背後所蘊藏的精神與境界。《天外有天》這部書寫出了吳先生一生奕棋的經歷。我們從中可以看到，吳先生畢生所尋求的，其實是一個崇高的心靈。只因為他的世俗事業是奕棋，於是這崇高的心靈便反映在棋藝上。新布石法、大雪崩內拐的定式，以及其他各種為人盛所稱道的創造，其實只是餘事而已。在吳先生崇高的心靈中，恐怕在近百局「十番棋」中將當世高手盡數打得降級，也只是人生中微不足道的過眼煙雲吧。很有機會為一位平生景仰的大宗師的回憶錄寫序，實是莫大的榮幸。序二 匹夫而為異國師，一著而為天下法—沈君山《匹夫而為異國師，一著而為天下法》沈君山相傳蘇子瞻為韓文公廟立碑，傍惶思索，不能落筆，忽得「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兩句，乃一氣呵成。此傳神一聯，稍改數字：「匹夫而為異國師，一著而為天下法」，正足為吳清源先寫照。圍棋是勝負的世界，善勝負者日人稱之為勝負師。勝負師常有，但沒世而名不稱者居多。吳先生在五十年代前後，對日本一流高手作個別十局比賽，將之全部降級，專就成績而言，足夠資格稱得上第一流的勝負師。但在吳先生棋的世界中，勝負只是一個附帶的因素。對吳先生而言，圍棋是一種藝術，也是一種哲理，反覆爭棋的最後目的，是從中領悟建立圓滿調和的道。吳先生韶齡渡日，縱橫棋壇四十年，所創布局定式，不知凡幾，這些新布局新定式，對當時的勝負未必有助，但卻為後來者開闢一片新天地。此所以吳先生卓立於群彥之上，而為圍棋史上劃時代的人物。然吳先生之贏得日本舉國的尊敬，又不僅在棋藝。凡繼往開來為一代宗師者，心有其特殊之氣質，曾與愛因斯坦共事並為愛氏立傳的一位科學家曾說：愛氏是他所識人中最自由、最不妥協、和最有自信者。自由、自信，和不妥協是真正天才共通的特性，也正是吳先生圍淇一生的寫照。突破前人巢臼的能力必然是從前人巢臼中摸索而得，浸沉愈久，當然愈不容易脫離舊規。吳先生六歲習奕，十四歲東渡，到推出新布局時，已奕了十多年棋，這十多年，他使用傳統的布局，戰績所向無敵，但為追求「和諧的完美」（吳先生語），乃一朝棄其舊所依恃，另創新大地，若無自由自在、無所滯著的心靈，焉能致此？獨立自由的心靈是開啟創新之門的鑰匙，執著堅毅則是底定於成的動力。吳先生昭和八年對本因坊秀哉一局，以三三、星、天元起局。圍棋之美原在海闊大空，在盤的任何一點都可落子，但日本棋壇的規章建製成於封建之幕府時代，故雖至昭和年代，仍遺留許多陋規，譬如三三稱為鬼門打，便是忌諱之著，這當然是沒有道理的。吳先生以十八歲之少年，面對代表傳統君臨日本棋壇已三十年之秀哉，毅然以三三起手，向不合理的陋習挑戰。吳先生在決定如此起局之前，也必衡量過會因此引來多少批評指摘。從時代潮流而言，此封建遺習最後必將隨幕府制度而俱去。但在將去未去之際，以異國少年一人，挑戰三百年絕對之傳統，不撓不沮，此局後來稱為「昭和之名局」，其時代意義或更在棋局本身內容之上也。凡開創新局，開始時一定是孤獨的，而十次嘗試，失敗者八九，成功不過一二。若無充分自信，幾番挫折，生趣略盡，必然難以為繼。吳先生首創雪崩定式，其中某些變化，一般都認為不利，但吳先生卻屢屢嘗試，而且愈是重要的比賽，愈搬出來用。或以此相間，吳先生總說：還有些演變，沒有研究透徹，再試試看。其所以必要在重要比賽場合試用，乃因為只有真劍決勝，全力以赴，纔能窺前所未窺，吳先生自信之充分，對真理之執著，有若此者。世人常曰「世事如棋」，其實棋何嘗如世事。棋之爭也公開，其輸贏也清白，初未如世事之詭譎難明，然最後終局之勝負榮辱，其得失之道又仿佛相吻合。吳先生一生無世俗之心，不為物移，不為勢劫，又不與世相推移，故當其盛時，落落寡合，無花團錦簇之榮。然七十引退之日，日本棋界懷念吳先生一生對圍棋之貢獻，於東京大倉飯店為吳先生舉辦紀念棋會，朝野名流群集，盛典空前，其殊榮又非當代棋士所能及，故其成就自在人心，然日人在文化藝術上超越國界之氣度，亦有足稱者。吳先生與日本棋界恩怨友敵數十年，最後贏得彼舉國之尊敬，但在自己祖國，以生逢戰亂，竟無全國共聚一堂相賀之機會，此吳先生言談著作間常引為憾者。今趁中文大學頒贈榮譽文學博士之便，海內外華人棋友共集香島，以棋會為先生賀，並摘譯吳先生自敘生平大作《天外有天》而出中文版，矚君山為序，此為一業餘棋士最大之榮譽，因謹就所知所感，略誌數言。一九八六年十月於臺北序三 昭和棋聖—橋本宇太郎《昭和棋聖《天外有天》出版獻詞》橋本宇太郎命運之神仿佛早有安排——我們這一代棋士都是在狂風濁流之中度過了艱難的一生，真的，回想起來，冒險於圍棋生涯的人們的人們，畢竟無一人曾一帆風順過，當年，我懷著對職業棋士的無限憧憬，踏入了這深邃莫測的棋界大門。那時，棋士的社會地位還很低下，哪像今日這般榮耀。能靠對局的微薄收入糊口謀生的棋士的確是寥若晨星。後來，日本從「日華事變」開始，陷如了太平洋戰爭的漩渦，我們也被迫在戰火中泡嘗辛酸，直至戰爭結束，才重見天日。細想，今日這樣繁榮昌盛的棋界，是我們從一片廢墟中一磚一瓦地修築起來的，因此，即使是整日坐著下棋的棋上，其勞累和辛苦也並非尋常。就連我這個生長在日本的人，都不得不沿著坎坷不平的棋士道路，掙扎著走了半個多世紀；淌若再想想，生氏在動亂的舊中國、來日後又久居異國他鄉、飽受戰亂之苦的吳清源先生，他的人生之路則更是艱苦卓絕、舉世無雙。吳先生從幼年起自學圍棋，獨樹一幟。十四歲時徒居日本，當時已經具有接近一流水平的棋力，被公認為天才。吳先生與我，同拜於瀨越先生的問下，可稱為我的師弟。在他赴日之前，我曾秉承瀨越先生之意，前往中國與他弈了兩局「試驗棋」。當時的交手棋份為吳先生的「定先」，兩局的勝負結果是吳先生全勝。在我之前，他還曾與井上孝平五段奕過數局。當時瀨越先生看過棋譜後，讚嘆道：「令人想起本因坊秀策的年輕時代！」在北京與吳先生初次對局後，我也不禁深有感觸：這簡直是神奇天才的出現！吳先生來到日本後，不負眾望，棋才日新月異地增長，轉眼之間就超過了我。嗣後，他與木谷實先生共同創造了新布局，讓陣陣春風吹遍了整個棋界。眾所周知，自戰前的「鐮倉十盤棋」開始，直至戰後為止的十幾年中，在近百盤「擂爭十盤棋」的舞臺上，吳先生以棋掃於軍、天下無敵的氣概，將當代所有一流棋士統統擂倒於腳下。當然，我也是十盤棋的擂臺上嘗到苦頭的敗將之一。可以說，每當人們回憶起這樣一位具有輝煌業績和德高望重的棋士，都會不約而同地讚揚吳先生，稱他是「為今日棋界帶來昌盛」的最大功臣。然而，有目共睹，與他那威震天下的棋士名聲相比，吳先生的人生道路卻是顛沛流離、艱難曲折的。形成這種複雜經歷的原因，我想也許是吳先生並不滿足於單純奕棋的生活，他熱忱地走過一條宗教信仰的修行之路。其實，吳先生是這樣一種人，與他那文靜的外表迥然不同，在他的內心深處，蘊藏著一團永不熄滅的熱情之火。更有趣的是，對吳先生在信仰中養成的清廉潔白的人品，無論是誰，都可能將他誤認為禪房裡修行多年的高僧！綜觀歷史，像吳先生這樣既有超群的棋力、又有高尚人格的棋士，應名副其實地稱為「昭和棋聖」。我為有吳先生這樣傑出的棋士作師弟而感到無比的自豪。現在，昭和棋界巨星——吳清源回憶錄已經出版。這對日本棋界來說，具有不容置疑的深遠意義。總之，《天外有天》記錄了在動亂的昭和歷史上一位曠世奇才在異國他鄉獨闖天下的故事。我想，無論哪位讀者都會被此書深深感動的。其原因不是別的，只因書中敘述了一位從不知苟且偷生、更不願沉迷墮落的硬漢子。他走遍天涯海角，對自己的信念始終堅貞不渝。書中，他那栩栩如生的高大形像和獨特的生活方式，必然會打動每一位讀者的心，並留下永不磨滅的印像。昭和五十八年十二月序四 吳清源談圍棋規則—陳嘉銳《吳清源談圍棋規則》陳嘉銳圍棋應該有一個合理、簡單明了的規則，這是一代圍棋宗師吳清源多年來的一大心願。隨著圍棋在世界各國的不斷普及，國際性交流日益增多，這課題已到了刻不容緩的時候了。在吳清源老師到香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學頒發「名譽文學博士」學位之際，筆者有幸能跟吳老師就此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得益不淺。吳清源先生首先談到：「現在世界上還沒有一個統一的圍棋規則，這對於圍棋的推廣和發展有很大障礙。圍棋規則首先是應該合理，使圍棋本身能發揮最大的藝術性；其次是簡單明了，令即使是不懂圍棋的人也能容易掌握。這兩點都很重要，缺一則未能盡善盡美。」接著，吳老師開始詳述了對規則方面的意見，他說：「我認為新規則的要素應該有三點：第一、勝負的區分，要用棋盤上活子的數量來計算，雙方所圍到的空，都應視為是省略了擺上棋盤的子，凡空皆子；第二、凡是能從棋盤上拿掉的子是死子，凡是不能從棋盤上拿掉的子都是活子，如有爭議，用實戰解決；第三、找劫必須找劫材，所謂找劫材，就是找劫的一方必須要在棋盤上下一手棋，棄權或虛著都不算是找劫。」對於現存的圍棋規則，吳清源老師也談了以下的看法：「在歷史上，圍棋規則也曾經過改進，首先是去掉了四個座子和取消了每塊棋要扣除兩目作眼位的規定，這都是一種進步；傳說最早的圍棋是用數子來分勝負的、後來為了計算方便，改成數目但由於數目的棋規缺陷很多，中國在唐朝以後再改回本來的數子法，日本現在則仍抱著數目法不改（圍棋在唐朝傳入日本），數目規則的缺陷首先是『盤角曲四』，中國傳統上有句棋語，叫『盤角曲四，劫盡棋亡』，但如果棋盤上有雙活，劫就不能盡，劫不盡，為什麼棋還亡呢？日本棋規中規定：『一手劫必須補』，這種強迫性的做法極不恰當，應該是補不補自由，誰給你的權利來命令對方呢？再說是「不填單官」，日本人把單官叫做『馱目』，就是沒有用的東西，不填單官往往使某些要緊氣後才出現的手段難以實施。還有如『雙活沒目』、『不提三目』都有不合理的地方等等。」吳清源老師繼續談道：「近年來，有一部分人提出允許『自殺』的問題，我看現有（不能自殺）的規則長久以來也沒出現過問題，就不必修改了，一付機器出了毛病才應修理，如運轉良好，為什麼還要去弄它呢？有時反而會越弄越糟。允許自殺的好處不多，但缺陷很大，你可以在我的空裡自殺，我不馬上拿掉你的死子也總該可以吧？在你的範圍裡邊，你可以任意宰殺，但要在我的範圍裡搬走『屍體』，就不那麼容易吧。」吳老師最後說：「定規則是大家的事，應廣泛徵求世界各國棋友的意見，最後應該在國際圍棋聯盟用投票的方式來通過。」序五 榮譽文學博士吳清源先生贊詞《榮譽文學博士吳清源先生讚詞》香港中文大學第三十一屆頒授榮譽學位及高級學位典禮人的心智可用於藝術、科學、乃至工商、政治，從而創造出燦爛的文明，但也可用於互相對抗，帶來壓迫、戰爭和毀滅。下棋能令人陶醉其中，流連忘返，大概就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較量智力的方法，使人性深處的抗爭慾可以和平地得到抒發吧！圍棋的規則極其簡單自然，變化卻複雜繁多，遠勝其他棋類。一千多年來它滲透國人的生活和思想，成為中國歷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傳到日本後經過反覆研究，境界再有提高，乃至被尊為「國技」，這都不是偶然的。棋是思想方式的反映，從奕品可以了解個人品德，從棋風更可以透視民族性格。譬如在我國，下棋是才思氣度的流露，也是逍遙閑適的象徵，王桀復局、謝安壞履，傳為千古美談；樵子爛柯、王積薪遇仙，令人悠然神往。在日本，對局卻有如比武，是技術、力量和意志的搏鬥。棋士殫精竭慮，終身在嚴密的比試和名位制度下對抗，甚至以身殉藝，屢屢造成如赤星因徹吐血終局，水谷縫治氣憤身亡等悲壯事跡。至於今日站在各位面前的吳清源先生，他以絕頂的天才和勤奮，十餘歲成為國手，東渡扶桑後，以「新布局」為圍棋開創新紀元，憑擂爭雄踞「天下第一」的無冕王位幾十載，同時終身篤慕宗教與和平，那就不是從單一個民族的觀點可以了解的了。他的棋，乃至他傳奇性的一生，該說中、日兩個民族和文化相衝突又相融含的見證吧！吳清源對圍棋的穎悟和深情是與生俱來的慧根宿緣。他從七歲接觸棋子開始，就已深深沉醉在黑白方圓的奧妙世界中，自此如饑似渴，寒暑無間地鑽研父親所藏的古譜和購至日本的新譜，三、四年後已在北京棋壇嶄露頭腳，十二三歲就步武過百齡、黃龍士等前代大師，成為一時無兩的國手，甚至連當時水平遠超國人的日本高段職業棋手來華也都堪堪能夠相敵了。然而，他沒有能像施襄夏、范西屏那樣在山水之間享受閑適的對弈生涯：父親去世之後，母親為了生活只好接受日本人面的邀請，在一九二八年陪問年僅十四的吳清源東流扶桑，為他尋求一個新的世界。抵日後後吳清源的棋力立刻被證實，從而破例獲得三段資格，奠定專業棋士的地位。其後四、五年間在前輩瀨越憲作先生一力呵護下他生活愉快，精神煥發，比賽中斬將擎旗，所向披靡，剛弱冠便脫穎而出，躍升六段，接近棋界頂峰。那時吳清源和比他年長五歲的木谷實是勁敵，也是摯友，一九三三年兩人以結伴遊地獄谷溫泉為契機，共同創造「新布局」，掀起了一場圍棋的革命。當時以循走式先求堅實占領角地為主導思想的「秀策流」支配日本棋風己將近百年，「新布局」反其道，大膽提倡以快速和機動爭取中央勢力為主的各種新著法。這新穎開放的思想一提出來就以野火燎原之勢深深吸引了棋士和廣大棋棋迷，它的優點和實效也迅即獲得證實，由是不旋踵成為二十世紀棋風的主流，並且為六十年代崛起的陳祖德「中國流」、今日盛行的武宮正樹「宇宙流」等著法開了先河。就這樣，少年吳清源以自由奔放的才思，在異國開創了一個嶄新的圍棋時代。然而，向傳統挑戰，勢必付出代價；當時中日兩國交惡，有人對他側目，也在所難免。所以在「新布局」出現的同一年，吳清源大膽地採用新著法和當時的棋壇盟主本因坊秀哉名人對局，當即招來棋院中保守分子的憤恨和仇視，令這個十九歲就獨處異邦的年輕人受到難以想像的巨大壓力。他體質素來嬴弱，升高段後賽事連綿，經年不綴，身體因此也漸漸感到難以支撐。一九三五年他突然決定返回天津參加紅卍會，翌年在社會壓力下入日本籍，再下一年倒入療養院臥養，無意都是身心疲憊有關係的。一九三九年他病愈出院，那時日本相延數百年的家傳本因坊和推舉名人的代剛告結束，隨之而來的，是通過「擂爭」比賽來決定「棋界第一人」的新時代。圍棋是藝術，也是戰爭。棋士能創新固然可喜，要立足棋壇，超邁前輩，卻非奮戰克敵十縱橫十九道之間個可。所謂「擂爭十番棋」就是日本棋界用以判分棋力和決定名位的傳統制度，對局者倘若連敗四局就會遭到降低「棋分」即對局地位的命運，對「棋即生命」的棋士來說這不啻是以畢生名譽作孤注一擲，所以被喻為「懸崖上的白刃格鬥」。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炮火響徹波瀾的時候，吳清源和木谷實這時一時無兩的年輕棋士在建長寺的禪房中開始了著名的「鐮倉十局」，這一戰前後連綿三年之久，以木谷被壓低一級，即至「先相先」的地位而結束。吳的勝利卻並沒有如在過去的時代為他贏得「本因坊」或「名人」的地位，只是使他從此四面受敵，欲罷不能。其後十五年間，他連接再下了九趟「十番棋」，迎戰了日本棋界所有一流強手，包括秀哉以後的歷屆「本因坊」。在總共近百局棋賽中，吳清源以孑然一身，面對全日本前撲後繼、傾盡全力的頂峰棋士，竟能奮起橫掃千軍之力，除半途罷戰的元老雁金准一以外，將所有的對手如藤澤朋齋、橋本宇太郎、板田榮男、高川秀格等都一一迫降到「先相先」乃至「定先」，即相對低二級的地位。這在圍棋史上空前絕後的紀錄造成了無可爭辯的「吳清源時代」，證明他不但是天才橫溢的圍棋藝術家，更是偉大的圍棋戰士，超卓絕倫的「當代第一人」。然而輝煌的戰績和崇高的稱號並沒有帶來穩定地位或優厚待遇。畢竟，真正的「爭棋」時代已經過去，在代興的名銜公開賽中新的角逐者必須並肩從同一起點開始，連打敗了所有強手的吳清源也不例外。冷淡的待遇和連年的孤身奮戰使他感到疲倦和意興闌珊，到五十年代末期，他逼人的光芒逐漸掩斂。一九六一年八月，正在參加第一期「名人」戰的吳清源在交通意外中被摩托車撞倒而致骨折頭傷，由於診治草率，遂遺留下時時復發的偏頭痛和神經錯亂。不久之後他就意識到，三十多年叱吁風雲的棋士生涯行將提早結束了。吳清源以不世出的才華從四十年代開始光耀棋壇近二十年，但不知道為什麼，陰錯陽差，三十年代末開始辦的「本因坊」和六十年代開始辦的「名人」、「王座」、「十段」等各種大公開賽的冠軍名銜竟全部和他無緣，就連「九段」這一銜頭也備經延滯才獲贈與。正所謂衛青不敗，李廣無功，千載而下，還是不免令人扼腕長嘆的！他一手發掘的獨傳弟子林海峰，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弱冠之年先後奪取「名人」和「本因坊」兩大名銜，打開戰後年輕棋士稱霸棋壇的新時代，那就比他幸運多了。棋，雖說是和平的智力較量，但就長年精思慎算，在一發勝負之間安身立命的專業棋士來說，它對內心無休止的蹂躪壓迫恐怕比戰場上的硝煙彈雨更為嚴酷。為了獲得生命上的調劑與平衡，吳清源從少年時代開始就向往靈境，從信仰尋求滋潤與寧靜，有數年甚至曾經因為宗教熱誠而捨棄圍棋，全心追求另外一個世界，對他來說，棋是「武」的勝負世界，宗教是「文」的和平世界。他雖以棋名，以棋尊，在宗教的追尋上則遭遇過痛苦和失敗，但對兩者無分軒輕，同樣是貫注著「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深情。倘若說對一個人生目標誠執信守，一往無前是大和魂的體現，那麼他能夠文武雙修，在內心同時涵蓄戰爭與和平這兩個截然相反的境界，並且取得兩者的平衡，正好顯示他始終還是一個深受傳統文化影響的中國人。自然，棋盤有如世局，勝負得失只是過眼雲煙而已。甚至棋道本身或許都並不是永恆的，只是人類文明中一個重要的里程碑罷了。我們知道，電腦已成為跳棋強手和國際象棋好手，它的圍棋技術雖還幼稚，但運作類乎大腦的大規模並聯信息處理集成電路已然面世，在飛躍科技的推動下。電腦能力的極限是無從預測的。然而，無論科技如何發展，吳清源先生對生命最高境界的無限向往和永不止息的探索追求始終是人類精神最可貴的表現，是文化進步的動力，是永遠值得我們低迴景仰的。監督閣下，為表揚吳清源先生六十年來對圍棋的偉大貢獻，為表揚他在痛苦衝突中聽表現出的崇高品格，在不同民族間所產生的融和力量，更為表揚他對生命究竟的虔誠追求，本人謹恭請閣下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予吳清源先生。一九八六年十月三十日第一章 赴日之前福建省我出生於福建省閩候縣，祖上幾代是經營鹽業的世家。在這名門望族之中，出過許多侍奉清朝朝廷的高官。專銷海鹽是朝廷委派的公職，也是規模甚大的生意。其銷路遍及福建全省並遠至臺灣。早在百年之前我祖父的年代裡，每年都可營利幾十萬銀兩。因此，吳府成為家境充裕的世家，與陳府、林府、瀋府，並稱為福州名門四家。我的祖父辭去道臺（舊中國行政區劃為省，下分二道，道下分若干縣；臺即長官之意）後，仍然繼續操持這龐大的家業，專銷海鹽，直至辛亥革命爆發、清朝滅亡為止。福建省遠離北京，天高皇帝遠，朝廷的統治力量鞭長莫及。因而自古以來沿海一帶海盜叢生，甚是猖獗。吳家向臺灣運鹽販賣，為了提防海盜掠奪，祖父早就在暗中與其頭領打交道了。就這樣，還不時地從海盜那邊傳來如此之要求：「某日某時，請將多少多少的金錢放置某處！」祖父無奈，只得順從海盜的心意。這樣一來，雖然一時錢囊告羞，卻換來了短期內鹽船的安全保證。看來出錢的一方如同支付了巨額的買路錢一樣，結果本利相抵，一無所獲。據說，祖父還受過海盜的晚宴招待。赴宴時，被迎接他的人蒙上雙目送至席上；一番盛大的招待之後，再被蒙上雙目送還家中。和現在截然不同，那個時代的人看來都是萬事大大方方、胸襟十分開闊。祖父名叫吳維貞，愛好十分廣博。比如他將日本寄來的菊苗精心栽培，每年都可見到那朵大如盤的菊花爭芳吐艷。有時連毛筆和墨汁、甚至印泥都自己動手來做。另外，他還喜歡金石藝術，經常操刀篆刻。我至今還保存著祖父親手製的印泥，在字幅上蓋章時常常拿來使用。我就是在這樣一個家庭中出世，不過，生後僅百日左右便背井離鄉遠去了。因此，有關在福建老家的生活未留下任何記憶。只是記得孩提之時曾看見過老家的照片，根據照片來看，當時我家庭院中有一個大水池，幾隻小船蕩漾池上。因而可以想像老家的庭院十分寬大。我的外公名叫張元奇，他也是福建省出生，並且是清朝末期的一位重臣。他曾勤學苦讀，通過了道道科舉難關，終於登科及第。並且還曾屢任各種官職，特別是他竟攀上了御史大夫的高位，成為顯赫一時、篤志成名的一位大人物。所謂御史，即擔負向皇帝進諫上勸重責的重要官員。在光緒皇帝被幽禁之後，他一直侍奉著西太后。我的祖母在以後的年代裡常常向我們這些孫輩們述說她對外公張元奇的回憶；並且話中還不時提起一些西太后的故事。聽祖母講，西太后的確是個絕代美人。在外公張元奇侍奉她的時候，雖說已是髦耋之年了，然而看上去仍舊像是剛過三十歲的人。當時，外公等高官在書寫有關政事的奏折時，每日黎明前即起，沐浴之後，用蠅頭小楷，一字一字地以楷書工筆謄寫，即使途中錯寫一字，也不得不從頭開始再寫一遍。總之，那是一樁十分麻煩的差事。如此細心寫好的奏折，上朝時進宮呈遞。據說當時西太后垂簾聽政，在御簾後面將奏折過目，並對那一本本的奏折於當場裁決。其裁決是既迅速又準確，對奏折中的內容常常提出十分尖銳的質問。她的異樣聰明，委實令人感到吃驚。清朝末期，在以光緒皇帝為中心的激進派和盤踞於西太后身邊的保守派的對立中，外公的御史之職位委實是樁棘手的差事。到後來，外公對效力朝廷之事深感厭倦。外公心中明白，倘若真的直言敢諫，惹得西太后不愉快，必遭貶謫無疑。不過，外公或許真的希望莫如一貶了之。於是，冒險向西太后進諫。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外公就被貶滴為浙江省的地方官。後來，清朝因辛亥革命而倒臺。到了中華民國的年代，外公作為徐世昌的心腹，又異常活躍了一段時期。最後，外公出任統轄東三省的奉天省省長之職後，便隱退而去。我的母親年輕時跟隨著身為地方官吏的外公，為赴任所，從北京到浙江，又到湖南、東三省、福建等地，長途跋涉，歷盡艱辛。記得母親常常對我講昔日旅途中的種種回憶。我的父親名叫吳毅，是吳維貞的末子。我的母親名叫舒文，是張元奇的長女。因二人的祖父是同鄉，兩家結交深厚。不知何時，吳家看中了張家的女兒舒文，從而提出：一定要她給吳毅作媳婦，永結秦晉之好。張家兒女成群，唯獨對長女舒文比哪個都要寵愛幾分，因而當時總是不肯爽快地答應。不過，到後來還是難卻吳家的熱心摯意，終於應了這門親事。這樣，父親吳毅和母親舒文在福建幸運地結了婚。那時父親滿十六歲，母親滿二十歲，母親大三歲。我的出生我出生於一九一四年舊歷的五月十九日。日本年號為大正三年。我的誕生地是福建省吳府。吳家的長子名浣（滌生）、次子名炎（景略），我作為三子出生於世，原名叫泉，字清源。在我之後，又有一個弟弟和五個妹妹出生，不過那個弟弟和第三、四個妹妹都很早便夭折了。現在，在我下邊，按大小順序來排，有清儀、清瑛（蘭）、清樺三個妹妹。除了早殤的三個弟妹外，我門兄妹六人分散居住在中國大陸、臺灣、日本、美國。經過戰亂動蕩的年代，我們掙扎著熬了過來，雖說大家都已年過六旬，好歹至今仍然健在。卻說福州，位於中國的南端，一個夏季，傍晚多雷。我出生的那年夕雨和雷電尤其猛烈。母親年幼時和外祖父居住的官邪，就曾遭過可怕的雷擊。後來，母親就最厭惡雷電。哪怕有一點雷嗚電閃，便心情抑鬱，即刻大被蒙頭，臥床不起。就這樣，連飲食也受了影響，飯菜嚥不下口。母親生我的時候，營養不足，身體十分虛弱。更有甚者，據說那時正值閩江氾濫，洪水淹了無數的房屋、土地。大水不斷地流進房屋裡，母親是在並排一起的幾張大八仙桌上鋪墊著被褥生下我的。據母親說，當時我被哄睡的房間裡還不時地有遊魚蹦跳進來呢。，正因為如此，我名泉字清源，都是與水深深有緣的名字。我亦時常覺得，我的性格像水而不像火，可能就是有此經歷的緣故吧。母親厭雷，終生未渝，即使是後來到了日本，一有雷嗚仍舊心情抑鬱，只得臥床不起。也許我就是在那種環境中出生的緣故，幼時身體十分虛弱，養成了一副比兩個哥哥都少言寡語、乖順老實的性格。在我父親成年時候，以鴉片戰爭為開端，歐洲列強對中國的侵略和瓜分更加變本加厲了。由於清朝政府腐敗無能，社會陷入了動亂，鹽商這一家業也無法正地維持下去。因此，祖父死後，父親他們幾位兄弟會聚一堂，商量的結果是：將家產平分，各奔前程。不久，我們一家也分得了一些財產，於是，全家離開生我的故鄉——福州，踏上了去往北京的旅途。北京我父親在二十二歲時，依靠母親親戚的照顧曾去過北京。在我出生前的一段時期，父親曾經留學日本。留學為二年，畢業剛回國時，父親看來像是什麼大學預科出身的人。不過，留學的目的和學的什麼全不知曉，也許父親只是為了使自己加深閱歷。總之，說來有趣，父親從日本帶回來的書，盡是些有關圍棋的書刊和棋譜，而有關學問的書籍卻幾乎全無，看來父親留學日本的時期，比起學問來，對圍棋的熱情似乎更大。而且，據說他還經常出入本因坊村瀨秀甫創立的方圓社。當時，中國雖說已經由於辛亥革命而成立了中華民國的政治體制，但實際狀況離實現全國統一還相差甚遠。那時我們一家徒居到的北京，就處在與革命政權完全相悖的行政管轄之下——即當時已經形成的所謂「北洋政府」。這個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洋政府」，雖說是擁戴黎元洪為大總統，但實權都操縱在包括袁世凱派在內的軍閥們的手中。其實際狀態是以段祺瑞為首的安福派（親日派系）和以馮國璋為首的直隸派（親英美派系）的官僚及奉繫軍閥的大雜燴。這個大雜燴的實質與革命之前的陳腐狀態毫無區別。父親對此千知百曉，然而為了尋找在北京安居樂業的落腳點，只好決定先設法在平政院（相當於現在的司法部的機構）裡謀一公職。我們一家在北京城內民宅街的一角租住了一個宅院。這個宅院頗大，堂屋、廂房俱全。正房中間夾有一個大廳，兩邊各有二室，因而作為全家的起居室。廂房是東、西各三間，西面三間是書庫、書齋和會客室；東面三間是傭人室、麻將室和食堂。傭人中有看門的、廚子、車伕、奶媽、女僕等十多個，他們在院內都各有自己的小屋棲身。我們一家的生活狀況，當時在北京屬中產階級的一般生活水平，並非特別奢侈。那時物價低廉，每月給傭人的工錢除了奶媽最高為四元外，其餘的都是二元左右。總之，據說若有二百元，就足夠維持我們全家一個月的生活了。可是，當時父親的薪金總是推遲發放，最甚之時半年內僅發一次。因而我們實際上是靠一點一點地典當家產度日。那時，父親才二十多歲，非常年輕，生來就是一個耿直單純、不愛拐彎抹角和兜圈子的人。一次，不知怎的，說是車伕要求的車費超過了當初的約定，於是真的動了氣，與車伕大吵大鬧了一場。那時，在我孩提的心裡，曾這樣想過：別吵啦！多給一兩個銅板不就完了嗎？當時的官署是十分腐敗無能的機構，若是在官署內沒有本族的龐大勢力，或是不拿出相當的賄賂買通各種渠道，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官升一級。由於父親的性格與行賄之事格格不入，外公張元奇也已引退，後臺勢力變得蕩然無存，所以，指望父親在官署中出入頭地，簡直是無稽之談。父親的教導父親為了讓我們三個男孩接受文官考試，很早就為我們聘請了家庭教師，不讓我們上小學，對我們施行了嚴格的單獨教育。學習的內容與過去只為進京趕考的科舉考試的內容完全相同。從最初步開始，盡是些三字經、千字文、大學、中庸、唐詩選、古文選、左傳這樣的書，都是必須死記硬背的。到四歲，我也與二位兄長一起被按在書桌前坐下，從早到晚，每天勤學苦讀。父親對我們的教育非常嚴厲，若是每天叫背的書背不下來，手就會挨板子打。到了深夜，書背不下來不讓睡覺。記得母親為此常常心疼地勸父親說：「已經晚了，別讓他們背了行不行？」可是，父親還是不肯罷休。甚至本應是休息的星期日，由於父親布置的課程有耽誤的部分，必須補課，因而實際上我們連星期日都不得休息。不管怎樣說，我最年幼，可是讀書的份量與二兄毫無兩樣，何況我身體虛弱，可真是歲月難熬。那陣子，我胸肺有疾，每日都吐痰不止，不過好歹自然地全愈了。父親這種刻板的教育方法，日復一日地持續到我七歲半為止。我七歲時，不知刮的是哪陣風，父親信了道教。於是，只見他每日往來悟善社，盤腿打坐。看來父親像是對盡職官署感到絕望，經親戚的入教勸說而動了真心。父親生就是個好著迷的性格，熱衷於書法時，立即買來千大堆字貼摹本；迷上了小說時，書庫裡頓時增添了一大批小說。這次也同樣，沒多久就成為道教的虔誠信徒。後來，父親終於覺察到在這種前途難測的混亂時代裡，強制地對孩子們施行仿古式教育恐怕是毫無意義了。於是，辭去了漢學教師，給我的長兄聘請了英語、數學家庭教師，責令他為考中學做好準備。至於我，即便什麼也不學，父親也不管不問了。這件事可以說是父親性好著迷的緣故，才造成了如此突然的大轉變。現在回想起來，若無父親的這次大轉變，我肯定不會作為棋士來到日本的。父親自從往來悟善社後，每天回到家也要在下午三點和晚十點，各盤腿打坐一小時，另外，從那時開始，時常與孩子們一起玩軍棋。官署那裡，即便去上班也無甚要緊的工作，所以父親那陣子想去就去，想不去就在家裡玩。特別是父親鑽研起軍棋來，並且編排出許多新的玩法。當時他編的新玩法曾照成相片登載在《北京晨報》的畫報刊物上，因而博得了許多讀者的喜愛。後來不知不覺中，父親也教孩子們玩起圍棋來了。並且，當父親了解到兄弟當中我學棋最快，便漸漸地著重對我一個人用力施教。父親首先教我們掌握了圍棋規則，然後將收藏已久的圍棋書翻騰出來，讓我們每天擺棋書中的棋譜。當我覺得圍棋非常有趣的時候，自己便主動地想學棋了。那時，父親騰出更多的時間在我身邊寸步不離地守著，指點我研究棋譜。連我自己也覺得不可恩議，我對於圍棋的記性特別好，只要是擺過一次的定式，再複雜也能記住不忘。那陣子，我每天從早上九點起開始擺棋譜，直擺到夜裡十二點左右。由於學棋過於著迷，惹得母親心疼起來，有幾次竟狠心地把棋盤藏了起來。父親起初既讓我看中國的對局譜，同時還讓我學他從日本帶回來的日本棋譜。後來，又為我訂購了由日本方圓社發行的月刊雜誌《圍棋新報》的合訂本。那書一到手，我便如饑渴地捧住不放了。《圍棋新報》合訂本分為三冊，合計有六百局的對局譜，並附帶有村瀨秀甫的簡單評論。合訂本是相當沉重的書，尤其是第二冊、第三冊最重。因為我每天隻手擎書學擺棋譜，所以，左右兩手支撐重量最吃力的中指，現在仍然是彎曲著的。然而，父親僅僅是將大量的棋譜給我看，並未像現在的先生那樣熱心細緻地教過我。只是有時他自己先看看棋譜的解釋，然後讓我猜測下一手走在哪。或在學擺日本的棋譜時，將日文的解釋譯成易懂的語言來教我；再就是實戰對局時，除了父親自己作我的對手外，還讓他的棋友也來當我的對手。也不知是什麼緣故，我只要一學起棋來，從來都是忘我痴迷、不知疲倦。從學棋開始到第二年我九歲時，便可與父親勢均力敵地平擺了。父親的棋並不那麼高超，可能比過去的業餘初段還稍微弱些。到我十歲時，父親為了讓我們見見世面，開始帶我們兄弟三人到當時北京唯一的「棋會所」「海豐軒」去下棋。其實那裡與日本的「棋會所」不同，表面上是個小吃店，店的裡面才是個下棋的場所。當時北京的圍棋迷們雲集那裡，並時常下賭博棋。客人從賭金中抽出一成作為入席費付與店家。父親好像也是那裡的常客之一。另外，當時北京有名的棋手如顧水如、汗雲峰、劉隸懷等常常出入於此，父親請他們與我弈棋，記得首次對局好像是讓五子左右，不過當時的勝敗都已忘記。順便一提，中國的棋盤與日本的不同，大都是用布製作，比日本的稍微大一點兒，另外，棋子的底部是平的，形狀像是將一個小球切去三分之一，可以想像成一個小饅頭的樣子。因此，說起下棋時的「投子」，實際上是將棋子擺於盤上，或是將棋子推放到某一點上，並不像日本的棋石落盤時能發出「啪」、「啪」的那種愜意的聲音。另外，中國最上等的棋子是雲南石，棋盒屬紫檀木的最為珍貴。父親之死一九二五年，父親不幸患了開放性肺結核病，由於病情急劇惡化、吐血不止，兩個月後便成為不歸之人了。死時年僅三十三歲，我當時只有十一歲。父親臨終的前幾天，將我們三個男孩召集至病榻前，吩咐將遺物分贈給我們——給長子浣以習字用的拓本；給次子炎以小說；給三子我以圍棋棋譜。這些都是父親遺言的代替物。特別是習字的拓本與小說，全都是父親生前非常喜愛的東西，曾經滿滿地收藏在很大的行李箱中。後來，大哥作了官，二哥成了文學家，我躋身棋士。所以，我們兄弟三人都是遵循父親期待過的道路而篤行進益的。父親彌留之際，還發生了一些事，其中我至今還清楚地記著，母親為了使父親免遭一死，曾經向神乞求並許過願。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因父親剛剛三十三歲，正是年輕有為之年，而且，上有老母、下有妻小，若撇下全家而去的話，對母親來說日子可太難熬了。於是，母親為了使父親多活幾年，向神乞求並許，願道：「讓三個男孩的壽命各縮減五年，將那十幾年賜給他爹吧！」接著，母親為了請神能「聽」到她的祈禱，向諸神苦苦地哀求過、然而，得到的神諭卻是「前世因緣，無可奈何」。結果，母親白白地祈禱了許久也未能如願以償。卻說父親死後，母親對神許下的「孩子們的壽命各縮減五年」之約言，又必須要解除、撤回，因此，按照道教的方法，在黃紙上寫好「解願書」，由王先生在父親靈前燒掉。王先生是父親的道友，是特為我們主持殯葬儀式的人。據說，那天晚上，王先生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中王先生坐上一輛漂亮的馬車，被帶到了另一個世界。膝隴之中，他看見我的父親由一些穿著華麗紙衣的紙入陪伴著站在那裡。那些紙衣和紙人都是和父親的遺體一同火葬了的。據說，父親告訴王先生：「因自身仍處修行之中，所以，於我靈前燒了解願書也無濟於事。」並將解願方法和如何在黃紙上寫文章等事教給了他。王先生生怕忘了那篇文章，於夢中突然驚醒，提緊了一顆「火棗」。火棗並非現實存在的食物，據道教解釋，吃了它就不會忘事。王先生起床後，馬上將「父親教他寫的」文章提筆謄寫到黃紙上。他本來是個不善作文章的人，可是那一天寫的文章卻相當出色，簡直就像出自父親之手一樣。我記得是以「祖母、家慈在」這樣作開頭語的。後來，據說是將此託夢書按照夢中「父親指教」的那樣，在灶王爺的神像前燒了。這樣，母親終於得以「解願」。其實，灶王爺並不是司掌壽命的神，可能是請他向專管壽命的神轉達乞求吧，專管壽命的神是「北鬥星君」。在父親彌留之際，信奉道教的父親的親朋道友們曾聚於香案之前，向北鬥星君祈禱過「延長父親的壽命」。據說，眾人祈禱的結果是得到了這樣的神諭：「將洗臉盆盛滿水，一週之後請看水面！」一週過後，哥哥俯身觀看水面時，說是看見了一匹倒臥著的馬的影子。可是，我也湊近臉盆看了看，卻什麼也沒看見。段祺瑞大總統正當我們一家的頭上降臨了「父親病篤」這一厄運之時，段祺瑞和張作霖這些親日的奉天派軍閥與吳佩孚為首的親美英的直隸派軍閥的戰爭，以北京為舞臺反覆不休地展開了。因而每次軍閥開戰，我們都不得不到天津去，在英租界外公的別墅避難，不過，第二次直奉戰爭的結果是奉天派取得了政權，段祺瑞當上了臨時政府的大總統，北京才暫時得以風平浪靜。段祺瑞這位將軍對圍棋非常喜好，常常允許北京的圍棋高手出入他的公館，當時在中國，雖然沒有像日本那樣的以下棋為職業的職業棋士，但有幾位棋士可以說是近乎於半職業的。這些棋士大多以擔當秘書或顧問為名受聘，出入於權貴者的府邸。他們有時也與來客弈棋，有時也接受有錢的棋迷的賞金，以此來謀生。在段祺瑞將軍公館常常出入的棋士中，有當時人稱第一棋士的顧水如。就是這位顧水如，將當時年幼棋高，初有名氣的我介紹給了段祺瑞將軍。從那時起，我每月以學費為名領取一百元的補貼，往來於將軍的公館。那時，我家因父親去世收入全無，對親戚又難有過多的指望，所以一直是靠變賣家產勉強度日，傭人也大多辭退了，即使是這樣，仍然難以糊口，哥哥甚至忍痛將父親留下的碑貼拓本也拿出變賣。因此，對全家來講，我每月百元的學費補貼，便成為支撐全家生計的主要收入了。顧水如為何將我介紹給段祺瑞將軍，至今尚且不曉。我想，可能是由於李律閣為我開了尊口。而顧水如恰巧就在北京李律閣開的賽馬場擔當著顧問的差事。李律閣是我姨母婆家的大老板，所以我稱他為姨父。他很會做買賣，是個大富翁。他的兄弟之中有一位名叫李擇一的人，曾被安福派政權委以重任，從日本長崎的三菱造船廠買進了兩艘軍艦。他還曾在為解決滿秒事變後的塘沽協定時，以中方代表的身份作過公證，李氏家族曾經為段祺瑞和張作霖等親日派的北洋軍閥提供過相當數量的資金。段祺瑞將軍於一九一八年招待過方圓社的廣瀨平治郎先生和岩本熏先生，那時的資金主要是仰仗了王克敏和李律閣。我這位姨父還是打麻將的名人，有關他的故事我至今難以忘懷。記得有一天早晨，我有事來到姨父家。恰巧姨父夜出晨歸，剛剛進門不久。眾人見姨父滿面春風，喜氣洋洋的，一問才知道昨夜與張作霖及其部下打了桌麻將，整整輸了五十萬元。據姨父說，原來去時就打算好了輸那麼多的，結果輸的不多不少，正好是預定的金額。只見姨父十分得意他說：「這比贏五十萬元要難得多噗！不簡單吧！」五十萬元相當於現在的數十億日元的巨額，我覺得姨父的話真是氣量太宏大了！我也同眾人一樣被驚得膛目結舌。日後一問，確實有這麼一筆帳：輸給張作霖的那五十萬元，以位於北京郊外的數萬公頃的廣闊農田「南苑」來作抵代，白白地出讓了。無疑，輸給張作霖的五十萬元，是手法體面的一種賄賂而已。類似這種事情當時在中國到處皆是，司空見慣。這個包括賽馬場在內的廣闊農田「南苑」於一九四二年被日軍接收去了。被接收時恰巧我從日本回到北京，在李律閣的家裡親眼看到了這一幕情景。雖說我是偶然在場，但似乎我與此事深深有緣。那一年，我因有關「紅卍會」的宗教事務回國探訪，因而有時也抽空上李律閣家串門。當時我和李律閣及王克敏正在暢談以前邀請日本棋士來的趣事，大家談笑風生，興致勃勃。突然，一群日本軍官魚貫而入，將李律閣叫到二樓上去密談。過了一會，只見李律閣繃著臉從樓上踉蹌下來。我立即感到：可能是要被接收了。果然，事實證明我的直感是對的。書歸正傳，話說段祺瑞有個習慣，每逢星期日，六點左右便步出內室，與他私聘的棋士下棋；或是觀看棋士之間的時局；然後請大家共進早餐。從我家到段將軍的公館，坐人力車也要一小時以上，所以一到星期日，必須摸著黑爬起來趕路。段將軍行棋如飛，直感力強，其棋力完全具有日本業餘段級水平。不過，因他自尊心強人一倍，輸棋便惱，那些私聘的棋士人人皆知。伴君如伴虎，為了盡量不敗他的興致，必須設法讓他贏棋。將軍的下法大體定型，布局時，雙方相互圍空，接近中盤，覺得雙方的圍空基本完成了，便猛然打入對方的陣勢中，只求活小塊便罷。將軍稱這是「花園裡面建小舍」。毫無疑問，對方因手下留情，既不能把打入的子吃掉，又不敢在將軍的寶地上動土。當然，「常勝將軍」是他了。我只有一次作為將軍的對手。那時，我還是個孩子，況且誰也沒告訴我不能贏將軍，因此，我根本不懂要講什麼客氣。對局是讓我二子，將軍平時就蠻橫無理，盛氣凌入，所以，對局時也滿不在乎地對我使用無理著，我也毫不旁騖地拼命追殺白棋，顧不上對將軍察言觀色，終於將盤上的白棋大部吃掉。據說當時旁觀的棋士及隨從們都為我捏了把汗。而我由於只顧下棋，對此竟毫無察覺,後來，將軍無奈，投棋認輸，拂袖而去，一整天再沒露面。都怪我的「失敬」，被顧水如訓了一通不說，就連照例有的美味早餐也未能混上。可憐那天大家都只好自認倒霉，餓著肚子回家。據說,一九一八年岩本熏來華時與將軍對弈，因他也是未滿十七歲的少年，和我一樣地「失敬」，大概事後也被廣瀨先生訓斥了一頓。從那以後，將軍再也不指名讓我和他下棋了，盡管如此，一到月底，我去求取百元的補貼時，將軍仍然照舊知數發給。我想這一點可真是不錯。記得戰後我應邀去過臺灣，聽到這樣一個關於段將軍下棋的故事。將軍有個兒子叫段宏業，此人棋術非常高強。某一天，父親吩咐要見他，於是他急忙乘火車長途跋涉趕到北京將軍的公館。將軍見到兒子，二話沒說，先和他下了盤棋。結果兒子毫不客氣地贏了老子，於是將軍惱火了：「你小子除了下棋沒別的能耐，馬上給我滾回去！」就這樣，兒子是他自己叫來的，他竟不屑一顧地立刻將他哄了回去了。我就是這樣經常去這位將軍的公館下棋，然而未到一年的光景，他便倒臺了。因此，我也因此失業，全家不得不再次飽嘗生活的辛酸。幾年前，住在天津的二哥來日探訪，我們闊別了四十四年再次重逢。當暢談起過去的事情時，記得哥哥曾這樣說過：「段祺瑞在中國，因他鎮壓抗日運動成為日本侵略者的走狗，罪惡昭彰，臭名遠揚。不過，他也於了一件好事，就是援助過吳清源，使他的天才得以發揮，結果在日中友好中起了作用。」離家赴日在北京，有三個很早就建造起來的美麗的公園，即北海公園、中山公園和南海公園。一時北海公園和中山公園的一部分曾對遊人開放過。北海公園裡的「漪瀾堂」、中山公園的「來今雨軒」都是設有棋席的館子。北京的棋迷們全喜歡到這兩處館子來以棋會友，聚樂消遣。在那裡，時常有些闊綽富有的棋迷自願提供賞金和獎品，自命不凡的棋士都可自由參加，為奪賞金而爭高低。段祺瑞將軍倒臺後，我成為那兩個棋席的常客，並且是連戰連勝，賺了許多賞金和獎品。有一天，《北京晨報》登載了我抱著大批獎品的照片及報導，於是，圍棋神童出現啦！?我的名聲大振，頓時傳遍了整個北京城。那時，我們在大陸也常常聽說臺灣有個很有成就的林家，昔日在福州曾與吳家一起作過鹽商，於後來遷到臺灣去的。林家掌門的弟弟林熊祥來到北京，得知我的事情後，不知何意，非要讓我與日本強手對上幾局不可。他帶著我來到北京的「日本人俱樂部」一試鋒芒。「日本人俱樂部」也想試試這個「神童」到底有多厲害，因而早就預備好了棋盤、棋子，靜等著我的出場。對局是以我的先手開始的。記得對手是個有職業初段左右棋力的人。由於我在布局時上了兩手騙著的當，幾乎要全盤崩潰，不得已陷入苦戰之中。不過，中盤以後，我拼命地吃掉了對方近四十目左右的棋，用盡心機實現了逆轉，終於獲得了六目的勝利。這時，觀眾中有一位先生名叫山崎有民，就是他將「北京有個圍棋天才少年」——我的存在，告訴了瀨越憲作先生。看來，這就是我被日本了解的引線。山崎有民先生在北京經營美術商品，與瀨越憲作先生很熟。他熱情地勸我赴日留學。有關徙居日本之事，他作為我們一家的代言人，和瀨越先生之間書信往來多達五十多封，就連在日本的生活保證等細節條件，也由他那個窗口來作決定。他對我們的幫助真是無微不至、不遺餘力，是我們永世難忘的恩人之一。在我十二歲那一年的夏天，岩本熏六段、杉丁四段一行來北京訪問。那時我第一次被介紹給日本的職業棋士，並和他們下了幾盤棋。結果與岩本熏六段讓三子下了兩局全勝，二子一局輸二目；與小杉丁四段讓二子一局勝。因此，我的實力被大大地證實了。那時的成績傳報到日本後，有關催我赴日的事便驟然間具體化了。只因我自己還是個孩子，交涉的經過等等一概不得知，詳細的經過也毫不了解。算來，有關我遷徙日本之事，從提起到實現大約花了兩年的時間。日本方面，對我來日之事最熱心奔走的人是瀨越先生。他踏破鐵鞋，向犬養木堂先生、望月圭介先生、大倉喜七郎先生等財、政界有錢有勢的後援者周旋遊說。最後的結果是，由日本國內發出指令，委託犬養先生的女婿、駐北京的芳澤公使來全權交涉辦理。於是，芳澤公使便找到當時剛剛從「北京政府的國務次官」寶座上退職不久的楊子安來商談此事。楊子安先生是湖北人，文章與書法都十分出色，是個學識淵博的人。但他與吳家並無交往，只是認作我的義父，以便承蒙他照應。在中國，與官府的老人結識，或是受到未曾交往的長輩的關照時而結成義父子關係的例子很多。雖稱為義父，但在戶籍上並無變化，僅僅是以親戚的形式給予關照罷了。這並不像日本的習俗那樣事關重大。日本方面決定：由大倉財閥的公子當時為日本棋院的副總裁大倉喜七郎男爵來作保，以兩年為限，每月發給我二百元的生活費，並在兩年之內徹底考察我的才能深淺。總之，事情終於這樣地談妥了。不過，從楊子安的內心來看，對我渡海赴日之事曾抱以消極的態度。也可能他對我的身體虛弱，以及對日中關係越發險惡的將來十分擔憂，因而他也曾考慮過讓我作為學者立身於世。因此，楊子安向日方答覆時提出：「清源尚是幼童，身體亦非健壯，希望再等兩年，讓他完成了像韶之儀再去。」芳澤公使覺得此話有理，便欣然同意了。所謂的像韶之儀，是指虛歲十五時舉行的成人儀式。然而，據說瀨越先生誤認為那就是結婚儀式，擔心事情要糟，便急忙向山崎有民先生打聽此事。到了一九二七年，我執白勝了劉隸懷（棋譜），名副其實地坐上了北京棋士的第一把交椅。那一年夏天，井上孝平五段來京遊訪時，讓我二子對奕，結果我大勝。再以黑先連下三局，取得一勝一敗一打掛（即暫停）的成績。當時，四段以上的職業棋士能允許對方先手開局的幾乎沒有。所以，那真是非同小可的決斷。井上五段讓我先手開局之事，可謂伯樂之卓見，後來他自己也常常對此引以為自豪。井上五段回日本後，稱我有「勝過傳聞之才能」，再次向日本棋界轉告了他的看法。那個時期，我們全家仍舊繼續依靠變賣東西度日。為了二哥能繼續上學和照顧全家，大哥毅然決定中途退學。當我能執黑迎戰井上五段之事傳開後，便成為促使母親及哥哥決心前往那陌生土地的主要因素了。當時我自己的心情是這樣：因一切都由母親和哥哥來商定，所以我對赴日無任何擔心，只要順從決定便可。到了一九二七年的秋天，我赴日的一切條件都成熟了，這樣，我們也越來越堅定了東渡的決心。等到赴日之事真的決定下來，即刻便收到了瀨越先生發給我的正式邀請書。那封書信我至今在家中鏡框中珍藏著。它以絕妙的言辭，寫出了一篇顯示執筆人的文采與卓識的名文，簡直難以想像是出自於棋士之手。若譯為現代語，文面如下：謹啟，前幾日，通過山崎氏收到了你的來函，謝謝！我雖未有與你直接見面的機會，但過去從岩本氏那裡聽說你年紀雖幼，但棋力高強。這次，我又看了你與井上氏對弈的三局棋譜，更加敬服你的非凡器量。若是敝人的健康與時間允許的話，我真想去拜訪貴地，與你親切切磋棋藝。然而事情可能不允許，我深感遺憾。我急切盼望你身體強健，完成大禮後，到日本留學，從而共同不斷地研究。願你能在不久的將來榮升為名人。我的拙劣之作一、二冊已寄。到了山崎氏那裡，在你來日之前，若肯為我研究一下，我將感到十分榮幸。你和劉氏下的二局棋譜，加上我妄下雌黃式的評論，己在《棋道》六月號上登載，同時綜述貴國棋界現狀的文章也冒昧登載於上。因此，務必請你諒解！擱筆之時，謹拜託你向貴國的棋伯諸賢們轉達我的問候。遙祝你身體健康！瀨越憲作謹具五月十六日一九二八年，秉承瀨越先生之意，其高徒橋本宇太郎四段到北京專程來訪。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正式考察我的棋力，以及就赴日之際有關瑣碎的事項代替山崎有民先生來磋商，我和橋本宇太郎以黑先弈了兩局，皆以六目和四目獲勝。這樣，在眾人的盡力相幫之下，根據母親「尋求新天地。開闢新生活」的決斷，我們終於決定於一九二八年十月裡啟程東渡。家族之中，暫且由母親和大哥吳浣陪我去日本。我們的生命安全由望月圭介先生擔保；圍棋修業的安排是讓我作瀨越先生的門生；另外，生活費是以留學費為名，暫由大倉先生以二年為一期限，每月支付給我二百元。因二哥吳炎要繼續上學，決定將他寄託到舅父家去住；三個妹妹也分別寄託到親戚家裡。只等我們在日本生活安定之後，便來迎接他們去日本。當時，依楊子安之意，還是說我們此行不過是暫時的二年契約罷了，勸我們過兩年後，毫不客氣地回來即可。母親從來都是老實厚道的性格，最怕幹出頭露面的事情。然而，在關係到一家人生死存亡的重大方針定奪之際，卻變成了一個有斬釘截鐵之決斷力的人。現在回想起來，即使如此，母親對日本的事情還是兩眼一抹黑，以「棋士」作為一種職業到底如何？在當時誰也鬧不清的情況下，竟放心大膽地將一家的命運都押注到兒子的才能上，毅然地同意了遷徒到日本去謀生,這需要下多麼大的決心才行啊！記得我的赴日之事決定之時，北京正值靳雲鵬將軍維持治安。這位將軍聽說了我的事後，答應在我東渡之日，送我一千元作為餞別。可是，由於他和蔣介石的國民軍反覆交戰，當我們即將動身赴日之際，他正在河南省展開著激烈的戰鬥。靳將軍原來是個大煙鬼，由於戰場上連續三天出現了十萬火急的局面，他便不顧一切地跑到前線去指揮作戰，不知不覺地將吸大煙的事忘到了腦後了。槍炮聲中，有個多嘴的部下想了起來便問他：「將軍，您不吸煙也行啦？！」沒想到，這一下子可捅了馬蜂窩，將軍突然又犯起了煙癮，痛得他滿地打滾。於是乎，吃了個大敗仗，逃回北京城。結果，本來答應送我的一千元餞行費，後來折了一半降為五百元。不過，雖然是五百元，也是一大筆錢。這錢在赴日之後給我們的生活幫了大忙。另外，據橋本宇太郎說，因為與我下了「試驗棋」，他還得到了靳雲鵬將軍的「謝禮」三百元。那個時代，若是每月有一百元，便可悠閑度日了。所以，橋本宇太郎追述往事時說，那三百元真是有了大用場。這樣，渡海赴日的日期決定後，大哥和我便經常去山崎先生的家，跟他那美麗的夫人學習日語，以便做些準備。一九二八年十月十八日，我們一行，承蒙山崎有民先生作嚮導，從北京去天津，再從天津塘沽港上船，一路順風地向日本進發了。第二章 新布局的青春來日之初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我們一行乘坐天津出港的大販商船「長安丸」抵達日本，在神戶港上陸。那時我剛滿十四歲。我們先在京都的吉田操子先生家滯留數日，又乘列車一路駛向東京。到了東京，屈指一算，已是從神戶上陸以來的第五天了。當天，我們被迎到赤的「三葉葵飯店」，好不容易挨到「來日致詞」與「記者會見」等儀式進行完畢，才得以卸除鞍馬之勞。翌日，橋本宇太郎特來迎接並送我們到瀨越先生盛情安排好了的「麻布區谷叮六十一番地」，在一個借宿宅裡暫時安頓下來，這個我們最早在谷叮的家，離當時在溜池的日本棋院很近，乘市立電車只有兩站路，慢慢地溜達也很快就到「谷叮六十一番地」，對於不會講日語的我來說，為了迷路時能在派出所打聽，不得不死死地背熟了。即使是現在，提起那個地名來，仍然是倍感親切的日語。在這個谷叮六十一番地，我作為瀨越先生的弟子邁出了日本棋士生活的第一步，作為在日本修業的條件，由大倉副總裁發給我生活費，如若兩年時間的修業毫無出息，生活費就會到期停發。我們一家好不容易才有一次機會來到日本，就那麼一事無成、簡簡單單地回國可不成，雖說我身為少年，但還是想到了有必要做些精神準備。剛到日本時，我一直穿著中國式的禮服「馬褂」，以那種打扮出席各種正式的場合。一周之後，在床次竹次郎先生家受到招待時，喜多文子先生對我說：「即然已經到了日本，總是穿那種服裝就不太合適了。」於是，她贈給我一套和服。從那以後，每逢棋賽的時候，我都喜歡穿上和服出場。喜多文子先生是日本「能樂」喜多流派的掌門——喜多六平太先生的夫人，是女流棋士的一代先驅。在戰前相當嚴厲的升段制度下，她憑真才實力晉升為四段；戰後被贈授為六段。從那時起，她就擁有許多年輕有望的女流棋士作為弟子。她是瀨越先生夫妻的大媒人；後來也拜託她作了我們夫妻的月老。總之，深承她像母親一樣多方眷顧，給我們以極大的幫助。來日後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日本棋院究竟要授我幾段？「當時與現在不同，段位具有絕對的權威，所有的棋士無疑都是根據雙方的段位來決定交手棋份，對局費和教習費也因此而不同。所以，接受幾段事關重大，瀨越先生極力堅持說我完全具有三段的實力，然而大多數的棋士則認為頂多授予初段。於是決定假設我同格於三段，立即進行正式的「段位認定」的「試驗時局」。十二月一日起「試驗對局」開局，首先遇到的對手是那一年春季棋士升段大賽時獲得「一等」的篠原正美四段。那時日本棋院規定四段以下的低段者的限用時間各為八小時，採用一日終局制。不過，那次棋賽考慮到我不習慣限時制，因而決定採用不限時制。無論如何這是來日後的第一戰，又充滿了國際比賽的濃烈氣氛，因此，我非常緊張。篠原也磨刀霍霍，施展出渾身解數。雙方竭盡全力來戰，最後下完這一局時，整整用了三天。因這是場重大比賽，對局室決定選用整潔如新的日本棋院的「婦人室」。在這個平時不常用的房間裡邊，放置著鏡臺和床，能夠為婦女提供住宿的方便。據說這是根據留學美國的大倉先生的指示而造的，當時在日本也是寥寥無幾的房間。這盤棋我執黑，幸運地取得中盤勝。接著，第二局是同秀哉名人的讓二子局。這次的對局應該說是正式「試驗」了。秀哉名人身材非常瘦小，體重不至三十五公斤。然而他一旦盤前落座，立即顯出其身材比別的棋士都大上一圈，這次和篠原四段的對局場地一樣，仍然選在棋院的婦人室，不過，代替上次公證的瀨越先生的是橋本宇太郎，他守在棋院，寸步不離地時刻注視著局勢的發展。這次對局前，「要是輸了怎麼辦？」大哥與母親都異常擔心。不過，因我來日不久，並不像日本的棋士那樣被名人的權威帶來的壓迫感所束縛，因而能夠手腳放鬆、心情平靜地對局。暫停的時候，以木谷實先生為首的許多年輕棋士，曾絡繹不絕地來觀局面。可以猜度，這盤棋已成為當時年輕棋手們極為注目的一局。最後我以四目勝而終局。總之，這是一局自認為下得不錯、又使別人心悅誠服的一盤棋。局後，承蒙名人給了我以如此的評論：「黑棋態勢極其莊重堅實，成功地將優勢保持到了最後，布武堂堂，未給白棋以可乘之隙。此二子局可作為快心之傑作。」夜幕降臨，萬家燈火。終局後，名人的評論一結束，橋本宇太郎便帶我到面館去吃麵，那頓麵條真是香噴噴的，令人終生回味。說起名人的威壓感來，有這樣一段回憶：在我被正式授予三段之後，馬上又與名人下了盤讓三子局，可是這次我被他的威嚴所壓倒，一時陷入了大苦戰之中。這次對局已計劃在時事新報的新年版上刊用。當時，我對日本的交手棋份還不清楚，以為是讓二子，所以開局時只擺了兩粒黑子。「三子！」名人口中重重冒出了一句。他表情冷漠無情，語氣斬釘截鐵。我一開始就被他這一句震住了，因而總是遲遲不敢落子。後來，心情慢慢地放鬆開來。然而已是對局的第三天了，況且局面也到了勝敗不明的地步。最後，我將所有的子都治孤活淨，終於獲得了十一目勝的戰績。記得在對局的第二天休息時，「三子局要是輸了。你就給我回國去」我被瀨越先生這樣叱責了一頓，當時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總之，在我同秀哉名人的二子局獲勝之後，接著又與村島四段黑先五目勝，被正式地承認為三段。在我定為三段之後，由於擔心我的身體不佳，喜多文子先生為我介紹了杏雲堂醫院的佐佐木醫生，請他為我檢查了身體。檢查的結論：「胸部有自然痊愈的結核病痕跡。為了避免舊病復發，最好在一年之內不要參加棋士的白刃決勝負式的升段大賽。」因此，在第二年即昭和四年，我只參加雜誌《棋道》和時事新報主辦的「新聞棋」的對局，戰績是十二勝七敗二平。模擬模作戰我剛剛來到日本的時候，在年輕棋土中木谷實四段以其出類撥萃的技藝而十分突出。別的棋士一聽到他那「怪童」的名字，都畏懼三分。在震驚天下以本因坊秀哉名人和雁金準一八段的決鬥為開場的日本棋院對棋正社——「院社對抗戰」時，木谷實四段繼名人秀哉後出場，將棋正社的雁金準一八段、小野田干代太郎六段、高部道平六段三棋士，各各連續擊敗三回，獨自一人單槍匹馬便使對抗戰勝利結束，成為力撥千鈞的實力者。後來我在時事新報主辦的「擂臺戰」中，遇到了木谷實四段，首次與他對局。面對這個強敵對手，若用一般的手段去打，毫無取勝的把握。經過再三的考慮之後，決心採用模擬棋的對策與他一試。因我是黑先，所以我想第一手打在天元上，以後便模擬白棋走下去。從天元開始打，然後模擬下去的戰術，必然逼得對方要盡快在中央挑起戰火來，因此，於此時抓住戰機，充分發揮天元一子的作用，把握住中央的勝負變化使之於己有利——這就是我的作戰方法。白棋若不盡快地接近中央布子，就總是被對方模擬，棋勢也會越發顯而易見是對黑棋十分有利——這就是我對局前研究出的結論。在對局的前兩天，我將這一想法告訴了登門來訪的橋本宇太郎，「這可真有意思。一定試試也很好！」經他這麼一勸，我更覺得幹勁倍增了。對局一開始，我第一手打天元，其後便仿照白棋一手一手地模擬。頓時，木谷實顯得張惶失措，如坐針氈。他反覆長考，總是遲遲不願落子。而我只是模擬便罷，所以毫不多占時間。後來，實在忍耐不住的木谷，幾次離席與「責任記者」三谷水平先生去商量。後來據三谷回顧，木谷當時曾抱怨說：「這樣不停地模擬下去，棋就沒法下了。」作為責任記者的三谷，因我並無違反規則，所以也不能勸說我停止模擬，為了安慰木谷，三谷曾苦口婆心地費了好大的勁兒。我模擬到第六十二手，於第六十三手開始變化。那時候我的作戰初獲成功，黑棋棋勢一目了然，非常好下，可惜我於中盤略有鬆懈，被木谷實在一百二十四手走了一個妙手，結果以三目之差敗北。對局結束時已是更深入靜，連末班電車也沒了。於是我和木谷實在棋院過夜，我們談棋話志直至黎明。那時可以說是我初次與他結識。總之，我來日後兩年之間，常常是執黑也不能勝他。到我的段位追上了他，與他平起平坐之時，已花去了將近四年的時間。這期間裡他是我的第一強敵。參加棋士升段大賽昭和五年（一九三○），十六歲的我終於參加了盼望已久的棋士升段的大賽。那年春季的升段大賽，我的成績為七勝一敗獲三等；秋季大賽時的成績為八戰全勝獲一等。因而晉升為四段。接著，昭和六年的棋士升段大賽中，春季成績為六勝二敗；秋季成績為八戰全勝。昭和七年，春季為八戰全勝；秋季為七勝一敗。因而又晉升為五段。現在回顧起來，來日之後我最熱心學棋的時期，是從初抵日本的昭和四年開始到昭和七年為止。尤其是在黑棋上對本因坊秀策、白棋上對本因坊秀榮名人的對局譜如饑似渴地研究了一番。那以後，為了學習宗教而過多地占用了時間，因而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鑽研棋藝了。到那時為止，我執黑棋為多，以堅實的秀策流為主體，戰績輝煌。可以說那是我高歌「黑先無敵」的時代。昭和六年、七年裡，我在「成績上位者選撥戰」中連續優勝。特別是在昭和七年時事新報社主辦的「擂臺戰」中，如入無人之境，連斬十八將落馬，在棋士升段大賽中又首次執白戰勝了木谷實。這是我的棋手生涯中勝率最高的時期。現將我來日後到昭和八年的成績統計如下。其中昭和七年的勝率幾乎達到了九成。昭和三年（十四局）九勝三敗（打掛二局）昭和四年（二十一局）十二勝七敗二平昭和五年（三十九局）三十一勝六敗二平昭和六年（四十二局）三十五勝五敗一平（打掛一局）昭和七年（五十局）四十四勝五敗一平昭和八年（三十六局）二十五勝九敗三平我們一家來日半年後，便由麻布谷叮遷居到東中野，在那裡又住了一年左右。在我於升段大賽中不斷獲得好成績的時候，深承瀨越先生的眷顧，在西獲窪他的地產內，另為我們建了一棟別墅，於是我們又搬到那裡安居下來，這個別墅是二層小樓，房間有六個，我們一家居住真是舒適寬敞。後來大哥盡早地趕回北京，將三個妹妹也接到了東京，全家終於得以團圓。二哥吳炎因為要繼續在南開大學讀書，所以只好一人獨自留在天津。這個時期，大哥在早稻田大學的圍棋部裡作為主將非常活躍；而我不管去哪兒家裡都不放心，只允許我跟隨哥哥一起去玩。提起我來日當初，由於語言不通，地理不熟，日本的習慣亦不懂，因而經常暈頭轉向。其中最使我吃驚的是日本的「神輿」。在中國，與這種神輿相似的是在送葬時靜靜地抬著走的殯轎。由於我還不懂得日本傳統的祭祀習俗，見到那些氣勢勇猛的人們擔著神輿，還以為是既大肆鋪張又興高采烈地舉行出殯儀式呢！這到底在為誰舉行葬禮啊！當時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還有一次，我們兄弟倆去拜訪赤□的井上一郎先生的家，歸途中迷了路。井上一郎是瀨越先生門下中最早的弟子，與橋本宇太郎和我都親如兄弟。大哥為了找到歸途，拼命地走，可是南轅北轍，越走越遠。當時若是在派出所問一下路就好了，可是那時在日本，總把我們中國人說成是「支那人」，大哥害怕被人蔑視，盡量避免去派出所問路。後來，無暇思顧得失，不得已還是去派出所打聽，這才終於平安無事地回到家。這說明當時日本人對中國人及朝鮮人的蔑視己達到根深蒂固的程度了。我自身並未因此而留下多少不愉快的回憶。不過，據大哥說，對朝鮮人的蔑視最兇，即便是坐電車，日本人一上來，朝鮮人必須馬上給他們讓座。住在谷叮的那陣子，母親因不懂日語，幾乎從不外出，最初的兩個月裡，每頓飯都到附近的中國菜館去吃。那時，一到天色將晚，在關閉套窗的時刻，都有賣豆腐的在門前走過。每當聽到那劃破沉悶空氣的喇叭聲，都勾起了母親的思鄉之念，這似乎更使她增添了幾分孤寂的心情。記得在東中野住的時候，承蒙瀨越先生的關照，常常叫橋本宇太郎給我們送「甘納豆」（類似中國的豆鼓）來吃。那時，我們的日語都是連矇帶猜的，說不通的地方大多採用筆談。有一次，橋本宇太郎在我家一起吃完晚飯，他本想以筆代口致謝，寫了「御馳走樣」四字（日本飯後客套語）。我和哥哥看了之後都以為是「出去散步」的意思，於是馬上收拾停當，準備出門。橋本頓時驚訝起來：發生了什麼事啦？我們看著他驚訝的樣子，面面相覷，更是吃驚。總之，「馳走」二字，在中國只能理解為外出的意思，在日本卻大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