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山西史纲》记载：从1917年9月3日北洋政府委任阎锡山为山西督军兼省长起，他就使山西在政治、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堡垒，不许外省军队入晋；对内推行“自存自固”。面对北洋各派系争雄的局面，他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命令的同时采取“中立”态度，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人权利用兵。他专注于保卫地方治安，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同时兴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头20年里，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8）　　阎锡山修筑的铁路自成一体，全是窄轨。正太铁路局局长朱霁青曾对人说：“不知阎老西到底安的什么心。他坚决不肯让同蒲和正太两条路与全国铁路成为同样的轨道，以便衔接，我屡次向他建议，他就是不理。”无论如何，1919年胡适陪同杜威到太原，1934年潘光旦走在正太路上，都曾留下赞美之辞。　　山西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阎锡山很早即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在《人民须知·民智篇》中他说：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有四年工夫就毕业，学下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稍有钱的，再上高等小学校；实在穷的，也可自谋生活。这就是求知识的第一样要事。　　到1916年，山西每万人中有小学生290名，居各省之首。从1924年起，山西适龄儿童入学率每年都在80%以上。他在家乡河边村创办的川至中学也设附小，共7排140间瓦房，礼堂、会议室、生化研究室、标本陈列室、运动场等一应俱全。头4年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校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这都是阎锡山自己掏的钱。　　其他地区也得到相应发展，到了1937年，山西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6所大学。黄炎培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说：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阎锡山对农村的民治试验特别有热情，从1917年起，他在山西搞起了“编村”、“村治”。在他看来，实行民主和人们的文化程度没有必然联系，因为一般的是非曲直在人心中是几近本能的东西。　　还有一些事颇能说明阎锡山的“善治”。1918年的《山西省疫事报告》中说：当年1月5日，阎锡山接到晋北肺病疫情严重的报告，立刻通电各县，遮阻交通，严格检查，并要求官民清洁隔离、埋尸封室——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公开事实、尽量透明；当时内务部派了个叫杨怀德的美国医学博士赴山西，阎立刻授以医务全权；同时，他相信并借助一切社会力量，如聘请当时在山西的各国医生、牧师和教士，参与救治。他以开放的胸怀和当机立断的决策，两天之后就控制了疫情的发展。　　阎锡山“独立王国”的形成与1920年前后各省自治、联省自治的风潮有关。他在山西的统治与“联省自治”有明显不同，但目标同为“保一方平安，促一地繁荣”。他与众不同的政策使山西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相对平安、繁荣、稳定、日子好过的地方。　　其实，阎锡山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政治组织；有一支20万~30万人的晋绥军；有培养人才的各类学校和训练机构；有严密的安全机制；有较强的经济实体和各类“公营”事业——20世纪20年代末他名下有各种产业：银号、钱庄、汽车公司、五金行、粮店……　　他同时创建了包括采煤、采矿、炼焦、冶金、电力、机械、化工、建材、毛纺、皮革、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设了铁路、垦业、盐业等银号及其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总资产达到2亿银元。　　20世纪30年代，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刊登过一幅阎锡山的漫画：他身着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小帽，一边拨拉算盘一边念叨，今天又进多少钱。其公众形象的一面就是：精明、会算计。　　阎锡山：开启“二”的哲学（9）　　太原500完人　　1949年3月底，解放军包围太原，阎锡山离开太原前夕，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在赋予守城重任的五人小组中，梁化之是最为顽固、对阎锡山最为愚忠的一个。孙楚、吴绍之等许多阎锡山政权的高级军政人员之所以不敢表达和平解决太原战事的意见，很大程度是畏惧于梁化之的权势，以及另一个炙手可热的实权派人物王靖国。　　4月24日，解放军对太原发起总攻，梁化之在隆隆的炮声中彻底绝望，与五妹子阎慧卿在太原绥靖公署的地下室里服毒自尽，死前命令卫士将他们的尸体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太原解放后，根据卫士的交代，解放军找到了梁化之与阎慧卿的尸体残骸，经医学专家检验梁化之确已自杀。两人的尸体残骸后来被合葬在太原东门外的荒地中，经历过两次不幸婚姻的五妹子最后同梁化之死而同穴，这是她悲剧人生在死后的延续。　　就在阎慧卿自尽前夕，由梁化之代笔写下了《阎慧卿至阎锡山的绝命电》，经吴绍之润色后交机要处拍发给阎锡山。绝命电全文如下：　　连日炮声如雷，震耳欲聋。弹飞似雨，骇魄惊心。屋外烟焰弥漫，一片火海；室内昏黑死寂，万念俱灰。大势已去，巷战不支。徐端赴难，敦厚殉城。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妹虽女流，死志已决。目睹玉碎，岂敢瓦全？生既未能挽国家狂澜于万一，死后当遵命尸首不与匪共见。临电依依，不尽所言！今生已矣，一别永诀。来生再见，愿非虚幻。妹今发电之刻尚在人间，大哥至阅电之时，已成隔世！前楼火起，后山崩颓。死在眉睫，心转平安。嗟乎，果上苍之有召耶？痛哉！抑列祖之矜悯耶？　　阎锡山在上海读过这份绝命电后，泪流满面，悲痛莫名。绝命电中提到的“同仁五百，成仁火中”即是阎锡山所谓的“太原五百完人”。当时特警处代处长是梁化之的结拜兄弟徐端，他按照阎锡山“不做俘虏，尸体不与共党相见”的指示，在太原解放前夕命令特警处特工人员集中于精营西边街45号特种警宪指挥处集体居住。　　4月24日，解放军攻入太原后，这些特工人员或服毒、或相互枪击，并引燃早已准备好的汽油自焚，其中包括一些特警处女职员和部分特工人员的妻子等无辜妇女。此外，特警处秘书主任范养德等十余人在东辑虎营自杀，太原特警队主任王九如等十余人在后坝陵桥18号队部小楼上自杀，山西省会警察局局长师则程开枪打死自己的姨太太后在柳巷派出所自杀。　　太原解放后，阎锡山大肆宣传以梁化之为首的“太原五百完人”殉城神话。阎锡山逃到台湾后，通过“行政院”拨款新台币20万元在台北园山建立“太原五百完人成仁招魂冢”，蒋介石赠“民族正气”、蒋经国赠“齐烈流芳”匾额，阎锡山题“先我而死”的冢匾并撰写碑文和祭文。　　阎锡山在祭文中写道：梁化之等人“杀身以成仁也”，其“誓生不与之两立，死不与之觌面，战至由巷而院，力尽物竭，集体自杀而焚其体……此生可谓得其结果而无憾矣”。阎锡山还撰写了“太原五百完人歌”，全文如下：　　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海天万里招忠魂，歌声悲壮动三晋。何以为完人？生而能杀贼，死而不留身，大节凛然表群伦。谁能为完人？男学梁敦厚，女学阎慧卿，死事壮烈泣鬼神。赴汤蹈火全忠贞，救国救民重死生；五百完人齐尽节，太原今日有田横。民族有正气，太原出完人；日月光华耀国门，万古流芳美名存。　　由于海峡两岸的阻隔，尽管“太原五百完人”在台湾影响极大，甚至曾被台湾方面编入小学课本。但大陆方面的文史研究人员直到1983年才全面了解此事。　　山西文史研究人员通过对台湾方面罗列的“太原五百完人”详细名单调查后认定，这份名单中有些确有其人，但并非城破时自杀而死，有的死于战场，有的死于疾病，有的是被阎锡山军政机关处死，另有一些人则至今还活在世上或根本没有其人。太原解放后，经刚刚成立的太原市公安局清理辨认，能够确认自杀的，只有46人。另据一些学者估计，自杀者最多不过一二百人。　　早在1948年8月23日，阎锡山发出手令，战场倡议投降者杀，无命令后退者杀，主动放弃阵地者杀。阎锡山的手令和他精心培植的数万名铁军基干将阎锡山政权的所有军政人员绑上了战争列车。但这些败军之将的结局则不尽相同。除了战死和自杀的一部分外，阎锡山的大部分军政干部同77000余名官兵一起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渺茫的前途与严酷的军纪促使阎军将领做出抉择，在关键时刻临阵起义是他们唯一的光明出路。晋中战役后，解放军不断把被俘的阎军官兵放回，这些官兵经过反省甄别之后，全部编入雪耻奋斗团。　　阎锡山曾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说：“延安真把事情做绝了，放回被俘军官，使你用不能用，杀不能杀，又不能不管。”不幸被阎锡山言中，阎军最初战场起义的，正是400团团长李生润和他的部下。阎军第8总队司令赵瑞、第71师参谋长孟壁也先后率部起义。　　败军之将中，结局最为悲惨的是死在阎军军法之下的官兵。为了杀一儆百，稳定残局，阎锡山先后以盗卖武器的罪名枪决了上校侍从参谋解兆义，以战场上倡议投降的罪名枪决了被俘后又逃归的步重炮团长肖利锋，以放弃聂家山阵地为罪名枪决了中校守碉司令郝志中等人，军务处副处长雷良如因为将阎军编制机密泄露给国民党军统系统的绥署二处，被借口私通送交梁化之审讯暗杀。此外，还有多名团营级军官因作战不力而被执法队就地枪决，仅东山淖马争夺战中，就有弃守阵地的阎军营长姜啸林等20余人被枪决。　　陆荣廷：以武功鸣天下（1）　　陆荣廷出身草莽，苦大仇深。他自幼失去父母，无所依靠，到处流浪，沦为乞丐，做过小偷，然后落草为寇。后来接受招安，备受重用，直到当上广西提督，成为广西最大的实力派。之后势力进一步扩张到广东，当上广东督军。他拥兵10万，控制两广，成为西南实力派之栋梁，时人有“北张南陆”之说。　　改县名　　武鸣县位于广西首府南宁市北部，县城距首府30多公里。武鸣古称武缘，秦属象郡，隋开皇元年(581年)始置武缘县。到民国二年(1913年)被当时任广西都督的陆荣廷更名为武鸣县。　　陆荣廷系武缘县垒雄村人。幼丧父，母改嫁，童年做过乞丐、小偷，青年浪迹江湖，后落草为寇，成为中越边境一支绿林武装的头目。光绪十八年(1892年)受清廷招安任清军管带，后以军功屡获擢升。宣统三年(1911年)任广西提督。民国初年，先后任广西都督授陆军上将衔、两广巡阅使、广州军政府元帅。陆荣廷曾与冯国璋角逐副总统宝座，是广西军人中第一个把影响推向全国的人。　　陆荣廷当上都督后，于1912年冬把广西省会从桂林迁到南宁，以便深居家乡武缘，指挥全省军政。第二年，改武缘为武鸣。　　更改家乡县名，据说是陆荣廷号召家乡人“以武功鸣于天下”的产物，“武鸣县”就是“以武功鸣于天下”的地方。此言不谬，武缘人“以武功鸣于天下”者，确有先例。　　广西中部有座海拔1760米、雄峻陡险的大明山。大明山又称镆铘山。镆铘，古剑名。据说镆铘剑影下的武缘属龙虎之地，武夫辈出。这当然是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但古人迷信风水，深信不疑。道光六年(1826年)，郡守李彦章就在武缘县城南渡头村的香山河与西江河汇合处东岸修建了文江塔，以镇龙虎之威。迷信举措并未使武缘绝“武”之“缘”。建塔20多年后，咸丰三年(1853年)，率兵3万孤军北伐，历时两载，转战华北数省，兵临天津城郊，吓得咸丰皇帝准备北逃热河的太平天国名将靖胡侯林凤祥和定胡侯李开芳，就是“以武功鸣于天下”的武缘人中的佼佼者。　　同乡前辈叱咤风云，威震京津，英名扬天下。响马出身，纵横驰骋，恃武鸣威的乱世枭雄陆荣廷登上“广西王”宝座后，当然也要挖空心思地宣扬自己。更改家乡县名便是一例。　　那时，官场习惯用原籍来称呼达官贵人。陆荣廷系武缘人，自然被人尊称为“陆武缘”。这样的称呼显然显不出都督大人的尊贵，于是陆荣廷便改“缘”为“鸣”，使自己成为“陆武鸣”。这大概就是陆荣廷于霸业如日中天之时，喧“鸣”“武功”的举措吧？古人思想不可闻而行动却可见。总之，行世逾千年的“武缘”被改名了。　　民国初年，陆荣廷位极封疆，权倾八桂。区区县名，说改就改，谁敢反对？不过“鸣”字之改，却独具匠心，创意不凡，博得邑人同感，额手称善。官家张灯结彩，商店通宵开业，县衙门外魁星楼晚上燃放烟花，小东街观音阁戏台日夜唱戏，舞龙舞狮，燃放的鞭炮纸屑把偌大一条正街从东门到西门都铺红了，民众还举行“观音出游”的活动。　　据说陆荣廷年幼时，白天行乞于市，夜晚则栖身小东街观音阁内。后来他投身行伍，浴血沙场，百战余生，便以为是得到观音菩萨的庇佑，因而笃敬观音。民众投其所好，但凡县内有大事庆贺，必抬观音出游以凑热闹。游行队伍以和尚尼姑、善男信女簇拥观音座像前导，着戏服骑大马的众护佛使者居中，外地戏班和本街“老戏”业余剧团的乐队随游行队伍吹吹打打殿后，沿街缓缓而行。是时，万人空巷，摩肩接踵，争睹“观音出游”盛况，那场面比农历二月十九日大同观音庙诞暨花炮节还热闹呢。真可谓一“鸣”惊人。　　陆荣廷：以武功鸣天下（2）　　从1913年到1928年陆荣廷病死上海，“武鸣”得名总共只有15年。“陆老帅”失势下野后，其造币厂印行的钞票(人称“陆公票”)马上贬值、作废。然而，“武鸣”二字却因其寓意深邃，认同者众，并未受枭雄铩羽、“帅星”陨落的影响，依然“鸣”声远播。　　一代枭雄已是明日黄花，军阀霸业亦成过眼烟云，唯有铮铮“武鸣”之名长留于天地间，与人民同在。　　痛击高卢雄鸡　　在中法战争中，陆荣廷等表现不俗。官军撤退后，陆等继续与法国人战斗，成为一方称许的“义盗”。　　1883年法国侵略越南，清王朝派刘永福为越南经略大臣，率黑旗军大败法军。1885年法军增兵攻陷镇南关，得意忘形，在关前竖起一块木牌，上面写道：广西的门户已经不存在了。镇南关附近的百姓义愤填膺，也竖起一块木牌与之相对，上面写道：我们要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　　陆荣廷满怀爱国激情，投入了清军唐景崧的部队参加反法战争，身先士卒，屡建奇功。不久光复了镇南关，并攻克了越南几十个州县。但清政府在获胜的情况下反而屈膝求和，订立《中法和约》，遣散反法部队。陆荣廷等人集体跪在唐景崧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哀求留在军营，以免再受流离之苦，但唐景崧不敢违抗“圣旨”，仍将他们打发走了，所幸的是送给了他们一些枪支。　　于是这些散兵游勇公推陆荣廷为首，继续在边境地带打击法国人，队伍也不断壮大，多达千人，陆荣廷为部下制定了“三不抢”原则：一不抢中国人，二不抢穷苦人，三不抢驻地附近的人。有一次他的几个部下抢劫了附近的越南人，陆荣廷告诫说：“我们在这里吃饭，就不要这里屙屎！”众弟兄哄堂大笑之后，此类事情再没有发生。由于纪律较好，陆荣廷等人被当地群众称为“义盗”。　　清政府对这些“义盗”不放心，与法国人一起缉拿他们。中法战争后，苏元春被任命为龙州提督，镇守边疆，陆荣廷竟胆大包天，看上了他的坐骑，就在苏元春就职的当天晚上，陆荣廷潜入提督府盗马，结果被当场捉住。苏元春仔细打量了一下这个“义盗”，拍着腰刀说：“你为何不偷别人的马，而偏偏偷我提督的马，你不知这要犯杀头之罪吗？”陆荣廷面无惧色，从容答道：“别人只有一匹马，偷了他就一无所有了，提督老爷的马成群，你何必为了一匹马而大动干戈！”苏元春也真的觉得杀了一个盗马贼有失体面，就把他放了。　　陆荣廷等人最大的一次战果是打死法军官兵22人，活捉1人。陆荣廷用铁丝穿透这个俘虏的鼻孔，牵着他到水口附近一位战死的得力部下的墓前，然后将之砍头祭奠，围观的人群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法国驻越南总督在那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法文如下：　　纪念被陆亚宋突然杀害的23位多威大卫部队。。　　陆荣廷本人生前常常不无得意地对家人讲起他痛击法军的故事。曾经是陆荣廷旧部、后来取代陆氏统治广西的新桂系首领李宗仁，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对陆荣廷在越南打击法国人的活动也有生动描述。　　陆氏本是一位重义气、有领导天才的人物，逼上梁山之后，不久就成为盗魁。率领喽啰百数十人，打家劫舍，出没于中越边境。不过，陆氏之作强盗却专以抢法国人和越南人为务，而中、法两国官兵对他竟无可奈何。据说有一次官居“七划”(所谓“七划”是法国军官袖口上所绣金色条纹的数目，中国乡民遂以此称呼法军的指挥官)亲自出马来追剿陆氏，追到崎岖的山路中，忽见枝干上贴着一字条，原来是陆氏所留，上说：如你不停止前进，将有杀身之祸。今先示小技，射你的右臂而不伤骨。这“七划”方将条子看完，忽然山林内一声枪响，“七划”果然受伤如条子所写，丝毫不差。“七划”大惊失色，遂不敢再向山中搜索，沮丧而返。　　陆荣廷：以武功鸣天下（3）　　据陆荣廷的女婿马逵和媳妇刘可斐回忆：这个“七划”就是法国元帅霞飞将军，当时不是写字条，而是双方喊话，陆作此言，霞飞不服，先开枪击伤陆肩，还枪亦伤其肩，双方撤退。　　神枪手比武招亲　　陆荣廷的看家本领是枪法异常的准，这也是他成为山大王乃至后来成为广西都督的法宝之一。在中越边境与法国人周旋时，他便已初露锋芒。有人说他的枪法之所以神，是因为他生就一双阴阳眼，一大一小，自然瞄得准，而且夜间还能看到十丈以外的目标。这其实都是无稽之谈，陆荣廷成为神枪手，全在于苦练。　　陆荣廷在哪儿安家哪儿就有靶场，每天起床以后至少要练3枪，风雨无阻，直到他垂死之前拿不动枪为止。他本人以身作则，同时要求家人无论男女都要学习他。还定下规矩每周进行一次射击比赛，射中靶心的奖给5块大洋，未射中的则罚下厨3天。陆荣廷本人后来打枪几乎不用瞄准，全凭感觉，随手一甩，目标应声而倒。　　陆荣廷讨袁时，部下沿土路前进，他自己则带领一帮亲兵乘船顺河而下。途中忽见岸上有一妇女红装素裹，肩挑两个盛酒竹筒，走起路来，腰肢扭动，左摇右摆。看着看着，陆荣廷心没动，手却先痒起来，拔出腰间的六响手枪，手腕一抖，只听两声脆响，那两个竹筒里的酒便顺着弹孔哗哗流出。　　那妇女吓得扔下扁担，连滚带爬地向前逃跑。陆荣廷即令停船靠岸，掏出5块大洋交给勤务兵，让他赔偿妇女的酒钱。那妇女见有人来追，以为歹徒逼奸，更吓得魂不附体，跪下求饶。哪知勤务兵客客气气地对她说：“我们老帅一时高兴，试试枪法，打坏你的酒筒，这些钱足够赔偿你了，对不住大嫂，请原谅！”那妇女这才如梦方醒，破涕为笑。　　在八桂大厅庆功宴上，有人提议陆荣廷趁着酒兴给大家演示枪法，陆慨然应允，叫提议人把三只鸡笼挂在树上，自己撤至200米外，举枪便射，全部中的，路人围观，一片掌声。　　独有一邻村青年背着一杆土制鸟枪，撇着嘴说：“这有什么了不起！”陆荣廷从来没有见过有谁瞧不起他的枪法，不觉一愣，然后便收枪交给那青年，请他试试。那青年一手挡开说：“你用这洋枪，打中了自然不足为奇，我用这土枪，打中了才是真本事。”言毕装上黑色火药，嵌入铁丸，连放三枪，弹无虚发，挂鸡笼的小绳尽断。陆荣廷心悦诚服，当即将他带回家中，酬以酒席，切磋枪法，提出让他当侍从。那青年领受了酒饭，但婉言谢绝了陆让他当侍从的美意，扛起土枪去了，陆荣廷望着他的背影，惋惜不已。　　1906年6月，岑春煊向清政府保荐陆荣廷去日本考察军事，在日本军校做旁听生，由于时间不长，日文水平有限，因而收获不大，但他课间表演的射击绝技却声震东瀛，日本人看了他的表演面面相觑，从此不敢藐视中国无人。　　一次国会议员在北京太和殿开会，研究南北议和。作为南、北方军阀的陆荣廷、张作霖被邀出席。当时两人各霸一方，时人称为“南鹿（陆）北獐（张）”。会议期间，国会议员请陆、张二位献技以饱眼福。时值天空有鸟飞过，陆举枪便打，飞鸟应声落地。正当大家惊叹之时，陆又甩手向空中打了两枪，众人见再无鸟儿落下，心想老帅也有失手的时候呀！张作霖指给大家看——原来两根电话线被打断了。轮到张作霖，他的拿手本领是马上功夫身手不凡，但附近没有马匹。张忽生奇想，说要和陆老帅比赛“看谁带彩（受伤）最多”。二人当即脱衣扯裤，让人从头至脚点数伤疤，结果点出陆荣廷身上有伤痕80多处，张作霖有50余处。张自叹不如，连呼陆为大哥。两人纵声大笑，当即结拜为结义兄弟。　　陆荣廷：以武功鸣天下（4）　　陆荣廷的原配夫人谭氏，是陆荣廷“比武”得胜娶来的。　　当年，陆荣廷在龙州水口流浪时，住在谭氏家里。谭家靠贩盐谋生，陆荣廷帮谭家贩盐十分勤快，深得谭家厚爱。　　谭家大女谭氏熟知水性，人长得也标致。谭氏常常划船送陆荣廷去贩盐，天长日久，结下深情，谭氏遂以身许陆，陆荣廷发誓要创家立业，让谭氏过上好日子。　　谭氏有三个弟弟，叫浩明、浩清、浩澄。当陆荣廷提出娶谭氏为妻时，谭家父母默许，唯独谭浩明冲着陆荣廷嚷道：“你有什么本事，要当我的姐夫？若比武能胜过我，便答应姐姐嫁给你。不然，你别想！”　　陆荣廷乐得笑开了花，答应比武。　　第二天一早，谭浩明约陆荣廷到水口河滩上比武，谭氏担心陆荣廷吃亏，也悄悄地跟去。　　他们先比枪法，每人打三发子弹，目标是吊在木棉树枝下那人头一样大的马蜂巢。谭浩明屏住气“叭、叭、叭”打了三枪，谁知头两枪都打偏了，第三发子弹才擦着马蜂巢的边。　　轮到陆荣廷打枪了。他上足子弹后，第一枪正中马蜂巢，第二枪把吊着它的树枝打断，马蜂巢跌到河中，随水漂流，马蜂没命地飞出来。陆荣廷正愁第三发子弹没处打，恰巧一对斑鸠一前一后飞来，陆荣廷便说：“浩明弟，我这一枪就打那头一只斑鸠！”说毕“叭”的一枪，飞在前头的斑鸠果然栽在沙滩上，再也动弹不了。　　比输了枪法正在气头上的谭浩明，突然飞起右脚，朝陆荣廷两腿一扫，陆荣廷没提防，跌了一个嘴啃沙。谭浩明接着猛扑过去，想骑在陆荣廷身上捶几拳出气。说时迟，那时快，陆荣廷一个鲤鱼翻身，谭浩明只抓着陆荣廷左脚。他本想在沙滩上把陆荣廷甩几圈，压压他的威风。谁知使尽气力也拖不动。原来仰面朝天的陆荣廷，双手一使劲，深深地插进沙里，就像两把入地很深的犁头，即使谭浩明使出牛劲，也无法拖动他。　　这时候，躲在一旁观看的谭氏，拍着手笑着跑过来，掰开谭浩明的双手。　　陆荣廷也不爬起来报复，躺在沙滩上笑嘻嘻地说：“浩明弟，这两手你都比输了，还是叫我‘姐夫’吧！”　　谭浩明一声不吭转身走了，他从心底里佩服陆荣廷。　　就这样，陆荣廷娶了谭氏，后来陆荣廷发迹，谭家三兄弟靠裙带关系都升了官。陆荣廷当两广巡阅使时，提拔谭浩明为广西督军。　　黄金报恩　　1912年2月，陆荣廷任广西都督，次年他又兼任广西民政长，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　　由于陆荣廷是绿林出身，省会南宁的一些士绅有点瞧不起他，在地方上仍我行我素。再加上当时法国军队又占领着越南，不时有走私货物及鸦片等进来，闹得南宁一片混乱，着实使陆荣廷头痛，但又无可奈何。　　陆荣廷虽然出身绿林，但却对邪恶势力痛恨入骨。当他得知在广东高雷道尹任上因抗击龙济光兵败被谗愤而辞职的范云梯已辞官还乡，便决定请这位曾在崖州天涯海角题刻“南天一柱”明志，得到老百姓送“万民伞”、“万民衣”的清官来省府，任南宁府长兼洋关监督之职。　　范云梯来到省府后，陆荣廷立刻设酒宴接风，宴席上他命人取出１００两黄金，说：“范先生当年救我一命，却无缘报答，这点薄礼务请先生收下。”　　原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陆荣廷奉命去贵县木格清乡，当地一位豪绅得知他是绿林招安的管带，不但当众拒绝他带兵进屋清查，而且还指使家丁打伤了一名要进屋搜查的士兵，此举激起了陆荣廷的义愤，一气之下，便纵兵劫掠了这户豪绅。事后，豪绅联合地方绅士告到苏元春那里，因陆荣廷是马盛治部下，苏即责成马盛治查处此事。　　陆荣廷：以武功鸣天下（5）　　当时，范云梯赴京参加朝考获一等第二名，但因病未能参加复试，后考取八旗官学教习，又遇戊戌政变不能赴任，只得去吏部以直隶州判注册，由京南归直赴广西边防大营。苏元春见老乡到来，马上安排他在统领马盛治的营中办理文案。过去办理文案的又称师爷，马盛治接了陆荣廷的案子后自然交由师爷去处理。　　范云梯虽初到军营，但却对军人有一种特殊的崇敬感，特别对杀敌立功的英雄更是敬仰不已。他接到案子后，先到牢中去见陆荣廷了解情况。当他看到陆荣廷相貌奇特，隐隐中有一股英雄气概，更得知他当年抗击法军，袭击法兵的事迹，便生出一股敬佩之情。他奉命去到贵县木格，那位豪绅看到他是苏提督派来的师爷，便热情接待，又是设宴又是送银钱，但范云梯一概谢绝，然后深入调查，秉公回报。马盛治一看是豪绅先肇事，便和苏元春商量，把罪状减轻，只打了陆荣廷二十军棍了事。打军棍时，范云梯又教行刑的弟兄把棍头打到地上，实际上陆荣廷一点也没有被打痛。那时，他就记下了范云梯的好处。　　由于朝廷严令不准和法军开仗，但边境上法军寻衅滋事打死边民的事件却不断发生。陆荣廷一来耐不住军营无战事的寂寞，二来也想惩戒一下法国兵，便暗中带了一帮弟兄化装过界去摸营。不料被法军发现，弟兄被打死一部分，剩下的２４人被押到苏元春大营。法国驻龙州领事当即向清廷抗议中国军队的挑衅。清廷一面向法国领事赔礼道歉，一面严令苏元春惩办肇事者。苏元春见是朝廷严令不敢徇私，仍令马盛治将陆荣廷等２４人处斩。　　马盛治虽然爱惜能征惯战的陆荣廷等弟兄，但朝廷之命违抗不得，只好吩咐范云梯写好24道斩牌，等待次日午时三刻行刑。　　范云梯写斩牌时看到陆荣廷的名字，心里一震，便把他写在最后一名。翌日，范云梯负责布置刑场时，看到苏元春的亲兵抬来一张大椅放在刑场边，说提督大人的义母要来看行刑。范云梯一听，计上心来，他立刻回营找到行刑的刀手，吩咐他到时如此这般，过后定有重赏。　　第二天中午，陆荣廷等２４人被插上斩牌绑在行刑柱上，马统领亲任监斩官，苏元春的义母也已就座。午时三刻一到，马盛治传令放炮行刑。当砍到最后一名陆荣廷时，刀手刚举起来的大刀不知怎的竟脱手，“哐啷”一声掉落到地上。　　范云梯看到刀手的大刀落地，便对马盛治说：“统领大人，陆管带命不该绝，请大人救他一命。”　　马盛治先是一怔，但很快就醒悟过来，连忙到苏元春义母面前跪下，说：“禀太夫人，刀手掉刀，这是上天不绝陆管带之命，请太夫人念他于国有功，请苏大人赦免他吧。”　　苏元春的义母知道陆荣廷是为杀法国人才惹怒朝廷的，也十分同情，而且刀手掉刀又是她亲眼所见，老人相信天命，便先吩咐刀下留人，然后找来苏元春，要他释放陆荣廷。苏元春一向孝顺义母如同亲娘，但要他放人却犯起难来，正要解释，义母说：“我只不准杀陆管带，怎样放人我不管。”说罢，便拂袖而去。　　随后，苏元春和马盛治商量，便去死牢中选出一名面貌与陆荣廷相似的死囚杀了交差。　　后来，马盛治到陆荣廷营中巡视，发现帐中供奉着自己的生牌位，便问是怎么回事，陆荣廷说：“统领大人救命之恩，如同再造，卑职特供大人牌位以念恩德。”马盛治叹道：“其实救你的是范师爷，不是他设下妙计，本镇也救不了你。”　　陆荣廷：以武功鸣天下（6）　　陆荣廷这才知道是范云梯设计救出他的性命，便备下１００两黄金要报答范云梯。但此时范云梯已到广东琼州赴任去了。他牢记恩人的名字，发誓日后定要报答。　　当下，范云梯看到陆荣廷摆在自己面前的１００两黄金，他坚辞不受，说：“当年我救大人是敬仰大人为国杀敌，非为黄金之物，若大人非要我收下，则是有悖初衷也，请大人将此用在为国为民之事上，胜谢云梯多矣。”由此，陆荣廷心里越发敬重范云梯的人品。　　当后台治理洋关　　陆荣廷将省会迁至南宁后，因离边境不远，一些贪利忘义之徒便与法国商人勾结，公然通过洋关将走私货物及鸦片毒品贩运进来。陆荣廷任用范云梯为南宁府长兼洋关监督之职，意在借范云梯的清廉和才干把省会及洋关治理好。　　范云梯上任伊始，决定从治理洋关入手，把省会的治安搞好。上任的第二天他即到洋关办公，那时已是民国元年，封建帝制已被推翻，官员也不兴再穿品级官服了。他刚到洋关坐下，便有一个人来办事，说要见洋关负责人，职员便领他去见范云梯。　　那人来到范云梯面前，先将一个布包放在桌面上，发出沉重的响声。凭感觉，范云梯知道布包里装的是金条、银元之类，便问来人有什么事。来人凑近前去压低声音说：“老番有一批货要入关，求行个方便，这点小意思聊表敬意，事后还有重谢。”范云梯问道：“老番要运什么东西入关。”那人以为妥当，便神秘地伸出拇指和食指做烟斗状，说：“是这个。”　　范云梯终于明白，那人说的“这个”就是鸦片。他当年在广西边防大营办文案时，就曾亲眼看到为截获入境的鸦片而发生的战斗。当时，苏元春就下令将截获的鸦片搬到校场当众销毁。没想到现在竟有人公然到洋关来为洋人的鸦片办入关批文。但他考虑到事关外国人，还是忍住气把布包一推，说：“对不住，这种货不能入关。”　　那人以前来洋关办批文从未见过范云梯，以为监督不在，他是个临时代理主事的，见他不收礼物，也不办理入关批文，便仗着洋人的势力责问道：“老番的货要入关，你敢不办。”范云梯坚决地答道：“不办。”那人火起，指着范云梯大声说：“你是什么人。”范云梯噌地站起来，一拍胸膛，大声说：“我是中国人。”　　在关署里办公的人听到争吵，赶来劝解，当那人得知眼前这位连老番的账也不买的人就是新上任的洋关监督时，知道此路不通，不像以前那样可以用金钱办事了，只得收起桌上的布包狼狈退去。　　不料，第二天陆荣廷把范云梯召到都督府，一见面就说：“好呀，你这个大监督连老番也敢得罪，人家把状告到我这里来啦。”范云梯感到事态严重，连忙说道：“都督大人，老番要进关的货是鸦片烟土呀，大人打算如何处理这件案子。”陆荣廷一拍范云梯的肩膀，哈哈大笑，说道：“你放心，我也是吃中国的米长大的，怎么会放老番的鸦片进关来毒害自己的同胞，昨夜我已传令边关将老番的鸦片如数缴获，在原地销毁啦。”范云梯嘘了一口气，向陆荣廷鞠了一躬：“谢谢都督大人。”陆荣廷说：“范先生，这都是你的洋关监督当得好呀，今后我就当你的后台，凡是老番的烟土和走私货统统不要放进来。”说着，陆荣廷一把拉住范云梯的手说：“范先生，有你当洋关监督，本督就可高枕无忧啦。”　　陆荣廷：以武功鸣天下（7）　　由于范云梯为官清正，又得到陆荣廷的赏识和支持，省会南宁得到初步治理，通过洋关走私的鸦片等货物被遏制住了。民国二年，经陆荣廷推荐，中央简任范云梯为邕南观察使，并为他颁发一枚三等嘉禾勋章。　　“包庇部下”惩恶霸　　陆荣廷当了广西都督，但他出身绿林，文化不高，南宁巨绅韦某虎，仗恃有韦绍皋在京城为官，却不把陆都督放在眼里，平时强抢民女，包庇坏人，无恶不作。甚至连犯下弥天大罪的歹徒作案后逃进韦宅，官兵捕快也不敢入宅捕人，徒叹奈何。在韦某虎的包庇下，南宁恶性案件不断发生，百姓怨声载道，状子像雪片似的飞到南宁道台的案前，甚至飞到都督陆荣廷的手里。　　此时，范云梯由于袁世凯称帝改制，府一级行政单位改为道，他由南宁府长改任南宁道尹。但治理南宁的事，先要经过南宁知县。知县畏惧京官韦绍皋的势力，对韦某虎的案子不敢审理，以致老百姓直接把状告到道台来。为此，范云梯多次和陆荣廷商议南宁知县的人选，但一时又没有合适的人，知县的人事就搁了下来。　　忽一日，桂林道报荐新宁县（现属湖南）知事温德溥以捕盗得力有功，请求省府给予表彰。　　温德溥是蒙山县新圩太岁村人，岁贡出身，广西法政学堂毕业。范云梯得知后，即向陆荣廷建议调温德溥任南宁知县，以整治省会，除去韦某虎一霸。陆荣廷却说：“温知县是你同乡，不怕外面说你任人唯亲吗？”范云梯正色道：“我只知润亭（温德溥字）是人才，不知是乡亲。”　　在陆荣廷的支持下，温德溥不日即调任南宁县知县。上任时他先拜访了范云梯，说：“范大人，学生此次来邕赴任，只恐是身家性命难保了。”　　范云梯本要勉励一番，没料他却说出这样的话，大感意外地问道：“老乡何出此言，难道不愿任南宁之职。”温德溥说：“南宁韦姓巨绅作恶多端，犯案累累，横行省垣，官民皆欲除之而后快，但韦某虎家中有人做京官，所以历任县官皆不敢动他。学生若学前官，则有负大人及陆都督知遇之恩，更有负百姓期望。若秉公扳倒韦某虎，韦绍皋又岂肯放过学生。到时不仅自身难保，还要殃及家族。不过，既已到来，学生也只有以国家及百姓利益为重，与韦某虎一拼了。”　　范云梯见温德溥说得慷慨，联想到自己在琼州１０年，为百姓斗豪强惩腐恶的往事，不觉动容道：“老乡只管大胆为之，若有麻烦，都督面前我当力保之。”　　温德溥有了范云梯和陆荣廷的支持，即刻清理南宁百姓所告韦某虎的积案，然后以新官到任为名拜访地方乡绅，显得十分恭敬。韦某虎见温德溥礼节周到，料想也像以前历届县官一样，便也礼节性地到县衙进行回拜。温德溥早有准备，韦某虎一进县衙即将其拘捕，并连夜进行审讯，同时向范云梯和陆荣廷报告。　　果然不出所料，韦某虎被拘捕后，其家人马上四处求救，除直接找陆荣廷和范云梯求情外，还火速打电报给在京的韦绍皋，要他救人。韦绍皋马上拍电报给陆荣廷，要他“妥善处理，免出变故”。　　陆荣廷自然领会韦绍皋“免出变故”的含意，但他早已痛恨韦某虎的恶行，决心为地方除去一害。接到电报后，他立刻通过范云梯通知温德溥，将韦某虎马上就地处决。　　待到温德溥处决韦某虎的确信传来后，陆荣廷这才打起大轿来到南宁县衙，取出韦绍皋的电报，在公堂上高声说要温德溥放人。温德溥马上悟到这是陆都督在和自己演戏，便也高声说道：“回禀都督大人，卑职已依据国法将韦某虎正法，请大人明察。”　　陆荣廷在多年的宦海沉浮中，深知官场风险。他料定杀了韦某虎，韦绍皋必要置温德溥于死地，说不定连范云梯和自己也会受到连累。回复韦绍皋后，他即召范云梯商量对策。最后，由原来跟随范云梯办理文案，现为陆荣廷秘书的李瞻淇献了一条妙计，立即免去温德溥南宁知县之职，调任武鸣知县。　　韦绍皋接到陆荣廷电报，得知韦某虎已被处决，火冒三丈，马上从京城赶回南宁，要亲手处理此案，杀温德溥为韦家报仇。但他一到南宁，看到温德溥已调任武鸣，并听家人说陆荣廷和范云梯确实亲自去到县衙救人说情，只因温德溥提前审决才没救下。韦绍皋自然不好深怪陆荣廷，打算亲到武鸣去抓温德溥。但是，当时陆荣廷已被袁世凯授予宁武将军之衔。就在韦绍皋赶回南宁前不久，袁世凯又晋升陆荣廷为耀武上将军，督理广西军务，还电赠“康强纳佑，赐福闾阎”八个字。　　陆荣廷获此殊荣后，即在武鸣县垒雄村建起一座上将台，并自作“上将台碑记”加以炫耀。武鸣是陆荣廷的老家，他安排温德溥去那里任知县，岂不是有意的包庇。若是韦绍皋敢去武鸣抓温德溥，就是抓了陆荣廷家乡的父母官。再说，陆荣廷刚得到袁世凯的晋升，正在得势，惹恼了他，在袁世凯面前奏上一本，说不定这京官的乌纱帽也难保住。为此，韦绍皋遂罢了报仇之念，含恨回京城去了。　　温德溥借陆荣廷做后台，和范云梯一起惩治了恶霸。陆荣廷当上广西都督，确也要做个样子给人看。范云梯后来于民国四年离任，陆荣廷特意让温德溥接替他南宁道尹的职位。而范云梯则由陆荣廷与民政长张鸣岐以“治行为六道之冠”的荐语衔保进京，不料中途抱病折回。　　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1）　　历史课本里的陈炯明，是一个军阀，一个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背叛者，一个炮轰总统府的刽子手。百年过去了，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全面了解这位军阀名人。　　自治，联省，联邦　　陈炯明于1878年生于广东海丰，原名捷，字赞之，又字竞存。他出生的当天，恰逢其父陈曦庭乡试中榜的捷报亦到，父亲遂为儿子起名为陈捷。　　陈炯明自幼顽劣异常，但少年时期性情大变，发奋苦学，且温文有礼，20岁的时候中了清朝的秀才，成为一个书生。但当时的大清朝气运已尽，帝国的大厦正在倾覆之中，维新思想、革命风潮在广东正在流行。受新思潮的影响，1906年，28岁的陈炯明到了广州，求学于广东法政学堂，成为第一届学员，两年后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　　1909年毕业以后，陈炯明任广东咨议局议员，提出了《革除衙署积弊案》、《废除就地正法案》、《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案》、《禁绝一切赌博案》等提案。这些提案显示出了陈炯明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自治”也成为其一生追求并践行的理想。　　1909年，陈炯明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3月，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1913年，陈炯明参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新加坡。当时孙中山重组中华革命党，并且要求党员画押宣誓效忠孙中山个人，陈炯明第一次表现出了他对孙中山的不从，拒绝宣誓效忠参加中华革命党。　　1916年，陈炯明回到广东发动起义，参加讨袁的护法运动，任闽粤军总司令，占领了闽西南的漳州、汀州等地，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在这个不大的地盘上，陈炯明开始了他的自治实验，那是中国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乌托邦中的一个。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陈炯明流亡香港，结识了比自己小6岁的精神导师，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刘师复。其宗旨是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老有所养，幼有所依，百姓互助合作，没有贫穷，也没有剥削。刘师复的描绘，和陈炯明的自治理念不谋而合，也成为漳州新政的根本思想。　　在刘师复的影响下，陈炯明构筑了他的“自治”“联省”“联邦”三大步骤，他以后的政治生涯，都与这三大步骤紧密相关。他与孙中山的决裂，也源于“自治还是革命”这一路线的冲突。　　在闽南26县这个小小的“闽南护法区”，陈炯明究竟做了些什么呢？　　他建设了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了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在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由、平等、互助”。　　陈炯明的一个大手笔，是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他禁绝了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1920年又增办了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　　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出现了，《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陈炯明在《闽星》发刊词里写道：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　　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2）　　陈炯明还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帮他一起办教育，并在筹办大学。　　1920年，美国驻厦门领事发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称“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还特别提到了漳州宽广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以及漳厦公路。　　在陈炯明卓绝的努力之下，漳州成了全国的首善之区，闽南26县成为“模范小中国”，被时人誉为“闽南的苏俄”。陈炯明也声名远播，成为中国的政治明星，也成为广东百姓翘首盼望的救星。　　后来陈炯明走出漳州，进入广州，他的自治路线图到了第二步——“联省”，更大的蓝图已经展开，只待陈炯明大手描绘。　　陈炯明在全省92个县推行自治，到了1921年，全省各县推行民选县长、县议员完成，广东省议会通过《广东省宪法草案》，声明“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陈炯明还邀请陈独秀到广东主持教育全局，创立公办教育，实行免费教育，私立教育也大为发展。1921年，陈炯明创立中国城市史上第一个建制市——广州市，并设了财政、公安、工务、教育、公用和卫生局长。广州还开始筹办市政纪念图书馆、第一公园、公共儿童游戏场、公共体育场、美术学校，举办体育运动会、美术展览，安装马路电灯，还建筑了新式住宅小区。每天有上千名清道夫打扫街道，疏通沟渠，还挨家挨户派发宣传卫生的小册子。　　随后，广东全省总商会、广东经济调查局、股票交易所成立。陈炯明还颁布了禁烟令，使广州数十年的烟、赌大害绝迹。　　让人目不暇接的新政，使广东成为全国最开放、最民主的省份。陈炯明的治理天才，得到了全国的承认。当时的人甚至将陈独秀、胡适、陈炯明并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三大领袖，陈炯明以他的践行，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化为了现实。　　民主禁赌　　1906年，为挽救即将倾覆的政府，清廷宣布仿行宪政，次年开始在各省筹设咨议局。广东省咨议局于宣统元年（1909年）成立。94名当选议员均有各种功名及官职头衔，其中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成员占了20多名。　　广东地方自治研究社是1907年出现的立宪团体，由文澜书院的士绅组成。文澜书院不是一所招生授课的普通书院，而是一个士绅社交与公共集议的场所，只有考中生员的士绅，才有资格成为书院的成员，参加春秋两大聚会。据文澜书院留下的名册，其成员80％以上具有举人、进士功名，余者也是贡生、生员或有官职官衔者。因此，文澜书院到20世纪初顺理成章地政治化，成为广东立宪与地方自治运动的中坚。　　广东咨议局从1909年成立至1911年，先后提出议案147件，但议案执行与否的权力掌握在督抚手中。结果除“监所改良及统一本省财政两案已次第开办”外，其他诸案“未闻举办”。咨议局议员以“民意代表”自居，参政意识强烈，在禁赌案问题上和广东地方当局发生了一场激烈争斗。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厉行禁赌，要求禁绝官府准许的合法赌博。　　赌博在广东有上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花会、番摊、山票、白鸽票、闱姓、麻雀，五花八门的种类遍及四乡八镇，使广东得了“赌国”的恶名。　　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3）　　鸦片战争之后，国库空虚，军费开支和战争赔款成了朝廷至地方的沉重负担，官许赌博每年为广东当局带来了600余万元的收入，成了筹饷的重要财源之一。　　然而，赌博毒害社会风气，加剧了清末社会治安的混乱，地方人士一再强烈要求禁赌。广东咨议局在禁赌问题上曾一致表示赞成，可是粤督拒不接受咨议局的议案。　　咨议局遂采取强硬立场，以停议、辞职相威胁，迫使粤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但官府的态度不希望一律禁赌，便以筹足抵饷作为借口，筹得足就禁，筹不足就不禁。1910年5月，咨议局再次提出禁赌议案。　　1910年10月，咨议局将禁赌议案提请两广总督代奏朝廷，并呈请北京资政院核议。广州报界公会和在京广东同乡京官亦不遗余力，呐喊助威，一时间禁赌声浪高唱朝野。就在此时，议员之一的大赌商苏秉枢开的“安荣公司”推出新的赌种——铺票，并运用金钱四处拉拢咨议局议员来否决禁赌案。有人更以5万元银票向陈炯明行贿，劝他放弃禁赌主张，被陈炯明严词拒绝。　　1910年11月9日，在咨议局第13次会议上，议员们有的主张禁赌，有的为“安荣公司”辩护，争论异常激烈。后来议定投票公决。赞成禁赌者书“可”字，反对禁赌者书“否”字。　　这天出席会议的议员有64人，陈炯明、丘逢甲、李鉴渊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在辩论时溜出会场。　　酝酿多年的禁赌案，最后关头竟然触礁。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群众的公愤。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赌商们则拍手相庆。　　当晚，苏秉枢设宴款待全体议员，以示庆祝，“可”票议员都拒绝出席。就在“否”票议员们觥筹交错之时，忽然停电了，咨议局内一片漆黑，直到散席时才来电。第二天的报纸尖刻地形容这是“活现一黑暗世界”。　　11月28日，民间组织“禁赌总会”在文澜书院召开第一次公众大会。众人强烈声讨“否”票议员，更有人提出要将“否”票议员的姓名刻在石头上，竖立于往来通衢大道中，令他们遗臭万年。“否”票议员们不安于位，相继辞职，风波越弄越大，几乎不可收拾。此时总督袁树勋辞职离任，由广东将军增祺兼任。1911年1月，陈炯明开办一家报馆，名为《可报》，把禁赌“可否”的官司从咨议局打到了报纸，与开赌派针锋相对，大唱对台戏。　　1911年初，两广总督再次换人，由广西巡抚张鸣岐担任。张鸣岐是激烈的禁赌派，上任后以迅雷烈风之势，厉行禁赌。1月8日，北京宪政编查馆电准“庇赌”的“否”票议员刘冕卿等35人辞职。1月31日清廷谕准度支部所奏，从3月30日起，扫荡全省赌博，各县严密查办，所有番摊、山票、铺票、白鸽票和其他一切杂赌，务必尽行禁绝，不留遗种。　　3月30日，广州市民举行禁赌纪念大巡行，“宪令一颁，全省人民欢呼雀跃”。群众敲锣打鼓，沿途舞狮。咨议局于3月22日召开临时会议。张鸣岐亲临主持开幕。新任议员有35人，补足“否”票议员辞职后的缺额。陈炯明被选连任为13人法律审查会的会长。　　广东辛亥禁赌运动的成功，如陈炯明所说，是倚赖“父兄子弟”的力量促成的。也如美国总领事所说：“这（议员的）权力，并不得自明文宪法上，而是以停议和诉诸舆论公意的手段争取来的。”民主议会政治启蒙时期的真谛，在清末的中国，只是昙花一现。　　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4）　　结识丘逢甲　　陈炯明1906—1908年就读于广东法政学堂，当时是丘逢甲的挚友夏同龢（1898年状元）担任学堂监督。丘逢甲有数十首诗，或赠予、或提及夏同龢，而夏同龢在赠丘逢甲的诗序中称丘为师：仙根先生，风流文采，夙为我师，东山一别，勋经七稔。顷复邂逅，而诗律益精。夏同龢还为丘逢甲题写“澹定邨”的村碑，故居的“潜斋”二字及楹联：一室读书惟铸我，十年种树当封侯。在广州期间，丘逢甲常往广东法政学堂去拜会夏同龢，而夏同龢也常到丘逢甲住处拜访。在粤东，两人曾一同祭拜潮阳双忠祠，共同发起纪念文天祥生日活动。由于夏同龢与丘逢甲的交谊之深，而陈炯明是法政学堂的学生，因此，陈炯明视丘逢甲为老师，而丘逢甲也视陈炯明为门生。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1900年八国联军的侵略，清政府便于1905年推行“新政”，1909年初“预备立宪”，命令各省年内成立咨议局。广东咨议局自1909年10月成立，选举议员94名，易学清为议长，丘逢甲为副议长，陈炯明等为议员。　　1909年11月8日咨议局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筹禁广东各项赌馆议案》，议员陈炯明在会议上历数赌博的危害，呼吁禁绝官许的合法赌博。咨议局一致赞成禁赌，可粤督拒不接受议案。咨议局作出《广东禁赌请电奏定期实行案》，迫使粤督奏请朝廷颁布广东赌博一律禁绝的期限。1910年11月9日咨议局关于禁赌问题投票公决。丘逢甲与陈炯明、古应芬、邹鲁等20人投“可”票，刘冕卿、苏秉枢等35人投“否”票，另有9人离场。陈炯明将《海丰自治报》改为《可报》，加大禁赌的舆论宣传力度。1911年初广东禁赌成功，然而11月广东“光复”后，禁赌又被否，咨议局议长易学清、副议长丘逢甲以及议员陈炯明等43人愤而辞职，咨议局由此陷入瘫痪。　　某天丘逢甲在咨议局伏案办公，街上突然传来刺耳的枪声。丘逢甲惊愕地抬头观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猛然，房门被撞开了，门外急匆匆闯进两个人。他们浑身是血，满面仓皇，径直跑到丘逢甲面前。丘逢甲定睛一看，来人竟是自己的学生邹鲁和陈炯明。邹鲁看到丘逢甲，上气不接下气地解释：“丘先生，我们……”此时枪声更急，门外有人粗暴地砸着门：“开门！快开门！搜查乱党！”门上铁环哗啦啦响着。丘逢甲来不及多问，向大书柜一指。邹、陈两人迟疑一下，闪身躲了进去。几乎同时，大门哗啦一声被砸开，闯进几个杀气腾腾的捕快。捕快头目扬声大叫：“奉两广总督府令，捉拿革命党邹鲁、陈炯明！”丘逢甲一愣，决然说：“这里是广东咨议局，没有革命党。”“胡说！”捕快头目恶狠狠窜过来，“方言学堂的学生陈炯明、邹鲁在咨议局任秘书，他们联络同盟会逆党，要搞新军暴动。这是查获的暴动名单。”他说着一晃手中的纸，“物证俱在，你还敢说没有革命党？你是什么人？”丘逢甲凛然地站起，沉声说：“在籍工部主事，海东遗民丘逢甲！”捕快头目一惊，向后倒退几步：“您，就是抗日保台的丘工部？”丘逢甲点点头：“不错！”并愤怒地提高声音：“邹鲁、陈炯明是我最信任的学生。如果他们是革命党，那我丘逢甲一定也是。要抓邹鲁、陈炯明，请先捕我丘逢甲！”他威严地站在那里，眼瞪着众捕快。捕快头目吓得单腿点地：“丘工部是抗日保台的英雄，一言九鼎。丘先生既说咨议局没有乱党，就一定不会有。”并向捕快们一挥手：“还不快走？到别处去搜！”众捕快呼啸一声，陆续离去。　　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5）　　须眉输巾帼　　1922年，盘踞在北方的北洋军阀自恃武力，妄图鲸吞全国。孙中山针锋相对，在南方广州组成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出任“非常大总统”，挥师北伐。不料陈炯明暗中勾结北洋军阀，阴谋叛乱，想置孙中山于死地。　　时任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孙中山的助手廖仲恺，6月14日，突然接到陈炯明从惠州打来的电报，要他去相商要事。廖仲恺明知有诈，但他还是别了何香凝去惠州。谁知车刚驶出广州不久，便在途中被叛军扣押，拘禁在石井兵工厂，连陈炯明的影子也没见到。　　面对事变，何香凝强忍着对丈夫廖仲恺处于危境的悬念，先为孙中山、宋庆龄的安全四处奔走。直到她得悉孙中山与宋庆龄安全脱险，并在岭南大学和永丰舰上会见了宋庆龄和孙中山后，才开始打听廖仲恺的下落。十天之后。她从陈炯明的部下熊略那里得知廖仲恺还活着的消息后，决心深入虎穴搭救亲人。　　六月底的骄阳，晒得南国土地像火一般的闷热。廖仲恺的囚室，在一幢小楼的西室，更是闷热难当，他的手、腰和脚被三道铁链捆着，并紧锁在一张铁床上。何香凝在熊略的帮助下，乘着小艇，闯进了兵工厂，一起来到囚室前。看守官规定她只能看看，不许说话。为了援救自己的亲人，她强忍悲愤，默默地走到廖仲恺的身边，用手抚摸着廖仲恺被铁链磨出的累累伤痕和被汗污浸透的褴褛衣衫，心如刀绞。　　革命党人为了严惩陈炯明的叛变行为，在香港处决了陈炯明的一个同宗兄弟，这使陈炯明恼羞成怒，准备对廖仲恺进行报复。同情廖仲恺的守卫士兵把消息透露给了廖仲恺。死对廖仲恺来说，并不悲哀，但当他想到革命尚未成功，心中不免有些难过。他趁着开锁吃饭的时候，偷偷地向士兵要来纸笔，连写了四首诗，藏了起来。　　何香凝探监回家后，因生病正住院治疗。听到这一消息，她顾不得病体虚弱，又一次前往石井囚室探望。这时石井囚室已是警戒森严，看守士兵增加到五个。守卫士兵仍然不准何香凝和廖仲恺谈话，只准远远地站着。廖仲恺见何香凝来了，立即向她招招手，何香凝正待冲上前去，却被卫兵用枪挡住。革命不怕死，何香凝伸出右手把一支枪抢在手里，大声说：“你们放枪吧！我不怕。”那几个士兵竟被何香凝的巾帼英气镇住了，不知如何是好。何香凝见士兵们不敢动手，就冲到廖仲恺身边，廖仲恺把一个小纸团递给了何香凝。何香凝回身出来，默默地打开纸团，才知是诀别诗。其中两首是回顾20年参加革命的经验教训，怀念孙中山和痛斥陈炯明的；另外两首是写给她和儿女的。给她的诗中写着：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给女儿梦醒和儿子承志的诗中写着：女勿悲，儿勿啼，阿爹去矣不言归，欲要阿爹喜，阿女阿儿惜身体！欲要阿爹乐，阿女阿儿勤苦学……人生最重是精神，精神日新德日新。尚存一言须记取，留汝哀思事母亲。诗句表达了一个革命者临危不惧和高尚的革命情操。　　8月17日，距廖仲恺被囚已有两个月零三天了，这时何香凝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龙荣轩来看她。龙荣轩是陈炯明部下的军官，他不满陈炯明叛变革命，仍然敬仰孙中山与廖仲恺。他向何香凝透露：明天陈炯明在白云山开会，粤军高级军官都将出席会议，他自己准备在会上拼死力争，提出释放廖仲恺的建议，并就此征询何香凝的意见。何香凝果断地说：“好，你一定也把我带进白云山。”龙荣轩当即同意了。第二天，何香凝搭乘龙荣轩的汽车一起来到白云山下，冒雨到了叛军指挥部。　　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6）　　陈炯明的军事会议正在进行，大厅里烟雾腾腾，人声鼎沸。何香凝的突然出现，一下子把陈炯明惊呆了。停了一会儿，他假惺惺地站起来，搬来一把藤椅，倒了一杯白兰地酒，走到何香凝身旁，虚情假意地说：“夫人，你全身都淋湿了，喝点酒吧，不然要受寒。”何香凝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当着全体军官的面，喝问陈炯明：“我问你，孙先生有什么对你不起，仲恺有什么对你不起？民国九年，你们兵困漳州，士兵粮饷都发不出，要不是仲恺四处借款，连孙先生在上海莫利爱路的房子也拿出来抵押借款帮助你，你们难道会有今天吗？我今天来到这，不再打算回家，你把我砍成肉酱我也不怕。仲恺是杀是放，你今天一定要回答我。衣裳淋湿有什么要紧！”　　陈炯明被斥骂得无言可对。他只得敷衍说：“部下做出来的，详情我不知道。”一面说着，一边摸出笔来，写了一张条子，命部下将廖仲恺带到白云山。何香凝接过纸条一看，又掷还给陈炯明说：“不行，你今天一定要给我个明确的答复，是杀他还是放他。”叛军中的一位军官十分钦佩何香凝的胆略，但又怕事情闹僵，就过来轻轻地劝道：“把廖先生带到白云山来就是放他的了，你何必再对总司令发脾气！”何香凝仍不让步，回答说：“这是明放暗杀。要放他，就让他跟我回家去，要杀他，就留他在白云山上。”陈炯明无奈，只好忍耐地问道：“依你所见，怎么办才好？”何香凝直截了当地说：“你做事要磊磊落落，要杀仲恺，就随你的便，我也做好准备，要杀一起杀了，也成全了我的志愿。要放他，就叫他和我一同回家，不必再带到白云山来。”正气终于压倒邪气，陈炯明只得释放了廖仲恺。　　流浪香港　　1925年2月26日，陈炯明由汕尾败走香港，之后带领旧部在粤东和闽南进行过小段挣扎，9月16日由沪返港。12月24日，粤军在闽南宣布解散。此后，陈炯明几乎完全退出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在港8年的蜗居生活。　　从政治和军事中心退隐后的陈炯明马上发现自己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当中。尽管在国内先后担任过广东省代都督、都督、广东省长以及粤军总司令等职，但他不蓄私财，以致当他到达香港之后，穷困彷徨，带着家人辗转搬迁。　　对于一个没有私财的落魄军人而言，庞大的家庭不再是骄傲资本，而成了一种负累。到陈炯明逝世时，他的母亲已超过80岁，妻子黄娥身体欠佳。五个女儿除三女、四女已经出嫁外，第二和第五两个女儿还在圣士提反女校读书。三个儿子中长子定夏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读书；次子定炎以及三子定炳均在香港岭南分校读书。随着陈氏失势，一些亲戚跟着搬迁到港，也需要他的周济。　　一开始，陈炯明在香港租房住。1930年2月，他做《迁居》一诗：始住西么道，幸育麟儿瑞。继迁黄泥涌，添丁复及季。中间罗便臣，两度曾托庇。终焉居干德，高挹群山翠。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此之前已经搬迁三次，并生下次子定炎和三子定炳。之后，陈氏一再搬迁，最后不得不搬到在保路活道三号其弟陈炯光家中。1933年9月23日香港《公商日报》对之有明确记载：先生向不事产业，勤俭刻苦，为其守身之戒条，亦为其对子女之庭训。自下野后，初在港租屋居住，后家景每况愈下，在其弟寓分其居。因为贫穷，陈炯明在港过着极为简单的生活。许多人都知道他夏天是一件破旧夏布长衫，冬天只是一件蓝衣长衫。他的老婆打扮的，穿着的，与乡下婆一样的。　　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7）　　其实此时陈炯明完全有发财机会，让家人过上极为舒适的生活。1925年，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选举陈炯明为总理。1926年2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俱乐部，从事党员登记，陆续登记者达十余万人。致公党在当时是华侨组织，有许多富有侨商加入。作为党魁，只要陈炯明愿意，他完全可以捞取大量钱财，但他没有这样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寻求统治代理人。基于陈炯明在国内的声望，日本政府派影佐为代表，与陈炯明商谈多次，要陈氏出面组织华北伪政府。陈炯明要求日本政府签署交回东三省的书面文件作为出山条件，日本拒绝之。数日后，影佐携一纸支票来拜会陈炯明，对陈炯明说：“此次交涉虽未能谈妥，但双方友谊并无影响。素知竞公廉洁自持，生活并不丰裕，今愿就本人可以支配之八万元项下，以区区此数奉赠，聊表个人之敬意而已。”陈炯明婉拒，但影佐执意奉送，不肯收还。陈炯明在影佐走后，在支票上用笔墨涂上“×”号，请马育航送还影佐公寓。　　1933年9月24日香港《振报》发表了陈炯明老友白逾桓的文章《哭亡友陈君竞存》，对陈炯明在港生活做了一个真实描述：陈君对于公家财产，丝毫不苟。解甲以后，日食三餐，皆仰给于朋辈，荏苒六七年之久，亲友多有倦容。港地炎热，陈君寓处极狭，上有八旬余之老母，呻吟床褥；下有十余岁之幼子，教养维艰；外有寡弟妇、寡妹，与贫无所依之伯叔亲戚杂处一室，而女又未嫁，妻又成盲。英雄虽不管儿女事，然与此辈朝夕聚处，日见其号泣困难之境，其能无动于衷乎？　　1933年8月底，陈偶感寒热发烧，但他不以为意，自己开中药治疗，10天之后，烧仍然不退。请西医调理，怀疑是肠胃炎。又过了几天，经香港大学医学教授审定，确诊为肠胃炎。于是住进马岛医院治疗。陈在医院住了十五六天以后，病情日有起色，准备出院。不料到9月10日，病情突然恶化，到十八九日，进入昏迷状态。于是迁回陈在香港寓所毓秀街27号。22日12时左右，陈呈回光返照之态。马育航等嘱咐陈的家人询问遗言，陈做半哭笑状，说“吾家事无可语”。陈氏死时连呼“共和”、“共和”二字，可知陈至死对国事都不能忘怀！　　陈氏死后，无钱买棺材，只好借用为母亲预备的寿材，方能入殓。9月30日亲友为陈炯明在寓所毓秀街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而就在这天清晨，陈炯明的长子定夏，从上海奔丧回港后，在叔父陈炯光家中突然死去。双重凶事给陈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陈炯明失明的老妻哭得昏死过去！　　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葬地，陈炯明的遗体暂时存放在香港东华义庄。之后，由同仁发起募捐，准备将之归葬惠州。1933年10月，由徐傅霖撰写《陈竞存先生葬事募捐启》，申明募捐的缘起：斯人勿要金钱，率僚属以廉勤，遗子孙以清白……上有白头老母，谁承菽水之饮；下有黄口佳儿，谁教箕裘之学。论公生前之清节，当为举世同钦；论公身后之萧条，真是令人欲哭。公家既一贫至此，更有何法以筹葬费耶？之后，陆续收到各界捐款。当时广东省长、国民党要人陈济棠赠送1500元，并答应以后每月津贴陈炯明子女教育费150元。而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从江西邮寄3000元，行政院长汪精卫也送了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