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拉，我回我这些画，尤其有你的心血。”有一天我对加拉说。 我决定永远签上我们两人联合的署名。我们就这样在利加特港连续生活了三个月，我们像两个癌瘤那样紧抓住这三个月，一个在时间的胃里，另一个在他的喉咙里。我们不愿有一点时间流逝，除非毁灭性的紧逼耗尽这些组织的生命。我们折磨时间，迫使他想到我们。每天，没有一个小时能逃过我们的搜索。我们关心着这些滑溜的锋利岩礁、枯燥的利加特港、饥饿的猫、生病的公仆、兴奋的疯子、穿绅士装的满身跳蚤的拉蒙、十来位面对死亡的时刻显出一派高贵的漠然置之态度的渔夫、抠鱼肠子的黑指甲、长满苦艾色老茧的坚硬的脚。差不多一刻钟路的光景，在那把我们分开的丘陵后面，在那我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房子里，隐藏着父亲的强烈敌意，我能猜到它的各种气味。我在散步的途中，从远处看到父亲的这所房子，我觉得它就像浸在怨恨中的一块糖。 利加特港、苦行和孤独的生活的象征··二…正是在这儿，我懂得了使自己变穷、懂得了约束和润肺我的思想，使它变得像斧头那样锋利。这无暗偷也无烧酒的艰苦生活，这染有一种永恒光彩的生活··’…巴黎的胡言乱语、城市的智慧、和平街的首饰都无法抵抗这有加密涅瓦前额一做全面的智慧，这种智慧已有千年之久，永远是从容宁静的。到利加特港生活了两个月后，我回复一日看到那些天主教的永恒基础在我的思想中耸立起来。风景和我们的灵魂仿佛沐浴在一种拉斐尔式的光芒中。每天晚上，我们到我们偏爱的那些地方的一处去散步。 我对加拉说：“应该把我们的并再挖深五米，好有更多的水。我们将在新月下钓沙丁鱼。我们将在井边种植两棵桔树·。··” 这些话消除了漫长一天给我们带来的疲劳。我们的目光停留在那万里无云的浩瀚天空中，它像圆屋顶一样笼罩在我们头上，在期待着用偏执狂批判方法歌颂它的光荣的壁画。啊，那懂得用石头圆屋顶应和天空圆屋顶的文艺复兴多么让人怀念！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曾在若干世纪里庇护过人的灵魂、思想和良心的宗教、美学和道德的圆屋顶到哪儿去了？今天，灵魂呆在外面，在街头，像狗一般！人们发明了一种机械脑：收音机！我们用跟诺斯特拉达穆斯、帕拉切尔苏斯和埃及星相学家们闪电般迅速的视觉现象相比是极为缓慢的速度从欧洲、从中国收到的所有这些可怜的噪音，对我们能有什么用！从一个半球传到另一个半球的这些大喊大叫的康嘎舞曲和战争公报，对一位能听到天空中天使与大天使的战斗的人来说，能有什么用呢？电视机对只想闭上眼睛去瞥见那些最难有形无形地接近的地区、并使梦中的每一处巴格达都从尘埃里重现出来的人，能意味着什么呢？对会相信肉体复活的人来说，社会主义的“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什么？要是一头驴开始飞翔、要是一棵无花果树长出些翅膀，这或许会使我们惊异一阵子，得到瞬间的消遣，正如像飞机般被抛到空中的一块飞翔的烙铁并不值得赞扬，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会飞的机器感到惊讶？在人把他的灵魂当成飞翔时，飞翔对一个机器来说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道德的怀疑主义和精神的虚无！信赖着战后机械的伪进步之时，想象力的迟钝贬低了精神、解除了精神的武装、损害了精神的名誉。机械文明将被战争和曾建设了它并将充当炮灰的群众毁掉。是的，我想到了你们、有着在田径锦标赛中获得威望的体育英雄洋溢激情的快乐面孔的、各民族热情而又忠诚的年轻人，想到了你们这些愚蠢行为的伙伴！ “加拉，把手给我。我怕跌倒了。黑天了。这次散步让我太累了。你认为女仆能找到今天晚饭吃的沙丁鱼吗？要是明天天气继续这么暖和，我就脱掉一件羊毛衫。我们吃点儿安眠药，今晚就能睡个好觉了。明天，在这个时刻重来之前，我得完成些东西··” 我们回到家。一缕烟从我们的房顶飘起。鱼汤从容地切在火上。我们希望她会在里面放些蟹……我们向前走着，我们紧抱在一起走着，心中怀着做爱的欲望。我突然感到一阵让我浑身颤动的喜悦。 “上帝啊，你我都不是罗丹，这太幸运了！” 每当我完成一幅油画时，我们俩一致特许我们跟渔夫一起到克鲁斯海解的岩礁处，有～块海上的比利牛斯山区人刚死的地方，我们就在这里烤沙丁鱼和排骨，长久地观察思索这些岩礁非常有助于那“软与硬的形态学美学”的诞生，这就是高迪的地中海哥特式美学。我相信高迪跟我一样，在他的青年时代看到过这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岩礁。我也在这儿看到了我已在本书中多次指出的偏执狂变形原则的具体体现。岩礁暗示的各种形象，随着你的进退而变化着形状。这种感觉并非我独有，渔夫们早就把这种感觉表达了出来，他们给这些海呷、海湾和崩塌的岩石堆起了不同的名字：骆驼、鹰、修士、死女人、狮子头。 我们摇奖前进时，我们的朋友向我们指出那些变形： “萨尔瓦多先生，看，现在在一匹骆驼的地方，仿佛是只公鸡了。” 骆驼的头变成了鸡冠，它伸长的下唇显现出一个像。岩礁不间断地改变着“所模拟的事物”。我在这永恒的伪装中，发现了赫拉克勒斯包含在“自然喜欢隐藏自身”这一谜般公式中的这种自然的害羞里的深刻意义。观察着这些不动岩礁的变动形状，我思考着我思想中那些特有的岩礁。我希望它们像布拉瓦海岸的岩礁一样，是相对主义的、在精神空间中极少变动的、自相矛盾的、装疯卖傻的、伪善的、假装的、含混的、具体的、没有梦的、没有“神奇事物薄雾”的、像花岗石一样能度量的、可查明的、有形的、客观的、物质的。我所企望的事有一些哲学上的前驱，如希腊的诡辩派、西班牙的圣依纳爵·德·罗耀拉的耶稣会思想和德国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幸，后者缺乏思想的本质要素——讽刺。此外，黑格尔还是革命的一个胚胎…’· 卡达凯斯渔夫摇奖的那种懒洋洋的方式，掩藏着耐心和消极，它们也是讽刺的形式。我暗想要是我打算作为战胜者回到巴黎，我就应该不从我的小船上下来，前额上保留着利加特港光线的光彩，直接驶往巴黎。如同酒一样，精神运输起来也很难，太多的晃动会弄坏它。正是用这些懒洋洋的荡桨节奏，人们能在一些更平静的日子里，运输传统的稀罕的酒。再没有什么会比现代运输手段的速度更让人变蠢的了，再没有什么会比记录的下跌更让人沮丧的了。当一天就能在地球上转一圈时，那多令人烦恼啊！当我们能用一小时或一秒就做到这点时，那是何等的灾难啊！相反，要是有人告诉我们巴黎至马德里的路程要用三百年才能走完，那会多么让人眩晕啊！可这是从浪漫主义到梅里爱啊！三百年稍微多了点儿。理想的速度存在于那些在意大利送哥德和司汤达的驿车的速度中。在那时，每一段距离还考虑到留给智者短暂的休息时间，使他能充分地领会各种风光、形态、情绪。 摇桨吧，萨尔瓦多·达利，摇奖吧！最好还是让别人摇桨，让这些卡达凯斯的正直渔夫摇桨。你知道你想去哪儿，他们将把你送到该处。就是通过摇桨以及受到一群偏执狂的正直水手的包围，哥伦布才发现了美洲。 应当回巴黎去，我们终于把钱花光了，必须再挣些“铜板”，才能尽快重返利加特港。所谓尽快也得三四个月之后了。我尽力最充分地享受这些充满着临别哀歌情调的最后日子。人们开始感觉到如同胡乱复活的秋天一样虚弱和樵泞的春天。无花果树枝上的黄花，就像复活节的校形大烛台上的蜡烛那样闪着光亮。节日用的蚕豆变得柔软了。一天，我用这种很像是包皮的蔬菜做了一餐饭。卡塔卢尼亚人有一种烹调它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我很开心，它是用肥肉、很油腻的血肠、一些巧克力和几片月挂树叶来做的。我吃完蚕豆，看着那块平放在桌子上的东西：我的面包，我的眼睛再也离不开它了。我拿起这块面包，吻着它、吮着它，接着突然一下子用牙咬掉了面包头。这块面包立在桌子上了。我刚重新创造出哥伦布的鸡蛋：萨尔瓦多·达利的面包。同时我发现了面包之谜，即它可以不被吃掉地站立着！这个如此有用的、象征着营养和神圣生命的东西，我想把它变成无用的、审美的东西。我要用面包制作各种超现实主义的物品。有什么事能比在一个面包背上适当挖两个规整的洞并在里面嵌入一对墨水瓶更容易的呢？有什么能比看到溅出的鹤鹅牌墨水渐渐在面包上形成印迹更降低色调和更美丽的呢？在这个面包墨水瓶架上，面包皮被切开了一个长方式小块，绝妙地插着羽毛笔。要是人们总能有颇为新鲜的上好面包心擦拭笔，只需每天早上更换面包就成，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 一旦我回到巴黎，我就抛出了这新的谜语般的口号： “要面包、要面包、只要面包。” 人们不无幽默地寻思是否我变成了共党主义者！可他们已经猜到了达利的面包并非用来救济大量家庭的。我的面包是极度反人道主义的面包。它象征着豪华的想象对讲究实际的世界中的功利主义进行的报复。这个面包将是贵族的、审美的、偏执狂的、矫饰的、耶稣会的、与众不同的、令人无力的面包。两个月的沉思、工作、研究和写作，导致了在我离去的前夜出现这一表面上无价值的、受到启示顿悟的行动。直立在我桌子上的面包头总结了我生活中这个时期的心灵体验。这就是我独创性的所在。 有一天，我说过：“瞧，一个拐广而大家认为这不过是幽默、是随心所欲。五年后，大家开始明白了它的重要性。现在，我说：“瞧，面包户大家就理解了它的意义。这是因为我总有能力把我的思想实际体现出来，它达到了使那些物品具有魔力的程度，这些物品是我在经过无数次思考、研究和启示后才决定用手指点明的。 回到巴黎一个月后，我跟乔治·凯勒和彼埃尔·柯尔签订了一份合同。没多久，我在后者的画廊里展出了我的《无形的躺椅～马一狮子》，这是我在克鲁斯静观沉思的果实。诺埃尔子爵买下了这幅画，让·柯克多买下了《亵渎圣体饼》，安德烈·布列东买下了我的《威廉·泰尔》。我的作品开始让艺术批判家们感到不安。可实际上，只有超现实主义者和上流社会的人士显得被触到了痛处。过了些时候，福西涅一路辛日亲王买了《欲望之塔》，这幅画表现在一个狮子头旁有～男一女，他们赤裸着身体，以一种犯罪的色情姿势搂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 我开始越来越经常参加社交界的晚宴，人们抱着混合赞美之情的几分害怕接待由加拉陪伴的我。我利用这种场合安置我的面包。一天晚上，在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府上，听完一场音乐会，一群十分优雅的女人把我包围起来，我觉得她们特别受不了我的这类胡言乱语。我对面包的着迷使我梦想创立一个面包的秘密协会，它的目标是系统地把一些疯子变蠢。那天晚上，饮着一杯杯香按酒，我阐述了它总的路线。天气极为理想，我们都呆在花园里。一些流星不断划过夜空。我觉得看到了我那些最美的女朋友在笑着，她们的灵魂就反映在她们闪光的首饰上。这些笑从非常美的麻木的嘴里迸发出来，三年来它们从没这么笑过了。另外～些女人克制着，因为她们发觉我可怕；或是只愿挂着几分怀疑微笑着，设思考过，不想装出完全领会的样子。这些笑像螺钢珍珠扇一样展开着，送来～阵令人快慰的清风，我有分寸地接受它，以便在轻浮和讽刺方面走得更远一点儿。 确信已成功地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我便强调我的“秘密协会”的话题！这个计划很天真，我也知道这一点。可我无法不想到这个计划。人们求我继续讲下去：这个面包的故事是怎么回事？你发明了什么？大家怀着一种不正常的狂热态度笑了起来。我不得不让步…… “要实现的第一点，就是烤一个十五米长的面包。假如有个尺码够大的烤炉，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事了。除了它的尺寸外，这个面包完全应当跟每个法式面包一样。第二点，要找到一处能安放它的地方。我认为得选择一处不太热闹的地方，这样它的出现会显得更加怪诞，因为唯有它那要让人变蠢的目标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建议把它放在王宫花园。在夜间，两队秘密协会的成员，要装成安装管道的工人，把这个面包运到这儿来。得用一些报纸包起它，外面再用绳子捆扎上。一些秘密协会的成员会租下一个朝向王宫花园的房间。他们的职责是观察和记录公众当面看到这个面包的各种反应，给人们提供详细的第一手报告。事实上，预见到这样的一次行动会在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中造成极其伤风败俗的后果，这是很正常的。在特定的场合下，尽管有用绳子捆扎着的报纸，某个人肯定能发现这是个面包。这个异乎寻常的东西就这样显露了出来，使人们不得不谨慎地对待它，人们将会把这个面包运进警察局的化验室进行分析。它含有爆炸物吗？没有。它含有毒药吗？没有。这是一个面包商的广告吗？是哪个面包商？不是，这也不是广告。渴望有难以解答的奥秘的报纸将夺取这个问题，社论作者将投入最荒谬的论战。有种看法把这视为精神病的表现，上层人士会认为这是真实的。好多论点将相互冲突起来。实际上一个孤零零的疯子无法烤这个面包，也无法单独把它运到王宫。要是这是个疯子，那么无论如何他就必定表现出实践的意识，他要获得一些助手的合谋和保密。因此，这是一个疯子或一群疯子所为的假设并没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似乎这确涉及了一种如谜的社会倾向的表现。不过既然谁都无法理解它的效果和它的意义，那又怎么来解释这面包象征着什么呢？这显然不会是共产党的一次暴动。它到底证明了什么？除了这个面包是神圣的，大家要它做什么？不，这太愚蠢了！把它设想为是学生们的一个玩笑，也完全无法说服什么人。一群超现实主义者的混乱状态和他们拙于实践的情况，同样会使他们无法搞出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出于更有力的原因，学生们也不会干这件事。人们有可能会想到达利和他的秘密协会，不过那可能性仍然是极为难得的。各种争论还处在高潮之际，一件新事又会出现：在凡尔赛宫的庭院里出现了一个二十米的面包。一下子，新闻记者就会想出存在着一个秘密协会，用它来解释这第二个面包的出现。摄影师们将开始窥测第三个面包的来临。不应迟迟不给他们提供第三个面包，这样才能使新闻本身感到焦虑并吞食越来越长的面包。同一天同一时，在欧洲的不少城市中，将会出现一些三十米的面包。第二天，美国的有线电报将宣布发现了一些陌生人把一个新的四十米长的‘法式’面包放在从萨伏依广场到圣莫里兹旅馆的人行道上……显然，这样的一些神秘展示会带来好处，它们诗意的效果无疑将是惊人的、并能创造出一种从未见过的集体歇斯底里和混乱的状态，它为了等级制髡宓睦妫低车鼗倜鹆苏飧隼硇允澜绲穆呒? 大家总是怀着高傲的优雅女人特有的专注和轻率的态度听我讲话。我差不多在各处都能看到所有女人在使用我的术语。 “亲爱的朋友，我很想使你变蠢……” “两天以来，我无法确定我的里比多，你呢产 “我嘛，我去听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会。这真美妙！这真讨厌！这真是件五行广 我到处都辨认出我的句子和观念。那些东西是或不是“食品”。布拉克最近的那些画“纯然是崇高的”，如此等等。这些源于卡塔卢尼亚的丰富用语是我独有的，人们在两次社交界的闲谈之间，怀着幽默感从我这儿借用了它们。然而，我故弄玄虚的”意义就像小小的寄生虫那样在他们的头脑里迅速地移动着。 “得啦，达利，现在为什么是面包，总是面包呢？” “这个嘛，”我说，“亲爱的朋友，你应当询问的是偏执狂批判的方法。” 于是人们请我解释我偏执狂批判的方法，我发表的那些论文实在太费解了。我今天得承认当时我自己并不很明白这个发明会成为什么样子。它“超越了”找，正如我许多发现一样，找只能在后来才理解其中的全部意义。我一生都在听别人重复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户 有一天，我彻底挖空了一个面包头的内部，在里面放了个小佛像，用一些死跳蚤把它完全盖上。接着我拿了块木头堵住面包头的开口，抹上水泥，把一切固定住，并在上面写下了：“马的果酱。＠。这是什么意思呢？ 室内装饰家让米歇尔·弗朗克给我提供了两把最纯粹的1900年风格的椅子，我用～个巧克力扳代替了其中一把的情背，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随后我又用一只门把手接长官的一只脚，使它失掉平衡。另一只脚则永远插在一个啤酒杯里。我称这个不舒服的物品为“大气之椅”。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很不舒服。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时我开始发起一场运动，大力宣扬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具有象征作用的荒谬物品，用来对抗讲述梦的东西、自动书写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应当是绝对无用的，并且从实用的观点看，最绝对荒谬的。它以最大的可触知性体现着发狂个性的精神奇想。这些物品的出现和流传向有用和实际的物品展开了一场竞争，这种竞争是那么激烈，使得人们相信目击了一场愤怒的公鸡的战斗，正常的物品经常在战斗中被拔光了羽毛赶去。很难抵御超现实主义的巴黎人，在他们房间里迅速塞满了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初看起来，它们很不和谐，不过每个人都能用手去接触和操纵它们。人们来触摸裸体，并从我的共中汲取这一天主教的真理：物品是种“圣宠的身份”。 超现实主义物品的风行＠，扫除了那非常令人烦的自动性叙述和梦的影响力。超现实主义物品造成～种现实的需要。人们不再想要“美妙地讲述的事物”了，他们想要用手制造的美妙的东西。“从未见日上”，很快就引起中欧的超现实主义者、日本人和各国后来者的兴趣。大体而言，我用自己的物品杀死了最初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以及总的现代绘画。米罗说过：‘俄想谋杀绘画片我暗中在绘画的两肩里给了致命的一击，从而帮他谋杀了绘画。然而我感觉到米罗明白我们的牺牲者是“现代绘画”，而非古代绘画；在最近重看过梅隆的收藏品后，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古代绘画的状态是极为良好的。满怀着对超现实主义物品迷恋之情，我在一些快镜照片的启示下，画了几幅表面上正常的绘画作品，我给它们添加了点梅索尼埃的东西。疲倦的公众立即上了钩，而我暗想着：“再等一下，别怕，我就要向你们讲出真情的……” 这个新时期不久就要结束了，我和加拉，我们在一个半月内为回到卡达凯斯存够了钱。我的威望已经相当稳固了。批评家们已经把超现实主义分为达利之前和达利之后的了。人们只依据达利来观看和判断……柔软、衰落的装饰、粘糊糊的东西、跟生命有关的事物、腐烂，这全属于达利。一件难以预料的中世纪物品，这是属于达利的。勒南～幅画中奇特或痛苦的目光，这是属于达利的。一部有着通奸的乐队指挥和坚琴演奏家的荒唐的影片，这还是属于达利的。巴黎的面包不再是巴黎的面包了。它成了我的面包、达利的面包、萨尔瓦多的面包！ 我的影响的奥秘之一，就是它永远是奥秘。说到加拉的影响的奥秘，那就是它是双重的奥秘。不过我有保持奥秘的秘诀。加拉则有在我的奥秘中对我保持奥秘的秘诀。人们时常认为发现了我的奥秘：谬误！这不是我的奥秘，这是加拉的奥秘！ 我们缺钱这件事也是我们奥秘之一。大部分时光我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一直体验着由缺钱带来的苦恼。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就是不显露这个奥秘。别人的怜悯被扼杀了。加拉说，这种力量不在于唤起怜悯，而在于唤起羞愧。我们会死于任何人都绝不会知道的饥饿。“至死都保持天才和风度”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很像这么一位没有东西吃的西班牙人，当中午的钟声敲响时，他回到家中，坐在空荡荡的桌前，既无面包也无酒。他等着别人吃完午饭。空旷的广场在无情的阳光下显出～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人们从每扇窗子里看到那首先吃完饭的人正穿过广场。我们这位老兄在他认为恰当的时刻站了起来，唇间叨着根牙签，边剔着牙边在广场上漫步。人们必定相信他吃了饭，否则他不会塞住牙缝。 一旦钱开始稀少了，就应当增加小费，决不让它低于中等水平。人们能省掉某些东西，但人们不能适应种种东西。人们能不吃，但不能吃得讲。从马拉加那时起，我成了加拉的学生，她向我揭示快乐的原则。她也使我懂得了全部的现实。她教会了我穿衣、下楼梯不数次跌倒、不丢钱、吃饭时不把鸡腿抛到天花板上、辨别我的那些敌人。她是宣告了我古典主义的平衡和匀称的天使。我并没丧失个性，就清除了束缚我的那些怪病。我意识到了我的行动。 生活能够把我变得坚硬，取代这种作法，加拉为我构筑了一个寄居蟹的壳，从而使我能把我的外部镶嵌当成一个堡垒，而在内部，我则继续在柔软和超级柔软中变老起来。于是在我决定画一些表的那～天，我把它们画成软软的东西。这经历了疲劳的一夜。我头痛，感到极不舒服，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们本应同一些朋友去看电影，但到了最后时刻，我决定留在家里。加拉踉他们一起出去了，我则早早就睡下了。我们是用一块上好的卡芒贝尔乳酪结束晚餐的，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在桌子上支着胳膊肘呆了一会儿，想着这块稀乳酪的“超级柔软”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我站起来，走进画室，依照我的习惯最后看一眼我的作品。我正在画的这幅画表现的是利加特港周围的一处风景，它那些岩礁仿佛被黄昏的透明光线照亮了。前景上，我勾勒出一棵截断的无叶橄榄树。这处风景应当作为某种观念的背景，可这是什么观念呢？我需要一个惊人的形象，但我还没找到它呐。我熄了灯，走出画室，这时我完全“看到了”解决的刃、法：两只软表，其中一只悲哀地挂在橄榄树枝上，虽然头痛，我仍准备着调色板，动手工作起来。两小则后，加拉从电影院回来了，这幅或许是我最卓越作品之一的画已经完成了。我让她闭上双眼坐在画的前面。 一、二、三，现在看吧，你会……” 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画，这回轮到我观察她了，她的面容反映着她那种惊奇的赞美之情。于是我确信了我的形象的效果，因为加拉从不会弄错的。 “谁看过都会忘记的。” “那么，我们睡觉去吧。我头痛得很。我要吃点儿阿斯匹林。电影院上映什么片子？它好吗／ “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 早晨，我收到一家影片公司的回绝信，我向它提交过一个认真准备的小脚本，事实上，这个脚本最为深刻地总括了我的各种观念。只读了最初几行，我就明白这是个否定的答复，我没再读下去。画完我的油画店，我更平静地拿起了这封信，从中我读到这些先生觉得我的观念非常好，可是这部影片不会“受大众欢迎”，因此不可能投入商业化的生产，无论如何，观众决不会喜欢这么有力地打乱他们的习惯。 几天后，一个来自美国的家伙买下我这些软表，我给它们起了《永恒的记忆》这个题目。这个家伙举起两只黑色的大翅膀，它们就像格列柯的大使的翅膀。要是人们没看到他的黑色翅膀，那么作为补偿，人们决不会不注意到他的白麻布西服套装和他的巨大的巴拿马草帽。他名叫朱里安·列维，这个人想让美国了解我的艺术。朱里安·列维向我承认，他认为我的作品非常独特，但它是反大众的、也是卖不掉的。他要把我的画挂在自己的住宅里，供自己享受。《永恒的记忆》并没有证实这错误的预言，它被卖掉了，并一再被卖掉，最终进入了现代艺术馆，现在它无疑是该馆最受大众欢迎的画。我时常在外省看到一些绘画爱好者复制它，而他们见到的仅仅是它的一幅黑白照片。在食品杂货店和室内家具店，它也被用来招徐顾客！ 过了些时候，我出席一部所谓的喜剧片的放映式，这部影片重复了我那个小脚本的大部分观念。它是愚蠢的、制作得很拙劣，真是非常糟糕……我的“观念”显然是被糟蹋了。不过幸运的是这些观念不时把那些唯利是图者开得要死了，因为在进行彩排前这些观念在他们手里爆炸开了。如同拉罗斯词典上的那位女子，我吹着我各种危险观念的花朵。但我只让它们有毒的病菌随风播撒。人们无法不受惩罚地模仿萨尔瓦多·达利。那胆敢这么干的人将死于它！虽然被偷窃、被诈骗、被抄袭，要是我无法挣钱，那么作为补偿，我仍然能感到我的威信每天都更加距顶峰近了点儿。经过这么多努力之后，我和加拉，我们将再去利加特港，几乎可以肯定有两个月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半月去西班牙，两周在巴黎，后者是为了在我们回来时静观情况的变化。自从我被家庭赶走后，父亲不停地追逼我，试图使我无法在卡达凯斯生活，仿佛我们只要一出现就是他的耻辱。 到达利加特港后，我画了幅加拉的肖像，一对全排骨划和他在她肩上摆动着。这应意味（如我后来明白的）取代吃她，我决定吃一对生排骨。事实上，这排骨仿佛是我流产的赎罪的牺牲品，正如亚伯拉罕偏爱吃母羊和威廉·泰尔瞄准苹果一样。我好几次这样描绘我童年的肖像，把一块生排骨放在找头上，试图象征性地引诱我父亲来吃排骨而不是吃他的儿子。我的那些可食用的、肠腔内的、有助消化的图画在这天变得紧张了。我想吃掉一切并打算用煮鸡蛋建造一个可以吃的大餐桌，我甚至想雕刻一尊米罗的维纳斯像，这只需打碎蛋壳找到蛋白，一直挖到蛋黄就够了。这个夏天，我不仅想把一切全都吃掉，而且我也极为口渴。我相信烧酒（在巴黎时我曾不得不喝它来克服我羞怯的毛病）在胃的刺激中会发挥作用，多亏了这种刺激，我感到我那些北非的祖传意识复生了，这种阿拉伯人的口渴把他们带到了西班牙并使他们创造了阴凉处和喷水柱。 像阿拉伯人一样口渴的我，也跟他们一样好争执。一天晚上，有人邀请我初秋到巴塞罗那，面对公众一试找的口才。找的演讲在巴塞罗那协会里举行，这是该市的知识中心。我决定用最强烈的粗暴方式抨击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以发昏的无知态度在一种卡塔卢尼亚爱国主义环境中吃着草。我开始时放意退到了一刻钟，以便我能发现面对着一群躁动不安的听众。没有开场白，我以萨德侯爵赞美酒神的颂词开始我的演讲，我把他当成一个知识的可耻丑行跟安杰尔·圭梅拉③进行对比，去海拉死于几年前，我知道他是最受尊敬的一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作家。找刚一说出：“这位伟大的鸡好者、这个巨大的毛茸茸的败类，他名叫安杰尔·圭梅拉……”找马上就明白我的演讲结束了。歇斯底里的听众向我仍椅子，对讲台发动冲击，要是协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以阻止，人们肯定会当场把我像石膏像一样打碎了。把我安排在一辆出租汽车中时，警卫们对我说：“你真勇敢／事实上，我相信那天我表现得颇为镇定，不过真正的勇气属于替我承受打击的国民卫队这一方面。 这件事又为我赢来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团体的邀请。 “在我们这儿，”主席说，“你能讲任何事情，而且越大胆越好。” 我接受了邀请，只要求替我准备一个尽可能长的面包和一些能牢牢捆住它的皮带。演讲的那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几分钟，照我设想的调整好演出的场面。他们让我看到一个非常令我满意的大面包。于是我向他们解释，在我漫谈的某个预定时刻，我会打手势并说出：“把它拿上来。”两名助手将带着面包出现，把它放在我头上，用皮带绕过我的腋窝牢牢固定住它。这个操作程序要极其严肃地进行。两名助手要能有种阴森森的表情，那就更好了。 我以刺激人的优雅方式打扮起来，我出现在讲台上时，立即受到暴风雨般的欢迎。掌声终于把口哨声压了下去。有人说：“首先，要让他讲话介于是我讲话了。这回不是萨德侯爵的颂词，而是我的一份讲稿，我滔滔不绝地讲着，最粗野最露骨的下流话，一些接着一些，我一生中从没这么讲过。无疑，这是首次有人敢于当众讲出这些话。我保持着亲切自然的语调，仿佛我在谈下雨和好天气。一种普遍的不安控制了易动感情的和人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听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曾想到：“今天我们要去听这个达利、这个讨人喜欢的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的奇谈怪论，他具有让他的同类吼叫的天赋，听他谈话我们会很开心的。”于是他们携带着妻子女儿来了。我的漫谈持续着，下流话同某些关于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混在一起了。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下流活，它们终于使一位像圣哲罗姆那样消瘦、严肃和漂亮的无政府主义者站起来打断了我，他在重地提请我注意我们并非在窑子里，而且听众中还有一些妇女。我回答他一个无政府主义中心不再是一所教堂，而我自己的妻子也在场听我训这些话，他们的妻子同样也可以听我讲这些话。我的回答一下子使人们静下来，可是我以自己特有的、而且还是亵渎神明的赤裸裸方式讲出了一连串新的下流话，使整个大厅中的听众像狮子一般吼叫起来。坐在讲台上，我难于分清这吼叫意味的是愤怒还是快乐。我认为最适当的心理时机到了，我朝呆在幕后的助手打了个手势，他们抬着面包出现了，引起的惊异之情超出我的所有希望。当把这个长面包固定在我头上时，喧闹增加了，并开始变成一场普遍的殴斗，受到这种普遍的歇斯底里的感染，我开始背诵我写的一首关于“腐烂的驴子”的卓越诗歌。一位面孔红得像龙虾的白胡子无政府主义医生，被真正的精神病大发作折磨得发了狂。要有十来位男人费很大力气才能制止他。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想象出，在这场全体参与的最后事件之后，晚会就在一片大混乱中结束了。组织者们都显得很满意。他们走过来跟我说： “你或许做得有点儿过分了，不过这真精彩厂 一位男子走近跟我讲话。他的心灵似乎很健全，可却具有种相当令人难耐的犬儒主义味道。他嚼着从一个圆锥形纸袋里拿出的薄荷叶，他的手指甲被污垢弄得那么黑，真让我困惑。 “找，”他对我说，“我整个一生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只吃禾木科植物，有时再吃只兔子。找喜欢你，不过还有一位我更喜欢的人，要是我对你讲出来，你不会相信的。因为我本人也不相信他是约瑟夫（显然这是指约瑟夫·斯大林人相反，另一位，希特勒，要是你刮去他一点儿表皮，你就会在那儿发现尼采。这个希特勒是个morros de con，他独自一人踢一脚就能让欧洲完蛋。而找，我才不在乎他们的欧洲呢。你明白吗广 离开我之前，他给我看他的薄荷包，并狡黠地着眼睛补充了一句： “敬礼。大胆行动吧厂 这时在思想领域巴塞罗那达到了极为混乱的境地，同它相比，巴别尔塔为混乱就显得有点儿孩子气了。出现了各种派别，它们彼此分裂、冲突，一眨眼就转变了，每过一天普遍的仇恨便加重了一点儿。有三个共产主义党派，其中每一个都自认是唯一正统的；有三四个很少区别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有一些不问政治的工会组织；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有好几个或多或少从属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组织；有分离主义者组织；有左翼的共和主义者团体；如此等等。这种情况是左派方面的，因为右派方面也同样不和。大家都预感到不久西班牙将会发生某种惊人的事情，发生一场大洪水，大主教、三角钢琴、腐烂的驴子将倾泻而下。一位费格拉斯的农夫当着我的面找到了关于国家形势的确切定义： “如果政治继续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终将陷入一潭无法拔脚的泥浆之中，哪怕耶稣基督本人正好降临人间，也会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时光广 我们一回到巴黎，就从贝克尔街七号搬到高盖街七号。我觉得这幢现代住宅是建筑家们发明来惩罚穷人的。而我们就是穷人！无法据有路易十五的五斗橱，我们为朝阳的大窗洞选择了一些镀铝的桌子，一些到处摆放的镜子。加拉具有一种天赋，能在她一到来后就使一切焕发出光彩。可这种近乎修道士般的朴素却唤起了我对豪华事物的爱好之情。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长在浴室里的一棵柏树。 我第一次体验到人们在巴黎等我，我的不在造成了一种真空。可怎么继续下去呢？我在巴塞罗那的两场演讲治愈了我残存的反常的极度羞怯的毛病。我现在明白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激起公众的热情和疯狂，我有种日益增长的欲望，想让自己感到在接触一个“新的肉体”，一个喷受到战后污染的新国家。这就是美国！我想去那儿，带上我的计划，把我的面包放到这块大陆上。朱里安·列维刚刚给我寄来一些剪报，它们都是关于他才在纽约用我的软表和另一些借给他的画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会的。并没卖掉什么画，可这个展览会显示出一种理解，它远比欧洲批评家的理解客观，也远比他们熟悉情况。在巴黎，人人都进行判断，并且从他的芙学偏好出发宣布一种唯一的观点。在欧洲，我仅仅被一些相互拉扯攻击的支持者包围着。在美国，这种内战还没有触及到人们。那在我们这里已经揭示出未来悲剧梗概的现象，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消遣。美国的立体主义，除了具有一种已经结束的经验意义之外，从没有什么重要性。远离斗争、不偏不倚、既没获得什么也没失掉什么、既无要捍卫的也无要攻击的，美国人能使自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本能地看到那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人，也就是说看到我。在欧洲，当人们认为美国不会有诗的直觉和理智的直觉时，人们就错了。要是他们没犯错误，这并非由于传统或趣味，而是由于一种返祖性的审慎。美国凭它尚未受损的生物学的深刻的基本力量选择的，要比凭经验和心灵选择的好。它知道自身缺什么、它没有什么。而它在精神领域所缺少的那一切，我将用我偏执狂的作品带给它。 我开始形成的关于美国的观念，通过我跟纽约现代美术馆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的会见得到了证实。我在诺埃尔干爵府上的一次晚宴期间认识了他。他是个苍白的年轻人，脸色很不好。他那断断续续的动作很像觅食的鸟儿在一跳一跳。实际上，他寻觅着当代的各种价值并明智地区分出良美。他对现代艺术的知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熟悉了永远无视毕加索的法国各博物馆馆长，我发觉他更出色。巴尔夫人预言我如果亲自去美国，我在那儿的未来是闪光的。我和加拉已经决定了这次旅行。唉！没钱怎么办呢？ 这时，我遇到一位美国女人，她在艾尔门农维尔森林买下了太阳磨坊。列耐·克列维尔向她介绍了我们并把我们带到她家吃中饭，这是在她那套巴黎的住房里。这顿午餐，除了台布和盆碟是黑色的，一切全是白色的。要是拍张照片的话，负片就像是正片。我们吃的东西全是白色的。大家只喝奶。窗帘、电话、地毯都是白色的，女主人本人一身白色的穿戴。她马上就对我的秘密协会的想法发生了兴趣，我们决定建造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艾尔门农维尔的面包师傅对“古怪的事物”很感兴趣，他将参与这个秘密。这位美国女人是那么白，要是人们给她拍照的话，她就会形成一个黑色的负片，她的名字叫卡列丝·克罗斯比。每个周末，我们都被请到太阳磨坊去。大家在布满虎皮和填着稻草的鹦鹉标本的马厩里用餐。在二层楼，有一个巨大的图书室。每个角落都有冰桶，里面放满了香按酒。总有不少客人，这儿人是感到在这儿正“发生着什么事情”的上流社会人土和超现实主义者。一架唱机不停地放送着科尔·波特的（黑夜与白昼》。（城市和乡村》、（纽约人》的最初几期落到了我的手中。我痛快地吸收着显示给我的一阵阵印象。 “我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这件事具有了顽念的形式。加拉劝慰我。 “一旦我们有点儿钱，我们马上就动身……” 可恰恰在这时，一切变得越发糟糕了。彼埃尔·柯尔通知我我们的合同结束了，他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重续合同。钱的忧虑加重了。会购买达利作品的收藏家已有了太多达利的作品，不能梦想再吸引他们购买什么了。正如我某些书的出版使我只剩下一小伙朋友一样，利加特港耗尽了我们全部能动用的资金。我发觉我经济上的各种可能性减退了。我并不屈服，变得愤怒起来，这是一种有所抑制但却不间断的愤怒。自从马拉加那时以来，我曾决心挣一大笔钱，可我还没能做到这一点。等着瞧吧！我大怒了，我不断地大怒！在街上，我扯下我大衣的钮扣，用牙咬碎它们，我跺着脚，仿佛打算沉入人行道的碎石路面里。 一天晚上，经过一天无效的奔走，我正回家之际，在爱德加’基内大道的附近，我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盲人，他坐在一辆小车里，用手转动着橡胶车轮，带着种奇特的卖俏姿势行驶着。穿过街道那一瞬间，他停在人行道边不动了，拿出一根小小的探路根使劲敲打路面求人帮忙。这个家伙的无礼和自信中有种让人反感的地方。他要求人们帮他穿过街道。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我是唯一的过路人。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一位盯着我的妓女。我走近这个盲人，朝他车子后部狠狠踢了一脚，用尽全身力气推它。车撞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这个机灵的瞎眼家伙本会朝前跌下去的，但他预感到这一打击，用双臂紧夹住车子不放。他僵硬地保持着受到凌辱的尊严，像旁边的煤气路灯一样纹丝不动。轮到我穿过街道，走过去注视他的面孔。无疑他明白了我就是刚才推他的人，因为他马上改变了态度，不再是愤慨了，而是像他的身体条件要求他的那样，变得谦恭温顺起来。于是我懂了，要是我跟这个瞎子要钱，哪怕他小气也会给我的。 就是这样，我发现了要穿越大西洋该做的事。由于我本人既不缺腿也不瞎眼，更非丧失权利地位的可怜人，找不用竹竿无礼地敲打路面，央求陌生人让我航行在这个把我与美国分开的海洋上。不，我没陷入卑劣的境地。恰恰相反，我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人们不会来帮助一只老虎，哪怕它是饥饿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从这个瞎子手中夺过竹竿，在我四周敲打。我没瘫痪，我只需行动。 用我剩下的那一点点钱，我在去纽约的下班大型客轮尚普兰号上预定f两个座位。它三天后启航。必须弄到能使我们付清船舱费及在纽约至少维持两周生活所缺的款子。三天内，我配备着瞎子的象征性竹竿跑遍巴黎，这根竹竿在我手里变成了愤怒的魔杖，我无目的地乱敲着，达那厄的神话重现了。摇晃了三天命运女神的权杖后，她终于决定乐一乐，于是一神金雨使我确切地预见到了出发。这之后，我感到那么疲乏，就像我连续六次做爱似的。我担心误了船，这使找在这艘穿越大西洋的客轮启航前三小时就来了。我死死盯着我的手表和我们的搬运工，我一直怕他背叛我们。加拉握住我的手，让我镇静下来。我知道我只有上了船才会安心。找到了船上，一些记者和摄影师围过来，请我下来到火车头旁拍几张照片。我非常担。动船在我摆姿势时启航，不得不向记者提出一种荒谬的解释： “火车头跟我并不相称。不是我太高了，就是巴太小了。” 一旦上了尚普兰号，我担心误了美国之行的情绪并没完全消失，我们刚到公海，我就深深感到对海洋空间的真正恐惧。我一直注视着大陆的沿岸，我觉得船的呻吟和劈啪声更为可疑。我发觉这船太大了，太不好操纵了，难以逃避一场灾祸。每次警报演习时，我是旅客中最认真的人，比别人提早一例钟扎好了救生带。更糟的是，我迫使加拉跟我一样关注这件事，这使她气恼，也使她笑得流出了眼泪。每次她回到舱中，就会看到我把救生圈带子绑在身上躺着读书。我将是一次海难的牺牲者，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浑身发抖，我用指责的目光看着那些公务人员，我觉得他们那么不当回事真有点儿不可思议。我经常喝香按酒，给自己壮胆，驱除晕船，幸运的是，我并没晕船。 卡列丝·克罗斯比也在乘尚普兰号旅行。她为没能在艾尔门农维尔实现我们十五米长的面包的计划而懊悔，她跟船长谈起这件事，要求他为我们派人烤一个尽可能长的法式面包。安排了我们同船上的面包师联系，他答应给我们做一个内部用根木棍加固的二米五十的面包。第二天，在我的舱内，我收到了这个用玻璃纸包裹得很华丽的面包，我想这会让那些来采访的记者惊讶。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异地谈着这些没教养的不知趣的记者，他们嚼着口香糖，不停地向你提出一连串问题。每个人部声称找到躲避他们的办法，可这不过是虚伪罢了，因为所有的人都非常渴望受到记者的采访。我恰恰相反，不停地重复着： “我很喜欢广告，要是我有幸让记者了解我是难并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就把我的面包给他们，就像圣芳济各跟鸟儿做的那样。” 这似乎很没意思，以致我的那些对话者不禁皱着眉头、撇着嘴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我。可我仍固执地问每个人： “为什么你相信我的面包会在记者身上产生最大的效果广 我除掉包着面包的玻璃纸，用报纸包住我的面包，以便使当着摄影师和记者的面打开它时会更高兴……我们到达了纽约，在填写登陆所需的表格时，有人通知我和记者们在我的客舱里等我。我遇到狄奥根尼遇到过的那种令人困惑的事，他从酒桶里裸体走出来，大白天拿着点燃的蜡烛，没有谁问他要寻找什么。说到我，没有一位记者跟找提任何一点儿有关我面包的问题，我一会儿把这个面包挟在手臂里，一会儿把它像根大棍子似地立起来。相反，他们似乎十分了解我的个性、我的作品和我私生活的细节。 “您刚画了一幅您夫人的肖像，有两条烤熟的排骨在她肩上摇晃，”其中一位说，”这确实吗？” “这是事实，不过那些排骨不是烤熟的，它们是生的。” “为什么广 “因为加拉也是生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排骨和您夫人放在一起呢？” “我喜欢排骨，我也喜欢我的妻子，我没什么理由不把排骨和妻子画在一起。” 这些记者确实胜过他们的欧洲同行。他们对“荒谬的事物”抱着一种冷静而又强烈的兴趣，并且非常熟悉他们的职业，完全明白什么能给他们提供“故事”。他们对耸人听闻事物的敏锐嗅觉立刻把他们引导到每个问题的核心，以便从中抽出将成为几百万饥饿的读者精神食粮的东西。在欧洲，记者揣着已写好的文章去采访。他只是去那儿证实他所想的或他的报纸所想的，而把分辨他说的是真还是假的工作留给了读者。欧洲具有“历史感”，但没有新闻意识。 我们到达美国的那天，记者们经过清晨的狩猎，带着他们胜利地抛向天空的一对排骨和令人满意的猎物回去了。当晚，大家吃着生排骨；我知道至今在远离纽约的地区人们还在继续啃着我的骨头··’… 我走上尚普兰号的甲板，一眼就看见了纽约，它呈现着灰绿和脏乎乎的白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哥特式羊乳干酪。由于我喜欢羊乳干酪，我欢呼道： “纽约在向我致敬！” 接下来，轮到我向它那真正宇宙般的宏伟气势致敬了。纽约，你是～个埃及！不过你像一个颠倒的埃及，因为法老们树起了死亡的奴隶制的金字塔，而你树起了战胜它的民主制的金字塔！ 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在圣莫里兹旅馆第八层楼里，我经历过一场涉及情欲和狮子的长长的梦之后醒来了，眼睛虽然完全睁开，可我还惊奇地听到在睡眠中追逐我的狮子的吼叫声。我觉得这些吼叫声同野鸭的叫声和另一些难以分辨的动物叫声混合在一起。除了这种情况外，差不多就是一派彻底的静寂了。我曾预想会是一个充满可怕的嘈杂声响的城市，而现在我在这儿却发现了一种狮吼都难以穿透的静寂。给我端来早点的楼层传者是个加拿大人，法语讲得好极了。他向我证明我的确听到了狮吼。因为我们位于中央公园动物园的上方。事实上，我从窗子里看到了那些笼子，甚至还看到了在水池中掺戏的海豹。 我一天的各种体验，恰好系统地驳斥了纽约是个“机械的现代化城市”的陈词监调，这是欧洲先锋派美学家们希望当作反艺术的纯洁范例强加给我们的。不，纽约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或者说至少它不再是这样的一座城市。纽约不喜欢现代主义。 由公园路的一所房子（它的立面就开始强烈地显示着反现代主义的精神）起，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午后鸡尾酒会。这幢楼是新的，一队配备着黑烟论的工人把过于白的墙壁涂成能显得年代久远的色彩效果，使它们具有那种特殊的巴黎色调；而就在这时，欧洲的建筑家们、勒·柯布西埃们和其他一些人则在发现浮华的新材料方面碰破了头，为了模仿所谓的纽约光彩。他们没把这些材料弄黑。刚一进入电梯，我就注意到这一惊人的情况：并没用电照明，只有一只粗大的蜡烛作为全部的照明设备。在楼梯间深处，挂着一幅相当熟练的埃尔。格到柯的复制品，四周用西班牙红天鹅绒边饰装演着。我觉得这种天鹅绒是真的，可能是十六世纪的。而这并非一切。这个套间也没让我失望，在这儿可以看到哥特式的东西、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东西、一幅达利的作品、两架管风琴··、… 整个下午，我用来参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其他套间和旅馆的房间。我们从一处鸡尾酒会到另一处鸡尾酒会。有时，好几。个鸡尾酒会在同一大楼里举行，这造成了一些动人的混乱，我不通英语的情况更加重了这些混乱。找从中得到这样一种总印象：纽约是座无电的城市，人们只用蜡烛来照明。在用电灯照明的场合，处处都用路易十六式灯罩，羊皮纸手稿或贝多芬乐谱来抑制电灯的光线。 晚上，我参观了一座疯狂的电影殿堂。它装饰着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到卡尔波的小雕像等最不同的青铜艺术品，装饰着从讲述小故事的绘画到用令人惊异的镀金城脚板件的油画。一股泉水从一群最恶俗的白留中涌出来。另外还有一些管风琴、一些管风琴、到处是一些管风琴…… 睡觉前，我由～位戴着大礼帽的非常讲究礼节的公谊会教徒陪同着，在圣莫里兹的酒吧里喝了最后一杯威士忌。我碰到他时，他正在哈莱姆区的肮脏夜总会里偷偷地花天酒地。他再不愿离开我，讲着法语，让我猜他想向我吐露的一个秘密。加拉也预感到这一点，因为她天真地跟他说： “我确信你生活在一种同超现实主义者相近的精神状态中。” 这个人轻松了起来，向我们讲了他是某个完全独创的通灵论派系的公谊会教徒。他的每个朋友都不了解这个秘密，但由于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他打算向我泄露这个秘密，因为他明白我会理解的。多亏了最近的一种发明，这个派系的成员与死人讲了话。这种谈话只能在死亡后的四个月内进行，在这段时间内，死者的灵魂留在死亡的地点。加拉问了一些更精确的情况。这位通灵论的公谊会教徒等的就是这个，以便能进一步说明： “我借助一个橡胶吸盘，把一个小的铜号固定在墙上。就是这样，从我父亲死后两个月来，我每夜在睡前跟他讲话。” 我让他明白同死者谈话的时间临近了，我们该分手了…… 在纽约的第二夜，我在睡前通过想象重睹了与美国初次相会的各种细节。不，一千次不，纽约的诗意并不存在于他们曾想使我们理解的那种事物中，尤其是不存在于洛克菲勒中心的严格直线条建筑中。不，纽约的诗意是古老而又激烈的，就像世界的诗意，就像永远不变的那种诗意…… 连续许多个早晨，我臂下挟着面包独自～人到纽约街头散步。有一次我走进五十七街的食品杂货店，要了份荷包蛋，面对着大家的惊愕，我从我那个大面包上切下一小块，就着荷包蛋吃下去。一些人迅速围住我，向我提出各种截然不同的问题，可我并不能理解这些问题。我耸耸肩，羞怯地微笑着，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我的面包渐渐变于变小了。到该摆脱它的时候了c可在哪儿摆脱它？一天上午，我走到瓦尔多夫一阿斯托里亚旅馆门前时，它裂成了两块，钟敲了十二下，这是幻想的时刻，我决定去塞尔特屋吃午饭。我打算穿过街道之际，滑倒在地上，两块面包落在老远的车行道上。一名警察跑来扶起我。我转过来去看那块面包在哪儿。它们已经不见了！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它们的隐没对我一直是个谜。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行人把它们拿走了。我十分不安地感到这涉及了一种发狂的主观现象，面包就在我眼皮底下的某个地方，而我却由于一些感情因素没能看到它，这些感情因素此后我必然会确定的。 这次意外事件是一个发现的出发点，我答应到巴黎索邦大学用“无形的面包”这一能引起联想的标题来揭示这个发现。在这个报告中，我介绍并解释了那些突然看不见某些东西的现象，某种据其遗忘症性质难于发现的消极幻觉。人看不见他所注意的一切，这并非一种乎乎常常的疏忽现象，而是一种幻觉现象。随意诱发它的能力显然会使有形的实在变得看不见了，并使偏执狂的魔法具有了它最有效的一种武器。所有发现就这样得到了一个不由自主的出发点。哥伦布在寻找相反的地点时发现了美洲，炼金术上们在研究点金五时发明了合金，而我则在寻求论证面包的顽念时刚发觉看不见它了。我无法用一种满意的方式在我的“无形的男子”的肖像中解决的，正是这同一个看不见的难题。人所不能做到的事，面包却能做到！ 我在米里安’列维处举办的展览是次巨大的成功。大部分画找到了买主，新闻界，尽管好斗，同样承认了我画家想象力的天赋。我必须乘清晨两点离港的诺曼底号重返欧洲。动身的前一天，卡列丝·克罗斯比和她的几位美国朋友，为了向我表示敬意，下午在红公鸡组织了一场“如梦的”舞会。这次庆典在美国很出名，它接着在外地不同的城市里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庆典。主题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梦”的这场舞会，使一些美国人头脑中萌发出的疯狂奇想得到了宣泄。我本人在这个领域内几乎不会感到惊异了，可那晚在红公鸡举办的舞会L显示出的相野和疯狂也让我感到吃惊。～些社交界的妇女头上套着鸟笼，身体的其余部分完全裸露着出现了。另一些妇女装扮出吓人的毁容和伤疤，把一些保险别针插在皮肤上，厚颜无耻地剥去了她们的美。一位苍白瘦长的、颇为风趣的妇女，在她的缎子连衣裙中央佩戴着一个“活的”嘴巴。一些眼睛长在面颊上、后背上、腋窝下，就像可怕的肿瘤。～位男子，穿着带血迹的长睡衣，头．上平稳地顶着一个床头柜。他打开床头柜门时，一群蜂鸟飞了出来。在楼梯中央，以不稳定的均衡方式放置了一只装满水的浴缸，水随时都可能溢出来，令来宾们担心。晚会期间，有人把一头巨大的剥皮公牛拿进客厅，一些拐支撑着它被剖开的肚子，里面塞满了十来台留声机。加拉扮成“美丽的死尸”出现了。她头上放了个如实模仿婴儿的玩偶，一些蚂蚁吞食着它的肚子，一只闪着磷光的螫虾紧夹着它的脑子。 第二天，我们天真地动身去欧洲，我说天真地，这是因为我们一到巴黎，我就了解到“如梦的”舞会引起了纷纷议论。事实上，当时劫持林白家孩子的人和饲＼巴黎人》的记者正受到传讯，德鲁西·德·萨尔斯先生，在他每日的乏味报道后，觉得拍发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妻子头上平稳地顶着林白婴儿带血的形象参加舞会的消息是最妙的办法。他描述了纽约这场闻所未闻的事件，除了他并没有别人目睹过这一事件。作为回报，这一新闻在巴黎传遍了各界，造成一种真正的惊愕。我不再能自己做主了。从此，超现实主义将越来越混为一体，很快就仅仅成为我一个人了。此外，团体也解体了，整整有一个乱党追随着路易·阿拉贡的口号，这位神经质的小罗伯斯庇尔，盲目地朝着共产主义演变。我提议制造～个由摆满一杯杯热奶的摇椅组成的思想机器的那天，危机爆发了。阿拉贡愤怒地说： “结束掉达利那些怪念头吧！热牛奶应当给失业者的孩子。” 布列东，了解到共产主义派系显示出来的这种令头脑糊涂的危险性，决定把阿拉贡及其支持者驱逐出去，这些支持者包括布努埃尔、于尼克、萨杜尔等人。列耐·克列维尔是唯一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其智力平庸的行程中，不打算追随阿拉贡。然而他也跟我们的团体保持着距离。不久之后，由于无法解决战后意识形态的那些难题的戏剧性矛盾，他自杀了。克列维尔是自杀的第三位超现实主义者，从而证实了这一运动在它开始时提出的讯问：“自杀是种解决的办法吗广我回答不是，我非理性活动的延续决定着这个不是。另一些人沉浸在咖啡馆露天座的长篇大论中，慢慢地自杀了。就个人而言，我对政治从不感兴趣。我发现它是轶事的、可悲的，甚至是危险的。相反，我研究宗教史，特别是研究我日渐感到是“完美建筑”的天主教。巴黎、利加特港、纽约、巴黎、利加特港，我在不断的旅行中远离了团体。我在巴黎的那些次出现，使我有机会无数次出入社交界。非常富有的人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利加特港的穷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不富不穷的人没引起我什么反应。那时，在超现实主义者周围聚集着一些小资产阶级、一伙难于适应洗澡的气味相投的家伙，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每月我去看布列东三次，每月我跟毕加索和文目雅见一次，但从不同他们的弟子会面。可我每天早晚都能看到上流社会的人士。大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都没显示出聪明才智。然而他们的妻子都佩戴着跟我的心一样坚硬的首饰，身上洒着大量的香水，欣赏着我所讨厌的音乐。我一直是名天真而又狡黠的卡塔卢尼亚的农夫，一位国王栖息在这个农夫的身体里。我是自命不凡的，无法摆脱明信片上撩人的形象，它表现一位挂满了一大堆首饰、戴一顶华丽帽子的裸体女人，正拜倒在我肮脏的脚下＠。这就是我内心里深深向往的事啊！ 我又犯了一次优雅病，它跟马德里那次很相似。我觉得优雅是一个精致时代的有形象征，是宗教童子军的军号声。实际上，没什么能比时装更富悲剧性、更虚妄的了。正如1914年的战争由莎耐尔小姐象征一样，文尔莎·夏帕列里的服装店宣告了未来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清除红色或白色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又一次是那么正确！几年后，以夏帕列里时装和达利作为掩护，穿着厚颜无耻地模仿的衬衫，沾着沙粒的头发上缀满刚在法国扯下的树叶，德国军队进入了比亚里兹。夏帕列里店铺的灵魂是贝蒂娜·贝格利，她很像螳螂，她也明白这一点。她也是巴黎最好幻想的女人，她是前驻莫斯科和安卡拉大使加斯东·贝格利的配偶，加斯东·贝格利是位绝无仅有的人，他继承了北欧人的蓝眼睛和一种司汤达式的智慧。贝蒂娜与莎耐尔小姐和鲁西·塞尔特（穆第瓦尼公主的亲生女）一起，尽管有死亡有分离，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伦敦带给我一种拉斐尔前派精神的光彩，我无疑是唯一能辨别和品味这种情况的人。彼得·沃森最爱好建筑和家具。他买广了最让人想到罗赛蒂作品的每一件毕加索的作品，而毕加索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极为富有的爱德华·詹姆斯理所当然地买了一些达利的作品。贝纳斯爵士像潜水员那样用幽默的盔甲保护自己，他毫无表情地出席波利尼亚克公主在她那由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装饰的大客厅里举办的高质量音乐会。在塞尔特第一位妻子米西姬·塞尔特的家里，烧煮着巴黎最有营养的闲话。在玛丽一露易莎·布斯凯特的家中，每星期四晚上，在一间宁静的灰色沙龙里，人们品尝着另一些闲话、文学的和社交界的闲话，我有时在这儿见到沃拉尔，甚至还有保尔·波瓦列特。在春天，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家里，天气非常美妙，人们在花园中听到客厅里在演奏一首弦乐四重奏曲。客周”里，蜡烛照亮着那些雷诺阿的作品和一幅具有不吉利的食粪性的芳丹一拉图尔的无比的色粉笔画。各种小蛋糕、糖果、甜食陪伴着一切。在诺埃尔子爵夫人家里，情况则与此相反，这儿是文学和绘画的对位、黑格尔的传统、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尼斯塔夫·多雷、罗伯斯庇尔、萨特和达利。我们在这儿如鱼得水，但比在别处更在重。 还有雷金纳德·费洛斯夫人家的舞会和晚宴。人们在这儿没看到她穿柯克多为她设计的连衣裙、没听到格特鲁德·斯坦因讲话，真感到双重的沮丧。 福西涅一路辛日亲王和亲王夫人具有最无可争辩的“态度”，这种态度几乎跟那西班牙风度、那“外貌们样强烈。在亲王夫人身上，这种态度是奥布里’比尔兹利异国情调的优雅形象有点儿变质的残渣。她总穿着一种我不了解的会残暴压迫时装的过时服装。正如她的过时仿佛属于新闻一样。她是具有最确切的巴黎式优雅感的女人。 波获伯爵和伯爵夫人保管着整个这一世界戏剧的钥匙。进入他们家中，就是进入剧院。看到挂在管风琴银光闪闪管子上的一幅毕加索灰色时期（原文如此——一译者）的作品，就足以了解到这一点了。艾蒂安·德·波蒙像戏剧的主角那样讲话，穿着极为昂贵的鹿皮鞋。每一舞蹈编排的策划、加基列夫的策划和其他俄国芭蕾舞的策划，都诞生在他那树上挂着一些假花的花园里。人们能不受损害他在他们家见到玛丽·罗兰册、德·拉·罗克上校、列奥尼德·马西纳、谢尔盖·里法尔（他疲惫死了，就像是尸体一样）、格布尔特拉的土邦主、西班牙大使和超现实主义者。巴黎的“上流社会”变成了各类人大混杂的场所，它预示着1940年的战败。受到大众欢迎的、失败主义的、粘糊糊的费尔南代尔②的牙床，以一种迷人的方式同身穿最精美的勒隆长裙的娜塔丽·帕莱公主高贵的、幽灵般的苍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亨利·伯恩斯坦在这种卡萨诺瓦式的风流夜总会的昏暗光线下，面对着～盘意大利面条，以富于预言性的闲话，讲出一种犬儒主义的和感伤的结局。贝贝·贝拉尔的胡子，继我特有的胡须之后，是巴黎最聪明的画家的胡子。他到处游荡，胡子上沾染着鸦片，身上有种混合了勒南味的罗马本期的颓废气息。在这个仍装点着对路易十五各种回忆的巴黎（以阿尔图罗·洛佩斯家族的一对阿兹台克人和巴西人的夫妇为代表），一切都为拉斯普廷作风、贝贝一花花公子派头、加拉一达利方式做好了准备。除了他那些稀有的卓越绘画之外，贝拉尔身上有三种我觉得是美妙动人的情况：他的肮脏、他的目光和他的聪明。鲍利斯·柯沙诺怀着愤怒和坚定的态度，刮掉了他的哥萨克式胡须。他“照亮了”俄国的芭蕾舞，他道过歉，迅速地吃着，在餐后点心端来前就匆匆走掉了，无疑他将到别的地方吃餐后点心。他满脸通红时，面孔就变成鲜红色，同他雪白的礼服衬衫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好像是一面法国国旗。霍塞一玛利亚·塞尔特具有十分鲜明的耶稣会式的西班牙人的智慧。他让人在距利加特港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建造了一幢住宅。勒一马一容格无疑是欧洲最贫穷也最奢华的地方。我和加拉，我们去那里呆了几周。夏末，巴黎的整个团体都跑到那里，我们在那儿度过了一些日子，它们不过是对这无法模仿的辉煌战后岁月的一种怀旧式回忆。 这种受到萨尔达那舞蹈音乐和布拉瓦海岸的各种海上景观摇晃的狂喜生活，不幸被发生在帕拉莫斯到费格拉斯的公路上的一场车祸打断了。阿历克斯·穆第瓦尼王子和茶桑男爵夫人因此而丧生。阿历克斯的妹妹鲁西，受到悲伤的折磨，四年后也去世了。要衡量我多么喜爱她，只需说她跟收藏在海牙博物馆中的那幅维米尔的少女肖像如同两颗珍珠一般相似就足够了。 愿人们不要急于太肤浅地判断战后的这个绝望而又浪漫的欧洲的主角们。在重审那些动不动就自杀的诗人和上流社会的妇女之前，要先过掉一个世纪。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在大灾难后活下来，而我们热爱的这个大陆将沉没在既无纪念也无光荣的当代历史的废墟中。达利自传--第十二章第十二章 牙齿间的光荣——一大腿间的苦闷——加拉发现并鼓舞我灵魂的古典主义 我第二次美国之行，是所谓的“光荣”正式开始了的一次旅行。在开幕式当天，我的所有的画全买掉了。《时代周刊》在封面上登了曼·雷为我拍的一张照片，并加上了如下的标题：超现实主义者萨尔瓦多·达利——一棵柏树、一位大主教、一片从窗口飘出的轻如羽毛的云彩。在不少场合，都有人告诉我这份杂志的出版，可在我收到它时，我非常失望，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少的杂志。只有到了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份杂志的惊人影响，全美国都在读它。我一下子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人们在街头拦住我要求签名。从美国最偏远的角落给我寄来不少信件，各种荒谬的提议像雨点般向我扑来。 作为一种示范，我同意在邦威特一泰尔商店的玻璃橱窗搞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阵列，所有别的商店随后也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样式。我在那里布置了一个人体模型，头是用红玫瑰做成的，指甲是用助毛做成的；在一只桌子上，我摆了一部螫虾形的电话；在一把椅子上放置着我著名的刺激性欲的无尾常礼服，我在常礼服上又摆了八十八只小玻璃酒杯，宽而瀚满了绿薄荷酒，杯中插着鸡尾酒的吸管。这件上装刚在伦敦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在那儿，我藏在一件潜水眼里发表了一篇伟大的演说。贝纳斯爵士负责租借这件服装，有人打电话问他达利先生打算潜到多深的地方。贝纳斯爵士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回答： “潜到无意识的深度，随后他马上就上来。” “先生，很好，”出租人继续说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他放上一个特殊的潜水帽。” 我穿上潜水服，一名专家来把潜水帽牢牢地封好。铅靴显得很沉重，我几乎抬木起脚来。两个朋友帮忙把我硬拖到讲台上，我穿着这套怪异的服装出现在那儿，手中紧紧牵着两只白色的猎兔狗。伦敦的公众肯定特别恐慌，因为全场一片静默。有人成功地让我坐在麦克风前，因为我终于了解到我无法在潜水服的玻璃后面讲话。此外，我这时感到要因窒息而昏倒了，我不得不匆匆招呼我的朋友卸下潜水帽。不幸，那位专业工人刚悄悄地走掉了，无人知道怎么动手。有人试图撕开服装，于是用一把锤子敲打起螺栓来。每一敲打，都让我相信自己要死了。公众听说这涉及到一场各个细节早已规定好了的哑剧，突然热烈地鼓起掌来。但在我露出头来，像垂死的人一样面色惨白地出现之际，我每一行动都缺不了的这富于戏剧性的一面令大家激动不已。这次不由自主地成功和我在伦敦展览会国上更自觉的成功，表明了对我来说一切将会更好，这些成功本应使我兴奋，但并不是这样，而是我成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消沉的牺牲者。我想尽快回到西班牙去。一种难以克服的疲倦压在了我那总保持警惕的歇斯底里之上。我受够了人们从窗户里丢出来的柏树、大主教、软钢琴、螫虾电话、潜水服，受够了广告和鸡尾酒会。我想马上重见利加特港，在那儿我最终能做些“意义重大的事情”。 我们在十二月的一个黄昏到达了利加特港。我从没有如此深地了解这处风景的闻所未闻的美。在这次已开始的居留期内，我打算好好地领略每一秒钟，可是一种沉重的苦闷敲击着我的太阳神经丛。第一夜，我无法入睡。第二天，我沿着海边漫步。在伦敦、纽约、巴黎度过的最近几个月的辉煌生涯，在找着来是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了。找无法确定令我心情沉重的东西的性质，也无法确定那些理由。发生了什么事？你已有了六年来所渴望的东西。你来到了你的利加特港，这处你在世界上最偏爱的地方。你不再可耻地操心金钱了。你能开始把时间花在你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上f，那些你从心底里想着手进行的作品。你身体非常健康。你可以自由地在人们向你提供的各种戏剧或电影的制作计划中进行选择……要是加拉还没因那使你额头出现波纹的事情而心绪不宁，那她就会是幸福的。 我为了对抗这毁了找的各种幻象的苦闷，突然汗始愤怒地倾诉起来。一点儿用也没有。就连那些最令人放心的论证也没用。如果这种情况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找就只有哭泣了·。’·” 加拉多次劝我用冷水浴镇定我的神经。我脱掉衣服，投入被冬天催眠的海滩那透明冰冷的水中。裸露着身体站在像夏天一样灼热的阳光下，我感到苦闷继续在我的肉体里升起·’…吻0拉喊我去吃午饭，我打着哆嚷本能地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把另一只手放在生殖器上，从我的生殖器上散发出一股好闻的味道，我觉得这是我本人死C的味道。顷刻之间，我感到我命运的全部重量和它那已腐烂的肮脏断手都压在我大腿间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向加拉解释了一切。 “我一无所有。找知道我的光荣就在那儿，像奥林匹斯山的无花果一样成熟。我只有咬紧牙齿，嚼着品味它。我毫无理由这么苦闷。然而这种苦闷却越来越浓重了，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不过它强烈得让我害怕。这就是我所有的：我毫无可害怕的，而我怕害怕，怕会害怕这件事就令我害怕户 从远处，找瞥到了身强体壮的丽第哑的身影，她穿着黑衣服，坐在我们家的门槛上。一看到我们，她就站了起来，哭着朝我们迎来。跟儿子们共同生活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他们不再捕鱼，不停为他们的锡矿争吵。他们不伤心时，就在可怕的发作中殴打她。她遍体是伤。～周后，人们不得不把这两个儿子关进赫罗纳的疯人院。丽第姬到我们家里哭了整整一个下午。拉蒙·德·海尔莫撒又来看我们。可我发觉他身上爬满了太多的虱子，我终于只好禁止他走近住宅了。丽第娘每晚把我们的剩饭带给他。我们的女仆开始在厨房里一个人自言自语。一天早上，她裸露着上半身，戴了一个纸帽子，爬到屋顶上。她疯了，我们被迫找人接替她。我怕害怕的心情变得明显起来：我担心发疯和死掉。在疯人院中，丽荣妞的一个儿子死于营养不良。我几乎马上担心起不能吞食了。一天晚上，我真落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吞咽了。我再也睡不着觉，苦闷得衰弱起来。白天，我无力地跑出去，躲在那些等待地中海沿岸北风停息的渔夫中，他们不幸的故事让我摆脱了一点困扰我的那些念头。我向他们打听害怕不害怕死，他们并不害怕。 “我们，”他们说，“我们已死了一大半了。” ～位渔夫从脚下切去一大层老茧，另一位赠着化脓的手上的痴盖。加拉给我拿来一些美国杂志，我读到了优雅的女人擦上达利的胭脂，格布尔特拉的土邦主的妻子刚出现在花园聚会中，戴着一颗有如流动在天然奋激花上的大水珠的钻石。年纪最大的渔夫瓦尔托萨放了个没完没了的屁，开始说： “我再不想吃章鱼了。我妻子有种该死的怪痛，喜欢在章鱼里放许多油，这让我反胃。” “不是这么回事，”另一位说，“这是由于你前天吃的蚕豆。蚕豆会使你在两天后放屈的广 我让人拿来一些香按酒，我们在海滩上，边吃海胆边喝否按酒。风还要整整再刮三天。 “加拉，到这儿来，把坐垫挪到我旁边，握住我的手。我相信我要睡着了。我不那么苦闷了。在这个时候，这里的天气很好。” 听着那持续下去的模模糊糊的轻声谈话，闻着这些具有荷马式灵魂的渔夫的浓烈气味，我终于睡着了。我醒来时，他们已离开了。风似乎也停息了。加拉关心着我的睡眠，担忧着我的复活困。像一个蛹，我被想象的～层层丝裹住了。应当撕破它们，让已变化成的、活生生的、真实的我精神偏执狂的蝴蝶飞出来。没有加拉，我的各种“牢监”、这些我变形的条件，就会威胁我，要成为我本人的棺材。 “起来，前进吧，”她命令道，”你还没获得任何成功。等待就是死亡户 只要我不能把超现实主义与传统结合在一起，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的我的光荣就毫无价值。我的想象应当转向古典主义。这是一极有待完成的工作，而我的余生不足以完成它。加拉说服我相信自己能完成它。不要在我微小的成功中停滞不前，我应当为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去奋斗，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找生活的体验古典化，赋予它一种形式、一种天体演化论、一种综合、一种永恒的建筑。达利自传--第十三章第十三章 变形——死亡——复活 叮喀，进步…… 怎么回事？ 这是历史的大钟在敲响。 加拉，这口大钟在说什么？ 一些“主义”响过一刻钟后，就要敲响一些个体的时刻了。萨尔瓦多，那是你的时刻民 战后的欧洲使自己垮于各种缺少政治的、美学的、道德的严密性的“主义”和它们的无政府状态。欧洲垮于缺乏综合和信仰的怀疑主义、武断、软弱、不定型。由于它已咬了专门化的禁果，它相信了解一切井信任那属于“集体的”一切无名的懒惰。我们所吃的就是我们的粪便。欧洲已吃了一些D主义盼和一些革命。它的粪便有战争的色彩和死亡的气味。它忘记了幸福是个人和主观的东西，忘记了它可怜的文明在废除各种限制的借口下已成了它自由本身的奴隶。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历史将很快证明唯物主义是最浓缩的仇恨的毒药，人民终将会因为‘已而在现代生活的纠缠人的、气味难闻的、肮脏不堪的地铁中窒息死亡命 加拉促使我对到意大利旅行发生了兴趣。我每天都觉得有着帕拉第奥和布拉曼特的文艺复兴建筑是人类精神在美学领域内所获得的最完美和最出乎意料的成果。我想看看和摸摸这智慧的具体体现。加拉同样让人动手在我们的利加特港住宅上建造个三层，这样就在这儿有了另一种手段，它使我能对外界感兴趣，使我能排解苦闷，使我能恢复自信。 “不可能像古人那样重新学习。”我说，“技巧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我、甚至再没有时间学习像以前的人那么描绘。我从没达到某个勃克林的技巧。” 可坚持不懈的加拉，用无数充满灵感和热情的坚信论断，向我证明了我能变成另一个人，一个与现在我这个“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者”不同的人。我们把时间精力全花在欣赏拉斐尔作品的复制品上。在他那儿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而且是在一种极为完整的综合程度上，我们同时代人都没注意到这种情况。战后的分析性近视分解了整个“古典的作品”，在牺牲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把每个分析出来的因素当成了自身的目的。 战争把人变成了兽。他们的感觉衰竭了。人们只看到那放大的和失常的东西。炸药发明之后，人们就不注意那没爆炸的一切了。人们本来尽可以在拉斐尔、彼鲁基诺、彼埃罗·德拉·佛兰切斯卡面前睁开眼睛，而他们却只通过契里柯的那些图解性小册子了解透视的形而上的忧郁。愿人们能想到德尔夫特的维米尔已经不同他超级的视觉清晰性在一起了！这种超级的视觉清晰性以其客观的诗意和独创胜过了所有诗人加在一起的充满隐喻的浩大辛劳。一件古典的作品运用一切也包含一切，它是各种价值的等级化总和。古典主义意味着整合、综合、天体演化论，而不是分散、实验、怀疑主义。它跟新古典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不断“回归传统”无关（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一点一点地从瓦砾堆中、从对各种“主义”的反感中涌现出来），恰恰相反，它是对我“征服非理性”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是对加拉使我恢复的信仰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 这些想法必然成为我应邀在巴塞罗那发表的一次演讲的内容。离开利加特港之前，我们跟给我们住宅加顶的屋面工和泥瓦匠一起喝了杯酒。他们正在争论政治问题。 “在那些有趣的事情中，”一位说，“在那些我认为是有趣的事情中，无可怀疑，最有趣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它确实是种很有趣的想法，可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我也会满足于一种按照我的趣味略加修正的相当自由的社会主义。” “而我，”另一位说，“只有一种事情让我喜欢，这就是完整的不受约束的爱。一切的恶都来自人们无法尽情做爱。” “至于我，”第三位说，“唯一令我喜爱的事物就是不问政治的工团主义，为了它，我在什么事情面前都不会后退，就连推翻有轨电车也不会让我后退，这是我已有过一些实践的事情。” “既非工团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第四位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式的解决办法。” “当然，我赞成共产主义，”第五位答道，“不过还应当明白除了我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五种不同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斯大林分子已证明了他们屠杀自由人，同法西斯分子一模一样。” 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了，不过不如内战期间那么尖锐了。对这些人具有意义的嘈先是闹革命。什么还没说的泥瓦匠工头做了结论： “你们愿意我向你们讲这一切会如何结束吗？这将由一位军事独裁者来结束，他将使找们大家缩成一团，让我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找们一到巴塞罗那，就了解到形势要变糟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炮弹几乎到处爆炸。午后宣布了总罢工，城市显出了极其阴森不祥的样子。曾把现代艺术介绍到巴塞罗那的老画商达尔茅，在那天组织了我的演讲会，钟敲五点时，他叩着我们在卡门街租的房子的门。 “请进厂找喊道。 我从忘不掉达尔茅突然出现时的样子，他的白胡子乱糟糟的，头发竖了起来，呼吸急促。显然，他有急事要告诉我们，可他却一动不动呆立在门前，他裤子的开裆大敞着，他在那里面放了一份我请他带给我的杂志。我在封面上能看到“超现实主义革命”这几个字，稍微歇息了一会儿（这一暂息使他能欣赏到他没扣扣子的出现造成的惊异效果），他通知我们： “你们得赶快溜走，巴塞罗那就要下雹子了。” 我们把下午余下的时间用来找一位肯开车把我们送到边界的汽车司机，再就是为弄份通行证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街道上，民众拿着武器，一群又一群闹事者跟假装没看到他们的骑在马上的阴沉的国民卫队交错而过。在内务部，我为了通行证不得不足足等了两小时，不时人们停止打字，在窗口安置机关枪。妇女们用卡塔卢尼亚的旗帜缝制着担架布。传来了孔帕尼斯将宣布卡塔卢尼亚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遭到雹子的猛烈袭击，尤其是如果军队首先采取行动的话。我在等待证件之际，认出了办公室里的两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领袖巴狄亚兄弟。他们两人一顿一顿的悲剧性动作和预示着死亡的苍白肤色，使他们跟布斯特·基顿相似得很。事实上，几天后无政府主义者就杀死了他们。 我的通行证到手了。我又见到了达尔茅，他花了极大一笔钱，好不容易才替我们找到一位司机和一辆汽车。我、加拉、达尔茅、无政府主义司机，我们都被迫呆在一个小便处，来确定旅行的费用。 “我预先考虑了一切，”这个男人从口袋里抽出一面卡塔卢尼亚小旗，对我们说，“这面旗去时用。” 接着他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小的西班牙国旗，补充道： “这个回来时用，因为正规军肯定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再者这个问题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过是西班牙和卡塔卢尼亚之间的算帐罢了。我们的时刻还没到来。你们听到的这些炮弹声是我们的，但我们爆炸它们只是为了练练手艺。在那有尸体的地方，我们定要为了我们的名声给它添加一些尸体。仅此而已。伟大的重磅炸弹的日子还没到来呢围…··” 我们出发了。平时只用四小时的旅程，由于经常碰到一群一群要我们出示安全通行证的武装人员的拦截，我们花了三倍的时间才走完。大多数闹事者处在一种危险的狂热状态中，我们之所以能继续我们的行程，这主要得归功于这位无政府主义司机的能盲善辩。中途，找们停车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加油。人们在这儿的一个大“盎沃拉特”②下狂舞着，一个临时乐队演奏着（蓝色的多膨河》。有些少女和小伙子拥抱着在散步。布满灰尘的白色公路上，翻倒了一个黑色的酒桶。从咖啡店敞开的门能窥到两个成年人聚精会神地打着乒乓球。加满了油，司机对找们说： “现在请你们原谅，出发前我得去换一下橄榄水围。” 他消失在咖啡店里，回来时一只手扣着裤子，另一只手背擦着下巴。他刚一口喝干了一杯首香酒。一个打乒乓的人没接到球，他把球捡起来，跟另一位打乒乓的人熟练地打了几板，然后朝我们走来。 “赶快上路吧，”他说，“收音机刚广播了孔帕尼斯宣告成立了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巴塞罗那街头已经打了起来。” 在盎沃拉特下面，乐队第三次开始演奏《蓝色的多膨河》，除了在一辆汽车旁争论的一群武装人员外，一切都显得平静正常。争论的声音很大，连我们都能听到，争论的问题是要弄清向我们开枪好不好。无论如何，他们一致同意从加拉精子的性质上寻到挑衅的因素。可我们的司机设工夫等他们做出决定，开始非常愤怒地破口大骂起来，结果他们恭敬地散开了。 第二天，我们在法国边境的塞尔白水车站的一家旅馆中醒来。报纸宣布起义已被镇压下去，那些首领不是死就是被关进了监狱。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只活了几小时。我们刚经历过十月六日这历史性的一夜。从此以后，我只能把历史性的一夜想象成如下的一种面目：你险些因一点小事就被枪杀的一夜，有人打乒乓球，而低级乐队不倦重复演奏《蓝色的多赵河》的一夜。达尔等往巴黎给我U］写了封信，告诉那位司机在返回的途中于巴塞罗那城关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死了。 显然，我没有历史的灵魂和感情。事件越发展，我就越感到自己不关心政治、越成为历史的敌人。我既太超前又太落后了，但可以肯定我不是那些打乒乓球的人的同代人。内战的预感亲绕在我心间。我一回来，就动手画了一幅题为《内战的先兆》的画，我在这幅画上表现了一个巨大的人体，它的手臂和大腿乱堆在一起，发狂似地交缠着。 在伦敦、在萨伏依吃宵夜的期间，内战的最初一些消息赶上了我。我点了一些清水炖荷包蛋，它们让我想到那个海边村庄的乒乓球。那些打乒乓球的人和他们的乒乓球不断纠缠着我。我跟坐在旁边的伊戈尔·马尔凯维奇说用清水炖荷包蛋打乒乓会多么可悲，甚至要比用死鸟打网球还糟。鸡蛋进行了报复，它们让我用牙咬得咯咯响，就像它们掺了沙子一样。萨伏依的厨师与此毫无关系。爬上我嘴的是造反的西班牙的非洲沙子。只有一种利用它的办法，那就是痛饮香按酒！ 然而我并没喝香槟酒。我进入了一个艰苦的禁欲主义时期，它将决定我的风格、我的思想和我痛苦的生活。燃烧中的西班牙将以一种美学照亮这文艺复兴的戏剧。它将给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戏剧和各种道德与艺术的不安折磨的战后欧洲摆上祭品。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举着写有“死亡万岁”的旗帜扑向火焰，而他们的对手则在只需两个字母“FE烟的传统旗帜指引下向前冲去。一下子，从被意识形态的蛆和害虫啃了一半的西班牙的尸体中央，突然显现了隆起的伊比利亚的生殖器，它就像一座塞满了仇恨的白色炸药的大教堂那么巨大。埋葬、挖掘！挖掘、埋葬！要重新挖掘！这就是在这个焦急不安的西班牙中产生的内战的肉欲。人们将看到西班牙能受苦、能让人受苦、能埋葬、能挖掘、能杀人、能让人复活。要找寻传统就得扒开土地，要做到重受国家藏在它深处的珍宝的诱惑，就得糟蹋一切。人们会在挖掘特鲁埃尔地区的情人们时使肉体复活，人们会在相互残杀中相爱。总有一天，一位民兵会带着一名十二世纪修女的木乃伊进入一家咖啡馆。他再也不愿跟这个木乃伊分离，将把它作为壕沟中的吉祥物拿走。我的一位老朋友会看到下葬的高迪身体，一根绳子套着他的脖颈，由兴高采烈的一个顽童拖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他可能会补充一句，高迪好像涂了防腐香膏，保存得很好，哪怕他脸色显得不太好。其实，这并没什么可让人吃惊的，因为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了。在维奇，士兵们每天下午把大主教的头当足球踢…… 整个受难的西班牙升腾起一股气味，这是香火的气味、烧焦神甫的气味、受破刑宗教肉体的气味，它混合着私通人群的汗水的强烈气味，并伴随着死神。无政府主义者体验了他们从不相信的梦想。他们走进公证人的办公室，在桌子上大小便。在许多村庄里，人们建立起极端自由的共产主义制度，烧掉了钞票。 内战既没能改变我各种观念的进程，也没能改变它们的升华趋势。它只是更强烈地把整个革命的可怖深嵌在我心上。我也不想成为一个“反动派”，因为我像惰性物质一般无所反应。我想仍旧成为达利。在我周围，舆论的旗狗狂吠着，希望我表态：成为希特勒分子还是成为斯大林分子；不，一百次不。我是达利分子，只是达利分子！到死我都是这样！我不相信任何革命。我只相信传统的崇高品质。要是革命有利于某种事情的话，那就是通过它抽搐的痉挛，重又恢复了传统失掉的各种因素。通过内战，人们将重新恢复西班牙特有的真正的天主教传统。大家怀着信仰的骄傲和勇气战斗，无神论者和教徒、圣人和罪犯、挖掘者和埋葬者、刽子手和受难人，全都是如此。因为大家都是西班牙人，来自属于各民族中的贵族的这样一个种族囫。 从战争一开始，我伟大的朋友，“不幸死亡”的诗人费德里柯·加西亚·终尔卡就在佛朗哥分子占据的格拉纳达遭到了枪杀，这座城市是他的故乡。赤色分子贪婪地夺走了这一事件，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利用它。太无耻了！尤其洛尔卡是大地上最不问政治的诗人。他作为革命混乱的赎罪牺牲品象征而死去了。这三年间，人们并非出于观点而杀人。人们是因个人的理由而杀人，因个性的理由而杀人。在我看来，洛尔卡具有转卖和出租的个性，这尽够使他在所有别人之前被随便哪位西班牙人射杀的了。 他的死和内战的各种反响令巴黎激动不已，这些情况使我决定离开一阵子。我动身去意大利，在我的祖国察看死亡和毁灭时，我则在察看未来之谜、文艺复兴之谜。这场战争过后、显露在天际的欧洲大灾难过后，我应当成为第一位宣布文艺复兴这一词汇的人。 我的意大利之行，被接近我的人愚蠢地解释成是我思想轻浮和我浅薄的一个例证。只有几位密友猜到了，恰恰是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的灵魂投入了一些最严酷和最关键的战斗。我在罗马漫步，手里拿着本司汤达的著作，为我本人也为司汤达，对想重视凯撒的城市的现代罗马平庸的资产阶级深感气愤。新城市的各种都市化的需求毁掉了各个时代真实的活生生罗马的不可思议的神话。人们刚开辟出一条直达梵蒂冈的长长的现代林荫大道；过去要经过一些迷宫般的肮脏小巷，才能面对梵蒂冈的雄伟规模，从而使心灵受到震撼，这种情况不见了；现在人们提前一刻钟就瞥到它了，这就像国际博览会建筑师的可怜头脑构想的那样。 我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一季，诗人爱德华·詹姆斯邀请我到他家去，他的家在一座花园旁边，据说瓦格纳就是在这座花园里获得他仍B西发尔》的灵感的。我已想到我的幽灵般的《疯狂的特利斯坦河。随后，我移居到古罗马广场的贝纳斯爵士家中，我在这儿度过了两个月；接下来在西西里岛短暂的逗留期间，我找回了一些我的卡塔卢尼亚和非洲的记忆，我画了（非洲印象》。我根本不了解罗马社交界的生活，我的孤独以及加拉几乎就是一切了。我仅仅见过几位难得的英国朋友。葛莉塔·嘉宝由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陪同，当时正在意大利旅游；一天晚上，我碰到她独自一人参观朱理教皇别墅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她缺乏优雅的样子和她相当皱巴的大农让我吃惊，昨夜，在贝纳斯家中有人谈到过她缺少媚态。我不认识她，没向她问好，是她首先非常可爱地朝我微笑，使我不得不低头致敬，接着继续在博物馆里参观。刚一出来，我就发觉她跟在我身后。我特地随意转了几个弯，可我发觉她一直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不像真的情形有点太滑稽了。该跟她重聚还是该逃掉？人群这时向墨索里尼演讲的威尼斯广场拥去，夹在骚动的人群中，我们很快就动弹不得了。在阳台上，领袖讲完了结束语，人群在每一停顿时就朝他热烈的欢呼。看到嘉宝满怀激情行法西斯礼，我感到非常惊讶。她坚持不懈地望着我，仿佛在责备我不伸直手臂敬礼、仿佛在责备我太扭捏。终于人群闪出个缺口，她来到距我不过一米的地方，一些大腹便便的罗马人墙挡住了她。嘉宝向我做了个我不理解的手势，拿出一些明信片，从那些举起的手臂缝隙中向我展示它们。我觉得整个这件事就是反常和令人烦恼的。那些明信片表现了罗马的名胜，她用手把它们弄成扇形一张张给我看。我突然受到了震动。在这些关于这座永恒城市的风景中，我看到一张极为色情的照片。接着又是一张，随后她带着假装的纯洁神态，用一种优雅的害羞动作合拢了这堆明信片。真无法让人相信！我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明白了我虚构的故事。她只是我误入歧途的想象的葛莉塔·嘉宝，再者她跟这位明星肉体上也很少相似之处。这个女人是位裸体模特儿，是我的一位模特儿的朋友。她一定是从那位模特儿处了解到我收集色情画＠。她碰到我，在博物馆里认出了我，想向我提供她本人的收藏，于是就追赶着我。 这个明显的混淆令我不安。我的脑子有了问题。一些时候以来，我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加拉发现我太孤独了，把我带到了山区；在接近柯尔蒂纳和奥地利边界的特列一克罗西，我们住在一家旅馆。她从这里回到巴黎呆了十五天，把我一人留下来。 就在这儿，我收到来自卡达凯斯的坏消息。无政府主义者枪杀了我三十来个朋友，特别是利加特港的三名渔夫。我该决定重返西班牙继续我这些自己人的命运吗？我始终呆在房间里，一直担心加拉不在时我会生病。我得补充一句，四面八方环绕的山峰真把我迷住了。或许应当去西班牙！但那时，我应当加紧享受我所有的健康，以便在这一牺牲的过程中拥有最大限度的活力。我怀着恐慌，严格地照料着自己，为了一点点不正常的粘液，我就匆忙往鼻子里滴几滴药水。我白天都花在漱口上。最微小的丘疹或湿疹全让我慌恐，夜晚我擦抹护肤霜。由于监视疾病和担心炎症而不停地摸着阑尾，我再也睡不着了。我细致地检查我的粪便，心跳着像挂钟一样准时走进厕所。六天来，每当我坐在那儿，看到那挂在墙上的白色马约里卡陶器粘着一大块鼻涕，我就心神不安起来。除此之外，厕所是清洁的。只有这块鼻涕让我恶心。最初我注视着别处，装作没看到它，可它越来越强迫我注意它。这块鼻涕显然是有暴露搞的东西。它卖弄风骚地紧紧缠着那个马约里卡陶器，我不妨冒昧说一句，不可能不看到它。另处，它还是块相当干净的鼻涕，具有略带绿味的美丽的珍珠灰色，中间有点儿棕色。它末端呈尖形，从墙上翻立起来，好像撩拨人们对它采取行动似的。六天过去了，而我却无法同我的顽念做斗争。第七天，我开始行动。这块鼻涕破坏了排便给我带来的那种满意的快乐。我鼓足勇气，用一块薄纸裹住食指，用最猛烈的动作捏着这块鼻涕，想把它弄下来。一股难忍的疼痛袭上我的手指。这块鼻涕像针一般坚硬，刚深深刺入了我的肌肉。血立即涌流出来，疼得我泪水直流。在我的房间里，我想用双氧水给自己消毒，不过最严重的是一部分鼻涕仍贴在指甲下的皮肉上，我不知怎么能弄出它来。疼痛有所缓解，可出现了阵阵刺痛。感染开始了！我像死人般面色惨白，下到餐厅，跟旅馆老板说明我的情况。从我开始住到这儿起，这个人就尽力亲切地同我讲话，可我十分冷淡地回答他，使他无法再继续下去。面对着我这么意外的新态度，他殷勤地连声回答我。他希望仔细看一下我的手指。 “别碰它，”我说，“请只看别碰。这严重吗？” “这东西好像扎得很深。”他说，“可这是什么？是木刺吗？是根针吗广 我没回答。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跟他泄露这块微黑的东西是鼻涕。只有萨尔瓦多·达利才会遇到这种事！一块鼻涕嵌入了这只变得发紫的手的皮肉，必须在破伤风感染身体其他部分前把这只手切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