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重返马德里——永远被美术学院开除——巴黎之旅——会见加拉——独一无二爱情史的艰难牧歌的开端——一被家庭驱逐　　一天下午，我获释离开赫罗纳监狱，晚餐时回到费格拉斯。当晚我去看电影。我自由的消息已传遍全城，我进入放映厅时，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几天后，父母带我到卡达凯斯，我重又在这儿过起了苦行的生活，完全投入绘画和读书中。忆起在马德里的大吃大喝，更增强了这种狂热的学习之情，因为我现在知道，用手抓住一种心醉神迷的新经验的气喘吁吁的鸟儿后，我再回到首都时，我还能重过那种生活。在此期间，重要的是变老；要在这场征服我灵魂的十字军运动中获得胜利，我就得集聚所有的智力和体力，得工作、得斗争，从而也就变老起来。　　到了夏末，我只剩下副骨架了，仿佛是菲力二世十分喜爱的杰罗姆·博施笔下的怪物，一个没有身躯、仅有一手一眼一脑的怪物。　　我家里习惯在午饭后喝咖啡、饮半杯查尔特勒红酒。我尊重这个传统，只有一天例外，我心不在焉地倒了满满一杯酒，饮料甚至溢出一点在桌布上。父亲惊慌地喊道：　　“你在那儿干什么？你很清楚这酒劲很大户。　　我解释我分心了，把一半酒倒回瓶中。父亲会因安睡而变得温和起来……可我究竟在想什么？但恰似我的“帕西发尔”的情况，最好我保持着一些秘密！这会对本书以后的一些版本有很大好处。要是为了满足同时代人的好奇心，我提供自己撕碎的身心是正常的话，那么我为自己的未来利益着想，利用这次机会，有分寸地开始替以后的书做广告，当然也是正常的。　　受的处分一取消，我当即重返马德里，团体的成员在这儿焦急地等待着我。他们说，少了我，就再不是“同一回事”了。他们饥饿的想象需要一些念头，而这只有我能带给他们。大家欢迎我，照顾我，疼爱我。我成为他们的神。他们为我做各种事，给我买鞋、为我定制特殊的领带、替我在剧院里定座位、帮我整理箱子、关心我的健康、服从我所有的怪僻、像骑兵队一样冲向马德里去战胜妨碍实现我最荒唐奇想的种种实际困难。有了上一年的经验，父亲每月只给我很少一点钱，这虽足够我维持生活，但却远远无法应付我打算过的那种狂欢式的生活。与此相反，他一如既往，继续为我支付发票，这不是一回事晚！另外，团体的全部成员在这时也给我经济援助。我每一位朋友都有办法在预定场合得到一笔我们需要的钱：一位把家庭的礼物、一枚镶名贵钻石的戒指送到了蒙一德一皮埃特；另一位奇迹似地成功抵押了一处尚未属于他的大产业；第三位买掉了他的汽车，用来在二三天内支付我们惊人的花销。我们也利用我们富家子弟的声誉，向最不可靠的人借钱。列出了有关人士的表册后，我们就抽签，随后我们中的两个人便跳上出租汽车，或是直接到这些人的家里去，或是到咖啡馆去，跟他们借钱。白天过去之际，我们就这样成功地聚集起一笔可观的款子，它们往往超过我们的设想，满足了我们那难以满足的贪欲。不时，我们还钱给那些借给我们钱最多的人，而这不过是为了再向他们借钱。信任重又建立起来。它消失的那天，我们的父母就收到了一大堆他们难以应付的帐单。我们行为的真正受害者是借钱给我们的那些最老实的朋友，他们不仅相信我们富有，而且钦佩我们，我们却以卑鄙的态度可憎地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向他们施舍了几分钟的谈话，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么干过之后，我厚颜无耻地说：“我们被偷窃了！仅仅是我向他们说的关于写实主义和天主教的话，就值五倍多的价钱。”而我真就大胆地相信是这么回事。　　一天晚上，我不得不听一位真诚赞美我作品的艺术家讲心里话。他悲伤地诉说着自己精神和物质上的困境。他认为我会同情他，然后就跟我借钱吗？我毫不清楚，尽管最后他满眼含泪，难以忍受我无动于衷的长久沉默，对我说：　　“这就是我的情况，你的怎样？”　　“我？我让自己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　　他拿一块干净得令人生疑的手帕捂住脸，轻声哭了。我刚刚为自己的纨绔作风牺牲了一位新受害者。一瞬间，找突然涌起一股怜悯之情。我应当用力顶住，不做退让。我亲切地把一只手放在他肩头，补充道：　　“你为什么不试试上吊，…··或从塔楼上面跳下去呢？”　　这一年内，我结识了好几位优雅的女人，从她们身上，我在口头上和情欲上满足了我最充满仇恨的欲望。我也开始躲避洛尔卡和团体，这个团体越来越变成“他的”了。这是他那无法抗拒的影响力的顶峰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隐约感到妒忌折磨的时期。有时，我们沿着拉’卡斯特拉纳林荫道散步到一家常去的咖啡馆。我知道洛尔卡在这儿会像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闪闪发光，于是我一下子就跑掉了，三天没再露面。谁都无法从我口中探出这些躲避的奥秘，而我也不想再揭开它们。　　我喜爱的游戏之一，是把钞票投入威士忌中等待它们解体。我喜欢当着那些半上流社会的女人面干这件事，我往往怀着精明的吝啬跟她们讲价钱。放纵了一年后，有人通知我被学院永远开除了。国王在1926年10月20日签署的决定正式登在公报上。我在我轶事性自画像中报道了造成这次开除的偶然事件。我能补充评论的，就是我对此既不惊奇也不愤怒。不论什么评审团都可能有理由这么干的。　　我本人曾希望这样，我深深希望这个最终的惩罚结束掉我放纵的生活。我想回费格拉斯努力干一年，然后再说服父亲我应当去巴黎继续学习。一旦到了巴黎，我就要夺取政权了！　　我独自一人在马德里度过我最后的一天，整个下午走遍了百来条我忽略的街道，这些街道深刻地体现着平民和贵族把他们的命运融会在同一历史中的这座城市的本质，在十月明亮的光线下，马德里像一块脱离肉体的大骨头，微染着血的各种粉红色调。夜晚来临了，我去了雷克脱尔俱乐部，坐在我心爱的角落里，与平时的习惯不同，我只清醒地喝了两杯威士忌。我独自在这儿呆到黎明，在出口处，受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矮小老妇人的纠缠，她浑身发抖，不停地向我乞求。我全不顾她，继续走我的路，一直来到了西班牙银行，这儿有位很美的姑娘在卖枪子花。我给了她一百比塞塔，买下整整一大束花，随后我突然转向跟在我身后的那位矮小老妇人，把它当礼物送给了她。我走了几步，转过身来看她，在黎明的漫射光线中，她茫然失措地站在人行道边上。她手臂里的一篮柜子花形成了一团白色块。　　第二天，我带着那些懒得装满的空箱子离开了马德里。我回到费格拉斯，使我的家庭感到沮丧。被开除了，而且连件换的衬衫都没有！我的未来将会怎样啊！为了安慰他们，我不断重复着：　　“我向你们发誓我认为已整理了箱子，不过我必定把它同两年前动身那次弄混淆了。”　　我的父亲垮了。这次开除毁掉了他看到我从事官方职业的全部希望。我那时最成功的一幅石墨素描，是以他和妹妹为模特儿的，从他面部的表情上，能觉察到那些天来侵蚀他的悲怆的苦涩之情。在画这些具有严格古典主义风格的素描同时，我越来越渴望把我的立体主义经验与一种传统结合起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大画廊展出了我一些油画c达尔茅（他的外貌像格列柯笔下的人物）在他那被认为是最前卫的店里举办了我的个展。人们就这次展览谈得很多。出现了一些论战，但我一直对此毫不关心，只在费格拉斯的画室里发奋工作。但巴黎听到了悄悄的传言，说在西班牙刚刚发现一位新画家。毕加索路过巴塞罗那，看到我的《背面的少女》，讲了一些高度赞美它的话。就这个问题，我收到一封保尔·罗森堡的信，向我要一些照片。我凑巧投寄。我知道在我到达首都那天，把它们装在袋子里了。　　我由姑姑和妹妹陪同，首次在巴黎呆了一周。它以三次重要的参观访问为标志：凡尔赛、格雷万蜡像馆、毕加索。曼努埃尔·盎格罗·奥蒂兹把我介绍给毕加索，奥蒂兹是格拉纳达的一位立体主义画家，我是通过洛尔卡认识他的。我到达拉鲍埃蒂街毕加索住所时，我极为激动，心中充满敬仰，仿佛在受教皇本人接见。　　“我先到你家里来，以后再参观卢孚尔宫。”我对他说。　　“你做得对。”他答道。　　我带给他一幅细心包装的小画《资格拉斯少女》。他打量它有一刻钟的光景，但没做任何评论。此后，我们登上顶层，毕加索让我看了大批的油画。他来来去去，拖着靠在画架上的一幅幅大画，他在乱糟糟的画室里寻找着想给我看的那一切，为我一人全心全意地忙碌着。面对每一幅画，他都向我投来非常聪明和活泼的一瞥，使我激动地微微颤抖。我没发表什么评论就离开了。在门口，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意味着如下的含义：“懂吗？”“懂！”　　这次旅行之后，我在达尔茅画廊举办了第二次展览，并向马德里的伊比利亚美术家沙龙送去了一些油画。我的名声最终确立了。　　有一天，我收到胡安·米罗柏来的一封电报。安·米罗在1926年左右就已成名，他通知我他要和他的画商彼埃尔·罗柏一起到资格拉斯来。父亲深受影响，开始相信更长久地呆在巴黎对我将是必要的。米罗喜爱我最近的画，非常热心地保护我。相反，罗柏面对我的作品直爽地持怀疑的态度。在罗柏与我妹妹谈话的预定时刻，米罗把我拉切一边　　“这些巴黎人，”他说，“比我们认为的还要合得多。你到巴黎后，就会发觉这一点的。事情并不像外表上那么简单啊！钓　　事实是，一周后我收到彼埃尔·罗柏的一封信，他并没向我提出一份辉煌的合同，而是逐字逐句对我说了如下的话：一别忘记让我了解你活动的情况，不过你目前所做的太混乱了，而且也缺乏个性。工作，再工作吧！要等待你不可否认的才能的发展。我希望能有照顾你的那一天。”　　几乎在同时，父亲收到米罗的一封信，对他解释到巴黎去的好处，最后他说；“我绝对相信您儿子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　　这时，路易斯·布努埃尔向我阐明了他想导演的一部由他母亲提供经费的影片的观念，我觉得他的观念平庸，有种肤浅的先锋派意味：一份包含着从各种社会新闻到喜剧片段的热闹的报纸。最后一名咖啡店侍者把这份报纸从人行道上扫掉了。我感到这是廉价的感伤主义的东西，于是回答他这个脚本一无价值。我可有个好得多的脚本，又简短又才气横溢，与当代的电影完全不同。这是真的，这个脚本甚至已经写好了。有努埃尔极其兴奋，打电报告诉我他要到费格拉斯来。我们共同动手修改影片的微小细节，这部影片题目是《安达卢西亚的构人布努埃尔带着我们的作品到巴黎去了。他负责导演、分镜头和剪辑。再晚些时候，我也来到了巴黎，我能在旁边注视这部影片的进程，每天晚上，我同布努埃尔不停地谈论着，他自然地接受了我说的一切，就这样，我参与了导演工作。　　不过距这次动身还有两个月呢，我利用这段时间，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并借助围绕着《艺术之友》杂志组织起来的一个巴塞罗那小小的智力核心来磨练我的战斗方法。我随心所欲地控制了这个团体，从我花费格拉斯的洞穴，我就使巴塞罗那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着手征服巴黎之前，这种经验证明是有用的，在检验我那些极不同和极矛盾的“手段”的效能方面，它特别有用。这些积累起来的“手段”与一历史”混合在一起了，我总是具有轻松地控制我周围人反应的天赋。感到所有那些就要堕入炼狱而对此并无觉察的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周围，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　　我到了巴黎，忆起一本在西班牙读过的小说的题目：《不做凯撒，就成粪土》。我叫住一辆出租汽车，问司机：　　“你认识上等的窑子吗？”　　“先生，请上车吧，请上车吧，别担心，我认识所有的窑子。”　　我没看所有的窑子，但我参观了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窑子，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些。我觉得沙巴耐是最欢乐的地方。我欣赏它这儿的色情的安乐椅（这是法朗梭瓦一约瑟夫让人制作以满足他各种欲望的）、雕成天鹅形的浴缸和装饰着第二帝国镶境和金银边饰的、好像是用浮石制造的颇为奇特的楼梯。要是我得在世界上选择三处给我留下最深的神秘印象的地方，我就会说沙巴耐的楼梯是最神秘最丑陋的“色情”场所，维琴察的帕拉第奥剧院是最神秘最神圣的美学场所，埃斯库里阿的西班牙国王陵墓人口是最神秘最美丽的墓地。因为照我的看法，色情应当总是丑陋的，美学是神圣的，而死亡是美丽的。　　如果说窑子的内部装饰迷住了我，那么与此相反，我觉得那些窑姐同它极不相称。她们的粗俗和平庸，并非我需要的，无法满足我淫荡的幻想。我不会去碰她们，只能指望看她们三三两两接着出现，无精打采，惶惑不安，就像有人刚在休息时突然抓住她们似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利用这个环境和气氛，或者还能作为“帮助”，得到那些照章纳税的“克里奥尔女人”中的一位。不过得去别处找这种女人和把她们带走。无论如何，这次参观还是有用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我都能用看到的难以置信的小道具维持我那些色情的梦。　　参观完这些窑子，我去胡安·米罗家拜访他。我们一起吃午饭。他不讲话，起码也讲得很少，到了晚上，他向我宣布他打算把我介绍给玛格利特，我认为他指的是比利时画家列耐·玛格丽特，我把这位画家看成是我们时代最复杂难解的一位艺术家。由于我一开始就把这位画家想象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这使我不安起来，事先我就打算爱上她，哪怕她并不是很美、很美的。　　“她很优雅吗？”　　“啊，不！她很朴素。”　　我焦急得不得了。管她朴素不朴素，我要把她带到沙巴耐去。在发头上插了几根黑白相间的羽饰，我终于打扮好了。晚间，玛格丽特来到图尔拉克街米罗画室接我们。她是位高大瘦弱的少女，不大的面孔上神情变幻不定，仿佛是个神经质的死人头。我立刻抛开全部色情的计划，让这个比米罗还不爱讲话的人迷住了。我们在毕加尔广场的一家餐馆吃了份肥肝、喝了一种相当不坏的酒。无疑，面对着这两位哑巴宾客，这是我一生中最安静、最令人困惑的一餐饭。米罗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问我有没有无尾常利服。我觉得他的声调显得非常担心似的。　　我试图根据他们令人困惑的作品来重构他们所想的事，他们的怪简，正如他们内心和意识形态的流露一样，对我来说似乎全是深不可测的谜。我离开他们时，米罗对我说：　　“你应当做件无尾长礼服，我们需要在社会上露面。”　　第二天，我去一家裁缝店为自己定制了一件无尾长礼服。我住在维维埃纳街的维维埃纳旅馆。我后来了解到这条街劳特亚蒙居住过。我有了无尾常礼服，米罗带我到达托公爵夫人家吃饭，她是在马德里街头被暗杀的保守派部长的未亡人。大批来客中，我差不多只记得库埃瓦斯·德·维拉伯爵夫人，几年后她成为我的好朋友。她很熟悉马德里所有精神运动的情况，我们谈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使大家发愤。米罗穿了件像盔甲一样凸起的上浆衬衫，他变成这件衬衫的囚徒；他仍然保持着沉默，但他观察着一切并像他那马赛人故事中的猫头鹰一样思索着。饭后，我们去醉舟喝香槟酒。在这儿，我发现了一个名叫雅各比的人，这是个幽灵般的、闪着磷光的、绝无仅有的、夜间活动的生命，我在随后的生活中必定会看到他，在所有新夜总会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碰到他。我在巴黎摆脱不掉的东西之一，就是雅各比苍白的面孔，可我从来无法弄清其中的原因。这绝妙的雅各比，真是只萤火虫啊！　　米罗以令找羡慕的随便态度付了帐单。我们俩单独走回去，他终于下决心讲话了。每说一句，他都用力收紧嘴唇：　　“这对你将是严峻的，但你不要泄气。别说得太多（于是我理解到他的沉默或许是种策略），要锻炼身体。我有位老师，每天晚上我都练拳击。明天我们去拜访特利斯坦’查拉，他是达达主义者的头。他有威望，可能会请我们去听音乐会。要拒绝。我们得把音乐当鼠疫来提防…··’生活中重要的，就是要固执。我想表现的东西没体现在我的画上，我就把头在墙上使得流出血来…·”　　他喊着：“再见离开了我。一瞬间，我在想象中看到那面血迹斑斑的墙。这是与我的血相同的血。米罗的作品在这时已开始成为我所想的一切和我会祟拜的东西的对立面了。没关系，反正血在那儿！　　第二天，我们在波埃尔·罗柏家吃饭，陪客是他培养的半打新手。他们全受着合同的支配，享受着令人快慰的小小光荣，这种光荣刚一出现，就要消失了。这群从找记忆中被抹去的人中，唯一有个性的人就是画家巴维尔·柴里切夫。我出来后，他是世上第一位把我带到地铁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挤进地铁里，柴里切夫看到我害怕的神情，开心得笑出了眼泪。他告诉我他要在我头一站下车，我抓住他求他别丢下我。　　“别这样，”他说，“这很简单，下一站你下去后，会看到出口两个大字的。你只要登上几级台阶，就会到外面了。此外，你只要跟着那些同你一起下车的人走就行了。”　　如果没人下车呢？找终于到了站，登上台阶，走了出去。经过地铁压迫人的恐惧感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很容易。柴里切夫刚给我指出了地下的道路和我成功的正确公式。后来，我总在生活中利用外人难解的精神的隐藏地铁。我那些最亲密的朋友多次寻思我在三四个月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达利呢？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　　达利在他的地铁里旅行，并在最意外的时刻突然从那里出现：“找到了、找上去了、我出来了。”地铁把半窒息的我留在上面，重又疯狂地呼啸而去，它不倦地单调重复着：“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　　虽然初次乘地铁成功了，可我仍然避免重复这同样的危险经历，而是乘坐到处等着我的出租汽车，为此我花掉了一大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费钱。　　我来了！我来了！是时候了。布努埃尔开始拍摄《安达卢西亚的狗》。彼埃尔·巴切夫恰好具备符合我的男主角的理想体貌。他已经在服用麻醉剂，不断嗅着乙醚。我们的影片刚刚完成，巴切夫就自杀了。《达卢西亚的狗》是部青春和死亡的影片，找打算把它当作匕首，刺入优雅的、有教养的、富于才智的巴黎的心脏。欧仁尼奥·蒙代斯在1929年就此题目写道：“市努埃尔和达利刚刚坚决地站在了被称为趣味高尚的、漂亮的、令人愉快的、风行的、法国式的那种东西之外。伴随着这部影片的一台同步留声机放送着特利斯坦。但应当放送的是《波里卡扎的霍塔舞曲》国，这是不愿成为法国式的，而想成为阿拉贡西班牙的、块布罗河的、伊比利亚半岛尼罗河的（阿拉贡，你是个埃及，你在死亡之上树起了霍诺舞的金字塔）阿拉贡式的东西。月亮野蛮的本原之美，‘血比蜜甜’的荒原之乡，终于重现在世界上。不，别去寻找法国的著毅。西班牙不是花园，西班牙人也不是园丁。西班牙是颗行星，这儿的昔键是腐烂的驴子。那么也就不存在风趣，不存在装饰；西班牙，这就埃斯库里阿，而非精致，因为无法篡改它。西班牙不能涂抹乌龟，也不能用水晶薄膜打扮驴子。在西班牙，十字架上的基督流着血，人们把它们抬到街上游行时，两排国民卫队护送着它们。”　　蒙代斯以下列话语结束：“在电影史上，这是一个时期，一个以血为标志的时期，就像尼采希望的那样，就像西班牙总在做的那样！　　影片获得了我所预期的结果。一个晚上，它就搞垮了战后的装成有知识的先锋主义的十年。被称为抽象艺术或非具象艺术的这种卑鄙的东西，倒在我们脚下，奄奄一息了，而在我们影片一开始时，它看到被剃刀割裂的少女的一只眼睛后，就再也无法恢复过来了。在欧洲，再也没有蒙德里安先生那些古怪的小小菱形的立足之地了。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主任们一般是感觉麻木的人，什么都不会让他们吃惊。我们的制片主人承认，看到我们为这么短的影片向他提出所需物品的清单时，他认为这是在做梦，这份清单包括：一位两臂下各夹着一块熊皮的裸体女人；巴切夫用的一个无嘴面具和另一个嘴部用毛来替代的面具，这些毛要使人想到腋窝的毛；四头腐烂着的驴，要把它们陈列在四架三角钢琴上；一只真的切下来的手，母牛的一只眼睛和三个蚂蚁窝。　　拍摄腐烂驴子场面的那天，我要说那景象真值得这么花力气。我把大瓶的粘糊糊胶水倒在它们身上，来替它们的腐烂化装。我掏空它们的眼球，再用剪刀把它们扩大。我同样地剪开它们的唇，让牙齿更好地露出来。我还在上面加了个额外的颌骨，以便加强效果。这些驴子似乎要在另一些颌骨上方呕吐出它们自身的灭亡，这另一些颌骨不过是一些钢琴键盘，一些有五十个棺材的最凄惨的黑色钢琴。　　《安达卢西亚的狗》把我从尘世的生涯引向胡安’米罗希望传授给我的那种生涯。我对他说：　　“我喜欢从腐烂的驴子开始。这更紧迫。其他的随后会顺利地出现的。”　　我没搞错。一天晚上，我在圆顶酒吧碰到了罗贝尔·德斯诺斯。他带我到他家里去。我像平时一样，臂下夹着一幅给人看的画。德斯诺斯想买它，可他没钱。他当然明白我放在这幅题为《春之初》的油画中独创的东西。我在这幅画中，用惊人的客观态度描绘了各种淫荡的乐趣。　　他对我说：“这与大家在巴黎做的完全不同。”　　这么说过后，他就怀着恶梦般的激动情绪，以不自然的无穷无尽的抒情口吻谈论起罗伯斯庇尔，他不停地谈着，使我不由想睡觉了。正如每次听人长谈法国大革命那样，第二天我就犯了咽喉炎，而且还挺厉害。以往，我一旦略有发烧，便会看到有人围绕在找身边，给我无数过于庭重的关怀和照顾，可找现在浑身无力，不得不躺在床上，孤零一人呆在旅馆的房间里。突然之间，我感到这家旅馆太可怜了，它的整洁更成问题。当天夜里，我不得不起来，我发现天花板上贴着三个山子，是蟑螂还是臭虫？我把枕头朝它们扔去，可我很虚弱，打不到它们。我又沉重地倒在床上。耗尽了气力，找睡了个仍然焦躁不安的觉。醒来时，找注视着上方，缺少一个，它一定是落到我床上了。我感到恶心，开始抖床单和被子，可没找到它。突然，找吓得喊出声来，我把手伸向后背时，在只能用指尖碰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由于叶在我皮肤上。我无法弄下它来，越想弄下来，它就盯得越紧。我跳下床，站在镜子前。扭动身体，我能看见贴在我皮肉上的虫子，它圆圆的，吸足了我的血。这准是壁虱。我愤怒地用两个手指捏它，可无法把它弄下来。这只壁虱那么深地嵌入了皮肤，仿佛与我本人合为一体了。我始终不能弄掉它，好像它变成了连体双胞胎吓人的胚胎原基。我的害怕和厌恶太强烈了，找不得不做出一个野蛮的决定；我用剃刀片着手割皮肤上的壁虱，四面八方都割破了，才终于把它挑了出来，一股血流从背上涌出。我刚造成的这样一场失血，便找陷入半昏厥的状态中，我勉强挪动到门口，向公佣呼救。地板上留下了长长一串鲜红的血迹。我用一条床单缠绕在上半身，试图扎住伤口，防止大量出血。布上渗出了一大块血迹，我得转向盥洗室，但水流只是增加着大量的出血。女佣并没来。我发狂地撤着铃。我的房间仿佛变成了屠户的肉案子，床上、地毯上、墙上、衣柜的镜子上都是血。女佣终于出现在门口，地发出一声尖叫，接着就跑掉了。楼道里一遭嘈杂声向我宣告有人来了，这回同时出现了好几个人，为首的是旅馆经理，他问找出了什么事。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可这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用法语讲壁虱这个词。经理慈父般地用眼神鼓励我。他显得极为有人情味，极为想了解一切…··，　　“这是一个咬着我的臭由！”　　医生终于来了，我已经明白根本没有壁虱或臭虫叮在找背上，那不过是一个我完全了解的“痔”。医生对我说，自己做这样的手术太危险了。我向他解释把这个德当成一个寄生虫了，但白费劲，他并不相信我。　　“我懂得这样的一块斑点长在脸上，有人会想消灭它，可就是那样，触动它也是荒唐的事！而长在后背上，这又能把你怎么样？”　　我很快站了起来，又虚弱又沮丧，仿佛再不会恢复以往的健康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安达卢西亚的狗》还没路公众见面，我觉得它全搞砸了。如果我做得到的话，我就会把它毁掉。还缺半打腐烂的驴子，演员们很糟糕，脚本不少地方也缺乏足够的诗意。　　除了影片，我还能做什么？我的某些粗话证明是无用的。我的羞怯妨碍我出风头，使我对自己不满。卡米尔·戈曼答应跟我订份合同，坦签约一直拖延着。　　我没能成功地找到一位优雅女人，也没有人会接受听从我色情奇想的摆布。我像头发情的狗跑到街上，可什么也没找到。奇迹偶然出现时，我的羞怯又妨碍我接触它。多少个下午，我跑遍大道，坐在街头的咖啡座上向异性使眼色，我觉得街头散步的所有女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与我相同的欲望。可并非如此！满怀沮丧，我开始虐待一位丑陋的女人，我一分钟也不放过她，用热情的目光盯着她。每当她上了公共汽车，我就坐在她对面，用膝盖轻轻触碰她。她站起来，换了个座位。我不得不下车，在这充满敌意的、忽略我的大道的人流中，重又混入女人堆里（我只看见了女人）。然后呢？你想把整个巴黎放进去的袋子在哪儿？你真是大蠢货！就连丑女人也吸引不了。　　回到旅馆乏味的房间里，双腿疲劳不堪，心中满含苦涩的悲哀。所有那些刺痛我眼睛的无法接近的女人占据了我的想象。面对带镜衣柜，我试着尽量延长时间，回忆一个又一个白天见到的形象，迫使她们向我显露她们身上我极为渴望的东西，从而实现了我孤独的祭献。令人疲惫不堪而又致命的长长一刻钟过后，我用紧握的手的全部野性力量，夺得了同灼热的辛酸泪水混合在一起的无上快感。巴黎有那么多的女人大腿，而在我不知不觉独自躺倒的床上，却没有一个来找我的。入睡前，我从不会忘记与天主教的简短交谈。　　我经常去卢森堡公园，坐在长凳上，我哭了。一天晚上，我未来的画商戈曼带我去塔巴林舞厅，他让我注意由一位穿缀着闪光金属片连衣裙的女人陪伴着进来的某个男人。　　“这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他在巴黎举足轻重，而且他也买画。他的夫人在瑞士。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女人是他的朋友。”　　我们走过去同他们见面，喝过好几瓶香槟酒后，我们就熟识了。我觉得艾吕雅是位传说中的人物，他静静地饮酒，出神地凝视着我们周围的那些漂亮女人。我们离开前，他答应来年夏天到卡达凯斯来。　　第二天晚上，我到奥塞站乘火车回西班牙。天空中的所有天使似乎都相约到车站餐厅陪伴我。我在餐厅仅仅吃了一盘细面条。从上回犯咽峡炎以来，我首次感到饿。　　“萨尔瓦多，你现在不再需要生病了，既然你不再非要‘把巴黎放在袋子里’了。”　　经验告诉我，每次人们想把某个东西放在袋子里，但又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人们就会生病。那些掌握局势的人，决不会是病人，哪怕他们的机体越来越弱并出现故障。于是我把我的疾病挂在奥塞站的衣帽架上，仿佛它是件在我将开创的夏天里无用的旧大衣。如果下个冬天需要大衣，我就去弄件新的。再见吧！　　次日清晨醒来时，已是在卡塔卢尼亚了。我们穿过我亲爱的益浦当平原，从“塔楼磨坊”前经过。机车呼啸着、鸣响汽笛，很快就进入了费格拉斯车站。　　经过在巴黎的疾病后，我体验到“最透明的”健康时期，它就像暴风雨过后的纯净天空一样。我说“透明的”，因为这恰似我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重又兴盛起来的我解剖学的所有粘稠小机械的完美功能。一种股胜的预感在我心中渐趋明显了。这只能是在某一位女人躯体中复活的加露棋卡。　　一旦我回到卡达凯斯，我立刻就被童年的记忆包围了起来。在我的青春期和我两次居留巴黎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全被我总是无法确定它们出现的明确时间，可却坚信我在童年时期确实见过的那些形象掩没了。我看到一些遍体是绿色的幼鹿在我狂喜的眼前经过。只有它们的角是储石色的。这或许是些拓印画，但它们的轮廓似乎是那么明确，我很容易重新画出它们来。另一些形象大批涌来，它们时常更为复杂难解：一个兔子头，上面的眼睛就像叠印的鹦鹉眼睛；一条鱼的嘴上长着只殊标。如果我划船荡桨的话，那么我就能看到在我周围突然涌现大量五颜六色的小小女式阳伞，这使我一天的其余时间都有种无法形容的喜悦之感。　　好几天，我都听任自己完全沉迷在追随这些形象的乐趣之中，此后我决定依照它们出现的时间顺序，用尽量忠实再现它们的方式完成一幅画。我决不把个人的好恶掺入其中。它将成为一幅超现实主义能靠它壮大声势的最真实作品之一。它首先将是不寻常的，远远不同于达达主义者“凭经验”摆布成的诗意的拼贴作品，而且同契里柯的形而上绘画是对立的。人们将不得不承认它的原生物特色。这与抽象画家们诗意的软弱也是对立的。我会是超现实主义仅有的独一无二的画家，无论如何恰如这一运动的首领和教宗安德烈·布列东声称他希望的那样。然而他看到我的画时，在某些粗俗的因素前踌躇了许久，因为前景上，能看到一个背影，其短裤上沾满粪便。这种因素中不自觉的方面，在全部精神病理学的图像志里是如此有特色，应当能使他满足。可我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说这只不过是模拟粪便的东西。从我的观点看，这种自身如此理想主义的狭隘精神，正是超现实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智力缺陷”。人们在并不需要等级制的地方建立了一些等级制。一处粪便和一块水晶石，两者都是从潜意识中产生的，它们的价值相等。相反，这些超现实主义者却都否定了传统的等级制！　　日出时分，我醒了，没洗脸也没穿衣，就坐在房间中面对床的画架前。早晨最初的形象就是我画布上的形象，同样它也将是我人睡前看到的最后形象。为了能在睡眠期间保持住它的图形，我用眼睛凝视着它，通过这种方式，我尽力使自己人睡，好几次，我深夜起来，在月光中注视它一阵子。有时，在两次打诚期间，我打开电灯，凝视这件缠住我不放的作品。整个白天，我坐在两架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好像一位通灵者那样，要从中看到我自己想象的各种因素突然涌现出来。那些形象恰当地出现在这格面上时，我立即抓住时机把它们画下来。可有时看不到任何东西出现，我就得等待几个小时，闲着无事可干，握在手中的画笔一动不动。我也有些虚假的形象，它们在消失前，令我气急败坏，犹疑不决，我思忖着：“那么，她是在洗澡吗我攀登在岩礁间，躲开一阵阵微风，让自已被晒热，然后一下子纵身跳入湛蓝的海水中，这深深的海水比我从塔楼磨坊高处隐约看到的那些海水更加深不可测。我裸露的身体抱住了我的灵魂，一边抚摸她一边向她重复：“等一等，她就会来的！”可我的灵魂不喜欢这一类的拥抱，以青春的过于激烈的冲动方式试图挣脱掉。“别这么抱紧我，”她说，“你很清楚她是来找你的广这么说过后，我的灵魂不再洗澡了，她坐在阴影下，完全就像我童年时的奶妈那样跟我说：“去，去玩吧！你累了时，再回来找我，我们一起回家。　　下午，重新面对画布，我一直画到黄昏时分。满月使我灵魂中母性的潮汐涨了起来，并用它平淡的光照耀着我那穿着夏天连衣裙的加露棋卡非现实的身体，从我童年的虚假记忆以来，她跟我一样，也长大了。我的整个灵魂锁在渴望她。她走过来，但随着她越来越接近我，我尽力使那给人极大快感的期待多延长华时间。我对自己说：“享受吧，享受这一美妙的时刻吧！她还没来到这儿呢。”于是，我把枕头套都咬透了，这对我再一次从我的身体中得到了那比蜜还甜的孤独快乐。哎喀，哎喀！我的灵魂扶叫起来，地喊过之后，我就经营了，没敢碰一不伸直身子躺在我旁边的、赢默无声的、无知无党的加思改卡。　　她在我之前就醒了；太阳升起时，我才睁开眼睛，我发现她站在画旁，在守护着。我请大家谅解我在动手证明这个“灵魂”是一个寓意时会有的粗略。不过这是在我当时的幻想中占据着相当明确位置的一个熟悉的寓意。我之所以向大家指出这一点，这是因为下述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幻觉，我一生中体验过的唯一真正的幻觉。我要最准确地叙述它，以便不使它同我其他的从没达到这种视觉强度的幻觉混淆起来。　　那是个星期天，平常这天我总是起得很迟，大约在十二点半左右。由于要大小便，我才醒了过来，走出房间到二楼上厕所。在楼梯的平台处，我碰到父亲，跟他讲了会话，似乎有一刻钟光景。由于这件事，排除了我上厕所是个梦的可能性。我清醒了。我回到房间，打开门，我看到在窗前坐着一位非常高大的女人，她穿了件类似长睡衣的服装，以侧四分之三的方式坐在那儿。尽管这位女人从肉体上说是绝对真实的，但是我还是立即就明白我产生了一个幻觉，而出乎我的预料，我对此竟然毫无印象。我重又回到床上，以便最舒服地审视这个惊人的现象。为了更好地看到她，我始终坐在床上，可我想整理下背后的两个枕头，还不到一秒钟，在我转过头来时，她就不见了。她并不是慢慢地融化的，而是突然消失的。　　这个幻觉使我希望还有别的幻觉。可幻觉不再重复出现了。然而每当我打开门，我就感到有可能看见某个不正常的东西，不过在那时，我实际上也并非“正常”的。有各种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确定“正常”与“非正常”的界限再也不是基于活的生命。如果我说1929年在卡达凯斯我不正常，这只是同我写这本书的今天比较而言的。无可争辩，通过适应现实，我在这方面取得了几乎无法置信的进展。在我有最初的幻觉时，我热衷于我身体中种种不正常症状，竟然达到要去激发它们的地步。每天早上，我都要浇灌一下我疯狂的植物，这只是因为在它长出将吞噬我自己生命的花与果之际，我了解到应当用脚踢踏碎这个植物，让它回到地下并重新征服我的“生命空间”。听到“为荒谬而荒谬”的口号，我应当在年底换上已经成为天主教精华的“征服荒谬”的口号。荒谬给我留下了它的各种秘密，我通过奋力进行我的毁灭性的征服，通过试图把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拖向我，从而小心地保护了这些秘密。　　在1929年，这时已因此成了男子汉的我，住在用石灰刷白的卡达凯斯，住在这个我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小村庄。我是个男子汉，我每天都尽力变得更疯一点儿。就在这时，我开始染上大笑的毛病，它发作的太剧烈了，我随后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我为什么笑？几乎没什么理由。例如，我想象着三位很矮小的神父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一座像皇村中日本式花园里的罗锅桥，他们之中最后一位也是最矮小的一位神父刚要走过桥的那一瞬间，我死命从后面踢了他一脚。他像只遭围捕老鼠似的停了下来，调转方向飞奔着逃掉了。我从后面踢他时，这位矮小的神父脸上流露出的惊恐表情，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我只要回忆一下这个场面，就会捧腹大笑，根本无法停住和忍住，而且我在任何场合下，都会因想到这件事而大笑不止。　　大量例子中的另一个例子是，我喜欢想象跟我谈话的人或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的头上立着一只小猫头鹰。而在这只猫头鹰的头上，醒目地摆着一滩粪便。猫头鹰是雕刻出来的，而粪便则是我拉出来的。这只托着屎的鸟儿并没有在这些人身上产生我所设想的那种效能。在某些人看来，它的喜剧效果达到了顶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根本没有喜剧效果。我必须更换猫头鹰所呆的人头，但经常我找不到恰好能配合我想法的人头。当我找到它时，我注视着那位并没注意到我刚在其头顶上放了东西的人的面孔，注视着这只鸟儿的凝固的眼光，我的快乐达到了顶峰，什么都无法与之相比。我的阵阵大笑是那么强烈，伴随着它们而来的便是一阵阵痉挛。人们从楼下的花园听到我的笑声，父亲停止了一会儿手头的活计，他正在浇灌晒得枯萎的光秃秃的蔷额。　　“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这孩子在笑。”他高兴而又有点儿担心的说道，不过仍继续干起活儿来。　　这时，我收到我的画商卡米尔·戈曼的一份电报，我跟他刚签订了一个协议，根据该协议，他付三千法郎后将独家拥有我夏季的作品。下一展览季节，他要在他的画廊里展出我的绘画作品，我将得到自己那份提成费。不管怎么说，他用三千法郎，成了我三幅由他挑选的油画的所有着。父亲觉得这条件很公道。至于我，我还没能对钱有确切的概念呢。我确信五百法郎的硬币应当比一千法郎的钞票更耐花。对读者来说，这似乎太不像真事了，不过当时了解我的那些朋友的证言或许能打消他们的怀疑。　　于是戈曼打了电报，来到我这里。他对远没完工的《以郁的游戏》国满怀热情。几天后，列耐·玛格丽特及其妻子也来了，接下来是路易斯·布努埃尔。保尔‘艾吕雅写信通知我他要来。　　一些天，我首次被一群超现实主义者包围着，这些人刚发现一位个性奇特的人，他们受到该人的吸引，纷纷跑了来。他们确实是为我而来的，因为卡达凯斯无法提供任何一种乡间度假地的舒适，而我则是住在父亲家里的。　　我大笑的毛病让大家感到吃惊。看到他们惊异的面容，我又爆发出一阵阵大笑。那些天晚上，在海滩上乘着凉，人们正极为严肃地谈论着，我涌起想插一句的欲望，而当我刚开口的那一刻，一阵无法平息的大笑爆发了，我浑身乱颤，连眼泪都流了出来。我终于完全静下来，不再想笑了。我那些超现实主义的朋友以容忍的态度接受了我的大笑，把它当成我所流露的天才中不可分割的众多缺陷之一。　　“不值得向达利征求意见，”他们说，“因为他很自然会大笑起来，而我们将要为此耗资足足一刻钟。　　一天又一天，我大笑的毛病发作得更频繁了。从他们的眼神和低语，我明白我的状态开始让他们担心了。我觉得这件事同样很有趣，因为我了解我大笑的原因，我终于向他们解释：　　一要是你们看到我所想象的东西，你们全会比我本人笑得更厉害。”　　感到困惑，他们想了解得更多一点。　　“想象一下吧，比如，一位相当可敬的人……”　　“是的，讲下去…”　　“现在请想象一只小小的猫头鹰，它的身子是图案化的，而它的头却是真的猫头鹰的头。你们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　　大家非常认真地尽力想象我刚向他们描述的情景。　　“是的、是的，讲下去，…·。”　　“那么，想象一下这只猎头鹰头上有一滩粪便，而这并非随便谁的粪便，它是我的粪便。”　　大家等待着，谁也没笑。　　一怎么，我讲完了，就是这件事啊！”　　这回他们笑了，不过很微弱也很勉强。我很清楚他们这么做是出于礼貌。　　“不，不，”我说，一你们并没像我这样看待此事；要不然你们会笑弯了腰，瘫倒在地上的。”　　我笑弯了腰的一天早上，一辆汽车停在我的住宅前。保尔·艾吕雅和他的妻子走下来，长途旅行使他们非常疲乏，他们刚到瑞士拜访了列耐·克列维尔。他们很快就离开我们，到米拉玛尔旅馆去休息，他们约我们五点钟到这家旅馆见面。　　我觉得加拉·文目雅的面孔显得十分聪慧，但是她似乎脾气不太好，仿佛不高兴到卡达凯斯来。　　五点钟，我们这群人动身去找他们，我们全呆在法国梧桐树荫下的露天座位上。我喝了林法国的绿茵香酒，又犯了大笑的毛病。有人向似乎对此颇感兴趣的艾吕雅解释这种情况。显然，所有其他的人都克制着不向他说什么：　　一等等，这没什么，你就会明白的。”　　晚上，散步途中，我与艾吕雅的妻子加拉讨论了好几个严肃的问题。我严谨的推理令她吃惊，她向我承认，刚才在法国梧桐树下，她因我用发腊抹得油亮的头发，把我当成了一位讨厌的、无法忍受的家伙。这样的头发使我具有职业阿根廷探戈舞蹈演员的神态。事实上，马盥里时期留给我爱好华丽打扮的习惯。要是我在房间里经常裸体的话，那么一旦必须到乡村去时，我便会花上一个小时精心修饰自己，非常认真地粘头发，刮胡子。我穿上洁白的长裤、新颖的便鞋、丝绸的衬衫，戴上人造珍珠项链和手镯。晚上，我穿上由自己手绘的领口开得很低的灯笼袖丝绸衬衫，这使我完全具有了女人的神态。　　我们散步归来的路上，我与艾吕雅谈着话，很快我就明白他是洛尔卡那类的诗人，一位非常伟大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最真正的诗人。我焦急地期待他对我赞美卡达凯斯的风景，但是他“还没看”它。随后我试图在他头上放只小猫头鹰，可我没看到它，接下来我又试图在洛尔卡头上放一只，但也没成功。我再试着用别的诗人做同样的事，不过笑声一直没出现。而对以往一直受此事有效影响的那一切人来说，情况也是同样的。终于，我想象出我的猫头鹰头在下方，粪便把它的头粘在人行道上。这使我笑得很厉害，我都走不动了，呆在那儿捧腹大笑。　　我们陪送艾吕雅夫妇回到米拉玛尔旅馆，约好次日十一点在海滩相聚，一起去洗海水澡。　　第二天早上，我在日出前就醒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使我喉咙发紧。想到我的朋友们，尤其是艾吕雅夫妇十一点会在海滩上，而出于礼貌我必须守时，要比平常早一个小时中断工作。这个念头让我恼火，它提前毁了我这个早晨。我很想使太阳停止运转，把它再抛回它出现的海中，以便无限期地撤离我预感到的那场战斗。　　不过这是场什么样的战斗呢？这天早晨如同所有别的早晨一样阳光灿烂，或许唯一不同的，就是还有一种重大事件发生前的轻微宁静。家里的生活同往日一样，女仆来了，在用钥匙开厨房门的锁，渔夫盎利克的桨拍打着海水，一群母山羊和它们的那只公山羊从我窗下走过。这一天跟所有别的一天没什么两样。然而……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再也无法继续坐在画架前了。我试者戴上妹妹的项链，但没戴，这件首饰不适合洗澡戴，而我想成为文目雅夫妇眼中最爱打扮的人。为什么不蓬头散发赤身裸体呢？既然他们昨晚已看到过我粘的头发，那么他们今天晚上还要再看我这样吗？我想，他们来时，我要把手上的调色板放下来，脖子上挂一串珍珠项链，技散着头发。这么做，再配上我那阿拉伯人似的棕黑皮肤，会产生一种引人注目的效果。最终离开了画架，我动手把我最漂亮的衬衫乱七八糟地割破，让下摆不超过肚脐的位置。第一下，我在肩部撕了个大洞；第二下，胸部弄了个洞，露出我的汗毛；第三万，乳房上方开了个洞，展示我棕色的乳房。可领子呢？我应当做着它还是会上它？非此非彼，一剪子，我除掉了它。最后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我觉得游泳裤太多体育运动的味道了，无法与我制作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社交取协调起来。我把它翻过来，露出它的白棉布里子，由于腰部的氧化作用，白色的里子染上了一些铁锈色斑点，显得脏兮兮的。我能用别的来点缀这个不得不接受的浴装的主题吗？可这只不过是开始，我耗掉了汗毛，但由于我没有在马德里的优雅女人腋下看到的那种理想的蓝味，我拿了点洗衣物用的蓝色，把它与香粉混在一起，涂在腋下了。有很短一阵子，这非常漂亮，可最后汗水使这种化妆品顺着我的身体流淌成一条又一条益微微的痕迹。我擦着腋窝，想把它们洗掉，我看到皮肤变成了暗玫瑰色。这并不比蓝色好多少。于是我明白了需要红色。这之前，我汗毛对微微割破一点皮肤，右腋出现了一小块凝固的血迹。我用吉列赖刀很贴近地重新刮着，结果两个腋窝很快就鲜血淋淋了。我只好等血凝固起来，我故意使到处都有点儿血迹，这在我膝盖上造成了一种十分美妙的效果，我不禁饶有兴致地再弄出个小伤o，来完成这种效果。多么迷人的工作啊！可还没完呢，我又在耳后插上一朵红色天竺葵。现在我该洒点儿香水了。我的古龙香水让我恶心。那用什么呢？坐在他那只画凳上，萨尔瓦多·达利开始陷入沉思。啊，如果他能洒上每天清晨走过他官下的公山羊的气味，那该多妙！注意，达利刚刚突然站起来，脑海里已有了个天才的想法……　　我刚发现了我的香水！我点着抗腐蚀版画用的炉子，用水煮开鱼胶。我知道住宅后放着好几袋母山羊粪，它的气味只能使我得到一半满足，我跑到房后，抓了一把粪，回来把它投到开水里。然后用一支画笔搅拌我的混合剂。一会儿，鱼的气味占了上风，一会儿，又是母山羊的气味，可我知道，只要耐心点儿，这种混合剂将是完美的，特别是如果我再把一瓶核蛇油倒几滴进去的话。啊，真是奇迹！这恰恰就是公山羊的气味。让它冷却后，我便获得一种青状物，我把它擦在身上。我准备停当了。　　为谁准备的？我走近朝向海滩的窗户。她已经在那儿了啊！她是谁？请别打断我！我说她已经在那儿了，而这就应该让你们满意了。加拉，艾吕雅的妻子。就是她！加露棋卡·何地维瓦！我刚辨认出她裸露的背。她的身体有儿童般的体质，她的肩脚和腰部肌肉有青春期那种略显不自然的强健张力。相反，背部的凹陷处却是非常女性化的，与富于活力的躯干优美地结合起来，并自豪地展示出十分美妙的臀部，这使她的细腰更加令人着迷了。　　我怎么能同她度过昨天整整一个下午而又不了解她呢？而又什么都没猜到呢？我刚才制造那不可思议的婚礼装束，正是为了她！我在身上抹母山羊粪并弄伤了腋窝，也正是为了她！既然看到她在海滩上，我就再不敢这么出现了。照着镜子，我觉得自己很可怜。　　“萨尔瓦多，你像个野蛮人，这让人厌恶。”　　我脱去衣服，极细心地冲洗起来，要使自己摆脱掉身上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只保留了珍珠项链和减掉一半的天竺葵。　　我走向海滩跟朋友们相会，可在我正要向加拉问好时，一阵大笑使我浑身乱颤，我感到一个词都说不出来了。每回她跟我讲话，我想回答时，这个毛病就会重新发作。那些持忍受态度的朋友似乎在估计：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要为此把这新的一天全浪费掉了。”　　于是，他们愤怒地向水中抛石子，来打发时光。布努埃尔尤为沮丧，因为他来卡达凯斯是想跟我一起搞个新电影脚本，而我却越来越把精力花在克制疯狂上，我的各种考虑、思想和关怀都集中在加拉身上。由于无法跟她讲话，我极为周到地照顾她，给她拿来坐垫和一杯水，把她安排在能饱览风景的地方。要是我能做到，我就会为她脱一千次鞋、穿一千次鞋。要是在散步途中我能摸她的手，哪怕只摸一秒，我的所有神经就会颤抖起来，我就会听到四周落下一阵绿色的水果雨来，仿佛我没触摸她的手，却过早摇晃了我的仍很纤细的欲望之树。加拉，凭着她那世上无双的直觉，明白了我全部“细小反应”的含义，她看到的就是我发狂地爱上了她。我清楚地感到她的好奇心在增长，而这种好奇心的指向是毫不含糊的。她看出我是个半病的天才，能体现出一种巨大的道德勇气。而由于她渴望成为了不起的人，渴望有关于她的神话，她开始认为我是唯一能替她创造出这种神话的人。　　我的画〈郁的游戏》开始深深吸引着我的朋友们。溅满粪便的短裤是用极为得意的写实手法描绘的，使得所有人都在暗自思忖我食粪还是不食粪。我染上这种讨厌毛病的可能性，终于使他们得了一种会恶化的真正疾病。决定结束这个疑问的人是加拉。她向我宣布打算跟我谈一件相当严肃的问题，请我同意与她交谈一次。我成功地做到了不笑出来，回答她这并不取决于我，要是她讲话时我突然笑起来，那也不妨碍我认真听她讲话和严肃地回答她。加拉忧虑的声调差点儿又让我再次大笑起来，我只好尽力克制它。约会定在第二天晚上，我将到旅馆找她，然后我们到悬崖处散步。我吻了她的手，离开了她。　　她几乎还没转过身去，我就捧腹大笑起来，结果我被迫坐在门口，等这次发作过去。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了卡米尔·戈曼和他的妻子，他们已注意我一会儿了，停下来跟我谈话。　　“你要当心，”他对我说，“一些时候以来，你太神经质了，你工作得太多了。”　　第二天，我去找加拉，我们动身到那像行星般忧郁的卡亚尔悬崖散步。我等着加拉开始预定的谈话，可无疑她感到为难，不知如何启齿。我必须用暗示帮她一下。她感激地接受了，同时使我明白她根本无需我的帮助。下面大致就是我们的谈话的情况：　　“要谈的就是你这幅题为《阴郁的游戏》的画。”　　她沉默了一会儿，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抢在她前面讲话和进行猜测。我差点儿就要回答了，可我还是宁愿等待，以防还有另一些事物。　　“这是件很重要的作品，”续说下去，“正是为这，所有朋友，我和保尔，我们都想了解你画中的某些因素到底配合着什么，你似乎赋予它们特殊的重要性。要是这些‘东西’鼓合着你的存在，那我就与你有根本的分歧了，因为我觉得对我的生活来说这是可怕的。不过这只涉及你自己的生活，而我的生活不该同它混在一起。相反，要是你为了你认为是天才的一种怪换的利益，想利用你的各种形象传播信仰的热忱，那么照我们的看法，这可能会大大削弱你的作品，把它缩减成仅仅是种精神病理学文献。”　　我想用谎话回答她。如果我向她承认我像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朋友们相信的那样是位食粪者，这就会使我在他们眼中显得更与众不同、更有趣。然而加拉如此清楚明确的口吻、她绷紧的面部表情、她高傲的绝对诚实，迫使我说真话。　　“我向你发誓，我不是食粪者，我同你一样讨厌这类精神失常的表现。可我认为那些涉及到粪便的因素是令人恐怖的，同班或我对练姓的恐惧是一样的。”　　我等待加拉听到我的回答会流露出宽慰的情绪，可她仍保持着一种优惠的神态，仿佛这还只是伤及她那如此优美的黄褐色皮肤表面的另一个问题。我差点儿跟她说：一那么你呢？怎么回事？有什么人们不再谈起的吗？可我沉默了。这如此不真实的，如此同我的肉体接近的肉体，妨碍我讲话。脸上那种体弱多病的美并不是这个身体上唯一优雅的地方。我注视着地挺胸的身姿，这是那胜利女神似的步伐造成的，怀着已有几分审美性幽默的心情思忖着：“那些胜利同样也有因心情恶劣而变得忧郁的面孔，不应当碰它。”然而我要碰她，我要在加拉用手拉住我的手时，按住她的腰。这是大笑的时刻，我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比以往更厉害，在这种时刻，这笑声会使她分外恼火。可加拉并没感到这笑声伤害了她，反而因此得意洋洋。她以超人的努力，更用劲地握住我的手，而不是像每一位别的女人可能做的那样轻蔑地让它耷拉下去。她通灵的直觉使她能了解我笑声中的确切含义，可别人对此却难以理解。我的笑与大家的笑不同，它不是“快活的”。它也不是怀疑的或轻佻的，而是狂热的、灾难的、深渊的和恐怖的。但所有笑中最恐怖、最灾难性的笑，就是我刚才抛在她脚下让她听到的笑。　　“我的小宝贝”，她说，“我们再不分开了。”　　她将成为我的前行者格拉狄瓦国，我的胜利，我的妻子。但为此，她必须治愈我。多亏了她的爱情不可征服和不可思议的威力，她才治愈了我，这爱情的思想深度和实际灵巧胜过了那些最为雄心勃勃的精神分析法。我们最初的关系，以一种永久的病态不正常和一些明显的精神病理学征兆为标志。我的笑从欣快的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和使人发怒的，它跟歇斯底里的状态很接近，连我都开始不安起来，尽管我仍为这些大笑感到得意。我变得幼稚的情况更加强着如下事实：我觉得加拉就是我虚假的记忆中被我称为加露棋卡的那位小姑娘，加露棋卡也就是加拉的爱称。眩晕的幻觉重又出现，但显得更加鲜明强烈。在我们多次远游克鲁斯海呷的悬崖峭壁期间，我无情地强求加拉跟我一起爬上所有最危险也是最高的悬崖。从我这方面说，向上攀登包含着一些明显的犯罪意图，特别是在我们终于到达一处巨大的玫瑰色花岗岩的那天，这块巨大花岗岩的顶峰倾斜着，仿佛是飞翔在深渊上的雄鹰展开的双翼。从鹰上下来时，我想到把一些大花岗岩块推到虚空中去，它们像瀑布似的落入了海里。我怕把加拉当成一块岩石推下去，不得不离开这个始终让我感到危险和极度刺激的地方，要不然我是决不会厌倦这种游戏的，我对杜丽塔的那种仇恨，开始在我心中产生作用。加拉终于暗中破坏和毁掉了我的孤独，而我却对她横加指责，反复跟她说她妨碍了我的工作，她对我的影响使我丧失了个性。此外，我认为她伤害了我，于是如同突然被恐惧扼住脖子，我对她说：　　“尤其不要伤害我！我也决不会伤害你！我们应当从不伤害对方。”　　接着我向她建议，到大家认为是卡凯达斯最令人赞叹的风景之一去散步。　　我们来到这处观赏风景的最佳地点。读者们，我想用它来给你们标明一个时期。请像我这样凝视这处风景吧！凝视这一我们散步的最高场所、这一我们生活的最高场所吧！攀登是艰苦的，我们都很疲劳。这一章　已进入后半部，我们应该休息一会儿，然后用熟悉路线的人的从容步伐，沿着最悲哀的那些小路走下去。在我们身体休息时，请允许我讲述一个我从奶妈露西姬那儿听到的故事，来使你们的心灵激动不安吧！通过它，你们不仅会认识少女时代的加拉，而且也会从国王身上认识我本人。下面就是这个故事，题目是我为你们加的。　　糖鼻子蜡人　　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爱很古怪。每天，王国中三位最美丽的少女，应邀来浇灌他花园里的石竹，从城楼上，他视察她们好几个小时，挑选其中一位少女到国王的床上过夜。这张床的四周点燃着最珍贵的香料，这位被选中的少女穿着华丽的长裙，戴着最美的珠宝首饰，她躺在国王身边，应当整夜睡着或装作睡着，国王并不碰她，仅仅满足于注视她。到了黎明，他军刀一挥，砍掉她的头。　　国王向三位少女中的一位打招呼，这就表明了他的选择。他从城楼的围墙探出身来，对这位少女提出永远不变的同样的问题：　　饿的花园里有多少石竹片　　这位少女就这样明白了他的选择，同时也明白了死亡判决落到了她身上，她应该不变地、调皮地回答：　　“天空中有多少星星？”　　这么做过后，国王就离开了，而这位少女则跑回父母家中，把她可怕的婚礼告诉他们，并穿上最华丽的服装。许多年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国王选中王国里一位最美丽也最聪明的女子做他的未婚妻。她非常聪明，一旦国王提出问题并得到预期的回答后，她立刻就回到家里，照她本人的形象，制作了一个蜡人，她在这个蜡人上粘了个糖做的鼻子。她来到亮着无数蜡烛的新房，趁新郎国王没来，巧妙地把这个糖鼻子蜡人放到豪华的被子下面，她自己躲到了床下。国王来了，开始脱得一丝不挂，躺在假人旁边，他像往常一样，整夜凝视着它。到了黎明，他救出佩剑，从蜡人肩上砍掉它的头。这一下太有力了，使糖鼻子掉下来，弹到了国王的嘴里，它的甜味使国王大吃一惊；嚼着它，国王后悔地喊道：　　生中的甜蜜，死里的甜蜜，若导认识你，怎让你死去！　　这位狡黠的美女听到了一切，趁机出来，向国王揭开她的计策。犯罪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他娶了她。　　这一故事的阐释　　现在让我们借助我们自己的精神分析法，通过探究来阐释这个故事吧。我们从这一系统中的普遍因素开始：这就是蜡人。蜡，由于它那富于特色的苍白颜色，是最适合仿造活人的材料，而这是用最令人痛苦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进行的。出于不同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与蜜同质），它并不令人反感，人们甚至感到它很甜蜜。它没有异电性。蜡在受热过程中熔化，而别的可塑生材料，如粘土之类，通热则易于变干变硬。除了蜡所召唤来的死者是甜蜜的、决不令人反感的这一点以外，这种液化跟尸体的腐烂是相同的。处在我各种假设的使人头昏目眩的大斜坡上，有必要想象一下被替代死者气味的点燃的蜡味撩拨起来的恋尸之情。烧光了的大蜡烛，既无汗水，也无生命的怪味，它同死者的真正气味混合在一起，并为死者提供了一种热烈的迷失方向的短暂假象。因而我觉得蜡以其对死者的理想化再现，阻止了我们向跟“堕落者欲望”共存的食粪性幻影让步，适于为恋尸的冲动和渴望准备一条捷径。　　为了回到我们的故事上来，我们将观察到国王的恋尸感情导致他先让一种适于展开和促进他“未满足的爱情”的仪式出现，然后他再挥动那最后的一剑。事实上，牺牲者应当整夜处于一动不动的状态中，她应该睡着，或是假装睡着，一句话，就是应当装死。国王的古怪念头，进一步要求她穿上最迷人的长裙，像死者一样安息在“床单”上，蜡烛要把一切照亮，像为死者一样。神经官能症似的开端显然别无其他目的，只是要用一系列有关死亡的幽灵，把他的不正常病状理想化地展示出来。国王想象着他的牺牲者死了，这恰恰是在达到最高潮的那一刻之前，到了那一刻，处于最终实现他欲望的情况下，他真正用剑杀死了他一夜的配偶。而这达到最高潮的事件终于满足了他的乐趣，在他失常的状况下，这一乐趣必定配合着他射精的那一瞬间。　　正是在这个时刻，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了狡黠美女的表现同现代最精通精神分析法的行家的表现是一样的。她实现了一种近似魔法的置换，从而肯定治愈了她的丈夫。蜡人作为死者中最真实、最美丽的女人出现在国王面前。这个假像是完美的，也可以说是超验的。要是鼻子仅仅是掉下来，它很可能只在国王的心灵中掀起悔恨之情。可实际上，作为潜意识的食粪恋尸吃人魔，他仅仅寻求品尝死者的秘密滋味，但他的各种抑制妨碍以别种方式实现这一点，他只能通过人为的不自然方式，也就是通过错人的假眼和阴森的环境来实现它。带糖味的鼻子只能令他吃惊，只能深深地骗了他并让他觉得非同寻常。这位国王想吃尸体，但他没尝到自己期待的那种味道，却碰到了糖。这就足够治愈他了。他不再想吃尸体了。在我的故事中，精另外还发挥着更微妙的作用。如果国王感到失望，那这只不过是半失望，首先因为涉及的是糖，其次因为在这一瞬间，国王得到了乐趣，这种乐趣立即就使现实恢复了。糖的味道替那想从死过渡到生的渴望搭了座“桥”，国王全部淫荡好包的射精都固定在生的这一瞬间；生的这一瞬间，以预料不到的方式，取代了死的那一瞬间。　　生中的甜蜜，死里的甜蜜，若早认识你，怎让你死去！　　国王后悔杀了人，从而证实了狡黠美女的预见。　　就是这样，又一次一下子实现了神话，实现了我思想的、美学的和生活的主题：死亡和复活！糖鼻子蜡人只是从颠狂中诞生的那些“客体生命”之一，它是由一位女人的热情创造的，这女人就是故事中的女主角，就是格拉狄瓦，或者就是加拉，她们用这些客体生命使疯子的敏锐清醒突然从心理的黑暗中涌现出来。　　我的疯狂和我的清醒的最大难题，就是我虚假记忆中的加露棋卡（她是空幻的，并多次死在我对绝对孤独的渴望之中）和真实的加拉（她的实体性在我当时的失常状态中显得难以实现）之间的界限问题。在我奶妈的这个故事中，这些界限是装扮成一种真正“超现实主义的物品”，摆在了蜡人结束、糖鼻子开始的地方，并由詹森的《妄想与梦》中的人物佐埃·贝特朗囫提了出来。全部困难、全部进退两难的窘境，恰恰在于如何确定这些界限。　　既然我的读者已了解这个故事以及对它做的精神分析的阐释，那么就该重返我们的道路和重建我本人的病例与国王的病例间的对照了。我和加拉的故事的续篇将会得到阐明。你们全都了解，我本人也是个国王。在我全部的童年，我一直装扮成国王生活着。我的青春期只不过是用绝对的君主专制政体意识来证实和发展我的精神。我同样决定我爱的形象应当装成在睡觉。每当这个形象试图动一动时，我都向她喊到：“死过去广而这无形的虚幻形象也就“装死”了。仅有少数几次，加露棋卡的形象具体化了（例如，化身为杜丽塔），这种奇遇有可能走错方向。危险包围着我，我就要犯罪了。恰似故事中的国王，我反常地喜欢尽可能久地延长那令人不安的等待，这种等待包含着“未满足的爱情”的伟大神话中全部折磨人的精神上的满足。我也……　　可这个夏天，我明白了它！现在化身为加拉的加露棋卡的再生的形象，不再服从一个简单的专横命令，躺在我脚下“装死”了。我即将接受我生活中的大考验——爱情的考验。而我的爱情、一位半疯者的爱情，不可能像别人的爱情。牺牲的时刻越临近，我就越怕想它。有时候，离开站在米拉玛尔旅馆门口的加拉，我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这太可怕了，”我思忖着，“这太可怕了！不过为什么？你把你的生命花在渴望那发生的事情上，再者，这就是‘她’。既然那时刻临近了，达利，你会怕死的。我大笑的毛病和歇斯底里的毛病变得更加强烈，我的精神获得了符合防御机制的柔顺和灵活。用各种躲避和“卡皮亚”，我正跟我生活的中心难题斗着。我的欲望这头公牛将不时站在我前面，催促我去杀死它或被它杀死。　　加拉开始重复地影射会在我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某种事情”，某种对我们的关系很重要很关键的事情。可她能考虑我的神经状态吗？它不但远没恢复正常，相反却以疯狂的所有最鲜艳装饰来炫耀。此外，我的状态感染了她，同时也损害了她的平衡。我们漫步走在油橄榄林里，一句话也不说，共同陷入沉思之中。我们走了很久，也没能制服我们受压抑的、被激怒的感情。人不会如其所欲地那样耗尽精神。只要那些本能一直痛苦难耐地得不到满足，那么肉体和灵魂都不会有休战的时候。这些散步是两个疯子飘泊不定的写照。有时，我扑在地上狂热地亲吻加拉的鞋子。在这一刻，为我的悔恨采取了这种精神错乱的形式，我的灵魂中刚发生了什么事？一天夜里，我们正在散步，她吐了两次，痛苦地抽搐着，这是曾在她青春期压垮她的一场长久的心理疾病的后遗症。正是在这时，我画了《欲望的调节》。在这幅画中，那些狮子吓人的头代表了各种欲望。加拉对我说：　　“不久你就会知道我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在借助一些可怕的形象，尽力提前习惯那显示的启示对，我想这不会同我那些狮子头有多大差别。在加拉身边，我从不坚持要她匆忙吐露爱情，相反，我等着，仿佛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判定，一旦命运决定了，我们就再也不能从它面前后返一步。在我一生中，我还没做过爱。我觉得这种行为有种跟我的体力不相称的令人受不了的粗暴性质··“这与我无关”。只要我能做到，我就会向加拉重复说：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商定从不伤害对方！”　　到了九月份，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所有朋友都已重返巴黎了。艾吕难也回到了巴黎。于是只有加拉独自留在卡达凯斯。每一次新相会仿佛都在对我们说：“该结束了。一狩猎期开始了．回荡在山间的断断续续的枪声不时打断我们的散步。继八月宁静明洁的天空之后，出现的是遍布着秋天一块块正在成熟的云彩的黄昏。我们热情的葡萄收获季节来临了。加拉坐在一处干燥的石墙上，吃着紫葡萄。每吃一粒，她就变得更美了。葡萄园变温和了，我觉得加拉的身体像是用金闪闪的好香葡萄颜色做成的“肌肤的天空”。明天呢？我们不断地想到它。拿给她几串葡萄，我让她挑选：白的或是紫的。　　决定的那天，她穿了白色的衣服，一件非常薄的连衣裙，这使我在小路上一看到她在我面前，就开始打哆嗦。风很大，我便趁机改变了我们的路线，把加拉带到面对大海的地方，在不受风吹的岩石处凿出的一条石凳上坐下来，这是卡达凯斯一处最荒凉的地方，九月给我们在这儿添加了一弯银色的新月，它高悬在我们头上。一种哭泣的欲望堵在我们的喉咙里。可我们并不想哭出来，我们想结束。加拉脸上露出一种坚决的神情。我用胳膊抱住她：　　你想让我做什么？　　她感情激动，说不出话来。她试了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泪流在她的脸颊上。我多次坚持着。于是，她张开口，用儿童的细微噪音向我说：　　“要是你不想闭口不谈它，那么你再不要跟谁说了。”　　我吻着她微微开启的双唇。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地深情拥吻过，我没注意到人们能这么做。所有我色情的“帕西发尔”，受到我长久被束缚的肉体欲望的冲击，突然一下子觉醒了。我们牙齿碰撞、舌头交缠的这一初吻，仅仅是促使我们咬啮和吞食自身骨肉的那种饥饿的开端。这时，我吃了这张嘴上的血，它已跟我嘴上的血混合在一起了。我消失在这无限的吻中，它像令人眩晕的深渊一般在我下面展开来，我想过把我的各种罪全抛入这个深渊，我现在感到准备好了让它吞没我……　　我扯着加拉的头发，使她的头仰起来，并歇斯底里地命令她：　　“现在告诉我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吧。但要看着我的眼睛，用能使我们两人最丢脸的、最露骨、最猥亵的词句慢慢跟我讲这件事？”　　我打算利用这一揭示的所有细节，打算睁大双眼看得更清楚，更好地感觉到要死于欲望。而这时加拉的面孔上闪耀着最美的表情，人的面孔上从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表情，加拉使我明白了我们什么都躲不开。我的爱欲激情此时达到精神错乱的地步，我再次重复着：　　“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　　她的面部表情改变了，变得严厉和专横。　　“我希望你使我断气。”　　世上什么解释都无法改变这一呼唤的意义，它准确地说出了所要说出的东西。　　“你会这么做吗？”她又问了一次。　　她傲慢的声音已透露出她的怀疑，我怕让相信我所有疯狂举动和勇气的加拉失望，骄傲地镇定下来。我把她紧抱在怀中，庄严地回答：“当然会。”而内心里却有个声音不断重复着：“不，我不会杀死她的广于是我重又发狂地拥抱亲吻她。多亏了我温柔的行善，这一犹大的吻使加拉又复苏了并拯救了我的灵魂。加拉开始细致向我解释她这种欲望是因何产生和如何产生的。可她越向我解释，我就越感到怀疑重新出现了。我思忖着：“我终不会做她要我做的事环去杀她，这可还没谈妥啊！飞何道德秩序的顾忌都无法阻止我这么干。我们在这点上是极为一致的，而且这一罪行很容易伪装成自杀，特别是如果加拉想到给我留下一封信，把她想死的想法显示出来的话。她现在描述着从童年时代起就折磨她的对“死亡时刻”的恐惧心理。她希望这件事干净利落地发生，不感到最后时刻的害怕。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我把她从托莱多大教堂的钟楼顶上抛下去呢？由马德里时代一位最美丽的女友陪同着，我曾登上那儿，当时我就这么想过一次了。可加拉不欣赏这种想法，她担心在长久的跌落过程中会非常惊慌。另外，我怎么辩解我跟她一起在那上面的情况呢？我也不欣赏服毒这种过于简单的办法，我总是要回到我那涉及深渊的坏事上来。我有一刻梦想到非洲，我觉得它的环境特别适于这类罪行，但我也放弃了这个想法。那边太热了！因而我放弃探求我的各种谋杀计划，把注意力转到加拉身上。她想在生命中意外而又幸福的一刻被杀死的欲望，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出于一种浪漫的奇想。一开始，我就了解，同上述看法相反，这对她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她的狂热不应让人对这个主题有任何怀疑。加拉的想法就是她精神生活的理由本身。她独自一人就能揭开她的决定中的那些真实理由。尽管得到她的允许，我仍拒绝揭开她存在的隐密。在这本书中，将只有一个唯一的活人解剖模型，而这就是我。我这么做，既非出于性虐待狂，也非出于受虐待狂，而是出于自恋。　　我刚看到加拉当我面被活活地剥掉皮。我只觉得她更美、更高傲、更神气十足了。我再次对自己重复着：“她必定有道理，还不能说我不会去这么干。”　　九月使酒变得更加醇厚，使五月的月亮更加明亮；九月的月夜使我情味消尽的暮年之春平添醋意……受到卡达凯斯钟楼的庇护，我青春期的痛苦在我心灵的新石头上刻下了以下的词句：“利用她、杀掉她……”我想到了她把爱传授给我，我想到了此后我又会如我一直希望的那样，重又是孤单一人。她希望这样。她希望这样并要求我这样。然而。我的热情并非没一点毛病的。“达利，那你怎么办？有人把犯罪当礼物送给你，可你竟不再想犯罪了。　　加拉，这童话中的狡黠美女，用她吐露爱情的军刀，敏捷地一下子就砍下了从童年时代起就守在我孤独的床上的蜡人的头，而那死的鼻子刚弹入我初吻的狂乱的糖中！加拉使我摆脱了犯罪并治愈了我的疯狂。谢谢！我要爱你。我将娶你。　　仿佛中了魔法，我歇斯底里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我重又能控制我的微笑、大笑和各种动作了。新的健康像一朵著被那样在我头脑中生长起来。陪伴加拉到资格拉斯车站乘火车回巴黎后，我磨擦着双手，欢呼道：　　“终于独自一人了。”　　因为如果说我童年那些致命的眩晕得到了治愈，那么要治愈我对孤独的渴望，则尚需一些时间。　　“加拉，你是现实的。”　　在把她同我那些虚假爱情的理想化形象相比较时，我经常想到这句话，她是个有血有肉的造物。我拚命嗅着一件保留了一点她气味的毛料游泳衣。我想了解活生生的真实的她，可我也需要不时独自一人生活。我觉得这新的孤独比以前的孤独更真实，因而我也就更加爱她了。一个月内，我把自己关在资格拉斯我的画室里，又过起那修道般的生活。我完成了保尔·艾吕雅的肖像和两幅大油画，这两幅大画中有一幅变得极为著名了。它表现一个蜡般苍白的大头，面额是玫瑰色的、眉毛很长。巨大的鼻子紧贴在地上。一只蚱蜢代替了它的嘴，这只锌锰腐烂的肚子上爬满着蚂蚁。这个头的下部是用1900年风格的装饰画形象来表现的。这幅画的题目是《大手淫者》。　　我把完成了的作品交给费格拉斯一位细木工，他照我的要求，非常认真地把它们包装好。这个人肯定要记录在我那些无名牺牲者的名册上。我动身去巴黎，我的展览将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在巴黎的戈曼画廊举行。一到巴黎，我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加拉买些花。我进了一家花店，要它最好的花。有人向我推荐红玫瑰。一只花瓶中插着一大束红玫瑰。用手指指点着它，我打听价钱。　　“先生，三法郎。　　“你给我弄十束同样的花。　　店员似乎被这个要求吓了一跳。他不知道能否有这么多同样大的花束。可我坚持着，于是在我给加拉写卡片时，他迅速地盘算了一下。付款时，我看到收据上写着三千法郎。我手头没这么多钱，便请他向我解释这价格的奥秘。我指点过的那束花由一百朵玫瑰组成，而一朵就要三法即可我以为一束三法郎。　　“那么给我二百五十法郎的花吧。”　　我身边一分钱都没有了。整个上午我在街上荡着。中午我喝了两杯法国绿茵香酒。午饭后，我来到戈曼画廊，我在这儿碰见了保尔·艾吕雅，他告诉我加拉在等我，她感到奇怪，我竟然没跟她约定个时间见面。实际上，我打算拖延几天，单独享受等待的那种令人舒服的乐趣。晚上，我终于去拜访加拉并呆下来用晚餐。加拉只有一小会儿流露出气愤的情绪，我们一起吃饭，面前摆着一排几乎难以让人相信的最不同的酒瓶。在马德里喝过的酒开始在我味觉器官的坟墓中站起来，仿佛是拉撒路的干尸，我命令它：“前进。”而它就前进了，令大家感到害怕。这一复活使我恢复了口才。我向干尸说：“讲话广而它就讲话了。这是一种发现，它证实了我绝非一个傻瓜，不单只会画那些画。我也懂得讲话，而加拉怀着忠诚坚定的狂热态度，负起了说服超现实主义朋友们的责任，让他们相信我同样能写一些哲学深度超过团体成员全部设想的文章。实际上，她在卡达凯斯就收集了一些混乱而又费解的文章，她成功地赋予了它们一种便于传播的“形式”。这些笔记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修改它们，把它们融入一册理论和诗的文集中，这本文集应当用《有形的女人》的题目问世。加拉显然就是我第一本书中的“有形的女人”。将在其中阐明的那些观点，就是我用来刺向不信任我的、甚至有时是敌视我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心脏的最初武器。为了让我的观点至少能受到朋友中对我最有好感的那些人的注意，加拉必定也进行了别的战斗。所有的人已经下意识地猜到我用他们特有的武器（但更可怕、更锐利）毁灭他们的革命尝试。从1929年这一年起，我已在反抗由战后的这些艺术爱好者的焦虑所引发的“全面革命”。在怀着跟他们相同的激情投入那些最具破坏性和最为疯狂的思辨中的同时，我已经以怀疑论者不择手段的方式为永恒传统将临的一个历史阶段准备好了结构的基础。我觉得超现实主义者们是仅有的这样一些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它的种种手段有助于我的活动。照我看来，他们的领袖安德烈·布列东的那显而易见的领袖作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至于我，我将试着去统治，不过我的影响将是看不见的，机会主义的和反常的。在这期间，我意识到我的位置和我的各种弱点；我也意识到我的朋友们的各种缺陷和各种才能，这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摆出一副公理在身的样子：“要是你决心为你自己的胜利而战，那你就要毫不留情地毁掉那些与你最相似的人。整个无个性的同盟。整个共同意味着埋葬掉你的那一切。你去把集体当作经验来享用吧，然后再打，使劲地打吧！只剩下独自一人。”　　我只剩下独自一人，不过经常有加拉陪伴。我的爱情使我傲慢而又大度。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开战的计划。我觉得它们一下子提前成熟了。恰恰在我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的首次展览开幕前两天，我决定同加拉一起去蜜月旅行。这样一来，我甚至无法看到我这次首展作品悬挂起来的情景。我甚至得承认，在旅行期间，我和加拉，我们是那么关注我们的身体，我们几乎没有一点时间考虑我的展览（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展览了）。我们真纯温柔的爱情展开在巴塞罗那，接着在附近的一处海水浴疗养地斯蒂热丝，在地中海冬日的阳光下，它荒凉的海滩闪闪发光。　　一个月以来，我没给父母写过一行字，于是每天早晨我心中就有种轻微的负罪感。我也向加拉说：　　这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你知道我应当独自一人生活。　　加拉把我留在费格拉斯，她回巴黎去了。在熟悉的餐厅里，起了一场风暴。一场我朝着微微抱怨的父亲挥舞着闪电投枪的风暴，他因我对父母的态度日益傲慢而感到悲伤。我们谈到了钱。事实上，我同戈曼画廊签订了一份两年的合同，而我就连这份合同的期限都记不住。父亲让我试着把它找出来，我回答这不忙，能慢慢来，不管怎么说，我当时太忙了。我也补充说，我花光了戈曼预付给我的所有钱，这令全家感到震惊。于是我在口袋里摸索着，把它们翻过来，从中一张张地抽出团得几乎不能用了的一些钞票。我把所有占地方的小额硬币都扔在车站前的广场上了。最后，我在桌上整齐排列出旅行剩下来的三千法郎。　　第二天，布努埃尔突然来到赛格拉斯。他从诺埃尔子爵那儿收到一份“合作的股金”，用来拍摄一部会在我们脑海中闪现的影片。购买了我的画《阴郁的游戏》的也正是这位诺埃尔子爵！我在戈曼那里展出的全部作品都卖掉了，售价从六法郎到一万两千法郎不等。我动身去卡达凯斯，我的成功再加上开始搞《金岁月》，使我心情激动。照我的想法，这部影片应当传达受到天主教神话的辉煌创造浸润的爱的暴行。在那时，我已经赞赏天主教的伟大和它的各种大事件，并对此念念不忘。　　“就这部影片而言”，我对布努埃尔说，“我希望有许多大主教、骸骨和圣体显供台。我特别希望大主教头戴绣花的主教冠，在克鲁斯海呷多岩石的洪水中洗澡。”　　布努埃尔，以他那阿拉贡人的固执和天真，把整个这件事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反教权主义。我必须不停地制止他奔放的热情，对他说：　　“不，不，别让人发笑！我喜欢这些大主教，我甚至很喜欢他们。我非常希望有某些亵渎宗教的形象，但应该加上当时的狂热，就像一次真正的神圣行为那样！”　　布努埃尔带着脚本回巴黎去着手搞分镜头了。我独自留下来，呆在卡达凯斯。我每餐就着酒吃三打海胆和六块放在葡萄嫩枝上烤的排骨。晚上，我品味鱼场、番茄鳍鱼或炸首香狗鱼。有一回吃午饭时，我正切开一只海胆，我突然看到面前的海边有一只白猫，它的一只眼睛放射着奇异的银光。我走近它，这只猫并没有逃走。相反，它久久地凝望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于是我发现它这只眼睛被一个大鱼钩刺穿了，鱼钩的尖从扩大了的流血瞳孔中露出来。这看起来太可怕了，无法抽出鱼钩而不把眼眶掏空。我朝它扔了些石头，想赶走这恶梦般的景象。可随后一些天，每当我弄开一个海胆时，我就看到这猫的形象重又出现了，我吓瘫了。我终于相信这只猫是个预兆。事实上，过了几天，我就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向我宣布我被家庭无可挽回地驱逐了。此刻我也无法揭开引起这一不和的奥秘。这只涉及我和父亲。而我不想再碰疼这个使我们六年间都非常痛苦的旧伤疤。　　我收到这封信时，最初的反应就是去理发。可事实上我做得更妙，我别了光头，接着把被牺牲的头发与中午吃的海胆空壳一起理到地下。做完这件事，我登上卡达凯斯一处能够俯视整个村庄的丘陵，我花了两小时凝望沉思我童年、青春期、成熟期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