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北朝鲜所有的城市和集镇，都在反复广播着：朝鲜人民军全体同志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们：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了三年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英勇战争，坚持了两年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现在已经获得了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与联合国军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停战协定的签订是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因而是有利于远东及世界和平的。它获得了朝中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使全世界爱护和平的人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　　在停战协定开始生效之际，为了保证朝鲜停战的实现和不遭破坏并有利于政治会议的召开，以便进一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起见，我们发布命令如下：　　当晚，开城举行了庆祝晚会。　　晚会上演的是两部中国古典爱情剧目：《西厢记》和《梁山伯与祝英台》。　　有人说在前线演出这样的剧目不好，但是还是演出了，官兵们看了还想看。当台上的祝英台因为心上人的死而也要死时，台下的官兵们齐声喊："不要死！不要死！参军去！参军去！"又有人不同意演梁山伯为祝英台"哭灵"那一场，说总是哭，气氛太悲伤。彭德怀说："人死了，为什么不让哭？"　　舞台上的祝英台最后没有参军而是选择了殉情。在现实永远也无法企及的幻觉里，相爱的人化成了蝴蝶双双飞舞。　　志愿军官兵看到这里既感动又惊异。　　不知道在以后漫年的岁月里，那些流着鲜血倒在朝鲜土地上的年轻士兵的身影，是否会如斑斓的彩蝶留在不再经历战争的人们的记忆里。　　有人邀请彭德怀跳舞，彭德怀说他不会，从来不会。　　再来邀请彭德怀的是一位年龄很小的小姑娘，和晓燕一样有一双很大很亮的眼睛。彭德怀说："孩子，我拉着你，咱们走一圈吧！"　　于是，一位憔悴的老将军拉着一位花一样的小姑娘的手，他们走了起来，他们走得很慢，从不曾如此动听的音乐缓缓流淌在他们安然的脚步中，小姑娘扬起头去看彭德怀，彭德怀的脸上是令人敬畏的沧桑。　　所有的人都哭了。　　回顾朝鲜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在经过三年的激战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不仅没有越雷池一步，而且陷入日益不利的困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国际意义的教训。它雄辩地证明：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97年6月一1999年11月广州——北京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才的，而且经历是很坎坷的。他的父亲是杨弟甫，曾任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59年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第五号人物。"文化革命"中，他又被批斗，其母自杀身亡。他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捕入狱，判刑10年。从17岁到27岁，在狱中，他自学了高等数学、《资本论》和英语，他的许多成果都是在狱中完成的。第16节：他患了不治之症他调入我校之前，由中央组织部门出面，通过湖南省委为他父亲和他彻底平反。他十分感谢武汉大学对他的信任，也很珍惜在武汉大学工作的条件，愿意为武汉大学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的才华和成果，引起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数量经济学权威邹致庄教授的注意，发来邀请信和录取通知，接受他做博士研究生。但是，在研究和批准他出国时，却遇到了阻力，学校领导内有人说他是反革命分子，不能让其出国。我认为，既然彻底平反了，就说明没有问题，应当享受公民的权利。于是，我顶着压力，批准他于1983年赴美，次年又批准他妻女团聚。实践证明，杨小凯是一位杰出的人才。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哈佛大学作博士后研究，后又被澳大利亚玛纳什大学评为终身教授。1996年，他当选为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我国出国的20多万留学生中的佼佼者。他后来在给我的信中表示，只要我当武汉大学校长，他一定回国支持我的工作。由于我已早已免去了校长职务，他也感到心灰意冷，当然也不会再回来了。十分可惜的是他患了不治之症，于2004年7月7日在澳大利亚病逝。我发去唁电，写了三首诗悼念他。毛咏计，是我校管理学院通过竞争从国外留学生中聘任的一位优秀人才。他早年毕业于四川大学数学系，分配在贵州一个工厂工作，后考取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并由该校公费派往比利时鲁汶大学攻读工商硕士（MBA）学位。学成回国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和他的母校四川大学都力争聘请他去工作，并许诺了工作条件。但是，他从媒体了解到武汉大学教育改革搞得好，领导开明，学风自由民主，有意来校任教。他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的意向。我立即给他亲笔写了回信，明确表示热烈欢迎他来校任教。为了有助于他作出最后的决定，我以学校的名义邀请他来校讲学和参观访问，一切费用由我校负担。他愉快地接受了我的邀请。来后我请他向管理学院的师生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同时借以向他表示欢迎。我向他保证说："如果你同意到武大来，将破格提升你为副教授，提供万元的科研经费，分配三室一厅住房，一个月内把你的妻子和孩子调到学校来。"听后他说："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从你的身上，我看到了改革精神，改革的速度。因此，我决定接受贵校的聘请，保证10天内到校履职。"我们都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他来后，很快承担了国家计量经济重点科研任务，担任了工商行政管理系主任，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来担任了经济管理学院的院长。由于师生力量不断加强，教学、科研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咨询服务工作也十分活跃，当时的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被公认为全国5所最好的经济管理学院之一。第17节：包袱现在成了财富韩德培"晶核"之再生上一世纪80年代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的锐意改革创新而成为中国高校改革的一面旗帜，成为千万学子向往的精神家园。武汉大学法学院是学校的一张王牌，有过很多骄人的记录：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曾有多位法学家担任校长或校务委员会的主任，如王世杰、杨端六、皮宗石、周鲠生等；曾有几名教授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解放后，全国法学界有"两培"之说：北京外交部的李浩培，是周恩来总理的国际法顾问，他曾任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南方是韩德培，一直是武汉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系主任。然而在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代，法学教育统统被斥之为培养资产阶级的"大染缸"。1957年反右以后，武汉大学法律系被合并到省属湖北大学法律系，基本上是一锅端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依法治国的形势必将很快出现，必然会出现法学人才奇缺的局面。于是，在我脑子里立即形成了恢复法律系的想法。1979年春，我从教育部回到学校，立即抓恢复法律系的工作。一个被一锅端掉了的系，恢复起来谈何容易，师资又从哪里来呢？真是因祸得福。1958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合并到湖北大学时，当时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法律系教师，如著名国际私法教授韩德培，国际经济法教授姚梅镇，以及刑法教师马克昌、宪法教师何华辉和法理教师张泉林等，都留在了武汉大学。据说，这是当时合系的条件之一，凡右派分子对方不要，留在武汉大学改造，自己消化。的确是"坏事"变好事，当年的包袱，现在成了财富，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主要依靠骨干。主意已定，我把这想法告诉了党委书记纪辉，他表示完全支持。于是，1979年3月，学校党委正式开会研究恢复法律系的问题。在会议上，我说："在历史上，法律系是我校的王牌系，是武汉大学的骄傲。如果说法律系是武汉大学的一块水晶，那么它已经被打破了。但是，所幸的是，晶体虽破但晶核尚存。这晶核就是德高望重的著名国际法学家韩德培教授，他是法学大师，是我们恢复法律系的信心之所在。我们坚信，只要他登高一呼，人才就会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他的旗帜下。用不了多久的时间，就会在他这个晶核的周围生长出一块美丽的巨大的晶体来。"既然恢复法律系是重铸金牌工程，那么就应当把它列入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打破常规，采取特事特办的办法，要争时间、抢速度，要以力争第一的思想来办法律系。为此，我宣布了三条措施：第一，要把物色和调配教师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只要物色到符合条件的教师，人事处要以最快的速度办理调动手续；第二，鉴于法律系的图书资料也一起被合并到外校去了，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法律图书资料建设，采用购、调、复制和交流的方法，把图书资料室建设起来，以满足教学与科研工作的需要，所需经费，由学校拨给，专款专用；第三，凡是办不通的事，可以直接找我，不允许搞"中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