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南京以后，许多老学生都聚拢过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徐爱也在这儿当工部员外郎，他像康有为办万木草堂的梁启超，给同学们当“学长”，负责一般性的事物及基本教学工作。阳明是不屑于管杂事的，他指点学生是即兴式的，当然出手就高，让他们跟着慢慢的佩服、消化去。《年谱》拉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有的在后来，给老师出过死力气，如周积，最后安葬了阳明。在滁州的那帮学生大部分还在那里，但有从那边来的人说，他们热衷于放言高论，有的渐渐背离了老师的教诲。阳明后悔不已，他说：“我年来欲惩戒末俗之卑污，以拔除偏重辞章外驰心智的陋习，接引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故意标新立异的。我已悔之矣。故来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做省察克己的实际工夫。”趋静者流入空虚；外弛者流于立异。有所得者则为静思、事功，日本的阳明学就有这样两派。阳明是将二者打并为一的。他在辰州教人静坐，就是主一，主敬存诚是一法；戒惧慎独也是一法。息息去私意，存天理，循此正道上达。他们的境界已无须处理一般的为善去恶的问题，他们已经是正人君子，他们修习的是如何超凡脱俗，完成类似基督教所追求的那种“根本转变”。陆澄住在鸿胪寺的仓房里－－许多来求学的人都吃住艰苦，陆澄接到家信，说他的儿子病危。他自然心中悲苦，忧闷不堪。用他除草时阳明说的“理”来说，此时当悲不悲也不对。但是，阳明对他说：“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平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刻磨练。父子之爱，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一般都认为天理当忧，但忧苦太过，便不得其正了。大抵人情在这种时候，受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有不及的。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才能得其正。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而圣人说‘毁不灭性’，这不是圣人强制，而是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有一个学生得了眼病，忧心如焚。阳明说：“你这是贵目贱心。”阳明说：“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终身存乎天理，便是终身的圣人。此理自是实。人要有个不得已的心，如财货不得已才取，女色不得已才近，如此取财货女色乃得其正，必不至于太过矣。”《红楼梦》中的袭人就是一派这种不得已。有人问怎样克己省察？王答：关键是守以谦虚，恢复上天给我的，持此正念，久之自然能定静。遇事之来，件件与它理会，无非是养心之功。谦虚之功与胜心正相反。人有胜心，则难当孝子忠臣，为父难慈，为友难信。人之恶行虽有大小，皆由胜心生出。胜心一坚，就再难改过迁善了。问：有事忙，无事亦忙，这是怎么回事？答：天地气机，原无一息之停。要有个主宰，若主宰定时，与天地一般不息。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又说：去了计较分量的心，便去了功利心。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大成，小以小成。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答：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第九回 时时勤拂拭 莫使惹尘埃１．出东门正德以他那种荒诞的方式当皇帝，居然不倒台，得感谢儒家给他教育出了那么好的官僚队伍，更得感谢那种除了皇帝谁也炸不起翅儿来的邪门制度。但是民不聊生，民自生变。老百姓一般情况下是遵守祖宗规矩和圣人教诲的，但肚子不饱了，灵魂就不再饥饿。明朝以民变开局以民变结尾，终明之世，民变无日无之。只是正德朝也特乱乎些。而乱世才出心学。换句话说，心学在乱世才显示出夺目的光彩。就像治世出理学一样。如果说理学象小吏多念律，心学则象老将不论兵心学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时、谁也指望不上时，只得靠自己来独立面对世变时的精神胜利法、主观能动性。就像一个人被抛至旷野，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只能用自己的心、力来承受一切，他必须爆发出巨大生命力，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这时，这个人就是个真正的心学家。王阳明说：“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是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诈伪。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是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王说：你终日向外驰求，为名为利，这都是为着驱壳外面的物事。其实视听言动，皆由你心。你心之视，发窍于目；你心之听，发窍于耳；你心之言，发窍于口；你心之动，发窍于四肢。心并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你看那已死之人，那团血肉还在，但他的视听言动在哪里？当林黛玉跟宝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时，她就是个漂亮的心学家；但那些造反的民众“出东门，不复归”时，他们是什么？用阳明学那一元化的标准说，他们也是漂亮的心学家。当心学与心学赤身相对时，他们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要么，一块喝酒；要么，你死我活。在阳明整天像散仙一样活着，还觉得不舒服，还不断地打退休报告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 头，皆称王，都要当新时代的朱元璋。占领大庾岭的陈曰能、盘踞乐昌的高快马、称霸郴州的龚福全等等，都攻城略县，与此同时，福建象湖山的詹师富又随之而起。这些地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红色革命的暴发地，是让国民政府元首蒋介石头痛的地方。江西与湖南、广东、福建交界的山地自古至今都是极穷苦极易发生民变的地方。官府有官府的立场，百姓有百姓的立场。官有清浊，民有顺刁，阳明是个清官，他面对的山贼也是五花八门的，既不会像当时正史上说的那么坏，也不会像后来的正史说的那么好。他们有他们有道理的地方，也有他们耍蛮、暴虐不仁、欺压良民、为非做歹的应该镇压的地方。我们应该坚持绝对理性的立场，无须为王辩护，也无须用老式的美化农民起义的调子来赞赏土匪。因为当时百姓不会写书，我们无法看到他们到底对当时的揭杆而起者是个什么态度，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写出来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比，差不多是一毛与九牛之比。记载阳明事迹的又都是与他相同立场的人，都是坚信剿匪天经地义的士大夫。他们的话是必须加以分析才能接受的。真正让阳明哭笑不得的是，他本来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民，我同胞也；现在，他却不得不向他们举起屠刀，来镇压本来可以成为圣人的也有心本体的与他一样的人，这是多么严峻的考问？若在俄罗斯宗教型思想家那里，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在王某人这里，却毫无困难。因为确立了仁政理论体系的孔夫子可以诛少正卯，阳明最心仪的孟子是主张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像夏桀、商纣那样的帝王都可以诛杀的。再说，尽管儒家是世界级的和平主义教派，但它从来没有承诺绝不杀人，在刑法与道德这治国的两轮之间，孔子明确表示他要“执两用中”。阳明是孔子的好学生，自称是圣人的真骨血，绝对能完整准确深入领会圣学的真精神。他有一个法宝：就是与民众的大多数保持一致。这既是儒家民本原则的“当代”体现，也是市民社会有所养育的当代表现。他有句近乎极端的话：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这即使不算平民宗教，但很有的那个意思了。这个思想一点也不妨碍他去镇压民变，反而是他去镇压的价值支点，他不去除暴怎么能安良，在匪徒出没的广大区域，民不聊生。他们遥望王师救他们出水火之中。然而腐败的政府既不能保障民生，更不能保障民安。久而久之，不想当强盗的良民也不得不“入伙为安”，愚夫愚妇只有一个逻辑，就是永远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他们在给国家交纳的税粮中包含着让国家养官养兵以保障纳税人安生安全的期待的，但官敲诈盘剥他们，兵比匪还心黑手辣。－－王阳明剿匪就不用国家正规军，他知道大军一过，百姓几年之内没法正常生活。他是个为大多数民众着想的好官。由于明朝有军功、恩赐、贡举、科考几大渠道出产官吏，官多岗位少，南京六部是板凳队员，还有大量的隐蔽失业的官员，造成官场竞争空前的激烈。阳明等到四十五岁才得授去剿匪的实职，还是因了兵部尚书王琼的特别推荐。琼是太原人，能打会算，以敏练获宠圣上，人皆服畏。他正德十年才当上兵部尚书，次年就举荐了阳明。他反对大兵剿匪的办法，才特拔阳明这样的人才。他废除了当时通行的用杀贼首级论功的作法。他说这是秦始皇留下的坏传统。在边关可以论人头，在内地绝对不可。他说：“现在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以冒功，还纵贼行动以创战绩。自今内地征讨，只以荡平为功，不计首级。”－－董卓杀民以冒充杀了黄巾军的虐行还在上演。对于那些平民来说，被官军杀了还得留下“匪属”的罪名给亲人后代。王阳明自称正在尸位素餐、因循岁月，却于九月十四日忽然接到吏部任命他当南赣佥都御史的咨文，既惊惶感动又不知所措。这个使命是出他意料外的，他早年练就的“先知术”没有发挥作用。他思考了半个月，给皇帝上了一道《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致仕就是退休。他是个语言大师，疏文写的极好，短短的篇幅一波三折，横说竖说，无非是身体不好，才能低下，不敢误国败政。中间有些插曲性的话颇可玩味：“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下面说自己得显官怎么会不欢喜？只是怕干不好云云－－这是阳，真实的意思是我过去粗心浮气、狂诞自居－－你们从来也没想着要用我，这是阴。阳虚阴实，大有我这里都过了景了，你们才起劲了，真让我涕笑皆非，如手持鸡肋。去年，即正德十年御史杨典举荐改阳明为祭酒，这个活儿倒与他这个讲学家的形象般配－－但人家腻歪的就是他的讲学，怎么会让他成为“奉旨讲学”的祭酒！突然让一个礼宾司的白面书生去当剿匪的巡抚，他若朝发夕至的去上任有点发贱，若说死不干，就再也没机会建功立业了，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空头思想家－－这绝非他本心本性所能甘心的。像朱熹那样活着啃死人书死了啃冷猪头，在他觉得那是非常可怜的，辜负了这只能有一次的生命。怎么办？就算是夕阳红，也比阴霾一世强得多。再说等啊等，终于等到了权力又让它失之交臂，这也不是心学家要干的傻事。那就成了迂腐的呆道学。微妙的“度”，或用他常用的术语“几”横在眼前，怎样有利、有节的发了牢骚、表示了谦让，还能把握住机遇－－他在最后提出让他回家看看他奶奶，然后就去上任－－这与上疏的文题、前面的正文相矛盾了。他自圆的办法是：我上次请求退休、请病假都是为了看我奶奶，与她得诀别一面，现在我提这个要求也许违反条例－－言外之意是你们自然可以不允许。他递上含义复杂的辞呈，就从南京往老家方向走。他后来的谢恩疏上说是在杭州等待旨意，《年谱》说十月回到了老家山阴。估计他肯定不会在杭州一直傻等着，杭州离山阴很近了，而且他与其在杭州等何不在南京等？那种文牍政治的行政效率也着实可笑。十月二十四日圣谕下：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 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钦此。这道圣旨也没有启动阳明的“心机”。他依然号称在杭州，其实往返于“山阴道上”。十一月十四日兵部又续下一道批文，内有皇帝切责语：乃敢托疾避难，奏回养病。见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万一王阳明因见 地方有事，假托辞免，不无愈加误事？兵部奉圣旨，命令：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但是，他还是继续等，等到十二月初二吏部又下文，正面回答了他的请按原官退休的上疏：“奉圣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这次，他不敢再玩名士派了。原先半真半假、半推半就，等皇帝的申斥其实是在等皇帝的再三诚聘。他身体不好是事实，剿匪这种活儿容易失败而不易见功效。他前面的御史就是畏难而以病辞职。再前，也有招抚土匪而土匪又反戈，从而落职入狱的。也有不屑于为流氓皇帝卖命的。现在 一切都不用再说了。初二下文，初三他就告别美丽的杭州城，走向日渐坐大的那些巨寇，走向积年匪患丛生的深山老林。这一走就是五年，而且是百死千难的五年。能得以生还，还建立功勋，真是大本事。２．胜败由人 兵贵善用他先立即赶到南昌，粗定了一下方略，用心法应变这无穷的现状。－－他跟皇帝说，他初三就到了南昌。江西南临百粤，北枕大江，东连闽峭，西接荆蛮，地延千里，址交五省。现在这几省交界处暴动频起，新起的流民与山里的惯匪连成了一片。各省划地为牢，对边界地区的事情都推诿，「就像毛泽东《论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在边远落后的地区、在各省之间的交界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又有崇山峻岭，洞穴丛林，只有鸟道与外界勾通。车马不得长驱，粮草不能及时供给。官军扑来，暴民如鸟散入深林，大军日耗累万，却如高射炮打蚊子。暴民在山中如鱼得水，大军在山中则是涸辙而鱼，难以维持。大军一走，他们旧态复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他们狡兔三窟，勾连成片。官逼民反，他们兵源连绵不断。总而言之赣南闽西那脉山麓千里皆乱。正德十二年丁丑正月十六，他到达赣州，正式开府。他来时，在万安就先跟数百名流贼遭遇上了。他根据王朝官员调动的规矩，基本上是只身一人，领着家人，没什么官军护卫，而且他的旧衙门是王朝最冷清的部门，他也无从带钱、带人。那帮流贼沿途肆劫，商船不敢前进。王把商船组织起来，让他们结成阵势，扬旗鸣鼓，摆出趋战的架势。这伙流贼皆由流民临时组成，并非惯匪。明朝是不允许人口随便流动的，就怕他们变成流贼。但他们的温饱无着，又不能等死，政府又不提供基本保障，他们不流又如何？这伙人见船上有了官，便像找着了娘，一起跪下来，请求救济，说他们只是饥荒流民，只求官府发放救济。 王让人上岸宣布：你们赶快回家，我一到赣州就派人落实安排。以后各安生理，不要再胡作非为，自取杀戮。他最后是否落实此事，或促使地方采取了什么措施，不得而知。他后来平定了巨寇后确实兴办了一系列富民教民的实事。眼下，他得先收拾残局。因为他的前任文森见形势严重，早已假借有病辞职而去。而前些时谢志珊、詹师富等部攻掠大庾岭，进攻南康、赣州，守城官员有的被杀。暴动的怒潮以樟南群山中的积年匪巢为重镇，所以，阳明须先把它们搞掉，再说其它的。他是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一旦承当便全力以赴的人。不玩花活儿，不来虚着儿。而且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已将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无冥冥之志无昭昭之功，天才也不例外。用兵之道，是最典型的用心之道。兵法之妙，妙乎一心。而真正的打仗并不像说书人所描绘的那么单纯，那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三突出”到将军的拼杀格斗上。其实，打仗是在打制度、打钱、打谋略、打人心。阳明现在有了权，他的文韬武略得以变成真才实学矣。他的心学又一直是“运用学”，现在他可以运筹施展出来了。治民先治官，他的认为这一带暴民的不到肃清的原因在于各省都推托观望，不肯协力合作，致使贼情蔓延。他首先照会各省必须听他的指挥，做好战前准备，巩固城池，选拔向导，组织大户，开垦边地兴屯足食－－总之，他极有远大战略头脑，既要治标又要治本，要根治匪患，而比只是拉完网就走。他是个儒家，而非兵法家。这再次证明了荀子主张用通经达义的君子当官的设计是正确的，他们既能做好眼前的工作又能考虑到长远的效益。历代实行的科举考试，其本义也是想选拔这样的君子，但很难拔出阳明这样的真才。这也是王阳明要发动思想革命的原因。治民，最好的办法是有效的让民自治。他推行了十家牌法。其作用相当于用居民委员会监控住户，让每户每天汇报当天的行为，来往人员的情况，一户出问题十家连坐－－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那个牌相当日伪政权办的“良民证”。但他发牌时告谕各府父老子弟的告示写的极温情脉脉：我岂忍心以狡诈待尔等良民，只是为了革弊除奸，防止通匪，不得不然。也是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并提出了一系列让他们当好良民的道德要求。他在将后院布置停当的同时，已着手选练民兵。民兵，最晚在宋代已有常制，在禁兵、厢兵、役兵之外，就是民兵。选拔健壮的农民列入兵籍，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有事则应召入伍。只是明中叶以来连正规军还组织不好，遑论其它。他在《选拣民兵》的告示中说：我到任十天，未能走遍所属各处，仅就赣州一府的情况来看，财用枯竭，兵力脆寡，卫所的军丁，止存故籍，府县机快，半应虚文。根本就没有抵御强寇的力量，用他们去剿匪就像驱羊攻虎。所以，以往动辄会奏请兵，不是湖广的土军，就是调广东的狼达。往返之际，经年累月。集兵举事，他们魍魉潜形，无可剿之贼。大军一走，他们又狐鼠聚党，便又到处是不规之群。群盗已因此而肆无忌惮，百姓觉得官军根本靠不住，便竞相从匪。他的天才在于既现场发挥的好又不是权宜之计；既操作简便又不是苟且之谋；他的办法都是眼下见效的长远之策。实难缕述，且说这选拔民兵之事。他发令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的兵备，从各县选七、八个骁勇超群、胆力出众的魁杰异材，组成精干的小分队。召募奖赏他们的费用都从各属商税和平时没收的赃款罚款中支出。各县旧有的机快的编制不动。会剿时不要出动大军，每省出兵不得超过五百，这五百人分成两拨，三分之二的留守训练，既为安抚民心、做预备队，还为这样可以节省军需，以提高给投入作战的那三分之一精锐人员的奖赏。与此同时，他广布间谍。原先，官军在明处， 因为赣州的百姓多有为藏在山洞中的强人当眼线耳目的，官军尚未行动，那边造有了准备。阳明发现一个老衙役尤为奸诈，是洞贼的密探。便把他叫到卧室里，问他要死还是要活？若要活，就交代联络图、联络点。老役如实坦白。阳明遂推行十家牌法，同时有将计就计，故意让密探传回去错误消息：能而示之不能，打而示以不打。很快，一切准备就绪。他下令各省的小分队会剿活动最猖獗的闽西樟州象湖山一带的暴动。其实，具体打仗的是他的下属。他是在帷幄中运筹的。３．作贼用是贼性官军见敌众我寡，敌据险要之地，我处仰功地位，且巢穴众多，又四面设伏，并且斗志昂扬。他们便想分进合围。初战长富村，斩首432名颗,俘获146名口,烧毁房屋400余间,夺马牛无数，跟鬼子进村差不多,却是战功。官方死了“打手”６名。暴动部队退回象湖山拒守。 在莲花石，两军对垒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广东的兵在大伞地方，遭暴动部队阻击，不能按计划到达。福建兵也去大伞会战，却被大伞暴动部队突然袭击，他们杀败官军，四散于水竹、大重坑等老巢。皇军受挫，又不敢不打，又不想送死，这时便有几个军官提议调广东狼兵前来。阳明立即下令训斥，要按“失律罪”处分他们，但又并不真处分，只是激励他们去立功赎罪。这是阳明发挥指挥作用的时候了，他说：“兵宜随时，变在呼吸。怎能各持成说？貌似持重，却坐失时机。福建军有立功心，利于速战。敌以为我必等土军狼达，不会出击，却正是出击的好时机。”虚虚实实的契机看怎样把握利用。他亲自住跸上杭，算是靠近前线指挥，命令假装撤军，扬言秋季等大军来会剿。却分兵三路，占据险要，于二月十九晦夜，全线突袭，各路并进，直捣象湖山，拿下了主要的隘口。这是军事上常说的“出其不意”，造成敌人的相对劣势，我变被动为主动。对手毕竟是水平不高的民间武装，他们以为官军还会像往常一样，受挫之后，或走或来召降。没想到这次官军勇敢又能耐了。他们想攀登到悬崖绝壁上去，没想到上面早有王布置的从小道上去的伏兵。上面滚下圆木石头，他们只有四处逃奔，但依然边跑边打，官军人数不是很多，但有“势”，尤其是三股鼓噪穿插，遂喊声遍山野。暴动部队既离开了老巢又失去了地利，便大势已去。官军乘胜追剿，攻破长富村、水竹、大重坑等四十三所据点，杀了暴乱首领詹师富、温火烧等共七千余人，把遍布在山中的“贼洞”都捣平了。用正史上的话说：这一次仅用了三个月，樟南数十年贼寇悉平。阳明原先做了两套准备：贼若据险相斗，就学邓艾破蜀－－间道以出；贼若盘踞山洞不出，就学充国破羌－－用小部队困住他们。这个方案有阴有阳，万无一失。广东兵不走间道，打乱了部署，一度受挫，诸将灰心，请调大军，他的独特超人之处在于能透过一层，不肯自懈失机，亲自督师，卒获成功。他出发前，在山阴，王思舆跟另一个朋友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问：“何以知之？”答：“吾触之不动矣。”－－这个触之不动，就是“心”有了定力，有了主意。果然如此。这个王思舆就是当年去拜访他人未到而他已先知的那个拜访者。４．物质变精神细看王阳明关于这一仗给皇帝上的五、六道上疏，真觉得这个人还有极琐鄙的一面。疏文长得要命，仔细得近乎糊涂，什么打手、杀手的姓名，古里古怪的贼名都一一开列，每一小战缴获的牛马都计数上报。莫非怕皇帝不信？－－自然朝中是有一批文官专门在哪儿挑剔勘验，怕谎报军功。事实上也是主要写给他们看，因谎报军功的太多，朝廷总是煞价－－你报四千，他按二千算。这次对王也是如此，兵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嘉奖令，就让他杀贼的数目少了一半。最不可解的是说重复话，几天之内写几万字的公文，反复请求给他专职专权，累不累？－－没工作时，身体不好，有了工作，身体就好了。不给权责，不干不就得了么，还何必像要饭似的去乞求效忠君国的工作机会。比皇帝还积极。救民水火的责任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恐怕是功名心，不愿意一事无成。若不能成功，他就既难成圣也难成雄，而无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然而贪则必败，怯则无功。这中间有许多微妙的道道。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勤于王事的典范。大明朝的官成千上万，若都像他这样，就出不了李自成，女真族也很难进关了。但是朝廷很有办法，偏能不让这种人得志行道，象是偏要召唤李自成起来、女真族进来。皇帝因他平樟南匪患之功，赏了他银子二十两、奖状一张，升官一级。他又上疏谢恩，说不是我的功劳，是那些做具体工作人的功劳。尽管这点赏赐还不如皇帝一次赏给某个和尚、道士、优伶、太监的那个零头呢。但朝廷还只是先赏他一个人，别人经勘验明白后再说。他并不是一个贪功冒赏的人，他一再声明自己只是尽了点催督之责。事实上差不多也是如此，他没有像别的官僚那样成为“梗阻”，能够把底下的愿望体现出来，把上头的意志贯彻下去，就是上上好官了。王本人的确不在乎那点奖励，但他要能够行使赏罚的权力。这时他又要运用法家的理论了。道德教化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他接二连三地给皇帝上“赏不愈时，罚不后事”的常识课。用当代眼光看，那种体制真够厉害的，能把每个人都弄得可怜兮兮的，像个要饭的叫花子。然而这正是自古“士不遇”悲歌的总帐。阳明的感慨何尝少浅！现在，他来操作，不是空叹了。不过，大思想家即使谈鸡毛问题亦言近旨远－－只要是他在谈，而不是跟皇帝报杀人的帐单，就还可看，而且可以看出官军无能到什么程度。他说近年来，岭北一带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等着匪散围自解，而终不去决一死战，原因盖在于无赏罚以激励人心。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免坐视之罚；应名追捕，聊为招抚之媒。南、赣之兵本有数千，然而却不见敌就跑，不等打就败。原因在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罚。最后，他请求朝廷让他用已练出来的这两千兵便宜行事，不限期限，再给他提督军务的全权，再借给他朝廷的旗牌，给他直接赏罚下属的权力。他保证能取得比大军会剿要省半费而加倍的功效。他等于向朝廷立了军令状：给了我令旗令牌，得以行大军诛赏之法，便宜行事的自由，而兵不精、贼不灭，臣亦无以逃其死矣。朝廷一干文官反对这样做，就一直拖着－－低下办事不利，皆由上边形式主义养成的官僚主义，大明朝后来不得不亡也以此。而搞“团练”这一套，阳明教会了曾国藩。成了国溃时期的救命稻草。王阳明在民众那里获得了肯定。在班师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顶礼的跪拜。回师上杭，正赶上那里久旱不雨，他就祁雨，还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面欢呼，一面觉得不满足，让他再求雨。他就又求，并向上天保证马上班师，不再起刀兵。还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为他是神仙，说他的军队和求来的雨都是及时雨。他就作了篇《时雨堂记》－－因为人们要把他求雨的那个台子叫做“时雨堂”。他去时还为“疮痍到处曾无补”而说气话－－还不如回南京旧草堂过清灯苜蓿生涯。今天看见自己的“作品”了又高兴得喜气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农蓑下夕烟，人们又过上太平日子了。为了这场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诗。他是从心里热爱老百姓的。为了让百姓长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阳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后代不再当土匪，他热情地响应了下层的请求－－在樟南河头地方建立一个平和县。他将下级官员、民众的一致要求转达了之后，加以深度论证。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成为“梗阻”反而成为变压器，这就是民众之福了。他一开始有这样的顾虑：大军过后继以重役，百姓难以承受。他还实地考察了一番，询问父老，众口一辞，都盼望着建县，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动奉献木料和石头，他们自发的来义务劳动，但不敢擅自盖县衙门。他们最怕的就是上边不同意，应了毛泽东的判断：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积极性。好官能够将这种积极性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出来，而坏官则把他们压制下去。王阳明“教导”皇帝：河头形势，系江西、福建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荡，但难保有余党不再啸聚。过去，乱乱相承，皆因县治不立。若于此地开设县治，正可以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化为良民。除了可以安置新抚「招降过来的」之民两千余口，更重要的是设立学校，通过教育永久问题。他提醒皇帝：“若失今不图，众心一散，不可以复合；事机一去，不可以复追。”俯顺民情，是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像孟子和焦玉禄说的只要老百姓说好，就是对的。现在，地图上的自然也是有实体的平和县就是这么出现的。另外，他还在横水建立了崇义县。规划土地建筑民房，鼓励山民修建梯田，以解决山多田少的矛盾。还凿山辟路，以通险阻，用扩大交通的办法达到开化民俗的作用。他的这些举措证明他是诚心让百姓好起来，不是单单镇压了事。所以不能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因为他还是农民生活的建设手。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这样评说阳明：“当桶冈横水用兵时，敌侦知其讲学，不甚为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反正每当他与民众在一起时，他就感到一种充实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心学有平民性的“内证”，也是心学受下等华人拥护的原因，因为它有种人情味、人道主义精神。这就很了不起了。更让他高兴的是徐爱在 上买了块地，和几位同学在等着他同去过卧龙躬耕垄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笔调写到：新地收获少，那么收税也少，咱们再学学钓鱼，－－但是我现在却须向千山万壑夜发奇兵。“百战自知非旧学”，我多么想跟你们在一起，然而，然而．．．。然而，他虽然知道徐爱病了，也甚为关切，几次写信垂问。但他没想到他的这位颜回，不久即到了别一世界。而薛侃、陆澄等学生这一年都中了进士。阳明却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絮在风中，若不粘泥贴网，亦自主张不得。”就是希望他们有所依傍－－不是加入官僚网，而是在精神上有寄托，别滑坡。他知道官场是个销魂鬼窟，心志不“老”很难不受其斫伤。他很惦念他们，不知道他们他经得起这种害人的进步的考验不？现在，他顾不上管他们，唯有用过去的教育效果来安慰自己了－－“想平时功夫，亦须有得力处耳。”他给别的同学写信时说，他们考上，我真正高兴的是可以日后一起隐居田间了。他之所以这么说，大约是因为不当几天官就没有经济能力去隐居。５．心中贼在制度中他给他的学生杨仕德写信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来铲除鼠窃毛贼，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这才是大丈夫不世之伟业。”他这两句话本来是他惯用的“仿辞”表达式，后来－－在新中国却名声大噪，成了他反动透顶的铁证。其实他的本意只是：让我来平定民间暴动，是杀鸡用宰牛刀；真正难办的是扫荡心中的邪恶。心中的邪恶之所以难除，是因为人们不以为那是贼。国事如此不振，人心如此不古，就是因为心中贼在做祟。他这话主要是针对那些把持朝政的奸恶之徒，自然也包括人人心中不可告人的毛病。本来人性是善良的，却因贼的盘踞而变了态。这个心中贼是指所有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缺陷，能破除之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他这是在激励学生去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并不反动。人人都能铲除了心中贼，则人人都是圣贤，就回到了羲皇上古、三代圣世。相比之下，还真是属“山中贼”易破，去破山中贼的那一套“管理体制”的问题难破。因为山中贼是民，制度中的贼官。官比民难缠多了。他参劾一批失事官员，也奖励了一批官员。制度问题又大于官僚之间的主体间性。难办的还有财政，打仗是打钱呢。他想办法疏通盐法，以保证军饷。最最难的是，须得到上边的支持。他两次疏请旗牌，还是在特拔他的王琼力排阻力，才暂时给了。并把巡抚改为提督，使他有了可以现场发挥的自主权。尤可恼的是，害群之马太监，见打仗就以为来了发财的机会，浙江镇守太监毕真走内线，让皇帝旁边的太监说服皇帝派他去当剿匪部队的监军。这是明朝的惯例，就像国民党派军统特务管地方部队一样。自然，太监监军并不从明朝始，但在明代是登峰造极了，也是明军在对外族时作战屡屡失利的原因。阳明那种最怕受羁络的英才，若顶上一个外行婆婆，便须带上镣铐跳舞了。朝里有人好做官，又是王琼保护了他，王琼说：“兵法最忌遥制，若是南、赣用兵而必待谋于省城的镇守，断乎不可！”但还得给太监一点面子－－若省城有警，南、赣军队必须救应。王琼打了个太极拳，算圆了这个场。要无王尚书如此知人善任，而且不避嫌疑地一再再而三地扶持他，他再有心学功夫也营造不出顺利的官场环境，从而即使是龙，也得变成虫。而王琼也知道他阳明成功也是兵部尚书的功劳，琼也是个别有奇情的干材，才能英雄相惜，他愤慨的说：“国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权柄，还将有谁可用？”现在有了“势”，就可以作法使术了。他先改造部队编制，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他当年下过正经功夫，那时的纸上谈兵现在都可以“精神变物质”了。他说：“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这是兵法实相，不像小说家言那么渲染战将的神功，真正的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的阵前苦斗貔貅将、阵旁旁观草木兵的那种儿戏。将领的作用是决定攻防计划、组织部队去完成这个计划。他的“治众之法”就是强化等级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即所谓“分数”。他的新编制如下：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二哨为营；三营为阵，二阵为军，军有副将。副将以下，层层管制。现代的科层制管理方式也是如此。这样做其实并无什么新意，尽管《明史》阳明本传中赫然录入，并说是“更兵制”之举。只是将每个单位的数目做了调整。《周礼》记载周代的兵制是：五人为伍，五伍为两，递进为卒、旅、师、军。宋代的李纲则调整为伍、甲、队、部等。阳明这样改为了剿匪时分进合击的便利。他说这样做可以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这几句话李纲也说过。就像他的十家牌法是古代里甲制度的翻版一样。。编伍完毕，发放兵符。每五个人给一牌，上写本伍二十五人的姓名，使之联络习熟，谓之伍符。每队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总甲，一留阳明的总部，叫队符。相递有哨符、营符。凡有行动，发符征调，比号而行，以防奸弊。平时训练， 战时进退都集体行动－－这是否是现代部队编制的先声？反正有效地改变了明朝地方部队一盘散沙，死了跑了都没人管的疲软局面。现在他可以治众如治寡，纲举目张了。他有了权势以后是否也就有了心中贼了呢？这要看他拿权力去做什么。譬如眼下，是去杀人还是去救人。他还是根据他的理解去尽量做“抢救”工作的。真正的贼还是在制度之中，制度中有贼性才使贼与制度同生共长。贼尽管无日无之，但“盗贼蜂起”就说明不但制度的性质有问题，而且状况也每况愈下了。毫无疑问的通则是：缺乏社会公正与有效的教育是产生民间暴动的基本原因。“乱自上作”，是集权国家的普遍事实。至少，这个国家的状况该由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统治阶级负责。６．破山中贼的心中贼磨到九月，才下达了至金至贵的上谕，给了他得以放手工作的权力。圣旨出于王琼手笔，自然要论证一番，在几省交界的山岭地区，盗贼不时生发，东追则西串，南扑则北奔。地方各省相互推托，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赏罚，以励人心。－－这些都是重复阳明的话，把他的奏疏变成了再传达下来的指令－－下学上达，下级教上级，能教会了还得谢天谢地。权力资源的垄断者授予他提督军务，调配钱粮，处理下级，杀死被捕贼人的全权。可以便宜行事，只是不要像过去的官员那样滥用招抚的办法。没的说了，阳明按照他的哲学开始行动。樟南平了，他将重点转到南康、赣州。这里西接湖南的桂阳、南接广东的乐昌，王认为这一带的桶冈、横水、左溪的暴动部队荼毒三省，威胁极大，若串入广东，形势更难平定。另外， 头上、中、下三个山头都是池大鬓「仲容」的势力范围。他们与横水的谢志珊部同是南赣最大的暴动部队。王想攻打横、桶，又怕 头的人过来夹击。遂想办法稳住 头这一头。只能用“抚”的办法。当时，有人主张三省会剿。阳明不以为然。他明跟皇帝说：广东狼兵所过如剃，毒害民众超过土匪，会激起更大的民变。他是真心爱民，与过去哄骗朝廷和民众的假招抚不同，他想和平解决而且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平完樟南之后，他想办法妥善安置“新民”就足见他是实心办事，从利国利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现在，他的第一个举措便是派人去招抚乐昌、龙川的 头人众。因为他真正的拿手好戏是攻心术。而且上次平樟南时，领着家属投降的人差不多都经阳明按置而复业了。他不愿意多事杀戮。他讲过，杀是为了不杀。－－历史上的清官最高也就是这样了。他给山洞里的暴徒们送去牛、酒、银子和布匹，让暴徒们的家属先暂时食、用。并写了封可入历代名扎选的“告土匪书”－－《告谕 头巢贼书》：本院以弭道安民为职，一到任就有百姓天天来告你们的，决心征讨你们。可是平完樟寇，斩获七千六百余，审理时得知，首恶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其余的都是一时被胁迫，惨然于心，因想到你们当中岂无被胁迫的？访知你们多大家子弟，其中肯定有明大理的。我从来没有派一人去抚谕，就兴师围剿，近乎不教而杀，日后我必后悔。所以，特派人向你们说明，不要以为有险可凭，不要觉得眼前人也不少。比你们强大的都被消灭了。然后开始运用心学理论：若骂你们是强盗，你们必然发怒，这说明你们也以为耻，那么又何必心恶其名而身蹈实？若有人抢夺你们的财物妻子，你们也必愤恨报复，但是你们为什么又强加于人呢？我也知道，你们或为官府所逼，或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歧途。此等苦情，甚是可悯。但是你们悔悟不切，不能毅然改邪归正。你们当初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现在改行从善，死人寻生路，反而不敢。为什么？你们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无法理解我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若轻易杀人，必有报应，殃及子孙。但是，若是你们顽固不化，逼我兴兵去剿，便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现在若说我全无杀你们的心思，那也是诳你们。若说我必欲杀你们，也决非我之本心。你们还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二人背逆，要害那八个。父母须得除去那两个，让那八个安生。我与你们也正是如此。若这两个悔悟向善，为父母者必哀怜收之。为什么？不忍杀其子，乃父母本心也。你们辛苦为贼，所得亦不多，你们当中也有衣食不充者。何不用为贼的勤苦精力，来用之于农耕、商贾，过正常的舒坦日子。何必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像鬼一样潜形遁迹，忧苦终身，最后还是身灭家破。有什么好？我对新抚之民，如对良民，让他们安居乐观业，既往不咎，你们已经听说。你们若是不出来，我就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帅大军围剿你们，一年不尽剿两年，两年不尽三年，你们财力有限，谁也不能飞出天地之外。不是我非要杀你们不可，是你们使我良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想让他们躲避你们，他们就失去了田业，已无可避之地；让他们贿赂你们，家资已被你们掠夺，已无行贿之财。就是你们为我谋划，也必须杀尽你们而后可。现在我送去的东西不够你们大家分，你们都看看我这篇告示吧。我言已无不尽，心已无不尽。如果你们还不听，那就是你们辜负了我，而不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兴兵可以无憾矣。民吾同胞，你们皆是我之赤子，我不能抚恤你们，而至于杀你们，痛哉痛哉！走笔至此，不觉泪下。这样的“告土匪书”简直像情书。至少在阳明前没有见过这么仁义、这么动情的，只有坚持人性本善的思想家才能如此。这颗精神炮弹，很有作用。一是直接感动了住在山洞里的瑶族酋长，如金巢、卢珂，他们率本部来投诚，参加了后来的剿匪战斗，尤其是卢珂，破池大鬓时立了功，后来阳明保举他做了官。二是对暴动部队起了心理破坏作用，使他们思想动摇、精神涣散，且疑且惧，斗志瓦解。他们不知道阳明正在反对用土兵狼达来会剿。首领蓝廷凤准备投降。而这时王的部下如伍文定等已率部队突飞猛进，到达了他们的洞口，是冒雨而至，他们卒不及防，遂仓促败逃。官兵捣平几个大的洞巢，阳明也在土匪中落下“多诈”的名声。那一带的巢穴已是漫山遍野，就是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从而没有协同作战的能力，几乎是等着官军各个击破。这也是农民军造反很难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还没有达到政党政治的阶段，像自然经济一样，他们的政治形态也得等待自然发育－－假若官军不及时来围剿，他们靠互相兼并来形成统一的武装。往往不等大军来剿，他们已经互相杀得元气大伤，帮了官军的忙。他们受地域、种族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不大容易联合，而且每一粒沙都要自成皇帝，不到万不得已不肯附属于别的山头。相互之间还难免因有些小矛盾而彼此幸灾乐祸，观望不救。根本想不到这回是你，下回就是我。皆因他们都是被迫上山，不可能有什么打倒三座大山之类的社会理想。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活几天，而且是活了今天不管明天，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走上那条路本身就是挣命式的活法。难得的是号称“征南王”的谢志珊，在大敌当前，能够联合陈曰能、广东乐昌的高快马，大修战具，还制造吕公「姜子牙」战车－－山地不宜车战，恐怕是主要用于防御，譬如可以登高望敌、射箭，或布置于洞口，发挥“拒马”的作用。他们一旦组织起来，便有了谋略，有了攻防计划：想承广东兵在府江时，打破南康，然后乘虚入广。那些知府一级的官员主张先打桶冈，那里是暴动的重镇， 还可以与湖南的兵一起夹击，大形势有利。阳明又站高望远，谋胜一筹。他说：诸贼为害三省，其患虽同，而事势各异。就湖南言之，桶冈是贼之咽喉，横水是腹心；就江西言之，则横水是腹心，而桶冈是羽翼。若不就腹心着刀，而去羽翼拔毛，是舍大取小。而且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现在横水之敌，见我尚未集合兵力，以为战期还远，又以为我必先去桶冈，而心存观望，乘敌不备，急速出击，必可得志。拔除横水之敌，挥师桶冈，则成破竹之势，桶冈之贼则为瓮中物矣。他的指挥部设在南康，离横水只有三十里，先派遣四百余人潜入制高点，埋伏在暴动部队的据点前后。虽然已是十月中旬，但山上还在下雨。官军从山谷呐喊鼓噪推进，暴动部队出来迎战，山头的官军，举旗大喊：“我们已打下老巢！”暴动部队见到处都是官军，真以为山洞度被占领，各以为只剩下自己这一伙了。再无斗志，溃乱不成气候。或降或逃，所有的准备都没用上，糊里糊涂地失败了。这一仗，破除五十多个巢穴，斩首级2168颗,擒斩首领56人， 俘虏了暴动队员及其家属2324人。横水首领谢志珊，也是这一带的联动司令被活捉。王问谢：“你何以能网罗这么多同党？”谢说：“也不容易。”王问：“怎么不易？”谢答：“平生见世上好汉，断不轻易放过；多方勾致之，或纵之以酒，或帮他解救急难，等到相好后，再吐露实情，无不应矣。”阳明感慨系之，让带走谢，就地正法。然后对跟着他的学生说：“我儒一生求朋友之益，不也是这样么？”７．恶梦成真徐爱，早就跟阳明说自己活不了多大岁数。阳明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他曾梦游衡山，梦见一个老和尚抚着他的背，对他说：“你与颜回同德。”过了一会儿，又说：“也与颜回同寿。”阳明说：梦而已，何必当真，你也太敏感了。徐说：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愿能够早日退休，希望能够专门修证先生的学说，朝有所闻，夕可死矣。他是个心中贼尽除的大善人，是王学门徒中最为明诚的第一贤人。用他同学的话说，是跟从先生最早，闻道也最早，造诣最深的内圣型的楷模。他没有什么外在的事功，但修行的道德境界却最高，跟颜回一样沉静深遂，沉浸在无限的内心体验中，让他跟着阳明剿匪，不知道会有什么“用处”－－据说颜回本是有宰相大才的。不过，估计他们这种类型的人物，是恪守价值理性的君子－－在别人眼里充其量只是个“艺术品”－－这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性的普遍悲剧。恰如《围城》中的赵辛眉说方鸿渐“虽然不讨厌，却毫无用处。”尽管方并不是儒生的典型，但他却是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产品。在阳明眼里，徐爱是他的学说的活样板，最能体现他的教学效果好学生。在南京时，徐是兵部郎中，主要精力用于组织王学门徒的学习。他是个纯正的内圣型的思想家，不以外在的事功为意。他曾劝阳明：“道之不明，几百年矣。今幸有所见，而又终无所成，不是最痛心的事情么？愿先生早归阳明之麓，与二三子讲明心学之道，以诚己身又教后人。”阳明：这也是我的志向。当阳明接到南、赣巡抚的任命，再三辞职，在杭州、山阴泡蘑菇时，曾打算坚卧不出。徐爱却说“不好。现在，外面物议方驰，先生还是就任走一遭。我与二三子先支撑着，等着先生了事回来。”他也确实先辞了职，并在 上买好了房子和地，在那里等先生共同去修证绝学。阳明在打仗时，一想起他这一片芳草地，还美滋滋的呢。现在，听到徐的噩耗，大放悲声：“今天，就是我回到阳明之麓，又有谁与我同志！二三子均已离群索居，我再说话，还有谁听？我在倡议，还有谁响应？还有谁来向我问道？我有疑惑，还有谁和我一起思考？呜呼，徐爱一死，我余生无乐矣。我已经无所进，而徐爱的境界正进而不可限量。天丧我！就让我死算了，又何必丧知我最深、信我最笃的学生！我现在无复有意于人世矣。”听到徐爱的死讯，阳明哭了许久，哽噎不能吃食，持续了两天多。人们都劝他进食，但无效。当他想到我还可以完成徐爱的未竟之业时，才找到了吃饭的力量。他原先想的是万一他先死了，让徐爱实现他的“无穷之志”。现在倒过来了，我替他活着。他决心等这个冬天结束兵戈，在明年夏天之前，“拂袖而归阳明洞”。二三子若再跟从我，就再回到有徐爱主持的时代。即使举世不以我为然，我也不改其志，等百世之后有理解我的人出来，徐爱有知一定会纠正我的昏聩、改变我的懒惰，使我们的事业终有所成。他入赣以后，他的学生分了几伙。有的在阳明之麓，即山阴老家；有的在南京，守着他的旧摊子，并教导他的小儿子，如薛尚谦，还有被他评价为“信道之笃，临死不二，眼前曾有几人”的杨仕德，等等；还有一彪学生一直跟着他转战罗霄山脉、大庾岭南北。按一般的标准，打仗是成雄，讲学是成圣。但阳明从来不把它们作为两件事。他是在用他的学去打仗，打仗也正是进学的好机会，是他“在事上磨练”的教学实习。「不知后来毛泽东的“干中学”是否受此启发」他还真是不管多么忙，也坚持“正常教学”，用他的学生的话说，就是出入贼垒，未暇宁居，亦讲聚不散。了不起的人自有了不起的地方。就是面对暴动，他也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他认为治本的办法昌明政教，他强调综合治理，反对不教而杀。每平定一方，他就奏效请建立巡司或县级政权，一共建立了三个县：平和、崇义、和平。从名字一看就是儒家的作品。为加强基层的权力密度、强度，以扩展皇权的长度，以保证百姓生活在国家的怀抱里，他恢复了久废的洪武爷的“乡约”制度，用他们担负起日常的管理乡民的工作，保持基本的社会公正与礼仪生活秩序，教化子弟改恶从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条件的地方，他就建立社学。他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移易风俗，建立社学是最为浅近易行的。他这套综合治理，自然还是儒家礼乐教化的老套子，但当时的状况还低于这个老套子，就又显得他了不起了。而且还证明了儒学的构想，不是不灵，而是没人真去实行。－－是不是，由此可证，颜回、徐爱都可以当宰相呢。恐怕还是不行。还是老问题，战国时的商鞅就提出了：儒可以对人仁义，但怎么能让别人对你也仁义？８．真诚的欺诈阳明先打横水、桶冈时，曾给 头的池大鬓打了一招太极拳－－要应就是实的，不应就是虚的－－就是去招抚他们，他们若听招固然上好，若不听也稳住他们暂时别动。现在，阳明腾出手来了，可以调头专意对付这股最大的暴动队伍了。池大胡子见到阳明的招降书，说：“我等为贼非一年，官府来招非一次，告谕何足凭？先看金巢等受抚后无事，再降不晚。”金巢投降后，受到阳明的礼遇和利用－－让他带领四百“新民”一起去攻打横水。横水既破，池大胡子紧张了。让他的弟弟池仲安投降，意在缓兵，刺探虚实。他不怕阳明这几个文官领的乡勇、捕快，也知道调广东狼兵，来不能速，留不能久。调来须半年，我不用一个月就跑了。他没想到这回剿是实剿，抚是真抚，不再是虚应故事、敷衍了事。桶冈破后，他知道这回该轮到他了。便玩假和真打的伎俩，一方面示意投降，一方面加紧战备。阳明何等人也，察觉他的战备，派人送去牛、酒，问他想干什么，。他说，龙川“新民”卢珂等要来偷袭他，是为了对付他们。王假装相信了他的话，飞檄怒责卢珂擅兵仇杀，并让人伐木开道，表示大兵将去讨伐。暗中却调集各府的兵力，准备收拾池大胡子。池对于王这一套动作是且信且怕。又派弟弟做特使来致谢，意在刺探真假。恰好卢珂来报告池的反意。阳明卢说：“我对着池的人将故意毁你，你再重来一回，受杖三十，关押几天。”卢受此特别信赖，无比高兴。果然招摇而来，王故意让池的特使看着，将卢拿下杖打又怒数其罪状。池听说后，稍安。他哪知道王已让卢珂的弟弟回去集兵。而打卢的衙役都经王密嘱，貌似死打其实并不着力。王心细如发。王通知这个在地图上叫做“小溪驿”的地方要大事张灯结彩，庆祝和平丰收。池已松弛下来。王又派人给他们送去大明的历法，表示让他们像常人一样耕种生活，并邀请他们来观灯，因为正是腊月根子了，希望他们一起来过年。但是因为卢珂在押，池还是不要撤消布防，以防珂党掩袭。池这回相信了王的诚意。为了回应恩典，他领着93个小头目，皆凶悍之徒，来到教场，但只派几个人来见王。若一旦有诈，他们就从外边跑了。王佯怒以示真诚：“你们都是我的新民，现在不入见，是不相信我。”并买通池的亲信，让他告诉池：“官意良厚，何不亲自去谢，也让卢珂无话可说。”池相信了，他说：“欲伸先屈，赣州伎俩，须自往观之。”王派人将他们领到早已布置好的祥符宫，土匪们见物宇整洁、堂皇，喜出望外，王给他们青衣油靴，教他们演习礼乐，确实察看他们的意向。察觉到他们终是贪婪残忍的歹徒，难以教化。又听到百姓痛恨他们，且骂他这样做是“养寇贻害”“养虎贻患”。他才下定最后杀他们的决心。并派回卢珂等偷袭池寨。池等请归。王说，从这里到 头八九日的路程，怎么也回去过不成年了。而且一回去还得来拜正节，白跑什么！王是还想尽最后的努力软化他们。他们做贼心虚，不敢久留，更不肯真投降，就又请求走。王说“大年节还没赏你们呢。”拖到正月初二，王让人在祥符宫大摆宴席，晚上潜入甲士，让他们喝到天亮，把他们送上了西天。王大伤其心，到了近中午时，还不吃早饭，心中悲痛，为自己不能感化他们而难耐烦恼，直到头痛大眩晕，呕吐一场。他显然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强调性体不动，还他一个心理的解释，就是首先是一种自救－－劳人苦命才向往皈依一种超验的绝对本体来超度自己。其实，阳明早已做好了进剿三 的战斗准备，并写好了发兵的告示、《进剿 贼方略》、《刻期进剿牌》。这也许就叫做感情不能代替政策罢。而且这次是他亲自带兵直捣下 大巢。诸路兵均按王的部署，如期而至。池的营寨既无首领、又无防备，突然从天上掉下来这么多官军，自然惊恐，但毕竟是老练的居多，他们有一千精锐，在龙子岭据陷伏击，挫败几轮进攻，终于寡不敌众。有八百多人奔聚九连山。九连山四面险绝，只有一面可上。他们从上面滚大石头、木头，官军不敢靠近。阳明让官军穿上暴动部队人员的衣服，黄昏时，诈称也是失败而来的同伙。果然热情地将官军招呼上来，等到发觉不对，为时已晚，大军随之阑入。他们支持不住，退走溃出。下面能走的地方都是官军的伏击点，连杀带捉，很快就只有二百来人了，他们乞降。阳明当然愿意少杀，并很快作为新民把他们安置了。正月还没过完，他便大功告成，这一带长年暴动不已的地方，被他用最低的成本平定了。他领导着文官和地方兵、乡勇完成了以往大部队完不成的任务，而且他还长久的解决了不再发生暴动的问题，给新民们土地，让这一带的人用广东的盐，省得受徽州盐商的盘剥，建立乡约、新的县城、社学等等。用《明史》本传上的话说：“守仁所将皆文吏及偏稗小校，平十年巨寇，远近以为神。”他自以为活儿干完了，便于三月向朝廷递了情真意切的辞呈－－他像打工妹一样总惦着回家，他奶奶病危、他父亲也有病，他还想着继承徐爱的遗志，在阳明之麓修证圣道。等到十月，圣旨才下：所辞不允。此前，六月份朝廷提他为右都御史，赏赐让他的儿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他立即上疏辞免，十二月下旨不允。但真正落到他儿子正宪头上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更为滑稽的是，他打完桶冈，湖南的大兵才到，他还得劳师辞谢；他已平定 头，广东还不知道呢。实践证明他反对三省会剿是正确的，兴大兵只能给百姓带来更沉重的负担。而且那么多的官和军都会干些什么呢。百姓心中有杆秤。他班师回赣州，一路上，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卫所都给他立生祠。偏远的乡民，把阳明的画像列入祖堂，按节令礼拜。－－就这点来说，他真正的成功了。他希望活在人们的心中。但他真诚的说“未能千羽苗顽格，深愧壶浆父老迎。”这份愧是包含着几分欣悦的，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意思。他更希望民众过上好日子，能够太平和谐的正常生活。武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所以他稍事修整之后，即重建乡约制度，让德行好的“老人”教化那些性情不稳定的青少年。以贯彻“内治”在先的原则。孔子曰：不教而诛，忍也。至于他本人，毫无居功自得之意。他说，“微功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他知道，横征暴敛是民不聊生的原因，民不聊生是民变迭起的原因。他也的确向朝廷建议过几项减免租税的，但效果甚微。在庞大的帝国及其成法惯例面前，他这点微功，这个小官，简直是等若轻尘，太微不足道了。第十回 功成自会１．学用一体给皇帝上了告捷书以后，阳明居然设酒犒劳跟着他的学生。这太反常了，学生都大为不解，问老师这是为什么？王说感谢你们呀。学生们更纳闷了，我们并没有帮助您做什么啊。王说：“刚开始时，我登堂处理问题，尤其是有所赏罚时，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率性，生怕对不起你们，怕与我平时给你们讲的不一样。处理完那些事情，还不安，跟你们在一起时，还想着那些事，反省赏罚分明公正否，想着如何改过。直到登堂与跟你们在一起时一样自然随心，不用加减，这才心安理得。这就是你们给我的帮助，不用事事都得用嘴说。”阳明是真诚的一元人格，从心眼里要将学与政、思与事统一起来， 才肯把学生 当老师，当成他是否知行合一的监督者。这是真正醇儒的心地、大儒襟怀，真诚坦白。没有这份“诚”，便一切都无从谈起。 学生们听了这番话，只有都更严格要求自己而已。王还绝对说的是真心话。打完仗，才只是恢复到正常情况，如何安置“新民”，并把他们教化成良民，就成了新的中心工作。新民成分复杂，有的心怀反复之计，面从心异，假装惊恐，暗中准备东山再起。对这种人一味仁慈，也是既害了他们，又毁了别人。王在这方面是个成熟的政治家，软硬两手都极地道。举乡约、办社学，大行礼乐教化，以移风易俗。这种善后工作是用儒家的老本行。但也继续战备，杀企图再作乱者。他跟孔明一样，事无巨细，都认真对待，生怕有一丝纰漏从而前功尽弃。这种活法本是好累好累的。但他还能从容讲学，诗文中的淡雅，也的确是发自本心的。不管多么忙乱，他都能一派从容。这有点像他的父亲。王华，龙山公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立边幅，无论人多人少，对大对小，都待之如一。谈笑言议，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都是一样的。自然，才本色；才从容；百务纷沓，应之沛然。他的熟人没见过他有难处之事。这自然也因他才识宏达，无所不可，但更重要的还是心理素质好，操持坚的，屹不可动，再乱也乱不到他心里去。阳明善于运用政策的法力。他让赣州多用纸张大肆印刷他的《告谕》，发给各县，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给予一道。乡村山落也家喻户晓。他认为乱生于风俗不美，风俗难以一下尽变，先易后难，先就其浅近易行的开导训悔：居丧不得用鼓乐、做佛事，将资财用于无用之地，等于从亲人身上敛了财物，然后把它们投入水火之中。有病求医，不要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不得讲究财礼，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不得以送节等为名奢侈相尚。等等。谁若违反，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者十家同罪。他还发布了许多正面的告谕，让大家孝敬亲长，守身奉法，讲信修义，息讼罢争。总之是为了作兴良善，改善民俗。应该特别一提的是，他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心学家以一体之仁不歧视商人是个事实，但若认为这是什么相当于新教伦理的新东西又夸大了它的含义。他有一道《禁约榷商官吏》的文告，禁止官吏借故敲诈商人。当时为筹集军晌，又不愿加重贫民负担，对商人实行了三分抽一的高税办法。他知道商人终岁离家，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相当不容易。而一些衙役们肆意敲剥客商，违反了他的本意。“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吾民乎？”他放宽税法，对小本经营的卖柴炭鸡鸭的一概免抽，衙役不得擅登商船以盘查为名，侵犯骚扰。商人可以赴军门告发，照军法拿问衙役。不打仗了，他便让地方官重新规定应抽、免抽的例则。在他众多的公移文告中，有一道“优奖致仕县丞龙韬牌”。他爱实地访察，问百姓对某事某官的看法，对某项政策的态度，这回是访得赣县退休县丞龙韬，平素居官清谨，不肯贪污，所以老了退休后，居然不能自保生活。人们还都笑话他。这让阳明大为愤慨：“夫贪污者乘肥马衣轻裘，扬扬自以为得志，而愚民竞相歆羡；清谨之士，至无以为生，乡党邻里，不知周恤，反而讥笑。风俗恶薄如此，有司岂能辞其责？”遂马上下令给他钱粮若干，并以此为例“广而告之”，“务洗贪鄙之俗，共敦廉让之风。”２．大学之道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可以见阳明不足以尽阳明。他做的大事是在七月刻印了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他觉得这是比平匪勘乱要意义更大的“破心中贼”的实事，那一时的事情无法与这永久的事情相比。与陆九渊重视《孟子》不同，阳明首重《大学》，次重《论语》。虽然不能说《传习录》的格式是在有意摹仿《论语》，但纯粹是阐发思想的“语录”，论影响，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并世无三，内容上的一致相承之处更不用多说。《大学》经朱熹编定成为四书之首，也因其篇幅简短，是儒学的纲领和宣言，是私塾率先开讲最普及的教材。但阳明要从这部经典中“翻”出新路来，要改变朱子的阐释，以恢复古本的名义，瓦解朱子的霸权地位。一开始还是在讲学中、书信中，言及道及地按自己的思想来解释，现在，他也要运用教材的力量来普及、来在更大的范围内春风化雨了。 他以《大学》为教典，起于在龙场悟道后。当时，他就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就依据自己的宗旨，觉得《礼记》中的原本《大学》「即他所谓的古本」，更能证明圣人之学的简易明白的特点，朱子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是错误的，他以郑玄古本《大学》为正，认为无所谓阙文，无须补传；无所谓错简，无须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顺。他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所以是支离。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补传，在旁边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以指引学者正道。这就是他的《大学古本旁释》，尽管这本书不如他的《大学问》影响大，但是在他的扇动下，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湛甘泉、方献夫后来都改信了古本《大学》，他还为此着实激动了一些时候。因为这就是在诚意的主导下来格物了，也等于把格物这个理学的基石性概念纳入了心学的体系。 他不仅要弄出两个《大学》，还要弄出两个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 晚年定论之朱子。 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是把朱晚年的一些与心学题旨一致的书信言论收集起来，称为朱的最后结论，以前与此相矛盾的话都是朱子也后悔了的错误言论。这是一招很“损”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术”。是阳明在运用打仗的战术来解决学术分歧，不是一般学院派学者能想出来的做法。理应受到当时及后来人的批评。但很有效果，很多话简直就像王阳明说的－－尽管都是朱的原话－－这可以成为阐释学史上的大公案。尽管世界哲学史上充满了早年、晚年主旨大变的哲学家，但朱子绝对没有必要“大悟旧说之非”，以致于“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阳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让朱说自己想说的话，以杜天下之口。然后把自己说成是与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战友。而世间流传的朱子学，如《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后来“思改正而未及”，而《语类》乃是其弟子挟胜心以附己见的东西，与朱平日之说亦大相乖戾。世人学了朱子“悔”的，不学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异端，还日日竞相喧嚣以乱正学。朱子一生说了千百万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唯我所用， 所以找出万把字的自我批评、悔其少作的话，当做向心学投降的忏悔录，其主题有二，一是觉得过去止是讲论文义，诚是太涉支离，后悔病目来得太迟了；二是因不能再看书，却得收拾放心，正心诚意，直下便是圣贤。阳明很得意他编辑出这样的“定论”－－声称“无意中得此一助！”其实，他早在南京时，便开始摘录，等到他在剿匪实践中证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验证了，正好也有了些名头，就差来自权威的支持了，便让这部经他“逻辑重组”的《朱子晚年定论》适时出台，不惜委屈自己－－让朱子得发明权－－“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事实上，他这样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好作用，因为朱子学太深入人心了，人们反感他这种断章取义，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术，离开了势，其效能便相当有限。 自然也有相当的初学者发现了两个朱子，而且有庸俗的进化论为背景，老的比少的可靠、临终遗言胜过先前任何话语、后出转精之类。最关键的是，这个“朱子晚年定论”告诉世人：在日用中做功夫胜过任何注经解经；一旦诚意、心回到腔子里便一了百了。那些后生小子无须多大的聪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老朱都悔读书著书，恨目盲之来迟，我辈何必再蹈舛错！趋易避难乃自然人性，更何况理学之变化气质、集义为善之类的要求都是非自然主义的，而王阳明把善说成是人的自然本质，只要有个向善的态度、去掉来自经验界的外加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人性的复归，明心见性就是至善了。外在的事事物物、知识道理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只能把心拉到无底洞中。象佛教界的阿难“多闻不悟”反而有损道行。还是回到只做诚意的功夫的这条道儿上来简易直接又自然得道！青年人又天然的自以为是，王阳明的事功又正好证明了他的学说是相当有用的。既有用又合道义的学说不是天下最好的学说么？不再划分两个世界，让人从此岸「事实世界」努力到彼岸「价值世界」，而是一脚踏在价值世界上、只要能“明明德”就自然无施不可了－－要讲学就讲学，要打仗就打仗。后生小子怎么能不趋之若骛呢。３．教典问世与此大好形势相配合，这年八月，他的学生薛侃在赣州刊行了老师的语录－－《传习录》。这个《传习录》只是今天的《传习录》上，包括徐爱记录的一卷及序二篇、和薛侃与陆澄记录的一卷。而《传习录》中，是嘉靖初南大吉刊行的阳明论学的书信。《传习录》下，则是阳明死后，钱德洪等纂集许多学生保留的记录而成，未经阳明过目，更谈不上什么审定，所以显得有些乱。薛侃所刻的这个《传习录》的主题若要一口说尽，就是“《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个格物致知。……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它针对的是朱子“新本”《大学》先去穷格事物之理，莽莽荡荡，无着落处，还要添加个“敬”字才能牵扯到身心上来。这是新本先格物后诚意的大弱点。而圣人的古本原定的次序就是诚意在格物前，不须添一敬字，以诚意为起点，就返本复原了。这倒真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一个体系的逻辑原点的设定问题。何者为先，关系到全部努力的方向和结局。格物为先，就会追逐外物，步入支离之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心劳力拙，越努力离大道越远，因为起脚就走上了旁窦邪路。－－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个科学永远解决不了道德问题的命题。而王阳明的以诚意为起点，则一上道就在道德轨道上，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心”升入至善之境而做工夫，这自然简易明白了。而且是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只是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而所谓的诚意也就是为善去恶。这叫做“德有本而学有要”。不得其本不得其要，高者虚无、卑者支离，而本要都在求的其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阳明的这些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只是他此前的诸如此类的倾向的一个强有力的总结。早在英宗正统年间，理学家薛 、吴与弼等就开始反对“述朱”式的思想控制，强调从“整理心下”入手，重振儒学躬行实践的传统。至成化、弘治年间，为“救治”士林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胡居仁提出“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的“心与理一”的学说，目的在于“正人心”，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论。他的基本观点是“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明史》卷二八二」陈献章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以为靠书本找心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只有找到了我心之后，再博之以典籍，那时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我自我。这是王阳明、湛若水的先声。而当时“天下言学，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明史》卷二八二」阳明推倒了朱子的“知先行后”论，强调“格心”而非“格物”的的道德修养工夫，与朱子说的经学教育是“做人”的准备不同，王主张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之后，而在学习过程之中，目的和过程均在“知行合一”中有机完成。德行和知识是内在统一的。不诚无物，诚则能成己成物。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石破天惊的说法，在当时却连徐爱也都吓了一跳的，更别说别人了。它的震动性与挑战性也正在这里。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只有师徒授受这个渠道最有力。书籍的流通有地域性的限制。《传习录》的刊刻流通，以及阳明完成的事功，都为阳明学做了“广告”，一时形成四方学者云集的局面。这些远来求道者，一开始住宿于“射圃”－－教练射箭的体育场，很快就容纳不下了，又赶紧修缮老濂溪书院，让莘莘学子“安居乐业”。阳明也暂时无战事，得以专心与同学讲论“明明德”的工夫，指导他们以诚意、自信我心为本要的修养方法，把为善去恶的思想改造变成日常的自然行为－－这也就自然而然的把道德修养准宗教化了，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只要诚心诚意。这不就是马丁．路德的工作吗？人们已经给阳明戴了许多顶帽子，老式的唯心主义之类就不用说了，尔后什么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知觉主义等等，都各成景观，未为不美。固然“说似一物即不中”，别人的帽子定义不了心学这片神奇的土地。它极形而上又极实用，既神秘又实际，能内向之极又外化之极，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高度恪守道德又相当心智自由，只有用现象学的眼光来描述它才庶几乎少耗损些语义。因为只有现象学能将一切有意义的陈述毫无保留的译成关于感觉的陈述。而离开感觉的表达无法再现心学的魅力。若急着找顶帽子，自然是后起的更有辨别力的“标签”才有形容作用，那不妨说，阳明学酷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法相当流行的生命哲学。但阳明既不太像柏格森，也不太像狄尔泰，倒很像鲁道夫．奥伊肯[Rudolf Eucken 旧译倭铿]，他认为，人是自然与精神的会合点，人的义务和特权便是以积极的态度不断地追求精神生活，克服其非精神的本质。精神生活是内在的，它不是植根于外部世界，而是植根于人的心灵；但它又是独立的，它超越主观的个体，可以接触到宇宙的广袤和真理。人应该以行动追求绝对的真、善、美，追求自由自主的人格；只有当人格发展时，才能达到独立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决不会是最终的成就，因为它始终是个随历史而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就是精神生活的具体化，是它由分散孤立到内在统一的发展史。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超越自身，超出自然与理智的对立，达到二者的统一，达到与大全的一致。精神生活是最真实的实在。它既是主体自我的生活，又是客体宇宙的生活。精神生活乃是真理本身，它在个体身上展现是有层次的，不同的层次便是不同的境界。人应该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如此才能拥有生活的真正意义与价值「《生活的意义与价值》1997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万以序」。用这段话做《传习录》的提要，是再恰切不过了。４．良知破大贼用王琼卖聪明的话说，派阳明去福建勘定兵乱是虚，单为那点事没有必要劳动阳明这样的大才，让他等到宁王朱宸濠造反时一举拿下才是调他出城的原因，他若也在城中，事必被宁王软禁起来，若不从宁王，就得被他加害。更有甚者，说当初派他来南赣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除宁王。这都显得兵部尚书更棋高一着。自然也是后来这么说。还有人说，阳明故意居江西上流，为防宁王造反而以讨山贼为名请得提督军务的专权。而王琼理解他的心意，便为他争取到了。这也是后人“往好里说”的习惯。其实，他当初请提督军务时费了老劲，而且南赣巡抚是素有“四省三司，听其节制，”可以便宜行事的特权的，如弘治七年出任此职的何乔新。阳明的确感到宁王有异，也曾假借一般性交往而入府刺探过虚实。宁王爱附庸风雅，罗织名流以显示支持度。阳明派他的学生冀元亨到宁王府去“讲学”。结果这些后来都成了阳明通反的证据。也因为阳明后来只说在兵部尚书的领导下，没有说是在内阁的英明领导下，朝野又有一种呼吁：应该让这样的人才入阁。阁臣自然视王为掘墓人。更有一彪交接宁王的宦官，不能为宁王做别的贡献了，就替王爷报报仇罢，还有他们那种好乱乐祸的天性，不折腾阳明这样的“不长眼的”折腾谁呢？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正德乃天字第一号大无赖鬼，阳明遂立功而险乎获罪。那位王尚书跟阳明一样被当朝视为异类，都是因为有才勉强被使用。他可能提防着宁王造反，因为宁王有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作为兵部尚书，他有这个责任。但王室内部的矛盾，外廷臣子是不必也不宜过度关心的。阳明飞檄告宁王谋反，内阁外廷的大臣在左顺门“会议”时，居然半晌无人言语，没人敢给王爷的举动定性质。还就是这个王琼，打破冷场，鲜明的表态：这是一起重大的反叛事件。因为宁王已经经营数年，已经在朝中发展起了可观的“私党”。在胜负未卜的时刻，率先表态弄不好是要倒霉的。万一宁王成了永乐呢。正德荒政，怨声载道，国家政权已经相当脆弱，民变此起彼伏，王室内部也有想取而代之者。正德年间，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将军、中尉2700位, 文官20400,武官十万.卫所772,旗军89万6千,廪膳生员3万5千8百,吏5万5千。 当时国家夏季秋税粮的总数是2668万石，几乎不够支付一半的禄俸。所以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名数日增，实用日减，冗费更多，天下财物几乎耗竭，百姓日益贫困。刘瑾帮助正德敛财的所谓财政改革，随着刘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只是更加混乱罢了。根据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说”：宁王本是交通刘瑾的，给了刘两万金银，刘为其恢复了护卫编制。其实，刘瑾搞改革时是确实需要改革了，但刘那一套不行。宁王造反时是确实应该有人出来重整乾坤了，但宁王不行！因为宁王是与正德一样荒淫无耻的家伙，一点也不代表社会正义或先进的力量，只是饿狗来夺食而已。还不同于永乐，根本就没有治理国家的基本素质。他无非是觉得正德能坐，我便能坐，就像阿Ｑ说的：和尚摸的我摸不的？他像皇室的诸多成员一样出身“不清楚”，是康王与宫中侍女的合法私生子，藏在优伶家，从小跟戏子一起长大，没有受到正规的贵族教育，看来也不“性本善”，一味地放荡、荒淫，狂妄，只因为就生了他一个，还是让他继承了宁蕃的王位。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背景”－－皇家的狗也是龙，平民家的龙也是虫。从辈份上说他是正德的叔叔，从禀性上说他们是哥儿俩。可能宁王没当上皇帝便更有些政权欲。他交结宦官和大臣，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但这种非法的勾当不可能全面的展开，宁王死力交接的宦官没有给他弄成个万岁爷，他没有巴结到的宦官却把他送上了鬼门关。因为他行贿的财宝是相当令人眼红的，没得到的人的怀恨程度远大于得到者的感恩程度。当然，告发者在“理”，而私交者不在理。理，还是大有作用的。宁王有几个高参，像刘养正素有文名「与阳明有交谊」，给宁王支臭招儿，竟让人向皇帝上书称赞宁王贤孝。正德纳闷：“保官好升，保宁王贤孝，欲何为耶？”正德再蠢，对政权问题还是相当敏感的。宁王巴结正德宠幸的优伶，行贿万金还有金丝宝壶，正德惊奇：“这么好的东西，宁叔怎么不献我？”因没得到宁王好处的小宦官说：“爷爷尚思宁王物，宁王不思爷爷物就罢了！不记得荐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