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致敬礼！列宁1919年10月17日这封信相当清楚地表明，尽管托洛茨基与列宁在一些偶发性的次要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分歧 （而这是在他们这样复杂的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但这些 分歧在实践中得到了统一，而且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个人关系和共同工作。托洛茨基不禁想到，如果在1919年10月，不是列宁反对他，而是他反对列宁，坚持主张放弃列宁格勒，那么，世界上可能会有更多的各种语言的材料，来揭露“托洛茨基主义”企图毁灭革命的罪行了。10月13日，尤登尼奇占领了卢加，16日占领红村和加特契纳，直通彼得格勒，并准备切断彼得格勒——莫斯科铁路。在发动进攻的第十天，尤登尼奇就已经抵达皇村。他的骑兵侦察小分队站在高坡上已经能看得见圣以撒大教堂上的金色圆顶了。芬兰电台没有等事情发生就抢先广播说，尤登尼奇部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协约国驻赫尔辛基大使们也纷纷向本国政府正式报告了这一消息。于是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传播着红色彼得格勒陷落的新闻。一家瑞典报纸竟然还称这为“彼得格勒热世界周”。托洛茨基发现彼得格勒呈现一种恐慌的状态，一切都在变坏；军队节节败退，溃不成军。指挥干部看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看季诺维也夫，而季诺维也夫则是一切混乱的祸首。斯维尔德洛夫对托洛茨基说：“季诺维也夫自己在惊慌失措。”斯维尔德洛夫是很会观察人的。季诺维也夫在顺利的时候，照列宁的话来说，就是在“万事大吉”的日子里，简直可以爬上七重天；可是一遇到危险，就往沙发上一躺（不是比喻，确实如此），长吁短叹不止。从1917年托洛茨基就发现，季诺维也夫的情绪始终处于两个极端，不是七重天，就是沙发，从没有中间状态。这回他看到时，季诺维也夫已躺在沙发上。然而他周围也有勇敢之人，如拉舍维奇就是其中的一个。但就是这些人也都束手无策。人人都感觉到这一点，处处都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托洛茨基从斯莫尔尼打电话给军用车库，让他们派辆车来。车子很迟才来。托洛茨基从调度员的声音里感觉到一种冷漠、绝望和注定灭亡的情绪，这种情绪已在基层行政机关中蔓延。必须采取坚决措施，因为敌人就在大门口。每当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总是依靠他的列车小分队人员——他们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可以信赖，赋以重任。这一回托洛茨基派他们前往各个部门，检查工作，施加压力，建立联系，替代不称职的人员和堵住缺口等等。由于正式机构已经不受到信任，所以托洛茨基越开好几级，直接下到各区党组织、工厂和军营里去。许多人知道短期内城市将要易手，故而都不敢太出头露面。可是后来人们从自己身边感觉到，彼得格勒不会放弃，必要时还要进行巷战保卫她，于是情绪立即高涨起来。勇敢和不怕牺牲的人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一队队男人和女人肩扛着工兵工具走出工厂，来到街头。有不少妇女背着真正的步枪，或伫立在机枪旁。全城被分成若干区，分别由几个工人指挥部领导。最重要的地段布上铁蒺藜。确定了炮兵阵地，事先测定了射程。各广场和重要十字路口架上了约60门火炮，并全部进行了伪装。河沟、街头小公园、墙壁、篱围和房屋都构筑了工事，城郊和涅瓦河边挖了战壕，整个城市南郊地区变成了一个堡垒。许多街道和广场上还修筑了街垒。从工人住宅区到营房、后勤部队和前沿阵地到处呈现一派新气象。尤登尼奇已经到达离彼得格勒只有10～15俄里的普尔科沃高地了。两年前，当刚刚胜利的革命在同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部队进行生死搏斗时，托洛茨基曾经来过这里。现在彼得格勒的命运又处在千钧一发之际，无论如何要立即刹住临阵退却的恶劣风气。托洛茨基在10月18日发布命令：“不许谎报军情，把部队仓皇退却说成顽强战斗，对谎报军情者以叛乱罪论处。军事上允许犯错误，但是不允许作假、欺骗和自欺欺人。”当一支退却部队几乎涌到设在亚历山大罗夫卡的司令部时，托洛茨基随即骑上身边的一匹马，把四周的部队往回驱赶。最初一片混乱，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些人还在继续后退。托洛茨基骑着马把他们一个个追回来。这时他发现他的传令兵科兹洛夫，一个莫斯科郊区农民出身的老兵，一直紧跟在后面飞跑。他兴奋极了，手里举着左轮手枪，一边追赶散兵，一边重复着他的要求，大声喊道：“不要怕，小伙子们，托洛茨基同志在指挥我们……”人们开始前进了，其速度不亚于适才的退却。没有一个战士掉队。走了大约两俄里，子弹开始在人们耳边呼啸，有几个人倒下了。团长与先前退却时判若两人，哪里最危险、最慌乱，他就出现在哪里。当全团抵达原先阵地时，他的两腿都已挂了彩。托洛茨基乘一辆卡车返回司令部，一路上还收容了一些伤员。部队有了动力。托洛茨基深深地感到一定能守住彼得格勒。不得不对屡屡造成失误的指挥队伍进行改组、更新和重建。政委也进行了大调整。所有部队都补充了共产党员。新部队陆续抵达彼得格勒。军校学生也被派到前线来。频于瘫痪的后勤部门在2～3天内顿时振作起来。红军战士吃饱了肚子，换上了新衬衣和新鞋子，听了政治动员报告，士气大振，精神面貌完全变了样。10月21日是关键的一天。部队退到了普尔科沃高地。再往后退就意味着战斗要在城内进行了。在这之前，白军的进攻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21日，红军在普尔科沃防线站住脚跟，并且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敌人进攻被扼制了。22日，红军转入反攻。尤登尼奇立即拉上后备部队，加强防线。战斗十分激烈。到了23日傍晚，红军收复巴甫洛夫斯克。与此同时，友邻的15军开始从南方向彼得格勒挺进，威胁白军的后方和右翼。于是战局出现转机。那些匆忙后撤，由于一系列失利而憋着一肚子气的部队，如今开始以不怕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行动与敌人展开较量。战斗打得很残酷，双方伤亡都很大。白军指挥部声称红军的伤亡比他们大。也许是这样，因为他们武器精良，经验也丰富。然而战斗的精神优势则在红军这边。年轻的工人、农民和莫斯科、彼得格勒的军校学员们视死如归，毫不退缩。他们迎着机枪的扫射奋勇冲锋；举着手枪，扑向敌人的坦克。白军参谋部把这种场面称之为红军的“英勇的疯狂”。前些日子基本上没有白军俘虏，连逃兵也寥寥无几。现在，白军俘虏和逃兵的数量猛增。考虑到战斗的残酷性，托洛茨基于10月24日发布命令：“凡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逃兵施以暴虐者，将一律受到严厉惩处。”红军大举反攻。无论爱沙尼亚还是芬兰都不再考虑干预的事了。白军节节败退，两个星期后逃至爱沙尼亚边界时已经溃不成军。爱沙尼亚政府在解除了他们的武装以后让他们跨过国界。无论是伦敦还是巴黎都顾不上他们了。昨天还是协约国的“西北军”，如今陷入在饥寒交迫的境地。后来这14000名白军官兵又染上斑疹伤寒，被送进了医院。于是，所谓“彼得格勒热世界周”就这样收场了。2 一位白党部长的描述几个月以后，有一次列宁打电话给托洛茨基，问道：“读过基尔杰措夫写的书吗？”托洛茨基感到这个名字很陌生。“这是个白党，我们的敌人，写了尤登尼奇进攻彼得格勒的详细情况。”列宁又补充说道。顺便说一句，列宁比托洛茨基更注意白党方面的出版物。隔天，他又问托洛茨基：“读了吗？”“还没有读。”“要读吗？我给你一本？”他应当有这本书，因为柏林出版的新书，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会得到一份。“你一定要读一读最后一章。这是敌人对我们的评价，那上面还提到你呢……”然而托洛茨基一直没有能抽空读读这本书。可是，说来也怪，不久以后他在君士坦丁堡却看到了这本书。他想起了列宁曾经一再要他读读最后一章的事。下面就是曾经使列宁那么感兴趣的一个尤登尼奇的部长对彼得格勒保卫战的评价：托洛茨基在10月 16日风尘仆仆地来到彼得格勒前线。他的雷厉风行的作风很快扫除了红军参谋部的混乱状态。在加特契纳失守前几小时，他还企图竭力阻止白军的进攻，眼看这已不可能以后，便匆匆离城赶往皇村，妄图在那里筑垒死守。大股增援部队尚未来到，但他已经把彼得格勒的军校学生集中起来，动员了全城所有男人，并且用机枪把红军赶回到自己阵地去。他以有力的措施建立起彼得格勒各要道口的防御系统……托洛茨基成功地在彼得格勒组织了一支斗志昂扬的工人共产党员队伍，并迅速地将其投入到斗争中心去。根据尤登尼奇参谋部人员证实，这些并非红军的队伍，同水兵及军校学员一起像狮子出山一样，猛冲猛打。他们成群地端着刺刀扑向坦克，尽管一排排地在钢铁怪物的死亡火舌下倒下，但仍然坚守着自己的阵地。谁也没有用机枪驱赶战士，然而红军还是保卫住了彼得格勒。第二十一章 军事反对派1 从察里津召回斯大林早在红军创建初期，党内即已出现军事问题上的反对派。他们的基本论点是维持原先的士兵委员会的选举方式，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实行严厉的纪律，以及反对军队内部集权等等。这些人力图为自己的立场找到理论根据，硬说军队集权是帝国主义国家军队的模式；革命不仅要避免阵地战，而且要废除集权化；革命需要一支灵活自如、勇于突袭和擅于运动作战的军队。总之，他们把小规模的游击战争的战术当成了革命战争的战术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是把自己的弱点理想化。国内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很快驳倒了这些偏见。斗争经验迅速和鲜明地显示出组织集权化和统一的战略指挥对于地方的各自为政、军事上的分立主义和邦联主义的优越性。在红军建设和军事反对派问题上，察里津具有特殊地位，那里的军事干部都聚集在伏罗希洛夫周围。这里的部队多数由北高加索农民出身的过去士官率领。哥萨克和农民之间的深刻对立使得国内战争在南方草原具有极端的残酷性，在这里，战火蔓延到每一个乡村，常常导致血洗全村，男女老少斩尽杀绝。这纯粹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农民战争，其残暴程度远远胜过其他地区的革命战争。这场战争培育了大量的刚强的游击战士，这些人善于打地方性的小战斗，可是在执行较大规模的战斗任务时则往往力不从心。伏罗希洛夫的履历表明了他作为一个工人革命家的一生：领导过罢工，从事过地下工作，蹲过监狱，也经受过流放。但正如其他当今处于领导层中的人物一样，伏罗希洛夫只能算是一个工人出身的革命民主派而已。这一点在二月革命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伏罗希洛夫的正式履历中，1914年至1917年间的4年是个空白，现在的大多数领导人似乎都是如此。秘密就在于这些人在大战期间大都是护国主义者，而且，基本上停止了革命工作。二月革命期间，伏罗希洛夫同斯大林一样，从左的方面支持古契科夫——米留科夫政府。他们是典型的民主派，根本不是国际主义者。可以断言，所有在战时当过护国派、二月革命后当了民主派的人，现在都是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伏罗希洛夫也不例外。虽然伏罗希洛夫是卢甘斯克工人出身，但他系享有特权的上层人物，故而生活习惯更多的像是小业主，而不是无产者。十月革命以后，伏罗希洛夫自然也成了由旧的士官和游击战士组成的反对派的集中代表，反对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因为这种正规化军队要求军官具有一定军事知识和广博的学问，这就是形成察里津军事反对派的根源。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非常仇视专家、军事学者、上级参谋部和莫斯科总部。但是因为这些杂牌军的领导人对军事知识一窍不通，所以每个身边都带有一两个自己的“专家”，虽然他们只不过是二流货，但却拼命地排斥有能力、有知识的人，死抱着自己的位置不放。察里津的军事领导人对待南方战线指挥部的态度比对白匪好不了多少。他们与莫斯科中央的关系只限于无休止地索要军需品。红军的物资储备十分紧张，总是刚刚出厂便立即送往部队。但是，即使这样，仍然没有哪一支部队索要的枪支弹药比察里津多。一旦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便立即高喊什么莫斯科的专家在“阴谋背叛”。察里津部队有一个专门催办武器装备的专家代表——水兵出身的日沃捷尔常驻在莫斯科。后来当红军加强部队纪律建设时，此人投奔白匪。据托洛茨基知道，这个人被抓获枪毙了。斯大林在察里津待过几个月。在这里，他把积极进行幕后的反对托洛茨基的活动作为自己工作的主要内容，并且与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的拙劣的军事反对派的活动配合默契。不过，这时斯大林的行为还有些克制，为的是在一旦需要时有个退步的余地。托洛茨基每天都收到总指挥部及各战线指挥部控告和抱怨察里津的报告，说它拒不执行命令，不向指挥部报告那里所发生的问题，甚至不答复对它的查询等等。列宁不安的注视着这场冲突的发展。列宁比托洛茨基了解斯大林，显然担心察里津的对抗与斯大林的幕后导演有关。局势变得越加不能容忍。托洛茨基下决心整顿察里津的秩序。在最高指挥部与察里津又一次发生冲突以后，他坚持立即召回斯大林。后来决定让斯维尔德洛夫去做这件事，他亲自乘特别快车前往察里津。列宁竭力想使冲突缓解，他这样想当然是对的。托洛茨基那时并不把斯大林放在眼里。1917年斯大林只是在托洛茨基的眼前像影子一样一闪而过；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刻，托洛茨基简直忘记还有这个人存在。他考虑的是察里津部队：南方战线需要有一个可靠的左翼。他亲自前往察里津，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达到这一点。他在半路遇见斯维尔德洛夫。斯维尔德洛夫很谨慎地问明了托洛茨基此去的意图。于是建议托洛茨基先同斯大林谈谈，原来他已经把斯大林召回，此刻就在他的列车上。“你难道真的打算把他们全都赶走？”斯大林用极其谦恭的语调问托洛茨基。“他们可都是好小伙子呀。”“正是这些好小伙子要断送革命，我们总不能等他们都长大成人再去打仗。我关心的就是一点：把察里津划入苏维埃俄国的疆土之内！”几个小时以后托洛茨基见到了伏罗希洛夫。司令部里笼罩着一片惊恐不安的紧张气氛。他们早就放出谣言，说什么托洛茨基带来了一把大扫帚和二十来个沙皇将军，要赶走所有杂牌军领导人。顺便说一句，这些人在托洛茨基到来之前已经纷纷匆忙自封为团长、旅长和师长。托洛茨基责问伏罗希洛夫是怎样执行前线和总指挥部的命令的？伏罗希洛夫很干脆地回答托洛茨基：察里津只执行它认为正确的命令。太狂妄了！托洛茨基宣布，如果他不保证准确和无条件的执行指挥部下达的命令和作战任务，托洛茨基将立即将他押送莫斯科，交军事法庭审判。后来他们全都正式保证服从命令，结果托洛茨基并没有完全撤他们的职。察里津部队的大多数共产党员都真心、全力地支持托洛茨基，并不完全是出于惧怕。托洛茨基视察了所有的部队，并对那些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官兵进行了鼓动。他们当中有不少优秀的战士，只要有正确的领导，他们是大有可为的。这样托洛茨基就回到了莫斯科。从托洛茨基这方面来说，在整个这件事中，他并不感到自己有任何个人偏见和私念。他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个人因素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从不起任何作用。但是在他所进行的这场伟大斗争中，由于任务过分重大，以致常常无暇左顾右盼。他有时每走一步都不得不得罪一些人，发生抵触，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或得罪了他们的至亲好友。而斯大林则处心积虑地拉拢这些被他得罪过的人。斯大林做这件事既有足够的时间，又有兴趣。从那时起，察里津集团就成了斯大林的得力工具。列宁刚刚病倒，斯大林就鼓动自己的亲信把察里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居民们莫名其妙，不知道这个斯大林是什么人。现在伏罗希洛夫当上了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看其中惟一原因（他猜不出有别的原因）就是1918年托洛茨基曾经威胁要把伏罗希洛夫押送莫斯科绳之以法，迫使他服从了命令。在托洛茨基叙述他的军事工作，确切地说是叙述与之相关的党内斗争时，引用当时几封从未发表过的党内通信的片断不是没有益处的。1918年10月4日，托洛茨基从坦波夫通过直线致电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我坚决主张召回斯大林。察里津前线虽然兵力充足，可是情况仍然很糟。我答应伏罗希洛夫继续担任第10军军长，条件是服从南方战线司令员的指挥。可是到现在察里津没有给科兹洛夫送过一份作战报告。我曾要求他每天至少向司今部报告两次战斗和侦察情况。如果明天这种情况仍得不到纠正，我将立即把伏罗希洛夫送交法庭，并向全军通报。很快就要发动进攻，然而秋季的泥泞季节也将来临，那时道路就要堵塞，无论骑马或步行都不能通行。我们再没有时间进行这种“外交”谈判了。结果斯大林被召回莫斯科。列宁十分了解，托洛茨基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而与此同时，列宁也自然地为这种冲突担心，所以想极力改善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10月23日，列宁打电报给托洛茨基，当时托洛茨基在巴拉绍夫。斯大林今天来到这里，带来了我军在察里津城下打了3个大胜仗的消息 （实际上是 没有多大意义的小胜仗。——托洛茨基注）。斯大林认为伏罗希洛夫和米宁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指挥员。他也曾经劝告他们不要离开察里津，并绝对地服从最高指挥部的命令。据斯大林说，他们惟一不满的是弹药运送不及时，有时甚至根本不运送。由于弹药短缺， 20万士气高昂的高加索士兵常常处于绝境（这些非正规部队毫无战斗力，轻轻一击就溃不成军。——托洛茨基注）。斯大林很想到南方战线去工作，……他想在实际工作中证实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将斯大林的所有意见转告您，首先希望给我一个答复，即您是否考虑单独与斯大林谈一次，如果您同意，斯大林说准备到您那儿去。其次，如果可能，希望能在一些具体细节上消除隔阂，从而很好地共同工作。斯大林表示他愿意这样。至于我个人，我希望您尽力与斯大林携手共事。列宁托洛茨基答复列宁说完全同意他的意见，于是斯大林被任命为南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可是十分遗憾，和解并没有产生积极的结果。察里津的状况没有得到丝毫改善。12月14日，托洛茨基从库尔斯克打电报给列宁说：不能再把伏罗希洛夫留在察里津，他使一切和解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必须重组察里津革命军事委员会，并派去新的指挥员。此外，建议将伏罗希洛夫调往乌克兰。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可是伏罗希洛夫调去后，乌克兰的局势丝毫没有得到改善。那里本来就是一片无政府主义混乱状态，正确的军事工作无法开展。而现在由斯大林幕后指挥的伏罗希洛夫反对派更把这里的工作弄得越发不可收拾。2 列宁痛斥伏罗希洛夫1919年1月10日，托洛茨基从格里亚济打电报给当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我坚决声明：决不容许导致察里津全军瓦解的察里津路线在乌克兰重演。……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及其一伙的路线将导致整个事业的毁灭。托洛茨基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不能亲自考察那些“察里津人”的工作，仍然希望消除矛盾，求得和解。可惜托洛茨基身边没有他们给他的电文。托洛茨基在1月11日回电列宁称：和解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能是虚假的和解。实际上，现在察里津那些人又全部聚集在哈尔科夫了……，我认为斯大林对察里津派的庇护是最危险的祸根，它比任何骚乱和军事专家的背叛更坏……托洛茨基“和解当然是需要的，但不能是虚假的和解。”4年以后，列宁在谈到同一个斯大林时，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了托洛茨基的这句话。这是第12次党代表大会之前的事，列宁正在准备粉碎斯大林集团，并且公开批判斯大林的民族路线。当托洛茨基提出和解的时候，列宁回答托洛茨基说斯大林会搞出个虚假的和解的，但过后又会来欺骗我们。季诺维也夫也同军事反对派关系暧昧。1919年3月，托洛茨基在致党中央的一封信中，批驳季诺维也夫道：我不可能去调查个人的心理状态，去研究伏罗希洛夫属于哪一个军事反对派。但是我可以说，在对他的问题上，我的惟一错误是拖延的太久，在事业需要采取坚决的组织措施时，我却化了2～3个月时间去谈判、说服和私人接触。因为第10军的问题最终不在于是否说服伏罗希洛夫，而在于在最短期内夺取军事胜利。5月30日，有人从哈尔科夫向列宁提出了立即组建乌克兰集团军并由伏罗希洛夫统帅的坚决要求。列宁随即通过直线电报至康捷米罗夫卡询问托洛茨基是怎么一回事。6月1日，托洛茨基答复列宁道：一些乌克兰人强求把第2军、第13军和第8军合并，统归伏罗希洛夫指挥，这是毫无道理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顿涅茨的统一作战，而是统一面对邓尼金……把乌克兰的军事和粮食归伏罗希洛夫统管的想法是顿涅茨乌克兰民族自决运动的阴谋，其目的是反对基辅（即乌克兰政府）和南方战线……我断言，这个计划的实现只能造成更大的混乱，最后导致整个作战领导体系彻底破坏。我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拉乌克不折不扣地完成交给他们的当前的任务。托洛茨基6月1日，列宁致电伏罗希洛夫：必须立即停止各种空谈，把各项工作都纳入军事轨道，丢掉一切关于独立兵团和其他企图恢复乌克兰战线的纸上谈兵……列宁依据自己的经验，列宁知道对付这些目无纪律的分离主义者是不容易的，当天就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并立即把决议通知伏罗希洛夫和其他有关人员：中央政治局于6月1日举行会议，完全同意托洛茨基同志的意见，断然拒绝乌克兰人关于建立顿涅茨独立兵团的计划。我们要求伏罗希洛夫和梅日拉乌克完成自己的直接承担的任务……一两天以后，托洛茨基将根据中央政治局指示召你们至伊久姆进行详谈。列宁（受中央政治局委托）第二天党中央又讨论了伏罗希洛夫的问题，因为伏罗希洛夫把大部分战利品擅自拨发给了自己的部队。中央委员会决议说：中央委托拉科夫斯基同志将这一情况电告在伊久姆的托洛茨基同志，请托洛茨基采取坚决措施，使这些物资立即交由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支配。同一天，列宁通过直线告诉托洛茨基：杜宾科和伏罗希洛夫任意动用军事物资，造成一片混乱，对顿巴斯也不会有任何好处。列宁这就是说，在乌克兰重又出现了托洛茨基在察里津所与之斗争的东西。如果说，从事军事工作使托洛茨基树敌不少，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托洛茨基不大注意周围环境，往往把一些妨碍军事胜利的人推向一边，或者匆忙中得罪了一些旁观者，而事后又没来得及道歉。而有些人对这些事总是耿耿于怀。那些心怀不满或感到受了屈辱的人找到了通向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的道路，因为这两个人也憋着一肚子气。前方每次失利，这些人都要对列宁进行一番攻击。斯大林早在那时就已经在幕后策划阴谋了。他们搞了些书面材料，攻击托洛茨基的军事方针，说他包庇“专家”，对待共产党员冷酷无情等等。那些被革职因而实现不了将帅美梦的红军将军们呈递了一份接一份的报告，指控战略计划是如何危险，指挥部在如何怠工，以及其他许多罪名等等。列宁全神贯注于全面的领导工作，以致没有机会亲自去前线和直接过问日常的军务，而托洛茨基则大部分时间在前线，这就为莫斯科的惹是生非者 创造了条件。他们的喋喋不休不能不时引起列宁的不安。每次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列宁的心里都积累了一大堆疑虑和问题。但是只要经过半个钟头的交谈，他们之间就立即恢复了相互理解和亲密无间的关系。当东部屡屡失利，高尔察克日渐逼进伏尔加河的时候，列宁在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 （托洛茨 基是下了火车直接赶来参加会议的）上递给托洛茨基一张字条，上面写道：“解雇全部军事专家，任命拉舍维奇为总司令，你认为如何？”拉舍维奇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在“对德战争”中当过一名中士。托洛茨基在列宁的字条上答复道：“扯淡！”列宁狡黠地瞟了他一眼，又冲他扮了个鬼脸，那意思仿佛说：“好呀，你对我这么不客气。”实际上，列宁非常喜欢这种毫不含糊的开门见山的方式。会后，他们又碰在一起，列宁向他详细打听了前线的情况。“你问我把所有旧军官都赶出军队是否合适，可是你是否知道我们军队里现在有多少旧军官？”“不知道。”“大概多少？”“也不知道。”“至少有3万。”“什么？”“至少有3万人。平均100个人中可能有一个背叛。如果有一个逃跑，我们就枪毙两三个。你拿什么人替代他们呢？”几天以后列宁就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作了一个报告。报告中，他提到：“托洛茨基同志不久前告诉我，在我们的军事部门中正有数万名旧军官在服务，这使我对如何正确利用我们的敌人，即如何利用资本家们抛过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有了一个具体概念。”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托洛茨基那时在前线，未能出席）上，列宁批评了反对派的攻击，热情地为托洛茨基所执行的军事路线进行辩护。正因为如此，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问题部分的记录迄今未予公布。第二十二章 列宁染病1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一次长谈1922年5月初，一个星期天，托洛茨基拿着鱼网到莫斯科河的旧河道去捕鱼。天下着雨，草地湿漉漉的。走下斜坡时，他一失足，扭伤了脚上的韧带。情况并不严重，只需躺上2～3天就能恢复。第三天，布哈林突然急匆匆地来到他这里，一看见他，布哈林就惊叫道：“您也病啦？”“还有谁病了？”托洛茨基问。“伊里奇得了中风——既不能走路，也不能说话。医生们束手无策。”原来，列宁在三天前就病了。为什么不立即告诉托洛茨基呢？当时托洛茨基并没有怀疑。布哈林说得很真诚，但他这也是重复那些“大人们”授意他说的话。这一时期，布哈林又以他特有的半歇斯底里和半孩子气的方式依恋着托洛茨基。布哈林讲完列宁患病的事以后，一头扑到托洛茨基躺着的床上，双手隔着被子搂着他，喃喃地说道：“您可不能病倒，我求您，不能病。有两个人，我一想到他们会死，我就觉得可怕……这就是伊里奇和您。”托洛茨基说了他几句，使他为自己的行为害羞，让他镇静下来。他的举动使得托洛茨基不能把思想集中在他给托洛茨基带来的那件消息上，托洛茨基感到很不安。这个打击是叫人无法忍受的，仿佛革命也屏住了呼吸。很久以后，回首往事，想起他们在三天以后才把列宁患病的消息告诉他，仍然感到十分惊讶。不过当时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是这绝不是偶然的。那些早就与他为敌的人（首先是斯大林）力求赢得时间，因为列宁的病很可能立即产生悲剧性结果。明天，甚至今天，就可能把领导权问题尖锐地提出来。他的对手们认为，哪怕争取到一天的时间准备也是极为重要的。他们进行密商，探索各种斗争途径和方法。应当认为，这“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若维也夫—加米涅夫）当时已经确定与托洛茨基为敌到底。然而，列宁却恢复了健康。他的坚强意志促使机体做出巨大努力。他那曾经一度因失血而窒息并失去说话能力的大脑，突然又充满了活力。10月，列宁正式恢复工作，重又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列宁已经感觉到，由于他生病，有人正在他和托洛茨基的背后编织一张暂时还难以觉察的模糊不清的阴谋大网。但他不动声色，以免使得关系更加紧张。然而他已经准备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上着手，给“三驾马车”以反击。从第一次中风之后到第二次中风发生之前，列宁的工作不得不减少了一半。他的血液循环系统老是悄悄地威胁他。他一直在全面地思考着他不在或他逝世以后的工作。这时候，他的脑子里已经形成了那份人人皆知的叫做《遗嘱》的文件。就在这个时期，即第二次中风前两个星期，列宁同托洛茨基就以后的工作问题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政治意义重大，托洛茨基曾经同许多人 （如拉科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索斯诺夫斯基、普列奥勃拉 任斯基等人）谈起。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这次谈话他一直记得很清楚。事情是这样的。教育工作者联合会中央委员会委派一个代表团向托洛茨基和列宁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托洛茨基兼管一下教育人民委员部，就像托洛茨基兼管了一年交通人民委员部一样。列宁征求托洛茨基的意见。托洛茨基回答说，教育工作，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问题出在行政机关。列宁表示同意托洛茨基的看法，说道：“是的，我们的官僚主义太严重了。我恢复工作以后，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震惊……正因为如此，我想，除了军事部门外，别的部门你还是不要管的好。”接着列宁兴奋地谈起了自己的计划。当时，他能用于领导工作的精力十分有限，所以聘用了三个副手。“您对他们十分了解。加米涅夫，当然是个有才智的政治家，但不是个干行政事务老手。瞿鲁巴有病。李科夫也许是个干练的管理人材，但他必须回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去。您必须担任我的代理人。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应当重新进行人事安排。”托洛茨基又一次提出了那个“机关”的问题，它甚至使他在军事部门的工作也难以开展。“那好，您可以对行政机关来个大整顿。”列宁立即用托洛茨基以前说的一句话来回答他。托洛茨基说他指的不单是国家机关的官僚主义，还包括党的机关。列宁聚精会神地听着托洛茨基的谈话，不时用一种深沉和发自肺腑的语调表示对托洛茨基的看法的肯定。他只有确信谈话对方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因而摒弃了一切不必要的谈话俗套，开诚布公地谈论最重要和最令人不安的话题时，才用这种语调。列宁考虑了一下，然后单刀直入地提了个问题：“你的意思是不是不仅铲除国家机关官僚主义，而且还要拿中央组织局开刀？”托洛茨基因为感到太意外，忍不住笑了。中央组织局是斯大林一伙的核心组织。“也许，是这样。”“那，好吧。”列宁继续说道，似乎对我们直接点了组织局的名很为满意。“我给你提供一班人，让你对官僚主义，其中也包括对组织局开火。”“同正直的人组织一个正直的班子，是我的荣耀。”托洛茨基回答道。2 列宁遗嘱他们相约过一段时间再碰一次头。列宁建议托洛茨基认真考虑一下如何从组织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他准备建立一个直属中央的委员会领导同官僚主义的斗争，他们俩都应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从本质上说，这个委员会应当是粉碎官僚主义的脊柱——斯大林派系的基地，同时也是为了在党内创造条件，以便让托洛茨基能成为列宁的代理人，如他所期望的那样，进而继承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只有从这一个角度，才能完全明了那份遗嘱的意义。列宁在遗嘱中共列出6个人，而且分别用各人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毫无疑问，遗嘱的目的是为了使托洛茨基今后的领导工作变得容易些。当然，列宁想以最少的个人摩擦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他评价各人时用词非常谨慎，因而连那些最为尖锐的指责也变得很婉转。与此同时他又有保留地、然而十分坚决地指出，他认为谁有资格担任第一把手。只有在评论斯大林时才出现另一种调子，在后来增补的遗嘱附言里，列宁的用词简直是极其尖锐的。列宁在谈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时，似乎是漫不经心地写道，他们1917年的投降不是“偶然的”，换句话说，这是他们的本性。很明显，这些人是不能领导革命的。不过，过去的事可以不去提了。布哈林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个经院哲学家，但并不讨人厌。皮达科夫是一个有才干的行政人员，但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也许布哈林和皮达科夫这两个人可以学得更好些。托洛茨基是能力最强的，缺点是——过于自信。斯大林则粗暴，不诚实，喜欢滥用党组织所赋予他的职权。为了避免分裂，应当把他从岗位上撤下来。这个遗嘱补充和解释了列宁在同托洛茨基最后一次谈话中提出的建议。列宁真正了解斯大林是在十月革命以后。他尊重他的坚定和实践中的才智，虽然这当中有四分之三是狡诈。而就在这同时，每走一步列宁都要碰到斯大林的无知、缺乏远见以及极端的粗鲁和放肆。斯大林被推举为总书记是违反列宁的意愿的。后来之所以默认，是因为他本人当时正领导着全党。但是自从列宁第一次中风，健康受到损害以后，他就把整个领导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了。与托洛茨基的谈话就是因此而起的，遗嘱也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遗嘱的补充部分写于1月14日。此后又过了两个月，情况更加明确。现在，列宁不仅准备把斯大林从总书记岗位上撤换下来，甚至准备取消他的党员资格。列宁一再强调要把外贸垄断、民族、党内体制、工农监督和检查委员会等问题逐一放到十二大上进行审议，对官僚主义、官官相护、独断独行和专横跋扈给予猛烈打击，实际上就是给斯大林迎头痛击。列宁能否实行他所制定的改组党的领导的计划呢？在当时，他无疑是能够做到的。这方面的先例是很多的。有一件事很有说服力，托洛茨基至今记得很清楚。1922年11月，当时列宁还在乡下疗养，托洛茨基也不在莫斯科，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这项决议使外贸垄断政策受到不可挽回的打击。列宁和托洛茨基不约而同发出警报，接着又互相通信，协调了行动。这样，几星期后，中央委员会像通过它时一样，又一致同意取消原先决议。12月21日，列宁高兴地写信对托洛茨基说：“托洛茨基同志，我们一枪未发，仅仅小小地动作了一下，就拿下阵地。我建议，我们不能停顿，要继续进攻……”如果在 1923年初联合采取行动对付中央委员会，也肯定是能取得胜利的。不仅如此，托洛茨基坚信，如果在十二大之前，以“列宁——托洛茨基集团”的名义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即使列宁不参加也肯定能取胜。至于胜利的牢靠程度，那当然是另一问题了。要彻底解决它，还要考虑一系列国内、工人阶级内和党内本身的各种条件，那已是一个专门的大课题了。1927年，克鲁普斯尤娅有一次说过，如果列宁还活着的话，说不定早已成了斯大林的阶下囚了。她说的是对的。因为，事情不在于斯大林，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甚理解的那股势力。但是1922—1923年间，要是对当时迅速形成的国家社会主义官僚派、机关权势分子、十月革命非法继承者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不肖之徒发起公开的进攻，那么，完全掌握领导权还是可能的。然而，主要障碍是列宁的病情。人们都盼望他像第一次中风后那样早日康复，像出席十一大那样参加十二大。他自己也希望能这样。医生们也尽量让人们放宽心，虽然信心越来越不足。反对机关权势分子和官僚主义者的“列宁——托洛茨基集团”的概念，当时只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完全清楚，其他政治局成员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一点。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像他的遗嘱一样，还无人知晓。假如托洛茨基一个人单独行动，会被认为，确切地说，是会被说成是他觊觎列宁在党和国家中的地位。想到这一点，托洛茨基就不能不感到一阵颤栗。托洛茨基认为这样做很可能引起混乱，即使胜利了，也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所有这些计划和考虑中，还有一个难以捉摸的决定因素，这就是列宁——他的身体状况。他还能发表意见吗？还来得及吗？党能理解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为革命前途而斗争，不是托洛茨基想争夺病中列宁的位置？由于列宁在党内独一无二的地位，他的病情的捉摸不定，就变成了全党局面的捉摸不定，而且这种捉摸不定的局面还在继续。可是拖延正中不肖之徒们的下怀，因为斯大林作为总书记，自然而然地成了整个“真空”时期的党组织的大管家。第二十三章 列宁垂危1 格鲁吉亚问题—列宁扔向斯大林的“炸弹” 1923年3月初，列宁躺在司法机关大楼的一间房间里。发生了好几次心脏扑动，这预示着第二次中风的来临。托洛茨基患风湿痛，也已躺了好几个星期。他睡在过去的骑兵楼里他的家中，与列宁的住处只隔着一堵克里姆林宫高墙。可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能打电话，况且医生也禁止与列宁通话。列宁的两个秘书，福季耶娃和格拉塞尔，成了他们的通讯员。下面这件事就是她们告诉托洛茨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斯大林为即将召开的党代会所做的筹备工作很不满，尤其对他在格鲁吉亚搞的派别活动不能容忍。她们说：“弗拉基米尔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对斯大林扔一颗炸弹。”这是福季耶娃的原话。“炸弹”两个字是列宁亲口说的，可不是她随意加的。她们又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请您处理格鲁吉亚的事，这样他才放心。”3月5日，列宁通过口授给托洛茨基如下一封短信：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请您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此事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仁斯基“调查”，她认为他们未必能够秉公处理，甚至完全相反。如果您同意为此事进行辩护，我将感到十分欣慰；如果您因某种原因不同意，则请将全部案卷退还给我，我认为那就表示你拒绝了。致以最诚挚的、同志式的敬礼！列宁“事情怎么会变得如此尖锐呢？”托洛茨基问道。原来斯大林辜负了列宁的信任：他为了在格鲁吉亚站稳脚跟，背着列宁和党中央，借中央委员会的权威做掩护，在奥尔忠尼启则和捷尔仁斯基的协助下，在那里的党的核心中发动了一场有组织的政变。斯大林利用列宁患病，不能与同志们接触的机会，用一些假情报来蒙骗他。列宁通过秘书搜集到格鲁吉亚问题的全部材料，决定给予公开的反击。至于究竟是斯大林的不忠实，还是他在民族问题上的粗暴的官僚主义政策，使得他如此震怒，这就很难说，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列宁准备开始一场斗争，但又担心自己不能在代表大会上发言，因此这使他很焦躁不安。要不要找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来商量一下？——秘书们提醒他。但列宁不耐烦地挥手让她们走开。他清楚地预见到，他一旦离开工作岗位，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会同斯大林结成一部“三驾马车”，一起对付托洛茨基，因而也就是背叛他。“你们知道托洛茨基怎么看待格鲁吉亚问题吗？”列宁问道。“托洛茨基在全会上的发言精神与您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格拉塞尔回答道，她也同时兼任全会秘书。“你没弄错？”“没有。托洛茨基还指责奥尔忠尼启则、伏罗希洛夫和加里宁不理解民族问题。”“再去核实一下！”列宁要求道。第二天，中央全会继续在托洛茨基家中举行。会上，格拉塞尔递给托洛茨基一张条子，上面记录了托洛茨基昨天发言的概要。她在条子边写道：“我正确地理解了您的意思吗？”“你写这个条子干什么？”托洛茨基在纸条上问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需要。”格拉塞尔回答道。“对，理解得很正确。”托洛茨基又回答道。当时，斯大林一直在注视着他们的纸条来往，神情显得惊恐不安。但这时，托洛茨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格拉塞尔告诉托洛茨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读了我同您写的条子，很是高兴。他说：‘现在，情形不同了！’，并让我把全部手稿都交给您，它本来是作为十二大上的炸弹的一部分的。”现在托洛茨基完全明白了列宁的意图：他想以斯大林的政策作为例子，向全党揭露——而且是无情地揭露——官僚主义导致独裁专政的危险。“加米涅夫明天前往格鲁吉亚参加那里的党代表会议。”托洛茨基对福季耶娃道。“我可以把列宁手稿情况告诉他，以便让他在格鲁吉亚采取适当行动。请你问问列宁，这样做是否恰当。”一刻钟后，福季耶娃气喘吁吁地回来告诉托洛茨基：“无论如何不行！”“为什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加米涅夫会马上把一切都透露给斯大林，而斯大林跟着就会做出卑鄙的妥协，并继续欺骗我们。’”“就是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伊里奇甚至已经认为不可能同斯大林在正确路线基础上妥协了？”“是的，伊里奇不相信斯大林。他打算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已准备了炸弹。”大约一小时后，福季耶娃又到托洛茨基这里来，带来了一张列宁写给老革命家姆季瓦尼和其他反对斯大林格鲁吉亚政策的人的一封信。列宁对他们写道：“我全身心地关注着你们的事。为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仁斯基的纵容感到很气愤。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这封短信的副本，不仅给了托洛茨基，也给了加米涅夫。这使托洛茨基感到很意外。“这是不是说，列宁改变了主意？”托洛茨基问。“是的。他的病情时刻恶化。不要相信医生那些安慰人的话。伊里奇连说话都很困难……格鲁吉亚问题使他极为激动，他担心自己什么事还没干，就完全倒下了。他把条子交给我时说： ‘为了不失时机，只好提前把问题公 开化。’”“他的意思是，我现在就可以跟加米涅夫谈一谈？”“显然是这样。”“请立即叫他来。”2 列宁宣布与斯大林断绝任何关系一小时以后，加米涅夫来了。他茫然不知所措。斯大林、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构成的“三驾马车”早已存在，其矛头是针对托洛茨基的。阴谋家们的全部任务在于搜罗足够的支持者，然后为“三驾马车”合法地戴上继承人的皇冠。列宁的信像一根尖锲子，打入了这个计划的心脏。加米涅夫在恐慌中向托洛茨基承认了这一点。托洛茨基给他读了列宁的手稿。加米涅夫作为一个相当老练的政治家，立即明白，对列宁来说，事情不仅仅是一个格鲁吉亚问题，而是关于斯大林在党内的总的地位问题。加米涅夫又补充告诉了托洛茨基一些情况。他说他应克鲁普斯卡娅的要求刚刚到她那儿去了一趟。克鲁普斯卡娅非常不安地告诉他：“刚刚弗拉基米尔通过速记员口授了一封信给斯大林，宣布断绝同他之间的任何关系。”列宁这样做，其直接原因是半私人性的。斯大林一直想方设法切断列宁的一切情报来源，并且在这个问题上对克鲁普斯卡娅态度十分粗暴。克鲁普斯卡娅还说道：“您是了解伊里奇的，如果他认为没有必要在政治上打倒斯大林的话，他是不会同他断绝私人关系的。”加米涅夫听了以后脸色苍白，万分焦急。告别时，他觉得两腿直打哆嗦，不知道先迈哪一只脚，应当向何处去。也许，他担心托洛茨基会对他个人采取什么不友好的行动。托洛茨基给他谈了自己对形势的看法。托洛茨基说：“有时候，人们由于害怕想象中的危险，结果招致真正的危险。我想告诉你，并请你转告别人，我不打算在党代表大会上展开一场斗争，进行组织改造。我主张维持现状。如果列宁在党代会前康复（很不幸，看来这不大可能了），那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我反对罢免斯大林，也不同意开除奥尔忠尼启则的党籍，不赞成免去捷尔仁斯基交通人民委员职务。但我基本上同意列宁的意见。我希望坚决改变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停止对反对斯大林的格鲁吉亚人的迫害，停止从行政上压制党的作法，在工业化方面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中央上层部门要真诚合作。斯大林提出的民族问题的决议是无论到哪儿都行不通的。这个议案使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实行粗暴专横的压迫，引起弱小和落后民族相应的激烈反抗。我准备以斯大林提案修正案形式提出一个议案，以为他改变政治路线提供方便。但是，需要根本性的改变。此外，斯大林必须立即为自己的粗暴向克鲁普斯卡娅作书面道歉，真正改变自己的行为。不许毫无节制的蛮干，不许再搞阴谋诡计。要真诚合作。而您，”这时托洛茨基转向加米涅夫，“应当在第比利斯代表会议上，彻底改变对那些在民族问题上拥护列宁的人的政策。”加米涅夫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表示全部接受托洛茨基的意见。他惟一担心的是斯大林可能固执己见，他说斯大林这个人“既粗暴又任性”。托洛茨基回答道：“我认为，现在斯大林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当天深夜，加米涅夫告诉托洛茨基，他到乡下去见过斯大林，斯大林说接受一切条件。已经给克鲁普斯卡娅写了道歉信。不过克鲁普斯卡娅未能把信给列宁看，因为列宁的情况越来越不好。但是，托洛茨基觉得加米涅夫说话的调子同几个钟头前他从托洛茨基那儿走的时候不很一样。后来托洛茨基才知道，这种口气的变化是由于列宁状况急剧恶化的缘故。加米涅夫在途中或刚刚到达第比利斯就收到了斯大林的密电，告诉他列宁又一次陷入麻痹状态：已无法写字和说话。在格鲁吉亚代表会议上，加米涅夫继续推行同列宁背道而驰的政策。由于个人的背信弃义，“三驾马车”的勾结已成事实。列宁发动的这一次攻击不仅仅是指向斯大林一个人，还包括他的一班同伙，首先是他的左右手捷尔仁斯基和奥尔忠尼启则。列宁在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书信中一再提到这两个人。捷尔仁斯基是一个烈性汉子。他仿佛由于恒星放电而有着无穷的能量。每一个问题，甚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会使他火冒三丈。这时他的小鼻孔会不停地抽，两眼寒光逼人，说话声嘶力竭，常常语不成句。然而，他的神经在高度紧张情况下从不有片刻麻木。他总是处于一种临战的状态。列宁有一次把他比作一匹烈性马。捷尔仁斯基非常热爱他所从事的工作，不允许别人干涉和批评自己的部下，总是热情地、坚决地、甚至迷信地维护着他们。这当中并没有什么个人成分，他只是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捷尔仁斯基缺乏个人独立见解。他认为自己不是一个政治家（至少列宁在世时他是这样认为的）。他曾多次对托洛茨基说过：我可能是一个不坏的革命者，但我不会成为领袖，因为我不善国务活动，不是政治家。他这样说不是单纯的谦虚。他的自我评价基本上是正确的。捷尔仁斯基在政治上永远需要别人的直接指导。很多年中，他一直跟随罗莎·卢森堡，不仅仅反对波兰护国主义，也反对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列宁当时高兴地对托洛茨基说：“他身上没有留下一点儿以往斗争的痕迹。”开始的两三年，捷尔仁斯基一直紧跟着托洛茨基，近几年才转向支持斯大林。他热情地投入经济工作。他善于鼓动，驱策和带领别人。但是他从来没有发展经济的深思熟虑的主见。斯大林的每一次错误他都有份，可是他还尽自己一切可能为之辩护。他是在怒斥了反对派，走下讲台后立即死去的。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的另一个帮手。因为他在高加索实行官僚主义的高压政策，所以列宁坚持要开除其党籍。托洛茨基当时表示反对。列宁通过秘书回答托洛茨基道：“至少开除他两年。”可是，列宁绝不可能想到，正是这个奥尔忠尼启则后来担任了他所计划建立的检查委员会主任，而列宁要建立这个委员会，目的正是为了根除斯大林的官僚主义，体现党的良知！列宁开展这一场斗争，除了有他的总的政治目标以外，还有一个直接目的，这就是为托洛茨基走上最高领导岗位（如果他能康复，同他一起担负领导责任；如果他的病情不能好转，则接替他）创造条件。然而，这场刚刚开始 （甚至还没有完全展开）的斗争却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实际上，列宁 只是刚刚向斯大林及其一伙宣了战而已，而且知道这个情况的只有少数直接有关的几个人，并不是全党。斯大林派——当时还只是“三驾马车”——受到第一次警告后，彼此抱得更紧了。动荡不安的局面继续着。斯大林仍然控制着党组织的摇把，他急不可耐地在党内搞了个假选举。“三驾马车”越是在思想上怯懦，越是惧怕托洛茨基——他们怕托洛茨基，是因为想推翻托洛茨基——就越是不得不把党和国家体制中的螺栓拧得更紧。后来，1925年，布哈林在一次同托洛茨基的私人谈话中，在托洛茨基提出的党内存在压制民主的问题时，回答托洛茨基说：“我们没有民主，因为我们大家都怕您。”托洛茨基回答布哈林说，可以不用怕他，要踏踏实实搞工作吧。然而他的劝告毫无作用。1923年是布尔什维克党紧张、窒息和溃散的一年。列宁在同可恶的病魔作斗争；“三驾马车”在同党抗衡。气氛非常紧张，这一年秋天，终于开展了所谓同反对派的“论战”。革命的第二章，即所谓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实质上是同列宁的思想遗产的斗争——开始了。第二十四章 列宁逝世1 克鲁普斯卡娅给托洛茨基的信列宁于1924年1月21日逝世。对他来说，死只是摆脱了肉体和精神痛苦的一种方式。列宁对自己的无能为力，特别是神智完全清楚而又不能说话，不能不感到是难以忍受的屈辱。他无法忍受医生们的屈尊附就的口吻、陈腐的玩笑和虚假的鼓励。在他能说话时，他偶尔还向医生提出一些试探性问题，然后出奇不意抓住他们的前后矛盾，要求他们作进一步说明，甚至自己翻阅医学书籍。像对待其他任何事一样，他总是力求弄个水落石出。他所惟一能够忍受的医生是费奥多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格季耶。这是一个好医生，又是个正直的人，毫无廷臣习气，对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怀有深厚的感情。当列宁不让别的医生去看望他的时候，只有格季耶能够继续去见他。革命初期，格季耶也是托洛茨基家的挚友和家庭医生，因此，他们总是最先确切地知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病况报告。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病情也不见好转。谢多娃写道：根据医生的一再建议，列·达到乡间去疗养。格季耶常去看望他，他对这个病人真是关心和照顾备至。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却对我们的遭遇深感不安，不知道怎样表达他对我们的同情。他对列·达遭到迫害，感到很突然，完全不能理解，因而心里十分痛苦，盼望着这一切能早日过去。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村激动地告诉我，必须尽快把列·达转移到苏呼米去，只有那里的气候才能治好他的病。最后我们决定这样做。旅途不算短，要经过巴库、第比利斯和巴统，又因为积雪覆盖，交通受阻，故而花的时间就更长。不过，旅行倒起了一种镇定的作用。离莫斯科越远，就越能摆脱一些近日来笼罩在心头的那种压抑情绪。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是在陪伴一个重病在身的人。迷茫的未来在折磨着我，在苏呼米又会怎么样？在我们的周围是朋友还是敌人呢？1月21日，他们在前往苏呼米途中抵达第比利斯车站。托洛茨基还在发着烧，正同妻子坐在车厢里的工作间里。有人敲了门，进来的是陪同他们前往苏呼米的忠实助手谢尔穆克斯。他走进来时，脸色苍白，目光呆滞，眼睛直盯着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预感到灾难来临了。他递给托洛茨基一张纸条，这是斯大林发来的一份已经译就的密码电报，通知托洛茨基列宁已经逝世。托洛茨基将电报递给妻子时，她也感觉到一切……第比利斯不久也收到了这样的电报。列宁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开。托洛茨基通过直通电报同克里姆林宫联系，那边回答他说：“葬礼定于星期六举行，您肯定来不及返回，因此劝您继续前往疗养地。”显然，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其实，葬礼是在星期天举行的，托洛茨基完全能够来得及返回莫斯科。不管这听起来是多么难以置信，然而他们确实是欺骗了他。阴谋家们没有想到托洛茨基会核实一下葬礼日期，否则，他们更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了。这使他记起了另一件事：列宁第一次发病的消息，是直到第三天才通知他的。这是他们的一贯手段，目的还是“赢得时间”。第比利斯的同志要求托洛茨基尽快为列宁逝世写一篇讣文。可是他只有一个迫切愿望：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他拿不起笔……莫斯科那封简短电文还在脑子里鸣响。但是，群众在火车周围等待着。他们的要求是正当的。火车停了半个小时。托洛茨基终于提笔写了篇讣文：“列宁与世长辞。我们永远失去了列宁…”托洛茨基亲笔写的这几页讣文，通过专线发了出去。在苏呼米，托洛茨基的高烧仍然不退。列宁的逝世使他的心情无法平静，思绪万千。他回忆着自己一生所走过的道路，回忆着与列宁的会见、争论、友谊和共同的工作，再一次全身心地深信，他同不肖之徒们的斗争是完全正确的……正在这时，几天以后，托洛茨基突然收到列宁夫人纳杰日达·康士捏丁诺芙娜的一封信，这不能不使他激动不已。下面是这封信的全文：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逝世前一个月里，曾浏览过您的那本著作，在读到您论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地方，他搁下书，让我重新给他读一遍，他听得非常仔细，接着又自己看了一遍。我还想对您说，您从西伯利亚来到伦敦我们那里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您的那种态度，他至死都没有变。我祝您，列夫·达维多维奇，强壮、健康，紧紧地拥抱您。纳·克鲁普斯卡娅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逝世前一个月还在浏览托洛茨基的那本著作里，托洛茨基把列宁和马克思相提并论。托洛茨基清楚地知道列宁对马克思的态度，他对马克思总是充满学生般衷心爱戴和自感不如的卑谦。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导师和学生的关系形成为理论先驱与第一个实践者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列宁，这两位历史上联系得如此紧密而又如此截然不同的人，是人类精神力量所能达到的顶峰。想到列宁在逝世前还全神贯注地阅读自己论述他的著作，而且可能还十分激动，托洛茨基感到万分欣慰。因为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说，马克思的尺度都是测量人的品德的最高尚尺度。2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展开1924年秋天，托洛茨基又开始发烧。当时，另一场辩论已经开始。这次论战是根据预先制定的计划，自上而下逐步推开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各省，事先召开了千百次秘密会议进行准备。所谓辩论，实际是一场有系统和有计划的迫害，其锋芒已不是针对一般的反对派，而是专门针对托洛茨基个人。当秘密准备工作告一段落时，根据《真理报》的信号，一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运动在全国各地展开，其景象令人眼花缭乱。对托洛茨 基的诽谤像火山爆发，来势凶猛，广大党员大吃一惊，茫然不知所措。托洛茨基发着烧，躺在家里，默不作声。报纸上日复一日地登出一些历史细节，从列宁20年前写的一些争论文章中断章取义地找出材料，加以混淆，篡改和歪曲，而还故意造成仿佛这一切都是昨天才发生的印象。谁也不理解这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如果这一切确有其事，那么列宁是应当了解的。可是十月革命是在这之后发生的呀？而且，这之后，还有国内战争，还有托洛茨基同列宁一起创建了共产国际，还有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像到处都挂在一起，还有……还有……然而诽谤还是像冷却了的溶岩一样奔泻而出。这些无耻谰言本能地压抑了人们的意识，并且更加带有毁灭性地——摧残了人们的意志。对待作为革命领袖列宁的态度，为那种对待宗教头领的态度所代替。尽管托洛茨基一再反对，仍然在红场建造了一个与革命意识完全格格不入的陵墓。官方出版的有关列宁的书籍也变成了这样的陵墓。列宁的思想被割裂成虚伪说教的语录。无耻的谎言，由于数量极大，因而产生了政治作用。群众感到窒息，受到压制，心灰意懒。党变得沉默寡言；由于集团构成的专政机关凌驾于党之上。换言之，党已不成其为党。第二十五章 最后时期的斗争1 莫斯科街头的混战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军事人民委员职务。同年5月，任命托洛茨基为租借委员会主席、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和工业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这是三个毫不相关的部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下面的特殊考虑：使托洛茨基脱离党的工作，用繁重的公务缠住他，时时将他处于某种监督之下，等等。尽管如此，他仍然开始埋头从事这三个对他完全陌生的工作。但是，斯大林的官僚机器在他身后寸步不离地紧跟着。他每跨出一步都可能引起一阵复杂的幕后阴谋活动。他的实际工作几乎无法开展。他所领导的部门几乎得不到必需的资金，工作人员都在为自己的命运、或者至少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后来，他不得不要求免去他的电气技术管理局和研究单位的职务。至于那个租借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每一项特许都是由政治局直接作出的，所以并不总能给他们提供耍阴谋的机会。第15次党代会预定在1927年年底举行，随着开幕日期日益临近，党越来越感到自己正站在十字路口。广大党员感到忧心忡忡。尽管处于极度恐怖之中，党员们还是渴望听到反对派的声音。要这么做，只有通过非法途径。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到处都在举行工人、干部和大学生的各种秘密集会，人数从20人、100人到200人不等，目的是要听一听某位反对派代表的讲话。有时，一天中托洛茨基要参加2～3次、甚至4次这样的集会。这些会议多在工人宿舍里进行。两个房间里全挤满了人，讲演者只能站在两间房子中间。人们往往就坐在地板上，有时，因为地方狭小，甚至站着谈话。格勃乌的人常常突然降临，要求立即停止举行这种集会。人们请他们一起参加讨论；如果要破坏，就把他们轰出去。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的这种集会，参加者达2万人以上，而且人数还在不断增长。反对派非常巧妙地在高等技术学校大礼堂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约有二千多人参加了大会，会场上被挤得水泄不通，还有好多人只好站在大街上。行政当局企图阻挠大会进行，结果证明是徒劳无益的。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顺便说一句，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斯大林的“三驾车”早在一年前就解体，他们俩先后参加了反对派的行列）讲了大约两小时。后来中央委员会向工人发出一份号召书，扬言要用武力驱散反对派的各种会议。这份号召书只是一种掩饰，以便在格勃乌的指挥下，出动“工人战斗队”向反对派发起进攻。斯大林想以流血方式解决这场冲突。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举行了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示威游行。游行的组织者、纪念文章的作者和演说者，大多是在十月革命中站在街垒的那边的人，或者是干脆躲在家里，观望事态发展，直到革命取得稳固的胜利后才参加革命的人。当托洛茨基看了这些不要脸的食客们的文章，听了他们在广播中的演说，指控他背叛了十月革命时，托洛茨基与其说痛心，不如说好笑。反对派决定带着自己的标语参加游行，这些标语有：“让我们向右开火——打击富农、资本主义分子和官僚主义者！”“执行列宁的遗训！”“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维护列宁党的团结！”今天，这些口号已被斯大林集团利用在同右翼斗争中，成了官方的正式信条。而在那一天，反对派的这些口号被夺去，撕碎，手持标语牌的人遭到专门组织的战斗队打手们的殴打。那些被雇来充当政府机关同“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志愿军都是莫斯科街头的歹徒，其中有些就是法西斯分子。有一个警察，假装鸣枪报警，公然朝托洛茨基的汽车开了一枪。托洛茨基看见有人在用手枪给他指示目标。有一个喝得醉醺醺的消防队官员跳到托洛茨基的汽车踏板上，一边嘴里骂着粗话，一面挥拳砸碎了托洛茨基的车玻璃。明眼人一望而知，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街头演出的这一幕，显然是一场热月政变的演习。2 越飞自杀11月6日，越飞自杀身亡。越飞是苏联驻日本大使，身患重病，虽经国外治疗，仍未见好转。党内危机使他十分痛苦，尤其那些背信弃义的行径使他十分震惊。他有好几次要立即投入当前斗争。托洛茨基从他的健康着想，制止住他。越飞对于攻击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观点特别恼火。他无论如何不能容忍那些坐享革命成果的人用卑鄙的手段迫害很久以前就预见了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人。越飞对托洛茨基讲起了大约在1919年列宁同他关于不断革命的一次谈话。当时列宁对他说：“是的，托洛茨基是对的。”越飞想公布这次谈话，托洛茨基竭力制止了他。托洛茨基能够事先想象得出，他们会掀起怎样卑鄙的狂澜来攻击他。越飞的身体日益衰弱。秋天，他被迫停止工作，接着就卧床不起。朋友们又提出要把他送往国外去治疗。但这回中央委员会断然拒绝。托洛茨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又被开除出党，这时越飞的震动比任何人都大。他个人在政治上已经深感不平，如今又意识到自己病入膏盲，更觉痛苦。越飞预感到，革命的命运到了关键时期，然而他自己却不能参加斗争。脱离斗争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因而他作出了最后的选择。这时托洛茨基已不住在克里姆林宫内，而是住在他的朋友别洛勃罗多夫家。别洛勃罗多夫名义上仍是内务人民委员，此时他正在自己的家乡乌拉尔发动工人与斯大林宗派小集团展开斗争。托洛茨基往越飞家挂了电话，想问问他的身体情况。他自己接了电话，因为电话就放在他的床头。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令人极为不安的不平常的东西——这一点托洛茨基是稍后才感觉出来的。他要托洛茨基到他那里去一趟，但一些事情耽搁了托洛茨基，使托洛茨基没能立即就去。在斗争最紧张的那些日子里，同志们不断地来到别洛勃罗多夫家，同托洛茨基商议各种紧迫问题。大约一两小时以后，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电话里告诉托洛茨基：“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开枪自杀，床头柜上有一包给您的东西。”别洛勃罗多夫家日夜有几个带枪的反对派成员值班，托洛茨基在市内走动时，他们也陪同着他，负责保护他的安全。他们匆匆赶往越飞的家。他们按了门铃又敲了门，里面有人问了托洛茨基的名字，隔了一会儿才把门打开：显然屋里在进行什么事。阿道夫·阿勃拉莫维奇安详地倒在血迹斑斑的枕头上。克格勃的一个姓万的头头正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发号施令，床头柜上没有纸包。托洛茨基要求立即把越飞给他的信交给他。万嘟哝着说，什么信也没有。几分钟以后，朋友们从各地纷纷来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党机关的代表在反对派成员包围中显得十分孤立。一夜之中，有好几千人来到越飞的寓所，信件被掠的消息立即传遍全城，外国记者也在电讯中报道了这件事。要隐瞒这件事再也不可能了。最后，有人把信件的照相副本交给了拉科夫斯基。为什么写给托洛茨基的信要交给拉科夫斯基，而且还不是原件，是一张照相副本，托洛茨基无法解释。越飞试图用自己的死来最后为自己为之奋战了一生的事业作出贡献。他用他那只半小时后对着自己太阳穴扣动扳机的手写下了作为一个证人的最后证词和作为一个朋友的最后忠告。下面就是越飞在自己的诀别信中所说的话：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我同您共事几十年，有着十分深厚的私人友谊。这使我有权在永诀时对您说一说我认为是您的错误的那些东西。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您指引的道路的正确性，而且，您知道，我从 ‘不断革命’那些日子以来，已经同您一起度过了二十多 年。但是，我总是认为，您缺少列宁的那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决不让步的毅力，以及在他认为是正确的道路上即使是孤军一人也决不后退的决心。从1905年以来，您一直是正确的，我不止一次地告诉过您我亲耳听列宁说过：在1905年，正确的不是他，而是您。人在临死时是不会说谎的，我现在仍然愿意对您再说一遍……然而，您常常放弃自己的正确主张，为的是达成一个被您过高估价的协议或妥协。这是错误的。……越飞的葬礼被安排在一个工作日内举行，为的是不让莫斯科工人参加。然而，仍然有将近10 000人参加了葬礼，并把葬礼变成了一次反对派的盛大示威游行。此时，斯大林集团正在准备召开党代会，迫不及待地要使分裂成为既成事实。季诺维也夫及其一伙看出，这次会议是要使十月革命10周年时街头开始的动乱带上政治色彩；也懂得，斯大林官僚们眼中的真正敌人并不是他们这些第二梯队的反对派，而是以托洛茨基为中心的反对派基本核心。于是他们就开始寄希望在15大期间同托洛茨基决裂的方式来赢得对手的好感，至少取得他们的原谅。他们没有估计到，政治上的第二次叛变，给他们带来的是毁灭。15大决定将所有反对派统统开除出党，被开除的人全部交由克格勃处置。第二十六章 流放中国边境1.车站上的冲突现在全文引用托洛茨基妻子关于他们流放中亚细亚的记述如下：1928年1月16日，从一清早我们就在整理行装。我正在发烧，头晕，浑身无力。到处堆着从克里姆林宫搬来的东西，都是我们准备带走的。家具、箱子、衣服、书籍，还有川流不息的前来告别的人群。我们的医生和朋友格季耶还天真地劝我推迟行期，等我感冒好了再动身。他不了解我们的旅行是属于什么性质，推迟又意味着什么。我们倒觉得我坐上火车反而会好得快一些，因为这启程前的“最后日子”耽在家里是不可能很快复原的。我们的眼前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有许多人我是第一次看见。他们拥抱我们，同我们握手，表达自己的同情和愿望……人们带来鲜花、书籍、糖果、衣服等等，这更增加房子的混乱。忙乱、紧张和激动的最后一天即将过去。行李已被运往车站。朋友们都涌向那里。我们全家人准备停当以后就坐在餐厅里等候克格勃的人。我们看看表，9点，9点半……还没有人来。10点，火车开车的时间到了。发生了什么事？取消了？电话铃响了。克格勃通知，启程推迟，没有什么原因。“推迟多久？”列·达问。“两天。后天出发。”对方回答。半小时后，朋友们陆续从火车站回来，起先是青年们，后来是拉科夫斯基和其他人。原来，人们在火车站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等候我们的到来。他们喊着“托洛茨基万岁”的口号，但没有看见托洛茨基。他在哪里？留给我们乘坐的那节车厢四周聚集着激动的人群。青年们往车顶上放置了一幅巨大的托洛茨基画像，人们围着它高呼“乌拉！”。火车移动了，先是猛地一冲，接着又一冲……开始徐徐前进，可是，突然又停住了。原来游行的人跑到火车头前，扒住车辙，不让火车开走，要求会见托洛茨基。车站上的激动场面是难以形容的。群众同警察和克格勃特务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一些人被捕。火车被缠住约一个半小时。后来，我们的行李被运了回来。朋友们不停地打来电话，询问我们是不是在家，并把火车站发生的事告诉我们。我们直到后半夜才躺下睡觉。因为几天来过于激动和疲乏，我们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11点才醒。没有电话，四周静悄悄的。知道我们还有两天才动身，大媳妇上班去了。不过，我们刚刚吃过早饭，门铃就响了，进来的是别洛勃罗多娃，接着越飞的妻子也来了。过不久，门铃又响了，这回进来一大批穿便服和穿军装的克格勃特务，一下子把整个房子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给列·达出示了逮捕证，宣布立即将他押往阿拉木图。可是，昨天克格勃不是说推迟两天吗？原来又是一个骗局！这是为了在我们出发时不再发生游行而玩弄的一个诡计！电话铃不停地响着，但电话机旁站着一个特务，很有礼貌地制止我们接电话。稍后，我们利用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才得以转告别洛勃罗多夫，说我们家已被特务们占据，我们将被强行押走。我们后来知道，这次押送列·达的“政治领导”可能是布哈林，这是完全符合斯大林的一贯手法的……特务们显然很激动。他拒绝自愿启程，他想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事情真相。政治局力图制造假象，仿佛最重要的反对派的流放都是自觉自愿的。他们就是这样向工人描述我们的流放。必须让人们知道事实真相，打破这种神话，使他们既不能隐瞒，也不能歪曲。列·达决定迫使敌人公开使用暴力。我们把自己和两位客人锁在自己房间里，隔着房门同克格勃特务进行了谈判。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好，犹豫了一阵，就打电话向他们的上级报告，得到指示后，向我们宣布，为了执行命令，他们将砸门。列·达利用这个时间口述了对反对派进一步行动的指示。我们没有开门。传来槌击的声音，门上的玻璃被敲碎，伸进来一只翻起军服的手臂。“打死我吧，托洛茨基同志，开枪打死我吧！”曾多次跟他巡视前线的军官基什金激动地再三恳求道。“不要说胡话，基什金，没有人会朝你开枪，干你的事吧！”列·达平静地回答道。2.武装押送门被打开了，人群激动和慌乱地涌进来。他们看见列·达穿着拖鞋，于是就找来他的皮靴，并给他套上；又找来皮衣、皮帽……都给他穿好、戴好。但列·达仍然拒绝上路。于是他们就架起他来。我赶忙穿上皮袄和高统套靴，跟着他们跑出去……门在我身后碰地一声关上；门后一阵骚乱声。我朝拖列·达下楼的特务大声喊，叫他们把儿子放出来：大儿子还要跟我们去流放呢。门打开了，孩子们和两位客人——别洛勃罗多娃和越飞的妻子——跑了出来。他们是奋力冲出来的。谢廖沙用运动员的架势冲在最前头；廖瓦下楼时挨家挨户地敲门，大声喊道：“他们把托洛茨基同志带走了！”楼梯口和每家门里伸出一张张面露惧色的脸孔。这幢楼里住的都是苏维埃的高级干部。汽车里塞得满满的，谢廖沙好不容易才挤进来。别洛勃罗多娃也跟我们一起上了车。汽车沿着莫斯科街道急驶。天气很冷。谢廖沙没戴帽子，临行时慌急中没顾上拿。大家都没穿套鞋，没戴手套，也没带一只箱子，甚至连手提包都没来得及拿。大家都是空手。汽车没有把我们带到喀山车站，而是开向另一个方向——原来是去雅罗斯拉夫车站。谢廖沙想跳出汽车跑到嫂嫂工作单位，把我们被带走的消息告诉她。特务们紧紧抓住谢廖沙的手，希望列·达不要让他跳车。我们来到空无一人的车站。特务们又像出门时那样架住他的两臂。廖瓦对几个铁路工人喊道：“同志们，看吧，他们要架走托洛茨基同志！”一个曾经陪同托洛茨基一起打过猎的克格勃特务一把抓住他的衣领。“瞧你这个小矮个儿！”他凶狠地喝道。谢廖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随即给他一耳光作为回报。我们被送进车厢。我们的包间的窗前和门口都站着看守。其余的包间里坐的全是特务。火车开往何处？我们一无所知。身边一样行李都没有。机车就牵引我们这一节车厢启动了。当时是下午2点钟。我们发觉我们正绕道前往一个小站，从那儿挂上一列从莫斯科喀山车站开出的邮车，前往塔什干。5点钟时，我们同别洛勃罗多娃和谢廖沙告别，他们应当乘一列逆行列车返回莫斯科。我们的列车继续往前行。我又发烧了，列·达倒很振作，甚至看上去很快活。局面已经确定；总的气氛是平静的。押解人员殷勤而又有礼貌。有人通告我们，说我们的行李将跟随下一趟车运来，在伏龙芝（即这条铁路的终点）交给我们。也就是说要等到9天以后。我们既无换洗的衬衣又无书籍。我们两手空空地坐在车厢里，就像是在市内乘车一样。晚上，我们头枕着胳膊躺在长凳上打一会儿盹。每个包间的门都半开着，门口站着看守。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对我们越客气。在萨马拉，他们替我们买了换洗的衬衣、肥皂、牙粉和牙刷等。我们同看守的伙食都是他们从车站餐厅买来的。列·达过去总得严格地按医生规定进食，现在他把给他的那一份津津有味地吃得精光，这使我和廖瓦很高兴。我看着他，既惊喜，又为他担心。我们把在萨马拉替我们买的东西起了一些特别的名字：如管毛巾叫明仁斯基①，管短袜叫雅戈达（明仁斯基的助手）等等。用这些名字称呼东西很能使人发笑。积雪使火车一再晚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深入中亚地区。① 当时的克格勃首脑。旅行的第十天，我们于清晨抵达伏龙芝 （即皮什佩克），这是铁路线的最后一站。 天寒地冻，皑皑白雪在阳光照射下，刺人眼目。他们给我们拿来了毡靴和不挂面羊皮袄。我被衣服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感觉很冷。大客车在被汽车压结实的雪地里吱吱嘎嘎地爬行；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就这样，走了约30里，车子停下了。暮色已经降临。我们仿佛进入了一片一望无际的雪原之中。两个押解人员（他们总数大约12～15人）走到我们眼前，对宿营地过于“简陋”表示歉意。我们好不容易下了车，黑暗中摸到一个邮政所的低矮的小门。我们走了进去，脱掉棉袄，感到一阵轻松。但是这间茅屋里没有生火，非常冷。几扇小窗上布满了冰霜。屋角有一个俄罗斯大火炉，可惜摸上去“冷若冰霜”。我们喝了杯茶暖暖身子，又吃了点东西，还和女主人（一个哥萨克妇女）聊了起来。列·达向她详细打听了当地生活习俗，顺便问了打猎的情况。一切都那么令人好奇，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结束这次有趣的谈话。押送人员都到隔壁人家去借宿，我们也开始安排睡觉。廖瓦躺在一条凳子上；我同列·达把羊皮袄垫在身下，睡在一张大桌子上。当我们摸黑在这间低矮而寒冷的屋子里躺下后，我不禁放声大笑，说道：“同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家有天壤之别！”列·达和廖瓦也跟着笑了起来。黎明时我们又继续赶路。前面还有一段艰难的旅程。要翻过库尔泰山。天气依然寒气逼人。我觉得衣服重得使我受不了，像一堵墙倒在身上。中途停站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同司机和从阿拉木图前来接我们的克格勃人员闲谈。日后的陌生生活的图画一点点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凌晨3点，汽车终于到达目的地。3. 斗争没有停止敌人以为列·达现在在遥远的阿拉木图被最后解除武装了。伏罗希洛夫甚至公开幸灾乐祸地说：“如果他在那儿死了，消息也不会很快传到这里来。”然而，列·达并没有停止战斗。我们形成了一个三人集体。儿子承担了协调我们同外部关系的重任，负责管理我们的来往信件。有时称他为外交部长，有时又说他是邮电部长。不久，我们的信件大大增加，这副担子主要由廖瓦来挑。他还负责警卫工作，为列·达的工作搜集资料，如到图书馆借书，弄旧报纸，作摘录等等。他还同地方当局进行各种谈判，组织打猎活动，照顾猎狗和武器。除了这一切以外，他自己还勤奋地学习经济地理和外语……几个星期以后，列·达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方面的工作又全面展开了。后来，廖瓦找来一个女打字员。克格勃没有找她麻烦，但显然要她把我们这里写的一切时时向他们报告。假如听这个姑娘的报告一定很有意思，因为她对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几乎一无所知。阿拉木图的积雪，洁白、纯净、干燥，非常令人神往。由于没有人和车践踏，整个冬天，积雪都保持着洁白的色彩。春天，积雪融化，满地都是鲜红的罂粟。它们实在多极了，像铺在大地上的一面红地毯。一连许多公里的草原都闪烁着鲜艳的红光。夏天，到处都是苹果，又大又红的有名的阿拉木图阿泡特苹果。城里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也没有柏油马路。市中心的市场上垃圾成堆；吉尔吉斯人坐在商店台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自己身上的虱子。这儿疟疾蔓延，鼠疫猖獗，夏天有大量的野狗，还发生过多起麻风病例，报纸曾对此有所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平安地度过了一个夏天。我们向山脚下一个果农租了一间草屋，这里视野开阔，面对天山支脉积雪的群山。我们和主人一家一天天看着苹果成熟，又一起采摘。果园景象几经变化，先是遍地白花，后来，枝条日渐沉重，不得不用支架撑住低垂的树枝。苹果摘下后铺放在树下的草席上，像一张五颜六色的地毯。那些摆脱重负的树枝重又伸直了身子。果园里散发着成熟的苹果、梨子的香味，蜜蜂嗡嗡地叫个不停。后来我们又做果酱。六七月间，果园中的那幢芦苇铺顶的茅屋里，工作在紧张地进行。打字机不停地嗒嗒地响着，这东西在这里是十分陌生的玩意儿。列·达口授批判共产国际纲领的文章，由打字员打成文稿，然后修改，最后再次打印。邮件很多，每天总有10～15封信，其中有论文、评论、内部争论和来自莫斯科的各种消息报道；除信件外，还经常收到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列·达健康状况的电报。信函涉及的既有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有地区性的小问题（但仍具有重要意义）。索斯洛夫斯基总爱用热情和辛辣的笔调谈论重大的课题；拉科夫斯基的也十分不寻常，我们常常把它们摘抄下来再寄给别人。这间低矮的房间里放满了桌子，上面放着一堆堆手稿、邮包、报纸、书籍、文摘和剪报。廖瓦整天待在他那间紧靠马厩的小房子里，打字、修改打字稿、封包、收发邮件和寻找必需的引文。我们的邮件都是由一个残废人骑马送来。傍晚时，列·达常常拿上猎枪、带上猎狗走进山里，有时我陪他去，有时是廖瓦陪他。我们总是能打到一些鹌鹑、鸽子、石鸡或野鸡。一直到后来例行的疟疾暴发，我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很好。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地震和水灾频发的天山支脉脚下，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城市阿拉木图里，同书籍、信件和大自然一起度过了一年。这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4000公里。尽管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秘密的朋友（现在描述他们还为时过早），从表面上看，我们仍然是与外界不接触地孤立地生活着，因为任何试图同我们接触的人都将受到惩罚，有时甚至是很严厉的惩罚。现在从托洛茨基儿子的笔记本中摘录一些统计数字。1928年4月至10月间，在阿拉木图共寄出800封政治信件 （其中包括一些长篇论著），拍发 出 550封电报。收到 1000余封长短信件和700余封电报，电报大部分是以集体名义拍来的。这些多半是流放地的通讯，但也从流放地流传到全国。即使在天气最好的那几个月，也只有半数信件能到达那里。此外，他们还收到莫斯科寄来的8～9个秘密邮包，都是由专门的信使送来的秘密材料和信件，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发出了一些邮包。秘密邮件使他们了解许多情况，并对最重要的事件做出反应，虽然时间是大大地耽搁了。秋天，托洛茨基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这个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工人们开始在会上提出质问。官方报告人惟一能做到的是把托洛茨基的身体说得天花乱坠。第二十七章 驱逐出境1 致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信从10月份开始，托洛茨基的境况发生急剧变化。他同反对派战友和朋友们的联系，甚至同在莫斯科亲属的通讯都被掐断，信件和电报一件也收不到了。后来他通过特殊途径了解到，原来莫斯科电报局扣压了数百封给他的电报，其中有许多是庆祝十月革命的贺电。他周围的包围圈收得越来越紧了。1928年期间，尽管遭受到残酷的迫害，反对派的力量还是明显地增长了，特别在一些大工业企业中更为突出。这就导致加倍的镇压行为，其中包括完全禁止与流放者 （甚至流放者之间）的通信。他预料跟着还会有更进一 步的措施，果然不出所料。12月16日，一位克格勃特别代表从莫斯科来到阿拉木图，以这个机关的名义向托洛茨基宣布了一项最后通牒：立即停止领导反对派的斗争，否则将不得不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驱逐国外的事当时还没提出，因此他的这些话，托洛茨基理解是采取国内范围内的措施。托洛茨基给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写了一封信，作为对这项“最后通牒”的答复。有必要将他的信的主要内容摘录如下：今天， 12月16日，克格勃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沃林斯基以这个委员会的名义，向我口头逐字地下达了下述最后通牒：“最近时期以来，你的支持者在全国范围内的行动，显然已具有反革命性质；你在阿拉木图的条件使你完全有可能领导这项工作，有鉴于此，克格勃委员会决定，要求你无条件地停止你的活动，否则，克格勃委员会将被迫改变你的生活条件，即改换你的住处，使你完全脱离政治生活。”我向克格勃代表声明，我只有从他那里收到书面形式的最后通牒才能给予书面答复。我拒绝口头答复。根据过去的经验，我有理由相信，我的话将会再一次受到你们的恶毒歪曲，以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群众。然而，不论克格勃未来行动如何，在这件事中，它并不起独立作用，只是机械地执行那与我早已熟悉的斯大林狭隘宗派集团的决议而已。我认为有必要提请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注意如下情况：要求我停止政治活动，就意味着要求我放弃我32年来——亦即我整个自觉的一生为之奋斗的争取劳动人民利益的事业。把我的这些活动说成是“反革命活动”，这只有我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指责其为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基本原则的人，抹杀世界革命重大历史意义的人，破坏十月革命传统的人，以及不知不觉然而更加险恶地密谋热月政变的人。停止政治活动就意味着停止同党内日益僵化的制度的斗争，这种制度反映了敌对阶级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停止活动就意味着同机会主义的经济政策消极地和平共处，这种政策动摇和破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阻滞了它的物质和文化的增长，同时给苏维埃政权的基础——工农联盟以沉重打击。威胁要改变我的生活条件，迫使我脱离政治活动，这听起来，仿佛眼前我并没有被流放到离莫斯科4 000公里、离铁路线250公里（大概离中国荒芜的西部边境也有这么长的距离）的疟疾、鼠疫和麻风肆虐横行的地方，仿佛斯大林派（克格勃是其直属机构）没有绞尽脑汁使我脱离政治活动乃至所有其他活动。莫斯科的报纸送到这里要10天到1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所有信件毫无例外地要先在克格勃和中央书记处的抽屉里放上两三个月。我的两位内战时期以来最亲密的战友谢尔穆克斯同志和波兹南斯基同志自愿随我来到流放地，但一到这里就被逮捕，同刑事犯监禁在地下室里，接着便被流放到北方的边远地区。他们将我的一个患了绝症的女儿开除了党籍和公职。她在莫斯科一家医院里给我写的信，73天以后才寄到我手中，结果我的回信寄去时她已经不在人间。通知我另一个女儿（她也被你们开除了党籍和公职）也患了重病的消息的信，一个月前才收到，它也在路上走了43天。而询问我健康的电报常常都到不了目的地。此外还有数以千计的无可指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也处在同样、甚至更坏境地，而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和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所创建的功勋远比那些监禁或流放他们的人大得多。我的最亲密的战友、曾在国内战争年代主持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工作的格奥尔吉·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也被逮捕，并被监禁在无法忍受的环境中。他们企图使这个纯朴、谦逊、无可非议的党的工作者承认对他蓄谋发动政变的明显虚伪的指控。布托夫以长达50天的英勇的绝食斗争进行抗议，最后在今年 9月在狱中牺牲。许多最优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也因为他们对十月革命传统的忠诚而遭受暴力拷打和严刑折磨，使他们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严重摧残。用改变这些条件和进一步孤立我来对我进行卑劣的威胁，不外乎意味着斯大林集团要用监禁代替流放罢了。这个决定，如上所述，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它本来在 1924年就可以实行了，后来之所以一步步地慢慢实施，目的是使被压制和被欺骗的党逐渐地习惯于斯大林的做法，在这些做法中，粗鲁和不忠实已经成为更恶毒的官僚主义的不法行为。我们仿佛早预料到今天向我宣布的最后通牒，因而早在向第6次代表大会递交的《声明》中就清清楚楚写道：“要求革命者作这种退却（放弃革命活动，即不再为党和世界革命服务），只有腐化透顶的官僚机构才有可能。只有可卑的叛徒才能作这种允诺。”我不能背叛这些话。各有各的事，各走各的路。你们打算继续煽动敌视无产阶级的阶级力量，我们则有自己的义务，并坚决为之奋斗到底。托洛茨基1928年12月 16日于阿拉木图2来到君士坦丁堡信发出后，一个月之中没有任何动静。托洛茨基同外界书信来往，包括同莫斯科的秘密联系完全中断。整个 1月份托洛茨基只获得一些莫斯科报纸。报纸上越是大谈反对右倾的斗争，越是坚定地相信对左派的打击必然到来。这是斯大林政策的老一套手法。那位莫斯科来的克格勃特使沃林斯基一直待在阿拉木图没有回去，他在等候指示。1月20日，这个人突然带着一大群克格勃武装特务闯入托洛茨基家，将前后门封锁以后，向托洛茨基宣布了1929年1月18日克格勃决定的摘要：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一案业经审理。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该公民被指控犯有组织地方反苏维埃活动罪行，这些活动最近旨在进行反苏维埃宣传，蓄谋反苏维埃武装叛乱，已构成反革命活动罪。判决：将公民托洛茨基，列夫·达维多维奇，驱逐出苏联国境。后来，他们要托洛茨基写一收条，说明已知悉该决定内容。托洛茨基写道：1929年1月20日向我宣读的克格勃的决定其实质是犯罪的，形式上也是非法的。托洛茨基托洛茨基要求说明把他们送往何处以及如何到那里，回答是进入欧俄地界时将有克格勃代表前来通知。第二天，他们开始紧张地准备行装，但所整理的几乎全是手稿和书籍。托洛茨基指出，克格勃特务对他们并不那么怀有敌意。事实恰恰相反。22日黎明，他同妻子、儿子及押送队登上汽车，汽车沿着坚实光滑的雪路一直开到库尔泰山口。山口积雪很厚，雪尘飞舞。一辆重型拖拉机本来准备将他们拖过库尔泰，结果自己和它拖拽的7辆汽车一起被深陷在雪堆里了。大风雪中，山口冻死了7个人和不少马匹。他们不得不改乘乡村雪橇。用了7个小时才走了30公里。一路上，沿着积雪覆盖的道路，他们看见许多车辕高竖的雪橇。准备运给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建设者的货物和埋在雪中的煤油桶。人和牲口都跑到附近吉尔吉斯人的帐篷中去躲避暴风雪了。过了山口，他们又重新坐上汽车，后来在皮什彼克改乘火车。途中看到几份莫斯科报纸，证明已在为把反对派领袖驱逐国外进行舆论准备。在阿克纠宾斯克区里通过直通电报，得知驱逐地点是君士坦丁堡。托洛茨基要求会见他们在莫斯科的两个家庭成员：二儿子和儿媳。他们来到里亚日斯克，受到与他们相同的待遇。克格勃的新代表布拉诺夫一再让他们相信君士坦丁堡生活条件相当不错。托洛茨基决定拒绝前往君士坦丁堡。布拉诺夫通过直通电报与莫斯科商议。那边什么都预料到了，不过托洛茨基拒绝自愿离境倒确实是个障碍。他们的列车改变了方向，徐徐向前运行。后来在一个偏僻小站的荒无人迹的支线上停下来，铁路两侧延伸着稀疏的森林。他们在那儿等了一天又一天。机车拖着一节车厢每天去附近的一个大站为他们取饭食和报纸。他们从报纸上得知，在新的一次大逮捕中，有数百人被捕，其中包括150名所谓“托洛茨基中心”人物。提到了一些名字，有：原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卡夫塔拉泽，原苏联驻巴黎商务代表姆季瓦尼，最杰出的文学评论家沃隆斯基等。所有这些人都是党的骨干和十月革命的组织者。2月8日，布拉诺夫宣称：尽管莫斯科尽了最大努力，德国政府仍然坚决拒绝接纳托洛茨基前去德国，已给他下达了护送托洛茨基前去君士坦丁堡的最后命令。“但是我不愿到那里去，即使到土耳其边界我还是这个态度。”“这无济于事，您反正要被送到土耳其。”“这就是说，你们已经同土耳其警察就强迫我前往土耳其做成了交易？”他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我们是奉命行事。”停留了12昼夜之后，列车又启动了。他们的小小列车不断变化，因为押送人员在增加。从皮什彼克开始，整个旅途中不允许他们离开车厢。列车全速向南方运行。只在一些小站上停一停，以便加些水和燃料。这种极端的防卫措施显然是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时莫斯科车站举行的示威游行所引发出来的。途中，报纸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大规模的反托洛茨基分子运动的回响，字里行间还泄露出上层集团里就驱逐托洛茨基的问题所发生的冲突。斯大林集团急不可耐了。他这样做是有足够根据的，因为他们除掉要克服政治上的障碍外，还不得不克服大自然的障碍。原先确定派“加里宁号”轮船送托洛茨基离开敖德萨，可是它被冰封住了，动用了几艘破冰船都无济于事。莫斯科等在电报机旁，焦急万分，于是又急令“伊里奇号”开来接应。托洛茨基乘坐的列车于10日夜间抵达敖德萨。托洛茨基从窗口恋恋不舍地望着这个熟悉的城市，要知道，学生时代，他在这里整整度过了7个春秋。把托洛茨基乘坐的车厢一直送到轮船边。天气酷寒，尽管是在深夜，码头上仍然布满克格勃的军警特务。托洛茨基预定在这里同小儿子和儿媳妇告别，他们也同托洛茨基一起分享了两个星期的囚禁生活。托洛茨基从车厢窗口看见了他和妻子将乘坐的那艘船，不由得想起了另一艘同样没有按指定的目的地运载他们的轮船。这是1917年3月，在哈里法克斯，几个英国海军当着无数旅客的面把托洛茨基架下了挪威轮船：“克里斯汀尼亚峡湾号”。当时也是这几个家庭成员，只不过都比现在年轻12岁。“伊里奇号”没装货物，也没带旅客，于午夜1时起锚。开始的60海里路程一直有一艘破冰船为他们开路。这里的狂烈的风暴只用它的尾翼轻轻地扫了他们一下。2月12日，他们转入博斯普鲁斯。在比于达卡，一个土耳其警官登上轮船检查旅客证件，可是船上除了他的一家和克格勃特务，没有一个旅客。托洛茨基托该警官将如下声明交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基马尔·帕沙：阁下：在进入君士坦丁堡大门时，我荣幸地通知您，进入土耳其决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且，只有在武力的逼迫下我才会越过这个边界。总统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托洛茨基1929年2月 12日这份声明未见回音。轮船继续驶向停泊地。在经过22天航行，行程6000公里以后，托洛茨基和妻子来到君士坦丁堡。第二十八章 惨遭杀害，魂断墨城托洛茨基自1929年被驱逐出境，直到1940年8月在墨西哥被杀，十余年间先后侨居土耳其、挪威和墨西哥等国，从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也未停止过政治斗争，因而他的对手也从未停止过对他的攻击、迫害和谋杀行动。托洛茨基侨居挪威期间，1938年8月的一天，他结束了自己的书稿《苏联是什么国家和它向何处去》以后，应邀前往挪威共产党领导人孔德拉·克鲁先家做客。就在托洛茨基逗留在克鲁先家的次日深夜，一群身穿警服的匪徒袭击了克鲁先的家。亏得克鲁先的女儿十分勇敢，发现情况以后，立即大声疾呼，唤起四周邻居，大家齐心协力赶走了匪徒。几天以后，他们听到了莫斯科的广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14人被送交法庭审判，罪名是谋杀斯大林，还说，是托洛茨基在挪威领导了这个阴谋家组织，是他派遣杀手前来刺杀人民的领袖。这以后，托洛茨基感到曾经以向他提供避难所为荣的挪威领导人的立场来了180度的大转弯。先是外交部代表向托洛茨基宣布，要求他签署一项保证：以后决不直接或间接、口头或书面地干涉挪威及别国的现行政策；后来托洛茨基发现，他的家庭已处于“警察保护”之下。不久托洛茨基了解到，苏联驻挪威大使雅库勃维奇曾给奥斯陆政府一份照会，要求挪威驱逐利用挪威领土从事反苏活动的托洛茨基出境。苏联并威胁要停止购买挪威的鲱鱼。挪威政府非常担心两国关系恶化。眼看就要大选，与苏联贸易的下降必然会导致目前执政党领导人在大选中的失利。这以后，9月2日，托洛茨基及其妻子被警察强行迁居到离奥斯陆30公里的胡鲁姆岛上，其家中被安置了30名警察。托洛茨基不仅不能接待客人，甚至失去了散步的自由。但是托洛茨基并没有投降，他用谁也弄不清的秘密方法与自己的法国律师罗津达尔取得了联系。不久，托洛茨基的儿子在巴黎出版了一本《红色的书》。这本书揭露了莫斯科审判的实质，在提到父亲时，指出了对其父的诉讼材料中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令人怀疑之处和赤裸裸的造谣和诽谤。与此同时，托洛茨基的战友和拥护者们明白，这么严厉的家庭软禁不仅使他失去正常工作的可能，甚至会造成悲剧性的结果。朋友们和他在美国的追随者尽了一切努力，使他能在墨西哥避难，因为大家认为墨西哥是一个民主和法制的国家，在那里避难权是受到尊重的。1936年12月9日，一艘名叫《鲁特号》的邮轮载着托洛茨基一家和他的警察卫队长启程前往墨西哥。挪威政府尽了最大努力封锁托洛茨基离去的消息，——托洛茨基走后，他家里的那些警察仍继续留在他家里抽烟和玩牌，以遮人耳目；《鲁特号》船长得到指示，在前往墨西哥的航行中不时地改变航向，并且尽量避开常有船只来往的航道。世界各地的一些著名报刊的编辑部想方设法用无线电与托洛茨基联系，也遭到船长一一回绝。1937年1月9日《鲁特号》抵达墨西哥的坦皮科港，一位墨西哥将军带着一批官员以墨西哥总统拉萨洛·卡德纳斯的名义前来码头欢迎托洛茨基一行。然后托洛茨基和他的欢迎者们一起乘坐总统派来的专列前往墨西哥城。出面邀请托洛茨基前来墨西哥的是墨西哥著名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画家迪戈·里韦拉。里韦拉1922年前曾是墨西哥共产党的领导者之一，1927年应联共 （布）中央邀请前往苏联访问，就在他在苏联逗留期间，他亲眼目睹了斯大林镇压反对派的事件，感到十分震惊和不安，回到墨西哥后不久就退出了墨西哥共产党。若干年后，有一次在谈到邀请托洛茨基来墨西哥的原因时，迪戈·里韦拉这样说道：“托洛茨基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而斯大林却背叛了列宁的思想……我去过苏联。当时我在那儿看见，托洛茨基和列宁力求摆脱的东西在俄国革命五年以后又出现了。托洛茨基和列宁主张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加强铁的纪律，而斯大林则……致力于网罗那些妄自尊大、骄横跋扈的党的官僚，比如伏罗希洛夫、布琼尼、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这些人。列宁已经预见到这一点。列宁说：俄国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将会处于以前从未遇到的极为困难的情况。我在看到1927年的莫斯科以后，确定相信了这一点。所以我站在俄国最优秀和最理智的领导人一边……”在谈到30年代后期墨西哥的政治形势时，迪戈·里韦拉回忆说：“当时墨西哥的政治环境对托洛茨基的到来十分有利。那时，卡德纳斯总统签署了将土地分给农民宣言，土地被从大地主手中没收。我知道当时还准备公布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文件——把美国和英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的决定。地主、天主教徒和外国大资本家们对我们极为不满，但卡德纳斯总统坚定地依靠农民和劳动者代表大会的支持。当时，卡德纳斯总统公开宣称：墨西哥给予托洛茨基政治避难表现了墨西哥革命大团结精神。卡德纳斯总统不单是给托洛茨基提供政治避难，而且宣布他是墨西哥政府的客人。“总统的敌人喧嚣起来，甚至说什么总统是在托洛茨基影响下将石油公司实行国有的。敌人的喧嚣倒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原来支持总统的劳动者代表大会和共产党现在声称不同意总统接纳托洛茨基的决定，表示将要为此而进行斗争。后来总统不得不通过我请求托洛茨基不要参与墨西哥的内部事务，并且为了安全起见，派警察对托洛茨基的住宅进行长期的安全警卫。”托洛茨基在墨西哥度过了两年相对平静的生活。但是，在这期间，远在北半球的那个红色帝国的执政者们无时无刻不在“挂念”着他，他们认为，他活着，这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因而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密谋策划着消灭他的肉体的阴谋恐怖活动。在墨西哥，第一起谋杀托洛茨基的阴谋活动发生在1940年的5月24日。这一天夜里，瓢泼大雨像瀑布似地倾盆而下，在托洛茨基住宅门前，只有值夜警卫的脚步声。这时，一支约20人左右的军警混合小分队在一名身着少校军服的人的指挥下在黑暗中悄悄地向大门逼近。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并没有费什么事就缴了门外警察卫队的械。少校轻轻敲了敲门，门里仿佛有人一直在等待着，问了声“谁？”后就打开了门。进来的人似乎对这幢房子了如指掌，直奔卧室窗口和通向卧室和儿童室的门口，从窗外和房门外向房里一张双人床上毯子下的人猛烈射击。剧烈的射击声持续了几分钟。当来者确信床上那两位在他们到来之前还做着美梦的人此刻已永远进入梦乡以后，停止了射击，在少校的指挥下，登上原先就停在院子里的两部轿车——一部老式“福特”，一部新型“道奇”，带上那个开门放他们进院的人，风驰电掣般地驶出院门，一溜烟地消失在夜幕中。清晨6时，墨西哥警察总监耶斯特将军和秘密警察首脑桑切斯·萨拉萨尔上校来到出事地点。他们走进托洛茨基的卧室，看见托洛茨基和夫人纳塔丽娅·谢多娃在睡衣外披了件外衣，正在等候他们。两位“受害者”表情非常平静，就仿佛刚才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待客人在办公室里坐定以后，托洛茨基用纯正的西班牙语向他们讲述道：“纳塔丽娅和我正在熟睡。正如你们看见的，我们的卧室在办公室和卧室之间。突发的枪声把我们惊醒。起初我以为这是庆祝哪一个宗教节日放的爆竹。可是不！这是某种武器的射击声。我们立即起床。纳塔丽娅拉着我，躲在墙角，逼我趴在地板上。就这样我们才幸免于难。当枪声停止和袭击的人撤走以后，我们发现卧室门口有一颗燃烧弹——他们四处扔了燃烧弹，目的是要烧掉这幢房子，毁灭档案。所有的人，当然包括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我正在写斯大林传，在这方面我拥有大量重要的资料。”当墨西哥警察首脑问他们夫妇为什么能处乱不惊，如此平静的时候，托洛茨基说：“说实话，从两年前我刚来到这里时，我就等待着这次袭击，我相信他们是一定会来的。因为我揭露了俄国如何占领波兰和芬兰的一部分，并使莫斯科和希特勒勾结的肮脏勾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的这些声明引起了某些骚动。最近一次墨西哥共产党代表大会就是在 ‘同列夫·托洛茨基 和托洛茨基主义斗争’的口号下举行的。在代表大会上甚至有人高喊： ‘让 托洛茨基死！’”托洛茨基住宅被武装袭击事件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墨西哥国内各种政治力量也表现出严重的不安。墨西哥共产党也为此发表了声明，要求警方以应有的方式处理此案，并指控“地方反动势力、被收归国有的石油公司的前老板们和北美帝国主义”是企图杀害托洛茨基的主谋。这份声明还认为谋杀托洛茨基的生命是对墨西哥的挑衅，要求立即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警方经过长时间的侦查终于弄清，这的确是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谋杀事件。主犯是“格普乌”①老牌间谍、法籍犹太人乔治·明克。这个人在苏联受过专门训练，曾在西班牙、日本和美国执行过重要任务。数月前他化名菲利普从美国费城来到墨西哥，与前西班牙战争参加者、墨西哥共产党的老党员大卫·西凯罗斯 （即那位穿少校军服的人）等人一起，周密策划和组 织了这起武装袭击。袭击队员中有墨西哥人、西班牙人及古巴人等，大部分参加过西班牙战争。① “格普乌”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克格勃”）的前身苏联国家政治安全局。参与此次武装袭击的多数案犯最后并未能归案，有的逃往古巴，有的去了纽约，有的躲在苏联驻洛杉矶领事馆，然后逃往苏联。只有武装袭击的现场指挥大卫·西凯罗斯在墨西哥西部一处原始森林中被捕，法院以其犯有 9种罪行判处长期监禁。大卫在监狱中待了一年以后因其与新任总统阿维拉·卡马乔将军在墨西哥革命中有过一段友谊，被交保释放。后来他在智利定居。此案中惟一的一位冤死者倒是那位在袭击之夜偷开大门里应外合者，这个人名叫罗伯特·舍尔顿，是一位美国财阀的儿子，狂热的斯大林主义信徒，在袭击前一个月才被派到墨西哥，充当托洛茨基的秘书。在侦察中，警方在搜查一处武装暴徒的活动据点时，从厨房的地下一米深处挖出了舍尔顿的已经腐烂的尸体。原来他是被同伙开枪打死后埋入地下的。托洛茨基原先十分喜欢这个青年，一直不相信他是“格普乌”安插在他身边的内线。后来，托洛茨基在他住过的房间里挂了一块铸公与黑暗。在学术上，他实事求是、锱铢必较，毫无客气可言。在生活中，他也是如此。（有人因此说他脑子不会打弯，将学术作风带到生活当中，是有一定道理的）为了真理或正义，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在熟悉人的眼里，他的秉性品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历史上那些率真、豪爽的英雄人物。　　这样的品性，使他遇到什么事情，都不会回避或沉默，因而，学校发生的一些大事，总能与他挂上钩。如最初发生在浙江大学校史上的两件大事：“驱郭事件”和“于子三事件”，他不但参与其中，还都是主角。“驱郭运动”和“于子三事件”，与浙江大学的民主与科学的传统有关系，也可以说，是科学与民主同专制与集权的政治斗争。　　“驱郭运动”发生在１９３６年。矛盾焦点是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郭任远是１９２７年浙江第三大学中山大学成立以来（后为浙江大学）的第四任校长。曾任大学文理学院心理学教授的郭任远为了严格教育原则一上台就在大学设立军事管理处，对大学进行军事化管理，引起了学生的反感。在随后不久爆发的北京“一二九”运动中，郭任远又联合警察宪兵对呼应北京大学生，上街举行抗日救亡游行的浙大学生进行阻挠镇压，逮捕了学生自治会的１２名学生代表，由此导致学生与郭任远的矛盾激化，展开了“驱郭运动”。束星北和浙江大学的一大批教授，本来就对郭任远的“统治”心存不满，特别是他得知郭任远将中华基金会拨给学校物理系的实验设备的专款挪作它用时，也加入到学生的运动中。据原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朱福称，束星北曾作为理工学院教授的代表到校方责问交涉，当他找到郭任远时，发现他正在酒店里设宴招待客人。束星北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里交杯把盏，上去就掀翻了桌子。　　束星北是浙江大学第一个带头辞职的，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陈建功、苏步青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愤而辞职。国民党行政院迫于压力，终于在第二五七次例会上免去了郭任远浙江大学校长职务。　　“于子三事件”发生在１９４７年。这一年，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日子是非常不好过的，战场上，他们已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战争的主动权不断地丧失，经济和政治危机也日甚一日，生产萎缩，通货膨胀，使中国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因而，这一年也是学生运动最为频繁与高涨的一年。如１９４６年底１９４７年初的抗议美国军队在北平暴行的反卖国、争独立的“抗暴运动”；５月２０日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五月运动”，１０—１１月的“于子三运动”等。政治军事与经济上的危机日甚一日，因而镇压控制也日甚一日，为了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国民党采取了许多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临时条例，如严禁十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还授权各地方政府，对“违法”行为，可断然采取紧急措施。于子三是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他是在一次外出访友时被国民党当做共产党逮捕的，得到消息，竺可桢校长曾全力营救，可是在狱里，于子三仅被审讯了三天就杀害了。　　消息传到学校，束星北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学生而提出了罢教。这在当时风险是很大的。曾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的许良英在一篇文章中对此作了回顾：　　尽管束先生对共产党并不了解，也不同情学生爱国民主运动，但由于他具有强烈的正义感，在１９４７年“于子三运动”中，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大全体教授罢教，以抗议国民党当局杀害学生的暴行。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６日，浙江大学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逮捕，三天后惨遭杀害。第二天上午全校教授集会，在听取了竺可桢校长、校医和学生代表的情况汇报后，束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我向来不赞成学生搞政治活动，但是，政府如此残酷〈地〉摧残我们苦心培育的学生，如此践踏人权，我们无法容忍。教授会应该以罢教来抗议政府的暴行。”他还愤慨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不敢罢教！”在场的７０多位教授都赞成他的意见，于是以浙大教授会名义作出决议：为抗议于子三被杀，全体教授罢教一天，并发表宣言，谴责政府暴行，要求保障人权。全体教授的罢教，在浙大历史上从未有过，它有力支持了浙大学生和竺校长的正义行动，推进了全国反迫害运动。这次运动随后就命名为“于子三运动”，（它）是解放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当时我正担任中共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于子三运动后期任新成立的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委员），对束星北仗义支持我们的斗争，我无限感激。④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3)　　有一点需要强调，束星北的品格或骨性异常坚强持久，最初一个历史分阶段，他抱定的思想与信念从没有因环境和时代变化而变化，无论解放前还是解放后。　　于明远（某大学党委副书记、四十年代浙江大学物理系学生）：　　四十年代的学界，束星北的大名无人不晓，他身材高大，操着一口苏北口音，嗓门洪亮如钟，腰板笔挺，像军人一样。（时时低头思考问题时，那腰板也是笔直的）。他是浙江大学体态特征最为明显的教授，听说过他的名字的人只要见到他，不用介绍就能对上号。我进校之初，最先知道的两个人就是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都是学生们崇拜的大师，好像束星北的名字要响亮一些。在我的印象里，束星北很像传奇中英雄豪杰式的人物。他曾为了实验设备材料竟与学校总务主任动手过招，飨以老拳，打肿了总务主任的脸；看到缺衣少棉的学生在课堂上冻得发抖，会毫不犹豫地脱下自己的棉衣给他穿上。　　这些事都是听说的，亲眼所见的是入校不久发生的“挑战书事件”。那天早上，我和同学去食堂吃饭，见一些师生围在食堂门口争睹贴在门口上的什么东西，本以为是学校通知，凑过去才发现是束星北用毛笔书写的“挑战书”，字写得很大，像“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期的小字报，大意我还记得：陈某某教授，你向领导揭发检举我利用供给紧缺，囤积倒卖大米面粉一事，皆属污蔑不实之言，望于明日早上七点（挑战书显然是头一天贴上的）在师生食堂门口当众向我作出道歉或与我进行辩论。我们正在议论着，束星北高大的身影已经出现了。他站在食堂门口，一言不发，等着他的对手践约。　　显然是个误会。抗战时期，特别是抗战胜利的后期，大学的生活极为贫困，师生们衣不敝体、食不果腹的比比皆是。而贫穷和学校的良好风气，使大学变成了团结友爱的大家庭，束星北在父亲去世后，继承了部分财产，与其他教授比较起来，手头属于宽裕的。可是在一个“原始共产主义”的社会里，束星北和其他教授的财产基本上是被公有的。他常常托人从大城市买些大米面粉，不仅是自己用，更多的是救济一些最贫困的师生。那个期间，王淦昌、苏步青、陈建功等，都享用过他的“公有物品”。可是那个陈教授却揭发他囤积倒卖，他能不光火。束星北对总务主任飨以老拳，是因为那个主任常常在实验设备和实验材料上设障刁难，束星北也是忍无可忍，可事后束星北自知有错，便主动向竺可桢认错，也当面向总务主任赔了不是。可是对捏造污蔑之举，他却不能原谅，他一定要那个教授当面作出解释或与他辩论，那个教授自然不敢应战，很快就应聘到别的大学去了。　　在浙江大学，束星北的故事很多，不过就我个人而言，他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徐名冠事件”和“苏步青事件”。（我所说的“事件”，是不在史的“事件”，也就是在个别人的档案上有那么一两笔，浙江大学校志或校史是不会将它当做“事件”的。）　　先说“徐名冠事件”。徐名冠是束星北的学生，１９４４年国民党军令部请束先生去研究军工武器，束先生带了几个教授和学生，徐名冠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军令部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如小型发报机、雷达等。抗战胜利后，军令部为了留住这批骨干，要求他们“请委”，并声明“请委”之后才可发胜利奖金，“请委”就是填表加入国民党。束星北自己不“请委”，也不允许他的学生“请委”，可是徐名冠和一些人为了那笔就要到手的奖金，没有听束先生的话，“请委”了。“镇反”时，凡是“请委”的人都受到审查，也有一些遭到逮捕，徐名冠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已是助教的徐名冠遭到逮捕的罪名据说是参加了中统。束星北认为徐名冠“请委”是事实，但绝不是特务，中统的“罪名”要么是误会，要么是个别人的诬陷。当时政府有个划线，抗战期间为国民党做事的，只要没有罪行是不予追究的。束星北便是凭着这一点来替徐名冠游说、“请命”的。　　“镇反”是巩固政权的第一场运动，大潮之下，其势汹汹，其浪滔滔，无人可挡。大家都被“大势”鼓动着，都身在其中，都不想被时代甩下来。这个时候站出来“伸张正义”，难免有同政府作对之嫌，更何况束先生在一些进步人士眼中并不干净（一些进步学生或地下党曾将他划为反动教授）。但束星北不退让，他就是这样的人，认定的事谁也别想阻拦。他不断地找领导、找民主人士为徐名冠“鸣冤叫屈”。后来，徐名冠被捕，有些曾为他呼吁的人一看大势已去便适时刹车，只闪下束星北一个人在那里“抗拒”，他像历史上仗剑行侠的英雄一样，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　　徐名冠的妻子受不住打击和压力，精神几乎崩溃，独自一人跑回了老家，闪下还未入学的女儿流落街头，知道的只恐连累其身，佯装未见，是束星北用一张毛毯将她抱回自己家里抚养起来；狱中徐名冠因受不了酷刑，中途出逃，又是束星北冒着风险把他藏到自己家里。束先生最后找到了沙文汉（那时候他好像是浙江文教厅厅长，不久之后当了浙江大学校长），在沙文汉的过问下，徐名冠才得到无罪释放。　　“镇反”受其牵累的不只是徐名冠一个，凡是束星北认为属于“误会”或“屈打成招”的，他都会站出来。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束星北敢说话，有一些被“扩大化”网进“反革命”名单里的，一发现不好，就会向束星北求救。那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快找束先生”好像是呼救信号，像现在的Ｓ０Ｓ呼救信号一样，因为也只有束星北听到呼救声音后会奋不顾身地站出来。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4)　　“苏步青事件”发生在知识分子改造之前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本来是上面实行精兵简政和增产节约的政治运动，按说，这个决定与知识分子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可是它既然是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自然要把知识分子包括进来。在北京，清华大学成立了专门机构“节约检查委员会”。在上海，复旦大学成立的类似专门机构“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其它一些高等院校也大都仿而效之。不久之后，也正是这些机构和一批高级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三反”的第一项就是反贪污，所有的教授们都得参加，都得从自己查起。这确实让人非常尴尬，不说吧，显然不行，因为是运动，谁也不能回避。要说呢，又没的可说，一些教授（绝大多数教授）只能把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件当做贪污来说。如谁借了图书馆一本书忘了还，谁使了公家的桌子忘记登记，谁用了学校的一些纸张或书钉等等。　　最初，大家都没太在意，认为挖了鸡毛蒜皮就过关完事，可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始背对背揭发，有些人的历史问题被陆续揭发出来，教授们才感到运动的压力了。苏步青也就是这个时候，被人参了一本，成为“重点”的。　　苏步青是中国最优秀的数学家，浙大最早的部聘教授，曾担任过理工学院院长、教务长。苏步青三十年代初就获得东北帝国大学研究院理学博士，从此成为中国在日本获得这个学位的第二人（第一个是浙江大学数学大师陈建功）。毕业回国后，北大、清华、厦大和日本东北帝国大学都给他发了聘书，可是他却选择了浙大，据说是他的好友陈建功与他有约在先。在竺可桢主持浙大期间，苏步青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震撼了学坛。世界著名的德国数学家布拉须凯称他是“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的人品也深为人们称道，他待人诚恳，为人和善，遇事能让则让，在生活和工作上，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他又是放牛娃出身，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是浙大公认的大好人。谁也没想到这样的大好人会绊在“三反”运动上。　　节约检查委员会的负责人找苏步青谈话，告诉他有事情没交待，向党打了埋伏。苏步青不知道打了什么“埋伏”，他认为自己清白无瑕，奉公廉洁，绝不做贩夫走卒之流的事情。可是当人家让他仔细想想，浙大南迁时，他是不是保管过一些仪器，他才如梦初醒，知道中了人家的暗箭。　　抗战爆发，浙大在竺可桢率领西迁时，也开始了有史以来大搬家，大的设备仪器由学校委派专人负责，部分小的仪器和设施便分散到各系。由于数学系的东西由苏步青保管的最多，再加归还仪器时，有几把长条凳子落下了（与学校打了招呼的），有人便做出了他贪污的推理。上面正愁没有典型，苏步青贪污一事便被牢牢抓住。　　浙大搬迁是个了不起的事情，仪器、图书、设备多得不可胜数，可是近万里战火行程，没一件（本）损坏也没一件（本）遗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上面还专门表彰过这事。按说，这事无人不知，可是却没有人站出来为苏步青讲话。　　有人说，经过“知识分子改造”之后，知识分子才发生了变化，学会了乖巧，学会趋炎附势、见风使舵，其实不然，趋利避害、趋炎附势是人的本能，很多人的所谓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早在打着小旗走上街头时就丧失了。因而，这个时候，束先生站出来时就显得很孤单。　　束先生一开始就对“运动”很有抵触，他认为让一些清清廉廉的教授去扒翻“鸡毛蒜皮”，实在是有辱人格。他曾串联了一些人，去学校提意见，为苏步青讲话。可是一到动真格的了，那些一度曾信誓旦旦，义愤填膺的教授便开始支支吾吾，王顾左右而言他。苏步青一向把名誉看得和生命一样，思来想去，怎么也想不出既能保节又能保命的路子，便想以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束先生得知其情（束先生当时与苏步青住邻居，消息是其妻子苏松本告诉他的），先去稳定了苏步青的情绪，而后就闯进了设在院办的运动核心小组办公室。据称，当他怒气冲冲地闯进办公室时，节约委员会主任正在和人谈话，他冲着那人说，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个什么东西。还没等那主任醒过神来，揪鸡似的，上去就把他从椅子上揪起来，一拳打过去，那主任就被打得鼻口蹿血，摔出好几米开外。　　苏步青解脱了，束先生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⑤　　与很多同代的清高矜持的知识分子一样，束星北对政治（官场）尚抱着戒心与距离。在他眼里，政党，无非是为集团利益服务的。因而从本质上讲，任何政党都是一样的，所谓区别不过是好坏高低的区别。“以为（他们纲领）只是政客想抓权的‘漂亮话’，全是些‘狗皮膏药’”⑥　　对于知识分子同党的关系，他认为是“朋友”或者“主与客”的关系，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党是主人”；如此，他与政府的关系便是“东家”和“雇主”的关系。他认为自己是“被党聘来的教授”，学校是“聘老师的东家”。这样从心态上讲，他便将个人与党的关系放在一个对等的关系水平上：“你们主人是请我来教书的，我并不是白吃你们的饭”。⑦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5)　　浙大期间，师生们都知道束星北的“政治态度”，他从不掩饰对这个“灰色物质”的反感。他最厌恶的就那些热衷于政治、党派的学生和同事。如果是他的学生，他一定要严加管束或“挽救”，如果是他的同事或朋友，他就会与同他们疏远。束星北认为，政治就是政治，学术就是学术，它们是两个完全不能相碰的“专业”，一旦掺和在一起，势必要出问题。在他的眼里，人的标准也被简化为“好人”与“坏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人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⑧而政治或立场，往往会将人的面目弄得晦暗不清，以致失去人的根本的东西。　　抗日战争期间，受强烈的爱国心的驱使，束星北曾一度中断自己前沿的课题研究，专门研究军工武器，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武器等。后被国民党军令部借调到军令部专门研究雷达等军工武器。在军令部，束星北可谓一路顺风，薪水高达一万余元（在当时相当于两个上将的薪水），并委任他为技术室副主任（虚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令部为了留住束星北，对他加官晋爵，想正式委任他为军令部技术室主任，束星北以从不与任何政治政党相涉为由拒绝。军令部为此而颇为恼火，以不“请委”（填表加入国民党组织）就不发胜利奖金为名要挟，束星北不但自己不“请委”，也不让他的学生和助教们“请委”，并让学生拆掉已安装完成的雷达，从而激怒了军令部，遭到囚禁。　　在束星北的眼里，知识分子是绝对不会与“政治”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第三种人”，因而，他认为，在革命与非革命之间还有一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即使到了政治的急风暴雨时期，所有的人都必须在革命和不革命之间作出惟一选择的时候，他仍坚持“第三条道路”的观点：“我不认为，除了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在革命和不革命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路，第三条道路。”⑨　　束星北既不相信共产主义也不同情支持“进步学生”的政治运动。对此他也从不避讳。束星北与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甚至和那些虽有参与意识，却知道如何规避风险，顺应潮流的知识分子也不同，骨子里有着强烈的民主意识和独立意识的束星北有意无意地将自己当做一种独立的力量、一个阶层、一个有别于政治的独立群体（浙江大学在早期有这个传统）。一旦遇到事情，良知、正义感和独立意识就会将他推到“判官”席位上，并让他深陷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如前面叙述过的“于子三事件”、“徐名冠事件”和“苏步青事件”。　　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束星北这个人。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杭州市，浙江大学的领导和师生们打着小旗纷纷上街与居民夹道迎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他的朋友王淦昌正埋头实验室安装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直径３０厘米的大云雾室。⑩而他却将自己关在家里，研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解放军有关入城条例。　　束星北对环境的系数要求很高，如同对实验室的要求一样，客观环境必须符合实验要求，否则就要对实验室进行改造。因而，他的这种个性与品质，很难心平气和地与外界合上拍节，特别是当一个不破不立，推倒一切另起炉灶的时代到来时，冲突便成为必然。　　束星北的个性和思想，注定了他步履踉跄、命运多舛的人生道路。他一生中，多次遭遇不测，却都挺了过来，（他的扭曲与变化也正是在一次次不测与灾难中积累而成的）如果不是他的学生许良英的着意保护，他恐怕连新中国第一道门槛：“镇反”也过不了。许良英在一篇文章中对当时的情形作了回忆：　　１９４９年５月杭州解放了，我离开浙大，到中共杭州市青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工作。鉴于束先生曾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和军令部工作过，对共产党很不了解，而且敢于直言，对他的处境，我是比较担心的。解放初“反动党团登记”时，听说他主动交出了一支手枪，交代没有参加过国民党和任何反对组织，我为他感到宽慰。　　解放后半年，杭州各校中共党支部陆续公开，这项工作从浙大开始。在浙大支部公开的大会上，当支部书记作了工作报告后，束先生和物理系另一位教授丁绪宝先生相继上台发言。束先生对党组织在浙大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提了不少意见，特别是对浙大军事接管小组的一个秘书（学生党员）作风提出很尖锐的批评，认为他是“官僚”。当时坐在我旁边的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学校保卫科科长听了很不满意，会后对我说，此人很反动。我告诉他：这是一位学术水平很高的教授，秉性耿直，能主动向党组织提批评意见，总是好的，应该是党的团结对象。　　一年以后，全国开展势头很猛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杭州市学校系统的逮捕名单的审查和确定工作，由中共杭州市学校党委会负责。当时我是学校党委会的宣传委员，上述那位学校保卫科长是保卫委员。开会时，他拿出了一沓准备逮捕对象的档案材料，我意外〈地〉发现，里面竟有一本束先生的档案。要逮捕束先生，我当然不能同意，指出束先生没有参加国民党和特务组织（在军令部工作的有很多参加了军统），他的问题是思想认识问题，不属于政治上的反革命；而且他在科学上的造诣很深，是国家难得的人才，应该受到重用。主持会议的学校党委会书记（市委宣传部长兼）和其他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这样，束先生总算被保了下来，在这次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这件事，束先生恐怕一直都不知道。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6)　　束星北解放初的档案资料：《复杂分子登记表》也佐证了许良英的回忆录：　　复杂份＜分＞子登记表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公安局制　　１９５１年４月１２　　姓名束星北、别名Ｈｓｉｎ Ｐ．ＳＯＮ、年龄４５、性别男、籍贯 江苏南通、住址 浙大龙泉馆、成份 大地主 、职业教授、文化程度 留学英美德。家庭关系姓名年龄及职业、详细社会经历〈略〉　　解放前的犯罪事实：〈略〉　　解放后的罪恶事实　　解放后曾主动交出手枪一支，（由其侄交雷达研究所军事代表）军代表曾在收据上写＜到＞：“缴获”。很不满意此二字，说我是人民又不是敌人。　　雷达研究所徐名冠曾住其家中。　　解放初期游行时说，“国民党以前游行也有这样〈的〉规模。”匪特胡步青＜被＞捕后，曾为胡辩护，说胡不可能是特务。其弟逃＜往＞香港，所留之南通面粉厂由其管理，苏北当局对他很好。暑假回校后反映很好，后个人的政治学习参加较多，整风文献上（划得）满是圈圈，口头上说，佩服毛主席，“共产党真的要能照毛主席的办那中国就好了”，“人民政府再也不能坏下去了，如果再坏下去，中国就要完了。”　　登记时在苏北工厂工作，故未登记，回来后，胡济民要他登记，后他说登记条例〈有规定〉：解放战争以前离开〈国民党有关部门〉的不必登记，未登记。　　在中苏签定友好协定时曾说，“我们的矿产两国平分，太不〈公〉平了，苏联还不是〈和〉帝国主义一样。”随后胡济民说他，他说，那我没有弄清楚？反苏思想严重。　　抗美援朝运动时说，“不要出兵，屯兵百万在鸭绿江边就好了。”后出兵了，又说，“决不要打过三八线。”思想非常恐惧帝国主义。曾哭过说，大战又要来了。自称曾写信给毛主席要他慎重，不能过三八线。他说没有靠山只有靠毛主席。　　参干运动时，曾鼓励他儿子参军，＜其子＞现在空军干部学校。在一次会上曾说以前，他认为共产党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现在科学院要其著一本磁学书，写得很努力，常在实验室内。最近曾告诉李文铸同志匪特徐名冠地址（已交公安局）他曾说徐恐怕不会是匪特。　　其思想甚反动，曾说开会不想到，因为有些话不讲自己痛苦，讲了又怕别人误会。　　未登记过有反动活动。　　主管单位的分析与处理意见　　希上级党委研究此情况，是否需＜要＞登记，最好登记后进行揭露。　　李某某　　　　该犯历史复杂，曾在军统局电训班毕叶〈业〉，国防部二厅任职，试制小型收报机（自称不是特务，在二厅任职是抗日战争时候，不须办理登记）而该犯在学校一向言语反动（但有时表现进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四款第十条第三款，应予逮捕管训。　　伍某　　　　机关负责人意见　　基本上认为必须处理，但暂时不动，继续侦察，再作处理。　　其实，束星北并非与谁过不去，起初，他也曾想适应，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人已经落到了河里，如果不顺着水势而行，就会淹死的。因而很想作一番新的认识和调整，以期同别人一样，跟上时代。可是嘴上虽然这么说，心似乎也明白，只是走起来，那双腿却难与时代和运动合拍，而他这人又不能同他认为不对的事情妥协，因而一切便早早地铸定了。他与时代的矛盾渐次累进，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改造运动后，对立情绪开始突出起来。　　注释：　　①周志成：《难得的物理思想家和教育家——记一级教授束星北》邗　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　年》第３７－３８页。　　②胡济民：《怀念敬爱的束星北老师》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　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５页。胡济民，北京　大学物理系教授、中科院院士。四十年代为束星北的学生。　　③于良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２月２３日。　　④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　－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２０－２１页。　　⑤于明远采访录，１９９５年５月９日到１４日。　　⑥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五卷第１１页。　　⑦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１５页。　　⑧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⑨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三卷第６６页　　⑩１９４７年９月，全国选派十二名教授和研究员以美国联合国对华资助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ｏ Ｃｈｉｎａ）的研究补助金（Ｆｅｌｌｏｗｓｈｉｐ）赴美研究。浙　大的两名教授为数学家陈建功（１８３７－１９７１）和王淦昌。陈建功去　普林斯顿，王淦昌赴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　　由于王淦昌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给美国物理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布罗德教授和弗雷透教授的帮助下，王淦昌和他的合作者琼斯争取到了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ＯＮＲ）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ＡＥＣ）的部分资助。王淦昌完成在美国的研究后，用自己节余资金购买了许多科研用的电子元器件，并带回来一个直径为３０厘米的大云雾室。回国以后，他就带着两个助教开始安装这个云雾室。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进了杭州市。此时此刻，王淦昌正在实验室里埋头做实验哩！据《王淦昌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２４３－２４４页。第四章　第三条道路(7)　　紜{1}许良英：《忆束师星北先生》扬州邗江文史资料第六辑《物理学家束星北——纪念束星北先生逝世十周年》第２２页。　　紝{1}束星北档案资料第一卷第２７－３１页。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1)　　１９５２年，中国的教育制度开始按照苏联的模式全面改造，一场全国性的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轰轰烈烈地展开来。已有七个学院的浙江大学，进行了一番调整后，仅剩下一个工业大学。这个在中国教育史上书写了无数辉煌并享誉国内外的综合性大学，宣告解散，作鸟兽散的浙江大学的教师、教授开始在上海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和厦门大学重找位置、归宿。束星北也面临着选择。远在北京的王淦昌向老朋友伸出了手，他极力催促老朋友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物理所任职。　　１９５０年４月，王淦昌应钱三强的邀请，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同吴有训、钱三强、彭桓武、何泽慧（１９１４－）等共同筹划建设近代物理研究所（１９５３年更名为物理研究所）。　　１９５１年，钱三强被任命为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王淦昌、彭桓武被任命为副所长。钱三强因兼任了所外的很多工作，近代物理研究所的日常工作实际上完全由王淦昌主持。　　１９５２年，中国科学院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与近代物理研究所密切相关的“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将被列为中国科学院十一项重点工作的第一项。王淦昌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①这个时候，王淦昌非常希望束星北能够和他一起共谋大业，可是束星北以中国科学院人才济济无须他去添赘为由，谢绝了王淦昌邀请。有人称，束星北不去北京，主要是中国科学院有一些令他不舒服的人，在他眼里，那些人属于“政治学者”，所谓“政治学者”是指学术造诣不深却热衷政治并活跃于政界的人物。与此同时，山东大学、上海复旦大学、厦门大学也向束星北发出了邀请。束星北选择了山东大学。　　山东大学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良好的学风和科学自由民主的传统。还有着其它高等学校难以相比的优美的海洋环境和浓浓的殖民文化色彩。“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关系甚大”。②“山大的环境可以说是中国惟一的，背山面海，实在是适于研究学问的地方”。③山东大学一直是学者教授们梦想所在。　　一个大学如同一个人一样，山东大学的“个性”充满了教育家杨振声、赵太侔等多任校长的风格。他们大都是学贯中西：既受过现代西方文化与科学的薰陶，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儒学风范，因而山东大学早在３０年代起，师资力量、教学设备、管理制度的建制和规模上，都臻于成熟完善。３０年代的山东大学除去与全国高等院校相同建制外，还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特色——文理合一。这一点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赞许：“山大还有几点特色，是其它各大学少有的……第一，文学院与理学院合并为文理学院——因为文理不能划得界限太清楚了，譬如有许多课目，过去都划在文科里，现在却都归为理科了；如果文理两院合并，自然可以使文科的学生不致忽略了理科的东西，理科的学生也不致忽略了文科的课程。所以，山大合并来办是非常好的。第二，是理工两学院都在一起来办——我们知道工与理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工就是理的应用，理就是工的基础，两个东西是不应分开的。现在山大将两院在一起来办，自然很经济，而且很容易得到好的成绩的。第三，是农学院能按照本省的农业情形，加以研究，再想法来改良和发展本省的农业，这也是非常适宜的”。④　　１９３４年秋季，王淦昌从德国留学回国后，马上就被聘为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尽管他在山东大学仅有两年的执教与科研生涯，可是山东大学的治学、管理和学术水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山东大学设在海滨城市——青岛，风光秀丽，气候宜人，得天时，占地利。校长赵太侔是留学美国的戏剧文学家，办学热忱，处事稳重，属于学者治校的类型。学校设有由教授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讨论决定各项重大兴革和决策。这既发挥了教授治校的作用，又体现了民主管理学校。那时学校规模不大，有文、理、工三个学院七个系，学生也不多，但教师阵容比较齐整。记得文科有张煦、老舍、洪琛、沈从文、游国恩、萧涤非、孙大雨等等著名学者，多是当时学界之彦。理科有黄际遇、任之恭、郑衍碖、何增禄、王恒守、郭贻诚、王普、汤腾汉、傅鹰、刘咸、童第周等等专家，又都各有所长。工学院虽是新建，也聘有唐凤图、尚津、周承佑、张闻骏等一批知名教授。这个教师阵容，和全国著名大学相比，实无逊色，可以代表那时山东大学的学术水平。　　三十年代山东大学的学风，较为严谨笃实。教授一律担任课堂教学，效果显著，或可符合“名师出高徒”之谚语。对学生要求很严格，注重质量，实行学分淘汰制，所以学生都肯勤奋攻读，刻苦上进，形成浓郁的学习风气。科学研究工作，更是学校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内容，记得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会上，向例由教授轮流作学术讲演，各系的学术报告会或讨论会，从不间断，全校呈现出学术空气浓厚，学术思想活跃的喜人景象。师生动手编印的各种科学和文学刊物，甚受学术界的欢迎。学生进入高年级后，均须选定专题，由教师指导进行独立研究，以培养学生思考能力和开拓精神。在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的两年中，中山文化教育基金会举行全国大学生自然科学竞赛，山东大学物理、化学、生物三系参赛的学生，成绩都名列榜首，为学校赢得了社会声誉。那时毕业的学生，如臧克家、汪志馨、郭质良、庄孝、张致一等等，都已是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由此可以窥见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⑤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2)　　束星北所以选择山东大学，显然是这里“背山面海”的环境和对“将来必成为文化中心点”的期望。　　但是他眼前的青岛，已完全不是老舍、沈从文、梁实秋笔下的青岛，王淦昌给他描绘的山东大学的学术气氛已无从感觉。扑面而来的是沸沸扬扬的政治热浪和诸多的与学术无关的嘈杂的喧嚣。很长时间里，他不知如何是好。　　与其它老牌或知名的大学相比，山东大学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一个显著的区别：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的两校合并。通常那些老牌或知名的大学，在新政权军事接管后，大学的基本教学或研究人员变化不大，而合并后的山东大学，不仅是人员的变化，内部结构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在以后的运动或改造中，政治气氛尤浓，力度尤大。这是因为华东大学同山东大学完全是两种环境和体制下产生的学校。　　华东大学是革命与战争的产物。它的前身是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临沂山东大学建立于抗战胜利，国内革命战争初露其端的１９４５年８月，目的是为国内革命战争培养有用之才。其实临沂山东大学只是一个适应战争与革命之需的政治速成班。临沂山东大学的老师大都是革命营垒里有些文化的文职干部，也有一些“弃暗投明”的国统区知识分子和进步开明人士。生源以解放区年龄１８岁至３０岁的青年为重点。也吸收一部分从敌占区过来的进步青年。（吸收敌占区的青年也是当时生源的重点。为了争取敌占区的青年学生入学，学校专门选派优秀的战士，潜入青岛济南等城市宣传策动青年入校。上海，南京一些城市的地下党也常介绍一些青年学生进入临沂山东大学。）既然是适应战争与革命“速成班”，便没有春雨润物的天长日久，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转变人的思想头脑出发。换句话说，“速成班”的任务和目标，就是为军队培养优秀革命干部和革命战士。大学学习课程大都是：《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论联合政府》、《论人生观》等社会科学和哲学课本。其实，“速成班”是一个地道的军营，所不同的是它参战的机会少一些，读书时间比正规军多一些，歌唱得多一些，小戏演得多一些。　　华中建设大学是在华中党校的基础上创办的。１９４４年冬，抗战胜利指日可待，为了解决解放区和各方面革命干部的匮乏，中共华东局决定建立一个为抗日战争胜利后适应各方面需要的革命干部大学。大学根据革命需要只设民政系、财经系、文艺系和一个高级干部班。各系的头目都由华中局的高级干部兼任。　　１９４５年华中建设大学首届招取的学生共４００人左右，民政系招收的是区乡干部（实际上大部分是乡干部），财经系招收的是多少有点文化的地方和部队中的业务干部，文艺系学生多数是来自上海、南京等江南的一些学生。高干班的生源是部队里正团级工农干部，也有很少一部分县级干部。学校师生干部生活为供给制：一天一斤大米，衣服、鞋子等一应生活用品全部由公家统一发给（临沂山东大学的衣服每年两单一棉，从最高领导到战士全都吃一样的大锅伙食，后来专为教授开设了小灶）。大学的教育以改造世界观转变头脑为主，它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没有明确的学制和课程布置，每日的课目便是一些领导轮换登台演讲形势和党的政策，过一段后就开始讲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课堂就是每次行军安顿下来的村头路旁田边或者晒麦场，讲完后便是小组讨论。学习之余便帮助老乡翻地种菜或排练简单的配合战时需要的文艺节目。华中建设大学与临沂山东大学的形式基本相同，也属于适应战时的“速成班”。它的出发点仅仅是为了给解放区培养输送用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干部。“双十协定”后，大学的眼光比以前远了一些，它不仅为革命和战争培养干部，还开始培养有专门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了。“速成班”设立了畜产、造林、农化和纺织、土木工程、应用化学等等专业课程。有了正规大学的初步框架，师资力量也有了较高的要求，大学于是颇费周折地从国统区请来了一些先生、教授。招生规模和形式也是按正规大学进行的。虽然学生没有按既定的计划招来，办正规大学的意图已经很明确了。可是随着国共战争重开，“双十协定”的名存实亡，仅按正规路子办了一年功夫的华中建设大学又回到老路上，其培训宗旨更为明确，“速成”速度也更快了。一般情况下，学员从入学到毕业，期限仅为四个月。在国共战争的头三年半的时间里，两所大学就为地方和部队输送了四千多名干部和战士。这部分人到了建国之后，不少人都成为新政权重要部门的骨干力量和主要领导人。　　１９４８年４月，华东部队，攻克了国民党的鲁中重镇——潍县城。山东除济南，青岛几个孤立的城市还被国民党占据着，全省已成为解放军的天下。为了迎接胜利，适应华东新解放区的需要，中共华东局决定以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的经验为基础，建立一所为革命胜利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理论，思想觉悟高的革命干部学校——华东大学。学校设置大学预科部和临时研究班。预科部招收高中肄业和中学毕业生，学期一年；研究班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大学肄业的青年学生，学期为二到三年，待遇一律实行供给制。学生生源多数为昌潍当地新解放区的初高中生，再就是山东省和苏北老解放区的青年学生，小学教员，还有一部分从国统区跑过来的进步青年。大学的教育基本与临沂山东大学和华中建设大学相类似。教学大纲明确表示：大学就是以提高政治觉悟，坚定革命立场为己任。课程大都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社会发展史和自编的中国近代史。时事政策为必修课：有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论，联共党史等等。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3)　　１９４９年初，解放军取得了淮海、平津两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欲乘胜渡江南下。因而急需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刚刚要坐下来喘口气的华东大学学员又开始在“服从祖国召唤，接受革命考验，坚持自觉自愿，为中华民族做贡献”的口号下，随军南下了（报名的有两千人，占华东大学所招收学员的百分之九十，实际批准的为一千五百多人。）。接着又要成立南下工作队，又先后抽调了二百名学员充实有关军政部门，也就是说，大学才创办了半年，就将还没有坐稳屁股的大学生全都送了出去。一个空壳又开始迅速地向里填充人员。当然也是有点饥不择食的。于是学校很快地从全国十三个省市也包括国统区的十几所学校临时招收了两千多名学生。直到解放前夜，华东大学仍没有摆脱“速成班”的教学形式和训练模式。　　直到建国之后，华东大学的“速成与短训”历史才告结束。可是它的班底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性质：没有教材，也没有校舍，也极少自然学科，师资基本是革命干部与政治教员。因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秀才们想到合校这个一举两得的法儿：合校既能马上解决速成班向正规大学的过渡；又能够解决对旧大学的领导与管理问题。１９５０年９月，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以华东军政委员会名义致电政务院转中央教育部申明其意。中央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称：山大与华大合并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任饶漱石同志坚决主张的，而且早有准备，因此我部应予批准。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８日，一千多华东大学的师生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青岛，全国最大的革命大学与旧大学的合并史拉开了序幕。⑥　　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一个是战火中诞生并适应与解放战争需要的短期干训班，一个是有着悠久历史传统与文化积淀的正规大学。两所大学，历史不同，文化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教育制度和组建方式也不同。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校硬性地合并起来，这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没有先例。奇迹是可以创造的，特殊的年代，要奇迹诞生，奇迹就会诞生。　　１９５１年３月１５日，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正式合校，３月１９日两校在一片欢腾的歌声中举行了合校后的祝捷大会，就任山东大学校长不久的华岗提出了“事理兼顾，舍异求同”的合校方案并宣布３月１５日为校庆节的决定，迁并处理委员会主任彭康用皆大欢喜来形容两校合并的成功。会上一个突发奇想的学生将一个用松枝野花编织的桂冠戴到了华岗校长的头上，这质朴而美丽的贺礼使华岗笑了，⑦这个细节给祝捷大会增添了些许暖意和情趣。尽管会场始终处在一种高昂与热烈的气氛中，两个学校的人不时相互招手致意，一起热烈鼓掌祝贺两校的合并，却无法抚平堆积在“老山大”心头上的忧虑。他们大都清楚，两校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与差异，而这个差异是无法用掌声和美丽的言词来消弥的。　　建国初期，在同类大学中，山东大学的政治运动搞得尤为轰轰烈烈，政治气氛尤为浓厚，这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全国高等学校统一进行的“政治大课”，山东大学搞得极有声势。显然与两校合并的“基础”有关。　　山东大学政治大课学习制度是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开展起来。１９４９年６月２日，青岛解放，军管小组接手山东大学后，为了使全校师生认清形势，了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便采取了不定期的时事政策报告会。　　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１７日，新成立的国家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的“华北及京津１９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讨论高等教育的改造方针，明确“对高等教育应进行坚决的和有步骤的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的学习”。⑧根据会议精神，校委会决定建立学校学习委员会，院系成立分会，制定学习计划，确定学习内容，编班分组，定期讲授，学生列必修课，计学习成绩。从而将“大课”形成制度。　　自１９４９年冬季开始，由罗竹风〈军管会成员、军管会下设的党总支和青年团团委书记〉讲《新民主主义论》，并聘请在青岛疗养院疗养的党的理论家华岗讲授《社会发展史》和《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每个星期六下午为政治大课的学习时间，一般不得占用，每两周讲课一次，分班组讨论一次，各分会及时汇报。为了推动学习和交流经验，校委会还决定自１９５１年１月１日起将油印的《山大生活》校刊改为铅印，每周出版一期，重点报道学习动态及学习理论的心得体会，同时也报道学校的重大新闻、校委会决定以及有关兴革事项，充分发挥校刊的指导作用，这一阶段的政治大课学习，一直延续到全国院系调整前的１９５２年秋天。⑨１９５２年９月院系调整后，山东大学进入了一个稳定的发展时期。学校的党组、党委合一，由华岗担任党委书记，崔戎、武杰任副书记，委员较以前也有增加，设常委主持党委的日常工作，党委的职权扩大了，成为学校的领导决策机构。新组织的学校党委认为，要把山东大学建设成为一所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广大师生的头脑。只有这样，才能以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破除人们的旧传统、旧思想和旧观念，从而使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的师生，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思想也获得真正的解放。在此基础上，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就可以跟上时代的步伐，开拓前进。因此，１９５３年初恢复因院系调整暂停的政治大课的制度，重新组织学习委员会，由华岗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副校长分任正副主任。校学委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中（实际学生也参加），进行为期一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论的学习，由华岗担任主讲。⑩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4)　　那是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大学师生大都有着强烈的了解学习政治的热情。他们渴望了解上面的政策、精神、意志，当然也渴望了解学习马列主义。华岗顺势而为。他将自己对马列的博学，诗人的激情和哲学家的雄辩熔为一炉，使山东大学的政治热潮，熊熊燃烧。　　华岗（１９０３－１９７２）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而优秀的才子，也是最早加入革命组织的中共党员之一。早在１９２４年华岗就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５年入党并到上海担任了团沪西区委书记，不久便被任命为江浙两省联合省委宣传部长。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因江浙联合省委进行了改组，分设浙江和江苏两个团省委，华岗担任了团浙江省委书记，负责恢复和重建浙江团组织。不久，江苏团省委遭到破坏，华岗又调任团江苏省委书记，并兼管团上海市委的工作，随后调任团顺直（河北）省委书记。　　１９２８年５月，华岗受共产党的委派随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还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少共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同年１０月在上海担任了团中央宣传部长，并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列宁青年》。　　１９２９年３月，华岗离开了团中央，先后担任了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６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华岗担任了总编辑。在此期间，华岗因抵制王明路线和家长式统治，受到长江局负责人王明的排挤、打击直至撤职。可是他却日益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重视。１９４３年，周恩来将他派往云南做龙云等人的策反工作，此间结识了潘光旦、李公朴、闻一多、吴晗、费孝通等文教界著名知识分子。１９４５年９月，毛泽东由延安赴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建国”的谈判，华岗被专门召至重庆，担任中共代表团顾问，参加谈判。１９４６年５月，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华岗随周恩来到了上海，担任了中共设在上海的上海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１９４８年春，华岗身体欠佳，被秘密送往香港治病。中国解放前夕，华岗应召从香港搭船回来，他原计划着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到北京。因吴淞口遭到飞机轰炸，船只得驶向青岛，华岗便留在了青岛。当时，山东大学初被接管、合并，千头万绪亟待一个既有革命资历和实践经验，又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的领导来主持。中共山东分局和当地的一些负责人把目光盯上了华岗，应中共山东分局的要求，中央同意华岗留在青岛工作。　　在党内，华岗的才华是无庸置疑的，早在１９２９年，他在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宣传部长和华北巡视员期间就撰写了《１９２５年～１９２７年中国大革命史》，这部书被认为是中国史学上，详细论述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历史的惟一著作。一年之后，华岗在上海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由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系英汉对照译本）。１９２０年陈望道首次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华岗是共产党历史上第二个翻译者。以后，华岗陆续写出了《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史》、《社会发展史纲》、《苏联外交史》、《中国历史的翻案》、《五四运动史》、《太平天国革命战争史》等著作。在党外，华岗也有一定的统战经验和同“旧知识分子”打交道的能力。因而，经过反复协商（周恩来专门为此事同华岗交换了意见），华岗作为最合适的人选，成为接管合并后的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　　一个新型大学的工作很多，千头万绪从何做起，善抓“牛鼻子”的华岗认为，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目标的问题，要培养适合形势需要的治国人才，必须以新的教育体系代替旧的教育体系，因而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思想、世界观的问题：“教学改革，科学研究，学校建设等等，都是依靠人来进行，而人又是受思想支配的，学习马列主义，改造人的世界观，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 华岗在大学建立了学习委员会，在各系设立了学习分会，要求在全校范围开展辩证唯物主义的学习。他亲自担任主讲，每两周报告一次，讨论一次。“华岗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参照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中的观点，将理论寓于社会进步、科学发展、研究成败、工作得失常见的具有真情实感的事例，生动具体，说服力强，大受欢迎，引起了青岛市有关部门的重视。每次讲课，校外许多人蜂拥而至，能容纳四千人的广场挤得坐不下，成为青岛一大盛事。他每次讲三个小时，一年讲三十五次，声波越市界、省界，变成文字出现在报刊上……”　　很多人显然对这种“政治氛围”颇不适应，特别是“过来人”，感到“经史子集”、解惑授业、师生相承的教育之路突然截断了。大学是什么，大学是“社会拿出血汗换来的有组织的学术机关之一”。它应当“以学术增加人类的幸福来报答他们！”（山东大学老校长杨振声语）可是山东大学的道路离他们的感觉越来越远：“政治大课”、“知识分子改造”、“三反五反”等运动迭起，许多配合形势的新人新事更是层出不穷：一份学术性很强的校刊——《文史哲》问世了，这份以马克思思想作为统领的杂志，很快就以其深度和新意引起了毛主席和很多党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工农速成中学开天辟地头一回建立在大学校园里。以创造了闻名全国的“郝建秀工作法”的全国劳动模范郝建秀成为速成中学的第一届学员，深感荣幸的山东大学派遣著名文学家陆侃如兼任速成中学的校长。以期那些“识字班”的学员们迅速地变成既有革命思想又有文化的劳模；两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小人物向他们的“红学”祖师爷俞平伯开战了。最初小人物的文章只是发在校刊《文史哲》上，可是它被敏锐的大人物发现了，一篇初衷也许只是学术争鸣的文章，便成为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的排炮。小人物运用马列观点批判俞平伯非马列观点的文章马上就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转载了。大人物成了由党培养起来的革命的文化战士的有力的臂膀。两个小人物自己当时也没有弄明白，他们的一篇文章会有这么大力量，竟能够掀开中国知识分子学术思想政治化的新的一页；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也搞得沸沸扬扬，校园再不是“深宅大院”，它与社会遥相呼应。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5)　　与他人比较起来，束星北对这种“政治氛围”的反应更为强烈，他时常在一些场合发表自己的不满：“学生不是政治家，大学不是党校，谁要是做政治家，那就应该去专门培养政治家的学校。”　　束星北还曾联合过一些教授到党委去提些意见，可是教授们临阵退却了。一次偶然的机会，束星北与华岗遭遇了，两个皆恪守信念与原则的人，将两种不同的观念、思想的交锋演化为一场轩然大波。　　刘洪宾（青岛职工业余大学（现为青岛技术职业学院）教授，五十年代初为山东大学物理系主任）：　　束先生与华校长第一次见面就剑拔弩张，我没想到。本来，我以为两个人一定会成为朋友的。　　在物理学界，束星北的才华无人能及，而作为党的代表，华岗德才兼备，尤其是理解善待老知识分子，因而，深受知识分子拥戴。束先生一来山大，我就有意将两人引为相知。　　华岗虽不了解束先生，但对他的名气和在中国物理界的地位还是清楚的，因而，束星北一来就被安排到鱼山路３６号教授别墅大院。３６号别墅大院，只有学界一流水平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另外，束先生的薪水也定得很高，好像是６００多元。有一个时期，再加上束先生的兼职薪水，他一度拿到８４０元。８４０元，肯定为山东大学之最，这么高的薪水，让学校大为诧异，为此学校有关部门专门向高教部请示，高教部认为过高，下文要山东大学削减，束先生却据理力争，最后折衷了一下，减到７２０元，即使是７２０元，在高等学校里也属最高之例了。从这也可以看出，华校长对束先生是很看重的。　　束先生从不愿同搞政治的人打交道的，尤其是不愿同领导打交道，这是人所共知的，可是我一说要把他介绍给华校长，他便欣然允诺，这足可以说明他对华校长是很有好感的。　　华校长住的是一幢红瓦黄墙的德式洋楼，在青岛龙口路四十号。他的家有个小院子，小院正中有一条用贝壳镶了边的鹅卵石小路，夹在百日红，紫荆，迎春和丁香之间，小路的鹅卵石和贝壳都是华岗在海边捡来的。华岗还喜欢养花弄草，这样的情趣，在其他领导人那里，很少能见到的。那时候，山大的师生，谁都可以走进华岗的家门，只要他在家，你一准会受到热情接待。　　刚坐下来，气氛还是友好亲切的，华岗先问束先生的家庭安置和家人情况，束先生也很客气地问及华校长的家庭。之后束先生谈到了竺可桢时代的浙江大学，谈到自己正在研究的狭义相对论，华岗也谈到了自己的历史，谈到在香港期间打过交道的一些文化界名人。　　华岗很快就将话题谈到了“本行”：哲学。华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课影响很大，一直为山东大学引为骄傲，声势弄得很大，不但青岛很多单位来旁听学习，外省市包括北京的一些高校也慕名前来取经。因而，华岗对他的“专业”是很自信的，不管是什么事，他都能联系到辩证唯物论上。　　也就是这个时候，气氛发生了变化，束先生直载了当地对哲学的意义表示质疑。他说他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他说自己在德国游历期间，曾对哲学发生过兴趣，研究过一阵子康德、黑格尔，可是最终他还是放弃了。哲学毕竟更多的是“虚幻”的东西，当人们对自然世界的现象不能做出明确解释时，就需要哲学出来，哲学和宗教、神学联系得更近一些。　　在我的感觉里，华校长最初只是把束先生的思想当作一种糊涂认识。华校长是非常自信的，尤其辩证唯物论又是他的拿手好戏，因而，等束先生说完，华校长便开始正本清源。他的观点和思路和上大课的讲演一样，讲到哲学的来源，讲到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然后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最后的结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束先生不同意华校长的说法，他认为，不管谁的理论，都属于哲学，哲学是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就是发现和证明，如门捷列夫的化学原素周期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争论起来，华校长反复强调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是具体的真理，是一切科学的科学。束先生则认为世界上不存在这样的哲学。哲学说到底就是白马非马，这样说也可以，那样说也可以，不能解决具体问题，而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生物学都是很具体的，是要解决客观世界的各种问题的。两人越争越凶，最后竟像小孩似的，就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谁大谁小”较起真来。华校长说：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科学的科学，自然要管到所有的科学，而束先生说：哲学就是哲学，物理学就是物理学，各分各的账，谁也管不着谁。两人简直是水火不相容，最后闹得不欢而散。　　我的本意是想成就一个佳话的，没想到两个人就此结下疙瘩，从此战火不断，到最后，学术争论演变为政治斗争。我不敢说，这次见面导致了束先生另样的命运，但他每况愈下的境况却肯定与此有关。　　束星北回来后，思前想后，便将华岗同山东大学的政治气氛联系到一起。他认为，山东大学之所以是一潭政治沸水，始作俑者便是华岗。于是便将自己的认识和思想逐一列项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华岗。束星北的思想不乏理性，却也杂有不少情绪（束星北本身就是个很情绪化的人），他将党的理论基础称为政治说教，将辩证法称之为“辩术”。他认为，哲学说到底是空谈，这样说也对，那样说也对，一点实际问题也不解决，而自然科学或物理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它能够解释和解决自然现象的诸种问题，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计算物质。“我最初就是学哲学的，在德国时期我学过，因为这个路子走不通，不解决实际问题，后来我就开始学习物理和数学了。”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6)　　束星北对华岗的辩证唯物论是统管一切科学的科学更是不认账，他认为：“哲学不独不能管自然科学，也不能管物理学，其它科学也不能管。”“哲学应该和自然科学分家。”　　华岗是公认的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在他心目中，辩证唯物论神圣无比，因而他认为，一切离开辩证唯物论的科学家最终都要成为反动的或唯心主义哲学的俘虏：　　为什么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宇宙观，同时又是研究自然、社会思维——世界一般法则的科学？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科学底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科学’（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五页）。而辩证唯物论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类思想一切宝贵成果的最高综合和发展。　　华岗不会允许有人对共产党神圣的理论进行如此不恭的理解，但他非常自信，他认为像束星北这样的老知识分子，是从另一个时代过来的，思想意识囿于传统的封建的旧东西，难免会产生些糊涂认识。这些旧的东西在老知识分子中间又不是孤立的，因而，华岗想通过对束星北的“征服”，来“以点带面”教育大家。于是在以后的“大课”中，他时常结合着形势将束星北的一些“错误观点”提出来理论一番。　　但是华岗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他在“上面”讲，束星北就在“下面”以书信的方式来强调自己的观点和信念，束星北又连续写了两封长信加强阐述自己的理论和观点：针尖对麦芒，毫不相让。后来，华岗便以《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为题，从辩证唯物论是不是普遍真理；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现代物理学的新发现及其哲学意义；批判物理学中的唯心论；物理学的发展方向五个方面，系统地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证明辩证唯物论是“一切的真理”。而离开这一真理的人必定要滑进唯心主义泥坑。　　我们在学习辩证唯物论的过程中，曾经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其中特别是讨论到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关系问题的时候，竟有个别物理学教授表现出很不虚心的态度，公然认为“辩证唯物论不是普遍真理，不能应用到物理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中的微观世界，完全受到自由意志所支配，根本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说，也不是辩证唯物论所能解决”。有人居然公开声言“自然科学应该和哲学分家”，要求辩证唯物论不要“过问”和“干涉”自然科学，尤其不要“过问”和“干涉”物理学。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声言中所包含的根本意义，这在实质上是唯心论者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一种反攻。全部科学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任何一个扬言拒绝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存心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引进唯心论。事实上凡是责骂进步哲学的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最丑恶的哲学体系的奴隶或俘虏。　　我们知道，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运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自然现象并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所以自然科学本身也就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因而自然科学也就不能成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我们可以说有封建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有资产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有工人阶级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但是，我们不能说有什么封建阶级的化学、数学和物理学，不能说有什么资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化学、数学和物理学。然而，自然科学本身显然不是上层建筑，虽然没有什么阶级性和党派性，但自然科学必须被自然科学工作者所掌握，才能发生作用，而自然科学工作者既然生活在阶级社会里，就不能不带上阶级的烙印。这样一来，自然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它不能不和一定的阶级发生关系，不能不和其他上层建筑发生关系，并且必须要受到一定的宇宙观所指导，才能发生作用。因为自然科学离开了思维便不能前进一步，要思维就必须有思维方法，而任何一种思维方法都不能逃脱宇宙观的支配。恩格斯说得好：“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高兴采取怎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愿意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来支配他们，还是愿意由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形式来支配他们。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呵！”……一切自然科学都不能没有哲学宇宙观的指导，物理学当然不能例外。……　　华岗的文章重申了辩证唯物论的不可怀疑不可动摇的神圣性，指出了使用它的人的阶级性（从而也就认为它是有阶级性的）尤其是华岗在哲学和物理学的特殊关系一章中，对伽利略、笛卡尔、牛顿、爱因斯坦等科学家做出的评述与分析，让束星北无法容忍，在华岗的笔下，牛顿和爱因斯坦两位束星北最为敬仰的科学家，一个被贬为“狭隘的、片面的经验论”，一个被划为“唯心论”。束星北被激怒了，束星北也拿起笔来对华岗进行“回敬”：“哲学说到底就是玄学，我主张理论应该有用处，而不是白马非马。”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也好，辩证法也好，是有阶级性的，而物理、化学、数学等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两者不存在谁大谁小，谁主谁次，谁管谁的问题，这是其一；其二哲学就是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门类，而辩证法也只是一种方法，不是一切科学的科学，也不能说离了它就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就会无所作为，因而不能过分渲染它的作用。“如果是这样的话，牛顿、爱因斯坦、琥尔也包括华岗先生崇拜的前沙皇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巴甫洛夫都没有受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也没有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来武装，不是照样成为世界大科学家吗？” 束星北的“文章”，自然无处发表，他就用口头发表，两个人的“矛盾”从此大白于天下。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7)　　刘洪宾：　　其实，华岗的人品和修养是很受人称道的，他不但受到党内人士的称道，也深受旧知识分子的钦佩。有些人将华岗时代的山东大学称为黄金时代，也是有其道理的。早期的山东大学的领导，对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的理解和爱戴，无人能同华校长相比。华校长曾多次讲过，老知识分子是大学最宝贵的财富。那些既有学识又有名气的专家教授，房子一定是最好的，薪水一定是最高的。如果哪个生活发生问题，华校长一定会亲自过问的。外语系一位老教授家里子女多，妻子又患重病，他知道后，便遣人将补助费送到他的手里；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化学教授，对国产的兵营式宿舍住不习惯，他便专门从校外为他租了一幢西式洋楼。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有时甘冒政治风险。张维华是个国学底子深厚的老先生，调至山东大学之前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又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管理委员会委员。“三反”“五反”运动，原校领导做了个推论：既然此人曾是“庚子赔款”的管理会委员，一定会有贪污行为。于是便追“老虎”追到山东大学。华校长将那些来抓“老虎”的人挡在了门外：你们不会否认山东大学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吧。既然山东大学和齐鲁大学都是共产党的天下，你们何不将张先生的材料转过来，由我们按着上面的政策来处理呢？张维华得救了。　　华校长本身就是个党内高级知识分子，常年在“白区”生活，使他结识了很多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他认识他们，也知道怎样同他们合作。因而在他身上嗅不到那种“江山是俺们脑袋挂在裤腰上打出来的”的那种“占领者”和“统治者”的自卑又自负的气味。　　但是束星北却触动了他的根子，触动了大是大非问题。他当然不会作出让步。那个时候，华岗是代表时代的，他的思想观点自然为多数人接受、拥戴，不过束先生的思想观点也有一批听众，当然这些听众多为旧山大的老知识分子。他们表面上不会给束先生帮腔，心下却觉得束先生讲得有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对炽热的政治之风感到不安，不知道大学要被引导到什么地方去。　　束先生与华校长的“论战”越演越烈，以至在一次华校长主讲的“大课”上，当他不点名地批判了束星北糊涂观点认识，强调马列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时，束先生也站起来当众喊道：自然科学第一，马列主义哲学第二。　　有人称，束星北栽到了华岗手里，或者说，造成他另一种命运的源头始于华岗，这显然是误解，华岗从不以权势压人，也从不随意给人扣政治帽子，即使一些已被划到敌人营垒里的人，他也不会轻易举起致人死命的拳头，一般情况下，他会放一放，抻一抻，宁可让时间来说明问题。可是华岗又是个有信念讲原则的人，同老一代共产党人一样，信念、原则是他们的生命，比钢铁还要坚硬。这一点清楚地写在他的革命经历特别是遭劫后的经历中。　　华岗在山东大学的校长职务只担任到１９５５年，这一年秋，他在全国开展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肃反运动中落马。在全国的肃反运动中，山东党内在康生的领导下，开展了对所谓“向明反党集团”的斗争。华岗过去曾与向明一同蹲过监狱，有牢狱之交，解放后两人都在青岛工作，颇有接触。向明事发，华岗因不肯昧心揭发而被划进“向明反革命集团”，并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１９５５年８月２５日，华岗被青岛市公安局逮捕，后改为“隔离审查”。在青岛关押了两年。１９５７年华岗被押送北京，到１９６５年，整整审查了十年，却始终没有查清“罪证”。但最后还是加了罪名判处了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公民权七年，送到济南山东省监狱关押。“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华岗诗），在隔离审查和关押期间，华岗以惊人的毅力写出《规律论》、《美学论要》、《列宁表述“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自然科学发展史略》、《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近百万字的文稿。　　华岗与束星北是两类完全不同的人，却演绎了极为相同的命运。华岗并没有因他曾经的地位和忠贞而稍获宽恕。在隔离关押中，华岗饱受了肉体与精神的折磨，以致造成了多种疾病，被监狱遣送回家治疗。他的家人在他落难后便从原来的别墅迁出，挤在一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为了家人的生存空间，也为了不在政治上牵连家人，他在家住了不到一年，病体尚未好转，便又回到监狱。他自己要求返回监狱的时间是１９７２年春节前夕，回到监狱后几个月后（５月１７日），便病死狱中。华岗尽管受尽折磨，贫病交加，饱尝世态炎凉，可是据山东省监狱看守称，至死，他的信念与原则也没有动摇。　　１９７９年由于胡耀邦的过问与主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重新审理了华岗的案件。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８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为华岗平反昭雪。不久，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恢复华岗的党籍和政治名誉。　　如果说，华岗的信念与原则坚硬如铁，束星北的信念与原则也是坚不可摧，两个人在大是大非上都不会稍加退让。大学一些对两人的人格和品质深为爱戴敬仰的老教授们，颇感遗憾，曾多有调解撮合，却不能稍缓两人钢对钢铁对铁的越来越猛的碰撞。束星北对那些真诚劝解的人回答道：我或许认为他是个好人，是个有品有德的人，但好人归好人，原则是原则。华岗则认为：好人的概念基本与认识是平行的，一个没有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信仰且对此缺乏基本认识的人，是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好人的。第五章　自然科学第一 (8)　　注释：　　①《王淦昌先生传略》，《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　第２４６页。　　②１９２９年８月３日蔡元培致吴敬恒（雅晖）函，载台湾《山东文献》　第六卷第三期。　　③蔡孑民（元培）先生在国立山东大学成立四周年纪念会上的讲演词，　载《国立山东大学周刊》第８５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