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里，我向父亲胡吹，说我跟施特拉吵架，我们俩本来说定共同干活平分可卡因的，但是每人都觉得被另一个骗了。这真是像地狱一样。　　很明显，我父亲什么都知道，而且是很有一阵子时间了。但是，他完全不知如何是好。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我的父母已经不能再帮助我了。　　我再也忍受不了学校了，甚至到学校露个面都受不了，我受不了什么也不干地坐在那里，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忍受不了，客人们使我怒火冲天。我变得不能像以前那样到塞纳区那边平静地闲逛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我父亲了。　　这正是一个吸毒者山穷水尽之时，烦恼无边，只想自杀。但我从来就是个胆小鬼，没胆量给自己扎上“火潦潦的一针”我还在找出路。　　我决心到精神病院去，到那所被人称为“美丽牧场”的戒毒医院去。对于一个吸毒的家伙来说，这几乎是最可怕的玩意儿了。我总听人说：宁肯蹲四年班房，而不要到“美丽牧场”过4个星期。有些吸毒者躺倒在大街上之后就被关到那里。出来的时候，他们讲了不少恐怖的故事。　　但是，我天真地想，假如我是出于自愿地去。至少有人照料我吧。在儿童救济会或其它部门，他们不能对一个需要紧急救助而父母又无能为力的姑娘视而不见。而我到“美丽牧场”的决心却有点像企图自尽而又悄悄地希望被救的人，为的是让人们能够反思：“可怜的姑娘，我们以前对她照料不够，再也不能这么恶劣地待她了。”　　我去找我的妈妈，告诉她我的决心。一开始，她显得很冷淡，我马上哭了起来。接着，我试着把我的事讲给她听，并不太歪曲真情。这回轮到她哭了。她把我搂在怀里，一直不放开。我们哭得像泪人一样。这可真是舒服极了。我的妹妹也是一样，她也很高兴又能看到我，这夜晚我们俩一起睡在我原来的床上。　　很快，我就感到了毒瘾发作的初期症状。　　又一次断毒开始了，我已经不知这是第几次了。我大概是断毒次数最多的世界冠军，总之，我不知道有谁，像我这样心甘情愿地断了这么多次毒，却从来没有一次成功的运气。　　这几乎和第一次一模一样。妈妈请了假，给我带回来了我所要的一切：瓦里姆、葡萄酒、鸡蛋烤饼、水果。然后，到第四天，妈妈把我领到了“美丽牧场”。这是我坚持要去的，因为我深深地知道，不这样，我可能第二天又会开始注射毒品了。　　他们马上让我脱去衣服，送我去洗澡间，像对待麻风病人一样。那里已经有两个完全是疯疯癫癫的老婆子在洗澡。人们把我塞进第三个浴盆，并且在我擦洗的时候寸步不离地监视着我。在那里，给了我一件仿古的睡衣和一条从肋骨到膝盖那么长的短裤，我要是不想让它掉下来，就只有提着它。我被带到留诊处，接受观察。我是惟一在16岁以下的病人。除了一个大家叫她“洋娃娃”的外，其余的完全是一群疯子。　　“洋娃娃”从早到晚找活干，在留诊处，她很有用，帮了护士们的大忙。“洋娃娃”是个和我能聊聊的人，她一点疯样也没有，只是头脑有些迟钝。从14岁那年她的哥哥姐姐把她送来住院起，她就一直留在“美丽牧场”。很明显，她没有接受过治疗，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被留在留诊处了，可能是因为她非常有用的缘故吧，但是，依我看，这事办得不怎么样。因为一个人头脑有点迟钝，就该让她在留诊处呆上15年吗？　　最初的几天里，我在足足有一个小队的大夫面前接受检查。实际上，这群白大褂中的大部分是大学生，他们不顾廉耻地朝我这件仿古睡衣里面偷看。他们的头目向我提了几个问题，我天真地告诉他，我愿意接受几天治疗，然后就去寄宿学校，在那儿我能准备我的学士考试。他不断地说：“好。好。”就像人们跟疯子说话一样。　　一些关于疯人的故事冲上了我的脑海。我想，我说过的这些话真能让他们把我看成是一个自以为是拿破仑的疯子。我突然怕了起来：我会不会也一辈子被他们留在这里，怪里怪气地穿着一件仿古睡衣和一条给巨人准备的短裤？　　但是，两天之后，断毒的病状消失了。我被送到B病区。我的衣服也还给了我，我甚至有权使用刀叉吃饭了（在留诊处，只发一把吃粥的勺子）。我遇到了另外3个吸毒鬼，是3个我认识的姑娘。我们总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很快就被那些老奶奶们命名为：“恐怖分子专桌。”　　她们之中有一个名叫丽姬娜的姑娘已经在监狱里度过不少时光了。她也肯定地说：“美丽牧场”比监狱更糟。特别是在牢房里还能想方设法搞海洛因，而这里，却非常难。　　除此之外，现在我们是四个人，过得挺高兴。尽管如此，我慢慢地开始感到不安。每当我问医生什么时候送我去治疗时，根本就不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一句意思明确的话来。他们总是说：“再看看吧。”或是诸如此类的他们整天向疯子们说的废话。　　本来我妈妈和儿童救济会说定，我在“美丽牧场”过四天——以保证我戒除毒瘾——然后再把我送去治疗。但这时，治疗中心答应的床位不再是问题了。而且，我独自断了毒，几乎不再有毒瘾了。　　就这样，有一天，他们要我在一个文件上签字，根据这个文件，我自愿地在戒毒所医院居留三个月。当然，我拒绝了，我宣布我要马上离开此地：我是自愿而来，那么，我当然可以随意而去。这样，主任医师来了，并且肯定地告诉我，如果我不签字，就将要求当局给我进行6个月的行政拘留。　　我觉得上当了。极度慌乱中，我想象着自己已经束手就擒，任这群傻瓜大夫摆布了。他们可以给我贴上随便什么疾病的标签：严重神经官能症啦，精神分裂症啦，谁知道还会有什么名堂。等把我关进疯人院，就再也没有什么权力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和洋娃娃一样的命运。　　更糟的是，我也不知道自己疯到什么程度了。我的神经官能有问题，这是肯定无疑的。和反毒品中心顾问们的谈话至少使我知道了这个：毒品瘾，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一种强迫性冲动型的神经官能症。一想到这里，我就能解释一些事：明知毒品会使自己完蛋，却多次用了又戒，戒了又用；我让母亲受了那么多罪，我待人接物的态度，都明显地不正常。我可能是莫明其妙地疯了。　　于是我就想方设法使医生和护士们不能发现我的神经失常。　　那些女护士把我当成一个白痴，就像别的白痴一样。我控制自己，不让自己对待她们很凶；医生们向我提问题，我的答案与我当时所想的完全不同。我努力使自己不成为我自己，而成为另外一个完全正常的人。可等他们一转过身，我就骂自己说的全是蠢话。这回，肯定他们会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地疯了。　　关于医疗，他们建议我的不过是编织。可这对我有什么意义呢？我不相信这会有助于我。窗子前自然是装着铁栅栏的。但因为“美丽牧场”不是一所监狱，这些铁条都是弯曲成涡型的，更富于装饰性。这样，只要把头偏一偏，我就能从两根铁条的弯曲部分钻出去。脖子卡在这样一个铁项圈里，我一呆就是几个小时。秋天到了，树叶黄了，红了。每天有一个小时，从两棵树间通过的阳光低低地直射在我的窗刚。　　有的时候，我把我的金属茶杯连在毛线的一头，通过窗子，让茶杯在墙上撞来撞去取乐。或者，花上整整一个下午，我徒劳无益地试着用一根细绳钓一根树枝，想摘下一片叶子。晚上，我对自己说：“如果你来的时候还不是疯子，现在可真是疯了。”　　他们甚至不允许我和那些老婆子一起到花园里转一转。恐怖分子还有权每天得到一瓶新鲜空气，而我没有，我有逃跑的危险——其实他们是有道理的。　　我在壁橱里找到一个足球内胎，没完没了地朝着一扇上锁的门上的窗子撞来撞去，没准它会被撞碎的吧。不久，他们就把球拿走了。我把头朝玻璃撞去，当然，这是加固玻璃。我觉得自己是一头关在笼子——一个极小的笼子——里的野兽，整天地沿着墙壁跑来跑去。有一回，一种奔跑的可怕欲望控制了我，我就像一个短跑运动员那样从走廊的这头跑到那一头，跑来跑去，跑去跑来，直到筋疲力尽瘫倒为止。　　有一天，我偷到了一把刀子。晚上，丽姬娜和我就去挖一扇门，门没插销也没铁栏的窗子，那玻璃连一丝一毫也不动。接下去的那个夜晚，我们先吓住了那些老太婆（她们中的某些人真的把我们当成恐怖分子了），让她们不敢唠叨，就拆了一张床，去撬一扇没关好的窗子上的铁栅栏。这个活儿注定要失败，而我们又发出了那么大的声音，夜间看守马上抓住了我们。　　我的如此表现，这使我深深地感到，再也没有从这家疯人院出去的希望了。停止使用毒品也是多余，我的健康还是越来越糟：脸色苍白，肌肉松弛，腹部胀大，全身浮肿。从镜子里看自己，我看到的是一张在“美丽牧场”过了15年的人的面孔。我几乎是彻夜无眠，再说，几乎每夜，病区里都会出点小事故把人吵醒。我随时都在伺机出逃。虽然知道这毫无用处，每天早晨我还是要精心打扮一番，就像要到“音响舞厅”去一样：没完没了地梳理头发，涂脂抹粉，甚至连上衣都穿好。　　一天，儿童救济会来人看我。他也找不到什么除了“再看看吧”之外的话说，但他至少告诉了我戴特莱夫在什么地方。我马上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刚把这封扔进了邮筒，我又写开了第二封。把心里话都倒出来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当然也不是全部：我知道这些信是要被人拆开的，很可能在“美丽牧场”一付邮就会被拆，而到了监狱就肯定无疑地被打开了。所以我不得不说谎：比如说，我告诉他我再也不想吸毒了。　　不久，我就得到了戴特莱夫的消息：同时收到了一叠信。他写道他偷盗欧洲银行支票是办了一件大蠢事，但当时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到巴黎去戒毒；他想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们还没一起到那里去过。戴特莱夫还说他很快就会获释，然后就去治疗。我呢，告诉他我的治疗马上也要开始。我们互相约定，治疗之后，我们要在我们的家里共同生活。我们又重新开始——这回是通过鱼雁往返——在西班牙建设我们的城堡了。不过，当我不给戴特莱夫写信的时候，我总觉得自己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美丽牧场”里了。　　我的机会来了：我的真菌病又复发了。我唠唠叨叨地对女医生说我难受得要命，必须马上把我送到医院去。一天早晨，在一队人的护送下，我被送到了鲁道夫?维尔苏医院。院方立即留我住院，因为我的病确实相当严重。通过“吸毒者之声”的广播，我已经知道该怎么样从医院逃脱。我弄到了一张“花园通行证”，也就是说，允许我到医院的花园里去。很明显，这种通行证是不轻易发给吸毒者的，但我知道该怎么办：我去找一个女护士——一个漂亮的眼睛已经有了鱼尾纹的可爱的姑娘，向她解释说，我很愿意帮助那些瘫在轮椅上的老太太们，能不能允许我偶尔地推她们到花园里散步？那个护士丝毫也没有怀疑，夸我有副好心肠。　　我找了一个老太太，提出要给她帮忙。她称我“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我把她的轮椅在园中小径上推了几步，对她说：“老奶奶，等我一分钟，我马上回来。”而半分钟后，我已经在大街上了。　　我钻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车站奔走。我从来没有这样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推开技术大学咖啡厅的门，转了一圈之后，坐在了一条长凳上，那上面已经坐着三个扎吗啡的年轻人。我告诉他们我刚从“美丽牧场”逃了出来，他们惊讶得嘴都闭不上了。　　我想来一针想得要命。一个当二道贩子的男孩同意赊给我，条件是我给他引来别的买主。好吧，我马上跑到食堂的厕所里给自己注射。　　我只注射了他给我的一半。这玩意儿的质量不怎么样，但我感到舒服，头脑清楚。再说，我还得为那个小伙子搭一把手。这是个非常年轻的男孩子，16岁左右，我曾在哈森海德公园里见过他一回，他是和那些吸大麻的人在一起的。当二道贩子他还是个新手，不然。他不会马上就把海洛因给我的：我得先为他干点什么来挣这份药。　　猛地，我发现这块地方布满了便衣警察。那小子可什么都没看到，他连我的警报手势都看不明白。我得凑到他身边去，在他耳朵根上说一声“雷子”他才有反应。然后，我悄悄地朝动物园走，他紧跟在我身后。一个吸毒的家伙靠近我，我冲他说：“别动了，老朋友。食堂那边正在搜捕。不过，我能帮你弄到地道的海洛因。”这时，那个二道贩子已经在我身边，并且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大包药。怎么能这么干呢！300米以外就在搜捕，而这个傻小子却从口袋里掏出这么一大包海洛因！　　两个正在这个角落溜达的便衣朝我们走来。跑是没有用了，他们马上就会抓着我们。那个二道贩子把那些小药包向上空扔去——真是一团淡紫色铝铂纸的旋风啊，他一定认为这样就可以把这一切栽到我和那个“老瘾”身上。　　他们让我们举起双手，靠着一辆伏尔克车站好，搜查我们的身上——因为有时这伙人是带有武器的。可是，我们中间最大的还没有16岁。那个混蛋的“雷子”竟乘机揉我的奶！但我显得十分得意。药我用过了，而经过了“美丽牧场”之后，什么也不能使我害怕了。我又重新扮起受过很好教育的小姑娘的角色。在收缴了我的身份证后，便衣们马上变得客气起来。一个便衣说：“老天爷，你还不到15岁，在这里干什么？”我回答：“我逛逛。”我把一支烟塞进嘴里，这可让他火了：“扔了它！这是毒药！这么年轻！”我把烟扔了。　　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艾尔恩斯特广场的警察局，关在一间拘留室里。那个刚下海的二道贩子慌了手脚，不住声地嚷嚷：“让我出去！让我出去！”而我，脱掉上衣，把它卷成一个枕头，躺在床架上，打起盹来。拘留，这吓不倒我。他们肯定还不知道我是从“美丽牧场”逃出来的呢！　　果然，两小时后，他们把我放了。我又转回技术大学。路上，我的良心在折磨我：就这样，我又一次在碰到第一个机会时就又陷进去了。热泪从我脸上流下来，现在可怎么办呢？我总不能去找妈妈吧？就这样瞳孔缩得像针眼，娇滴滴地，噘着嘴，对她说：“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我逃出来了，美美地给我准备顿饭吃吧！”　　我到了技术大学的“反毒品中心”，它就设在原来的食堂那里。在那里工作的人也很有“能耐”，他们使我有了足够的理智来决定给我母亲打电话。她得知我在技术大学，稍稍放下心来。一到家，我就睡在床上了：发烧40度。妈妈叫来了急诊医生。医生要给我打针。我怕得要死：在胳膊上一天注射2、3次算不了什么，可是要在臀部注射，就把我吓坏了。　　体温马上降了下来，可这时我已经瘫软成一团了——“美丽牧场”从精神到肉体都使我完蛋了。我在床上躺了3天。等我一能起床，我马上就跑到了反毒品中心。要到那里去，“午餐和咖啡厅”是必经之路，我是跑着经过这段路的，绝没左顾右盼。　　整整一个星期，我每天都到那里去。我终于找到一个肯听我说话的人。让我讲话，这是第一次。到目前为止，所有的人，妈妈，爸爸，戒毒所的人总是对我长篇大套地说。而这里，他们让我讲讲在我身上发生的事，让我自己试着总结一下。我还跑到传染病医院去，因为这时候我的脸黄得像柠檬了。那天早晨，我在咖啡厅前碰到了几个伙伴，他们全都跑开了，还一边向我喊：“快走开，你没看见自己得了黄疸病了吗？”　　是的，我不想看到。真是古怪，每当我怀着最近“脱钩”的希望，停止使用一段时间的毒品之后，就会得注射毒品的人的通病。当我的腹疼已经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就要妈妈陪我到斯特格里菲诊所去（我之所以选中了这家诊所，是因为那里的伙食还可以）。我们在候诊室里等了2个小时，肚子疼得使我在椅子上扭来扭去。随便哪个护士都可以给我下诊断，因为这从我黄黄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谁也不动弹。屋子里满是人，还有一些孩子，如果我的黄疸是传染性的——我已经得过传染性黄疸了——那可真有传染给所有的人的危险。　　两个小时之后，我觉得太过份了。我扶着墙朝走廊走去——我太虚弱，又疼得像个受炼狱之苦的罪人。我寻找传染科。一个医生从我面前经过，我对他说：“给我一张床位吧，我可不愿意传染那些人。我有黄疸，也许您已经看出来了吧？”那家伙表示了歉意，他无能为力，我还得回到候诊室去。　　最后终于有个医生接待我了。我宁愿马上告诉他我是个吸毒者，扔给我的是冷冰冰的答案：“很遗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能力。”　　一说到吸毒者，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又上了出租汽车。因为这些医生不愿意为我诊治，我妈妈非常气愤。第二天早晨，妈妈又把我送到鲁道夫?维尔苏医院。因为我最早就是从他们那里逃出来的，这回可把小鞋穿上了。　　一个年轻的实习大夫要给我抽血化验。我一上来就告诉他：“这根血管不行，它硬得像木头。你得在下面另找一根。而且进针也不能直着，而应该斜着刺。要不然就扎不进去。”那家伙无言以对，但这并不能阻止他去刺一根硬化的血管。他徒劳地抽针筒：一滴血都吸不出来。最后，由于针管里形成的真空，针头整个从我手臂上脱了出来。这之后，他才问我该扎什么地方。　　我整整睡了两天。我的黄疸不是传染性的。到了第四天，我的肝指标差不多令人满意了，小便不那么红了，面色也逐渐恢复了它的白色。　　我如约每天给反毒品中心打电话，希望他们很快地给我找到一张治疗床位。而一个星期天，在探视时间内，让我吃了一惊：我妈妈陪着戴特莱夫来了，他刚刚获释。　　海誓山盟，拥抱接吻，抚爱与祝贺。我们想单独在一起，就到医院的花园里去转一圈，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手一样。而忽然间，我们就进了地铁，朝着动物园站奔走。我们的运气不错，头一个碰上的就是个熟人：基雍姆，他是个走运的小子。他和一个有相公癖的人住在一起，那是个医生，作家，非常有名气。基雍姆的袋子不单单塞满了票子，他还在一所私立中学读书。　　基雍姆送了我们一针，然后我在吃晚饭的时候回到医院。第二天，戴特莱夫又来了，这回我们设法弄“老海”，回到医院已经是10点半了。我错过了见到父亲的机会，他是在飞往泰国之前来和我道别的。　　戴特莱夫再来的时候，妈妈又露出满脸的失望表情。这是厉害的一手！再加上毒品情报所的人来看我，并且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我向他发誓，我有真诚的脱钩愿望，我向自己和其他人发誓。戴特莱夫说这都是他的错。他哭了。然后，轮到他去找反毒品中心的人了。再一个星期日，　　他告诉我他们已经为他找到一张治疗床位，第二天他就入院。　　我祝贺他：“现在，一切都好。我也会有床位的，咱们再也不干蠢事了。”　　我们到花园里去散步。我提议：“咱们快去快回地到动物园地铁站去一趟怎么样？我想买一本《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的第三卷（这是一本我正在读的恐怖小说），我妈妈没有买到。”　　戴特莱夫说：“好极了，老伙计。你真的非得到动物园——只到动物园——去买你的恐怖小说？你不如干脆告诉我你想来一针呢！”　　戴特莱夫的这副高傲面孔，这种道貌岸然的样子真让我恼火，再说，我确实没有什么其它的念头，只想把《从死神头颅星球上归来》看完。我回答他：“你少胡扯。再说，你也不必非陪我去不可！”　　当然，他还是陪我去了。在地铁里，我又玩起我常玩的小把戏来了：逗弄那些老太婆。这一直使戴特莱夫讨厌。他躲到车厢的另一头去了。我呢，和过去一样，冲他嚷嚷：“哎，老伙计，犯不上装着不认识我，你也比我强不了多少，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时，我又开始流鼻血了。一个星期几天，只要我一在地铁里落脚，鼻子就流血。这真烦人，而我就老得把血从脸上擦掉。　　所幸的是，我马上买到了那本书。心情一好，我就建议戴特莱夫该去溜达溜达：“无论如何，这是你自由自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的两腿自动地就把我们领到了塞纳区。施特拉在那里，两个蒂娜也在那里。施特拉看到我高兴得要命，但两个蒂娜正难受异常：她们的毒瘾发作了。她们刚从选帝侯街赛马场回来，两手空空，一无所获。她们忘了这天是星期日，而星期日，嫖客们正和他们的夫人及男女公子在过周未。　　我很高兴自己已经从这个泥塘里拔了出来。我不再怕犯瘾，我用不着再去拉客。几个星期以来，我有一种优越感，感到兴高采烈。这真是妙极了：我在塞纳区里逛，却不想扎一针。　　我们走到了库尔夫斯登达姆地铁站附近的公共汽车站。我们旁边，有两个外国佬。他们一直在向我打手势。虽然我有黄疸，但因为我戒毒时间相当长了，所以在四个姑娘中我显得气色最好。还有，我没有穿吸毒者们的“制服”，我穿的是向妹妹借来的衣服——纯粹是“姑娘”式的——正为的是区别于那些瘾君子。在医院里，我甚至请人剪了发，剪得相当短。　　两个外国佬不停地向我使眼色。我向两个蒂娜说：“要不要我给你们搭上？哪怕他们只给40马克，你们也能两人分一份药了。”不管怎样，处于当时的境地，她们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很轻松地朝那两个外国佬走去：“你们想要两个姑娘吗？我替你们问。50马克，怎么样？”我指着两个蒂娜说。　　他们俩傻笑着：“不，要你。你，睡觉，你，旅馆。”　　我很轻松，不愿为几个铜子而气势汹汹。我回答他们：“好，没问题，不过，这些姑娘，棒极了。14岁，只要50马克。”那个小蒂娜确实只有14岁。　　两个外国佬不为我的话所动。我知道他们的心思，两个蒂娜正在缺毒犯瘾，确实吊不起胃口来。我走回到她们身边，告诉她们事情吹了。后来，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我把施特拉拉到一旁：“看蒂娜这副样子，她们是没法找到客人的。咱们两个去，把他们的火勾起来，后面让蒂娜来干。反正她们要跟客人睡的。和他们要上100克我们可以买半克药。”　　施特拉不等劝就同意了。虽然，对她对我这都是最差劲的。不过，至少我们彼此从来没有向对方说过我们和外国佬有过什么交往。　　我转回来找那两个土耳其人，我的建议马上使他们兴奋起来了。戴特莱夫满面沮丧他说：“行了，你又开始拉客了。”我说：“少胡扯，我什么也不会干的，你没有看见我们是4个姑娘吗？”我觉得我这样做纯粹是出于对两个蒂娜的怜悯，可能真的有一点。但是，不知不觉地，我无疑正在寻找一条迂回通往毒品的路。　　我向其它的几个人解释我们得到努尔马旅馆去，外国佬们在那里有大房间。其它的地方是不会让6个人到一间房子里去的。那好，上路吧。突然，又一个外国佬凑了过来。那两个声明：“他，朋友，旅馆也去。”　　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说，我们高兴的是拿到100马克。施特拉和一个家伙去买海洛因了，她认识一个卖主，卖的半克份额的药分量足，是这块地方最棒的。等施特拉回来之后，8个人继续赶路：4个女孩子和戴特莱夫在前，手臂扣着手臂，把人行道的整个路面都切断了；3个外国佬跟在后面。　　但是，气氛有点紧张。两个蒂娜想马上使用海洛因。施特拉不答应，当然是怕她们把我们蒙了。除此之外，还得想个主意摆脱第3个外国佬，因为我们这笔生意里没包括他。　　施特拉转过身，用手指着他，十分干脆地说：“要是这个鬼子也去，我们可什么都不干！”她真有胆量这样对待这个上耳其佬。　　可是这3个家伙手拉手走着，什么也不想听进去。施特拉建议我们干脆把他们甩了。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好主意”。我穿的是平跟鞋——这是差不多3年以来的头一回——我是能跑的。可是，想了一想，觉得这办法也不很巧妙：“他们迟早会找到我们的，那么到哪一天，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完全忘了，总的说来，我已经不常到“舞厅”去了，我也不再拉客了。　　施特拉不高兴了，她落在了后面，又和那些外国佬们争了起来。到了“欧洲中心”地下通道的时候，我们再也听不到身后的声音了。我转过身子，施特拉不见了，她从地面上消失了，带走了全部的海洛因。那几个外国佬也发现她不在了，显得十分不安。　　这一切都怨施特拉！我愤怒极了。依我看，她只能在欧洲中心里。我向那里冲去，戴特莱夫紧跟我。两蒂娜停在那里不能动，外国佬抓住了她们。我像疯子一样在商业中心里跑了一圈。戴特莱夫从左路找，我从右路。没有施特拉的影子。再加上那两个蒂娜，搅得我心绪纷乱。我看见那几个土耳其人把她们拖进了一家旅馆，我们等着她们干完那件下贱的活儿后出来，等了好几个小时。现在，她们真配得上那一针了！我知道在哪里能找到施特拉。两个姑娘和我走到了库尔夫尔大街地铁站。这里几乎空无一人，因为我们是为找施特拉而来，便直奔地铁站的公共厕所。一走进门，我就听到施特拉的声音，听到她正在行动，正向谁喊着什么。厕所中有很多厕间，可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施特拉的那间。我一边用双拳猛力敲打阁子门，一边喊：“施特拉，马上开门，不然有你的好看！”　　门开了，施特拉探出头，小蒂娜脆脆地给了她一记耳光。施特拉正处于刚刚用完毒品的兴奋中，她声明：“看，这一整袋老海都留给你们，我并不想要它。”然后，她就走了。　　很明显，这是个弥天大谎，她用了这半克的一半还多，说来说去就是不愿意和我们均分。两个蒂娜和我把这袋里剩下的加上我们刚才买的那包放在一起，平均分成了三份。　　对于我这么一个很久没有使用毒品的人来说，这份比我所需要的量要大得多。我的两腿发软，步履蹒跚。我们走到了特莱保斯，施特拉在那里。她正在跟一个商人拉买卖，我们走到她的面前：“嗨，别忘了，你还欠我们四分之一克呢！”她没扯皮，看来她还有点良心。　　我对她喊：“你是一个臭婊子，我再也不和你说话了。”然后，我就跑开去注射施特拉还给我们那份海洛因中我的那部分，又买了一瓶可口可乐。我孤零零一个人坐在一个角落里，这是过午以来刚有的几分钟平静。有那么一会儿，我希望戴特莱夫能来。后来，我就开始思索了。　　开头还算好。我归结了一下：先是我最要好的男朋友扔下我不管了；接着是我最好的女朋友把我戏弄了一番。你得记住：吸毒者之间是没有友谊。你绝对是孤身一人，永远如此，其它一切都是废话。下午的这场恶梦为的不过是一针“老海”！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恶梦不是天天在做吗？　　有几回，我也有意识清醒的时候，可都是在吸毒之后的兴奋之际。没有毒品，我什么都干得出来，身不由己，鬼使神差。今天的事，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我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之中。我很平静——因为血液中有足量的海洛因。我不能再回医院了，再说，已经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总之，他们会把我赶出来的。再不会有任何医院愿意收留我了。医生早就警告过我妈妈：我的肝脏已经到了硬变的边缘。如果我这样继续下去，最多活不了两年。至于毒品咨询处，也毫无希望了。甚至没有必要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和医院保持着联系，再说，他们也不愿意要我了，他们是有道理的：在柏林，有这么多的吸毒的人愿意接受治疗，却没有几张床位。他们当然要把床位留给那些还有勇气戒毒。有希望从毒品中解脱出来的人。而我，很明显，我不属于这类人。可能我开始戒毒有点太早，没有运气从中脱身。　　我头脑清醒。一边呷着可口可乐，一边把问题归拢在一起，同时也没忘记实际问题。　　他们定会把我关在门外，或者说，她用不着这么着急，完全可以等到明天早晨去找警察送我到管教所去。要是在她的位置上，我也会这么干的。我的父亲在泰国。施特拉？不可能。戴特莱夫？我甚至不知道他去哪里熬过这一夜。如果他真的决心脱钩，他应该在他父亲那里，无论如何，明天早晨他就走了，不论是今夜，还是以后，我连一张床都找不到。　　我最后一次清醒地估量我的处境，得出的结论是：我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彻底地脱钩，或者再猛猛地来一针，要命的一针。不幸的是，今晚这第一条路已经堵死了。五、六次戒毒都没有成功，够了，反正比起其他的吸毒者来，我既不比他们强，也不比他们差，干嘛我非留在他们已经离开了的这条窄胡同里呢？　　我走到了库夫尔斯特拉街，我还从来没有在夜里在这里拉过客。到了夜里，吸毒者就让位给那些靠卖淫吃饭的老手了。可是我不怕。我很快地拉了两个客，然后回到特莱保斯。口袋里装着100马克，于是我买了半克药。　　我不愿意去库夫尔斯特拉街的厕所，也不愿意去特莱保斯那边的公厕。因为人大多。那上哪儿？我又买了一筒可口可乐，思索着。我决定到邦代斯广场那边的厕所去。一到夜里，那里空无一人。　　我步行到邦代斯广场，心绪平静。夜晚，公共厕所空荡荡的，给人一种奇特的窒息感。而我却感到莫名其妙的安全，厕所清洁，明亮。这是柏林最棒的公厕，而今只属于我一个人。厕间很大（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厕间里挤进了6个人），门一直挡到地面，隔墙上也没有洞。很多吸毒者都选择这类厕所自杀：因为它太棒了。　　没有拉客的老太婆，没有偷看女人的下流汉，没有警察，我不慌不忙地支配我的时间。我洗脸，梳头。然后，仔细地冲洗蒂娜借给我的注射器。半克药足够了。肯定无疑。在我最后几次戒毒之后，四分之一克的药就足以击倒我了，而今天，我不但有四分之一，甚至更多。而且，黄疸使我十分虚弱。我当然希望能够有整整一克药，可是我觉得自己没法再拉客了。　　我平静地选择最干净的厕间，我感到十分冷静。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我从没料到自杀会连一点悲伤的气味都没有。我即不想过去的，也不想我的妈妈和戴特莱夫。我只想要给自己注射的这一针。　　照老习惯。我把衣物散乱地扔在马桶的周围，把药倒在也是从蒂娜那里借来的勺子里。我忽然想到我也在欺弄蒂娜了，因为她还在等着注射器和勺子。后来，我发现忘记了柠檬。可是，海洛因的质量不错，没有柠檬也会溶解的。　　我在自己的左臂上寻找静脉。实际上，这一次注射和以往的一样，惟一的区别是，这是我最后的一针了。真真正正的最后一针。第二次刺入时扎入了静脉，注射器里马上有了回血。我把半克药一下子注射进去。我没时间干第二回了：我感到心脏被撕裂，颅骨从头上被掀开了。　　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外面的汽车发出强烈的噪声。我倒在马桶边上。我从手臂上抽下了注射器，试着站起来。我发现自己的右腿好像瘫了一样。我能略微动一动，但付出的代价是关节要命的疼痛，特别是大腿关节。我也不知道怎么会把厕所的门打开的。我向外爬了几步，然后站起身来。我靠着墙，用一条腿跳着向前走。在厕所的入口，有两个15岁左右的穿着紧身牛仔裤和绸衫的男孩——两个小兔子——盯着这个用单脚跳的魔鬼。在我就要摔倒的时候，他们恰好扶住了我。他们马上就什么都明白了，其中的一个对我说：“嘿嘿，这可真是回事啊！”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在动物园地铁站见过我。他们把我放在一条长凳上。这是个10月的早晨，天冷得要命。一个男孩子递给我一支万宝路。我想：“真怪，为什么这些相公都爱抽骆驼和万宝路呢？”说真的，我很高兴自己没有死去。　　我给他们讲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施特拉怎么骗了我，我又怎样给自己注射了半克海洛因。这两个小家伙非常乖：如果我想到哪里去，他们可以送我。这个问题激怒了我，我想也没想，便对他们说，把我一个人留在这条凳子上就行了，可是，我冷得发抖，根本走不了路，他们建议把我送到医院去。　　我不愿意要什么医生。他们说他们认识一个非常热心的家伙，一个相公，一个喜欢鸡奸的医生，这使我放下心来：在我当时所处的境地，这倒更让人信赖。他们招来了一辆出租汽车把我送到了他们的伙伴那里。那家伙果真非常热情。他把我安置在他自己的床上，然后开始给我检查。他想让我谈谈毒品，讲述这一切。我可没有这个兴致，对任何人都没有。我向他要安眠药，他给了我一片，还给了其它的药。　　我又开始发烧和流鼻血。我几乎是一刻未醒地睡了两天，第三天，当我的大脑几乎可以正常干活的时候，我坚持不了了。我不想思索，强迫自己不去思索。两个念头在我脑海里反复出现：一是善良的上帝不希望这回要了你的小命；二是下回你得注射整整一克药。　　我想出去。到大舞台去，去注射毒品，去获取那注射后的快感——特别是不要再思索了——直到注射的极限。此刻我走路还很困难。喜爱鸡奸的医生对我十分关切，弄来了拐杖，我架着拐杖走了，可又在半路上把它们扔了：我可不愿意拄着双拐在人前露面。只要咬紧牙关，离开拐杖也是可以走路的。　　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动物园地铁站的广场上。我接了几个客人，其中甚至有个外国佬，他不是土耳其人，而是个希腊人。老实说，我不反对外国人，但我不和外国佬打任何交道，这定约可真有点古怪。不论如何，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反正不过如此了。　　可能我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妈妈来找我。她如果寻找我，就一定会到动物园地铁站来的，所以我才没到库尔夫斯特拉街那边去。但是我也深深地感到不再会有人找我了，这已经不是妈妈焦虑地等我回家的时代了。　　我买了一份药，给自己打了一针，然后又干起营生。我需要钱，准备着万一找不到过夜的客人时使用，那时我就得住旅馆。　　突然，我碰上了沃尔弗，他是戴特莱夫的老主顾，最近，戴特莱夫不曾到他家去过夜。不过他不再是一位主顾，他对海洛因上了瘾，所以现在跑到生意线的这边来了。可能他拉客人很难，因为他都26岁了。我问他有没有关于戴特莱夫的消息。他的热泪夺眶而出。不错，戴特莱夫是在治疗所，没有他，生活就彻底完蛋了，活着没有一点意思，他想脱钩，他爱戴特莱夫，他想自杀。总之，他向我唠叨了一大堆吸毒者们常说的废话。关于戴特莱夫的那些昏话弄得我糊里糊涂。我真不能理解，这个可怜的小相公，竟然自作多情地以为他在戴特莱夫身上有着某种权力。戴特莱夫应该离开治疗所回到他身边，仅此而已。他甚至把一把公寓的钥匙留给了戴特莱夫。听到这句话，我不禁脱口说道：“你真是一个混蛋，一个蠢货！你把你家的钥匙留给戴特莱夫，这样，他就知道，万一治疗所把他赶出来，他就会有落脚之处。要是你真的爱他，你就该想方设法让他脱钧。但是，你不过是个下流的鸡奸犯而已！”　　沃尔弗正当瘾发之际，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弄得灰溜溜的。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如果我到他家去过夜又如何？我平静了下来并向他提出了这个建议。为了酬答他的好客之意，我马上接个客人，给他买上一份药。他特别高兴我能到他家去睡，因为除了戴特莱夫和我之外，他再也不认识别的人了。　　我们一起睡在他的那张大床上，由于戴特莱夫不在，我还能够和他相处。他让我讨厌，但还能忍受，这个可怜的小相公。　　于是，戴特莱夫的两个爱人就睡在一张双人床上了。每天晚上，几乎都是老一套：沃尔弗没完没了地重复他多么爱戴，大哭一场然后入梦。这使我的神经焦燥不安，但我还是忍住不发火，因为我需要这张床位。甚至有一天他向我宣称，在戴特莱夫戒毒之后他们俩将在一所漂亮的公寓里同居，我都没有发怒。再说，左右对我来说都是一样。此外，我想，戴特莱夫和我对他还该有点爱怜之意：如果当初他不是结交了我们，他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小相公，偶尔地，到酒馆里买个醉醺醺以忘掉他的不幸，仅此而已。　　我们就这样打发了一周的时光，注射毒品，地铁站，地铁站，注射毒品，晚上是沃尔弗无止无休的哀叹。　　一天早晨，我醒了，因为我听到有人打开了公寓的门，在走廊里弄着什么东西。可能是沃尔弗。我喊着：“别吵了，我要睡觉！”走进来的是戴特莱夫。　　我们拥抱。我们接吻。重逢的快乐。突然我明白了：“你溜出来了！”　　他向我解释。像所有新到医疗所的吸毒者一样，人们要他担任三周司晨员。要一个扎吗啡的人遵守时刻，这几乎比要他登天还难。戴特莱夫必须每天在同一时刻醒来，然后叫醒其他的人。这对他来说是一场极为可怕的考验。所方之所以制定这种制度，对接受医疗的病员进行选择，是希望把他们掌握得太少的床位保留给那些还有些意志的人。戴特莱夫没能经得住这种考验，有三次他没能按时醒来，所方把他开除了。　　戴特莱夫告诉我戒毒医疗所是个不坏的地方。不错，挺苦的，但他下回一定能够成功地坚持下来。目前，他打算不动毒品——而且，他马上着手到戒毒医疗所去找一张床位。他告诉我，在那里他遇到了好几个我们过去的老朋友，比如说佛朗克，在他的朋友安哥死后想试着脱钩。安哥死的时候14岁，和巴普西一样。　　我问戴特莱夫今天他打算干什么。先来一针再说。我要他给我带回兴奋剂来。两个小时之后，他回来了，还跟着一个叫比科的人，那是他过去的客人。比科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满的一袋海洛因！足足10克。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的海洛因。等我醒过神来，马上向戴特莱夫喊道：“你疯了？怎么能往家里带10克海洛因？”　　“从今天开始，我当毒贩子了。”　　“你有没有想过警察？如果他们抓住你，那你就会再进班房，而且会是几年！”　　戴特莱夫不高兴了：“我没功夫想警察，别再给我泼凉水好不好！”　　他马上干了起来。用小刀把它分成若干小份，放在小方块铝铂纸上，我觉得纸裁得大小了，并让他注意到这一点：“老伙计，你要注意。它的大小最要紧。货的量不变，可包要大些。记得洗衣粉吗？那么大的盒子，可里面只装了四分之三”。　　“你开始跟上我了。我的药量一定要足。人们马上就可以发现，我这里的服务是最好的。”　　这时我才想到要问一问这些毒品属于谁。自然是属于比科。这个小流氓！当初，他干的是溜门撬锁盗窃写字间的勾当。刚刚出狱，还处于监管期间，就想利用戴特莱夫这个傻瓜干活来摆脱他自己的困境。他用二道贩子的价格从他在狱中结识的波茨但街的老鸨子千里买了货，他自己不去卖——他也不会卖，他只是个酒鬼——却让戴特莱夫给他干活。　　等戴特莱夫把包包好，我开始数共有多少包。其中有一克一包的，半克一包的和四分之一克一包的。我的数学从来学得不好。可是我马上就算出只有8克：他把分量给得太大了。如果不核实一遍的话，我们就得掏自己的口袋来付那两克海洛因的钱了。　　好办，我们重新干起。因为纸上总会沾着些粉未，我就把它们收集起来留为自用。　　戴特莱夫决定把包包得更大一些，并且同时赠送一瓶啤酒，这样可以显得他货源充足。这回他决定只包四分之一克的，最后，共有24包。　　我们马上先注射了两包：当然应该品尝一下自己的货物。这可真是质量极佳的海洛因。　　晚上，我们把货物带到了特莱保斯。我们把大部分货埋到了大楼后面的垃圾桶旁边，身上所带的决不超过3包。这样，当突然搜查时，我们就不会被划为毒品贩子。买卖开头还不错，头天晚上就脱手了5克，很快人们就知道我们手里有质好量足的海洛因了。只有一个人埋怨我们的货色不好，当然是施特拉。就是这样，也不妨碍她提出当我们的代销客，而我，这个可怜的傻瓜，居然接受了：她每代我们售出5包，便可以得到四分之一克。而结果是：我们自己什么也嫌不到了。我们和比科约定的是，每销出10克，我们可以提成1克半。而我们支付了代销者的服务之后，剩给我们这些二道贩子的仅仅是能够满足每天需要的海洛因了。　　比科每天早晨来结帐。每天晚上，我们的钱箱一般能有2千马克——这就意味着比科能拿到1千马克的纯利；而我们，只有1克半的海洛因。比科基本上不冒任何风险，除非我们揭发他。　　他是很谨慎的。他早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被捕，如果我们把他出卖给警方，最好是事先准备好棺材。他的波茨坦街的伙伴会承担这项工作。就是在监狱里也逃脱不了，到处都有他们的伙汁。他还威胁我们，如果察觉我们伪造账目，他也会让这些伙计们来干预的。我们真的相信他的威胁。　　戴特莱夫不愿意承认比科在诈骗我们：“你还想干什么？首先，这可以使你不必去街上拉客。我可不愿意你再去卖淫了，我呢，也不想再去干。那么，我们只好走现在这条路了。”　　大部分的小二道贩子的处境和我们相同。我们从没有足够的钱直接向中间人购进十克海洛因。再者，我们也不了解毒品的分配网。我们又怎么能够与波茨坦街的保护毒品的地痞们接上头呢。街上的毒品小贩——他们自己就是吸毒者———般都需要用现金买进毒品，也正是这些可怜的上瘾的家伙最后进了班房。而像比科这样的人，基本上在警察的打击范围之外，而且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替换的代销小贩，为了每天能注射两针，每个吸毒者都愿意干这个买卖。　　几天之后，我们感到在特莱保斯附近不安全了。到处都充斥着便衣警察，这对我们是个极大的压力。我们重新组织了销售方式：由我在特莱保斯担任推销员，而戴特莱夫拿着货在稍远的地方等候，由我把买主打发到他那里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戴特莱夫毫不在意地在特莱保斯附近晃来晃去，口袋里装满了药包。一辆汽车停在他的旁边，司机问他去动物园地铁站该走哪条路。戴特莱夫慌了手脚，拔腿飞跑，把货扔进了他碰到的第一个荆棘丛中。　　他向我解释说那家伙肯定是个警察，因为不会有人不知道动物园地铁站在什么地方。　　这下糟了，我们看着每个朝着库丹姆开车的或散步的人都像是警察。我们也不敢去取回扔掉的货：要是警察在那里等着我们可怎么得了？　　我们真是陷进了泥淖。第二天早晨，我们没法和比科清帐。跟他实话实说？他不会相信。我想了个主意：就告诉比科我们被外国佬抢了，他们拿走了一切，连钱带毒品。反正事情闹大了，干脆把手里有的这几个钱也花掉！这个混蛋真卑鄙！他每天从我们身上赚1千马克，而我们却一个子儿都没有。我得买几件衣服了。我没有暖和衣服，我总不能一冬天总穿着我从医院里溜出来时所穿的衣服在街上逛。　　戴特莱夫终于明白了给比科200马克和一文不给没有多大区别。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便去了旧货市场，看到什么顺眼的东西，戴特莱夫先试，然后我试。我们仅买那些他能穿我也能穿的衣服。我决定买一件黑兔皮上衣。戴特莱夫穿着正合适，显得十分招人喜欢。后来，我们还买了香水，一个人音盒和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但是，我们并没有把钱全部花光——我们不能什么都买，仅仅是为了需要高兴而已。我们把剩下的钱都藏了起来。　　我们刚刚回到沃尔弗家，比科就来了。戴特莱夫说他还没有注射，他得先扎一针然后再算帐。当然这不是真话。跟往常一样，一起床我们就注射过了。但是，戴特莱夫对将要发生的事情怕得要死。　　比科说：“好吧。”然后就埋头去读我的一本恐怖小说。戴特莱夫又注射了四分之一克海洛因，针还没有从胳膊上拔下来，便坐下了。　　我想，好，连着注射了两针，想打个盹也没有什么让人不放心的。只不过得马上把注射器从手臂上拔下来。不然血液就会凝在针里，要清洗就麻烦了，再说，我们也没有备用的针。我用一块棉花沾着酒精去擦戴特莱夫臂上的针孔。我发觉他很奇怪：我扶起他的手臂，一放手，他的手臂便无力地垂下来。我推他，想让他醒过来，他却从椅子上滑到了地上，他的面孔灰暗，嘴唇青紫。我解开他的衬衫听他的心律，根本没有心跳。　　我马上闯到一个邻居家，一个退休的女人，请她让我使用她的电话。为了救急，我拨了警察局应急号：“我的朋友没气了，是因为过量注射毒品造成的。”我告诉了他们这里的地址。这时比科朝我喊道：“他醒过来了，别说了。”我对警察说：“谢谢，不麻烦你们了，警报有误。”接着便挂断了电话。　　戴特莱夫仰面朝天地躺在地上，眼睛已经睁开了。比科问我是否和警察提到过毒品，是不是已经把地址告诉了他们，“没有，没有直接提到，我想他们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我说。　　比科像对待神经质的蠢货那样待我。他给了戴特莱夫一记耳光，命令他马上站起来。我要他不要缠住戴特莱夫，他朝我喊道：“闭上你的臭嘴，蠢货！拿水来！”等我从厨房取回水来，我看见戴特莱夫已经站了起来，比科正在训斥他。我真高兴戴特莱夫已经恢复了常态，想去拥抱他，他把我推开了。比科朝他的脸上泼了一碗水，对他说：“来吧，傻小子，快点溜吧。”　　戴特莱夫仍旧面色灰白，站立不稳。我求他还是躺下，比科喊了起来：“闭嘴！”而戴特莱夫却对我说：“我没时间了。”他们就这样走了，比科搀着戴特莱夫。　　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浑身抖作一团。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戴特莱夫死了。我倒在床上，试图把精力集中到恐怖小说中去。有人敲门，我从窥视孔朝外看：那是警察。　　这时我丢魂落魄，没有从窗户跳出去逃跑，反而开开了房门，我十分勉强地向他们解释：公寓是属于一个鸡奸犯的，他出外旅行去了，把房子借给了我。今天早晨，两个年轻人闯了进来，他们彼此注射了毒品，其中的一个倒在了地上，所以我叫了警察。　　警察问我那两个年轻人的名字，能不能描述他们的外貌，等等。我胡乱地向他们说了。他们看了我的身份证。事情马上有了结果：“好吧，你跟我们走吧，人们已经报案说你失踪了。”　　他们对我还不错，给我时间让我把两本小说塞到我的塑料包里并且给戴特莱夫留了个条子：“亲爱的戴特莱夫，正如你想到的，我到底进去了。一有机会我就告诉你我的消息。温柔地拥抱你。你的克丽斯蒂娜。”我把这个条子用胶纸贴在公寓的门上。　　他们先把我带到了弗里特里斯特拉街警察分局，然后送我到拘留所。在那里，他们把我塞进像是从西部片里借来的一间牢房：一面完全用铁栅栏组成的墙，门开门闭总是发出《道奇城的司法官》影片里的那种声音。我把身子贴在铁栅栏上，双手紧抓住铁栏。真是让人丧气死了。于是我躺在了那架纸床上，由于海洛因的药劲还没失去，我很快睡着了。人们给我拿来一个小杯，让我在里面小便，以便化验尿，杯子放在一个小桶里，免得把地面弄脏。无论谁从这里经过都能看见我小便。这一整天，他们既没给我吃，也没给我喝。　　下午快过完的时候，我看到母亲来了。在经过栅栏的时候，她只向我投来了无神的一眼。可能有些问题还要和警方解决吧。后来，门开了，妈妈向我说：“你好！”抓住了我的胳膊，抓得很紧。很紧。外面有辆汽车在等我们。妈妈的男朋友卡洛斯坐在驾驶座上。妈妈把我塞在后排座上，她坐在了我的身旁。所有的人都一言不发。卡洛斯好像迷了路，我们朝柏林驶去。我想：这回可好，他们全都呆了，连到克勒贝尔的路也找不到了。　　我们停下来加油。我告诉妈妈我饿了。我想吃面包，她给我买了3个。在开始吃第2个的时候，我感觉不舒服。卡洛斯不得不停车让我到外面去吐。我们走在高速公路上，他们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呢？到儿童教养院去吗？我会逃出来的。后来，我看到了“特凯尔”机场的牌子，这太过分了，他们要把我赶出柏林去。　　我们下了车。妈妈一秒钟也不离开我，一直像刚下车那样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腕。这时我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二句话：“请您放开我的手好吗？”我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她放开了我，但仍旧停在伸手就可以抓住我的位置。卡洛斯断后，也保持着警惕状态。我更加萎靡不振。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反正他们从我身上什么也得不到。当母亲拉着我朝写有汉堡的通道走去时，我还是朝周围瞥了一眼，看看有没有办法溜掉。但是我已经筋疲力尽，不能试一试了。　　汉堡！真让人丧气。我有一个奶奶，一个婶婶，一个叔叔和一个表兄住在离汉堡50公里的村子里。再也不是城里人啦。他们的房子维护得如此完美无缺，真让人作呕。地上连个灰尘颗粒都没有。有一天，我光着脚在地上走了几个小时，晚上，我连脚都不用洗，可见有多么干净。　　在飞机里的时候，我装作专心致志地看我的恐怖小说，实际上我也真的看了几页。妈妈一直像条鱼一样一言不发，她甚至都没告诉我，我们要到哪里去。当空中小姐开始那一套惯常的花言巧语时——您的旅途愉快……希望尽快地再次为您服务，等等——我发现妈妈哭了。接着，她开始说话，用机关枪的速度。她一直是为我好。最近，她总是梦见了我死在了公共厕所里，四脚抽搐，到处是血。是让个毒品贩子害死的，而警察通知她去认领尸体。　　我总是觉得妈妈有心理玄学方面的特殊才能。假如某天晚上她对我说：“孩子，不要出门，我有一种古怪的感觉。”这时，就会发生某些意外：在一次紧急搜查中被抓住啦，上当受骗啦，一件讨人嫌的事故啦，等等。听她述说她的梦境，我马上想到了比科，他的威胁，和他的那些充当保护人的地痞朋友。可能这回是妈妈救了我的命，我不让自己想得太远。自从我错过了出去的机会，我就不再思索了。　　我的婶婶在机场迎接我们。我们和妈妈一起吃午饭，因为她要乘下一个航班回柏林。我想要一瓶“弗罗里达男子酒”，可是在这个豪华级的饭店里却没有这种牌子的汽水。虽然我渴得要命，可是我什么也没喝。　　我妈妈和婶婶给我上了一大堂课。她们二位在半个小时之中，为我描绘了今后年代中我的生活计划：上学，交新的朋友，学会某种有益的技能，然后带着职业教育证书回柏林去。这并不复杂。妈妈流着泪向我们告别，而我，我克制住自己不去受影响。母亲的诉说--------------------------------------------------------------------------------　　白天真难过。我克制着自己，紧张得快要裂开了。从飞机场回来的路上，我终于能够流泪了。我又难过又心安：难过的是克丽斯蒂娜离开了我，放心的是终于让她从海洛因中脱身了。　　这一次，我肯定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戒毒中心的失败教训使我觉得，惟一的办法是把克丽斯蒂娜带到弄不到海洛因的地方去。这是使她活下去仅有的机会了。当她父亲把她领到他那去后，这给了我一点时间进行判断，我得到的结论是，只要她留在柏林，她就算完了。我的前夫多次向我保证她会戒毒，我根本不相信。很久以来我就为克丽斯蒂娜的生命担忧，但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糟。而在巴普西死后，我就没有一分钟的平静。　　我知道片刻都不能等，马上就得把克丽斯蒂娜送到我自己家中去，但她父亲不同意。因为克丽斯蒂娜正生活在他的屋顶下面，他就取得了对她暂时的监护权。我说服不了他，他不能理解我。可能他没有我的经验，也可能他不愿承认他的失败。　　这时，我收到了克丽斯蒂娜因触犯麻醉品法而被控告的通知，这是反麻醉品警察署的西克夫人打电话告诉我的。依她之见，我没有什么自责的：“怎么办呢？谁要想注射，他就注射——每个吸毒者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她知道很多吸毒者都像克丽斯帝娜一样，出身于正派的家庭，却出庭受审。她劝告我，不必自寻烦恼。　　当看到为指控克丽斯蒂娜而收集的罪证中有一小包在她房间中找到的海洛因时，我被刺伤了。这是我找到的，在疯狂中我把这个用电话告诉了西克夫人。她请求我——虚伪！——给她寄去进行化验，我当然没有想到我的这个发现有朝一日会用来指控自己的女儿。这个西克夫人还向我说：“别写邮寄者的姓名，这样，别人就证明不了什么了。”　　我认为，因为用毒成瘾便对像克丽斯蒂娜那样的年轻人进行审判是不公正的。克丽斯蒂娜没伤害过别人，她不过是自我毁灭而已，谁能审判她？更不用说谁都知道监狱是治不好白面鬼的。　　起诉书的宣读更加强了我的决心，我鼓足勇气，我找儿童监护部门，向他们介绍了所有的情况。从我在各种管理部门奔来走去以来，这是第一次有人认真听我讲话。负责我这件事的社会工作者蒂尔曼先生也认为最好让克丽斯蒂娜远离柏林。在把对她的监护权归我之前——这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由他来照管此事，到一家治疗中心去找床位。我的前夫会很容易地同意的，这肯定无疑。我感到，至少这次人们不是空许愿，蒂尔曼先生真的把克丽斯蒂娜的事挂在心上了。　　就在这次会面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有人敲门，是克丽斯蒂娜。她刚从反毒品咨询处回来。她筋疲力竭，带着海洛因，大谈她要过量用毒来自杀。我先是让她安静下来，让她睡下。接着，我打电话给蒂尔曼先生，他很快就到了。于是，和克丽斯蒂娜一起，我们3个人制定了一个行动计划：她先到精神病医院住上几天，实行肉体戒毒，然后从那里直接到治疗组织去（在此期间，或者由反毒品组织，或者由蒂尔曼先生为她找一个床位）。　　克丽斯蒂娜显得心甘情愿。蒂尔曼先生负责种种手续，而且进行得很快。我们见了精神病医生和社会安全部医生。蒂尔曼先生拿着诊断证明去见我的前夫，劝说他在自愿申请床位的申请书上签字。这样，我就能把克丽斯蒂娜领到精神病医院去了。　　半个月之后，她被转到鲁道夫?维尔那医院去治疗她身上的霉菌。我认为波尼?朗斯的人不该让一个有毒品瘾的孩子任其所为，应由他们在途中监督她并且到鲁道夫?维尔那医院继续照料她。但他们却宁愿只把她送到为止，然后，就没他们的事了。这样，她逃起来就没有丝毫的不便了。　　多么漫不经心！这把我对这些团体的最后一点信任都粉碎了。我对自己说：“要救你的孩子，只有靠你自己。”蒂尔曼先生则试着鼓励我。　　所幸的是，她这次出走持续时间不长。第二天晚上，她就回到我身边，扑在我怀里哭了起来。她请求我饶恕，她又注射海洛因了。我没有骂她。过去，由于我对自己无力帮助她感到失望，使我有时把怒气出在她的身上。此时，我的怒火已经熄灭了，我把她搂在怀里。我们平静地交谈。　　克丽斯蒂娜继续坚持原定的行动计划。我对她说：“好吧。”但是我也让她明白，再做一回蠢事，她就得到外婆家去，没有商量的余地。她向我发了誓。　　在好几天中，她都按时到反毒品咨询处去。她还真够顽强，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轮到她。而回到家中，她就坐在桌旁，为办理接纳手续起草简历。　　我见到了隧道的尽头。人们已经在一个医疗团体为她找到了床位——这几乎是毫无问题的了。我们一起谈起圣诞节：她肯定不能在家里过节了，因为当时已经是11月初了。　　在这期间，我的前夫也明白了他的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不再反对我们的计划，我们脚下的土地又变得坚实了。　　这时候，克丽斯蒂娜又第二次出现了黄疸。猛然之间。一天夜里，她高烧41度。第二天早晨，我把她领到斯代格里兹诊所。她面色蜡黄，已经站不住了。那位给她检查的女医生对我说：“她的肝部因为吸毒而阻塞了。”不幸的是，不能留她住院，诊所没有隔离设施。这是谎话。后来我打听过，斯代格里兹诊所有25张隔离床位。实际上是他们不愿意收留吸毒者，那样做对他们太慈悲了。最后，女医生向鲁道夫?维尔舒医生提出了接受她的要求。　　克丽斯蒂娜的病情在几天内有了好转。她有了活力并准备接受治疗。甚至于技术大学反毒品中心的人也来看望她，人们都用力支持她。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这么乐观了。　　一直到她的女友斯代拉来探望她那天为止。在此之前，我曾请求过女护士，在我离开期间不要放任何人进去——当然，反毒品中心的人除外。　　但是，我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我给她领来了戴特莱夫，因为她是那么想见他。戴特莱夫刚被释放，虽然自由了，但还被监视着。他也被某个治疗中心接收了。我没有那么硬的心肠阻止他们相会：他们相爱，这两个孩子，而我想，一个知道另一个也在治疗会使他们坚持下去，可能他们会互相鼓励的。我怎么会想得那么天真呢？　　克丽斯蒂娜开始溜出去几个小时。有一天晚上，跟往常那样，我下班以后来看她，发现她又注射海洛因了。她是在我到达医院前几分钟才回来的。这样的事发生在她身上对我来说并不显得如何严重〕但是，当她开始胡扯，借口是仅仅到城里去吃意大利面条——她又向我说谎了，这时候，我觉得我的两条腿已经不是我的了。　　我要求同意我陪同克丽斯蒂娜过夜，自然我付钱。护士向我解释说，很遗憾，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以后，她们会监视克丽斯蒂娜的。3天之后，护士在她的病区入口处迎接我，并告诉我说：“您的女儿不在这里。”　　“啊，是这样？您能告诉我她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她得到允许到公园里去散步，但她没有回来。　　听到这些话，我感受到的痛苦是无法形容的。　　我回到家中，坐在电话机旁。晚上11点20分接到了电话：她回去了。护士的冷漠态度使我惊惶不安：“假如她要逃，她总会逃的。这是她的事。吸毒的人有这个习惯，她们都会跑的。”当我对那位女护士略加微辞的时候，她正是这样回答我的。　　女医生的态度也不比护士好多少，她简单地向我表明：她对此无能为力。如果克丽斯蒂娜再次违反规定，他们将不得不以不守院规而强迫她出院。此外，生物化验已有了结果：假如她继续这样下去，她不会活过20岁的。他们争取再说服她，不过，很遗憾，他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第二天晚上，医院又来了一个电话：克丽斯蒂娜又逃跑了。我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过了一夜，克丽斯蒂娜没有回去。她销声匿迹整整两个星期，一点消息也没有。　　头两、三天，我和我的男友到外面去找她，照过去的样子，我们把所有的唱片舞厅和地铁车站走了一圈。接着，医院要求把她的衣物取回。当我拿着她的书包、书籍和杂七杂八的小东西回到家中之后，我头一次决定撒手不管了，让她自己去碰个鼻青脸肿吧。　　我对自己说：“好，这是她自己的愿望，她知道她会走到那一步。”我停止了对她的搜寻，我想向她表明，我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不过，当时我也不知道我能在多长的时间里保持这种态度。　　我向警方申报了她的失踪，并留下了她的照片。他们总会伸手管这件事的，可能利用大搜捕的机会吧。然后，我就要把她塞进第一班飞机，把她带到远离柏林的地方去。　　半个月后，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收到了我久等的电话：克丽斯蒂娜在弗里特里兹斯特斯警察局。尽管克丽斯蒂娜大吵大闹，给我打电话的人却表现得出乎意料的理解，我求他把她置于他们的监督之下，下午我就去接她。我们马上乘飞机离开柏林。　　我去买机票，一张往返的给我自己，另一张单程票是克丽斯蒂娜的——说这句话可真使我难过。接着，我给我家打了电话。　　我要我的男友陪我到收容所去。我想，我们两个人总能防止她逃跑吧。　　克丽斯蒂娜一言不发，我也是一样，我觉得自己没有说话的气力。　　在办理登机手续时，我觉得膝盖发抖，心脏乱跳。克丽斯蒂娜总是沉默着，看都不看我一眼。一直到飞机降落，一直沉默不语，呆坐在座位上，咬着手指或看她带的一本小说。她没有试图溜走。　　当飞机飞上高空，她开始从舷窗向外看，这时黑夜已经降临了。我对女儿说：“好吧，到此为止。毒品这本书该合上了。你到你埃瓦丽娜婶婶家去住，开始新的生活。”　　克丽斯蒂娜自述　　在祖母家过的前4天我处于因中断毒品而发瘾的病态中。刚一能起床，我就穿上了瘾君子的大礼服，兔皮上衣、超高跟皮靴，然后带上我婶婶的狗，到树林里去。　　每天早晨都是同样的节目：像过去到动物园地铁站之前一样的打扮、化妆，然后到树林里去闲逛。高高的鞋后跟总是陷到沙地里，每隔十米就会绊倒一次，由于跌跤，膝头上磕得紫斑累累。祖母建议我穿旅行鞋，我十分厌恶地拒绝了——单是“旅行鞋”这个词就让人恶心。　　慢慢地，我发觉我的婶婶——她正好30岁——还是可以谈一谈的。可就是跟她我也不敢说起我的真正的问题。再说，我也没有心思谈，甚至想这些问题。我的真正问题叫作毒品和与它有关的一切：戴特莱夫，塞纳区，古丹姆大街，过瘾，不被逼着动脑筋，自由自在。实际上，我只想一件事：你很快就会溜走的。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我没有制定一个逃跑的计划。这只是个念头：有朝一日，你会逃走的。可能我并非真有这种愿望。我对最近这两年里被叫作“自由”的东西太害怕了。　　我的婶子用一张禁令之网紧紧地把我箍住了。我15岁了，可是当我要出去的时候，我必须准时在9点半前回家。从11岁起我就没经受过这种事。这使我恼火，可奇怪的是，我几乎总是照办的。　　我们到汉堡为圣诞节去买东西。一大早出发，朝着大商店冲去，在那一群群抓住货物不放或者乱翻漂亮钱包的市民中间开辟出一条路来。奶奶、婶子、叔叔和表兄试着新衣服，买不到给埃瓦丽娜婶子。伊达婶子和齐什姆的礼品，也找不到给玛琴狄斯夫妇的礼品，叔叔要买一双放在自己鞋里的鞋垫，再有，他还想给汽车买个什么东西，而且非得在大商店买，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奶奶又瘦又小，还挺起劲地东看西问，不断地迷失在人堆里，这时，就得去寻找她。不时地，就剩下我孤身一人。这时，我当然想到乘机溜走。我已经发现了汉堡的“大舞台”。只要我走到街上，与2、3个吸毒者模样的家伙搭上话，过去的一切就会继续下去。可是，我下不了这个决心。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的是什么。当然我又一想：“瞧那些人：惟一能使他们沉醉的就是买东西。逛商店。我宁愿倒毙在肮脏的厕所里，也不愿意像他们那样。”说实话，如果有一个吸毒者过来与我攀谈，我就会溜走。　　但是实际上我又不愿意溜走。我甚至多次央求我外婆家里的人把我先送回去：“我受不了了。让我们回去吧。然后你们再独自回来买东西。”可是他们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突然疯了似的：对于他们，采购过圣诞节的东西无疑是一年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晚上，我们找不到我们的汽车了。我们跑了一个又一个停车场，还是没有车。可我很欣赏这种处境：突然间我们变成了一个共同体。人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有一个主意，但是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找到那辆该死的汽车。然而我觉得这一切很可笑，我不停地在笑，可其他人却越来越生气。天气越来越冷，除了我以外，其余的人都冻得直哆嗦：我的身体早已领教过比这更厉害的环境。　　后来我婶婶干脆就站在卡尔斯坦进门的暖风口下，拒绝再挪动一步。我叔叔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把她从这处安乐窝里拉走。最后，我们终于还是找到了汽车，于是这场风波就在大家一阵大笑声中结束。回家的路上，气氛活跃极了。我的自我感觉良好。我觉得我已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我有点适应了。至少在努力这么做。真难呀。我说话时必须时刻留心。每句话，每个字都要注意。我一不小心冒出一句“他妈的”，我祖母立刻就说：“这么脏的活出自一张那么漂亮的嘴。”这样一来我就紧张了，我很想与别人讨论，但最好别这么做，因为到后来我总是惹得别人生气。　　圣诞节到了。两年以来这是我第一次与亲人在圣诞树下吃年饭：去年和前年，我都是在塞纳区度过圣诞节之夜的。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高兴。总之，我决定至少在分发礼物的时刻，要努力做出高兴的样子。可是到了那时候，我却无须装样子，礼物的确使我高兴。我第一次得到如此多的圣诞节礼物，以至我惊讶地计算了好一阵子，这些礼物要花多少钱，相当于买多少海洛因。　　我父亲来与我们一道过圣诞节。跟往常一样，他坐不住。乃日和26日两晚上，他都带我去迪斯科舞厅。两次我都一口气喝了六、七杯可口——郎姆酒，喝完之后，我就在酒吧的小桌旁睡着了。我父亲见我喝白酒很高兴。我心想我最终会适应这个偏僻的村庄，这些年轻的乡下人以及迪斯科音乐的。　　第二天，我父亲返回柏林：有一场冰球赛，他不想误了。这是他的一个新的爱好。　　圣涎假期一过，我又接着上学。我升到四年级。这使我害怕：三年以来我几乎什么都没有学。另外，去年，我缺了许多课——生病，戒毒，或者干脆说，是我自己逃课。然而从第一天起，我就很喜欢我的新学校。那天早上，老师让我们画一幅很大的画，覆盖教室里整堵墙的画。老师立刻允许我加入这个集体劳动。我们画了一些房子，一些漂亮的古老房子。确切地说，类似我向往有朝一日能住上的那种房子。我们在画面的街道上，画满了面带笑容的人群，还画了一只拴在棕榈树下的骆驼。真是一幅杰作。我们在画的下面写了一行字：“大路下面是海滩。”　　我后来注意到，青年俱乐部里有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只不过那里的图画说明文字是：“不要哭泣，不要喝醉，拿起镰刀和斧头。”显然俱乐部的画被具有政治色彩的人定了调。　　我的知识还很浅薄，但我愿意努力：至少要获得毕业证书。从上小学以来，我第一次做了作业。三个星期后，我几乎完全融汇在学习生活中了，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到底。　　校长轻咳了一下，向我宣布，他很遗憾不能继续把我留在他的学校里。我不具备被中学接纳的条件。可以确信，是我的档案让他感到震惊，他甚至不等下课，就径直到课堂上来找我，并撵我走。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说不出一个字。他再也不想多留我一小时。我必须在下一堂课间休息时去找补习课的主课老师。我像一个木头人似地乖乖服从。一进补习课负责老师的办公室，我的眼泪就唰唰地掉下来。他对我说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坚持上补习课，板凳把裤子都磨破了：因为我想重要的是好好学习，拿到毕业证。　　我从办公室出来后，试图弄清楚我的处境——很久以来我没有这么做过。我不是可怜自己。咎由自取，我很清楚这点。我忽然明白了，我梦求的戒毒后的新生活完全是荒谬的。其他人并没有以现在的我来看待我，还是以过去的我来判断我，所有其他的人：包括我母亲。我婶婶。校长先生。　　我同时还发现我已无法改头换面，也不可能在一、两天内成为另一个克丽斯蒂娜。我的身心都不停地使我回想起过去。我那严重受损的心脏，就是我使之遭受毁坏的一个记录。我与我婶婶在一起的每天的生活也不平静。为了一个“不”与“是”．我常常发怒，我们不停地吵嘴。一点压力都会使我不舒服，所有的催促我都受不了。在我最沮丧的时候，我心想，美美地注射一针毒品，这一切烦恼就都解决了！　　在被职业学校驱逐后，我对自己在学业上的成功完全失去了信心。我甚至不敢再去试一试。我再一次陷入没有愿望的境地。我被开除，自己却无法为自己辩护。但是，这位校长肯定不会知道三个星期后，我是否还在继续上学。好吧，我可以去上综合学校——附近有一所这种学校，我只需坐公共汽车去就行了——在那里，我可显露我的聪明才智。但是我实在害怕又被撵出来。真害怕又遭失败。　　我逐渐明白过来——我需要一定的时间——什么叫“补课”？在这个村子里，有两个迪斯科舞厅，类似青年俱乐部。其中一个几乎全是公立中学生和职业学校的中学生光顾，另一个是学徒工和上补习课的学生常去的地方。开始，我去中学生们常去的那个俱乐部。我被职业学校开除后，我立刻感到中学生们就斜眼看我了。于是我就只好去另一个俱乐部。　　这是我第一次遭遇这种经历。在柏林，这类歧视不存在。在柏林的综合学校不会遇到这种情况，更不用说在吸毒帮里了。在这里，这种歧视表现在课间休息的庭院里，一道粗白线条把院子一分为二，不能越过白线。一边是职业学校的学生，一边是补习生。我如果想跟以前的同学说话，我们双方都必须站在白线两侧。人们小心翼翼地把前途远大的年轻人与已经被扔进废品堆的年轻人——我们这些补习生区别开来。　　这就是人们要我去适应的社会。“适应”，这是我祖母的口头禅。但是，这并不妨碍她向我提建议，我被职业学校开除后，她劝我课后不要和补习生在一起，劝我在公立和私立中学生们中间交朋友。我对她说：“你必须说出一个理由，你自己的孙女也在上补习课。我正在适应，我将会在补习生中间接交朋友。”这又造成一次口角。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对学业完全不再感兴趣。但是我发觉班主任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已经上了年纪，有一些完全老古板的思想——总之，是一个难以相处的人。但是他有权威，他让别人尊重他而不会大叫大骂。他一进教室，全体学生自发地起立。他是惟一一个能使学生们这样做的老师。他没有给人施加压力的样子，对我们每个人都很负责任。当然也包括我。我们的许多年轻老师完全是超理想主义的，只是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不知所措。在许多事情上，他们并不比我们学生强。有时他们完全让我们放任自流，结果看到一切都乱了套，他们又大叫大嚷。尤其他们对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不能给予清楚的回答。他们总是不断地说：“如果”，又不住地说：“但是”——他们也像我们一样茫然。　　我们的班主任从来不让我们对未来——，对如今等待补习生的未来报幻想。他丝毫不掩饰这个未来是很艰难的。但是他认为，只要我们稍稍用点心，就能在某一方面比公立中学生们强。例如，在拼写方面——如今那些中学毕业会考及格者已经不会拼写了。我们能正确无误地起草一份求职书，就将使我们多得到一张王牌。他试图让我们学会那些自认了不起的人的处人处事的方法。而且他总是要引用几句格言，通常都是上一个世纪的格言。学生们对此总要报以笑声——再说大多数学生从不克制笑声——但是我觉得每个格言多少都包含了一点真理。这位老师的看法我还不是都赞成，但是这位老师让我喜欢的地方就在于他似乎还能分辩黑白。　　绝大多数学生不太喜欢他。他们觉得他过于苛求，他时常进行道德说教，使他们感到紧张。总之，我的大多数同学对什么都不感兴趣。有几个人学习稍微用心点，为的是想得到一个好点的毕业证书。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上完补习课后找到一个工作。他们老老实实地做作业——确切地说是按照所要求的去做。读一本真正的书，对课程以外的事情感兴趣，他们连想都不去想。当班主任或一个青年教师偶尔试图发起一场讨论时）老师得到的是一阵愚蠢的冷笑。我们班的同学对未来的打算不比我多：再说，一个补习生怎么可能有长远的打算呢？假如他有机会找到一个学徒工的位置，不管他是否喜欢，他都不得不去干。　　实际上，很多学生对他们今后干什么完全不在乎。他们的理由是：总之，在这个国家谁也不会饿死。从补习校出来的人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因而何必担忧呢？有几个学生是未来的匪徒——已经看得出来——其他人则开始喝酒。而女孩子们呢，她们也不自寻烦恼：总有一天，她们可以找到一个满足其需要的配偶。在等待的过程中，她们总还可以当售货员，工厂女工——必要时在流水线上工作——或者还可以闲散在家。　　并非人人如此，但是这个学校的总的气氛就是这样。没有幻想，更没有理想。我也士气低落：这并不是我所想象的戒毒后的生活。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年轻人的处境如此艰难。再没有什么能使他们高兴的事。16岁有辆摩托车，18岁有辆小汽车，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谁没有这个，就会感到太不幸了。我也是如此，在我的所有梦想中，我总是梦想有套房子和一辆小汽车，这点很明确。像我母亲那样为了一套住房或一间新客厅而绞尽脑汁，真是无能。按照我母亲过去的理论，这对他们来说还不错。对于我来说——我认为对于我这一代的许多人来讲——这些物质，这点舒适，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最低要求。”我们需要更多的东西。这才能赋予生活一个意义。但是生活的意义哪儿也找不到。然而一部分年轻人——包括我——总是在寻找能赋予生活意义的东西。　　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民族主义时，我有一种矛盾的心绪。一方面，我深深厌恶所有这些残暴——想一想一些人居然能干出这类事！但是另一方面，我认为总还是存在能让人相信的事情。有一天，我甚至从正在上课的课堂里走了出去：从某种观点看，我情愿生活在另一个时代。至少那时候的青年知道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有理想。我认为对于一个青年，即使理想是错的，也比什么都没有好。我当时这么说也不太严肃。但是有那么点意思。　　甚至在乡下，年轻人也已经开始各种各样的吸毒，因为他们对成年人所提供的生活图景不满意。我住的这个小村庄也没有幸免于暴力：人们好斗而不忍让。旁客运动（传到柏林还晚两年）在男男女女中都有信徒。看见一些人从来没有吸过毒，却把旁客当作了不起的吸毒者，我总是感到害怕，其实旁客只是纯粹的粗暴行为者。甚至连他们的音乐也完全缺乏创造性，只是嘣嘣的声音。　　我有一个伙伴成了旁客。在他把一枚别针别在脸颊上，把拼板游戏装在口袋里，到处游逛之前，他的确是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伙伴。有一天，村里的小酒馆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殴斗：打架的人把两把椅子砸在他头上打断了，他肚子上又被一个瓶子狠狠砸了一下，在医院里，医生及时把他抢救过来。　　对于我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是小伙子和姑娘们之间那种粗野的关系。人们告诉我许多关于妇女解放和开化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对于我，我简直无法相信小伙子们能如此粗野地对待姑娘们。什么样的粗俗行为、无礼举动都出来了。他们渴求权威和成功，就去找女人，因为他们在别处得不到这两样东西。　　大部分这类家伙都去光顾我住的村子里的迪斯科舞厅，把我吓得够呛。大概是因为我有点与众不同的缘故，他们总是凑在我身边。他们的口哨声，“怎么样，我的小妞，去溜一圈？”这类的话语，比柏林库尔富尔斯特大街顾客的伎俩还让我恶心。库尔富尔斯特大街的顾客们握着方向盘坐在汽车里向你打招呼时，至少还冲你微笑一下。可是这帮村里的痞子甚至懒得这么做一下。我认为柏林的大多数嫖客显得更客气些，尤其对我比较温和，比这帮小痞子对他们的女伴要好。他们想亲吻一个女人，连一句话一个可爱的动作都没有，更谈不上丝毫的温柔举动——当然，他们更不会想到这样做是要付钱的。　　这一切使我如此厌恶，以至于任何一个小伙子碰我，我都无法忍受。所有这些勾引妇女的事在我看来都非常肮脏。为什么一个小伙子就能自动地窃取这种权利，第二次与姑娘出去，就动手动脚对她无礼？而姑娘还任随小伙子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即使她并没有欲望。很简单。这是规矩。她很害怕，如果她拒绝，那个家伙就会凌辱她，还会对他的所有伙伴讲：这是一个性欲冷淡症的女人。　　我不允许什么人对我胡来。甚至当我喜欢一个小伙子，想跟他一道外出时，我都是有言在先：“不准碰我。如果我们之间需要有点什么举动的话，得由我来先开始。”但是，我离开柏林6个月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当他想与我睡觉时，我总是中断与这小伙子的关系。　　当然，这么做也属于弥补我过去的一部分。以前我错误地以为卖淫是吸毒的副产品，不可避免，那样做与真实的我没有多大关系。但那样做多少还是影响了我与小伙子们的关系。看见村里这些小伙子的举动，我总觉得他们又想算计我一次。　　我试图从我班上的女同学们那儿得到有关男人的经验。我不能确切地告诉她们我怎么得到的。但是，我的话的意思没有被听出来。因为我在班上已经被当成“可以向其诉说心声的使者”，女同学们都把她们与小伙子的问题告诉我，并向我讨主意——她们感觉到了，我在这方面很有经验——但是，我没有能够让她们明白我所要表达的意思。　　大多数女孩子只是为了小伙子们活着，她们被动地接受他们的粗野举动，对彼此间的关系却丝毫不敏感。假如一个男人玩弄一个女子后，又与另一个女子走了，她们不指责那个家伙，反倒指责另外的那个女人。骂她是妓女、混蛋，等等。常常是那些最粗野的男人最受人欣赏。　　这一切，我只是在我们全班去帕奈特旅行时才弄明白的。我们当时住宿在一个迪斯科舞厅旁边，大多数女同学第一天晚上就想去那里。她们回来时，只是一个劲他讲那些带着可怕机器的家伙们——即摩托车手。那些摩托车手对于她们来说简直是上帝。　　我去瞧了一眼这家人人谈论的迪斯科舞厅。那里面的一切并不复杂：附近的男人们来到那里——驾着他们的机动车，摩托车或小汽车——勾引参加学校组织的郊游的女学生们。　　我试图劝说我们班的女孩子们，那帮家伙纯粹是想玩弄她们。但是我白费劲。离迪斯科舞厅的开门时间至少还有一个小时，瞧，这些女孩子们个个都在镜子前梳妆打扮。然后她们一动都不敢动，生怕碰乱了发型。　　站在镜子前，她们完全失去了个性。她们都只剩下一副假面具，去讨男人们的欢心。我看到这些都快急疯了。不久以前，我也是这样，乔装打扮去付男人们的欢心：开始是去讨吸大麻的家伙们的欢心，后来是讨吸毒者的欢心。我曾丢掉了自己的个性——只为当一个吸毒者。　　在整个旅行过程中，尽碰到这些可怜的追逐女性的男人们。然而大多数女同学在家都有一个情夫。跟我同屋的埃尔克，甚至第一天就用了整整一个夜晚给她的情夫写信。第二天，她去了迪斯科舞厅，回来时非常虚弱。她告诉我有一个家伙对她动手动脚。我认为，她其实是在向别人显示有男人对她感兴趣。她感到内疚，像一个玛德兰娜似地哭着，自以为爱上了一个摩托车手——她的情夫还没有摩托车。第二天晚上，她回来时状态极其悲惨，哭了整整一夜。那个追求过她的家伙又去追求另一个女生，还问她：“告诉我，那个女孩子让人吻她吗？”而另一个女孩子罗茜，这种事变成了一场灾祸。她正与一个男人在汽车里接吻。被一个老师撞见了。那个不幸的女孩子被灌了个酪酊大醉，那个男人让她喝可口——郎姆酒。　　罗茜是个处女。当然她现在很沮丧。其他的女生们聚集在一起决定处理办法：一致同意送她回家。却丝毫没有想到要谴责那个家伙，他把罗茜灌醉又奸污了她。我是唯一的反对者。由于这件事，我们的老师决定禁止大家再去迪斯科舞厅。　　我讨厌这件事，女生们之间完全缺乏团结。一涉及到小伙子，一切友谊都被忘到九霄云外了。就像巴普西、施特拉和我之间一谈到海洛因那样。　　虽然这件事没有涉及到我，但是却让我恶心。旅行的最后两天，我又重染恶习。直到我们返回时，我才酒醒。　　尽管这样，我还是决定与这种模样的世界和解。我不想再逃避它。我很清楚地知道，逃避意味着重新躲避到吸毒中去。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吸毒不是一个办法。我想在逃避这个腐烂的社会与完全适应这个社会之间，大概很需要有一个折衷的办法。　　我找到了一个依靠：一个男朋友。他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平静。我可以与他交谈。他谈话总是有条不紊。既善于幻想，也能在任何情况下找到较实际的解决办法。他也认为确实有些腐败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只要努力，人们总有一无能够从这个世界里拯救自己。他想经商，赚许许多多的钱。然后，他打算在加拿大的森林中买一幢由圆木构成的木屋，他将在那里生活。戴特莱夫也曾向往加拿大。　　我的男友是一个公立中学生，他使我也对学习产生了兴趣。我发觉即使是补习课，我也能获得点儿收获，只要我认真去学，而不仅仅是为了记分册。我开始大量阅读。不论什么书都读上一阵。歌德的“维特”，以及东德作家普朗兹多弗的作品，海曼?海塞，尤其是埃里齐?弗洛姆的一些著作，他的著作《爱的艺术》成了我的圣经。由于我反复地读弗洛姆的书，我能把一些章节，整章整段地背出来。我还把一些段落摘抄下来，贴在我的床头。这个弗洛姆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他的思想有惊人的洞察力。假如人们实践他的思想，生活大概就会有一个意义。人们就会坚持下去。但是，要遵守这些生活的准则却太困难了。因为其他的人并不了解这些规则。我很想问一问埃里齐?弗洛姆，怎么在我们这个世界里按照他的原则去生活。总之，我认为当人们想把他的原则用于对现实，便不是总能行得通的。　　不管怎样，我认为这本书都应该是所有学校的必读书。但是，我甚至不敢在班上谈论此书，其他人会以冷笑来讥讽我。有一次，我在课堂上翻开这本书，因为对大家刚提出的问题我想从这书中找出一个答案来。老师发现了书名，立即把它没收了。当我课后去要还该书时，老师拒绝还给我，并且说：“好啊，小姐，在课堂上看黄色书籍！”还算他诚实。他连弗洛姆的名字都不知道，一见书名《爱的艺术》，他只会想到是黄色书籍。这不可避免：昔日吸毒的小妓女把黄色文艺书籍带到课堂上来腐蚀学生们。　　第二天，他把书还给我，并说了该书一大堆好话。但是，他说最好不要把该书带到学校里来，因为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我与校长之间的麻烦更大。这是个没有自信心的家伙。还是一个使人扫兴的人。虽然他的职位摆在那儿，但是他没有任何威信。于是他试图任意指挥我们以挽回面子。当我们第一节上他的课时，他让我们唱歌，做操。他以为这样一来就会使我们心情愉快。要想从他那里得到好分数，惟一的办法就是原原本本地背诵他所讲过的一切。　　他也兼任我们的音乐老师。一天，他想让我们高兴，就谈论我们感兴趣的音乐。他不停地提到“今天的爵士乐。”我实在不明白他想说什么，大概是指通俗音乐？我问他：“你说‘今天的爵士乐’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语调又一次不够尊重吗？反正我没有考虑过我的话的后果。校长气极了，立刻把我撵出教室，好像一个着了魔的人似地大吼大叫。　　在他关门之前，我仍然试图解释：“恐怕我们是误会了。”于是，他又喊。但是，我不想太失面子，我就站在走廊里听完了这节课。我完全没有失去自我控制：我没有溜走。　　上午快结束时，我被召到校长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档案。当然是我的档案。他翻动着，装着在读的样子。然后，他对我说，这里不是柏林。他在他的学校里对我是友好的，相应地我应该表现好点，他有权随时开除我。　　这一下，我张惶失措。我再也不想回学校了。我无力正视这一切。这太让我受不了了，已经有许多比这轻得多的事情使我不知所措。　　我又退却了。以前——一半是受我的男友的影响——我决心好好学习，重新上一遍中学的课，准备中学毕业会考，尽管从补校出来仍会遇到很多困难。现在已谈不上这些了。我知道我永远也达不到。应该去通过心理检查，去获得科学院检查员的特别许可，等等。不过我很清楚，我的档案到了哪里都会先入为主。　　我只有我的男友了，这个小伙子很理智。后来，我逐渐与村里其他的年轻人也混得很熟了。他们是一些与我很不一样的人，但是很热情。总的来说，他们的境况比邻镇的年轻人要好。他们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他们甚至创办了自己的俱乐部。一个没有追逐女人的家伙的俱乐部。俱乐部里有规矩，完全是老式的。小伙子们常常多喝几杯。这里大多数小伙子和姑娘们对我不错，尽管我与他们很不相同。　　有一阵子，我甚至相信我可以变成他们那样，或者像我的男友一样。但是，这没能持久。我与男友断了交——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他想与我睡觉。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与戴特莱夫以外的小伙子睡觉。甚至都不能想象。我一直爱着戴特莱夫。我一直想念他。尽管我竭力不去这么做。我有时给他写信，写的是沃尔弗的地址。但是我还是比较理智，从未把信寄出去。　　我听说他又坐监狱了。施特拉也进去了。他一直想与我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我被附近几个年轻人吸引了。我能够自由地与他们谈我的问题。跟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受到了尊重，我不害怕他们发现我的过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几乎与我一样。在这个世界里，不用扮演什么角色，也无须去“适应”：我们的谈话很投机。可是在开始，我还试图存点儿戒心。因为他们多少都尝试过吸毒。　　我母亲，我婶婶和我，我们仨人原先都以为这里不存在吸毒。总之，吸毒在延续。新闻报纸谈到海洛因时，总是只谈到柏林的这个问题，最多再涉及到法兰克福。而且我原先以为我是这一带惟一的吸毒者。　　我跟我婶婶第一次去采购东西时，我才醒悟过来。那是1978年，我们去北爱斯特镇买东西，这是一个新城，是汉堡郊区的一个住宅小区。跟往常一样，我首先注意到那些家伙有点心不在焉。我心想：“他们吸毒，他们注射毒品？或者他们只不过是大学生？”我们走进一家快餐馆。一伙外国佬围着一张桌子。其中两个人突然站起来，想坐到另一张桌子上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立刻嗅出是在进行海洛因交易。我对我婶婶说，我想离开这个餐馆，没有向她解释为什么。　　100米远处，有一个卖牛仔裤的店铺前，聚集着一大群人，我立刻分辨出其中的吸毒者。我惊恐不安。我抓住我婶婶的胳膊，我对她说应该赶快离开这里。她觉察出一点苗头，安慰我：“你与这些毫无关系。”我告诉她，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抵御它。　　一回到家里，我立刻换衣服，卸妆。我再也不穿高跟鞋了。从这天起，我努力做到——至少从外表看来——跟我班上的女同学一样。　　但是在俱乐部，我却经常与吸大麻和吸麻醉毒品的人在一起。一次，我抽了一支接有毒品的烟；另一次，我找了个借口拒绝了。　　后来我结交了一伙很不错的人。邻村的年轻人几乎都是学徒工，他们受到了压榨。一些人思考问题并提出问题。当我同他们讨论时，我感到有所收获。尤其是他们既不粗鲁，也不好斗。在这伙人中间，气氛总是很平静。　　一天，我提了个愚蠢的问题：为什么总是需要有一点超脱？他们回答我：这很显然，应该使自己与一天的烦恼分离一下。他们在工作中感到很失望。除了一个人是例外：他是工会会员，并在他的公司里负责青年职工的问题。他认为他一天所做的工作有某种意义。在他看来，人们可以改变社会。晚上，四分之三的时间，他甚至不需要一支烟来寻求安逸。他只喝几口红酒。　　其他的人下了班总是又失望又窝火，工作在他们看来完全失去了意义。他们不停地说要辞掉工作。当大伙儿凑在一起时，总有一个人讲述他与师傅的争执或遇到的麻烦。于是其他的人就对他说：“别再想工作中的事啦。”大家轮流吸一支接有毒品的烟，晚会这才算正式开始了。　　一方面，我比他们幸运点儿：我在学校的功课有时还能让我喜欢。另一方面，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也不知道那对我有什么用。为什么要有这些压力呢？我现在明白了，我既不可能通过中学毕业会考，也拿不到毕业证书。另外我很清楚，即使我能得到一张优秀的学习结束的证书，一个过去的女吸毒者也完全不可能找到一个有意义的工作。　　事实上，我获得的毕业证书确实是优秀的。但是，连当学徒的可能也没有。鉴于有法律规定禁止年轻失业者流落街头，给了我一个临时工作。将近有一年我没有再注射毒品。但是我知道真正戒毒当然需要几年。眼前，这对我来说不存在太大的问题。　　晚上，当我们这个圈子的小伙子和姑娘又聚在一起，大伙儿围着一支大麻烟和一瓶红酒时，一天的烦恼都被忘掉了。我们谈论刚刚读过的书。我们对魔法。对心理分析、对佛教感兴趣。我们寻找有门路弄到上等毒品的人，想象着他们会给我们一些东西。因为我们用的是劣质毒品。圈子里一个学护士的女学生带来一些小药丸。有一阵子，我重新使用瓦里姆毒品。我没有使用麦角酸二乙基酰胺，我实在害怕死。其他的人，他们使用这个一般还成功。　　在我们的小城里，看不见过量吸毒后陷入虚幻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想吸毒，他就去汉堡沉醉一番。这里也没有贩卖海洛因的人，因此在这里，不像在柏林、汉堡、甚至北爱斯特镇那样，容易吸毒成性。　　但是，假如有人实在想搞到毒品，也不难弄到。有些家伙有门路。有时甚至有贩毒者藏在角落。他们备有各种货色。只须弄一点儿毒品就可以飘飘然一番，贩毒者会问：“你想要哪一种？瓦里姆、瓦尔隆、大麻。麦角酸二乙基酰胺、可卡因，还是海洛因？”　　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每个人都以为能把握住自己，不会吸毒上瘾。总之，这里的情形与3、4年前克罗比小区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很不同。　　如果说吸毒同样给我们带来某种自由，它却完全不是一类的。我们不需要“音响舞厅”，不需要震耳欲聋的音乐。柏林库尔富斯特丹姆大街闪耀的广告灯牌在我们看来丝毫没有魅力。所有的人都跟我一样，我们恨城市。我们吸毒是一种本性。每个周未，我们都去横渡史莱斯文一霍斯坦因湖。我们把汽车停在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徒步走到一个我们认为绝好的地方。我们在沼泽地里闲逛——那儿，绝对不会碰到任何人。　　但是最令人惊奇的，还是我们的石膏采石场。这是一个位于田野中的巨大的坑。大约有一公里长，二百米宽，一百米深。坑内有垂直的壁板。坑底部，很温暖，没有风。坑里长着一些我们在别处没有见过的植物。这条奇异的峡谷有结晶岩矿床，峡谷壁上奔流着瀑布。被染成褐色的流水把雪白的岩石涂上了锈色。地上铺满了类似史前动物骨骼的白岩石碎片，也许真是猛犸的骨骼。庞大的挖掘机和传送带整个星期都发出一阵阵可怕的嘈杂声，星期天则没有了动静，鸦雀无声，又好像沉睡了几个世纪似的。石膏也使这些机器穿了一层白衣服。　　只有我们孤零零的。陡峭的白峡谷壁把我们与外部世界隔离开。听不到一点儿声音，只能听到瀑布声。　　我们决定等到采石场不再开采时买下它。我们就住在这谷底。我们在里面搭个小窝棚，建一个巨大的花园，饲养一些动物。我们要炸出一条通往地面的小路。　　无论如何，我们毫无回到地面上来的愿望。柏林大法庭的起诉书（节录）--------------------------------------------------------------------------------　　克丽斯蒂娜，女中学生，并不承担法律责任的未成年人，被指控未经卫生部批准，私自从1976年5月20日起接连不断的非法贩卖麻醉品，触犯有关麻醉品管理的法律条款。　　被告自从1976年 2月起一直使用海洛因自我注射，起初是间隔性的，后来发展为天天注射，每天用量为四分之一克左右。因此，她必须从1976年 5月20日起承担法律刑事责任。被告曾于1977年3月1日先后两次在动物园大东站大厅和地铁库尔富斯登达姆站受到警方审讯，并被查明身份。这两次都发现其身上带着含有海洛因的物质，第一次为18毫克，第二次为140．7毫克。　　此外，1977年5月12日，从被告的个人物品中又发现一个锡纸小口袋，内装62．4毫克含有海洛因的物质。从被告家里也发现用于注射毒品的针具。经化验，证实这些针具附着有含海洛因的物质，从对被告进行验尿的结果同样表明，其尿液中有吗啡存在。1977年5月12日，被告的母亲F太太从她女儿的个人物品中发现62．4毫克含有海洛因的物质，并把她送到司法局，被告在审讯时承认自己从1976年 2月份以来一直使用海洛因，此外，她曾在1976年冬天卖淫，以换取购买海洛因所需要的钱。　　可以断言，被告并没有停止使用毒品……新蒙斯特法庭的判决书（节录）--------------------------------------------------------------------------------　　在女中学生克丽斯蒂娜被指控触犯有关麻醉药物管理法令一案中、被告犯有多次非法私购麻醉药品以及偷漏税收等罪行。法庭根据未成年者的有关规定暂缓宣布对其判刑。理由是：被告在13岁以前发育均属正常，其智力也高于儿童的中等水平，因此，她本人完全明白私购海洛因构成犯罪行为因而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们也有充分证据认为被告在1976年5月20日（她的刑事责任年龄）之前就已经染上吸毒的恶习。但是这一点不能为她开脱罪责，也无法否认她已经具备意识到这是一个犯罪行为的能力。在此期间，被告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并且主动努力戒毒。因此，她完全可以明白对她的品行所做的处分的性质以及当局由此可能采取的行动。　　关于她将来情况如何，至少从目前情况来看，其征兆是有利的，尽管不能排除再度堕落的可能性。对被告悔改的进展必须严加监督，尤其是在最近一个时期内。译后记--------------------------------------------------------------------------------　　吸毒问题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许多国家的严重社会问题，因为麻醉品和精神药物的滥用和非法贩运不仅影响人身健康和国家的稳定，而且国际安全本身也受到威胁。尽管近年来许多国家的政府在反毒缉毒方面做了不少的努力，但收效甚微，毒品的扩散仍越来越广泛，甚至连小学生也开始服用麻醉品。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它每年在吸毒上的花费高达500至7001L美元，而贩毒者所获得的利润竞高于美国10大财团的利润总和。可见贩毒与吸毒在这些所谓“文明社会”的国家里已经成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支拄。这也正是这些国家对于吸毒问题“欲禁不能”的根本原因之一。　　本书可取之处，正是由于作者凭着记者特殊的敏锐眼光和对社会的责任感及良心，把笔触深入到他们本身所处的社会当中青少年吸毒、卖淫这一领域。他们通过对失足青年本人及其家长、法官、学者的直接采访记录，描绘吸毒者的痛苦和绝望，分析这一社会问题的社会根源，使我们了解到所谓“文明社会”的一个黑暗面。　　非法贩毒的直接受害者就是吸毒者本身，特别是那些青少年吸毒上瘾的人。由于毒品的交易——尤其是象可卡因、海洛固一类的烈性毒品——几乎都是在黑市进行，因而价格贵得惊人。例如每公斤经过提纯的可卡固可以卖到50万美元，中间再经过层层批发、零售的“二道贩子”，到了吸毒者手里的价格就可想而知了。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旦吸毒咸瘾，根本就无法支付这笔费用，何况那些尚未步入社会的青少年，他们没有经济来源，只要染上这一恶习，势必落到“男盗女娼”的下场。而当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精神上和内体上的残酷折磨时，除了自杀，别无他路，这就是本书主人公克丽斯蒂娜及其伙伴们的命运。　　近年来，艾滋病的蔓延又给吸毒者带来一个新的致命的威胁，因为吸毒者所使用的注射器通常都未加消毒，而且一个针头多人共用，加上吸毒者往往就是卖淫者或同性恋者，使得艾滋病在吸毒者中间的发病率居子首位。在德国，艾滋病已成为报刊的“永恒主题”。德国的卫生部曾经给金国的每个家庭寄出一本小册子，口号是：“艾滋病与人人有关。”有的中学甚至已经把对艾滋病的介绍列入正式课程。《星期日世界报》曾经刊登过两幅漫画，一幅是“嬉皮士”打扮的一男一女在七十年代举着标语牌要求“性自由”；另一幅是这一男一女今天举着标语牌要求制止艾滋病，他们的装束再也不象“嬉皮士”那样花里胡哨，而是规规矩矩，暗示着他们对性行为问题重新严肃起来。这种转变无疑是好事，只是未免来得太晚了，而且象克丽斯蒂娜那样，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立即在全国范园内全面取缔“吸毒”和“唱妓”这两大社会公害，挽救了千千万万坠落在痛苦深渊的人们，使我们的民族从“东亚病夫”变成今天世界上少有的健康民族。这是我们的党为炎黄子孙所办的两件了不起的功德事。凡是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人对此都是有口皆碑、赞颂不已的。　　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国门大开，难免泥沙俱下，西方形形色色不健康的东西必然也会流进我们这块洁白的国土，危害缺乏免疫力的年轻一代的身心健康。青少年的犯罪问题毕竟也已经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我国著名电影工作者张良夫妇之所以改变初衷去拍摄《少年犯》，也正是由于他们在深入监狱体验生活时发现“关在高墙里的却是青少年居多”的缘故。根据江苏、浙江省教育部门对1000名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调查表明：早恋、吸烟、出走、厌学、作弊的学生增多，其中心理不健康的学生占百分之十六。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我国的青少年当中，十三岁左右也是开始犯错误年龄的高峰区。例如在湖北省少管所里的一百六十名少管人员当中，十三岁始犯年龄的人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一。综合比较，十三岁开始犯各种错误的孩子，比十二岁陡然增加一倍以上！　　这就是我们决定把这本在西方早已家喻户晓的畅销书介绍给我国读者的缘由。但愿广大青少年读者能从克前斯蒂娜的不幸遭遇中吸取教训；广大家长、教师以及社会上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人们也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正视现实，防患于未然，使我国的青少年都能健康成长，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戴明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