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郭沫若向弘一法师请求书法，得弘一书幅：“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书幅末署款：“沫若居士澄览”，后郭沫若写信向弘一法师表达敬意：“手书奉悉……澄览大师言甚是。文事要在乎人，有旧学根柢固佳，然仅有学问而无人的修养，终不得事也。古文云：士先器而后文艺，殆见到之言耳。”　　周总理曾嘱咐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写《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即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八十年代初，刘海粟在《大师》一文中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李叔同画画、书法、音乐、诗词样样都高明……我却比他少了一样——演戏！”　　主席江泽民访问日本时，日本天皇还向江泽民主席提起弘一法师的事迹。　　张爱玲曾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　　六、马一浮　　马一浮（1883～1967年），幼名福田，更名浮，字一浮，又字一佛，号湛翁、被褐，晚号蠲叟、蠲戏老人。绍兴长塘（今属上虞）人。现代著名国学大师、理学大师。　　热血　　1903年，清政府任命溥伦亲王为团长，正式率团参加1904年的第十二届世博会，并花巨资修建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中国村和中国展馆。马一浮兼任万国博览会中国馆秘书，曾赴英伦三岛及德意志国游历。他在1903年7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美人定华商赴会例，既到会所，则不得出会场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乐部概不许入。出会场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国，当处以流罪，其它尚来知如何。盖彼固以绝对之野蛮国待我，皆我之败种，我之腐臭政府自取之。以失国际上之位置，比于亡国。彼曹犹昧昧不觉，得西人之一顾一笑，且以为莫大之荣幸也，岂不哀哉！”　　马一浮在留美时就反对过清王朝的“暴主政体”，虽在组织上未参加革命党，但思想上十分赞成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他留日期间，与好友马君武、谢无量一起翻译作品，并向革命派机关报《民报》投稿。1907年，秋瑾、徐锡麟等烈士遇害，马一浮表示极大的悲愤，写了一首题为《悲秋四十韵》的长篇史诗，述秋瑾参加辛亥革命的过程。马一浮在辛亥革命前夕，写下了不少反清斗争的诗文。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不久，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为袁世凯所篡夺，继而军阀混战，民生遭殃，整个中国处在四分五裂之中。马一浮虽有救国的抱负，但又感到“救国有志，回天无力”，于是发愤杜门，精研国学，以期从学术上找到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2年，民国成立，浙江人民追慕徐锡麟壮烈，将他遗骸从安徽归葬杭州孤山时，马一浮撰写《烈士徐君墓表》赞扬徐锡麟“布衣穷巷之士，哀愤郁积，抱咫尺之义，犯险难蹈白刃不顾，必死以求自达，而非有利天下之心，志苦而计成，迹诡而意纯，虽匹夫之节，君子有取焉”的牺牲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激发起了马一浮的一片爱国热情。他打破“平生杜门”，“未尝聚讲”的守则，在南下避难的旅途中，应当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出山讲学，先后于江西的泰和与广西的宜山为浙江大学的学生开设“国学讲座”。　　关于开设这个讲座的意义，马一浮这样说：“其意义在使诸生于吾国固有之学术得一明了认识，然后可以发扬天赋之知能，不受环境之陷溺，对自己完成人格，对国家社会乃可以担当大事。”　　1938年4月，马一浮一行辗转来到浙大临时校址所在的江西泰和。随即，马一浮开始了两个学期的“国学讲座”。浙大方面对马一浮的讲座十分重视，竺可桢、梅光迪、苏步青等名教授都来听讲。颇出人意料的是，马一浮并没有一开始就一连串“子曰诗云”，他是以这一番话开场的：　　“昔张横渠先生有四句话，今教诸生立志，特为拈出，希望竖起脊梁，猛著精彩，依此立志，方能堂堂正正做一个人。须知人人有此责任，人人具此力量，且莫自己诿卸，自己菲薄。此便是‘仁以为己任’的榜样，亦即是今日讲学的宗旨，慎勿以为空言而忽视之！”　　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话震动了在场所有的人。马一浮接着逐一解说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马一浮推陈出新，层层深入，又返本归源，时而雷霆万钧，当头棒喝，时而春风化雨，循循善诱，在座者无不叹服。马一浮以他的德操和学养征服了浙大的师生们。　　1938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校长竺可桢以“求是”为校训，特请马一浮作校歌。他根据大学的使命特点和校训，创作了“大不自多”校歌。　　1939年夏，马一浮在四川嘉定乌尤寺创建了“复性书院”，担任主讲，讲明义理，选刻古书，培养了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人才。可以说，整个抗战时期，也是马一浮学术活动最活跃的时期，他的主要学术思想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发表的。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全国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而饱经时代风雨的81岁的马一浮，听到广播后，兴奋得彻夜不寐，一口气写下了三首总题为《喜闻核试验成功》的庆贺诗。诗云：　　立见虚空碎，能消倏忽谋。　　神工同铸鼎，小智失藏舟。　　一勺沧溟竭，须弥芥子收。　　机轮随处转，早晚灭蚩尤。　　弧矢威天下，风雷动百蛮。　　令如流水速，国似泰山安。　　掷杖为龙去，乘槎贯月还。　　两阶干羽在，万众正胪欢。　　销兵猛志压群雄，奇器阴谋势已穷。　　从此波旬齐俯首，象王行处绝狐踪。　　沉潜　　1903年，马一浮20岁，清政府驻美国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需要一位中英文基础俱佳的人担任秘书。经过严格挑选之后，最后挑中了马一浮。六月，马一浮来到了美国北部的圣路易斯，任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中文文牍。在美国整整一年间，马一浮没有进入学校接受那种教育体制下的既定教育，而是在文牍工作之余买书、译书、读书，按照自己的习惯喜好，自由自在地选择自己要读的著作。　　从西方国度归来，马一浮开始认真总结及消化西学理论和西方文艺，与少年时代的游学同伴谢无量一同隐居在江苏镇江焦山海西庵。他把塞万提斯的名作《唐·吉诃德》翻译成中文，题为《稽先生传》，刊登在《独立周报》上。　　在国外的两年，让马一浮逐渐认识到，西方思想并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问题，希望循着西学之路来解救中国，是行不通的。只有重兴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以心性之学来转移社会风气，矫正人们的思想，才是正途。　　1905年底，马一浮到杭州，寄居在杭州西湖广化寺。他天天到文澜阁读《四库全书》。此期间，马一浮3年足不出户，潜心国学，尽读文澜阁所藏《四库全书》。　　1911年，马一浮回国，他赞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传西方进步思想。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学术，于古代哲学、文学、佛学，无不造诣精深，又精于书法，合章草、汉隶于一体，自成一家。　　马一浮青年时，与同乡马君武、马叙伦游，风华正茂，“各自负以天下为任”，然而不久后，马一浮“即自匿陋巷，日与古人为伍，不屑于世务。”大约从1912年或1913年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一直在杭州，孑然一身，身居陋巷，潜心研究儒、释、道等中国传统文化。　　马一浮曾赴南洋考察，见到当地华侨以儒学为国教，不废经学，两相对照，感慨万千，作《新加坡道南学堂记》。回国后，他愈发埋首国学，并开始涉及佛教。　　马一浮是一位第一流的诗人和书法家。他已出版的诗集有《蠲戏斋诗前集》、《避寇集》附《芳杜词剩》、《蠲戏斋诗编年集》等，总称之为《蠲戏斋诗集》。　　丰子恺在其随笔《陋巷》一文中，称马一浮为“今世的颜子（渊）”，在记述他1933年第三次去马一浮居处访问时的感受（第一次是在二十年前）说：“先生照旧孑然一身地隐居在那陋巷的老屋里，两眼照旧描着坚致有力的线而炯炯发光，谈笑声照旧愉快。”　　抗战胜利后，马一浮回到了杭州的陋巷，重新隐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图书馆，继续选刻古书。　　解放后，马一浮担任过浙江省文史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但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不以俗务打搅，让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蒋庄）安心著书立说，颐养天年。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特意将他带到蒋庄访问马一浮，并向他介绍说，“马一浮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是我国惟一的理学家。”会见中，伏罗希洛夫问马一浮：“您在研究什么？”马一浮说：“读书。”又问：“现在做什么？”回答说：“读书。”伏氏想请他出去走走，他又以“恕不奉陪”婉拒。　　学说　　马一浮认为：“国学者，六艺之学也。”这里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六经”。但马一浮更喜欢用“六艺”这一名称，因为它不仅是呆板地指六部经典，而是广义地指六类或六个部门的文化学术或教化。他认为：“此（六艺）是孔子之教，吾国二千余年来普遍承认，一切学术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艺之支流。故六艺可以该摄诸学，诸学不能该摄六艺。”　　马一浮还认为，“六艺”也可统摄西来的一切学术。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换一角度说，西方学术文化无非统摄于真、善、美三种价值，这也都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总而言之，“全部人类之心灵，其所表现者不能离乎六艺也；全部人类之生活，其所演变者不能外乎六艺也”。　　马一浮推崇中国文化，他说：“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　　马一浮反复声说：“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又说：“天下万事万物不能外于六艺，六艺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艺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义理”。因此，在文化、学术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　　马一浮认为，只要“天地一日不毁，此心一日不亡，六艺之道亦一日不绝。人类如欲拔出黑暗而趋光明之途，舍此无由也”。更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　　马一浮十分推崇《论语》一书。他认为，《论语》一书，其大义“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说：“《论语》有三大问目：一问仁，一问政，一问孝。凡答问仁者，皆诗教义也；答问政者，皆书教义也；答问孝者，皆礼乐义也”。而“易为礼乐之原，言礼乐则易在其中”；“春秋为诗书之用，言诗书则春秋在其中”。又，他举出《论语》中的“朝闻道，夕死可矣”章为“明生死之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章为“于迁流中见不迁，于变易中见不易”；“予欲无言”章为“显性体本寂而神用不穷”等，为“易教之大义”。“正名”则为“春秋大用”之要。　　马一浮说：“六艺之旨，散在《论语》，而总在《孝经》。”因此，他也十分推崇《孝经》一书。他认为，“六艺皆为德教所作，而《孝经》实为之本；六艺皆为显性之书，而《孝经》特明其要。故曰，一言而可以该性德之全者曰仁，一言而可以该行仁之道者曰孝。此所以为六艺之根本，亦为六艺之总会也。”　　马一浮认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学术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义理，终无入头处”。因此，他反复强调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发明自心之义理”，而且说：“须知教相多门，各有分齐，语其宗极，唯是一心。从上圣贤，唯有指归自己一路是真血脉。”　　马一浮不仅主张破除程朱陆王的门户之见，而且主张破除儒佛、儒道、佛道，以及儒、佛、道内部的种种门户之争。他认为，“末流之争，皆与其所从出者了无干涉”。一些人所以斤斤于派别门户之争，都是由于他自己的“局而不通之过也”。他对于儒释道的融会，可说是已达到了“圆融无碍”的境地。他能“随意拈取老、庄、释典以阐扬儒家宗旨，不惟不陷于牵强附会，且能严格判别实理玄言，不致流荡而无归宿”。　　马一浮的教育宗旨是“复性”。“复性”，是唐代李翱作为修养论提出的。马一浮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上升为教育的宗旨，还用“复性”来命名其创办的书院——复性书院，足见“复性”之重要。　　马一浮认为要挽救儒家道德和人心，挽救国家，作为儒生只有通过研究儒术，讲述和弘扬儒术去达到。1905年底，马一浮从镇江回到杭州后，在给其舅父何稚逸先生的信中就谈了这个宏伟的誓愿：“窃惟王迹中迈，九洲云拢。群鹿竞逐，黔首愁苦。将欲雍容决策，咄嗟树义，却虎狼于西土，驱狐鼠于中原，使功高泰山，国重九鼎，斯非常之烈，魁桀之事，非介夫素士所能预……甥虽不敏，窃有志于二宗。欲为儒宗著秦汉以来学术之流派。为文宗纪羲画以降文艺之盛衰。将以汇纳众流，昭苏群惑。悬艺海之北辰，示儒术之总龟，振斯道于陵夷，继危害于将绝。体制草创，篇帙未具，并力缀辑，皓首为期。贮以铁函，藏诸石匮，亦经甘樵苏之弃，未敢希国门之悬耳。”　　马一浮十分重视读书的方法，他的《读书法》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马一浮在复性书院开讲时，专门讲了《读书法》一讲。在《读书法》中，他不仅阐发了格物致知的理学思想，还着重论述和总结了读书的方法和经验。马一浮认为，读书须先调心，也就是要定心，要集中精力。他说：“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随事察识，语语销归自性。然后读得一书，自有一书之用，不是泛泛读过。”马一浮在《读书法》中，不仅谈了读书须先调心，还反复谈了读书一定要穷理、穷理要切己用力。他说：“学必资于读书，而但凭读书，实不足以为学。学有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闻见之知，亦有浅深、小大、邪是不同，然俱不是真知。德性之知，方是真知。”　　马一浮认为，读书之道应该从四个方面去努力：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杂；三曰，密而不烦；四曰，专而不固。他说：“通，则曲畅旁通而无门户之见。精，则幽徽洞彻而无肤廓之言。密，则条理谨严而无疏略之玻专，则宗趣明确而无泛滥之失。不局，不杂，知类也。不烦，不固，知要也。类者，辨其流别，博之事也。要者，综其指归，约之事也。读书之道，尽于此矣。”　　立场　　白话文兴起后，至四十年代，时人已不再学四书五经。大儒马一浮倍感惆怅，叹息说：“日日学大众语亦是苦事，故在祖国而有居夷之感。”　　马一浮对新式的学校教育颇有成见，认为“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　　马一浮坚决主张尊孔读经，反对现代学校废除六经。早在1912年，他就反对蔡元培废除六经的主张，并力主学校恢复读经科。辛亥革命成功后，蔡元培被孙中山委任为教育总长，而蔡元培与马一浮既是好友，又仰慕马一浮的学术和名望，就委任马一浮为教育部秘书长，襄助部务。马一浮出于友谊接受了委任。当他到了南京后得知蔡要废除六经，并已公布了《小学校令》废止读经科；公布了《中学校令》废除“读经讲经”；公布了《大学令》和《专门学校令》取消“经学科”，便非常不满，要求蔡收回部令。“道不同不可为谋”，因两人意见相左，于是马一浮到职不到三个星期，就辞谢了这份差事。他对蔡元培说，“我不会做官，只会读书，不如让我回西湖。”　　事后，马一浮在追忆此事时写道：“南京临时政府收罗人望，以蔡孑民长教育。蔡君邀余作秘书长，余至而废止读经、男女同学之部令已下，不能收回，与语亦不剩又劝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蔡君河汉吾言，但云时间尚早，遂成搁置，而余亦去”。　　教育　　在浙大，马一浮的讲座有体有用，简易亲切，深受师生爱戴，当时的校长竺可桢也常去听他的演讲。在《竺可桢日记》中曾记载，“《诗》、《书》为至善，《礼》、《乐》为至美，《易》《春秋》为至真。以《易》为自然科学之源，而《春秋》为社会科学之源……可惜马君言过简单，未能尽其底蕴。”　　马一浮不仅对中国现代学校废除经学不赞成，同时还对现代学校的学术分科多也不赞成。他认为，中国现代学校的另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学术分科很多，当代学者往往执着于某一偏狭的领域，抓不住一个根本的东西，也不能融会贯通。为此他断言说：“古人论学主通，今人论学贵别，今之所谓专家者，得之于别而失之于通。因此读书之道，不能为纷歧多变的现象所迷惑，要从中抓住一个根本的东西。”这个根本的东西，在马一浮看来就是“六艺”。　　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自始至终贯彻了“学而不厌，诲而不倦”的精神。他反对骄矜，倡导谦慎。马一浮最早收录的大弟子——袁心粲，一生尽力教育，不于仕官。在同门中，以行履笃实见称。他从师马一浮时，就带了一本自撰的《阳明学说浅释》前去求教。马一浮翻阅后微微一哂，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什么王阳明！”袁心粲听后不服，当下就开展了辩论。马一浮则博引旁证，从孔孟程朱以至康德杜威，时而古文，时而洋文，加以论述，使心粲从此心悦诚服地拜在马一浮门下。　　张德钧是马一浮在复性书院的高材生，马平日对他比较喜爱。1941年秋，马一浮的挚友谢无量到四川乐山复性书院看望马一浮，相见甚欢。一日，马一浮通知书院学人齐集尔雅台谒见谢先生，请谢先生向诸生开示。这位高材生张德钧骄矜自负，想考考谢先生的学问，首先发问：“什么是无明？”无量微笑未答。马一浮觉得张生此问出于胜心，必须析之，乃代谢先生答曰：“你这一念，便是无明。何不返躬自看。”张生惭而失色。在座诸生，莫不敛容。可见，马一浮对学生的教育一贯提倡谦虚，反对骄矜。　　马一浮最早的弟子袁心粲信程朱，也希望自己的女儿袁卓尔从学程朱。1946年，袁卓尔正在嵊县中学任教，袁心粲就命其辞去教职，到书院读书一年，以领受马一浮的教导和指点，并指望她能在马一浮先生的指点下读点程朱陆王的理学书。然而马一浮考虑到她的喜好文学及文学基础，就指导她研读文学著作。马一浮根据袁心粲指点其女儿读书的请求，在沉吟了半晌后说：“卓尔不是喜好文学吗？我看这样，这一年就用来熟读《庄子》、《楚辞》、《昭明文选》。其它浏览什么自定。”袁卓尔听了十分高兴，深感马先生是很能因材施教的。　　马一浮不仅根据学生的基储志趣和特长进行指导，还十分重视针对学生在学习中存在和提出的问题施教，他在复性书院的《尔雅台答问》是其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回答学生的问题，不仅认真严肃，还非常深刻、极富启发性，并成为马一浮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马一浮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心志教育。他说：“吾虽知医，不轻为人处方。尝谓医生不可为，良医治未病，其次治初玻病久而重，治之甚难。”所以他当学生中一有思想与义理不符之处，即抓紧“初脖以防治教育”。复性书院在1939年于四川乐山开办后，因一时找不到合适人员，马一浮先生就派学生乌以风兼掌事务，乌认为自己是学义理而来，不大乐意接受这种管管钱米的工作。马一浮知道后，就教育他说：“理事本来不二。事上有差错，正是由于理有未明。未有理明而不能治事者。世人不求明理，专在事上计较，把理事打成两橛，此是俗学，与书院教人宗旨不类。”又道：“理是无形的，但不是空洞。理须在事上见，不可离事求理，亦不可悖理以治事。高明离事求理，世俗悖理治事，把理事割裂开，同是错误。”一番开导，使乌高兴地担任了这个工作。　　后来，乌以风因家里有事请假回乡，马一浮又派另一学生王倍德兼管这项工作。而王培德过后不久，又向马一浮提出辞去兼职事务工作，马一浮也及时对他进行了思想教育。讲了金牛长老作饭头的故事，又引庞居语云：“神通及妙用，运水与搬柴”。兼教之云：“邪人说正法，正法亦是邪；正人说邪法，邪法亦是正”，意思是说，雅人作俗事，俗事亦是雅；俗人作雅事，雅事亦是俗。在马一浮看来，学习义理的人对性分内的事，运水也好，搬柴也好，是不应该有所拣择，无所退避，这样才算是有气度。在马一浮的教育下，王培德得到了很大的启示，并乐于继续做此事务工作。　　书院　　在办学方式上，马一浮孜孜追求的是古典书院式的教育形式，而不是现代大学的教育方式。他认为，只有像宋明时代的古典式的书院，有着优美宁静的山水，充足的供给这种从容和闲暇的环境，才能和宣讲儒家学术相一致。　　马一浮设书院的想法，早在1912年与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促膝谈心中就提出来了。马一浮对蔡元培说：“设通儒院，以培国本，聚三十岁以下，粗明经术小学，兼通先秦各派学术源流者，一、二百人，甄选宁缺勿滥，优给廪饩，供给中外书籍，延聘老师宿儒，及外国学者若干人，分别指导。假以岁月，使于西洋文字精通一国，能为各体文词，兼通希腊、拉丁文，庶几中土学者可与世界相见。国本初张，与民更始，一新耳目。十年、廿年之后，必有人材蔚然兴起，此非一国之本，亦世界文化沟通之先声也。”然而，马一浮的这个建议，蔡元培又以时间尚早而搁置。　　马一浮辞谢回杭后，仍向往和追求儒学书院式的教育，并于同年自费考察了南洋群岛（今之新加坡）。他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以兴儒为宗旨，倍加赞赏。回国后，由于当时国内绌儒的氛围和学校废止经科，便一概谢绝来聘。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讯中，流露了愿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的书院讲学的想法。这个愿望由其弟子辗转传到国民党最高当局，得到了认可。在成立书院董事会后，书院董事会于1939年3月间正式聘请马一浮为复性书院主讲，总持讲学事宜，实现了马一浮长期追求的愿望。　　在赴川之前，马一浮要求，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讲学。在与政府的接谈之际，马一浮提出三项先决条件：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当局居然一一赞同。蒋介石、陈立夫明确表示“始终以宾礼相待”，并拨开办费3万元，月给经费3千元。1939年1月底，马一浮总算接受条件赴川应聘。　　复性书院设在四川省乐山县（古称嘉定）乌尤山的乌尤寺，位于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交汇处的江中心，风景绝佳。山上除乌尤寺外，尚有“尔雅台”，相传是晋人郭璞注解《尔雅》的地方。复性书院以“讲明经术，注重义理，欲使学者知类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主旨；书院课程分通治、别治二门；书院为纯粹研究学术团体，不涉任何政治意味；书院不授予学生任何资格；书院设主讲、讲友、都讲，并有肄业生近30人，加上参学人不足40人。　　马一浮拟定《复性书院简章》，规定书院宗旨为“专明吾国学术本原，使学者得自由研究，养成通儒”，书院设主讲一人，请的教师应是国内知名学者。而学生，则规定不求仕宦，不营货利，不起斗争。　　书院很讲究礼仪，马一浮认为，讲学是一件大事，是弘扬大法，启迪后学，故不敢不敬。书院在正式讲学前，举行了隆重的开讲礼，马一浮斋庄盛服，立讲舍（乌尤寺之旷怡亭）前正中位，讲友、都讲及诸执事分立左右。学生在后依序立。由引赞王静伯唱先行谒圣礼，师生向先师位北面三礼，梵香读祝复三礼，谒圣礼毕。次行相见礼。礼毕，主讲马一浮开示。以后，马一浮每次开讲前，先写好讲稿，命人誊清，并将尔雅台前的旷怡亭扫除清洁，再将鲜花一束置瓶内虔诚肃穆地放置讲桌上，待讲时既到，学人齐集，然后由都讲乌以风捧讲稿随待在后，俟马一浮升座定位，再将讲稿双手捧持顶礼以献。　　复兴书院从1939年9月15日开始讲学，到1941年5月25日停止讲学时止，前后共一年另八个月。之后，书院就专事刻书。刻书的主旨，是要使儒学有传，智种不断。马一浮多次对弟子们说：“多刻一板，多印一书，即是使天地间能多留一粒种子”。　　马一浮对书院的建立，是满意的，并付出了全部的精力和心血，他对书院的成就，亦是满心喜欢的。他曾说：“书院成才，不同于今之学校。期望从学之士人人能为王者师，方尽得儒者本分。孔子门下，从学三千不为多，其中只有颜回、曾参不为少。希腊柏拉图学园，只成就一个亚里士多德，亦足以继往开来，为西方哲学宗师。”　　1946年5月，马一浮回到杭州，暂时借西湖葛音山庄为临时书院院舍，继续以书院主讲兼总纂的名义卖字刻书，以维持书院继续支撑下去。虽然生活非常拮据，马一浮却仍然不想结束书院，中止刻书。直到有一天，因政府的币制改革失败，导致金圆券大跌，马一浮才彻底放弃了维持书院的生活。为“存先民之矩镬，贻后学之津梁”，马一浮将书院改作智林图书馆，负责保管流通，纂辑丛书。　　浮生　　马一浮原名福田，此后他历次更名为马忧生、马耕余，到后来用马一浮或马一佛，其心境之悲凉可见一斑。　　1893年，马一浮的母亲去世。母亲去世前一日，为考马一浮学业，指着庭前菊花命他作五律诗，限麻字韵。他应声而就，曰：“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枝枝傲霜雪，瓣瓣生云霞。本是仙人种，移来高士家。晨餐秋更洁，不必羡胡麻。”他母亲听后高兴地说：“此诗虽有稚气，颇似不食烟火语。汝将来或不患无文，但少福泽耳。”没想到的是，这首诗竟成了马一浮一生坎坷的先兆。　　马一浮曾经历过从三姐、母亲、二姐、父亲、妻子接二连三地死去的惨痛，大姐出嫁后，他们一家七口（还有一个终身未嫁的姑姑）仅几年内、转瞬间就只剩下他孤家寡人了！　　亲人们接二连三离他而去，马一浮的身影越来越孤独。他曾说，“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成泡影。”　　抗战期间，丰子恺向马一浮感慨，自己此生命运无常，又遇战乱，马一浮讲了一句：无常即有常。出门以后，丰子恺越想越塌实，好象能坦然面对苦难的人生了。　　1944年，马一浮作了两首诗送给丰子恺：　　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未全凋。　　清河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桥。　　身在他乡梦故乡，故乡今已是他乡。　　画师酒后应回首，世相无常画有常。　　伤恋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在绍兴县试中马一浮以名列榜首的成绩名声大噪，与鲁迅、周作人兄弟同榜。少年英才，自然为众人瞩目。浙江名士汤寿潜，民国时期浙江省第一任都督、交通总长，读过马一浮的文章后，大为赞赏之下，便把长女汤仪（字润生，私谥孝愍）许配给他。　　这时，马一浮的父亲正患病卧床，需要冲喜，经双方家长同意，就提前办了喜事。于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16岁的马一浮娶汤孝愍为妻，开始度过他生命中明朗却短暂的美好时光。　　婚后，夫妻感情甚笃。这位汤小姐，比马一浮大一岁，虽不识字，但深懂闺训，她服侍有病的公公至孝，对丈夫体贴入微。但素有爱国抱负的青年马一浮，在当时“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渴望追求新知。他他耐心教妻子识字读诗，对妻子说：“不能识字，比于盲瞽，不能读书，比于冥行。”　　不久，马一浮就辞别瘫痪在床的老父和新婚燕尔的妻子到上海学习英文、法文，直到1900年底，因父病日益沉重，才匆匆回家探望。翌年三月，老父与世长辞。　　1901年11月，料理完后事，马一浮再次告别妻子，到上海游学。在此期间，他广交朋友，结识了广西的马君武，也结识了上海南洋公学特班的学生。如李叔同、邵力子、黄炎培、洪允祥、林同庄等人，尤其和外语基础特别好的马君武、谢无量志同道合，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二十世纪翻译世界》杂志社，译介了斯宾塞等西方名人名著，内容涵盖文学、哲学、政治、社会学、教育史等等，试图借西学新知，唤起民众。　　就在此时，马一浮突然接到家乡电报，得悉妻子病危，于是夤夜动身赶回家乡。由于交通不便，经过两天两夜才回到家乡长塘。谁知幽明永隔，亡妻已经停棺在堂。　　马一浮的当时肝肠俱碎，他真的不敢相信妻子就这样飘然的离诀了人间。他在妻子灵柩合棺前的整整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内，不吃也不喝，不哭也不闹。他只是轻轻握住了妻子的手。家人都恐怕马一浮是因为悲愤过度而变得痴呆了。后来，在妻子下葬入土的数日之后，马一浮坐在自己物是人非的清冷的屋子里，方灵魂回窍般地嚎啕大哭起来。　　妻子汤氏的病逝，马一浮哀痛之余，还有更多愧疚。他曾作《哀亡妻汤孝愍辞》来寄托自己的深切哀思：“孝愍归我三十一月，中间迭更丧乱，无一日不在悲痛中，浮未有与卿语尽三小时者。然浮所言他人所弗能解者，卿独知其意。……卿既死，马浮之志、之学、之性情、之意识，尚有何人能窥其微者！”　　此后数十年，马一浮一直未娶，孑然一身地漂泊在乱世之中。对于这一点，马一浮说：“吾见室人临终后之惨象，惊心触目，不忍人睹，自此遂无再婚之意。”　　马一浮此后与岳家一直保持着良好的交往。岳父汤蛰先先生逝世之后，妻子的哥哥汤孝佶先生诚恳地向马一浮先生表示了父亲的遗愿：亡女缘悭福浅，希望马先生能再继画眉之乐，不要再孤灯独对的苦待自己了。　　当时，一些世伐大户人家的女子，对于声名如日中天的马一浮存了一份幽微的爱慕之情，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给马一浮。可是，马一浮坚决表示不再续娶。他毅然在报刊上登出了婉拒友人为他作伐续弦的一封信。云：“浮德非虞鳏，生无立锥之地；才谢孔父，已邻衰白之年。分当枯木寒岩，自同方外；此而犹议婚姻，私亦讶其不伦。”马先生此信一经刊登，喧嚣而上的议论立即就雨晏风清了。　　佛缘　　马一浮曾改名“一佛”，努力读三藏十二部经典，杭州的“文渊阁”就在西湖边，那里珍藏《四库全书》，马一浮也经常到那里去阅读，被人称为“无书不读”的人。他以儒家的“理事双融”与佛家华严宗的“四法界”相融合，提出“儒佛互摄”说，认为“圣教所兴，同依性具，但以化议异应，声句殊施”，“故六艺之言，显于此土；三藏之奥，演自彼天，法界一如，心源列二”。　　马一浮发起在家居士，成立“般若学会”，广交高僧大德，相互切磋佛理，杭州各大丛林的方丈都成了他的座上客。　　马一浮德高望重，许多佛教人士都有请他写传记、塔铭，如《虎跑寺五百应真造像石刻后记》、《楞严正脉科会序》、《唐高僧鉴真法师赞》、《重刻莲池大师戒杀放生文序》等。他的佛学专著《法数钩玄》，内容丰富，阐释精当，影响深远。　　20世纪之初，李叔同在上海南洋公学就读，与在上海游学的马一浮相识。10余年后，李叔同来到杭州第一师范任教。由于两人都是书法名家，又喜好中西音乐的原因，李叔同常去杭州城内的延定巷，向正在那里住着的远谢时缘专研佛学的马一浮请教。李叔同从马一浮那里请了不少经书回来阅读，后来又发心开始素食，在住房里供起佛像，屋内终日青烟袅袅。李叔同跑到虎跑寺山里断食，回来后更加深研佛法，仍然跟马一浮谈佛论道。　　李叔同的弟子丰子恺在《陋巷》一文中曾写过李叔同与马一浮的交往：“我的艺术科教师李先生，似乎嫌艺术的道力薄弱，过不来他的精神生活的瘾，把图画音乐的书籍用具送给我们，自己到山区去断了17天食，回来又研究佛法预备出家了。在出家前的某天，他带我到这陋巷里去访问马先生。我跟着李先生走进这陋巷的一间老屋，就看见一位身材矮胖而满面须髯的中年男子从里面走出来应接我们。我被介绍，向这位先生一鞠躬，就坐在一把椅子上听他们谈话。我其实全然听不懂他的话，只是片断地听到什么‘楞严’‘圆觉’等名词……”　　马一浮得知李叔同将在七月落发后，准备九月受比丘戒的消息时，马一浮亲自介绍并陪送弘一到灵隐寺去受戒，并向弘一赠送明代藕益大师《灵峰毗尼事义集要》、清代见月律师《宝华传戒正范》两本书。弘一后来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自序中说：“马一浮居士贻以《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宝华传戒正范》被玩周环，悲欣交集，因发学戒之愿焉。”可见马一浮对后来深研戒律的弘一法师的深刻影响。　　1928年，弘一将撰写的《五戒相经笺要》30部寄给马一浮。马一浮以为“垂诱之切，敬谢无量，曩时奉对”。弘一曾向马一浮表示，希望得到一部《清凉疏钞》，马一浮多方打听，寻求后，立即予以奉赠。他在通信中常有“俗中忧忧不可言，伏维道体安隐，少病少恼”之语，相互间的关切心神交会。　　1930年夏，弘一法师自感“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以为“皆老之相”，决定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但他仍不忘马一浮，托夏丏尊转交石图章一包，“向马一浮致诀别之意，说今后不再通信及晤面矣。”马一浮理解弘一法师专心念佛，愿早生西方心情，连称难得。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逃难途中，忽接弘一法师来信，知道弘一殉教的意志，感慨万千。他将来信抄示友人，称赞“此老为法忘身，真有古德风范，不愧为吾老友！”值弘一法师六十初度时，马一浮写诗致贺：世寿迅如朝霞，腊高不涉春秋。宝掌千年犹驻，赵州百岁能留。遍界何曾相隔，时寒珍重调柔。深入慈心三昧，红莲化尽戈矛。　　李叔同与丰子恺师徒曾做《护生画集》，出版时，师徒二人都想到请马一浮写序言，马一浮在序言中提出“护生即护心”的观点。1938年2月，丰子十岂作护生画二二集时，马一浮指点说：“务望尽力发挥非战文学，为世界人道留一线生机。目睹战祸之烈，身经离乱之苦，发为文字，必益加亲切，易感动人。”　　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在中国文化界弓起极大震动，马一浮挽诗：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祗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1954年1月10日，弘一法师舍利塔在虎跑寺落成，马一浮为塔身题写了“弘一大师之塔”六个篆字。并作《虎跑礼塔诗》曰：　　昔年亲见披衣地，今日空余绕塔行。　　性情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再次邀请马一浮出山，任北大文科学长，被马一浮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而婉言谢辞。　　军阀孙传芳在自任东南五省联军统帅时，曾慕名去拜访马一浮，马拒绝接见。家人惧怕孙传芳的权势，对他说：“可不可以告诉孙传芳你外出了？”马一浮断然说：“告诉他：人在家，就是不见！”弄得孙传芳下不了台。　　新加坡广洽法师对马一浮极为敬仰，见马一浮自奉甚俭，每次回国时总想送点钱财以补其不足，但马一浮却笑着说：“和尚是吃十方的，我怎么能连和尚的东西也收下吃起十一方来呢？”　　搞战期间，马一浮在四川乐山住了6年，办书院，收弟子，著书立说。国民党权贵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母亲去世，丧事办得极为排声豪华，孔祥熙派人找马一浮替他母亲写一篇歌功颂德的墓志铭，马一浮婉转地拒绝了。孔祥熙不死心，再派人央马一浮写墓志铭，并许以黄金若千两为酬劳。马一浮听说是金钱交易，顿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冷冷地说：“我从不为五斗米折腰，请回吧！”来人只得悻悻而返。　　马一浮入川办书院，到重庆后，受到了官方的隆重接待。蒋介石亲自宴请，宴会结束后，还特意把马一浮拉到一边，说素来仰慕大师的德望，要请教治国之道。马一浮推辞再三，最后说道：“唯先儒有两句话可以奉告：唯诚可以感人，唯虚可以接物，此是治国的根本法。”蒋介石不禁愕然。马一浮终不愿为“帝王师”，卷入政治漩涡中，所以很快又将话题转到书院事务上，蒋介石当即允诺，拨款三万元作为建院基金。　　王伯尹是书院的高材生，人很聪颖，懂诗道，向马一浮请益达十载。而马一浮则有意培养他入作者之林，经常为他改诗，直至该生病重前的最后一首《秋阴》。王伯尹去世后，马一浮很为惋惜，曾作《哀王伯尹》诗一首以志怀念。他在诗前的小序中写道：“病前曾以《秋阴》五言属为点定，予和以短律。不谓未及旬日，遂成绝笔。因作此以志吾哀，使死而有知，亦冀抒其悒郁耳。”　　马一浮写字卖字有很多规矩。给人写字，不喜欢加题上款，如必需上款，则润资加倍。他卖字，有5个“不书”：一不书祠墓碑志，二不书寿联、寿序、征启，三不书讣告、行述、像赞，四不书题签和时贤作品，五不书市招。此外，无介绍不书，立索不书，书画碑帖的题跋不书。别人作了诗请他书写，皆以一首为限。　　1953年9月，政协全国会议上，梁漱溟因与毛泽东见解不同而发生“廷争免折”，而梁在会上顶撞毛主席后，坚持己见，毫不认输。一连三天，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无人敢为缓颊。周恩来见事急迫，即致电上海找沈尹默先生，托他赶赴杭州邀马一浮先生到北京婉劝梁先生检讨，以保护梁先生过关。但马一浮先生却断然拒绝，说：“我深知梁先生的为人，强毅不屈。如他认为理之所在，虽劝无效。”　　1958年，马一浮曾经为自己写下一篇《自题墓辞》：“孰宴息此山陬兮？谓其人曰马浮。老而安其茕独兮，将无欲以忘忧。学未足以名家兮，或儒墨之同流。道不可谓苟悦兮，生不可以幸求。从吾好而远俗兮，思穷玄以极幽。虽笃志而寡闻兮，固没赤而怨尤。惟适性以尽命兮，如久客之归休。委形而去兮，乘化而游。蝉蜕于兹址兮，依先人之故丘。身与名其俱泯兮，又何有夫去留。”　　1963年，马一浮将自己历年所作书法精品357件（册）献给国家；转年，他又将自藏的惟一一张宋画献给国家。　　马一浮曾对家人说：“佛家视生死为一大事，儒家则以为生死同一昼夜，同一寒暑，同一呼吸，却是平常事”。　　马一浮临终时作诗云：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仙风　　钱穆说马一浮：“一浮衣冠整肃，望之俨然。而言谈间，名士风流，有六朝人气息。”　　马一浮是西泠印社成员，自用印近百方都是亲手所治，典雅静穆，颇得汉人心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弟子姜心白的帮助下，马一浮携万卷藏书离开杭州，避兵桐庐。丰子恺也率领全家，径直投奔桐庐马一浮。不久，两家人就在相距不过一里地的地方各自安家。出于对马一浮那种发自内心的崇拜，丰子恺几乎每隔一天就去拜访一次。虽然正值隆冬时节，太阳却是暖融融的，风也并不寒冷。丰子恺一般是上午到马一浮家拜访。每到这时，如果天气晴好，马一浮就会拉他同门人王星闲到竹林边晒太阳。“童仆搬了几只椅子，捧了一把茶壶，去安放在篱门口的竹林旁边。这把茶壶我见惯了：圆而矮的紫沙茶壶，搁在方形的铜炭炉上，壶里的普洱茶常常在滚。茶壶旁有一筒香烟，是请客的；马先生自己捧着水烟筒，和我们谈天。”有时马一浮也放下水烟筒，拿起一支香烟来抽，他那“弥高弥坚，忽前忽后，而亦庄亦谐的谈论，就在水烟换香烟，香烟换旱烟之间源源地吐出来。”很多年之后，丰子恺都念念不忘当初那么诗情画意的“桐庐负暄”。　　丰子恺曾说，马一浮先生是“中国书法界之泰斗”。马一浮的书法诸体均有很高的成就。他的行草得益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高古清雅，瘦硬遒劲，富有书卷气和山林气。　　逸事　　马一浮人比较矮，但脑袋特别大。他平时不戴帽子，有一年初冬要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为了保暖，家人想给他买顶帽子，可跑遍杭州竟找不到他戴得下的大号帽子。　　1903年，马一浮遭遇失怙丧妻之双痛，远游国外，先是美国，后是欧洲。早在出国前，他就听说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而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能看到的，所以他一到美国就时时留意。有一天，他正患感冒，带病到“约翰书店”涉猎书刊，竟被他买到了渴望已久的一本英译本马克思《资本论》，他大喜过望，如获至宝。在日记中写道：“昨日，吃种种之药，吃一块之面包，吃半杯之饭，都不觉好恶。晚来，脸痛略减，早起，又甚，奇哉。下午，得英译本马格士资本论一册。此书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胜服仙药十剂！余病若失矣！”　　回国时，马一浮又买了一本德文版，结果英文的那本送给了好友谢无量先生，德文的送给了上海“国学扶轮社”收藏，他还建议将之翻译出版，所以有人说他是把原版《资本论》传入国内的“第一人”。　　上海“国学扶轮社”解体，人去书散，马一浮赠送的那本《资本论》流落上海书肆不被人识，恰好也是马一浮先生的好友、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人物马君武先生在书摊发现了这本奇书，并且发现了马一浮读该书后的题跋，于是赎回转赠于马一浮先生，物归原主，适得其宜。再后来，抗战中马一浮先生往浙江大学执教，遂将此书赠与图书馆；解放后院校调整，浙大分家，文科书籍大多归杭州大学收藏，马先生所赠之《资本论》也就成了杭州大学图书馆的压库之宝了。　　《竺可桢日记》1950年7月有段记载，竺先生从中科院历史所的向达先生处获悉，马一浮先生不独阅读过《资本论》，且有阅读笔记，有一册《读马克思资本论》他也在解放后赠给了浙江大学图书馆。　　1905年，汤寿潜为了抵制帝国主义侵略，夺回浙江铁路建筑权，在旅沪浙江同乡会（此会是清末革命组织光复会的基础）支持下与张元济等成立浙江铁路公司，自任沪杭铁路总理。由于当时杭州拱辰桥是日本租界，工业发达，经济繁荣，因此汤寿潜最初把沪杭铁路终点站定在艮山门并准备从艮山门再铺一支线到拱辰桥。一天，马一浮到岳父家作客，汤寿潜见爱婿从欧美游学归来，道德文章颇有建树，名气很大，便把铁路图纸交给他请他参议。谁知马一浮看后却一把将图纸撕成两半。“这是为啥？”幕僚们大惊失色忙问何故。马一浮便说：“中国人造铁路要为中国人着想。为什么不把终点站定在羊市街闹市区北端附近，再铺一支线到南星桥，以便水陆衔接和今后铁路南延，而要把终点站定在艮山门，铺支线到拱辰桥租界去方便日本人呢？”汤寿潜觉得他的话言之有理，不但不以马一浮撕图纸为无礼，还按他的方案把艮山门改为货运站而在羊市街北端城内即今天的杭州城站建了一个终点站。　　抗战期间，马一浮在浙大开始了他一生中唯一一次的大学讲学。他的课程时间也十分特别，不按常规分星期，而是固定在每月的五号、十五号、二十五号，风雨无阻。因为“五”是《尚书·洪范》中的“皇极”之数，马一浮以为能够体现儒家的中庸之义。一个学期后，战火波及赣北，浙大又迁往广西宜山，马一浮在宜山继续了一个学期的讲学。后来这两个学期的讲稿遂被辑成《泰和宜山会语》出版，影响了几代学人。　　马一浮见蒋介石一面之后，说蒋神情气象偏狭，有刘裕偏安之才。　　楼达人与马一浮结识多年。有次问他：您是佛学家，又点化李叔同出了家，可您自己又为何留居尘世？他哈哈大笑说：这是因为我六根未尽。　　熊十力到杭州疗养。他听说马一浮游学美、英、德、日诸国研究西方哲学回来将治学重点转向祖国民族传统文化儒学也即六艺，曾借住广化寺青灯黄卷三年之内足不出户尽读四库全书三万六千余卷时，便很想见见马一浮。他回忆二人结识的过程：“马一浮清末就很有名气。我既然在杭州，就很想见他。但是找这个人介绍不肯，找那个人介绍拒绝。这些人的意思是说，马一浮谁也不见，他还见你！不得已，我自己写了一封信并附著作，直接找马一浮。很久得不到消息，我就很气。……终于有一天，马一浮来了。我就说，我写信给你，为什么不回信？马说：‘你如果只有一封信，我就可以写了回信。但你附有著作，我一定要把你著作读完之后才回信。你看，我现在不是来了吗？’”从此，熊十力就把马一浮视为知己。　　马一浮、马寅初、马夷初（叙伦），人称“浙江三马”。马一浮讲宋明理学，兼通佛理，在西湖筑居；马寅初为经济学名家，当年在重庆讲学，大呼“杀孔宋以谢国人”，被老蒋囚于鹅湖之顶。鹅湖乃八百年前南宋理学两大师朱熹、陆九渊论同异之地，囚此一马，也算佳话；马夷初讲老庄，据说当年在北大讲中国哲学，以庄子《天下篇》为教材，一一加以笺注，引申发挥，一年之中，只讲此一篇，遂有“马天下”之称。　　颖悟　　1883年，马一浮出生于浙江绍兴一书香门第，幼年时曾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加上他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过目成诵，在当地有神童之称。他8岁初学作诗，9岁就能读《文选》、《楚辞》。　　九岁时，父亲为马一浮聘请了当时颇有声望的举人郑墨田来家里教他读书。可是没过多久，郑先生就坚决请辞。父亲以为儿子少年玩劣，不听教诲，惹老师生气。仔细一问，才知道是学生天赋异禀，才智过人，老师自愧无法胜任，不想耽误学生前程，才自动辞教。　　老师走后，父亲偶尔亲自教导马一浮读书。但更多的时间是马一浮自学。从此，马一浮夜以继日，广阅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基。　　1898年，15岁的马一浮参加绍兴（时称会稽）县试时，名列榜首，远在同考的周树人、周作人昆仲之上（周作人34名，周树人37名）。考试题目是要大家摘取古文语句，拼凑成文，要求文章写得自然流畅，宛如笔者自撰，没有依傍痕迹。这种集句成文，古文根底不厚者很难做到，故可见马一浮古文功底之深厚。　　在后来一次出国考试中，马一浮又一次和周树人同进考场，马一浮依然名列第一。　　茶趣　　作家何满子先生曾作如此评价：近人品茶鉴赏最精的，唯马一浮先生。　　马一浮久居杭州，晚年定居花港观鱼蒋庄，附近就是驰名中外的龙井茶叶产地。他喜欢龙井茶，每当新茶上市，友人常送些请他品尝。但他最爱喝的却是远在数千里之遥的云南沱茶。　　一次，友人从云南带来沱茶，介绍说：沱茶为普洱茶之一种，色褐微红，光泽洁润，味香而醇，饮之具有一种深沉隽永的韵味。马一浮试之，果如所说，经过几次品尝，便对沱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相比之下，龙井茶太谈了。云南沱茶杭州无供应，购买便成了难题。开始时，由友人从云南带来，数量虽不多，但胜似雪中送炭；后又托人买一些。但天天喝茶，托人在云南购买，实在是“远茶难解近渴”。马老的亲属汤彦森先生，十分着急，到处打听，终于发现在上海一家特产商店有售。有了茶，选用茶具就成了大事。　　古人很注重烹茶工具、炊具，且对于茶具制作，已有巧夺天工的工艺水平。于是马一浮模仿古人，或自制，或选购，操持了一套很有艺术价值的茶具。譬如茶炉，他选用上等铜材，聘请能工巧匠，打造了一只体积小，形体园，比排球略大些的小茶炉。还有炖壶，用粗砂烧制，烹茶味纯，绝没有铁锈味道。但最讲究的茶具，当推泡茶用的紫砂壶了，由马老亲自订做，宜兴名家选用标准紫砂泥，按照传统工艺，精心烧制而成。这把紫砂壶，形状古朴，质地细腻，盖如南瓜蒂，上刻一联云：汤嫩水清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长。马一浮的整套茶具，小巧玲拢，富有艺术性。比如拔弄炭火的小火钳，铜做的，只有常用火钳的一半大小；他用的小茶杯形同玩具，只比北方酒盅稍大些，也很具观赏性。这套茶具，马一浮用了几十年，十分珍贵。可惜十年浩劫中已经不知去向，实在遗憾。　　煮水的火也有讲究。起初，马一浮用木柴烧茶，烟熏火燎，污染水质；后来改用煤球，仍有黑烟乱窜，水味不纯。一段时间之后，马一浮研制成了一种优质小炭饼，做法是：挑选上等木炭，捣碎加水拌匀；再用木板做成许多小木模（月饼大小），把木炭泥装入其中，待干燥后取出即成。这种“小炭饼”无烟无臭，火缓而稳，既不影响水质，也不污染空气，烹茶最为适用。　　马一浮把烹好的茶沏好之后，常常是自斟自饮，闭目养神。他品茶时，往往把诗与禅联在一起。例如，他读卢仝“肌骨清，通仙灵，两腋习习清风生”句，要说声：“这是道家境界！”他读范仲淹的：“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时，也会说声：“一派仙气”。读到金田和尚的诗句：“不但清心明目好，参禅能伏睡魔军”，便认为：“这和尚正探求佛理。”但又评说：“若就诗的意境而言，金田和尚比卢、范二位差之远矣。”　　马一浮饮茶，有的习惯，令人发笑，例如紫砂壶中的“茶锈”（实是“茶垢”）他美其名曰“茶山”，虽然已经发黑，甚至很脏了，却从不洗涤，仅每天早上用清水冲一下算数。有人问过此事，他说，有了茶山，水更清，味更纯，如此而已。　　仰止　　马一浮和李叔同相交数十年，他们除了谈佛论道，在书法、琴艺方面也多有来往，但两人谈论最多的还是佛学。在这方面，李叔同虽然年长一些，却一直视马一浮为老师。马一浮受杭州海潮寺之托，邀弘一主持“佛七”，弘一法师应招前往，当马一浮主讲《起信论》时，弘一法师仍然像学生一样侍立末席，专心听讲，从不缺席。　　从竺可桢日记中看，为了礼聘马一浮前来讲学，竺可桢可谓煞费苦心。他不仅多次登门造访并托人劝驾，请他前来讲学，还准备在校外选择地点，让学生到其寓所去听课，以满足他提出的“登门请业”之要求。遗憾的是，由于马一浮始终不能通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对此，竺可桢自认为“对于请马一浮，可称仁至义尽”；与此同时，马一浮也给他留下了“学问固优，世故欠通”的印象。　　马一浮想在风景优美的桃源胜地办一个书院。对马一浮仰慕已久的蒋介石听到这个想法后，大为支持，很快就以行政院的名义向马一浮提出了办学邀请，并划拨了一笔办学基金。马一浮提出了一份《书院之称旨趣及简要办法》，力图主持一个完全由他个人意愿设置的纯学术的书院。蒋介石采纳了他的意见，在重庆亲自接见并设宴款待了马一浮。　　马一浮等人办复兴书院，从重庆到乐山颇为风光，当局特意安排大汽车迎送，当地组织民众夹道欢迎。颇有古之礼俗。　　解放初期，陈毅到杭州拜访马一浮，当时马一浮正在午休，家人想唤醒他，被陈毅阻止。家人请陈毅进屋，陈毅怕打扰马一浮休息，便站到屋檐下伫候。过一会儿下起了细雨，待马一浮醒来赶忙请进时，陈毅的衣帽鞋袜皆沾湿了。马一浮为陈毅的言行所感动，终于应邀担任了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浙江省文史馆的第一任馆长。　　1957年，周恩来陪同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访问杭州，一起到西湖花港蒋庄专门拜访了马一浮。　　1958年，全国大办工业时，浙江办起了杭州钢铁厂。这个厂建在半山区的马铃山附近，当时规划要把马铃山的小山头削平，造钢铁厂附属炼焦厂，这就得把安葬在那里的马家坟墓动迁。马一浮得知这个消息不知所措。周恩来总理从浙江汇报中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即电告浙江有关领导，指示：“马先生的先茔墓与自营生圹一定要保护。已砍了的坟头树先设法补种起来！”这个指示从省政协传到杭州钢铁厂党委，于是修改了原先砍平山头的计划，保留了马氏墓，同时发动厂里机关干部在马氏墓地植树。马一浮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感动，非常感谢周总理。　　1962年马一浮八十寿诞，周恩来总理为了表彰这位保存与发扬国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在当时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批拨一万元专款作为马先生刻书的基金并以此祝寿。　　1964年，毛泽东在北京宴请马一浮，马坐主宾位置，毛泽东、周恩来分坐两旁。　　晚年，梁漱溟回忆他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时，到杭州拜望马一浮的情景。梁漱溟尊重马一浮，“谒先生于延定巷。入门，长揖下拜”。梁漱溟与马一浮谈学时，自称后学。襟怀坦白的马一浮指出梁漱溟研究印度哲学只重事功，而忽视心性根源，尚须商量的情景，使梁漱溟久久不能忘怀。临行，马一浮送梁漱溟两本木刻古籍：《先圣大训》、《旰坛直诠》。梁漱溟视为珍宝，一直藏在身边。　　长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降临时，马一浮也难逃厄运。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洗劫了马一浮家，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红卫兵不答应，反而猛掴其面。　　马一浮毕生收藏的古书名画被投进熊熊烈火，化成灰烬，他真是悲痛欲绝。幸亏当时负责花港保卫工作的同志及时报告省府领导，才省图书馆、博物馆人员赶到现场，从劫火中抢救出了一部分珍贵的藏书、文物、字画和手稿，得以妥善保存。　　84岁高龄的马一浮被限期搬出蒋庄。那天晚上，他身穿单衣，久久地独自临湖而立，时而仰观星座，对天长叹，时而凝视湖面，低头沉思。当晚，他离开蒋庄避居安吉路一处陋屋，但还关心着屋外形势。　　面对文革浩劫，马一浮写下：“语小焉能破，诗穷或易工。百年驹过隙，万事水东流。尚缓须臾死，因观毕竟空。栋桡方欲折，谁与问鸿蒙。”　　当有人告诉马一浮，李叔同的学生潘天寿，在美院遭受非人待遇时，他连叹“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从此再不开口。精神上的折磨，再加上胃病加剧，马一浮抑郁成疾，一病不起。　　1967年，马一浮胃部大出血，后诸病皆发，及至6月2日，胃病加剧，出血不止，经浙江医院抢救无效，溘然与世长辞，终年85岁。　　去世前，马一浮在枕边写下最后一首诗《拟告别诸亲友》：　　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　　评说　　周恩来总理称马一浮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　　熊十力是极少称许别人的，但是他对马一浮却推许说：“马先生道高识远。”　　贺麟则评论说：“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又说：“他尤其能卓有识度，灼见大义，圆融会通，了无滞碍。”　　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　　丰子恺评马一浮：“无论什么问题，关于世间的或出世间的，马先生都有最高远最源本的见解。他印证古人的话，无论什么书，都背诵出原文来。”　　弘一法师对丰子恺说马一浮：“马先生是生而知之的。假定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而且每天读两本（他用食指和拇指略示书之厚薄），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之多。”　　朱维铮认为，“马一浮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他主持复性书院，听不得一点不同意见，连贺昌群辞去浙大教授，千里迢迢跑到乐山，助他实现办学理想，却以家臣待之，一言不合就挥斥而去，岂是‘有所不为’？由熊十力与他‘道相同而不相为谋’的事例所彰显，更可看出此公本质上是文化专制主义者”。　　七、熊十力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继智、升恒、定中，号子真、逸翁，晚年号漆园老人，著名哲学家，新儒家开山祖师，国学大师。　　狂傲　　少时，熊十力口出“狂言”道：“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令其父兄诧异不已。　　熊十力原名熊继智，十力本是佛家术语，专指如来佛祖的十种智力，他以十力为号行于世，可见其狷狂之盛。　　熊十力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黄冈熊十力造”，颇引起一些议论，因为在印度只有被尊为菩萨的人才可以用这说法，据传他也曾经自称“熊十力菩萨”。　　熊十力曾言：“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　　1911年，武昌起义后，熊十力任湖北都督府参谋。当年12月，熊十力与吴昆、刘子通、李四光聚会武昌雄楚楼，庆祝光复，史称“黄冈四杰”。聚会期间，李四光曾书“雄视三楚”，熊十力则书：“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熊十力狂妄，殷海光拜访他，谈起冯友兰、胡适和金岳霖，熊十力对三人都不放在眼里，他说胡适的科学知识不如“老夫”，冯友兰不识字，金岳霖所讲是戏论。听罢此语，即使对熊十力盛气凌人已有所闻的殷海光也深感意外。　　1932年，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熊十力曾就读的南京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熊的老师欧阳竟无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随后令弟子刘衡如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　　熊十力见后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他对北大校方说：“我要写书，不讲课了！”于是辞职，并迅速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此时距《新唯识论》出版仅5个月。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欧阳竟无是熊十力的老师，但熊坚持说：“吾爱吾师，尤爱真理！”从此，他们师徒交恶，至死未解。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有一次徐复观和熊十力先生谈天，熊先生说章太炎除了文章写得好，及懂一点小学外，并无学问。徐复观还听说熊先生在杭州时看到章氏谈佛学的文章，批上“尔放狗屁”四个大字。　　熊十力有一次在朋友家吃饭，朋友的孩子想吃桌上的一块肉，熊十力却立刻夹到自己碗中，说：“我身上负有传道的责任，不可不吃，你吃了何用？”于是坦然吃下。　　有人拿自己的文章给熊十力看，他说：你拿书给我看干什么？你应该看我的书，就是不看我的，也应看圣贤的书，你的狗屁东西算什么作品呢？　　熊十力与张难先私交甚笃。张任湖北财政厅厅长时，很多人来求熊，希望能通过熊弄一个一官半职。熊不胜其烦，一日在报上刊登启事一则，以绝他人请托之望。内容为：“无聊之友朋，以仆与难先交谊，纷诉介绍，其实折节求官，何如立志读书；须知难先未做官时，固以卖菜为生活者，其乐较做官为多也。仆本散人，雅不欲与厅长通音讯，厅长何物？以余视之，不过狗卵孵上之半根毫毛而已。”　　1949年以后，熊十力脾性依旧，坚持不肯改造自己。解放后，熊十力到北京后，毛泽东接见了他，并送给他几本书。熊十力申明，他拥护共产党，爱新中国，但一辈子学的是唯心论，无法改变自己的哲学主张。此后他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中国哲学会请他作委员，他提出两个条件：不开会，不改造思想。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是不能去开会的，我是不能改造的，改造了就不是我了。”又说：“马一浮写信给我，说他自己是‘确乎其不可拔’！我回信说我也是‘确乎其不可拔’！他以为我到北京，就‘尽弃其所学’了！”　　1956年，政协召开关于知识分子的会议，熊十力先生原不在邀请之列，熊的学生杨玉清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过去曾有人说：‘可惜今天称得上士的人，只有马一浮、梁漱溟、熊十力二三人而已。’梁先生今天在座，马先生也由杭州到北京来了，只有熊先生还在上海。”政协马上联系上海方面，请熊先生为特邀代表。陈毅派人去熊先生家通知，此时熊正在洗澡，他说：“我是不能坐飞机的。”于是坐当日火车前往。　　在这次政协会上，熊十力被增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并连续当选为第三、四届政协委员。但他只是政协的“三到”委员：开幕到、闭幕到、照相到。其余时间，均不到会，而是呆在宾馆里与友朋聚谈。某次，一位大人物突然莅临，全场起立相迎，唯熊十力独自岿然不动。　　熊十力怕坐飞机，说是怕把飞机给坐坏了，但坐火车又忍受不了车厢里的暖气，因此每次北上开政协会议，均把车窗打开，风呼呼的往里灌，一车厢的人均消受不了。服务员向陈毅反映，说熊十力是个怪老头，不好伺候。陈哈哈一笑，说：“咱们国家有几个熊十力？不就一个吗？想法子照顾一下嘛！让他自己住一个包厢好不好？”　　风度　　熊十力少时，因慕鲁国大夫子桑伯子不衣冠而处之风，夏天在山野的寺庙居住时，经常赤身裸体，有时出去遇到人也不回避。有人告诉熊的长兄，但长兄并不对他进行管束。一次，熊父的一个学生痛责熊十力道：“尔此等行为，先师有知，其以为然否？”熊十力如遭棒喝，从此再不敢了。　　熊十力在为学之余，喜善交学界朋友，与时贤如黄季刚、马叙伦、梁漱溟、胡适之、张东崧、张申府、钱穆、汤用彤、蒙文通、张君劢、冯友兰、金岳霖、朱光潜、贺麟等人，时相过从，切磋学问。尤其是与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时间里交往甚密，“无有睽违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辄诘难横生，余亦纵横酬对，时或啸声出户外。漱溟则默然寡言，间解纷难，片言扼要。余尝衡论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确乎其严，宰平戏谓曰：老熊眼在天上。余亦戏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熊十力喜与友人门生在江边或山林游走，在闲暇时与自然山水融成一体。他天庭饱满，目光炯炯，银色的胡子在胸前飘动，身着一袭旧布长衫，足登两只布鞋，二三门人跟随，山麓湖畔行吟，活脱脱一仙风道骨！　　哲学家牟宗三记叙他与老师熊十力的初见。那是1932年冬，熊十力“胡须飘飘，面带病容，头戴瓜皮帽，好像一位走方郎中，在寒风瑟肃中，刚解完小手走进来”。言谈中，他忽一拍桌子，大喊：“当今之世，讲晚周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混扯。”再看熊十力，眼睛瞪起，“目光清而且锐，前额饱满，口方大，颧骨端正，笑声震屋宇，直从丹田发”。此情此景此人，牟宗三以“真人”二字冠之。　　在北碚期间，旧友新知时来相看，使熊十力稍感欣慰。有一次陈铭枢请熊十力吃饭，背山临江，一派好风景。陈却背对江面，熊大不解，问陈：“你怎么不看风景？”陈说：“你就是很好的风景！”熊十力立刻重复了一遍：“我就是风景。”于是两人哈哈大笑起来。　　熊十力夏天总光着上身，即使年青女弟子来访也一样。　　一次，王元化来访，熊十力恰在沐浴，于是招呼王进门，自己赤身坐澡盆之中，与王谈话，一派魏晋风度。　　熊十力的信札、著作，常写在已用过的纸背上，字迹潦草不堪。1964年4月10日，熊十力写给唐君毅胞妹唐致中的信，就写在上海市政协发给他出三届一次会议的通知上。　　1922年，由梁漱溟推荐，熊十力到北大任教。熊十力喜欢在自己家里给学生上课，并曾在哲学系办公室门口贴了一封信，写道：“师生蚁聚一堂，究竟有何受益？”他改而采取古代师生朝夕相处的书院式方法教学，许多学生上门问学比去上课还多，被人称为不上课的名教授，弟子亦满天下。　　熊十力冬天室内不生炉火。北京的冬天差不多有四个多月，听课的学生全副冬装，坐着听讲。熊先生开的课是两个学分，也就是两节课。但熊先生讲起来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每次讲课不下三、四小时，而且中间不休息。他站在屋子中间，从不坐着讲，喜欢在听讲者面前指指划划，每讲到精彩处，他常意兴陡发，情不自禁地随手在听者头上或肩上重重一拍，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因为拍得太重，久之，学生听熊先生讲课，都不敢坐第一排。有人躲到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拍起。　　熊十力拍听众的习惯由来已久，郑昕曾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求学时，听熊十力先生讲课，他怕熊先生的棒喝，每次早一点到场，找一个离老师远一点的位子坐下。　　熊十力在论学时，谈到高兴处，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震堂宇。有一次他与张东荪论学，谈得兴起，一巴掌拍在张的肩上，张东荪不得不眨眨眼，逡巡后退，以避其锋芒。　　暴烈　　熊十力患有神经衰弱，后来虽然病情有好转，但一到天气闷热，思虑过多，脑中便如针刺一般。这时，他的心绪就乱了，容易骂人。　　殷海光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岳霖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对此，金岳霖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原来，梁漱溟因为学问方面的事，与熊十力发生了争论，争完之后，熊十力乘梁漱溟转身之际，跟上去就打了梁三拳，口头还骂他是个“笨蛋”。梁漱溟了解熊十力的个性，没有理会就走开了。　　熊十力经常和其他学者争吵，他跟马一浮吵，跟蒙文通吵，跟梁漱溟也吵。废名（冯文炳，文学家）很佩服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经常与熊的意见不和。两人一当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当争论起学术问题来，经常是各不相让，始则面红耳赤。一次，二人又争吵不休，废名说，我代表佛，你反对我就是反对佛。熊十力说，我就是佛，你才是反对佛！争来争去，到最后没有了声音，原来双方扭成一团、拳脚相加，最后是不欢而散。然过一二日再聚时，则又谈笑风生，和好如初。　　周作人在《怀废名》中记录过此事：“有余君与熊翁（指熊十力）同住在二道桥，曾告诉我说，一日废名与熊翁论僧肇，大声争论，忽而静止，则二人已扭打在一处，旋见废名气哄哄的走出，但至次日，乃见废名又来，与熊翁在讨论别的问题矣。”　　关于熊十力与废名的打斗，演绎出了几个版本：一说来自汤一介的《真人废名》：“他们的每次辩论都是声音越辩越高，前院的人员都可以听到，有时候甚至动手动脚。这日两人均穿单衣裤，又大辩起来，声音也是越来越大，可忽然万籁俱静，一点声音都没有了，前院人感到奇怪，忙去后院看。一看，原来熊冯二人互相卡住对方的脖子，都发不出声音了。”还有说两人在桌子底下扭打在一起的，也有说打架时熊十力正“坐在马桶上”的。还有人说，熊十力打不过废名，被打出门外，“边逃边骂”。　　李耀先去拜见老师熊十力，在熊家用餐。李一口气吃了九个汤圆，碗里还剩一个，他怕不礼貌，勉为其难又吃了半个，实在吃不下去了。正在为难之际，只听熊十力在桌上猛击一掌，怒喝道：“你连这点东西都消化不了，还谈得上做学问，图事功？”犹如当头棒喝，李顿时汗流浃背、豁然开朗，肚量为之一宽，最后半个汤圆很容易就吃下去了。　　有一次熊十力在某人家里见到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看得心头火起，不禁在书上打叉子，还不解气，干脆扔在地上边踏边骂。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北大的学生很是张狂，学校聘教师，学生要参与并提意见，如果学生不答应的话，就要重新考虑，因此没有教授敢在课堂上训学生。学生上课不来，随便挑教授的刺，是家常便饭。可是熊十力不吃这一套，张口便训，急了甚至还动手打。说来也怪，狂妄的北大学生还真就不敢将熊轰出去。　　有一次陈铭枢去杭州看望熊十力，当时“一二·八”日军侵略事件即将爆发，风雨如晦。两人一见，熊劈面就打陈铭枢，骂陈不在上海准备抵抗，居然跑到杭州游山玩水来了。　　据李渊庭回忆，1945年，他到老师的房间，“看见他正在写的书稿中引王船山的话，不符合人家原意，有点生拉硬套，我告诉他再看看人家讲这句话的上下文，并把我的理解讲出来，他就火了！”熊十力大骂渊庭为“王八蛋”。李渊庭无奈，离开了老师的书房回到自己家中，结果熊十力又追进来。李渊庭进门走了几步站住，一转身正面对着熊十力，熊十力接着骂他：“王八蛋！难道是我错了？”李渊庭说：“我只是请先生再仔细看看您引的那段话的上下文，您就会明白的，您讲的不符合原意！”李的话音未落，熊十力举拳打向李渊庭的左肩，李不躲避，说：“您打我我也是这么说。”　　熊十力气愤地走了，李渊庭的3个孩子被吓得哇哇大哭。但是第二天一大早，熊十力又来到李家，笑着对自己的弟子说：“渊庭，你对了，我错了！我晚上拿出书来仔细看了上下文，是你说的那意思。哈哈，冤枉你了！”他摸着三个孩子的头说：“熊爷爷吓着你们了！”说完，就转身笑着离开了。　　熊十力和陈铭枢是在南京学佛时结识的好友。后陈铭枢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其时熊正贫病交困。陈请熊去广州，熊不去；陈送钱，熊不收。陈实在要送，熊说，我每月生活费大洋30元，陈按月寄30元表示支助，熊受之。有一次陈的会计忘了寄钱，熊立刻写了封信，上面写了100来个“王八蛋”。陈看了信，马上补寄钱过去。　　熊十力跟另一大儒冯友兰也有过节。某次，冯氏携其《中国哲学史》来访，两人多有争论，冯欲合璧中西，而熊以西哲为肤浅，如唯心唯物之论实无精彩。话不投机，难免脸红脖子粗。　　熊十力从来不管是谁，将军也好，高官也罢，想教训就教训，一点面子不留。徐复观当年官拜少将，身在蒋介石的侍从室，红得发紫。1943年，徐复观初次拜见熊十力，请教应读何书。熊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不高兴地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不久后，徐再见熊十力，说已经读完。熊问有什么心得？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不太满意处。熊十力未听完便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它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它的好处，再批评它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徐复观后来回忆时所说，这对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　　牟宗三曾跟自己的弟子讲起老师熊十力的事情，说：“侍师亦不简单，既要有诚意，又不能太矜持。当年我服侍熊先生……那时没有一个人能服侍他，只有我……他脾气那么大，许多学生都怕他，唐（君毅）先生也不敢亲近他……其实，我并不聪明伶俐，也不会讨巧……”　　气节　　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机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语置诸座右而自警。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他深迷于“格致启蒙”之类著作，而视六经诸子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际王船山、黄梨洲、顾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严几道、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志士之论著的影响，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为反清而奔走呼号。　　熊十力因领导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为总兵张彪所通缉，并悬赏五百金购熊氏头颅。幸得营务处蓝天蔚暗通消息，熊十力先藏于何自新家中的天花板上，后逃回老家。据贺觉非先生，张彪不肯罢手，请张之洞下令通缉，并附呈熊十力以前在陆军特别学堂所作骂他的短文。张之洞阅后对张彪说：“小孩子胡闹，何必多事？”张彪最后只能将黄冈军学界讲习社查封。熊十力回到老家后，当时熊氏兄弟六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到冬天，衣不足以蔽体。他们听到南浔铁路开工，于是一起到德安垦荒。　　1917至1918年间，熊十力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熊氏“以为祸乱起于众昏无知，欲专力于学术，导人群以正见”，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蒋介石取得国民党军政大权后，熊先生人到中年，时移世易，他作为革命的参与者，内心的痛苦和绝望是一般党员难以理解的：他大骂蒋介石，并把有蒋介石字样的报纸撕下来，塞到裤裆里。　　熊十力好骂蒋介石，徐复观做蒋介石待从室官员，给他一百万元支票，被他大吼大叫地骂走；一次，郭沫若看望他时，给他带一只老母鸡，一起痛骂蒋介石，让他快活异常。　　学生们听熊十力讲课，深感到他是教书又教人，讲“新唯识论”、“佛家名相通释”，往往大骂蒋介石东北失陷，不抵抗，卖国投降。　　1936年10月，蒋介石过50岁生日，由邵力子出面请熊十力到总统府参加祝寿。到了宴会开始时，熊十力旁若无人，毫不谦让地坐了正席。他狂饮饱食一阵后，故作疯言醉语。酒酣之际，众高官显贵轮流书词吟诗，为蒋介石唱赞歌。轮到熊十力，他哈哈大笑了一阵后，挥起笔来边写边吟了一首《倒宝塔诗》：　　脖上长着瘪葫芦　　不花钱买篾梳　　虮虱难下口　　一生无忧　　秃秃秃　　净肉　　头　　熊十力写完这首怪诗后，哈哈大笑，接着提起裤腰带连走带跑，装着急待解手的样子。众人看看诗又看看他的那个滑稽样，会心地笑了。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只好哭笑不得地望着熊十力走出大门，坐进小包车不辞而别了。　　自从“九一八”以后，北平，昔日故都就成了边城，日本侵略势力逐年向华北延伸。熊十力平时深居斗室，不参与政治运动，但他对学生们的罢课、游行是支持的。同学们罢课，反对华北独立，熊十力先生的课也上不成，但熊十力同情学生，对胡适强迫学生上课表示不满。　　1937年，日寇侵入华北，熊十力化装成商人，坐煤车逃离北京城。路上遇雨，衣履尽湿，仓皇狼狈之状难以言表。辗转返回黄冈后，有乡里青年问起国事，熊不禁大哭失声，大骂国民政府不抵抗，并让青年们去找共产党，拿起枪打日本。　　1938年，熊十力居重庆璧山，常对学生讲授民族历史，并以节气相勉励，说：“日本人决不能亡我国家，决不能亡我民族，决不能亡我文化。”　　熊十力到璧山后，开始写《中国历史讲话》。贺麟等人去壁山看望他，他兴致勃勃地谈他的《中国历史讲话》的内容梗概，大意是讲“五族同源”说。熊十力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　　在四川八年，熊十力生活很不安定，物价飞涨，大后方民不聊生，他只好投靠老朋友、老学生，艰难度日，无法和家人一起居住。但他没有一天不讲学，没有一天不修改他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他看到国民党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还是指名道姓地骂蒋介石，却从不显得灰心丧气，给人的印象是勇猛精进，自强不息。　　徐复观曾将老师刚出版的《读经示要》送了一部给蒋介石，蒋遂令何应钦拨法币二百万元给熊十力。熊十力依然坚辞不受，这次的理由是，自己已趋老迈，身体很差，“此等衰象，确甚险也”，不适宜再出来开办研究所，并说“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此后熊写信给弟子徐复观，大训了一通：“复观以师事我，爱敬之意如此其厚，岂愿吾早无耶。”意思是自己还想多活几年，不想再搞什么研究所。后来，南开中学时的老同事孙颖川邀请熊十力再次入川，主持附设在其黄海化学工业社的哲学研究部。而这一次，熊欣然前往了。　　抗战胜利后，熊十力来到武汉，看到九省通衢的长江重镇满目疮痍，而国民党不顾人民死活，积极准备内战，引起他的不满。于是，他一连多日，大白天手持灯笼在武汉的商业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行走，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好奇之人实在弄不明白，就拦住他问：“先生青天白日打着灯笼走路，这是何故？”熊十力大声回答：“如今是天昏地暗，豺狼当道，不掌灯何以行路！”　　熊十力一直想办民间的哲学研究所。1946年春，避居川中著书授徒多年的熊十力返回湖北老家，借住在汉口王孟荪先生家中。此时蒋介石正欲乘船还都南京，途经武汉，得知熊十力在汉口，便差人去请，想当面谈谈，看老夫子能为党国帮些什么忙。熊大师一听顿时光火：“要我去看他，他是什么东西！”不去。蒋先生想来耳闻熊氏脾气，也不生气，让陶希圣打电话给湖北省主席万耀煌，让其赠资百万给熊十力，以助其办哲学研究所。然而熊并不领情，说：“我熊某对抗战无寸功，愧不敢当。”　　1949年5月16日，他听到路透社的电讯：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已占领军事重地武汉。熊十力极为兴奋，大书三个字：解放了！　　1949年10月在广州解放之后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联名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并同时关照沿途各级政府，热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到车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1937年“七·七”事变后扒煤车逃离北平而路遇暴雨，浑身湿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绪翻滚。他由此确信：中国人民真的站起来了！　　在1949年11月中旬，熊十力便接到了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联名发来的电报，电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国是。熊十力在给董、郭的回函中说，自己非事功之材，不宜做官，“如不以官府名义相加，而听吾回北大，课本、钟点、及不上堂、冷天南行、暖时北还，一切照旧例，否则不欲北行。”　　“文革”开始，熊十力不挂领袖像，只设孔子、王阳明、王船山座位，朝夕膜拜。但此时，他目光不再炯炯有神，谈吐不再潇洒自如，情绪也不再热烈激昂，而是“常独坐桌边，面前放一叠白纸，手中握支秃笔，良久呆坐”。　　孤冷　　熊十力在《十力语要》言：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和谐。　　熊十力好静。20世纪30年代，他所住的沙滩银闸路西一个小院子，门总是关着，为免闲人打搅，门上贴着一张大白纸，上面写着：“近来常常有人来此找某某人，某某人以前确是在此院住，现在确是不在此院住。我确是不知道某某人在何处住，请不要再敲门。”看到的人都不禁失笑。　　熊十力由蔡元培介绍聘至北大哲学系，是专任讲师，每月薪水120元。熊十力为人，不会与人俯仰，只是做自己的学问，他这个讲师的名义一直继续到“七七”事变，离开北京为止。他从不参加系里的开学、毕业、迎新送旧的活动。他这个讲师，在任何教授面前屹然而立。不论什么人来访问，他从不和人谈论天气，一谈起来，就是讲学问。除学生们前来请教的以外，在北平常和熊先生来往的，有汤用彤、林宰平、蒙文通、贺麟、张东荪诸先生。都是这些先生到熊先生家，熊先生从不回访。　　据徐复观回忆，熊十力喜欢独处，他曾告诫徐复观，要想做学问，生活上要和妻子隔开，“你和太太、孩子这样亲密，怎能认真读点书？……吾少弱病……平生强远妇人，此全神第一着也”。熊十力说这番话的时候，与夫人就没住在一起，“师母住在相隔约300公尺的地方”。五十年代初，熊十力住在银锭桥，住在上海的夫人想到北京来住一段日子，熊十力却怎么也不肯答应。　　熊十力的学生韩裕文回忆，熊先生告诉他，做学问，不能甘居下游，要做学问就要立志，当第一流的学者，没有这个志向，就不要做学问。做学问，要象战场上拼杀一样，要义无反顾，富贵利禄不能动心，妻子儿女也不能兼顾。　　熊十力长期不和家人住在一起，为的是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每天清晨4点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书桌边贴有“说话勿超过3分钟”的字条。　　抗战胜利后至解放前，熊十力住在沙滩北大孑民堂后院的两间改造过的集体宿舍里，面积约20平方米。解放后，国务院在交道口附近给他租了一处住房，北房五间，并为他购置了必要的家具。他和义女仲光来京后，即住在这里。两三个月以后，熊十力嫌这个院子嘈杂，又搬了一次家，搬到西城宝禅寺街，住在最后一进院子，是个独院。在这里未住多久，国务院又给熊先生在北海鸦儿胡同购买了一所小四合院，出门不远就是十刹海后海。　　1954年，熊十力终于无法忍受北方的严寒与孤单，遂于是年底移居上海，住在儿子身边。儿子熊世菩家人口多，孩子小，这使一生清静惯了的熊十力非常不适应，只得另觅住所。当时陈毅元帅在上海做市长，熊十力为房屋之事写信向陈毅求助，陈马上回信并着人解决，信中说：“先生要求并不高，当照办，请与市府来人面商。无论从事著述或作个人修养，政府均应予照顾和协助。……至学术见解不能尽同，亦不必强求其同，此事先生不必顾虑。”　　1962年秋，王元化来到淮海中路拜访著名的佛学家熊十力。早就听说熊先生性格狂放，是个狂放不羁的古怪人物。站在熊十力门前，王元化看见门上贴着一张信笺，纸已褪色，字迹尚浓。大意是说本人年老体衰，身体不好，请勿来访。在说到自己身体情况时十分具体，有面赤、气亏、虚火上延等等。王元化感慨，难怪传说熊先生性情怪僻。　　真挚　　早年，熊十力与何自新共同参加革命，何自新曾经对熊十力说：“君弱冠能文，奋起投笔，可谓有英雄之气。然解捷搜玄、智穷应物，神解深者机智短也。学长集义，才愧经邦，学问与才猷不必合也。夫振绝学者，存乎孤往，君所堪也；领群伦者，资乎权变，君何有焉？继往开来，唯君是望；事业之途，其可已矣。”十力佛然曰：“天下第一等人，自是学问事功合辙。兄何薄吾之甚耶？”何自新默然不复言。　　何自新去世后，熊十力在为其作的传中说：“民国既建，乱靡有定。自新固死于辛亥前一岁。十力孤存天壤间，茬蒋不自立。久之，从军湘鄂，浪游两粤，默察人心风会，益知来日大难。于是始悟我生来一大事，实有在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悔已往随俗浮沉无真志，誓绝世缘，而为求己之学。每有荒懈，未尝不追思吾自新之言，以自愧自励也。”　　熊十力在致友人的信中说：“力所以说话便好骂人，全是悲心行乎不容己，……然力亦只是口头便及之，却绝不于文字上批评时贤，此正不敢不自重之意，贤者察之。”正因为熊氏待人出自本心，心无城府，虽门风陡峻、口无遮拦，也颇有些青年才俊前来相随。　　除了“常往晤熊先生”的牟宗三外，罗常培、郑天挺等也向熊十力执弟子礼。罗当时已是教授、系主任，却对狂傲不知收束的熊讲师毕恭毕敬。熊喜欢吃鸡，学生们来看他时，知道老师癖好，身后总夹只鸡来。熊也从不跟学生客气，有一段时间，他干脆搬去与学生住在了一起。人说梁先生多是学生住老师家，熊则多是老师住学生家，信哉斯言。　　1928年，汤用彤等邀熊十力到南京中央大学作演讲。熊氏素来不喜演讲，他曾发誓说“不为名流，不为报章杂志写文字，不应讲演之约”，“素未与稠人演说，故拙于口才”。然而此次乃老友相约，拙于口才的熊氏只好做一次“稠人间的演说”。此一番讲学，却吸引住了另一位俊儒——唐君毅，唐先生正是此时得列熊氏门墙。　　熊十力曾寄语弟子唐君毅说：“又告君毅，评唯物文，故不可多作。而方正学、玉洙、郑所南、船山、亭林、晚村诸先贤民族思想之意，却切要。此一精神树不起，则一切无可谈也。名士习气不破除，民族思想也培不起。名士无真心肝，无真实力量，有何同类之爱，希独立之望乎？此等话说来，必人人皆曰早知之，其实确不知。陶诗有曰：摆落悠悠谈。此语至深哉！今人摇笔弄舌，知见多极，实皆悠悠谈耳。今各上庠名流，有族类沦亡之感否？”此教导唐君毅一直留在身边，引为座右，到香港后，便放在自己办公桌玻璃板下，时时自省。　　1943年，徐复观听到友人对熊十力的推崇、介绍，继在上司处看到熊先生的《新唯识论》上卷，于是写了写了一封信给熊先生表示仰慕。“不几天，居然接到回信，粗纸浓墨，旁边加上红墨两色的圈点，说完收到我的信后，接着是‘予有志于学乎，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两句，开陈了一番治学做人的道理。再说到后生对于前辈应当有的礼貌，责我文字潦草，诚敬之意不足，要我特别注意。这封信所给我的启发与感动，超过了《新唯识论》。因为句句坚实凝重，在率直的语气中，含有磁性的吸引力。”　　抗战末期，徐复观去看望熊十力先生，临走时，熊先生送他送得很远，一面走，一面谈自己穷困的经历，并时时淌下黄豆大的泪珠。　　熊十力诫张中行语：每日于百忙中，须取古今大著读之。至少数页，毋间断。寻玩义理，须向多方体究，更须钻入深处，勿以浮泛知解为实悟也。　　熊十力的老朋友邓高镜，抗日战争期间，留在北平。熊十力回到北京大学，见到他生活潦倒，熊十力就提议，和林宰平、汤用彤诸先生按月给他生活费。这种资助一直到邓老先生逝世。　　1962年，因国民经济极度困难，熊十力主动提出减薪，未获准。　　王元化曾回忆他1962年去拜访熊十力的情形：他的身材瘦弱，精神矍铄，双目奕奕有神，留有胡须，已全白，未蓄发，平顶头，穿的是老式裤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他询问我在何处工作，读什么书等等。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态度柔和，言谈也极儒雅，声调甚至近于细弱。　　当时我几乎与人断绝往来，我的处境使我变得孤独。我觉得他具有理解别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对被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这使我一见到他就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亲和力。这种感觉似乎来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们往来的近三年内，我从未讲过自己的遭遇，他也从未询问过。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后，我才从他的哲嗣世菩夫妇那裹得悉，十力先生对我的坎坷经历和当时的处境十分清楚，并且曾为之啼嘘。他在人心目中成为一个放达不拘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亲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　　逸闻　　熊十力生于1885年，他自己也只知生年而不知准确的生日，后来弟子们要给他做寿，便姑且定为正月初四，那是为了既占一春之先而又避开三天大年的缘故。　　1914年，熊先生与韩樾（即傅晓榛）老秀才之幼女韩（傅）既光在黄冈结婚。傅晓榛本宗韩姓，祖继舅家傅姓，由傅晓榛这代即开始归宗。韩家为黄冈马鞍山世代书香。据说傅晓榛的父亲傅雨卿学正曾在福建当过教育方面的官员，亦曾回乡参加《黄州府志》的纂修。傅晓榛能诗文，通医道，家境较宽裕。他比较欣赏熊十力的聪颖，且知道熊参加过革命，曾被通缉。熊十力妻既光有一姐二弟，姐姐傅子恭，为湖北省银行行长王渐磐（孟苏）妻，大弟韩濬，后为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二弟韩煦。1915年10月，熊十力长女幼光出生。　　熊十力在著作中曾记述，民国六年，他自武昌赴荆襄，参与守军独立。事败，辗转军中，七年入粤。一日午睡，忽梦他的五弟继刚陈尸在床，他不禁抚遗体痛哭，醒而泪痕犹湿。后离军返乡，始知五弟确已去世。他认为梦是预兆休咎的，不能尽以变态心理去说明。　　熊十力的弟子徐复观这样描述：“熊老师年轻时穷得要死，在某山寨教蒙馆，没有裤子换，只有一条裤子，夜晚洗了就挂在菩萨头上，晾干接着穿。在内学院时，也是长年只有一条裤子，有时没得换，就光着腿，外面套一件长衫，因此人送绰号‘空空道人’。”　　熊十力在南京内学院起初并不为人重视，后来欧阳竞无大师听说蔡元培先生为他的书作序，才找他要稿子看。熊十力请欧阳先生看他写的学佛笔记，欧阳先生阅后才刮目相看。　　熊十力爱吃肉，吃素的梁漱溟先生无可奈何地说：“熊先生一顿能吃一只鸡！”朋友弟子来看他，一般要给他买鸡买肉才好。熊曾言自己‘十年来患脑病，胃坠，常漏髓，背脊苦虚’，因注意营养，好吃鸡，曾被一些佛教中人讽之为“野狐禅”。　　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和熊十力以及十几个青年学生同住一起。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发表文章、出版书的稿费维持十几个人的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都跟梁一起吃素，可是熊十力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十力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16两一斤，熊十力一听是半斤，骂薄：“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十力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十力一听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这还差不多！”此事在学生中间传为笑话。　　1934年，熊十力住在徐复观家中。徐家有小女均琴，刚3岁，颇逗人喜爱。熊十力问她：“你喜欢不喜欢我住在你家？”“不喜欢。”“为什么？”“你把我家的好东西都吃掉了。”熊十力大笑，用胡子刺她的鼻孔说，这个小女一定有出息。　　熊十力好吃鳖，喜静，曾应上海复旦大学之聘，提出要求是只接触教授，不接触学生，每饭须备一鳖。　　熊十力平生不肯演讲，因为他认为如果说话多了，容易损气，这样就会损伤神经，胡言乱语。他每天作文、用思，必定要在天气好，没有人的时候。　　熊十力的性格颇似稽康，对于来访的达官贵人，从不回访。在重庆市，郭沫若听说熊十力爱吃鸡，滑竿上捆了两只鸡去看他，以后两人通信，讨论先秦诸子及中国传统文化问题，郭曾书一笺云：“愿吾父子，永恒健康，爱国讲学，领袖群伦。”这时郭还向熊先生介绍周恩来同志，他的信上说“周恩来先生，忠厚长者”，愿来看望先生。熊先生与郭沫若结下的友谊，到全国解放后，一直维持着。　　熊十力在北平寓所有一副自写的对联：“道之将废也，文不在兹乎”。学生胡世华同学看了想要，熊十力就送给了他。熊十力送对联时，在上面写上“此联吾自悬于座，世华见而索之”。　　熊十力一生没有积蓄，有时靠亲友的资助，抗战时期有几年很是困难。熊十力对他的学生凡是去看他的，他都留下，吃住和他在一起。学生给老师带点礼物，如带只鸡，送点药物，熊也不客气，慨然收下，相处如一家人。但是在学问上有错误，熊十力就不客气地指出。从不说敷衍、客气话。他有问必答，甚至问一答十。任继愈说：“跟熊先生在一起，令人有虚而往，实而归的感觉。和熊先生相处，好像接近一盆火，灼热烤人，离开了，又使人思念难以忘怀。”　　全国解放后，熊十力在北京收了一个义女，起名“仲光”，和他自己的女儿又光、再光排行。仲光喜静，爱读佛书，帮助熊先生料理家务，抄写稿子，熊十力一生很少和妻子在一起，子女也不学哲学，熊在北京及在四川，都是独立生活，晚年有一女儿作为弟子，又能听他讲学，十分满意，他说“伏女传经，班女受史，庞女传道”，今得仲光，又多了一个可以传道之人。　　熊十力的养女仲光经人介绍曾从齐白石学画，成为白石老人的女弟子之一。齐先生有一天忽然提出访问熊先生。国画大师与哲学大师竟然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熊十力的书法很少有人称赞，独独齐白石认为妙不可言。熊曾写一文祝寿。齐白石很佩服其文采，曾请熊为齐母写祭文。齐白石为此还送给熊一幅题为《老少牛》的国画。齐自石曾对人说，熊十力是我最好的朋友。　　1963年冬在北京，熊十力给熊仲光题书扇面：“人心本自乐，自将私欲缚。私欲一荫时，良知还自觉。一觉便消除，人心还自乐。”　　王元化说，熊十力决定是否与人交往，要先相面。第一次去拜访，他被熊先生捧着面孔看了许久，心里很是忐忑。所幸熊先生看后说，以后可以常去。　　熊十力似乎惧内，说起夫人时，他便低沉着声音指指远处的老伴说：“这个老妇人呀！”　　熊十力先生大女婿说，原来住在老汉口时，熊先生要他去发信，走水路的信要他投到江边的邮筒中去，走陆路的信则要他投到大智门火车站附近的邮筒中去，说是如此投信才到得快一些。　　熊十力与董必武是湖北老乡，也是辛亥老同志，年纪相仿，相处融洽。解放后，熊十力有事必找他，董便跟他开玩笑说：“我简直成了你熊十力一个人的副主席了！”熊也不介意，一笑了之，有事照找不误。　　熊十力长女幼光曾向董必武求字。不久，董老书赠条幅：“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粗率毋安排，此傅青主论书法也。十力我兄正字。弟董必武1962年10月。”　　知音　　1917年，蔡元培在北大发起进德会，进德会的甲等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除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除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熊十力闻之，十分向往，由远道贻书赞助，极声应气求之雅。蔡熊二人遂结文字之交。　　熊十力从武汉大学返回北大之后，从秋到冬，埋头攻读、删注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这部著作。当时，熊十力与粱漱溟等十数人一起住十刹海东梅厂胡同的“广大坚固瑜伽精舍”。梁、熊与弟子们每天清晨实行“朝会”。梁漱溟后来回忆：“大家互勉共进，讲求策励，极为认真。如在冬季，天将明未明时，大家起来后在月台上团坐。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静寂，唯闻更鸡喔喔作啼。此情此景，最易令人兴起。特别感觉心地清明、兴奋，觉得世人都在睡梦中，我独清醒，若益感到自身责任之重大。在我们团坐时，都静默着，一点声息都无。静默真是如何有意思呵！这样静默有时很长；亦不一定要讲话，即讲话亦讲得很少。无论说话与否，都觉得很有意义。我们就是在这时候反省自己；只要能兴奋、反省，就是我们生命中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朝会）初时都作静默，要大家心不旁骛，讲话则声音低微而沉着，话亦简切。到后来则有些变了，声音较大，话亦较长。但无论如何，朝会必须要早，要郑重，才能有朝气，意念沉着，能达入人心者深，能引人反省之念者亦强。”　　在北京期间，熊十力与林宰平交从甚密。两人一见面便开始谈论学问，每每是林先发难、挑刺，而熊十力纵横酬对。二人嗓门皆大，语震梁宇。他们笃诚相交，相知一生。熊十力曾说：知我者，莫过宰平也；知宰平者，莫过我也。　　熊十力与钱穆、汤用彤、蒙文通的交往颇有趣味。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到：　　“自后锡予、十力、文通及余四人，乃时时相聚。时十力方为新唯识论，驳其师欧阳竟无之说。文通不谓然，每见必加驳难。论佛学，锡予正在哲学系教中国·佛教史，应最为专家，顾独默不语。惟余时为十力、文通缓冲。又自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文通、十力又必争。又惟余为之作缓冲。　　又一次，则予与锡予、十力、文通四人同宿西郊清华大学一农场中。此处以多白杨名，全园数百株。余等四人夜坐其大厅上，厅内无灯光，厅外即白杨，叶声萧萧，凄凉动人，决非日间来游可尝此情味。余等坐至深夜始散，竟不忆此夕何语。实则一涉交谈，即破此夜之情味矣。至今追忆，诚不失为生平难得之夜。”　　熊十力与张东荪也颇有交游，由此了解了西方哲学。而张对熊十力的哲学慧识特别欣赏，称许《新唯识论》是一部奇书，还曾填了一首《金缕曲》表达对此书的感想和赞许：　　熊子今传矣。　　制新论，融通空有，直阐本体。　　譬似众沤同归海，一切随消随起。　　正翕辟，生生不已。　　唯识旧师须修改，会连山，方见功能理。　　儒与释，究何异。　　年来我亦求诸己。　　检吾躬，屏除习气，幸余有几？　　只愧二三相知者，世论悠悠安计？　　养活泼自家心地。　　永忆获麟千戴叹，愿天长，此义无终闷。　　初读罢，杂悲喜。　　在杭州，熊十力得识另一位大儒马一浮。熊十力很想结识这位大隐，便请时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单不庵引见，单支吾似有难处，他是怕马一浮不给面子。熊十力干脆谁也不用，自己把《新唯识论》的稿本包好寄给马一浮，并说明结交之意。一个多月过去了，马一浮音信全无。忽一日，院里来了一位长者，须髯飘飘，气度非凡，自报家门，原来是马一浮！熊也不客套，上来就问马：信写了这么长时间，怎么就一直没个回音？马说，若单寄信来，自是早有回复，可是你连大作都寄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拜读过才能说话。　　熊十力和马一浮惺惺相惜，一见便成莫逆，此后如高僧论道，时常往还，确也解了熊氏不少孤苦。他在其《新论》（文言文本）“绪言”中说：“自来湖上，时与友人绍兴马一浮商榷疑义，《明心章》多有资助云。”马一浮也对《新唯识论》推崇备至，并为其制雅序曰：“自吾所遇，世之谈者，未能或之先也。可谓深知于化，长于语变者矣！”　　马一浮办复性书院，书院甫一筹备，熊十力就被列名为创议人。他也当仁不让，表现出极大的兴致。然而，两人对办学目的方法却大异其趣。　　马一浮认为，书院宗旨在学道，而非为了谋食，如果预设出路以为号召，则来学者已“志趣卑陋”；“西洋之有学位，亦同于中国旧时之举贡，何足为贵。昔之翰林，今之博士，车载斗量，何益于人？”熊十力则不赞成马一浮的主张，他担忧学生与世绝缘，将来没有出路；学生毕业也应获得一种类似的学位，且须政府授与。两人唇枪舌剑，颇带意气。　　到了1939年夏天，熊十力回函弃约，改投西南联大。他不到乐山的托词是风水问题，认为自己如入川，方位不合，恐遇不吉。马一浮精通堪舆相术，逐一辨析，熊十力理穷词屈。争论归争论，马一浮还是执意要熊十力来，在1939年农历七月十二日的信里，附上了正式聘任关书，并附100元的舟车费。熊十力只好在这年的七月底启程。　　对办书院他们各存其志。熊十力勉强前来，但对接待安排及住宿环境颇有微词。一次，日寇掌握错误情报，认为蒋介石当时在乐山，于是对乐山狂轰烂炸。战火之中，死生只在一瞬。熊十力住所着火，左脚受伤，更增加了焦虑不祥之感，遂对风水之说更深信不疑，决定立即离开书院。　　据牟宗三回忆，熊十力一到复性书院，就写信叫在昆明的牟宗三，去书院做“都讲”即助教，但他没到乐山，又接到熊信，说“你不要来了，我马上便要离开”。时距复性书院开张仅一两个月。　　对于熊十力与马一浮此次交恶，牟宗三如此说：“马先生是狷型的性格，熊先生是狂型的性格，二者正好相反。当二者不相干时，可以互相欣赏，是好朋友，但到一齐处事时，便不一定能合得来。”熊十力携家到璧山来凤驿，见到前往探视的牟宗三，便说：“人心险得很！”牟感叹道：“他和马先生这样的老朋友，到重要关头还是不行，故见面第一句话便说人心险得很。”　　马一浮曾有信给熊，其中写道：“所憾者，弟德不足以领众，学不足以教人，才不足以治事，遂使兄意不乐，去我如此其速。然自返于心，实未尝敢有负于兄也。怅惘之怀，靡言可喻。”此后，这两位新儒学大师淡了音问。　　但马、熊此后依然有交往。抗战胜利后，两人友好如初。任继愈和熊十力通信，有些见解，熊认为有道理的，也把信转给马一浮看，马一浮的信，有时熊也转给任看。　　在杭州“楼外楼”吃饭，马一浮食不厌精，熊十力食不择味。指导学生读书，马先生主张遴选精华、循序渐进，熊先生则主张开放式读书，泛观博览。熊先生说马先生取人太严，而他主张取人应宽。他说，王阳明取人太严，所以王阳明以后没有第二个王阳明。曾国藩取人较宽，所以曾国藩以后不但有第二个曾国藩，还有第三个曾国藩。　　有人作对联曰：“七贤笑做熊十力，四皓微仪马一浮”。　　治学　　熊十力10岁时，父亲讲授《三字经》，他一天就背熟了。父亲教他《四书》，讲完一段熊十力还意犹未尽，每次都要求父亲多讲，父亲不肯，说：“多含蓄为佳也。”这年秋天，熊十力学作八股文一篇。八股文讲究章法，不易作好，熊父看过熊的文章，很是诧异。　　熊十力的父亲临终前，怕自己去世后熊十力荒废学业，考虑到他身体不好，体弱多病，不堪农事，所以让他以后学裁缝以谋生。于是，熊十力在父亲病榻前立誓：“儿无论如何，当敬承大人志事，不敢废学。”此后，熊十力终身不忘该誓言，发奋读书，终成一代大师。　　熊能背诵很多书，他著书立说，案上仅文房四宝，而没有一本参考书。　　十六七岁时，熊十力即四处游学，当他最先读到陈白沙的“禽兽说”时，忽起神解，“顿悟血气之躯非我也，只此心此理，方是真我。”并从中领悟到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绝非是趋利避害、去苦就乐等外在满足，而在领悟人生之意义与价值，体识至大至刚之“真我”，以合于天地万物之理。这一觉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后的治学方向。　　熊十力最初的人生理想，并不是学术，而是革命。辛亥革命失败后，熊十力又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运动也失败了，这让熊十力备受打击，他眼看着“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内心非常痛苦，常常“独自登高，苍茫望天，泪盈盈雨下”。于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以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专注于学术。是年，熊十力35岁。熊十力认为这是他人生的大转变，是一次重生。　　熊十力将《心书》书稿邮寄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为之作序。蔡先生说，熊于真是“绩学笃行之上”，认为他“所得者至深且远，而非时流之逐于物欲者比也”。　　1919年前后，熊十力到天津南开中学当国文老师，因一场笔墨官司结识了梁漱溟。梁漱溟在梁启超主编的《庸言》杂志刊出熊先生写的札记内有指斥佛家的话。梁漱溟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并指名说：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愚昧无知云云。”熊十力看到这篇文章后，从南开中学给他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不久，熊十力来到北京，由此结交了梁漱溟，成为好友。　　梁漱溟劝熊十力研究佛学，并介绍他到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大师那里去学习佛学。熊十力到南京内学院报道时，“身上穿的衣服破旧，背着一个小铺盖卷，人家一看他那寒碜像，就把他安排在下人住的地方住下，一住3年。”作为内学院里数一数二的大龄青年，熊十力大概也是数一数二的贫穷。在内学院艰苦的3年，熊十力接受了严格的哲学思维的训练。第三年，学院举办了一场有关佛学的论文比赛，这位平时不被人重视的寒酸青年却一鸣惊人，写出了当时被评为最好的论文。　　出身世家的熊夫人傅既光曾说，他们婚后度蜜月，熊十力先生利用蜜月读完一部二十四史。熊夫人见熊先生读书一页一页翻得很快，怀疑他是否看清了内容，就考验他，选二十四史中的一件事，夫人只讲头儿，让熊先生讲出其事。结果，熊先生不但讲述其事，而且说出此事在第几卷。　　入川以来，熊十力颠沛流离，生活尤为拮据。从复性书院返回璧山后，弟子牟宗三曾前去探望，他回忆说：“吾即由重庆往拜。薄暮始达。至则见师母补缀衣裳，并告以先生在屋里，余即趋入，时先生正呻吟榻上，一灯如豆，状至凄凉，问安毕，相对而泣。并告人情之险。”虽家贫国难，他却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　　熊先生著作中最喜引用禅宗公案，他说他平生最服膺马祖掐百丈鼻孔的公案和马祖启发慧海自识本心的公案。　　1942年，《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中卷改写完成，由熊十力的老友居正募集经费，以勉仁书院名义出版。他自述说：“余孤羁穷乡破寺中，老来颠沛，加复贫困，乃强自援笔，续《功能章》上下……”此时，他依然坚持每日清晨四点即起床，读书写作，中午亦只闭目坐上片刻。写起来只需一纸一笔，最穷困时，用秃笔写，以碗为砚，一盛墨汁，一盛朱红。因长期流离失所，身边并无藏书，他恐怕也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藏书的学者。　　1944年，熊十力开始撰写《读经示要》，从正月初一开始，迄秋冬之际而毕。这本书的自序，就是在北砖镇长卢子英捐给熊先生办哲学研究所的一个空荡荡的房子中起草的。当时，熊十力所用毛笔秃而掉毛，没有砚台，用两只粗饭碗代替，一盛墨汁，一盛朱红。熊先生的写作条件，可见一斑。　　牟宗三从读书治学方面，对他的业师熊十力不客气地作过批评。牟氏回忆起在与熊十力相处的日子里，熊先生批评唯识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牟氏就苦读玄奘的《成唯识论》及其注疏和窥基的述记，读完后就跟熊先生说：“老师，你的了解不大对。”结果遭到一顿训斥。　　牟氏看出熊先生有一些偏见，还说：熊先生读书时心不平，横撑竖架，不能落实贴体地去了解对方，首先把人家的东西弄得零碎碎，然后一点一点来驳斥它。他对儒家的文献也不多看，他只了解那乾元性海，体用不二。这是不够的，所以几句话就讲完，而量论作不出来。　　50年代，初到北京，郭沫若希望熊十力能到自己管辖的中国科学院来，熊拒绝了，他说“老朽与洋面包似不必打在一起”。他希望仍回北按老规矩去上课。此时的北大哲学系似乎“颇无相纳之意”，但熊还是要回去，表示“愿回此挂名养老其间，与义无悖”。熊先生的工资定为每月800斤小米，是当时教授薪水的最高水平。　　解放后，熊十力建议设立中国哲学研究所，培养国学人才；恢复南京内学院，由欧阳弟子吕秋逸主持；恢复杭州智林图书馆，由马一浮主持；恢复勉仁学院，由梁漱溟主持。他屡次上书毛泽东和中央政府，毛泽东回复说：“十力先生，长函诵悉，谨致谢意。”熊的几项建议均无下落，只有南京内学院，多年之后在周恩来的过问下才恢复起来，改称南京佛学院。　　熊十力定居上海后，仍笔耕不辍，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前后共8种，凡130万言，真可谓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垂暮之年的熊十力更将全副的心力用于著述。他每日凌晨一两点钟即起，拖着病体坚持写作。《明心篇》之后，是他“衰年定论”的《乾坤衍》。此书20余万字，刚写两三万字，便“百病皆作”，1960年2月，熊十力曾煤气中毒，闷绝而不省人事，经抢救方脱险，以后神经衰弱更加严重，但熊十力拼了老命，终至完成。他将此书赠上海图书馆一部，附言说：“附赠《乾坤衍》一部，实不得已自费影印。老而不死，力成此书，决不自覆其说。白沙子有句‘君子恒处睽’，即我书之心也。”　　问道　　1908年，熊十力返回故里黄冈，改名换姓为周定中，在百福寺白石书院孔庙教书，不久又到邻近之马鞍山的黄龙岩教书。熊十力此时认真阅读朱子的《近思录》、程颐的《程氏易传》、王船山的《周易内传》与《周易外传》。他对程氏和船山的易学思想颇有感触，并与何自新相切磋，对阴阳、乾坤、动静之关系有了新的理解，萌生了坤元即是乾元、动乃静之主的思想。次年读易学，读《列子》，由读《列子》启发了对王阳明“良知”和《大学》“明德”的理解，忽而触悟天地万物本吾一体，须向天地万物同体处（即万化大源处）认识本心。1910年，读康有为《人类公理》，病其浅薄；初闻西洋哲学唯物唯心之说，病其支离；更加坚信《大易》乾坤之义。　　护法运动失败后，熊十力决定不再从事政治活动，全力步入学问之中，专门研读儒佛，探讨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修养自身。熊十力当时认为，中国之乱，不仅仅在于军阀、官僚作怪，同时在于“众昏无知”，在于清代以来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所以，此后熊十力思考的重心就转到重建民族的道德、重建民族的精神上来了。熊十力也常常反省自己，说自己“私欲潜伏，多不堪问”，“赖天之诱，忽尔发觉，无限惭惶”。　　1920年暑假，梁漱溟介绍熊十力先生入南京内学院求学。此后两年间，熊先生一直在欧阳竟无先生门下学佛。1923年十月，熊十力的《唯识学概论》出版。这一讲义基本上依据佛家本义，忠实于内院所学。此时，他摆脱了章太炎的影响，批评章太炎《建立宗教论》、《齐物论释》的一些说法，同时又表现出他对佛学没有宗教徒式的信仰，而是力求得到理论上的满足。他对佛学的认同、理解，深得内学院师友的赞誉。此时，他虽然对佛学某些派别不满，但整个说来对佛学缺乏批评、扬弃。然而，这并不是说他对唯识学取经院派的教条式的态度，他在同情地理解的基础上，亦加入了自己的创见。　　1930年，熊十力结识马一浮。熊十力后来修订《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的末章《明心》章部分，吸收了马一浮的许多意见，特别是在心、性、天、命、理等宋明理学范畴的同一性疏解上，受马一浮的影响甚深。　　1932年，竭熊十力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识论》（文言文本）出版，这标志着蜚声中外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的诞生。但此书一出，即刻遭到佛学界人士尤其是内学院师友之群起攻击。其师欧阳阅后痛言：“灭弃圣言，唯子真为尤”，措辞严厉。欧阳弟子刘衡如更著《破新唯识论》对熊氏其书进行系统破斥，指责他“于唯识学几乎全无知晓”，并指斥其书乃“杂取中土儒道两家之义，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谈，悬揣佛法，臆当亦尔”。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应战，并著成《破（破新唯识论）》一书，对刘氏之斥逐一破解。他为自己辩护说，《新》著“义既远离唯识，旨亦上符般若”，认为自己非但没有离经叛道，反而是对佛学的维护和发展，与欧阳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马一浮等人却对此书推崇备至，评价甚高。　　熊十力认为，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哲学，自己的文化。为此，他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家学说，并写成《读经示要》等关于儒学的著作。1944年，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杀青付梓，由重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哲学会中国哲学丛书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书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学著作，它标志着熊十力哲学思想体系的完全成熟。　　《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不仅仅是文言文本的改写，实际上已逐渐脱离了原有的佛学袈裟，完全是一独立的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如果依据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家”学者的话，那么，以语体文本为界，则应当视其为“新儒家”学者。此书与稍后出版的《十力语要》、《十力语要初续》等书一起，构成了熊十力新儒家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　　熊十力主要的哲学观点是：体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质不二、天人不二。他所谓“体”是“心体”、“性体”，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宇宙万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头活水，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道德的本体和道德的主体。所谓“体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是为了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重新寻找“人生本质”和“宇宙本体”。熊氏认为，吾人与天地万物所同具的仁心本体，内蕴着极大的力量，可以创造出、生化出整个人文世界。他高扬了仁心本体刚健、创生的特质，实际上是以积极的人生态度、生命意识和人本精神去面对世界，创造世界，同时又主张不被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和人文建制所异化、所遮蔽，以致忘却、沦丧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基。　　1956年，熊十力完成了《原儒》一书的下卷，并将上下卷同时印刷出版。全书共33万余字，重点发掘了儒学中有价值的部分，并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经注我”的精神，重新阐释了儒学经典和儒学史。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为新儒家学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继此书之后，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体用论》、《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写。　　《体用论》集中表达了熊十力的哲学创见，特别是“体用不二”的学说。熊先生说：“此书之作，专以解决宇宙论中之体用问题。”“本论以体用不二立宗。本原现象不许离而为二，真实变异不许离而为二，绝对相对不许离而为二，心物不许离而为二，质力不许离而为二，天人不许离而为二。种种原理，皆禀《大易》之辩证法。”　　在晚年出版的《体用论》一书的《赘语》中，熊十力明确指出：“《新论》（指《新唯识论》）两本（指语体文本和文言文本）俱毁弃，无保存之必要”。这话，他也成书之后多次对友人提及。　　熊十力的《明心篇》是熊十力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本书主要讨论心性论与认识论问题，发挥生命体验的形上睿智，对本心与习心、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心理学与哲学的心理学、精神与物质、知识与道德、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关系都有深入的探讨。书末附录《书札六通及体用论佛法上下两章补记》一文，均系《体用论》出版之后的答疑之作。　　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之论，成为整个当代新儒学思潮“重立大本、重开大用”和“保内圣，开新外王”的滥觞，亦成为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间架。　　综观熊十力哲学，大致经历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参，再到融佛入儒、归宗儒学的演进历程。其一生为学，融贯中西，平章华梵，摒弃陈说，绝少依傍。其哲学思想虽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具的哲人慧思，提出并力求解决的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诸如人的终极关切、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困惑和疏离等，仍是人类现在乃至以后所面临而必须解决的问题，而他凭着对生命存在的独特体验，所作出的对人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价值自觉、文化自觉的阐扬，又为人类开创了一条探寻价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　　灼见　　熊十力说：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　　熊十力1901年投身革命，与宋教仁、黄兴、胡瑛等人多有来往。曾有党人认为武汉不适合发动革命，他驳斥道：“武昌者长江之上游，南北之枢纽，天下安危之所系也，兼有张彪等庸才为官帅，若能暗中策反军队，不数年大事可成。”此说后来果被验证了。　　1949年4月10日，徐复观即将南走之季，接到老师熊十力的加急长书。老师在信中极力劝阻他不要去台湾，在这封长信里，熊十力语重心长地向自己的爱徒讲述不能去台湾的理由，条分缕析地把为何不能去台湾的种种原因剖析得淋漓尽致，比如国军已是全无斗志，美国人的援助绝对是靠不住的，国民党小朝廷仍旧不思进取……作为老师的熊十力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一片苦心的将台湾保不住的各种理由一一罗列，规劝学生别走上他老人家认为是不归的歧路。　　1949年5月7日，唐致中与其兄君毅去番禹化龙乡黄氏观海楼去看望熊十力先生时，熊给唐致中题辞：“虽有慧根，弗裕之以学，其慧未能宏也。虽有特操，弗裕之以学，其操不离僻也。”　　1950年春，熊十力接到党内老友的邀请，如约北上。甫一抵京，政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便专程到车站迎接。如此规格，让老书生甚感兴奋。他与人谈起一路观感，顺口冒出“林彪心术不正，怕不得善终”，此语一出，吓人一跳，赶紧劝他不要再乱讲。　　中国共产党建政初期，统战工作者问道于熊十力，熊说：“存在的问题就是学习苏联，事苏联如祖，事斯大林如父，而对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避而不提，真是数典忘祖！”他坚持不肯“改造”自己，数次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建立哲学研究所，允许旧学传播。　　熊十力：“中国学人有一致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因之，于其所学，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于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学术有所创辟，此比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及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殆尤难之又难。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各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问。此两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熊十力在无限孤独的暮年哀叹：人生七十，孑然一老，小楼面壁，忽逢十祀。绝无向学之青年，后顾茫茫……即令如此，这位中国现代新儒学最富原创性的奠基人，仍然寄望于未来：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游乎广天博地之间，将为世界文化开出新生命。　　幻灭　　台湾学者林继平《我的治学心路历程》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十力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冈的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回到北京。　　五十年代初，熊十力在北京四年多的生活是安定的，但也是孤寂的。他虽然受到礼遇，但内心深处却充满着惆怅。他关于复兴中国文化、重振古代儒学的主张被凉在一边；而自己的哲学，理会者更加稀少；昔目的友朋门生故旧聚首日渐稀罕。在北京先还有些学生来谈谈，后来就没有什么人上门了，有的连信都没有一封了。有的人过去对他执弟子札，但是到某种运动一来，竟说，我不知道熊有什么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