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溥仪，很显然的一对矛盾体： 一个代表着民主，一个代表着封建。因此，当他俩见面的消息传出紫禁城之后，一片哗然，却不知民主的胡适在遭遇封建的旧皇帝时，居然有些惶惶然。　　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末代皇帝因此得以深居宫中，继续着他的“皇帝”生活，虽然并非无忧无虑，但也逍遥自在。在洋师傅庄士敦的调教下，红墙内的小皇帝对外界的一切新事物都充满了好奇： 眼镜、电话、自行车。同时，他也了解了国内外的政治文化形势，知道了“新文化运动”（他称之为“白话文运动”），也就“认识”了胡适，读过《尝试集》，也读过《文存》。　　有一天，他拨弄着刚刚安装好的电话，翻着电话号码本，玩儿心陡生，先将电话拨到了京剧演员杨小楼的家，学着京剧里的道白腔调问： “来者可是杨——小——楼呵？”然后又给“东兴楼饭庄”打电话订餐，胡乱报了个地址。玩儿了一阵后，他就突然想起了胡适博士，很想听听洋博士是用什么腔调说话，随即一个电话打到胡适家。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2年5月17日　　拜见废帝，引来哗然一片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　　突然接到皇帝电话，胡适很愕然，不敢相信。　　当时电话接通后，他听到的第一句问话是： “你是胡博士啊？好极了，你猜我是谁？”胡适试图猜了一下，但觉无聊，便直接问： “你是谁啊？怎么我听不出来呢？”电话那头传来一阵“哈哈哈”的笑声后，说： “甭猜了，我说吧，我是宣统啊！”胡适自然愣了片刻，不知是继续追问，还是自语： “宣统？……是皇上？”小皇帝的声音干脆利落，也有一种居高临下之威言： “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　　电话断了，胡适捉摸了半天，还是不能确定，赶紧去问庄士敦，证实此事。　　胡适与庄士敦的结识缘于他俩都是北京一个国际性团体“文友会”的会员。“文友会”由中、美、英、法、荷和苏联等国籍的人士组成，定期开会，讨论内容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胡、庄曾经先后担任过该会会长。　　溥仪给胡适打电话，只是玩笑。他让胡适“有空到宫里”，也只是随便一说。但在胡适看来，这是皇帝对他的“召见”，自不敢怠慢。他在进宫之前，先做了一番准备，向庄士敦了解了溥仪的近况。对此，他在日记中有详细记载。　　1922年5月24日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接到小皇帝的召见电话(2)　　看得出来，对于皇帝的召见，胡适并不排斥。也看得出来，他对溥仪这个人很有兴趣，似乎很欣赏小皇帝的独立意识。不过，他到底是新派人士，在向庄士敦了解宫里的一般规矩时，也很担心会被迫三跪九叩，他自然不能接受，也顾及到传出去名声受损。直到确定小皇帝并不会让他磕头，而且他听说小皇帝脾气还好，就放了心，去了。　　一个星期后，胡适如约走进了紫禁城。他在日记里记载了这次的会见过程。　　1922年5月30日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　　……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综观胡适日记，除了与特别的人（如蒋介石）进行的特别的交谈，一般情况下，他在日记里很少将某天与某人的交往记录得如此详尽。可见他对与皇帝的会见，还是很看重的。当然，对于普通人来说，紫禁城、皇帝总是带有很神秘的色彩。能够得以一见皇宫，已是幸事，何况还与曾经至高无上的帝王面对面，那更是难得的奇事了。这是一般人的心理。从这个角度上看，胡适的重视，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他的这篇日记与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的有关记述有所出入。在日记里，他说是溥仪派了一个太监去他家接的他。据溥仪回忆，当时他并没有将给胡适打电话一事放在心上，“也没叫太监关照一下守卫的护军，所以胡博士走到神武门，费了不少口舌也不放通过。后来护军半信半疑请奏事处来问了我，这才放他进来。”　　当新派的胡适与老旧的皇帝见面的消息传出后，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回忆，在宫中像炸了油锅似的。而在社会上，一样也是沸沸扬扬，甚至更有许多传闻，诸如“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等等。为正视听，胡适写了一篇《宣统与胡适》，刊登在《努力周报》上。文章中说：　　一个人去看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境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 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洗刷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对于清廷的遗老们来说，胡适是“新”人，他们自然不能容忍他们尊贵的皇帝受到“污染”；对于身处共和体制下的人们来说，皇帝是封建的“旧”人，是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的，自然不能谅解胡适前往拜见的“奴性”行为。而对于胡适来说，按照他在文章中所说，他只是去见“一个人”，一个很寂寞的、很可怜的少年。　　胡适在见过溥仪之后，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那就是： 溥仪太寂寞了、太可怜了。但同时，他由庄士敦对溥仪的介绍，以及他自己与溥仪的交谈，又感觉溥仪是个不甘寂寞而一心向往红墙外广阔世界的独立又有个性的孩子。几天后，他在6月6日的日记里写了一首诗：接到小皇帝的召见电话(3)　　有感　　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　　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　　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　　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　　有人曾经推测这首诗是写给情人曹诚英的，胡适不过是借事说事，借人说人。不可否认的是，这首诗至少在表面上写的还是溥仪。　　为了溥仪的寂寞和可怜，胡适萌生出拯救之心。他在6月7日写给庄士敦的信中表示他有心帮助溥仪冲出皇宫这个“理智的监狱”。然而，这不过是他一厢情愿罢了。溥仪毕竟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也不是胡适想拯救就能拯救得了的。实际上，他也不需要胡适的拯救。　　从胡适的日记里，我们似乎看不出他对皇帝的诚惶诚恐，只是“行鞠躬礼”而已。但是，他在给庄士敦的信里，却没有掩盖他的“君主”思想。在信中，他说： “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最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的面前，占一席位！”这其实从他仍然恭敬地称呼溥仪一声“皇上”就已经可以看出了。尽管依照“优待条款”，皇帝尊号仍存不废，但是，胡适毕竟不是清遗老，而是有着民主思想的新派人物。于是，他称呼“皇上”就不同于普通人称呼“皇上”，就不免让人对他的真实心理产生些许怀疑。　　胡适的这一段话充分暴露了他“这个人”： 表面上他是个受过西方文明浸染又力主民主自由的新派人物，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完全抛弃某些封建遗毒。在一个已经共和了的“新”社会中，他却仍然为被一个废了的封建帝王接见而“感动”，足见在他的内心深处，仍然保存着封建的忠君尊王思想。所以，他说“他很尊崇孔子”的确是句大实话。　　在这之后的1924年3月27日，胡适又一次进宫见溥仪。不过，他没有将这次的见面记录在日记中。据庄士敦的回忆，此次见面为时甚短。抗议修正优待清室条件　　如果胡适被皇帝召见后的“感动”不足以说明他其实是有君主思想的话，那么，在1924年冯玉祥的“北京政变”后，胡适所表现出来的对“优待清室条件”修正决议的愤慨与抗议，就很难解释其动机了。　　当胡适听说“永远废除皇帝尊号、移出宫禁自行选择住居”等修正决议之后，几乎未作他想就致信新组阁的“摄政内阁”外长王正廷，表示抗议：　　……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的信义，条约的关系。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今清帝既已出宫，清宫既已归冯军把守，我很盼望先生们组织的政府对于下列的几项事能有较满人意的办法：　　（一） 清帝及其眷属的安全。　　（二） 清宫故物应由民国正式接收，仿日本保存古物办法，由国家宣布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任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三） 民国对于此项宝物及其他清室财产，应公平估价，给与代价，指定的款，分年付与，以为清室养赡之资。　　对于胡适要求妥善保存“清宫故物”，大多数人是能够接受的，因为那些毕竟属于文物，理应保存。但是，对于他将“驱逐溥仪小朝廷”视为“欺人之弱，乘人之丧”的“强暴行为”，这就很难让人与之共鸣了。于是，自他的这封信在《晨报》上全文登载后，他的此番“抗议”立即遭来抗议声一片，其中不乏他的同事和朋友，几乎无一人支持他。　　由于庄士敦首先表达了对胡适“抗议”的支持，他向胡适表示祝贺的同时，赞赏胡适“说出了一件正确的事情”，所以，周作人在给胡适的反对信中说： “这些帝国主义的外国人都不是民国之友，是复辟的赞成人，中国人若听了他们的话，便上了他们的老当。清室既然复过了辟，已经不能再讲什么优待，只因当局的妇人之仁，当时不即断行，这真是民国的最可惜的愚事之一。”　　相对于周作人语气的委婉，北京大学的李书华、李宗侗反对胡适的态度要激烈得多。他们联名给胡适写了一封信，直言胡适的“抗议”是错误的，同时表达了对一个“新文化的领袖，新思想的代表，竟然发表这种论调”的遗憾。　　在铺天盖地的指责声中，胡适也感觉到了压力。不过，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根本，他一再强调他其实是一直“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是，他的这个表白更显出他是矛盾的： 既然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那么又为何要抗议取消清室优待条件。他又说他只是“反对暴力”，但正如周作人所说： “但以经过二十年拖辫子的痛苦的生活，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从另一个方面说，革封建的遗留物的命，难道还需要温文尔雅吗？其实从根上找原因，似乎是君主思想在作祟，不过，胡适从来也没有（当然他也不会）承认他有君主思想。　　在溥仪被逐出清宫、北京政府筹建“故宫博物院”时，有人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胡适写给溥仪的名片，上面写着： “今日因有课，不能入宫，请恕罪。”这个“请恕罪”三字可谓意味深长。　　1931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胡适和徐志摩、罗尔纲等一起游景山。站在景山山顶，俯视恢宏壮阔的故宫，一路上笑而论道的胡适突然沉下脸来，低声道： “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平不知怎样了，那时我反对把溥仪驱逐出去，我错了！”时隔七年，胡适终于认错了。旧剧： 改良还是废除(1)　　依常理思维，以“反封建”为己任的新文化运动，与被新文化运动视作“旧剧”而力图全盘否定的中国戏曲是格格不入的，甚至是水火不容的。同理，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似乎也应当与京剧的代言人梅兰芳不可并行，甚至老死不相往来。诚如鲁迅，他一度就因被外人将他与梅兰芳并为一谈而愤懑异常。　　然而，从胡适的日记中，我们却发现，事实完全相反。尽管在对待传统戏曲“旧”的问题上，胡适与其他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并无二致，都主张戏曲必须改革，但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不容置疑的激烈相比，胡适的态度却是和风细雨的。同时，与当时社会上普遍视戏曲演员为“戏子”而倍加歧视不同，胡适与梅兰芳却交谊深厚。　　综观胡适日记，“梅兰芳”的名字最早出现在1928年。　　1928年12月16日　　梅兰芳来谈，三年不见他，稍见老了。　　由此可知，在三年前的1925年，胡适与梅兰芳就曾见过面。当时，梅兰芳的名声如日中天。不仅在国人眼中，他是旦行翘楚、伶界大王，也因为他曾于1919年和1924年两度访日而声名远播海外，在外国人眼中，他是中国艺术的化身。20年代中期，梅兰芳位于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宅”几乎成了外交场所。他接待过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瑞典大使及夫人，他还与瑞典王储夫妇“赠石订交”。据不完全统计，他在那些年里接待过国内外包括文艺界、政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界人士多达六七千。胡适是其中之一，也就成为可能。更有人大胆揣测，教育家、胡适的老师杜威博士在华讲学期间，正是由胡适陪同赴梅宅拜访梅兰芳的。　　我们不能就此推断，胡适与梅兰芳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三年前的1925年，因为胡适日记中没有明确记载。然而正因如此，有人根据梅兰芳的挚友齐如山于胡适去世后所撰《挽胡适之先生》中的一段话“我与适之先生，相交五十多年。在民国初年，他常到舍下，且偶与梅兰芳同吃便饭，畅谈一切”，认为胡、梅二人最早相识于民国初年。　　为梅兰芳送行遭非议事实上，胡适20岁时，即1910年夏就赴美留学，直到1917年6月归国。由此，胡、梅二人也就不大可能如齐如山所言在“民国初年”就相识相见。如果说，胡适自回国初始即与梅兰芳开始交往，那胡、梅二人最早见面，也当在1917年6月之后。　　在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中，陈独秀最早提出旧剧是需要改良的。他早在1909年便发表了《论戏曲》，指出“要说戏曲有些不好的地方，应当改良，我是大以为然”。也就是说，这时的陈独秀，对于所谓“旧剧”的态度，是改良而非全盘否定。但是，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他的态度大为转变，大有将旧剧统统棒杀之势。　　与此相对，胡适对旧剧的态度却是温和的。他在他的《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1918年《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一文中说： “一种文学的进化，每经过一个时代往往带着前一个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这种纪念品在早先的幼稚时代本是很有用的，后来渐渐的可以用不着他们了，但是因为人类守旧的惰性，故仍旧保存这些过去的纪念品。在社会学上，这种纪念品叫做‘遗形物’。如男子的乳房，形式虽存在，作用已失；本可废去，总没废去，故叫做‘遗形物’……在中国戏剧进化史上，乐曲部分本可以渐渐废去，但他仍旧存留，遂成一种‘遗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但相沿下来至今不改。西洋的戏剧在古代也曾经有过许多幼稚的阶段，如和歌、面具、过门、背躬、武场……等等。但这种‘遗形物’，在西洋久已成了历史上的古迹，渐渐地都淘汰完了。这些东西淘汰干净，方才有纯粹戏剧问世。中国人的守旧性最大，保存的‘遗形物’最多。”　　显而易见，胡适对旧剧的态度是废去“遗形物”，也即对旧剧进行改良，而非废除旧剧本身。旧剧： 改良还是废除(2)　　那么，这个时期的梅兰芳，又在做些什么呢？　　梅兰芳是个善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这从他在辛亥革命后率先剪掉“脑后这根讨厌的东西”就可见一斑。同样成长于正在逐渐进化和开明的社会中，却只有梅兰芳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要归于他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和追求。早在1905年他只有11岁时，就对刚刚兴起的反映真人真事的时装新戏颇感兴趣。尽管他当时对“新”戏好奇大于感悟，但改良京剧的种子已经悄然扎根于心底。　　1913年，梅兰芳应邀去上海演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京城，而正是这次演出，成为他演艺生涯的转折点。他不仅将声名从皇城根传播到了上海滩，更因为深受上海京剧改良运动的刺激，从此致力于京剧改良，开始了他创新改革的艺术人生。　　在上海演出期间，梅兰芳发现上海不仅仅是舞台包括灯光、布景、舞美等都比北京现代化得多，更有大量传统京戏以外的“新戏”，既有纯对白的话剧，更有改良了的京剧。这些改良了的京剧突破了传统表现模式，采用话剧的写实布景与灯光，服装和造型方面也多根据真实生活设计。梅兰芳感悟到时代的发展伴随着人们思想的进步，传统京剧舞台上的老旧故事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而社会变革引发的混乱，让许多人愤懑且迷惘，他们更愿意通过演员的表演以宣泄自己的情绪。因而，这些新戏颇受欢迎。　　有传统京剧的基本功作基础，又有日渐远播的名声，更有社会环境的烘托，梅兰芳意识到心底改良京剧的种子已经发芽。从上海返回北京后，他立即着手开始他舞台生涯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排演新戏。从1913年至1918年，他连续排演了14部新戏，既有老戏服装的新戏，也有古装新戏，更有时装新戏。正当新文化运动的斗士们激辩是消灭旧剧，还是改良旧剧时，梅兰芳的舞台形象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并为大众所追捧。　　不论胡适回国后是否立即就与梅兰芳见过面，我们不难揣测，主张戏剧改良的胡适欣喜地看到了梅兰芳已经将戏剧改良付诸实践。当胡适的高足傅斯年撰文《戏剧改良各面观》和《再论戏剧改良》，对梅兰芳新剧大加肯定之后，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说“傅斯年君……把我想要说的话都说了，而且说得非常痛快”。　　对传统戏剧的共同态度，或许便是胡、梅二人交谊的思想基础。“华美协进社”邀梅访美(1)　　我们今天反观梅兰芳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个人的天资与努力之外，注重与知识分子的结合，从而使“梅派”艺术饱含浓厚的文化底蕴，也是重要因素。梅兰芳成名后渴望突破渴望创新，但他心里却一直有个疙瘩，那就是梨园界沿袭下来的惯例、陋习紧箍着如他一样向往创新的演员的手脚，他渴望改变，却又发觉在文化上他是欠缺的。也正是因为惯例和陋习，他和其他梨园界的孩子一样自小学戏，而学戏的方式便是逐字逐句一板一眼地跟随着师傅，师傅唱一句，跟着唱一句，至于唱词的内容以及背后所蕴含着的文化，师傅不懂自然也就不会教。这样的教学模式一代代传下来，梨园艺人文化底蕴不足便就不奇怪了。　　梅兰芳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一直想要有所创新，也不乏悟性和灵性，却深感文化不足而造成的力不从心。与其他艺人傍靠“大官”或“商人”为捧自己不同，梅兰芳更多的结识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他在18岁左右，结识了一批文化人士，除了齐如山，还有京师大译学馆的学生如张庾楼、张孟嘉、沈耕梅、陶益生、言简斋，以及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冯幼伟、吴震修、李释戡、黄秋岳等，都由他的观众转而成为他的朋友。　　人们都知道梅兰芳在北京的书斋名为“缀玉轩”，抗战时移居上海，上海的书斋名为“梅花诗屋”。其实“缀玉轩”一开始并不是书斋名，而是早年由他的支持者所组成的一个团体的名字，这个组织俗称“智囊团”，只是因为当时没有“智囊团”这个说法，外人也称其为“梅党”。除了以上如齐如山等人是梅党成员外，后来又有诗人罗瘿公，画家王梦白、陈师曾、齐白石、姚茫父等加入，使缀玉轩充盈着浓厚的文化艺术气氛，也使梅兰芳不再像他的父辈那样局限于狭小的戏曲小天地里。他们不仅为梅兰芳在演剧方面出谋划策，梅兰芳更从他们身上吸取文化素养。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先后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涉猎农科、哲学、文学和政法，又熟通中外戏剧的胡适，梅兰芳自然也是渴望与之相交的。　　由于历史的原因，被称为“戏子”的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是极为低下的，甚至不如娼妓。尽管辛亥革命后，社会逐渐进步与开明，但与戏子交往仍会招致非议。就如齐如山，纵然他很想在艺术上扶助梅兰芳，但碍于环境和可能的流言，不得不有所顾忌而终不敢登梅门，只靠通信维系两人的友情长达两年之久。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胡适却坦然与梅兰芳过往，这固然有坦荡荡之君子风范，也与他热衷交友的名士性格有关。　　我们不知道胡、梅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何种情形之下，是其中一人主动上门拜访，还是有中间人牵线？我们也不知道在1925年之前，他们见过几次面，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谈话内容一定与戏剧有关。　　在1925年他俩见面后，胡适到英国伦敦参加了“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议”，之后回到上海，受聘中国公学校长，再返回北京时，时间已是1928年。这也是胡适所说“三年不见”的原因。但是，“不见”并不意味着彼此毫无联系。　　1926年，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杜威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华美协进社”在美成立。这是一个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营利性团体，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　　那个时期的美国人，如果说对中国人的态度还算友善的话，那也绝不是出于尊敬，对中国人嗤之以鼻的美国人大有人在。他们不认为中国有文化，他们认为如果中国有文化的话，何以会如此遭人掠夺而沦为世界弱国？中国人又何以会陷入如此悲惨的困境？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人只会做杂碎和杂碎面。至于中国戏剧，是他们用来讥讽中国的又一有力武器。有位名叫伦伯的美国人认为中国人完全缺乏艺术美感，原因是所有演员的吐字都是单音节，没有一个音不是从肺部挣扎着吐出的，听起来就像是遭到残杀时所发出的痛苦尖叫，更有人说那唱腔高到刺耳以至无法忍受，尖锐的声音如同坏了喉咙的猫叫。“华美协进社”邀梅访美(2)　　“华美协进社”邀梅赴美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演出一台既有艺术魅力，也有教育意义的中国戏剧，改变许多美国人对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　　相比去日本，梅兰芳对去美国演出顾虑更大。日本无论如何与中国同属亚洲，肤色相近，文化背景相仿，中国戏剧与日本歌舞伎又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中国对于美国人来说，则完全是陌生的。为慎重起见，梅兰芳遍访在华美国人和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以作可行性研究，频频与熟知美国文化的知识分子接触，一方面了解美国文化以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也在寻求他们的帮助，其中出力最大的自然是胡适。送梅登船　　胡适对梅兰芳的帮助不仅仅限于传达美国的风土人情、美国民众的欣赏习惯、美国剧院的格局布景，更重要的是在戏剧本身。因此，梅兰芳对于演出筹备工作，包括剧目的选择、说明书的撰写等等，都非常仰仗胡适。这从曾任胡适秘书和助手的胡颂平以日记形式编撰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中可见一斑。　　1961年4月23日（星期日）　　晚饭时，先生谈起齐如山送来的一本《戏考》，里面有好几出戏。只有《四进士》可以一看；其余《二进宫》等，连文字都不通，情节又没有意义。《四进士》可以把它复印下来。胡颂平问： “齐如山先生怎么不把它修正一下？”先生说： “齐如山是捧梅兰芳的人，他不是研究戏剧的。”后来又谈起“当年梅兰芳要到美国表演之前，他每晚很卖气力的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卸装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　　梅兰芳赴美演出的筹备工作一直持续到1929年深秋，可谓尽善尽美。为便于让美国人理解剧情，梅兰芳曾两次写信给胡适，请求他用英文笔译《太真外传》的说明书。在第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 “适之先生左右，前日晤聆大教钦感无量，澜新排之《太真外传》不久即将出演，剧中情节拟用英日文字分加紧译出，俾外人易于了解。兹奉上简单说明，拜求先生设法饬译，早日赐下，以便付刊。”　　或许胡适太忙碌，一时耽搁了。不久，他又收到了梅兰芳的第二封信： “适之先生赐鉴，前奉一出恳译太真外传场面度蒙重察。现在此戏已定于廿九日起演唱，此项说明书印刷一切约须四日，为时已迫，不得已敬求设法将译稿即赐掷下，但得剧名译定以后即易于著手不敢琐渎也。”　　两封信之后，胡适是否如约将《太真外传》翻译成了英文，在胡适日记中没有显现。由于客观原因，梅兰芳在解放后所撰写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也未提及。　　1929年冬，梅兰芳自上海登船赴美。那天，到码头送行的，除了上海各界名流外，更有胡适。然而，不知什么原因，胡适在那天的日记里，对此却并未有所记载。直到1930年2月的一天，他的日记里出现了关于送梅兰芳行一事，却也不是他亲笔所追记，而是他将一封登在《中国晚报》上的“致胡适之一封信”作为剪报粘贴在当天的日记中。这封署名“自在”的公开信不过六百言，主题是就胡适去为梅兰芳送行感到无限痛惜。　　1930年2月12日（剪报）　　……不过我在最近闻着你的一件行动，就把我十多年来钦敬崇拜的心理，降到零点以下，好像这宗事不是你胡适之所应该做的事了。什么事呢？就是善于男扮女性来唱戏的梅兰芳出洋，你竟亲自送行，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梅兰芳的艺术怎样，我是素来不屑看那些男性扮女性做戏的……我真估不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先生，竟无聊至此，亲送男扮妇装的戏子出洋！……实在替你十分的可惜，并且替中国的学者可怜。难道是你现在真要开倒车不成？适之先生，愿你不要这样腐化罢。亡羊补牢未为晚。望你勇于觉悟，恢复你原有的精神。　　综观胡适日记，经常有将剪报粘贴在当天日记中的情形出现。对于剪报中所说，胡适又往往不加任何评论，甚至连轻描淡写地议论两句似乎都懒得去做。他如此行为，仅仅是将其作为档案保存，还是不屑置评，又或者是引以为戒？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剪报的内容，多少是能够激起他心底涟漪的，否则他大可置之不理。那么，当他将这份剪报小心粘贴在他当天的日记中时，他会有何反应？愤怒？惭愧？一笑了之？　　其实就胡适当时的名流地位，他不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非议，何况他对当时歧视戏子的社会环境也并非一无所知。曾经有激进人士将旧剧斥为野蛮戏剧，将梅兰芳的扮相斥为“不像人的人”，将梅兰芳在舞台上说的话，斥为“不像话的话”。就连鲁迅，也曾形容梅兰芳的歌声“像粗糙而钝的针尖一般，刺得我耳膜很不舒服”（见《厦门通信〈一〉》）。然而，胡适却于1928年在一次关于“社会职业”的演讲中，明确说“社会上无论何种职业，不但三十六行，就是三万六千行，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因此他强调： “梅兰芳是需要的！小叫天（即谭鑫培）是需要的！电影明星黎明晖也是需要的！”“梅博士拜谢胡博士”(1)　　也许是因为胡适曾经专修哲学，崇尚“存在即合理”；又或许他在美国生活良久而深受西方文明的洗礼，对人对事极其包容，所以，他并没有因遭非议而中断与梅兰芳的交往。当梅兰芳归国时，胡适仍然亲赴码头迎接。　　对于胡适的理解、关怀与尊重，梅兰芳自然心存感激。他在赴美途经日本时（即1930年1月20日），曾致信给胡适，表达谢意： “适之先生，在上海，许多事情蒙您指教，心上非常感激！濒行，又劳您亲自到船上来送，更加使我惭感俱深！海上很平稳，今天午后三时，安抵神户了，当即换乘火车赴东京，大约二十三，由横滨上船直放美洲了。晓得您一定关怀，所以略此奉闻，并谢谢您的厚意！”当他结束在美国长达半年之久的演出并裹挟着巨大声誉返回上海后，他立即就往胡宅拜访。　　这个时期的胡适正逢坎坷。他因连续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人权与约法》等批评政府、提倡言论自由和独立人权的文章而遭声讨，更接到了国民党教育部发出的“训令”。同时，《新月》杂志遭查封，罗隆基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胡适不得不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闭门谢客，蜗居在上海的居所。　　1930年7月25日，梅兰芳登门拜访时，胡适的学生罗尔纲正在胡家给胡公子思杜做家庭教师，他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一书中特别撰文“梅博士拜谢胡博士”，详细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7月的一天，下午2时后，突然听到一阵楼梯急跑声，我正在惊疑间，胡思杜跑入我房间来叫： “先生，快下楼，梅兰芳来了！”他把我拉了下楼，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厨子、女佣都早已挤在客厅后房窥望。思杜立即要厨子把他高高托起来张望。我也站在人堆里去望。只见梅兰芳毕恭毕敬，胡适笑容满面，宾主正在乐融融地交谈着。……梅兰芳的到来，给这个亲朋断绝的蜗居家庭带来了一阵欢乐。　　欢乐是当然的。对于胡思杜及其家人来说，他们能在自己家里近距离目睹卸了装的梅兰芳梅大师真容，自然有些喜出望外；对于梅兰芳而言，他赴美之前，冒着破产的危险带去的是一颗战战兢兢的心，而回来时却收获了无限荣誉，心中自然是喜悦的。而胡适，除了有一样的欣喜之外，还应该有如释重负的欣慰感。梅兰芳的成功，似乎是对他关怀与尊重的回报。对于不久前的非议，也可能因此如烟消散。于是，他是轻松的、愉悦的。　　梅兰芳访美的意义是重大的，它不仅纠正了外国人对中国艺术的偏见，更因为梅兰芳先后两次荣获博士荣誉学位而在客观上提升了戏曲演员在社会上的地位。从此，中国梅兰芳的名字印刻在了美国土地上。这在胡适日记中也有反映。　　1930年8月24日　　见着吴经熊，他新从哈佛回来，说，美国只知道中国有三个人，蒋介石、宋子文、胡适之是也。我笑说： “还有一个，梅兰芳。”　　其实，梅兰芳之所以一回国就亲自登门拜谢胡适，是因为他知道他的成功不限于梅派艺术本身，之前充分详备而有针对性的筹备以及后期的宣传造势，都是助其成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而在宣传工作方面，胡适也是出了大力的。　　首先，因了胡适的关系，梅兰芳初到美国即被胡适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公会邀请参加了茶话会。随后，他又应邀参加了胡适的恩师杜威举办的晚宴。据说，这种情形在美国教育界的社交活动中是很少见的，影响力自然很大。　　其次，梅兰芳赴美时，带去了齐如山事先主编的几种宣传品，如《中国剧之组织》、《梅兰芳》、《梅兰芳歌曲谱》、《剧目说明书》以及两百多幅戏剧图案等作为宣传之用。在他们到达美国后，旧金山的一位名叫欧内斯特·K·莫的先生又另外编撰了一本纯英文专集《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内收多篇评介京剧和梅兰芳生平及表演的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就是胡适用英文写的《梅兰芳和中国戏剧》。“梅博士拜谢胡博士”(2)　　他在文中这样介绍梅兰芳： “……梅兰芳先生是一位受过中国旧剧最彻底训练的艺术家。在他众多的剧目中，戏剧研究者发现前三四个世纪的中国戏剧史由一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给呈现在面前，连那些最严厉的、持非正统观的评论家也对这种艺术才能赞叹不已而心悦诚服。……梅兰芳先生的新剧是个宝库，其中旧剧的许多技艺给保存了下来，许多旧剧题材经过了改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一些新剧会使研究戏剧发展的人士感到兴趣。……梅兰芳先生是个勤奋好学的学生，一向显示要学习的强烈愿意。……”　　从这个角度上说，梅兰芳的登门拜访，并不只是为了一个谢字，而更多的是继续寻求胡适的帮助。因为梅兰芳心气高远，他从不满足既成的辉煌。他已经将他的艺术带进了东瀛和美洲，他的目光又瞄向了欧洲。于是，我们在这天的胡适日记中，看到了梅兰芳新的计划，以及胡适给予的建议。　　1930年7月25日　　梅兰芳先生来谈在美洲的情形，并谈到欧洲去的计划。我劝他请张彭春先生顺路往欧洲走一趟，作一个通盘计划，然后决定。　　1981年，“华美协进社”原社长孟治博士在纽约出版了一本题为《六十年之追求》的回忆录。他说当年“华美协进社”之所以愿意出面邀请梅兰芳赴美，正是接受了张彭春的建议。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百老汇从未听说过梅兰芳，梅兰芳也毫不了解百老汇，但披·西·张（P.C.Chang——张彭春）对二者都能如数家珍。……他始终相信美国观众能够接受真正熔歌、舞、剧于一炉的京剧艺术。他向梅（兰芳）和齐（如山）建议由华美协进社主办访美演出。”　　除了胡适，张彭春也是一个兼通中西方戏剧文化的学者。胡、张二人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同受业于杜威博士门下。张彭春自幼爱好京剧，留美期间因为哥伦比亚大学与著名的百老汇剧场相邻而有了很多观看西方戏剧的机会，尽管他先后获得文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但对戏剧，他也是颇有研究的。回国兼任南开大学教授后，他便被推选为“南开新剧社”副团长兼导演。这位既熟悉西方戏剧，又深谙中国京剧，还精通话剧的才子，既有文学、哲学作底子，又做过比较戏剧研究，连胡适都对他的学识及戏剧造诣推崇不已，称他是“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人才”。　　多年以来，张彭春在美国开设中国戏剧课，在中国开设西方戏剧课，致力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传播，成绩斐然。他相信： 东方戏剧和西方戏剧只要相遇，非但不会相互排斥，反而必然要从相遇、相知到相辅相承。因此，在他看来，梅兰芳作为中国戏剧的领军人物，如果能去美国演出，让崇尚“眼见为实”的美国人亲眼目睹中国的确存在着虽与莎士比亚、易卜生有所不同但同样是精美绝伦的戏剧艺术，将会极大地改善中国戏剧在西方的地位。　　其实不用胡适推荐，梅兰芳在美演出期间就已经领受了张彭春的指导。张彭春因为熟知美国人的欣赏口味而及时提醒梅兰芳改变美国人难以理解剧情的剧目，又实际承担了总顾问、总导演之责，还兼做梅兰芳的发言人，在各种场合向各界人士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所以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的成功，张彭春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因而，当梅兰芳又计划访欧演出时，胡适也就很自然地将张彭春推到了前台。为梅访欧出谋划策(1)　　在筹划访欧期间，从胡适日记中可知，已先后自沪返京的梅、胡二人继续频繁交往。　　1930年10月13日　　下午见客，顾养吾、陈百年、梅兰芳、冯芝生、王家松。　　1931年1月16日　　刘子楷（崇杰）邀吃饭，有福建来的蚌，确是美味。座上有梅兰芳、姚玉芙、马连良。　　1931年2月12日　　到齐如山家吃茶，会见Dr. Leseing & Dr. Schierliz及梅兰芳。Leseing说“茉莉”出于梵文manika（？）。他问剧本脚色有“末尼”，与“摩尼”有无关系？我们都不能答。　　尽管胡适日记中多次提及梅兰芳，我们由此也可以推知他们相聚交谈的主题应与戏剧有关，但胡适在日记中却很少详写他们交谈的内容。唯有一次，不知是那天他的心情特别好，还是那天的交流内容特别有趣，总之，那天的日记内容很充实。　　1931年7月27日　　李释戡邀吃饭，有梅兰芳及上沅、佛西诸人。大家谈戏剧，我说，北京可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每周开演二三次，集各班之名角合演最拿手的好戏，每夜八点半到半夜止。每人有固定的月俸；其余日子不妨各自在别处演戏卖艺，但此剧场例定开演日子他们必须来。其余日子，剧场可借作新剧试演及公演场。　　我偶谈及老伶人钱金福七十一岁登台做武戏，在后台便喘嗽，一上台便精神抖擞了。此真是习惯的功效。兰芳说，此次他在广州与金少山合演《别姬》，金串霸王，中暑病倒在地，大家把他推扶出台，门幕一掀，他居然做到完场，没有错误。一下台便倒下了，医生赶来，四个钟头没有脉息。此例更奇。又小翠花口吃的厉害。在后台练习，说白句句拗口。但一上台，口齿清脆，毫不见口吃，这更奇了。　　不能不说胡适“在北京设一国立剧场，用新法管理”的提议颇具创造性和新颖性，但或许是因为梅兰芳此时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访欧的筹备上，而无力于此，胡适的这个建设性主张终未能付诸实践。　　然而，就在梅兰芳踌躇满志地准备欧洲之行时，也就是在上次与胡适相聚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国内局势急转直下。梅兰芳不得已，于1932年离开北京，南下上海，旅欧计划只得搁浅。从此两年之内，胡适日记中未再有梅兰芳的名字。　　1934年的最后一天，胡适日记这样记载：　　1934年除夕　　七点三刻，火车进上海北站。……　　冯幼伟来，谈梅畹华出国的事。……　　到国际大饭店吃饭……今天吃饭的有张仲述、余上沅、畹华、幼伟及新六。……　　到沈昆山兄家，畹华与幼伟借此处请客。　　所谓“梅畹华出国的事”，指的是梅兰芳即将赴苏演出。早在1934年3月，梅兰芳就接到苏方的演出邀请。在大半年的彼此接洽和准备之后，苏方特别成立了文化层次颇高的由戏剧、电影、文学界知名人士及外交界高级官员组成的“招待梅兰芳委员会”。相应地，梅兰芳认为剧团的组成人员也应该挑选几位既精通京剧，又有一定文化素养的高层人才。这时，他自然想到了胡适大力推荐的张彭春。于是，张彭春又一次出任梅剧团的总指导。　　除了张彭春，胡适又向梅兰芳推荐戏剧家余上沅为剧团副指导。余上沅是胡适的学生，2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来赴美研究戏剧。据说他之所以接受梅兰芳的邀请，一是出于对梅兰芳艺术的欣赏，另一个原因便是胡适的极力游说。　　当年年底，《独立评论》上刊载了蒋廷黻的一篇文章《苏俄游记》。胡适在“编辑记”里这样写： “（蒋先生）写的是苏俄的娱乐。我们看他记的莫斯科戏剧的新倾向，也可以明白苏俄这回延请梅兰芳先生去演戏不是完全无意义的。”客观上，他又为梅兰芳访苏做了一次宣传。　　由此可见，除夕之夜的“畹华请客”，既是临行前的告别，也是对胡适一贯帮助的感激。为梅访欧出谋划策(2)　　如果说梅兰芳访美演出的成功，仅在于使西方人重新认识了中国戏剧的话，那么梅兰芳访苏演出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传播，更在于使“梅派”艺术上升为理论体系。从此，梅兰芳戏剧体系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戏剧体系、布莱希特戏剧体系并称为世界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可以说，梅兰芳访美、访苏的巨大成功，与胡适、张彭春、余上沅等文化人在其背后的推动不无关系。　　从苏联返国后，梅兰芳定居上海，而胡适仍居北京。每当胡适因公因私抵沪，梅兰芳均登门拜访。1936年7月14日，胡适在上海登船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年会。在他当天的日记里，可知梅兰芳曾经特地赶去送行。　　1936年7月14日　　今晨两点上船。送行者梅畹华特别赶来，最可感谢。　　胡适的“最可感谢”，是因为当时已时至深夜两点，还是因梅兰芳经过访美访苏，声名已非同往昔？更有可能是因为此时的梅兰芳并不在上海，他是特别赶到上海来送行的。梅兰芳自1932年之后一直定居上海，直到1936年春夏之交，他首次返回北京住了一段时间。期间，他收徒、演出，忙得不可开交。即便如此，当他得知胡适即将离国后，还是不远千里特别赶去送行。其实不论何种原因，总之，从胡适在日记中特别一记，也确知他是真感谢的。也可知胡、梅两人的友谊，情深意重。永远的怀念　　“梅兰芳”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胡适日记中，是在抗战全面爆发前。　　1937年5月5日　　早七点到上海，住国际饭店908。　　吴经熊来谈，梅畹华来谈，陈宗山来谈。　　客观上，两人从此也未再见过面。自七七事变后，胡适于1937年9月赴美做抗日宣传和外交联络工作，一年后又任中国驻美大使，一待便是八年八个月零十天，直到1946年7月回国。梅兰芳1938年春在香港演出后，留在了香港，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才返回也是沦陷区的上海，闭门谢客，拒绝登台，潜心作画，艰难度日。　　尽管抗战胜利后，胡适归国，梅兰芳重登舞台，但内战战火隔绝了身处北平的胡适和身处上海的梅兰芳。　　短短三年之后，中国政局发生大逆转。胡适和梅兰芳都面临着一次人生选择。虽然他俩对戏剧有共同的热爱与追求，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取向。胡适在众人劝说留下的情况下，最终选择搭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飞向台湾；梅兰芳却在齐如山力劝“走”的情况下，还是留了下来。从此，他俩之间横着一条海峡，彼此都无法跨越。　　虽然我们在胡适日记中，再也没有看到“梅兰芳”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胡适从此忘却梅兰芳。相反，一旦环境、土壤适宜，“梅兰芳”便又会出现在胡适的头脑里、话语中和与友人的书信上。　　胡适的好友杨联陞曾经写信给胡适，随信附了他自己写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名为《花儿本不愿开》。胡适1949年7月27日在给杨联陞的回信中谈到这首诗时，说： “此诗的意思很好，第二节使我想起一个故事。十多年前在北京家中看见内人种的牵牛花两朵，是梅兰芳送的种子，大如饭碗，浓艳的真可爱。”　　近十年后的1959年1月26日，是齐如山85寿诞。胡适在题词中这样写道： “我祝他老人家多多保重，康健长年，将来我们一同回到北平，也许还可以找到缀玉轩中我们的老朋友，听听他的苦痛，听听他唱如山老人新编的凯旋曲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