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连房子都没有了，我选了一个空地上的冰窖作为“徐州剿总”的临时指挥部。　　各方面都通过电话找我，都是紧急电话，说被解放军的炮火打得抬不起头，要我派队伍去增援，我就告诉他们：这里没得队伍增援，只有死守，哪里的部队都调不动，我还没讲杜聿明要离开这个话。　　到了晚上９点多，杜聿明又来电话，要我去熊笑三那里。我又去跟杜聿明见了面，跟邱清泉也见了面，邱清泉讲：“你放心好了，我别的保不住，一定要保护我们的总座，我们的总座还是能保护得了的。”他又向我说大话。我说：“但愿如此吧！”　　我又回到我那个冰窖指挥位置，哎呀，又是电话，要我救援，派部队增援，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只有死守，别无部队可调！　　晚上１０点多钟，解放军的炮火从四面八方向陈官庄轰击，包围圈中到处都是枪炮声和火光。　　到了午夜１２点整，杜聿明又来个电话，对我说，他已经决定执行“第三策”，要指挥部全体人员到第五军军部随他行动。　　我们在密集的炮火中赶到第五军军部时，杜聿明也没有见到，邱清泉也没有见到，那个掩蔽体里连灯火都没有了，我喊杜老爷，喊邱清泉，没有回声。特务营营长杜宝惠在寨子外面喊了一阵，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原来，杜聿明挂上电话后，就和邱清泉一道自己突围了。　　我说：“杜聿明，杜聿明，你就顾你自己了，连最后跟你说句话都不行！”　　我只好又回到我的冰窖指挥部，一会儿调兵，一会儿增援，一会儿说“顶住”。其实还顶住什么呢？局面全乱了，到处是乱枪，有一个炮弹车也爆炸了，我从冰窖里钻出来，摸摸没有受伤，一看满地都是尸体。　　１２点以后，我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不了了，就问身边的人：“你们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的？”杜聿明的主任秘书提了一句：“这里有一封很重要的信，是刘伯承写给杜聿明的，这封信怎么处理？”　　我说：“这封信我看到过，是要杜聿明去投降，这封信你们处理掉。”他们就把这封信撕得粉粉碎，让风吹跑。主任秘书又问：“还有些文件呢？”文件中有杜聿明的“三策”原稿和蒋介石给杜聿明的亲笔信，我说都毁掉。　　我的下面还有一个副参谋长，他说：“报告参座，现在参座也是你，总指挥也是你，这个地方呆不了了，你准备怎么办呢？”他又说：“他们突围了，我们也突围，要死就在战场上打死！”我说：“你自己看着办吧！”一直跟着杜聿明的这伙人就散了，自己逃命去了。　　一直打到快天亮了，各方面也没有电话来了，炮火还是打得很密，我就跑到战场上一看--满战场都是丢掉的行李，丢掉的包袱，打死的也就不知道有多少！　　我一数我身边的人，还剩九个人了。我们逃出冰窖，到东南角约２０华里处的小河边停下来，找到一个洞，钻了进去，我说：“这样吧，你们靠近我，这条河岸还可以靠得住，解放军的炮火还打不到这里来。”大家倒在地上睡着了，这样，又挺过了一个多钟头。　　醒来之后，天亮了。我说：“现在大势已去，我们蹲在这里也没有用，出去看看吧。”　　看见来了四五十个解放军小孩，都是十五六岁，年纪很轻。他们发现我们了，拼命往我们这里跑，喊：“我们手下一个不留，都干掉！”我们赶紧往地上一倒，手握卡宾枪，身边的人说：“把他们干掉！”　　我一想，大势已去，还是不要打了。把他们打死了，还不晓得解放军有多少人呢，我们一个也活不了，也不能挽回大局了。我喊：“不要打了。我们的武器摔在地下，让他们捡武器吧。”　　这些小孩很勇敢，上来就抢武器，背枪回去报功了。我身上还有一支三号左轮手枪，把手枪握在手里，准备一枪把自己打掉就算了，这时，我的卫士（从徐州招募来的一个水泥匠）一看我摸手枪，就一把抢过手枪，丢到后面的地上去了。我要用枪自杀也不可能了，那些小兵把武器抢了，又跑到别的地方去收武器了，顾不上理睬我们。我一数，还是那九个人，我的参谋啊，副官啊，警卫人员啊，我就跟他们讲：“现在大势已去，怎么办呢？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们各自逃命吧！”我一说这个话，他们都不离开我，他们说：我们不忍心离开你，我们逃出去有什么意思呵？你放心好啦，看他们把我们怎么办吧。　　不一会儿，来了几个解放军的兵，把我们俘虏了，送到离陈官庄大约二十多里路的解放军的俘虏营。　　程颂公的话应验了，我当了俘虏。第28章 成了战犯　　我到俘虏营的时候，正是开晚饭的时候，被俘虏的一共有好几百人。　　站队的时候，那个水泥匠把我往后一拉，让我站在最后排，小声对我说：“前面站的参谋让我告诉你，你叫李明，是上尉书记官。”　　那时正是三九天，很冷啊。看到我去了，一个炮兵指挥官，是个少将，他从自己脚上把呢子绑腿摘下来，缠在我的腿上，解放军就注意到我了。一个工兵团长，是少将，他送筷子给我。还有给我送缸子的，有给我送毛巾的，解放军一看，这个人不晓得是他们这里面的什么官，这个人的官职一定不小。　　解放军清查到我这里，我说：“上尉书记官。”他们问：“上尉书记官？怎么有将官给你送东西？”我不说话。　　吃完晚饭后，解放军的政委（也是个湖南人，他们喊肖政委）找我谈话。他们跟我讲：“等一下，肖政委准备了水果，准备了香烟，请你去谈谈话。”　　我去了，屋里摆着个八仙桌，政委和其他工作人员对我很客气，政委说：“你是个什么官呀？你一来的时候，你们那些被俘的将官，有的送裹腿，有的送水缸，你是个什么官啊？”　　我说：“我不是个什么官，我是前线指挥部的上尉书记官。”　　“噢？上尉书记官？那些少将、中将都对你那么客气，你的地位可不像上尉书记官。”　　我说：“我就是上尉书记官。”　　他说：“你放下包袱，我们解放军对于你们，作战的时候是敌人，你们放下了武器呢，我们就是朋友，我们是一家人，你不要怕。”　　他跟我讲了一番话，我也不说别的，就说：“上尉书记官。”　　搞到很晚，解放军政委说：“明天上午，我们要召集一部分人学习，你是个上尉书记官，总是有知识的人吧，明天有篇社论，请你读一读。”我说：“可能我读报纸还行。”　　第二天，从俘虏中挑了几十个高级军官学习，要我读报纸。这个报纸的文章我现在还记得起：“将革命进行到底”。　　我拿着这个报纸读了。读了之后。解放军就鼓掌，说读得好，读得好，到底是有文化的人，不愧是个上尉书记官。　　姓肖的政委又摆起水果香烟，把我请了去。他这次的问话就不对头了，他说：“你们那个前线指挥部原来有个中将副参谋长，打到最后又升起来当了代参谋长，高高的，瘦瘦的，你这个上尉书记官认不认识这个人啊？”　　我说：“隔得太远，我只是上尉书记官，其他事情搞不清楚。”　　他说：“这个人是湖南长沙人。”　　我说不晓得。　　“那个中将姓文，叫文强。”我看他们很了解情况，但我就是不承认。　　他们不问我了，让我抽烟，我说我不抽烟，水果我也没有吃，这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第二天，解放军说我应该吃细粮。什么是细粮？我不懂。他们给我端来了一碗面条，里面打了两个鸡蛋，说本来至少应该有两个菜，现在是作战时期，暂时委屈一点。过了一会儿，又给我送来了被子（我的吉普车不见了，上面放的旅行袋也不见了）。　　政委来了，说：“你就是那个中将参谋长。你在东北的时候就是一个中将！”他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我一看，不正是我自己吗？他说：“你那个时候好威风啊。”　　好了，把我戳穿了。解放军已经把我搞清楚了，就是要我自己承认，我心理很明白这一点，当时只想找机会逃出去。　　他说：“我们就是要你自己承认，让你读报呢，就是让你亮亮相，让大家都知道。实际上，你们里面已经有不少人检举你了。给你当卫士的那个水泥匠，我们已经给他安排工作了，水泥匠嘛，工人阶级。放下武器就是朋友，你自己承认比我们揭穿好。你一定很辛苦，晚上我看见你冷啊。胳膊缩在大衣里，两腿蜷着，现在三九天了，这样冷了，你呀，晚上不晓得你怎样过的，现在请你吃细粮，给你准备的帽子，准备的衣服，优待你。政委把自己戴的帽子取下来，戴在我的头上，政委说：“今天晚上哪，还要你做一件事情，请你给战俘讲讲话，你只要上去承认你是中将代参谋长。只说这一句就行了。”　　当晚，在场子上摆了一个八仙桌，有三四百俘虏，围着八仙桌站着，我说：“这边的政委让我讲两句话，讲什么话呢？我是我们指挥部的代理参谋长，是个中将。”　　我一讲完，解放军把我从八仙桌上接下来了，送我到屋里去，到了屋里，我听见外面讲话的声音，还很大，听他们说：“你们的最高指挥官都承认了他自己是中将代参谋长，你们里头还有打埋伏的没有？如果有，希望你自己暴露一下子，我们优待俘虏。”　　散会了，我刚一出屋，好多人就包围我了，说：参座参座，你刚才一两句话立了很大的功劳，我说：“怎么？”　　“李弥兵团的一个政工处长，是个少将，自己也承认了，他是打埋伏的。你说完，一下子站出来１１个。”　　我一听，“哎呀，解放军真厉害啊。”　　那天晚上，我单独住在一个房间，吃细粮，还有被子。　　两三天后，把我送到徐州上火车，经过梁山，送到山东潍坊。到了一个小村庄，要我们就地休息，听诉苦。诉苦的那个人原来是黄百韬兵团的，他说：“放下武器就是朋友，我被俘才一个多月，已经在解放军里立了功。”我心里想，共产党厉害啊，国民党训练好几年的部队，一个月就成了他们的人了。　　在山东潍坊，我们住在一个大村庄的地主家里。我一去，王耀武等在门口迎接，他原来是山东省主席，黄埔第三期的。他拉着我的手说：“哎呀你也来了。”后来又出来七八个人，都是中将以上的。其中有两个是孙元良兵团的军长，我问：“你们的兵团司令呢？”他们说：“现在恐怕在台湾吧。”　　我们这十几个人被列为战犯，编了一个“高级组”，单独住在一个院子里，不能出院子大门，大门外有警卫，在院子里，一切都优待，可以随便活动，自己办伙食，还自己拿钱做点好饭好菜吃，高度自治嘛，解放军不限制我们，我们的事情归我们自己做，王耀武对这里比较熟悉了，他说：“分工合作吧，大家可以做什么事情，自己报名。”他先说：“我报名洗碗筷，全部的碗筷归我洗。厨房里的清洁卫生归我来办。”我们要跑十几里路去挑水来吃，有的就讲我年轻，体力还好，挑水送开水归我。还有山东省省党部的一个委员说：“我报名扫地，扫地归我，外面的地方太宽，大家帮我的忙。”　　我一想，我争取个什么事呢？我就说：“我会做湖南菜。我报名做湖南菜！”听我这样一说，有个在四川部队当军长的，他报名做四川菜。后来实在没有事做了，有人就报名“我来烧火”。１５个人都争取到工作啦。半天学习，半天劳动。　　王耀武说一口山东话，每天起床都说：“吃糖吃糖（起床起床）。”　　说起来，我们这些人的确生活能力很差，经常闹出笑话。比如关在抚顺的溥仪什么都不懂，人家告诉他要懂礼貌，处事要让人，上车让人家先上，溥仪就让人家先上，下面还有个服务员，他还让人家先上，等服务员上去后把车门关上，车开了，把溥仪拉下了。　　在这个地方住了将近三个月，搬到济南附近，住在城外的一个大地主家。有一天学习的时候，忽然让我转移，把我弄到济南城里的一个图书馆里。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地方原来是英国的领事馆，后来是解放军山东军区政治部，里面有很多的房子，图书不少，都是俄国的，是苏联国家书店送给解放军军区政治部的，我的床铺设在这里头，我很高兴，我想这里有很好的图书呀，马列主义的书，都是我没读过的啊。我到图书馆不久，来了一个馆长，我叫他蒋大胡子，他说这些图书你什么时候要看都可以，你就在这里安心读书吧。有一天，门口的卫兵忽然送给我１０包美国的骆驼牌香烟，我觉得奇怪，问：“这个香烟是什么人送我的？”　　卫兵说：“就是你那个头头。”　　我想我哪个头头？　　他说就是杜聿明，他就关在你的隔壁。他也知道你就关在他的隔壁。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周恩来致函济南，还有康生也到了济南，说对于你们要优待。所以让你们读书。　　我就一天到晚看书，什么书都看。我在这里关了八个月，在这八个月里，我读了不少书。　　蒋大胡子是管监狱的，一天，他拿着一本《马克思传》给我看，他说：“你看这个留胡子的老头是什么人哪？你认识不认识呀？”　　我说：“这是马克思嘛。”　　“哟，你怎么知道他是马克思呀？”蒋大胡子说，“我没有文化，也没有读过书，看见上面的人也不认识。那你是个有文化的人呢。这里这么多书，你读吧。”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拿了一本《列宁传》。他问：“这个小胡子的人，你认识吗？”　　我说：“这是列宁嘛。”　　“列宁你也知道啊？”蒋大胡子挺惊奇。　　以后，他把《恩格斯传》、《斯大林传》都拿来了，要我给他讲，他说：“你这个人的学问还不小啊。我们都不知道的，你都知道。”蒋大胡子虽然没有文化，但对人很好，和我处得很有感情。　　有一天我们开饭，卫兵把饭菜拿过来，一开门，我看见对面那个房间里也是个国民党的高级人员，我看到他，他也看到我了。我就告诉蒋大胡子，对面房间那个人我认识，叫做陶默庵，是国民党的一个厅长。他说：“你认识他啊？”　　我没有回答蒋大胡子的问题，而是说：“你们没管好，我看见你们用一根绳子把人家捆在床铺上。搞得人家直喊冤，你们是个监狱，怎么一点监规都没有啊？”　　蒋大胡子说：“我们过去没有搞过监狱，监狱应该有什么监规，我们也不知道。”　　我说：“监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要肃静，不要搞得犯人打犯人，犯人骂犯人，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　　蒋大胡子问：“你怎么知道啊？”　　“我在国民党里也坐过牢，我怎么不知道啊？”　　“哎，那你写几条给我看看。”　　我就给蒋大胡子写了十几条，意思是监狱里要肃静，不许打骂犯人，使犯人心安。蒋大胡子他们拿回去一研究，认为很有道理。蒋大胡子又来了，我问：“你拿绳子把那个人捆在床铺上，那个人是干什么的？”　　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们有三个人，跑到我们监狱附近，不知道是不是要搞破坏，那里是我们的汽油库，我们就把他们抓起来了。”　　我说：“你们问问嘛，是什么地方人，什么职业，跑到监狱汽油库来干什么？是来搞破坏还是来干什么，你们问嘛，调查嘛。”　　过了三天，蒋大胡子又来了，说：“问清楚了，是傅作义的逃兵，不是来偷汽油的，也不是来搞破坏，他们还并不知道我们这里有个汽油库，我们的人就把他们抓来了，他们又哭又骂，觉得屈啊。”　　蒋大胡子他们把我写的一条一条监规贴在监狱里，在我的房间里也贴上一条。这些条子贴起来，监狱里再没有哭的了，再没有吵架的了，蒋大胡子说：“你的那些条子写得好。”　　蒋大胡子下面还有一些年轻的管理员，有时我就跟他们讲：“一方面你们当看守员，另一方面你们可以好好学习嘛，买些小学课本读一读，文化就慢慢提高啦。你们可以吹笛子，可以拉胡琴，学点东西嘛。”　　我们半天学习，半天劳动，和看守员的关系搞得很好，后来，监狱长换了人，这个人在俄国留过学，叫姚伦，现在从公安部也退休了，他和我两个人还在一起拍过电影，是很好的朋友了。　　我每天在监狱里忙得很，当学习组长，又管墙报，管文艺，我们自己还成立了一个图书馆，我又在这里负责，过年过节，还写些纪念的文章。　　周恩来在战犯名单中发现了我，就派萧劲光专程来济南看我。解放军政委告诉我：“周总理来电报，欢迎你上北京。”萧劲光派了四个警卫把我送到了北京。　　到了北京，我以为能见到周恩来，没想到把我送到德胜门模范监狱，编号７２号，７２号就是文强。　　我想，俘虏也送到监狱？周恩来也没有见到，是怎么回事呢？　　监狱长找我谈话，要我写个东西。我说：“写个什么东西呢？写封信吧。”监狱长说不是简单的信的问题，你们反共反人民，要写个悔过书。　　我想，我什么都可以写，就是不写悔过书。我说：“我不写。”　　我说：“我一直都是爱国爱民，没有做过什么坏事，既没有杀害一个共产党，也没有破坏共产党的组织。我曾经是共产党员，我脱离共产党是因为逼得我无路可走，我如果当时不走，恐怕今天早就没有我了，我问心无愧。”　　过了几天，又让我写悔过书。我想我是文天祥的２３代孙，就是不写！这样，我２６年半之后才特赦出来。　　我曾经问过，这个监狱为什么叫做“功德林？”有人告诉我，这里清朝时是一个古庙，这个古庙就叫做“功德林”，古庙被拆后，修建了功德林监狱。为什么又叫模范监狱呢？戊戌变法后，学习外国实行新法，起了个名字“模范监狱”。监狱里还有块碑，碑文是梁启超写的“功修维新，改良司法”。　　功德林是个旧式监狱，中间有一个高堡，站在上面，东西南北都看到了。我在里面思想波动很大，因为把我列为甲级战犯，杜聿明倒是乙级战犯，我想，甲级战犯，怎么把我搞得这样高呢？够得上杀头的了。后来，又给我加上一个“审”字，我不明白，这高高低低的是怎么回事？　　后来才知道，“审”字就是这个人还在审查。我以为是要审判了，要定刑了，思想波动，其实是多余的。　　在功德林关了十年左右后，１９５８年，我被送到了秦城监狱。第29章 最后一批特赦　　１９７５年３月１９日，我被特赦了，是最后一批被特赦战犯中的一个。　　这一天，是个平常的日子，但对于我来说，是终身难忘的一天。这一天，向全体在押战犯宣布特赦释放。　　特赦后，让我填个表格。我拿起笔就填，工作人员说你考虑一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决定去向，留在大陆我们欢迎，去台湾我们欢送，到世界任何地方定居都可以，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帮助创造条件。我觉得共产党对我们的宽大可以说到了极点。我马上拿起笔填：第一我不出国，第二我不到台湾，我惟一的意志是定居大陆。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选择定居大陆没有错，我非常高兴这件事。　　中共中央统战部请我们到鸿宾楼参加宴会的那一天，全国政协一个副秘书长特别通知我：“你分配到全国政协工作，做文史专员，工资每月２００元。”他还说：“在你之前，杜聿明、溥仪、溥杰等等，都是文史专员，这一个制度是周恩来总理定的，这是一个很光荣的职位，你虽然后来一步，也是这个职位。”　　特赦这一年７月，组织我们到延安参观，还到了西安、宝鸡，到了三门峡，到了红旗渠。这一路上，我很兴奋，即兴写诗：　　西安至三门峡道中　　行遍秦川梦亦酣，云山惆怅出潼关。　　陕州旧址成追忆，狭市新城正好看。　　高坝欲穷千里目，大河轻挹巨龙澜。　　人民双手无边力，遍地愚公不畏难。　　特赦这一年１０月１日，我被邀请参加了国宴，也写诗一首：　　国宴即席吟　　辉煌璀璨夜灯红，国宴欢情八亿同。　　祝酒我心知感戴，交觥杯影入秋容。　　普天荣庆隆青史，万里澄明净碧空。　　爱国一家赢一醉，挽弓同扫害人虫。　　参观回来后，要成立学习小组。把过去的组长撤销，重新选举组长，二十多个文史专员无记名投票，以得票多少选出一个组长，两个副组长。过去，组长是政协指定的，可是这次，政协副秘书长说指定的不如无记名投票好。第一次投票结果，我是票最多的一个，副秘书长就宣布：“选举结果，由文强做学习组长，还有个票居第二的，当副组长，得票第三多的是沈醉，他也当选副组长。”　　这个组长一当，就是５年。５年后，我提出辞掉，我说我不能再当这个学习组长了，按民主制度，另选别人。结果投票选举，又选的我。　　又过５年，再选组长。我说我都干了１０年了，够了，不要再投我的票了。政协的领导说：“现在你们这些人都老了，人数逐渐减少了，你们学习的时间不像以前那样限制了，自由学习就行了。”结果我又当了学习组长。我这个学习组长一共当了１５年。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为组里每一个人服务，谁家有什么困难，我就跑去解决，解决不了的就上报，把每一个人的生活搞得很愉快，得到大家的赞誉。　　１９８３年，我当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这次很有意思，一下子增加了我们８个做政协委员，而过去都是增加一个两个的。这一年，我们所有的文史专员都当上了政协委员。我记得新华社有个记者采访我，问这次你们当选政协委员的有多少？”　　我说：“８个。我们这８个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记者说：“你这个说法很好。你这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显什么神通呢？”　　“我们的神通哪”，我说：“是和平统一祖国。我们是黄埔学生，希望国家早点统一，这是最大的任务。我们黄埔学生有资格说这个话。我们要向这方面努力。”　　我晚上睡觉做梦都希望祖国早一天统一，这个愿望到现在还没有变，只是觉得自己做得太少。　　文史专员一定要写文史，如果不写文史，就不是一个文史专员了嘛。我尽可能地写出文史材料，写过西北王胡宗南，写过军阀孙殿英，写过汤恩伯等等，这些文章在我们这里登了，在台湾也登了。　　一天，来了个姓赵的人见我，我问你是干什么事的呀？他说：“我是北京工人日报的记者，我的名字叫赵荣声，是赵朴初的堂弟。”他说：“那时卫立煌，带着他的参谋长到延安，见了毛泽东，见了周恩来，见了朱德，他走的时候，刘少奇把我派给卫立煌当秘书，现在我倒霉呀，连我是共产党都不承认了。”我说：“那这个问题就困难了，找我有什么意义呀？是恢复你的党籍吗？我是国民党的呀，你找我没有用。”他说：“跟你谈谈，我心里边舒服一点了。”后来这个人死掉了，赵朴初还写过一篇文章吊他这个弟弟。　　１９８４年，正式成立黄埔同学会。我为黄埔同学会的事跑遍了全国。我除了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的理事外，还是北京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那时在北京的黄埔同学有六百多人，在筹备会上投票选举，还是以票数的多少来决定谁当会长，我的票最多，大家选我当会长，我对大家说：“你们不必这样安排，我是个爱国人士，选会长需要找一个党员同志，是党员可以根据党的政策办事，落实党的政策比较方便，我不是党员，凡事只能建议。要我当副会长呢，我当。”我推荐别人当了会长，说：“你来当这个会长，我跟你合作，把我跟台湾的关系、海外的关系拿出来。”一直到现在，我跟黄埔同学会合作得很好。在黄埔同学会之下，我们还办了黄埔大学，我是副董事长。现在我老了，我说：“我这个副董事长不当了，当个顾问就行了。”　　共产党还把我安排到民革中央，做顾问，做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的重要会议，都请我出席，只要来个通知，我就一定到会，每次提出一些建议。　　特赦后，我做了这些工作，我把这些活动叫做蜻蜓点水。第30章 老大归乡　　我被特赦之后，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可是又觉得老家的那么多人因为我而遭殃，就没有回去。　　我的亲弟弟、弟媳妇，在土改的时候把他们关到山里打了一顿，又放出来，说他们在地下埋有金子，非让他们挖出来不可。弟弟没有儿子，我把我的二儿子过继给他，他把儿子寄在伯父家里，带着妻子，两个人跑到屋后，抱着石头沉水死了。　　大伯父经我的介绍，在唐生智手下当译电室主任，没有做过大官，也没有作过恶，后来回家没有饭吃，饿死了。　　二叔父，是我害了他。当年他在湖南第一师范上学时，跟毛泽东同学，毕业后在学校教体育。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政治部当主任，想给家里人找点出路，这个二叔父体力好，有头脑，我就想把他弄出来。我写信给他：“二叔，你在乡下干什么呢？还在教体育吗？你愿不愿意出来呀？如果愿意出来参加抗战，我这里办了一个政工训练班，你是师范学校毕业的，可以参加这个班。”　　二叔回信：“谁个愿意当小学教员呢？可是我有什么办法呢？没有出路，只能混口饭吃。你那里要我，我就来。”　　二叔就这样找我来了，我把他安排在安徽祁门受训，三个月后分配工作，当了一个连指导员。因为他会体育，训练有方，很快升为少校。一次，一个支队长跟我讲：“要你二叔调到我那里去，我那里成立了一个政工室，让他去当政工室主任。”我说：“可以啊，不是又升了一级嘛。”二叔又升为中校。　　后来，我又对二叔说：“成立了一个军训团，团长是黄埔第一期的，跟我很要好，现在东北很需要县长，你到这个军训团受训练，将来安排当一个县长。”二叔挺高兴，我就调他和另外四个人去受训。我又告诉杜聿明，说我有五个人，在部队里当过指导员，现在在军训团里受训。　　杜聿明说：“现在我们东北很需要人，你看他们当县长够不够？”　　我说：“够！”　　杜聿明说：“我们已经收复了松花江以北，很需要人，让他们去当县长吧。”　　但是我们没有过松花江，拖来拖去，拖到停战协定，他这个县长就没有当成。我把他调到沈阳警备司令部督察处当处长，又升了一级，升成上校。　　我的黄埔同学廖宗泽在２１兵工厂当稽查处处长，他调到别动军当司令时，把兵工厂稽查处处长这个位置交给了我二叔。二叔到了兵工厂后，又把他一家人和他哥哥的儿子、弟弟的儿子，都弄到２１兵工厂，还把我另外一个叔叔弄到兵工厂当了个招待所主任，在这个兵工厂里，他安置了老家的十多个人。　　后来形势紧张，国民党里可以自由退职，发一笔退休费。二叔对厂里说，“我的靠山是文强，文强到淮海打仗去了，我想退休。”他得知我被俘后，又坚决要求退休，拿了一笔退休金，回到乡下老家，不做事了。哪里想到，一解放，他的事情就成问题了。他是文强带出去的，当到了上校。整天让他交代问题，他说：“我交代什么呢？我在兵工厂，再说我受训的时间多，没有杀过人，没有放过火，交代不出什么啊。”二叔被枪毙了，他的妻子死得也惨，被淹死了。他们是因为我而死的。　　我当时在长沙公署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时，这个二叔给我推荐了几个乡下老家的人，这几个人我都不认识，也不姓文，他们要到我这里搞点小差事干。我就跟长沙县县长讲了，把这几个人安置下来了。土改时，这几个人也倒了霉，说是靠文强做了事，被枪毙了。　　还有一个姓文的，是敬信学校的教员，土改时从他家里搜出来一张我的照片，就问他跟我是什么关系？他说文强原来是敬信学校的，后来到外面做事，发达了回来请我吃过饭，送个照片留做纪念。就是为了这张照片，把他也枪毙了。　　这么多人都因为我而被枪毙了，尽管我很想回老家看看，但是又觉得回去不太方便。　　１９８４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将领在广州开会，大家就议论，这个说家里死了九个，那个说家里死了八个，还有的说我是起义的，家里也搞得很惨。我说，我家里亲戚朋友死了十几个，回去也没有面子。过了几天，湖南省政协主席（我给程潜当办公厅主任的时候，他是程潜身边的一个秘书）到了广州。他找到我，说：“你们这些高级将领都不回湖南，是我们湖南的耻辱。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　　我对他说：“我们是朋友，你又是程颂公的侄子，我在办公厅当主任时，我们两个走得很近，有感情嘛。按道理我们应该回湖南，但是为我死了那么多人，我太不光明了，回去怎么交待呀？我不回去！没有办法回去！其他的人不回去也都有原因。”他表示这次一定要把我们接回去，而且要我做其他将领的工作。　　我一想，我的子孙还不少，有五个儿子，我也得给子孙留个后路，将来他们不回湖南也不像话啊。朝代变化，谁跟谁也没有私仇嘛。湖南省政协主席的到来，使我觉得应该回湖南老家看看了。　　湖南省政协主席说：“我带了请柬来，你帮我发一发吧。”　　我说：“你慢一点，不是那样简单的，我回去一个一个地搞通。”　　当天晚上，我就向那些将领做工作，原湖南绥靖总署第一副主任李文安说：“我不回湖南，我回湖南干什么？我家很苦，是个农民，饭都没有得吃，后来我官做大了，连累了父亲。”他反问：“你也不打算回湖南，怎么还来劝我啊？”　　我说：“你死了父亲，我的伯父、叔父、弟弟、弟媳妇死了不少于１０个人。”　　他说：“我回去交待不了，我不回去。哎，你现在怎么个想法呢？”　　“我现在想留个后路，我有子孙，你也有子孙哪，应该回去看看。”　　他气鼓鼓地：“你要回去你去吧，我不去！我没有面子！”　　我们谈得很僵。这个工作做不通啊。我想，这个冤仇保留下去，对子孙也不好，明天我再去找李文安，一定要说服他。　　第二天，我找到李文安，他没有好气地问：“你又有什么事要跟我讲啊？”　　我说：“你不回湖南是有道理的，可是我想来想去，你还是要回去。”　　“你呢？”他反过来问我。　　“我决定回去！”　　他很固执：“你去我不去。”　　“哎”，我说，“老大哥啦，我把昨天晚上想的问题跟你讲讲。刘少奇是怎么死的？彭德怀是怎么死的？陈毅又是怎么死的？他们都是开国元勋，都是冤死的，你的父亲是穷苦人，如果你父亲和我说的这些人相比，谁个重要啊？共产党里那么重要的人都冤死了，这是历史的不幸，我们和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相比，那还不是地上的蚂蚁一样啊？”　　他想了想，说：“你讲的有道理，这个冤仇不能再结了，我不能为死了父亲就不回湖南，我听你的，你回去我也回去！”　　我说：“那好，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还是一句话，你回去我也回去。”　　工作终于做通了，我很高兴：“我就让他们准备请柬了，他们欢迎你回去，也欢迎你的夫人、儿子回去。”　　计划我们一行要去１０个人，好事成双嘛。但是我们只有９个人，还需要动员一个人。我想了想：“哎，上海黄埔同学会有个当过军长的，怎么样？”那九个人说：“他是山东人，我们是清一色的湖南人，找他来做什么？”　　我说：“他的妻子是湖南人，他是湖南的女婿。这样，我们１０个都是黄埔学生。”　　他们一听：“这个对这个对，要他来，我们不好请，非得你请才是。”　　我表示：“我打电报。”　　那个当过军长的接到电报，打电话给我：“你们到湖南干什么去啊？把我也拉了去？”　　我说：“你这个女婿回湖南，是沾了你夫人的光，大家欢迎你，你来吧。”他坐着飞机就到了广州。　　就这样，我们一行人终于回到了湖南。一下火车，就受到了欢迎，湖南第一书记毛致用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他说：“把你们的工作做通了，你们回到自己家，我很高兴，今天晚上，我把几个副书记都找来，见见面。今天晚上请你们吃饭，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晚上大家一道研究研究。这次接你们回来，我们准备花十几万块钱。”　　在晚上的接风宴会上，我提出想回乡下老家看看，毛致用说：“让政协秘书长，还有长沙市政协秘书长陪你去，要公安厅准备一部车子，你回乡下看看，再回来，如果再想回去看看，再送你去。”　　我回乡下老家转了一天，看到我家的祖坟被挖掉了。随后，我又到了另外一个县，我的一个儿子在这里当县干部。县长要我向科长以上的干部讲一次话，我说行，一定录音，录音带我拿回去，给毛书记听听。　　我讲了四个问题，第一，落叶归根；第二，台湾问题；第三，当前的国际形势；第四，我提出了挖祖坟的问题。我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宗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现在提出的红五类黑五类是很好笑的，哪里有什么红五类黑五类啊？朱元璋是个要饭的小和尚，后来做了皇帝，就变成了贵族了，这就是历史。对邓小平我是很拥护的，邓小平派人修了蒋介石母亲的墓，花了一百多万，还有东北张作霖的墓也修好了，花了几十万。中国历史上政党斗争采取的是敌对手段，国民党采取敌对手段，共产党也采取敌对手段，以后，像这样扫除封建不要历史的事情，不能再干了。”　　我又说：“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要人格上平等，不能说我的地位高了，就可以作威作福，我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奴隶社会，应该在人格上人人平等，现在你们共产党也还没有做到。”　　我大发了一顿议论。讲话之后，我儿子悄悄跟我讲：“你在那里讲，我很紧张哪。”我问：“我讲完后，他们是对我有好感还是有反感？他们怎么评论？”　　儿子说：“我们回去后开了小组讨论会，会上大家说：文强先生今天的讲话是带着气的，他有气是难免的，我们原谅。不过，他讲的理论讲得好，给我们开了脑筋。”　　我回长沙后，把录音带交给毛致用，毛致用很高兴，对工作人员说：“先放录音带，这是文老在下面的讲话，我们听听。”　　听完之后，大家鼓掌。毛致用说：“你们认为讲得好，以后我们哪个县政府开会，把这个录音让大家听听，开开脑筋。文老爱护我们的共产党，拥护邓小平。讲得好。”　　毛致用又问省政协主席：“你听了以后认为怎么样？”　　省政协主席说：“我以为讲得好。我建议请文老到省政府讲，请科级以上的干部来听。”毛致用又问几个副书记：“你们认为怎么样呢？”　　几个副书记说：“我们赞成政协主席的意见，可以请文老到我们省政府讲一讲。这个录音里文老有理论有事实，批判得好。现在我们请湖南的将领回来，是开了一个头。”　　我把在县里讲的四个问题修改了一下，改得更好一些，到省政府去讲，我们回湖南的那些将领也坐着听。宋希濂说：“文强讲得挺好啊。”毛致用在下面鼓掌。　　省里招待了我们十多天，花了差不多三十多万。　　一天，我跟黄维到岳麓山去故地重游，兴致勃勃地爬到了最高峰。往下走的时候，突然遇到一大群男男女女把我们团团围住，黄维就很不高兴，说：“给我们划的这个路段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再一细看，男男女女都看着我们笑，我说：“老黄，没有问题，他们都笑嘻嘻的。”黄维往后退，想绕道走。　　我拦住黄维，问那些人：“你们不让我们走，围住我们干什么呢？”　　那些人说：“你们不认识我们，我们认识你呀。”　　我很奇怪：“你们什么时候认识我呀？”　　“你那次在省政府讲话，我们听了。你胆子大，讲的有道理。我们是银行工会的，在山上开会，想跟你照个相，留个影。”　　我把黄维招呼过来介绍：“这是黄维先生。”　　他们热情得很：“噢，报纸上登了，一起来照，一起来照！”　　我们一起照了一张相片。第31章 一件错事　　我讲讲我后来的第三个老婆，姓张。　　我刚一特赦出来，杜聿明他们就跟我讲，说周恩来定了一个制度：国民党回来的这些将领，如果结了婚家属在海外的，我们都把她们接回来，使他们团聚。如果他们的配偶不在了，允许他们在大陆结婚。　　响应周恩来的号召，一些将领结婚了，那时，我们文史专员２４人编成一组，因为我是学习组长。黄维结婚，还有一些人结婚，都是我安排的。是我通知黄维，要按周总理的号召，选择一个人，跟你结婚，黄维接受了。赵子立当过河南省主席，也是个黄埔学生，他有两个老婆在台湾，那两个老婆不回来，所以我又安排了赵子立在大陆结了婚。黄维对我说：“你给我们安排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婚呢？”觉得我很奇怪。　　我有好多部下也都跟我讲，说你帮助别人结婚，你自己怎么不结呀？　　黄维等到我家来，看到我还要自己烧水，就劝我也结婚。我说：“一方面我已经快７０岁了，再有一方面，我已经有五个儿子在大陆，我就不结婚了。”　　黄维说：“你看你这个家里，我们来看看你，你自己要烧开水，连烧开水的人都没有了。你这个生活怎么过啊？你年纪老了。老了应该有个伴啊。”　　我说：“我这个情况你也都知道，我不想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