趁这个空隙，我赶到新迁的驻地作些应变的准备，把锅灶埋起来，装好干粮袋，规定夜间联络的办法等等。这时，孙老殿派一个参谋送来一些编造的“前方捷报”，要我发往洛阳、重庆。我在这些“捷报”上批了“限一小时译发”的字样，要参谋回去交差，实际上，我与译电员约好，凡是有关捷报一类的电稿，没有签署我的别号（念观）的，一律不发。　　同时，我收到庞炳勋和刘进的分别来电，意思都是山上刚刚打响，电话线就遭到破坏，无法修复，看来山上隐藏的汉奸不少，要我设法扫清这些暗藏的汉奸。庞炳勋的来电，是他在这次太行山战役中的第一次来电，也是最后一次来电。　　我和孙殿英在关帝庙里过夜。日本人没有夜袭，孙殿英和参谋长基本上没有与前方通话，夜显得很静。孙殿英一会儿给我送水果，一会儿给我送点心。我的心里反而很不踏实。　　天亮了，这是２２日拂晓。日本人的飞机又开始在上空盘旋，我赶忙从行军床上起来。看见飞机在关帝庙前面的空地上，低空投下了几大包宣传品。我的副官捡起一包交给我，我正要打开看，忽然孙老殿的副官连喊带叫地举着一包已经拆开的宣传品，说：“军长请高参看完，马上去军部一同进早餐，有要事相商。”　　我接过宣传品看，是一份通电，标题是：“孙殿英将军通电拥护和平反共救国主张，战地率部起义，弃暗投明。”另有两份的大意是：如果庞炳勋、刘进、马法五三将军效法孙殿英将军弃暗投明，率部起义，大日本皇军化敌为友，不加讨伐。凡持此敦劝书来投降者，一律优待，保证生命安全，保证财产不受损失。我又打开我的副官交给我的一包，里面除了宣传品，还有一些放大的照片，照片左右印着字，一边是“和平救国”，一边是“弃暗投明”。其中一张照片正是我们在庞炳勋彭城镇总部成立粮食委员会时，马法五照的那张，庞炳勋站在中间，刘进、孙殿英一左一右站在两边，马法五和我站在他们旁边，日本人在照片上每一个人的下面都注上了姓名、职务。我很奇怪，我们的照片怎么会跑到日本人手里？我有些怀疑孙老殿，当初他提议我们一起照相，是不是就别有用心？　　我见到孙殿英时，把日本人飞机投下来的宣传品和照片往他面前一放，我还没有说什么，他就拍着胸膛说：“老弟，天大的冤枉，日本人通电说我拥护和平，弃暗投明，这不是日汪捣的鬼，就是庞蹩子捣的鬼。老弟，我对你说过多少遍，庞蹩子一肚子鬼，根本就靠不住，你看，这张照片，不是马赓虞（马法五的别号）给我们照的吗？不是庞蹩子捣的鬼，照片怎么会落到日本人手里，难道照片长了翅膀自己飞去不成？庞蹩子骗得了你老弟，骗得了洛阳、骗得了重庆，骗不了我！我在江湖上闯荡了一辈子，这次被庞蹩子把我推下粪坑了。老弟，你火速向上面报明此事，不然，我就是和鬼子拼死在山上，也闭不上眼睛哪！”　　我说：“日本人投下来的东西，不可全信。这张照片，确实是马法五给我们照的那张。马法五洗好照片后，又写了亲笔信，送给我一份，你的那份交给了李国安。可是李国安后来说，夜间从彭城镇回军部的途中，骑马时丢了一个背包，里面有两封信，可能还有照片。这些情况你是不是了解？”　　孙殿英愣了一会儿，勉强地说：“你不提，我倒忘了，信和照片的事我追问过，确实是李秘书在马上弄丢的。年轻人毛里毛躁的，我教训过他。难道被日本人拾去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哎，照片的底版在马法五手里，日本人不可能捡到一张照片就能放大的。哼，我看是庞蹩子捣的鬼，连阎老西都跳不过我的手心，庞蹩子这一套，还能瞒得过我？”　　我不想扯这件事，扯也扯不清楚，还是说眼前的事：“假如敌人今天逼近临淇镇，军部要不要转移？部队的弹药给养能支持多少天？与庞老总的联络问题怎么解决？”　　孙殿英不说话，一边看地图，一边摆弄牙牌。过了一会儿，他取出一本金钱课占了一卦，好一会儿，才慢慢腾腾地说：“老弟，你念念这一卦是怎么说的？我奇怪，孙老殿平时对卦辞早就背得滚瓜烂熟，干吗让我念卦辞？我一看卦辞，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忽闻楚歌，一败涂地”。　　孙老殿掐了一下诸葛马前的神课说：“两次都打在空方上，我看今天过得去，明天过不去。我占卦很灵的。老弟，你刚才问我的那些，往后看情况再说。粮食弹药十天半个月没有问题，你到山上不久，人生地不熟，安心吃喝吧，安全问题，有我担着。”　　２２日，我们在关帝庙呆了一天，庞炳勋那边的情况仍然不了解，孙殿英部队节节后退。我从窃听电话中得知的情况判断，孙殿英并没有和日军交战。下午二三点钟，日军机群在北山头盘旋侦察，但是对孙殿英军部原址和现在住的关帝庙始终没有轰炸过。孙殿英派人到镇上挨家挨户对老百姓说，前方有部队顶着，你们不要跑。　　晚上，孙殿英找我说：“今天的损失很大，比他在长城抗日时的损失还要大。刘月亭真不简单，他带领的庙会道众徒，符法护身，以一当十，到底比普通穿二尺半的强。”　　我问：“北山头发现炮声，恐怕敌人已经抄到我们的后路，今晚军部是否转移？”　　“我找你来，就是商量转移的事情。军部今晚７时向西移动，靠拢总部。不管庞蹩子搞什么鬼，我还是要靠拢总部，免得他骂我不仁不义。我们宿营的具体地点，等摸清总部的位置再定。”　　我又问：“出去与庞老总联络的参谋回来没有？电话线修复了没有？”　　“派出去的参谋还没有回来，电话线看来是修不好了，修了这里又坏那里，就是把通讯排长枪毙了也没有办法。”　　过了一会儿，孙殿英又改变了主意：“今天晚上我们不能向西走了。”　　向庞炳勋靠拢是向西，他说向东走，我说：“那不行，向西走，我们那里还有庞老总的部队呀，向东走要到平汉路啊，那里都是日本人了，为什么向日本人的那个方向走啊？”　　“你不了解山上的情况，如果向西走，日本人已经埋伏在那儿了。只能够向东走。”　　我感到这里面有鬼，就把我的人分开一半，向他们布置说：“你们一部分人带着电台在山上埋伏，我不得不跟孙殿英走，不跟孙殿英走，他马上就可以抓起我，把我送给日本人。”　　晚７点，孙殿英命令军部转移。孙殿英骑着大白马，带着卫士排走在前面，要我跟在他的马后面，我的随行人员在军部与特务营中间。我们行至离关帝庙大约３０华里的山谷时，突然听见枪声！我怀疑是不是与四十军没有联络上而发生了误会，孙老殿喊道：“大事不好了！可能是日本人进山了！”枪声越来越紧，黑暗中，有人喊：“赶快后退啊，日本鬼子打来了！”队伍顿时乱成一团，只见孙殿英一边拨转马头，一边拼命叫：“文高参，文高参，老弟随我来，老弟随我来！”　　他说：“你不要怕，跟着我一道走，有我的生路就有你的生路。”　　我应付说：“好好好好，我不怕。”　　天黑，他看不见我，我也看不见他，只觉得他把马一带，另外走一条路。　　我小声对我身边的副官说，赶快通知随行人员，一个挨一个地脱离孙殿英的队伍，跟我向南山方向走。我的打算是，先脱离孙殿英的掌握再说。但是，天黑，山路又难走，随行人员跟不上来。　　我带着一部分人在山沟里转来转去，一个通宵过去了，还没有到达南山。我清点一下人员，发现才跟上来二十多个，其余的不知去向。　　这时，已经是２３日拂晓。因为山路不好走，我们弃马步行，想赶到南山隐蔽起来再说。走到太行山山口寺院的时候，发现山口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他们居高临下一顿枪炮，不久日军飞机又向山沟里猛炸，远远地，看见临淇镇飘着太阳旗。到南山已经不可能了，我只好带着二十多个人向北走。　　正是谷子成熟的时候，我带着随行人员钻进谷子地里。我看见山上到处都是日本人，我就告诉随行人员：“我们不要动，日本人离我们很远，这里是谷子地，他们不知道我们躲在这里头。蹲到下午，天开始黑了，我们再行动。”　　等到黄昏的时候，我们刚刚从谷子地里跑出来，哎，孙殿英的特务营也从谷子地里走出来了，拼命地喊：“文高参，文高参！”　　我问：“军长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说：“军长在距这里不到两里地的村子里。昨天晚上哪，找了你一晚，找不着你，军长急坏了，差点把我们营长枪毙了。”　　我说：“他找我，我也找不着他。”实际上我心里想：怎么又落到孙老殿手里了？　　他们说：“找到你们就好了。你们不要多讲话，跟着我们走。”　　我到了孙殿英那里，他赶忙让副官王志刚拿出大饼牛肉之类的让我吃，说：“老弟受惊了。山上人生地不熟，千万不要离开我一步呀。昨晚糟糕极了，军部的人跑散了很多，到现在也没有找回来，你的人我倒是收容了二十多个。”　　我只好假说我迷失了方向，幸好遇到了特务营。孙老殿说：“有我在，一切不愁，你先休息吧。”远处又传来枪声，我判断是四十军在与日本人打。　　很快，日本人从四面包围上来，孙殿英并不抵抗。我正怀疑孙老殿又搞什么鬼，忽然，从我们临时驻扎地的西南方向山头上，响起密集的枪声。　　只听孙殿英在外面喊：“陈仙洲的爆破总队没有几个鸟兵，还在山头上打得起劲，名义上归我指挥，谁指挥得了他？快叫文高参出来！”　　孙殿英喊：“爆破队不听我的指挥，只有你指挥得了。”　　我走到孙殿英身边说：“如果真是陈仙洲的部队，当然要听军长的调遣……”没等我把话说完，孙殿英抢着说：“今天可能过不去了，我们已经处在四面重围中，你赶快让陈仙洲他们不要打了，被日本人发现了目标，我们就更不好办了。”　　我按照孙殿英的意思写了一张字条，派人送给隔着两道山沟的陈仙洲。过了一会儿，那边的枪声停了，部队也隐蔽起来了，派去的人回来后交给我陈仙洲的一封复信，陈仙洲要来与我会面。　　日军的包围圈更缩小了，日军的多架飞机也在上空盘旋。孙殿英用独眼望远镜对空看着飞机，惟恐投下炸弹来。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日军已经出现在离我们这里三四华里的山头上。孙殿英对着我大叫：“大势已去，不投降也得投降，投降要少死几个人嘛！”　　“我已经派李国安去见日本人，老弟你赶快去电洛阳、重庆，说我孙老殿是被迫出此下策，有朝一日仍将报效重庆。”一时间，孙殿英声泪俱下。　　第一战区胡宗南派了一个工作团，也在山上，工作团的头头跑来跟我讲：“不得了了，孙殿英要投降日本人了！”问我怎么办？他说：“我这里带着一千多人，工作团刚刚上来不久，我粮食也没有，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说：“你们工作团是到敌后来做工作的，不要投降，相机而行。能够跑掉就跑掉，沟那边我还有一千多人在那里。”　　孙殿英不知道我们两人在谈什么，他拿出投降的白旗和一个一尺多长的纸筒，把李国安叫来，白旗和纸筒交给李国安说：“你拿着这个旗子和纸筒，向日本人投降，识别联络的东西在纸筒里。投降后日本人如果要找我，你不要把我住的地方告诉他们，或者只许说我在山头上，不要说出我的具体位置，他们有空军，可能会乱炸。”　　李国安打着白旗，抱着纸筒，骑着马向东去了。孙殿英有些踏实了，他忽然一眼看到我衣服胸前带有一颗军事委员会的梅花形证章，伸手就把证章揪下来扔到窗户外面去了，说：“老弟，日本人来了不要怕，你的人员和胡长官工作团人员都算在我的部队中服务的，保险没有问题。”　　我在想着脱身的办法。我对孙殿英说：“沟那边铁道爆破队有一千多人，队长陈仙洲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我先去跟他取得联系后，再过沟来。”孙殿英又再三对我说安全没有问题。　　我借着这个机会，带着二十多个人，脱离了孙殿英。我们刚刚走到沟边上，陈仙洲也穿着棉大衣，骑着马来了。陈仙洲一看到我，从马上下来了，说：“部队隐蔽在山沟里，日军已经合围，我们活动的范围不到四五华里，孙殿英的部队已经不打了，竖起了白旗。我们怎么办？”　　我悄悄地对陈仙洲说：“孙老殿派李国安去与日本人联络，已经投降了。”我告诉他：“你先不要过这个沟，回到沟上面，我们开个小会。”　　我问：“你有多少干粮？”　　“干粮可以吃一个礼拜。”　　我说：“你的武器里有多少机枪？把机枪调集到最前面，架在山头上，用最强的火力打出去。等太阳落山了，向西南方突围，渡过黄河再说。我这二十多个人跟你一道走。”　　陈仙洲按照我的部署，把机关枪放在最前面，日本人冲上来，我们的火力猛啊，把日本人打死了好多，我们冲出去了。　　我们走到一个山沟里，日本人派了好几架飞机低飞，扫射，又打死了我们好多人，我的部下好几个都负了伤。打了一阵子，我们冲过这条沟，只听隔着一道沟有人大声喊：“有人看到文高参没有？”我心想坏了，怎么又撞到孙老殿了？我让陈仙洲隔着山沟也大声嚷嚷，以转移目标。我躲在树下，远远地看到孙殿英的卫士排沿着山沟到处喊，还看见孙殿英骑着高头大白马，一边叫喊，一边向东去。　　下午５点多钟，四十军的一大队骡马在沟里乱窜，被日军飞机发现，大肆轰炸，把我和陈仙洲集结起来准备突围的部队炸得七零八落，我身边的三个卫士也被炸死了。　　我对陈仙洲说：“你这个部队向南跑，不要管我们了，我就剩这十来个人，趁着黑夜，我们也向南跑。”　　后来陈仙洲的队伍没有冲得出去，被日本人都抓去了。　　我这十多个人紧跟着向西南方向突围，我一边跑一边想起皮包中还有庞炳勋交给我转送洛阳蒋鼎文的一封信（信是刘伯承将军给庞炳勋的）和密码，我怕落到日本人手里，赶紧把信撕成碎片，让风吹走。　　我们冲出日军密集的火力，突过几道山沟，冲出了包围圈。身边的人告诉我：“天亮了。”我说：“白天不能走了，被日本人发现，我们就一个活不了。”身上带的干粮没有办法煮，只好吃生的。很快，干粮没有了。这时，我忽然看见有一排山楂树，树叶刚刚长开，我认识山楂，就高兴地说：“你们看哪，这个树叶可以吃，也没有毒。”大家饿极了，把十几棵山楂树的树叶都吃光了！　　２４日早上，我们逃到林县西南约６０华里的刘庄附近的山头上，我正要派副官去找吃的，忽然听见有小孩的哭声。副官说：“这里一定有老百姓！”我说：“不要去惊动他们，等有人出来了，再接近他们，见见面。”　　不久，从远处屋子里出来一个老百姓，他一见我：“哎呀，你是文高参吗？”噢？他认识我？　　我答：“我是啊。”　　他说：“我是庞炳勋总部的情报部长，我们的队伍打垮了，打乱了，我就带着我的两个老婆，两个小孩隐藏在这个地方。”我记起来了，他叫张懋臣。　　他又问：“你们有吃的没有？”　　我说：“还有点干粮。”　　他说：“你不要急，我这里还有些鸡蛋，还有点吃的。”你们还有多少人哪？”　　“１１个人。”　　张懋臣说这里四面都是日本人，白天黑夜都不能行动，让我们在这里躲藏几天再说。“我让一个窑洞给你们住。”他说：“你们要逃啊，要逃出这个山，山上我全熟，我可以带路逃跑出去。”　　我们还带着好多现款，我看张懋臣这个人很好，就拿出２０００块钱，塞给他的小孩，藏在小孩的衣领里，他妻子发现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说是钞票，“你们好好藏起来，这２０００块钱你们够一辈子用了。我们还有钱。”　　张懋臣说：“你们现在逃难的时候，还给我们那么多的钱。”　　我说：“不但给你钱，我还有打２０发的德国造的小机关枪，送一支给你，但是你不要拿出来，不要使人知道。”我又送了一支枪给他。　　我们在张懋臣的窑洞里躲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后，在一个大雨天，张懋臣把我们向南送到黄河边上。我对张懋臣说：“我过了黄河就有办法。你呢，就留在山里，先察看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南渡黄河后，我打了个电话给长官部，给蒋鼎文司令长官，他亲自接的电话：“哎呀，你回来啦，我们得到的三个消息都不好啊，一个是说你被俘了，一个是说你失踪了，再一个说你阵亡了。现在你不仅自己回来了，还带回来九个人，万幸万幸，噢，高兴，高兴啦，我们在洛阳欢迎你。”　　感慨太行山突围，我写下一首诗：　　太行山突围　　又是纵身沦绝境，感怀涕泪满衣裳。　　非为一死关生命，恨少三牲吊国殇。　　四面陈尸愁愈结，五更鸣镝苦奔忙。　　云山惆怅悲南渡，牛斗星高照远乡。　　回到洛阳后，我得知了孙殿英和庞炳勋的情况。孙殿英在临淇镇投降日军后，日本人把他送到新乡，并准许他组建“和平反共救国新五军司令部”。在新乡的汉奸报纸上，登出了孙殿英发的和平反共救国的通电，报上还有一篇日本人写的文章，讲述了日军通过李国安策动孙殿英投敌的经过。我在洛阳见到了逃回来的陈仙洲，陈仙洲说，日本人一个月的扫荡结束后，在山上搜索了很多天，不见庞炳勋的踪影，于是大骂孙殿英两面捣鬼，限期孙殿英把庞炳勋交出来。孙殿英也不知道庞炳勋藏到哪里去了，担心马法五把庞炳勋送过了黄河。不几天，孙殿英得到情报，发现庞炳勋并没有渡过黄河，很有可能还藏在山上。　　庞炳勋在日本人切断了三军的联系后，一直藏在离彭城镇总部不到五里的山洞里，随身的有小儿子庞先正、副官和勤务兵等四个人。庞炳勋抽惯了孙殿英制作的掺有海洛因的鸦片烟膏子，所以孙殿英推测庞炳勋在山上最多只能藏一个星期。孙殿英带着李国安和日本特务进山，在彭城镇附近转悠，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庞炳勋的烟瘾犯了，实在熬不过去，派副官化装成老百姓下山到镇上买烟土和吃的，被孙殿英抓个正着。审问出庞炳勋藏身的山洞，孙殿英亲自把烟土和食品送到山洞里去。　　庞炳勋在山洞里没有等来副官，却见到孙殿英，破口大骂孙殿英坏了他庞炳勋的名声，要自杀等。但是不久，庞炳勋就半推半就地随孙殿英到了新乡，与孙老殿一起打出了“和平反共救国”的汉奸旗子，日汪要庞炳勋发表广播讲话，用专车把他从新乡送到北平，见了日本的冈村宁次大将和华北的汉奸头目王揖唐等人。在北平不到半个月，庞炳勋又被送到南京，汪精卫封他做“开封绥靖主任”。重庆的蒋介石为了稳住庞炳勋，保留了庞炳勋中央监察委员的头衔，已经不足１０００人的四十军残部，也保留和补充起来，戴笠还派了一个情报组带着电台在庞炳勋身边，以随时掌握庞炳勋的动态，孙殿英在一旁眼红：“庞蹩子走了红，越跑官运越亨通。”　　孙殿英投降到了新乡后，向日本人提出要求：凡是新五军被俘的官兵，一律遣返。日本人照办了。在新五军招牌的掩护下，很多派上山去的中统、军统人员都被掩护住了，连被俘后已经被押往太原、北平的中统和军统人员，也被孙殿英保释出来。所以这些中统和军统人员大说孙殿英的好话，洛阳、重庆也再三致电孙殿英，表示“嘉慰”。我在洛阳见到蒋鼎文时，他对孙殿英掩护那些中统和军统人员表示很满意，指示洛阳警备司令部、兵站总监部要优待孙殿英部的眷属和新五军留驻洛阳人员。这时，不管是蒋介石，还是蒋鼎文，并不提“确保华北敌后惟一根据地”的事情了。第22章 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退路上　　我回到洛阳后，重庆方面来了一封电报，要我回重庆，任军统局第三处处长。我因为病了，没有马上动身回重庆。这时，戴笠又来了一封电报，说不要我回重庆了，戴笠在河南办了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第三班，有三千多人，其中一千多美国人，戴笠兼第三班主任，让我前去做副主任。　　我就照戴笠的意思，不回重庆了。当时，我的妻子周敦琬去世已经三年了，她留下遗嘱，让我跟葛世明结婚。葛世明接到我的电报，带着我和周敦琬的儿子，来到洛阳，我们很简单地结了婚，我就走马上任，到了中美合作训练班。　　１９４４年３月，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其中包括我与周敦琬所生之子和我弟弟的儿子）。４月，日本人又开始了中原扫荡。我带着中美合作训练班正好在汤恩伯十三军防守的地盘。为了安全起见，我给十三军军长通电话，我说：“你把我这个训练班放在你的防线里。”　　十三军军长答复：“你这个班有几千人，装备超过我们部队了，比我们一个师的力量还大，不能把你们放在我们防卫的区域里。”　　我说：“哎，那不对呀。你不把我们放在防区里，日本人来了把我们吃掉，你要负责呀。你看我们的装备好，就放在你的防区里，我们合作，等于你增加了一个师的兵力。”　　他哈哈大笑：“你愿意跟我合作，那是好事啊。但是，这个仗打起来，日本人一下子就到了这里，我们的部队能不能顶得住还是个问题。”　　我想，他这个话很有道理。我就打电报给蒋鼎文，说我们这个训练班还没有放在防区里，我们要赶紧撤退，先到栾川，再从栾川到豫南，从豫南上公路，向陕西撤退。　　不等蒋鼎文回电，我下命令撤退。在撤退的路上，我给蒋鼎文打电话，说我们这个班的美国人有最好的炸药，我们可以做三件事，第一，从郑州到开封，有日本人修的一座公路桥，如果不把公路桥破坏掉，日本人几个晚上就过来了。”　　蒋鼎文问：“你有这个力量去破坏吗？”　　我说：“你不要担心，我有这个力量，我可以调一千多人去，还有最好的炸药。另外，廖宗泽（黄埔四期同学、原中共四川川西特委书记）是第五纵队司令，我可以他作掩护部队。”　　果然，我们把公路桥给炸掉了。蒋鼎文来电话说：“你炸掉了公路桥，我们和缓了好几天哪，保住了好几个军没有被消灭。”　　我对蒋鼎文说：“日本人坐上汽车只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河南边上的公路，这是一个挨打的地方，你为什么把长官部设在这里啊？”　　蒋鼎文无可奈何：“我们没有地方撤呀，一撤就到了陕西，那是胡宗南的防区，不让我们进去，再说把我们的指挥部设在陕西也不对头。”　　我说：“我有个建议，到长官部的路上有两条河，如果把河上的两座桥炸掉，山上只要有一个师把守，日本人就过不来，即使日本人来了，只要一阻击，就可以保卫长官部的安全。”　　“哎，哎，你这个建议很好，可是我没有力量办这个事，部队都调走了，我手里没有部队啊。”　　我说：“你这位长官啊，你只要说可不可以这样干？”　　他还是那句话：“我没有这个力量。”　　“你没有这个力量，我有。”　　蒋鼎文很奇怪：“你怎么会有这个力量呢？”　　我说：“我班里有三千多人，有最好的炸药，我们还不能把桥炸了吗？再有一个办法，我可以打电报到西安，请胡宗南长官派一个工兵营来协助我们。还有，你部队里的家眷起码好几千人，带着小孩，又没有吃的，都在公路上哭，你长官部不负责把她们送走啊？让这些家眷死在日本人手里吗？”　　蒋鼎文在电话里说：“还有这样的事啊？”　　我说：“你在长官部里不知道。还有，第一战区的辎重也撤到这条公路上来了，走也走不动，这不是要归日本人了吗？辎重要赶快撤离，送到西安最好。”　　蒋鼎文着急地说：“我又没有车，又没有粮食，又没有部队，怎么运送辎重呢？”　　我说：“我班里有四十多部最好的美式汽车，还有粮食，我们负责把家眷们送到西安。”我又给胡宗南打电话，请他再派一个军前来把辎重抢运走。胡宗南很快派来了一个军，军长是黄埔一期的同学。　　我在公路上的时候，碰到了黄河水利委员会的一个委员长，号称“中国半个军长”。他的汽车坏了，也没有汽油了。我说：“你的问题我来替你解决。我这个班里还有汽油，送两桶给你。”他说：“发动机也坏了。”我说：“发动机坏了，我班里有人可以修。”一切解决后，把他送走了。　　到了商州，我又出了一个主意：“假如日本人追来了，我们要过山，这个山是当年刘邦入关的地方，我们在山上纵深一里路的地方埋好地雷，如果日本人走这里，就把日本人炸掉，再集中火力打。”我们连夜在山上埋地雷，那些美国人干得很高兴。后来日本人没有走这条路，我们自己又把这些地雷炸掉了。　　这次撤退，中美合作训练班没有伤亡一个人。　　１９４５年，我调到西安，当北方处处长，这是戴笠搞的军统里最大的机构，管着晋、陕、豫、冀、察、鲁六个省和平津两个市。　　 这时，中美合作训练班还在办，驻扎在西安附近。１９４５年春天，戴笠带着一个美国海军少将到了西安，到中美合作训练班去视察，戴笠拉着我一道去，说把这个班从河南带出来不容易，一定要我到训教育练班去讲讲话。　　１９４５年２月，中美合作训练班撤销。第23章 第八战区趣事　　北方局设在西安，西安是第八战区的防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是胡宗南。胡宗南是浙江人，对任何人也不发脾气，从来不骂人，不像戴雨农那样脾气暴躁。胡宗南当了很长时间的小学教员，对人很平和，如果批评部下，也是很轻微地说几句。胡宗南这个人，依我看，是个好人。但是如果作为将官，让他搞个很大局面，他没有那个才干。　　胡宗南有３０万人，蒋介石信任他，让他封锁延安，可是他对付不了延安。他身边的三个副官，其中两个是共产党，一个是熊向晖，一个是申健（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胡宗南一点也不知道，还送这两个人到美国留学。他的机要秘书是共产党，军需处长是共产党，作战室的参谋也是共产党，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的部队还没有出发，延安就一清二楚了，搞得胡宗南３０万部队一点用也没有，而且，他身边的那些共产党直接与周恩来联系，胡宗南还打什么仗呢？　　蒋纬国在第八战区结婚时，胡宗南和戴笠是主婚人。蒋纬国与石凤翔的女儿石景宜结婚。虽然是婚礼，但石景宜已经大着肚子。石凤翔是个资本家，湖北人，大华纱厂的厂长，在日本留过学。大华纱厂原来在湖北，抗日战争爆发后迁到西安。　　蒋纬国的婚礼很简单，就是一桌饭，陕西省主席去了，国民党省党部的组织委员去了。举行婚礼前，胡宗南说把自己的公馆让出来，让蒋纬国结婚，但是蒋纬国的岳父不愿意，所以蒋纬国不让他岳父来参加婚礼，搞得他岳父很不高兴，发牢骚说：“我那房子都装饰好了，纬国不用，胡宗南把自己的公馆让出来，他们在那里结婚，胡宗南这个人怪得很，看不起我。”　　我跟蒋纬国岳父石凤翔很要好，我对石老说：“石老啊，你不要说怪话了，胡宗南就是这样的人，他待人很真实，很有礼貌，他喊出一个口号‘抗日战争不胜利就不结婚’，是个光杆儿，直到抗战胜利才结婚，妻子是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结婚第三天，就把妻子送回南京，后来又送到美国受训。哪有结婚第三天就把新婚妻子送走的？为了打延安嘛。我看胡宗南也是书生气，你还生什么气呢？不要生气了。”　　在蒋纬国的婚礼上，胡宗南交给我一个任务，不要让人破坏捣乱。我就跟西安方面联系，让他们派一些警察来保卫。　　石凤翔成了蒋纬国的岳父大人，很高兴地请我们吃饭。蒋纬国比我小十岁左右，我是少将的时候，他是上尉。所以他一直到死，都称呼我为“学长”，他自称“后学”，我给他写信，称他为“纬国弟”。　　还有一次，胡宗南请客，请身边最亲信的高级幕僚，其中最年轻的是蒋纬国，是个上尉。蒋纬国对来的那些年纪大、官阶高又不理会他的人不大接近，一下子看到我，就挨着我坐下。胡宗南走过来对蒋纬国说：“你站到门口，帮人家拿拿帽子，挂挂大衣。”　　蒋纬国回到座位上坐下来后，我对他说：“我注意到你，你给人家拿帽子，接大衣，做得不好。你站在那里，人家还没有来得及摘帽子，你就从人家头上一抓，把帽子抢过来，人家刚刚脱掉大衣，你就一把抢过来，人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你应该慢一点，两只手去接，这才有礼貌。皮带呢，不能和大衣挂在一道，要另外放在一个地方，有次序地摆放，这都有讲究。有些人不要你代劳，有的假客气，有的是怕你办不好，情愿自己动手，他客气到第三句，你就随他好了。我还看见人家不吃烟的，你也给人家点烟，人家当然不愿意了。”　　他说：“老大哥呀，我不懂哪，我把事情看简单了。”　　我说：“你是大少爷出身，没有做过这些事情嘛。”　　过了一会儿，胡宗南过来，带着蒋纬国到会客室后面的电话室，摇好电话，把电话递给蒋纬国，对他说：“给妈妈（宋美龄）拜年。”接着，教蒋纬国怎么说：“对父亲就不要拜了，父亲日理万机，请妈妈代我说一声，儿子给他拜年了，说这些就够了。”通完话后，胡宗南又对蒋纬国讲：“你看看客人吃烟不吃烟啊？吃烟的给点上烟啦。”　　蒋纬国做好这些事后，胡宗南又说：“纬国，等一下宴会一开始你帮我做件事。”　　蒋纬国站起来：“什么事啊？”　　胡宗南说：“帮我布菜。”　　其实蒋纬国对“布菜”是个什么事情并不清楚，只好含糊答应：“啊啊，布菜。”　　蒋纬国坐下来问我：“哎，老大哥啊，胡先生要我布菜，是干什么事情啊？”　　我说：“布菜啊，我告诉你，胡先生今天请客，他是最高长官，把我们这些亲信都请来了，包括你在内，本来布菜这些事情是他的事，现在要你代劳。布菜就是给每个人的盘子里夹一些菜。”　　他恍然大悟：“噢，我晓得了晓得了。”　　我说：“哎，布菜这个事情可是有道理，有分寸的呀。”　　“一个盘子夹一筷子就行了，还有什么分寸哪？”　　“不是那样简单，这里面有分寸。”　　“那怎么夹法？”　　我说：“你第一筷子要夹到胡长官盘子里，他是主人，而且除了他，没有官阶再高的人了，第一筷子给胡长官夹，他心里很高兴，觉得你很尊敬他，其他人看了，也认为你很懂道理，会做人，有礼貌。”　　“哎呀，老大哥，你真是帮了我，要不我几乎搞错了。”　　我说：“你还没有完全搞懂呢。”　　“怎么呢？”　　我问：“这第二筷子夹给谁呀？你搞清楚了吗？”　　“第二筷子夹给谁啊？我不晓得。”　　“这第二筷子，要夹给那个参谋长，他资格老得很，又兼二十四集团军的总司令。第三筷子，你顺着桌子右边挨个过去。”　　蒋纬国说：“哎呀，这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哪，我都不懂。”　　我又说：“你夹菜要站起来，坐在这里光手指动还不行，坐着夹菜是老人家的态度，你年轻，官阶低，一定要站起来，站起来就有礼貌了。”　　他点头：“我懂我懂。哎呀，我今天上了很好的一课啊。”　　再说到胡宗南。孔祥熙的女儿非要和胡宗南结婚，可是胡宗南就是不愿意和孔家小姐结婚，直接拒绝又不好，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约孔小姐：“我们到饭店里吃点东西吧。”孔小姐如约而至，一看，是一个最脏最小的馆子，胡宗南还故意叫了两碗面条吃，搞得孔家小姐很不高兴。吃完面条，胡宗南又说：“我们去游游山吧。”山很高，孔小姐穿着高跟鞋，怎么在山上走呢？走到半截，孔小姐就发脾气不走了。回来后，孔家小姐果然不理胡宗南了，胡宗南的小计谋成功了。　　美国人送给我一条很贵重的皮带，我想，这么漂亮的东西我也用不出来，干脆送给胡长官，他是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要去郑州主持日本投降仪式。我拿着皮带到胡宗南的房间里去，他问：“哎，你拿的什么？”　　“是一根皮带，美国人送的，用最好的牛皮做的。”　　胡宗南仔细地看看皮带：“哎呀，这个皮带恐怕委员长都没见过，真是太漂亮了。”　　“嘿嘿”，我直笑：“委员长见没见过我不知道，我送给你，你是第八战区长官，还要去受降，你当着日本人的面去摆摆威风嘛，只有你才够这个资格，我嘛，不够资格。”　　听我这么一说，他很高兴：“我收了，我收了。你这个话讲得好，咱们去日本人面前摆摆威风。”　　有人跟他开玩笑：“胡长官，你这个皮带啊，再没有比你这个更好的了。和皮带相比，你的这身军服不行，你搞套好的军服嘛。”　　胡宗南没有换过军服，总是那么一套。他一想也是，这套旧军服不配漂亮的皮带就对部下说：“赶紧找个裁缝来，给我做一套新的，这身旧衣服不配这个皮带嘛。”　　裁缝干了一夜，把新军服做好了。胡宗南穿上新军服，把皮带一系，喜滋滋地问我：“看，配得上吗？”我说：“好好好。”　　有一次，我在南京，陕西省主席祝绍周住在中央饭店，到处打电话找我，我想祝绍周找我干什么呢？我就去了。周晓舟拿出一把红绸子包的日本战刀，说：“这是胡先生送给你的，要我亲自转交给你。”我打开一看，是日军连级干部用的刀，并不是很高级的。我说：“现在这样的刀我有三把，其中两把是日本将官的刀。这把刀是个尉官的刀。”祝绍周不懂，说：“噢？你还会识货啊？我看胡先生不大送人家东西，特别送个刀给你，说他的皮带是你送的，胡先生给我看过那条皮带，很漂亮。”　　胡宗南比我大１２岁，对我特别好，有时我跟他开开玩笑，他也对我开开玩笑。有一次，我请蒋纬国岳父石凤翔吃饭，正在席间的时候，胡宗南派副官孙健坐着汽车来了，叫我：“胡长官请你马上去一趟。”我说：“好吧。”然后对桌上的人说：“我去去马上就来。”　　我去了胡宗南那里，问胡长官找我有什么事？他说：“西北军的门致中，他要起义，你给我发个电报过去，要他后天起义。”起草好了电报稿，胡宗南连名也不签。我说：“你不签名，这算个什么电报呢？”　　他说：“哎，胡宗南这个名字不能随便对外嘛。”　　“你的名字不对外，人家知道这是谁的命令，谁的电报啊？”　　他说：“噢，一定要签名的啊？”　　我说：“你这样大的官，怎么连这一点都不懂呢？”　　他签了：“宗南。”　　我说：“你‘宗南’两个字也不行，要加上‘胡’字，‘胡’字不能少。”他又加了个“胡”字。　　蒋介石派了一个参谋次长熊斌到西安，这个人是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冯玉祥的参谋长，当过陕西省主席。他到西安的主要任务是搞策反，因为汉奸部队里冯玉祥的人很多。到了西安，他去见胡宗南，对胡宗南说：“我奉委员长的命令，进行策反工作。委员长给了我一个宣抚使的名义，要我把冯玉祥手下投降日军的人策动过来。胡宗南大包大揽：“噢，你就归我管。”　　过了些日子，熊斌对我说：“今天在胡长官那里碰了一个钉子。”　　我问：“碰了一个什么钉子呢？”　　熊斌不高兴地说：“经过策动，有伪军来投诚，胡长官说第八战区归他管，要我不要管这个事。”　　我说：“胡长官做事就是这样，他是我们校长的学生，我也是校长的学生，我也是在这里搞策反工作的，他更相信我，所以他认为你就不要来过问。你不是黄埔学生，又不是部队里的人，是不是？他有门第之见。你是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来的，有事应当跟你商量嘛。”　　所以我看胡宗南这个人，很书生的。　　蒋介石是把胡宗南选作接班人的。上海一家外国报纸上登文章，预测蒋介石百年之后，谁是接班人。文章提出了三个人，第一个是何应钦，第二个是陈诚，第三个是胡宗南。文章的分析是，何应钦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陈诚是保定陆军学校毕业的，胡宗南是黄埔学生，将来这个接班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黄埔系统的胡宗南。胡宗南很高兴，把这张报纸贴在桌子的玻璃板上面。他好像生怕我没有看到这张报纸，把我约到他房间里，说：“你看看，看看这里。”　　胡宗南办公室里总是摆着《左宗棠全集》，还送了一部给我。　　有一天，我对他说：“胡长官哪，《左宗棠全集》我都读了。”　　他高兴地问：“哎，你知道左宗棠是个什么地位呀？”　　我说：“我读了左宗棠写的文章，读了他写的诗，他这个官位呢，和你这个官位差不多。”　　“怎么？跟我这个官位差不多？”　　我说：“你在西安，掌管陕、甘、宁、青、新等五省，西北华北是你的根据地，左宗棠也是你这样的官位。”　　“你说得很不错”，胡宗南说：“这个地盘是委员长给我划的，这五省是最苦最穷的地方。”　　打下延安后，胡宗南升为上将，当时，黄埔学生中升为上将的，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胡宗南这个人，一天到晚想做中国的接班人，一直到失败后，跑到舟山群岛还搞了两年，后来回到台湾。　　我直到现在还想，蒋介石手下的这些人，陈诚很能干，很有办法；胡宗南是真善义，但是才干不够。第24章 走脱军统　　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我跟着胡宗南到郑州参加受降。参加受降后，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两个人打电报给蒋介石，说文强抗日功劳很大，应该晋升中将。１９４６年，蒋介石正式批准我升为中将，这一年，我３９岁。　　日本人一投降，我那个北方局移交给了徐远举，我接手东北，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对外的身份是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　　胡宗南问我：“你现在奉命调东北，以后我怎么跟你联系呢？”　　我说：“你怎么规定我就怎么办吧。”　　“给你个密码，你打电报不要称胡宗南，我姓陈，名字嘛……”胡宗南翻着黄历看：“哦--有了，陈继生。你打电报给我，称陈继生。”　　“行。”　　胡宗南说：“你把掌握的华北、东北的情况经常告诉我。”　　我说：“如果有整理好的文件，也送一份给你。”　　胡宗南又说：“我告诉你，我当这个第八战区长官，相当于西安战区长官，我没有到过别的地方，也没有到过北平，现在我要派一个集团军到河北，到北平。”后来，胡宗南果然派了三个军到了北平。我觉得他手伸得很长，由西北伸到华北，还想伸到东北。　　当时苏联在沈阳还没有撤兵，东北去不了，我暂时在北平办公三个月。这时戴笠到了北平。戴笠打电话给我，要我去见面。见到戴笠，他说：“内战看来是越打越大。”戴笠从皮包里拿出一份文件给我看，说：“这份文件是我们校长召集的一个秘密会议的记录，是胡宗南亲自记录、整理的，这个文件只给你看。看了之后，明天早上归还我。”　　我一看这个文件，是蒋介石的讲话，说共产党在山西晋东南发动了战争，把阎锡山的队伍吃掉了，在太行山也发起战斗，把四十军、三十军消灭了。蒋介石说，各部队都要督察不利于剿匪的言论，这个战争会打下去。　　我到了沈阳后，四平街发生了一次很激烈的战斗。杜聿明把林彪打败了。　　东北的空军副总司令到沈阳找到我，说：“哎，不是我找你，是胡宗南找你，他叫我们空军把你送到西安，说这样保密一些。”　　我说：“我也没有什么更多消息要报告他呀，再说可以发电报嘛。”我就没有坐飞机去西安，而是写了一封信给胡宗南，向他报告了一些消息，其中有杜聿明打四平街的情况。　　１９４６年３月，戴笠坐的飞机失事，戴笠摔死了，我又回到重庆，参加追悼会。戴笠的摔死好像是上苍的安排，他姓戴，而他坐的飞机撞在南京附近江阴这个地方的戴山上，戴山并不高，说是山，还不如说是一个小山坡；飞机撞在山上，戴笠的身体冲进山中的沟里，这条沟叫做“困雨沟”，而戴笠的别号恰恰叫做“雨农”，戴笠的小名为“春风”，他摔死的日子，正是春风轻轻。　　我回东北后，蒋经国也到了东北。他是外交特派员，在东北有个办公室。他请我吃饭时对我说：“你过去研究日本问题，现在日本问题结束了。你现在最好是研究中国问题、研究朝鲜问题、研究苏联问题，研究后向我汇报。我来东北也是这个任务，也在关注这三个问题，苏联问题我了解，但是朝鲜问题我不大了解，我们两人合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