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三天，梁东华到我们这里来了，他说：“我要救你的办法要通过石歧，到了石歧这个地方，才可以走出澳门。还要有日本人的良民证，没那个良民证也通不过，办良民证还要验大便，看有没有传染病，还要有个照片，你们６个人都要照片。”　　我们只好去照照片吧。梁东华给我们办了良民证，一切都准备好了之后，陪着我们一道离开澳门。他说：“我在这里走私，把乡下的土特产送到城里来卖，做生意，我的生活就是靠这个钱，你们也可以这样办嘛。”梁东华把我们送到安全的地方，给我们指路说：“从这里一转过去，是江门，到那里要坐小火轮，到三埠，三埠是个三不管的地方，日本人也管不了，国民党也管不了，汉奸也管不了，你们就平安了。”他又说：“我晓得你没有钱，我给你带了１００块大洋先应急吧！”　　我对他说：“你送到此为止。我账面上还有点钱，你送给我１００块钱大洋，我送你３００块钱。”　　他很惊讶：“你怎么还有钱呢？”　　我说：“我在澳门会了一个从重庆来的朋友，他借了１０００块钱给我。我可以送３００块钱给你。”他无论如何不要，说你们的路还长呢。我说：“到了这个三不管的地界我就不怕了，我就回重庆去了。”梁东华把我的钱拿上后，我对他讲：“我告诉你，澳门不是久留之地，日本人如果晓得你是我们部队里出来的，你就没有活命，我希望你带着你的妻子、小娘姨、小孩到韶关，我介绍一个长官跟你认识，你拿着我的信，他们就可以保护你，还可以把你送到后方。这是一条生路啊。”　　一年以后，梁东华拿着我的信一直跑到重庆，我在重庆见到他了。他说：“你这个长官真是太好了。”现在，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了。　　从香港、澳门逃回来，我到了柳州，柳州是第四战区的司令部，张发奎在那里，张发奎一看到我，高兴得很。他听我讲了逃难的情况，就说：“我给你准备了１万块钱路费，我派一个处长送你到桂林，我已经打电报给蒋委员长，说你已经脱险了，你到重庆后委员长就要召见你。他急需了解香港各方面的情况。”　　桂林有一个大酒店，叫做光华大酒店，我住在这里，一天晚上，杜月笙派了一个徒弟来找我。他说，杜老板知道你到桂林了，送你１万块钱做旅费。我说我的旅费已经够了。张发奎司令长官已经送给我１万块钱了。　　我从桂林坐飞机回到了重庆。逃难三个月，终于回到重庆。　　戴笠知道我要到重庆，就派人到飞机场接我。我刚下飞机，就碰到那个海军中将陈策的干儿子，我说：“你怎么到飞机场了？”他说：“我干爹今天下午从烟台到重庆，我来接他的，我没想到把老师也接到了。”陈策的这个干儿子姓徐名亨，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的，陈策当广州警备司令时，他是上尉参谋，调到重庆训练，是我的学生。后来他到了台湾，是台湾省体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第18章 辗转进山　　１９４２年春，我在珍珠港事变后从港澳逃回重庆，正是戴笠做了财政部缉私署署长不久，原定我为湖南省缉私处处长，不料，在宣布我为缉私处处长的这一天，毛人凤请我到渝舍吃饭，席间，毛人凤突然对我说：“戴老板深知你这次不避艰险地自海外归来，早内定你到湖南主持缉私处，但目前华北局势复杂而紧张，必须加强对孙殿英部的工作，在本局高级官员中，以吾兄担任这项工作为最适宜。”毛人凤问我意向如何，我几乎什么都没有想，马上表示个人没有什么打算，只要是工作需要，一切听从安排。毛人凤听了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当时军统里认为各省缉私处长一职，是难得的美差肥缺，为此明争暗斗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毛人凤很高兴，不等散席，就用电话报告了戴笠，戴笠对毛人凤说：“邀念观兄到曾家岩戴公馆赴宴。”　　第二天，我到了曾家岩戴公馆。席间，除了戴笠，还有人事处长龚仙舫，情报处长何芝园，电讯处长魏大铭等人。戴笠说：“念观兄，你不愧校长的学生，我已签报加委你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这次要到太行山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目前华北局势很复杂，孙殿英、庞炳勋是两个很难对付的老狐狸，尤其是孙殿英，很狡诈。我与他之间，是拈香拜把的特别关系，又有胡宗南的嫡系部队在山上，现在派你去，我就放心了。”　　接着，毛人凤，龚仙舫、何芝园谈到一些军统组织在华北遭受日伪打击而整个垮台的情况，要我此去恢复组织，在太行山成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　　我有些糊涂，问戴笠：“这次我去太行山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戴笠想了一下，说：“刚才人凤、仙舫他们说到恢复本局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固然重要，但若对孙、庞控制不了，不能利用他们开展敌后工作，华北工作是打不开的。校长指示，在中条山区沦陷、珍珠港事件发生的不利形势下，太行山成为华北惟一的敌后根据地，必须稳稳地控制住孙、庞两部，配合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才能确保山区为我军所用，否则，必将被共产党吃光，黄河以北无我军立足之地，则中原地区旦夕可危。你的主要任务是要用尽一切可能的办法，使太行山这个惟一根据地确保不落入日寇和八路之手，这样才能在国际上说得起话。”　　我听完戴笠的话，大概戴笠察觉我面有难色，为了打气，在饭后又向我说：“校长在一两天内要召见你，不要穿西装，穿中山装，或军便服都可以。”戴笠又随手塞给我一张纸条，发给我特别费１万元，又叫副官挑了一支马牌三号左轮手枪送给我。毛人凤在一旁看了，向我说：“老文，老板待你可以说是特别厚爱了。”我刚从上海、香港、澳门死里逃生回来，又要到那么复杂的环境里去，我还能说什么呢？　　为了见蒋介石，我在重庆观音岩中央饭店里，几乎整天都不敢出门，等了两天，到第三天中午，戴笠坐车接我到曾家岩去见蒋介石。戴笠笑着说：“服装不错。对校长说话要简明扼要，有问就答。”　　我们先在蒋介石的特工室登记，然后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坐在当中，旁边坐着宋美龄，有个青年参谋站在蒋介石身后，手里拿着个记录本。蒋介石指着宋美龄介绍：“这是夫人。”我敬了个礼，喊了声“师母”。　　蒋介石问：“四期的？”　　“四期政治科。”　　蒋介石叫我们坐，我和戴笠在他对面坐下。蒋介石很客气，说：“雨农向我报告得很详细，你在上海几进几出，很辛苦，你给雨农先生的电报我都看到了，我记得你电报里有这样一句话：‘为国牺牲，义无反顾。’你从‘八·一三’起到现在，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黄埔学生里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只有你一个，很辛苦啦。”　　我站起来答道：“为国尽忠，应该做到的。”我说：“我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蒋介石说：“我看到了，写得很好。简单明了。有些是我过去不知道的。看了你的报告，全部的情况我都了解了。关于香港沦陷的情况，你写得很详细。对于珍珠港事件，我们太大意了，当时我们这里也破译了日本的电报，但是美国人英国人不相信，搞成这个样子，教训哪。”　　“日本人占领香港后的第四天，香港的钞票就不让用了，只能用日本钞票，看来日本人准备得非常周全。”我把香港的情况简单扼要地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蒋介石说：“你这次回来的工作，雨农想让你到湖南去当缉私处处长，我改变了，你是研究日本问题的，要搞远一点，你到西北去，帮助胡先生（胡宗南），在西北遥看日本问题。我告诉你，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今天为止，香港失掉了，新加坡失掉了，马尼拉失掉了，珍珠港也被日本人偷袭了。而且我们送给英美的情报都是你整理出来的，英国人想不到美国人也想不到，他们会吃亏，后悔不及。总结一句，现在中国的国际地位很高。中美英苏这四大国里面，现在把我们中国摆在第一位，我们是控制日本人的主力啊。日本人在滇缅路，有四百多万人，是日本人的主力，如果没有我们的军队上滇缅路，没有美国的武器帮助我们，连印度都失掉了，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也失掉了。”　　蒋介石又说：“还有一件事情你知道不知道呢？美国的石油从印度修一条油管，一直修到缅甸，一直修到云南，这是历来没有的事，这样一来，我们打破日本对我们的封锁，它对我封锁不住了。这样相对地，把我们的国际地位提得很高。可是，中国在西北方面有大祸，大祸临头啊。”　　我不明白蒋介石在说什么问题，又不好多问。　　蒋介石向我布置任务：“胡宗南就在西安，你在他那里设立一个机构，遥看对日本的问题。你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你到第八战区去，胡宗南会给你安排好的。你从胡宗南那里再到太行山，将来要到东北，现在看来很明显，日本问题已经快要结束了，日本人垮了，俄国人起来了。你的任务要对付俄国人，你从太行山起一直到东北，要就专门对付俄国人。”　　当时，我不知道蒋介石讲这些话给我听干什么，只是感到自己的任务非常重大。　　“你这次去华北的任务，比在海外也许还要困难一些，要注意与党、政、军、团各方面通力合作来对付华北的复杂局面。我要说的话，已经向戴副局长说过，你知道吗？”蒋介石问。　　我答：“戴副局长已经将委员长的指示详细向我说过，为确保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要以控制孙庞两部为主要任务。”　　我起身告辞时，蒋介石问：“家眷安置好了没有？子女上学了没有？”　　那时我妻子周敦琬在成都去世，葛世明照管着小孩，但是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回答：“安置好，上学了。”　　见过蒋介石后，戴笠催我马上动身。临行前戴笠交给我两封他的亲笔信，一封加盖火漆密封给胡宗南，一封敞着口给蒋鼎文，还有一本密电码本给庞炳勋。　　动身那天，毛人凤、连谋、余乐醒、杨清植等送我到珊瑚坝飞机场。　　到太行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飞到兰州改乘西兰公路的汽车到西安停留一些日子，再坐闯关车到洛阳，到洛阳后，还要等军统局派的随行人员到达，才说得上北渡黄河进入太行山的事。　　说来也不顺，第一天，已经飞到了天水上空，不料天气突变，飞机上都结了冰，凑凑合合飞了一整天，不得已返回重庆。第二天，我又到飞机场，毛人凤等再到机场送行。飞到秦岭上空，天气竟然和昨天一样恶劣，飞机只好再度折回重庆。第三天，我和送行的毛人凤等都失去了信心，上飞机前，我向送行的朋友们说：“如果飞机再返回，我决不惊动你们了，送行已经送够了，谨此辞谢。”　　第三天，总算飞到了兰州。我在兰州特警训练班（兰州铁桥头西北特务养成所）住下。一些军统朋友来会我，他们向我谈了不少西北的情况。我在兰州停留了一个礼拜后，坐了两天的长途汽车，到了西安。　　我在西安住在玄枫桥甲十四号戴笠的公馆，里面住的还有西安军统负责人王鸿骏和他的老婆。在王鸿骏的陪同下，我拿着戴笠的加盖火漆密封信，见到了胡宗南。胡宗南对我说：“老同学，校长派你到太行山是好事。你在西安多住些日子，同我身边的幕僚多认识认识，为进入太行山做些准备。”　　胡宗南说：“我帮助你在这里建立第八战区调查统计室，你是少将主任。你在这里住两个月，一切准备好了以后，你就到洛阳，洛阳属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你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关系搞好，然后你就到太行山，现在华北只有太行山这块地方还在我们手里头了。”　　当晚，胡宗南请我和王鸿骏到胡公馆进餐。席间，在座的还有参谋长罗泽闿、战干团教育长蒋坚忍、陕西省耀县专区专员梁干乔、政治部主任顾希平等。胡宗南向诸位介绍我是蒋委员长派来的，要诸位多多与我谈有关西北和太行山的情况。　　一连好多天，胡宗南都给我安排得满满的，要我到中央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战干团、游击干部班、宝鸡特种兵联合分校等单位去讲话，胡宗南还经常问我一些问题，如“上海、香港、澳门沦陷后的情况”，如“你对抗日的前途是乐观呢还是悲观”，还有“对国共合作前途有什么看法”等等。有一天深夜，我和胡宗南谈话后回到戴公馆，王鸿骏还在等着我，见我回来，说：“老兄到西安一个月了，连背影都难见到，真是大忙人，也是大红人啊。”　　我把心事也就端了出来：“要去太行山就赶紧去太行山，要留在西安就留在西安，现在这算是怎么回事？”　　“胡戴不分家嘛。胡长官和戴老板两个人在干部的任用上，常常是互相在暗中考察的。胡手下的干部，要送戴处考察，戴认为忠实可靠，才调回任用或者留在戴处工作，戴手下的干部，要经过胡的考察后，才调回戴处。”王鸿骏指着自己说：“别看我在西北多年，我也是经过考察的。老兄不必性急，既来之则安之，反正你是有前途的。”王鸿骏的一番话很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禁想起戴笠的那封加盖火漆密信，不知道信上说的究竟是什么。　　从１９４２年３月到西安，一直到６月，我在西安呆了很长时间。戴笠从重庆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到洛阳城里办事处开始工作。我想，是不是考察结束了？　　胡宗南对我说：“雨农催你先去洛阳再到山区去。由范汉杰率领的二十七军在太岳区，正准备对付日本人的夏季扫荡。这次日本人扫荡，不但是对中央部队的考验，也是对庞炳勋、孙殿英的考验。校长规定的任务你是知道的。如果到了山上有困难，随时打电报给我。”　　出发前，胡宗南为我饯行，给我一个联络的密码本。　　到洛阳要坐“闯关车”。当时，陇海铁路从潼关到宝鸡的一段，有日本人隔河炮击，火车必须在夜间悄悄闯过去，所以叫“闯关车”。我因为没有去过洛阳，就请在天主教会活动的军统人员李敦宗同行。　　洛阳是蒋军的重镇之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就设在这里。司令长官蒋鼎文总揽了华北的党、政、军大权。蒋鼎文跟我还有一层特别的关系：他是黄埔的老师，我是黄埔的学生。　　到了洛阳，我在洛都饭店住下。第二天，带着戴笠的那封敞口信到长官部见蒋鼎文。　　蒋鼎文看完信，把信递给我让我看，我犹犹豫豫接过信，我现在还记得信的内容：“铭公老师钧鉴：兹奉委座批示，派文强同学为军事委员会少将高级参谋，前往太行山展开敌后工作，并切实达成联络我敌后作战部队的任务，谨函介谒，请赐指导。俾有遵循。”　　蒋鼎文说：“雨农一个月前有电报给我，说你去太行山的任务重要，太行山遭大旱，日本人乘机扫荡，根据近期战报，胡宗南的基本部队溃不成军，军长范汉杰落荒而逃，竟然不如孙殿英、庞炳勋杂牌部队经得起拖。但是庞炳勋刚愎自用，特别是孙殿英狡诈多变，内部暗藏有共产党八路军分子，已经被发现的都被禁锢或者被赶走。艾经武（黄埔第四期），是我让他接替俞庸任游击纵队司令，不想他也经不起扫荡，投降作了汉奸。真是太丢人了！山上如果不好好整顿一番，将来不是日本人的天下，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委员长要确保华北这一敌后惟一根据地的决策是英明的。”　　蒋鼎文让机要秘书周心万介绍我跟参谋长董英斌、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荫梧和冀察鲁豫四省的高级官员联系。　　８月底，我正准备进入太行山区，忽然接到戴笠的电报，要我参加会审军统负责人赵理君活埋豫东专区专员韦名芳以及洛阳复旦中学教职员五人的案子。我为此在洛阳又耽搁了两个多月。　　１１月初，戴笠到西安主持缉私干部训练班的毕业仪式，我就又到西安向戴笠汇报了赵理君活埋人一案的调查结果，并汇报了北渡前的准备工作。直到１２月初，蒋鼎文派二十七军补充团长饶石夫部队掩护我，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渡过黄河，通过日本人的三道封锁线，进入了太行山区。自重庆辗转入太行山之行，竟然历时１０个月。　　１９４２年的太行山，蒋军根据地遭到日本人的夏季扫荡，虽然经过半年的整顿，仍然异常混乱。胡宗南把中央军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调回西安，派刘进接任正军长，李蓬仙接任副军长，另调胡长青的第四十五师和陈孝强的预备第八师入山。　　我进山后先到二十七军根据地陵川，在军统局派驻太岳区的晋东南站站长乔家才的陪同下，与刘进见了面。　　刘进很客气：“你是老大哥，黄埔第四期的。”　　我从刘进的口中得知山上的情况确实很复杂。蒋军对待八路军是如临大敌，划地为界，严密封锁；庞炳勋、孙殿英这两支杂牌仇视中央嫡系部队刘进的二十七军；同在山上，几乎不相往来；胡长青和陈孝强的眼中只有胡宗南而没有刘进。刘进捶胸顿足，大发牢骚说胡宗南把他推到烂刺堆里。他可能想到我一定会向重庆汇报，又言不由衷地说了些效忠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的话。　　刘进与我约好密码，以便随时联系。我怕军用电台万一有失，又与乔家才约好密码，如果一部电台出了问题，还有一部电台可以联络。我在陵川住了三四天后，前往孙殿英的驻扎地林县临淇镇。第19章 结识孙殿英　　我未见孙殿英之前，戴笠就向我说起过孙殿英。戴笠在执行蒋介石“搞垮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的密令时，同刘健群一道去天津租界与孙殿英见面，发现孙殿英所关心的事，不是抗日不抗日，而是找靠山。回到北平后，戴笠撇开刘健群，另作去天津见孙的准备。戴笠说：他找张学良将军写了一封亲笔介绍信，又找到孙殿英的好朋友，北方著名的政客张璧（张玉衡）和洪帮头子张树声，陪同他一起到天津。戴笠在英租界利顺德饭店住下，摆出很大的派头，请孙殿英在饭店见面。孙殿英知道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一见面倒头便拜，连连说：“上次相见，有眼不识泰山，实在罪过，我们同在江湖上闯荡，只要蒋委员长用得着我，我愿一辈子做马前卒，要我割下头来，保证不割下耳朵，今日难得见面，送两颗红宝石作纪念吧，这是乾隆皇帝御用的朝珠。”戴笠当时收下，回南京后交给了蒋介石。　　有一次，孙殿英向戴笠派在平汉路活动的张振武、徐静远两人表示，要面见戴笠，有要事相商。戴笠得到报告后知道孙殿英有求于他，觉得正是可利用的机会，就打电报请孙殿英到武汉见面。孙殿英带了大批的礼物到汉口法租界戴笠的住处，吹嘘自己有万余条人枪，而且还可以召集旧部数万，或者抗日，或者打八路，凭他闯江湖的本领，总不会落到石友三（石汉章）的后面。谈话之后，戴笠和孙殿英还拈香拜了把兄弟，孙殿英年长为兄，戴笠年少为弟。戴笠聘孙殿英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是戴笠、杜月笙、杨虎等搞起来的统一的帮会组织，名义上以杜月笙为主任委员，实际上归戴笠操纵）。更为重要的是，戴笠引见孙殿英见了蒋介石。　　进入太行山，我第一次见孙殿英的那天上午，进了一个院子，只见孙殿英在院子里的影壁前，抬着头注视着影壁上悬挂的一把用红绸裹着的宝剑，左右两边站着几个穿长袍的彪形大汉，低着头听孙殿英讲话。孙殿英的副官对我说：“孙大爷正在传道，请稍等候。他已经知道高参要来，一大早就要我们准备好了茶点水果。”副官的话还没有说完，孙殿英一眼看见了我，几步过来好像老朋友似地搀着我的胳膊，大声说：“高参老弟，昨晚就知道你要来，我一早就等着欢迎你。雨农是我的把兄弟，你来了就和雨农弟来了一样。”　　孙殿英拉着我的手说个不停：“那次到武汉得雨农弟的保引，亲自见了委员长。委员长叫我坐，我不坐，一直叫了四五次，我才坐下半边屁股，表示这是见了皇帝，不敢正坐正视。委员长向我说：‘你的情形戴科长向我说明了，你好好地为国出力，我已手令何部长扩编你的部队为一个暂编军的番号。’当我听到扩编为一个军的番号，立即站起来谢恩，又经过几次叫坐，我才坐下去问了一句：‘今后还有啥要指点的？’委员长瞪着眼睛把我从头到尾瞧了一遍，然后慢吞吞地说：‘老殿，你很能干，有作为，就是过去的历史不大清白，趁抗日救国之机，好好洗刷一番，以后不要胡来，有困难找我。’这一下，可让我出了一身冷汗，我立即站起来倒身便拜，我说：‘我过去没有找到亲爹亲娘，这次雨农引我找到了亲爹亲娘，走上了正道，从此我忠心不二，要我生就生，要我死就死，我早向雨农盟过誓……’，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委员长叫一个参谋把我扶起来，改变了刚才严肃的面容，笑着连声说了几声好好好。第二天见了何部长，果然让我当了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若不是雨农老弟拉我一把，我怎么能有今天啊。文高参，以后仰仗的地方很多，请进请进。”　　走进一间大厅堂，孙殿英请我在一张大红漆桌旁坐下。我看见一张长条案的正中，摆着镜框镶着的蒋介石的大照片，照片左边放着蒋介石亲笔信的影印件，这封信是孙殿英手下的一个副师长靖任秋从重庆受训回部队时，蒋介石亲笔写给孙殿英的。孙殿英指着蒋介石给他的亲笔信对我说：“一年前有人在洛阳告发我的副军长邢肇堂和副师长靖任秋是共产党，庞老总（当时庞炳勋是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孙殿英归庞炳勋指挥）乘机找我的麻烦，说我养共产党想造反，我是一个老粗，哪里分得清他们是不是共产党，只好把靖任秋先抓起来再说，邢肇堂得到风声，带着副官和勤务兵跑掉了。庞老总非说是我把邢肇堂放跑了，三尺头上有神明，欺骗长官要遭雷劈的，我孙殿英一生不做这样狗屁倒灶的事情。可恨的是靖任秋，我让他到重庆受训，谁想他是共产党。这次高参老弟到山上来，好啊，如果发现我这里有不顺眼的人，该杀该剐，你说一句话，我照办，还望高参老弟见着庞老总，或者给重庆、洛阳去电时，为我美言。”我呢，也就顺着说了几句如果山上有什么困难，愿意尽力等的恭维话。当晚，孙殿英摆开盛大宴席为我接风洗尘。　　在孙殿英的房间里，挂着一把宝剑，用红绸子包着。我问：“这是个什么宝剑哪？”　　“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　　“噢？”我有些惊讶：“乾隆皇帝的宝剑？我看看可以吗？”　　“哎呀，老弟，你不必看，我这个剑骗不了你，你们哪，又是孙中山先生，又是蒋介石先生，又是黄埔学生，又是军事委员会高参，来头大得很，骗不了的。我孙殿英是个老粗，我手下当兵的是老粗，当官的也是老粗，他们到我这里来，我让他，向宝剑磕头。”　　我还追问：“这是乾隆皇帝的宝剑嘛？我看看，看看。”　　“哎呀”，孙殿英说，“算了吧，乾隆的宝剑我能挂在这里吗？挂在这里还不让人家偷跑了？你不必看了，这是不值钱的一把剑。”　　我问他：“我没有过黄河之前，中央汇来三笔款，是伪钞，都汇给你了，你收到没有？”　　“收到了，收到了，我记的有账。”　　我说：“我带来了一个会计科长，明天他来对账。今天就不多谈了。”　　孙殿英找了一个地主的院子给我做办事处，第二天，他来看我，送了一瓶酒，一只羊，一些肉。我带的会计科长等着对账，我对孙殿英说：“把你的军需科长找来吧。”　　他说：“我的事情不要他管，和我对账就行了。”　　我问：“账本呢？”　　孙殿英不在乎的样子：“有什么账本啊？我在墙上划些道道。”我一看，墙上很多道子，这是划的什么东西啊？　　孙殿英说：“你们看不懂的，这是我做的记号。”会计科长和他对账，他对着墙上的记号说，一点都不错。我想这个人的脑子厉害啊。　　不久，春节快到了。我建议孙殿英一起到庞炳勋总部，借拜年的机会联络一下，也许能消除隔阂。孙殿英表示同意：“庞老总一向对我有看法，这次我们一道去拜个吉利年，也许他的心眼能改变一些吧。”孙殿英的手下与庞炳勋处通了电话，讲了前去拜年的意思，庞炳勋的参谋处长兼机要秘书刘泽圃来电话，表示非常欢迎，约定大年初二前往。孙殿英有点意料之外地说：“难得难得，庞老总一毛不拔，最怕客人去吃掉他的办公费。”　　大年初二我们出发时，只见孙殿英带了一个卫士排，二十多匹骡马和大包小包的驮袋，我觉很奇怪。上路后，我才发现驮袋中装的都是大饼，每张大饼里还夹着一张钞票，孙殿英一路上是逢人就撒，副官还一边喊着：“这是孙大爷孙老殿给你们的。”　　我惊讶：“山上是不是有这样的风俗？”　　孙殿英大笑：“我孙老殿要抗日救国，不能不要老百姓，连年大旱，老百姓哪里还有大饼吃，老弟，老殿是苦出身，不能忘本。”　　“我懂我懂。”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驮袋中有几大包是送给庞炳勋的礼物，其中还有孙殿英亲手制的海洛因鸦片烟的混合膏子。　　到了庞炳勋的彭城镇总部，我和孙殿英住在招待所里。趁孙殿英不在的时候庞炳勋对我说：“孙麻子多变，是山上之患，并非山上之福，我指挥不了他，也制服不了他。孙麻子有奶便是娘，一肚子鬼谁也猜不透，前途如何就看委员长的福泽了。”　　庞炳勋向我讲了一些情况，我发现孙殿英和庞炳勋都很嫉妒驻在陵川的刘进二十七军，庞炳勋说二十七军是中央军有爹有娘，控制了晋东南自古就有粮仓的太岳地区，不给我们两个杂牌子军放粮。如果日本人一扫荡，我们就会不攻自溃。　　我和孙殿英在庞炳勋的招待所同住一屋，没有事的时候就东拉西扯。一天，孙殿英的副官送来一叠公文，孙殿英自己不识字，当时秘书李国安（李国安是南京汪精卫的办事处处长，是前线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是个很坏的家伙）不在屋子里，孙殿英就让我给他念公文，他闭着眼睛听。我一份一份念给孙殿英听，其中有一份是唐佑樾（蒋介石派在孙殿英身边的政治部主任）从洛阳来的电报，说他携带的大批礼物和现金，在洛阳和重庆分送给一些军政大员，后面附有这些军政大员的名单，我记得有在重庆的国民党元老张继、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次长林蔚等等，在洛阳的有第一战区参谋长董英斌等等，唐佑樾在电报中请求加发现款数十万，“以相机择要分赠，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我感到这个被蒋介石派来的唐佑樾已经被孙殿英收买了，不知道“等到将来大事有成，不愁没人出来说话”是什么意思？我对孙殿英说电报上的字不太好认，要看一遍再念，我又将这封电报看了一遍，顺手翻到一叠公文的最下面，故意不念，在孙殿英要我喝口水吃点水果的时候，我趁机溜了出去。　　初五，下起了大雪，山路很不好走，庞炳勋也再三挽留，于是我们又呆了下来。初七，孙殿英说：“明天就是下枪下炮，我也非回去不可。不瞒你说，初九是我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　　“初九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日子啊？”　　“老弟，我有一个‘庙会道’，几十年来闯江湖就靠它。每年初九这天，我要亲自传道，向徒弟们撒一手，要钱的有钱，要烟土的有烟土，要官的有官，要女人的有女人，有徒弟不远千里而来赶‘庙会道’，我不能叫他们失望。我孙老殿之所以垮不了，就是靠这些人捧台。”　　我开玩笑：“老哥的‘庙道会’收不收我这个徒弟呀？今天晚上你就为我传道好不好？”　　“老弟，甭胡扯了，我这一套只能骗骗老憨，还能骗上你嘛？骗不了读书人，得了吧，不要拿我开心。”　　我们一直胡扯到深夜才睡。第二天一早，孙殿英先打道回府，我又在庞炳勋总部呆了四天才离开。　　后来（１９４３年３月２日），我和孙殿英一起再到庞炳勋总部的时候，又是同住一炕。晚上孙殿英硬把我推醒，要聊天。我们两个人披衣坐在热炕上，孙殿英问：“老弟，你知道我一生最得意的是啥时候？”　　我说：“听说你在西北军做过总指挥，还做过安徽省主席，在张汉卿指挥下当过长城抗战的英雄，现在你是新五军军长，是不是最得意的时候啦？”　　孙殿英在鼻子里“哼”了一声：“你说的这些，算啥鸟？什么总指挥，什么省主席，几乎死在日本人手里，就说现在，不是雨农担着，还有什么鸟军长呢？告诉你，我孙老殿一生最得意的时候，是当年包运五省鸦片烟。那时打着我的旗号，华北五省无关不通，连外国人的洋码头，我都打通了。”　　我有些好奇：“你是怎么打通五省关卡？”　　“老弟，钱可通神哪。包运五省鸦片时，我撒人出去，摸清各个关卡的大小头目，先拣大头目送钱送土，再一层一层地，都送到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要沿途送到了北京天津，一本万利，除了能把送出去的收回来，还能大捞上它一把。我们是不等人家开口，主动上门，烟土未到，钱先到，既打通了关卡，又交了朋友。他们都说孙老殿是江湖好汉，够朋友，其实没有钱，哪来的朋友！”　　“你又是怎么打通洋码头的呢？”　　“中国人要钱，外国人更要钱。中国人要小钱，外国人要大钱。有钱没有什么打不通的。”　　我从孙殿英嘴里得知，上海租界的烟赌娼三大财源被青帮的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包干了，根本没有孙殿英插脚的地方。孙殿英终于通过天津租界一个帮会头目与黄金荣搭上了线，先是互赠名片，不久黄金荣汇来十万块钱，托孙殿英买烟土运往上海。孙殿英认为这是打通上海洋码头的机会，就把这十万块钱退还给黄金荣，自己掏钱给黄金荣买了十万元烟土，亲自押运到上海，亲自送上黄金荣的门。果然，孙殿英不但与黄金荣交上了朋友，他的烟土也在上海洋码头畅通无阻，就连他自制的“殿英牌”海洛因也在上海销得不错。　　那天晚上在炕头，孙殿英说得高兴，又对我说起他盗墓的事情。他说：“满清杀了我孙家祖宗三代，我要报仇。怎么报仇？我枪杆子没有几枝，只能蹦皇帝陵，革命革命，我是革死人的命。吴稚晖在北京报纸上写了几篇文章，说我盗墓，把风潮闹得很大。不管盗墓不盗墓，我是对得起祖宗的。”　　孙殿英说乾隆皇帝的墓和慈禧太后的墓是用炸药炸开的，他说：“乾隆的墓修得堂皇极了，棺材里的尸体已经化了，只留下头发和辫子，陪葬的宝物很多，最宝贵的是颈项上的一串朝珠，有１０８颗，听说是代表十八罗汉，都是无价之宝。其中最大的两颗朱红的，我在天津与雨农见面时送给他作了见面礼。还有一把九龙宝剑，有九条金龙嵌在剑面上，剑柄上嵌了宝石。我托雨农代我赠给委员长或何部长，雨农怎么处理的，我没有再问。慈禧太后的墓炸开后，墓堂不如乾隆的大，但陪葬的宝物要多得多，老佛爷从头到脚一身穿挂的都是宝石，量一量大概有五升之多。慈禧的枕头是一只翡翠西瓜，我托雨农赠给宋子文院长了。慈禧口中含的夜明珠，分开是两块，合拢是一个圆球，分开透明无光，合拢之后透出一道绿色的寒光，夜间在百步之间可以照见头发。听说这个宝贝可以使尸体不化，难怪老佛爷的棺材劈开后，老佛爷好像在睡觉一样，见了风之后，脸上才有些发黑。我把这颗夜明珠托雨农赠给蒋夫人。宋院长和蒋夫人得到宝物后，孔祥熙夫妇眼红了，我接到雨农的电告后，就选了两串朝鞋上的宝石送去，才算了事。那九龙剑，究竟是送给了委员长还是送给了何部长，我现在还不明白，高参老弟有顺便时代我打听，也不必当面问雨农，不然，显得我小气，拜托拜托。”　　孙殿英又说：“老弟，你知道蒋委员长一生做的是哪两件大事呢？你们是委员长的贴心人物，应该比我知道得透。”他这样一说，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好看着他。　　孙殿英看我发愣，很得意地大喊：“老殿把你难住了吧。”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他得意地说：“老弟，在我看来，蒋委员长做的两件大事，一是怎样把钱挣来，二是怎样把钱撒出去。钱挣来不易，撒出去更不易。我平日向徒弟们说三句话：‘骑马要骑得巧，耍人要耍得好，钱要撒得呱呱叫。有钱不会撒，不行！冯焕章、张汉卿，广西的李、白，广东的陈济棠，先先后后垮了台，不都是因为委员长的钱撒得好嘛？人家说孔、宋是财神，我看他们不过只是管管账，撒钱是有本事的。老弟，我这都是一辈子闯江湖得来的窍门呀，我这一生，被人耍过，也耍过人。”第20章 周旋三军间　　我到了太行山，发现山上的国民党三个主力军队--庞炳勋的四十军，胡宗南手下刘进的二十七军，孙殿英的新五军，这三个军队，互相不和，你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再有，１９４３年到１９４４年间，河南省发生大旱，山上没有粮食，粮食被控制在晋东南，晋东南有１１个县归刘进的二十七军管。我跟庞炳勋、孙殿英交换过意见，他们在粮食问题上倒是意见一致，说我们山上的粮食在刘进的手里，没有粮食我们怎么打仗呢？认为要确保敌后根据地，关键在于刘进放粮，而且，他们把解决粮食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当着庞炳勋的面，发电到洛阳、西安、重庆，想借大帽子压压刘进。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我在１９４３年２月中旬，又一次到了陵川，对太岳区产粮及被二十七军囤积奇居等做了一番调查。　　见到刘进，我先不提粮食问题，谈一些如何团结孙、庞，如何防止八路军扩大游击区等等。　　刘进说，在他的防区内，与日本人，与八路军画地而守倒也相安无事。面临的情况是，从各方的情报判断，今春日本人必定入山扫荡，如何对付，还没有把握。　　我说：“日本人在山西、山东、河北境内调集了几十万人来扫荡哪，山上搞成这个样子，这个仗不好打。”　　刘进很关心孙、庞是否有决心对付日本人的扫荡，我就趁机说：“如果二十七军控制粮食不放，孙、庞大有可能兴师抢粮。”劝刘进放粮下山，三军共济。　　刘进直叫屈：“洛阳、西安、重庆都来电责备我垄断贪污粮食，实在是天大的冤枉。请你去电代我洗白。”　　我问：“你把粮食弄到哪去了？军队没有粮食吃，老百姓也没有粮食吃，怎么打仗呢？”他说：“晋东南１１个县的粮食都归我控制着。”　　“你怎么不发下去呢？”　　刘进说：“要拿钱买啊，粮食是老百姓的，把粮食发下去，这钱谁给呀？找到我头上啊？我也不敢放啊。”　　“你说的有道理呀。”我对刘进说：“你们三支部队里，孙殿英是靠不住的，他随时会投敌，他一投敌，就影响庞炳勋。他们两个人都投敌了，靠着你这一个军，那这个太行山又怎么办呢？不把粮食解决了。这个仗也不好打。”　　刘进语气缓和多了，说：“我知道有两个部下很不好，贪污粮食。”　　我说：“你这个省里面是不是有个秘书长呢？这个人很贪，打着你这个军长的名义，把太行山的土特产都抢在他手里，运过黄河去卖掉了。”　　“噢？”刘进说：“我还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我说：“你们太行山出的那个党参，很贵的，那个秘书长的楼上啊，都盛满了。人家跟我讲，搞不好党参会把他住的房子压垮的！”　　刘进马上说：“检查，检查他的楼！”　　我说：“你知道这回事就行了，不要盲动，一来他不承认，二来就是检查出来，他说把党参运过黄河，卖点钱，是为了抗战。盲目就去搜查，这个不对，你要搞清楚再说嘛。”　　没过几天，刘进真的去调查那个秘书长，查实之后，就把秘书长关押起来，把那些土特产退给老百姓。我对刘进讲：“这个问题是解决了，我主要跟你讲讲怎么解决粮食问题。”　　他说：“我没办法，没办法解决。没钱！”　　我说：“这样，我们成立一个三军粮食问题委员会，让庞炳勋当主任委员，你跟孙殿英两个人当副主任委员。这太行山有１８个县归河南管，那里有个行政监察专员，姓张，叫张炳森，这个人后来是办教育的，我认识他，让他也参加粮食委员会。”　　“噢？”刘进说：“这个办法好啊，成立一个粮食委员会。不过，让那个行政监察专员也参加干什么呢？”　　“筹钱。”我说。　　“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我把办法告诉你，第一，你们二十七军是国家的军队，国家让你们打仗，要有一笔钱给你呀。你这里有一笔粮款，把这笔钱扣出来，就可以买粮食呀。我打个电报，要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把这笔钱扣下来，这样，粮食的钱就有点着落了。那个张炳森参加干什么呢？他管２２个县啊，要他找地主和条件好一点儿的，要他们出钱，拿钱出来专门解决老百姓的粮食。”　　他说：“你这个办法很好啊，问题就是孙殿英，他可能不但不给钱，还要捣乱，跟日本人勾结一道。”　　我表示：“孙殿英我慢慢对付，我有办法制服他。”　　刘进就高兴了。我说：“你高兴了？你同我一道走。到庞炳勋那里去，办这个事情，你是个军长，他是个集团军总司令，由你提出来，请他报告，组织一个粮食委员会，以你们三个军为主，张炳森也参加，你一提出来，庞炳勋就好说了，你这个军长是负责的，粮食在你手里嘛。这个人情你去做，我不做这个人情。”　　刘进及副军长李蓬仙跟我一道到了庞炳勋住的彭城镇总部，把孙殿英也找来了，庞炳勋指挥的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来了，那个行政监察专员张炳森也到了，刘进提出来成立粮食委员会，他们几个人都说这个办法好啊。刘进说：“我们已经打电报给长官部，买粮的钱在长官部手里。”　　庞炳勋任粮食委员会的名誉主委；刘进任副主委，负实际责任；孙殿英自告奋勇要多负一些责任，于是又让孙殿英为副主委。　　我又提出一个办法：“今年联合国得知河南河北遭了大灾，救济中国的粮食有十多亿。我们马上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来解决，我们要２亿，要河南省把这笔钱拿出来，现在抗战是第一嘛。”　　他们高兴地说：“哎呀，你怎么这么清楚啊？”　　我说：“你们没有注意，报纸上都登了。”　　成立粮食委员会，他们几个人说：“你是委员长派来的，又负责与胡长官那里联系，你也要加入粮食委员会，你也是委员会的一个委员。”　　“你们要我加入，我就加入嘛，我在太行山，起码要有两年的时间。可以！”我答应了。　　他们说：“你现在是粮食委员会委员，在你这里还要加两个字：粮食委员会的监察委员，你不属于哪个军，也不属于河南，你是代表国民政府的。”会上，孙殿英提议马法五用照相机为大家拍照留念。　　蒋鼎文来电批准由兵站总监部拨款１０００万元，蒋介石也来电，准在河南省赈济款项下挪用１．５亿，所差之数由三个军和地方分垫。　　粮款基本筹足之后。孙殿英建议召开军事委员会，在会上，制定了“对日防共”的作战方案。当时，日本人要扫清黄河北岸的蒋军，所以这个方案的重点是确保根据地，粉碎日军的企图，歼灭日军有生力量的一部或大部。对八路军则仍然采取隔离封锁的方针。　　孙殿英说三军首脑聚在一起不容易，要求把指定的作战方案，每个军发一份，由军长亲自带回去密存，大家没有异议，就都照办了。　　庞炳勋主持的军事会议结束后，刘进回陵川，派副军长李蓬仙到孙殿英的住处联络感情，孙殿英与刘进约定，待李蓬仙访问完，他自己亲自到刘进总部回访；庞炳勋派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作代表，到孙殿英总部做答访。　　我在离开庞炳勋总部的前一夜，庞炳勋跟我一直谈到深夜，还不肯让我回招待所。我看庞炳勋好像有什么心事，有话不好说的样子，就催着庞炳勋把心里话说出来。庞炳勋迟疑了一会儿，还没有张嘴，先流泪了。　　庞炳勋流着眼泪说：“我深受国恩，身兼要职（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河北省主席），委员长待我，可谓仁至义尽。委员长指示确保华北根据地，这个重任我是万死不辞地来干。但是山上形势复杂，你来山上时间不长，恐怕还不完全知道底细，孙麻子没有一天不在盘算着篡夺我的军权和我的主席一职，他门道多，暗地里勾结日本人，又与八路军通气。还有二十七军的刘进，是胡宗南长官派到山上另有任务的（指监视孙、庞两支杂牌军），哪里瞧得上我这把老骨头！”　　庞炳勋拿出一封信递给我，我一看，是刘伯承将军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他说：“这封信讲的是共同抗日，实际上是要对付我们蒋军，如果八路军全力对付我，我拿出四十军也是难以敌过的。我对这封信不理睬，也不能让外人知道，请你将此信迅速呈给蒋长官（蒋鼎文）或委员长，以证我心。无论形势怎样变化，我决不辜负委员长之重托。”　　我拿上这封信，庞炳勋送我回招待所，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一再说：“你再到陵川刘进那里去一趟，山上的好坏，就取决于粮食问题是否顺利解决了。”　　粮食问题还没有解决，又出来了潞王坟会议事件。　　就在我准备起身到陵川刘进总部去的前两天，接到蒋鼎文的电报，说日军安田大佐在太行山下面平汉铁路旁边的潞王坟车站举行了和谈会议，孙殿英派李国安到会，庞炳勋派王有正参加，汪精卫也派人参加。来电要我查清此事速报。　　我找来我身边的情报科长一起研究，综合了来自汤阴的情报和新五军军部传出来的情报，发现潞王坟车站会议确有其事，孙殿英、庞炳勋派去参会代表的名单也大约不差。和谈会议开了一整天，主要内容是拥护汪精卫“和平反共救国”的主张，孙殿英的代表李国安在会上很为活跃。　　我想起当初到临淇镇见孙殿英不几日，他就向我介绍了他的机要秘书李国安，李国安是军统平津军事流动情报组长，现在李国安竟成为潞王坟车站会议中最活跃的一员。我觉得这事很蹊跷，决心把潞王坟会议之谜搞清楚。　　蒋鼎文得到我的复查报告后，认为事态紧急，便直接电请庞炳勋调查有无派代表出席潞王坟车站会议的事情，电报中有这样的话：“吾兄为党国柱石，大义凛然，向所钦敬，诚恐为奸逆所乘，至污清白，弟不信有此事，空穴来风，有不得不深虑及之……”庞炳勋接电后，犹如热锅上的蚂蚁，给我来电话，大声地说他冤枉，要我即日去他的总部一趟。我放下电话，马上骑马赶去，我刚刚走到临淇镇上，遇到了孙殿英把我拦住，说有急事要和我谈。　　我摸不清孙殿英找我干什么，就假装说，我正要找他商量到刘进总部去的日期，孙殿英急急地说：“三天之内就去”，一边非得让我到他总部去不可，一边苦着脸说，“老弟，你得到情报了没有，天大的冤枉哪，新乡、洛阳都传开了，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召开会议，竟说有我和庞老总的代表参加。我派驻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来电报，说蒋长官为了这件事，好几天睡不着觉。老弟，这件事关系太大了，我决不会做这种丢人的事。庞老总可就不同，他平时口口声声称硬骨头，这次恐怕硬不起来，听说这次他派代表王有正（总部专跑新乡的采买）参加了日本人的议和会议，我看他打击马法五，一个劲地提拔刘世荣（四十军副军长）这个干儿子。庞蹩子平日嘴里说得硬，骨头不硬。我孙老殿倒霉就倒在他的名下。潞王坟会议，十有八九是他抖出来的花样。我看你责任重大，不可不注意，以我和雨农的关系，我也不能不提醒你。”　　孙殿英拽着我到了他的住处，他拍着桌子大骂庞蹩子连累了他，害得他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我问：“照老哥的意思，如何是好？”　　孙殿英看了我好一会儿，说：“老弟，说句心里话，你对我的话相信不相信？如果相信，就赶快上报，你还得去庞蹩子那里去一趟，外面已经闹翻了天，他还在假装正经，你给他指破，看这老鬼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正不知说什么好，听了这话，趁机赶紧脱身，到庞炳勋总部去。　　在路上，接连有两批庞炳勋的骑兵来接我，看得出庞炳勋心里很着急。我到达庞炳勋总部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　　庞炳勋在深夜还等着我，看到我来，把身边的卫士和参谋支了出去，拿出蒋鼎文的电报给我看，说：“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捣鬼，准是孙殿英在山上牵的线。”他说完，看着我，大概是想等我说什么。我只好东拉西扯地再把山上的复杂情况和粮食问题说了一遍，并不提潞王坟会议的事情。庞炳勋听得有些不耐烦，打断我的话，把话题又扯回孙殿英身上：“高参，我告诉你，一个月以前，在我的防地上发现了可疑的奸细，被哨兵捉到了三个，当时哨兵审问他们，其中一个闭口不言，我怀疑是日本人，在把奸细带回审讯的路上，三个奸细被埋伏的武装劫走了。那些埋伏的武装穿着和我军一样的服装，却没有符号，他们带着那三个奸细向孙殿英新五军的防区逃走了。后来，在四十军的防地上，又出现过拿着新五军证件的情报人员，以联络为名，暗中测绘地形，这些事情，难道不是孙麻子在捣鬼嘛？这件事，我一直压在心里，没有与外人谈过，也严禁部下泄露出去，我看潞王坟会议可能是孙麻子早有预谋。”　　天快亮了，庞炳勋是越说越有精神，我很困了，想赶紧结束谈话，就打断庞炳勋的谈话问：“庞长官这次叫我来有何指示？”　　庞炳勋说：“你说得客气了。这样吧，能否叫剑东一道来谈谈？”　　“行啊。”剑东是张宝树的别号，张宝树任河北省党部书记长，是康泽组织的头目之一。我想，把张宝树找来，一定有什么文章。　　当时，张宝树在太行山上，名义是河北省党部书记长，实际上整天为庞炳勋抄写中央通讯社发布的新闻广播稿，抄好后还要誊正，还要给庞炳勋念，忙忙碌碌的。我记得庞炳勋把他叫来的时候，他红着一双睡眼，手里拿着一份抄好的广播稿件，糊里糊涂地不知道庞炳勋找他来干什么。　　我催庞炳勋有话快说。庞炳勋这才说：“孙麻子看来不可靠，粮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前，山上将难保。”庞炳勋要我和张宝树一道火速上报洛阳、重庆，表示“忠心爱国”，“万一根据地不保，我要以死报国。至于对孙殿英如何处置，听上面指示”。庞炳勋说自己本身处在嫌疑之中，不敢擅自作主张。之后，庞炳勋又让张宝树第二天到洛阳、重庆面报。　　我赶忙表示遵照庞长官的意图给洛阳、重庆方面拍电报，并答应写两封信托张宝树带到洛阳交蒋鼎文，庞炳勋松了一口气，大声喊叫吃早饭。下午，庞炳勋又设宴招待我。开宴前，我做了一首诗赠给庞炳勋：　　燕山早勒纪碑文，虎帐威仪太岳闻。　　饮马长城规北阙，万方俯首服将军。　　我回到孙殿英总部，又和孙殿英一起到了刘进总部。孙殿英的这次行动，又是大量的驮马。　　刘进准备好了机关招待所，招待孙殿英和我，还有四十军、地方行政单位等，大吃大喝，开流水席，每次都是几十桌。席间，大大小小几十个单位，名片到处递，都是想求见长官的。我问刘进：“山上这些不三不四的游击队头目，与粮食问题没有多大关系，何必大肆招待呢？”　　刘进说：“山上与平原有所不同，我军与八路军防地犬牙交错，正规部队不够使用，游击队用途就大了。既可用于封锁隔离，又可多制造一些麻烦，让八路军睡不好觉。你看，这些人都是地头蛇，吃掉点喝掉点，又算什么！”　　孙殿英直咂嘴：“刘建一（刘进的别号）气魄不小，不愧是胡长官的正牌子军长。”　　我们到达陵川的第二天，刘进以为副军长李蓬仙补行就职典礼的名义，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刘进一再请孙殿英在阅兵式上讲话，孙殿英也不客气，大大咧咧地说：“今天是李副军长就职的好日子。我孙麻子是老粗，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大道理你们的军长都讲过了，用不着我再讲，我就不讲了！”说完敬了一个礼，逗得台下官兵哈哈直笑。典礼后，又是大规模的宴会，摆下百多桌。　　我们在陵川的情况，竟然在新乡出版的一家汉奸报纸上登出来，醒目的大标题是：“孙殿英偕同挺进第八纵队司令文强到陵川有所图谋（我任军事委员会高参的同时兼任冀察战区挺进第八纵队司令）”。当时我并不知道消息是怎样传出去的，后来从孙殿英的机要秘书李国安口中得知，当时有日伪特务的电台在山上，侦探我们方方面面的情况。　　我和孙殿英这次到陵川刘进总部，主要还是为了解决山上的粮食问题。但孙殿英有所图谋，我当时没有察觉。　　１９４３年４月，日本人扫荡太行山时，我身边的会计主任熊杰在突围时被捕，被孙殿英保释从太原回来之后对我说：“太原日本驻屯军师团长水清，在扫荡之前就勾结了孙殿英，孙殿英这次到陵川，日本人为他准备了两千万元华北伪联钞，作为收买刘进之用。而且告诉孙殿英，钱要暗送，不要明送。日本人的计划是，切断二十七军后方补给联络线，使刘进成为孤军，最后被迫投降。”　　听熊杰这样一说，我想起孙殿英到陵川时，那么多的驮马，驮的可能就是大批钞票。孙殿英从陵川返回自己驻地临淇镇的路上，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购办粮食的款项，是不成问题的，要多少有多少，洛阳、重庆的拨款一分不到也没有关系，我已经交给建一（刘进）一笔相当数目的款项，由他支配。我还送了刘进太太相当数目的见面礼。”我听了这话，觉得挺突然，问孙老殿送给刘进的购粮款到底有多少，他就是不说具体数目，一会说属于新五军应垫粮款之内，一会说以后你就知道了。　　在日本人扫荡中被俘的军统头目陈仙洲和所率领的平汉北段爆破总队，也被孙殿英保释出来回到洛阳，陈仙洲对我说了当时在陵川的一个情况：孙殿英瞒着我，与刘进拜了把兄弟，暗中送给刘进一笔巨款，送给刘进大老婆二百多万伪联钞和古董之类的贵重物品。　　我和孙殿英在陵川住了一个礼拜，看来孙殿英和刘进的关系搞得不错。这时，日本人扫荡太行山的风声一阵紧似一阵。而山上这三军的情况是，刘进认为二十七军与新五军之间，已经由仇视、隔阂变成了互通往来，以前范汉杰在山上打不开的局面，被他打开了，觉得很自慰，庞炳勋对孙殿英是既怀疑又害怕，无形中，刘进和庞炳勋都听孙殿英的，都看孙殿英的颜色。　　山上三军的粮食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日本人的扫荡提前开始了。第21章 生死太行　　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５日前后，日本人调集了三个师团到五个师团的兵力，大约２０万人，集结在太行山麓，严密封锁铁路和公路，沿着两年前在山上筑起的封锁墙封锁了山上的路，计划将孙庞刘三部切成三段，重重包围。日本人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的周密部署，在２１日拂晓，开始了分进合击的攻势。战斗打响的当天，我随孙殿英的新五军驻临淇镇。　　刘进部胡长青一个师被冲散，陈孝强率领的预备队八师，一个不漏地投了降，投降后被编为汪精卫的警卫师。刘进陷入重围，日本的水清师团长亲自到山上，双方约定不带武器和武装卫士，在陵川东南的一个高地上见了面。水清劝刘进投降，刘进犹疑不决，水清大怒，下令日军冲上高地，刘进在混乱中侥幸逃走了。　　我把刘进的情况向胡宗南口头汇报，胡宗南大骂刘进上了孙殿英的当，贪小利而误大事，没有骨头，但因为委员长要留着孙殿英和庞炳勋走“曲线救国”的路，只好对刘进也宽容一些。胡宗南特地嘱咐我：“严守秘密，不可向外人道。”但从此以后，刘进在胡宗南的门下只好坐冷板凳。　　刘进的队伍垮了，孙殿英的部队还在那里跟日本人打，实际上是做个架势。孙殿英对我讲：“文高参哪，你多发几个电报到重庆，到洛阳一战区，现在山上就靠我这个部队在这里打。唉，山上的情况你也不了解，日本人抓到你我就没有活命了。”我表示：“对对对。我给你拍几个电报出去。”　　２０日中午，临淇镇的上空出现了日本人的机群，前后三次盘旋侦察，这是日本人开始攻击的信号。下午，我把带到山上的军统华北办事处工作人员分成两大组，第一组让宋波、孙义珍率领，携带一部电台，准备一个月的粮食物资，潜伏在临淇镇的北山上。第二组由我率领，准备与孙殿英一同行动。因为戒备孙殿英，我对第一组去北山潜伏绝对保密。　　我派人在新五军通到前方的军用电话线上搭了一个耳机，随时可以监听孙殿英、参谋长冯养田与前方部队的通话，以掌握新五军防地前方作战情况，还可以与蒋介石派在新五军中的政工人员联络。　　这时，新五军政治部主任唐佑樾给我介绍了政治部的一个科长李守静，要我向军统保荐李守静作情报组长。唐佑樾是蒋介石派到新五军来的，但是早就被孙殿英收买了。唐佑樾没有电台，又舍不得在政工经费项下开支特种用途，在得到孙殿英的同意后，就把李守静介绍给我。李守静与我见面时，也极力表示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使中央和山上的联系不中断。我将计就计，向军统局去电，保荐李守静为新五军随军组长，按上校级待遇，该组所领的电台经费，也按照军统局规定办理。　　２１日拂晓，日本轰炸机群在临淇镇上空扫射和轰炸一通，带有明显的盲目性，对孙殿英指挥部一点没有惊动。就在前四天，孙殿英的机要秘书李国安曾经向我领取活动经费，带着电台到平津地区去建组，可是他忽然在２１日战斗打响这一天回来了。我正在对李国安突然回来疑惑不解，孙殿英派来两个卫士骑马到我住的北河沿村找我，要我立即到军部去，并带上随行的所有人员随军部行动。　　我带着第一组成员到了军部，孙殿英见我来了，说：“接到岗塔口刘月亭师长的电话，刘率部与日本兵拼刺刀，打退敌人几次冲锋，活捉了一个日本小队长和几十个日本兵。日本人没有什么可怕的，这次给他们颜色看看。”其实，我已经从监听电话中得知，孙老殿在电话中指示刘月亭等人不要抵抗，对空放枪，向预备阵地撤退，并且告诉他们李国安已经回来，李已然接上了头等等。孙殿英说了一番假话，还要我上报洛阳、重庆，我也就记下来，拟好电报稿发出去。　　接着，孙殿英把李国安叫来，李国安又编了一套假话，说他在去平津的路上，在汤阴车站被日本人扣留，花了一笔活动费才脱险回来。孙殿英在一旁很赞赏地说：“李秘书很机警，密码没有被日本人搜出来，电台也托人转移走了。花了点活动费算什么，算在我名下好了。”　　孙殿英对我说：军部位置目标太大，为了避免日本人轰炸，今天午后必须转移。他说：“离镇不到１０华里有个关帝庙，很隐蔽，军部连同老弟带领的中央人员都可以在关帝庙宿营，只要与军部副官主任王志刚接上头，吃的喝的都不成问题。”　　孙殿英一副不满的样子：“山上刚刚打响，庞老总彭城镇的电话怎么也叫不通，与二十七军也无法联络上，我早就跟庞老总说过，一条线路靠不住，要多架一条，他不听。我看线路一定是出了问题，不是有人故意破坏，就是被汉奸割断了。庞蹩子向来只顾自己，日本人在潞王坟车站开会他派代表参加，又到处打电报洗清自己。这不，山上刚刚打响，他的电话就不通了，怎么指挥三军哪？老弟，你对庞蹩子有过怀疑没有？”　　孙殿英一边说着，我忽然想起在山上打响的前一天晚上，孙殿英在离临淇镇不远的山上挖了一个大坑，活埋了十多个人。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被活埋的都是些什么人。当时想起这件事，我有些毛骨悚然，不知说些什么才能对付孙老殿，只好应付着说：“要防止日汪破坏山上的团结。华北敌后这块惟一的根据地如果不保，你我都是有责任的。庞老总电话不通，赶快派人去联络，总部和我们这里只有五六十华里，骑马半天就可以打来回；同时检修线路，限时接通。”　　“老弟，你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孙殿英急急地说，“我对庞老总没有成见，电话不通我也着急，我已经派了参谋去庞老总驻地，一早就出发了，到现在中午过了还没有回来，是不是路上出事了？”话好像还没有说完，孙老殿忽然急急地一头钻到一间小屋里去，大概是烟瘾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