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就问我：“那怎么办呢？”　　我说：“这样好了，这两三天我们先发制人，把郎本他们请到上海德租界见面，我们在那里埋伏几个人，把那几个家伙杀掉。”　　戴笠说：“你去安排吧。你把他们弄出来，在阁楼上埋伏几个人，找个地方把他们干掉。”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埋伏下来。到夜里两点钟还不见他们来人，我就奇怪了，“怎么还不来呢？”　　原来，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了，上海沦陷了。那天夜里等到两点钟，我们才知道上海失守了。郎本实仁他们得到这个电报，知道上海打下来了，他们还来找我们干什么呢？第15章 第二个妻子　　上海沦陷后，我任前方办事处处长，负责收容从上海撤出来的部队。我收容了四万多人，经过改编后，把其中三万多人送回原部队，留下万把人，成立一个教导团，叫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教导总团”。俞作柏当教导总团的团长，我当教导总团的政工室主任，协助俞作柏训练部队，俞作柏原来是桂系，是个上将。我们到达广德时，在广德成立了防区，之后，我们到了安徽祁门县一个叫做里口的地方，这个地方四面环山，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个小地方到了很多国民党中央的要人，如安徽的柏文蔚，辛亥革命时他是安徽起义的都督，还有国民党的一个监察将领，也到了这里，另外还有好多国民党中央委员都在这里。我们的部队一到，就开军民联欢大会，当地的人就跟我们讲，你们开军民联欢大会，好啊，这里有好多中央要人，柏文蔚柏都督都在这里。俞作柏就知道了，就要我一个一个地去看这些中央要人，对他们说我们开军民联欢大会，要请他们都到。这些要人高兴极了，说：“你们来了我们就高兴了，有部队保护我们了。”　　布置会场时，我写了八个字的横批：“抗日必胜，建国必成。”人家就跟我讲：“你光写个横批不够，你还要写副对联。”我想了想，就提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起：　　痛此际河山破碎，傀儡登场，助寇逞横行，禽兽衣冠能几日。　　喜今日盛会联欢，军民合作，犁庭操左券，中华旦复有春秋。　　这个地方有个非常有名的清朝状元，他看见对联说：“你们这个部队里还有这样的人才呀。这个对联写得好听啊。”说我有雄心，就把我叫过来，问：　　“你多大年纪呀？”　　“３０岁。”　　“负什么责任啊？”　　“政训室主任。”　　“你是大材小用哪。”　　“我们的总指挥是个上将呢。他负总责。我年纪小一些，我还可以向他学习。”　　他说：“你的口气大得很哪，有这样大的气魄啊。”后来，那个状元还上台去讲了话。后来，那些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那个监察委员都来了，军民大会开得很好。　　我们撤退，撤退到一条小铁路附近，可以一直通到芜湖，我们那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宿营，我的身边有三个参谋，其中有一个叫刘人奎。刘人奎过去也是共产党，在四川时是重庆军委书记李鸣珂的秘书，八一南昌起义后被俘，后来释放政治犯时把他释放出来了。我在上海时，有一天，突然他在马路边喊我，喊我过去的化名“文莱之”。　　我听他喊文莱之，就冲他招手：“你过来过来，你怎么认识我呀？”　　他说：“你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老关啊。”　　“你是老关？”我看见他头发很长，“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呢？像个叫花子？”　　“我刚从监狱里出来，你还不知道啊？”他说：“我被关起来了，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遇到释放政治犯，我就出来了。”他问我：“你现在干什么？”　　我说：“我的事情你还不知道啊。”　　他说：“我怎么不知道？都是王明路线搞的，当时就是派我来干掉你的，你晓得这个事吗？”　　“我就是为这个事情跑掉的，但是并不晓得要你来下手。”　　他说：“我怎么能够下手啊！”　　“那次，我跑到上海去找周恩来，没有找到。周敦琬跟我去找杨尚昆，也没有找到，把我搞惨了。我以后就不敢找周恩来了，也不知道他们的路线是什么路线，怕自投罗网。后来我就回湖南，当记者。直到现在，我也没在共产党里搞。”　　他说：“你怎么没在共产党里搞？周恩来给你在延安平反了。你现在不在党里面干了？”　　“我不知道给我平反的事。现在要我回去困难了，不晓得他们对我的态度怎么样？”　　刘人奎直摇头：“我告诉你，共产党里头搞得并不好，今天我见到你，我也不想回去了。”　　我问：“他们让你去干什么啊？”　　他说：“去组织新四军。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在军事委员会，担任前方办事处的处长。”　　他说：“这样吧，我同你一道走，我也豁出命了。”　　我对刘人奎说：“我住在无线电训练学校，你来看我吧，我送点钱给你。你连衣服都没有的穿，搞成这个样子，我还有西装，送你两套，还有被子，送给你。”　　第二天，刘人奎就来了。我们的门房不让他进来，像个小瘪三一样，鞋子都没有穿，还要进来，那怎么行？门房就打电话给我，问要不要让他进来，我说：“让他进来。人家有困难，你怎么不让人家见我呢？”　　刘人奎进来见了我。我说：“我拿５０块钱给你，我的两套西装也给你，这西装呢你穿着有些大，你这个人瘦，把裤脚挽高一点，把袖子也挽高一点，就可以穿，这个被子、毯子都是给你准备的，你去理个发，把自己整理好一点，再来见我。”　　过了两天，他又来了，说：“我那天说的事情你考虑了没有？”　　“什么事啊？”　　他说：“什么新四军不新四军，我不想去搞了，我见了你呢，就等于见了李鸣珂一样。”　　我说：“那就这样吧，抗日战争如果胜利了，以后你要去搞共产党，你要去搞新四军，我不留你，我对我自己也是这样决定的，我也不愿意以共产党为仇，而是以共产党为友，到现在也是这个宗旨。”　　“我跟你一样，我跟你一样。”　　我说：“我看你可以到部队里去当大队副。”　　后来，日本人在上海登陆，刘人奎的队伍散掉了。他又跑来找我，我说：“这样吧，你不要回部队了，给我当参谋。”　　我们继续撤退的时候，我给刘人奎一个任务：“你到了一个地方，就问问当地的治安情况，当地的商店里面缺不缺粮食，人心怎么样，一切调查情况向我报告。”另外还有两个参谋，一个参谋管敌情，敌人现在恐怕要过苏州了，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一个参谋负责调查我们上前线的道路有什么情况？有没有土匪？　　一天晚上，参谋们向我汇报完情况后，两个参谋回自己住处去了，不知为什么，刘人奎磨磨蹭蹭地不走，我问：“你怎么不走啊？”他说：“我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心学校，里面有个女教员，叫葛世明，她是宁波人，高中毕业后进过复旦大学。现在这个中心学校停办了，她没办法，哭哭啼啼的，我也没办法救她，只有你可以救她。”　　 我说：“我是收容部队，不是收容老百姓，这些事情归地方管。”　　他说：“你这个事情都不管，那怎么办啊？”　　我有点不耐烦：“先睡觉去，不要在这里麻烦了。”说完，我就休息了。他一看我躺下了，也就走了。　　过了没多长时间，刘人奎又来了，坐在我这里又不走了。　　“你怎么又不走了。我说我管不了这个事啊。”　　他挺固执：“你的朋友也多，关系也多，现在她吃的也没有，路费也没有，钱也没有，你给她几块钱吧。你给你的朋友写几封信吧，把她送走嘛。”　　“那也可以嘛。”我拿出１０块钱给他，那时的钱很值钱。又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是给我在武汉的朋友的，如果那个葛世明去武汉，就让我的朋友们给她介绍工作。怕她到武汉找不到我的朋友，我又写了一封信，让她到长沙，去找我的妻子，我的妻子周敦琬很有办法，给她安排一个小学教员什么的，我看没什么问题。我说：“就这样吧。”刘人奎就走了，他也满心高兴。　　第二天，我们的队伍出发了。刘人奎平时都在我身边，今天怎么就不见了呢？　　有人报告：“刘参谋在后面带着一个女的！”　　我很生气：“叫他来！”　　刘人奎跑来了，我说：“我昨天晚上跟你讲了，我们部队里不能有女的，如果有女的搞在里面，就是反了军令。你把她送走不就了了吗？”　　刘人奎说：“我们不了解实际情况！这里到芜湖的小火车，上不去！上面净是伤兵，满地也都是伤兵。她哭哭啼啼的，非得跟着我们的部队一道走。”　　“还有这样一回事啊？”我说：“这样吧，到前面那一站，队伍停下来吃饭，把那个女的找来，我跟她谈几句话。”　　到了前面的一站，有一些小饭馆，我搞了一桌饭，与刘参谋和葛世明一道吃饭。我对葛世明说：“现在你同我们的队伍先到芜湖，到了芜湖呢，你自己买票上轮船，那里中国轮船也有，外国轮船也有，到武汉找我的朋友。”　　我又问：“你家里的人在哪里呀？”　　她说：“我家里还有亲戚在上海。现在回不去了，老家的人也没有几个了。”　　 “你结婚没有呀？订婚没有啊？”　　“没有，也没有订婚。”　　我就讲了一句：“你呀，认识刘参谋了，刘参谋这个人是个好人，他也没有结婚。”一说到年龄，刘人奎和葛世明同年，都比我小六岁。我挺高兴：“如果将来有缘，你们可以结为一对夫妻。”　　葛世明表示同意。她说：“我把你和刘参谋两个人都看作我的恩人，我心里很感谢你们。”　　我说：“我懂。”　　吃了饭之后，她还没有走，我说：“你去买到武汉的票，那１０块钱不够，再另外拿些钱给你。”又对刘参谋说：“你把她送上船，送上船之后，这个事情就算了了。”刘人奎给她买了船票，把她送上轮船。　　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芜湖的对岸，这个地方是一个水陆码头。有人就给我讲：“你救人做好事，也不容易。我们看到有艘英国轮船被日本飞机炸掉了。”　　“噢？有这个事啊？”我扭头问刘人奎，我说：“老刘，你送的是不是那艘英国船？”他说：“好多船，我没有看清楚。恐怕就是那艘船。”　　我说：“糟糕了，你也想做好事，我也想做好事，我们不做这好事，恐怕她还逃出去呢，我们做好事害了人家啊。”　　说着，大家心里都是很难过。　　后来，我们到了一个小县城。我这个人爱管闲事，认为在我职权里应该干的事，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地方有利的事情，我都去尽可能的干。到了这个小县城一看，乱得很。满地都是伤兵，变成一个无政府世界了。伤兵们把商店也占领了，把年轻漂亮的妇女霸占了。搞得一团糟，我就叫了几个参谋来一道商量。这里乱得这个样子，我说：“我们应不应该管？”他们就跟我讲：不要管不要管。那么多伤兵，我们的队伍只有千把人，管得了吗？　　“你们要我不管，是管好还是不管好呢？”　　他们还是说：“不要管！我们还要走好远的路，还要到芜湖，还要到安庆，好长的路啊，到处是伤兵，得罪不了啊。”　　“你们的话有一半的道理。也不是全有道理。”我说：“日本人还没有来，这个地方就搞得没有人过问啦？这些伤兵没有吃的，也没有人负责把他们送走，当地政府干什么去了？这是当地政府不负责任嘛。”　　我说：“当地政府不负责任，我们要管，把这些伤兵组织起来维持治安，解决这些问题，你们哪，只怕事不管事。”我这一说，参谋们觉得有道理。　　“这样，”我说，“刘参谋，把我这一千多人，改编组成巡逻队，在街上多跑几趟，那些伤兵看到我们有武器，他们就不敢乱动了。”　　我又喊另一个参谋，给我到商店里买一些白布。他不解，“买白布干什么用啊？”　　“买来你就晓得了。”　　我们住在县城的一个澡堂子里，那个澡堂子有三层，很高的一个房子。白布买来了，我就拿笔写了几个字：“县警备司令部。”我写好后，让参谋从屋顶上挂下来，我们就是警备司令部啦。这时，我还是个校官，但是我搞了一个少将的肩章，自己戴了起来，我这个官是个假官。　　我命令：“你们哪，现在马上调查：那些商店是被哪些人抢的？谁要不服从，马上把他们抓来，男的女的都把他们抓来，女的抓来，送到后方。”部队把那些做坏事的人五花大绑都抓来了，其中真的有妇女，我就把那些妇女送到后方放掉了，对她们说：“你们逃难去吧。”　　我自己戴着少将的军衔，站在一个大八仙桌上，对着抓来的伤兵说：“你们都是国家的军队，一打了败仗就把地方闹得这样糟，变成无政府状态了！地方被你们搞乱了！他们地方上也不负责任，他们有责任，你们自己也不对！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啊？谁个没有父母啊？谁个没有妻子儿女啊？你们反过来欺负中国人啊？谁干的？我今天要抓几个！”他们看着我要杀人的样子，就揪出几个人叫嚷：“就是这几个，这几个是最坏的家伙！”　　我说：“捆起来！”　　把那几个家伙捆起来了。我说：“你们说说道理！为什么要这样干？”很多伤兵，看看不对了，就溜了，说：“这个官哪，还是个少将呢，是个警备司令呢。”　　我说：“我本应该把你们就地枪决！但是，我现在不这样做，我不枪毙你们。你们自己出来承认错误。现在我们要到芜湖，先把你们送走，伤重的上担架，不许你们在这里停留。”　　我这一搞，不到三天，这个地方就一点事情没有了。后来，有人告我的状，说我这个官是个假官，我就一个电报打给顾祝同，顾祝同回电说：“你这个警备司令部在我这里备案了。”接着顾祝同又来个电报，说：“正式委任你为少将。”　　这件事情安静下来后，我找几个参谋来讨论，他们就笑：“你的做法，我们学不了啊。”一个参谋说：“你真有办法，要我去买那匹布，买那个干啥用？我都不晓得。没想到有大用场。没有三天地方上就安静了。”　　差不多有八个月了吧，我们走到芜湖。我接到一封信，信是写给我和刘人奎的，信上称我们为恩人，说天冷起来了，给我们一个人打了一件毛线衣寄来了，我一看落款，哎，是葛世明！葛世明没有死啊。　　原来，葛世明坐的不是炸沉的那艘英国船。她到了武汉，找到我的朋友，那个朋友说我们这里很需要人。就要她学无线电。她学了两个月的无线电，学好之后，她把我写的信就寄给我的妻子，说我也不晓得文先生和刘参谋现在在哪里，想问问地址，把线衣寄给他们。　　我们收到信很高兴。大概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奉命到上海浦东、江阴、无锡去视察，那时我已经是少将政治部主任了。刘人奎参谋长是个上校，我还带了个军需处长也是个上校。我们到上海住在东方饭店。一天，饭店的门卫对我讲：外面来了一个女士，她说要见她的长官，这位长官姓文，你们这里有长官没有啊？”　　我说：“姓文的倒是有一个，让她进来吧。”　　葛世明进来了！　　我很奇怪，“我们到上海来视察，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上海啊？你还怎么知道我们住的这个饭店叫东方饭店啊？”　　她就讲：“你们的电报打到我们那个地方，我们译出来，知道你们的行踪，这样就遇到一道了。”　　“很有缘啦。很巧。”我跟她讲：“刘参谋也来了，他也还没有结婚，我在芜湖跟你们讲的话，你还记得吗？”　　“记得。”　　我很高兴：“你们两个人准备订婚。订婚酒呢，我来安排，不要你们花钱。你们双方送的礼物也归我买，你们只订婚就对了。”　　我想了想：“我代刘人奎给你买个大戒指，代你给刘人奎买个手表。”　　我把一切都办好的时候，就问刘人奎，他着急了：“这个事情不行啦。”　　 “怎么不行啦？你也没有结婚，礼物少啊？”　　“不是不是，不是的，我在江阴作战时，被日本人打了两枪，几乎死了。后来是一个护士救了我，给我医好了伤，那个护士对我很好。我就和她订了婚。”　　 “哦？这样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我说；“葛世明那边，我替你买的礼物还是送给她，总是有这样一件事吧，是不是？”我买的那个戒指就作为刘人奎的礼物送给葛世明。　　到了后来，第二次把我调到上海来对付汪精卫，我到中央会计处办事时，中央会计处的负责人拿个照片给我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呵，这是葛世明嘛。”　　他说：“她早就离开上海了，被英国人带出上海了。”　　我问：“那怎么走的呢？”　　“走香港过去，走云南。”　　葛世明离开上海后，到了我的老家湖南，跟我的妻子周敦琬见了面，在周敦琬的姐姐那里住了一阵子。后来我调回重庆，去看周敦琬的大姐。我的这个姨姐说：“葛世明一直在照顾周敦琬，我的妹妹去世的时候，留个了遗嘱，说你的儿子由葛世明带着，遗嘱要你跟葛世明结婚。”　　我问：“你晓得不晓得，她在什么地方？”　　 姨姐说：“只晓得她在贵阳，具体地方我不知道。”　　我回到重庆后，到处打听，才找到葛世明在贵阳住的地方，这时，又把我调到洛阳，成立华北办事处。我就寄了１５００块钱给她，把周敦琬的遗嘱也寄给她了。我说：“周敦琬希望你带好我的小孩，要我跟你结婚。我现在暂寄１５００块钱给你，你到西北来，做路费够了，另外再寄１５００块钱给你，一共３０００块钱。你如果愿意的话，就到洛阳来，我在重庆有一部汽车，你就坐那部汽车，绕道西安，再到洛阳。”　　葛世明到洛阳时，我又到太行山去了。　　日本人扫荡太行山，当时洛阳方面有我的三个消息，一个是以为我阵亡了，第二个消息是日本人把我抓起来了，第三个消息是失踪了，这三个消息都不好啊，葛世明在洛阳哭了一天，她说：“文强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不一定是这样的结果吧。”她这个人有些迷信，到洛阳街上去测字，测字先生就对葛世明说：“这个人命大。青天何其高，我有上天梯。陆水何其深，我有分水犀。”“犀”是什么东西她不知道，但是她相信了测字先生的话，相信了我没有死。　　不到一个月之后，我从太行山突围出来，到了河南的新乡，河南新乡的那个乡长就打电话到郑州，说文强已经在新乡了，现在我们正要帮助他过黄河。　　我渡过黄河的那一天，给长官部打了个电话，蒋鼎文司令长官亲自接的电话：“哎呀，你回来啦，我们得到的三个消息都不好啊。噢，高兴，高兴啦，我们在洛阳欢迎你。”　　第二天一早，我就动身，回到了洛阳，跟葛世明结婚了。这时她问我：“‘犀’是什么东西？”我告诉她：犀是淹不死的。　　我跟她结婚六年，生了三个儿子。一直到１９４９年，蒋介石政府垮了，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时候，我还在淮海战场上，我就寄了一笔款给葛世明，大概有几万块钱吧，我说：“你呢，按政府的安排，到台湾去。”她听了我的话，把我们在河南盖的房子卖掉了，带着三个儿子，还带着个副官，到台湾去了。　　我在淮海战场上被俘了。葛世明在台湾听见电台里广播说，国民党的将领放下武器就是朋友，说国民党的战犯在这边很好，她每天晚上听广播，就想：“我自己蹲在这个地方干啥嘛？”她就带着三个儿子离开台湾逃回大陆。一逃回来，到了上海，上海市市长陈毅得到报告：“从台湾回来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妻子，带着三个儿子，还有一个奶妈，还有一个副官。”陈毅跟我很要好，当年我跟朱德到四川去，我是朱德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陈毅是师里的宣传干事。陈毅得到报告后一看：“噢，文强的家属，好好地对她。文强是我们的同志，在延安给他平了反，这个人不是坏人。”　　在陈毅的安排下，葛世明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加入了妇联。葛世明也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嘛，还安排了两个学校让她去教书。对她很优待。我原来在上海的房子，也发还了。　　到了后来，陈毅调到北京当外交部长了。大陆的政策也变了，开展了大镇反，有人说上海的政策对反动派太宽了，一个战犯家属还加入中苏友好协会，还加入妇联，还在两个学校当老师，真是太优待了，一下子，把葛世明的工资全部取消，把她管制起来，连出个门都要向居委会报告，而且天天逼着她，要她交代我的问题，每天又批又斗的。葛世明气得很，气得没有办法。　　她刚从台湾回来的时候，到山东沂州关押我的地方，想看看我，但是没有得到允许，她跟我就再没有见着面。　　她觉得绝望了。有一天晚上，她把房子里的煤气罐打开，把窗子都关上了……　　被人发现后，把她送到急救站里去，人还活着，本来还可以抢救过来，但是那时候不给抢救，说是自绝于人民。就这样，我的第二个妻子葛世明在上海离世了。第16章 遇险上海滩　　我从上海撤退，一路收容在上海作战的部队，最后到南京的时候，南京已经变成一个空城，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问所有到会的将官：“谁个出来守南京？”这些将官都不吭声，这个任务太重了，我们的主力部队在上海已经消耗殆尽了，到达南京的部队已经是不堪一击的残兵。蒋介石一看，只有一个人站出来了，就是唐生智。唐生智是北伐时第八军军长，后来当了一个方面军的总司令，在武汉他的力量差不多发展到四十多万人了。唐生智那时是军事参议院的院长，他说我出来打。他说：“我们的首都不能随便放弃。”蒋介石说：“好，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其实唐生智自己手边也没有什么部队。日本军打到苏州的时候，很快就把南京包围了，同时封锁长江，一点都没有退路了。唐生智也没有办法抵抗了，只好向浦口撤退。胡宗南的部队在浦口，把唐生智接跑了，其他的部队还是撤退不了，守在南京最后的部队打得更惨了，南京被日本人杀掉的俘虏就有三十多万，这里边包括老百姓。南京失守了。日本方面在休整，我们也休整，差不多有两年，没有发生激烈的战争。　　１９４１年，给我派了一个任务，让我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上海策反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处长，我已经是少将。具体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对付日本人和汪精卫，一是代表戴笠驻上海，主要搞情报工作。　　我带着一个副官，一个译电员，从温州动身到上海。刚一上船，没走多远，说是船只一律要检查，就把我们的船扣留了。我们搭乘的这条船是运牛皮的，温州宰牛很多，牛皮运往上海。几天过去了，由于天气热，牛皮味道散发出来，搞得满船臭烘烘的。船上有一百多人，淡水吃光了，海水又不能饮用。大家都急得要命。我更着急，我在枕头里还藏着一个密码本呢！日本人上船检查了一通，什么也没检查出来，就走了。我找到船员问问情况，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说是做生意的，“这样扣押下去，走又走不了，什么时候能到上海呀？还活得活不得啊？”　　我向船上的旅客做工作，说：“我看上船检查的日本人中，有一个翻译，我们看看要不要跟这个翻译沟通一下，第一问问这条船为什么被扣留？第二请他跟日本人通融，我们又没有犯什么法，为什么扣押我们这些人？如果需要花几个钱，我们大家凑几个钱，送点礼物给那个翻译，必要的时候，给日本人也送点礼。”旅客们纷纷说我说得有道理，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　　我说：“我去跟翻译谈谈，如果需要拿钱，希望大家帮助一点，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这一百多人要平平安安到达上海。”　　第二天，日本人又上船检查，日本人走在前面，翻译走在后面，我一拍翻译的肩，他一惊，回头一看：“你拍我干什么？”　　“你是个中国人，也做点好事啊。你看把我们关得这样久，放也不放，船上吃的没有了，淡水没有了，我们死路一条啊。我们还不晓得什么原因把我们关在这里？”　　翻译左右看看，小声讲：“这个船长是个白俄，我们要扣留他。”　　我说：“船长你们已经扣留了，为什么要我们在这里受苦受难呢？”　　“你讲的也有道理，我去跟日本人讲讲看。”　　我看这个翻译还有点爱国心，就拼命地说：“你也是中国人嘛，做点好事吧。”　　他答应了：“好吧，我明天帮你们去说。你们不要乱来，日本人知道了不得了。”　　天又亮了，日本人上船检查，那个翻译偷偷把我拉到一边：“我昨天跟日本小队长讲了，小队长的意思是这条船被扣留了，要搞另外一条船送你们走。”　　“你们不是皇军吗？搞条船都搞不来啊？”我问。　　“要打电报到上海去调。”　　又过了四五天，翻译又找个机会悄悄跟我说：“你们恐怕要花几个钱，并不是我要钱，是要给日本人送点东西，不送东西也可以，拿出些钱来。”　　我说：“我们不但要给日本人送礼，对你也要酬谢一番，我们大家都商量好了。”　　我跟大家一商量，凑了七八百块钱，我塞给翻译：“这些钱都交给你，你自己留下一些，其余的送给日本人。把我们平安地送到上海，我们就感激你了。”他还推脱几下：“我不要，不要。”我拿出一些钱硬塞在他的口袋里。　　就这样，我们好不容易到了上海。这是我第二次到上海。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派了一个少将专员冯作仁代表第三战区驻上海，顾祝同要我到上海后跟冯作仁联系，说他熟悉情况，可以帮助我。我一到上海，就去找冯作仁。我跟他接头时，给了他一张我的名片。但是，没过一个月，他就被捕了，被日本人杀害了。我给他的那张名片落到了日本人的手里，日本人知道我到了上海。　　 过春节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到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的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是我的同学，陈毅也是我的朋友，还有张云逸，他们平安不平安呀？我很关心这些人，感到国民党很坏，打起内战来了。　　搞了半年之后，日本人知道我在上海活动，汪精卫也知道我在上海活动，日本人和汪精卫特务机关“７６号”要抓我，他们手里有我的照片。“７６号”的头目是章乃器介绍来的五六个学生中的一个，原来是忠义救国军的大队长，后来当了汉奸（抗日战争胜利时，以汉奸罪被处决了），他知道我到了上海。我派人打进了“７６号”（现在这个人还活着，八十多岁了）。他送出一个消息，说“７６号”有人认出了我照片，一定要在“双十节”抓到我。开始是悬赏５０万美金，后来慢慢增加，从１００万一直加到２００万。有两次把我抓到，我又跑掉了。为了安全起见，我是“狡兔四窟”，有四个住的地方，在英租界，法租界，德租界都有。　　因为活动的关系，我经常到锦江饭店去吃饭，与董竹君认识了。一次，我约几个客人在锦江饭店吃饭，不知怎么被日本人知道了。我正在餐桌边的时候，日本人在走廊上隔着窗子，对准我举枪，董竹君突然发现走廊上有日本人正准备冲着我开枪，她急中生智，把走廊的门“啪”地掀了一下，日本人吃了一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胡乱地打了一枪，跑掉了。我坐在桌旁和客人说话，子弹从我的头上擦过去！　　我成立了一个策反委员会，我自己是策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下面有个参谋长，叫做沈忠毅，是浙江人。他当过杭州警官学校的指导员，黄浦第三期的。开始我们是平起平坐，后来我当了少将，他给我当参谋长。参谋长下面有一个管人事的，还有个搞宣传的，这两个人都是大学生，外文很好，都在浙江警官学校做过事，很可靠。　　我在静安寺路有一处房子，是我在策反委员会办公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平常不大去，就是那个参谋长沈忠毅带着妻子住在这里，还有一些工作人员。我有时去一下，就跟他们说要小心，不要到外面去跳舞，不要乱花钱，不要出去，在屋里一人一天写一篇文天祥的《正气歌》，然后在家里三四个人打打扑克打打麻将都可以，不要打输赢，自己要爱惜自己，上海这个环境是很危险的。后来他们把《正气歌》读得很熟了。　　虽然成立了一个机关，但是在上海很难把局面打开。我在上海跑马厅那个地方有一幢房子，表面上是一家黄金交易所，我自己是黄金交易所的老板，邻居们看我整天坐着汽车，神神气气的，还以为我真的是做黄金交易的。有一天，我的参谋跟我说：“你高高的鼻子，挺像个外国人，你坐在汽车里，脸总是向前看，谁跟你说话也不理，从侧面看上去人家以为你是个外国人。你要是换一顶新一些的帽子，就更像外国人了，外国人不会戴你那样的旧帽子。”　　“哦？”我拿起礼帽一看，哎呀，我这个礼帽戴了三年了，应该换一换了。我在上海这个环境里，应该买个漂亮一点的。我平时出去都带着保镖坐汽车。这天就自作聪明，心想跑马厅这个地方一出去就是上海的南京路，出去没有几步路就有大商店。我想，我今天出去就不带保镖了，也不坐汽车，我自己跑到百货商店，买顶帽子就回来。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我跑到一个百货商店卖礼帽的地方，说：“拿一顶礼帽我试试看。”一戴，很好。卖帽子的人把我的旧帽子装到盒子里，我说：“旧帽子我不要了，买一顶新帽子就够了。”老板说这个盒子你拿回去，新帽子不戴的时候装进去，省得落灰，我想也对，我就戴着新帽子，拎着盒子走出大门。　　刚一出门，突然蹿上来四条大汉，猛地一边两个把我胳膊往后一翻，摁倒了。哎呀，我想，糟了，自己不应该来冒这个险。我定睛一看，汽车里还坐着两个人，其中有个人我认识。我说：“你是李参谋吧？”这个李参谋是原来别动军的一个支队参谋长。他看着我笑：“你还认识我啊？我们有一年多没见面了，还是搞别动军的时候见过面的，我们见面不容易呀。你到上海，怎么不通知我啊？今天哪，我们也是遇到你的，请你上我们的汽车，到上海浦西饭店走一趟，我们的头头在那儿等你！”　　他看我不理他，又说：“我现在不是别动军的参谋长了，我是浦东丁锡山国民爱国军的参谋长了。”　　我一想这个事情很坏。　　车门打开，把我推进去了。我在车上说：“李参谋，我们当年搞的部队是为了抗日，你现在越走越远了，你走到了哪条路上去了？”　　他说：“我走到哪条路上去了？我们是得到汪先生支持的。”　　“汪精卫是什么人你们很清楚，你们应该大义灭亲。我们中华民国只有一个政府，汪精卫又成立了一个政府，那是汉奸政府，你投靠汪精卫，不应该呀。”　　他“嘿嘿”两声：“我们这些人，地上的蚂蚁一样，那些大人物都投靠汪精卫，我们是哪里有饭吃就到哪里去。”　　“你现在把我弄到哪里去？”　　“到愚园饭店，我们的头头要和你见面。”　　我一看他的汽车还是防弹的，说：“你这个汽车倒是保险。”　　他很得意的样子，说：“这是日本人给我们的。”　　车到了愚园路，经过愚园饭店，不停车，转了一个圈，向沪西开了。沪西是日本人和汉奸的世界，我说：“李参谋，你不是说丁锡山要和我见面吗？愚园饭店到了，为什么不进去啊？”　　他说：“改变了，不到愚园饭店了！”　　“那到什么地方去？”　　他回答：“到沪西，百乐门饭店！”我想糟糕了。　　到了沪西百乐门饭店，车门打开，把我抓了出来。说：“你上楼，我们的头头要见你。”我只好听他们的。上了二楼。门一打开，就把我推了进去。我一看，是一间很大的房子，里面坐着一个人，是汪精卫手下的一个汉奸师长。这个人坐在沙发上，左边有个小凳子，前面是一个圆桌。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下，说：“文将军，你还认识我吗？”我说：“我认识你丁锡山，没有杜月笙把你保出来，你活不到今天。你是杀人越货的海盗，你今天想把我怎么样哪？”　　丁锡山手在圆桌子上一拍：“你们这边的人，把我们的一个师傅杀掉了！”　　他讲的师傅，叫做何天枫，是个支队长。他说：“现在是一个抵一个吧，要拿你抵何天枫的命。”　　我叫骂：“何天枫当了汉奸，犯了国法，应该镇压！你现在干什么？你也当了汉奸了！你就是今天把我抓到，把我整死，会有人来替我报仇。你知不知道啊？你是汉奸！你是自己往死路上走啊！”　　他一听我骂他，一下子就掏出手枪，在桌子上一拍，狞笑着说：“我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你对我还是这样神气？”我一想，这个家伙是一个海盗，跟他讲这些话也没有用，他把我抓住，一定是送给日本人，我这条命就没有了。我跟他大概隔一丈远的样子，我是练武的人，我有我的一些办法，我一个箭步蹿到桌子前，那个手枪到我手里了，我一下子摁住他，用手枪抵着他的头，说：“今天究竟是你死还是我死？你把我弄死了，你也活不成！”　　他的那些徒子徒孙们“呼啦”一下五六支手枪都对着我，我说：“你们要开枪，我先把你们这个头头打死！”他们那些家伙不敢开枪，眼睁睁地看着我用枪抵着丁锡山的头。　　忽然，外面走进来两个人，喊：“你们想干什么？”　　这两个人很神气，手一挥，把屋子里的其他人轰走了。我正在全力对付丁锡山，忽然听到其中一个叫：“文先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看，救我的人来了。这两个人是洪帮中地位很高的人，是我那个策反委员会的委员，一个是高翰生，是湖北人，北洋军阀时候的国会议员；另一个龚君普，也是洪帮大哥，是吴佩孚手下的少将监务官，是个将官，也是策反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帮会论辈，那些小喽喽一见他们辈分高，就双腿发抖。他们一进来之后，看见我拿着手枪跟丁锡山在那里斗，高翰生跑到丁锡山跟前，“啪啪啪”照着丁锡山就是几个耳光，说：“你今天想把文先生怎么样呢？你这个家伙忘恩负义，那时候让杜月笙把你保出来，就是文先生说的话，不是文先生说了话，你早就被枪毙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今天怎么还对付他呀？你这身汉奸皮呀，只有文先生说一句话才脱得下来。”　　丁锡山跪在两个人面前，流着眼泪，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支支吾吾地说：“我对不住你们。我看他们把我的师傅杀掉了，我要替师傅报仇。”　　龚君普又打了丁锡山几个耳光：“你报什么仇啊？何天枫自己当了汉奸，不当汉奸能杀了他吗？你的救命恩人是文先生，你这个家伙简直是莫名其妙！”　　我一看这种情况，就一边把手枪交给龚君普，一边大骂丁锡山。我对他们两位说：“我很感激你们，丁锡山呢，我还要跟他说几句话。”　　我说：“刚才他们两个讲得很对，你就是不明大义，只晓得报仇，跟着汪精卫你想做大官，你这条路走错了。你如果今后好好干，我可以把你这个汉奸的名义刮下来。杀日本人杀汉奸，并不是没有路，有路你自己不走。”我把丁锡山骂了一顿，他跪在地上磕头：“文先生，救我的命，救我的命。”我说：“你呀，今天是这两位救了你，他们不来呀，你不死在我的手里，恐怕我就死在你的手里了。”　　高翰生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他过来揪了我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要我赶快脱离这个险境，如果日本人知道了就没有活命了。高翰生喊：“丁锡山！赶快让你的部下好好把文先生送上汽车，跟我们走，有一点不对，你这个家伙就活不成了！”　　丁锡山连连说：“就这么办，就这么办，不知道送到什么地方去？”　　“到了车上我们会说的。如果文先生出了问题，你也活不成！”　　丁锡山就喊他的手下把我送上汽车，到了愚园路英租界路口，我们下了车。高翰生另外叫了一辆汽车，我们脱险了。在车上，他们两个人对我说：“今天好危险，我们不晓得你被绑架了，我们是以洪帮的身份，来做丁锡山的工作的，没想到把你救了。好危险哪，丁锡山是个最坏的家伙，我们身上都出了一身冷汗。”　　戴笠给我拍来电报，说上海太危险，要我注意。我回了一封电报，“为国牺牲，义无反顾”。　　我在霞飞路开了一家照相馆，两个照相的都是我的人。一次，打进“７６号”的内线到照相馆来送消息，说“７６号”把我的照片放大，由一些特务拿着，在租界的出口处，日夜盯着我的汽车。当时，处境很危险。晚上１０点以后我才敢出去活动。　　有个叫左篆的，过去是个科长，湖南大学毕业的。这时他把科长辞掉，带着妻子到上海来找我，非要跟着我干不可。我说既然你来了，就搞宣传工作吧。我这里本来没有什么宣传科，因为他来了，因人设事，成立了一个宣传科。他是个湖南人，妻子是上海人。左篆来了没两个月，突然失踪了。他妻子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我说：“你至少知道一点动静啊？”她说一点也不知道，他早上出去就没有再回来。　　我问“７６号”内线，有没有抓住一个姓左的？回答也是不知道，说如果抓来，我们一定会知道的。我又问在日本人那里的内线，内线告诉我，日本人抓了一个姓左的，这个人很刚毅，受尽了酷刑，什么也不说。嘴里不知念什么，后来有人告诉日本人，说这个姓左的念的是文天祥的《正气歌》。不到两个月，左篆被日本人活活地打死了。我们追认他为烈士。　　我在静安寺的房子里请了一个娘姨，我问她：　　“你家里是干什么的呀？”　　她说：“我是宁波人，我的丈夫是当兵的。”　　“当兵的？在哪里当兵？是在国民党里当兵呢？还是在汉奸那边呢？还是在日本人那边呢？”　　她说：“在汪精卫那一边。”　　“那你到这边来工作，你丈夫知道不知道呢？”　　“知道。我写信给他说，我在这里，是做生意买卖的，对我们很好。”　　“你的丈夫到过这里没有？”　　她说：“没有，他是宁波乡下人。”　　她还认识点字，有一天，我跟她讲：“我出钱送你的小孩上学，把她当成我的女儿一样。你呢，谨慎一点，就不要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