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传-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加西亚马尔克斯传

达索·萨尔迪瓦尔著《马尔克斯传》作品相关《马尔克斯传》编辑推荐由于《百年孤独》，拉丁美洲文学发生了一场文学地震。——（秘鲁）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他的故事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微观世界。在其喧嚣纷乱、令人困惑但却令人信服的确定的现实中，它反映了一个大陆入其人们的财富与贫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授奖词《马尔克斯传》作品相关《马尔克斯传》内容简介1952年3月初，25岁的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同母亲一道去老家变卖外祖父母的宅院。这次故乡之行激发了他继续旅行的欲望，他要寻根，要回到外祖父母的出生地去，因为早在他出生前19年的1908年10月19日，他外祖父与一个朋友的决斗，即改变了这个家族的生活轨迹，从而也预先决定了他本人的人生命运和文学命运。《马尔克斯传》详尽论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活背景、文学训练、创作实践及社会活动，并圆满回答了萦绕于作者脑际达20年之久的两个问题：能写出《百年孤独》一书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产生这部奇特小说的历史、文化、人文环境的底蕴究竟是什么？《马尔克斯传》作品相关《马尔克斯传》加西亚·马尔克斯传(1)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归种子的道路格非一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问题是如何唤起它的灵性。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最令人难忘的句子之一。它使人很容易联想起吉卜赛人的磁铁，奥雷良诺上校的小金鱼，向母亲报告凶信的鲜血以及神甫腾空而起的飞毯。它还使我想起了胡安·鲁尔弗、富恩特斯、博尔赫斯、科塔萨尔、伊莎贝尔·阿连德等一连串拉美作家的名字。在博尔赫斯的《遭遇》中，进行殊死决斗的并非马内科·乌里亚尔特和邓肯，而是两把匕首。不幸的主人偶然惊醒了在一只玻璃橱内沉睡的凶器从而导致了残杀，人成了匕首的工具。在胡安·鲁尔弗的《佩德罗·帕拉莫》中，“人”只不过是幽灵还魂而已，自然界的一切声音似乎都可以看成是神灵的窃窃私语。科塔萨尔的《被占领的房子》是一个人鬼杂居的住所，一半的房间能让人回想起死去的亲人。至于阿连德的《幽灵之家》就更不用说了。据说，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的宅院也是着了魔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后来回忆说:“这座宅院每一个角落都死过人，都有难以忘怀的往事。每天下午6点钟后，人就不能在宅院里随意走动了。那真是一个恐怖而又神奇的世界。常常可以听到莫名其妙的喃喃私语。”也许只有迷信能够对童年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象征性的保护：阴魂走开以前就应该让小孩睡觉；孩子们躺着的时候如果门前有出殡的行列经过，应该叫他们坐起来，以免跟着门口的死人一块儿死；应该注意别让黑蝴蝶飞入家中，因为飞进来就意味着家里要死人；若是飞来了金龟子，家里就要来客人；保证不撒落盐就能躲避厄运；如果听见怪声就是巫婆进了家门；如果嗅到硫黄味就是附近有妖怪。（引自达索·萨尔迪瓦尔《马尔克斯传》第三章）很少有一个地区的作家像拉美那样，在短时间内如此集中地展现同一个主题，或者说作家与作家、作品与作品之间的题材、风格和创作方法上显示出如此多的经验的类通性。阿莱霍·卡彭铁尔似乎不太喜欢“文学爆炸”这个概念，他认为把当代拉丁美洲文学说成是boom（繁荣、爆炸）是对它的诅咒。不过拉美文学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迅速崛起，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毕竟是一个事实。在对这样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进行解释的过程中，“魔幻”一词往往就成了论述的中心，但它在很多场合被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或风格的代名词加以使用，魔幻现实主义在80年代被大量介绍到中国之后，一些作者将文本本身的神奇魅力归因于作家卓越的想像力。想像力固然没错，问题是，任何想像都离不开个人经验的支持。想像力的奇特，通常是以经验的与众不同为基础的。那么拉美作家带有普遍性的个人经验、他们眼中的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它与“虚构现实”的关系如何?这似乎就是达索·萨尔迪瓦尔在《马尔克斯传》一书中着重阐述的首要问题。巴尔加斯·略萨在他的《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故事》一书中，将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经历的资料与他的大部分作品作了细致的对比分析。这本由“实际的现实”与“虚构的现实”两个部分组成的评传给我们勾勒出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资源宝藏的大致轮廓，这一“对照表”式的写法似乎有点机械、笨拙，得出的结论也简单得惊人：所谓“魔幻”从表面上看也许神奇、虚幻，实际上它却是哥伦比亚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基本现实。《马尔克斯传》在这方面走得更远。它的结构与巴尔加斯·略萨的那本评传不太一样，基本上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描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文学活动的经纬，它保留了巴尔加斯·略萨让“实际的现实”与“虚幻的现实”彼此参证的写作方式，但这两个方面的对比不像巴尔加斯·略萨那样泾渭分明，它们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作者似乎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笔法中汲取了有益的技巧，在叙事时间上自由驰骋，围绕着加西亚·马尔克斯个人经历的主要脉络，既有对往事的追溯，亦有对“后事”的提前预告。这就使这本资料丰富、内容翔实、长达40万字的巨著枝蔓复杂而不纷乱，线索繁密而不失清晰，颇能洞幽烛微，引人入胜。《马尔克斯传》作品相关《马尔克斯传》加西亚·马尔克斯传(2)在揭示作家的作品与现实、个人经历、文化传统的联系方面，达索·萨尔迪瓦尔的考据癖较巴尔加斯·略萨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巴尔加斯·略萨的那张“对照表”还稍显笼统和简约，那么《马尔克斯传》则几乎是精确到了具体的细节：比如，作者的外祖父在巴兰卡斯经营的首饰铺与《百年孤独》中制作小金鱼的炼金术的关系；比如，实际生活中的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与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形象上的渊源；外祖父尼古拉斯杀死梅达多时所说的“我杀死了梅达多·罗梅罗。如果他复活，我还杀。”这句话稍加改动后出现于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的口中；比如，埃斯佩霍在阿拉卡塔卡所表演的身体腾空而起的悬浮绝技，在《百年孤独》里的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甫身上重演，只不过后者的手上多了一只巧克力杯而已;《百年孤独》中那个令人难忘的吃土的女孩吕蓓卡，其原型正是作者的妹妹马戈特，她在8岁前一直有着偷吃烂泥的习惯；外祖父拉着他的手去香蕉公司特派员办事处观看冰块的细节几乎原封不动地写进了《百年孤独》的开头，而当时是否发出“这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发明”这样令人捧腹的感慨则不得而知；甚至1928年因罢工而导致的大屠杀的细节，科尔特斯·巴尔加斯将军本人及其随后的“四号通令”都原原本本地出现在《百年孤独》之中。这里所列举的仅仅是《百年孤独》写作的部分情况。至于说直接取材于社会生活、历史事件以及现实人物的作品，如《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格兰德大妈的葬礼》甚至《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萨尔迪瓦尔所开列的对照表则要复杂得多。就连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也曾坦率地承认:“没有本人的亲身经历作为基础，我可能连一个故事也写不出来。”这本传记的原书名《回到种子》看来是颇有深意的。因为至少在萨尔迪瓦尔看来，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于围绕着他的既琐碎又激动人心、既令人恐惧又充满诗意的现实生活的奥秘，并不是一开始就心知肚明；或者说要彻底看清令人眼花缭乱的现实，了解它对于自己写作和生存的意义，他必须获得一个全新的视角。正如他去了波哥大有助于看清他的故乡阿拉卡塔卡，去了墨西哥有助于了解他的祖国哥伦比亚一样，欧洲的游历终于使他有机会重新审视整个拉丁美洲。在达索·萨尔迪瓦尔看来，假如我们把加西亚·马尔克斯念念不忘的阿拉卡塔卡视为一个隐秘的中心，每一次离开或远游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不断的“回归”。外祖父那座幽灵出没的宅院，姑姥姥、外祖母所讲述的鬼怪故事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之核。年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早已觉察到它对于自己的写作乃至整个生命的意义（实际情形也是如此，这份记忆不仅给他的绝大部分小说提供了取之不竭的素材，同时也培育了他的想像力），他似乎只知道自己的口袋里沉甸甸的，却并不知道其中装的就是黄金。哲学家牟宗三有一种说法，个人的禀赋虽有厚薄高下的不同，每个人潜在的才能却是独特的、不可取代的，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关键在于能否找到最大限度发挥个人潜能的门径和入口。每个人都在寻找、碰撞，很多人终其一生，仍然恍恍惚惚，纵有不世之才亦只能寂然泯灭。一旦撞对门路，便能登堂入室，擦出火花，其生命必能发出熠熠光华。鲁迅如此，维特根斯坦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加西亚·马尔克斯亦是如此。有时，正确的道路就在眼前，而行人往往会以一念之差而倏忽错过。其中的奥秘本来就属于生存的一部分。1965年的某一天，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开着他那辆奥佩牌小轿车，行驶在从墨西哥城到阿卡普尔科的路上，“那遥远的、漫长的、从青年时代就开始撰写的长篇小说突然一下便全部展现在他面前”。奇迹终于降临到他的身上，他简直可以逐字逐句地把第一章背出来。实际上，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生的经历仿佛都是在为《百年孤独》作准备，其中既有资料的收集，又有个人经验的积累，当然还包括他在此之前一次次成功和失败的写作训练。我认为，从叙事技巧这方面来看,《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在多年前就已达到炉火纯青之境（我一直认为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作品），而早期的《枯枝败叶》无论从题材、主题，还是叙事风格上都可以看成是《百年孤独》的雏形。但他注定了要通过《百年孤独》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一次总结，或者说他长年积压的恐惧、激情、梦想和野心都必须在这次写作中得到清算。在神话、鬼魂、孤独以及对往事眷恋之中苟且偷安的阿拉卡塔卡，犹如一头野兽蛰伏在他的心中，它迟早会醒过来，迟早会要求作者赋予它灵性，给予它生命。文学创作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陈旧的让人厌烦的问题。正因为是老生常谈，人们很容易对它麻木不仁。20世纪的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仿佛使“现实”这一概念急剧贬值，无论如何，这仍然是一个令人炫目的假象。作家的禀赋和想像力、形式的转换固然可以弥补个人经验的贫乏，但对于写作来说，经验或经历毫无疑问依然是最为重要的资源，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个人生活一旦与真实的现实生活相脱离，其才思便会立刻枯竭。在这方面，美国的塞林格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今天的神话往往就是昨天的“真实”，而读者眼中的“传奇”通常正是作者心灵的直接现实。历史或现实生活中所包含的传奇性、戏剧性、荒诞不经的内容有时会使我们所谓的想像力和虚构能力相形见绌。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直对“魔幻”一词耿耿于怀，他多次重申了同一个意思：他的写作并非魔幻，它就是现实，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拉丁美洲的历史而言，现实生活的急剧动荡、历史文化传统的丰富内涵无疑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但所谓的“文学爆炸”为什么会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发生?它的历史机缘与内在动机又是什么?《马尔克斯传》作品相关《马尔克斯传》加西亚·马尔克斯传(3)二拉丁美洲的小说在20世纪中叶前后的崛起，使同时代的西方文学黯然失色。然而，说起拉丁美洲与西方文学的关系，即便在拉美的文学界，亦有不少的争议。这种争议有些类似于中国一度喧嚷不休、至今余波未定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之诘辩。不过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看来，争论本身并没有多少价值。他在《阿根廷作家与传统》一文中指出，那种担心向西方学习从而丢掉本民族的地方“特色”的忧虑，其实是荒谬的，因为真正土生土长的东西是不需要任何地方色彩的。他举例说，英国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写的是斯堪的纳维亚题材，而法国的拉辛则往往从希腊罗马的史诗中汲取灵感。民族主义者貌似尊重民族或地方特色，而结果却只能使创造力陷入自我封闭、窒息以至衰竭。在另一个场合，他不无调侃地检讨自己的“错误”:“我一度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阿根廷人，却忘了自己本来就是。”作为一个“宇宙主义”者，博尔赫斯的这一观点也许不难理解，他本人的创作与欧洲大陆的文学传统（尤其是英国、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题材则涉及阿拉伯、印度和中国。阿莱霍·卡彭铁尔在谈到拉美文学的辉煌成就时，曾不无自豪地宣称，当代所有的拉美作家都具有世界眼光。他本人的创作即是从超现实主义开始的，而阿斯图里亚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安·鲁尔弗、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等作家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现代主义的叙事方式。这固然与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不无关系，但更为重要的是，叙事方式的变革、形式的创新，也是真实表现拉丁美洲现实的内在要求。也就是说并非作家人为地制造荒诞与神奇，拉丁美洲的现实本身就是荒诞与神奇的。这块有着不同种族、血统、信仰的新大陆所构建的光怪陆离、荒诞不经的现实，也呼唤着别具一格的新的表现形式。在《百年孤独》中，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火车描述成一个“行进中的村庄”，电影演员主演不同的电影被描述成“死人复活”，用“凉得烫手”来形容机器制造的冰块时，他只不过是说出了一种拉丁美洲人司空见惯的真实而已。因为西方现代文明的介入不是渐进的，而是像刀子一样直接切入的，欧洲发达的现代科技文明与印第安部落的古老的认知能力陈杂一处，所谓的荒诞，或者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的那种“拉丁美洲的孤独”就自然产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现实是最伟大的作家。我们的任务，也许可以说是如何努力以谦卑的态度和尽可能完美的方法去贴近现实。”客观地说，拉美作家在借鉴西方的现实主义叙事系统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甚至是改造了这一系统。无论是魔幻现实主义，还是结构现实主义，实际上与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拉美的现实向文学提出的最严肃的课题就是语言的贫乏。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语言问题的关注，在拉丁美洲作家中并非个别现象。实际上，一代又一代的拉美作家一直在致力于寻找并创造一种有效的叙事语言，用来描述拉美的独特现实。大部分拉美作家都用西班牙语（也有人使用法语）写作，但拉美的西班牙语是融合了印第安语、黑人土语并在历史的延续中发生着重要变异的泛美语言。一个墨西哥人能够理解古巴方言，而一个古巴人对于委内瑞拉人的俚语也可耳熟能详。正是西班牙语自身的灵性可以使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作家随时对它加以改造：拆解并重组它的结构，改变词性和修辞方法，甚至重新创造出新的词汇，而这种“语言的游戏”不会妨碍交流与理解，这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不过，里维拉的《旋涡》却是一个极端的尝试，作者醉心于用方言写作，其结果是读者如不查阅词汇表，小说几乎难以卒读。拉美作家似乎很少去关注语言的纯正性和规范化，他们迷恋的是语言在表达上的力量、无拘无束的有效性，不管怎么说，拉美的西班牙语与早期的卡斯蒂利亚语、当代的西班牙语已经有了惊人的差异。我一直认为，叙事语言的成熟是拉美“文学爆炸”得以产生的前提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关注的语言问题，除了文字本身以外，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形式”，也就是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他觉得有必要创造一套全新的叙事话语来适应拉美的现实。这一说法与詹姆斯·乔伊斯在倡导形式革命时的宣言如出一辙。不过，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师承的欧美现代主义叙事大师，既不是詹姆斯·乔伊斯，也不是马塞尔·普鲁斯特，而是弗兰茨·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威廉·福克纳、海明威、胡安·鲁尔弗。卡夫卡教会了他如何通过寓言的方式把握现代生活的精髓，并帮助他重新理解了《一千零一夜》的神话模式，打开了一直禁锢他想像力和写作自由的所罗门瓶子。威廉·福克纳则给他提供了写长篇小说的大部分技巧，福克纳的那些描写美国南方生活的小说所充满阴郁、神秘的哥特式情调，坚定了加西亚·马尔克斯重返根源的信心，而福克纳那庞大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也在刺激着他的野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在追随福克纳，甚至还按照他的教导，尝试在妓院中写作。直到他有一天读了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后，福克纳的影响才有所抵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阅读这部作品时所受到的震撼是显而易见的，他忘记了摄氏40度的炎热天气，“犹如拉响了一根爆破筒”，海明威用简单、清晰的结构和语言把握复杂深邃的现实生活的天才使他获益匪浅。《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从叙事上可以看出海明威风格的直接影响。弗吉尼亚·伍尔夫同样对加西亚·马尔克斯意义重大，后者在回忆自己阅读《达洛维太太》的经验时承认，这部作品开头对于马孔多镇的缔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但是（轿车）里面确实坐着一位大人物；大人物正从这里路过，她隐身遮面，与平民之隔伸手可及，这些老百姓或许是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与英王陛下，即国家永不磨灭的象征近在咫尺；这个国家将来会被辛勤的考古工作者在时间废墟的挖掘中发现，当伦敦变成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径的时候，当所有那些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匆匆行进于人行道上的人都变成白骨，白骨里剩下的几枚结婚戒指埋没于自身尸体化做的泥土和无数个镶过牙齿的金质外壳之中的时候，轿车里的那张脸将大白于天下。（转引自《马尔克斯传》第九章）这段文字彻底改变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时间感，使他“在一瞬间预见到马孔多镇崩溃的整个过程及其最终结局”。更为主要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理清了历史、传说、家族生活三重时间的关系，并对《百年孤独》和《家长的没落》的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尔克斯传》所记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其说是一名作者或游历者，还不如说是一个贪婪的读者。无论他走到哪里，阅读从未停止。从《一千零一夜》、《安提戈涅》到《白鲸》、《变形记》，一切文学经典都成了他学习、借鉴甚至模仿的对象。如果说，游历使他获得一个重新审视拉丁美洲地理的视角，那么与异域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相遇则帮助他进一步确定自身的特性。殖民地文化也好，欧洲强势语言也罢，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准则，首先是了解和学习，然后才谈得上击败、摧毁和重建。在文学上，他有着数不清的先驱者和导师，却没有顶礼膜拜的偶像，巴尔加斯·略萨把他称为“拉丁美洲的弑神者”，所指的不仅仅是他介入现实的政治热情，也许还有蔑视一切权威与定规的勇气。T.S.艾略特曾说，我们所有的探寻的终结，将是来到我们的出发之地。卡彭铁尔在临终前亦留下了“回到种子”的神秘遗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经历似乎也向我们勾勒出了“向外探寻”和“向种子回归”的过程。然而，僵死的、一成不变的、纯粹的传统只是一个神话，因为现实本身就是传统的变异和延伸，我们既不能复制一个传统，实际上也不可能回到他的母腹。回到种子，首先意味着创造，只有在不断的创造中，传统的精髓才能够在发展中得以存留，并被重新赋予生命。这也许就是《马尔克斯传》给我们的最大启示。《马尔克斯传》作品相关《马尔克斯传》达索·萨尔迪瓦尔笔下的(1)达索·萨尔迪瓦尔笔下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威廉·奥斯皮纳我知道，在哥伦比亚作家中，很少有人将自己一生中相当可观的时间用来调研和重构另一位作家的生平。在这些屈指可数的作家中，我要提到激情勃发而又特立独行的费尔南多·巴列霍费尔南多·巴列霍（1942），哥伦比亚作家，以写巴尔瓦·雅各布的传记作品《信使》而得名。，他追随巴尔瓦·雅各布波菲里奥·巴尔瓦·雅各布（18831942），哥伦比亚著名诗人。的踪影历经七个国家，最终写出了我国文学中具有奠基性的作品之一。达索·萨尔迪瓦尔的冒险行动也与他相似，我在此以切斯特顿G.K.切斯特顿（18741936），英国作家，以精力充沛和体形矮胖著称，写过多部独具特色的名人传记。与他作对比，其区别在于，追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描绘了一幅迷宫的图景，而追踪巴尔瓦·雅各布的则描绘了一幅迷雾的图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是一座迷宫，对于他的重构要以战争和逃亡、神话和传统、歌谣和书本、难题和哑谜为材料。巴尔瓦·雅各布的生平则是一团虚无缥缈的迷雾，对他的重构，要追述死亡与谎言的论争，要追踪没有留下尾波的航船，要回想没有留下记忆的时日，要品味烈酒和大麻，要重温崇拜和怨愤。两位追踪者均已大获成功，因此，今天我们手头便有了这样两部动人心魄的英雄史诗般的作品，有了我国文化英雄中两位巨人的传记——当然，传记从来都不是十全十美的，现在，我要引用一位作家说过的话，那是一句对传记文学充满溢美之词的断语:“谁要是读了这本书，他就触摸到一个人。”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魔幻般的人物，一位令人着迷的作家，是他激起了人们的无限崇拜，我想到了佩德罗·比利亚尔瓦佩德罗·比利亚尔瓦，哥伦比亚画家，多年间专心从事《百年孤独》的插图工作。，他在读了《百年孤独》之后，将他的整个青春年华都用来为该书画插图，创作了无数幅激情如火而又细致入微的插图画。正如古代游吟歌手崇拜某一个诗人便终生为他吟唱一样，达索·萨尔迪瓦尔多少年来一直致力于搜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生平材料，据他早年的朋友讲，还在他读中学时期——那会儿,《百年孤独》之星刚刚升起于我们的黄道十二宫，少年达索便开始收集所有出现在报刊和书籍上的新材料，那时，他兴许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一位呼之欲出的传记作家。他是一位早慧的传记作家，因为我真诚地认为，写加博加博，即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传记已经层出不穷，而加博本人在回忆录中讲述的事实在达索的作品里也早有涉及，所以很难再有传记作家能把加西亚·马尔克斯那富有诗意的神奇生活和他那充满魔力的纷繁世界以暴风雨般的方式展示给我们。谁要是不为弄懂我们的世界而熬更守夜，他就不可能把那常年硝烟不断的内战顽疾明确表达出来——而加博则将此称为奥雷良诺·布恩迪亚的战争迷宫，也不可能写出富饶的香蕉园当时那种穷奢极欲的生活，更难以记述因1928年香蕉工人大罢工而引发的社会矛盾大暴露和霍乱的流行，罢工最终导致了谢纳加火车站的大屠杀，正是以这个公共墓穴的噩梦为开端，哥伦比亚社会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可救药的历史道路。一个局外人就更难理解这个横遭贬损的极乐世界里所发生的事情了，我们的国度位于两大洋之间，别人看不见我们，我们却看不见这一片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指哥伦比亚。此句意即自己不了解自己。达索以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和从加博作品中学来的艺术手法完成了这部研究加西亚·马尔克斯及其创作的长篇巨著，通过这本书我们已经开始偿还这位伟大作家的精神债务。凭着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声望，他对我们的评论家一无亏欠，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首先看中他作品的是阿根廷人，其后是墨西哥人，其后是那部激情勃发的《一个弑神者的故事》，该书出自年轻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之手，再后来就是西班牙人、法国人、美国人，以及瑞典皇家学院那些遁迹潜行的先生们。及至他那气势磅礴而又精雕细刻的大作问世之后，哥伦比亚的读者也几乎没有向他作出任何表示，相反，倒是他给了我们一切，包括他在世界文学地图上为我国占据的一席之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哥伦比亚其他作家就不配出现在这幅文学地图上，从胡安·德·卡斯特利亚诺斯和埃尔南多·多明格斯·卡马戈到席尔瓦和豪尔赫·伊萨克斯、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和托马斯·卡拉斯基亚、何塞·埃乌斯塔西奥·里维拉和波菲里奥·巴尔瓦·雅各布、费尔南多·贡萨莱斯和巴尔多梅罗·萨宁·卡诺、卢伊斯·卡洛斯·洛佩斯和奥雷利奥·阿图罗，上述众多伟大作家，都是哥伦比亚应该加倍重视和推向世界的，可惜他们在我们的国界线之内都没有得到充分的传播。这是一笔巨大和沉重的债务，令人欣慰的是，在这种互不理解和文人相轻的环境中，已经有人自告奋勇开始偿还这笔债务了。《马尔克斯传》作品相关《马尔克斯传》达索·萨尔迪瓦尔笔下的(2)出现在这笔债务中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世界。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我们知之甚多，因为他的名气助长了我们要了解他的欲望。但是，要想看到他的隐喻和寓言、他的神话和传说背后这张精心编织的梦幻世界的网络，则需要研究者这双灵巧而耐心的手来引导我们层层深入。我们会发现小说家的每一个想像都是以我们国土上的某个事实、某个地点、某个历史事件或某种文化传统为依据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作品与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正是我们手头这部《马尔克斯传》所准确把握和体现出来的。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参加的那些在我们看来具有寓言色彩的战争，正是本哈明·埃雷拉和拉菲尔·乌里维·乌里维发动的那些曲折而漫长的战争的一种抒情式的概括，这些战争曾经以马格达莱纳和瓜希拉地区的一些燃烧的村庄为主战场。谁说我们现在会以怀念的心情去回顾一个世纪前的那些战争，但至少那时人们是在同等条件下面对面地厮杀。而现在则是无耻地屠杀，是卑鄙地雇用杀手无缘无故地去杀害手无寸铁的人，死者被胆怯地掩埋，凶手却长期逍遥法外。达索考证了被马孔多的持续大雨而引发的滔天洪水所淹没的地域和搅混的历史，他确认了小说中制作小金鱼的故事的确出自当时那个银器加工车间，分散在各地的17个奥雷良诺的确是这位精力充沛、年富力强的海滨军人与17个女人所生的儿子，而当年香蕉公司的横行霸道则暴露了我国政府的无所作为，它存在的标志仅仅是一面悬挂的国徽而已。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回忆录《活着是为了讲述》一样，达索的这本书也是在写完传主的前半生戛然而止的。的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1967年出版了《百年孤独》之后，他的创作生涯告一段落。他的后半生诚如博尔赫斯所言，是在“荣誉的强光”照射下生活的，他的名字频频见诸报端，身影置于闪光灯下，他奔走于各国首脑之间，他出席各种庆祝仪式，他的作品成千上万版地印刷。他这第二个孤独的40年，是用30多种语言写成的，是在各个种族和各种文化的众目睽睽之下度过的，历史已经发展到以他的偶像为标志的时代，他对文学的影响将是永世长存的。他善于以耐心和幽默对待荣誉，他必须以惊异的目光来审视自己的生活，因为在强光普照的这个半球之外，还有更加神奇的充满贫困、焦虑和昏暗的另一个半球。伟大的人物总是以他们的卓著功勋引领民众，从而推动世界的进步。在全世界读者庆祝加西亚·马尔克斯80寿辰之际，他那孕育文学胚胎的年代再次引人注目：他的祖父牵着他的手在阿拉卡塔卡那灼热街道上的漫步，在死过人的大房子里度过的那些令他心惊胆战的夜晚，他听老兵讲述的那些内战的往事，他父母骑在骡背上在瓜希拉穿隘口过荒原的跋涉，青春期他沿着一条长河在鳄鱼的哈欠中穿行的惊险旅程，锡帕基腊那些昏暗的傍晚他畅游于各国文学，在四五十年代的波哥大和巴兰基利亚的咖啡馆里教会他写作的聚谈会上，那时他并不知道他的作品将在马德里和布宜诺斯艾利斯、巴黎和伦敦、纽约和斯德哥尔摩传诵，只知道会被他的好友莱翁·德·格雷夫和阿尔瓦罗·穆迪斯、埃尔南多·特列斯和爱德华多·卡兰萨、爱德华多·萨拉梅亚和古斯塔夫·伊巴拉·梅尔拉诺、赫尔曼·巴尔加斯和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拉蒙·宾耶斯和阿尔瓦罗·塞佩达·萨穆迪奥所阅读。上述场景都是《马尔克斯传》中所着力描绘的故事。记得有一天，我问加博为什么他的回忆录的第二部分如此难写，他回答我说这也许正好印证了达索·萨尔迪瓦尔的书为什么也停在了其人物最具魔力的中年而不再往下写。加博静静地看了我一眼，开心地笑了笑，然后他踌躇满志地对我说：“因为晚年实在难与童年相匹配啊。”献给萨尔瓦多·塞普尔维达和胡安娜·奥乔阿献给如今在根源彼岸同我们交谈的法涅尔·塞普尔维达·奥乔阿和埃尔金·塞普尔维达·奥乔阿《马尔克斯传》作品相关《马尔克斯传》致谢(1)传记这种体裁很难驾驭，提笔写来顿觉头绪庞杂；传记作者仅比众多的不可或缺的提供素材者的一个勤勉的记录员略胜一筹，在作品里对这些知情者的慷慨付出记上一笔，是最起码的公道与回报。所以，我要首先感谢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不仅让我放开手脚毫无限制地写他——“权当我已经死了”那样地写，而且花了整整两个下午帮助我廓清了毫无头绪和极少文献记载的他人生最初的20年。在这方面，他的母亲堂娜路易莎·圣地亚加·马尔克斯·伊瓜兰（她还为我整理和补充了自己和阿拉卡塔卡镇邮电所报务员加夫列尔·埃利希奥·加西亚·马丁内斯恋爱及结婚的一些重要情况）以及路易斯·恩里克、马戈特、阿依达·利希娅、古斯塔沃、海梅和埃利希奥·加西亚·马尔克斯等弟弟妹妹们的介绍也非常重要。路易斯·恩里克和利希娅一遍又一遍地为我澄清日期，亲属关系及趣闻逸事。“家庭历史学家”利希娅和她的表姐马加里塔·马尔克斯给我提供了世系图的大部分资料。“家庭哲学家”海梅将其审视家族每一成员的敏锐目光赋予了我。1972年10月，在安蒂奥基亚省科帕卡瓦纳市，我和阿依达开始了对话，那时她还是萨雷斯会修女。仿佛时光未曾流逝，20年后她继续向我讲述，以期丰富我们第一次谈话的某些内容。即便如此，假如没有作家的表姐莎拉·马尔克斯的决定性的陈述，我便无法全面地令人信服地了解作家的童年，也无法用文字重筑他出生的那所宅院。作家同马戈特和莎拉一起生活到10岁。莎拉清晰的记忆和毫不含糊的态度，不仅弥补了疏漏以免我为外界流传的关于作家童年的错误说法所蒙骗，而且描绘出作家的外祖父母、姑姥姥、姨母以及宅院的真切图像。作家的表婶马戈特·巴尔德布兰克斯的介绍也很重要，堪称口头小说家的她叙述了作家外祖父母和作家童年的一些关键情节。多亏了建筑师古斯塔沃·卡斯特利翁·利塞罗的帮助，作家出生的宅院才得以完美地绘制出来。利塞罗与人合写了一篇关于那所宅第的学术论文。我和他在阿拉卡塔卡镇曾经度过了奔波、寻访与对证确认的一个星期，从而完成了70年代初期和中期的我的首次探寻。同样重要的是我与里奥阿查市女教师罗莎·埃莱娜·费古松的多次交谈。她曾经在规模很小的蒙台梭利学校教作家认字，并在学校的晚会上循循善诱地引导他热爱诗歌。作家出生前即已神交的朋友路易斯·卡梅洛·科雷阿·加西亚，更为广泛地向我介绍了小学生加比托的情况：游戏、习惯、爱好、怪癖，还讲了阿拉卡塔卡镇历史上的有关情况、香蕉种植园和几位名人，如令人难忘的胡安娜·德弗雷特斯和古怪而勤劳的安东尼奥·达孔特·法马。由于几乎没有档案材料，在热情好客的巴兰卡斯县，洛伦索·索拉诺·佩拉埃斯、安娜·里奥斯、格拉西亚诺·布里托、埃萨埃尔·萨尔塔伦、克莱门西亚·萨尔塔伦就成了主要的信息来源，以便我深入了解作家外祖父母在瓜希拉省居住时期以及那场决斗的情况。1908年10月19日，一个下雨的黄昏，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上校在决斗中不得不两枪打死了朋友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诗人卡洛斯·马丁、建筑师爱德华多·安古洛·弗洛雷斯、泌尿科医生阿曼多·洛佩斯、卡洛斯·胡利奥·卡尔德隆·埃米达的两个女儿格拉迪斯大夫和苏尼大夫、阿多尔佛·戈麦斯·塔马拉律师的妻子和女儿玛丽娅·路易莎·努涅斯及玛丽娅·路易莎·戈麦斯·德阿吉雷等人用他们的陈述和提供的证件，不可或缺地补充并修改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锡帕基腊市度过的至关重要的四年的资料。然而，倘若没有卡洛斯·马丁意外地找到了一份首期《文学报》，这个17岁的中学生的文学与办报活动的材料就会不完整。《文学报》是作家和他锡帕基腊国立男子中学的同学们共同出版的刊物。作家曾经在波哥大受罪似的学了短短两学年的法律，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更加坚定地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作家的朋友、老同学路易斯·比亚尔·博尔达和贡洛萨·马亚里诺帮助我再现了这段历史。记者比亚尔·博尔达是一位作品甚丰又乐于成人之美的报人，他主动热情地从报刊资料库里找到了1947年中期他与卡米洛·托雷斯发表在《理智报》副刊上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两首诗。《马尔克斯传》作品相关《马尔克斯传》致谢(2)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古斯塔沃·依巴拉·梅拉诺、拉米罗·德拉·埃斯普列亚、马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亚、阿尔瓦罗·穆蒂斯、拉斐尔·埃斯卡罗纳、胡安·萨帕塔·奥利维亚等人耐心地帮我鉴别、更正、补充他们自己保存和别人提供的有关卡塔赫纳与巴兰基亚时期的大量材料，就是在这两个巨大变化的重要时期，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成为真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尔丰索·富恩马约尔在1994年9月逝世以前，一直都以极度慷慨的来信补充他和我的第一次谈话。依巴拉·梅拉诺在跟我两年的通信中，回答了我的问题，直到我们毫无疑义地确定了他的朋友写完《枯枝败叶》第一稿的地点及年份甚至是精确的日期，弄清这一点是从时间上说明一系列事件的基础。马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亚和拉斐尔·埃斯卡洛纳给我叙述了生于阿拉卡塔卡镇的作家为了搜集记忆中的最初的根源，于50年代初期多次在巴耶杜帕尔省和瓜希拉省旅行的过程中一些十分有意义的情况。关于1954年1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到《观察家报》社，至1967年5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表《百年孤独》这段漫长的意义深远的时期，许多人提供了与上述同样重要的资料。不过，说心里话，我得格外感谢科埃略市的阿尔瓦罗·穆蒂斯老师，他比谁都豪爽、耐心、知道得多。很多人认为他是马孔多镇那位缔造者的挚友和最爱戴的人，而我认为除了这些，他还是我在满怀激情撰写这部传记的过程中有幸遇到的最知情、头脑最清醒、最高尚无私的人。他使我更深入更清楚地获悉作家如何进入、离开波哥大那家报社，如何去欧洲并在那里奋斗，如何抵达、定居墨西哥，以及《百年孤独》之前的艰难岁月，创作它的最难忘的几个月和“穿越荒漠”以后获得荣誉的最初时刻。何塞·萨尔加和阿尔贝托·萨拉梅亚两位记者为我提供了进一步资料，使我对哈克斯·希拉德和佩德罗·索雷拉已经研究得相当多的一个时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雕塑家罗德里戈·阿雷纳斯·贝坦科特使我窥见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年在《观察家报》的几篇通讯中采用的写作方法。电影工作者费尔南多·比里给我提供了作家在罗马研究电影的几个月期间的珍贵资料。阿尔贝托·阿吉雷在马德里和麦德林对我讲述了《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第一版出版的经过。达涅尔·桑佩尔与何塞·路易斯·迪亚斯－格拉纳多斯让我得知了几个不同时期的一些零散然而翔实和确切的趣闻逸事及情况。阿德里亚诺·贡萨莱斯·莱昂和何塞·丰特·卡斯特罗向我叙述了作家在加拉加斯的一些情况。安赫尔·奥希尔和埃利塞奥·阿尔贝托·迭戈引导我回忆了作家在处于革命初期的哈瓦那的第一次逗留。为再现作家旅居墨西哥的漫长和富于成果的时期即“大爆炸”时期，与上述人士同样热心并且提供全面材料的有卡洛斯·富恩特斯、玛丽娅·路易莎·埃利奥、维森特·罗霍、恩马努埃尔·卡瓦略、南希·维森斯、梅塞德斯·巴尔恰·帕尔多、贡萨洛·加西亚·巴尔恰、何塞·德拉·科利纳、卡门·巴尔塞依丝、路易斯·科杜里埃、阿图罗·里普斯特因（通过爱德华多·加西亚·阿吉拉尔提供）等人。卡洛斯·富恩特斯以类同于阿尔瓦罗·穆蒂斯的爽快与谦虚，对我谈了他和作家一起创作电影剧本，幻想撰写美洲大陆最优秀的小说的时期。玛丽娅·路易莎·埃利奥是《百年孤独》的受献人，我同她以及维森特·罗霍和恩马努埃尔·卡瓦略的谈话，加上同阿尔瓦罗·穆蒂斯的谈话，构成了关键的章节以重现作家14个月期间在波折与困难之中撰写关于马孔多镇的伟大小说的情景。最后，出版人帕科·波鲁阿和文学经纪人卡门·巴尔塞依丝在几个月里，就《百年孤独》的出版合同、第一版及其销售、译成其他语言的第一批合同等问题，点点滴滴地向我提供了丰富的很能澄清史实的材料。我参阅过的书籍几乎汗牛充栋，从一本正经的胡诌之作到十分可信的回忆录、专著和记叙文都有。其中，对本书的参考价值而言，我要强调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普利尼奥·阿普莱约·门多萨、哈克斯·希拉德、米恰埃尔·帕伦西亚－罗思、拉萨罗·迭戈·胡利奥、爱德华多·加西亚·阿吉拉尔等人的文章。如果没有这些作品，这部犹如西绪福斯推石上山般的传记写起来会艰难得多，缓慢得多，或许会成为终身的苦役。假如马尔塔·坎菲尔德、孔拉多·苏鲁阿加、何塞·马努埃尔·卡马乔·德尔加多没有怀着艺术匠心仔细审阅书稿，本书部分章节的写作也会艰难得多，缓慢得多。然而，动笔前整整十年当中那些反反复复的询问，以及书信往来、电话、差旅、阅读、确认等准备工作，如果没有雷伊娜持之以恒的热诚，没有赫苏斯·玛丽娅·奥斯皮娜与马加里塔·苏鲁阿加的帮助和理解，以及卡门·巴尔塞依丝与拉菲尔·德尔波索不可缺少的援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名单到此并未结束。埃德加·蒙铁尔、古斯塔沃·巴尔斯、安东尼奥·加莫内达、卡门·波萨达斯、圣地亚哥·穆蒂斯、爱德华多·加西亚·阿吉拉尔、佩德罗·索雷拉、纳西索·加列戈、埃内斯托·谢拉、古斯塔沃·塔蒂斯·盖拉、豪尔赫·加西亚·乌斯塔、阿拉塞利·塞佩达、维托里亚·科尔梅纳、马尔塔·巴奥斯、何塞·塞普尔维达等人在本书撰写过程中给予了兄弟般的支持。撰写伴随着出版人巴莱丁·萨帕特罗（安息吧）拓荒者般的激情开始，又伴随着胡安·克鲁斯接替前任和他的满腔热情而结束。1996年8月13日于马德里我们将不会终止我们的探寻，我们所有的探寻的终结将来到我们出发的地点，并且将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地点。——T.S.艾略特我时常清楚地记得的并不是人，而是从前我和外祖父母一块儿住过的阿拉卡塔卡镇的那个宅院。我现在每天睡醒的时候，都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似乎自己依然身处那所令我魂牵梦绕的宅院。——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一章(1)·重返根源·巴兰卡斯县：根源之根源·来自西班牙的马尔克斯·埃尔南德斯一家·和气的银匠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千日战争·没有人给他们写信的上校们·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与梅达多·帕切科的决斗·马尔克斯和伊瓜兰夫妇一家的迁徙1952年3月初，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随母亲去阿拉卡塔卡镇，出售他诞生于斯的外祖父母的老宅。这次故乡之行，正像多年以后他再三说过的那样，也许是他文学生涯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加西亚·马尔克斯当时是一位25岁的年轻小说家。他深信，任何优秀小说之所以优秀是由于同时具备两个条件——它是以艺术手法移植的现实，又是关于世界的一种神秘的谜语。五年来，他力图在后来收入《蓝宝石般的眼睛》集子的那些短篇小说、尚未定型脱稿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家》，以及改过两三稿的《枯枝败叶》里，以文学方式表现自己童年时代噩梦般的世界。可是，故乡之行使他看到，沿着以往的道路远未达到目的。他意识到，为了弥补失去的时间，为了到达刚刚在阿拉卡塔卡所看见的事物（废墟与孤寂）的本质，他需要一种更加宽阔的视野：因此必须上溯到童年的历史，进入时间，进入外祖父母诞生的瓜希拉省的那些村庄。母子俩坐火车返回巴兰基亚市。他在那里已经住了两年，为给《先驱报》撰稿。在火车上，他就开始向母亲询问外祖父母的事情。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从何处于何时来阿拉卡塔卡的?44年前马尔克斯上校在决斗中不得不杀死的那个人是谁?总之，从哈雷彗星出现的那年开始，哪些人同马尔克斯和伊瓜兰一家共同重建了阿拉卡塔卡?回到巴兰基亚，他不仅停下《家》的写作而重新去写《枯枝败叶》，并且空前急切地感到必须继续像阿莱霍·卡彭铁尔卡彭铁尔（19041980），古巴作家和音乐家，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一。的短篇小说所讲的那样去寻找根源，或者确切地说寻找根源的根源，到外祖父母的出生地去。刚刚卖掉的那所宅第里曾经发生的一切——首先是他的诞生，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外祖父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和外祖母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那十分遥远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就这样，第二年，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巴耶杜帕尔省和瓜希拉省，一边出售或装作出售乌特阿出版社的百科全书及其他书籍，一边进行更加仔细的探访。他反方向走过了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期命运给长辈们划出的路线，寻找他们记忆中的村落和地方。这次重要的旅行和自50年代初期以来的其他几次旅行，均有一位朋友兼同事——“主教的侄子”拉斐尔·埃斯卡洛纳陪伴，埃斯卡洛纳不仅让他了解瓜希拉省，还帮助他辨认小时候在阿拉卡塔卡镇听外祖父母讲过的许多故事的发生地及人物。一天，他们在巴耶杜帕尔省附近一个小村拉巴斯惟一的酒馆喝啤酒的时候，碰见一个何塞·阿卡迪奥《百年孤独》中的主要人物之一，感情冲动，有勇无谋。式的人物。此人高大健壮，头戴牛仔帽，打着骑士的绑腿，腰里插着左轮手枪。埃斯卡洛纳是这人的朋友，便给加西亚·马尔克斯作了介绍。来人向作家伸出可靠而热情的手，问道:“您跟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有点什么关系吧？”作家说自己是他的外孙。“这么说来，”那人想起一件从前的家族血案，“您外公杀了我外公。”此人名叫利桑德罗·帕切科，45年前，他的外祖父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的确在瓜希拉省巴兰卡斯镇的一场决斗中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所杀。出于谨慎，埃斯卡洛纳劝利桑德罗不要翻陈年老账，说加夫列尔不太知道情况。他推说自己十分喜爱并且熟悉火器颇想一试枪法，遂从利桑德罗的枪套里取出左轮手枪，退下弹夹，只留下一粒子弹，说:“我来看看今天的准头如何。”利桑德罗高兴了，撺掇说你想打多少枪就打多少枪，很快他俩就比开了枪法，还邀请加西亚·马尔克斯一显身手。加西亚·马尔克斯谢绝了，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在一边观看射击比赛。看来这位当时已经成名的巴耶杜帕尔音乐的作曲家的谨慎没有必要。两个外孙成了好朋友，坐着走私者利桑德罗·帕切科的卡车，“喝着热白兰地，吃着半生不熟的羊肉，游玩了三天三夜，以纪念死去的两位外祖父”。几天里，他们走过了塞萨尔省和瓜希拉省的埃尔科佩伊、巴耶杜帕尔、马纳乌雷、帕蒂亚尔、乌鲁米诺、比亚诺瓦、圣胡安德尔塞萨尔、丰塞卡、巴兰卡斯、里奥阿查和埃尔马纳乌雷瓜希罗。在这次旅行中，加西亚·马尔克斯完成了14年以后的《百年孤独》撰写工作的野外部分，利桑德罗·帕切科顺便给他引见了作家外祖父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千日战争”1899至1902年哥伦比亚的一次内战，历时一千天，故名。前后那些漂泊不定的岁月里在各地留下的私生子当中的几个。《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一章(2)可以想见，两个外孙特意在巴兰卡斯镇盘桓良久。就在昔日的“隐秘山庄”，他们的外祖父如同马孔多建村前的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和普鲁登西奥·阿基拉尔《百年孤独》中的人物，后者因同前者斗鸡失败而奚落前者，遂引起决斗并被杀。一样，曾经是两个幸福的人，直至1908年10月19日的决斗中一个被迫杀了另一个。我们可以认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记录在其出生前19年已于此时此地开始，因为这一天黄昏在巴兰卡斯镇发生的事件预先确定了作家的人生命运与文学命运：是这一事件，不仅导致16年后他父母的相识，而且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跟着外祖父母，在阿拉卡塔卡镇那所鬼魂出没的深宅大院生活到10岁的历史渊源。10岁前的经历对这位未来的小说家尤为重要。与瓜希拉省大多数城镇不同，巴兰卡斯因为有埃尔塞雷洪煤矿的赋税而成了一座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比较繁荣的镇子。不过，作家的外祖父母19世纪90年代初从里奥阿查市来到巴兰卡斯的时候，它却是一片荒凉，身负它所经历的几场劫难和一桩宗教与行政官司所留下的伤痕。这场官司不可思议地把它的名称传到了梵蒂冈城。海拔150米的巴兰卡斯位于兰切里亚河西岸，坐落在瓜希拉省腹地圣玛尔塔雪山东山嘴与奥卡山西山嘴之间的一个小盆地里，这使它的地形和瓜希拉省多数地方不同，它有徐缓的山坡和静谧的绿色植被，每当炎热的中午过后，沿两处山嘴而下的清风便带来黄昏时分的凉爽，缓坡和植被使凉风更加宜人。巴兰卡斯虽然是1664年由一个姓巴兰科的西班牙传教士创建的，但其渊源可能是逃居山野的黑人搭盖的茅棚或木屋——加勒比地区许多村镇和城市的起源就是这样。阿劳加印第安人的一支卡里亚基莱斯部落曾经定居于此，在玉米、豇豆、木薯和疣瓜疣瓜：一种瓜类果实，产于亚热带地区，形状和风味略似南瓜。成熟的疣瓜呈金黄色，表皮肥厚而坚硬，除了人食用外，还可以作牲口饲料和入药。的周围发展了他们的田园文化。巴兰卡斯实际上所过的那种死气沉沉的田园生活一直持续到了1746年，这一年它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突发事件。随心所欲的里奥阿查市的主教胡安·涅托·波洛·德尔·阿吉拉心血来潮，授予巴兰卡斯以教区级别，使它跟行政上的乡级建制有了矛盾。主教与里奥阿查市长的官司打到了梵蒂冈，教廷裁决主教胜诉，于是行政当局被迫给予巴兰卡斯一个人为特设的市级级别。23年以后，瓜希拉省印第安人举行暴动，巴兰卡斯又成了毫不犹豫地镇压土著居民的保王派的前沿阵地，由此开始了保守主义称霸的一个漫长而残酷的时期，到1813年（哥伦比亚第一次内战时期），居然出现了市长为保王派、市政府为爱国派的悖谬局面。独立战争时期的巴兰卡斯战役之后，这个城镇慢慢衰落，1860年大量移民的涌入加速了它的衰败，移民来自临近一个叫莫雷诺的被一场具有区域特点的战争摧毁的村庄。1881年，小说家豪尔赫·伊萨克斯伊萨克斯（18371895），哥伦比亚作家，长篇小说《玛丽娅》是其代表作。来到这里打算勘探和开发埃尔塞雷洪的煤炭资源的时候，巴兰卡斯的苦难似乎到了尽头。然而,《玛丽娅》的作者在文学方面非常走运，可在工业领域却晦气重重。被负责煤矿开发的科技委员会主任拉斐尔·努涅斯任命为秘书长的伊萨克斯，联合了英国合股人并且使用英国技术和设备着手开采巴兰卡斯煤矿，巴兰卡斯与里奥阿查之间的第一条铁路很快铺轨。他后来发现阿拉卡塔卡也有煤炭蕴藏，可是，伊萨克斯遇到了和其他事情一样的情况，计划落空了，被搁置了100年。所以，19世纪90年代初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母从里奥阿查市来到巴兰卡斯之时，这个衰败已久的城镇依然毫无生气，而且连市级资格也失去了，有一段时间重新成为相邻的丰塞卡市下面的一个乡级镇。但是，可以设想，在马尔克斯和伊瓜兰夫妇看来，比起他们离开的那座烈日曝晒、尘土飞扬、硝石成堆的城市来，这里仿佛是一个碧绿、祥和、宁静的天堂。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1864年2月7日生于里奥阿查市，却在远离此地的埃尔卡门德玻利瓦尔市由姥姥何塞法·弗朗西斯卡·比达尔抚养长大，17岁时回到出生的城市跟着父亲尼古拉斯·德尔·卡门·马尔克斯·埃尔南德斯学银匠手艺。此外，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人们还知道一些：除了里奥阿查，他还去过卡马罗内斯；他只念完小学，因家穷上不起中学，小小年纪就被送到银匠炉跟着父亲干活。和阿尔塔格拉西亚·巴尔德布兰克斯生了两个私生子以后，尼古拉斯·马尔克斯21岁时娶了一位里奥阿查姑娘，这就是他的表姐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她生于1863年7月5日，先辈是经过委内瑞拉来到哥伦比亚瓜希拉省的西班牙移民。尼古拉斯刚一结婚就去了巴拿马，在那里和舅舅何塞·马里亚·梅希亚·比达尔一起干了几个月活。1886年，他的长子胡安·德迪奥斯出生后不久他就回来了。三年以后，就在里奥阿查，他的第二个孩子马加里塔诞生了。而作家的母亲路易莎·圣地亚加则在1905年7月25日生于巴兰卡斯。《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一章(3)作家的外曾祖父尼古拉斯·德尔·卡门·马尔克斯·埃尔南德斯1820年生于卡斯蒂利亚西班牙中部地区。，外曾祖父的父母尼古拉斯·德尔·卡门·马尔克斯和胡安娜·埃尔南德斯也出生在那里。胡安娜丧夫以后携幼子从安达卢西亚西班牙南部地区。和加那利群岛西班牙在大西洋的群岛。去了哥伦比亚——这大概是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事情。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母亲说，玻利瓦尔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军人，南美洲独立战争的领袖，被誉“解放者”。1830年沿着马格达莱纳河长途旅行走向死亡时，10岁的马尔克斯·埃尔南德斯见过这位“解放者”。确切的是，作家的外曾祖父长大以后成了有名的银匠并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儿子。他和儿子后来一样在里奥阿查市有很多私生子，大多是跟胡安娜·阿拉尔孔生的，由此而在瓜希拉省形成了阿拉尔孔一族。外曾祖父后来娶了路易莎·何塞法·梅希亚·比达尔，和她生了四个孩子：作家的外祖父尼古拉斯·里卡多、阿曼多、弗朗西斯科、韦内弗里达·马尔克斯·梅希亚，韦内弗里达就是终生陪伴尼古拉斯·里卡多的那个妹妹。加西亚·马尔克斯孀居的外高祖母胡安娜·埃尔南德斯·德马尔克斯，在里奥阿查找到了第二个心上人布拉斯·伊瓜兰，和他在1827年生了女儿罗莎·安东尼娅·伊瓜兰·埃尔南德斯。罗莎算得上是作家外曾祖父尼古拉斯·德尔·卡门·马尔克斯·埃尔南德斯的半个妹妹。罗莎跟瓜希拉省人阿古斯丁·科特斯生了三个私生子：作家的外祖母特兰基丽娜、罗莎·安东尼娅、何塞·安东尼奥·伊瓜兰·科特斯。这样，由于这位在19世纪30年代不知哪一年从加那利群岛来到哥伦比亚的西班牙的外高祖母的缘故，使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成为表兄妹，正如《百年孤独》里的何塞·阿卡迪奥和乌苏拉·伊瓜兰一样。此两人之结合，是《百年孤独》全书的起因。和外曾祖父在里奥阿查一样，外祖父尼古拉斯·里卡多很快成了巴兰卡斯有名的首饰匠。他和朋友欧亨尼奥·里奥斯合开的作坊就在位于广场一角和墓地斜对面、门窗常常大敞四开的家里。里奥斯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里卡多就把他从里奥阿查领了来，因为他的姨表姐弗朗西斯卡·西莫多塞阿·梅希亚早先在埃尔卡门德尔玻利瓦尔市同里卡多一起长大，是他亲爱的表妹。多年以后在阿拉卡塔卡市抚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那位妇人就是弗朗西斯卡。特兰基丽娜外祖母也帮忙做些首饰加工最后几道工序上的活，如镶红宝石、打磨和擦拭首饰等。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在马孔多镇只做金质小鱼——孤独寂寞的金质小鱼，而外祖父在巴兰卡斯则是各种首饰都做：戒指、耳环、手镯、链子、小动物。但在《百年孤独》发表以后，这些手艺的继承者，尤其是外祖父那些私生子的后代展示得最多的就是金质小鱼。他们是怀着拥有宗族象征的满意心情来展示的，这种象征能把他们归入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庞大世系图。没过多久，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就弄到了埃尔瓜西莫田庄，这田庄坐落在他的干亲家贝尼西奥·索拉诺·比达尔的土地上，位于圣玛尔塔雪山的山嘴上。后来他又买下了镇子附近兰切里亚河岸边的埃尔伊斯特莫田庄。巴兰卡斯镇的许多人家都在奥卡山的山坡上种植玉米、豇豆、木薯、香蕉、咖啡和甘蔗。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也像他们一样成了农民，专门种植甘蔗的农民。他用自制的蒸馏器把甘蔗汁做成一种叫做“奇林切”的混浊的烧酒，偷着卖。尼古拉斯·马尔克斯·梅希亚和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经济收入丰厚，又只有三个婚生子女：胡安·德迪奥斯、马加里塔和作家的母亲路易莎·圣地亚加，在平和的团结的人们构成的一个群体里享有良好的个人声誉和职业声誉。他们似乎在衰败的乡村气息浓厚的巴兰卡斯找到了可以平安度过壮年和老年时期的福地。可是，八年之内，“千日战争”以及尼古拉斯与梅达多的决斗如同两场中世纪的瘟疫降临到他们头上，打碎了他们和平生活的计划，把外祖父变成了一个十分内疚的愁眉苦脸的人。他的故事将要在30年以后成就他的在阿拉卡塔卡出生的外孙的文学命运。幼年的加夫列尔和外祖父走在阿拉卡塔卡的街道上，或者穿过香蕉种植园去圣玛尔塔雪山下的溪流里洗澡的时候，听外祖父讲述许许多多关于战争的奇闻逸事，逸事开始于1899年10月17日，自由派领导人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乌里维（18591914），哥伦比亚军人，自由派领袖。、本哈明·埃雷拉和加夫列尔·巴尔加斯领导一场反对腐败和专制的“复兴派”保守政权的武装斗争，当时，这个保守政权由80多岁的马努埃尔·安东尼奥·桑克莱门特执掌。哥伦比亚的历史同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是以内战为标志的，甚至从哥伦比亚作为共和国诞生以前的时期起就是这样。第一次内战发生在独立前六年的1813年，它标志着1810至1816年这段被称为“傻子祖国”时期中最激烈动荡的时刻。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这两种国家模式之间的冲突，是整个19世纪期间哥伦比亚所经历的20场全面的或局部的宣战的或不宣战的内战的共同根源。很明显，中央集权派与联邦派的斗争所掩盖的，归根结底是两种社会模式之间的冲突。一种是守旧的地主和农产品出口商所维护的由殖民时代的垃圾构成的保守的反对进步的社会，一种是新生的工商资产阶级所支持的自由、反对教权和拥护法国启蒙运动的社会。《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一章(4)从19世纪下半叶起，在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中，哥伦比亚社会各阶层和集团不断经历政权的更迭，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政治组织中相互影响，直至达到“复兴政权”这个两党的大联合。通过这个政权，自由－保守联盟的上层社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操纵国家机器，排斥并凶残地镇压反对党派和集团的任何反对行为。“复兴政权”以独立的自由派人士拉斐尔·努涅斯努涅斯（18251894），哥伦比亚政治家，曾任三届总统。和民族主义保守派人士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卡罗（18431909），哥伦比亚著名学者、语言学家，曾任总统。为首。这是一个持续了30年的独裁政权。从1878年开始，它犹如一堵挡墙，阻止了激进自由派的联邦主张。这一派的建国计划在19世纪的哥伦比亚那样严重扭曲的社会屡屡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总的说来，激进自由派捍卫的是与中央集权对立的联邦各州的真正自主权，国家在工业、商业和教育方面的现代化，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以及政教分离。他们构成了国家最进步的工农业资产阶级，他们是自由思想者和反教权者。相反，非法把持“复兴政权”的民族主义保守派和温和自由派，凭借1886年宪法和1887年跟罗马教廷签订的条约，操纵着一个严刑峻法的中央集权国家，把国家的经济利益置于外国资本之手，制定了给国民经济带来许多辉煌与灾难的咖啡单一种植政策，并且把公共教育重新交还给教会，从而使哥伦比亚再次笼罩在教会的精神教化与思想教化的阴影里。好像这些还不够似的，“复兴政权”两派组成的专制统治集团还强制推行知识和文学的一元化：他们的领导人不但是哥伦比亚的主人和最高行政长官，而且也是它的思想家、历史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语法学家和诗人。他们如同马孔多镇的格兰德大妈，还要主宰“语言的纯洁性”和人们的思维与想像。这个政权的丑恶现象，实际上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以塑造格兰德大妈这个人物的历史妖魔之一，她执掌着一个包罗万象、不合时宜、乖张悖谬的专制权力社会。“复兴政权”的衰落与19世纪末一次严重的咖啡危机同时发生。国内外的诸多原因导致十年间一直很好的咖啡价格突然开始暴跌，严重影响了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政府的关税收入。卡罗打算孤注一掷，便采取了历史性的财政和经济紧缩措施，这些措施使自由派和保守派中的少数派更加感到窒息。这场经济危机加剧了“复兴政权”的严重弊病带来的恶果，这些弊病是：对工商资产阶级的迫害；自由派无法通过自由选举进入国会（当时他们仅有一名国会议员，即乌里维·乌里维本人，他是在1895年的最后一次内战中赢得这个席位的）；政府在发行强制流通的纸币过程中滥用权力；操纵选举机器为现政权的候选人谋利；天天都在发生的腐败和贪污等社会痼疾。在这种暴虐与腐朽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推迟点燃“千日战争”导火线的是1897年12月5日的选举闹剧。这样的闹剧在哥伦比亚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它后来被加西亚·马尔克斯写进了《百年孤独》。毫无疑问，这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悲惨最血腥的战争。它完全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居民、生产力和建筑物，给国民意识留下了仇恨、嫌隙和不公正的缺陷，最终导致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个历史夙敌讽刺性地成了同一枚政治硬币上协同一致的两面，因为在哥伦比亚，就像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所说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惟一区别就是，一个5点钟去听弥撒，一个8点钟去听弥撒。描述“千日战争”史的专著连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父的名字也没有提到。必须深入回忆录、新闻报道、报刊简讯和他那些老战友的书信所构成的纷繁凌乱的丛林，才会发现他曾经在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的队伍里，在克洛多米罗·卡斯蒂略将军的麾下，横跨马格达莱纳、塞萨尔、瓜希拉等省份参加战斗。战争头几个月他就在这一带获得了陆军上校的军衔，后来他一直自豪地佩戴着军衔标志直到逝世。正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所描述的，他在后半生一直期待着领取战争结束时政府许诺给老兵的退伍年金。这并不是惟一的不幸，他执行一次十分危险的任务时，差一点儿和战友们（其中之一就是多年以后的决斗中他不得不打死的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一起被抓住枪毙掉。另外几次战斗中，他的对手不仅有他妻子一方的科特斯家族和伊瓜兰家族的人，还有众多私生子当中的两个年龄最大者：何塞·马里亚·巴尔德布兰克斯·马尔克斯和卡洛斯·阿尔贝托·巴尔德布兰克斯·马尔克斯，他俩受母亲的影响而属于保守党。所以，这场战争的每一次战役也是父子之间、叔侄之间、表兄弟甚至亲兄弟之间的战斗。《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一章(5)战争刚一开始的时候，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及其同伙被迫躲藏在圣玛尔塔雪山和奥卡山的山坡上，没有明确的方向，没有武器，没有经过训练，只是零散地骚扰敌军几下。可是当获得第一次后勤支援后，他们便离开藏身之地，并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几次胜利，例如1899年11月占领里奥阿查市。其实，他们之所以占领该市是因为在此之前胡安·马努埃尔·伊瓜兰（作家外祖母的表兄）和部下已经撤到了相邻的帕哈罗县，而正统的保守派正在犹豫是否在反对自由派的战争中与“复兴政权”的民族主义者联合。保守派两个分支的联合明朗以后，伊瓜兰家族的人便走了回头路，赶走了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的自由派分子。自由派在桑坦德市以北的佩拉隆索河取得开战以来首次胜利的消息于1900年初传到了里奥阿查。不久又有好消息说，自由派将军胡斯托·杜兰正从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界向前推进，人数很多；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卡斯特罗（18581924），委内瑞拉军人，曾任总统，后流亡并死于国外。将军领导的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给这支军队一千支曼利切牌步枪和一万套军装。保守派闻讯大惊失色，慌忙弃城而逃。然而，马尔克斯上校手下的自由派士兵在这座无人防守的城市遇到了一个比他们的政治对手更厉害的敌人：黄热病。不久，乌里维·乌里维将军沿着巴耶杜帕尔和巴兰卡斯公路，从博利瓦尔市来到这里。这位大西洋省革命军的最高首领作了一次鼓动演说，查看了疫情，然后前往委内瑞拉以期从卡斯特罗总统那里得到更多的援助。与此同时，瓜希拉省所剩不多的自由派士兵解散了，躲进奥卡山待命。那年12月就已经大为增强的保守派军队，由佩德罗·内尔·奥斯皮纳将军这位乌里维·乌里维的老同学兼好朋友率领，进驻里奥阿查。1901年最初几个月，保守派军队得到瓜希拉省势力强大的酋长何塞·多洛雷斯的支持，向该省的腹地推进，几天工夫就抵达巴耶杜帕尔县，没有遇到太大的抵抗。因为军队一到，巴兰卡斯、丰塞卡、圣胡安德尔塞萨尔、比亚诺瓦、乌鲁米塔和巴耶杜帕尔等县的县长纷纷把自由派的红旗换成保守派的蓝旗。然而，从委内瑞拉获得更多武器与辎重以便继续战斗的革命将领米格尔·拉米雷斯和“鸡巴将军”萨尔瓦多·德卢克很快在边境出现。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率领的自由派士兵重新集结，再次开始取胜：250名革命军士兵手持曼利切牌步枪进攻700名敌军，当年3月8日在丰塞卡县将其打败。驻守里奥阿查的保守派匆匆撤离，但是奥卡山嘴的自由派早已不见踪影，像猫一样从自己的地盘悄悄溜走了。保守派在巴兰卡斯抓住并枪毙了一向自负的孔迪纳马卡省籍的上校阿隆索·普拉萨斯，得到了一个安慰奖。八个月以前，在遥远的位于安第斯山区的波哥大，副总统何塞·马努埃尔·马罗金解除了年迈的总统马努埃尔·安东尼奥·桑克莱门特的职务，以此结束了国家的混乱并使马罗金得以促成一个保障持久和平的条约，此举令自由派和保守派兴高采烈。可新总统的反应既出乎人们预料又咄咄逼人：他勒令自由派无条件投降，下令任何手持武器的革命者一经抓获即行枪决。这样，枪毙阿隆索·普拉萨斯就成了“千日战争”中首批政治处决之一。他是在马尔克斯·伊瓜兰夫妇的宅院附近的巴兰卡斯警备司令部院子里被执行死刑的。他的死对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个人来说是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也成了后来他给在阿拉卡塔卡的外孙讲述的故事之一。这场战争60年后，马尔克斯上校的长子何塞·马里亚·巴尔德布兰克斯·马尔克斯中校把有关战争的大量新闻报道和文献编撰成书。他在书中说采用了父亲战后提供给他的“革命阵营的战报”，然而他几乎没有提到父亲。这或许因为作家的外祖父从不喜欢谈论自己的军功这个习惯所致。相反，巴尔德布兰克斯的书里收入了萨瓦斯·索卡拉斯将军和奥克塔维奥·戈麦斯上校这两位军官和马尔克斯上校的朋友的谈话，他们强调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在主要战役及几次十分危险的任务中的突出作用，比如在他们一起勇敢地穿越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边界与巴耶杜帕尔之间的地带时。确实如此，这次危险使命的目的是跟巴耶杜帕尔省的自由派军队联络，并且说服它的长官何塞·马里亚·德尔·卡斯蒂略将军率部和几名志愿人员前往边境，去领取西普里亚诺·卡斯特罗总统刚刚提供给乌里维·乌里维的又一批武器，然后按照新的部署向里奥阿查进发。《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一章(6)为此，刚被乌里维·乌里维任命为大西洋省驻军新长官的克洛多米罗·卡斯蒂略将军就命令三支部队要在创纪录的时间内沿着不同的路线到达巴耶杜帕尔。其中一支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与奥克塔维奥·戈麦斯两位上校，以及萨瓦斯·索卡拉斯、何塞·马里亚·奎亚尔和弗朗西斯科·哈维尔·罗梅罗三位将军的部队。同他们一起行动的有弗朗西斯科的侄子，一个19岁左右的身材魁梧的列兵。但是有关萨瓦斯和戈麦斯的报道却没有记录他的姓名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即七年后在决斗中被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杀死的那个人。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战友们战胜各种困难，经过七天艰苦跋涉，抵达巴耶杜帕尔。300公里糟糕透顶的行程当中，沿途大部分地方都由保守派和以何塞·多洛雷斯酋长为首的土著盟军控制着，尼古拉斯及其战友多次面临被抓住枪毙的危险。刚到巴耶杜帕尔他们又马上从原路返回，经过乌鲁米塔、比亚诺瓦、埃尔莫利诺、圣胡安德尔塞萨尔、丰塞卡、阿托努埃沃、卡赖皮亚等县回到边境，从在此等待他们的长官克洛多米罗·卡斯蒂略那里听到一个坏消息：另一位名叫卡斯蒂略的将军见克洛多米罗接替自己当了自由派军队驻大西洋省的长官，便以走那条被保守派控制的道路等于自杀为借口拒绝服从新长官的命令。这导致了革命军在卡拉苏阿县惨败之前的两个月里没有任何军事行动。这一污点抹杀了自由派在瓜希拉省、巴耶杜帕尔省以及随后在整个马格达莱纳省的胜利。然而，乌里维·乌里维的自由派尽管组织涣散，担任副职的领导人争权夺利，却以1902年4月16日攻取里奥阿查的重大胜利证明了他们具有仿佛用之不尽的反应能力。另外，本哈明·埃雷拉的1万人马在太平山和巴拿马取得几乎全面胜利的消息使某些自由派人士如埃雷拉本人，产生了这样的希望：如果与乌里维·乌里维的军队联合起来并且协调一致，用不了一年就可赢得战争。哥伦比亚可是真的彻底精疲力竭了，所以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共同感觉不是胜利即将来临，而是呆滞、疲惫、厌倦。在差不多三年的战争中，交战双方给“傻子祖国”立了块最高的纪念碑，它像马孔多镇长寿的格兰德大妈一样，在整个19世纪都将其有毒的阴影投向哥伦比亚，造成10万人死亡，生产力、商业和交通设施几乎完全被摧毁，美国策划和支持的巴拿马的分离巴拿马原为哥伦比亚的地峡省，美国为了开凿和霸占巴拿马运河，支持巴拿马于1903年11月3日独立。随即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交战者需要立即结束这场艰难的战争。由于政府军元气大伤，马罗金总统1902年6月12日着手策划旨在通向和平的最初期步骤。8月14日，乌里维·乌里维将军从库拉萨奥来到里奥阿查。他是怀着对40次内战（在1876年的战争中，17岁的他第一次接受了炮火的洗礼）的历史性深恶痛绝的心情，十分疲倦地前来的。他准备抓住政府倡议和平的机会，无论如何也要结束战争。乌里维·乌里维担任了指挥官，重组了军队，率领1000人沿着巴兰卡斯与巴耶杜帕尔之间的道路，于9月5日抵达阿拉卡塔卡，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乡驻扎了两天，跟克洛多米罗·卡斯蒂略和何塞·罗萨里奥·杜兰两位将军以及包括作家外祖父在内的其他军官谈了话，构思了同保守派进行有侥幸获胜希望的战斗的计划，以便迅速战胜他们，并且消除对那场旷日持久的没完没了的战争的厌恶，或者至少巩固阵地从而使他能够签署一个体面的和平协定。结果导致了1902年10月14日自由派在谢纳加战役中的惨败，并由此结束了战争。这次战役中，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一个在敌方的年仅17岁的儿子卡洛斯·阿尔贝托阵亡了。另一个儿子何塞·马里亚·巴尔德布兰克斯军士长光荣地担任了送信的任务，他骑着骡子，将一份密封函件从圣玛尔塔送到谢纳加，交给乌里维·乌里维。这封信就是后来马罗金政府通过保守派将军弗洛伦蒂诺·曼哈雷斯提出的和平建议。双方在八天停战期间达成的和约从形式到内容都留下了许多遗憾，因为它把放下武器的自由派人士遣散回家，含含糊糊地承诺一旦他们重新融入平民生活，“复兴政权”将实行恰当的改革，以便按比例与自由派共同掌权。《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一章(7)和约于1902年10月24日由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与弗洛伦蒂诺·曼哈雷斯将军在谢纳加附近的内尔兰迪亚香蕉种植园签署。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在一张粗糙的木桌上，自由派正式投降了。在庭院一株巴旦树的荫蔽下，交战者把一只半生不熟的家常做法的母鸡摆在香蕉树叶上吃了，以此来庆贺签字仪式，又用加拉巴木果壳杯盛的白兰地和农家烧酒为持久的和平干杯。一个月后，在巴拿马水域停泊的美国战舰“威斯康星号”上，本哈明·埃雷拉内心老大不高兴却又笑容满面地用漂亮的笔迹签署了第二个条约，这个条约正式结束了“千日战争”。“千日战争”及其名称、变化和趣闻逸事后来成了奥雷良诺·布恩迪亚参加的那些战争的宏伟原型，只是在《百年孤独》中将要结束战争的是内尔兰迪亚条约，因为签署条约时作家的外祖父在场，而且又是由奥雷良诺·布恩迪亚的主要原型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签的字。但是这个姓名似乎是取自参战的其他人物：拉蒙·布恩迪亚和奥雷良诺·纳乌丁。前者是本哈明·埃雷拉军中之人，因其在太平山和巴拿马战场上的无畏与威武而成就了一部完整的传奇故事；后者是乌里维·乌里维在大西洋海岸的部队中一名出类拔萃的战士。有人认为内尔兰迪亚的投降是乌里维·乌里维的一个重大的政治与军事错误。也有人认为那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情，投降也并非那么屈辱。大部分军官的不满从青年上校何塞·马里亚·卡维略的脸上公开表现了出来，他一面砸毁长剑和军功章，撕碎荣誉证书，一面喊道:“那么多的牺牲都白费了，这些东西也都是多余的了。今后我要像从前那样过我自己的日子，再也不想知道政治上的事情。”大多数将军和上校学了他的样子，随即便陷入了默默无闻、贫穷和被遗忘的境地。50年以后，加西亚·马尔克斯前往瓜卡马亚尔、塞维利亚、阿拉卡塔卡、丰塞卡、巴兰卡斯、里奥阿查等地时，见到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仍然是这种状况。他们像作家的外祖父一样依然期待着历届政府履行和平条约，发给他们战争结束时许诺的退伍终身年金。六年以后，战争创伤开始愈合。马尔克斯与伊瓜兰夫妇制作金质小鱼，酿造烧酒偷偷出售，看起来已经恢复了平静的生活。这时候，不祥的使者梅达多·罗梅罗来了——叫这个名字是因为他是梅达达·罗梅罗与尼古拉斯·帕切科的私生子。他是因为流言飞语而找上门来的。梅达达这位单身母亲很少受凡夫俗子那些体统规矩的约束，人们传说她跟某某男人相好。一天，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朋友们在广场聊天，有人提起了这个不知说过多少遍的传闻，尼古拉斯以纠正多于赞同的口气大声说:“这会是真的！”此话经过旁人的添枝加叶以后传进梅达达耳朵时，就变成他大声说她跟某个男人相好。梅达达觉得自己的名誉受到伤害，就叫儿子去要求上校给她赔礼道歉，但梅达多不去。尼古拉斯不仅是巴兰卡斯一个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而且以前打仗时是梅达多的军事长官之一，他俩一起跟梅达多的叔叔弗朗西斯科·哈维尔·罗梅罗及其他几位军官，勇敢地来回穿越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边界与巴耶杜帕尔之间的敌占区，他俩还是巴兰卡斯自由派核心的成员。况且，梅达多对于母亲强烈的感情冲动不无领教：战争开始时，她逼迫两个儿子上战场，结果战争末期在相邻的阡克莱塔村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路易斯被打死。所以当母亲命令他去要求上校给她赔礼道歉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拒绝了。母亲断然说道:“你要是不去的话，孩子，我就只好给你穿上裙子，我穿你的裤子。”1908年4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和朋友们在何塞菲娜·阿维拉家面朝广场的屋顶平台上闲聊的时候，梅达多替母亲把所有恶毒的语言倾泻到上校头上。他不仅挑衅，而且用各种脏话辱骂尼古拉斯，最后为了让大伙儿都听见，梅达多提高嗓门，无意中说出了深深刺痛上校的一句话:“此外，你是我们自由党内一个倒霉的累赘。”尼古拉斯不动声色地站起来，瞥了这个冒犯他的年轻人一眼，说:“你说完了吧，梅达多?我不是咯咯乱叫的母鸡。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骂人。”然后，像往常那样不慌不忙地回家去了。梅达多要继续给母亲报仇，他在公共场所贴纸条，偶尔也口头攻击几句。而尼古拉斯以工匠的才智，默默地仔细地为一场殊死的决斗作着准备。随后的六个月里，他卖了埃尔伊斯特莫那片土地，做完了承接的首饰活计，把作坊交给助手和继承人欧亨尼奥·里奥斯，还清了债务，然后让人告诉梅达多准备好枪支，因为用子弹解决那个名誉问题的时刻快到了。《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一章(8)梅达多身材魁梧、牛高马大，比脸色红润、体格健壮的尼古拉斯小16岁。两三个月以前他和尼古拉萨·达莎结了婚，在临近的帕帕亚尔区安了家。第一次向上校挑战六个月之后的10月19日，巴兰卡斯县进入了皮拉尔圣母节的第八天，即这位县城守护神供奉活动的最后一天。像大多数巴兰卡斯人一样，梅达多这天走出家门，手捧一支点燃的蜡烛去参加敬神游行。因为过去一年里他心想事成，不久前与尼古拉萨完婚即是一例，现在要给圣母还愿。可是刚才妻子以雨下得太大为理由，想留他在家，但梅达多用预言应验后必须还愿这条决定性的说辞摆脱了妻子的阻拦。决斗发生在通往牧马场的一条胡同里，下午梅达多还去过那里给骡子割了点儿草。这条胡同好多年以前就没有了，但在它的原址，即如今的11街与6号路之间，还有两所乡村样式的老宅院，巴兰卡斯人指认此地便是“尼古拉斯·马尔克斯在皮拉尔圣母节第八日那天杀死梅达多·罗梅罗的死胡同”。那天就是10月19日。下午5点钟，身着白色亚麻布衣服的梅达多一手打伞，一手提着一捆麦草，在绵绵细雨中走进胡同。这样，他硕大的身影成了神奇枪法尽人皆知的上校的一个绝好的靶子，雨衣穿得整整齐齐的上校正在雨中等着他。仿佛不是要杀一个人，而是举行一个仪式，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看见他提着麦草捆进了胡同，便喊道:“梅达多，我的事情交代完了。你带枪了吗？”“对，我带着枪。”他只来得及这样简短地回答了上校，就被两颗子弹准确地击中了。住在附近一间屋子的孤老太太格雷戈里娅·坎蒂略听见枪声，走出房门，远远看见如此严重的悲剧，斥责上校说:“啊，你杀了他！”上校像往常那样不慌不忙地承认道:“是的，荣誉的子弹战胜了权力！”上校在去县政府自首之前，寻求过挚友、自由派领导人洛伦索·索拉诺道义上的支持，并且回家告诉了妻子这个坏消息。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听罢就疯了。两个朋友斜穿过广场，尼古拉斯去向县长托马斯·佩拉埃斯投案自首。当法庭问他是否承认自己造成了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的死亡时，上校承认了，并且以其不言而喻和明白无误的方式说了两句明确的话:“我杀死了梅达多·罗梅罗。如果他复活，我还杀。”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在他出现幻觉的那个夜晚，对普鲁登西奥·阿吉拉尔说了类似的话。从此，梅达多的幽灵便不让痛苦不堪的上校安宁。正如普鲁登西奥·阿吉拉尔的阴魂必须跟着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一样，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的阴魂也跟着尼古拉斯·里卡多·马尔克斯·梅希亚，不仅跟到了大山那边的阿拉卡塔卡，而且跟到了将近30年后他逝世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本人将为六七岁时听外祖父说的“你不知道一个死人有多苦啊！”这句忏悔性的话而永远痛苦。发生这些事情的不祥和多雨的10月将要在尼古拉斯外孙的小说中继续跟随整整一代上校。例如《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里那位年老的无可奈何的上校在10月会觉得肚子里像长了毒蘑菇和百合，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10月的一天下午在栗树下撒尿时死去。总之，巴兰卡斯市把悲剧作为毫不留情的命运的结果而予以接受。大家都知道，就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的本意来说他不想杀那位同志和朋友，他之所以花那么长时间准备决斗，也许因为希望在那六个月的时间里会天助神佑般地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或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阻止他被迫杀死梅达多的惨案发生，就像《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中杀害圣地亚哥·纳萨尔的凶手们所希望遇到的情况。然而事情如同希腊悲剧所表现的那样继续其严酷的进程，时间则把害人者变成了多年间几乎所有人为其惋惜的真正的受害者。巴兰卡斯像经历自己的社会灾祸一样经历了尼古拉斯·马尔克斯的个人灾祸，甚至死者的部分家人当时也站在杀人犯一边。死者的一个舅舅佩佩·门多萨是巴兰卡斯惟一的警察，他在监牢门口睡了几个晚上以防别的亲属来为死者报仇。梅达多的另一个舅舅弗朗西斯科·哈维尔·罗梅罗将军把特兰基丽娜·伊瓜兰·科特斯及三个孩子胡安·德迪奥斯、马加里塔和刚满三岁的路易莎·圣地亚加接到自己家保护了好几天。囚犯在巴兰卡斯监狱只关了几天，因为那些要给死者报仇的人千方百计非要杀掉上校不可。多亏里奥阿查市长胡安·马努埃尔·伊瓜兰（特兰基丽娜的表兄和从前战争时期上校的对手）的干预，尼古拉斯被转移到这座城市。但是复仇者们仍然坚持要杀他，于是又转移到圣玛尔塔，在这个城市而不是在监狱住了一年。几个月以后，妻儿亲友都来了。与《百年孤独》中何塞·阿卡迪奥·布恩迪亚及其手下人翻山越岭出门远行不同的是，他们是坐一条小帆船从海路来的。服刑期满后，上校与家人离开圣玛尔塔，去临近的谢纳加城住了将近一年，这主要因为上校的情妇伊萨贝丽塔·路易丝在那里。上校1885年在巴拿马结识了路易丝，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玛丽娅·格雷戈里亚·路易丝。尼古拉斯·马尔克斯被任命为驻当时的阿拉卡塔卡专区的省级税务官，可他没有立即偕家眷去赴任，因为那地方很不卫生。只是在香蕉扩大种植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及其海怪般的周边设施在那里建立起来的时候，他才于哈雷彗星出现两个月之后的1910年8月底，下决心永远定居在“这块谁也没有许诺给他们的土地”上。与此同时，害得儿子丧命和马尔克斯与伊瓜兰夫妇一家迁徙的梅达达·罗梅罗陷入了众叛亲离和道德上遭排斥的境地，22年后死于水肿病。而年轻寡妇尼古拉萨·达莎连同丈夫的遗骸及腹中的女儿搬到了临近的丰塞卡县，女儿就是后来的利桑德罗·帕切科的母亲。利桑德罗·帕切科这个梅达多·帕切科·罗梅罗的外孙，45年后陪伴加西亚·马尔克斯造访凶杀地区，让他了解1908年10月19日的那个下雨的黄昏，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在什么地方，怎样用两发子弹夺去了利桑德罗·帕切科外祖父的性命。《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二章(1)·在上帝许诺的土地上·阿拉卡塔卡村与奇米拉人·豪尔赫·伊萨克斯的开发·香蕉带来的金钱·联合果品公司·火车和“枯枝败叶”·又一个索多玛·阿拉卡塔卡镇之夜·蝗灾及其他灾害·香蕉园的大屠杀·1932年的暴雨马尔克斯和伊瓜兰夫妇举家迁往香蕉产区并非率性而为，而是精心选择的结果。上校至少有三条充足的理由最终定居于阿拉卡塔卡：战争后期他就知道那里社会安定，土地肥沃；有何塞·罗萨里奥·杜兰这样的朋友和老战友；当时那里是主要的香蕉产区之一。1910年8月底，他携家眷、仆人和许多箱子，乘坐后来被外孙写进小说而扬名四海的黄色火车到了这个污浊却即将繁荣起来的城镇，从而结束了22个月的漫长迁徙。这一迁徙使他们离开巴兰卡斯而颠沛流离，在前途未卜的漂泊中走过了里奥阿查、圣玛尔塔、谢纳加。随同马尔克斯和伊瓜兰夫妇抵达的除了三个婚生子女胡安·德迪奥斯、马加里塔和刚满五岁的路易莎·圣地亚加外，还有上校亲爱的妹妹韦内弗里达·马尔克斯和他喜爱的表妹弗朗西斯卡·西莫多塞阿·梅西亚，后者后来成了对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一生影响最大的女性之一。仆人是上校用300比索在瓜希拉省买的三个印第安人阿利留、阿波利纳尔和梅梅，他们就是《枯枝败叶》中那几个沉默不语、无名无姓的长工的原型。然而，正当迁徙结束于玻利瓦尔广场附近那座刚刚买下的宁静而宽敞的宅第的时候，悲剧却并没有结束，反而在家里继续肆虐：恰巧四个月后，长女马加里塔死于伤寒引起的高热。这位生在里奥阿查长在巴兰卡斯的21岁的姑娘皮肤白皙，头发金黄。她那两根辫子衬托下的白净面庞后来甚为家人称道，并且启发外甥塑造了丽贝卡·布恩迪亚这个人物。马加里塔平时很受父母宠爱，更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临死前不久，她从床上欠起身，看着父亲，在高烧昏迷中惟一清醒的一刻说道:“你家的明珠黯淡无光了。”这样说来，马尔克斯和伊瓜兰一家迁徙的开始和结束都是以悲剧为标志的。女儿之死使全家立下了不庆祝12月31日的节日的规矩，因为全家人觉得自己的眼睛也黯淡无光了，而偏偏这时候在获得新生的沸腾的阿拉卡塔卡有那么多该看该贺的事物：火车刚刚开通，香蕉扩大种植，村镇呈现各国人杂居状态，商业繁荣，建造了第一座教堂，安装了电话。但是，或许由于有了这些事物，此时谁也记不得村镇最初的缔造者奇米拉部落彪悍而不屈的印第安人了，他们连同自己最初所建的阿拉卡塔卡村一起在这一地区灭绝了。奇米拉人同与其有亲戚关系的阿劳加人一样，从古代起就被加勒比人征服了，后者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一部分文化，并将他们驱遣到南美洲北部。奇米拉人占据了马格达莱纳省北部自北向南位于大海与阿里瓜尼河及塞萨尔河之间那片辽阔肥沃的谷地，以及自东向西至圣玛尔塔雪山的西南坡和马格达莱纳河。1528年西班牙征服者佩德罗·德莱马发现了他们的领地。八年以后，贡萨洛·希门内斯·德克萨达前往哥伦比亚安第斯山区寻找“黄金国”的时候经过了他们的领地。16世纪末在著名领袖索利酋长的指挥下，奇米拉人成功地抵抗了第一批企图降服他们的西班牙人。从此，征服者与殖民者小心翼翼地避免进入奇米拉人广阔的疆域，因为他们是西班牙人所碰到的最骁勇善战和不屈不挠的土著部族之一。这样他们的降服就推迟了200多年，18世纪中期他们还处于殖民化之外。利益促使殖民者迫不及待地征服奇米拉人的时刻终于到了。1744年，总督埃斯拉瓦把这个任务交给何塞·费尔南多·德米尔·伊盖拉上尉，上尉在血与火之中完成了任务。主要目的是修筑一条穿越奇米拉人聚居区的公路，把马格达莱纳省的特内里菲港口，与畜牧业正在发展的和磨坊铁匠炉星罗棋布的肥沃而繁荣的乌帕尔盆地连接起来。德米尔·伊盖拉以凶狠的面目对待凶狠的奇米拉人，无论在哪里从他们手中夺得哪怕是巴掌大一块地方，他也要建立一个村庄。交战双方伤亡十分惨重，但在五年以后，殖民者开始制服对手，建立了足够的村庄以便把奇米拉人控制在几块微不足道的田地里。《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二章(2)斩尽杀绝的使命由伊盖拉的后继者们圆满完成。1768年在最后也是最具摧毁性的一次追剿中，何塞·华金·德苏尼加率部横扫塞维利亚、瓜卡马亚尔、奥里乌埃卡、阿拉卡塔卡等地，奇米拉人被彻底打败，几乎灭绝。剩下的少数人躲到阿杜里亚梅纳河、丰达西翁河、阿里瓜尼河的上游。时过境迁，后来局势平静了，奇米拉人一个部落沿着阿杜里亚梅纳河来到下游的谷地，于18世纪不知哪一年在河湾南边建了一个村庄，里面没有街道和广场，全都是用木头、藤条和棕榈叶搭起来的茅庵草舍。他们给这个村取名“卡塔卡”，这个词本来是对酋长的一种称呼，也是酋长的部落本身的名称。卡塔卡村的人还用村名给阿杜里亚梅纳河重新命了名，结果这个村庄便称做“阿拉卡塔卡”。这是由意即“河流”的奇米拉语名词“阿拉”与酋长和部落的称呼“卡塔卡”复合而成的地名。卡塔卡人在自己的村庄比较平静地生活了将近一个世纪。他们种植丝兰、山药、木薯、疣瓜、玉米和棉花；摇着独木舟沿着卡塔卡河直达大谢纳加镇，从清澈见底的水里捕捞各种各样的鱼；在动物很多的雪山打猎；制作精致的手工艺品跟别的印第安人及移民以物易物，这对他们来说比较方便，因为卡塔卡村位于通往北边、南边和东边的道路的必经之地，在幅员辽阔的圣玛尔塔省四处奔走的商贾小贩常到这里来。卡塔卡人步行几个星期走到马格达莱纳河东岸的那些村镇，或者翻越雪山走到瓜希拉省那些遥远的村落，用自己的农副产品和手工艺品交换盐、金属以及他们缺少的其他东西。正是在贸易途中，他们文化中可怕的阴暗的一面渗透了他们的身体。这种可怕的东西来自瓶装酒的形式，那酒便是偷着卖的农家酿造的酒精含量极高的大名鼎鼎的烧酒。奇米拉人拿东西换了烧酒，无节制地喝，要不了几年就中毒而死。接下来事情就好办了：奇米拉人田地的肥沃早就从他们用于交换的丰富的农副产品上显露出来了，一直倾心于那些肥田沃土的外来移民这下便抢走了最好的土地。村里的外来户逐渐向酒精中毒的卡塔卡人推广自己的服装式样和文化习俗。这样一来，到18世纪末期，勇敢的传奇式的索利酋长的后裔便寥寥无几了。然而，印第安人、印欧混血人和白人杂居的阿拉卡塔卡大致上仍旧是善良宽厚的印第安人的村庄，村里的道义性大于真理性的权力由奇米拉酋长或卡塔卡人行使，直到1888年的一天区长来了为止。正如马孔多镇发生的一样，区长突然莅临，在懵懵懂懂的印第安人面前夺去了村庄的民事与军事权力，说他代表圣玛尔塔的保守派中央政府（当时哥伦比亚的中央集权体系已经巩固）。其实这对奇米拉人、印欧混血人和移民无关紧要，因为这一带多年的贫穷经连绵不断的内战持续地长期地加剧以后，最终已经严重威胁到了马格达莱纳省所有的人。贫穷达到了极限，而且似乎没有尽头。就阿拉卡塔卡来说，小说家豪尔赫·伊萨克斯六七年前走遍这一地区勘探煤矿时，就惊异地看到了它的贫困。《玛丽娅》的著名作者1881年被拉斐尔·努涅斯总统任命为一个研究哥伦比亚自然财富的科学使团的秘书。这位十分缺钱的小说家立即前往由如今的马格达莱纳省、塞萨尔省和瓜希拉省组成的当时的马格达莱纳大区进行勘察。伊萨克斯精确研究了瓜希拉和阿拉卡塔卡几处的矿藏，向政府提出了有关的勘探计划。据说伊萨克斯以布恩迪亚精神而不是企业精神，将他那部流传很广的小说的一部分版税投入了位于阿拉卡塔卡腹地雪山支脉的煤矿的开发中，还投入了河流疏浚费用的测算中——当时设想把河流作为通往大谢纳加镇的运输工具来利用。两年以后国家崩溃的时候，米格尔·安东尼奥·卡罗的保守派政府才授权他开采阿拉卡塔卡的煤层。小说家在1893年当年开工，可是没过几个月就拖着重病之躯被迫返回伊巴格市，两年后在当地逝世，矿山从此由他儿子利西马科掌管。后来，利西马科将企业转让给泛美投资公司，泛美投资公司最后因合同无法履行而放弃了矿山。《玛丽娅》作者的企业家美梦就这样夭折在阿拉卡塔卡腹地的山脉中了。据说谁也不敢为了这一美好愿望的实现而在这里继续做这个美梦，于是，后来它果真“百年孤独”了。因而人们不能不认为豪尔赫·伊萨克斯肯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或许是十分杰出的布恩迪亚，因为他的用英国资金与技术开发巴兰卡斯的埃尔塞雷洪煤矿的第一计划也是在80年代初失败的。这一计划同样是在被遗弃100年以后才变成了哥伦比亚最重大的煤矿开采的现实。《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二章(3)伊萨克斯离开加西亚·马尔克斯故乡的时候，奇米拉人受到腐蚀的历史支柱事实上已经折断了，这不仅是由于移民、瘟疫和酗酒所导致的几乎彻底的种族灭绝，还由于在河流南岸即起初的卡塔卡村对面，建立了一个白人、印欧混血人和其他印第安人这三个种族杂居的新村庄。新村奠定它决定性的地位是在1885年的战争期间，当时一队从圣玛尔塔出发的士兵途经奇米拉人肥沃宁静的土地时开了小差，在河北岸那个刚具雏形的村落乱七八糟地搭起了一片棕榈叶屋顶的茅庵草舍。过了一些时候，原先住在南边奇米拉人村庄的移民和混血人搬到这个新村来了。这样，卡塔卡的重建就完成了，村名就简简单单地叫“阿拉卡塔卡”，而不叫“至尊至圣三位一体的阿拉卡塔卡”这个官名——1834年卡塔卡人的村庄划归当时的谢纳加区管辖时得到的名称。19世纪末，尚未死于天花或者酒精的少数奇米拉人这时开始散落在南部那些道路上，开始沿着乌帕尔谷地那些没有尽头的道路去冒险，抑或开始移居到阿里瓜尼河与阿杜里亚梅纳（阿拉卡塔卡）河上游的地方。100年以前他们的先辈从这里来到下游创建了一个村庄，如今这个村庄几乎记不得他们了。不久以后当这个村庄环绕着香蕉带来的金钱翩翩起舞的时候，则将他们从记忆中彻底抹去了。确实如此，到了马尔克斯和伊瓜兰一家于彗星出现那年在“无人许诺给他们的土地”上定居的时候，奇米拉人漫长的动人的历史不仅已是陈年旧事，而且被人忘得一干二净，在全盘否定先前的阿拉卡塔卡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阿拉卡塔卡。自从1905年联合果品公司在此建厂和火车开通以来，加勒比山区各地的人、内陆地区的哥伦比亚人（被蔑称为“花花公子”）、委内瑞拉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土耳其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以及各式各样的妓女潮水般涌向这里。在香蕉繁荣带来的他人的轻松消遣中，阿拉卡塔卡突然变成了一座巴别城《圣经》故事中，巴别城系古代东方文化地区，希伯来文原意为“变乱”。据载，洪水过后，人们曾在这里建筑通天的巴别塔，上帝怒而变乱天下人的口音，使人们彼此语言不通，因而得名。，时间将会渐渐揭开这种景象掩盖着的本质：这是一场延时发生的悲剧，而不是进步激动人心的降临。与马孔多镇的情形一样，火车带来了一切：香蕉与“枯枝败叶”（外乡人），进步与颓废。虽然联合果品公司直到20年代初才在香蕉产区占据了主导地位，哥伦比亚的加勒比山区却在2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香蕉了。自从圣玛尔塔人何塞·马努埃尔·贡萨莱斯·贝尔穆德斯1887年出于商业目的引进种植，直到联合果品公司1921年完全吞并其他几家哥伦比亚公司以及外国公司，这其间香蕉种植就像雨后春笋一般扩展到谢纳加市、普韦布洛比埃霍市和阿拉卡塔卡市广阔的区域。总共112009公顷土地，46000公顷属于香蕉产区，其中大约20000公顷用于种植香蕉。大香蕉和小香蕉于16世纪从西班牙引入美洲，100年之后的圣玛尔塔地区不同品种的香蕉已很普遍，外来移民和本地人得以大快朵颐。整个19世纪期间，香蕉巩固了自己与可可、烟草、咖啡、棉花、甘蔗并驾齐驱的声誉。圣玛尔塔和谢纳加之间的铁路1887年通车以来，香蕉其实是在铁轨上种植的，因为通到丰达西翁县的火车成了香蕉产业发展的支柱，随后又成了联合果品公司进行大规模生产的支柱。这个将要彻底改变阿拉卡塔卡和马孔多历史的公司19世纪末成立于波士顿，其目标就是吃掉资金困难的另外几家公司。自从它的巨人之腿于1901年矗立在马格达莱纳省以后，很快便如愿以偿。1906年火车在阿拉卡塔卡及丰达西翁开通，对这两个市镇近郊土地的独占，以及先进的生产手段的使用逐步巩固了美国公司的垄断，削弱了哥伦比亚和外国企业的实力。1915年前后，联合果品公司已经拥有6050公顷的种植面积，而土生白人企业为5850公顷，法国的哥伦比亚房地产与农业公司是2485公顷。后者早在1908年就把香蕉种植扩展到阿拉卡塔卡，从而吸引了一大部分来自安第斯山区的“枯枝败叶”。美国公司贿赂、收买或者干脆整垮那些不接受他们的游戏规则的人。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些规则。本哈明·埃雷拉老将军就是敢于向圣玛尔塔法院控告炙手可热的美国垄断企业欺压其他香蕉公司的土生白人企业家之一。为了彻底中断与将军打这场官司，联合果品公司指派一名经理去窃取法院的案卷。结果经理被收监，而公司继续欺行霸市，五年后到底吞并了法国的哥伦比亚房地产与农业公司，成了香蕉行业的龙头老大。它的经济基础非常稳固，占有这一带可耕地与不可耕地的69％。联合果品公司仰仗这种非法的既成事实，从此便像哥伦比亚的国中之国一样进行活动。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公司能够依据拉斐尔·雷耶斯将军执政时期（19041909）制定的劳动法，在当地进行各种政治、商业、劳务活动。公司强制推行十分苛刻的质量标准，由它决定以什么价格收购其他生产者的香蕉，向谁提供灌溉用水和提供多少，以及给谁和按什么比例发放贷款。这迫使土生白人厂家联合组成了全国果品公司，可他们的戏演成了悲剧：纽约港海关开始扣押全国果品公司的货物，再把货物交给美国联合果品公司。《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二章(4)哥伦比亚企业成为牺牲品有多么容易，评判联合果品公司对工人的剥削就有多么困难。首先，几千名工人没有合法地位，因为公司不跟工人而是跟帮会头目及工头打交道，由这些人负责雇用工人。这样美国公司不管理播种工、砍蕉工、搬运工、码头工，而只管理大约250名大包工头、小包工头和领班，这种状况使得庞大的香蕉怪兽能够以各种方式欺压几千名工人。更糟糕的是大部分工人不识字，或者文化程度极低，毫无政治觉悟。既然工人没有合法地位，联合果品公司也就没有义务为他们支付人寿保险和工伤事故保险的费用，提供医疗服务以及付给周日与节日的报酬，更不会承认他们的罢工权利。相反，公司通过帮会头目强行以代金券支付工人每15天发一次的工资，这种代金券只能购买公司在其辖区内出卖的商品。低工资、不坚固不卫生的住处和几乎等于没有的医疗服务，最终破坏了赤贫的工人与联合果品公司之间勉强维持的名存实亡的劳资关系。然而更重要的是最终唤醒了工人，把他们推向一场悲惨地结束于1928年12月6日的罢工。这一惨案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生与作品影响最大的一桩历史罪孽。与此同时，阿拉卡塔卡和谢纳加及普韦布洛比埃霍一样，成了一个沸腾的巴别城，一座将整个世界一块一块地逐渐冶炼的种族与文化之炉。“花花公子”、大西洋省和玻利瓦尔城的海边人、安第斯山人、委内瑞拉人、阿拉伯人和欧洲人组成的绵延不断的移民潮流，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壮大以后，一直持续到20年代中期。人们都是被关于香蕉的“黄金国”的传说吸引来的。1908年前后，阿拉卡塔卡大约有250户和1200人，5年间扩大到约600户和3000人，这个数字在下一个10年又增加了3倍。一边是专属领地内的美国人，一边是燥热的尘土飞扬的阿拉卡塔卡镇的上流阶层、步行的土著人和外来的百姓“枯枝败叶”。几乎所有的住宅都是麦秸屋顶的草房，当地上流阶层才住白铁皮屋顶的木房。联合果品公司几千名工人的栖身场所更为简陋，他们挤住在畜栏般的龌龊不堪的地方，房子没墙，仅有水泥杆子支撑的棕榈树叶屋顶，这样夜晚的飞虫尽可吮吸精疲力竭的工人的血。相反，公司领导和高级职员的寓所则是想像得出的供享受的设施一应俱全。在铁路和阿拉卡塔卡凄惨现实的另一边，便是《百年孤独》中蔑称为“电气化鸡窝”的美国佬的住宅。这座名曰“草坪”的建筑物耸立在郁郁葱葱的绿地之中，有阻挡蚊虫的法国粗麻布窗帘，有隔热的特制屋顶，有网球场，有荡漾着绿松石般湛蓝清波的游泳池。在阿拉卡塔卡人眼里，这个围墙环绕的总是由持枪黑人和看家狗保护的严严实实的地方是个不可企及的梦幻般的天堂。在阿拉卡塔卡这座多民族熔炉中只有美国人不用捺着性子跟土著民族和几千名外乡人打交道，而仅与当地所谓上流社会保持适当的接触。上流社会由外国人、公司高级职员及参加过刚刚结束的战争的老将军老上校组成。后一种人以显赫的道义与政治威望构成了阿拉卡塔卡的精英集团，成了村镇的头面人物。像本哈明·埃雷拉将军、弗朗西斯科·特罗科尼斯将军、帕夫洛·埃米利奥·莫拉莱斯将军、何塞·罗萨里奥·杜兰将军以及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上校、多明戈·比斯凯诺上校、赫苏斯·阿吉雷上校这些人物，是道义上的伟大典范，并且在当地历史上立下传奇式的丰碑，成为加西亚·马尔克斯主要的文学酵母之一。埃雷拉将军是20世纪20年代阿拉卡塔卡镇最杰出的人物，也是哥伦比亚的精英之一。还在战争年代的时候他就关注阿拉卡塔卡的田野，1912年结束在特立尼达的流亡生活，回国定居在他的拉科隆比亚香蕉种植园，以期同横行霸道的联合果品公司抗争。黄昏时分他时常去镇上转一转，在马尔克斯上校的办公室或者田间地头和老战友聚在一起，回忆战争中的坎坷与曲折——马尔克斯上校讲给他疼爱的外孙的正是这些故事。拉斐尔·乌里维·乌里维将军是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伟大原型，这没有疑义；而本哈明·埃雷拉将军的特征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物塑造也有帮助，这同样也是真的。埃雷拉接受“千日战争”军事失败结局时的不可收拾的尊严与虚构的奥雷良诺·布恩迪亚上校所表现出的一样。还有，同奥雷良诺一样，埃雷拉将军从未停止揭露自由派－保守派寡头政治的不公正和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他认为哥伦比亚应该摒弃这种政治溃疡，其最新的丑行表现为在拉斐尔·雷耶斯将军执政期间给予美国香蕉企业无所不包的权力。《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二章(5)何塞·罗萨里奥·杜兰是步入繁荣的阿拉卡塔卡镇的又一位大人物。这位铁了心的自由派与尼古拉斯·马尔克斯一起领导阿拉卡塔卡的自由派运动达半个世纪。两人都好打抱不平，甚至力图在1928年香蕉工人的罢工中进行斡旋。他俩一直是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外祖父落脚此镇，杜兰帮忙最多。他给予各种支持，直到马尔克斯上校得以定居这里当银匠和省级税务官，后来改任镇政府出纳为止。其他打过仗的老兵也在阿拉卡塔卡找到了栖身之所，务农或者当工匠，几乎全都同时在镇上担任行政职务，尽管战争留下了痕迹并且有的是自由派有的是保守派，他们却亲密无间，都是优秀的居民，尤其是在等待中亲如兄弟。他们后半生一星期一星期地徒劳地等待着战争结束时政府许诺给他们退伍年金，全都成了“没有人给他们写信的上校们”，大多数在寂寞难耐的孤独与贫困中死去——可以想像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笔下的人物的结局。所以，在他们成为他笔下的人物老早以前，作家先是在童年而后在50年代初游历这一地区的时候，早就做了这场悲剧的惊异的目击者。在那次游历中，作家看到他的故乡变为“一个尘土飞扬的寂静的处处是死人的村庄”，“年迈的上校们正在后院最后一株香蕉树下死去”。当地上流社会最显著的一点无疑是衣着。男子身穿灯笼裤、领子和袖口浆过的衬衫、坎肩，系着领带，头戴宽檐毡帽，脚穿带防尘层的皮鞋。女人穿连衣裙和高跟皮鞋，打着阳伞，再讲究一点儿的戴宽檐帽。裹着这些与热带气候不相适宜的服装的人们周末常开晚会，在晚会上他们伴着歌谣跳环舞、对舞、华尔兹和帕西略，或者朗诵时兴的文学作品的片断。马尔克斯与伊瓜兰一家所处的阿拉卡塔卡上流阶层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氛围，后来被加西亚·马尔克斯几乎原原本本地搬进了小说，尤其是《百年孤独》中。小说里整个马孔多社会必须模仿的布恩迪亚一家，便是马尔克斯一家的对应。和马孔多一样，阿拉卡塔卡上流阶层的另一边是本地与外来的平民百姓。在《枯枝败叶》的前言里，加西亚·马尔克斯激情满怀地精确描述了那一大堆正在发酵的东西是:“由其他地方的人类渣滓和物质垃圾组成的杂乱的、喧嚣的‘枯枝败叶’，是那场愈来愈遥远、愈来愈令人难以置信的内战的遗物。”这些“枯枝败叶”“臭气熏天，既有皮肤分泌出的汗臭，又有悄悄死去的人的邪味儿”。并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香蕉公司就把多次浩劫以后余下的瓦砾统统抛到镇上”。他所涉及的年份正如一篇序言所讲的是1909年，即马尔克斯和伊瓜兰一家来此的前一年。从这年起，阿拉卡塔卡的世界主义及其以风俗的聚集与风气的颓废最为明显的所有的后果开始巩固。火车继续将秉性和国籍多种多样的人们越来越多地抛向这里，他们带着妻子和情妇、羊、猪、骡、鸡、箱子、轻便床、小口大肚瓶和炒菜锅，有人甚至带着祖先的骨殖。就连吉卜赛人那一年也出现在这里，支起帐篷出售商品，其中既奇异又为人们所需的东西，就是他们在圣玛尔塔港联合果品公司的船上买来的冰块。手风琴这种祖籍欧洲、19世纪末传入哥伦比亚的乐器，也出现在塔德罗兄弟百货商店，因为它神奇的演奏家弗朗西斯科·莫斯科特（人称好汉弗朗西斯科）据说就是在阿拉卡塔卡结束了他在这一带的流浪奔波。《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二章(6)很快，舞厅、妓院、赌场这些用声色娱乐宣泄人们在香蕉种植园疲累身躯的游戏场所出现了。上流社会的正派人家惊讶地看着另一个村庄如何在自己的村庄内逐步形成，“枯枝败叶”们讲多种语言的放荡的社会如何吞噬着阿拉卡塔卡保守的胆怯的社会，却又对阻止许多人围绕着香蕉金钱的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束手无策。女人们跳昆比亚舞哥伦比亚一种民间舞蹈。时点的蜡烛这时都是好色之徒们用一比索和五比索的钞票裹着点燃的。妓女们穿着很少的衣服在妓院的走廊来来往往，或者跟依次轮到的嫖客共骑一匹马奔跑；姘居与通奸现象四处蔓延；淫乱活动扩展到了水渠和收过庄稼的田野；许许多多的小醉鬼们争夺人行道以便在那里睡觉。台球房里充满着骗局和圈套，斗鸡场的叫骂与阿拉卡塔卡街道上的争吵遥相呼应。社会进步中的这些丑事令当地居民痛心疾首，仅仅五年，他们原先那个可可园和甘蔗园及其榨糖房占主导地位的小农经济的平静村庄，就成了狂热模仿索多玛《圣经》故事。索多玛系约旦河谷地的古城，由于居民作恶、淫乱，被神毁灭。和蛾摩拉《圣经》故事。蛾摩拉为迦南平原诸城之一，因居民罪恶深重，上帝降天火毁灭之。的城镇。自此便有传言说，香蕉种植区罪孽蔓延，挥霍无度，因为金钱多得花不了，例如舞场上不光蜡烛连同五比索的纸币一起燃烧，而且“因为钱多，兜里的银币撒落在地谁也不屑弯腰去捡”。其实财富的积累并没有精神贫穷的程度那么厉害。除了公司职员薪金丰厚以外，一个短工每天仅挣半个比索，少得可怜。但是在那个一掷千金的地方，几千份微薄工资加在一起就促成了海市蜃楼般的富裕。失去理智的劳苦大众的这种挥霍由于没有文化及缺乏团结精神与工会意识等因素而变本加厉。联合果品公司就需要这样的民众。为了净化和控制布都多种宗教信仰及宗教活动的总称，包括拜物教、蟒蛇崇拜、祭献牺牲仪式等。名称“布都”在西非土著语中意即精灵。与巫术亦开始扩散的这又一个索多玛，阿拉卡塔卡上流社会的一些人想出一个好主意：请求圣玛尔塔教区派一个常驻神甫来。教区派来了里奥阿查人佩德罗·埃斯佩霍，这就是阿拉卡塔卡镇的第一位教区神甫。他怀着同播撒上帝的种子于马孔多镇的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甫一样的热情与勤奋精神，展开活动，以期唤醒人们的宗教情感，并且反复向他们宣扬符合道德规范的生活习惯。他组织教民集会，成立推动教堂建设的委员会——建设教堂后来持续了20多年。然而，为埃斯佩霍赢得阿拉卡塔卡圣徒名声的不是他的牧师工作，而主要是空中悬浮的绝技。真的，有一天的弥撒过程中正在念祷告词时，神甫身体离地几厘米悬空。《百年孤独》里的尼卡诺尔·雷依纳神甫端着杯子喝巧克力饮料时重复了这一绝技。空中悬浮仅仅是作为主要情节在一部分加西亚·马尔克斯作品中出现的许多趣闻逸事之一。因为埃斯佩霍在不信教者的土地上最初的传教活动，他与作家外祖父母的深厚友谊，他后来成为圣玛尔塔市的副主教，他在促使马尔克斯与伊瓜兰夫妇同意女儿嫁给阿拉卡塔卡那个报务员这件事上决定性的干预，所有这些确定了他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虚构的故事中时而作为普普通通的神甫时而作为那位说是要来却永远没来的大主教出现。埃斯佩霍神甫匡救心灵和道德的工作很快就被暴力源头抵消了，这源头便是临近的布埃诺斯埃雷斯悔罪区，它建立于拉斐尔·雷耶斯执政时期，为的是关押全国最危险的罪犯，其实这等于把自由奉送给他们。犯人从戒备松懈的监牢逃出来，结帮成伙去抢劫和杀害无辜的沿海人。这加深了沿海人与内地人之间由来已久的敌意，以致因一个安蒂奥基亚人杀害一个本地人而在全镇掀起了一场失控的复仇运动，阿拉卡塔卡在两年里实际上确立了捕杀内地人的制度。这一不幸事件从20世纪20年代初起以“阿拉卡塔卡之夜”的名称为人所知。严重的暴力犯罪、社会道德的沦丧，以及谢纳加市首府对阿拉卡塔卡的不闻不问，使人们产生了改区为市的想法，以期结束危险的长夜——实际上比人们认为的要悲惨得多漫长得多的长夜。这个主意起初由镇上第一家报纸《周日报》的社长兼主编何塞·安东尼奥·伊瓜兰（加西亚·马尔克斯外祖母的兄弟）在这家报纸上提出。经过三年的联系、沉默、请求、惊吓，1915年4月阿拉卡塔卡被宣布为市级建制，所辖区域的界线在图古林卡河与丰达西翁河之间，以及雪山西山嘴和大谢纳加镇。首任市长为托马斯·诺盖拉区长。《马尔克斯传》第一部分《马尔克斯传》第二章(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