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梁实秋本想随“国民参政会华北慰劳视察团”到延安去访问。毛泽东发电报说，我们不欢迎梁实秋来。梁只好打消此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梁定为“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国民党全面退败之际，梁选择去了台湾，之后，他的作品在大陆被禁。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有出版社出版他的散文。　　梁实秋到台湾后，翻译了古罗马作品《沉思录》，作者为玛克斯·奥瑞利阿斯，因译音与马克思相同，触动了台湾当局的神经，故而引起不小轰动。　　梁实秋曾对李敖说起他家被搜查之事：“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梁实秋后来才明白，因其与罗隆基有旧交，引起了台湾当局的监控。　　1968年，台湾文化学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奥赛罗》，警备司令部却横加干涉，说剧中有兵变的描写，上演恐怕影响军心。几经交涉后，学院被迫修改剧本，把奥赛罗改为文职，不称将军称大人，副官改称秘书，才勉强通过。梁实秋得知此事后说：“莎氏有知，怕要气炸了肺！”　　雅文　　梁实秋的雅舍非常简陋，“蓖墙不固，门窗不严”，梁“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其岑寂。“入夜则鼠子噉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使得人不得安枕。……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撅，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　　然而“‘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近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　　梁实秋一生坚持文学应反映最基本的人性，他的《雅舍小品》便是如此。当《雅舍小品》最初发表在报刊上时，朱光潜便致函祝贺说：“大作《雅舍小品》对于文学的贡献在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之上。”　　最初，梁实秋以笔名“子佳”发表《雅舍小品》。刘士英告诉梁，他在重庆沙坪坝的一家餐馆吃饭，听见邻桌几位教授在讨论梁的《雅舍小品》，其中一位叫徐仲年的教授大声说：“你们说子佳是梁实秋，这如何可能？看他译的莎士比亚，文字总嫌有点别扭，他怎能写得出《雅舍小品》那样的文章？”　　自1949年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在台湾出版后，一版再版，到1975年，已经达到三十二版，至今已经有五六十版次，创造了散文出版的神话。　　梁实秋自陈：“我的数学不好，理工科无法念，必须学文史。”而最终选择文学的原因有二：当时正谈恋爱，因感情的关系对文学特别感兴趣；朋友都知道他爱写新诗和散文，也鼓励他学文。　　梁实秋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翻译莎士比亚作品，持续40年，到70年代完成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计剧本37册、诗3册。　　胡适曾物色五个人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陈西滢和叶公超，只有梁坚持了下来。梁说，他能完成这项工作，应感谢三个人，“第一是胡适之先生的倡导。他说俟全部译完他将为我举行盛大酒会以为庆祝。可惜的是译未完而先生遽归道山。第二是我父亲的期许。抗战胜利后，我回北京，有一天父亲拄着拐杖走到我的书房，问我莎剧译成多少？我很惭愧这八年中缴了白卷。父亲勉励我说：‘无论如何要译完它。’我闻命，不敢忘。最后但非最小的支持，来自我的故妻程季淑，若非她40多年和我安贫守素，我不可能完成此一工作”。　　到台湾后，梁实秋坚持译莎士比亚全集，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程季淑装订。程用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　　梁实秋说：“要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没有学问。如果有学问，他就去做研究、考证的工作了；第二，他必须没有天才。如果有天才，他就去做研究、写小说、诗和戏剧等创作性工作了；第三，他必须能活得相当久，否则就无法译完。很侥幸，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所以我才完成了这部巨著的翻译工作。”　　弟子余光中谈及老师译莎士比亚全集的功绩时说：“五四以来，西洋作家的译述，何止数千百家，但译述一位大作家而能竟其全集者，梁实秋先生还是第一人。”“梁实秋的贡献，无人不知莎翁全集的浩大译绩。他的水准始终在那里，梁实秋的文章与他的前额并高。”　　余光中在《梁翁传莎翁》一文中说：“莎士比亚只写了二十年，梁实秋先生却译了三十六年，不过我们不要忘了，莎翁是连续地写，在太平盛世的伦敦连续地写，而梁翁是时作时辍地译，在多难的中国时作时辍地译，从二次大战之前译到二次大战之后，从严寒的北国译到溽暑的南海，且把昔之秋郎译成了今之梁翁。”　　晚年，梁实秋用7年时间写成百万言的《英国文学史》。他每天伏案，笔耕不辍，夫人韩菁清发现，梁椅子的坐垫上，常留着一摊鲜血。因伏案太久，以致痔疮出血，而他专心于著述，竟不自知。　　逸事　　儿子梁文骐回忆，梁实秋教学数十年，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迭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常引得时髦男女窃笑，他却毫不在意。在师大授课时，一次讲英格兰诗人彭斯（Burns）的一首诗，某女生听到动情处，竟泪下如雨，伏案放声大哭起来。梁文骐问父亲：“您是否觉得很抱歉？”他回答：“不，彭斯才应该觉得抱歉。”　　梁实秋上课，一度黑板上从不写一字，他说：“我不愿吃粉笔灰。”　　林斤澜回忆，抗战时期，梁实秋每天坐着滑竿到学校上课。他微胖，穿皮袍，戴绒帽，围可以绕三圈的长围巾，仰在竹躺椅上。竹竿一步一颤一悠，一颤是抬前头的一步，一悠是抬后头的步子。到学校，梁下得滑竿，直奔教室，脸上带着微笑，可见不把坐滑竿当做苦差使。他不看学生，从长袍兜里掏出一张长条小纸条，扫一眼便开讲。他讲的是西洋戏剧史、希腊悲剧、中世纪、文艺复兴。顺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摆事实，不重观点，如一条没有滩、没有漩涡、平静且清楚的河流。一会儿法国，一会儿英国德国，提到人名书名，便写板书，讲到法国写法文，讲到英国写英文，讲到德国写德文……抗战时期，学生中多半是“流亡学生”，学过点外语也耽误了。他全不管，从不提问，和学生不过话，更不交流。下课铃一响，揣纸条，戴帽子，围三绕围巾，立刻上滑竿走人。和别的老师，“进步”的和不见得“进步”的名流，都不招呼。他的课知识丰富，条理清晰，叙述娴熟又动听，因此经常满座。　　儿时，梁实秋特别憎恨他的小辫子，觉得像猪尾巴一样难看不说，早上起来梳辫子也实在恼人。年岁稍长，听父亲读《扬州十日记》《大义觉迷录》等书，又听父亲讲清军入关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故事，梁对辫子愈加反感。辛亥革命后，他马上跑到理发店剪辫子，虽然“连揪带剪，相当痛，而且头发渣顺着脖子掉下去”，但内心“十分快意”。　　梁实秋儿时顽皮，对读书不感兴趣，每当此时，母亲就高举笤帚疙瘩进行威吓，但每次都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一次，母亲监督他读书，读到“一老人，入市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时，梁大惑不解，问母亲：“为什么买鱼两尾就不许他回家？”全家大笑。　　上小学时，梁实秋各门课程都应付裕如，唯独畏惧“算术”，他说：“像‘鸡兔同笼’一类的题目我认为是专门用来折磨孩子的，因为我当时想鸡兔是不会同笼的，即使同笼也无需又数头又数脚，一眼看上去就会知道是几只鸡几只兔。”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对梁实秋来说，最难过的一关是游泳。考试那天，梁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只能用竹竿把他挑起来。他当然不及格，一个月后需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但补考时，刚入池中，他便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逗得一旁的体育老师马约翰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　　梁实秋的体育成绩很差，他平时不练习，一到临考就紧张万分，马约翰对他的体育成绩只能是摇头叹息。他的一百码（一百码等于91.44米）成绩是十九秒。四百码成绩是九十六秒，跑完人几乎昏厥过去。　　在清华读书时，梁实秋不喜欢数学，其同学孙筱孟对数学更是惧怕，每回遇到数学月考、大考，一看题目就尿裤子，然后匆匆忙忙回寝室换，屡试不爽。后来梁实秋和同学赵敏恒去美国留学，清华的分数单上数学都是勉强及格。二人到美国后拼命用功，结果在班上占了第一第二的位置，大考特准免予参加，成绩为甲等。　　赵太侔平日寡言笑，一次，他到上海看望梁实秋，进门一言不发，梁亦耐着性子，一言不发，两人相对抽烟，几乎抽完一包后，赵即起身离去。二人交往，颇有魏晋之风。　　有一次，梁实秋想倾阮囊之所有在饮茶上豪华一下，便走进一家茶店，索买上好龙井。店主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取出八元一斤的龙井茶，梁表示不满意。店主又取出十二元的龙井，梁仍不满意。这时店主勃然色变，厉声说：“买东西，看货色，不能专以价钱定上下。提高价格，自欺欺人耳！先生奈何不察？”梁实秋如遭棒喝。　　1930年夏的一天，徐志摩打电话给梁实秋，大声说道：“你干得好事，现在惹出祸事来了！”梁莫名其妙，忙问何事。徐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黄警顽受朋友某君之托，替其妹做媒，对象是梁实秋，请他问梁意下如何。梁更觉蹊跷，徐问：“你有没有一个女学生叫×××？”梁答有，徐说：“那就对了。现在黄警顽先生来信要给你做媒。并且要我先探听你的口气。”梁实秋说：“这简直是胡闹。这个学生在我班上是不错的，我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身材面貌我也记得，只是我从来没有机会和任何男女生谈话。”徐在电话中说：“好啦，你现在告诉我，要我怎样回复黄先生？”梁不假思索地说：“请你转告对方，在下现有一妻三子。”　　初到台湾，梁实秋一家三口住在荒僻的德惠街，街中心是一条死水沟，野草与人同高，偶尔有车经过，尘土飞扬入室。当时他们睡的是榻榻米，躺下后，顿觉天花板高得出奇，起身时很是吃力。几个月后，他们忍无可忍，终于买了三张木床。一天，齐如山来访，进门看见室内有床，惊呼道：“吓！混上床了！”　　梁实秋最初在台湾师大任教，台湾大学为了请梁到校任教，许诺分给他“一栋相当宽敞的宿舍”，师大得知风声，立即挽留，分给梁一处庭院宽大的房屋。一位师大同事见后望门兴叹道：“是乃豪门！”　　梁实秋对火腿品质要求甚高，对台湾熏制火腿很是不满，常说“有死尸味”，视为下品。逢年过节，有人送礼，常有火腿一包，打开一看，或有蛆虫蠕动，或有恶臭扑鼻，无法忍受，弃之又觉可惜。梁百般思索，顿生妙计，将火腿挂在墙外电线杆上，谓之“挂高杆”。片刻工夫，即被人取去，如是者数次。夫人程季淑非常反对，梁却认为愿者上钩，不伤阴功。　　食趣　　儿时，梁实秋常随父亲到东四牌楼自家开的干果子铺，每次到后，掌柜总是从蜜饯缸里抓出一把蜜饯桃脯的皮子塞给他，或给他一瓶用玻璃球做瓶塞的汽水。这些足可以让他享受一阵子，整个晚上的心情都因此变得舒展开朗。　　梁实秋最爱吃北京致美斋的爆羊肚。1926年，梁留美三年归国，甫下车，将行李寄存在车站，直奔致美斋，将不勾芡粉、稍加芫荽梗、葱花的盐爆，勾大量芡粉、黏糊的油爆和清汤汆煮，以及完全本味的汤爆，都吃了个遍，才回家。梁说他在海外想吃的家乡菜以爆肚为第一，而这次一口气吃三种，是“生平快意之餐，隔五十年犹不能忘”。　　30年代初，李璜在上海四马路美丽川菜馆宴请徐悲鸿、梁实秋等，席上的蚝油豆腐让梁实秋在半个世纪后仍记忆犹新。他说：“蚝油豆腐用头号大盘，上面平铺香嫩豆腐，一片片地像瓦垄然，整齐端正，黄澄澄的稀溜溜的蚝油汁洒在上面亮晶晶的。此后数十年间吃过无数次川菜，不曾再遇此一杰作。”　　梁实秋爱吃红烧肉，但最怕自己做红烧肉。因为他性急健忘，10次烧肉9次烧焦。他说，红烧肉要长时间煨煮，很懒又没记性者最不适合做此菜。　　1940年，梁实秋和抗战慰问团在湖北访问张自忠。张自忠请他们吃了一顿饭，他因此餐最简单而又招待最殷勤而永生难忘：四盘菜一只火锅，以青菜或豆腐为主，点缀有肉片肉丸，说是豪华是因为每人加一只生鸡蛋放在火锅里煮。　　晚年，梁实秋因患糖尿病，不能食甜，但他常私下偷吃解馋。一次和刘墉同桌吃饭，冷盘端上来，梁说，他有糖尿病，不能吃带甜味的熏鱼；冰糖肘子端上来，他又说不能碰，因为里面加了冰糖；什锦炒饭端上来，他还是说不能吃，因为淀粉会转化成糖。最后，端上八宝饭，刘墉猜他一定不会吃，没想到梁居然大笑道：“这个我要。”朋友提醒他：“里面既有糖又有饭”。他笑着说，就因为早知道有自己最爱吃的八宝饭，所以前面特别节制。“我前面不吃，是为了后面吃啊；因为我血糖高，得忌口，所以必须计划着，把那‘配额’留给最爱。”　　儿时夏天，梁实秋喝豆汁，总是先脱光上衣，然后喝下豆汁，等到汗落再穿上衣服。他常说：“能喝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他坦陈：“自从离开北平，想念豆汁儿不能自已。”晚年他与在北京的长女梁文茜取得联系后，在一封信中说：“给我带点豆汁来！”女儿回信道：“豆汁没法带，你到北京来喝吧！”他才知道自己糊涂了，不禁哑然失笑。　　梁实秋还爱吃北京的传统小吃糖葫芦。他回忆，信远斋卖蜜饯、冰糖子儿、糖葫芦，以糖葫芦为最出色。梁感慨：“离开北平就没吃过糖葫芦，实在想念。”　　梁实秋对老北京的各种干鲜果品也非常想念：“三白的大西瓜、蛤蟆酥、羊角蜜、老头儿乐、鸭儿梨、小白梨、肖梨、糖梨、烂酸梨、沙果、苹果、虎拉车、杏、桃、李、山里红、黑枣、嘎嘎枣、老虎眼大酸枣、荸荠、海棠、葡萄、莲蓬、藕、樱桃、桑椹、槟子……不可胜举，都在沿门求售。”　　梁实秋曾描写北平小贩的吆喝：“北平小贩的吆喝声是很特殊的。我不知道这与平剧有无关系，其抑扬顿挫，变化颇多，有的豪放如唱大花脸，有的沉闷如黑头，又有的清脆如生旦，在白昼给浩浩欲沸的市声平添不少情趣，在夜晚又给寂静的夜带来一些凄凉。细听小贩的呼声，则有直譬，有隐喻，有时竟像谜语一般的耐人寻味。而且他们的吆喝声，数十年如一日，不曾有过改变。”　　风趣　　在哈佛大学时，梁实秋和顾毓秀等人租住在一所公寓中，他们轮流负责做饭、洗碗、采购等工作，而这里也成为中国学生的活动中心，来往过客随时下榻，帆布床随时供应。一次，梁实秋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一闻到炸酱的香味，便嚷着要吃面。梁慷慨应允，却有意往小碗炸酱里加了4勺盐，咸得他们皱眉瞪眼，拼命找水喝。　　王敬义每次从梁实秋家离开时，总要偷偷在梁家门口小便。梁实秋一直装做不知。有一天，王自己憋不住了，不无得意地问梁道：“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微笑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　　梁实秋论女人：“假如女人所有杜撰的故事都能抽取版税，那很容易致富。”　　老舍在山东大学教书时，在一次演讲中说，文艺作品中的坏人形象大都是脑满肠肥、一脸横肉的大胖子。一周后，青岛大学外文系主任梁实秋上台演讲，说着说着，话锋一转：“就我个人所知，中外文学作品中的坏人都是些瘦子，脖子细得像猴子一样……”梁白白胖胖，而老舍正是个脖子很细的瘦子。老舍听罢，一笑了之。　　抗战时期，在一次募款劳军晚会上，老舍和梁实秋准备搭档说相声。其中有一段需要老舍用折扇打梁的头，老舍建议删去，但梁坚持保留，最后二人商定打的时候比划一下，并不真打。到演出的这天，二人走上台来，绷着脸肃立片刻，如同泥雕木塑一般，观众看了已是笑声一片。二人只能在阵阵笑声的间歇表演。到该用折扇敲头的时候，老舍不知是一时激动还是有意为之，抡起大折扇狠狠地向梁打来，梁向后一闪，折扇正好打落了他的眼镜。梁迅即反应，手掌向上，正好托住了落下来的眼镜，然后保持那个姿势半天，喝彩声历久不绝。有人以为这是梁实秋的一手绝活，高呼：“再来一回！”　　梁实秋在师大任教期间，校长刘真常请名人到校讲演。一次，主讲人迟迟未到，在座的师生都等得很不耐烦。刘真只好请在座的梁救急，上台给同学们讲几句话。梁慢吞吞地说：“过去演京戏，往往在正戏上演之前，找一个二、三流的角色，上台来跳跳加官，以便让后台的主角有充分的时间准备。我现在就是奉命出来跳加官的。”一番话引得全场哄笑，驱散了师生们的不快。　　梁实秋与韩菁清的新房设在韩家。洞房花烛夜，梁因高度近视，又不熟悉环境，没留心撞到了墙上。新娘立即上前将新郎抱起。梁笑道：“这下你成‘举人’了。”新娘也风趣地回答说：“你比我强，既是‘进士’（谐音近视），又是‘状元’（谐音撞垣）。”两人相视大笑。　　知己　　冰心与梁实秋是一生知己。1923年，赴美留学的梁实秋和冰心在前往大洋彼岸的轮船上相遇。梁颇为尴尬，因为之前他曾撰文批评冰心说：“我从《繁星》与《春水》里认识的冰心女士是一位冰冷到零度以下的女作家”，并说《繁星》、《春水》此类诗作“终归不能登大雅之堂的”。许地山为二人介绍后，梁问冰心：“您修习什么？”冰心答：“文学。你呢？”梁回答：“文学批评。”然后两人再无话，幸好有许地山在一旁缓和，才避免了窘境。　　冰心给梁实秋的第一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接触多了，梁发现，冰心只是表面上对人有几分矜持，实则与人为善，宽厚待人。他赞扬冰心：“她的胸襟之高超，感觉之敏锐，性情之细腻，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　　为了打发旅途中的无聊，梁实秋与顾一樵等人办了一份名为《海啸》的文艺刊物，向冰心和许地山等人约稿。冰心在此发表了《乡愁》《惆怅》《纸船》等。一次编辑会后，梁忽然对冰心说：“我在上海上船以前，同我的女朋友话别时，曾大哭了一场。”这个女朋友就是他后来的夫人程季淑。闻此语，冰心大为诧异。　　梁实秋到哈佛读研究生时，冰心在威尔斯莱女子学院就读，每到假期，或梁去拜访冰心，一起“泛舟于脑伦璧迦湖”，或冰心来访梁，“做杏花楼的座上客”。　　哈佛中国学生会曾演出英语版中国话剧《琵琶记》，剧本由顾毓秀改编，梁实秋翻译。冰心演丞相之女，其同学谢文秋扮演女主角赵五娘。男同学们纷纷争抢男主角蔡中郎，最终由梁实秋出演。他们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的一位教授担任导演。导演很是认真，每次排练到蔡伯喈和赵五娘的团圆戏时，导演便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梁很是窘迫，告诉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摇头不已。演出结束后，导演将梁拉到一旁，对他说：“你下次演戏最好选一出喜剧，因为据我看你不适于演悲剧。”　　后来，谢文秋与朱世明订婚，冰心打趣梁实秋说：“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梁此后写文章就以“秋郎”署名，晚年又自号“秋翁”。　　一次，梁实秋给冰心画了一幅梅花，冰心回信说：“画梅花有什么了不起，狗也会画。”　　抗战期间，冰心偶尔到梁实秋住的雅舍拜访。时值寒冬，他们围着火炉促膝长谈到深夜，冰心兴致颇高，还唱了一段福建戏词，是夜，冰心留宿雅舍，与龚业雅挤在一张床上睡了一夜。　　冰心住在歌乐山，梁实秋到歌乐山看望冰心，冰心一定要让梁试试她和丈夫吴文藻睡的那张弹簧床，梁躺上去，感觉软得像棉花团。　　梁实秋某次进城办事路过歌乐山，却未拜访冰心，冰心知道后很不高兴，埋怨道：“山上梨花都开过了，想雅舍门口那一大棵一定也是绿肥白瘦，光阴过得何等的快！你近来如何？听说曾进城一次，歌乐山竟不曾停车，似乎有点对不起朋友。”　　有人曾问冰心为什么梁实秋是一朵鸡冠花，冰心说：“因为那时旁边还有好几位朋友，大家哄笑说‘实秋是一朵花那我们是什么？’因此我加上一句‘鸡冠花’，因为它是花中最不显眼的。”　　“文革”初期，在台湾的梁实秋听谣传说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信以为真，悲痛之余写了《忆冰心》一文，文末附上冰心历年给他的信。此文几经辗转，到了冰心手里，她极为感动，立刻写信托人从美国转给梁实秋。两年后，梁才知道冰心夫妇自杀之说是误传，又著文更正，欣喜之余，又伤感于他们在“文革”中的种种磨难。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梁实秋次女文蔷回北京探亲，替父亲去看望冰心。梁让女儿给冰心带的口信是：“我没有变。”冰心听后对梁文蔷说：“你告诉他，我也没有变。”　　1985年，梁实秋散文集《雅舍怀旧忆故知》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冰心欣然作序。她深情地说：“我感激故人对我们的眷恋，我没有去过台湾，无从想象台湾的生活情况，但是北京的情况呢，纸上真是说不完，我希望实秋回来看看……”　　梁实秋去世时，时已87岁高龄的冰心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连续写了两篇悼念文字《悼念梁实秋先生》和《忆实秋》，她说：“实秋是我一生知己，一生知己哪！”　　爱恋　　1921年，父母为梁实秋物色了一位妻子人选，程季淑，安徽绩溪人，年二十岁。陪母亲去过程家的大姐对梁说：“我看她人挺好，满斯文的，双眼皮大眼睛，身材不高，腰身很细，好一头乌发，挽成一个髻堆在脑后，一个大篷覆着前额，我怕那蓬下面遮掩着疤痕什么的，特地搭讪着走过去，一面说‘你的头发梳得真好’，一面掀起那发篷看看，什么也没有。”　　梁实秋对这门亲事很满意，他先写信给程，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交往。但信寄出后，如石沉大海。于是他又打电话给程，程的声音柔和清脆，一下子就把他震住了。他直接要求见面，程虽支支吾吾，但还是答应了。第一次约会，素面朝天却有如清水芙蓉的程给梁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之后，二人在中央公园、太庙、北海、电影院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约会，当时青年男女自由交往还未成风气，二人在公园里引得众人频频侧目，甚至有人还大吹口哨。梁实秋常去程季淑工作的小学等她，每次女学生们都聚集在会客室窗外窥视。由于两人经常约会，程季淑遭人非议，最后被学校解聘。卢沟桥事变后梁到天津，住在同学罗隆基家里，罗的妻子王右家就是当年窥视的学生之一。　　在清华的毕业典礼上，梁实秋和吴文藻反串女角，参演了一出舞台剧。梁请程季淑前来观看，结束后，他问程有何感受，程答：“我不敢仰视。”原来她因为害羞，根本没敢看台上，她说：“我看你在台上演戏，我心里喜欢，但我不知为什么就低下了头，我怕别人看我！”　　1923年，梁实秋准备赴美留学。三年后，梁没等奖学金用完就着急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梁、程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举行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婚后十几天，北伐战争打响，两人仓促南下，逃到上海。　　在上海，梁实秋主编《青光》副刊，每晚发稿后匆匆登楼，恨不得一步跨回家。程季淑问他：“你上楼的时候，是不是一步跨上两级楼梯？”“是的，你怎么知道？”“我听着你‘咚咚’的脚步声，我数着那响声的次数，和楼梯的节数不相符。”　　1934年，梁实秋回到北平，在北大任教。时梁家三代上下十几口，另有男女佣工六七个，时间久了，难免会有矛盾，梁有时颇为烦恼，程季淑总劝他：“唐张公艺九世同居，得力于百忍，我们只有三世，何事不可忍？”为了丈夫安心工作，程季淑承担了所有的家务，伺候公婆，教育孩子，日夜操劳。　　程季淑全力支持丈夫的翻译工作，每日下午，她总定点给丈夫送茶。这时梁实秋停笔拉她小坐，她总推开梁说：“别闹，别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便转身离开。到晚上，当梁告诉他一天进展顺利，译了三千字，她便默默对着丈夫竖起大拇指。　　1937年，北平陷落后，梁实秋决定南下。由于岳母年老体衰，不堪奔波之苦。他和程季淑商量后，决定他一人先走，待局势稍缓，再作打算。不曾想，他们这一别竟长达六年。1944年，程季淑只身一人，带着三个孩子和大堆行李站在梁实秋面前时，两人均泪流不止。程时年43岁，眼角已见皱纹，耳旁已有白发。梁文蔷至今还记得那天父亲紧盯着他们三个孩子，用手指着他们激动地说：“这就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这也是我的孩子！”正因为这一次的分别，自那以后的三十余年，无论天涯海角，两人始终相偕相行。　　1973年，梁实秋与程季淑卖掉台湾的房子，迁居美国西雅图，与女儿梁文蔷一起生活，安度晚年。他们恩爱如昔，常手拉手一起出门散步。程季淑年纪大了，连上楼都感到吃力，她穿一件宽大的黑毛衣，手脚并用地爬上楼去，每当此时，梁戏言：“黑熊，爬上去！”程回头对梁吼一声，作咬人状。进入室内，程季淑倒在梁实秋怀中，梁能听见她心脏扑通扑通跳的声音。　　1974年4月30日，梁氏夫妇携手到附近市场去买东西，市场门前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砸中程季淑。梁忙将她送往医院急救，但手术后，她却未能醒来。　　妻子去世后，梁实秋写下了《槐园梦忆》一书，寄托对亡妻的悼念之情。他在《槐园梦忆》最后写道：“诗人感木瓜，乃欲答琼瑶。愧彼赠我厚，惭此往物轻。虽知未足报，贵用叙我情。”　　北京的中山公园四宜轩是梁实秋和程季淑的定情之处。1987年，梁实秋次女回北京，特地去四宜轩拍了很多照片给梁寄去。但梁仍不满意，想要一张带匾额的照片。可惜四宜轩的匾额早已不复存在。后来，长女梁文茜又去拍了许多照片，托人带给父亲。梁一见到照片，就忍不住落泪。　　龚业雅是梁实秋的红颜知己，她是梁的三妹亚紫在女师大的同学，湖南人。梁实秋认识龚业雅是在认识程季淑之前，据梁回忆，龚在北平念书时曾和三妹到梁家玩，“全家人都很喜欢她”。“业雅是我见过最男孩子性格的女性，爽快，长得明丽。非常能干的，先后在四川、北平做商务编译馆的人事主任，管两百多人，连家属六、七百人。很有能力，当年所有编译馆的事，从重庆回到南京，都是她一人处理的。她不是文才，是干才。”　　重庆大轰炸后，梁实秋与龚业雅一家合资买了间平房，因为没有门牌，朋友不好找，邮差也不方便，就以龚业雅的“雅”为名，在山下路口钉了块木牌，写上“雅舍”。　　梁实秋撰写《雅舍小品》时，每写一篇，都是龚业雅先睹为快，笑得前仰后合，不断催梁快写。梁的作品从未请人作过序，但《雅舍小品》却由龚作序。梁实秋亦坦言：“雅舍小品也是因业雅的名字来的。雅舍小品第一篇曾先给业雅看，她鼓励我写。雅舍小品三分之二的文章，都是业雅先读过再发表的。后来出书，序也是业雅写的。我与业雅的事，许多朋友不谅解，我也不解释，但是一直保留业雅的序作为纪念。”　　梁实秋回忆，一次，他与卢冀野、龚业雅以及另一位朋友打了一个通宵的麻将：“两盏油灯，十几根灯草，熊熊燃如火炬，战到酣处，业雅仰天大笑。椅仰人翻，灯倒牌乱。”　　因内战，梁实秋未及道别而匆匆离开北京，到了广东才写信给龚业雅，龚回信埋怨他不该离开。梁初抵台湾后，两人仍鱼雁往返，直到两岸断绝邮电才失去联系。“文化大革命”后，梁实秋托在美友人打听，得到的却是龚业雅的死讯，去世时六十九岁。梁实秋曾说：“这一生影响我最大的女人，一个是龚业雅，一个就是我太太程季淑。”　　据说，梁实秋曾想和程季淑离婚，另娶龚业雅，江冬秀将程季淑接到家中，为她出谋划策，闹到法院里打官司。结果梁实秋败诉，一时里传闻沸沸扬扬。此后，梁、龚被迫分手。　　因《槐园梦忆》，梁实秋遇到了他的第二位妻子——韩菁清。韩菁清比梁实秋小28岁，7岁时便在上海的儿童歌唱比赛中一举夺魁，14岁获得“歌星皇后”称号。1949年，韩随父到香港，进入演艺圈。她自编、自演、自唱、并担任制片人的影片《我的爱人就是你》让她获得了金马奖优秀女演员奖。30岁时，韩退出影坛。　　1974年11月27日，韩菁清和义父谢仁钊到远东图书公司拜访该公司老板，老板当即奉送一本崭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并带着二人见到了该辞典的主编梁实秋。二人一见如故，不几日，梁便对韩心生爱慕。当韩菁清告诉梁，准备给他当红娘时，梁直截了当说：“我爱红娘！”　　听梁实秋如是说，韩菁清的内心很是矛盾，她于二人相识的第五日写信给梁，希望他打退堂鼓。不料第二天早晨，韩菁清一拉开房门，便看见了门口的梁实秋，他交给韩一封信，说是楼下捡到的，信封上写着“呈菁清小姐”。韩菁清打开一看，写信人正是梁实秋。　　从这天开始，梁实秋每天都带着情书来到韩菁清家中，梁在情书中写道：“不要说悬崖，就是火山口，我们也只好拥抱着跳下去。”梁炽热的爱情火焰，终于融化了韩菁清，二人开始热恋，并准备共度余生。　　梁韩之恋引起了轩然大波。报纸首先发难，矛头直指韩菁清。多数文章都认为韩菁清嫁梁实秋，是对梁的亵渎；有人更是说，她和那些专门嫁一个行将就木的人并等着继承遗产的女人是一样的。　　与此同时，梁实秋也遇到了阻力。一些朋友出面为他物色老伴，梁门下一些有相当高社会地位的弟子们，更是打着“护师团”的旗号，反对梁韩之恋。对于朋友们的劝阻，梁说：“好些人自命为我的朋友，……对我说些过分的劝告，这些人是自绝于我，我不得不把他们一笔勾销，不再算是朋友之列。”“那些陈腐的心术不正的东西，让他们一起滚开！”　　1975年，梁韩之恋修成正果。婚礼那天，梁实秋自兼司仪，站在大红喜字前宣布婚礼开始，然后又自读结婚证书，在宾客们的欢笑声中，献上新郎致词。这天晚上，两个人先是大笑大闹，后来却在床上相拥而泣。　　梁实秋称韩菁清为“清清”，韩菁清则称呼梁为“秋秋”。梁戏称这是韩菁清的“一大发明”。　　与韩菁清的结合，让梁实秋找回远离的青春：恋爱时，两人一块儿吃宵夜，梁说，那是他“生平第一次”深更半夜在外面吃清粥；婚后，七十四岁的他开始学跳舞，在家里的饭厅翩翩起舞；尽管饮食习惯不同，但因韩菁清烧得一手好菜，梁婚后心宽体胖，八个月体重上升五公斤；外界也注意到，原本搁笔已久的梁又开始了创作。他每天上午专心读书、写作，一天写五千余字。1979年6月，梁实秋完成了《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前者约一百万字，后者约一百二十万字，历时七年，获得台湾“国家文艺贡献奖”。　　闲暇时，梁实秋和韩菁清玩文字游戏，比如，5分钟内，写“氵”旁或“言”旁的字，看谁写得多。但获胜的常常是韩菁清，因为她脑子反应快，写得快，而梁总是先写笔画很多的生僻字，到后来才写笔画简单的常用字。不过，韩菁清说她不敢跟梁实秋打“持久战”，因为梁能写出许许多多同旁的字来，远远胜过她，于是她坚持限定比赛在5分钟内结束。　　胡宗南的女儿胡小美曾这样写道：“梁实秋与韩菁清结婚近两年了。他们的婚姻生活就像一条源远流长的小溪，任凭多少颗顽皮的小石子，最多也只能激起一些泡沫、一阵涟漪，随着缓缓流过，却似乎是永无止境的水波，消失得无影无踪。”　　梁实秋和韩菁清携手走过12年，直至梁实秋辞世。面对死亡，梁实秋在给韩菁清的信中说：“我依然爱你。我故后，你不必悲伤，因为我先你而去，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事。”　　梁实秋去世后，韩菁清每月去扫墓两次，给梁实秋带去烟花，拔去墓上的杂草。她在自己的衣襟上绣着一个红色的“雅”字，纪念梁实秋。　　对于晚年的这次爱情，梁实秋说：“我只是一个凡人——我有的是感情，除了感情以外我一无所有。我不想成佛！我不想成圣贤！我只想能永久永久和我的小娃相爱。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　　伤国　　梁实秋在美国演《琵琶记》，当谢文秋饰的赵五娘抱着琵琶用四季相思小调自弹自唱贺知章的《回乡偶记》“少小离家老大回……”时，众人默默不语，竟忘了接口。　　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人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自陈：“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梁实秋反对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他认为政府实际是对内实行独裁，对外等于屈服。他认为，真正的安内，不是剿灭共产党，而是“必须开放党禁，使各党各派的有力量有野心之分子有公开活动的自由”。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这日，梁实秋对长女梁文茜说：“孩子，明天你吃的烧饼就是亡国奴的烧饼。”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北大教授张忠绂通知梁实秋，说他们二人已经上了侦缉队的黑名单，让梁赶紧离开北平。梁考虑再三，决定南下。梁后来回忆：“我们（注：指其与罗隆基等人）愿意共赴国难。离开北平的时候我是写下遗嘱才走的，因为我不知道我此后的命运如何。我将尽我一份力量为国家做一点事。”　　梁文茜回忆，七七事变爆发后，父亲梁实秋想投笔从戎，深夜和程季淑长谈计议，打算到后方参加抗日工作。十岁的梁文茜缩在被窝里偷听父母谈话，犹记得他们严肃的神情。不久，梁实秋便毅然决然南下，程季淑没有哭，但很紧张。她问母亲：“爸爸干嘛去了？”母亲小声告诉她：“打日本。”　　梁实秋到达天津，寓居罗隆基家中。两人时刻关注着中日战争的形势，梁回忆：“努生（罗隆基）有一幅详细的大地图，他用大头针和纸片制作好多面小旗，白的代表日寇，红的代表我军，我们每天晚上一面听无线电广播，一而按照当时战况将红旗白旗插在地图上面。令人丧气的是津浦线上白旗咄咄逼人，红旗步步后退。我们紧张极了，干着急。”　　天津告急后，梁实秋和罗隆基南下南京。在济南火车站，他遇到从前的一位女学生。学生问他去哪里，他回答：“到南京，赴国难，投效政府，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学生问及师母，他告知：“我顾不得她，留在北平家里。”汽笛响起，梁实秋与学生挥手作别，二人都流下泪来。　　1938年，梁实秋应教育部次长张道藩之邀请，参加了“中小学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担任了任务最繁重的教科书组主任一职。梁本无编撰教科书的经验，但“既到后方，理宜积极参加与抗战有关之工作”，所以硬着头皮接受了。梁预先申明，他是义务主持编撰教科书，不领薪水。　　1948年，梁实秋在中山大学任教，与王越兴趣相投，言谈甚欢。次年，梁对王说：“我要到香港去。”王劝他：“你不要走。你教你的书嘛。”他委婉地说：“你和我不同，我是和鲁迅打过笔战的人，鲁迅称我‘资本家的乏走狗’，新政府日后如何待我，实在心中无底，我还是先到香港看看再说。”随后，梁实秋赴港，之后又去了台湾。　　初到台湾，梁实秋常面向大陆，纵目远眺。每逢春节，他便觉得辛酸和苦涩，他称春节拜年为“苦闷的象征”。　　晚年，梁实秋与妻女一起在美国生活，他心念大陆，希望有一天能回到祖国，但如果定居台湾，此生回乡之愿大概无法实现，所以只能申请美国的长期居留证，希望有朝一日由美回到祖国。但他始终对去国远游一事耿耿于怀，不但抱怨当地“乏言可陈”、让他只能“静待晚年”，并且拒绝加入美国籍。他说，入籍必需宣誓忠于美利坚合众国，“这一点，我做不到，因为我爱我的中国”。梁文蔷也只能刻了一方“四海为家”的印章送给父亲。　　1981年，梁文蔷到大陆探亲，大姐梁文茜让她给父亲带回一枝枣树叶，上面还有一个小青枣。这枝枣树叶来自于当年梁实秋故居枣树的后代。后来枣和枣叶都枯萎了，梁实秋将枣叶夹在书中珍藏。　　梁实秋很喜欢青岛，晚年，他写道：“我曾梦想，如果有朝一日，可以安然退休，总要找一个比较舒适安逸的地点去居住……我是北平人，从不以北平为理想的地方。北平从繁华而破落，从高雅而庸俗，而恶劣，几经沧桑，早已不复旧观。我虽然足迹不广，但北自辽东，南至百粤，也走过了十几省，窃以为真正令人流连不忍去的地方应推青岛。”长女梁文茜曾专门将青岛海滩的一把细沙装入瓶中寄给父亲，梁实秋将它供在案头，看得老泪纵横。　　王越回忆，梁实秋之子梁文骐曾在暨南大学数学系当教授。一次，梁文骐将其父的信和寄来的一首杜甫的诗交给王，说其父希望王想办法帮他安排一下，他想回来，到北京老家去看看。王与广东统战部商量，统战部长说：“噢，梁实秋啊，听说他在台湾很有地位的，这个人要回来得通知中央的统战部，由那边决定。”此事报知中央统战部后，中央统战部说，他要回来，应当自己写封信给中央统战部，由中央统战部考虑后决定。梁实秋不愿写，事情就搁下了。一年后，梁实秋去世，他最终也没有实现回到大陆的夙愿。　　1987年，台湾《联合报》的主编采访年过85岁的梁实秋，问他：“您对已过去的八十五年有无遗憾？”梁实秋列举了五条憾事，第五条为：“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我亦有同感。”再问：“现在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答：“如今我最希望的事只有一件：国泰民安，家人团聚。”　　魂归　　1987年大年初一，梁实秋吃饭时不小心，咬掉一颗门牙，虽是假牙，但大年初一便“老掉牙”，让他心里很不自在。　　这年，他请人算了一卦，后来对人说：“卜者谓‘八十六是一关’，我正在过关。”　　1987年11月1日晚上，韩菁清出门做头发，梁实秋突然感到心脏不适，他赶紧拨通儿子梁文骐的电话说：“快来，心脏不好！”梁文骐迅速赶到，但他初到台湾，对台北不熟悉，只好写了一张字条问梁实秋：“哪儿可找到医院？”梁实秋已不能说话，只能摇头。　　幸好韩菁清及时回来，将梁实秋送到医院。医院虽发了病危通知，医生却认为问题不大，住一两周便可以回家休养。但梁却对自己的病情不乐观，他对妻子说：“菁清，我对不起你，怕是不能陪你了！”　　11月3日凌晨，梁实秋的病情恶化。到早上7点多，梁实秋全身扭动起来，样子很是痛苦，他打着手势要来纸笔，抖颤着狂乱写道：“救我”，“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先后写了五次。当时小量的输氧已经不够，梁实秋一度窒息，最后，他一把拉开氧气面罩大叫道：“大量的氧气，我要大量的氧气！”此时，医生终于同意大量输氧，但随即便发现，病床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只能拔下小量输氧管换床。大家手忙脚乱地忙了五分钟，就在这五分钟里，梁实秋停止了呼吸。　　遵照梁实秋的遗嘱：“觅地埋葬，选台北近郊坟山高地为宜，地势要高。”韩菁清将梁实秋的墓址选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公园墓地。墓地很高旷，举目四顾，莽野苍苍。在解释梁实秋为何选择高处筑墓的原因时，韩菁清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绕的故乡。”　　思忆　　方令孺这样写梁实秋：“余与实秋同客北碚将近二载，借其诙谐每获笑乐，因此深知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者也。实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遥遥相望。雅舍门前有梨花数株，开时行人称羡。冰心女士比实秋为鸡冠花，余则拟其为梨花，以其淡泊风流有类孟东野。惟梨花命薄，而实秋实福人耳。”　　梁锡华在《一叶知秋》中评论梁实秋说：“他有胡适先生的温厚亲切，闻一多先生的严肃认真，徐志摩先生的随和风趣。”　　梁文蔷在想念父亲时，这样说：“他喜欢大海，看老虎，看樱花，吃棉花糖。太阳西下了，我们孩子们还玩不够，爸爸便一个一个追我们……”　　余光中对梁实秋的印象是：“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面隆准，看来很是雍容。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瑕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后来我在反省之余，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八十七岁的冰心在追忆老友梁实秋时深情款款地说：“实秋，你还是幸福的，被人悼念，总比写悼念别人的文章的人，少流一些眼泪，不是么？”　　三、张恨水　　张恨水（1989～1967年），原名张心远，恨水是笔名。安徽潜山人。著名报人、章回体小说家。　　文缘　　张恨水出生在武将之家，其祖父曾经做过参将，武功非常好，十几岁时就能举起百斤巨石。祖父还有一手筷子夹苍蝇的绝活，挟住了之后，苍蝇并未被挟烂，而是翅膀折断。张儿时曾目睹祖父施展此绝活，并将其写入了小说《啼笑因缘》。　　张恨水的父亲张钰也会武功，他在江西新淦县三湖镇任职时，曾制止了一起因婚事引发的两个村子间的大规模殴斗。当时两个村子凡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出动，连老人和女人都参与其中，上千人挥舞大刀、长矛、棍棒等，对峙着。张钰带领一队税警赶到现场，他策马冲入人群，挥动长矛，连挑十几个稻草人，次次直中草人前心。随即，他又向众人展示了百发百中的枪法。村人摄于他超群的武艺，在他的劝说下，渐渐散去。父亲的这段传奇经历，后来也被张恨水写入小说。　　张恨水记忆力极强，过目不忘。先生让他背书，他总是很快就能背出来。先生逐渐增加背诵量，他也能迅速背诵下来。乡人传言张恨水过目不忘，母亲并不相信。一天，她将张恨水叫来，找了一本张没有读过的书，顺手拿起纳鞋底的锥子，使劲扎下去，一下扎透半本，让张背完被锥子扎到的书页。第二天早上，张竟一口气将半本书全部背出，全家人惊诧不已。　　十岁时，张恨水随父亲坐船去新城县赴任。在船上，张从本家四叔那儿发现一本《残唐演义》，如获至宝，看得如痴如醉。到新城后，张进入私塾读书。私塾先生喜欢看《三国演义》，常常把《三国演义》放在书桌上。每次先生不在，张就过去偷看几页。他对《三国》很是着迷，希望能自己拥有一本。从此，他便开始攒零花钱，偷偷买小说看。　　父亲反对张恨水看小说这种“闲书”，张便将小说藏在箱子里。等到夜深人静，家人都已经睡熟，他才悄悄取出书，放下帐子，将一个小凳子放在枕边，在凳子上点上一支蜡烛，津津有味地痴读起来。　　张恨水看小说，不仅看正文，也看批注，不仅看内容，也看书评。在他看来，这些旁人读来有些枯燥的文字，妙处实不亚于小说本身。他从里面“懂了许多典故”，又“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例如，“形容一个很健美的女子，我知道‘荷粉露垂，杏花烟润’，是绝好的笔法”。　　少年张恨水读《聊斋》后，对书生独自焚香挑灯夜读，引来美貌狐女女鬼的故事很是痴迷。他在一个戏台的侧面要了一个看戏的包厢，做成一个小书房，用小铜炉焚上一炉香，挑灯夜读。为了不让人打搅，他上楼后，还特意让人撤去了梯子。当然，这天晚上，他什么也没有等到。　　张恨水常将读来的故事讲给弟妹们或邻家的孩子们听，中间加上自己的想象和夸张，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慢慢地，他不满足于书上的故事，开始自己杜撰。13岁时，张恨水写了他生平第一部小说，并为小说配了插图，为了突出英雄的厉害，他将打虎的铜锤画得很大，老虎画得很小，结果引来弟妹们一阵嘲笑，说他画的老虎实在像条狗。　　《儒林外史》为张恨水所特别推崇，他认为《儒林外史》不着一“贬”，却通篇充满了讽刺。他又从《小说月报》上读到了许多林纾翻译的欧美小说，对欧美小说中的心理描写、景物描写，尤其是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描写手法，非常喜欢。他还认真读了一部词章小说《花月痕》，对这部小说中的诗、词、曲很是赞赏，在这部小说的启发下，日后他创造了特有的“九字回目”。　　张恨水认为中国章回体小说有三个缺点，一是缺少心理描写，《红楼梦》有一些，但还不够；二是缺少景物描写，《三国演义》中的“三顾茅庐”关于雪景的描写还不错；三是缺少细节描写。日后他在创作时作了改革。　　张恨水原本想去日本留学，但1912年秋父亲患病去世后，家中经济来源中断，他只能中途辍学，随母亲返回原籍安徽潜山。第二年，张考入孙中山所办的苏州“蒙藏垦殖学校”。在苏州上学期间，他写了两篇短篇小说《旧新娘》（文言）、《梅花劫》（白话），并向《小说月报》投稿。他的短篇小说受到主编恽铁憔的赞许，可惜没能刊出。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学校被解散。张恨水又一次失学，返回故乡。不久他到了汉口，随亲戚加入一个文明戏剧团，开始只是写写说明书，后来便上台表演，演过《落花梦》里边的一个生角，还演过《卖油郎与花魁女》里的卖油郎。这次演员经历给他的创作起了很大的帮助，他说：“当我描写一个人不容易着笔的时候，我便自己对镜子演戏给自己看，往往能解决一个困难的问题。”　　张恨水从文明戏剧团回到家乡，遭到家乡人的白眼。因为他每次回家，都是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时候，而且他不事生产，还当过戏子，所以乡邻都叫他“大包衣”（包衣为胎盘，时人认为包衣无用，只能扔掉）。这时，张在文明戏剧团时认识的朋友郝耕仁写信给他，说想学习《老残游记》中的老残，到处游历，邀张同行，说明费用由他承担。张欣然前往，二人在安庆会合，化装成药商，准备一起徒步，经江苏、山东去北京。　　他们走到扬州邵伯镇时，准备找个旅店休息。旅店老板发现他们不是药商，样子奇怪，要求他们找铺保才让他们住店。郝耕仁到镇上的西药店去找铺保，西药店的经理告诉他：“前方正在发生战事，军阀混战，你们很容易被人家当作探子抓起来，我劝你们还是赶快回去，不要再走了，否则有生命危险。”二人只好卖掉药品换得回程路费，打道而回。这一次游历让张恨水了解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生活状况。　　“五四”运动的爆发给了张恨水“很大的刺激”。他决定去北京，计划先在北大旁听，再转为一名正式学生。但由于他无法维持生活，到北京后，不得不先找家报馆工作，维持生计。但只做一份工作工资菲薄，他只能同时兼着两份报纸的工作，才能养活自己，“这样，决不让我有时间再去读书了”从此，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开始了他长达一生的写作生涯。　　著述　　1924年4月，张恨水开始在《世界晚报》的《夜光》副刊上连载章回体小说《春明外史》。在随后的五十七个月中，张发表了长达九十万言的文字，风靡整个北京，张一举成名。　　从《春明外史》开始，张恨水首创了九字回目。他认为以前的章回小说，对于回目都不太考究，字数不一，词藻也不典雅。基于此，他煞费苦心地始创了“九字回目”，定下几个原则：一、回目文字一定要切合本回的高潮；二、词藻要华丽典雅；三、所取字句和典故，一定要浑成；四、回目成上下联，均为九字，求得一律，平仄对仗，上联是仄声，下联必须是平声落韵。　　1926年，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发表，此小说写的是北京豪门，于是好事者就开始推测，有人说是袁世凯家，有人说是钱能训家，一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张恨水在《写作生涯回忆》中公开答复说：“《金粉世家》，是指着当年北京豪门哪一家？‘袁’？‘唐’？‘孙’？‘梁’？全有些像，却又不全像。我曾干脆告诉人家，哪家也不是！哪家也是！”　　时人认为，《春明外史》中的人物均有现实版本，时文彦为徐志摩，胡晓梅是陆小曼，魏极峰为曹锟，曾祖武是杨度，舒九成是成舍我，韩幼楼是张学良，何达为胡适，金士率则为章士钊。　　1930年2月，张恨水辞去报社的工作，专事写作，这一时期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他每天从上午9点开始写作，有时一直写到深夜12点。唯一的娱乐便是偶尔和夫人周南去听场京戏或看场电影。每晚上床后，张恨水总要拥被看一两个小时的书，他说：“必须‘加油’才能跟上时代，理解时代。”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恨水正在上海的《快活林》连载小说《太平花》，当时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张对日本人也极为气愤，想在自己的小说中表达，但《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当时有两个方法，一是将小说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是放弃，重新写一部。张恨水决定采用第一个方法，他整整思考一个礼拜后，开始动笔修改。　　张恨水曾准备写一部《中国小说史》，为此，他走遍了北平各大图书馆和旧书店、旧书摊，搜集了许多珍贵的小说版本。仅《水浒》一书，他就收集到了七八种不同的版本，就连被胡适称为124回的海内孤本，他也在琉璃厂买到一部，后在安庆又买到两部。又如《封神演义》，日本帝国图书馆里有一部许仲琳著的版本，国内从未见过，张居然在宣武门小市上买到一套，上面刻有“金陵许仲琳著”的字样，只可惜缺了一本。张还曾在一位专门收集中国小说的马毓清处，见过一部《三刻拍案惊奇》。但就在他准备全身心投入到《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中去时，抗战爆发了，他辛苦搜集到的宝贵资料，都毁于战火，此后，他再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寻觅那些珍贵无比的小说史料了。　　1944年初，张恨水家中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他们一身戎装，风尘仆仆。知道是前段时间死守常德的将士后，张让儿子去买来两包好些的烟招待。二人说明此次来意，是为保卫常德阵亡的57师将士请命，希望张能将常德保卫战记录下来，永垂青史。张恨水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写下《虎贲万岁》一书，歌颂了代号“虎贲”的74军57师八千余人在六万日军包围中，誓死保卫常德的悲壮之举。　　张恨水善于写杂文，在他30多年的报人生涯中，有一段时间，每天除了小说外，他还有大量的杂文见报，多为针砭时弊之作，文字犀利老辣。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恨水无疑是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生涯长达五十余年，写下了三千万言的作品，中长篇小说多达一百一十余部，堪称著作等身。　　风靡　　据左笑鸿、贺逸文、夏方雅合写的《〈世界日报〉兴衰史》记载，每日下午两三点钟，许多读者便在报馆门口，焦急地排队等待当日报纸发售，只为先睹《春明外史》为快。他们不论寒暑，不管风雨，坚持在报馆门口排队，天天如此，一排就是5年！《春明外史》写到第13回时，由《世界日报》出了单行本，发行不久，即告售罄，接连数版，都迅速销售一空。1927年11月，报社又将一、二集合并出版，也很快就售完。　　1930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春明外史》全集，分上下两函12册，发行前，在上海《申报》、《新闻报》两大报纸上刊出巨幅广告，并将全书86回目联文，全文大字刊载。此举轰动了整个上海，吊足了读者的胃口。书发行后，一版再版，每次都抢售一空。当时，上海和北京的作者，各有地盘，北京的作者一向不被上海报纸约稿，而北京的报纸也从不约上海的作者写稿，似乎井水不犯河水，张恨水的出现打破了这一约定俗成的惯例，成为北京作者打入上海滩的第一人。随着《春明外史》进入上海，张恨水也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　　张恨水精心创制的九字回目，受到读者、词章爱好者的激赏，他们不仅吟诵研究，而且“私淑者”大有人在，万枚子、金寄水、刘肇霖、萧豹岑等都采用九字回目写书。当时还有一位叫郭竹君的读者，把《春明外史》的所有回目，全部用原韵和唱，投到《世界晚报》。《夜光》的主编左笑鸿，将全部回目刊出。和诗步韵，本是历来文人常见之事，郭竹君“唱和回目”，则属破题第一遭，大概也是“空前绝后”了吧。　　《春明外史》连载过程中，发生了“请命”风波。当小说连载到21回，写到梨云身染重疾，危在旦夕时，读者纷纷写信给张恨水，让他笔下留情，免“梨云”一死，甚至有人给梨云开出救命的良方。还有人质问张恨水：“你忍心让梨云送命吗？”　　太原交通司令潘宜之的侧室郑秀珍长得很漂亮，也有文化，对潘就毫无感情，看了《春明外史》，心仪主人公杨杏园，对新闻记者产生了好感，认识了太原报人张慎之（名小说家“百花同日生”张秋虫的哥哥）后，两人一见钟情，冲破阻力，逃到北平，终结良缘。张慎之进了《世界日报》后，同事们开玩笑地说：“没有恨老，就没有你们这一段姻缘，可得谢谢恨老这个大媒人呀！”　　《金粉世家》出版后，不仅被拍成电影，北京的评书艺人还将它改编为评书，不仅在茶社说书，而且还在广播电台播讲。现代题材被改编为评书，《金粉世家》可能还是第一次。　　《金粉世家》在连载时，再一次发生了“请命”风波。当读到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时，很多读者为冷清秋的凄惨命运洒下同情泪。张恨水的至交、著名的老报人万枚子，看到此处，竟和夫人相对而泣。当读者看到在昆明湖发现冷清秋丢失的鞋时，预感不妙，纷纷写信给张恨水，让他“笔下超生”，不能让冷清秋死去。有的甚至对张恨水“口出不逊”。著名漫画家华君武回忆，他看《金粉世家》时，曾给张恨水写过一封信，要他不可“笔下无情”。　　当《啼笑因缘》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时，《新闻报》的副刊主编严独鹤立即与严谔声、徐耻痕办了一个叫“三友书社”的出版社，这个出版社惟一的目的就是出版《啼笑因缘》。　　《啼笑因缘》成书后，张恨水有事到江南，看到此书的受欢迎程度，他说：“我这次来，上至党国名流，下至风尘少女，一见着面，便问《啼笑因缘》，这不能不使我受宠若惊了！”　　《啼笑因缘》还引发了一场著名的官司。1931年，上海明星电影公司购得《啼笑因缘》的演出改编权，决定将其拍摄成电影，由胡蝶、郑小秋、夏佩珍主演，阵容十分强大。与明星公司素有积怨的大华电影社的顾天为，迅速请人将《啼笑因缘》改编成剧本，并根据当时《著作权法》的规定，抢先向民国政府内政部申请了准予拍摄《啼笑因缘》的执照，并与黄金荣勾结，高薪从明星公司挖走主要演员。只有女主角胡蝶不为金钱所动，依旧效忠明星公司。时有人谣言称张学良不抵抗日本侵略军，在北平与胡蝶跳舞行乐。顾忌恨胡蝶，特在天蟾舞台排演新戏《不爱江山爱美人》，借以坐实谣言。于是张学良与胡蝶的绯闻在全国不胫而走，事实上两人并不相识。张恨水对顾天为的恶行十分恼怒，站出来公开支持明星公司。1932年6月，明星公司的第一集《啼笑因缘》有声影片终于上映。当影院已座无虚席，观众们期待电影上映时，顾竟从法院弄来一个“假处分”，带着法警来到电影院，要求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映。明星公司无奈之下，只能向法院交了3万元，撤销了“假处分”，使影片得以准时放映。接着，顾又请黄金荣出面，让内政部下令明星公司停映《啼笑因缘》。明星公司迫不得已，请杜月笙居中调停，章士钊做法律顾问，交了10万银元的巨款，与大华达成了“和解”。　　《啼笑因缘》自1932年上映后，先后十几次被搬上银幕和荧屏，成为近百年来小说改编创下的最高纪录。　　随着名气的与日俱增，张恨水的稿费收入亦愈加丰厚。上海世界书局请张恨水写四部小说，稿费按千字8元计算。张从上海带回了8000元现款，当时上海小报立即刊载出张恨水“几分钟就拿了数万元稿费”的神话，号称张“在十几分钟内，收到了几万元稿费，在北平买了一座王府，还自备了一部汽车”。　　《啼笑因缘》在《快活林》连载后，上海读者感到耳目一新，很快就像是一股旋风刮进了上海滩，上海读者为之疯狂。接着《啼笑因缘》又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各地，成了“最时髦”、最畅销的书，一时间竟出现了“啼笑因缘热”！　　《啼笑因缘》出版后，要求张恨水写续集的读者信，从全国各地像潮水般涌来，3年不辍。张只好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因“不愿它自我成之，自我毁之”，“所以归结一句话，我是不能续，不必续，也不敢续”。1933年，张恨水送母亲回安庆时，顺便赴上海探友。张一到上海，就被书商包围，天天磨着他写续集。而且当时《啼笑因缘》居然有十几种“续书”和“反案”。面对此种局面，又联想到国难，张写了《啼笑因缘续集》，让书中的人物都投身抗日，并且为国捐躯。这样的安排一来为宣传抗日，二来是为了不会再有续集的续集。　　虽然张恨水最畅销的书是《啼笑因缘》，但他最喜欢的却是《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他曾对子女说：“《啼笑因缘》写得并不太好，你去看《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吧。读一遍不行，要一口气读三遍，然后再来问我。”儿子张伍的恋人第一次上门，张对未来儿媳说：“你看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吗？《啼笑因缘》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兴趣，请你去看这两部书。”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平新闻界差不多主要的报刊都在连载张恨水的小说。到三十年代，当时全国最重要的两家报刊——上海的《申报》和《新闻报》，都在连载他的小说。　　民国年间，曾有不法书商盗用张恨水的名字，攒出了一百多部伪书，在市面上销售，读者一时无法分辨真伪，亦非常热销。　　拥趸　　《金粉世家》最受女读者的欢迎。张恨水在许多场合总会遇到一些女读者，问他和《金粉世家》有关的问题。就是一些粗通文字的老太太也喜欢《金粉世家》。每天晚饭后，张恨水的母亲就让儿子把当日的连载念给她听，这成了张每日的“工作”，他亦乐此不疲。　　《啼笑因缘》连载后的一年春天，一位身着粉色旗袍、烫着卷发、打扮入时的美丽女子总在张恨水家门前徘徊。一次，她看到张家的仆人老王，便上前打听张是否在家。老王答出门了，女子顿时黯然，掏出一封信请老王交给张。张回家后，打开信一看，里面是一首写得并不好的闺怨诗，张未予理会。几日后，这位满脸哀愁的女子又登门拜访，这次张的妹妹其范接待了她，她让其范转交给张恨水一封信。女子走后，其范打开一看，里面是一条洒满进口香粉的绸手绢。几个月后，女子再一次来访，她未进门，下车便交给老王一支象牙笔杆的毛笔，上面刻有“赠恨水先生”，并告诉老王，她就要离开北平了，此次专门前来告别，同时送给老王50元，作为酬谢。说完洒泪而别。张恨水后来知悉，此女是一位官僚的姨太太，因遭遇与《啼笑因缘》中的沈凤喜相似，颇有感触，几次想找张恨水一诉衷肠，但均未能如愿。　　鲁迅的母亲鲁瑞也是张恨水迷，每逢张的新作出版，鲁迅便买回去孝敬母亲。1934年，鲁迅写信对母亲说：“三日前曾买《金粉世家》一部十二本，又《美人恩》一部三本，皆张恨水作，分二包，由世界书局寄上，想已到，但男自己未曾看过，不知内容如何也。”　　张恨水的小说不仅普通民众爱读，连被尊称为“教授之教授”的陈寅恪也是张恨水迷。陈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双目失明，他请好友吴宓去学校图书馆借来张的《水浒新传》，让人每日读给他听，这也是他病中唯一的消遣。　　张学良看了《春明外史》，非常喜欢，前去拜访张恨水，二人一见如故。张学良本欲聘请张恨水为司令部秘书，张恨水婉言谢绝。张学良见张恨水家中人口众多，经济拮据，便授予他一个挂名领薪的“参事”职务。张学良还曾希望张恨水为他执笔写传，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笔。1928年，张学良在沈阳办《新民晚报》，函邀张恨水为之写一部类似《春明外史》的长篇小说。9月，张恨水开始撰写《春明新史》，在《新民晚报》连载。　　《啼笑因缘》出版后，有人传张恨水写的刘将军抢沈凤喜做妾是暗喻张作霖，一时众说纷纭。传闻称张学良因此硬将张恨水“请”到奉天，但张学良对张恨水以礼相待，二人说起《啼笑因缘》，张学良哈哈一笑，当众授予张恨水“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事”职务，日后每月寄给他一百大洋。但又有人考证，张恨水根本没有去过奉天。　　张学良任三军副总司令时，有人诬告法储会会长丁春膏，张学良盛怒之下，未经调查便逮捕了丁。丁夫人四处托人说情，但众亲友无人敢应承。丁夫人找到与丁素无深交的张恨水，张一口答应，立即给张学良写信，质问他为何不经调查就下令抓人。张学良收到信后极为重视，立即差人调查，查明为小人陷害，立即放了丁春膏。　　1946年，张恨水在《新民报》曾刊发两首张学良从狱中寄来的新诗，张恨水在导言中沉痛说道：“客有从息烽来者，带有张将军新诗两首，真纯可喜，将军被羁十年矣！各方呼吁释放政治犯，将军甚至未被列归于政治犯之列，而谓以家法处之。十年来探视将军一家及其左右者，闻达百人。将军以钓鱼种菜为日常功课，晚间在菜油灯下读书精进。亦以此损害其目力，壮年之身御老花镜。将军之兵谏实为神圣抗战之直接动力。今日抗战胜利，而东北内战不已，将军积压息烽无以为力，其感慨将何如也！”　　1945年秋，国共两党重庆谈判间隙，经周恩来介绍，毛泽东与张恨水见面。两人谈起了当时的形势和政局，以及写作和生活等许多问题，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临别时，毛泽东将延安生产的呢料、小米和红枣送给了张恨水。张十分感动，回到家便对夫人说：“这是延安来的小米和红枣。”家里的人都感到很兴奋。当小米红枣粥熬成，全家围桌喝粥时，张恨水有所感触地说：“毛先生知识渊博，是了不起的人物。”　　张恨水用毛泽东送给他的那块呢子衣料做了一套中山装，每逢参加重要的活动，他总要穿上这套中山装。时间长了，衣料褪了颜色，他就把它染成藏青色的。一次，全国政协举办的春节团拜会，张又穿了这套中山装去出席，周恩来看到他这身衣着似乎有点寒酸，便问道：“张先生近来是否生活有困难？”张先是感到奇怪，后来领悟到周的意思，说：“总理还记得主席在重庆送给我的粗呢吗？这就是用那块呢料做的，因为它掉色，我染过了。”周听了很感动，说：“张先生，你没有忘旧啊！”　　1956年，张恨水列席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茅盾将其介绍给主席毛泽东，毛一见张便说：“还记得，还记得。”茅盾说：“《××》那本书就是他写的。”张连忙更正：“那是伪书，我写的是《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由此可见张恨水的伪书泛滥之盛，竟连茅盾都难辨真伪。　　泉涌　　张恨水每天给多家报纸写稿，从来不中断。他的小说不仅救活了多家报纸，更是以一支笔养活了他数十人的大家庭。　　1928年，张恨水同时有六部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分别是《春明外史》《春明新史》《金粉世家》《青春之花》《天上人间》《剑胆琴心》。六部小说的人物、情节、进度各不相同，张却能应付裕如。他采用轮流写作的方法，先将一部小说写出若干章回，估计足够连载一段时间，再写另一部小说。他每天要写五六千字，案头放着四五支铅笔，铅笔写钝了，磨磨笔尖，就算是休息了。　　当时，文友中风传，每天晚上九点，报馆来索稿的编辑便排队在张家门口等候，张低头在稿纸上奋笔疾书，数千字一气呵成，各交来人。一次，他坐在麻将桌旁上了瘾，报馆来人催稿，他左手打麻将，右手写稿，麻将、交稿两不误。据张恨水的长孙张纪说，这是无稽之谈，因为张恨水很少打牌，而且牌技很差。　　1932年，张恨水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金粉世家》的同时，在北平的《新晨报》连载《满城风雨》，在上海《红玫瑰》杂志连载《别有天地》，在上海《新闻报》连载《太平花》，在上海《晶报》连载《锦绣前程》，在上海《旅行杂志》连载《似水流年》。此外，他还在世界书局出版《满江红》，同时又在报刊上发表了《弯弓集》的各个短篇。　　张恨水每日写作时，除了吃饭如厕，几乎所有时间都不停笔。有时他上厕所也在构思，想到一个理想的情节，急于记下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自言自语。他写字速度很快，但字迹工整端正，从不写草书，且极少涂改。弟妹们学习之余常帮他抄写稿件，往往他写好两页，弟妹们才抄好一页。　　无论是在嘈杂的环境中，还是偶患小疾，或者抱着孩子，张恨水都保持着高效的创作。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八年间，张恨水累计写了八百多万字的作品。据说张曾在26天内，完成了三篇宣传抗战的小说，一个剧本，一组笔记和两组诗。　　张恨水“稿德”之佳，在报社编辑中也有公论。向他约稿，几乎有求必应，从不拖延。《金粉世家》连载五年零四个月，只有女儿患猩红热夭亡，伤痛之余停稿一天，且二十四小时后即补上。　　《金粉世家》中的人物有一百多个，张恨水同时还在创作《春明外史》《天上人间》《京尘幻影录》等长篇，儿子张伍实在搞不清父亲是怎么安排的，难道不会乱吗？这个疑问一直憋在他心里，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开口问父亲，张恨水回答说：“自己的小说怎么会乱呢？谁也不会把自己家里人搞错吧？再说，几部小说我是分开写，今天写这部，明天就写那部。《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要天天写，我就把《金粉世家》列了一张人物表，写上这些人物的姓名、身份、性格，贴在书桌前的窗子上，写之前先看一遍，就不会错了。”据张伍所知，张恨水的小说有人物表的，就只有《金粉世家》，别的书都没有用过。　　张恨水的儿媳妇也曾问过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张恨水反问道：“你自己的孩子，会乱吗？”　　一次夜半，有客人来报社拜访，张恨水放下编务待客。而《南华经》此时正要付排，版面还差一小块。编辑急得在楼下大喊，问张怎么办。张让客人稍候，走到楼栏边对编辑说：“别急，我说你记，等版面够了，就喊停。”于是他在楼口随口而来：“楼下何人唤老张，老张楼上正匆忙；时钟一点都敲过，稿子还差二十行。日里高眠夜里忙，新闻记者异平常；今生倒做包文正，日断阴来夜断阳。齿牙半动视茫茫，已过中年底事忙？应是要当姜白发，还图八十遇文王。”直听到楼下编辑喊“停”，他才打住。此“楼上口占打油诗”的轶事，成为南京报界的佳话。事后也有人遗憾地说，编辑应该晚一点喊停，看他究竟能口占多少首？　　在南京时，张恨水除了主编《南京人报》的副刊《南华经》外，还为南京、上海的六家报社写《燕归来》等七部小说。好友张友鸾回忆：“有人认为，写长篇小说要几经修改，初稿、再稿、定稿，总之要有时间仔细推敲；还有，搞文字工作，撰写稿件，也应有个安静环境。可是恨水先生却不然，他的小说是每天晚上要发稿时才写，写好后，与《南华经》副刊稿一并交付排字房，第二天再来看大样。他写稿时不怕噪音干扰，尽管临街窗户传来卖馄饨的小锣叮当声、五香茶叶蛋的叫卖声、汽车喇叭声、马车嘚嘚声，但他闹中取静，埋头振笔疾书。他写小说稿，估计已是心中有数，写到发排够用了，就把它裁剪下来，然后又在下面的稿纸上写上三四行，以便第二天有个依据继续写下去。”　　张恨水不但可以闹中取静，在临街的编辑部里振笔疾书，而且不怕打搅。编辑来请示工作或让他审阅大样，他放下笔来处理工作，处理完毕，便又埋首再写，两不耽误。　　京味　　张恨水对北京感情极深，他曾说：“北平是以人为的建筑，与悠久时间的习尚，成了一个令人留恋的都市。所以居北平越久的人，越不忍离开，更进一步言之，你所住久的那一所驻宅，一条胡同，你非有更好的，或出于万不得已，你也不会离开。那为什么？就为着家里的一草一木，胡同里一家油盐杂货店，或一个按时走过门的叫卖小贩，都和你的生活打成了一片。”　　日本学者矢原谦吉曾说：“张恨水，皖人，而其‘北京气派’似较京人尤甚。”　　偶尔，张恨水会与朋友相邀去中山公园的茶社小聚。当时中山公园内有两家茶社——长美轩茶社和上林春茶社，在文人圈享有盛名。张和报界同仁、文友经常来这里小坐，每每品茗叙谈及至深夜，才踏着月色欣然而归。　　著名的来今雨轩也是张恨水品茗闲谈的好去处。来今雨轩也在中山公园内，茶客几乎是清一色的文人及各界名流，鲁迅、钱玄同、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老舍等人，都曾流连于此。二十年代末，来今雨轩办起了舞场，张恨水虽不会跳舞，却常来这里的舞场茶座喝茶。一来是这里的茶点便宜，二来可以喝茶的同时一面看舞，一面聊天。他的本意根本不在跳舞，享受的只是那份闲情而已。　　张恨水对陶然亭情有独钟：“在三十年前的京华游记上，十有八九，必会提到陶然亭。没到过北平的人，总以为这里是一所了不起的名胜……及至我到了故都，不满一星期，我就去拜访陶然亭，才大失所望……那里没有人家，只是旷野上，一片苇塘子，有几堆野坟而已……我在北平将近二十年，在南城几乎勾留一半的时间，每当人事烦扰的时候，常是一个人跑去陶然亭，在芦苇丛中，找一个野水浅塘，徘徊一小时，若遇到一棵半落黄叶的柳树，那更好，可以手攀枝条，看水里的青天。这里没有人，没有一切市声，虽无长处，洗涤繁华场中的烦恼，却是可能的。”　　张恨水的小说带有很浓的北京味，对北京历史沿革和风俗掌故颇有研究的老北京金寄水说：“恨老不是北平人，反而比我们看北平看得清看得准，对北平语言，也比我们敏锐，所以要想知道旧时的北平，就看《春明外史》。”　　张恨水的小说多以北京为背景写就，其小说中提到过的许多北京名胜或地名，成为读者们向往的地方。例如，《啼笑因缘》中的天桥是主人公樊家树结识唱京韵大鼓的沈凤喜、卖艺姑娘关秀姑之处。许多外地的张恨水迷来京一定要到天桥一游，还有人会去寻找沈凤喜住过的水车胡同。　　有评论者说，老舍与张恨水是京味文学的双子星座，他们的作品最具有原汤原汁的北京味。但张恨水不同于老舍，“他以一个外来谋生者的身份进入北京，没有老舍那样牵动本源的切肤之痛。他写小说，对好看、吸引读者的关注远远超过其他更高的文学追求。但与此同时，他无意中刻划了一副众生相的长卷。他的北京不仅是他自己的，也是樊家树、金燕西、冷清秋们的，是军阀、阔太太和天桥杂耍把式们的。这个回响着京韵大鼓余音的北京于是永远停驻在文本中，成为民国初年的夕阳残照”。　　报人　　张恨水成为一名报人得益于郝耕仁。郝到广东去时，推荐张接任他《皖江日报》总编辑的职务，从此，张恨水进入了报界。　　1919年，张恨水典当了所有行李，向一个卖烟卷的老大爷借得十元川资，准备到北京圆大学梦。到北京后，经人介绍，他白天到《时事新闻》报帮助处理新闻稿，晚上到《益世报》兼职做校对，从晚上十点工作到清晨六点。当时张还上英文补习班，由于上班时间不固定，他只能于下夜班后，在住处朗读英文。当时《时事新闻》报社设在老板府上，张每日清晨读英文扰了老板娘的安眠，老板娘怒而要求老板解雇张。但《时事新闻》报的主编惜才，安排张到天津《益世报》做驻京记者。　　1924年，成舍我筹到了一笔资金，找到张恨水，让张帮他创立北京《世界晚报》，负责文艺副刊，张恨水欣然前往。因为是新办，外稿不多，故初期的副刊《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笔记、谈戏等等，全是他一人包办。《夜光》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张撰写的长篇小说《春明外史》，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得到了各阶层的喜爱，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　　次年2月，成舍我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是由张恨水主编副刊《明珠》。和《夜光》一样，《明珠》初期仍是“张恨水独角戏”，他撰写了连载小说《新斩鬼传》，刊完后，又撰写了百万言巨构《金粉世家》，《世界日报》得以名声大噪。　　由于当时张恨水的工作繁忙，为了《明珠》、《夜光》的稿件质量，他在报上公开招聘特约撰稿人，由他亲自出题考试。除了文字功底，他还拟了几个条件：一、须是学生；二、对新闻事业有兴趣；三、勤苦耐劳。在众多的投考者中，张恨水选中4人，他们是张友渔、马彦祥、朱贻荪、吴秋尘。他们以及后来的胡春冰，被当时的新闻界及读者戏称为“明珠党”。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张恨水与《世界日报》的同仁一起，报道了惨案的经过，声援学生运动，指责段祺瑞政府，要求段辞职以谢天下。邵飘萍遇害后，张恨水又以“邵飘萍以身殉职”为题，在《世界日报》头版报道事件真相，为报界同仁伸张正义。　　张恨水因反对日本在华北的扩张，被迫离开北平，来到南京，与张友鸾等人办了《南京人报》。因张的巨大号召力，《南京人报》一炮打响，在不足100万人的南京市，第一天就销售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　　张恨水在《南京人报》不拿薪水，编副刊也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所以当时在南京报界，《南京人报》被称为“伙计报”，因为大家都成了伙计，没有老板。　　张友鸿回忆张恨水：“张恨水先生当时40开外，身体较为高大，胖墩墩的。未见其人，已闻其声，嗓门很高，带着京腔徽调。他撩起夏布长衫，拿着折扇，登上楼来，嘴里还说着：‘今天可真热！’一来编辑部，他首先是翻看当天各家报纸，拆阅给报社和他私人的信件，然后和报社其他负责人谈谈，了解报纸出版时间和发行情况。他洒脱豪放，谈笑风生，有时高兴起来还要哼哼京戏。记得有一天晚上，左笑鸿（知名报人，时为《世界日报》副刊主编）从北平来，他的装束与恨水先生差不离，两人原是故交，自是无话不谈，说着笑着，这两位先生忽然一唱一和地来一段《连环套》，声调高亢，字正腔圆，而恨水先生竟至离开座位，摆起步来。他这一唱，引来了隔壁排字房的工人，无疑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发表了上千篇诗文，宣传抗日，针砭时弊，嬉笑怒骂，犀利泼辣。“最后关头”在创办一年后，由于触怒国民党政府，被勒令停刊。　　张恨水的报人生涯长达30年。在他结束报人生涯后，却从付出十载心血的《新民报》上读到别人给他捏造的罪名，说他是国民党特务迫害北平《新民报》的帮凶。接着，家乡土改，将他抗战时期保存在老家白岩寨的12箱书的手稿付之一炬；他的作品被列为禁书，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才重见天日。　　赤胆　　张恨水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　　张恨水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完了《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为早日与读者见面，《弯弓集》由张恨水自费出版，这也是张一生出版的所有作品中唯一一次自掏腰包。　　东北沦陷后，张恨水痛感国土沦丧，他呼吁开发西北，作为抗日的基地。1934年5月，张恨水带着一名工友前往西北考察。张一共考察了20多个县。在考察中，他亲眼目睹了当时西北的生活：深秋里浑身上下只穿羊毛毡背心的孩子；刚泡的茶几分钟后便沉淀出一分厚的细泥；全家找不到一片木头；没有被子只能将沙子烧热了当被子，隆德县的县长告诉他，一些很小的孩子在干沙里被烤死；18岁的大姑娘没有裤子穿，只能围着沙草过冬……张亲眼目睹，一个人快要饿死，有人把食物给他，但被其他人阻止，因为这点食物已经救不了他，只能延长他的痛苦。所以，在1934年之后，张恨水更加关注现实，接连写了《燕归来》、《小西天》等爱国作品。　　由于张恨水积极宣传抗日，上了日寇的黑名单，日寇还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提出抗议。张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1937年8月15日，日军飞机空袭南京，南京城陷入恐慌，人们开始逃难，报纸销量骤然下降，张恨水坚持将《南京人报》办下去，报社同仁主动表示，为了抗日，只要几个钱维持生活，工薪全不要了。那时张家已搬到南京郊区上新河，张每日下午到报馆办公，一直到次日太阳东升，才下班回家，到家倒头就睡，醒来之后又匆匆进城。从上新河到城区要步行十几里，每每行到半路，空袭警报就响起，张只能趴在田坎下，或是掩伏在大树下。一待警报解除，他立即奔向报馆，马上着手当天的稿件。最困难的是筹措报社当天的开支，因为银行提款有限制，每日只能取几十元，他只有四处告贷。即使如此，在他的坚持下，《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方才停刊。　　南京沦陷后，张恨水一家返回安徽潜山。当时有许多潜山青年希望回到大别山，组织抗日游击队。43岁的张亦决定加入，他以自己的名义写下一篇呈文，交给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表明他们不要资金，也不要枪弹，只是希望政府能承认这支队伍是合法组织。呈文递上去，却如石沉大海。张恨水的两名孪生弟弟牧野、朴野等不及，便自行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就在他们士气高涨、四处打击日军之时，却被认定为非法组织，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朴野逃走，牧野被俘，张恨水四处托人，才将弟弟救出。　　张恨水对此极为气愤，入川后，他立即写了长篇小说《疯狂》，表达自己的愤慨。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张不便畅所欲言，写完时发现已不是初衷，沦为一部失败之作。之后，张恨水又根据三弟的事迹，写了小说《巷战之夜》。　　张恨水住在重庆南温泉的三间茅寮，四壁是竹片糊泥，上盖茅草，用手拍墙壁，全屋颤抖不已；大风一起，茅草随风而去；一下大雨，屋内便下起小雨，这时一家人马上用各种器皿接漏，屋内一片淙淙铮铮。张恨水笑言：“一室之内，雅乐齐鸣。”他为茅寮取名“北望斋”，取自陆游诗句“北望中原泪满襟”。　　张恨水的《热血之花》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抗日小说，《大江东去》是第一部描写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所犯暴行的中国作品，《虎贲万岁》则是第一部直接描写国民党正面战场——常德保卫战的长篇小说。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向一千多人颁发了“抗战胜利”勋章，张恨水也在其列。　　立场　　张恨水创办的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自创办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北平的地下据点。学校的主持者、张恨水的三弟张牧野，任学校董事长的王经三，以及学校的许多教职员，都是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1932年，临时行动委员会领导人季方来到北平，就住在美专，张恨水将自己的办公室让给季用，以掩护其行动。　　1935年，人称为“土匪原”的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请人带着《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两部小说去找张恨水，请张“赐予题签，籍留纪念，以慰景仰大家之忱”。张见信后，留下了土肥原送来的两本书，取来一本宣传抗战的《啼笑因缘续集》，在扉页上写下：“土肥原先生嘱赠，作者时旅燕京。”张写“嘱赠”，指自己并不情愿赠书，是土肥原索要，落款不写名字，说明自己不愿与之为伍。来人大惊，劝说张不要触怒土肥原，免得家人遭殃，张笑道：“土肥原有来恳我题签之雅量，即有任我题何签、赠何书之雅量。否则，王莽谦恭下士之状未成，而反为天下读书人笑也。”土肥原拿到书后，极为恼火，但又不得不表示出大度状，向张致谢，赞其书“描写生动如画，真神笔也！”　　日本人矢原谦吉热爱中国。一次，张恨水邀其出游，请他到海甸（今北京海淀）吃“凯旋餐”。张向矢原解释，二十九军演习期间，海甸人多，北平某饭庄于是搭起席棚，大卖“凯旋餐”。这“凯旋餐”以韭黄、韭菜、肉丝，加少许花生米炒在一起，然后盛在放有荷包蛋的盘中。韭黄、韭菜为二韭（九），花生米为长生果，长生与常胜同音，荷包蛋意味着日本国旗，蛋在二韭与花生米之下，表示二十九军必胜，日本必败。矢原听罢，哈哈大笑。　　张恨水常在《立报》发表杂谈，创刊第二天，他在《人·旗》一文中说：“九月十八日，国耻纪念下半旗；九月二十一日，朱执信先生殉难纪念，又下半旗；九月二十二日，谭故院长逝世，又得下半旗。非但做中国人民忙，连做中国的旗子也升不起来。”不久，他在《隔夜小评》中讽刺日本道：“在国画展览会里‘偷’一幅《江山无尽图》，落一个‘贼’的名称，不免到巡捕房里吃官司。索性去抢人家的‘无尽江山’，那又怎样？”　　张恨水参加北平人民抗日动员集会时，被闻讯赶来的反动军警抓上囚车。张的同乡、汉奸侯少福见后，忙将张从车上拽下，打了张两个耳光，斥道：“他妈的，你这个迂夫子，也来瞎凑热闹，滚回去！”侯此举虽救了张，但张却并不感激侯，反而对其甘于下水深为厌恶。抗战爆发后，张回到家乡潜山，在应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之请作的宣传抗日的演讲中，谈及此事，痛斥侯卖国求荣的行为。不久之后，侯带着夫人衣锦还乡，一时民怨沸腾，县政府碍于舆论，拘捕了侯，结果发现侯此次返乡实际是受伪政府指派到潜山组织维持会的。县政府当即处决了侯，没收其财产作为抗日经费。　　抗战期间，张恨水在重庆《新民报》任编辑，当时《新民报》的办报方针为“居中偏左，遇礁则避”，他们宣传抗日，同情共产党，与中共的《新华日报》关系交好，相互交流稿件。当时陈立夫便因张恨水给《新华日报》写稿，痛斥国民党宣传部的人道：“像张恨水这样有影响的作家，怎么也被《新华日报》拉去了？！”　　1939年6月12日，国民党杀害新四军指战员的“平江惨案”发生后，张恨水收到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发来的讣告，提笔写下挽联：“抗战无愧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　　同年12月，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在《新民报》开始连载，张通过一个个光怪陆离的荒唐故事，嘲讽孔祥熙等人，将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黑暗。不久，素无交情的同乡张治中差人请来张恨水，对张恨水说：“恨水兄，有个朋友，一向敬重你，希望你把《八十一梦》的版权给他，稿费他可以多出几倍，合作成功他能在政府给你挂个相当于部长的职位，拿干薪，你还写你的小说。”张恨水装作不解，问道：“我的《八十一梦》还未做完，半纸残稿能行吗？”张治中答：“人家要的就是你那没有做完的梦！”随即劝张恨水见好就收，否则他可能会被送到息烽去“休息”。张恨水无奈，只能停止了《八十一梦》的写作。　　次年，张恨水的长篇小说《水浒新传》开始在上海《新闻报》连载，描写梁山好汉抗金，与汉奸卖国贼斗争的故事，该书是借古讽今，表达了对八路军的敬佩。毛泽东曾对赵超构说，《水浒新传》这本小说写得好，梁山泊英雄抗金，我们八路军抗日。　　一次，张恨水在重庆海棠溪汽车站遇到国民党中央政治教官罗敦伟，罗说：“恨老，你的小说写得好，为人也好，总之一切都不错，我只是感到你有一个缺陷……”张不解，罗继续说：“你不是国民党员。”张大笑，说：“我这个人全身都是缺陷，别人还骂我是鸳鸯蝴蝶派。可是我有一个优点，不是国民党员！”　　但张恨水亦与共产党保持距离，八路军办事处曾对他表示，愿意支持他写敌后游击队抗战的小说，给他提供资料，但他始终没有动笔。　　性情　　张恨水很引以为荣的是，“自家在北平的大宅子，是用稿费换来的”，“全家三十多口人，靠一支笔，日子倒过得不错”。院子里种着花木，“隔着大玻璃，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　　张恨水说：“我是个推磨的驴子，每日总得工作。除了生病或旅行，我没有工作，就比不吃饭都难受。我是个贱命，我不欢迎假期，我也不需要长时间的休息。”　　张恨水自言：“予生平有三事不能，一饮酒，二博弈，三猜谜。亦有三事，习之愈久而愈不称意，一书法，二英语，三胡琴。”　　有人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风花雪月，鸳鸯蝴蝶”，张从不辩驳。友人当面问起，他也只是淡淡地反问道：“鸳鸯和蝴蝶……和人的关系、感情都处得不坏，几曾见过人要扑杀鸳鸯蝴蝶？有听说过鸳鸯蝴蝶伤害人？”　　有人非难张恨水的作品，张从来保持缄默，他认为打笔仗是最无聊的事。他也不允许儿女们替他说话，他对儿女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书在就会说话。”最后他又幽默地补充一句：“不管是捧我的，还是骂我的，都是在为我做义务广告！”　　张恨水给读者回信，不管多忙，都是他亲自用毛笔书写，这是他对读者的尊重。《啼笑因缘》连载后，因读者来信太多了，他无法一一回信，只好在报上来个总答复。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回忆，他同学的母亲曾对他说，她读《啼笑因缘》的时候，正在北平女师大念书，同学们都想知道张恨水是什么样子，于是联名写信给张恨水，希望能得到他的相片。这位同学的母亲笑言道：“没想到你父亲在信中说：你们喜欢看我的书，我感到荣幸，但是你们看了我的照片后，就会不喜欢我的书了，所以还是不登我的照片为好。”　　在重庆时，一次张恨水去银行取款，银行小姐看了他的名字，非常讶异地凝视着他，又对旁边的小姐耳语，竟惹来了好几位小姐的注视，看得张恨水很不好意思，出银行后他说：“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张伍回忆父亲张恨水：“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　　张恨水的自述《写作生涯回忆》是谈其的创作的一部回忆录，但他“文字里除了必要，不提到我的生活和家庭，罗曼史更无须提及”。　　1932年《金粉世家》出版时，张恨水在序言中接连四次重复了同一句话：“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　　在重庆，张恨水常自己背着平价米徒步几十里。一次，他背着米走到半路，在一个茶摊休息。摆摊的是一个东北男子，张与其闲聊中得知，男子曾任国军排长，曾在武汉汀泗桥头的抗战中立下军功，后因负伤退伍，辗转流落到四川卖茶为生。张恨水对其肃然起敬，临别时，赠给抗战英雄二十元茶钱。　　张恨水成名后，高官政要以与之结交为荣。据说，蒋介石、宋美龄曾前往拜访，张客气接待，却让仆人送之门外。张从来坚持“君子不党”，他一生未入任何党派，也不担任公职，奉行“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的人生守则，他曾自言：“写字就是营生罢了，如同摆摊之类的小本生意，平淡如斯，实在如斯。”　　抗战期间，有人请张恨水的好友张友鸾出任重庆社会局主任秘书，张友鸾为此征求好友们的意见。张恨水并不同意好友作官，但张友鸾家中六个孩子，生活艰难，他实在开不了口。回家后，张恨水为未能对好友直言而内疚，他左思右想，赶到张友鸾家中，画了一幅画，画上有几棵松树，并附七绝一首：“托迹华巅不计年，两三松树老疑仙。莫教坠入闲樵斧，一束柴薪值几钱。”张友鸾遂打消了出仕的念头。这幅画，张友鸾于“文革”中送给了张恨水的儿子张伍。　　张恨水生前很少向人谈起他在重庆与毛泽东单独谈话的内容。他只在《我的创作和生活》一文中简单地写道：“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还蒙召见，对我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和鼓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还牢记在心。”当他的女儿张明明多年以后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时，他也只是简单地答道：“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　　1948年底，张恨水突患脑溢血，丧失写作能力。经周恩来特批，聘其为文化部顾问，按月发给600斤大米。1954年，张恨水病情刚好转，便辞去文化部的职务，专事写作，以此谋生。女儿张正回忆，此时的张恨水已经步履蹒跚，口齿不清，每日“伏案写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毛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　　张恨水脑溢血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说话含糊不清，流着口水，左半边偏瘫，行动极不方便。但是他毅力惊人，恢复速度极快，一个月出院，两个月后牙牙学语，记忆力恢复。半年后，他让妻子买了许多小学生练字用的大字本，每天在大字本上像小学生般地练习楷书。他还慢慢练习走路，出门访友、看电影，不到一年便开始写诗。医生说，张能恢复得这样好，“实在罕见”。　　1954年，全国文艺界大规模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亲友劝张恨水表态，他未写一字，说：“我不知道俞平伯错在什么地方，我写什么文章，凑什么热闹呢？”次年，全国大批胡风，亲友再次劝他表态，他说：“我不喜欢胡风的文章，我看不懂，但是让我去批判他，我不知该去批他什么，还是少说为佳吧！”　　老舍说：“恨水兄是个真正的文人：说话，他有一句说一句，心直口快。他敢直言无隐，因为他自己心里没有毛病。……恨水兄是个真正的职业写家：有一次，我到南温泉去看他，他告诉我：‘我每天必须写出三千到四千字来！’……恨水兄是个没有习气的文人：他不赌钱，不喝酒，不穿奇装异服，不留长头发。他比谁都写的多，比谁都更要有资格自称为文人，可是他并不用装饰与习气给自己提出金字招牌。闲着的时候，他只坐坐茶馆，或画山水与花卉。”　　罗承烈说：“恨水先生一生埋头写作，从无他骛。他安贫乐道，不做官，不经商，然而在他的小说中，我们知道他对于做官，经商，以及一切人情世故，那是最透达无比的。但是他尽管透达人情，而并不为习俗所染。他处处昭示青年以作人之道，痛恨浮华，摒绝虚伪。重友谊，尚侠任，自奉廉而对人厚，性情豪迈，勇于负责，所有一般‘文人无行’的恶习，我在恨水先生的言行中是丝毫找不出来的。这一点人格上的修养，实在值得敬佩和效法！”　　姻缘　　张恨水的妻子徐文淑，原名徐大毛，其父为私塾先生，但徐并不识字。1912年，张父去世后，母亲戴氏带着子女们回到老家安徽潜山，为了拴住儿子的心，戴氏决定给18岁的张恨水找个媳妇。　　媒婆介绍徐家长女后，戴氏趁着徐家牌楼戏台唱戏，前去相儿媳。这日，戴氏在媒婆的陪同下，来到徐家楼，媒婆一指，戴氏只见两个姑娘并肩而坐，其中一个眉清目秀，模样可爱。戴氏很是满意，于是两家很快定下婚期。但戴氏和张恨水万万没有想到，媒婆指给戴氏的其实是徐家的小女儿，另一个相貌平常的姑娘才是徐家长女。　　张恨水本不满母亲包办婚姻，但他不忍拒绝母亲，只能同意。转眼到了成亲之日，张府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张恨水像木偶一样穿上了新衣，与新人拜了堂。等进入洞房，秤杆子挑开红头盖，张恨水才发现，眼前的新娘相貌平平，身材矮胖，与母亲口中的女子大相径庭，他大受屈辱，后来写下了小说《青衫泪》。但为了母亲，他勉强接受了徐大毛。　　婚后，张恨水的妹妹其范为大嫂更名徐文淑，并教她读书习字。徐文淑曾产下一女，但不幸夭折。　　结婚不到半年，张恨水便出外谋事。及至1926年，徐文淑随全家迁居北平时，张恨水已经娶了胡秋霞，并有了一个女儿。徐文淑没有怨言，和胡秋霞相处融洽。　　张恨水的母亲心疼儿媳，总希望徐文淑能有个孩子，老有所依。1927年，徐又生下一子，不幸夭折。从此，徐文淑认为是自己苦命，基本过着单身生活。1928年，胡秋霞生下儿子张小水，下地不哭，是徐文淑抱在怀里救活的。从此，徐视张小水如同己出，而张恨水的孩子们都叫徐“大妈”。　　抗战爆发后，张恨水将徐文淑与胡秋霞安顿在安徽老家。1946年，胡秋霞与子女返回北平，徐文淑独自留在潜山照顾婆母，张恨水给她购置了土地、房屋。到土改时，徐因为有地，被划成地主，只能离开潜山县，住在安庆市的一座小楼里，深居简出。张每月给她汇寄50元生活费，徐常开心地对人说：“我嫁了个摇钱树呢。”1955年，张恨水曾去看望她。　　1958年10月的一天，徐文淑上街去给张小水寄信时中风，跌倒在地。路人过来搀她，她指指腰兜。人们从兜里的信上找到了她家的地址，并把她送入医院，不久。她便与世长辞。临终前，她留下遗言，将两枚金戒指分别送给胡秋霞和周南，以作纪念。　　1919年，张恨水到北京后，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生活很是辛苦。当时张已经三十岁，客居北京，举目无亲，内心非常苦闷。　　一次，张恨水到“贫民习艺所”（一个救济院性质的慈善机构）去采访，那里收容了许多无家可归的小女孩。女孩大了，院方还负责为她们介绍婆家。院方把女孩们的照片挂在办公室里，在许多照片里，张恨水选中了一个女孩，交了一笔押金和自己的照片，等着院方通知。当时一个商人也看中了这个女孩，也交了押金和照片，在两张照片中，女孩选择了张恨水。　　女孩姓胡，出生在重庆的一个江边小镇，父亲是一个靠挑水过活的穷人。四五岁时她被拐卖到上海，给一个杨姓人家当了丫鬟。杨家搬到北平，她也来到北平。一次，她不堪忍受毒打从杨家逃了出来，在巡警的指点下来到贫民习艺所。　　张恨水从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取“秋霞”二字为女孩取名胡秋霞。他先将胡秋霞寄养在一对老夫妇家中，两人培养出感情后，才办了婚礼。　　胡秋霞悉心照料张恨水的生活，使张可以安心工作，这之后，张恨水迎来了他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张也手把手地教她读书识字，到《春明外史》连载时，胡秋霞已经可以看小说了。　　张恨水名噪京城后，杨家人慕名前来攀亲，认了胡秋霞做养女，说这样可以提高她的出身门第，方不辱没大作家张恨水；又带了许多金银首饰，送给他俩刚出生的女儿；还接胡秋霞回家，说是回娘家走走亲戚。　　后来，张恨水根据胡秋霞的生活经历，创作了长篇小说《落霞孤鹜》。小说出版后，立即被上海明星电影公司看中，于1931年拍成了电影，由胡蝶主演。张还将杨家人认胡秋霞做女儿一事写进了另一部小说《金粉世家》，见第九十八回“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　　胡秋霞只是粗通文墨，她与张恨水之间缺少张恨水向往的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浪漫。而杨家经常让胡秋霞去打牌，有时胡还喝得酩酊大醉回家，张恨水很是失落。　　1928年，张恨水遇到了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才女，二人互生爱慕。才女提出，如果张恨水想和她结婚，必须先和胡秋霞、徐文淑离婚。张恨水觉得一旦离婚，胡、徐将失去生活的依靠，于是他毅然挥剑斩断情丝。　　接下来，张恨水遇到了其一生的爱人周南。胡秋霞很是愤怒，她闹过，想过离婚，撕碎了以前所有的照片。有一天，胡秋霞趁张恨水不在家，打上周南家门，把玻璃都砸掉了。但在婆母和家人的劝说下，为了三个幼小的儿女，她最终还是妥协了，常常借酒浇愁。　　胡秋霞对钱看得很淡，张恨水给她的私房钱，她从不会自己享受，张恨水办《南京人报》时，她毅然拿出2000元大洋帮助张购买印刷设备。　　抗战时期，张恨水在重庆，胡秋霞和家里人被留在了安徽老家。由于战争，张恨水寄钱只能寄到金寨，每次胡秋霞都要赶两百多里山路冒着危险把一家人的活命钱取回来。张恨水老家的人对胡秋霞的评价是，很像一个侠女，“爱劳动，胆子大，心眼好”。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将胡秋霞母子接到北平，刚开始住在张恨水单位的宿舍里。1948年，她生下女儿张正后，为了更好地照顾胡秋霞，张恨水将她接回了家，和周南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次年，张脑溢血，还在哺乳中的胡秋霞与家人轮流照顾丈夫。等张病好一些，她就搬到别处居住。张恨水每月来看他们，来了便乐呵呵地带着他们上小馆子。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胡秋霞省下粮食给儿孙吃，自己却常常饿得浮肿。她去张恨水和周南的住处串门，总是带上一些吃的，生怕自己去吃饭使得他们不够吃而为难。　　周南病逝后，胡秋霞和张恨水也没有一起生活。她常常去探望张恨水，到张恨水离世前，次数明显增多。　　晚年的胡秋霞虽然有儿孙相伴，但寂寞依旧，苦酒伴随了她整个后半生。她指着袅袅的檀香清烟对女儿说：“那就是我的伴……”1983年，胡秋霞也告别人间。　　1931年，张恨水与北平春明女中学生周淑云结婚，婚后，他根据《诗经·国风》第一章“周南”二字，为周淑云改名“周南”。　　周淑云祖籍云南，出身于一个破落官僚家庭。父亲早故，只有母亲和一个弱智弟弟。因此，她成了母亲唯一的希望。这身世与张恨水《啼笑因缘》中沈凤喜较相似。而她正是看了《啼笑因缘》，开始倾慕张恨水的才华。　　张、周二人相遇是在春明女中的一次赈灾游园会上，组织者在这次游园会中安排了一场京剧演出，演出的剧目是传统名剧《玉堂春》中的《女起解》一折，张恨水被邀请出演押差崇公道这一角色。而扮演苏三的就是周淑云。两人一见钟情，周淑云明确表示自己不在乎名份和地位。很快，17岁的周淑云以“外室”的身份同36岁的张恨水结合。　　婚后，张恨水教周南读唐诗、学绘画、练书法，不时来段京腔对唱，其乐融融。周南的到来，给张恨水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张恨水享受到了追慕已久的琴瑟相和、红袖添香的家庭温馨。当年，周南生下了一个白胖小子，取名张二水。　　张恨水和周南的结合终于让张恨水得享才子佳人式的爱情，周南不敢独自过马路，张恨水就雇人力车拉她横穿马路；周南偶尔贪小便宜买布，却怎么也看不出是占了便宜；周南错将公鸡当成母鸡买回家……这些偶尔出现的小插曲，在张恨水的眼中都成了周南的娇憨可爱。　　1935年，张恨水到上海创办《立报》，周南怀抱儿子张全相伴其右。在上海，张恨水除编《立报》副刊外，尚有报刊约稿多达十篇，每天必定写作到深夜。周南习惯早睡，孩子却不肯睡，周南便将孩子交给张恨水，自管休息。张只得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笔写作。孩子哭时，哼上几句京剧，哄孩子入睡。有时，周南还嘱咐：“里弄中有叫卖火腿粽子的，给我买两只来。”张亦点头听从。　　抗战之初，全家迁居安徽潜山，张恨水只身入川。周南放心不下丈夫，带着儿子张全和不满周岁的张伍，在张堂兄樵野的护送下，千里奔赴重庆与张团聚。一路上，兵荒马乱，枪林弹雨，周南甚至连续两天水米未进。周南千里入蜀寻夫之事，后来被张恨水写进小说《蜀道难》。　　在重庆，一家人度过了艰苦的八年生活。住的是“文协”的三间茅屋，下雨时，锅碗瓢盆全用上接漏，张恨水戏称“待漏斋”。为改善生活，周南学会了种菜、养猪。为不影响张恨水写作，天不亮就叫孩子把猪赶上山，天黑后才赶回后院。　　有一次，日机轰炸重庆，周南闻讯奔到码头，准备过江去看张恨水。到了江边，小轮已离开岸边数尺，她不顾一切跨向小轮，一只脚在船上，一只脚还在船外，幸亏轮上的乘客相扶，才免意外。　　1956年，周南罹患乳腺癌，进行了两次手术。她默默承受着病魔的折磨，仍以笑脸迎人，直至卧床不起。张恨水意识到她已经病入膏肓时，向中央文史馆求助，文史馆派来名医，但已无济于事了。1959年10月14日，周南离开人世，年仅四十又五。　　张恨水晚年，将周南的一张照片压在书桌的玻璃下，“文革”时，儿女怕照片被当成四旧，藏了起来，张恨水却重新找出来，挂在床头，日夜相对。　　张恨水的情事，在张家向来是个禁忌。张恨水一直不愿意谈及他的爱情，其长孙张纪说：“我爷爷张恨水一生娶过三个妻子，作为张恨水的后人，我们不愿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他更爱哪一个女人，这段历史被我上一代人封存已久缄口不谈，不仅在我家，就是在老家的大家族里也是讳莫至深。因为我爷爷反对被人谈及他的罗曼史。”　　恨水　　张恨水本名心远，“恨水”之名是他发表作品时所用的笔名。不少人对其何以署名“恨水”不解，因而产生种种猜测。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是“恨水不成冰”，冰指冰心。但当事人张恨水、冰心，以及张家后人都矢口否认。　　1942年，张恨水到重庆中央大学讲课，有学生问他，何以用“恨水”这个笔名，是不是因为情场失意，忿而假借《红楼梦》贾宝玉的话：女人是水做的，所以起名恨水？张回答，他喜欢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乌夜啼》，所以取词中“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的“恨水”二字做了笔名。　　1945年，张恨水在重庆见到毛泽东，毛询问张其笔名的由来，张答道：“‘恨水’一名是我十七岁那年，在苏州第一次投稿时自己取的笔名，是从南唐后主李煜‘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中截取出来的。那时，我想人生有限，决不能让光阴如流水一样白白流逝，所以取这个笔名时刻自勉，珍惜时光。”　　张恨水的儿子张伍说，张恨水第一次向《小说月报》投稿用的笔名是“愁花恨水生”，但当时的稿子并没有发表出来。从“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本是李后主词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句中的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的兴趣和猜测，直到现在还有人和我说起‘恨水不成冰’的故事，而且版本众多，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张晚年，有人问他是否知道“恨水不成冰”的传闻，他笑笑说：“那是牵强附会。我那时一天要写五六千字的小说，还要给报纸发通讯，哪有工夫想到这上面去？再说，谢女士的书我也读过，她是名门闺秀，我是百无一用卖文为生的人，压根儿就没有攀龙附凤之心！”　　冰心晚年，有人曾经问过她：“民间有张恨水先生因爱慕您而恨水不成冰之说，是否事实？”她回答：“那是扯淡，张恨水先生是前辈，我连认识都不认识，哪来恨水不成冰？”　　但据张恨水的女儿张正说，1928年至1929年间，张恨水认识了一位有文才的女子，留过洋，家境富裕，思想解放。二人互生情愫，这位女子希望张恨水能与两个妻子离婚，她才愿意嫁给张恨水。但张恨水认为，如果胡秋霞和徐文淑离开她，她们将无法生活下去，于是放弃了与那位女子的感情。　　此女子后来与另一男子恋爱结婚，并邀张恨水参加婚宴。这日，张恨水嘱咐胡秋霞认真打扮，要她同去参加。婚宴摆的是西餐，胡秋霞在应酬中落落大方，用餐时左右手刀叉运用自如。回家后，张恨水笑着说：“那里摆西餐我没想到，也许是想出秋霞的洋相，没想到她这个‘左撇子’救了急。”　　冰心的爷爷是福建的大户，父亲是个海军军官，她出生时，已经是“海圻舰”的副舰长，1923年官至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军学司长。而冰心与吴文藻的婚礼时间正是在1929年间，从当日下午4点在燕京大学临湖轩前拍的照片看，婚礼是西式的，冰心身穿白纱，吴文藻及男宾西服革履。　　逸事　　张恨水随父亲到江西景德镇，入私塾学习。这所私塾中有两个女学生，其中一个叫秋凤，与张同龄，二人关系甚好，一起读书，一起玩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除夕，张恨水在秋凤家玩耍，秋凤的父母开玩笑说：“两小无猜，将来应成眷属也。”这时秋凤家的人多，就让秋凤和张恨水作新人交拜取乐。第二天，秋凤来张家拜年，偷偷问张恨水张母可知道昨日的事，张笑着说知道，“谓尔来我家亦甚佳”。秋凤笑着跑了。元宵节，张穿上了新衣，邀她一起去看灯，手拉着手，跟着飞舞的龙灯走了一条街又一条街，直至夜深，两人才依依不舍分了手。六年后张再到景德镇，秋凤已经嫁人生子，张遂生无限感慨。　　张恨水儿时在南昌，隔壁的五婶家有一株腊梅，开花时芳香四溢，张和几个年幼的弟妹很是羡慕，想去折，却又怕五婶责备。张灵机一动，决定自己制作腊梅花。他给弟妹分了工，让他们或去扇炉火烧水，或去折枇杷树枝。准备好材料后，他将一块白蜡放入沸水中，又放入藤黄末，用筷子搅匀，然后舀一点粘在树枝上，沾五次便成了黄玉般的花朵，沾两次或三次便是花蕾，很快一支光秃秃的树枝便成了腊梅花枝，插到花瓶中，足以以假乱真。　　少时，张恨水雨后读《随园诗话》，见咏苔诗“连朝细雨刚三月，小院无人又一年”，吟哦再三。父亲骂他没出息，“读袁枚诗，闭院赏苔，尚有何胸襟乎？”　　初到北京时，张恨水工作之余，就在会馆里闷头读书。那时他正攻读《词学大全》，兴之所至，也会照谱填一阙，填过就丢。一天，他正在填一阙《念奴娇》，同乡方竟舟来访，随手把这阙词拿走了，他未在意。三四天后，方来了，进门就说，那阙《念奴娇》被一位朋友看到了，他读了“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大为倾倒，非常想见张恨水，这位朋友就是成舍我。成舍我也喜爱诗词，做学生时总爱摇头晃脑琢章雕句，所以得了“摇头先生”雅号。成、张一见如故，所好相投，唱和联句，往往通宵达旦。从此二人合作多年，被人赞为珠联璧合的搭档。　　1931年，张恨水以稿费出资创办“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他请来齐白石、于非闇、王梦白、李苦禅等人任教。齐白石、王梦白素来不和，碍于张的情面，二人得以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一段佳话。张还请刘半农出任校董。由于张的声望，学生踊跃报名，全校共招收200多名学生。学校虽只办了4年时间，但培养出了不少学生，包括张仃、蓝马、凌子风、张启仁等。　　创办美术学校时，张恨水也学画山水，曾有朋友说他的散文比小说好，诗又比散文好，他却说：“都不是，我的画好。”　　张恨水靠一支笔，养活了一家人，并供养家中六个弟妹上学。除了二妹高中时谈恋爱未考上大学外，他的几个弟弟妹妹都上了大学。张氏家族有“八野”：张东野、张云野、张朴野、张牧野、张中野、张田野、张樵野、张林野，都是张恨水的兄弟或堂兄弟姐妹。其中，张朴野、张牧野为双胞胎，是张恨水的亲弟弟。　　1930年，张恨水从上海拿到8000元稿费后，先用于弟弟妹妹们的婚嫁和教育，然后在大栅栏租下了一个前后左右共有七个院子的大房子，解决一家几十口人的住房。　　1946年，张恨水从重庆回到北平，住在《新民报》为他租的砖塔胡同口的一处四进的大宅院中。此院有三十多个房间，前院有汽车房和门房，院中宽阔，可以种下许多树木。张很喜欢此处，便将院落买下。他买来许多花草，种下朋友送的一棵藤萝，书房便在鸟语花香之中了。他还买了一套两千多册的《四部备要》（《四库全书》的浓缩本），装满了四个紫檀木的玻璃书架。　　解放军进入北平后，曾有一些战士借住在张家前院。他们在地上铺些稻草，睡在上面，每天很早起床，将前院打扫干净，从不跨入中门，进入中院。某日清晨，他们将屋子收拾干净后，班长到中院对张恨水敬了个礼，说他们要走了，请张过去检查一下有没有损坏东西，张笑着说：“没有，没有。”然后目送他们离去。　　北平解放后，张恨水存在私人银行中的多年积蓄随着私人银行离开北平而化为乌有。接着，报纸说张恨水是国民党特务，张气急之下，突发脑溢血，大病一场。家中只好卖掉砖塔胡同口的大院子，支付医药费，另购砖塔胡同43号的小院。　　张恨水谈及择妻的标准说：“绿荫树下，几个好友，谈至择妻的问题。有人说，要美丽的，我以为不如赏花。有人说，要道德好的，我以为不如看书。有人说，要能帮助我的，我以为不如买架机器。有人说，要能让我快活的，我以为不如找各种娱乐。说到这里，朋友不能再找出好的标准了，就问我要怎样的人？我说总而言之，统而言之，要一个能了解我的。”　　后来又有女子问张恨水择夫的标准，他说：“要说话诚实，做事有秩序，且知卫生。身体强壮，而不肥胖。无论学文学、学科学，要喜欢文艺，有美的意味。无不良之嗜好，无虚浮之习气，所入虽不必太丰，然家庭及子女教育之费，必能努力罗致（但有不得已，亦可原谅）。合乎以上几个条件，女子似乎可以嫁了。大腹便便的至于官僚政客，满口新名词的大代表，身洒香水、脸擦雪花膏的荷花大少，这种人，未必不可取，但是以言终身的良伴，那就差得远了。”　　30年代初，张恨水担任北平《新民报》总编辑。有天，他从读者来稿里，发现有篇小说，文字朴实无华，内容不落俗套，自己也觉得颇有相形见绌处。于是全文刊登，还亲自撰写按语，称赞它是《新民报》创办以来，十余年间难见的佳作，特向读者推荐。几天后，有朋友告诉他，那是抄袭鲁迅的《风筝》，并将载有《风筝》的刊物翻给他看。张恨水读了，不禁哑然失笑。　　抗战期间，署名张恨水的伪书泛滥，一次，四川省水利厅长何北衡设宴招待张恨水，谈及伪书，问他：“你恨不恨这些人？”张一脸严肃地答道：“我独恨你！”此言一出，举座皆惊。张笑道：“我一生恨水，所以取名恨水，而何厅长偏爱水，大搞水利，专门与我作对，我当独恨你了。”众人哄堂大笑。　　张恨水的小说《太平花》刊行前，北京故宫绛雪轩前的太平花正好开放，即以所摄之花作为封面。　　20世纪50年代，中共请人给自己提意见。在中华全国新闻界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吴冷西点名要张恨水发言，张站起来，马上说：“我没有意见，我没有意见。”　　解放后，张恨水进入文史馆工作，文史馆的馆长为章士钊，副馆长是沈尹默和陈寅恪，馆员中有商衍瀛（前清翰林、婉容皇后的老师）、陈云浩（前清翰林、弼德院参议）、刑瑞（前清翰林）、康同壁（康有为的女儿）、裕容龄（慈禧御女官）、陈半丁（写意画大师）等，都是经历过前清、民国历史的老人。当时64岁的张恨水，在馆员中也只能算是小兄弟。　　文革开始后，红卫兵闯进张家，张恨水从书柜中拿出文史馆的聘书，认真地告诉红卫兵，是周总理让他到文史馆工作的，红卫兵听罢，居然退了出去。张恨水的藏书很多，其中有些属于“四旧”，家人本想挑些烧掉，但挑来挑去，哪本张都舍不得，只好找个地方藏起来。但藏在床下，张说怕潮；塞进米缸，他又怕脏。最后，张还是决定将书放在书柜中，在玻璃柜门上糊上白纸。所幸后来并没有人前来抄家。　　张恨水事母至孝，他将母亲的照片挂在客厅正中的墙上，每年除夕，都点上蜡烛，恭敬地向母亲的照片跪拜，年年大年三十晚上，都要“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说：“这不是迷信，我是在做我心之所安的事，这样，可以让我的思念得到一些慰藉。”1967年，张恨水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除夕，他的心情非常不好，身体益发虚弱，行动不方便，但他没有忘记“接祖宗回家过年”，他让女儿蓉蓉用白萝卜切成两个烛台，点上红蜡，在儿子、儿媳的搀扶下，颤巍巍地向母亲遗像跪拜。　　雅好　　张恨水爱听京戏，“民国三大贤”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联袂演出时，张当时还生活困窘，却用仅剩的1元钱，买了戏票。此次“倾囊豪举”，是他引为平生得意之事，到晚年还常常提起。　　1958年，梅兰芳率团在京演出，一票难求。儿子张伍好不容易托人买到了戏票，兴冲冲回家，交给父亲。出乎意料的是，张恨水却说他不想去。张伍告诉他，这戏票来之不易，特意买给他的。张恨水回答：“梅兰芳已经是60多岁的老头子，再演小姑娘恐怕是不适宜的了，我要留一个美好的梅兰芳在脑子里，所以就不要看了。”　　张恨水不仅爱看戏，偶尔自己也登台过过戏瘾。1933年，北平新闻界一位同事的母亲做寿，开了一台纯系票友的堂会，张也粉墨登场，演出《乌龙院》。主人打破梨园规矩，在演员排表时，在中央位置，写上“小说家张恨水”。读者听闻，纷纷跑来一睹张氏真容。　　这日，张恨水甫一登台亮相，便引起观众哄笑，因为他扮丑角张文远，走台步一瘸一拐，画着白鼻子，张口念白，一口安徽腔。旦角上来后，并不照着原来的台词，存心逗张道：“张心远（张恨水原名）是谁呀？”张答：“是我的徒弟。”旦角接着问：“我听说你的徒弟是有名的小说家，你怎么没名呀？”台下一愣，张随即接口：“有道是，有状元徒弟无状元师傅啊！”台下顿时掌声一片。张下台后，有人问他为何走路一瘸一拐，他答：“不知谁在我靴子里放了一枚圆钉，害得我好苦。”　　张恨水在《南京人报》时，一个人住在报社，常穿着白绸衫，手摇纸扇，迈着八字步，用嘶哑的喉咙，唱道：“大老爷打罢了退堂鼓，御前来了我宋江……”某天傍晚，张刚唱罢这句，画漫画的刘元前来送稿，穿一身墨绿色西服，系着绿色领带，张一看，立即改用京剧念白道：“惨绿少年，你来了！哈哈！”大家哄笑。　　1947年9月，北平新闻界在民国电影院上演京剧《法门寺》，剧中有四个跑龙套的校尉，由张恨水和当时北平三大报社的社长扮演。其余三人都是近视，戴着眼镜，为求效果一致，并不戴眼镜的张恨水也戴上了眼镜。四个校尉一一登台，一字排开，十六只眼睛闪闪发亮，俨然“四进士”，台下一片哄笑。　　张恨水喜爱养花，他有一个锻炼身体的独特方法，就是种花木。在大栅栏居住时，院内种植着杏树、丁香、樱桃，还有一个花圃。写作劳累，张便到花间徘徊，望着花发一会儿呆。秋风起时，落英满地，他在书房写作，听到院内有人走动，就停下笔来说：“往旁边走，别踩着花。”　　花中，张恨水最爱菊，每年他都亲手种植各种名贵菊花。他回忆：“我常常招待朋友，在菊花丛中，喝一壶清茶谈天。有时，也来二两白干，闹个菊花锅子，这吃的花瓣，就是我自己培养的。若逢到下过一场浓霜，隔着玻璃窗，看那院子里满地铺满了槐叶，太阳将枯树影子，映在窗纱上，心中干净而轻松，一杯在手，群芳四绕，这情调是太好的。你别以为我奢侈，一笔所耗于菊者，不超过二百元也。”　　友人知张恨水爱菊，赠他两盆菊花，一盆紫红，一盆雪白，放在阶下，两只蝴蝶翩然而来，盘旋一会儿，又翩然而去。友人问道：“此情此景，恨水兄可有诗？”张随口吟道：“怪底蝶来容易去，嫌它赤白太分明。”友人会意，笑道：“你穷了多年，只是个性难改呀。”　　抗战期间，张恨水住在重庆，虽然没有牡丹、海棠等名贵花卉，但春来有野杏花，夏秋满山遍野的杜鹃和金钱菊，还有萝卜花、豌豆花，张恨水常采来放在小花瓶中，置于案头。　　张恨水喜欢收藏古董，但他不懂怎么鉴别古董，所以从不买真货，而是花一两元买些假货，免去鉴别的功夫和上当的苦恼。　　张恨水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完毕，必然要捧一杯清茶，早饭可以不吃，但早茶一定要喝。抗战期间在重庆，他只能喝沱茶，沱茶色浓味重，张颇以不能喝上淡茶为苦。　　1927年，北平中央影院上映《爱之花》，张前去观看，对女演员克罗尔的表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罗尔扮演的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在荒岛遇到一个少年，回到家中，搬过椅子坐在父亲旁边，两手抱膝，含笑对父亲说：“Isawaman。”然后把脸埋在膝盖上。张说：“看到此我心为之一动，自以为数年来作小说，专从白描上下手，未曾梦及此也。”　　张恨水对美国电影无论任何情事，终必设法归结到接吻或结婚为止，很是反感，他发表文章说：“陈陈相因，味同嚼蜡。”　　张恨水爱抽烟，他开玩笑说：“烟熏仳离生（英语inspiration的译音，意为“灵感”），那么文肯定是从烟里生的了，无烟怎能有文思？”张抽烟要抽好烟，在重庆时，因为生活困难，他几度想戒烟，但每每作文累了，总想吸两口，只能抽廉价的“神童”烟，这种烟又辣又臭狗屁不如，于是戏称为“狗屁”烟。到后来，“狗屁”烟都抽不起了，只能抽更廉价的“黄河”烟，张感慨道：“不到黄河不死心，已经到了黄河，可以戒烟了。”解放后，张主要抽“中华”或“牡丹”，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匮乏，幸好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的大儿媳通过关系能买到高价烟，化解了他吸烟断顿的危机。　　辞世　　1967年的春节，张恨水像往年一样让家人留下一些菜，好招待客人。他独自坐在屋里看书，有时会放下书望望门外，家人明白，他特意留下“年菜”的举动，就是惦记那些“生死未卜”的老朋友，希望能和他们共度新春。张恨水逝世后的第四天，张友鸾受几位尚能“自由行动”的老友之托，来看望他，并准备约定日期，来张家小酌。当得知张恨水去世的消息后，张友鸾不禁潸然泪下，顿足说道：“早来几天就好了！早来几天就好了……”　　正月初六早晨，张恨水从包油条的传单上，偶然看到了朋友老舍投湖自尽的消息。　　第二天，农历正月初七的早晨，差十分七时，张恨水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原因还是脑溢血，就这样，张恨水永远地走了。　　2002年，张恨水曾经住过的砖塔胡同拆迁，其家人申请将其故居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未获批准。　　赞誉　　茅盾说：“在近三十年来，运用‘章回体’而能善为扬弃，使‘章回体’延续了新生命的，应当首推张恨水先生。”　　老舍称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　　张友鸾评价张恨水办《南京人报》的举动：“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刘半农在授课中，对学生说张恨水是“当今的小说大家”，说他的成就“超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那些人”。　　徐文滢在《民国以来的章回小说》中说：“承继着《红楼梦》的人情恋爱小说，在小说上我们看见《绘芳园》《青楼梦》等等名字，则我们应该高兴地说，我们的民国红楼梦《金粉世家》成熟的程度其实远在其它的前辈之上。”　　夏志清读完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在给杨的信函中说：“先兄（夏济安）认为他（张恨水）有大才。现在你为他写长评，肯定其成就、其天才、其境界之高，从此把新旧小说之界限打开，研究20世纪小说者，再不可忽视张恨水了，——恰如尊著讨论的最后一个大小说家是他，给人的印象是他终结了一个时代。凭天才，张真有可能有资格同狄更斯相比。我一向强调晚清以来的讽刺传统，想不到张也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　　孔庆东说：“《金粉世家》在描写中国式大家族方面，上追《红楼梦》，下与《家》《春》《秋》毫不逊色。”　　孔庆东谈到他参与主编的《通俗文学十五讲》里，“一个作家占一讲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张恨水，一个是金庸”。他还说，希望人人都能受张恨水影响，人人能成为张恨水，只有这样，中国国民的素质才会有真正的提高。这才是张恨水及其作品所蕴含的价值所在。　　孔庆东具体谈到张恨水的价值时说，张恨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接表现在两点：一是作为人的张恨水，张是一个合乎中国传统文化标准的文人，他的身上体现了中国人所重的忠、孝、义气、诚信等优秀的传统，他尊爱老人、敬重朋友、照顾弟妹，具有中国传统的人格魅力。这一点和西方作家不一样，西方作家不要求作家本人有人格魅力，不要求人文一致，中国人则非常看重这个，而张恨水则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作品中对传统文化的表现事实上也是其本人生活态度的一种延续。　　第二个是作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张恨水的作品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诸多形态，他的小说大大丰富了章回体小说的创作手法，将章回体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其小说中诗、词、楹联等都有很高的造诣，另外，像他的作品中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儒、佛、道的思想，这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张恨水的家乡安徽潜山现以一山一水闻名于世：山为天柱山，水则是张恨水。　　※　　四、沈从文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湖南凤凰县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　　童年　　六岁时，沈从文与弟弟同时出疹子，病情极为严重。时值盛夏，兄弟二人日夜在高温中受苦，不能躺下睡觉，一躺下就咳嗽发喘，又不能让大人抱着，一抱就浑身难受，家人只能将二人用竹簟卷上，如同春卷般，立在屋中阴凉处。当时家中已为他们准备好两具小小的棺木，幸好两人居然奇迹般痊愈了。　　儿时，沈从文个子小，人很精瘦，非常机灵，滑稽有趣，常常逗得寨中老少捧腹大笑，大人孩子都亲切的叫他“沈蛇崽”。　　沈从文爱逃学，常将书篮藏到土地庙里，然后在城里城外闲逛。在表哥的指点下，他学会用谎话应付家中和学塾。他说：“当我学会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到一切生活中去生活时，学校对于我便已毫无兴味可言了。”　　沈从文从小喜欢观察身边的人。天气不好时，他不能进山玩，就到熟人少的庙里去，看庙前那些人绞绳子、编竹簟、做香。有人下棋，他就观棋；有人打拳，他就看拳；有人吵架，他就看他们如何骂来骂去。每天上学出门，他脱下脚上的鞋拎在手里，赤着脚先绕到城西的牢狱，看犯人被衙门派去挖土，或从杀人的地方走过，看被野狗叼到小溪中的昨天被杀的人的尸体，拾起一块小石头在满是污秽的头颅上敲打一下，或拿木棍戳戳，看会不会动；然后再绕到南门，在南门的河滩上看杀牛，到织簟子的铺子前看几个老人和小孩破篾织簟，到铁匠铺看打铁。日子久了，这些手艺的种种他都明了于胸。如此绕上一圈，才会去城北的学校上课。　　逃学被发现后，沈从文总会被大哥责打，有时还要罚跪。跪着的时候，沈便想着外面的世界，“按照天气寒暖，想到河中鳜鱼被钓起离水以后拨刺的情形，想到天上飞满风筝的情形，想到空山中歌呼的黄鹂，想到树木上累累的果实”。想着这些，他就忘了被处罚的痛苦，忘了时间，被叫起来之后，他也不觉得委屈。他说，他应该感谢这种处罚，给了他一个练习想象的机会。　　沈从文常和表哥到水边去玩，学塾怕儿童下河玩水，便于中午散学时，在孩子们手心用朱笔写个大字。沈从文等人亦有应对之策，他们将写有字的手高举，泡在水中玩上半天。　　午饭后，沈从文前脚出门，大哥后脚便跟到河边。河里人多时，不容易寻找沈从文，大哥便在岸边找到他的衣服，找到后，拿起来远远地坐到大路上，等沈从河里起身穿衣服时来见他。沈穿好衣服，默默地随大哥回家，回去必然挨一顿揍。几次之后，沈就有了应对之法，他用石头压住衣服，只要看见大哥从城门洞走过来，就快快泅到河中，仰天躺着，全身泡在水里，只露出脸和鼻孔。大哥寻不到他，只好回去了。如此几次，大哥知道他的伎俩，便在城门边苗妇的小茅棚中坐着，耐心地等，看见他高兴地远远走来，迅速从小茅棚跃出，一把攫住他的衣领，拖回家去。但随后沈从文又想出了对付大哥的方法，从水里爬起来就绕到城东门溜回家去。　　儿时，沈从文还学会了赌博，起初是用买菜剩下的三五个小钱去赌输赢的糕类摊子赌糕吃，或到戏楼下赌骰子，后来胆子大了，家里轮到他买菜，他就用菜钱去赌上一把，赢了钱就全部用来买东西吃，输了就偷偷回家找外祖母重新要菜钱。但因为怕挨打，更多的时候只敢下一个铜子的注。有时他正玩得高兴，后领子一下子被一只有力的手攫定，不用想也知道是大哥。回家后，他必被一条绣花的白腰带绑住双手，在空谷仓里挨上几十鞭子，一天或半天不许吃饭。　　谋生　　沈从文曾自述早年生活：“做过许多年补充兵，做过短期正兵，做过三年司书，以至当流氓。”　　十四岁时，沈从文进入凤凰当地军事学校就读，他梦想着日后能成为将军。每天吃过晚饭后，他与有着同样梦想的同班好友穿上灰布军服，挺起小胸膛，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大街上走到城外。城门边卖牛肉的屠夫看见二人，总是逗他们，拿着腔调叫他们“排长”，守城的老兵则一边做鬼脸一边阴阳怪气地叫他们“总爷”。他们也不理会，总觉得自己将来是要做大事的。　　次年，军事学校解散，母亲便送沈从文去当了补充兵，跟随沈家的邻居、一位杨姓军官到辰州驻防。当护兵可以背盒子炮，出发前，沈便憧憬着背盒子炮的神气威风样子，很是兴奋。然而到出发这日，军官们骑马，家眷乘轿，沈这个小兵只能步行。而马上相熟的军官仿佛全都不认识他了，杨军官的女儿莲姑则对他说：“昨夜我妈告诉我，以后不能再喊你作四哥了。我应当喊你的名字。我爹也说这是规矩！”沈从文顿时明白，莲姑和他不再是平等的了。　　沈从文曾跟随所在队伍去芷江剿匪。到芷江后，军队每天都在杀人，他们雇来本地探子，到集市上去认土匪派来的奸细，查明是奸细后，当即在乡下人往来最多的桥头上砍了奸细的头。“人杀过后，大家欣赏一会儿，或用脚踢那死尸两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了一件正经工作”，便各自散开了。　　芷江当地商会会长的女儿得病去世后，被一个卖豆腐的青年男子从坟墓中挖出，背到山洞里过了三日，又被送回了坟墓。事发后，男子被押到衙门，就地正法。临刑前，这男子不吃不喝不叫不骂，只是注意自己受伤的脚踝。沈从文颇为好奇，问他脚被谁打伤的，男子微笑了一会儿，说：“那天落雨，我送她回去，我也差点儿滚到棺材里去了。”沈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只是微笑，不理会沈，过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地轻轻说：“美得很，美得很。”旁边另一个兵士骂他是疯子，那男子微微地笑笑，便不作声了。沈从文对这个微笑印象深刻，十几年后在他的印象中还异常明朗。　　沈从文曾和时为少尉军衔堂兄沈万林分到一处。堂兄对他很是照顾，闲暇时常指导他练字。当时官兵军阶极不平等，下级见了上级要恭敬行礼，沈从文对堂兄的黄色军服很是羡慕，他觉得若能穿上这身军服上街，虽免不了行礼，但受到的尊敬能和受到的屈辱扯平。堂兄却对他说：“一个牟目，没有读过书的人也能做，不值得你眼红。你应该做副官长和更像样一点的。发狠一点练字，将来会成名家的，不但是可以卖钱……”沈从文听了，更加发奋练字。在怀化时，他因为字写得好被提成为上士司书。刚成为司书，书记官很瞧不起他，沈万林便对他说：“弟弟，受点委屈要学会忍耐！要自己努力……”一年后，沈万林在回乡途中因同行人之间的私仇被枪杀灭口，沈从文伤心不已。　　沈从文跟随军队到过怀化，他说：“这地方给我的印象，影响我的感情极其深切。……我在那地方约一年零四个月，大致眼看杀过七百人。一些人在什么情形下被拷打，在什么状态下被把头砍下，我皆懂透了。又看到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分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是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　　从军时，沈从文凡称呼自己必说“老子”，秘书官文颐真听后对沈说：“小师爷，你人还那么一点点大，一说话也老子长老子短！”沈答：“老子不管，这是老子的自由。”随即看着文和气的样子，又害羞起来：“这是说来玩的，不损害谁。”　　沈从文所在的军队去“援川”，沈因年纪太小，就与一个老年副长官，一个跛脚副官，一个吸鸦片的书记官，及二十名老弱兵士，留守在辰州后方。次年，沈所在的军队在川边与当地“神兵”交火，全军覆没。所幸沈留在后方，才保住性命。　　从军队被遣散回家后八个月，十六岁的沈从文跟随一个亲戚，在雪地里走了四天，到沅州投靠堂舅黄巨川。堂舅当上警察所长后，安排沈到警察所当了办事员，每天负责抄写违警处罚的条子。警察所隔壁是典狱署，每夜皆可听见监狱里犯人受狱中老犯拷掠的呼喊声。警察署抓来些小偷小摸的人，不及发落，便寄存到狱中，每天黄昏，沈从文随同另一个巡官到狱中去点寄存在那里的人犯的名。后来警察署从地方财产保管处接收了本地的屠宰税后，沈从文又多了收税的工作，每日能到全城各处看看。　　在沅州，沈从文常与堂舅、七姨父熊捷三（熊希龄的七弟，第一届国会议员）等人一起作旧诗，很得当地几个乡绅的看重。沈母便与姐妹卖了家中房屋，还了债务，剩了几千元，来沅州投奔儿子。沈此时认识了青年马某，并爱上了马某的姐姐，一个肤色白皙、身材高挑的女孩。熊捷三及其他几个乡绅知道后，认为沈是干傻事，都提出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沈，并当着沈母的面，让沈从四个名门望族的女孩中挑一个（其中一个是熊捷三的女儿，沈的表妹），但十七岁的沈从文一个都不选，执意要和那个女孩在一起。那个女孩喜欢他作的旧诗，他便每天作好情诗，让马某带给她。此时沈家仅剩的几千元都由沈保管，马某常向他借钱，今天借去明天还回，后天又再借走，大后天又还回来，但让沈不明白的是，借来借去，有一千元左右便不知去向。而到此时，马某再也不来为他姐姐取情诗了。发现上当的沈从文觉得愧对母亲，留书后悄悄离开了芷江。　　这个女孩后来被土匪抢入山中做了压寨夫人，沈从文得知后，还写了两句诗感慨：“佳人已属沙吒利，义士今无古押衙。”不久，女孩被赎回，嫁给了一个黔军团长，但团长不久被枪毙，她便到沅州的天主教堂当了修女。　　离开芷江后，沈从文和表哥黄玉书住在常德的一家客栈里，靠着大舅寄来的钱维持生计。但随着欠客栈的钱越来越多，店里对二人越来越冷淡。表兄弟二人只好经人介绍，到贺龙的队伍里各谋了一个差事。当时，黄玉书与在常德小学里教书的杨光蕙小姐一见钟情，回到客栈后，让沈帮他捉刀写情书给杨小姐，写好后再让沈跑腿送去，前后送了三十多次。有几次，杨小姐对沈说，信写得很好，看不出黄玉书还真有点才气，沈只好支吾着敷衍过去。最后，黄、杨的爱情修成正果，他们的长子便是黄永玉。　　沈从文想再次入伍，便跟随在保靖当兵的表弟一起到了保靖，寄住在表弟那里。一天，他和表弟吵了几句，半夜里不高兴，不想在表弟床上睡，又无处可去，就走到一个养马的空屋子里，爬到有干草和干马粪的空马槽里睡了一夜。第二天去拿包袱向表弟告辞时，二人又讲和了，笑着在地上扭打了起来。　　经人介绍，沈从文到陈云武手下任司书，每月四块钱。因为他的字写得好，且能纠正别人抄写文件上的错误，很快在司书中脱颖而出。因而他更加勤奋练字，曾在五个月内买了十七块钱的字帖，每日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练习，仅仅为了得到主任或其他人的一句赞美。　　沈从文所在队伍书记处驻地附近有个土坡，布满了小坟，几乎每天都会有一具小棺材或用蒲包裹好的小尸首，被送到这里埋葬。此处多野狗和小狼，大白天见了人也不逃跑，只是静静地坐在坟头上望着人，眼睛光亮，牙齿白森。每逢有小尸首被抬来下葬，它们便蹲在一旁，等埋人的一走，就刨开坟堆，将小尸首吃掉。沈等人每次到土坡上去，总要带一根大棒，防止被狼袭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