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珍去年秋天某日侯德健驾驶着他红色的宾士开往北京飞机场，中共警察怀疑他想逃亡而展开追逐，两部警车终于在假日旅馆追到他，侯德健是去那里打保龄球。现在侯德健的情况略有好转，全天候的监视已于上月撤除，但是这位三十三岁的歌手和作曲家仍然被禁出境，甚至不能去广州，因为那里距离香港太近。这位民运分子是去年天安门大屠杀时最后逃离广场的示威者之一。尽管他受到巨大的压力，但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单独访问。“死猪不怕开水烫”，他笑着说。两方面的人都不信任他。他是民运领袖中唯一没有坐牢的人，与他同时绝食抗议的人中有两人仍在押，另一人最近获释。在六.四黎明逃离天安门广场之后，侯德健躲入澳洲大使馆避难。七十天后他出现在荧光幕上做了一项惊人的宣布：他没有看见广场上有死人。他说：“有人认为我说谎，我妈妈从台湾打电话来责问‘你怎么搞的？’我说我说的是实话。”但是没有人相信他，很多人认为他与中共做了一项保命的交易。然而若干与侯德健保持联络的外国记者认为，侯德健的说法相当可信。侯的说法有一部分被电视台删掉了。他说他在医院中看到约一千具尸体及更多的伤者。但他本人在逃离现场时什么也没看到，因为他躺在担架上装死，头上蒙着一件外衣。在六.四之后，侯的第二任太太、二十三岁的歌手程琳于六月已逃往澳洲，侯的收入断绝，以前他*唱歌作曲的收入可供他购买宾士代步，在广州置屋，及在北京经营一家录音室，以前他不仅名利双收，而且得到中共政权的青睐，因为他来自台湾。他觉得他特殊的“台湾身份”可能使他免于牢狱之灾。当他避进澳洲大使馆之后，澳洲外交当局即与中共展开交涉，卒于八月十五日获释，并得到了安全的保证，虽然没能取得可以离开大陆的承诺。侯德健回家一个小时，中共警察要求他在电视上支持官方的宣传，他请求警察给予宽限，待他的日记在海外出版以后再说。在日记中他解释说虽然他本人没有看到天安门广场上的死人，但是他事后知道有不少人丧生。警察拒绝了他的要求。他说：“这种断章取义，套用我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做法是第三流宣传。”侯德健是在偶然的情况下参加民运，当刘晓波发动七十二小时的绝食抗议后，侯因为要去香港录音，答应绝食四十八小时，直到六.四下午四时为止。在广场上，侯德健以吉他和歌声鼓舞绝食者的士气，示威者随着激昂高歌，到了六.四晚上，军队在西单屠杀的消息传来，学生开始惊慌。由于侯德健名气大，他被推到前面与军方谈判安全撤退途径。在两名医生及另一位绝食者伴同下，侯驾着救护车通过广场，军队向他们开枪：“我们四人跳下来齐声喊叫：‘我们是侯德健！’”。忽然灯光熄灭，侯德健想逃命，但是医生们拉住他，说他已中弹。后来一名军官出现，答应如果学生立即撤退则可以得到安全通路，广场上的学生有的喊“撤退”，有的喊“留下”，他说愿意撤退的人占多数。但是有五百位疲弱的绝食者不肯离开，侯拖他们起来并带着他们逃离广场。他们被士兵痛殴，在混乱中不少学生被践踏。为了避免被发现，医生们要侯德健躺在担架上，外面盖上一件红大衣，医生及护士们抬着他东奔西跑，企图逃离广场，这时枪声震耳欲聋，医生们安慰他说军队“朝天开枪”。他们终于逃离了现场，九十分钟之后，侯德健发现他置身在一家医院中，四周都是尸体。六.四之后，他的恶梦不断，但却没有遗憾，虽然他的财务问题严重，但是他仍然出手大方，乐于助人，凡是有困难的年轻朋友找他帮忙，都不会空手而回，通常是得到约合一个月薪水的济助。他已经有八个多月没有工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开始。他只想写天安门，但是没有录音商愿意碰他。因此，他唱给自己听，有时也唱给访客听，他唱的是一首他在屠城前作的歌：“爱自由的朋友们，展开你的翅膀为民主，团结我们的力量。丑陋的中国人，我们今天漂亮，事情可改变，不会太遥远，仔细的听着：没有人能再说谎，睁开你的眼睛，没有人能再扭曲真理。”丁侃译自加拿大《环球游报》[推荐]《祸头子正传》之十四附录：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侯德健在六月四日零时以后的三个小时内，天安门广场上弥漫着一股浓厚的牺牲、就义气氛，广场指挥部带领大家宣誓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头可断，血可流，人民广场不可丢，我还特地钻出绝食帐篷，与大家一齐宣誓，高呼打倒□□伪政府的口号。尽管从六月三日早上便陆续传来士兵开枪，学生、工人、市民倒下的消息，血衣、子弹，然而大家仍无法想像手持半自动武器的士兵能冲着广场上和平非暴力静坐的人毫不犹豫地开枪，更难以想像装甲车能全速前进往人群身上压过去。还有不少愤怒或者可以说是乐观天真地以为士兵们只会以催泪弹、橡皮子弹，和电棒驱赶人群的人，还准备用手中的棍棒和他们拼搏。谣言遍地各人誓死与共已经一个多月了，在卫生、生活、休息各方面条件都非常恶劣的广场上坚持的同学们已经非常的疲倦了。同学们已经很难再冷静地分析情况，在不断升高地紧张气氛下作出理智的选择。广场上谣言遍地，一会是三十八军起义倒戈，一会是呼吁用棉被来破坏坦克的履带，一会是军人已经撤出，而唯一可信的事情只有从长安街西侧飞往东面的枪弹和信号弹的光火、咆哮，以及受伤和死亡的血衣。刘晓波、周舵、高新和我在绝食棚内，在纪念碑的第三层（最高层）仍坚持绝食。门口的纠察队们，联合交来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的是，只要他们还有一人活着，就绝不放一个军警进我们的帐篷里来。晓波也以我们四人的名义写了一张与纠察队员共存亡的字条，让我们都签了名，由一位纠察队拿出去在帐篷外大声宣读后，传来一阵坚定的掌声。最后还在碑上采访的几个外国记者不时地经过绝食棚，每次打招呼，每次拥抱，每次祝福、叮咛，都可能是最后一次似的。全体安全撤离谈何容易六月四日凌晨三时左右，恐怖气氛达到了最高点，广场上还能清醒思考问题的人已几乎没有半个，没有人因害怕而哭泣，而我却清楚地感觉到许多人的镇定都是自己强迫出来的，实际上连我们四个三十多岁的人的情绪都已经无法自制地跟着广场上的气氛摆荡，高新与周舵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们决定或者把大家撤出广场，并为此来征求晓波和我的意见，晓波是唯一坚持死守的人，最后只好同意我们三人的看法。就正当我们还不能斩钉截铁地作出决定的时候，纪念碑下的广场指挥部的喇叭里突然出来柴玲激动无法克制的柔弱的声音，告诉大家最后关头已到，愿走的人可离开广场，不愿走的人就留下来与广场共存亡。我们四个立即意识到这段话的危险性，这段话只能动摇大家原本害怕却团结的心，万一有许多人离开，广场势必混乱，而混乱势必引发士兵的杀机，且结果不论愿留的人必死无疑，愿走的人也未必能或者离开。我们四人决定劝说全体广场人员安全撤离的决定，就在这一秒钟内决定了。决定安全撤离广场，却不见得就能办到，广场西侧，人民大会堂方向的枪声越来越近了，间中还有几发催泪弹落到离碑不足五十米处，而纪念碑四周的人约莫还有两万以内，这两万人如何能听我们的劝告，能听进去的人又如何能影响那些早已写好了遗书的人，只有大家一起行动才能保证最大多数的安全，而我们更不能一拿着话筒便喊"走"，这么一喊，非但不能说服人，更有侮辱人的意思，而被侮辱的人因逆反心理更容易引发极端行为，于是程序就成了至关重要的技术问题。多年来第一次眼中有泪首先，必需要把纪念碑上的一切看起来是武器的东西全部放下，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我们四人由纠察队员的护送下由碑上来到碑东北角的广场指挥部时，指挥部的喇叭坏了，我们四人在另一个帐篷内，集合了高联及广场指挥部的几位学生领袖，说明了来意，柴玲不置可否，我们当然不能强逼她同意撤，只准备以我们四个人的名义号召、说服大家。学生领袖们提到：对不起已经牺牲的市民同学以及秋后算帐两问题，都让我们说服了，柴玲又提出赵紫阳、阎明复希望同学们坚持到天亮，他们便能控制部队的传言，我们四人当时就反击了回去，这么多年轻的生命无论如何也不可以为这个不管是真是假的传言而牺牲。好在碑上还有另一座功率最低的扩音设备，好在这会儿同学们都集中到碑的四周，一位声音非常稳健也相当沉得住气的男同学（也许是李录或封从德），是他在这最后关头一直还能自我控制，尽量以自己的平稳的声音安定大家，也是他带着我们再度冲上纪念碑，接过其他同学正在播音的话筒，把我们四个介绍出来，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一步：以和平非暴力的理想劝说大家放下一切可能被当作是武器的东西。争取同学们的合作比较容易，几个支持我们观点的学生领袖和纠察队员，偷偷地告诉我们，在碑上有一挺轻机枪、两支半自动步枪、一把手枪，及一箱自制的啤酒瓶燃烧弹。把住机枪的是几个工人，在碑的西南角最高一层上架着，用棉被盖着，几个工人手持钢管不停地敲打枪身，不准任何人接近，否则便用钢管自卫，见我们一群人冲了上去，立时戒备起来，我抱住了其中一个年纪约莫二十岁上下的小伙子，告诉他我是侯德健，他喊了一声侯哥便痛哭起来，他哭着说，他们是最早也是最坚决支持同学的，为了挡军车，为了保护同学，他们的同伴被军人打死了，自己也被打得遍体鳞伤，我抱着他也哭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哭泣，却只有声而没有泪。我把他拉回碑正北的绝食棚内，又跟了两个人进来，高新和晓波还在原地想办法说服工人弟兄，周舵与我在棚内连说带哄地，最后好不容易把我们整个安全撤离广场地计划都托出来，并报以万一解放军发现这支枪，则我们大家都得死，而且还死个武力暴乱不清不白的下场，小哥儿们，这才领我们去抱了机枪，又到一顶红色帐篷内去取一支没有子弹的步枪，荷枪的是东北处一位中等个头的壮实工人，交了枪以后，我们大家都抱在一起痛哭，我这时才希奇地感到自己的眼睛里有些泪水。拿到了枪，晓波立刻走到记者面前，一面把枪捣毁，一面让记者拍照，一面重申我们的运动是和平的，是非暴力的，这会儿同学们也纷纷从碑下扔上来一些木棍等工具。正当我们收了武器，四个人聚在帐篷里商量下一步序的时候，红十字会的两位医师，带来了好主意，他们建议由我们出面在他们的陪同下坐救护车出去找部队谈判，希望能争取大家撤退的承诺与时间，建议立即被接受了，我马上表示自己是最佳人选，因脸熟、最易被接受且最安全，后我选了周舵，一脸文质彬彬，讲起话来慢条斯理却极有说服力的周舵，而晓波和高新则留在碑上一面继续收武器，一面安定大家的情绪。戒严部队同意撤离请求为了让军队认为我们是可以谈判的代表，我们决定请柴玲一起去，而柴玲以总指挥不能离开现场而作罢，一时间又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同学一起去，时间已是三点半了，于是我们两人加两位医生，奔下纪念碑西侧，现挡了一辆急救车，往广场北面开去，有几个放心不下誓死保卫我们的纠察队员也上了车。才到广场的东北角，我们就看见了，整条长安街都已摆好了冲锋的数以万计的部队，急救车立刻停住了，我们急忙下车往部队跑去，当时我们停车的周围已无人影，不知道部队已在这儿待了多久了，一见我们跑来，立刻引起一阵叽叽咔咔的子弹上膛声，中间夹着叫骂喊住的声音，我们即停住了脚步，医师急忙表明身分，并介绍我是侯德健，希望能与指挥官说话，激动的士兵稍缓和，也听得见议论我名字的声音，听不清楚，但感觉并非敌意。指挥官离我们不很远，听清楚我们的来以后与四五个军人一起走上来，他看起来很正常，就像平时常见的那种四十多岁，曾经很结实而今略显发福的三颗星的高级军官，他与我们握手的时候，显得很平静，一点也不急躁，他的手很厚，很软也很热，我觉得他认真地听了我们的请求，刚开始他有点严肃（不能算凶）地要求我们先停止绝食，我和周舵回答我们已经停止了，之后他的态度一直很温和，他表示需要请示总部。就在他走回部队中没五分钟，广场上的灯突然熄了，我没看表，不知是部队清场信号，抑或是日常惯例的五点熄灯，因为当时我们惊恐极了，几乎所有的士兵又急躁起来，搬动枪机，又开始叫吼，还有些迫不及待不停地用鞋子猛踩地下的碎瓶子，有的拣了瓶子用力地扔向已无人的广场边缘。我们四个人站在空旷的广场东北角上，极为突出，前后左右都不敢动，还是医生比较镇定，让大家站着别动，一方面把双手举起来高声喊叫请他们快一点。三分钟不到，指挥官又来了，告诉我们总部已同意我们的请求，最安全的撤退方向是东南，在我们询问下，他告诉我们他是部队的政委，姓纪，番号我记不得了，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材料去说服同学，在谈判中，我记得纪政委还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成功地说服大家撤离广场，我们将立下一个大功，我个人认为他这句话是真诚的，没有什么其他含义。请大家为国保重活下去有了保证，我们飞也似地跑回纪念碑上，拿起话筒便喊，大意是：在没经大家同意之前，我擅自作主，找到部队与之谈判，因我个人认为，血已经是流得够多的了，不能再死人了，我相信到这时候还留在广场上得人没有一个是怕死的，我更认为现在场上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如果我们就这么死在这儿，我们将对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犯下不可宽恕的莫大罪恶，民主事业绝非短期间可以完成的，这次学生运动、全民民主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了，我们已经胜利了，我请大家为国保重，为民族、为民主事业活下去。就在我说话的时候，纪念碑西侧的枪声和炮声（瓦斯）也越来越近，每当我说一句，碑下就有人骂我一句，我听不清楚，但相信是投降派等内容，我在喇叭中大喊，请大家怪我吧！请大家骂我们四个人吧！只要大家能安全离开广场，你们任怎么都行。我接着：广场的东南口是撤退方向，撤退是我的建议，是否这么做请大家自己决定，而无论如何大家一起行动，我们四个人一定要亲眼看见大家撤走了之后才会离开广场，为了保证市民与工人的安全，大家务必一致行动，团结在一起行动，至于秋后算帐，则不管我们撤不撤都是要算的，而如果算起帐来的话，我们四个人也必定是最先要抓的，尤其是我这张大家都认识的脸想往那儿跑也跑不掉。周舵接过话筒又继续喊，他喊得比我更有条理些。而内容大致相同，晓波接着周舵表示同意我们的观点，更把我们的内容充实了许多，现场的气氛已有些改变，而枪声却越来越多、越近，我已看见有不少士兵乘车或步行从南面*拢来了，我担心这会影响到同学们对部队承诺的信任，立刻拉了周舵与两位医生又往东北方向去请求部队克制再多给点时间。军队坦克已进入广场了这时北面的部队已经开动了，我们在广场中央位置与纪政委碰上了，纪政委比先前严肃多了，表示听到了我们的广播，但时间已到，他们的任务必须完成，并劝我们若带不走学生最好自己先走，我表示我们四人一定最后离开广场。若怕死的话，早拔腿跑了。不知是不是被我的话激怒了，纪政委身边的一位士兵胀红了脖子瞪圆了眼珠，一副迫不及待，气急败坏的模样向我们狂吼，并用枪指着我们，我们眼见无法再说什么便急忙往回跑。我们一面跑一面喊"快走""往东南方向走"，已经有许多人开始撤了，当我跑上碑东面第二层时，见到一小队十几个士兵已冲上第三层正冲着碑上的喇叭开枪、拼命的开枪、到处都是枪声，碑上的人很快走完了，有几个士兵正押在人群后面，我用手示意请他们把枪口朝天，其中有几个士兵照做，他们叫我的名字让我赶快走，态度很真诚，但也有些士兵很凶恶，我不敢说比例，因这会儿谁都很难把握自己，谁都很难冷静、正常。我站在碑第一层台阶上，看着同学们排着队，打着旗，拥挤缓慢地向东南方向移动。忽然中间一段队伍不走了，我急忙大声喊"快走"，而这是我才听清楚他们正一起向我喊"一齐走"，我挥了挥手，转身在两位自始至终保护我的纠察队员的陪同下与周舵下了东面，转往北面。同学们哭着喊我们不怪你北面的人群竟仍文风不动地坐在地上，毫无撤走的打算，这下把我急坏了，我往正北，周舵向东北侧冲过去，见人就拉起来往外推，一面推一面喊："你们只管怪我，骂我好了"，这时已没人骂我了，坐在地下的同学伸出手握着我的手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的声音更急了，直往里喊，"你们死在这儿有什么用"，"我也死在这又怎么样"，这会儿我再也忍不住了，一面哇哇地大哭，一面去拉那些还坐着的同学，当最后一批同学还没站起来时，一整队像人墙似的士兵持枪由西向我们逼来，与我们相距不到五米，同学们都站起来了，因为部队来得太急的原因，我们这最后一群竟像细口肥肚的瓶里往外倒水似的，竟拥挤得几乎无法移动脚步，我被两个纠察队左右架着，才能站住，这时我已几乎虚脱得快休克了，两天未进食，先前又拼了命地奔跑喊叫，这会儿，我真支持不住了，挤在人群中，我只感呼吸困难。忽然我们的队伍由西北面挤过来，有不少同学高喊不许打，不许打人，我夹在队伍中隔着人头看见几个便衣像防暴警察正挥动着手里的粗大木棍往队伍西北侧的同学们身上打下来，有同学当场头破血流，整条人龙往东北侧挤来，正巧赶上地上的铁栏杆，忽地一排人被绊倒，后面的人没能立即停止，便又横了上去，压了有两三层，在左侧扶着我的纠察队员便是第二层，我们想拉他，他却拉着我从他身上踩了过去，这才没有倒在人堆里去，情况真是乱极了。才待我挤出人堆，就听见晓波喊我，原来他因见不到我们三个，才逆行回来找我们，而其他两人已不见，因我与一纠察队都支持不住，晓波便扶着我们往历史博物馆西门边上的红十字医务站，这是我才知道自己只是虚脱，而救我的纠察队员地小腿骨已经折断，我不时回头往广场看了几眼，只见坦克在场上，有十来个学生在一架坦克旁扶着三个满身是血的人，陆续有不少伤员来到救护站，晓波扶我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身边有些人在哭泣，天气转凉，有一个女生将她的红色大衣盖在我身上，十多分钟以后，晓波告诉我队伍已经离开广场到了前门外街。而急救站也被士兵包围了，还没等我考虑下面该往那儿去，几个医生走过来，示意我躺下又把大衣盖住了我的头，医生们让我放心，别动，我就这么躺在行军床上足足有一个半小时，到医院，已快八点了。（原载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四日《香港经济日报》）[推荐]《祸头子正传》之十五附录：开戒罗大佑这样的一口气，我实在不想忍下去了，今天我决心开戒痛骂一个同行。那个人叫做侯德健。是这样的，上个月下旬在报纸娱乐版看到有那种鸟蛋烂好人在替侯德健的中央电视台言论作辩解，意思是大家在搞清楚前因后果之前，不要乱批评侯德健。这可把我给弄火了，这些鸟蛋人。我们来看看这几个问题：一、澳洲使馆没有被破门强行拉人的报告，是否上电视说没看见有人死，是一个经过时间谈判后的协议？二、他们会整死侯德健吗？他们会使“龙的传人”的作曲者成为六四事件最著名的殉难者吗？别忘了他投奔自台湾，“龙的传人回归龙地”，记得吗？三、是谁毅然在最后加入领导绝食，并领导大家唱“自己的事自己干”，“大家的话说了算”？是谁请所有的中国人“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的擦亮眼”？四、是谁有这样的勇气与先见在六年之前就已投奔大陆？更大的勇气丢下前妻与一岁大的儿子？然后凭着这样的勇气以个人名义与文化部打官司来争取自己应得的利益？说我忌妒侯德健的才华好了，别以为我会在乎。有些大是大非不搞清楚，人活着会很难过的。今天我丢下一些问题，明天正式开始臭骂。请小心了。原载一九八九年九月十九日《东方日报》附录：真言罗大佑今天的话，全是真言。绝食示威的学生很多人是有最坏的打算的——他们的上一代是文革的最直接牺牲者，文革死了多少人？他们会不知道利害关系可能何等严重？何等惨烈？今天你侯德健在后期加入并领导绝食，并用歌鼓励大家做事“自己干”，说话“说了算”，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好了，人家干了，说的话算了：死的死、伤的伤、关的关、处决的处决——你已经算极幸运可以躲入澳洲使馆的了。他们开了军队进去拉你出来了吗？咦，说话不行吗？而且还上了中央电视台了？他们会让“龙的传人”作曲者来做一个这样的殉难者，替历史及人民见证六四事件吗？你的勇气呢？抛弃国民党投奔中共的勇气呢？唾弃共党投奔民主学运的勇气呢？抛弃前妻丫头及一岁大的儿子然后再婚的勇气呢？以个人和文化部打官司的勇气呢？在社会主义祖国敢开一辆红色宾士跑车的勇气呢？当初香港人呼吁打电话及传真告知被蒙蔽的大陆同胞，假设六百万人有十分之一打了电话，每通电话说服了十个人，而每个收话人又说服了十个当地人——这样也只有六千万人获知真相，你侯德健上一次中央电视台把这些努力全部搞掂还有余。你没种就别去领导绝食，事情会好得多，整个学运不会留下任何污点。侯德健，你把台湾和大陆的脸都丢尽了，我干你娘的，这叫什么作曲家？原载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东方日报》附录：侯德健：我要做离心分子！秦雪他拒绝替现政权工作，以变卖家当为生香烟烧起袅袅轻烟，益添空气郁闷，也刺激起侯德健的愤懑与激越；墙上“骛远”的条幅，亦道出了他现实的困境与胸怀中的理想。“我觉得很奇怪，香港同胞哪里去了？有近二十家外国新闻机构找我，但香港只来了一家电视台。香港记者恐怕访问会害得我被抓进牢吗？不用怕，即使要关我十年，记者再找我顶多也是多关半年、一年而已，我不害怕。“过去一直说香港人向钱看，怎知向钱看的是台湾人。‘六四’后，台湾人回来最快，而且人数最多，我也很不明白。现在北京人看到我也不怕我，很勇敢的跟我打招呼，很关心的问一下：‘没事吧？’有些人听到我最近的讲话，对我说：‘现在别说那么多了。’他们不害怕。反而是台湾人很害怕，有些认识我的朋友现在来到北京，见了面也装作不认识，因为他们正跟李鹏政府做生意，正在赚钱。国内人有危险却不怕，台湾人没有危险都很怕。什么叫奴隶，那些台湾人是真正奴隶，可能为了一千美金，灵魂儿便飞了出去。“我回家后，台湾的《中国时报》来了一个学弟，说是做生意的。他给我一个名片，谈了一两天，第三天他告诉我他是记者，我说现在采访不太合适，他说一定要采访，我最后答应，他已把前两天和我谈的东西写成文章发表了。他们以新闻赚钱，为什么要拿‘六四’运动来赚钱呢？“过去在台湾长大，在台湾、在大陆也曾委屈过自己，在夹缝中做一点事，现在不会再做。例如参加中央台的春节晚会，台湾歌手来大陆后都参加这个晚会，我第一个回来，最后一个参加。我跟个别领导人关系不好，他不让我上电视，我求另一些当权的人，让我上电视，最后在八八年参加了中央台的春节晚会。这些事情不会再发生，我已跟他们切断关系。我没有向他们妥协。我没有进过公安局，他们只是在友谊宾馆审问我，但我也不怕进公安局。”“没见过军队在广场杀人”侯德健的脸上交杂着无奈、冷傲和郁结的表情，反映了他的思想和复杂的处境。问及“六四”当晚的情况和其后的经历，他显得有些抗拒。他说已和外国记者谈了很多，不想重复。据他的时候解释，他当时情绪不好，结果他还是道出了一个他在“六四”后的完整故事。“六四”当晚，在侯德健的眼中，他是最后一批撤退的人，他们几百人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侧撤退。当时北侧的人群没有撤走的打算，侯德健和周舵（四名绝食者之一）见人就拉，尽力劝说人群离去。当时军人已跑上纪念碑的台阶，坦克也已经开进来，侯德健拉，军人赶，而防暴警察已开始用棍子打到学生的身上头上，人群向另一方向挤过去，前面的被绊倒，后面的人不能立即停下来，便压了上去。当时只余东南方尚有出路。侯德健绝食了两天，也没睡觉，先前为和戒严部队作和平撤离的谈判和劝说学生，拼命来回奔跑呼喊，当时挤在人群中，已几乎虚脱和休克了。在推挤之际，他给栏杆碰伤了腿，脚一软便要跌倒在前面已倒下的人堆中，但他刚倒下，下面的学生纠察便把他推上来，使他脱离险境。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学生纠察已折断了小腿，而他自己却只受轻伤。侯德健才挤出人堆，已看见刘晓波（另一名绝食者）。刘把他拉到历史博物馆旁的急救中心，侯德健边走边回望广场的情况，看到大批学生已到了毛泽东纪念堂。在急救中心，医生认出了他，立即把一件大衣盖在他身上，连头也盖住，以免军人认出他，将他抓去。当时大约是五时许、六时左右。他被盖住之后，刘晓波一直在他身旁。侯稍一定神，便问广场上学生的情况，其他人告诉他学生已经过毛泽东纪念堂，广场上已看不见有学生。那时军人开始放枪，持续多分钟。他们伏在地上，医生告诉他不用怕，枪口是朝天开的。侯德健估计这可能是清场完毕的一个讯号；但也有一说是有人在前门向下开枪，军人开火还击。当时医生队一行二百人，用担架抬着侯德健及其他伤者，尝试离开广场，但四处都是军警，堵住了通道，队伍转来转去也找不到出路，到了约六时半后才能离开。他躺在担架上，刘晓波恃着他人不熟悉自己的面貌，在他旁边抬着担架离开广场，结果一行人走了一个半小时才把他们送到医院。侯德健太累了，在路途中睡着了，醒来已在医院的手术室内，当时已接近八时了。他嗅到医院内充满着血和酒精的味道，旁边躺了三个人，头已被子弹打得稀巴烂，看来是没救了。而他自己则受伤甚轻，根本不用动手术，只不过其他人误会了他受了重伤才把他送进来。听完侯德健撤离广场的经过，自然要问他有没有看到军队在广场上开枪打人。他平静地回答，军人到处开枪，但他没有看到任何人被子弹打伤。由于他是在纪念碑东北面撤退，他看不见纪念碑西南面的情况，但就他所见的情况而言，军队的确没有开枪屠杀学生。他也没有看到如《文汇报》报道那样，有穿迷彩作战服的军人在地上架起机枪向学生放枪。但他确实有看到军警在广场上打人。他认为警察打人似乎不是为了清场，因为学生正在撤走，那些防暴警察好像歇斯底里，已被洗脑，跟学生和市民有仇恨要发泄似的，但也不是打得很厉害，不是要将人置诸死地。侯德健认为士兵注射了药物的传闻不是事实。他认为因为士兵长期封闭，制造了跟人民的仇恨；但他们拿着枪时，已尽量做到“人”应有的克制，不然的话，罗马尼亚死几万人，中国恐怕要死几百万人。所以没有必要说士兵是凶手，士兵也很可怜，真正的凶手是下令开枪的人，把军队调来的人，他们要认错，要负责。侯德健曾在八九年六月十二日发表了一篇名为《六月四日撤离天安门广场时我的亲身经历》的文章，当时他身在澳洲使馆，处境应比现在更安全，他那时的说法和现在的说法基本上吻合，共通点是说没有看到军队在广场上开枪杀人。“有人相信中央台吗？”他一根接一根的抽烟，继续述说“六四”后他藏匿的故事。“六四”后几天，他躲在朋友家中，刘晓波跟他在一起，刘叫他出国。当时，他心情紊乱，没有心理准备，拿不定主意，他没有想到政府会真的开枪开坦克，“对付越南用的坦克恐怕也没有这么多”。侯德健早已持有机票和签证，因为他原定在“六四”左右到香港录音。最后他打定主意，和几个澳洲朋友一起到机场去。当时是六月六日，他们进入了澳洲大使馆，因为前往机场的路很乱，使馆有大型汽车可以载他到机场去。他们原定乘六月七日的飞机离去，但六日晚上十一时许，刘晓波的朋友在电话中告诉他，刘刚刚被抓去，侯德健觉得他也不用走了，因为走可能更危险。他在澳洲使馆待下来，逗留了两个多月，但并没有申请政治避难。当时的感觉是外面很乱，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事情的发展在他预料以外，四个绝食者事前没有一个想过要离开中国，刘晓波的护照还留在广场。侯德健指他在机场被抓的消息纯属谣传。他一直留在使馆内，到七月中，使馆对他说，他们跟中国外交部联络过，中国官方表示侯的活动没有犯刑法，没有需要逮捕他，官方对台湾人来去自由的政策不变。使馆问侯德健是否相信中国官方的说法，他觉得这和香港《文汇报》报道，几个台湾学者访京时，中国大官谈到他的问题时所说的一样，所以觉得可信。后来侯德健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表示收到他安全、自由的口头证明，想证实一下。八月四日台湾同胞联谊会覆了一封信给他，澳洲使馆的人也觉得不会有问题。他觉得自己只是意外地留在使馆，最后决定离开使馆回家。八月十六日侯德健的汽车从澳洲使馆的大门驶出，公安部的车便尾随他回到双榆树的家。在以后的两个多月内，公安部的人员更廿四小时监视他。当天下午，公安部、统战部和台联的人员找他谈了半天，问他在天安门的经过。侯回答了，他们便说有很多人，包括和他一块儿绝食的人，都作了记录，拍成录像。侯说不是不喜欢在电视荧幕上说，但自己有一个撤退后的日记，可在海外公开，然后他们再转载回来，但他们坚持要拍，最后侯也没有反对。结果中央电视台播放了部分访问录像，引述侯德健说他在广场上没有看见军警开枪打死人，在海外引起议论纷纷。“他们的采访很长，问了很多问题，结果用了两分钟。”“他们有歪曲你的说话吗？”“用的都是我说过的话。”“他们要求你接受采访，有压力吗？”“有一点压力，但也可以拒绝采访，我在使馆出来之前已考虑了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接受中央台的采访呢？”“你觉得有人相信他们吗？这给我一个机会说当时老百姓、市民在广场上做什么，他们是暴徒吗？在牢中的刘晓波是暴徒吗？事实是一个事实，他们做的事已够恶劣了，无须再编更恶劣的，好像有人给一条小的疯狗咬了，你却夸大成一条很大的疯狗，人家找不着那条狗，它便可以再去咬人，夸大只会增加危险。”“真正的凶手是□□□”侯德健对当权者的态度并不含糊，他说：“我本来是搞艺术的人，我所懂的只是事实，追求的是公平、公正，而且不管对谁也要公平公正，包括□□在内，虽然我天天在这里喊要罢免□□，罢免□□□，罢免陈希同，但我不赞成在他们受审判前砍他们的头，不会要封上他们的嘴巴。“真正的凶手是下令开枪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凶手，他没有这样聪明，□□□也没有这样大的权力，至于陈希同，夸大事实引起杀机，也不能下令开枪。中国唯一能下令开枪的是□□□，他聪明，够权力，有镇压学运的记录。我不相信他没有下令，士兵可以拿起枪，上了膛，把子弹打向人民，很难证明□□□不是凶手。”就海外对侯德健上电视一事的评价，他自己没有强烈的反应。他是从公安部给他看的材料，知道海外有人骂自己。他认为可以理解，他只对罗大佑有意见。去年他们在港搞《民主歌声献中华》曾邀请罗大佑参加，罗不但没有参加，更不接电话，他觉得罗大佑不会就此事跑出来表达意见，很奇怪事后罗又跑出来骂他。除此之外，其他的评价他都可理解。“中国人民主素质特差”侯德健从使馆出来已近半年，一直赋闲家中，以前他有唱歌、录音、配乐等工作，如今不单有关方面不找他做，他自己也不想做，因为做那些工作便会跟现政权发生关系，他要切断这种关系。他以变卖家当为生，凡是他自己的东西都卖，卖乐器、卖音响，七把吉他卖剩一把。他虽然舍不得，也没有办法。在侯德健家中所见，他可卖的东西还多。“即使把东西卖光，我挨家吃饭也没有问题，在台湾我没有把握，在香港也不敢肯定，但在北京我有把握，我从大家的眼光便可知道。”他形容他的现状是沉闷而不空虚，孤独而不寂寞。他说：“回去后我认真思考过自己的问题，过去我是搞音乐的，也关心政治，现在决心做‘不同政见者’，外国叫离心分子。长期当离心分子是我的事业，可能要到三十年后我退休时，才会放弃当离心分子。即使现时的政策变了，即使赵紫阳再上台，即使统一后，无论在大陆、在台湾，我还是要当离心分子。”“过去没有当离心分子的概念，从没有想到将之当成事业，过去的事业是音乐。当离心分子很严肃，不愉快，很讨厌——当音乐家很愉快，但我别无选择，别人没法当，我是‘后备队员’上阵，压力很大。我正在学习，但有把握，压力大也没有问题。”“你对前景的看法很灰吗？”侯德健脸上露出一点沉思中的迷惘。“我是很灰的，不因为邓李杨是坏人，是因为中国人奴性太重，中国人没有真正的勇气、经验和智慧来解决自己的困难，中国人的民主素质特差，官僚、市民、学生也要承认我们没有民主文化，很多人以为民主掌握在暴君手中，把那手砍掉，掉到地上的便是民主了，其实他手握的是权力，其他人拾起了的也是权力。民主是一种世界语言，只能从实践中取得。我是和平主义者，用武力推翻暴政也是仇恨，不能取得民主。”侯德健虽然地位特殊，但他大胆发言，似乎已有坐牢的准备。他透露最近公安部已两次找他，说“为了采访的事”，来者虽然没有明说，但暗示希望他不要接受外地记者采访。他的回答是“要抓便抓吧”。他认为自己已很小心考虑应该怎样说，他对自己负责。赋闲的侯德健平日在家中看书、作曲，或者去打桌球。他作的都是关于“六四”的歌，在国内没有机会面世。邀请他唱出新歌，他说情绪不好。他对外国电视台（例如英国广播公司）唱歌，因为那些歌可因而播向内地。他对香港电视台没有播他的歌感到很失望，不为别的，只为那首歌是唱给广东及沿海地区人民听的。他也表示不再想把歌卖到香港和台湾，因为那些歌是作给内地人民的。他现在不能自由离开中国大陆，他曾要求到澳洲探望他的妻子，也不获批准。但他也表示不想去外国，要去的话，可以公开骂政府，增加压力，逼他们让自己去。回想八三年时，侯德健悄然踏上回归大陆的路，使无数人感到惊愕，后来他说：“我可以自由进出，你不用替我担心，而且我想也不会留在大陆太久，最多是五年左右，我希望到苏联东欧等国。”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他留下来超过五年；他表示对当时返回大陆的决定，没有感到后悔。在中港台三地中，他还是喜欢留在大陆，因为他和大陆的人民命运相同，也不在乎好坏。离去后，脑际飘起侯德健的歌声：关于我从何处来，要往哪里去？关于可去不可去，能来不能来？关于有与没有？以及够与不够？关于爱与不爱？以及该与不该？[推荐]《祸头子正传》之十六附录：致北京市公安局九○年春节愉快：我是北京市民，侯德健，八九年六·四以后，我们接触过两回，头一次是八九年八月中，我从澳使馆回家后，我们谈了三个下午。第二回，是九○年二月四日，我们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陪同下，就近来我接受了许多国际采访的事，谈了两个多小时。今日你们来电话，约我后天到局里谈话，我怕到时候碍于情面，有些话说不出口，所以先写好这封信。总的来说，我相信你们对我的态度是在中国大陆上最客气的，你们从不曾强迫我承认我没做过的事，没说过的话，更允许我保留自己的看法，尽管我的看法和政府的宣传根本不一样。我打心底赞扬你们开明的态度，但也愿，这样的态度，能普及到全中国大陆各个角落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在和你们谈话的过程中，我清楚地体会到，你们衷心希望我能明哲保身，少惹麻烦。我相信，这不单是你们的任务，也是你们作一个中国人对另一个中国人的爱护。然而，我却不得不明确表示，我无法接受你们的好意，我不得不拒绝你们给我可以选择平安愉快的生活的机会。因我必须把心底的话公开说出来。我从不曾把你们当作是我的对手，我挑战的是中国三千年言论罪的中央集权专制文化传统。从前，反对皇帝的言论可以杀头，过去，反对国民党的言论可以枪毙，八九年六·四反对共产党的人，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牢房，而今天，在人类进入廿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我自愿报名，请求解答，在中国大陆，因言论该得到怎样的处罚。我的胆识不比任何人高，从我开始公开言论之后，我时常心惊肉跳，吃不好，睡不着。最近，我才明白，这是因为我还在牢房外面，还有机会在沉默和坐牢之间作选择的缘故。因此，我恳请大家不要再劝我明哲保身，我相信，一切的焦虑和不安都能在宣判了我的刑罚后，自动消除。最后，请诸君不必自怪，这是你们的工作，我不会因为你们执行任务而憎恨你们，如果能够有那么一天，在我刑满或者平反了之后，我将随时恭候大驾，欢迎大家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来找我玩，到时候，我们的谈话，肯定比现在愉快得多。敬祝 平安一个公开言论的中国人 侯德健一九九○年六月二日北京附录：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我们三人，周舵、高新、侯德健，写这封信给你们，是为了我们的朋友刘晓波，更为了他和我们一贯坚持的共同理想——理性、宽容、非暴力原则。去年今天，我们四人基于这一共同理想，绝食抗议用暴力方式解决中国内部矛盾。而且，在大规模流血冲突一触即发的最后关头，动员组织了天安门广场的和平撤离，使得大批学生、市民甚至军人幸免于难。正如我们在《六·二绝食宣言》里说的，我们不要仇恨，我们没有敌人。我们四人的努力与行动，曾得到有关方面的肯定，认为我们"立了一功"。我们自己也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四人确实为中华民族的和平进步前途立了一功。因为，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彻底埋葬仇恨、暴力和敌人意识，如何结束我们民族的那部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当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正在以和平方式进行根本的社会变革的同时，中国人民却度过了十年改革开放以来最沉默、最压抑的一年。幸而，最近，政府方面采取了一个积极行动，释放了二一一名民主运动的参与者，我们欢迎这一行动，认为这是争取实现社会和解的一次有益的尝试。我们衷心希望，理性、狂容、非暴力的原则能更进一步地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因此，我们恳请你们，给刘晓波及其他许多在押的非刑事犯罪人员以人道主义的处理。一九九○年六月二日附录：假如我是侯德健苏赓哲自从打算开记者招待会，呼吁释放政治犯后，就知道他们不会轻易放过，只是这房间空调、地毯，什么都有，不像个问询的地方。正在纳罕，房门忽然打了开来。有个老头子一手扶着拐杖、一手搭着个女看护臂弯，缓步走了进来，看清楚却是××。我有好一阵子奇怪，这事又怎么搅到他头上来了？××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那女看护开始站在背后给他搥背。初时，他双眼无神，直视着我。良久，才从喉底深处喘出几口浊气，随之脸上居然浮起个微笑，道："侯先生，你好。要你老远跑到这里来，辛苦了。"好家伙，跟我来笑脸攻势，好，我也以笑脸还击，道："你们既然知道我要开记者招待会，就该快快送我回去，要不然全世界都知道，你们又在搞非法逮捕了。"××还是笑着，摇摇手道："别焦急，这次请侯先生来，是想请你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一点贡献。用我们的话来说，是要交给你一个光荣的任务。"我打断他的话道："行了行了，又是要我上电视，说没有看见打死人，让我再给香港人臭骂一顿，这就叫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你这主义倒容易建设哩！好，这次我就说看见死去的人响应袁木、张工的号召，全都乖乖复活，自动自觉跑回家了。"不料这老狐狸并没有给激怒，只是"咯"一声，吐了口浓痰在地毯上，道："侯先生别误会，这的确是个光荣的任务，实不相瞒，全国有好几千人在等着接受这任务。不过，我还是觉得由你来做最适合。"他眨了眨眼睑，接着说："国家为了表彰老一辈革命家对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反击越来越猖獗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暂时性的经费困难形势下，拨款千万，让拍了个电影叫《××传》。片子在我亲身指导下，已拍到当年给反动政府通缉，走投无路的阶段了。""你也曾经给全国通缉？"我带着讽刺语气问他，但是他一提到拍这套《××传》，就像血压突然上升了几度，胸口一上一落，脸发红光，对我的话根本听不到，自顾自地说下去："现在我觉得一切都满意，美中不足的，是还差一首主题曲。侯先生，你那首《龙的传人》，最近虽然惨受反动分子侮辱，经常沦落为向党向国家领导人进攻的工具，但是我对你的才华，还是非常欣赏的。所以去年六四平暴，我吩咐共和国卫士们见人就杀，却一定不可以向你开枪，就是要留下你，来谱写我这壮丽的乐章。"说毕歪过头去，让看护用手帕替他抹掉垂在口角的涎沫。我闻言站了起来，向房门口走出去，但站在外面的守卫摇了摇手中的枪杆，示意我走回头。无可奈何，只好又坐下来，道："你这是完全没门的想法，这主题曲真要由我写出来，我小侯还混得下去？你干脆毙了我算了。"××一点也不动气，慢慢从口袋中摸了张折叠的纸出来，想打开它，手指却颤抖得不听使唤，便直接递了过来，道："你自己看看，如果你不写，咱就用这办法了。"我打开那纸，只见上面写着："侯德健曲、陈涌词、崔健唱，《××传》主题曲：《党的传人》。"纸上曲谱，一看就是《龙的传人》，歌词第一段照旧，第二段却被改成："古老的东方有一个党，他的名字就叫共产，古老的东方有一个人，真真正正是党的传人，在党脚底下我成长，长成以后是党的传人，黒眼睛白头发黄皮肤，永永远远是党的传人。"再看第三段，则给改成："一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坦克声敲碎了宁静夜，四面楚歌是亡华的剑，平暴坦克正隆隆，多少人又是多少人，尸横街头闭上眼，永永远远闭不上眼。"我将纸揉成一团，抬头看见××正得意的微笑着。我说："如果你这样做，我一定到国际版权协会控告你侵犯版权。我要开记者招待会去，不跟你磨。"正要站起来，忽然门口有人哈哈大笑，边笑边走进来，却是陈希同。他拿起电话听筒，递给我道："侯先生，委屈你了，先拨个电话回去报平安，免得朋友哥儿们掂望嘛。"说着向门口警卫抬了抬下巴，那警卫就跑进来，抬起枪口向着我。我打了电话后，问："周舵、高新？"陈希同仍然皮笑肉不笑道："你放心，你的朋友都给很舒适的照顾起来了。咦，你没看到戴晴在香港报纸上发表的坐牢记吗？现在共产党的监牢文明得很，用你们艺术家的话来说，是温馨浪漫兼而有之，洋溢着外面所想象不来的人情味。很多通缉犯看了戴晴的文章后，都自动跑来投案，要求一试共产党将鬼变成人的监狱风光。由于投案的人太多，实在装不下，我们只好释放一批出去，社会主义最重视平均原则，好东西总要轮着来分配。""刘晓波呢？"我问。"刘晓波是我亲自在平暴中点过名的反革命分子，想搞武装叛乱，待遇当然不大一样。"他说。原载一九九○年六月九日《当代时事周刊》附录：吉与凶：侯德健和戴晴的异同白杰明作者按：此文在侯德健"流亡回邦"前写成。中共当局对《龙的传人》之作者有押送返台之举，可见在"压倒一切"的稳定局面下，连一个爱唱不协调声音的歌手也容纳不下来。幸好侯德健还有台湾这么一块"亚故乡"，否则真不晓得他乘桴浮海还要漂泊何方？党魁们之恶毒和愚蠢堪称相辅相成，颇有些苏俄勃列日涅夫僵化期的味道。六月廿一日澳都堪培拉愿望良好，但选错了时间中国人做事很重视选择时间，是之谓"择吉"。在六月四日北京屠杀周年祭，侯德健、周舵、高新三人本着逢凶化吉的良好愿望，向中共当局发出了一封措词很温和的公开信。侯德健等时参加去年抗议运动最后一次绝食活动，即六二绝食的三个人。第四位绝食者是该次活动的发起人和《六二绝食宣言》的主笔刘晓波。刘氏仍身陷囹圄。周舵是今年五月初才获得"宽大处理"的二百一十一人中的一员。高新于去年底获释。侯德健虽在屠杀后未曾入狱，但他在澳洲驻北京使馆却避了十个星期的难。自从去年十二月以来，侯德健变成了北京唯一的公开离心分子。他曾对外国记者说，他现在当不了专业音乐家（他被禁唱了），正在试图做业余的离心分子。他就屠杀真相、和平演变和民主化问题，已经发表了许多多与中共对着干的言论。五月间与侯德健联系时，知道他并不认为向中共当局写信会给他们三个人造成什么麻烦。鉴于当时"小气候"较缓和，他甚至还觉得这样做对中共解除一年下来的沉默和压抑气氛会起点促进作用。在五月底他给海外友人的信函中他还写道："或许，我们三人扮演的角色是中国的体温表，看看我们的遭遇，便能明白中国的健康情况。"差不多与此同时，刚回家不久的戴晴在香港《明报》上发表了《我的入狱》。这篇政治艺术作品（除了篇末引用袁木一段废话及其评价之外，从文学到内容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精品），也恰好体现了近年来戴晴思想的一贯理智和行文的特征，所谓微言大义是也。戴晴在《我的入狱》中力图如实地记录自己的遭遇和顽抗，表述了她对共党体制的无可奈何的认同和鞭策。该文问世后引起了争议，笔者所闻者多是咒骂戴晴粉饰狱中生活和替当局擦屁股。当然，众多热血沸腾的读者早已经无心思考品尝她那种味道颇涩的文字，从而否定了《我的入狱》的价值。在笔者看来，戴晴的问题又跟侯德健等人颇为相似：他们都是在时间的选择上犯了策略性的错误，触惹了朝野。局面太糟，无法斡旋在侯、周、高的公开信发出前，周舵和高新已经接受了外国电视记者的采访，说了些十分感人但对当局而言不顺耳的话。他们五月中旬又开始扬言有公开信这一招，并申明他们准备给蹲了一年监狱的刘晓波等人呼吁。这么一来，反应机制相当灵敏中共高层有了足够的时间，琢磨出一个黒招来对付这"三侠客"。果然中共当局"不负众望"，在五月卅一日三人的记者招待会召开前施展本领。结果，外国记者据原来安排云集侯家，但除了得知侯等人"因事"不能出现之外，一无所获，外界理所当然地对侯等人的离奇"失踪"加以特别报道。戴晴在"六四"后的电话访问中曾经很有感触地说了这么一段话："我不认为邓小平、李鹏存心把国家搞坏到这地步，学生们也不存心动乱，最要命的是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思路，从不肯从对方立场想一想，听不下任何其他意见。双方目标是很接近的，但选择的方式差的太远了，成了生死对立的斗争……为什么就没有互相容忍的修养？"学生们扬言推翻政府，但推翻了怎么办，谁有能力取代？而从政府来看，这就是极端的反革命，根本无从谅解，事情也就被推到极端了。"这种政治斗争水平也太低了。"戴晴太有自知之明，这种人难免讨人嫌。去年戴晴曾多次想在政府和学生之间进行斡旋，刘晓波、侯德健等人在其《六二宣言》也曾力求以理智、互相容忍的态度引导群情激昂的抗议者和固步自封的当局。在一年过去后，戴晴又犯了大忌，心平气和地评议当局处理她的案子的功与过，仍旧在腐朽与激情者之间进行易招人嫌的斡旋。侯德健、周舵和高新也像去年那样，想给居高临下、目中无人的当权者一个下台阶，看看他们会不会悔改自新，重新做人。无疑，高层人士也不是没有愿意领这个情的聪明人，但在目前这种极糟糕的局面里，他们也只好以侯德健等人和戴晴的温和方式，在对立的势力间斡旋。结果侯等人择吉而逢凶，而戴晴则招来非议。侯、周、高把自己誉为国情体温表。这么说来，眼下中共仍在发高烧，甚至还讳疾忌医。既然侯德健"择吉"而有这么不吉利的结果，恐怕中共当局往下仍要犯傻。再问下去是什么样子呢？也许不外乎是强迫侯德健乘桴浮海吧。原载一九九○年七月《九十年代》[推荐]《祸头子正传》之十七附录：两条路：坐牢、回台湾，侯德健选择“回来”江中明整理七年前，侯德健为了理想，在国人的不解和指责中到了大陆；昨天，侯德健的理想成为中共政权的眼中钉，遭到中共“驱离”，并安排他“偷渡”来台；二千五百多个日子，侯德健说来不胜唏嘘。坐牢，侯德健早有心理准备，打从去年在天安门广场，为了民主献身，他打定主意不惜以身殉；被中共驱离大陆，侯德健也不意外，理想破灭了，他早就想离开大陆；但是中共竟安排他偷渡来台，实在是侯德健难以想像，也教他很为难；想通了，为了理想，回台湾，不惜坐牢，但总算是在台湾坐牢。今年，五月三十日变局开始，三星期后来到台湾，侯德健抽了半包烟，慢慢的道来。我原订和周舵、高新三人在五月卅一日下午召开记者会，公开一封“致中国领导人的公开信”，但在此之前，我们早知道已经被人盯梢了，卅日，他们更是公开地跟踪。卅日晚上，我开车送周舵回家，便有车子一路尾随，等我回到家附近，发觉在住处附近有五、六辆车已在守候，我也没理他，进了屋，关上灯就蒙头大睡。十一点卅分，有几名穿着北京市公安局制服的人敲门，说“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带了些衣服，便与他们到北京近郊一个县城的小招待所。一到招待所，他们就叫我填一份单子，上面写着“涉嫌反革命宣传煽动，依法拘传”，不到廿四个小时，他们又叫我填另一份“监视居住”的单子。在大陆，据我所知，拘传不得超过廿四个小时，监视居住则无期限，一直要关到他们满意为止。所谓监视居住，就是在我住的那栋招待所中，整层楼都住满公安人员，一天廿四小时随时都有两个人在我房间坐着，除了不在房内睡觉外，就这么坐着，他们称之为“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在招待所十余日中，北京市公安局除了局长，大概所有高级干部我都见到了。他们说，抓我不是为了记者招待会的事，也非为了我接受记者采访，而是为了我接受采访时所说的内容，他们就一条条把所汇集到的报道提出来。由于我接受采访太多了，终于给他们逮到一个漏洞。我曾对外国记者说，我估计去年天安门事件死亡人数应近千人，而中共官方只发布死了三百余人，他们便质问我数据有何根据，告诉我“你必须自我检查”，这个术语的意思就是要我好好自我检讨。我就依他们所列出卅多个要我“检查”的题目，一一“作答”。其中一条是我曾说过“无论如何，用坦克、机关枪去打死、压死平民总是错的，我怎样也无法认同这种事情是英明，是对的”，我便“检讨”，民国初年，段祺瑞在“三一八事件”中打死三个学生，即使是段祺瑞，他今天对六四事件仍不会认为是对的。看到我的“检讨”，他们便说，“我们是要你‘提高认识’，不是要你说明、表白、和解释”。第九天，六月八日，我估计待在招待所的时间可能不会太短，便写了封信请他们帮我回去拿些衣服、药，并在信中说“你们叫我‘认识’的事，我恐怕认识不到，如果我写了什么话，那是既欺骗我又欺骗了你们，所以这认识恐怕是短期间提高不了”，这封信一递出去，整个气氛就变了。前几天，公安局派出的大概是低、中层干部，对我软硬兼施，唱白脸的说“你的问题不大，只要承认错误就可以了”；唱黑脸的则威胁“你看萧斌的例子，最高刑期可判到十五年”，但他们九天过去，两种态度只换到我一种答案。第十天，第三批高层干部来了，他们一开始辟头便说“他们（前面的公安人员）是否对你太客气了！”我是觉得他们把坚持原则和态度强硬混为一谈。我只能对他们说，“我不能以欺骗自己来赢得你们的宽恕，这是我的无奈”，我一直试图让他们了解，我并非想制造混乱，我所坚持的也是和平理性走向民主化。后来他们告诉我，“来自最高权威的不可改变的决策表示，你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一、坐牢；二、回台湾去。我们不愿选择第一条路，希望第二条路由你自己提出来。”这些高层干部表示，希望我自己提出申请回台湾，他们将负责我回台的一切安排。考虑一阵后，我跟他们说，我是早有坐牢的准备，但你们既然愿做比坐牢更理性的处理方式，我当然欢迎，如果我现在再要求坐牢，就变成是我不讲理，耍无赖了。不过我要说明的是，在生活上，这段期间他们对我是相当客气的，同时我也要强调，我比他们对我，是以更客气的态度对待他们。他们请来法院的人做公证，保证我的财产委托给一个朋友，何时回来何时可再使用，并不受侵犯。十六日，在他们的陪同下，我搭乘大陆军队的联合航空飞机来到福州，到福州后，他们的监视更加严密，一路上所有的活动都有“录像”（录影）。我便问他们，我愿意回台湾，但台湾方面是否欢迎是另一回事。他们说，你放心，你回台一切事情我们都已安排，包括对台湾的接触，你别管，只要服从指挥就行了。因此在上船前，我的印象是台湾方面都知道这件事的。十六日我在福州停了一晚，十七日他们派了十几个人带我去了趟海边，临时又转回福州，他们对我说，因为浪太大，考虑我的安全有顾虑。我觉得在这段期间他们非常考虑我的安全，生怕我在大陆境内发生意外，即使如刮胡刀，也在我刮完胡子后立刻取走。十八日早上六点，我上了艘“边防巡逻艇”，下午六点，我不确定是否已到了公海或仍在大陆海域，他们拦了一艘台湾渔船，那艘船上只有两名船员，当时我发现，他们和那艘船可能根本没联系，因为其中一名年轻的船员被这些公安凶巴巴的态度吓哭了。我也想到，他们和台湾可能也根本没联系。上了渔船，我被送到一个装鱼的冰柜中，柜中虽然无鱼无冰，但非常的闷热，我只能到晚上时才能出来透口气。巡逻艇一直跟着渔船到十九日天亮才不见踪影，期间大陆人员不准我和船员说话，他们似乎也没有把握这两名船员会做什么，这艘破渔船停停开开，中途停下来修理，都引起公安一度紧张。十九日，我已可坐在甲板上晒太阳，我开始想“我该怎么办”，当然是不可能回去了，但下去该怎么走？我接受了他们的安排，然而现在显然是“偷渡”了。我想到两点：其一，我不愿让台湾为我的事感到任何为难，而我身上还有一张七年前的入境证，如果台湾不接我，我只能做一名“国际难民”了；其二，若是台湾接受我，牵涉到的法律程序该如何做。其实我曾考虑一上岸就到派出所自首的，但因考虑地方单位是否能处理得当，所以还是决定回台北再说。今天早上七点多，我换了条小船上了岸，我总共给了船员六百元美金。八点钟上岸后，吃了个早点，那家店的老板娘看我一下，决定我浑身油污、满脸胡渣，还好心的叫我去洗把脸，十一点多，我叫了部计程车，直奔回家，妈妈接到讯息赶来，见到我不能相信，吓得直哭，却又高兴得又蹦又跳，是太难令她相信了，离开台湾七年，在海上五十多个小时，我终于回家了。原载民国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一日《联合报》附录：谁是天安门的英雄？金钟六月廿六日晚上九点，我依约赶到台北市南郊的红叶山庄侯德健家中。进门时，他正在打电话，我们从未见过面，彼此却有一定的了解，我们都为这次见面作了准备。他告诉我，为了我的到来，他特地“小睡了一个半小时”。他抵达台北一周，挣扎在新闻界的疲劳轰炸之中。坐下后，他吩咐小弟把电话取下，以便集中精力于我们的谈话，他友好地提出，这次访问可不可以对谈的方式进行？他希望同我展开讨论也很想知道我和香港人的见解，他说他也想提提问题。我同意。于是就有了这篇谈话。我做过至少几十个专访，这似乎是唯一的对谈，但读者可以看到，基本上还是访问形式，少数地方我才发表一点意见。真正例外的是，这次访谈长达九小时，当晨光照亮客厅时，我们才发觉彼此都已瘫在沙发上了。大时代的弄潮儿侯德健八三年以来成为一位争议性人物，但只是在他进入八九学运的天安门广场之后，人们才看到他身上潜伏的政治属性，六四事件后，他一句“没有看见广场杀人”的话，又引致海外舆论的批评。最近台湾甚至有人对他新帐老帐一起算。经过这次访谈，我得到一个判断：他是刘晓波一类的人物。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才气横溢、反应敏捷、特立独行、不拘一格。颇似青年李敖。侯德健同刘晓波结下生死之交是毫不奇怪的。他俩的差别，当然也不少，虽然台湾有人说侯德健变得大陆化了，但我仍明显看到他和刘晓波在成长的文化背景上的不同。刘的浪漫主义是学者型的浪漫主义，侯的浪漫主义则包含了一半艺术和一半政治。说侯大陆化，不如说他政治化更为确切。无论对侯有多少贬词，他的历程显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最富理想的青年之一。是大时代的弄潮儿。他在广场最后时刻扮演的“吓得腿软”的却是史诗般的角色，已使他在流行音乐舞台上的巨星形象黯然失色。然而，他被中共“最高权威不可改变的决策”抛出公海“偷渡”台湾之后，他又成了一个亚细亚的孤儿，两头不*岸。在访问的最后，他望望窗外的曙光，失落而不沮丧地对我说：“赌定了。大不了去澳大利亚帮人洗车，不做中国人。”清场成为港台新闻的禁区他说他的政治野心就是在大陆办报纸或办一个电视台，但他现在深深感到现代传媒的强大压力。我敢说，这七年大陆生活，共产党并没有同化他，但大陆文化却把他的心占去了，至少他怀念着晓波、周舵、高新那班哥儿们。他相信他们还有机会，二十年、三十年他们也会等候，因为他们年轻，他们没有刘宾雁、方励之身上的世故。人们讴歌悲剧已有几千年，六四之后，我们也没有停止叹息。但是，侯德健的悲剧性却令我感到不安。因为我也是海外传媒的一员，虽然，我曾扣压过辱骂他的稿件，却没有尽到言责。我指的是“清场”问题。在谈话中，我和侯德健深入地分析过这个几乎成为港台新闻禁区的清场之谜的种种可能性。他对他的证词毫不反悔。他说了一个故事：六月三日深夜十二点半钟，他在帐篷里被周舵叫起来：“德健！坦克来了！”但他不起来，他说：“这是全北京最安全的地方。”后来，当周舵、高新出狱后问他：你知道广场是可以撤退，可以不死人的吗？他说：“如果我是×××，会说：哪里杀人都可以，但不能在广场杀人。”在一个堂堂大国的首都的中心，在全世界传媒镜头的焦点下，去屠杀辗压几千名只是进行和平示威的学生，这可能性有多大？根据多年对中共策略的认识和研判，他们使用欺骗的机会比使用刺刀的机会多得多，他们的两手策略无所不在，高层完全有可能指示军队尽一切可能，不在广场杀人。若干重要的清场旁证实际上，我们早就留意到清场可能有的争议性，《开放》八九年七月号有一个《广场大屠杀调查报告》发表。其后我们获得的几个重要旁证是：一、八九年十月《开放》独家发表一组清场照片。九○年二月，该照片的摄影者民运人士高波经香港赴欧洲时，来编辑部找我。我询问清场情况。他说六四至最后撤离，他都在广场拍照，没有屠杀发生。二、美国流亡作家杂志《广场》主编孔捷生，在香港避难时我们见过面，他在《广场》第一期《血路一九八九》一文中证实清场时没有射杀发生和坦克辗人，他和作家老鬼都是最后撤离广场的。（《广场》社长陈若曦女士最近对我谈到：海外关于清场的报道需要修正。她六四时报道一位朋友的先生被打死，现在证实没有死。她说“事实归事实”，不应夸大。）三、刘晓波在去年八月同侯德健、周舵、高新一起出面证实清场无杀人。我对刘晓波说话的可信性深具信心。四、我看过两个记录六四事件录影带，一个官方拍摄，一个民间拍摄。显示清场毫无屠杀气氛，学生排队撤走，坦克开得很慢。五、中国民联两名负责人私下告诉我，他们知道长安街及外围有杀人，但广场上没有杀人。以上是我亲自获得可信的证明，其他间接的证实很多，不必列引。我个人的初步结论是：六四北京屠杀事件的三段式如下：1.从公主坟至天安门的进军中，军队向反抗的和无辜的市民射杀；2.包围广场，强行清场，对集中在纪念碑附近的学生有殴打而无屠杀；3.清场后，市区某些地方因“血洗广场”而发生激烈反抗，军队进行镇压枪杀市民。海外传媒的责任在哪里？关于清场的杀人真相，一直是国际舆论（包括港台）同中共交锋的焦点，而“血洗广场，杀人数千”的失实报道流传甚广，对不少受众的情绪有相当大的误导作用，其中传媒的责任有如下几点：一、基于当时对××政府的公愤和实地采访的困难，清新传闻是很自然的事。二、某些新闻从业员水准有限，缺乏清醒的独立判断，甚至没有区别长安街和广场的不同位置，因而缺乏对事件的具体分析。三、某些见证人缺乏道德勇气，怕被指为替中共说话而保持沉默，也有一些见证人，故意扭曲及过分渲染事实。四、某些传媒人士缺乏责任感，事后知错不改，将错就错，或不愿查证疑点，怕丢面子，丧失尊严或商业利益。传媒误导并不是少见的事，无伤大雅者听之任之或让事实自行澄清亦无不可。但如果在重大事件的重要情节上有严重误导，而且这种误导的影响并未消失，传媒需不需要作出适当的检讨和交代？至于说这种检讨会帮谁的忙，对谁有利的思维取向，受过现代传播学训练或在中共新闻控制下生活过的人自会判断，并认同下述原则：以真实性客观性为前提的新闻自由的价值高于任何党派的利益。其实，“对谁有利”正是中共以宣传代替新闻、反对新闻自由的基本出发点。如果有关清场报道上，我们输了一分，长远而论、根本而论我们会得分更多。更重要的是，把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放在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资讯基础上，不是危险的也是有害的。这点特别值得港台的同仁们三思。刘晓波理念的非凡实践最后，我想强调指出，这次同侯德健交谈的一个最大收获是，他令我更深入而具体地接受了他早在澳洲大使馆内就主动提出的一个解释，即广场屠杀虽未发生，但发生的危险性确实存在。广场上最后的人群中，有非常激进的工人，他们抱着拚死的信念，手中握有轻机枪和自动步枪，如果不是侯德健、刘晓波极力劝说并亲自夺过他们的武器加以摧毁的话，纪念碑下血流成河的悲剧随时可能发生。侯对我说，如果发生武力对抗，不用一小时，五百至一千人被杀是完全可能的。侯与刘晓波等人不仅缴枪、毁枪，而且同虎视眈眈的军队谈判，取得妥协，为和平撤离广场创造了条件。这是一次英勇的实践。是刘晓波在广场绝食中倡导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的胜利和惊人的成功。是这批新一代知识分子积极介入学运，引导学运走向理性化的一次非凡的贡献。他们的实践拯救了至少数百名可能是中国未来精英分子的生命。如果我们认同中国民主不必大流血的价值观的话。因此，广场的真正英雄，不是以柴玲为首的激进派学生，而是刘晓波、侯德健、周舵和高新。他们在危急关头的大智大勇和承担精神胜过一打漂亮的民主宣言。然而，他们的两名代表人物刘晓波与侯德健，一名身陷囹圄、等候着中共的重刑判决；一名漂泊海外、饱受冷漠，被指为变色龙。两点呼吁在向读者推荐侯德健这篇谈话录时，我想提出如下呼吁：一、香港、台湾传播界应该对六四事件的传播责任作一次认真的整体检讨，并支持对于六四事件的客观研究。二、中共当局应该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和其他民运分子。刘晓波不仅有功于学运与人民，而且，客观上也有利于中共政府，如果不是他和他的朋友们的真诚努力，广场发生大流血，邓李杨决策集团便要承担更大的历史罪责，和为此而付出更大的代价。原载一九九○年七月《开放杂志》[推荐]《祸头子正传》之十八附录：致程琳、吾尔开希公开信程琳，开希，你们好：《明报周刊》建议我写这封公开信给你俩，我认为很有必要。因我迫切感觉到，在这场公、私不分的舆论混战中，的确有些公众的误会需要澄清，而我们之间的一些事，由于我的心情一直很差，没法在电话里沟通，也顺便借此机会向你俩说说我心里比较冷静的话。首先，我从未就你俩的恋情发表过任何评论，因我打心眼里就不认为这是个是非、对错的问题，我唯一说过的一句话是：Nothing's wrong when love is right。也但愿你俩千万别用是非、善恶来自我感受你俩的恋情，因为非常明显地注意到，程琳非常在意且在不断地强调，是先与我分手，然后才爱上开希的，而我却认为，即便是先爱上开希，后与我分手，也没有什么错，也无需因此自感不安，哪怕程琳是我的合法妻子，我也无权禁止她去爱别人，何况，我们的婚姻本无法律的约束，所以，不论于情、理、法任何一项，你俩的恋情都只需对彼此负责。无需理会我或任何人的情绪反应，同时你俩也应该允许我有喊痛，发表不愉快的情绪的自由与权力，而这些不过只是喊痛罢了，不能当作是对你俩恋情的干涉或评论。对于我和程琳分手的责任，我自知理亏，是我对不起她，因我做不了一个好丈夫，使得程琳也不能像其他的女孩一样，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程琳应当明白，我这几年，一直尽力地想方设法去弥补我的缺点，然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后来，我终于忍不住到广场上去绝食，并因此连累了程琳全家人，对此，我至今仍感亏歉。关于开希在电视上所言，不屑接受继承我的版权一事，我深感莫名其妙，因在我立遗嘱把财产及版权的继承权委托给程琳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你俩的恋情，甚或是你俩还不曾有什么恋情。我只感亏欠程琳太多，又决定继续留在北京批评中共，因不能赴澳与程琳相聚，更无法预料因批评中共将招致怎样的下场，才写了这份遗嘱，不给父母兄弟却给了她，是由于我对她的感情与信任。如今，我虽因批评中共而遭驱逐，在台湾我应无生命危险，我既一时半会死不了，程琳就无法继承我的遗嘱，更何况开希。我但愿此事就此了结，若你俩的误会是来自记者或我自己的口笔之误，我谨在此向你俩致歉。关于我对开希的批评，则完全是因为开希是个民运领袖，是民运的主要负责人，是掌管公众权力与财富的人，是公事，而非私事，我批评开希与批评×××、××、×××甚至于严家其、万润南是一回事，其中应无因人而异的不同批评原则，而且，身为公众的领袖，就必须接受公众的批评、监督，这项民主的原则，也不应因人而异。若你俩把我对开希的公事批评，混作因为开希“横刀夺爱”的私人报复，那我应早在半年前被你俩伤害得最严重的时候痛骂你们，而不会等到今天才来个慢半拍的反应。我批评开希，是为民运，也为我对开希的期望，程琳不妨把从前我特别为你写的那首歌：正因为你年轻，唱给开希听：有多少人羡慕你，有后悔的权力；有多少人嫉妒你，只因为你年轻。我在开希今天的年纪，刚写完那首修修补补的“龙的传人”，我之所以修改，是因为当初写错了，而修改了之后，则既不影响大家去唱它，又不损害自己的形象，所以，何乐而不知错必改呢？因此，开希不论是真病也罢，装病也罢，务必尽早去面对，自己不能与大家一齐坚持到最后而提前离开广场的事实。最后，关于程琳和我留在北京共同拥有的财产问题，我相信程琳应该不会忘记，我这些年来，对身外之物的一贯不问不管的态度，我之所以委托朋友，只不过担心再连累程琳的家人罢了，绝无其他用心。至于程琳不愿将我的部分版税还给我，我今后绝不再提此事，而去年许多朋友应程琳的请求，为营救我而筹集的那些钱，则程琳务必归还借主，若有困难，将来我的经济情况好转以后，仍愿承担偿还的责任。请程琳代向家人致意。一九九零年七月十二日台北附录：只有爱，没有错程琳口述/曾慧燕整理我考虑了很久，今天才打这个电话澄清一些事实，因为有些事情对吾尔开希特别不公平。我在报上看到侯德健的说话，跟他在和我通电话时说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很难过，我们曾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侯德健写“遗嘱”分手其实我和侯德健在“六四”前就有问题。他对外界说为了怕连累我，所以写了遗嘱给我，但我却当成“分手信”。这话不知从何说起，我对他这种经常在不自觉情况下，说话不负责任和伤害别人的习惯性行为，觉得很失望。我现在把他写给我的信公布出来，让大家了解他所谓的“遗嘱”是怎么一回事（下面是侯德健信函内容）：“我几乎在你身上找不到任何感觉，我不敢想像，再和你一起生活会是多么不愉快的事，当你坚持你是对的时候，我并没有感到自己错，我可以不评价你的决定，不参加你的决定过程，但我无法忍受在我的决定当中你一直要求扮演的角色。简单地说，你干涉的太多了，我无法既尊重你也同时保留我自己。“请不要再反复强调你的能干，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可我必须说明，我并不喜欢，在我的事业、工作、生活中，并不需要这种能干，你到澳洲的这半年多，我生活得非常轻松、自由，我作我自己的决定，过自己的日子，我完全能活得像原来的侯德健。“你一定不可以在打算你的将来的生活或工作中考虑我的因素，如果你一定要回来，也必须打算自己，而不能打算我们一起生活……你可以随时打电话给我，甚至有机会欢迎你来玩，但一定以朋友的身份，否则会很不愉快，那就还不如不见……德健九○.二.六”（按：应记者要求，程琳将侯德健这封信传真来给记者过目核算，上述的话均在信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