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的现场反应可讲空前热烈，当时是八九年三月初，有位在场的记者事后还在人民日报上写篇夸奖我懂得如何宣导观众情绪的文章，并建议中共领导人不妨学学，用来面对当时社会上的种种不满情绪，（此处有删节）。一条龙与一条虫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而每当三个以上的中国人合在一块儿的时候，却往往只能是一群虫。我到过许多中国人聚居的地方，台湾、香港、大陆，甚至于泰柬边区的难民营，我曾和各式各样的中国人一起生活、工作、交友，甚至一块参与运动，而今天，我不得不告诉大家：中华民族是个不可理喻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一种非理性的文化；中国人是一群没法讲道理的人；中国的内部矛盾是很难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以仇恨为动力的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直到今天，我仍然无法在我们中间，找到能够避免这个恶性循环所需要的理性、宽容的民主涵养。（这里删节几章）非法偷渡入境六月十八日，早上六点乘巡逻艇出海，下午七点被送上一条台湾渔船。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台湾方面完全不知情，我即将面对非法偷渡入境的现实。六月廿日，早上八点从南方澳渔港上岸，中午十一时半回到台北木栅家里，下午七时向司法机关自首，午夜到调查局接受调查。六月廿一日晚十一时半，台北地方检查官宣布“责付”交给我母亲领回家去，随传随到。六月廿三日下午三时，举行记者招待会。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六月廿三日，我从一家台湾的报纸上明确地感觉到有台湾人不欢迎我回来的意思，也同时由于这份报纸有意断章取义，曲解我在记者会上的言词，引用我家人不曾说过的话来对我作人身攻击，从而体验到了台湾新闻界的恶性竞争。我已经成为这种恶性竞争的工具，因此，我决定在因偷渡罪而坐牢或罚款之后离开台湾，这并不能解释成我不喜欢台湾、不愿意留在台湾（此处有删节）。最后，我愿坦诚地告诉大家：我在十二年前创作了“龙的传人”，而今天，我实在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坚持强忍着去做一条孤独而冷傲的“龙”，抑或者我将被湮没在虫群里去做一条“虫”。（此处有删节）八九年四月，我爸爸第二次返乡探亲，由于亲人多且都盼望爸爸能常来、常住，而爸爸长年一个人生活，儿女们大了各奔东西，我也想为老人家找个老伴也好彼此有个照应，因此，早有替爸爸在老家盖房子的打算，唯独资金一直没有落实，碰巧，老家的一家宾馆看上了我在广州的汽车，由于老家偏僻，地位低，一直申请不到购车的指标，所以请爸爸来游说我卖车，老家的宾馆则答允替爸爸盖房子，并权利照顾爸爸的生活，甚至于愿意充当红娘，替爸爸介绍一位年纪相当，个性合适的老伴。八九年五月十日，爸爸领着老家宾馆的经理，约我到广州商量盖房子等事宜，老家愿出十八万买车，而盖房子只需八万，我见价钱挺好，便私自做主，没跟程琳商量便决定下来，之后再通知程琳的时候，我也不顾程琳反对，便把车交给经理，自己背着十万块回北京跟程琳交差，没想到程琳恼怒异常，认为我太不尊重她的意见，和我大吵一架，更仗着我比她大十几岁总让着她还给了我一大嘴巴，我自知理亏，又不能还手打她一耳光，又忍不下这口气，更怕另一头没法跟爸爸解释，索性搬出去，找了一间旅馆住下（此处有删节）。由于程琳坚决反对，五月廿六日，我藉着到香港参加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的机会，路过广州，把才背回来的十万块又送还给买主，把爸爸气得鼻青脸肿，连电话都不接，此后，一直到从香港回北京，参加绝食，到澳洲大使馆避难至被老共赶回台湾，我和程琳一直到今天还没见过面。刘晓波与批评认识晓波是因为他公开批评我，说我是背着最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包袱，怎么能搞得好最需要轻松的流行歌曲，经朋友介绍后，他很惊讶我对他的批评的赞赏及感谢，也为他不知道像“酒干倘卖无”等曲词也是我作的而表示了他片面批评的歉意。从此以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这是三年多前的事了。（此处有删节）忠实于自己才能批评别人四年前，我曾应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邀请，让他们对我的智商及性格都做了全面的测试与记录。之后，他们介绍了这套由美国引进的测试方式在大陆试行两年以来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怪现象：为了判断性格测试结果的可信程度，测试题内埋伏了有十分之一的问题，反复让答卷人回答相近的问题，巧妙地突破人皆有之的心理自卫机构（也就是自欺），以确定受测人在测验中是否向自己撒谎（这往往是无意识的自卫），在美国因测谎分的平均值是四分，故而超过四分以上的测试就当是白作了，而有意思的怪现象是，在大陆试行了两年之后的测谎平均值居然高达十一分，咨询中心不得不把有效分从美国的四分提高到十分以内，否则能借以分析性格的答卷就寥寥无几了，几乎四分之三以上的测试其实完全是徒劳，白作了。这个奇怪的现象告诉我，经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出来的中国人的心理自卫机构竟是如此地发达，许多中国人由于想欺人居然高明到把自己都欺骗了。更可悲的是，这两年来的测试对象主要是大学生、研究生、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去年八九民运中，有三个来自湖南的青年教师，用盛在空蛋壳内的墨汁丢向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下的挂像。我想谈的不是学生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三个人抓了起来送交北京市公安局，而是在这段插曲中学生对待前来拍照采访的西方记者的非理性、情绪化态度！当学生发现有西方记者在场拍照、采访时，学生纠察队居然夺下西方记者的相机，不准任何人拍照，理由是这个涂污毛像的行动是对民运不利的事件，一旦报道出去，恐怕有人将拿来作文章，用来涂污民主运动，任凭那个西方记者怎么高喊“新闻自由”，学生仍然在取出底片后，才肯把相机还给记者。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中国人（不论身在何方），赞同这几个学生纠察队的做法，认为凡对民运有利的就应该得到宣传，凡不利的就得不择手段去压制，我却认同那位记者的“新闻自由”。在学运中晓波和我们都发现：学生们易怒的脾气，功利的指导思想及我是唯一光荣、正确、伟大的现象，实在和他们要打倒的对象像极了，我能够理解学生们是经由错误教育而致于如此非理性、情绪化，而事实上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也的确比他们更霸道更不讲道理，然而，这一切，都不能作为对学运的护短的理由，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而免遭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理当忏悔在八九年六月二日，刘晓波主笔的绝食宣言里，（有删节），我们还提到说自己要忏悔，忏悔三千年来知识分子的软骨症，只能平时坐而严，到关键时刻不能起而行的软骨症。中国知识分子的软骨症由来已久，主要是对政权的依附开始的，到后来，竟演变成，知识分子一旦得不到政权的肯定，就失魂落魄地怎么也无法肯定自己。因此，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原来不独立，其文格也同样随风飘倒，综观三千年中国知识分子留下来的文字，不外乎三类：一、力陈变法，企图得到圣上赏识、重用。二、一旦得到重用之后，便竭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三、一旦得不到重用、失宠甚至被罢黜、流放，便开始表忠心，抒弃怨，或是寄托田园，指桑骂槐，醉翁之意不在酒。（此处有删节）。“龙的传人”的修改十二年前，我写了“龙的传人”，可这首歌却摆布了我十二年，眼看它还意犹未尽，而我却已然决定，再也不受它左右，因此，我修改了“龙的传人”这首歌里比较致命的两个严重的幼稚毛病。首先，我把“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改为“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事实上，我在七年前第一次到西北少数民族区里去访问的时候，就知道它非改不可了，因为，并非所有的中国人，全都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因此，在八九年五月廿七日，在香港举行的歌声献中华的演唱会上，公开向所有的非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致歉，并宣布修改。至于为什么要修改成“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则主要是还原我的本意，我一直认为最初出版的李建复演唱的版本，过于雄壮、激昂，而我始终认为，我们没有资格把“龙的传人”当进行曲来唱，顶多只能小声地哼哼，因歌里说的是一个民族的没落，受欺侮而不是光荣、伟大的事迹，这才是龙的传人百数十年来的历史真相，为此，祸头子曾与不少人争得面红耳赤，至今仍不愿悔改。因此，祸头子从未真正地在世界面前，感觉到自己身为中国人是无比的光荣、骄傲，反而是经常得相形见绌，自卑得抬不起头来。祸头子之所以是个中国人，首先是爹、妈生的，祸头子无法选择生身的父母，和出生的地点，在祸头子出生之前，这都是未经过祸头子本人同意，未曾与祸头子本人商量过的事。直等到祸头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泛爱国教育之下长大以后，又不幸父母能力有限，未能及早移民欧美去改变这个事实，所以，祸头子决定把原词修改作“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来符合自己的真实体会。其次，祸头子把：“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改为“四面楚歌是奴才的剑”。原作姑息是养*的意思，可惜文意欠明确，而如今再改作“奴才”实际上是点明了中国人的悲哀所在，实在不是野心家们千方百计地想当皇帝，而是奴才太多，奴性文化、习惯太深，骨子里需要个皇帝。祸头子一再强调，阻碍中国民主的人，并不是任何个人，却是我们自己的奴性。因此，我对能彻底改换我们的奴性文化、习惯与意识的前途不甚乐观，这远远要比打倒几个人要难得多，因此，我对中国人的和平事业非常地悲观，也同时很向各位看官们抱歉，我不得不忠于自己的悲观情绪，实在无法高歌“明天会更好”。也为“龙”辩护几句这些年，由于写了“龙的传人”的缘故，特别注意有关龙的文章，尤其是那些不喜欢龙，甚至于讨厌龙的文章，在我廿二岁写龙的传人这首歌的时候，我完全不曾理性地去思考过任何有关龙的问题，我对龙的印象和大家一样感性，不外乎是龙柱、龙舟等风俗习惯而已，由于外公、外婆信基督教，从小我就上教堂的缘故，我心里关于龙的禁忌，居然是根据基督教对龙的排斥，把龙当作邪恶的象征而来，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对龙的反面印象。看过了许多关于龙的评论文章之后，总结大家之所以不喜欢龙的意见，大致是把龙看作是封建帝王专制思想的象征，一提到龙便自然联想到龙袍、龙椅等象征帝王专制权威的印象，认为打击龙的形象，便能打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毛病，类似这样的论点，经常出现在以文化省思为中心的文章及论文中。我个人以为诸如此类的文章多半是好文章，起码是面对中国文化的毛病的好文章，所以，我今天为龙辩护几句，绝非不同意大家对龙的批评，或非认为龙是好东西，具有无比积极进步意义的东西，而只不过是想说几句和大家不尽相同的话罢了。首先，我很想知道，中国人画龙是在秦、汉专制帝制之前，或是之后，也就是究竟先有龙图腾，还是先有龙袍、龙椅。我以为事实上，龙图腾的形成不单在专制帝制之前，且形成龙图腾的过程多半和其他民族、文化形成自己的图腾的原理差不多，多半是感性的累积偶合，而绝非专为专制帝王而理性设计出来的。其次，我以为，许多国家、民族，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态度，保留了自己先民们遗传下来的各种图腾，这不单不能说明这些国家和民族对创造图腾及使用图腾时代的制度的向往或怀念，而图腾本身也不会由于产生在原始野蛮的年代而让后人引以为耻辱。第三，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时代里，平民百姓是万万不敢把自己与龙联想到一块儿去的，我认为这种忌讳本身才是最典型的奴才意识，我们今天反专制、反权威，正是要反对这种奴性的忌讳，任何不愿意与龙联想的人也不得剥夺别人如此做的自由，这才是真民主，其实，非把龙当作是帝王的专利的想法，其本身也有形式主义的危险，为什么龙非属于少数人专用，却不能属于多数人共享呢？最后，我要请大家更多地注意事务的本质，我们要切忌形式主义的治标不治本的毛病，我们反对修筑万里长城的专制政体，却犯不着把长城推倒，我们明知道北京紫禁城是过去帝王住过的地方，也犯不着把故宫铲平。《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之五祸头子看世界，原来就是大同世界原本就是大同，中国人偏偏喜欢强调小异，说什么华夏、夷狄之分，男女内外有别，土鐾纷映さ截ザ炅嘶乖?龙的传人"那首歌里强调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直到祸头子到了大陆，去了新疆才明白过来，原来还有褐眼睛、黄头发、白皮肤的中国人，害得祸头子吓得屁滚尿流，以最快的速度吞下了几串烤羊肉之后，赶紧搭飞机跑了。自从祸头子受了这个惊吓之后，整日在家闭门思过不敢见人，一听"龙的传人"就抱头鼠窜，回家后几天缓不过劲儿来。幸好，在八九年民运当中，祸头子在香港大演唱会及后来天安门广场发表绝食宣言的时候，抓紧机会，公开其他所有不是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坦诚地道歉致意，并把原词改作"不管你自己愿不愿意，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有位外国记者曾在今年初，在北京访问我的时候，让我谈谈中国的人权问题，我答说：中国人很难谈人权，因中国文化界定的是和其他民族有别的自我中心的中国人，中国人强调自己与外国人的差异，以致于忘了去追求与外国人是同样的人类而应该享有的同样的基本人权。无论如何，与黑猩猩相比的话，中国人还是更像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苏联人而不至于更像黑猩猩多点，因此，"大同"两个字在祸头子心目中的意义如今是──中国人与人类不同，与不分肤色、信仰、政治、文化背景的其它所有的人类不同。因此祸头子想到世界各地去闯闯，去杂交一下的念头，正因为祸头子想以身作则去和大家大同一下。幸好祸头子今年底才满卅三岁，还大有前途、希望，尤其是过了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的卅三大关之后，相信祸头子一定能与大家顺利地大同一下。与另一位天安门广场目击者的谈话内氏：侯先生，我的名字叫作Nations，今年四十四岁，美国人，我曾为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周刊工作，现在为英国《观察家报》工作，八九年六月四日，我一直在天安门广场上，直到早上六点钟才和学生一起离开。侯：我以为最后外国记者都不在广场上。内：不，除了我之外，还有美联社的记者和另两位文字记者在场，另外，更有两名西班牙电视台的摄影师在纪念碑附近。侯：你在广场上看见大屠杀了吗？内：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任何人被打死。侯：西班牙摄影师拍到了什么？内：和我看见的一样，没拍到任何死人的画面，我指的是在广场内。侯：那为何听说外国电视台曾播放过在广场上打死人的画面呢？内：那是因为西班牙电视台把这两名摄影师离开广场后，在六部口拍到的死人的画面剪接到前面在广场拍的画面中去了。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失误呢？难道那两位摄影师没有抗议吗？内：那是因为西班牙电视台的记者没有和摄影师在一起，他本人不在广场里面，却从北京的外交圈里听到广场上大屠杀的说法，而在电话中向西班牙电视台介绍了听来的消息，误导了电视台的导演，很不幸的是，这段影片很快地被播出，不单影响了西班牙，更由于西班牙的高官曾立刻介绍给欧市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国，因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侯：后来事情弄清楚了之后，西班牙是否就此作出过任何更正启事或相应动作？内：没有，因这个失误太严重，太不应该，几乎是个不可原谅的失误，更正错误将对西班牙电视台甚至于西班牙带来不可估计的信誉危机。侯：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例如观众已先入为主地认为广场上曾有过大屠杀，而拒绝接受其他说法。内：的确，从去年六月至今，每当我谈起广场上亲眼所见的事实，便立刻引起大家情绪化的攻击，大家认为我是在为中共辩解，大家都认为中共是恶魔，而恶魔必定会在广场上屠杀学生。侯：我一直认为(此处有删节)有一天，你自己编的故事先被识破，岂不是主动把自己最弱的地方暴露出来，去让人攻击吗？内：（此处有删节）侯：（此处有删节）（此处有删节）而今天(八九年六月) 我却从收音机及仅能见到的一些中、英文报导里发现到，许多人正无法自制地夸大妄想疯狗的模样，我是最后一批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我离开广场的时间是八九年六月四日早晨六时廿分左右，大约在一个小时以前，我亲眼看见最后一批和平撤离广场的同学和市民，以缓慢的速度，手挽着手，打着各式各样的旗帜，唱着歌，喊着口号，离开英雄纪念碑，过了毛泽东纪念堂，往广场的东南口前门方向走去。我没有看见在广场上有坦克压人，机关枪冲人群扫射的情况，我也不相信广场上有上千人死亡的事情，否则，除了跑得快以外，将找不到任何理由来说明、解释，我之所以没被打死，却还能活着叙述广场上的大屠杀。（此处有删节）附：朋友从国外带来了我在澳大利亚使馆躲避期间写的日记和杂文，有些还颇有意思，这是其中的一篇。祸头子避难澳洲使馆八九年六月四日，上午八点，在医生的掩护下进了医院，绝食才不过四十个小时，并不怎么想吃东西，倒是两天两夜未合眼，困得睁不开眼皮，才看见床，倒头一觉，醒来已是下午四点。（此处有删节）六月五日下午，有的朋友自告奋勇帮我回家取护照，其他的朋友替我买机票，售票处请示了上级单位，竟以没接到关于我的任何通知，居然把票卖给了我，大家都劝我赶快离开大陆，而晓波，高新却连下面该往哪儿躲都讨论不下去，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既舍不得抛下三位哥儿们，也不知道能替他们做点什么，我们完全无法猜测下一分钟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六月六日下午，由于找不到汽车到飞机场去搭飞机，再度被化装后，承乱闯进了澳洲使馆，准备第二天，坐使馆送澳洲人员到飞机场的巴士车，赶搭上午十时的飞机，进入使馆后与几位朋友一起躲在朋友的办公室里，（此处有删节）。听完了电话以后，大家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澳洲使馆已住满了澳洲留学生、商人和外交官的眷属，明天早上有一班专机来接他们，大家已经害怕得喘不过气来了，深怕在路上有检查或发生意外，我决定留下来，以免连累别人，也恐怕机场上早有安全人员等着我自投罗网。六月七日上午，朋友们的道别都像是在永别，我就这样留在澳洲驻北京大使馆。《侯德健：祸头子正传》连载之六看北京最后一眼六年前分配给我的三居室的单元楼坐落在北京的西南角，附近是知识分子的集居地中关村(原文"忠观村" ，斜对面是人民大学，正南是友谊宾馆，位置正在北京市的西南角上，西北三环路与西南三环路的交接点上，是北京市大学区的中心点，去年(删节)队伍必经之路。五月卅日，北京市公安局带我去的顺义县，在北京市的东尽头，由我家出发后，走的是我每天必走两趟的北三环路，那天下着倾盆大雨，四个公安前后左右包夹着坐在中美合资的吉普车上，时不时因车速太高路面太滑而摆动，是其中年纪最大的队长，最后忍不住让司机稍慢点儿，在一个多小时的路上，那是唯一的一句大家都能听清楚的话。六月十三日深夜，我被叫醒准备回家整理行李，我知道，这将是最后一次走这条路回家。这夜天气较好，由于闰五月的关系，入了夜以后气温挺低。我最喜欢住北京的原因之一，就是喜欢贪图它夜里的凉快，薄薄的棉被晒了一整个下午之后干爽无比，盖在身上比什么空调设备都舒服，这也是我睡懒觉，早上起不了床的重要原因。不知道是车队太长，总共有六、七部各式各样的警车，还是存心让我好好地看最后一眼的缘故，这回车速比上回来的时候慢得多，已经混得颇熟的年轻公安看着我若有所思的模样，刚开始还挤搭我几句，让我放清楚点，别老绷着股劲，老自个儿压抑自个儿，我的确不愿让他们瞧出我心底的那分模模糊糊的惆怅，一上了三元立交桥之后右转，躺在我面前的正是我最熟悉的那条路，每晚，我总是和朋友们"砍"得筋疲力尽之后，驾上我送给程琳做结婚礼物的奔驰车，舒适平缓地在这条全北京数一数二的好路面上炫耀一番。然而，这回可不大一样，这回是最后一回，且奉命要尽快完成。亲人、高新的未婚妻和另一位被带走的朋友的妹妹都不在家，后来知道是为了不让我们见最后一面，被当地派出所以普查流动人口为名给全带走了。七、八个公安和我及我的朋友在三间小屋里忙得转不过圈儿来，我的任务最简单，拿几件衣服和药，而公安们却要搜家，每一个角落，每一张纸头都不放过，他们要让我看搜房证，我说算了吧，他们搜走了所有可疑的文字资料，连名片和电话本都不让我带在身上。最后，检查我的行李，（删节），他们也不再追究什么。最伤心的应该是（删节）一直陪我到这次一块被抓起来的一位好哥儿们，他因受我之托一起来核对我委托他处理、管理的财产。他不停地唠叨，就象平日一样，一会让我注意饮食，一会儿让我保重身体，千万别太劳累，让我小心那些只爱我的名和利的实惠型的女人，让我按时吃药，唯一的不同是，他唠叨的时候眼眶包不住的泪水滚滚而下，说话的声音也变了，我们两个，谁也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在何地才能再见。而北京，我曾住过七整年的家，以后又当如何？祸头子对北京公安人员的印象自从去年以后，我和北京的公安人员就好像是签订了长期合同似的，他们总是特别关心我的安全，总喜欢带我去聊聊。自去年八月十六日，我从使馆回家以后，他们紧紧地监视、跟踪了我两个多月，后来大概是见我整天带着女孩子跳舞、打球、练气功，整一大批不关心政治的人到家里去自己下厨，包饺子，大吃大喝，就没看见我做一件正经事，之后对我下了玩物丧志的公子哥的结论，便撤离了对我的监视与跟踪。由于去年底，我又公开接受记者采访，说了些有些人不爱听的话，更在中共统战部组织的晚宴上，向各级部长及海外在京工作、定居的各种同胞演唱了我写的"漂亮的中国人"搅坏了所有来宾和主人的胃口之故，北京市公安又来找我续约。找我的总是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处的人，此处又叫做政治保卫处，是市公安局内级别最高的处，也是人员素质最好的处，前后和我谈过话的人中间有一半是大学毕业生，从其他与他们打过交道的朋友总结出来，他们是办案最文明、最客气的处，但同时也是效率最高，设备最好，复案率最低的一处。他们从来不体罚，而审问的效果却比打更好，经他们教育释放的犯人再犯的比率也最低。可他们在我身上是完全失败了，最后不得不放弃对我进行洗脑、改造，而把我以半哄骗半强迫式地驱逐遣送回台湾。第一处的公安们都十分明白，知识分子是不能打的人，打不但打不出成效，反容易打坏了自己的名声，所以一处的公安很少打人或体罚。他们办案的武器是精神折磨，恩威并用，通常是两个人一起办案，互相配合唱黑白脸，一个人给你压力，让你看见最恶毒的结果，另一个给你希望，告诉你认罪、提高认识的好处，双管齐下，目的是摧毁你的斗志，消灭你的反抗意识。一处的黑白脸精神折磨法，是彻底研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良能、使命感、忠实忠诚以及等待招安的种种传统心态而总结出来的一套屡试不爽的办法。其中最有效的一种是，诱发知识分子的传统入世服务社会的理想，提供知识分子报效国家的光明大道，替你设计安排好一切出路，更提供你向他们低头的光明正大的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藉口，到此，你不过千万分之一个知识分子，你还不赶紧叩头谢恩接受招安，你还想干什么。可惜我不是典型的知识分子，我是个祸头子，我早已摆脱掉了泛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我身上留下的气味，我除了我自己，对谁都不抱愚信愚忠的态度，我把大家视为美德的谦虚，看作是强者祈求弱者原谅他们强盛的虚伪的藉口，在他们眼里，我更像个外国人，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完全不考虑因此而招致的祸福后果，绝不把自己的希望放在别人身上，也不允许任何人的抉择轻易地左右自己的思想，因既不求他们从轻发落，又不接受他们的安抚，结果，他们不得不把我的案子往上报，上头一生气，来个强行驱逐遣返。尽管，他们这一招棋下得深思熟虑，既不必因判我坐牢而招致抗议抵制，又丢给台湾一个软硬不吃的祸头子，说起来又没有经过外国人的手，保留了起码的颜面，但无论如何，偌大个大陆，竟容不下一个歌手，一个台湾同胞，一个曾经与戒严部队谈判，避免了（删节）的人，再怎么说也不是件人人称颂的美事，他之所以非出此下策不可的原因，实在是无法封住我的嘴，无法阻止我公开发表他听不进去的言论罢了。他们对我的结论肯定是：身份特殊，软硬不吃，聪明狡猾，不可改造，无可救药。六月十八日夜，我从渔船底层爬到甲板上来的时候，我第一次看见在公海上的夜空有这么多星星，而摆在我面前的路，则除了台湾接受我或不接受我之外，剩下来的只有葬身鱼腹。六月二十日夜，到调查局自首，侦讯完了之后被送到台北地方法院，当检察官问到了我的身份证字号时，我高兴得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是否正常，我明白地意识到了，检察官已当我是台湾居民在办案了，可惜还没有高兴两天，情况全变了。六月廿二日，看到有一家报纸断章取义我在前一天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故意歪曲我的原意，对我进行过份的人身攻击，我因此立刻通知与该报同姓的周刊，取消原来已约好的聚会，没几天，看到该周刊的采访文章，我的话全变了味儿了，由此，我深刻地感觉到，大家(起码是相当一部份的人) 认为，我是自己想方设法偷渡回来的，我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害怕坐牢，我是在大陆混不下去才出此下策的，我的行为不但得不到社会的谅解，甚至于我的家人与朋友也认为我是个机会主义者，是该报某编辑在八九年八月中发明送给我的别名──变色龙。因此我下定决心，在司法处理完毕之后，尽快离开台湾，除了平息这些不欢迎我的人的怒气之外，我也想借此抗议中共以半哄骗、半强迫的方式逼我偷渡非法入境台湾的恶劣行径。同时，我公开了我当时的心情，我正在考虑自己是否还要作个中国人。经过了廿天的休息，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决定的确太过情绪化，而之所以如此情绪化的原因，是自从五月卅日被北京市公安局带走之后，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高度自卫精神状态之中引起的身体甲抗反应所致，也就是说，我自己判断是处于被害而防守的情况中，后来环境虽变了，而自己的紧张度仍未松弛，于是乎，四周的任何可疑动机都将招致我的攻击，而我只是自卫的条件反射罢了。我意识到并公开了自己的错误，绝非企图博得同情然后能留下来，这并不表示我对该报及周刊的谅解，更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离开台湾的决定(我可从来没说过永远不再回来或是不在台湾发表音乐、文章) 。在大陆七年，我看大陆的年轻人是乱世儿女而台湾的年轻人则是幸福家庭，乱世儿女无福消受幸福家庭的温柔与恬静，幸福家庭也承受不住乱世儿女的浪漫与漂泊，更何况我这个唯恐天下不乱(不含暴力的乱) 的乱世儿女。套一句披头四解散前的歌词Let it be，来作为暂时分别的心情，有人把它翻译作"顺其自然"，而今我译作"何必勉强，算了吧。"从追求作中国人转变到作一个"人"七年前，我到大陆，和十年前，我到泰东边区的难民营去的思想背景，是同一个想法──去积极追求作一个中国人的意义──这是台湾国民党在我这一代人身上，推行民族主义教育的必然结果，我就是这个民族主义教育成功的个例之一。然而，当我在大陆生活了七年之后，我认识到中国人最严重的问题，不是不够"中国"，却恰好是太过分"中国"，正因为过分强调中国人而忽略掉了"人"的基本尊严、权力与自由。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可是，根据我在两岸都生活过相当时间的经验，我发现，两党都有为了民族而牺牲民权、民生的情况，例如台湾刚取消不久的长期戒严，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就曾经多次阻碍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力，而之所以戒严的必要理由之一，正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在大陆上，为了民族而牺牲甚至于破坏民权、民生的实际情况就更严重。因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而制造的自然灾害，仅五九到六一年便坑死了二至六千万人，再没有比这个事实更能够清楚说明，为了民族而牺牲几千万人民生命的例子了。（删节）。祸头子上小学的时候，就曾经深受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泛爱国主义教育之害，当祸头子知道姨父在美国念完了书以后，不但不回来报效国家，更打算把阿姨和表弟、表妹接到美国去作美国人的时候，祸头子气得不屑和他们说话，更拿白眼去翻他们。祸头子曾义无反顾地干过许多大人们说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大义，而牺牲祸头子个人的小利的疯事、傻事，其心态和拿白眼翻要去作美国人的阿姨，是同样的那种被愚弄得来而自以为是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泛爱国主义作祟。后来，祸头子也不止一次地饱尝了被人翻白眼的滋味，头一回是七年前，我刚到大陆去闯关的时候，台湾当时的舆论真是竭尽情绪化之能事，非把我到大陆去的原因宣传是不爱台湾，对台湾有意见，是背叛台湾人的举动，却没有人想到过，我是去追求更积极的中国人，更没有人把我到大陆去的动机和到难民营去的心理状况相比，比较其间相似相同的地方。这反应正如祸头子小学的时候，认为凡是去作美国人的人都是不愿作中国人的人，都是背叛中国的人，是同样的非理性，同样的情绪化。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祸头子被大陆驱逐强行遣返回台湾以后，因回答记者说，"有机会的话，仍愿回大陆去继续作一个讲道理的异议分子"的话，又莫名其妙地掀起了一次指责祸头子不爱台湾的情绪狂潮。祸头子受不了这种怒潮的猛烈攻击，只好决定移民澳洲，却又提供了许多人再一次攻击祸头子背叛台湾的罪证。是该批一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的时候了。歌词一九八三今天在朋友的车里，听见一盒翻版录音带中，收有我的老歌──歌词一九八三，听后感触良多，那是我刚去大陆前几个月探亲、旅游的对大陆的第一印象，在此发表，顺便提供看官们，作为审查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因不同的人、事、时、地、物而改变自己的原则的"变色龙"。我们都曾经年纪小，什么都不知道，却只是喜欢笑，笑爷爷和奶奶为什么会那么老。我们都曾经年纪轻，什么事都不相信，什么话都听不进，只是漫不经心，小小的年纪，却总是喜欢说曾经，曾经，曾经厖。我们都曾经爱恋，也曾相信什么都不会改变，虽然，我们都曾经哭泣，我们的眼泪却曾比蜜糖还要甜。我们都曾经很穷，总是两手空空，却更喜爱这一份轻松，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有了一点点儿，才发现，样样都还差得远。曾经有一天，早已记不得是哪一年，我们开始喜欢说从前，说其以前仿佛没好远，想要说清楚，却又怕没时间。说从前，天总是望不穿的天，路总是走不尽的远，想要的总是得不到，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报怨。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拼命向前，那时候，我们的汗水曾经比海水还要咸。想当年，我们曾经一起渡河，也曾一起过桥，说从前，我们曾经一起上学，也曾经一起坐牢，我们都曾经一齐东征西讨，也曾就几乎快要一齐走到。想当年，谁不是，为了理想而理想。说从前，谁愿意，为了抬扛而抬扛。想起当年，谁又不是，站在不同的立场，望着相同的方向，说到从前，谁又愿意，只是为了不一样，就拼了命地不一样。回想起当年，没问完的问题很不少，只是到如今，还需要答案的已不多，关于我从何处来，要往哪里去？关于可去不可去，能来不能来？关于有与没有，以及够与不够？关于爱与不爱，以及该与不该？关于星星，月亮与太阳，以及春花秋月何时开？关于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关于一八四零以及一九九七，以及关于曾经太左而太右，或者关于太右而太左，以及关于曾经瞻前而不顾后或者关于顾后却望了前瞻。以及或者关于那一年，我们才能瞻前又顾后，或者以及关于那一天，我们才能够不左也不右。一次，再一次，永远，总是，同样的故事演了再演，一次，又一次，永远，总是，同样的叮咛劝了又劝，就这样一遍接一遍，总有一天，我们会把所有的栏杆拍遍，只不知道，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年，哪一月，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天。我们都曾经年少，也都曾经爱哭，我们都曾经年轻，也都曾漫不经心，而今我知道，而今我相信，终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只希望到时候，我们依然爱笑。(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于新疆石河子)后记：连续几天从来访的国外朋友口中，得知许多在海外的民运人士、领袖的不堪入耳的故事，心情很不好受，难道我们中国人就非得窝里斗不可吗？难道我们在财务、道义上不能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吗？但愿这首歌词能净化我们的心灵。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都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如今只剩下历史意义，而不再有现实价值。这其实应该是早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就必须认识到的问题。而事实上，由于国、共两党，有意、无意地不断夸大，不当理解和无限延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因曲解而造成相当程度的负面作用。也许还有些读者不知道，中共从未批斗过孙中山，却一直把他看作革命的先行者，为利用孙中山的号召力，不惜把孙中山的相片和毛一起平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孙中山创立民族主义的原始目的是为了推翻满清帝制，结果，却推翻不了帝制，（此处有删节）。反过来，看看去年民运中的学生，这些从小饱受狭隘民族主义和泛爱国主义愚弄的北京大学生，在广场上，我见过，听说了太多、太多的学生自己意识不到的非理性、非民主的情绪化表现。而这些表现，让刘晓波和我们其他三个绝食者都不约而同地发现到，大家和大家要打倒的对象在骨子里竟然是那么地相像，譬如说：制造邓小平跑了、死了，外交部和某些省或军区宣布独立了等谣言，用谎言去打击说谎的敌人。不让记者忠实、可观地报导自以为对学运不利的事件，如泼汗毛像等事，用封锁新闻去对抗敌人对我的新闻封锁。为了安全，实行了广场上的小戒严，非学生想上纪念碑倒要比进中南海还要难。难道事实不足以粉碎谎言吗？难道新闻自由可以为学运或民运牺牲吗？难道平等不足以对抗权威吗？难道民主不能取代官僚专制吗？难道和平、理性只能拿来要求别人而自己却可以任性，蛮不讲理吗？难道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拼他个你死我活才算是民主运动吗？很遗憾的是，大家把我们四人的绝食抗议戒严全都当作是专门政府对抗的行为，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绝食宣言里，我们关于和平、理性的呼吁，对学生非民主表现的批评以及身为知识分子的中国传统只能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软骨症。这些非理性的盲从行为，与其说是年轻学生的天性，还不如说是泛爱国主义教育的表现，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长期愚弄后的结果。我们能不能从今以后，不提民族只提民权，不摆弄爱国只谈民生。祸头子的蟑螂学说蟑螂可算得上是最招人恨的虫类，祸头子却常喜欢自比是蟑螂，也经常研究和自己的习性极其相近的蟑螂生活，因此成就了祸头子的蟑螂学说，但务必请注意祸头子绝非独一无二的人类蟑螂，却是群蟑群螂中不可能独自基因突变成非蟑螂的蟑螂之一罢了。祸头子对蟑螂的认识与兴趣，始自一份关于蟑螂的生物实验报告，在实验中，科学家把几只极普通的蟑螂放进一只透明通气的玻璃瓶中喂养，蟑螂和人一样不挑食，荤素皆宜且繁殖快，没多久便爬满了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蟑螂，直到一层压一层，到了第三层都爬满了蟑螂之后，怪事发生了，蟑螂们竟不约而同地采用集体绝食的方式来抗议无法变大的拥挤不堪的玻璃瓶，并开始互相撕咬，自相残杀，以后，蟑螂下的蛋出现空卵现象，许多小蟑螂生下来不是没头就是缺翅膀，疾病和遗传突变开始蔓延，不过不幸的是，不论怎么变，它们都还是蟑螂，只不过越变越瘦弱，越变越残缺不全而已，一直要等到最底一层都铺不满时，剩下来的最后几十只通过生活竞争而活下来的蟑螂们才停止绝食，停止自相残杀。有朋友把陈胜、吴广以后的历次改朝换代叫做虎去狼来的中国史，而的确直到毛泽东为止的数十次乃至于数百次农民起义，却像极了因无法扩大生存空间而只好以自相残杀来减少生存竞争者的蟑螂，在今年五月卅一日准备写给中国大陆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我正是根据我的蟑螂学说，而夜郎自大地表白自己的理想是──彻底埋葬我们那部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有人预言西方文明将毁灭在艾滋病手上，我敢断言，在西方人由于过多的爱而爱死之前，中国人必先因太多的恨而先恨死。扩大生存空间的办法不少，搞生产、交通、工业化，甚至于登陆月球都是有效的努力，而偏偏大陆在改革开放的前卅年里则除了吹牛和生孩子以外什么也没确实好好地干过，毛泽东是深明蟑螂学说的人，他搞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文化大革命，都是在确信中国人非自相残杀不可的情况下，与其任其自乱，不如先挑起矛盾引导它先乱而不至于乱到自己身上去，同时还可以藉机清除异己，这实在是毛的高瞻远瞩，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仍然相信，毛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所说的七、八年再来一次的预言，正是根据我祸头子说的不可避免的蟑螂自相残杀的学说而来，或许毛认为叫做"内讧学说"、"窝里斗学说"，更合适些。蟑螂学说之二早在一八四零年以前，中国就流行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船坚炮利的形式主义思潮，百几十年来，历史已经一再地因我们舍本逐末而毫不留情地鞭打我们，而大陆的开放、改革仍无法超越这个局限，无法真正由里而外，由本而表地从事以人为本的政治体制改革。几十年来，尤其是二次大战以后，我们目瞪口呆地看着西方人用汽车、飞机、火箭甚至于太空梭来扩大自己的生存空间，而我们却仍然没能看到能发展这一切的西方人的必要的精神状态，我指的是产业革命、工业革命，更指的是人权革命、民主革命所不能缺少的五百年前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没有人的启蒙，没有人的独立价值、权力和尊严，就不可能产生西方人今天的一切。要想改变蟑螂自相残杀的习性，非打破那无法扩大的玻璃瓶不可，而不是多喂点食物，或换个比较大的瓶子便能解决的问题，此外，已经世世代代自相残杀了数千年的中国人，单打破玻璃瓶仍嫌不够，因自我封闭，近亲繁殖的遗传劣势，恐怕一时半会儿还缓不过劲儿来，不单身体素质短期内不可能提高，踢足球踢不过别人，尤其重要的是精神状态的异化，对新事物、新观念的顽固抵抗，使得派出两米廿公分的长人也没法在球场上讨着好，所以，我们不单得打破玻璃瓶，更要从血液和精神上双双与西方杂交，不这样，是永远无法逃避蟑螂学说的惩罚的。再谈谈中国大陆的人治有份香港杂志说，驱逐我离开大陆，强迫我以偷渡方式回台湾的决定，是六月十五日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先生作出的，而事实上，早在六月八日夜，北京市公安局第一处的处长，便向我宣布了"来自最高权威不可改变的决策"，（此处有删节） 。我曾以红绿灯指挥交通来形容法治，而相比之下，用交通警察则是人治，现在，我更看清楚了，人治不仅仅是用一个人来指挥千军万马，更重要的事实是：这个总指挥有两张脸，而这两张脸又全是模糊的，因为其中那张真的脸是张见不得人的脸，而另一张脸虽然人人都看得见，却由于表情呆滞，或者说毫无表情，而只能是张大家视而不见的脸。在这两张脸之间，正是人治得以摸鱼的混水，混者，不清也，正是为了摸鱼，所以来搅混，都让你瞧清楚了，我那儿来的上下其手的机会。[推荐]《祸头子正传》之七(以下删去“看清政治家的目的与手段”一节)开放就得付出代价开放是要付出代价的，不论是谁搞开放，不管是对谁搞开放，只要是开放，就必须付出代价。　　明知要付出代价，却不得不忍痛搞开放的唯一合理解释是：不开放比开放更要命，自我封闭只有死路一条，而开放虽痛，却能够继续活下去，这就是□□□搞开放的背景，实在是中国大陆被□□□的封闭锁国给掐得喘不上气了，为了活命，才不得不开放。　　凡是公众的事务都必须开放，政治、经济要开放，文化、外交也要开放，尤其要开放的是权力的结构、运作以及权力的转移，凡牵涉到公众权益的事务千万不能搞小动作，不能偷偷摸摸地进行暗盒交易，不得封闭保留，而务须开放。　　只可惜□□□的开放是个半吊子的假开放，他只对外搞开放，对内却是一点儿透明度也不讲，更不许别人讲，而这个内收外放、内紧外松的双重标准，却恰恰好正是培养□□□□□运动发芽的最佳温差，正因对外的放松鼓励了人们抗议的勇气，正因是对内的紧收，掐得人们非抗议不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运动看作是中共十年开放所付出的代价，因此□□□□□□们非抵制开放不可，而事实上，□□□□运动之所以让□□付出如此惨重代价的根本原因，绝不在于真开放，而却是□□□的内当*子、外立碑坊的半吊子假开放造成的。说来说去，归根结底，□□□之所以不肯搞真正的全面开放的原因，还是受不了割权之痛，舍不得代价太高，而最后终于因小失大，得不偿失，付出了十年假开放混来的全部收益，还陪上了□□的气数?　　□□□□□□们大概是记不得当初被□掐得奄奄一息的难受劲儿了吧，或许忘记了尽管是半吊子的假开放，也曾救过他们的命的事实了吧，人总是健忘的*骨头，这才没过上几天好日子，没喘上几口新鲜气，便又开始得意忘形，沾沾自喜地搞封闭了，先来个清除精神污染（八三年），被□□□、□□□这些得了开放好处的人顶了回去，再搞个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八六年），终于把□、□先后扳倒，却激起了得到开放好处的各界群众的逆反心理，接着替□讨回公道要求对内更大的开放，终于逼得□□□□□全体出动，□□□□□，□□□□□□，这才把门给堵住了，关起门来尽情地当*子，可没想到向外的大门也给堵死了，没法兼顾向内运砖立碑坊，于是乎，大家一起关在家里憋气，看看谁先憋死谁。　　可惜一场十年半吊子的假开放，全让□□□□给打光了，这回可是自个儿把门堵上的，怨不了别人，只是在这回憋气比赛中，□□□由于被□掐了卅年留下来的气喘尚未痊愈，说不定不单占不了便宜，还得吃不少亏。无道之盗——看大陆的社会秩序　　八九年六月八日，□□□之后的第五天，有一个打扮入时，约卅岁左右的女郎，到我在北京的家里去按铃找人，碰巧我家中没人，她便楼前楼后到处找我的朋友，跟大家说：侯德健胸部中弹，肺积血，在某医院，院方要求先付钱后输血动手术，情况危急，请大家伸出援手。大家深信不疑，纷纷解囊相助，她也骗得了一些邻居的钱后，又找到几位音乐界的朋友，不单一共骗走了人民币两千多元，更害得几位好友，到各医院去找，到各停尸房去翻，着实把大家骗了个够。时候，我和这些受骗的朋友们聊起此事，大家回想起来，该骗子其实破绽百出，而大家之所以上当，全都是因为情况紧急，救人要紧，谁也不曾在这个时候对任何人设防，谁也想不到，竟有人能在这种时候，以这种名目骗人，谁也不相信，有人能无耻到这般地步，而我却知道，这不是仅有的一件特例。　　还记得在□□□□□运动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北京市不单没有车祸，没有人因纠纷而争吵，大家见了面，不管认不认识都出奇地礼让、客气，有老北京人说，卅多年没见过这种老北京的传统了。大家一听说□□□□□想用扰乱市民生活、哄抬物价来扭曲运动的真相，不单引起个体户集体降价，甚至于街上盛传，小偷都以罢偷来支持、声援运动，真可讲是：盗亦有道，□□辛苦经营了四十年的□□□□□□和□□□□□□全盘瓦解、崩溃，还顶不上小偷强盗的江湖道义管用，当时，学生、市民赖以维持秩序的力量是一股传统反压迫的正义感，这是人的良知、良能，是天赋的。　　而前面说的那个打扮入时，自称是文艺人，看似受过教育的骗子，她的良知、良能又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当然可以说，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坏人，这并不稀奇，而我却要强调她的无道之盗，这是她在□□统治下的现实生活中学到的本领，不择手段本领，她听过了太多美丽的谎言，却见过了更多残酷的事实，她彻底看穿了□□说一套、做一套的愚民把戏，她学会了在没有规则可言的社会里生存是不能讲求原则的教训，她看见过太多因坚持原则，讲求规矩而惨遭迫害的故事，所以，养就了她不择手段的厚皮、黑心、辣手。　　当我在大陆生活、工作的时候，最怕这些没有原则的人，最怕与他们玩那种毫无规则可言的游戏，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这是他们从现实生活中学到的最残酷的教训。土改、反右、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想忘也忘不了，想摆也摆脱不掉的残酷的经验，教训出来的人，是不会跟你讲原则的，你永远没法跟他玩有规则的游戏。内战，军阀割据与联邦中国假设一九八九年的中国大陆，是处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中，北京军阀敢不敢或能不能，在没取得天津、东北、河南、河北甚至于广东、上海等地军阀的默许或同意之下，从北京边区抽调主力部队到□□□□□上去□□□□□□□□□的学生、市民？其他地方的军阀会不会坐视北京军阀在北京城内□□□□□□□□□而不闻不问，能不能乘机起义打入北京，在伸张正义的旗帜下顺便把北京军阀给收拾了，然后在由各地方军阀组成的和平部队的保护和监视下，举行全市市民投票，产生中国北京的第一个民选政府，如果这个假设合理，那么军阀割据、对峙的状态，对平民来讲，究竟是更危险呢？或是更安全？究竟是利大呢？还是害大？我们对军阀割据的莫名恐惧及非理性的丑化教育，是否需要从新评估？　　在北洋军阀割据的时代里，曾发生过“三.一八”事件，北京军区当时的军头段祺瑞在这次事件中屠杀了三名和平请愿的大学生，结果段祺瑞在短短不到一个月内下台，避走天津，没多久之后死于上海。而□□□□，□□□□了至少三百五十多个平民，一年多之后的今天，一党专政的□□□□□仍然拼了命地强调“□□的光荣、伟大、英明与正确”。相比之下，我宁投段祺瑞的良心未泯一票，也不敢稍稍恭维那伟大、光荣、一贯英明正确的□□□□□。　　内战不可怕，怕的是参加内战的各方都想以自己的“一”去“统”其他各方。因此，为了得到平民的支持与拥护，各方都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去证明自己才是唯一合情、合理，甚至于合法的正义之师，这从王莽为了篡汉而兴符命之说，到各军都以替天行道为号召，直到今天，□□仍一再强调、坚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在骨子里其实正是历代各朝的“君权神授”之说的现代白话版本。因此，假如内战中的各方仅以地方的权益为最终目标，而不去侈想一统天下，那么内战能否只峙而不战呢？而相峙日久，人心厌战，能否变相峙而成和平竞争呢？既要和平竞争，就会产生互通消息，互易有无，互相往来的合作共荣小集团，最后，会不会在各地方、各集团的相互制衡之下，以自己的地方利益为基础，以谈判为方式，以平等互惠为原则，而产生权限极小的联邦政府呢？　　中国人口之多乃世界之冠，幅员之大，各地风土、人情、习惯、条件差异之大比欧洲不相上下，若坚持中央集权专制，全国统一号令、步调，则难免顾此失彼，且有像恐龙一样，因身躯太大，头脑太小而灭种的危险，但中国各地尽管语音不通，却除西藏、新疆外大部分文字相同，分割成许多绝对独立的国家恐怕不够现实，也绝非大多数中国人的意愿，而既要兼顾地方利益，又要防止中央滥权，或许由相对独立的各省组合成邦联中央政府的形式最实际，好处最多。　　邦联中国是七十年前的口号了，祸头子今日老调重弹，只想指出，没有相峙内战，没有军阀割据，没有相当时日的各省相对独立的经验，恐邦联无望。因此祸头子斗胆在此请求大家对内战及军阀割据给予重新评价、重新期望。合纵与连横——使馆杂记战国时代，苏秦倡议六国联合抗秦，秦攻一国，五国出兵相救，曰合纵。张仪事秦，主张连横，让六国联袂事秦，遂一一为秦所灭。　　苏秦合纵之所以失败，由于六国彼此间相互猜疑，不信任，弱者担心其他五国都像自己一样怕死，到了关键时候未必相救，强者深恐其他五国也和自己同样有二心，伺机行动，乘机兼并对方，不肯放弃自己的独占野心。大家都盼望能生存下去，秦的强大与贪婪又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此，都不约而同，争先恐后地赶在被别人出卖之前，向强秦表忠，大家心里想的是如何才能比别人死得慢点，说不定还能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否则，一旦死了，连个二等占有者的希望也轮不上，结果，一个也每能活下来。早知全部被吞灭的结局，说不定能以诚相待，或许苏秦的合纵能成功，可惜的是，六国在被吞并之前，都各怀鬼胎，侥幸心理太重，终于相继为秦所灭。苏秦合纵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六国的灭亡，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民族，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和平共存，一有机会，便非得拚他个你死我活不可，人与人之间只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社会只能由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组成，而中国文化也因此永远累积不出平等、互惠、合作、宽容等理性观念，却只能停留在“满贼不两立”、“胜王败寇”等非理性野蛮境界之中。合纵的基础是互信，合纵的原则是平等，而合纵的运作方法则是妥协，凡此三者，正好是现代民主意识的关键，凭此三者，文明人得以和平共存，而此三者，又正是中国文化里最欠缺的内涵，中国人只能彼此猜疑而不能相互信任，必须分清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高低贵*尊卑而没有平等的概念，每遇冲突，则只能拚他个你死我活，而不能妥协，败者只能投降而不能妥协，胜者也无需克制却可以名正言顺地赶尽杀绝。因此，自苏秦合纵失败了之后，中国只能发展成中央集权专制的一元化社会，而永远建立不了平等兼容的民主多元社会，所以秦以后两千多年直到近日的历次改朝换代，都只能以暴力流血革命的方式进行，而永远无法以和平、理性、宽容的方式去解决中国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直到今日，左右中国人的思想仍然是连横，□□叫它做统战，统战的基础是猜疑，统战的结果是一党专政，唯我独尊，用来对付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勇于私斗、怯于应敌的中国人真是对症下药。想到这里，祸头子实在不敢奢望在短期之内，能见到中国人和平民主事业的契机。勇于声援别人而怯于宣泄自己——使馆杂记八九年五月廿七日，我参加了香港民主歌声献中华演唱会，紧接着第二天又参加了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百万人大游行，在这两个以声援□□□□□□□□运动为主题的大活动之中，我非常纳闷何以见不到香港朋友为自己的九七问题抗议，即使有一些，也全都被支持北京的声浪给淹没了，我百思不解为何香港朋友不利用这个大好机会去争取自己的民主，去抗议中共及英国双双不把香港人放在眼里的忽视甚至于践踏香港人应有的权利的劣行，我特别反问了来探访我的香港记者，他猜想，这多半是不好意思为自己争取什么吧。在北京期间，我万分着急地看到各行各业，知识分子、干部、工人、农民、市民也都和香港朋友一样，拼了命地声援学生，却极少听见、看到有任何人为自己抗议，为自己呼吁。川流不息的人群在广场上为学生送吃送喝，此起彼落的救护车呼叫，为的是照顾学生的身体、生命，知识分子声嘶力竭地到处演说，为的是请求政府答应学生的要求，展开平等对话，难道学生是唯一的被压迫的人吗？难道工人、农民、市民就真的别无所求吗？为什么知识分子不能要求自己的利益，工人不需要成立真正能代表工人的工会，市民们对自己生活的要求完全满足了吗？干部们平日在机关单位里的苦闷不需要宣泄了吗？难道学生瘦弱的肩膀真能背驮得了全民族的苦难吗？难道我们必须依*某个阶层、身分的人来解决全社会的问题吗？我们难道只能等待别人，盼望甚至于制造英雄来拯救我们吗？难道我们就不能醒觉过来，去为自己的权益而抗议吗？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次革命，大家还不能明白被人解放终将受人束缚的道理，为什么大家还没有学会只有自己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的教训？四十年前，□□□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了，四十年来，大家还没有吃够被□□□解放的苦头吗，被赐与的自随时都会被赐与者收回，□当年打着国家、民族的旗帜，喊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挂着一切为人不为己的面纱，而结果呢，四十年来的苦难，有哪一滴血，哪一条人命，哪一段青春是真正为国家、为民族付出的呢？又有哪一件事情是为人民服务的呢？为他面纱后面躲着的不正是□□□那张处处为自己的嘴脸吗，我实在怕极了任何为他、利他的口号，也恨极了借利他、为他注意来愚弄人民的虚伪教育，我早就看穿了这张面纱，看透了牺牲小我之后完成的决不是国家、民族的大我，却正是用这些口号来愚弄我们的那些人的自我，因此，我和刘晓波到处奔走说明为自己抗议，为自己争取，为自己呼吁，为自己行动的必要，逢人便强调为他、利他的虚伪的真面目，我们看到的危险是，万一这个运动成功，岂不又要重复一个阶级的利益来代表全社会其他各阶层的利益的新阶级通知，换汤不换药的历史。□□以后，情况越来越难自制，广场上的口号也越来越像四、五十年前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口号，理性越来越薄，情绪越来越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气氛越来越重，甚至于到了最后变成了没有任何人再去思考牺牲的目的是什么，而只挡不住浑身奔腾的热血，仿佛牺牲本身才是真正最终的目的似的。现在回想起来，真不能不佩服□□□□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居然能把打江山与民主混为一体，而大家居然也毫无保留地相信自己的父辈们当年的所作所为是理性的追求民主，而一味地模仿早已被扭曲得认不出原形的烈士模式。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部虎去狼来的不断暴力革命的血泪史，每一个朝代都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而不遗余力地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烈士教育，教育的目的无非是培养青年子弟的愚忠而已，而不幸的是，由于愚忠烈士教育中包含了太多的暴力倾向，致使百姓被压迫得不得不反的时候，只懂得用暴力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玩火者终自焚，可怜的是不断除这种为人、利他、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烈士愚忠教育，不彻底撕破这张虚伪的面纱，不培养青年学生光明正大地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战的理性素质，则中国人的和平民主前途实在令人担忧。中国人生命的意义何在——使馆杂记中国人把放死人的地方叫做“太平间”，而中国人把社会最完美的状态称作“天下太平”，中国文化骨子里隐埋了“人死光了就太平了”的含义。中国人一生之中，最隆重的仪式，不是出生，不是嫁娶，不是升官发财，而是死了之后的葬礼、追悼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