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访谈：侯德健何去何从？（一）问：侯先生，你离开台湾去大陆，这次又由大陆被迫回台湾，经历了不少辛酸。对你个人来说，是极大的不幸。如今又像人球一样，踢来踢去，台湾不能呆，北京又不能回去，你的感受如何？答：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现代活着，只能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选择，不管怎么都要选择一个党。如果是党，现在看起来中国是最坏的东西，所以中国特别需要一些人是共产党的战略不满的人或是国民党的战略不满的人，这样的人才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中国人，而且保持自己独立超然的立场见解，并把这些见解去影响更多的人，使更多的人能够站在中国人非党派的利益立场去讨论问题，思考问题，去看问题。外国人说像我的处境就是两张椅子中间那个没有椅子坐的人，这种感受当然是不好受的，但是这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独立的中国人必需要做的选择，这就是代价，你必须要付出，我也要付出，今天没有付出，明天就要付出更多。问：你去大陆是为了寻求真理抑或是希望个人的抱负能够充分发挥？到现在，你认为你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后悔吗？答：这个对我来讲是我最好的选择，最适合我自己的一个选择，每个人对于自己都有一番设计，我的设计就是做为一个中国人为基础的设计，在台湾出生长大，然后把自己设计成为一个中国人，就必需要去大陆。在中国大陆才会不需要去思考说你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就是说你是一个台湾人又是一个中国人，或者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一个台北华人，那末这些问题却必需去思考的。作为我来讲，从一九七八年到现在，我所做的事情都是根据这个来的，这既然适合自己的选择，在这个选择里面，你就再 没有得与失，而且就无所谓短期的得与失。换言之也就谈不上后悔了。问：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音乐是艺术，不一定跟政治发生联系。无疑你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位音乐家，可是你的某些作品和行为，都跟政治扯上了关系，这样看来，你算是政治音乐家吗？答：不是，我想这个不应该有政治音乐家和政治艺术家这种名词，但是音乐家应否关心政治，在中国的统治者来讲，是不应该的，为什么不应该呢？因为所有搞文化艺术的人，都是为皇帝服务的，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你不应该有头脑。但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来讲，作为一个现代艺术家来讲，可不可以过问政治、去关心政治？我认为当然可以，既然政治上让我们这么痛苦，我们更应该关心它，可惜我们台湾香港绝大部分的所谓艺术家，我觉得还不如叫他们娱乐家比较好一点，他们供人娱乐这是很认真的。我是很尊敬他们的，提供给人们娱乐的，这是光明正大的事业，但是不是艺术家，我想这就值得怀疑了。如果一个人逃避压迫你的政治，那末你还算是个艺术家吗？因为艺术家是不应该逃避任何问题的，应该面对所有不愉快的事情而中国人最不愉快的，就是政治，既不可以去为政治服务，而又要去关心它、又要去过问它，而且要去影响它。当然绝大部分艺术家都是关心政治的人，要是艺术音乐脱离开政治独立存在的话，那末艺术音乐就会脱离现实而存在，但是艺术是允许给人家看的，允许给人听的，不能脱离现实的，既然政治是人类文化的一个大的题目，你怎么能够脱离它。问：当然，音乐也是反映社会意识的，社会意识就是政治的表现。比如早期的聂耳、冼星海、贺绿汀的作品，似乎就有强烈的政治性。侯先生，你又如何呢？你对他们有何评价？答：我对他们整个的感觉是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如果他们有像鲁迅一样清醒的头脑，那末他们就有更大的贡献，冲动有余，却没有看到事物的本质，没有看到毛××的当时的野心，也看不到××党会带给中国的一些问题，而且太容易被收买，被一个党一个政权收买太容易了，换言之就是太便宜了。问：我觉得你的民族观念，比一般的作曲家要浓厚得多，你认为这是中国知识份子，包括艺术家在内，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吗？答：这个要分两个时期，我刚开始的时候的一些东西能成为代表，大家共识跟民主主义和所谓爱国主义共存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这次在回来的中间，写了很多东西，批评了我自己曾经有过的反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因为这些东西曾经在我身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为什么呢？因为从小，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都是从这方面教育我的，是不可避免的。受这种情绪的渲染，直到我的二十多岁以后，才思考这些问题本身的意义，所以到今天为止，我更强调去做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中国人，在说中国人的问题之前先解决人的问题，我们先做好一个人，然后我们再去做中国人。所以我们现在要追求的，要要求的，要包括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的共同权利。这不但是美国人、苏联人、法国人、英国人的问题，不分是什么国的人，是人的问题。我们解决了人的这些基本权利、基本的义务、基本的自由以后，我们就强调这是中国人的特色，但是在没有这些权利的时候，我们必需要争取到这个标准再说。所以邓××说，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话，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话。这个话本身就是一个借口，是为了他的不民主、不人道、破坏人权、不自由的一切借口，这也就是说，要中国人做中国人，不能去做人。问：如今香港、台湾都流行早期的歌曲，如"夜来香"、"夜上海"、"莫忘今宵"、"波眼流"等等，这个现象是好是坏？答：我只在台湾，不在香港，这许多现象我没有注意到。问：现在台湾和香港作曲家的作品，你回到台湾后，是否听过一些？有否作过比较？是否有一些看法？是否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港台音乐界的状况？答：我对香港的评价是四个字"小家碧玉"，小器。问：香港、台湾到今天，还是十分喜欢唱、喜欢听你的作品"酒干倘卖无"、"龙的传人"，这是什么原因？你自己喜欢这两首歌吗？答：我一年写的歌并不多，我一年平均下来三首到四首歌，写得很少，大家不记着的歌还有一些。对我自己来说，创作歌曲所追求的，第一是真，第二才是善，第三才是美。那末追求的这一切必须以真为基础，如果我不真的感觉到自己是有这种体会，这一份感受，我就不会去写，我不会为了舆论去写东西，我也不会为了商业的理由去写东西。我想这些歌所以能流行到现在，关键是因为它的"真"。问：你认为纯粹为了调剂人们生活的作品，有无永恒价值？还是有政治性的作品有价值？答：这都不重要，我想是好的东西，真正好的东西就有价值，不管是艺术也好，政治也好，那末只要他是好的，是真的，就会有价值。问：笼统来说，唱片最畅销的，即受广大市民所欢迎的歌曲，还是应该以艺术标准来衡量它的好坏？答：我想一个歌的好与坏，不能以流行来判断，应该以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去判断，但是我并不排斥流行歌曲，也不排斥娱乐，我觉得娱乐是很重要的东西，在正常的社会中，大家应该有这个东西。问：你是怎样走进作曲歌唱界的？第一首作品是什么？答：那是一九七六年吧，那时候我正在大学念书，因为我自小学一直到中学，一直在乐队里面吹吹打打，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弹吉他。那时候在台湾大概七五、七六年的时候，开始在学校流行校园里的音乐，叫校园歌曲，比我再大一点点的像吴德夫、吴初之，洋全等等一些人，他们都自己写自己唱，那末我听了以后觉得跟当时的流行歌曲不一样，特别有味道，学生写自己的东西也特别的真诚。我希望有一天我自己也写东西，终于写了一首，歌的名字叫"捉泥鳅"，乐理非常简单，歌的内容也简单，就是说池塘的水满了，雨也停了，田边的稀泥里到处是泥鳅，天天我等着你等着你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我们也去捉泥鳅，小毛的哥哥带他去捉泥鳅，大哥哥好不好，咱们也去捉泥鳅。就是这样的一个我跟我第一次建立感情所写的歌，当时在台湾就唱红了，后来在大陆上很多音乐教科书里也拿来做教材，这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但脱离不开当时台湾人的普遍的一种社会气氛。大家都在注意这个事情。问：你的童年愉快吗？你最想念的是谁？答：我十岁前的童年，几乎全是跟着外公、外婆过的。他们宠我、纵我，疼我、爱我，却过了头。特别是外婆，疼我疼的是顶在头上怕滑了，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搂在怀里怕憋死了。我外婆是书香门第，父亲则是中国第一代律师，外婆算的上是人中凤，外公却是个勤勤恳恳的本份人。后来不幸外婆得了乳癌，之后又中风成了半身不遂，外公就成了屋里屋外的长工。外婆终于与世长辞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却哭不出来，也许是爱面子，上了大学的缘故。问：小时候，家里经济状况如何？答：老实说，我的家庭实在不幸，又穷又苦，我从小就怕捱饿。我到大陆七年，寄过不少钱给兄弟姐妹花，我到大陆去也未曾没有带着将来改善大家的环境的想法。我实在怕看见全家人捱饿。问：你是因为写"龙的传人"开始红起来的吗？答：我的确是因为写了"龙的传人"而走红的，但是前台湾新闻局长宋楚瑜，曾希望我修改后面一段歌词，我却因独行侠的个性而拒绝他的美意。宋楚瑜想改的是"庄敬自强"、"处变不惊"一类政治口号。我写"龙的传人"，那时才廿二岁，我完全不曾理性地去思考过任何有关龙的问题，我对龙的印象和大家一样感性，不外乎龙柱、龙舟等风俗习惯而已。问：有人批评你是一条"变色龙"，你有何解释？答：我曾在朋友的车里，听见一盒翻版录音带中，收有我的老歌，那歌词是一九八三年写的。如果读者看了我那首歌词，便会明白我究竟是不是变色龙？原词如下：《歌词一九八三》侯德健我们都曾经年少什么都不知道却只是爱笑笑爷爷和奶奶为什么会那么老我们都曾经爱笑笑什么自己也不知道却笑的月亮都弯下了腰却笑的大家都莫名其妙我们都曾经年轻什么事都不相信什么话也听不进只是漫不经心小小的年纪却总是喜欢说曾经.曾经.曾经......我们都曾经爱恋也曾相信什么都不会改变虽然我们也曾经哭泣我们的眼泪却曾比蜜糖还要甜我们都曾经很穷总是两手空空却更恋爱这一份轻松直到有一天我们开始有了一点点才发现...样样...都还...差得远......曾经有一天早已记不得是哪一年我们开始喜欢说从前说起从前仿佛没好远想要说清楚却又怕没时间说从前天...总是望不穿的天路...总是走不尽的远想要的总得不到却也从来不知道什么叫作抱怨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危险那时候我们只知道拼命向前那时候我们的汗水曾经比海水还要咸想当年我们曾经一起渡河也曾一起过桥说从前我们曾经一起上学也曾一起坐牢我们都曾经一起东征西讨也曾经几乎就快要一起走到......想当年谁不是为了理想而理想说从前谁愿意为了抬杠而抬杠想起当年谁又不是站在不同的立场望着相同的方向说到从前谁又愿意只是为了不一样就拼了命的不一样回想起当年没问完的问题很不少只是到如今还需要答案的已经不多关于我从何处来要往那里去关于可去不可去能来不能来关于有与没有以及够与不够关于爱与不爱以及该与不该关于星星月亮与太阳以及春花秋月何时开关于鸦片战争以及八国联军关于一八四零以及一九九七以及关于曾经太左而太右或者关于太右而太左以及关于曾经瞻前而不顾后或者关于顾后却忘了前瞻以及或者究竟关于哪一年我们才能够瞻前又顾后或者以及关于究竟哪一天我们才能够不左也不右一次.再一次.永远.总是同样的故事演了再演一次.又一次.永远.总是同样的叮咛劝了又劝就这样一遍接一遍总又一天我们会把所有的栏杆拍遍只不知道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年.哪一月那.究.竟.要.等.到.哪...一...天...问：理想往往是美满的，现实却是那么丑恶，当你受到种种挫折，或者说你年纪大了，又是否会感到，以前的行动幼稚、不实际、不成熟？答：我不肯定我过去正确和不正确，我没有这种想法，那末我也没有理想和现实的那种矛盾、那种痛苦也没有。如果人类因为感觉到理想和现实痛苦的矛盾时候，显然对世界本质认识不清，也就是说他想像的世界和现实世界距离太远，那末这个就是自己。你小的时候如果把这个世界想像的很美好，而发现后来这个世界不好而失望的话，你应该怪自己的教育。可是一旦你已步入成年，你应该自己教育的时候，你还盲目的教育自己就不相信世界的本质，而非要给这个世界编制美丽的谎话，那末你只是自欺欺人。对这关于到别人，对于我来讲，我是逐渐地把小时候所受到的舆论教育、虚伪的东西逐渐抛弃掉，越来越接近这世界的本质，越来越接近人的本质，所以我谈不上失望。问：你在北京天安门绝食，虽然说整个运动是失败了，但是任何革命或任何斗争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孙中山推翻满清政府，也经过九次失败教训，而后才能成功，可见任何失败都蕴育着成功因素，你究竟怎样看待中国的民主运动？答：我上面那么讲，可能有人听不惯，我举个例子来说。曾经有个名人，"六四"之前对邓××抱有很大希望，"六四"以后对邓××又非常的失望而感到很痛苦，那末这个如果是一个小孩子的话，情有可原，如果是一个成年人的话，不可原谅，你为什么对邓××认识不清呢？邓××本来就是个专政主义者，他从来做事就是这样，他就是个保守主义，他搞经济、搞改革开放是为了进一步的巩固他的政权，并非为人民谋福利。所以邓××下令开枪，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们也不会为他的开枪感到失望，只会感到愤怒。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不考虑成功的问题，我也不考虑大家认为的失败。我从没有认为孙中山推翻清政府政权是一次成功。我也不认为共产党打蒋介石把国民党赶到台湾来是一次成功，事实证明并没有成功，因为中国人没有得到好处；在推翻满清政府里面，中国人没有得到好处；统一北伐，老百姓没有得到好处，解放老百姓更没有得到好处。而更还得到了无比的痛苦。像这个到底是什么成功呢？像这种成功对我来讲，根本就没有，我去年在天安门广场上，大家称的"民主运动"我不赞成，我叫它"抗议运动"，不能称做"民主运动"。"抗议"大家心里有压抑，要发泻，抗议表现自己的愤怒要反抗，表达愤怒无所谓成功。要撤退，对运动的成功就是"抗议"，这个路是永远走不完的，就是美国也有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而是随时都可以抗议，而不受到危险。那末你们要抗议你们就去抗议了，得到大家同情支持，你们就成功了。我并没有对去年的运动有什么幻想，要推翻共产党，我们并没有要推翻共产党。到今天为止，我也不愿意推翻共产党，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而且推翻了共产党以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觉得一点点道道也没有，我觉得可能中国会更坏。国民党不好，共产党把国民党推翻了更不好、更糟，共产党今天不好，把共产党推翻了会好？我绝对不相信，凡是用什么方法得到的就会用什么方法失去，千真万确。枪杆子拿下来的政权，就会被枪杆子夺掉，永远这样子的不停止的循环。所以我才去与军队谈判大学生撤离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广场上有些乱，我不清楚，但是我可以保证百分之九十九在天安门广场、在最后的一批人是活的，没有问题。大家完全可以不必理会天安门广场上死了二千五百人的这种说法，天安门广场上有大屠杀的说法完全不必理会，绝对是假的。问：你的许多感受，喜欢与仇恨，是否用音符就可以充份表现了？如作家写文章一样？答：分两部分，一个部分是，创作只是一种欲望，一个人去搞创作的时候不在乎他是用文章、歌曲、音乐、绘画，或者是去做一件家具木工。人类本来就有这种创造的欲望，有些人强有些人弱，但是一定要有，这个人才会走上创作的路，一个人走上创造的路，不外乎杜甫所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个本身就是一种创作的欲望，想跟别人不一样，想把一种感情表达得更淋漓尽致，更准确。问：你喜欢作词、作曲、唱歌是先天性还是后天性？你最喜欢和崇拜的作曲家、歌唱家是谁？答：这些都是天生的，我是天才论的人，就像跳高一样，你让我再去苦练二十年，也跳不了朱健华一半高。生活在中国，破坏、扼杀天才的传统文化之中，在中国做一个有天才的艺术家是总要除了天份外还要有更多的勇气，我最喜欢的音乐家到目前为止都是外国人，包括写词，我最喜欢的也是外国的文字。问：你学音乐、搞音乐，家庭有否给予帮助？抑或是扯后腿？包括你早期的女朋友在内？答：没有，我跟我的家人关系很淡薄。因为我父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已经离婚了，所以我跟家里的感情不太深，家里也很少干涉我、帮助我。问：听说程琳在歌唱界成名，是你一手指导的，愿闻其指导的方式与过程。答：没有，我曾经和很多的歌星合作，包括过去台湾的李建夫（应该是李建复吧-Landy注）、苏芮和大陆的程琳，这些人我从来没有对她们进行过任何指导，都是她们的天才。她们不需要我教，她们唱得比我更好，这是她们成功的原因，她们也帮助了我的成功，她们把我的歌唱好了，让我也能成功，我的心里想象要做好一件事，要把最好的人集中在一起，就能做好一件事。问：你认为你在作曲上的成就，是苦学而来，还是天赋的成份较多？你欢喜作曲多还是欢喜自弹自唱较多？答：我想百分之八十都是天赋，举个例子，我小时候去看电影，离开电影院后，电影里面的音乐我都能哼，我以为每个人都这样。长大了以后，我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这就是音乐记忆力，是天生的。问：有人说你在音乐理论修养方面，不如你在实践上来得扎实，这是实情吗？答：没有，我根本……到现在也没有理论。所谓的音乐理论，只不过是一个音乐的美学而已，至于美学这件事是一个主观问题，别人对美好的肯定的经验当然对你是有帮助，但更重要是你自己主观对美的感受。我根本没有写过任何音乐理论，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按照我认为美的方向去做，我并不管它会不会理论，我永远不会有会不会理论规矩的问题和烦恼。我觉得任何的理论都是跟着创作走的，而不是创作跟着理论走的。一位哲学家讲得很清楚：理论就是牛尾巴后面的苍蝇，必须先有实践，再有理论，不可能根据理论去画出一个实践来，这就是共产主义失败的最大问题，你先有一个框子，再照这个框子依样画葫芦绝对画不出来。中国的诗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诗经的原文我已记不清楚了，意思是说"有感而发"吧，你没有感觉你怎样会有作品呢？问：你对幸福、快乐、痛苦、悲伤这些主观感觉，有何标准？你认为你在哪一个时期，或哪一些事情上，令你有上述不同的反应？答：平淡的生活可以有着它的作品，比如说写小说的人，平淡的生活可能对他们更适合一点，也不一定，海明威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转帖]访谈：侯德健何去何从？（二）问：今天我来录音室访问你，可见你在工作时间安排得极为紧迫，你觉得忙一点开心，还是悠闲一点开心？答：这需要两个相互交换最开心。既不能永远忙着，也不能永远闲着，它是一种自然规律，静极思动，动极思静。我是按照我自己的情绪去做事，我情绪想到的东西，我就去做，不管多忙想要静，任何理由也不能让我去做这个东西，不会去动，这个问题也是随心而为吧。问：你相信命运吗？你相信斗志吗？这两个不同的矛盾的信念，你是否同时都接受？答：我相信命运，我相信在我们所期待的这个世界和真正的世界是有很大的距离的，这个世界有非常大的部分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部分，而这个部分，往往人把它叫做命运。提到命运时，我就想到这是世界上我们未知的部分。这个部分怎么会不存在呢？当然存在，但是因为它是未知的，你不能对它有所改变，那么你能做的是怎么呢？那就是意志吧。问：你的遭遇你认为不幸吗？是社会的必然，还是政治在愚弄你的结果？你后悔吗？但是历史是不能倒流的，你唯一的出路又是什么呢？答：我觉得这不是不幸的事情，我觉得非常愉快，我觉得不去讨债，是非常愉快的，付出代价是理所当然的。我非常得意自己的这种处境，我认为这种处境可以帮助我思考，而且帮助我做出更多的事情，我很喜欢这种处境。问：你打算去国外发展吗？如果去国外发展，又会在什么岗位上努力？你有去外国的条件和机会吗？答：对，到外国去发展。没有考虑过，我想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个不需要去担心的，我是个人，我是个男人，怎么可能不找女人呢？还是一样的，酸性二百八，自然也是好一点的，但程琳的事情倒并不是突出的事情，我们过去相处得也不太好。问：你对现代青年男女的恋爱观、性开放主义，赞成抑或反对？这牵涉到私生子及堕胎问题，你认为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是否有保留的必要？答：我想对我来讲，我个人没有这么一个问题。我已经过了需要和思考这个问题和对这个问题困扰这个阶段，对我来讲好像这不是问题，因为不需要讨论，因为从来不找我麻烦。那么中国文化保守封建意识实际上跟其他的中国文化的糟粕一样都是应该去掉的，都不应该留下来的。现在不说大道理中国十四亿人口就不能够再继续生下去，而中国还这么不停地制造人口，很大的原因，都是传统保守的文化。所以性开放我是完全主张的，完全必要的。问：有一位北京姑娘，幸运地移民到比利时，她立即引起当地人的猛烈追求。据说当地人喜欢她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她反对性开放，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当地人觉得若能娶她为妻，就有安全感，更无戴绿帽子的危险。这个故事说明东西方婚姻观念截然不同。侯先生你对男女关系有什么看法？你在男女问题上奉行的是什么主义？答：这个故事我听后最大感受主要是杂交优势，不同的文化互相发展对方的优点，让这两个文化优点都体现出来，都变成有价值意义，这个非常好，应该杂交。中国人应该嫁给外国人，也应该娶外国人做老婆，世界和平很有效果的一个办法，就是杂交。对，稻子在杂交，人当然得杂交，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脑子要杂交，而不是血液要杂交，东西文化要杂交，中国再不可以抵抗世界民族民主的自由和人权的潮流，必须跟他杂交。中国是抗拒杂交，为什么拒绝杂交呢？为的是封建的保守的传统观念。文化不能杂交、制度不能杂交，什么不能杂交呢？其实都要杂交，不杂交，就要灭亡。问：你今年几岁？籍贯何处？在哪里读书？在校时，功课成绩是否以中文为最好？答：我是五六年十月一日出生的，现在刚刚过了三十四岁。我在学校不算聪明，我小时候不觉得自己很聪明，反而觉得自己挺笨，但也不算顶笨。我觉得自己比别的小孩懂得少，因为我上面没有哥哥，没有姐姐，别的小孩可以向哥哥学到很多东西，而我没有，所以形成我非常喜欢学东西。我不愿意落在人家后面，为什么人家知道，人家懂而我不懂，我没有人教，我没有哥哥姐姐，那么我只有自己想办法去学。我的成绩一直不好，所谓不好，主要是在个人，总是考不到前三名，但是也不会在后面，十名以后也不会，就是这么半吊子。我对读书没有兴趣，我对学校里面上了功课去考试也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书本里的东西没有什么道理，并不值得我们这样去做，并不值得我们这样去花功夫，去花时间，很浪费。但是每次考试，不管有多少人参加，我总是成绩考得非常好，像考大学一样，台湾每年有十万人考大学，国立大学录取很少人，大学一共录取一万多人，国立大学录取只有几千人，这几千人里面要想考到最好的国立大学，像台大、清大、政大、交大，起码是十万人中间的一千名，我考的是政大，没有问题，我考的是会计系。我到二年级还是不及格，后来转入中文系，主要是轻松一点去做其他的事。我在中学里体育还是好的，我十五岁，这么高，还比现在重，我是在大学里得了病瘦下来的，那时疲劳过度。问：同学中有情同手足的同窗吗？有难忘的女朋友否？答：女朋友印象都不太深刻，因为多了就不深刻，少了就深刻。男同学就很多，有好几个相当不错，有一个从小就很好的。音乐界有很多好的老师，姓“宣”的老师，教我音乐的老师，我那时已经开始做音乐工作了，我的老师教我听音乐，介绍我认识各式各样的古典音乐。后来我才发现我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唱歌很容易，唱古典音乐比较难，我可以把小提琴唱完唱中提琴，中提琴唱完唱大提琴，我耳朵可以听出来，以后唱学音乐就是要多听。你想学诗词，一个办法就是要多背，学音乐也是这样，就是要多背。你会唱就是背，像电脑一样，*记忆，记忆不同的音乐，不断去体现更多的音符，记忆越多活动的空间也就越大，必须要用不断的记忆更多的音符，旋律节奏，乐器的变换方式。问：你喜欢看哲学书吗？有否受哪一派哲学派理论的影响？你相信唯心论还是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你在大陆时期是否阅读过？有何感受？答：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美国的智商测验中心，他们测验过所有北京大学的教授和研究生，花了五年的时间，我的记忆力是最好的。测验的方式很简单，每隔三秒钟数一个数字，那么这些数字是无机的组合，没有道理的组合，然后数完以后让你倒回去数，得倒回过来。在我之前有一个人说了九个数字倒不回过来，倒过来的时候，十个数字我也可以背，十一个我也可以背，十二个字我也可背过来了，测验中心的老师就过来看，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背这么多？我问他们还需不需要测验十三个字，他们说不需要了。我记得上小学特别是中学的时候每个礼拜必须要背一遍国文，背一遍英文，学校规定的，然后每星期一上学时抽签，谁抽到就上来背，背不出要惩罚，我这二门最不肯背，一般抽了五个同学上去背，我排在第四个背，我就赶快听一遍记一些，听第二遍，记一些，听第三遍我已差不多全记得了，第四个轮到我上去背，我就可以背出来，那么还差一点点，但比较起来都能过去，没有问题。如果一面书三百至四百个单字的英文小文章，我大概可以从头到尾仔细的读三遍，我盖上书就能背，就可以背出来了。我在学校里英文是免修，我很喜欢英文，跟我爸爸有关系。我爸爸是英文老师，英文不能听就不能讲，而且你不能听清楚的话，就不能讲清楚。所以我在泰国做工的时候，我第二个月就开始讲泰文，上街买东西，打电话、跳舞聊天都讲泰文，我去收集泰文，一个词一个词收集组合，然后第二天我就开始说了。中国的方言我不会的，只有蒙古、新疆、西藏，其他的都可以学，像鸟一样，像鹦鹉一样，用音节表示，你讲一遍，我也讲一遍。我在大学里面中学也一样，常常模仿老师讲话，学老师讲话，然后去教导去模仿，老师会不高兴。我唯一对哲学的理论有兴趣的就是尼采派的理论和实践，我最喜欢的是尼采，就是“与人为本”的哲学。我比较不喜欢苏联的共产哲学逻辑，考试也考不及格，凡是脱离人的本质的东西我都没有兴趣，我不反对马克思主义，他是一种学问，为什么要去反对它呢？如果把他当做一种统治的借口和工具，不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我都反对。所以反对究竟是反对什么？这个要搞清楚。作为大陆共产党的理论，作为道理，哪里有共产党作为道理，没有共产主义，这是空想，根本不存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作为大陆所有的，只是列宁的独裁，列宁的专制，和中国文化的专制，毛泽东的名功利主义和列宁的专制主义，没有看到共产主义，也没有看到社会主义。那么你要反对共产主义，你反对不到他，你要反对法西斯主义，你要反专制，反独裁，那么你就可以反到他了。问：我想知道你对民歌、艺术歌曲和流行歌，有些什么不同的看法，你创作的“龙的传人”、“酒干倘卖无”等……都非常风行，但它的艺术价值，是否能和艺术歌曲、民歌相比呢？答：以前我也试过，不是很成功，关键是因为现在的流行歌曲本身有他的局限性。因为过去有局限，所以它很难成功，我认为本身就有人听，没有人听就没有意义，我看不见得。我当然倾向流行歌，民歌和艺术歌曲都是古董吧！跟京戏一样的没有什么再提倡价值吧？我认为听这些艺术歌曲和听京戏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听民歌也差不多，这是跟鉴赏古董差不多，跟玩古董差不多。这两样东西都没有现实意义，那是文化艺术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要有现实意义。因此我赞赏流行歌。问：你有宗教信仰吗？你能解释科学家为何也信宗教？你在彷徨苦闷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内心需要一种神的力量去支持你？答：第一个我认为科学家指的上帝和一般迷信上帝所指不同，就跟我所说的一般人所谓的命运，跟我说的世界上不可知的一部分意思不太一样，一般人说的命运就会说的发财呀，我说的命运就不是这么回事，但我对不可知的东西是抱尊重的态度，那是我说我没有这个需要去造一个信仰，或者上帝什么的，找不到任何一个感觉。问：你是功利主义者还是国际主义的艺术家？答：我是功利主义者，我经常对人们说是功利主义，但是功利主义和国际主义也有相同之处，以人的尊严，以人道为基本的立场，那么这个倒是通的，与国际主义有共同性的。但是我并不强调说是要把国家的界线取消掉，要求世界一样，没有国界，没有文化的差别，这个我倒并不主张。我是一个艺术家，一个唱歌的，一个写歌的，我连人都做不了，还做什么艺术家？所以我心里就变成，我在大陆有苦难，有苦闷，有压抑，所以我要不要考虑，要考虑就到天安门的广场去绝食，怎么样？就是这样子，这并不是说我超越了一个艺术家的本份，二是说我去尽了作为一个人的义务。没有这么去做的人，才是没有尽到这个本份，而这么去做的人，并不是超越了本份。问：具有上述理想的人，心胸一定很广阔，对金钱物质的追求，应比一般艺术家淡薄，你究竟对功利主义有何看法？答：对功利主义的看法，我在写书的时候，曾经请我的一个朋友来写介绍我的一篇文章。我的朋友就写我是名利欲望非常重的人，那么我就把这个文章交给联合报总编，联合报总编非常惊讶说哪有一个写自传的人把自己写成名利欲望非常重的人。我说我是个名利欲望非常重的人，而我的朋友就这么写了，难道不能够发表吗？然后那个主编就告诉我说，哪怕事情是这个样子，哪有写文章自己说自己的？与其说自己说自己倒不如说自己去隐瞒自己，你对的。那很可惜，那个主编仍旧坚持不用，但现在呢，你既然来问我，我就再跟你说一遍，我的名利欲望比一般人不但不轻而且更重更重，但我是很在乎是怎么来的？钱是怎么来的，是否是正道，是否用得独立，是否是有尊严的。名利我是更重视，关键是什么名，是什么样的名。现在大陆上社会科学院有个叫合兴的，现在也出了大名，为什么会出了大名呢？因为在去年六四之前就写信给李鹏政府表示忠心，然后骂方励之、刘晓波是黑手，然后在报纸上大写社会主义优秀啊等等，这些马屁文章，合兴这个人现在出了大名了，像这种名我也不需要一顾。而现在中国人坏就坏在要求别人不要名利，而自己利欲熏天，那么结果造成中国人去制造一些假的、虚伪的偶像。像毛××的神化，好像毛××连吃饭拉屎都不会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中国的文化虚伪的地方太多了，中国人的文化诬蔑对人的本质，共产所有的东西。大陆所谓的这种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不体现人真实的本质，所以造成这个假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我们不怕任何人去爱名利，而是他去爱得有没有道理。譬如说：每一个人都想去当主席，每一个人都想当总理，这也是坏事？这不是坏事，坏事是什么呢？他当总理当得不正，他没有通过正常的途径去当总理，他不是人民要选他去当主席，去当总理，而是自己内部搞个秘密活动，秘密政治活动而变成了主席。问：你还会惦念起和你一起绝食的另三位朋友吗？他们的不同遭遇，你认为是时代的悲剧人物吗？答：我认为他们是与我因我志同道合，那么，他们都知道要维持、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必须要付出代价的，他们都有准备。刘晓波、高新“六四”以后没有一个跑的，都在家里等着来抓，刘晓波到现在还在秦城监狱里面关着。他们不想逃，而且有很多人不想逃，希望在家里等着来抓，大家都知道要付出代价的，那么大家都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去付出代价。问：“六四”后，很多民运领袖都逃出大陆，并在巴黎成立了“民阵”，中国民运的重心似乎已移到海外，你对此有何看法？答：我的看法是这样，中国的民主问题必须在中国起，到任何地方去是没有用的，这就是我为什么到今天还在考虑，而且一直在强调说，我还尽可能的想办法回到北京的原因。在外面做不了什么，当然回去也做不了什么，但总是比在外面好。争取国际上的同情，你在内部做什么能够争取到更多的同情，你在外面做什么不需要。我认为是不需要，我认为外面的人可以争取做更多的事情，大家都在自动自发去做，不需要里面跑出来的人到外面做才行。在里面的人也要想办法去做点事情，以和平的方式，理性的方式去做点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六四”之前我和周、高明明知道一定会抓起来的，而且也不知道抓了之后到底是什么后果，我们还是要去开记者招待会，写公开信给中国领导人，要求释放刘晓波和所有的政治犯，我们难道不明白这样做是会被抓的吧？我们当然心里清楚，但是做不做呢？必须要去做，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获得了全世界的注意，那么这样做是不是比你在波士顿、巴黎、纽约、伦敦做更有效呢？我认为是更有效。我过去认为，要想尽办法去把所有牢里的人救出来，而今天我感觉到既然不能把他们救出来，咱们就一块去坐牢吧！国际同情、压力这都是有力的东西，但是怎么去争取呢？我想还是在大陆做点事情比较恰当。问：知识分子往往被看成是秀才，认为秀才手中无兵，造反十年难成。如此看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了？但是许多军事强人本身就是知识分子，你觉得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才算正确？答：我认为知识分子就不该造反，我也不认为去年的“六四”就是造反。知识分子应该引导其他大多数缺乏知识的、没有知识的人去走一条更理性的道路，一条更理性更和平能有好处的道路，能得到改善生活的道路，能够真正争取民权和自由的道路。枪杆子永远争取不到民主，枪杆子永远不会带来人权，枪杆子永远不会带来自由，枪杆子只能带来权力！对，带来政权。所以，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不是造反；知识分子应该要做的，提出来自己理性的看法和主张，而且以和平的方式去坚持这种主张，而且为了实现这种主张而去付出代价，这样去唤醒大家，让大家明白我们应该这么做，这么走。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当陈独秀、胡适之在北京搞新文化初期运动的时候，毛××在北大图书馆念书，当管理员，当时毛××心里想的绝对不是自由，绝对不是民主，绝对不是人权，他想的是政权。所以他认为陈独秀、胡适之他们这些人有个屁用，我回湖南搞我的农民运动去。那么，对毛××个人来讲，他是成功的，但是对中华民族来讲却是一个最大的失败，中华民族为什么会去选择毛××？这么一个罪魁祸首，这么一个造反狂。那么这是中国文化最非理性的一部分，需要思考，需要去冲淡一下，而没有办法听进去的理性的声音。胡适之、瞿秋白、陈独秀这些真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不能掌握新政权呢？关键就是中国老百姓不需要理性，人民不需要理性，人民需要愤怒，是冲动，毛××满足人的冲动。今天我们再来看，知识分子究竟学瞿秋白，学陈独秀还是学毛××？当然应该要学瞿秋白，去做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理性主义的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不该首先去摸枪，而必须去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去坚持自己的看法和主张。问：但毛××的成功毕竟证明造反依*和平理性是不能达到目的。而且，有人认为，中国文化落后，文盲太多，群众对民主还无认识，搞民运不会得到人们的支持和参与，你同意这种说法吗？答：你的看法是，用和平的手段不能去争取。我的看法是用武力的方法永远争取不到，永远达到不了这个目的，那么用和平的方式还有一些希望，用武力的方式绝对只是重复，我认为文盲、看不懂字的人不一定是不懂得道理。你譬如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一个唱歌写歌的人，我相信听我歌的人不一定认得字，但是都听得懂，能不能向他们传播一些人权民主、自由的信息，我看可以。英国三百年前搞民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文盲比例比中国大陆还高，可以搞，不是不能搞，我看可以搞。新鞋子与旧鞋子----与侯德健一席谈侯德健精瘦，但瘦中藏神，以致于我在某种意义上把他认作了哥儿们。不幸的是，尽管我三番五次地上门"巴结"，却也从未见一口茶水；与此同时，侯德健的"白肯"却是一根又一根冒烟，即便如此，哥儿们的观念并未淡化，我这个本来不是为套近乎的小兄弟，反倒乐得不念及冒傻气或遭冷落的悲苦，只一味玩赏他的自得与悠闲。有一点无疑很讨厌，侯德健脑袋瓜里的东西太稠，对所有前来乞求谈点什么、掏出点东西的人一律强求实施"问答"式。他建议人家使用录音机，且自以为他侃侃几小时长谈本身就是价值连城的作品。他自信得相当可以。你不可能用你的主观或是小聪明描述一个侯德健。侯德健的故事只能让他自己讲才最像故事。侯德健的不是内容不是形式的种种玩意儿怪怪的，只能从他的口里传达出来才最是那么回事，你只好让路。而且，你提问的时候想一下触及他的兴奋点或是痛处也并非易事。我提的问题就糟透了，所以直到问题结束，我对侯德健其人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然而，我不十分惭愧，因为，读透他本来就需要功夫。而我呢？我没去过海峡那边，我只是道听途说；我没见过他从小到他生长的土地；我甚至到如今还未见过广州，没见过广州城里那片侯氏绿舟；我没有"过来人"的体验，我对周围发生着的一切熟视无睹。而对他来说，周围发生的一切，部分在他预料之中，部分远远在预料之外，他习惯着也愤懑着，我不是。我怎么能够完完全全地了解他呢。我们相去十万八千里，别看我们有点地方真像哥儿们。侯德健写歌、唱歌，他跟所有其他写歌、唱歌的不一样，他奇瘦，他越海峡而来，他自有他的别致，他带来了他的新颖。我们的问答就这样展开了，W是我，M是你，行吗？侯德健暂时就是M了。W：那时，我傻睁着双眼盼望你的到来，我见你缓缓地唱"龙的传人"，我见新闻界喧哗着一波又一波。我不明白为什么你把你的存在远隔着大海从那边移到了这边。时隔5年，我又见你唱"龙的传人"，似乎更缓慢，还有点简简单单，我心里实实在在地沉了一下。我说我非得找到侯德健，让他说前后两次唱法有区别，让他承认5年来的生活给了他5年前不曾有的心理背景，现在机会来了。M：差别是有的，没想到你竟感觉出来了。（他开心大笑）"龙的传人"在台湾及大陆引起骚动，那些习惯于用政治去套一切的人急忙给它附会以政治内涵。我常想，什么时候能把爱国主义提炼成不为任何目的服务的纯粹的爱国主义？几千年来，我们把什么都当成爱国主义，这极令人烦恼。本来，我以为30岁以后不会再去辛苦地追求，但俗话说"语不惊人死不休"，我想挣脱"龙的传人"的包袱，走得更远。1980年4月我到了泰棉边区考依兰难民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回来之后我写了6万字的追述，题为《龙的传人》，由台湾一家最大的出版社出版。再以后，我拼命想对自己所受的教育看得清楚，这教育完全是传统的教育格式。上大学时每看电影，都要全体起立奏国歌，那时刻我觉得蒋介石跟希特勒、墨索里尼没什么区别。我看着前面跟我年岁相仿的学友认真地唱着的样子，奇怪他为什么能够这样？这样麻木，我抬头朝他头顶敲了一拳，然后做无事状。以后慢慢地，我有了一种想拉开距离的愿望。1983年回到大陆本身也有距离感的问题。《龙的传人》之后，我又为《搭错车》作了主题音乐及主题歌《酒干淌卖无》等，我以为在台湾已经完成了我的高峰。当时我有过去英国学 影的想法，但后来又明白这等于自欺欺人。我也很传统，我不是一个能搞好纯艺术的人，这不是我的特长。我决定回大陆，一头钻回去之后，会怎么样？我没想过。（侯德健 纳《龙的传人》的复印件给我看了。书的代序由他的同学孙玮芝所作。那上面分明写着："青年民歌手侯德健创作的新民歌《龙的传人》得到海内外中国人空前的热烈反响，其中却有若干人将这首歌附会以光荣、庆功、甚至沙文主义，把这首调性属于哀愁的小调的歌，当成进行曲来唱。原因之一是：《龙的传人》透露的信息，多少涵盖了优叹、哀伤、警醒、耻辱，若干人不愿、不喜认知。侯德健创作这首歌的动机，乃是基于一个艺术家忠于感觉、力求对事体作整体观察的精神，将他所感受到的作为一个当今中国人的生存情景，经由艺术的象征传达给人。"《龙的传人》让侯德健红得发紫。但当无数个欣赏者尚处于澎湃与激昂之中时，他已静静地、有条不紊地开始了赴泰棉边区的准备。我们的艺术家务实去了，他甚至把他的两把吉他送给了难民，而"若干人"却拿着他的感觉与精神大肆地开着玩笑。）W：你具备这样一种魅力：让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虽然与你远远地隔着，也固执地惦记你。我很喜欢你刚才"距离感"之说。你来了，便实现了与台湾拉开距离的愿望，但同时又消失了与大陆的距离。那么5年后的今天你正在想什么呢？通过距离感的得与失，你比较一下台湾与大陆，行吗？你是不是也恰好在这种过程中明白了早先你不能想象的到大陆的代价呢？代价是什么？很沉吧？M：我觉着已经到了一次拉开距离的时候了。我来时就说，多则5年，少则3年，我会走的。你说让我将大陆与台湾作比较，倘若比较要写一柜子的书，比不完的。就人的成长环境言，台湾与大陆的不同在于环境温度的差异。台湾象个温室，极易生长，但不管怎样，永远长不过温室之顶。我已几乎把这室顶顶穿，而不能继续生长当然是太难受了。在大陆生长，成果最大，代价也最大，5年后的今天要论代价，可以慢慢地叙上一月，成果只能寥寥数出，更多的是数不出的。但这样的成果只有在大陆才能获得。有香港朋友对我说："到香港来吧！"我不会去的，香港不是我的市场，我的东西只有在纯粹中国传统中成长的人才会听。香港要学会听，得到1997年。我对他们说，你们现在只能听英美的，这不是坏事，这是一种幸福。这是他们生存的时间与空间决定的。（侯德健神情挺认真的，但并不严肃，这正如他的歌质朴而不简单一样，纯味不走，却也无玄虚。他时不时站起来走动几下，绿色宽松式大袍子套在已经穿戴整齐的身上，自由中透着舒展。）W人：听说最近你又有盒带要出了，这是你继《歌词__1983》以后的新作吧？你所有的歌，比如《夜行货车》里的《老张》、《搭错车》里的《酒干淌卖无》，尽是随随便便的，大白话一样，却让人听起来想哭，唱起来难受，你是怎么写出这一系列的？我们都说侯德健可够了得的。M：我不知道，我的东西是不知不觉间成的，可能我躺在窗上想起一段歌词，跑到卫生间又飘出一段曲子，记下来就成歌了。我对形式的东西没有太多的看法，我总是读书，对书本身是什么不介意，在我的东西里有各种方法藏着：我写的东西，可能是故事，是随笔，也可能是似象非象的理论。我讨厌将理论假设以目的，再将历史涂抹上，使论点得到证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种便宜事。艺术二字实际是人类的活动状态，艺术感觉在每个人身上都发生，它并不单方面是白纸黑字，更不以固定形式传达。它往往是感情的东西，不必*单一的手段，甚至当一种表现方式还未被承认时，任何一种形式都可以揉合进去。最清楚的干净的拍马文章是不能说清这个世界的。（艺术感觉可以模糊，审美的判断却必须明晰，虽然侯德健的创作灵感飘忽不定，而其美的走向则说东不西，这就是为什么侯德健的东西一听便知、一见便知晓的原因了。）W：据说刘晓波跟你挺铁的，他的一系列"肆无忌惮"的文艺批评文章掀起了文艺界稀有的旋风，你对此有何评价？M：我特别喜欢刘晓波，我喜欢他的原因是他善于直言，他冲我笑说："你写的忧郁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喘不过气啦，你能不能换个写法，让我偷快点。"对于我来说，这样的话太少了，吹捧的是东倒西歪，骂杀的是太不象话，刘晓波的基调本身就完成了一件事，而不需问这种批评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而事实上他已经令我思考：我以后能不能在他的提醒下作出以前的作品呢？我们一贯缺乏文艺批评的传统，批评本身就是一种手段，他在我们的历史上是少而又少。（刘晓波已经远征挪威了，侯德健在电话中冲刘的老婆大喊，不知这小子在那边混得怎样了？完了之后他对我说：是呀，哥儿们挺多的，现在愈来愈少，因为人家陆续走了。）W：在台湾，你生活了若干年；在大陆，你感受了5年，可以说，你接触了中国人的这一面和那一边。那么，能不能以大陆中国人为模特，谈谈你对"中国人"也就是所谓"龙的传人"的主要看法？M：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让中国人不得不现实。人的需要有多种层次，而自我超越的需要属最高，我们的历史很少到达这个阶段。我们的政治气候从来没有让我们安安全全地、天马行空般地生活过。这晃年，功利主义兴盛。你要让我帮你做件事，我也一定得让你帮忙，起初我犯愣，后来发现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是交易和买卖，而是我们生活中缺少一种让功利主义公开化，让交易合法化的大河，这就是货币的正常流通。由于缺乏这条大河，我们急功近利的心愿无法实现，于是自发地产生了各种各样怪诞的方式，其总称开玩笑叫"后门交易所"。货币本身无对错之分，也不是资本主义才有的东西，马克思针对资本主义的也不是货币的问题。由于理解的误会，我们的这条天然河给堵死了，现在则开始人工挖运河，有比没有好。（有谁敢这样直言吗？除非他什么也不是。侯德健就是这样，他没有公职，他甚至不是音乐家协会会员。他可能有点片面，但片面不是反动。）大陆给我生长的养分W：事实证明，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大陆并没有给你胜于台湾的富有与音乐上的明显收获，但言谈间不闻你任何懊悔之言，奥秘何在？M：台湾令我窒息，大陆给我生长的养分，只是给予养分的方式大大超出我的意料，在这一方式中我获取了对中国人彻头彻尾的理解。以前读《三国演义》、《水浒》，以为是好玩，现在知道是活生生地在生活里上演。我在这两本书里没发现自己，在《西游记》里找到了，并且终于明白了这其实也不过是一个骗局。中国知识分子一向目的性很强，想做孙猴子也是这目的性造成的一个悲剧。不久前，在广州某次学术座谈会上，人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向猪八戒学习，发扬猪八戒精神。"就是要学习做人，不做神。在台湾问温室的时候也是在做孙猴子。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以至于放下孙猴子的架子，心甘情愿做猪八戒，真真正正地做人，这是我在大陆所获之最。（为求人的意义，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做八戒，傻瓜也能体味这一选择背后痛苦的代价。多少年来，孙猴字受着唐大圣的诱惑，老百姓中着孙猴字的计谋，全都糊里糊涂不知为何活着，目的性时而很明确，可惜这目的原来荒唐无比，呜呼！）三十岁以后才明白，大江东去，浪淘尽，一代一代又一代。W：从孙猴字落地为八戒，整个是天地之异，竟然悠哉地活着，谁助了你？M：从天上掉下来没摔死，原因之一得感谢程琳。我所了解的大陆许多是源于她，这个在"文革"中生长起来的女孩子使我看到了一个 新世界，这世界许许多多的东西是我完全陌生的，她的内涵不是她小小的年纪所涵盖的。起码一点，我先前的大男字主义是让程琳给教育了过来，我以为中国的男女平等的实现是抹煞不了的大功绩。程琳是我在大陆最为亲近的人了，程琳和令一些人使我在被爱与被压的经验中做出了去当猪八戒的决定，这个大成果的芬芳可是慢慢地才觉出的。三十以后，才明白，要来的，早晚会来；三十以后，才明白，想爱的，尽管去爱。W：说到程琳，请你原谅我这样的敏感：当你出现在大陆时，当你与程琳刚刚合作时，我料定你们终究会成为恋人，后来你们结婚了，社会上众说纷纭。有人说候德健拐骗了少女，有人说程琳捞到了一个才子，说东道西实在都是因为你们太合适。说说你们俩的故事吧。M：我们相遇了，这是缘分，不需要太多的注释。是程琳给了我一个 家的概念，她对这个小家很重视，在生活上花了很多时间，我愿意她多搞事业，但她对事业的欲望起码和我比还有些差距。可是，她的音乐才能是天赋的，她的音乐潜力在中国是无人能助她充分发挥的。程琳还年轻，过去她是不小心出了名，今天她已是大人模样了。不久后，我们将去英国和法国走走。（侯德健这样说着的时候，程琳不在。程琳一个人在广州，准是玩命呢，要不她不会舍下她的先生。程琳的妈妈在我们交谈的时候，时而进进出出，整理内务。换沙发套，洗烟缸，送药。侯德健的家具不具备他的审美层次，他说他对一切外在的形式不介意，那家具全是朋友帮着挑及搬的，沙发套去掉时，他才知道那沙发芯是绿色的。侯德健还是一个药罐子，程琳的妈妈在女儿不在时一如既往地疼着女婿，且对他说：该喝了，一会要吃饭了！药老是喝，肝也一直不好。我突然想，对侯德健这样一个人来说，肝要是太好了，说不准会天天上火的。而现在，许多事情令他生气，他禁不住骂"他*的"，但他没有真火。）（三十以后，才明白，变化比计划还快；三十以后，才明白，一切都不会太坏。W：40年间，台湾与大陆互为神秘。今天，随台湾同胞大量返国探亲，双方的交往会较前频繁。在这种频繁的交往中，你以为先前那种由于杳无音讯而建立的深深的眷恋会减弱吗？一方会对令一方失望吗？M：在此之前台湾对大陆的认识及大陆对台湾的了解都是片面的。双方的任何一次新的了解都不会次于片面的描述。台湾与大陆共同的根是中国传统，官僚主义的嘻嘻哈哈的官腔同出一炉，一些激进的青年人的所思所想也是相当一样，我在大陆的哥儿们与在台湾的哥儿们从气质到行为就几乎一模一样。不同的是，台湾是美化的，大陆是苏化的，其外在呈多化与单一的差异。有台湾来的我的同学把我称作台独和中国联邦分子，我差点气死。我身上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但我无疑又是一个顽固的反传统分子。我到大陆来时就没想过会给大陆带来什么东西，我只想能拿点什么，台湾与大陆就应该在互取的过程中补充自己、了解对方。我对台湾来的朋友说：千万不要把你们那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带到大陆来，这样只能增加双方的摩擦，而我们首先需要的是了解。（在大学里，他就主张把不合时宜的"二十四孝"从小学的课本里删除，他坚决地痛恨腐化的传统。他以为我们最好能丢掉以为在家里当个老大就很过瘾的狭隘。）你伤透的心灵，是谁的错；那难过的日子，你怎么过。W：不久前，你的父母大人到大陆来了，报上登了二老会见程琳时乐呵呵的笑容，你则在一侧窃笑。听说你还陪爸爸去了一趟四川老家，感触良多吧？从四川返回后你忙于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