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文坛非正式女盟主:苏珊·桑塔格传-2

一九五八年在法国,桑塔格亲眼目睹了一个由作家、思想家和电影人组成、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关系密切的小团体。他们属于精英阶层,为她期待达到的状态树立起一个榜样。尽管不断与丈夫有书信往还,也能想象与他分享她远在法国的时光,但是,她此时的婚姻生活,正如她后来所说的那样,是太风平浪静了。临近一九五八年年底的时候,她决定回国,告诉她坚定而可靠的丈夫,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铸就成功(一九五九 —— 一九六一)桑塔格回国,里夫到机场去接。他们拥抱。他们朝车子走过去。他车子尚未发动起来,她便提出了离婚。他们坐着,他们哭了。结束了。里夫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个比较极端的人,表现得就像柯尔律治笔下对参加婚礼的宾客述说着自己的痛苦的古舟子。他的内心似乎在滴血。哈佛大学的丹尼尔·阿伦教授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安慰他这位同事。里夫在其弗洛伊德论著的后几次再版中,都把桑塔格的名字从鸣谢名单中删除了。桑塔格二十六岁时从里夫父母手上要回了六岁大的大卫,一九五九年元旦带他抵达纽约。她记得,当时仅有两只箱子和七十美元。“我激动万分。我就像《三姐妹》中渴望去莫斯科的艾琳娜一样。心里能想的就是纽约!纽约!”在欧洲,桑塔格的博士论文没写多少。她向资助者全美大学妇女联合会报告了这一情况,感谢联合会对她的研究年所给予的支持,“对我来讲,这是很有价值的一年,或许是我学术生涯中最珍贵的一年;”同时,也感谢她们对女学者的支持。她的博士论文“断了的线头得回过头去接上”。她说要很快写完博士论文,可她终究没能完成。独自一人,桑塔格得马上找个栖身之处(她在韦斯滕德街三百五十号一栋二居室小公寓住下),还得找份工作。头半年,她在《评论杂志》找到一个编辑的职位,生活得以支撑下来。她脑子聪明,长相漂亮,给那里一位叫马丁·格林伯格的编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格林伯格也清楚,这对桑塔格而言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活儿,她很快就要写作,动笔写第一本小说。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有次来访编辑部,格林伯格把桑塔格指给他看。克雷默一眼望过去,看到一个非常迷人的年轻女郎身穿居家棉布衣衫,就是他母亲穿了洗碗的那种。单调却别有风韵。尽管《评论杂志》的编辑穿着并不时尚,但穿得还算讲究,而这个引人注目的女人却穿便装。克雷默说:“这几乎显得有点儿矫情。”从一开始,桑塔格就做着许多有志青年作家在纽约做的事情。她在“所有的派对、乱七八糟的派对”上游弋,寻找新面孔。偶尔,理查德·霍华德会陪她去。霍华德是一位集法国文学爱好者、翻译家、诗人、评论家于一身的人,是一个在文学界玩弄权术、追名逐利之徒。他也是个同性恋,有着杜鲁门·卡波特那样的对竞争作出估计的能力。你还别说,罗伯特·吉拉德真拍到过他像卡波特那样疲惫不堪的照片:霍华德四仰八叉,一只纽约的“文学猫”,看上去却要比卡波特凶猛,他似乎不那么挑逗,却更狡猾,也更有自控能力。对桑塔格来说,在纽约的头一年半是充满活力的,也是可怕的。她以《希波赖特之梦》为书名的小说进展迅速;她逐渐结识了许多纽约文人;她像其小说中的主人公那样,在大都市穿街走巷,探幽揽胜。她得为大卫整个家,她得拼命干活,养活儿子。她不愿从里夫那里接受什么孩子抚养费或离婚赡养费,尽管根据加州社区财产法,她有权得到这两笔钱;她是在加州向当时在斯坦福的里夫提出离婚诉讼的。她的律师对她讲,他还从未碰到过一个代理人会放弃法律赋予的权利,但桑塔格在发表独立宣言,她决心自己的事情自己办。一九五九——一九六0学年,桑塔格在位于布朗克斯维尔的萨拉·劳伦斯学院和城市学院找到了工作,教哲学。正如西蒙·克莱因——她在康涅狄克大学研究生院的一位朋友——所注意到的,这种折磨人的生活让她时不时形容憔悴。但是,克莱因倒不妨引用阿尔弗雷德·切斯特说过的一句话:“试图找到路,找到自己的路,吃点苦来苦也甜。”为了得到指点,桑塔格找到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和哈丽雅特·索姆斯。阿尔弗雷德一九五九年二月已从巴黎回到纽约,哈丽雅特那年夏天正好呆在桑塔格在韦斯滕德街的公寓。桑塔格为哈丽雅特接风。哈丽雅特记得自己“醉疯掉了”,跳舞的时候摔倒在拼木地板上,脸朝下直挺挺地倒下,鼻梁骨都摔断了。苏珊立即把哈丽雅特送到圣路加医院急诊室,聚会就此结束。为哈丽雅特接风标志着桑塔格日后非常珍视的一场恋爱的戏剧性开场。哈丽雅特把苏珊介绍给了玛丽亚·艾琳·福恩斯,她是哈丽雅特在巴黎的情人,也是阿尔弗雷特·切斯特钟爱的朋友,福恩斯一九五八年初从巴黎回到纽约。“短短的黑发衬映出漂亮的皮肤,脸上略有雀斑,褐色眼睛里流露出堪称坦率的神情,”娇小的福恩斯将自己的心思闷在肚子里,不让人知道。她一九三0年生于古巴,一九四五年随母亲移民美国。十九岁那年,她认为自己是个画家,便于一九五四年远赴欧洲,追寻自己的艺术之梦;像桑塔格一样,她也沉浸在电影之中。接着,她在巴黎看了《等待戈多》,便立志当剧作家,说她宁可讲话,不要看书。桑塔格自然喜欢她所谓的福恩斯代表的“自学成才”,也喜欢她那令人惊讶的“既纤巧又随性的”风度。她“可以在茶会上讲脏话……也没有人讲她不是淑女。” 有人可能认为这个活泼可爱、甚至惹人怜爱的女人水性杨花——终于有一天,一个色鬼尖叫起来,“举着一只血淋淋的手,上面留有牙印——艾琳的牙印”(这显然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发生在格林尼治村的事情)。像桑塔格一样,福恩斯身上洋溢出一种“戏剧性的美”(诗人爱德华·菲尔德语)。“她有着圣母马利亚那样充满热情的大眼睛。”桑塔格到巴黎之前,福恩斯和哈丽雅特在塞纳街上的普瓦都旅馆同居,用哈丽雅特的话来讲,她和艾琳“斗得来劲儿”时,阿尔弗雷特基本上便成为她们之间的“和事佬”。阿尔弗雷特是出柜的同性恋,尽管他讲话来可能是恶声恶气的,但他爱这三个聪明伶俐、胸怀抱负的女人。事实上,他对桑塔格着了魔,曾考虑娶她。他也非常喜欢艾琳,动辄就提到她的看法。爱德华·菲尔德记得,阿尔弗雷德说着说着,就来一句“艾琳说……”。在纽约有段时间,这三个女人都深爱着他,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一如当年雅各布·陶布斯身边的圈子。但是,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也时常有些紧张。桑塔格和福恩斯没有把她们的私情告诉哈丽雅特。即使知道了,哈丽雅特对福恩斯还是一往情深,只是恨苏珊,苏珊有段时间一会儿和哈丽雅特好,一会儿又和福恩斯好。大家都说,艾琳是个很棒的伙伴,对女性有非同寻常的感觉。艾琳爱打扮,人又靓丽,她也让别的女人觉得她们自己同样的性感撩人。哈丽雅特也生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气,他明知道苏珊与艾琳之间的事却不告诉她,他经常在他的萨利文街平房里招待她们。哈丽雅特觉得大家全在欺骗她。她一直都参加由苏珊和艾琳发起的女性写作小组的活动。阿尔弗雷德称她们为“女同性恋匿名会社”。哈丽雅特记得自己有一次去苏珊在韦斯滕德街的公寓,要和她当面对质,却发现苏珊和大卫都不在。过了一会儿,她接到艾琳打来的电话,说“苏珊在我这儿。她请你从她公寓走开。”哈丽雅特气得开始发抖,她记得自己接下来两个礼拜一直都在抖。她服了镇静剂,并与一个朋友搬入新屋同居起来。苏珊开始打电话,说这是个天大的误会:“亲爱的,我爱你!”哈丽雅特不相信她讲的那一套。她离开纽约,搬到普罗文斯敦。哈丽雅特和苏珊再也没有能真正重修旧好。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并不希望伤害哈丽雅特,她最终也意识到了这点。他发现桑塔格-福恩斯这对情侣让人啧啧称羡,尽管谈到她们窃取他的脑力劳动成果的方式时,他的话听起来有点恼火。他在给朋友爱德华·菲尔德的信里说:苏珊让我光火,艾琳不知道要打我什么主意。女人都不是好东西!但是,他认为,和他在男同性恋酒吧遇到的大多数男性相比,她们的相伴令人愉快多了。到八月份,切斯特向菲尔德报告:“苏珊和艾琳的婚姻现状渐渐露出大多数婚姻都有的样子来。苏珊毫无爱意,艾琳则因爱而活受罪。”苏珊呢,也有自己的麻烦。菲利普·里夫当时在斯坦福大学教书,夏天他对大卫有监护权,但他想把儿子带到德国呆一年,因为他获得了富布赖特交流项目的资助。用切斯特的话来讲,桑塔格担心里夫“把孩子拐跑了”,所以,就在旧金山提出起诉,结果,赢回了大卫跟着她的权利。大卫乘飞机去看望在加州的父亲时,生病了。他憎恨父亲想方设法要把他从他母亲身边弄走。“我和妈妈之间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大卫对记者佐薇·海勒说,“这多半是因为我们俩在年龄上只差十九岁。我意识到,这与多数孩子和其母亲的关系都大不一样。结果,很难与母亲分开,极有可能花上漫长的时间才做到。”桑塔格可能是一位对孩子不那么亲近的母亲,她要闯事业,谈恋爱。朋友们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情人(多为女性)在她的生活中进进出出,心想这对大卫会有怎样的影响。她极少为大卫提供一种居家生活,承认自己不给他做饭,只给他“热饭”。他们生活在一种大卫后来称为“令人愉悦的邋遢”之中。大卫像他母亲一样容易激动、喜怒无常,发泄起情绪来,比起他妈妈小时候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哈丽雅特·索姆斯记得桑塔格对他可以是非常严厉。但他总是站在她一边。她声称,她写长篇小说处女作的时候,会把他抱在膝盖上。她带他去听关于精神病的讲座,去听音乐会,去参加聚会。朋友乔纳森·米勒记得苏珊和大卫“相互依恋地抱在一起”。有位纽约编辑到桑塔格公寓拜访,看到小大卫也参与大人的谈话。当然,大多数父母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自己的孩子是被保护人,不过,桑塔格和她儿子却非同寻常。连孩子们也注意到了。大卫穿的衣服完全就是方特勒罗伊小伯爵 穿的衣服。他像个小王尔德,自由地徜徉在大多数孩子从未到过的世界里——这是苏珊·桑塔格童年时代魂牵梦绕的文学世界。在纽约城,大多数孩子都有早熟倾向,甚至在他们当中,大卫都是奇才。有一天,桑塔格的一个编辑朋友走在街上,瞥见桑塔格和她那衣着颇有特点的儿子,这个编辑是和他两个小儿子一起出来的,他跟经过的苏珊和大卫打招呼。过了一会儿,他的一个儿子对其兄弟说:“这道风景你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呵!”桑塔格在大卫的房间摆满了玩具,但是,她承认,因为她把对“家的感觉”的全部需要倾注到他身上,所以,大卫觉得做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也难以长大成人。大卫说过:我小时候并不快乐。我更倾向于认为我的童年时代是服刑,青年时代是保释……有文友说过,我思想上是有某种渊源的,但地理位置上和种族上,我不知所属。他说对了。我对住过的地方并不感到依依不舍。现在,像他妈妈一样,里夫也是记者,整天在外面跑。他希望呆在外面,希望处于前沿,他写难民,这也许是因为他像母亲一样,自己就是个难民。桑塔格和她儿子对古巴、古巴革命和古巴左派,对反巴蒂斯坦 难民感兴趣,这一兴趣的产生源自他们刚到纽约时不稳定的生活情形。他们和艾琳·福恩斯住在讲西班牙语的社区,与古巴诗人赫伯托·帕迪亚 ( Heberto Padilla ) 交朋友。古巴人帮着照看大卫。他高兴地记得“隔壁两个动作利索的美人儿那时会几乎是神奇般地出现,把我抱抱就走,带到阿姆斯特丹街上的古巴餐馆(维克多餐馆)吃那些她们叫做“巴提朵斯”(Batidos)的稠稠的热带奶昔。”母子俩一九六0年六月到九月一直呆到卡斯特罗建立了新古巴,大卫在那里砍小甘蔗,桑塔格则考察古巴革命文化。一九六0年秋,二十八岁的桑塔格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雅各布·陶布斯刚开始在那儿任教。在哥大,陶布斯是个杰出的、但也是孤独的人物——实际上他是系里的光杆司令,系里像桑塔格这样资历浅的教师有时会替他判卷,有时在他的系列讲座里穿插上一些课。苏珊·陶布斯也教宗教,但像桑塔格一样,她也一心想当作家,因此参加了桑塔格和福恩斯组织的写作小组。福恩斯记得桑塔格是如何来和她谈谈想法的,她需要一个能对她的想法作出回应的伴侣。如果没有福恩斯的帮助,桑塔格照样可以写作。对此,福恩斯并不怀疑,但是讨论一下,她们确实促进了彼此的创作。可是,这些创作仅仅流于口头形式,除了谈还是谈。福恩斯最后说:“我们真傻!想写,干吗不坐下来写呢?”她们的写作小组就这样开写了。接下来紧张的六个月坚定了她们当作家的信念。的确,桑塔格是为她的艺术而生活,而其他人则沉湎于家庭,极其小资,桑塔格让这些人觉得相形见绌。桑塔格指导理查德·特里斯特曼,称赞他一开始写的小说,并在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接受他参加写作小组。特里斯特曼完全被这群才貌双全的女人征服了,觉得自己能分享她们的抱负是在享受特权——但他感到自己几乎不配。他相信他还什么都没有做,不值得桑塔格对他这样充满信心。但是,她已看过他的不少作品,足以让她相信他的潜力,她极想发现有才华的新人。在城市学院,她会帮助培养奥斯卡·希裘利斯(Oscar Hijuelos)的写作能力,后来,他描写古巴-美国生活的小说《曼博舞王演奏爱情歌曲》(The Mambo Kings Play Songs of Love,一九九0)获普利策奖。其他学生发现桑塔格很热情,比大多数教授平易近人。在“比较宗教”课上,她谈及自己在巴黎大学的经历,并讨论起萨特来。陶布斯的大多数学生只是把桑塔格看成大师的影子。她是名神秘女郎。她和陶布斯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有人真正知道。陶布斯痴迷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弥赛业或救世主的期待。研究陶布斯的学者提到他的“启示录式的政治态度”。换言之,世界在等待的就是历史的断裂,那种由耶稣故事和保罗改变信仰所揭示的历史断裂。神学提供具有爆炸性的政治潜力的隐喻;这一潜力几乎等同于“别在这种世界上进行精神投资”的训诫。陶布斯传递给别人的印象是他知道不为人知的东西,他期待着一个变化的世界;在这种印象中蕴藏着他的诺斯替力量。他的时间表掐得分秒不差,因为他的时代就要在简称为“六十年代”的时代猝然降临。世界,借用陶布斯某弟子的一本备受称赞的书中的说法,就在伊甸园大门口。真正的变化与历史决裂,正如圣保罗所争辩的,它们是天启式的。会有上帝的新教徒(基督徒),或者用世俗语言来讲,会有一个新的政治世界。这极有可能意味着暴力和革命。“作为一个预言者,我能想象到世界将被摧毁,”陶布斯写道。后来,他对他以前的学生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说他已成为毛泽东主义者。的确,陶布斯为他所认为的圣保罗式方式——为了确立一个新秩序的合法性,必须摧毁旧秩序的合法性——而辩护。所以才有毛泽东/卡斯特罗。但是,革命者以什么为权威去摧毁?陶布斯争辩说,圣保罗式的经验包含了似非而是的“自我授权的权威”的循环。圣保罗选定了自己,他那干预的个性或者使历史得以改观的力量,再次揭示了出人意料的救世主的可能性。桑塔格和儿子会在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实地体验这一真理,他们和被压迫者站在一起,这些被压迫者为反抗“破坏世界的力量”的暴虐而斗争。这里的引文出自马林·特普斯特拉对陶布斯论圣保罗的专著的讨论,正如向陶布斯和桑塔格灌输左派观点的沃尔特·本雅明一样,陶布斯的专著将对救世主的信念和解放事业联结在一起。桑塔格在哥大全职上班,周末和夏天用来创作《希波赖特之梦》——后来,书名改为《恩主》。到了一九六一年春天的时候,她已经准备把尚未完成的小说的一部分拿给出版商看。最后,她想方设法,终于约到很有实力的兰登出版公司的编辑贾森·爱泼斯坦见面。结果,他拒绝出版这部小说,但建议她不妨找找弗雷·斯特劳斯出版社的罗伯特·吉劳,说他有可能接受书稿。吉劳——很快就要成为罗杰·斯特劳斯的合伙人(一九六四年)——编过T· S· 艾略特、乔治·奥威尔、弗兰纳里·奥康纳、爱德蒙·威尔逊,以及罗伯特·洛厄尔等一些当代文学名家的书稿。许多人认为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成功地出版一系列名作,吉劳是劳苦功高。而且,从一九三九年起他便开始出版纯文学作品这一传统就此延续下来,当时,他刚出道,还只是哈考特·布雷斯·沃尔德出版公司一个小编辑。爱泼斯坦之所以想到吉劳,是因为后者为了推出难以出版的作品而作出过传奇般的努力。吉劳愿意出版长篇小说处女作也是有名的,推出过威廉·加迪斯 冗长而晦涩的《认可》(The Recognitions, 一九五五)。再则,吉劳是一流的莎士比亚学者,是一位作家们敬重的文人。吉劳在哈考特呆了十五年,于一九五五年加盟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除了其他原因,他说罗杰·斯特劳斯的“出版眼光”吸引了他。斯特劳斯出身于殷实之家,拥有雄厚的资金,足以使他将出版看成一种长期投资。他希望出版一系列国外名家和国内有前途的新人新作。在爱泼斯坦建议的鼓励下,桑塔格去见了吉劳。她劈口就是一句“贾森·爱泼斯坦告诉我,整个纽约,你是惟一能懂我小说的编辑”。吉劳发觉她的开场白让人叹服了。她既奉承了他,又贬低了爱泼斯坦,因为爱泼斯坦显然不懂她这部小说。爱泼斯坦确立了名家“铁锚版图书平装本”系列(Anchor paperback)的地位,现在,他把一个有吸引力的新秀推荐过来,而她的作品要推向市场是有风险的。他敢做吗?吉劳才看了小说的第一部分,但是,根据小说出色的开篇,他便作出决定,提供给桑塔格一份弗雷·斯特劳斯的合同,她于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四日签下这份合同。关于她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是如何被接受出版的,桑塔格的说法有多种版本,但没有一种与上述的说法相吻合。这一叙述根据吉劳写给桑塔格的一封注明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的长信摘录(在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档案里,没有该信的回复)。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桑塔格向《出版家周刊》的米里亚姆· 伯克利解释了她是如何去找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这听上去像个童话。写《恩主》的时候,我看着书房,自忖:“我要给谁出呢?”我按照自己喜欢的程度,开了个出版家名单,弗雷·斯特劳斯·吉劳排第一。我记得当时想,出过朱娜·巴恩斯和纳撒尼尔·韦斯特这两位我最喜欢的三十年代美国作家作品的出版社肯定会有人喜欢我喜欢的东西的。她称,她在手稿上写了“小说编辑收”,就放在接待她的人那儿。她回忆说,大约一二个星期之后,有人邀请她共进午餐,并给了她出版合同。一九八一年夏,在国际笔会为表彰斯特劳斯和吉劳为出版事业所作的贡献而举行的聚会上,桑塔格又是另一种说法。她以自己初次与他们打交道的经历,高度赞扬她的出版商:她走进他们在西联合广场“棒极了的破旧的办公室”,把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放在一只(当年用来装打印纸的)斯芬克斯盒子里,并给小说编辑留了张条。桑塔格说,她很天真,以为一个出版社只有一个小说编辑。她认为自己十分幸运,她的手稿不管怎么说还是送到了罗伯特·吉劳这位“小说编辑”手上,过了几个礼拜,他便与她签下合同。正是桑塔格对发生的事情描述的这一版本,促使吉劳在七月一日写信给桑塔格。他的信如果说是狡猾的,倒也是温文尔雅的。他说他在考虑撰写回忆录,作为开头,他准备写篇文章,谈谈他编过的作家的处女作,但他注意到,她的记忆与他自己的出入很大,所以,想与她核实一下;此外,他还讲到,她的说法与“另一个目击者的回忆”也不符。接着,吉劳讲述了他们公司的建制。因为他不是小说编辑,而是总编,自荐的手稿应该在哈尔·沃塞尔手上登记。然后,吉劳描述了桑塔格与他联系的情况,即上文所说的爱泼斯坦的建议。罗杰·斯特劳斯对记者菲利普·诺比莱讲到桑塔格的第一部小说是如何被接受的,他的说法证实了吉劳的信件的可靠性。诺比莱把斯特劳斯的说法(未提斯特劳斯的名字)写进他为《老爷杂志》写的一篇讨论《纽约书评》的文章里,这时候,贾森·爱泼斯坦致信该杂志,否认诺比莱的说法。桑塔格也写信给《老爷杂志》,对诺比莱的不准确的说法提出抗议。杂志社不惮麻烦,去核实作者那样写的资料来源,结果杂志社支持诺比莱的说法。桑塔格从《老爷杂志》编辑哈罗德·海斯处得知,诺比莱说法的主要来源不是别人而正是罗杰·斯特劳斯。这时,她让步了,收回了她本来的说法。有一次,《老爷杂志》一位编辑曾问斯特劳斯要桑塔格在巴黎的电话号码。他给了,但关照编辑别讲号码是他斯特劳斯给的。桑塔格自我神化的做法与作家对自己的生涯常常传播种种凭空的幻想并无多大差别。大多数刚出道的作家都梦想着“被发现”,梦想着用不着自我推销,梦想着有个出版商马上接受他们,把他们视为前途光明的候选人。毕竟,桑塔格确实几乎马上就得到了吉劳和斯特劳斯的认可,后者几乎在瞬息之间就相信她崭露头角的才能。她的生涯确实开始得非常迅捷,如果不能说完全是童话般的,因为桑塔格公主并不天真。但是,她的说法为她保留了一份天真,一份她一直希望相信的纯洁,这一纯洁发挥了某种防护墙的作用,以挡住她狡黠、雄心勃勃的一面。尽管有人无疑会认为她的自我神化是虚伪的,但是,也有人视之为一种可爱的努力,努力去保持一种尚未染上玩世不恭习气的自我形象和对作家生涯的理解。而且,将自己的“被发现”描述成一则童话,这有利于她慢慢地确立自己的偶像地位。她的故事成了榜样,每个渴望建立文学声誉的人都盼望有她这样的心想事成。通过这一神话,她成为读者的种种想象的化身。对一些读者来说,她就是我们时代的伊拉斯谟。 对另一些读者来说,她是一个漂亮的、胸怀大志的女人——她是最先成功地攀上了帕纳塞斯山巅、 实现了别人渴望实现、却无法真正实现的目标的女人之一。罗杰·斯特劳斯将桑塔格的独特性变成现实,这种独特性不仅体现在她的作品之中,也体现在她对应得到的权利的霸气——的确,他鼓励她将自己视为一个特例。在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大家一直在琢磨,桑塔格究竟是如何从那里起家的。对外的统一口径是罗杰·斯特劳斯发现了她。吉劳保持沉默,不透露出秘密来,他满足斯特劳斯的表现欲。毕竟,吉劳来这家公司是因为公司的头儿有“出版眼光”嘛。但是,斯特劳斯声称发现了桑塔格,这一说法也不应当不予考虑。因为在她身上,他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小说家,而且是个堪与玛丽·麦卡锡这样的人物媲美甚至可能超过他们的女文人;玛丽·麦卡锡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聚集在《党派评论》周围的纽约知识分子圈子里惟一的女性。一九六一年,桑塔格在撰写她第一批引人注目的文章。她将以权威的笔调讨论电影和文史哲,同时也讨论纽约以及欧洲的先锋派。桑塔格具有汉娜·阿伦特那样严肃的欧洲风格,也有着一个美国人的美貌、自信和精力,把当代一些领域的讯息带给热切地希望改变艾森豪威尔统治下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种迟钝无聊的文化气氛的观众;诺曼·梅勒在《自我宣传》(Advertisements for Myself, 一九五九)中对这一气氛进行过抨击。爱炫耀的斯特劳斯感觉到桑塔格对男人和女人均具有异乎寻常的吸引力。多年之后,她承认,她在男人的世界里作为一个花瓶的角色让她获益匪浅,但又同时说到,她没有让这种装装门面降低她对自己的信心。让她如此魅力十足的是她只想与男人平等。她没有要求平等,而是,可以说,她进入了那种竞争没有担心自己是否有素质,也不担心别人是否以为她漂亮给她的成功帮了大忙。如同对罗伯特·吉劳一样,桑塔格对男人女人都是直截了当,娇媚动人,绝不低三下四。一九六一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一九六三)出版前、女权主义运动尚未开展时,苏珊·桑塔格志存高远,充满自信,真是个独特的人物。她是在一个“角色模型”(role model)这个说法尚未流行开来的时代长大成人的。但是,她的姿态表明,她是一个在历史中寻求自己位置的女性。她有一种命运感。斯特劳斯是与一种文化力量而非仅仅是与一个作为个体的作家签约。当然,他没有一下子意识到桑塔格的全部魅力,但是,他一开始就小心翼翼地呵护她从事创作,表明他确信她的前途一片光明。罗伯特·吉劳在桑塔格的生涯中只能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因为他爱的首先是文学,而非一个作家成为文学界的一个象征以及引人注目的人物的过程。但尽管斯特劳斯有意培养出优秀的作家去写出优秀的作品,他也希望在纽约文学界发挥更大的作用,希望在公众趣味形成的方式上施以影响。桑塔格早期的文章均涉及趣味,涉及她热衷于作为形式、作为体验本身的艺术之缘由;她似乎就如同她所赞美的艺术作品那样独立而自成一体。成名(一九六二 —— 一九六三)罗杰·斯特劳斯确切是什么时候见的桑塔格,这不清楚,不过,到一九六二年四月底,他已经在对她说,对当时名为《人在缩小:希波赖特之梦》的前八十页,他十分看好。他计划把这部“了不起的独创”作品拿给伦敦的出版商弗雷德·沃伯格看。她成为他举办的一次次晚会上的展品。美国著名评论家爱德蒙·威尔逊第一次见到她是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日在斯特劳斯组织的一次活动中。他可能是没有注意到她的名字,要不可能是懒得去记,因为他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漂亮的加利福尼亚姑娘,她是罗杰旗下的一名新秀作家。”对桑塔格,威尔逊向来都不热情。一九六八年,桑塔格早就立名于文坛了。这时候,威尔逊在日记里说:“我与苏珊·桑塔格从来就聊得不多。我对她没什么印象,罗杰肯定要怪我了。”威尔逊曾是玛丽·麦卡锡的丈夫,他可能认为桑塔格是个争强好胜的暴发户;他当然不喜欢她那种批评文字,认为它们全是牵强附会、自命不凡、玄而又玄的货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斯特劳斯在设计桑塔格的生涯,确保她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总能出版,即便是桑塔格最无足轻重的作品也译成外语,在国外发行。真是事无巨细。这样全包全揽的关照,在与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雇员和作者做访谈的时候,都会听得到;从现存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该社档案里也能看到。当然,在某些方面,桑塔格的待遇与其他新出道的作家没什么两样。她出版《恩主》拿到的预支稿酬是五百美元,这笔小钱不比该社与别的作家签订的条款中的钱多。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在新作家当中,极少有人能够指望哪个出版商同时也做他们的经纪人,给杂志推荐其作品、短篇小说,以及几乎是任何出自其笔下的文字。罗杰·斯特劳斯这样来经营她的创作生涯免不了让人有闲言碎语,说出版商与其作者之间关系暧昧。阿尔弗雷德·切斯特以其一贯的坦率,对保罗·鲍尔斯放出话来:“苏珊很快就要大红大紫,因为她的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对她着了魔(对女同性恋他非常狂热),一心想把她那乏味不堪的小说打造成什么杰作。”机敏的斯特劳斯既有好莱坞制片人的强健,又有公子哥的处事本领,真是桑塔格的绝配。他不是作家,但很有鉴赏力;他好吹嘘自己发现的作家,并予以标榜。桑塔格拿着一本表现法国世故和欧洲文化的小说向斯特劳斯走来,当然会吸引住他;须知,他素来擅长以低价征集到欧洲作家的书稿,然后,为他们在美国赢得数量不大却很忠实的读者,因此,他出版的文学书目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即使能够为出版社赚点钱,桑塔格的第一批书也不会有多少赚头,可这真的没有关系。她是个长期投资项目。作为回报,桑塔格成了斯特劳斯独家买断的忠实作者,她再也没有把书稿给别的出版商。他们是否发生过性关系已经无所谓了。斯特劳斯始终对苏珊·桑塔格这位纽约文学界的王后十分迷恋。同时,斯特劳斯也是一位精明的作品鉴定家,对桑塔格的才华极为信任。即使在她处于创作低谷的阶段,他也一如既往地勇于等待,欣赏她那发人深思且颇有争议的风格,并在她兴趣改变、交稿推迟的情况下,愿意继续与她签订出版合同。每个作家都梦想有个像斯特劳斯这样热诚的出版商,桑塔格从未忽略他为她所做出的努力,并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对她而言,他把她列入他的名作家单子是抬举她。在过去的十五年间,该社就出版过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书稿。他们是沃尔·索因卡(一九八六)、约瑟夫·布罗茨基(一九八七)、卡·何·塞拉(一九八九)、纳丁·戈迪默(一九九一)、德里克·沃尔科特(一九九二)以及谢默斯·希尼(一九九五)。他想方设法,在斯德哥尔摩为他的作者留有住处,并为他们四方游说。斯各特·图罗长篇小说处女作成为畅销书而印到一百万册的时候,据斯特劳斯的一个同事讲,他开始担心自己的出版社会被人认为太商业化了。一九六二年春,在弗雷·斯特劳斯·吉劳组织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做着她希望为《党派评论》写稿的美梦,她崇拜的知识分子偶像都在上面发过文章。莱昂内尔·特里林、汉娜·阿伦特、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克莱门特·格林伯克、德怀特·麦克唐纳等许多人都在上面发表了他们里程碑式的文章。尽管到了六十年代初,该杂志的影响力在下降,然而,在桑塔格眼里,它依然代表了思想界。自从在洛杉矶一家书店发现这本杂志以后,她就时刻准备着,希望进入这个圈子。像《时代》这样的大众杂志的编辑仍旧向该杂志观望,希望早些了解到一点新的文化潮流以及政治与社会问题的新动向。桑塔格走到《党派评论》编辑之一的威廉·菲利普斯面前,问道:“如果想给《党派评论》写稿子,该怎么办?”菲利普斯说:“你得提出来。”桑塔格说“我在提出来呢。”“可以。”他答道。在“这个魅力四射、给人留下强烈印象的”年轻女郎面前,毫无防备之心的菲利普斯一口答应。他从未听说过她,但是,她很有智慧。他从她的双眸、从她脸上都看得出来。他也一直在喝酒,所以,不清楚她是否利用了他当时无防人之心的状态。但是,他倒宁愿认为自己发现了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新星。阿尔弗雷德·切斯特的朋友——他们认为这个桑塔格剽窃了切斯特的想法并利用他的影响,因此对她存有戒心——谈到她是如何逐渐在《党派评论》发表文章的时候,讲了另一个版本。他们记得,切斯特对这个纽约文学温床已经感到十分厌恶,就把他从《党派评论》接的活推给桑塔格,或者确切地讲,是推荐她去做该刊的评论员。菲利普斯曾叫他写过类似麦卡锡为《党派评论》写的那种戏剧大事记,但切斯特不愿意“挤进她的旧腰带” ,桑塔格后来的回忆是菲利普斯当时希望她继续写玛丽·麦卡锡的戏剧大事记,她就写了,尽管是三心二意,发表几篇评论后就甩手不干了,而继续去写《关于“坎普”的札记》、《论风格》以及其他重要文章。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贾森·爱泼斯坦和菲利普斯都栽培了切斯特。切斯特也常常见罗伯特·西尔维斯,后者当时要办《纽约书评》,切斯特去的时候也带上桑塔格,有一阵儿,桑塔格就和切斯特住在他在萨利文街的公寓里。桑塔格让切斯特非常光火,看他用小写字母写的这句话:“苏珊要求高得实在叫人受不了,我放弃她了,不再给她打电话。她真烦人!”切斯特与桑塔格吵得不可开交,接着,两人又重归于好。他觉得被利用了,怀疑桑塔格踩着他的肩膀往上爬,去结交他的社会关系。“前几天,我与桑塔格为块鸡肉大吵一架,一切真相大白。我恨她四年了,全是因为艾琳,我才对她让步的,”他在给保罗·鲍尔斯的信里写道。切斯特说的四年从一九五九年算起。当年,桑塔格要来征服纽约文学界。他担心她会从他这里拿走一切她喜欢的东西。一九六三年二月,她到墨西哥看他的时候,他害怕她会勾引他的同性恋人埃克斯特罗;埃克斯特罗都已经开始喊她“苏珊妮塔”了,亲热得很。即便是桑塔格奉承切斯特,他也起了戒心。切斯特向爱德华·菲尔德透露:“苏珊讲她前几天有个晚上参加了全国图书奖颁奖晚宴,大家都提起我了。她什么地方都去。”桑塔格在《党派评论》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评论的是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奴隶》( The Slave,一九六二 )。文章显示出的她对当代思想和文学的把握令人印象深刻,也显示了她迅速捕捉重要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文章为她正在写的小说的构思带来了进展,另一方面,她也阐明了自己作为文学辩论文章作者的立场。她的文章上来劈口就是:“典型的当代小说是‘心理的’,即是说,该小说再现的世界的确是自我(或种种自我)的一种投射、一种具体化,其分析构成小说的主体。”在这类小说中,世界作为一个客观现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上,在卡夫卡、博尔赫斯和法国新小说家的作品中,甚至连人物都不 “在场”——换言之,他们客观上不存在,而是代表“脱离了客体的情感挣扎和思想斗争”。桑塔格得出结论:无怪乎这类心理探索和语言创新的“后经典小说”会带来一种读起来像梦魇般的感觉。仅这么一段,桑塔格便确立了令人信服的权威口吻。她做到这一点,靠的是博览群书以及综合各种材料的敏锐能力。她也在解决她在《恩主》——小说的头八十页强烈地吸引了吉劳和斯特劳斯——中为自己提出的问题。她的叙述者——希波赖特——试图生活在一个个梦里,他做的梦常常是他在其中被控制被折磨的梦魇。他的梦是他以生命造就出来的艺术,他竭力希望使其生活与梦的直接性和感官性相吻合。像桑塔格的艺术观一样,希波赖特的梦也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一如桑塔格,他把自己想象成自我创造的。他不想为其梦之快乐与痛苦多作什么解释,而只想使自己更清醒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桑塔格似乎以引人注目的方式介绍了一种精神与思想的冒险。她是从哪里弄来这么一个一本正经、处心积虑地希望把他的整个生活变成梦想的人的?六十一岁的叙述者在回忆自我陶醉的种种冒险行为,它们令人想到爱伦·坡的怪诞。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貌美的女子写的长篇小说处女作竟是这番模样,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桑塔格利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的周末和两个夏天创作了这部小说。经过多年挣扎着创作她那些最后未能出版的短篇小说后,她终于发现这部长篇写来得心应手,仿佛不断从笔端汩汩流淌而出,简直就是在做听写。理查德·特里斯特曼记得,桑塔格把小说给了他,请他提提意见。他完全折服于她的才华,不知说什么好。她问起有什么建议,他惟有表扬而已。她似乎很沮丧。特里斯特曼感到让她失望。经验告诉他,在大多数提出让人不吝指正的人当中,真正能接受批评意见的实际上是少而又少。桑塔格对待写作的那股认真劲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直是她导师的肯尼思·伯克收到《恩主》新书样本后,写信向桑塔格表示祝贺。他说:“幻想作品,不管哪一类,都是难得一见的。优秀的幻想作品当然更是罕见,而《恩主》却正是一部极为出色的幻想小说。”他推崇她的智慧和才华,欣赏她的叙事与格言警句那迷人的融合;同时,他也改出她的语法错误,并一一记下发现的错误所在的页码。他还写信给评论家斯坦利·埃德加·海曼,恳请他再看小说一眼,如果他已经把它撂下的话:“她是我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我敢肯定,你会发现这是一本独出心裁的作品。”但是,至少有一个可能成为她的出版商的人认为《恩主》是部失败之作。弥尔顿·沃尔曼这位英国柯林斯出版社的编辑拒绝了这本小说,尽管他承认桑塔格的博学与独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也抱怨,她的小说缺少人物塑造,也缺少情节推进;小说中的怪人奇事没有好好利用来为故事服务。柯林斯拒签三本书的出版合同,因为沃尔曼对桑塔格“能否成长为其艺术能够完全、合适地吸收其思想的小说家”表示怀疑。事实上,桑塔格的小说正需要她在评论辛格时所推崇的那些品质:感官性、一个让读者联想起的真实而触手可及的环境。正如桑塔格准确地注意到的那样,与其他现代作家不同,辛格并不拼命去“即兴创造出一个社会环境来”。他的波兰和他的人民均在书页之中;他们与其创造者之间没有距离。相形之下,《恩主》简直是缺少生活。桑塔格在她评论辛格的文章里三次使用“感官的”一词。这是她最喜欢的、管用的艺术术语之一。希波赖特为感官、色情的东西而生活,但是,《恩主》虽然讲述了他对感官的探索,却没有展现它,也没有使之戏剧化。该小说阻止读者从小说中获得种种真正的愉悦,这似乎有悖常理。原因何在?因为桑塔格已经认定现代小说家——除了像辛格那样的极少数几个例外——只能编出上下文和近似的场景。她羡慕辛格对欧洲场景的把握,羡慕他通过对犹太教神秘主义与魔法、哈西德主义 、哥萨克迫害与屠杀、启蒙运动、守安息邪说,以及犹太人与基督徒复杂的历史等题材的处理而创造出的深刻。更令人羡慕的是,有了他那样的场景,辛格得以尽情地进行“对动机的前现代叙述”。他从来都不必招惹弗洛伊德;他也不需要对他笔下的恶魔和其他超自然的力量进行精神或心理分析。它们是他的世界本来就包括的一个方面。桑塔格拒绝可触及的场景的另一个原因是,就如爱伦·坡先于她所做的那样,桑塔格将其想象力避开其自身的生活环境。像希波赖特一样,她对为其住处命名、对赋予它某种色彩和深度不感兴趣,因为对她来说,它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提供给她。剔除了亚利桑那和加利福尼亚,像亨利·詹姆斯那样,游历欧洲,寻觅历史,寻求意义,寻找文学生活,实质上,除了心境,她没别的可以考虑。比如,希波赖特从未为他生活的城市命名,只是称之为“首都”,它显然是指巴黎,但他将其变成一个泛指的地方。与此相仿,西班牙内战成了“当时正在该国南方某地区激烈进行的内战”。这种笨拙的措辞毫无生气。博览群书者与小说玩起室内智力游戏来,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比如,小说最早一批读者就想搞清楚,那个同性恋猎艳者/作家让-雅克是否以让·热内为原型。评论家索恩亚·塞尔斯也曾暗示让-雅克可能是阿托南·阿尔托。但是,像谁不像谁几乎都不重要。希波赖特对所有东西的特别性给予了彻底的剥夺。他从让-雅克那里学到的是:他可以是他喜欢的任何一种人,他可以让自己走极端。要说让-雅克——教导希波赖特同时也折磨他的人——像什么人的话,他应该是像阿尔弗雷德·切斯特。切斯特的确喜欢热内,也的确像阿尔托一样发了疯。正如麦克尔·范戈尔德在《村声》上所讲的那样,“切斯特身上具有大多数二十世纪艺术作品建立其上的两种伟大的、截然相反的成分:他是个聪明的同性恋——即一个永远意识到生活是一系列角色或者要摆的姿态的人;同时,他又是个疯子——一名空想家……”他和希波赖特争论的话题既有琐碎的,又有深刻的——尽管没有讨论男妓。如同切斯特直面桑塔格那样,让-雅克也挑战希波赖特:“你是自我成就的捡来之物。你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思想。”让-雅克懊悔地承认,希波赖特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创造的,但现在希波赖特闹独立了——正如桑塔格跟切斯特闹独立一样。让-雅克呵斥希波赖特:“我的发现之物要爬下我的架子来啦?”希波赖特对让-雅克的态度表示遗憾的时候,让-雅克说的话恰好是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所下结论“你再也不需要我了”的翻版。让-雅克和希波赖特上过一次床——正如阿尔弗雷德·切斯特说他和苏珊·桑塔格做的一样。切斯特要写个长篇——《脚》(“The Foot”),那几乎可视为是对《恩主》的回应。《脚》表现的是切斯特所谓的“情景的我”,这是一种无法确定而只能在一部超现实主义小说(比如他计划写的《我,及其他》,I, etcetera)中抓住的身份。桑塔格出版《我,及其他》的时候,她盗用的岂止是一个标题?像《恩主》一样,她的短篇小说集将是对阿尔弗雷德·切斯特所表示的未明说的敬意,同时或许也是要消除其影响的举动。像爱伦·坡的叙述者,同时也像苏珊·桑塔格本人一样,希波赖特在孤独和忧郁中度过童年。他受到“成为饱学之士这一前景的鼓舞”。他接受过大学教育,但他最正经的学问来自他本人如饥似渴的阅读。对他来讲,一如对桑塔格来讲,真正的革命是“感觉和视觉的革命”。他撰写的第一篇哲学论文(“就一个不重要的论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预示着桑塔格的《关于“坎普”的札记》及其接受。希波赖特的文章“产生了争议,在文坛引起了热烈的讨论”。由此,他得以进入那些知识分子的沙龙。他像坡笔下的许多叙述者一样,渴望达到那不可言说的境界,即沉默;的确,他是沉默之美学的爱好者;沉默之美学不日将成为桑塔格的关键术语之一,后来,也成为她头两部电影的指南。 他是双性恋,“做着男性方式和女性方式的爱与主宰之梦”。看到“同性恋行为的喜剧角色”的时候,他向“坎普”提供了一些想法,尽管他未用此术语。让-雅克告诉他:“你做的一切都是你,你无法以别的方式行事。”或者像波希波赖特自己承认的那样,他是个“完全自选自的人。”上面最后使用的短语 令人想起六十年代早期桑塔格一位朋友讲的话。他发现在她身上有着同样的自我依恋,无论是她在家里伏案写作,还是在中心舞台宣传她的作品。确实,希波赖特尽管是名隐士,却也迷上了演电影,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类似的经历,即成为自己的梦的旁观者。桑塔格则更胜他一筹:她导演自己的梦。颇有预见性的是,希波赖特演的电影由一位名叫拉森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导演,仿佛是冥冥之中有命运安排似的,桑塔格后来应邀到瑞典去拍她的头两部电影。希波赖特似乎甚至预告了桑塔格论摄影的著作,因为他宣称:“生命是电影。死亡是照片。”《恩主》败就败在它过于严肃上。它的语言不那么具有巴洛克风味,也不像爱伦·坡后期所表现出的那种“坎普”。颇有幽默感的阿尔弗雷特·切斯特说桑塔格毫无幽默感。一流摄影师彼得·赫贾后来为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拍出漂亮封面照片,他也说她缺乏幽默感。西格丽德·鲍申格为德国一家报纸采访桑塔格的时候,试图对她的机智加以奉承,但桑塔格提出强烈的抗议。她认为那不是夸她,她接受不了这种想法——仿佛有人谴责她放肆、浅薄一样。老实的希波赖特承认“不妨说,我缺乏幽默感。”正如评论家罗伯特·亚当斯所说(《纽约书评》,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七日),希波赖特是“他自己的一个鉴赏家”。他是桑塔格笔下许多这类人物的第一个,其登峰造极者为《火山情人》中的爵士。希波赖特喜欢获取,为了他的梦,他敛物聚众,因为正如桑塔格认同的一名访谈者所言,意识是“获取的一种形式”,是为某人自己的梦吞食世界。希波赖特像桑塔格一样,只是以极为模糊的方式谈及自己的家庭。他甚至都未透露他姓什么。他沉默寡言,因为他不希望他的家庭或历史妨碍他做梦,使他放弃他认为自己是自治的幻想。但是,同样像桑塔格,他也抵制不了寻找父亲式的人物的念头。桑塔格会反对在作家与人物之间搞对号入座。她对一位访谈者断言:“我根本不像希波赖特;至少我当然希望不像。他让我着迷,但我很不喜欢他。他没有目的,浪费时间,可恶。”她的反应如此绝对,反倒让人深感怀疑。或者正如评论家索恩亚·塞尔斯所言,“在年轻时候写的这样一部处女作里做这样持久而强度很大的研究,否认只能引起对其自身的关注,”这表明,桑塔格在探索“一系列复杂感情的同时”,也在同样的程度上“隐藏它们”。评论界对《恩主》坚持否定的意见,结果,人们都几乎想象不出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出版它的理由是什么。但是,该社档案表明,出版社认为出这本小说是胜券在握。毕竟,小说的出版得到了几位重量级的小说家和评论家的鼎力支持。一九六三年九月,该社准备出版《恩主》的时候,开始收集各方赞语。其中包括:《恩主》当然是一个有才华的、令人惊讶的噩梦——来自伏尔泰影响下的荣格。它显然不是哪个苏珊·桑塔格小姐写得出来的,这位小姐存在与否,我都表示怀疑。这是一部令人感到极为不安的、怪异的、非美国的佳作。—— 约翰·巴思对于长篇小说处女作来讲,这已经算是不小的成就;大多数刚出道的小说家,至少是本国的,往往会犯过分表露感情、爱出风头的毛病,相比之下,《恩主》是一部特别让人感到耳目一新的长篇。—— 弗雷德里克·摩根,《哈得逊评论》我刚看完桑塔格小姐 的这部长篇,感觉写得不是一般的好。我表示真诚地祝贺!你可能是发现了一个大作家。当然,她非常有创新,她已经学会运用其与法国文学相一致的创新风格。这很好。我尤其佩服她能做到前后严丝合缝,她决不让其幻想跑野马,她是怎么能够从梦与思想中提炼出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我高兴极了!我很乐意去参加首发式。—— 汉娜·阿伦特但是,护封上的推荐语,还是伊丽莎白·哈德威克写得最合适。她那庄重的高人一等的调门就像小说里呆板乏味的话一样,给人以一种不舒服的过分讲究:“苏珊·桑塔格是让我非常感兴趣的新作家。她聪慧,相当严肃,长于以极其巧妙的方式来处理严肃的题材。”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莉拉·卡普夫就在小说在美国出版的前几天,写信给《哈泼斯》的凯瑟琳·迈耶。她引用了阿伦特的评价,并补充说:“我们发现了一位大作家……我们认为,苏珊·桑塔格很快就会与玛丽·麦卡锡和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这样的作家-评论家齐名的。”尽管有这些写得很不错的宣传词,但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决定不用它们中的任何一条来做《恩主》的书衣,而是决定利用苏珊·桑塔格本人的神秘感。哈利·赫斯为她拍的照片占了整个封底。用来装帧长篇小说处女作,这是拍得最完美的镜头之一。“镜头”是个合适的字眼儿,因为这张照片看上去依然像是来自于一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法国的具有宿命论色彩的影片。她化了妆,突出了她丰满的双唇、深沉的黑眸子和眉毛。在特写中,她双眼圆睁,目光专注。挺直的姿势显示出她的警觉。她是性感的,却不风骚。这张照片把她半露半掩地照在一层层硬的和软的衣服 之中。她的黑发——在左边很低处分开——正好剪到她上翻的衣领上边,衬托出她的椭圆形的脸蛋一边,并贴在上面,营造出一种独立的韵味。她那上翻的领子看上去就好象是飞行衫的一部分。卡洛琳·海尔布伦说《恩主》护封上桑塔格的照片使她看上去“像萧伯纳《错姻缘》 里跳伞飞过暖房屋顶的女飞行员”。这是个准备行动的作者,其形象的每个部件都已“整装待发”。桑塔格,一个热衷于研究戏剧、电影和摄影的人,已经掌握了形式;肯尼思·伯克认为它“完全是一种理想化的举动”。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伯克致函桑塔格:“这张照片拍得很好,具有科学的精确性,应该对小说的成功起到了大作用。”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决定在英国推出《恩主》。该社的约翰·布赖特·霍姆斯写信给罗杰·斯特劳斯说:“我完全能够理解你对该小说所表现出的热情……这是我看到的最为出色的作品,这根本不是因为它纯粹的特别,考虑到它的《新法兰西杂志》的味道,和作者的德国性;仅仅从她护封上的照片看,她的五官有点墨西哥人的气质。”桑塔格作为一个作家,日后到过许多地方。她收到的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的作者调查表(日期是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包括一个常规的问题:“能找你去做报纸采访、电台佳宾、俱乐部演讲,就与你目前的书有关的特别题目写一两篇文章吗?”桑塔格的回答不落俗套。在一张纸的中央,她只写了一个字:“行”,否则就完全是白纸头一张。《恩主》的封面是个华丽的格栏和孔雀羽扇的插图,封底是一幅作者绝妙的照片,这充分说明了桑塔格和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锻造的那种庄重而性感的风格。桑塔格给希望成为知识分子的想法带来了辉煌,使得男性更容易接受她为一个有头脑的美人儿。而对于女性,她激发起既性感妩媚又严肃认真的抱负。在六十年代初,称女性为“宝贝儿”和“小妞儿”仍旧相当普遍。此时此刻,桑塔格这名妙龄女郎,她没有牺牲自己的思想,她照样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又能引起大男子主义者视女性为玩偶的欲望,他们认为女性智力上就是不如男人——同时,她又能成为欲望对象。桑塔格魅力四射,其中一个明证是她的形象很快就会出现在时尚杂志上,后来,她也为《时尚》杂志撰稿。整整一代女性虽然也通过看桑塔格的书来了解她,但更多的是从她的照片、从视她为当代文化领域的权威的评价中来逐渐认识她的。有人说,更多的男男女女认识的是桑塔格这个“名字”,而非他们读过的作家桑塔格。是否如此,当然仍可商榷。桑塔格也能从《女士家庭》、《麦考尔斯》和《时尚》这些杂志的改版中获益——所有这些杂志恰如贝蒂·弗里丹的传记作者朱迪丝·亨尼西所说的那样“正在重塑自我想象”。女人开始到外面找工作,思考自己的事业,这些杂志的编辑越来越青睐能够提出有争议想法的作家。罗杰·斯特劳斯则致信时任白宫肯尼迪总统顾问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 这样举足轻重的知识分子,他肯定地说:“我不记得在过去的十五年间什么时候我给您寄赠过我给予如此高度评价的长篇小说。”施莱辛格是个合适的人选。他效力的总统“拥有一个极具票房价值的演员的个性魅力”(诺曼·梅勒语)。肯尼迪政府大力奖掖知识分子,不仅将他们提高到政策制定者的地位,而且使他们成为具有新颖、活跃风格的时尚演员,这一风格一方面可以包括在肯尼迪的就职仪式上有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出席,另一方面,在麦迪森广场公园举行的他的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庆典上,邀请玛莉莲·梦露出席。《恩主》秋季出版前两个月,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曾试图将小说的一个节选交《纽约客》杂志先行发表,以推动公众对它的接受。该出版社的葆拉·戴蒙德称桑塔格“才华横溢”,她夸奖说“这是我们出版过的最具独创性、最非凡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当然,它“不落俗套、文学性极高的品格本身,以及它那极端的风格化,不会让每位读者都喜欢”。桑塔格专门为杂志改出一章,但是,《纽约客》杂志编辑罗伯特·海明威却回复说,该小说“离符合本刊的要求还相去甚远”。关于小说的接受情况,罗杰·斯特劳斯称“有褒有贬”,他对它正在获得的“大块评论空间”保持了平和的心态。在《党派评论》上,有位相当难以捉摸的理查德·霍华德认为小说的语言“就像贡斯当 或者司汤达在《阿芒斯》 中所写的那样遮遮掩掩、干巴巴,尽管在桑塔格这里,华丽的辞藻(对上述作家来讲)过于频繁地提炼为格言——作者难以抵御的种种前后矛盾的情况之一”。驻《星期六评论》多年的格兰维尔·希克斯看得有点迷糊,但他称赞桑塔格“显而易见的才华,她的细致、她的沉思”。他的评价以给予她“所有怀疑的益处”结束。《纽约书评》日后将成为桑塔格许多作品的发表园地,编辑罗伯特·亚当斯认为《恩主》是“一部大胆的、有瑕疵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作品”。《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詹姆斯·弗雷克斯则给予小说高度称赞:“这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写得细心、勇敢、有信心,并作了打磨。非常自信。非常硬朗。”《恩主》需要更多这样的评论——自信且权威。如果说,约翰·韦恩在《新共和》杂志上赞扬了桑塔格的“巧妙”和“令人高兴的技巧”,那么,他也自创了一个让人想忘都忘不了的责备的短语。他在思忖着让他感到烦恼的她那正式而没有光彩的风格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恍然大悟:“肯定是这个原因!原来它是‘译者的英语’——人们年轻的时候第一次读到的欧陆小说杰作的译本中看到的那种拼凑而成的语言。”这种判断罗杰·塞尔也在《哈得逊评论》上表示认同;年轻时,桑塔格在南加州就看这份杂志,当时的情形完全不同,她正盼着在该刊发表文章呢。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满心期待着评论界对《恩主》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因此,上述评论让人好生失望。截止一九六七年年底,小说的精装本才卖出一千八百册,尽管一九六五年元月出版了埃汶版(Avon)平装本之后,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卖出了三万三千七百五十本。《恩主》精装本第一版发行不到两周,斯特劳斯就建议桑塔格出下一本书:理论文集。斯特劳斯敏锐地感觉到,桑塔格在文学争鸣方面的才华会为她赢得更大的读者群。早在六十年代初,她就发出了对抗之声。一九六三年秋,在一次以“今日之文学批评”为题的讨论会上,她向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发难,说他根本不懂她这个年代的作家,接着,她暗示像莱昂内尔·特里林和爱德蒙·威尔逊——她认为对后者“评价过高”——这样的评论家彻底完蛋了。(《党派评论》的合作编辑)菲利普·拉夫对桑塔格感到厌恶,他公开讲:“特里林式的中产阶级行为方式已经过时,反常行为变得时尚。”他对玛丽·麦卡锡又加了一句:“苏珊·桑塔格,何许人也?她是一个传统的思想者,尽管她的思想让她显得很前卫。”莱昂内尔·特里林和菲利普·拉夫这样的老一辈评论家认为,桑塔格似乎偏爱西蒙娜·韦伊和让-热内这类追寻主体性的极端状态的作家。正如评论家利亚姆·肯尼迪提醒我们的那样,特里林警告人们不要认同其自由的概念包涵了与社会本身相分离的作家/英雄。特里林担心,退入自我会导致自我的摧毁。即使桑塔格有时被归为最后一位纽约公共知识分子,而且,她也经常提到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他是她最早的一个榜样,但是,她与特里林戴安娜夫妇以及他们这一代其他人的关系时好时坏。正如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代表老左派一样,桑塔格在许多方面,逐渐代表慢慢被称为的新左派。她的文学批评主张促使她抛却掉掌控她扬名之前二十年的新批评。与新批评家不同,她很少用整篇文章来讨论文学杰作,而是喜欢对文学潮流和文化潮流进行全面的浏览,给人的印象是她是预见未来之物的预言家,而非仅是文学传统的维护者。桑塔格愿意参与到大众社会之中,上一辈知识分子会认为,其参与方式简直不可思议。在他们那个年代,像苏珊·桑塔格这种科班出身的哲学家、当代文化的产物和评论员是不可能有一席之地的。作为其时代的标志与阐释者,桑塔格成为其书评者的主要话题。战后的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学年龄的一代人在大众文化和大学课程的熏陶下成长起来;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桑塔格的任务变得轻松些了。苏珊·桑塔格的平装本作品在大学书店的书架上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比如说,一九六九年的大学生知道苏珊·桑塔格的可能性要大于一九四九年的大学生知道肯尼思·伯克。桑塔格已开始结交好友,也树立了仇敌。某个为她感到悲痛的编辑哀叹她“在雅俗两方面都要出风头,还有她那犹太美国公主的行径。她个人风格(靴子和一袭黑衣……)的暴徒样儿和她那绝对权威的看法对人有种威慑力。”她有一帮随行人员,“总体上都是中产阶级妇女的一帮女权主义者爱(正确的词应该是‘爱戴’)她那歹徒作风,现在也许过时了。”在六十年代初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带着两名“副官”到场,为了让自己的出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把一支香烟撂在客厅的地毯上,一抬脚将它碾灭。斯特劳斯是位以穿着气派而出名的出版家,他始终极其注重仪表和形象,他意识到桑塔格也是优雅出场,而且行头的颜色搭配协调。满头银发的斯特劳斯现已八十多岁高龄,完全是人们心目中的文学界雄狮的派头,(正如他的一则小传所说的那样,)他以“系着整洁漂亮的领结,说话尖锐辛辣”而惹人注目。或者正如桑塔格喜欢认为的那样:“他爱炫耀,但也是个讲原则的人。”尽管许多有关斯特劳斯的介绍强调他相信一部作品的文学品质应当“凭自己的实力”,但是,该社的档案显示,出版社通过赞助函件、召开新书发布会以及打造个人形象来支持桑塔格——这是现代促销的全部手段了。一个出版商如此全力支持一位有价值的作者,这不是什么多大的事情,不过,大多数获得桑塔格所获得的这种力挺的作者都是畅销书作家或功成名就的作家。一九六三年《恩主》出版的时候,苏珊·桑塔格还是无名之辈。她难懂的小说也许会引起文人的注意,但是,其他出版商肯定觉得,他们没有义务去单单把桑塔格挑出来。《恩主》不是一本所谓的“突破之作” ,似乎注定会吸引大批读者的一部作品。假使桑塔格找詹姆斯·劳克林这位以标举晦涩的现代主义作品的新方向出版社老板,她也不可能受到弗雷·斯特劳斯·吉劳出版社所给予她的那种宣传炒作和形象打造。在许多人的印象当中,斯特劳斯流露出一种名门望族的气度,这来自他从父辈那里继承的财富和地位。他祖父奥斯卡·斯特劳斯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商务大臣。他父亲是美国冶炼采矿公司总裁,娶了位古根海姆家族的姑娘。斯特劳斯本人娶的是多萝西娅·利布曼——莱茵黄啤酒奠基人的孙女。她已成为受人敬重的回忆录作者,是支持丈夫的文学出版事业的幕后英雄。她遇见他的时候,很喜欢他身上那种典型的美国人的活力和相当高雅的品味那看似不可能的合而为一。在《门槛》(Thresholds)里,她描述了一个迷人的角色:“我细看了他的手。对于一个身材高大的运动员似的男孩来讲,这双手显得纤细而有贵族气,瘦削的手腕上长着稀疏的黑毛,仿佛掌握了他生命的所有秘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就用古根海姆的资金开了自己的公司,决定从事出版业,并开始发掘欧洲作家。他无法与大出版商竞争,因为他们能够给美国作家预支稿酬,而其数量之大足以使斯特劳斯刚刚创办的公司破产。因此,他只好利用他战时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期间建立的关系。他明智地联合了出版商约翰·弗雷这位纽约名流。弗雷是国际笔会主席,这位专业人士的担保立即传出信息:斯特劳斯是认真的。斯特劳斯见到桑塔格的时候,已积累了十多年直接与作家打交道的经验——经常劝告他们别找经纪人,说服他们接受比其他出版社低的预支稿酬。作为交易,斯特劳斯的承诺正如司各特·图罗所说的那样,他将打造出一家“以作家为本的出版社”。一个作家走进该社办公室——曾被说成看上去仿佛是一家快要倒闭的保险公司,他就能清楚地看到资金没有变成固定资产。这表明斯特劳斯有一套为其作者制定的计划。就桑塔格而言,这一计划意味着该出版社就是她的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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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坛非正式女盟主:苏珊·桑塔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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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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