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鲁迅在一篇短文中署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此署名的意思：“宴从宀（mián，深屋），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游也，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鲁迅此后在两地书中，也将羽太信子称为“宴太”。　　还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认为鲁迅偷窥弟妇沐浴。针对此种说法，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里解释道：“据当时住在八道湾客房的章川岛先生说，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周海婴进一步反驳说：“不过，我以20世纪90年代的理念分析，却有自己的看法，这里不妨一谈。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当时与鲁迅、周作人双方都有密切交往的章廷谦（川岛）曾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近年来，有说法认为鲁迅与弟媳关系暧昧，甚至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这种说法认为鲁迅与二弟周作人突然失和，而双方都没有公开失和的真相，想必有不可告人的秘密。1991年，千家驹发表于《明报月刊》的文章《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它》猜测：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曾经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1912年7月10日的一则日记。原文是：“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家驹解释说，“羽太”即羽太信子，鲁迅把寄羽太信子的信函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更有好事之人据此解释，“鲁迅”这个笔名中的“鲁”字取其母鲁瑞的姓，而“迅”（xùn）与“信”（xìn）在南方是谐音字，系指羽太信子，所以“鲁迅”这个笔名反映了鲁迅内心深处母爱与性爱的冲突。　　但这种说法许多学者认为比较牵强。1911年5月，周作人夫妇归国。1912年5月16日，羽太信子分娩，得一子。其弟羽太重九携妹羽太芳子来绍兴，照顾产妇。鲁迅7月10日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羽太信子的信，而是寄给日本羽太家的信。当时羽太信子在浙江绍兴，6月12日、6月29日曾两次给鲁迅来函，估计是向鲁迅要钱。鲁迅“寄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显然与羽太信子来信有关。鲁迅也曾复羽太信子信，日记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不是“寄羽太家信”。　　日本人中岛长文认为，鲁迅兄弟的失和确定是因为羽太信子，但许广平的回忆文章《所谓兄弟》中所说的教育部拖欠鲁迅的工资不能成为信子“讨厌”鲁迅的理由，因为当时北大也拖欠周作人工资，且拖欠并不代表鲁迅领不到工资；而许广平的身份、回忆文章写作的年代背景等，都会造成与事实的一些偏颇。中岛认为，根据周作人提到的“蔷薇色的梦”、鲁迅1924年6月11日日记中“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许寿裳所说“作人则心地胡涂，轻信妇人之言，不加体察”、张凤举对郁达夫所言：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川岛说“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的译著《某夫妇》、发表于《语丝》的《抱犊谷通信》等，他猜测：1923年7月14日，鲁迅和信子因为信子乱挥霍之事发生纠纷，鲁迅要求分家，当日鲁迅自己一人吃晚饭。周作人17日发现后，问信子为何大哥不和他们一起吃饭，信子便告诉周，鲁迅调戏自己。周作人联系到鲁迅与朱安的关系，便轻信信子所言，于是给大哥去函，致使兄弟失和。而信子说谎后，在以后的日子里，不知不觉就感到，自己的谎话，好像是既成事实一样，所以次年的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书，信子攻击鲁迅的程度，超过了周作人。　　1925年，周作人发表短文《伤逝》，其中引用了一首罗马诗人的诗，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亦发表小说《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这样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两周后，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这篇文章完全是按照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细心照料一事，并且向周作人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故诗经中云“脊令在原，兄弟急难”）的意思。　　鲁迅收藏的现代作家的译著中，以周作人的译著种类为最多。二人反目后，鲁迅仍搜集周作人的作品。　　鲁迅时常惦念周作人，他常对周建人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　　《语丝》被张作霖查封后，鲁迅担心周作人的安危，给周建人、川岛等人写信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将李的大儿子李葆华藏在八道湾，后送其去日本留学。鲁迅得知此事后，对周作人大加赞赏，鲁迅去世后，周建人在给周作人的信中提及此事。　　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鲁迅去时，编辑正在校勘，鲁迅说：“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作人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这才默不作声了。　　1933年，鲁迅再次向弟弟发出求和的讯号，他在其诗《题三义塔》中写道：“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鲁迅知道周作人的“日本情结”，在逝世前特地让周建人转告周作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后退。”　　鲁迅一次次示好并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响应，一直到他去世，兄弟二人都未能和解。　　与鲁迅断交后，周作人依旧平静地上课、作文。但他在1923年7月25日所写的《自己的园地·旧序》中，重复了7月18日写给鲁迅字条中的话：“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　　1924年6月，周作人写《破脚骨》一文，据川岛说，此文是针对鲁迅，在文中，周暗示鲁迅是个“无赖子”。　　舒芜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说：“周作人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对鲁迅的人身攻击却是时时处处，一触即发，常常是非常恶毒的。”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驱赶校长杨荫榆的风潮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给中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捱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解放后，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谈及鲁迅时，也会称“家兄”。陈迩冬回忆，他在周作人屋中见到过鲁迅拓的汉碑，一次，周送他出门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1956年，到北京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活动的曹聚仁到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之后，曹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写道：“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已》，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了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　　1958年，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谈及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说：“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　　1957年，周作人的女儿静子在西北大学简报发表《回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文。1961年10月，周作人代静子写纪念鲁迅的文章（见张铁荣、张菊香合编《周作人年谱》）。有研究者认为，1957年周静子的《回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行文风格完全是周作人式的，周作人也将此文收入其《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因此认为，《回忆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也是周作人为静子捉刀，只是周的日记并未记载。　　徐淦回忆，他在与周作人日常闲谈中常提到鲁迅，“知堂很很坦率，从他的口吻中，我听出他对杰出的兄长之爱和敬，始终如一，像两人儿时、少时、青壮年、中年时的莫逆有增无减”。羽太信子一次给徐送茶时，也提到鲁迅，周作人当时翻译信子的话说：“内人告诉足下，自从足下来后，院子里的左邻右舍，都对她说，她们觉得又像过去大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看到通宵在灯下干夜活的情形了，她们对大先生都是很敬爱、挺怀念的。”　　1966年7月2日，周作人开始阅读鲁迅的杂文。周氏兄弟在离世之际，都是阅读对方的文章。　　周作人不仅与长兄鲁迅失和，与三弟周建人的关系亦不睦。　　据周海婴记载，羽太信子怀孕后，其妹妹芳子从日本到绍兴照顾信子。信子得到芳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渐渐离不开芳子了。为了把芳子长久留在身边，她便准备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　　当时周建人青梅竹马的表妹因病去世，他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机灌醉了周建人，将芳子推进周建人的房间。鲁迅谈及三弟的婚姻时，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　　周建人与芳子婚后，信子更加肆无忌惮地使唤二人。夜深了，她不让芳子回房照顾自己的孩子；她经常使唤周建人，动作稍慢就训斥：“慢得像虫爬！”“木乎乎，木手木脚的中国人！”　　据俞芳记载，在绍兴时，周建人与芳子关系尚好。周家迁到北京后，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挥霍，十分羡慕，对信子言听计从，效仿信子，贪图享乐，常埋怨丈夫无能，不会赚钱。一次，周作人夫妇、芳子带着孩子去游玩，周建人准备同往，没想到，他走到车子旁边时，芳子一脸不屑地说：“你也去吗？”周建人看着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难受。　　周建人到上海后，希望妻子和孩子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让妹妹离开，芳子也不愿离开，反而经常写信向周建人要钱。后来，周建人积劳成疾，患了飞机和，芳子仍拒绝到上海照顾丈夫。五年后，心灰意冷的周建人与王蕴如结合。　　鲁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鲁老太甜八十寿辰，周建人、王蕴如到北京为母亲祝寿。结果，信子、芳子大闹寿宴，周建人与芳子的长子周丰二更是手持军刀从屋内冲出，要砍周建人，被亲友拦下。此后，周丰二打电话到日本领事馆，要求他们扣留周建人，将其“法办”。周、王二人无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时候，鲁老太甜伤心地对俞芳说：“如果大先生还在，八道湾不敢如此嚣张……”　　抗战爆发前，冯雪峰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势力，他隐约表示让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对周建人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书局）供养着，周作人只要愿意来上海，生活完全不成问题，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可以供养。周建人想起鲁迅生前说过的周作人不如南来安全的话，于是致信周作人，恳请其来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复。　　寿宴之后，周作人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马理（周鞠子）每月二十元。抗战时期，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要求商务印书馆直接将周建人的一半工资，汇给周作人。兄弟关系更加恶化。　　解放后，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诉，状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发现芳子的诉状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说他改了几个字），叹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经过调查，判决周建人与芳子实际离婚城里，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　　刘哲民记载，解放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周海婴记载为叶圣陶、胡愈之）三人试图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调解。他们拉着周建人到八道湾做客，周作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但兄弟二人却互相不搭理对方。面对此僵局，三人不知该如何劝说，只好无功而返。　　周作人回忆，全国解放后不久，他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　　“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周建人回答。　　“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　　周建人听了这话，觉得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是一名奴隶。　　这次意外相遇，成为这对兄弟的永诀。　　疏离　　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这样写母亲：“她没有正式读过书，却能识字看书，早年只读弹词说部，六十以后移居北京，开始阅报，日备大小报两三份，看了之后与家人好谈时事，对于段张冯蒋诸人都有批评。”周还回忆：“她是闺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坚韧性。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不第文童，绰号‘金鱼’的顽固党扬言曰：‘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这话，并不去找‘金鱼’评理，却只冷冷说道：‘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这话告诉家里人听，所以有些人知道，别的事情也有可以讲的，但这一件事就很足以代表她的战斗性……”　　鲁老太太搬到阜成门西三条与鲁迅同住后，周作人常常逾期给母亲生活费，鲁老太太极为不满，有时坐车到八道湾去要账。鲁迅知道后，劝母亲不要去，免得淘气（受气），并说要钱我这里有。鲁老太太说：“并不是等钱用，而是气他们的这种行为。”接着又叹道：“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　　周作人称呼母亲为“鲁迅的母亲”、“鲁迅的老太太”或“鲁老太太”。鲁迅去世的第二日，周作人给学生讲了一节课后，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　　1936年10月，北大召开悼念鲁迅大会，会上，周作人称呼母亲为“他（鲁迅）的母亲”，与会的老舍听到后极为反感。后来老舍在一次纪念鲁迅逝世的会议上提到周作人时说，这种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肯承认，何况国家。　　常风回忆，1938年夏，叶公超回北平接家眷，并受中央研究院和北大之托敦促陈垣和周作人南下。叶向周说明来以后，周表示：“在北平如果每月有二百元就可以维持生活了，不必南行了。”然后说举家南迁的种种困难，“鲁迅的母亲和他的女人都要靠我养活，老三一家也靠我养活。”常风“听到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时竟然说是‘鲁迅的母亲’很觉着惊愕，以后和他谈话谈到南行的话题时有两三次他谈到周老太太时也是说‘鲁迅的母亲’”。谈话结束后，常风仍耿耿于怀：“我一路走着想起周作人称他们弟兄三位的母亲为‘鲁迅的母亲’，好像是在说什么不相干的人的老太太，感到十分刺耳不解。”　　晚年，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这样写道：“鲁老太太是鲁迅的母亲，她的母家姓鲁，住在会稽的安桥头，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鲁的。”之后，再提及母亲的地方，他一律称呼为“鲁老太太”。　　俞芳在《谈谈周作人》中回忆：“太师母（鲁老太太）也常谈周作人的长处。她说，老二很爱整齐，他的抽屉，总是整理的整整齐齐的，他包的东西，棱角分明，捆扎细致。他的性格和顺，遇事很好商量，对人谦和……老大（鲁迅）进三味书屋读书时，是给他买了一张有两个抽屉的书桌的。当时在三味书屋读书的学生，都是用这种书桌的。而老二（周作人）进三味书屋时，因为家用紧，没有给他买书桌，只从家里搬去一张没有抽屉的方桌供他使用，他起初有些不高兴，认为不像样子，怕别人见笑，但一经和他说明家境困窘等道理，他就没有什么意见了。”“老大去南京读书时，太师母曾借贷凑了八元钱给他，而当老二去南京时，太师母连八元钱也难筹措了。老人家鼓励他说：‘穷出山，富……’（这句原话我记不完整了，意思时：穷人家的子弟读书刻苦，有成就；富家子弟贪图享受，读书不刻苦，学不好。）他能理解家里的难处，拿了点路费，就高高兴兴地上路了。”　　俞芳回忆：“太师母有时也谈周作人的不足之处，她说老二从幼小时起，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养成了他的依赖性，事事要依赖家里人，特别是依赖老大。他对家庭没有责任感，在他心里，家里的事，都应该由老大负责，与他无关。”这大概也是周作人称呼母亲“鲁迅的老太太”的原因之一。　　鲁迅南下后，周作人很少到西三条探望自己的母亲。有时母亲身体不适，就由羽太信子或羽太芳子去看望。他们仅给鲁老太太开些阿司匹林之类的药物服用。　　1932年，鲁老太太大病一场，刚开始，周作人等人并未重视，后来病情日渐严重，才请医生出诊两次。母亲病重后，周作人忙给在上海的周建人写信，告知母亲生病。鲁老太太托人给鲁迅发去电报，鲁迅便赶回北平。而鲁迅一到，周作人便放手不管了。　　俞芳回忆：“鲁迅逝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太师母。事后，太师母对俞藻说，那天，老二和宋紫佩同来，我心里已猜到不是好兆头，心想，大约老大的病更加严重了。及至得知老大已经逝世，我精神上受到沉重的打击，悲痛到了极点。只觉得全身颤抖，两腿抖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只好靠在床上说话，但头脑还是清楚的。我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老二说：‘我苦哉，我苦哉……’太师母接着对俞藻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太师母气愤地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七七事变”前后，鲁老太太心情沉重地堆俞藻说：“我真为老二担心，现在报纸上登载教育界开会的消息，很少有他的名字，恐怕他对抗战的态度不坚决……”　　中岛长文认为，从周作人与母亲的关系有某种缺欠，因而他对母性有所希求，这是“他成为中国第一个女权主义者（真正的称呼应是‘母性主义者’），在家庭中却唯唯诺诺”的原因；也是周作人迷上这个“有着圆脸，毫无特征的最普通的女人”羽太信子的原因，因为信子身上有着“母性爱”。　　另有研究者认为，鲁迅兄弟反目大概也是周作人称呼自己的母亲为“鲁迅的母亲”的原因之一。鲁老太太较为喜欢鲁迅，鲁迅搬出八道湾，她也跟随大儿子搬出去。鲁迅逝世前，母亲一直是他养活；鲁迅去厦门任教前，母亲一直是他照应。母亲对鲁迅的态度，大概也是原因之一吧。　　自由　　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正在日本探亲。5月12日，他得知消息后，立即匆匆回国。6月3日，他和刘半农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去北大第三院法科慰问因声援学生运动被捕的中小学生，为军警所阻。次日下午，他参加北大教职员回忆，讨论营救被捕学生之事。5日，他路遇大队军警包围学生演讲，是夜，写下《前门遇马队记》，对军警的行为进行谴责。14日，得知陈独秀被捕后，他和李辛白、王星拱等人以北大代表的名义到警察厅探望。　　1921年，北京发生教育风潮，周作人发表《碰伤》一文，说教职员学生“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厉害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吧。”　　1922年3月，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汪精卫、邓中夏等人成立“非宗教大同盟”，号召反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随后，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等人发表《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主张：“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此后，周作人多次重申自己维护“信教自由”的立场。　　自五四以来，周作人一直提倡思想自由。1924年，他与鲁迅、孙伏园、钱玄同、林语堂等人创办《语丝》，周作人在发刊词中说：“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和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　　1924年，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与《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一起被北洋政府查封。　　1925年，女师大风潮爆发，周作人明确支持学生。他发表文章，批评女师大校长杨荫榆“只想开除几个学生，或用别的高压手段消除风潮，整顿学风，是所谓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他明确要求杨“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咎辞职”。8月19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率武装巡警强行接收女师大，学生代表与警察发生冲突，7名学生受伤，各校、各团体声援代表14人被捕，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愤怒地说：“北京教育部的总长司长动不动就以保安队及打手从事，……我的沉默之期或者也不很远了罢。”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撰文痛斥北洋政府，他说：“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屈为谅解。”他对牺牲的女学生给予极高评价，称她们为“新中国的女子”。他为遇害的刘和珍、杨德群送殡，并送去挽联：“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淋头。”他挽“三·一八”惨案中遇难者的另一联云：“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周作人挽“三·一八”惨案中遇害的中法大学学生胡锡爵：“什么世界，还讲爱国？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在女师大的复校典礼上，周作人说：“这一次本校死了两位同学，我看见她们的遗体，看见她们入殓，我很受一点感动，使我对于死有一点了解。”　　“五卅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愤然写下《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随后又写下《吃烈士》一文，讽刺“五卅惨案”中镇压工人有功而“加官进爵”的官僚和借“五卅”“博得蝇头之名利”的商贾是在“吃烈士”。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周作人发表《吴公如何？——致荣甫先生》，明确表示：“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虐手段我总不敢赞成，白色恐怖绝不会比赤色的更好。”他在文中质问胡适道：“以我贫弱的记忆所及，《青天白日报》记者二名与逃兵一同斩决，清党委员到甬斩决共党二名，上海枪决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枪决十名内有共党六名，广州捕共党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枪决……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9月，他又一次批评蔡元培、胡适二人身在上海，却对清党运动“视若无睹”。　　1933年，周作人致函许寿裳，请蔡元培营救以“共产党”名义被捕的女师大学生郑德音。　　言论　　周作人在《谈虎集·北沟沿通信》中说：“我是不相信群众的，群众就只是暴君和顺民的平均罢了。”　　周作人说自己的头脑像一间“杂货铺”：“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将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　　周作人写《乾隆的恶诗》讽刺乾隆不通诗文，他在《山中杂信》中挖苦他“实在是旧诗的难做，怪不得皇帝”，“倘若他生在此刻，抛了七绝五律不做，专做较为自由的新体诗，即便做不好，也总不至于被人认为‘哥罐闻焉嫂棒伤’的蓝本罢。”　　周作人曾翻译《贞操论》，他在《译者前言》中赞扬作者及谢野晶子“是现今日本第一流女批评家，极进步，极自由，极真实，极平正的大妇人”，他表示：“我确信这篇文中，纯是健全的思想”，是“治病的药”。此文发表后，胡适在《新青年》发表《贞操问题》一文，赞扬《贞操论》的发表是“东方文明史上一件极可贺的事”。鲁迅也发表《我之节烈观》声援周。　　周作人说：“但是假如有干净的厕所，上厕时看点书却还是可以的，想作文则不必，书也无须分经史子集，随便看看都成。”　　周作人说：“科学其实也很道德！”　　周作人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在青少年时期一定要为对真善美的追求打下底子。这种教育是以后任何时期的教育所无法补偿的。现在的学生是过于懂得显示，过早面对世俗丑恶，过早学会世故，这是很可怕的事。　　周作人说：“我最为佩服的中国思想家只有三人：一是汉王充，二是明李贽，三是清俞正燮。”　　周作人对韩愈之类的道学家怀有恶感，他说：“我对于韩退之整个的觉得不喜欢，器识文章都无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读书人的模型，而中国的事情有许多却就坏在这班读书人手里。他们只会做文章，谈道统，虚骄顽固，而又鄙陋势利，虽然不能成大奸雄闹大乱子，而营营扰扰最是害事。”　　周作人曾于1935年10月、1936年9月，两次撰文为秦桧翻案，他认为秦桧主和并不是不忠，而是“爱国”。他在文中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　　立场　　章太炎反满革命，被俞樾詈为“不忠不孝”，章遂作《谢本师》一文，与俞断绝师生关系。周作人在日本听章讲学，对章执弟子之礼，后章依附孙传芳，周亦作《谢本师》与章断绝师生关系。抗战时期，周作人与其学生沈启无反目，沈作《谢本师》与周绝交。　　周作人思想左倾，他拥护无政府主义思潮，并倾向社会主义。1927年，国民党清党时，周作人撰文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他对国民党、蒋介石一向轻蔑、厌恶，认为蒋其人一无可取，不可信任。　　周作人在《我最》一文中说：“我最不喜欢谈政治”，“《新青年》的同人最初相约不谈政治”，“政治我是不喜欢谈的，但也有要谈的东西。我所顶看不入眼而想批评的，是那些假道学、伪君子”。　　抗战爆发前，周作人坚决反日。他抨击日本在北平办的汉文报纸《顺天时报》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一张机关报。他撰文批判日本帝国主义说：“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　　蒋梦麟回忆，一次，某日本人到北大讲演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对其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那里有文化，只有武化。”　　因为留日和妻子的缘故，周作人对日本一直存有好感，但到晚年，他说：“日本民族所喜欢的是明净直，那么这些例（指藏本失踪事件、河北自治请愿事件、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走私事件、白面吗啡事件）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出来的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埘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　　“九·一八”事变后，周作人在《关于征兵》中写道：“吴公稚晖说过，他用机关枪打过来，我就用机关枪打过去，这是世界上可悲的现象，但这却是生存竞争上惟一的出路。修武备，这是现在中国最要紧的事，而其中最要紧的事则是征兵。”　　耿传明在《周作人的最后22年》中写道：“抗战之前，他（周作人）对郑振铎说过这样的话：‘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抵抗人家？’……中日开战之后，他不相信退守大后方的国民党，会有有朝一日收复中原的可能。”　　附逆　　抗战爆发后，友人纷纷劝周作人南下，从日本逃回国的郭沫若发表《国难声中怀知堂》说：“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我们的知堂。……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　　但周作人还是留在了沦陷的北平，他在给陶亢德的信中说：“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谈到郭沫若的之文，他说：“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　　1938年春夏，周作人和寺内寿一的合照在香港的报纸上刊发后，文协便开除了周的会籍。　　同年8月，胡适从伦敦寄给周作人一封信，信中附白话诗一首：“臧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斋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有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意在劝其南下，周作人亦回诗一首，诉说自己不南下的理由：“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别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周作人拒绝南下的托词为“上有老、下有小、家累重”，俞芳认为，这只不过是他的托词，鲁老太太根本不是他的负担，而当时八道湾的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最小的是周作人女儿静子的两个孩子，“但但是八个青壮年，带两个小孩子，问题应该是不大的”。　　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指定年迈且患高血压的马裕藻，以及董康、周作人三人留守，保管校产。日本人占领北平后，多次命周作人请马裕藻出山任教，马裕藻让幼子马泰将周拒之门外。次数多了，马裕藻便让马泰对周说：“我父亲说了，他不认识你。”从此，周才不再登门。　　周作人并非开始就有附逆之心，张铁荣在《周作人平议》中说：“北平沦陷后不久，据一位最后逃出虎穴的北大同学透露，一天，周作人从东安市场回家，路经北大二院，下车看看学校的情形，当时任翻译的日本人小林过来用日语打招呼，此人有一种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平日对教职员毫无礼貌，周作人给他一个冷面孔，毫不理会，昂首直入，小林立即改用中国话向周致意，并连连道歉，周作人还斥责了他对教职员语势之不当云云。……人们还不知道，周作人曾和马幼渔一起痛骂过当时已附逆的原北大日文教授徐某，时间是日本侵略军占据北平之后大约半年……”　　1939年元旦早晨，有人冒充学生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进门便抬手给了周作人一枪，子弹打中周腹部。刺客还打上了当时在周家作客的周作人弟子沈启无，在逃走时，又打死了周家的一名车夫。　　周当天穿的是新棉袍，子弹穿过棉袍打在他穿的毛衣的衣扣上，只是划伤了他的皮肤，但周坚持说子弹打进肚子里了。事后到医院做了检查，并没有发现子弹，后来周在穿毛衣时发现了变形的衣扣，又在客厅找到了子弹。但周却极为惶恐，他同意由日本人安排警署派三名便衣警卫进驻其家中。出于安全考虑，他辞去了郊区的燕京大学教席，随后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职。　　周作人说刺客是日本人，有人说是“抗日锄奸团”，也有人说是爱国青年学生，又有人说是周作人的侄儿周丰三因无法阻止伯父当汉奸而决定干脆杀了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所为。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没有得到证实，至今是个疑案。　　鲍文蔚曾问周作人为何有人要加害于他时，周轻描淡写地说：“可能有人觉得我可恶吧。”　　周作人任伪职后，文化界倾力劝周作人南下，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等18人发表公开信，希望周做“文坛苏武”，“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当时甚至有“城可失，池可破，周作人不能投降”的口号。　　周海婴记载，周作人对日本的态度越来越暧昧时，正上中学的周建人与羽太芳子的次子周丰三多次劝说二伯父悬崖勒马，周作人并不理会。周丰三郁郁寡欢，最后竟以死相谏，但周作人仍不为所动。　　1941年，周作人出任伪国民政府委员、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务，文化界一片哗然。艾青说：“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我们！”　　依附日本人后，周作人大兴土木，翻盖了八道湾的住宅，卧室也完全改建成日式的榻榻米，家中家具、物品都从日本商店购买，家人生病也请日本医生诊治。家人过生日、过满月都要庆贺，中日车水马龙，宴席不断。张琦翔说，八道湾苦雨斋原本是学子、教授愿意来的，推门即入，不拘形迹。当周成了伪督办，翻盖房子后，给朋友们发通知说，每周一、三、五下午四至六时会客。而逢着会客日，周家有好多官僚，于是朋友们便不大到苦雨斋了。　　周作人刚开始大概还抱有“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的想法，于浩成在《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中说：“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当局于上午七八时即按原定计划派军队进驻燕京大学，将代校长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邓之诚等教授聚在一起，准备解去关押……听我父亲说（董鲁安，原燕京大学教授，后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陆志韦先生在匆忙中低声告一位懂日语、以前经常代表燕大校方与日本当局联系、办理交涉的萧先生说：‘找周岂明！’可见周作人还是起到某种缓冲甚至‘保护’作用的。”　　某日，伪新民会通知北平各校学生到天安门参加庆贺皇军占领宜昌大会，教育总署请示督办周作人，周认为学生应远离政治，参加与否，无关宏旨，教育总署便按其意思通知各校。次日，各校照例放假，无一学生到会。伪新民会顾问安腾大怒，要亲自去逮捕周作人，经人力劝才作罢。自此，各校有会必到，到必抢先，而周作人则再不敢管此类事情了。　　之后，周作人这个督办便进出于各类教育会议及各类讲习班、训练班，没会必到，训词、训示也是：“现在所施行的教育方针，是以亲仁善邻为主旨”，“总之，藉着教育行政的力量，以圆满达到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三种目的”等。　　1941年4月，周作人与钱稻荪等人赴日本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会，据当时报纸报道：“14日，周作人一行抵东京”，“上午十时晋宫问候，询问陛下康强后，更赴大宫御所秩父官邸问候。正午出席文相官邸中桥田文相主办之午餐会。下午一时半，赴高松莒御殿问候。二时半，参拜明治神宫，其次更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径往宿舍云”。此行，周作人还慰问了在侵华战争中受伤的日本军人。　　范纪曼回忆，四十年代初，周作人到中央大学讲演，当时中大在地下党员范纪曼的领导下发生了反对伪校长樊仲云的学潮。范在讲演前找到周作人说明情况，但并没有透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周听罢说道：“我的演讲，你们樊校长一定会失望地。我从‘五四’到‘三一八’，也是站在学生方面的。”果然，周的讲演《中国的思想问题》赢得学生们的阵阵掌声，而坐在主席台上的樊仲云等人则显得非常狼狈。　　周作人任督办期间，曾多方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帮助李星华、李光华姐弟办“良民证”，协助他们从北平转移至延安，掩护李大钊此女李炎华及其夫侯辅庭。他还曾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高炎。　　周作人还与国民党方面接触，曾多次找国民党北平地下市委委员沈兼士“闲谈”。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受审时，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张怀、董洗凡等人为其作证，称周曾有掩护或联名保释被捕人员的举动。　　周作人一方面附和日本人的大东亚文化理论，另一方面又希望能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他的这种矛盾，触怒了日本人。1943年8月，日本人片冈铁兵斥责周作人为“中国反动老作家”。　　任伪职期间，周作人曾对友人说：“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尝门便看戏的看客。”　　晚年，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到自己任伪职的原因：“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此处又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当时有人也有劝我不要干的，但由于上述的理由，遂决心接受。”　　60年代，周作人对张铁铮谈及他当年任伪职之事时，张说：“这是日本人‘胁迫’的。”周说：“我当时同意了，以后担任过伪职的人，受到查处是当然的。”谈及去长春见溥仪之事，周说：“我去长春是汪精卫点的名，不过我见溥仪的兴趣远不如见罗振玉兴趣大，我见到了罗振玉。”　　1986年，南京师范大学《文教资料简报》发表沈鹏年的访问记录说，周作人本不愿出任伪职，出任是共产党的意思。他任职后，执行了中共向其暗示的“积极中消极，消极中积极”的方针。　　而1987年，曾为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许宝骙发表《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一文，回忆说，1940年11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当时的继任人选有二：谬斌和周作人。许宝骙、王定南、张东荪三人研究后认为，谬斌为国民党党棍，如其继任，必推行奴化教育，对青年有害。为了抵制谬，他们决定劝说周出任督办一职，反正周已经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一条腿已经下了水”。许去劝说周，告知谬斌其人其事，称：“先生若以文学院长进而出仕，只要排掉了谬斌，就是一种功德。”　　许多研究者认为上述二人的说法不可信，因为周作人如果真是按照共产党的意思出任伪职，他晚年又何必写信给周恩来为自己辩解？！　　据时任中共北平特委书记的王定南回忆，他们当时只是研究认为周作人继任比谬斌的危害性小，他并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出任伪职。　　对于周作人出任伪职，林辰这样说：“周作人在担任伪职期间，志得意满，兴高采烈，他穿着军装简约伪新民会青少年团；他到南京、苏州宴饮游乐，在游南京玄武湖时，还写下了‘疲车羸马招摇过，为吃干丝到后湖’这样的诗句，表现了他招摇过市、得意忘形的神情。1943年4月，周老太太去世后，他写了一篇《先母事略》，内有‘作人蒙国民政府选任为委员，当赴首都谒见主席’等语，如果他当汉奸是迫不得已，如果还有一点羞耻心，则在关于老太太的事略里，是没有必要谈到他出任国府委员和赴南京谒见大汉奸汪精卫的，而他却津津乐道，引为光宠。他常用一颗闲章，文曰‘知惭愧’，事实说明，他是一个不知羞愧的人！”　　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回忆，抗战胜利后前，中共曾邀请周作人到解放区去，周没有答应。于浩成回忆，周作人托人问其父董鲁安（时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解放后更名于力）传达过想到解放区的意思，董将此事汇报给议长成仿吾，成一口回绝了。　　受审　　张琦翔回忆，抗战胜利后，华北逮捕汉奸，用的是请客的方式。戴笠让汪时璟出面在汪家宴请汉奸们，吃过饭，当场宣布拘留他们。周作人、钱稻荪与汪素无往来，故没有敷衍。二人是在当夜，军警以查户口为名，从家中带走的。当军警用枪械指着周要逮捕他时，周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　　周作人被捕后，先被关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陆军监狱。周晚年回忆道：“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过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狱中规定家人每月可会间一次，送钱一次；据说，送钱最多的高达二十万元，周作人最少，每次仅五千元。　　徐淦记载：“风闻在蒋（介石）的寿辰上，有三位国民党的要员趁庆贺之机，联名上书，求蒋给予周作人特赦，但蒋说：‘别人可赦，周作人不可赦，因为他亲共。’据传那三位要员当中为首的是张群，话是从张群的机要秘书口中传出的。”　　1946年春，北平一些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上书国民政府，为周作人说情。他们请郑天挺在请求书上签字，遭到郑的拒绝，郑说：“在周任敌伪北大文学院长时，也确实为学校图书馆弄来不少善本珍籍。但我觉得，一个教授应当有起码的民族气节。周曾任伪教育总署督办，这是不能原谅的。”　　在炮局胡同关押半年后，周作人等十四人被押解往南京受审。《申报》发表标题为《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古城观者如堵，呼骂声不绝》的文章，说：“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周作人光头衣着最为陈旧……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被捕，无感想。’周瘦得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书生周作人最轻，52公斤。每人许携物15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　　据说，周作人在上飞机前曾抄旧诗一首示人：“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事大难。犹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其在押解途中写有诗二首：“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究可哀。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贪痴灭尽余嗔在，卖却黄牛入若耶。”　　周作人在“自白书”中为自己辩护道：“初拟卖文为主，嗣因环境恶劣，于1938年1月1日在家遇刺，幸未致命，从此大受威胁……以汤尔和再三怂恿，始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以为学校可伪学生不伪，政府虽伪，教育不可使伪，参加伪组织之动机完全在于维持教育，抵抗奴化……”　　1946年7月19日，南京高等法院对周作人案进行了第一次公开审理，《申报》报道了此次审理过程：“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旬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社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颇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关于周作人所说受北大之托管理校产，法庭就此事询问了当年的北大校长蒋梦麟，蒋复信称确有其事。法庭还曾询问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胡复函称周在伪北大文学院长任内，保管图书很为周到，未受损失，并且有增无减。　　宣判前，记者黄裳到南京老虎桥狱中访问周作人，其报道《老虎桥边看‘知堂’》写道：“一会儿，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了的，现在看看‘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边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周作人因卖国罪被判死刑，胡适等人使尽浑身解数，将他从枪口下夺回，他被判有期徒刑十四年，后改为十年，一直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在狱中三年多，他除了每日读书外，写了二百多首诗作，还翻译了英国劳斯所著的《希腊的神与英雄》。　　周作人曾记录他在狱中的一些趣事：他所住的忠舍的一些富翁用钱贿络监狱看守人员，从外面带进来很多诸如烟酒之类的违禁物品，生活得十分惬意。其中有个老头，据说是曾经斗垮“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巨商盛宣怀的侄子，因贩鸦片积聚了些钱财，他将全舍上下从狱卒到所长通通打点了一遍，所以忠舍里的人都叫他“老太爷”。周作人经常找一个杀人犯帮他理发，此人因斗殴误杀一人被判死刑，后改有期。“把头颅托付于他，没有觉得什么不放心的，叫一个杀人犯来剃头，当初一听却是骇人听闻的了”。　　1949年元旦，周作人经友人保释出狱，离开时，周作人作诗云：“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　　出狱后，周作人到了上海，徐淦和陶亢德两人去探望他，周作人“颇像坐关和尚”，更显老态和憔悴，问起狱中的生活，他说：“还好。狱官特许我翻译英国劳斯写的那部希腊神话和作作打油诗解闷。至于饭呢，不像在北京时吃窝窝头，但南京的米真差，米商还在米中掺砂子。不过牢房内有钱的犯人照样买通牢头，三天两头从外面的馆子里叫进鸡鸭鱼肉来吃。我和没钱的同窗有时也沾点光。”徐淦常去看他，见他有时独坐亭子间中，用32张骨牌玩大无关、摆天字的游戏。　　晚景　　1949年初，国民党溃败，周作人被假释。洪炎秋记载，当时周作人曾动过去台湾的念头，他托学生尤炳圻写信给在台湾的洪，请洪设法安置。洪复函尤，告知老友医师郭火炎将其在北投的别墅借给周居住，并由自己及另一老友张我军负责周的生活费。但之后，洪并没有受到周作人的回复。　　而徐淦回忆，有人曾问周作人：“听说胡适有意邀你去台湾，担保你能当上中央研究院院士，有这回事吗？”周摇摇头，表示他肯定不会去。　　1949年月左右，周作人悄悄告诉徐淦：“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回北平，还不知道给不给回音。”到8月上旬，周高兴地对徐说：“回音果然来了，是毛先生请周恩来写信给我的，允许我回家。”　　唐弢从周恩来处听到，毛泽东看完信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周作人回到北京后，仍居住在八道湾。抗战胜利后，周作人位于八道湾的房产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但仅罚没了属于周作人的三分之一，所以周作人一家居住的其实是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解放后，周作人按规定每月交纳租金。　　周作人晚年主要从事翻译和写作工作，从解放后一直到文革，他每天伏案写作，偶尔和来访的友人闲聊，其中过从甚密的就是同样是文化汉奸的钱稻荪。钱每次来总是自带一小瓶酒盒下酒菜，自斟自饮，与周作人海阔天空地闲聊。　　1952年，周作人受出版社之托，为萧萧校订高仓辉的《箱根风云录》。后来萧萧笑嘻嘻地告诉别人，周作人感叹道：“没想到我今天竟落魄到为萧萧之流校订稿子了。”　　1952年，周作人六十七岁生日之际，他在日记中写下“寿多则辱”一语，12年后，他虚岁八十时，将此语刻成闲章，不料一语成谶。　　张铁铮回忆：“又一年值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年，街道上照例用红纸贴出基层居民的选民姓氏光荣榜。我曾亲见选民榜上八道湾十一号选民周信子、周芳子的大名，而周作人则榜上无名。”　　1962年，周作人写信给佟韦，说他家在街上买了私人鸡蛋，受到街道监督人员的盘查和训斥，希望佟能帮他解决此事。佟见信后忙到派出所帮忙协调，派出所这才同意周可以随便买鸡蛋。　　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付周作人稿费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至400元。但周作人的钱总是不够花，因为一家三代人都靠他的工资养活。1964年9月，预付的稿费又减至200元，但好在久病的老伴已经去世，不至于无法维持生活。文革开始后，周作人的稿费来源中断，周家只能靠周丰一夫妇的工资维持生活。　　王士菁在和周作人接触的十几年中，感觉周总是“缺钱用”。他给王的信函，有一半是在说向出版社要钱之事。他常买书给图书馆，还将一些字画寄往香港出售，但被海关扣下；将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周是鲜有的生前就将日记出售的），他在给鲁迅博物馆的信中称，如果日记卖不出去，他将“托钵于市矣”。如果王士菁等人与他谈话过长，觉得耽误了他翻译书稿，于是支付给他相当的稿酬，对此，许广平曾气愤地对王说：“周作人不是律师，你还给他谈话费！”　　由于年老体衰，周作人无力握笔，只能用绳子将笔绑在手上写作。即便如此，他在80岁前完成了希腊文作品、48万字的《对话集》的翻译工作。　　文洁若因为工作关系，常去周家拜访。无论文何时到，周作人的书房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只摆着笔砚、稿纸和原著，此外，连张纸片都不见。文洁若问过周的儿媳张菼芳，是否因为出版社有人来谈工作，所以特地收拾干净了，张说，周作人向来极爱整洁，书稿井井有条，工具书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完必放回原处。他每天伏案工作十个小时以上，都是自己研磨，用毛笔写正楷，从来不用钢笔。他从不打底稿，改动很少，考虑好了才下笔。　　晚年，周作人没有余钱买书，有空便翻看以前的旧书，他开玩笑说：“这是炒冷饭。”　　闲暇时，周作人便给孙儿孙女们讲笑话，看到孩子们笑的很开心，他也非常高兴。其实，将孩子们逗笑的不是周作人讲的笑话，而是他们健忘的爷爷，因为每次周都讲同样的笑话。　　工作累了，周作人便独自摸骨牌消遣，通常是玩“过五关”。后来儿子周丰一学会二来，便从父亲处将骨牌讨了去，用钢笔在装骨牌的名片匣子上注明：“这原是祖母的纪念品。”周作人看到儿子写的字后，重新贴上纸条更正道：“这是曾祖母的遗物。”孙辈们便笑道：“那么这该是咱们的传家宝喽。”　　1965年，周作人在给鲍耀明的信中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无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　　周作人的遗嘱如是说：“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延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羽太信子患病期间，为了给妻子筹集药费，周作人将记载了68年的日记卖给鲁迅博物馆。　　1966年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砸了周母的牌位（鲁迅博物馆中，同一位母亲的巨幅遗照受到了万众敬仰）。24日早晨，红卫兵宣布对周作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将他住的日式榻榻米的卧室砸烂，全家被洗劫一空，房子被查封。红卫兵让周作人跪在地上接受批斗，用手中的皮带不断抽打他，让他老实交待罪行。周丰一也被揪来陪斗，红卫兵绑住他的双手，将他推倒在地，连踢带打。他的衣衫浸满血迹，人被打晕过去，被大雨浇醒过来，再斗再打，不让他有一刻喘息的机会。一个红卫兵还把周丰一的手表掠下来带在自己手上。风烛残年的周作人跪在一旁目睹儿子挨打，吓得晕倒在地。　　接着，红卫兵命令周作人穿着黑色布衣，身上挂上写着他名字的白布条，任凭人们在窗外观看和辱骂。红卫兵又将周作人等专政对象集合起来游街示众。周作人脖子上挂着沉重的大牌子，面无人色，无力行走，只能跪在地上边呻吟边爬行。　　这年8月23日夜，周作人写下最后一篇日记：“晴。二十二度。上午阅毛泽东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又件，内春信等三册。”　　周作人被抄家后，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叶淑穗等人去看望了他：“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　　周家的房子被封，后罩房正对着的“老虎尾巴”被红卫兵占领，用于监视周氏一家，周作人只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过了三天三夜。周家的老保姆悄悄做点食物，给他们送过去。天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儿媳张菼芳硬着头皮去央求红卫兵道：“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这样，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自家的澡堂里。半个月后，张菼芳再次向红卫兵求情，这次总算在漏雨的小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上面。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15元，周作人10元。他们告诉粮店，只允许周家买粗粮。周作人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整日被囚禁在小屋里，他的双腿很快就浮肿了。张菼芳只能到药铺买点维生素片，等红卫兵熟睡后，偷偷塞给周作人，周感激地堆儿媳说：“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连累你们。”　　到九、十月间，周作人两次写“呈文”，让儿媳偷偷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内容都很短，大意为：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但“请准予赐死”的“呈文”交上去后，就如石沉大海。　　1967年4月末，周作人屡屡表示不想活了，他对儿子说：“我不如死掉还舒坦一些，也不想连累你们大家了……尤其是菼芳。她是外姓人，嫁到周家，跟着咱们受这份罪，实在对不起她……”他又加上一句：“我是和尚转世的。”　　非命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完马桶，为他准备好一瓶开水，就上班去了。下午两点多，住在同院的邻居，偶然从窗子往周作人的屋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让她回家。张赶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众人猜测，周作人大概是要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周丰一夫妇不可能将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是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没敢拿回来。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中记载：“周作人逝世后，曾给周海婴寄去讣闻，海婴考虑再三，没有参加追悼会：鲁迅与周作人的后代之间终于没有任何来往。”　　生前，周作人为许多人写过挽联，死后，却无一人作联来挽他。次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写下《忆启明老人》一文，这是周作人去世时对他唯一的纪念文字。　　评说　　舒芜说：“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　　周建人说哥哥周作人：“周作人自小性情和顺，不固执己见，很好相处，但他似乎既不能明辨是非，又无力摆脱控制和掌握。从八道湾制造的兄弟失和事情中，表演得很充分。这似乎纯系家庭内部矛盾问题，却包古着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他从这一点上合鲁迅分了手，以后的道路也就越走越远了。”　　徐志摩说周作人：“他是个博学的人；他随手引证，左右逢源；但见解意境都是他自己的，和他的文章一样。”　　冯雪峰对周建人说，他看过周作人的《谈龙集》等文章，认为周作人是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后，他的学识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有人说，周作人向来不是一个积极的人，性情温和，头脑冷静，眼光敏捷。他在新文化运动之初，最早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为新诗铺路，探索现代白话文的源头，翻译国外小说及思想著作，关注妇女儿童问题，扩宽了几种文章的领域，不愧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大师。　　陶亢德说，如果以酒来比喻鲁迅、周作人兄弟，鲁迅“是不加其他饮料的原本威士忌，而知堂翁则是加了点荷兰水的威士忌而已”。　　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一文中说：“周启明君翻译外国小说，照原文直译，不敢稍以己变更。他既不愿用那‘达诣’的办法，借外国人学中国人说话的调子；尤不屑像那‘清室举人’的办法，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我以为他在中国近年的翻译界中，是开新纪元的。”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说，中国的文学革命，在建设方面，有两件事可记，一是“白话诗的试验”，二是“欧洲新文学的提倡”，后者以“周作人的成绩最好。他用的是直译的方法，严格的尽量保全原文的文法与口气。这种译法，近年来很有人仿效，是国语的欧化的一个起点”。　　废名说，他和俞平伯谈到周作人时，二人认为，知堂先生是一个唯物论者，一个躬行君子。他们从知堂先生可以学得一些道理，日常生活之间他们却学不到他的那个艺术的态度。俞平伯以一个思索的神气说道：“中国历史上曾有像他这样气分的人没有？”两人都回答不了。废名认为，大概只有“渐近自然”四个字能形容周作人。　　曹聚仁说：“我对于启明先生的敬意，不自今自始；他的每一种散文集必比以前一种更醇厚深切，更和我个人的口味，愈益增加我的敬慕之情。……周先生所修都是不朽的胜业，只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张中行评价周作人：小事不糊涂，大事糊涂。　　张中行说老师周作人：“在我的师辈里，读书多，知识丰富，周氏应该排在第一位。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他的文章里，上天下地，三教九流，由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他几乎无所不谈。”　　舒芜说：如果不仅从周作人的后期历史来看，而是从他的整个历史来看，应该说这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悲剧，是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着中国文化传统，在国家命运突然面临着几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时，每个人都有一个命运的问题：或是不能克服文化传统中的消极核心而失败，一切文章学问，功绩成就同归于尽，这就是周作人的悲剧；或是毕生同这个消极核心战斗，鲁迅就是这样谱出了胜利的乐章。　　何其芳比较周氏兄弟的文章：“读着两人早期的文章，我们就总有着不同的感觉。一个使你兴奋起来，一个使你沉静下去。一个使你像晒着太阳，一个使你像闲坐在树荫下。一个沉郁地解剖着黑暗，却能够给予你以希望和勇气，想做事情，一个安静地谈说着人生或其他，却反而使你想离开人生，去闭起眼睛来做梦。”　　朱光潜说：“周先生自己说是绍兴人，没有摆脱‘师爷气’。他和鲁迅是弟兄，所以作风很相近。但是作人先生是师爷派的诗人，鲁迅先生是师爷派的小说家，所以师爷气在《雨天的书》里只是冷，在《华盖集》里便不免冷而酷了。”　　林语堂说周氏兄弟：“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两人都是天才，而冷不如热。……每逢语丝茶话，两位都常来……作人不大说话，而泰然自若，说话声调是低微的，与其文一样，永不高喊。鲁迅则诙谐百出。”　　陈源写信给徐志摩谈及鲁迅、周作人兄弟，他说，周作人与鲁迅比较起来，“真是小巫遇见了大巫。有人说，他们兄弟俩都有他们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这话，启明自己也好像曾有部分的承认。不过，我们得分别，一位是没有做过官的刑名师爷，一位是做了十几年官的刑名师爷。”　　孙郁评价周氏兄弟的作品时说：“读鲁迅的书，心要跳出来，把你的意志从这里点燃，你会在阅读的瞬间，萌生一种求索的冲动和抗争的情绪。那是怎样磅礴激昂的世界呀，一个在苦难中跋涉的灵魂，使你猛然间看到了人性的光亮，它照耀着你，让你在那一刻不再沉于绝望的深谷。而读周作人的著作，完全是另一种境地。仿佛深山幽谷里的声音，又如僧人的经白，在悠然之中，把你引向远古，引向田园，引向无欲的安谧……鲁迅让你去做些什么，周作人却告诉你什么也别乱做；鲁迅引导你穿过地狱之门，去叩人生大限的神秘之墙，而周作人却俨然一个教士，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的昨日如此，今日如此，明日也如此……”　　孙郁说：鲁迅与周作人有着殊途同归的一面，又有着截然不同的一面。鲁迅之所长，恰恰为周作人之所短；周作人之风韵，又为鲁迅所少有。一个张扬着生命热力，在对苦难的抗争中，把生存意义指向了永恒；一个恬然超然，默默地品尝着生之苦涩，在忍受与自娱中，得到生存的快慰。不管你选择了鲁迅或是周作人，我们都无法离开这两个灵魂的余影，他们是20世纪中国文化中绕不开的存在！　　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在谈及周氏兄弟时说，鲁迅见到人很热情，善谈，给人亲切之感。周作人则不太爱讲话，陌生人不好与之交往。在周氏兄弟失和后，羽太重久还与鲁迅有联系。　　鲁迅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即“昏”。他几次对周建人摇头叹道：“启孟真昏！”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他也说：“周启孟颇昏，不知外事。”　　钱理群说：“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　　七、鲁迅　　（暂缺）　　细说民国大文人文学大师卷　　后记：远在远方的风　　此书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的第三卷：文学卷，前两卷分为国学卷、思想卷。三卷书中所叙文人逸事，皆从百千册民国及今人的回忆录、纪念文章、人物专著、私人日记、民国笔记、年谱、行状、行述、碑铭、杂志、报章中摭拾而来，笔者加以斟酌、选捩、增删、修改、归类、排序、承启、修饰、熔炼，终成此书。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每本书附主要参考书目，以方便读者查阅本书的思想谱系。　　文学卷单列七位文学家（原为八位，郭沫若章因故删掉），涉百余位民国著名人物，笔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写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叮当的大师们：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流风余韵，映照当世。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每一代人都已拥有独属于他们时代的荣光，我们更应追寻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气质的回答：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每看民国大师们的生平细微，总让我联想起红楼中的金陵十二钗，但无疑这些男子们才情更可羡，命运更吊诡，身世更引人黯然销魂。即使如此，他们仍只是华夏大陆自1840年后，大悲情包裹下的小悲情。愿我们的祖国，在饱尝苦难之后，最终能走过历史的三峡，走进真正属于人民的盛世，属于中国文化的盛世。　　笔者编著此书，努力遵循三个原则：一是用逸事的形式来表达严肃的内容，用轻松的笔调来展示厚重的主题；二是对历史人物，不溢美，不隐恶，以期展示人物复杂多元的历史面目；三是尽量用客观的事例说话，而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纸后，不让价值判断影响事实判断，更不希望用作者的思考来代替读者的思考。如果读者朋友读完后，感觉到了问题的开始，而不是思考的终结，笔者幸甚。　　本书采用笔记文体的形式，实受余世存先生《非常道》一书启发，写作思想也部分发轫此书，不得不记之。　　感谢天涯煮酒论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表平台，感谢江上苇、押沙龙等版主对本帖的维护，感谢天涯诸多网友在帖子里的精彩讨论，尤其是东方隐、穷人马二、万马堂中花飞扬、百草丰茂、驯悍、轩辕剑之怒、何况吾辈孤且直、胡狼拜月、huracaner、举长矢射天狼、梦不回的唐朝、默然斋主人、山谷之间、秦鱼儿、金牌皇冠店、山形水影、虫二呆呆、文化稽查总队政委、四海为家孰主宾、寒城姜七、wupengchuan22等等等等，篇幅有限，挂一漏千；现代出版社的臧永清总编、刘宝明老师及其同仁努力促成此书的出版，笔者深以为谢！　　谨以此卷献给我所有的家人。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细说民国大文人》编者：民国文林　　作品推荐：　　民国版的《世说新语》，记载了众多民国大师的妙言异行、趣闻逸事。　　书中所叙，皆从三百多部书籍，上千篇文章中采撷而来，作者加以斟酌、选捩、修改、增删、归类、排序、承启，终成此书。　　作者希冀用逸事的路径，轻盈的写法，笔记的形式，尊仰的灵魂，来对其人其事进行梳理，重现三千年不遇之大变局下，那些唾珠咳玉，环佩叮当的大师们：　　他们的欢笑、挺拔，他们的雷鸣、呼啸，他们的自负、骄纵，他们的狂狷、怪癖，以及终归悲悯和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时代命运。　　他们是生逢其时的一代，又是生不逢时的一代，只祈愿风流终不被雨打风吹去，大浪淘沙后，流风余韵，映照当世。　　全书分为三卷，目录如下：　　国学大师卷、思想大师卷、文学大师卷　　作者简介：　　民国文林，夫妻，姓名隐，居北京，律师行业，曾分别在社科院、人大、北大负笈求学，业余皆好搜罗民国文人掌故逸事，遂合著此书。但愿终有一日，朝乐朗日，啸歌丘林。　　内容简介：　　国学大师卷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第一卷，列入十位国学大师：　　黄侃、刘文典、赵元任、刘师培、吴宓、钱穆、王国维、陈寅恪、章太炎、梁启超。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思想大师卷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第一卷，列入十位思想大师：　　金岳霖、冯友兰、傅斯年、马寅初、李叔同、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　　天地逆旅，你我都是流水，唯有思想得以永恒。　　文学大师卷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民国人物系列第三卷，列入七位文学大师：　　林语堂、梁实秋、张恨水、沈从文、郁达夫、周作人、鲁迅。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精彩书评：　　一看捧腹，再看沉痛，复看掩卷思考。作者搜集史料之全，编排之新颖，关键词之厚重，注定了这本书将在诸多讲述民国大师逸事的作品中，成为翘楚之作。　　——月光　　这本书其实是一面穿越时光的镜子。书中甚至不包含哪怕一句作者的评论，它做的仅仅是记录，然而这已经是最好的评论。　　——　　民国版的《世说新语》，历史版的小说《围城》。　　——菠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