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先生会不会让步呢？”电视镜头转向共和党议员、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中的少数派高级成员约翰·沃纳。沃纳也说，让一名军人出任这个高级政治职务是一个坏主意，但是他以赞扬的口吻说：“这位优秀军官已经为国家和他本人争得了殊荣。”　　纳恩提议批准对我的任命，接着参议院确认了对我的任命。没过几分钟，纳恩和沃纳就像恶作剧的小学生一样在电话中笑着问我是否喜欢刚才的表演。我当然喜欢。不仅把我作为一个例外是对我的褒奖，而且参议院还允许我在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职务的同时保留我的三星军衔。　　虽然我觉得自己能够担当这一重任，但是我这个军人的生活中发生过的事情却依然令我感慨万端。10年前，我穿着跳伞靴，咚咚地走在老行政办公楼的走廊里，去对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Z·布热津斯基说，我觉得我不够资格、也不愿意与他的工作沾边。而现在，我却担任了他和他之前的亨利·基辛格担任过的职务。我不再是什么人的助手或第二号人物了。我将直接同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这些组成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物一道工作。我将扮演法官、交通警察、训导员、仲裁人、消防员、牧师、心理医生，有时还有打手的角色。我不仅将对别人的观点加以组织然后报告给总统，人们现在还希望我拿出自己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判断来。我已经成了没有内阁官员头衔却有内阁官员地位的“要人”。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有关纽约市新任文物建筑保护局局长吉恩·诺曼的报道。他就是在凯利大街上与我一道玩棍球的那个吉恩。自从30多年以前他参加海军陆战队以来，我只见过他一面。我邀请吉恩和他夫人朱厄妮塔——也是我们在凯利大街时的同学——到白宫食堂来与阿尔玛和我共进午餐。我们谈起了最近重新露面的另一个老伙伴托尼·格兰特。他现在是一位律师兼纽约怀特普兰斯公司的顾问。就在我们不停地笑啊、闹啊的时候，心中悄悄地涌起了一个想法：这一切当真发生在香蕉凯利那个小地方的一帮孩子身上了吗？　　在餐厅里，吉恩注意到一件一直使我感到不安的事。白宫餐厅的服务员几乎全部是菲律宾人。这个餐厅是由海军包办的。我在五角大楼的服务员中实行了种族融合，但是以我的新职务，我对打破这里的垄断是无能为力的。白宫的引导员中也有同样的情形。他们全都是黑人，就连在正式宴会上做引导员的也都是黑人。这给人留下的印象好像是到了南北战争前的南方种植园，而不是在20世纪的白宫。这类工作实际上是父子相传的。它们受到珍视。引导员们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满意自己的处境。不，多谢了，他们不需要某位自命不凡的黑人将军为了实现种族融合而破坏他们的好事。　　虽然对我的任命还没有得到正式批准，但是从11月18日弗兰克·卡卢奇到国防部上任的那一天起，我就已经代理顾问的职责了。我上台刚两天，就在罗斯福大厅向一批奈特—里德报系的报纸主编介绍了尼加拉瓜局势。听众中有一位名叫雷金纳德·斯图尔特的黑人主编，他一直没有发问。到最后，他举起手问道：“作为担任这个职务的第一位黑人，你认为是否可能有人对你的工作进行暗中破坏或者绕过你的领导？”我好不容易掩饰住了我的惊诧，这位黑人兄弟是在问我是不是一个摆设！我一口气列举了下述一些事实：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工作了10个月，我处理过从军备控制到百慕大税收条约等所有问题，我直接同总统及国务卿和国防部长打交道。我既不能被破坏也不能被绕过。恐怕我的恼怒已经不自觉地流露出来了。　　两周后，我参加华盛顿的黑人智囊团体——政治研究联合中心举办的一个招待会时看见了斯图尔特。我走过去对他说：“喂！那天你为什么对我来了那么一下子？”　　他顽皮地朝我笑了笑说：“这是那天在场的每个白人都在想但却不敢提出来的问题，所以我就替他们问了。”　　12月份，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到华盛顿来，同里根总统举行第三次首脑会晤并签署销毁中程核力量的条约。中程核导弹的射程约为3000英里，介乎战术核武器与瞄准华盛顿、莫斯科、纽约和列宁格勒等目标的洲际弹道导弹之间。中程核导弹是在欧洲发生战争时西方盟国和苏联人会互相发射的那种导弹。11月间，我和舒尔茨国务卿一起到日内瓦去商谈条约事宜，并为12月的首脑会晤作准备。舒尔茨是团长，在美国驻日内瓦使馆同苏联人举行会谈时也主要由他谈。我边听边观察围坐在谈判桌旁的人，从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看起。此人相貌英俊，一头白发，他的表情和柔声细气的讲话很像一位圣公会牧师。　　我的眼睛不停地回到一个年纪稍长、又瘦又小、神情刚毅的军人身上。他就是国防部第一副部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他还是苏军总参谋长，因而是苏联全体武装部队的统帅。在我打量这位苏联英雄的时候，我不停地倒拨脑子中的齿轮，仅仅一年之前，我还在指挥着第五军，而这个军的惟一使命就是打退阿赫罗梅耶夫的军队，特别是第八近卫集团军。而现在我是国家安全顾问，正忙着谈判一些应当使美国第五军和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变得无用的协议。　　那天晚上，美国方面在美国大使官邸举行烛光晚餐，招待苏联代表团。趁谈话一度中断时，我俯过身去对阿赫罗梅耶夫说：“元帅，您想必是仍在服役的最后几位二次大战时的军人之一了。”此时距二次大战胜利日已经42年了。元帅点点头。“我是最后的马希坎人。”他说。我笑了，对他如此熟悉詹姆斯·库珀①感到惊讶。“是的，我这一代苏联人都读过库珀、杰克·伦敦、马克·吐温的作品，你们的所有优秀作家的作品都读过。”　　①詹姆斯·库珀，18—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著有《最后的马希坎人》等小说。——译者注。　　我问阿赫罗梅耶夫在战争年代都做过些什么工作。他说他17岁离开农庄参加红军。在德军包围列宁格勒期间，他的部队驻扎在离列宁格勒大约35英里的地方。那次包围持续了890天，单是被炸死和饿死的平民就有83万之多。　　“整整18个月，”阿赫罗梅耶夫说，“我没进过屋子，即使在气温低至零下50℃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两个冬天都露宿在外，从没过过一天暖和日子。老是打仗，老是挨饿。”他说话时，屋子里没有半点声响。“而且，死人那么多。像我这种年纪的男孩10个里有8个都死了。我的32名中学同班同学中，只有我和另一个同学活了下来。”　　对于这位老元帅讲的故事，我有两个反应，一是对一位军人的勇敢精神的钦佩，二是意识到，不仅是为了拯救俄国，而且也是为了维护那个马克思主义的虚假的神，付出这样大的牺牲，这一事实对于阿赫罗梅耶夫来说该是多么难以接受。他理解实行改革的必要性，也支持改革。但是，他和戈尔巴乔夫都是只要改革、而不想放弃老的信仰。　　去日内瓦之前，我必须做出一个重要的决定：谁接替我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第二把手，在我外出期间替我料理委员会内的事务。我同前国防部长卡普·温伯格过从甚密。我同现任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的关系也同样密切。而且，我本人是个军人。我需要打消任何这样的看法：国家安全委员会是防务部门独家把持的一个分支机构。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人，他就是现在担任负责海洋、环境和国际组织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这样一个没有什么作为职务的约翰·D·内格罗篷特。内格罗蓬特是国务院外事部门的职业外交官。我喜欢他的管理风格，外柔而内刚，实在是少有的结合。而且，作为国务院的职业外交官，约翰来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会有助于消除认为我是国防部的人这样的看法。我还对卡卢奇和我共同组建的班子做了其他一些调整。保罗·史蒂文斯由法律顾问升任我的行政秘书；尼克·罗斯托接任他的法律顾问职务。罗曼·波帕迪乌克担任我的新闻助理。　　在军队中，我们对手下的人做评价，调动一些人的工作是常有的事。这时，我已经确定了一套“鲍氏用人规则”。我重视部下的智慧和判断力，特别是预见能力和全面看问题能力。我还重视部属的忠诚、正直、有干劲、待人热情、办事沉着冷静，并具有要把事情做好的愿望。学者和专家有学问，固然是宝贵人才。但是，我最需要的是能帮助我使国家安全委员会这列火车准点行驶的人。　　从日内瓦回来之后，我飞往加州，到圣巴巴拉北面圣伊内斯山中的里根牧场去向总统汇报现已谈妥的中程核力量条约，当时总统一家正在那里过感恩节假期。那座牧场的房舍之简朴令我惊讶。房子很小，而且连暖气都没有。我进了屋子，看到里根总统身着格子衬衫、牛仔裤，脚上登的是一双靴子，显然是一个处于自然状态的人。南希·里根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一字不漏地听着我们的谈话。在我汇报我们同苏联人达成的协议的时候，总统喜形于色。这不奇怪，因为他是开始销毁核武器的第一位美国领导人。　　白宫工作人员住在圣巴巴拉的巴尔的摩四季饭店。我从牧场回到那里后，总统的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在路上拦住我：“现在该你‘下水’了。”马林说。他希望我到附近的喜来登酒店去向驻白宫记者团介绍一下中程核力量条约以及在日内瓦会谈的其他问题。我要谈的是“背景情况”。这就是说，我将成为在新闻报道中引述其讲话而不披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　　驻白宫记者团有时会厉害得像吃人的猛兽。为了为第一次亮相做准备，我使出了30年前在本宁堡步兵学校教官训练班上学到的招数——怎样站立、怎样走动、怎样使用手势和声音（决不要咳嗽或移动双脚）、怎样组织你的思路（先告诉他们你要对他们讲什么，接着对他们讲你要讲的事情，然后再告诉他们你刚刚对他们讲了些什么）。交流毕竟是交流，不论你面对的是候补军官学校的学员还是萨姆·唐纳森①。　　①萨姆·唐纳森，美国采访白宫事务的著名电视记者。——译者注。　　不过，当我走向麦克风时，我仍有一种接近地雷区的感觉。我解释了这项条约和其他问题，然后让大家提问。顿时，空气中充满了军备控制的行话：“密码遥测技术”、“投掷重量”、“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等等。在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之后，我的信心也增加了。这时，问题转到了我们和苏联人商定的两个核查地点——犹他州的马格纳和西伯利亚的沃特金斯克。哪个地点更好？一个记者挑逗似地问。我说：“要是让我选择的话，我选马格纳，”沃特金斯克是个相当荒凉的地方。不过我保证，我们一定能让美国有线电视台的人员到那里去采访。”记者们笑了起来。我不仅装成轻松的样子，我也确实感到轻松了。到吹风会结束时，我对这些记者已经产生了好感。此时的我，就像一个没见过林中的老虎、因而也就认定根本不存在老虎的小孩。　　然而，从这第一次实践中，我得到了一些关于与新闻界打交道的有益启示。认识到在这种交锋中，冒风险的只有被采访者。传媒只报道愚蠢或不慎的回答，而决不会报道任何愚蠢或不公正的提问。另外，当记者们就一件事连续发问的时候，那你就快遇到麻烦了，这时你就得岔开话题，动用你的力量，占领制高点或者把对方驳回去。　　在一个11月的早上，我老是不安地看我的手表。我的办公室里坐满了苏联人。他们是前来安排里根—戈尔巴乔夫首脑会晤的苏方先遣团的成员。与他们的衣着讲究的新领导人不同的是，这批人所穿的西装好像是明斯克苏联国营第二服装厂统一制作的。这时，我已经被首脑会晤所要求的无数后勤方面的安排累得精疲力尽。这天上午，我竭力说服这些苏联人同意让戈尔巴乔夫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乘直升机过来，使他可以从空中看看华盛顿的全景。“涅特！”（俄文中“不”的发音——译者注）他们对安全感到担心，因此这样说。戈尔巴乔夫应当由车队送来。　　几周前，我曾答应在退伍军人节那天到霍华德大学附近的霍华德饭店去向美国军团詹姆斯·里斯第五欧洲分会的女士们发表午餐讲话。窗外下着一场早到的大雪。这大概会使苏联人感到亲切，但却给我带来了难题，因为即使是一场十六分之一英寸厚的雪也足以使华盛顿陷入瘫痪。我让弗洛伦斯·甘特给第五分会的女士们打电话，问问她们是否打算取消这次午餐会。答复是：不，她们正期待着鲍威尔将军的到来。　　这些妇女中有许多人是二次大战期间在实行种族隔离的部队中作战的黑人士兵的遗孀，至今还在纪念她们的亡夫，这种精神令我很感动。因此，在一次筹备首脑会晤的会议进行到一半时我把苏联人扔下，自己溜了出来，直奔霍华德饭店。在该饭店，我受到女东道主伊玛吉恩·斯图尔特和我的听众们的欢迎。我的听众是9位老妇人，她们坐在一间可容纳200人的房间里。使我感到惊讶的是，有线电视网C频道的摄像机已经架在那里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我的影响，因为有线电视网在C频道把我对这9位女士的讲话在全国范围内播放了3次。　　从此以后，我一直同我的女东道主为无家可归者设立的“伊玛吉恩之家”保持着联系。有一次，在我发起了一个五角大楼为她捐献衣物的活动之后，她给我送来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不要再给我送旧衣服来了。我需要能把这些人打扮起来去应聘的套装。”　　不管我在场不在场，苏联先遣团都过得很开心。他们下榻麦迪逊饭店的头一晚，把他们房间里的小酒吧大大享用了一番，竟花去了1400美元。我们要求饭店管理人员别再往小酒吧里装东西了。我还得在克格勃和我们的保安机构之间当裁判。苏方人员来时带来了品种齐全的电子设备。而且，戈尔巴乔夫来时还要带来他们自己的核武器发射系统，即相当于我们总统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带着的那个“足球”的东西。我们的窃听机构——国家保密局渴望能获准把他们的截听设备搬到白宫里来。中央情报局也想这样做。一些特务对另一些特务搞间谍活动，还有一些特务又对前面那些特务搞间谍活动。如果某个装有起搏器的人走过白宫草坪，他要是没被微波装置追踪，那算他走运。　　苏联先遣团的保安头目是克格勃的副部长弗拉基米尔·A·克留奇科夫。他要求见我。当我们的保密局得知我打算允许一名克格勃高官进入白宫西翼的时候，他们慌了手脚。我们怎么能知道他的鞋里装着什么？他要是设法安放窃听器，那该怎么办？他要是往你的沙发里插一个针形麦克风又该怎么办？我说：“伙计们，我认为苏联保安头目不会为首脑会晤安放他自己的窃听设备。戈尔巴乔夫来的时候你们怎么办？在东翼对他进行脱衣搜身吗？”我向他们保证，一俟克留奇科夫离开，他们就可以到我的办公室来个彻底搜索。　　克留奇科夫说，他想见我是为了“绝对保证戈尔巴乔夫同志的安全”。我概要地介绍了保安方面的安排，他点头表示称许。“好，”他说，“你们的保安处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就像你们可以向我们学习一样。”然后，他朝我狡黠地笑了笑说：“我们对于我们下榻的酒店里有那么多的新雇员也感到很高兴。联邦调查局的总部想必已经唱空城计了。”　　克留奇科夫造访白宫后不到一年，就升任克格勃首脑了。　　批评罗纳德·里根的那些自由派人士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里根是一个保守派，支持大力扩充军备，他肯定是个度假牧场上的花花公子式的战争贩子。实际上，里根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的理想是消除核毁灭的威胁。中程核力量条约就是为此而签订的，战略防御计划也是为此而制定的。搞战略防御计划这个“保护伞”的目的就是要使核武器变得无用。战略防御计划（批评它的人坚持称它为“星球大战”）所涉及的科学是极其复杂深奥的，但是这个战略本身却是浅显易懂的。目前的形势就好像交战双方的两个士兵，各自握着一枚手榴弹呆在掩体内。如果你扔出手榴弹来消灭我，那我也有时间扔出手榴弹来消灭你。相互确保摧毁。为了使自己能占优势，士兵甲拿起一支步枪。士兵乙看到后，也拿起一支步枪，俩人就这样循环往复下去。这就叫做军备竞赛。实施战略防御计划的目的就是打破这种循环。里根总统把战略防御计划看做是抵挡剑的盾牌。如果我们的左臂上有一只盾牌，那么我们的右手就不必握有一支很大的剑了。我们越是觉得自己的盾牌保险，我们所需要的剑就越是可以小一些。设计战略防御计划盾牌的目的不是为了消灭人，而是为了保护人。　　总统喜欢这个盾牌的形象，尽管它有点夸张。战略防御计划的实际战略威力在于，虽说它不可能阻止敌方全部导弹来袭，但是它能摧毁相当多的导弹，使苏联人不能确保他们一定能进行毁灭性的核打击。这样，战略防御计划就会使继续扩充核力量变得没有意义。里根曾建议同苏联人分享战略防御计划技术，但他们从未相信这种表示是真诚的。连我们自己的许多制定计划的人也不相信里根真想这样做，尽管我知道他是出于真心。总统认为，只有苏联人觉得自己也安全的时候，他们才会把自己的核剑截短。这正是这个人有远见的地方。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立场是，造导弹要比建造复杂的盾牌省钱，因此苏联人可以不停地增加导弹，使之超过我们所建造的不论多么强大的防御设施。这个论点忽略了平衡经济学的原理。我们拥有选择任何一条道路的财力，搞战略防御计划可以，多造导弹也可以，而苏联人在经济上就承受不了。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表示，如果我们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他可以销毁苏联很大一部分核武器。这表明，虽然他嘴上说不予理会，但实际上是害怕这种新技术的。我们知道他12月来华盛顿时仍然会反对战略防御计划。我们也知道，里根会坚持这项计划。　　戈尔巴乔夫到来的几天之前，我有一次正向总统汇报首脑会晤议程时，他打断了我的话，让我看两个小盒子。他打开小盒，微笑着把两副金袖扣送到我面前。那袖扣的图案是一些正在铸剑为犁的小人儿。像他的许多新奇玩意儿一样，这两副袖扣是加州的一位好友送给他的。总统要在戈尔巴乔夫到来的那天戴上一副，再在他们于椭圆形办公室举行单独会谈时把另一副送给这位苏联领导人。我指出，我认为俄国人不会戴法国袖扣。但他却执意要这样做。这一天以及其后的几天，我们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因为戈尔巴乔夫是个精明的人）。可是，我每次走进总统办公室向他汇报有关首脑会谈的问题，他都要提起袖扣的事。他知道裁军和经济问题最终总是要解决的。但是他也想有一些能把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两个人联系起来的个人的象征物。　　离首脑会晤只有几天了，我要求苏联大使尤里·杜比宁尽快到我办公室来一下。我有一个难题，他也有一个难题。当我解释我的难题的时候，身材高大、满头白发、通常很友善的杜比宁显得有些狼狈，脑门上闪着亮晶晶的汗珠。我对他说，里根夫人很生气，她邀请苏联首脑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夫一道喝茶、共进午餐或者做她所喜欢做的任何别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的人多次询问之后，仍然听不到回音。既不接受也不拒绝，甚至连一句表示接到了邀请的话都没有。与我共同负责安排这次首脑会晤的白宫联络处主任汤姆·格里斯科姆是个讲话风趣而干脆的人。他说：“难道这是牲口棚，让两位第一夫人争食吃吗？”我知道里根夫人是说一不二的，于是我就告诉杜比宁，如果她不能很快得到简单而有礼貌的答复，我们就会把一次诚挚的首脑会晤搞砸了。　　“科林，”杜比宁边说边不安地移动着身子，“这件事很微妙。戈尔巴乔夫夫人她……”他的话说到一半又咽了回去。我对那些难侍候的第一夫人太了解了。不过，我还是对他说：“如果你们不想因为这类愚蠢的事情而把这次首脑会晤弄糟，那就快行动吧。你为什么不动用你们克格勃的传真机，快些给我们答复呢？”24小时后，我们接到了赖莎·戈尔巴乔夫的回电，说她接受邀请，同意来喝茶。用苏联的标准来衡量，这么快做出决定可以称得上是光速了。　　是的，我对固执己见的第一夫人确有了解，但对我来说还是有可学的东西。我和我的工作人员设计了一个第一天的条约签字仪式，为的是使首脑会晤能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开端。我们定的时间是上午11点。白宫办公厅副主任肯·杜伯斯坦是个来自布鲁克林的年轻人，他精力充沛，政治上很精明。我把拟定的时间表送给杜伯斯坦，他后来打电话给我说，签字仪式必须在下午1点45分举行。我说，这办不到，那会把整个这一天的安排打乱。但杜伯斯坦重复说，一定要在下午1点45分举行。我对他说也许可以改在11点半，最迟12点。杜伯斯坦坚持要在下午1点45分。他的态度很武断，完全不像他的为人。于是我说：“肯尼，1点45分这个时间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他不肯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但是也不让步。我们只好把时间表全部打乱，以满足这个莫名其妙的要求。　　几周之后，杜伯斯坦终于把原因告诉了我。这样，我也就成了白宫中6个得悉这个秘密的人之一。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南希·里根在决定总统应当在何时何地处理美国的事情时一定要听一位占星家的意见。而这位名叫琼·奎格利的加州占星者断定，下午1点45分时的星象最适于签署中程核力量条约。　　南希·里根迷信占星术与总统本人身上那种类似神秘主义的东西是完全一致的。苏联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事情对他有很大影响。如果苏联一座核电站发生的一次事故能将有毒的辐射传播到世界上那么大的一片地方，核武器又将如何？总统了解到，切尔诺贝利这个名字是从俄文中表示“苦艾”的那个字演变来的。由于苦艾味苦，所以圣经上以这个字作为敌意的象征。总统的思路从切尔诺贝利引申到苦艾，从苦艾引申到敌意，从敌意引申到世界末日的善恶决战。他对我们说，那个城市发生的事情是上帝对人类发出的警告。　　12月7日那一天，戈尔巴乔夫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我们分毫不差地执行着事先制定好的计划：总书记到达白宫南草坪；在椭圆形办公室同总统进行短时间的单独会谈；里根急不可待地赠送袖扣，戈尔巴乔夫只说了声“谢谢”就装进了衣袋。然后，两位领导人带着他们的代表团进入东厅，举行中程核力量条约签字仪式。里根总统说：“‘控制军备’这个词被‘裁减军备’所代替，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把加了皮套的两份文本摆好，蓝皮的是给美国的，红皮的是给苏联的。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上面签了字，时间刚好是下午1点45分多一点。　　仪式结束后，现在该是讨论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戈尔巴乔夫仍然想阻挠“战略防御计划”的实施，他还想为他的国家争取经济援助。我们则希望苏联撤出阿富汗，希望给犹太人以离开苏联的自由。我原安排让两位首脑及其主要助手于下午2时30分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谈。但是国务院希望让许多人——既有美国人也有苏联人——参加会谈，所以到最后一刻，舒尔茨要求把会谈挪到大得多的内阁会议厅举行。我的直觉不安起来。突然改变计划会使罗纳德·里根的竞技状态受到影响。但我迁就了舒尔茨，这可是个不明智的决定。　　此时，内阁会议厅内已是座无虚席。大家坐好之后，总统请他的客人戈尔巴乔夫先讲话。当这位苏联领导人照着手写的讲稿讲话的时候，我开始记下我的印象：“聪明。头脑灵活。不绕大圈。很有分量。很实在。充满活力。精彩的发言。”戈尔巴乔夫满口“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低平弹道”以及SS—12、SS—13、SS—18、SS—24导弹的投掷重量等字眼，就好像他是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一个学者。讲着讲着，戈尔巴乔夫说了这么一段话：“我知道你们准备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的工厂里生产新式化学武器。”他甚至知道这些武器将用155毫米炮弹来发射。这种事连我也不知道。总统不动声色、表情愉快地听着。突然，他打断戈尔巴乔夫说，他有个故事要讲给大家听。我们知道他的资料卡片上记着许多俄国笑话，这些笑话大都是美国驻莫斯科使馆为他提供的。戈尔巴乔夫停下来让他讲。　　“一位美国教授要到苏联去。他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机场，”总统开始讲故事了，“那出租车司机原来是个学生。教授问他：‘你毕业之后想做什么呀？’那司机说：‘不知道，我还没决定呢？’”　　“到了苏联之后，教授又叫了一辆出租车从机场去莫斯科，”总统和蔼可亲地继续往下讲，“在车上他又同苏联司机攀谈起来。那司机也是个学生。于是教授便问他毕业后想干什么。‘不知道。’司机说，‘人家还没告诉我哩。’这就是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　　听他讲完这个故事，在场的美国人恨不能钻到桌子底下去，而戈尔巴乔夫则眼睛盯着前方，脸上毫无表情。这是他同总统的第三次会谈，到这时他对里根的风格也有所了解了。他显然认为，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要比为这种事生气更重要。于是，他又继续他的讲话，就好像刚才他什么也没听到似的。　　总统接下来的表现进一步暴露出他的准备不足。谈到外交问题时，他转向舒尔茨说：“唔，乔治，在这方面你可能有话要说。”谈到军事问题时，他又转向卡卢奇说：“弗兰克，我相信你会愿意谈谈这个问题。”　　会谈结束后，我们这方面的人回到椭圆形办公室。乔治·舒尔茨大胆地说出了该说的话：“总统先生，这太糟糕了。这个人不好对付，他是有备而来。您不能只是坐在那里讲笑话。”　　总统知道会谈进行得不怎么好，因而听了这番责备的话也没反驳。但是他并没有一蹶不振。“那么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他说。　　总统和戈尔巴乔夫预定次日上午还要举行会谈。我决心不再重犯今天的错误（我承认发生这些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过错）。“首先，我们不能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我说。舒尔茨现在同意了。“其次，总统先生，”我说，“要为您准备一个比较好的发言提纲。”今天再讲任何教训的话都会伤害罗纳德·里根的自尊心。他晚上还要设宴招待戈尔巴乔夫，于是我建议他回家去做准备。我向他保证，到明天早上，我们会把一切都准备停当。　　会议结束时，舒尔茨看上去依旧是心烦意乱的样子，好像我们在拳击赛中第一回合就被人击倒了。我建议大家好好喘口气，然后全力以赴地去解决这个问题。我回到办公室，让弗洛伦斯·甘特把我的助手弗里茨·埃尔马思、鲍勃·林哈德和纳尔逊·莱兹基找来。他们一来，我就向他们发布了陆军中那种典型的五段式战地命令：形势——很严重，我们第一次交手就失利了；任务——夺回主动权；措施——使总统对明天的会谈准备得好一些，以便进行反击；后勤——由本班子给总统拟定一份三至四页写得密密麻麻的讲话提纲；指挥与控制——就在本办公室，讲话提纲需经国务卿审查。然后我说：“我在国宴后于午夜时分来看你们。”　　国宴进行得很顺利。里根发表了热情洋溢、令人信服、妙趣横生的讲话，这看来是他天生的长处，而且他又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于将近午夜时回到我的办公室，那里是在赶任务时通常都有的乱作一团的景象。男人们挽着袖子，领带结拉下一半，女人头发散乱，人们俯身在涂改得乱七八糟的文稿上，桌子上到处是咖啡喝剩一半的泡沫杯和塑料匙，秘书们坐在文字处理机前噼噼啪啪地打字，打印机吐出最新的修改稿。我看了看打好的最后文本，说：“挺好，但是还要更好。”我在思路方面做了一些纠正之后便回家去稍事休息。到凌晨5点钟就又到西翼来了。我的助手们此时都蜷卧在椅子和沙发上，一个个睡眼惺忪。埃尔马思把总统讲话提纲的最新文本交给我。我看了一下手表。舒尔茨早上7点要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再改一次。”我说完又做了几点新指示。他们又爬了起来，坐到会议桌旁。　　舒尔茨正好7点来到我办公室。我把我们写好的东西交给他。“我觉得不错，”他说，“不过我得把它拿回国务院去，我手下的人需要看一看。”　　“最好能快一点儿，”我说，“我还得向总统汇报，而且他要在上午11点同戈尔巴乔夫会谈。”　　当我把提纲的内容讲给总统听的时候，他显得精神很好也很轻松。提纲上的字打得很稀，像电影脚本似的。其中谈到战略防御计划、军备控制、地区性冲突、人权以及经济援助等问题。看他的表情，就像根本没发生过昨天那段插曲似的。我自己的心情绝对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总是在早上起来显得好一些嘛。永远乐观能增强力量，甚至对总统来说也是如此。　　“很不错，我都记下了，我都记下了。”当我们把讲话提纲研究了一遍之后，总统点着头连声说道。　　当时他坐在一张靠近茶几的安乐椅里。我拉开茶几的抽屉把这三页纸塞了进去，并对总统说：“在我们举行了正式会谈仪式之后，就回到椭圆形办公室这里来。”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一个长相凶恶的克格勃官员，格里斯科姆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吸血鬼”）会打开公文箱，递给戈尔巴乔夫一个速记簿，上面有手写的笔记。“您就在这个时候漫不经心地从抽屉里拿出讲话提纲，总统先生，您可一定要先讲话。”　　第二天上午，里根总统在白宫欢迎戈尔巴乔夫到来。然后他俩带着各自的助手一起走进椭圆形办公室。我们让摄影记者拍了几张照片后，便坐下来正式会谈。当时戈尔巴乔夫手中已经拿着他的速记簿了。我望了望总统，他正在从茶几里往外拿讲话提纲。他开始讲话，讲得又自然又有说服力。他指出，昨天是值得骄傲的一天，然而，正如总书记本人所说，他们两人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苏联方面愿意把弹道导弹的弹头限制在4800至5100枚，这使他很受鼓舞。40多年来，进攻性导弹维持了和平，但是，我们两国的人民希望用比这更好的方式。这就是实施战略防御计划的目的。这个计划要消除在发生危机时实行第一次打击的诱因，以此来加强世界的稳定。　　这出戏演得完美无瑕。总统为讨论定下了我们所希望的调子。我不时地望望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意识到此人的思维敏锐。他立即明白了我们为了扭转昨天的方向做出了哪些努力。总统讲完后，戈尔巴乔夫翻了一下他的小本开始发言。不一会儿，他索性把那本子抛开，单凭记忆做了一次完全以事实为根据的讲话。这显示出他对自己的材料掌握得滚瓜烂熟。他阐述了他依旧强烈反对战略防御计划的立场。戈尔巴乔夫说，与美国传媒所歪曲的相反，苏联并没有实施它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但是，如果美国想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那是你们的事。不过苏联将会做出反应。总之，他讲话的主旨还是积极的，那就是要继续寻求削减核武器的协议。　　会谈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多一点。舒尔茨、卡卢奇和我得不时地就一些细节问题为总统救驾。尽管戈尔巴乔夫在对问题的掌握方面明显占优势，但他的举止中丝毫没有傲慢的成分，绝没有1962年尼基塔·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威逼年轻而又缺乏经验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那种情形。戈尔巴乔夫的态度更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在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阐述方面，这位英国首相也比罗纳德·里根高明许多。她和戈尔巴乔夫都在里根身上看到了在两次总统选举中赢得了美国人心的那些品质。此人不仅是总统，他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他的人民的朴实性格、讲究实际的态度以及乐观精神。聪明的外国元首们承认这一事实，比较刻薄的领导人则不然。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决不是傻瓜。　　12月10日上午，天空阴沉，淫雨霏霏。人们聚集在白宫南草坪上为戈尔巴乔夫送行。然而，戈尔巴乔夫却像一个刚刚赢得了预选的政客一样春风满面。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确是赢得了一次预选。在从苏联大使馆去白宫的路上，戈尔巴乔夫让他的车队在第16街停了一下，开始向围观的人群做姿态，而且他的姿态做得十分成功。正如我们后来认识到的，他的举动证明，他在国外比在苏联国内更得人心。然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具体问题需要解决：苏联人想要的弹道导弹的最高限额是5100枚，而我们想要的是4800枚。我们只有把这个分歧解决了，才能从中程核力量条约迈向限制战略远程核系统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类战略远程武器是设计未来越洋发射、袭击彼此的城市的。　　当我们同苏联人一道挤在内阁会议厅里，争论着可容许的弹道导弹数目问题的时候，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却在那边等待我们结束讨论，使他们能够在浸透了雨水的南草坪上开始举行欢送仪式。最后，卡卢奇向阿赫罗梅耶夫提议，我们干脆来个折衷，把导弹数目定为4900枚。我们的人走向总统，在舒尔茨和我保证这是一笔好交易之后，总统同意这个建议。我感受到了卡卢奇以前感受过的那种激动心情。罗纳德·里根相信他手下的人，他会接受你的建议，所以你的意见最好是正确的。总统曾在一张我在椭圆形办公室向他汇报情况的照片上给我题字。他题的字是：“科林，如果你这么说，那就一定是对的。”这表明他是多么信任我，这种信任真有点令我诚惶诚恐。　　戈尔巴乔夫也同意了这个折衷限额。于是，就在华盛顿那个下雨的午后，世界变得更加安全了。　　1988年1月，我们进入了里根政府的最后一年。对于像我这样仅仅一个月前才从侧翼走上全国性舞台的人来说，这个时期是在饶有兴趣的气氛中开始的。我收到了阿拉斯加参议员特德·史蒂文斯同布什副总统之间两封往来短笺的副本。史蒂文斯在圣诞节刚过的时候写信道：　　亲爱的乔治：　　我的确对科林·鲍威尔印象很好。　　据我判断，他应当列入你遴选副总统的“最后考虑名单”。　　几天后，1988年1月5日，布什回信说：　　特德：　　你对科林·鲍威尔的印象没错。他在各方面都是属于A级的人。　　承蒙恭维。但是他俩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布什从未对我提过这件事。　　那个时期民主事业在拉丁美洲正在取得胜利，但是在桑地诺派掌权的尼加拉瓜和诺列加执政的巴拿马则不然。我在一段时间以前已经知道尼加拉瓜孔特拉决不可能高举胜利的旗帜和枪支在马那瓜凯旋游行。他们还不够强大，但是他们仍是我们促使桑地诺派继续坐在谈判桌旁的手段，这个策略当时是起作用的。双方已在头年8月达成初步协议。我认为，为了保持压力，我们应该继续向孔特拉供应武器，不是从后门送过去，而是在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公开提供。我当时仍在为一项向孔特拉提供武器的一揽子计划尽力游说，而那是使我深感失望的日子。在临近2月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要达成协议了。只要共和党人能答应作少许次要的让步，我们就能在民主党人中间把我们所需要的能左右局面的票数争取到手。但是我没有把众议院少数党督导迪克·切尼的性格考虑在内，我早在法兰克福第五军的时候曾向此人介绍过情况。切尼不同意再作任何让步。他宁愿输也要坚持原则，不愿为了赢而作进一步让步。结果，政府方案在2月3日以失败告终。一个月后，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不那么可取的协议，即以继续提供非武器援助来使孔特拉保持勉强的团结。　　2月19日，我随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取道芬兰前往莫斯科，我们将在那里筹划拟在夏季举行的下一次首脑会晤。这时我与舒尔茨的关系日益密切。他是我所遇到的最杰出的公务人员之一，我对他知之越多，印象就越深。我钦佩舒尔茨不仅是因为他有智慧，还因为他坚忍不拔地想方设法为里根的理想注入实质内容。他和我，还有卡卢奇，每天早晨7点钟在我办公室碰头。我们3个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以相互竞争的政府系统的头领的姿态进行工作的。在政府里舒尔茨是惟一负责对外政策的部长，我总是要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明白这一点并始终支持他。　　我们中途在赫尔辛基停留，下榻怡人的渔村饭店，以便先消除一下飞行时差造成的疲劳，然后再去见苏联人。舒尔茨盛情在饭店请我们一行15人吃晚饭，吃着吃着我们成了邻桌一批日本游客大感兴趣的对象。　　我们散席的时候，日本人拿着相机围了上来。他们希望同名人合影留念。舒尔茨和我稍稍整了整仪表，不料日本人却围上了别人。他们想与之合影的名人是国务院公共事务助理部长雷德曼。雷德曼是每天在电视摄像机前向报界发布新闻的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人们由电视影像形成概念的时代，而真实在这些概念掩盖下黯然失色。后来我也看到这种失真现象在我们对外政策的审议中起着越来越多的作用。　　到莫斯科后，我见到一位经历了冷战全过程的人物，他就是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各时代连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多勃雷宁一定是软木做成的人物。他在前几代推行强硬路线的共产党政权中安然无恙，在现在的公开性和改革时代又成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高级顾问。我们到后，白天在昔日的沙皇宫殿、如今是外交部宾馆的一幢外交别墅内同多勃雷宁和谢瓦尔德纳泽讨论有关将要举行的首脑会晤事宜。　　白天的会谈结束时，多勃雷宁悄悄走到我面前说，他想我们应该聊聊，就我们两个。他的司机开着吉尔车把我和他送到了莫斯科河对岸与克里姆林宫隔河相望的一座富丽堂皇的大饭店。过厅里空荡荡的看不到什么人，我问多勃雷宁：“这是什么地方？”“供大人物用的，政治局、克格勃。”他用悦耳的美国英语说道。我们乘电梯上到4楼，多勃雷宁带我走进一个包间。人们到苏联去通常不是为了享受美味佳肴，但是这顿饭却精美异常。服务员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动作干脆利落的俄罗斯女郎。　　多勃雷宁一张大大的险，面相开朗慈祥，态度和蔼可亲。我提高了警惕。“科林，”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说道，“对这里的现状你必须有个了解。戈尔巴乔夫是我们自从列宁以后第一个治理国家的‘法家’。这一点比你所意识到的更重要。由官僚发号施令进行治理的社会运转不灵，因为这些官僚没有别的能耐，也没有改革的良策。戈尔巴乔夫正在努力使我国成为法制国家，不再由庸碌无能的党干部治理。”多勃雷宁接着指出，这位新领导人对军方的态度是前所未有的。“他把将领们都快气疯了。戈尔巴乔夫对他的将军们说道：‘你们对我说正因为美国人有这种那种武器，我们也非得有不可。为什么？我不想去征服美国人。所以请问，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这些武器来保护我们的安全？’”多勃雷宁说，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军方提出过质问，军方一向是要什么有什么。　　他要求我试着站在他们方面看看苏联帝国主义是怎么样的。他说：“你们总是拿古巴来猛攻我们，古巴这样、古巴那样。你们知不知道是谁把古巴给了我们？是你们。卡斯特罗是个革命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到联合国去，住在哈莱姆区的特里萨饭店。你们政府对他不理不睬，把他当贱民看。于是他投进了我们的怀抱。”　　他继续说道：“你们不断在尼加拉瓜的事情上猛攻我们，但是，我们向桑地诺分子提供的支援只不过是够他们自卫用的武器，尚不足以用来骚扰邻居。以后你们再不会看到我们那么快就去参与别人的革命。”那样的日子正在结束，多勃雷宁接着说。那种使苏联花费了数以亿计的卢布，换回的只是些暴虐政权和使苏美关系恶化的对外冒险活动，以后不会再有了。　　多勃雷宁说，戈尔巴乔夫希望的是使苏联国内稳定。新政府想要走向自由市场，但是这种转变不容易。“拿面包来说吧，我们为成本提供补贴，面包价格便宜到用酒糟喂猪还不如用面包喂猪合算。包装面包的塑料纸的成本比面包本身更贵。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很荒唐，也知道不能再维持下去，可是已经补贴60年了，不能说停就停。那样我们真的又会发生一次革命。”他说，戈尔巴乔夫也试过提高税率，使国家多一些财政方面的责任心，“但是那样又有扼杀企业精神的危险。”　　我知道说话的是个老行家，是个跟革命前的绸缎一样滑溜的外交官。但是，我并未把多勃雷宁对我说的这些话自动先打上个折扣。回饭店后我把我所记得的每一个字都记录了下来。　　3月1日，里根总统在布鲁塞尔同北约其他15个成员国国家元首会晤。正震撼着苏联的那些变化也动摇了我们已经习惯了的所有那些以往的假设。德国总理科尔——他的国家在一旦发生东西方大战时很有可能成为战场——要求进一步达成削减战术核武器（例如我们的射程60英里的“长矛”导弹）的协议。在美国国内，里根政府受到人民的压力，他们想知道，既然苏联的威胁已经减小，我国的国防开支按人均计算为什么仍要比一般北约伙伴高出将近3倍。　　在布鲁塞尔总部，北约各国领导人围坐在一张圆桌旁，身后坐着各自的工作人员。里根总统在16个人中排在最后一个发言。第一天会议结束之前将轮到他。在听了前面的发言者关于戈尔巴乔夫的絮絮叨叨的长篇大论之后，我有点不放心我们为里根总统准备的发言稿够不够充分。趁会间休息时，我走到总统跟前轻声说道：“总统，你的讲稿的确不够好，我很抱歉。恐怕你要临场发挥了。”　　他神情愉快、毫无焦虑之色地望了我一眼。“行。”他说。他将在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之后发言。马尔罗尼在开场白中说，他对做超级大国邻居的处境也颇有感受。接着，他把他的国家与我国之间的3000英里不设防边界同东方集团与西方之间剑拔弩张的边界作了对比。他说，重兵把守的边界代表过去，美加边界的范例必定代表未来。马尔罗尼口才出众，他对改变当天会议的气氛起了作用，使发言摆脱了一直占主导地位的戈尔巴乔夫热。　　最后轮到里根总统了。他谈到我们试图同苏联达成些什么协议。他简单而又具有说服力地谈到我们的目标和期望。他讲话时不看讲稿，他的话显然打动了其他首脑。罗纳德·里根并非像批评他的人描绘的那样是个只有一个心眼的人。他没这么简单。在这一天，他再次显示了对发生在美苏关系中的历史性变化的悟性，并且用老友相对那样的独有的里根式谈吐表达了他的信念。他的自信心和自在感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强。　　北约会议散会出来时，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的克里斯·华莱士要求采访我。他说：“我希望先非正式了解一下背景，不上镜头，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同意了，于是便向他介绍了情况，足足谈了15分钟。“现在我们上镜头吧，”他说，于是我俩进行了12分钟的录像问答。在问答谈话中我告诉他说，虽然这么多领导人在一起会谈总难免有不一致，但会议开得很顺利。在这段谈话之后，他又接下去问了一些问题，也是非正式的，不上镜头。又谈了10分钟。我同华莱士总共谈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很高兴地回房间稍事休息。　　我肯定睡着了，是电话把我惊醒的。电话是国内白宫新闻办公室的什么人打来的，他问我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我不明白这个人在说什么。他告诉我说，我公开表示不同意总统的看法，在电视节目中让总统丢脸。　　我马上到菲茨沃特的新闻中心，请那里的工作人员把全国广播公司《晚间新闻》的录像带找出来放给我看。华莱士和他的摄像组在总统走出会场时拦住了他。华莱士问总统，北约伙伴中间在仍然存在的苏联威胁问题上有无任何分歧。总统说他从未见过如此和谐。华莱士问他，他们是否在某个事情上有分歧？“没有。”里根说。镜头从他移向华莱士。华说道：“可是甚至在总统自己的顾问中间也有人对这一点有不同看法。”于是出现了我在说话的镜头：“与会的16个国家，全都是主权国家，分歧当然会有，而且当然时不时会有热烈的辩论和讨论。”我跟这人谈了半个多小时，他从中只摘用了这7秒钟。　　不久，我碰巧遇上了华莱士，就说：“克里斯，你这一招很低劣。”　　他仍然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道：“我需要另一种观点，如果这是你遇到过的最糟糕的事，那算你走运。”　　到了这时，我恍然大悟，这片丛林里果然有老虎出没。回华盛顿以后，我在4月5日——那天正巧是我51岁生日——向新闻界通报巴拿马情况。有人向我问到一个走漏出去的消息，说我们可能考虑绑架诺列加。我按照我制定的应付媒体的新规则之一做了回答：“我不是讨论可供选择的办法。”在情况通报会临近结束，我即将保持完肤而退的时候，我突然感到被谁咬了一口。不久前杰西·杰克逊牧师就巴拿马形势发表了他的劝告，有位记者就这件事向我问道：“杰西·杰克逊介入对外事务合适吗？”我顿时明白了他的用意。他其实是说：“请你给杰西来上一拳好吗？兄弟一吵架，新闻就有了。”　　我说：“我很钦佩杰西·杰克逊牧师，而且像对任何人一样，我对他的意见表示理解。”这句话诠释出来就是：“你想叫我和杰西干架，你们看热闹，那可办不到。”　　关于怎样提防新闻媒体，怎样提供消息的经验教训还有：向你提出的问题你用不着每一个都作答。问什么问题由他们选，回答什么问题由你定。我从那次同华莱士打交道的痛苦经验中还学会了如何越过向你提出问题的听众而另外瞄准你要对之说话的对象。回答问题时，一定要着眼于该怎样对坐在荧屏前注视着你的千百万听众说话。　　为了维护面子而采取变通的做法有时也适用于国际问题。科威特人要我们卖给他们“小牛”空对地导弹和可以用来发射这种导弹的FCA—18飞机。美国犹太人的主要院外集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在大约一年前阻止了一笔向沙特阿拉伯出售“小牛”导弹的交易。该委员会还公开反对向科威特出售FCA—18飞机，但是我觉得他们并不想同里根政府再发生一场激烈冲突。委员会的一位负责人向我承认：“我们反对的主要倒不是飞机，而是飞机携带的‘小牛’导弹。”　　“小牛”导弹有两种型号，D型小，G型大，这他知道。被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挡住没卖给沙特的是D型“小牛”导弹。这位负责人说：“我们的态度应该前后一致。在D型导弹问题上我们反对过沙特人，我们也得同样地反对科威特人。”　　我有点听不大明白，便说：“你们知道D型能达到的破坏程度G型也完全能达到，而且G型的破坏力更大得多，但是，你们不反对向科威特出售携带威力更大的G型导弹的FCA—18飞机，是这样吗？”　　“我们必须前后一致。”他重复了一句。　　科威特王储萨阿德·阿卜杜拉·萨利姆·萨巴赫亲王这时正在华盛顿催促达成这笔买卖。我前往亲王下榻的饭店套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阿米蒂奇和奥克利已在那里，他们正向亲王解释这笔买卖的问题所在。我向亲王介绍了D型和G型导弹的差别，然后指出，我们不能把FCA—18飞机连同威力较小的D型导弹一起卖给他，但是我们可以把这种飞机连同威力较大的G型导弹一起卖给他。亲王请我再说一遍。我又说了一遍。亲王同他的几位顾问面面相觑，好像在说：“他们还说我们不可思议呢！”他要求允许他们退场单独商量一下。　　科威特人回来后，亲王说可以，他们愿意购买FCA—18飞机和威力更大的“G”型“小牛”导弹，如果我愿意把这项协议写下来签上字的话。我料想他们是怕以后没人会相信这笔交易。我表示同意。　　皆大欢喜。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正如它对沙特人干过的那样也拦住了向科威特人出售D型“小牛”导弹，因而保住了面子。科威特人莫名其妙地如愿以偿，喜出望外。飞机和导弹制造商获得了一大批买卖。这件事的道德寓意是什么？也许在《艾丽斯漫游奇境记》里可以找到答案。　　总统所有讲话的讲稿都由总统最后酌定，但是涉及国家安全的发言在白宫首先要经过我同意。今天送交我们过目的是将在4月21日向斯普林菲尔德的西马萨诸塞世界事务理事会发表的讲话草稿，它是由在撰写强硬路线发言稿方面坐头把交椅、擅长把握里根式语气的撰稿人多兰领导起草的。罗纳德·里根希望美苏关系继续变对抗为合作，但是表现出转变太快并不是好的讨价还价策略，所以多兰主张在这篇讲话中要有些辛辣的东西。再则，总统是保守派，美国又快要进入选举年了。里根本人虽不再参加竞选，但是政府决意继续坚持它的保守立场，把它传给下一位共和党候选人。因此，为了在莫斯科首脑会议之前稳住共和党右翼，这篇讲稿写成了一流的老式的东西方对抗讲话。我对这篇讲话在外交方面的作用隐约感到不安，但是从顽强的党派斗争立场来看又认为这种策略有道理。　　4月22日，也就是总统发表了这篇讲话的第二天，我同舒尔茨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圣凯瑟琳大厅。那是间富丽堂皇的沙皇时代的宫殿，极高的天花板，黄白相间的雕梁画柱，巨大的枝型吊灯晶莹闪烁。戈尔巴乔夫坐在桌子对面，沉着险厉声谴责24小时前里根总统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强硬讲话，边说边用力打着手势。他说：“我不能不认为这是倒退，是企图向我们说教。”否则如何解释里根那套对苏联的老式攻击？　　“这次首脑会议上是不是要大吵一场？”他问道。　　我注意到戈尔巴乔夫是如何为这番谴责做准备的。今天他面前没有放记事本，而是放着一个空的文件夹，文件夹的封面、背面和里页都写满了字，一行行的，起先还保持水平走向，越写越斜，越潦草。我可以想象昨夜的情景：“主席同志，这是你明天用的发言提纲。”短暂的沉默。戈尔巴乔夫把一叠纸翻了翻，往边上一扔说：“发生了新情况，这堆废话没用了。我自己来准备发言稿。”　　会谈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指出前总统尼克松最近批评了中程核力量条约。“尼克松写回忆录写得很辛苦，停下来参加政治辩论解解乏，”戈尔巴乔夫用讽刺的口吻说道，“不能让死人揪着活人的衣服下摆，把他拖回到以往的年代。我们应当反对那些想要往苏美关系正常化的车轮里插棍子的人。”里根重谈好战老调是想干什么？是想回到老的政治关系，还是只是演给美国右派看的？我心中在想：米哈伊尔，你很有洞察力！　　严厉的斥责，包括翻译的时间在内，整整继续了45分钟。　　一开始我曾为我们将为斯普林菲尔德讲话付出多少代价担心，但是接着我开始意识到戈尔巴乔夫也是在演给沿桌坐着的那些苏联人所代表的他的选民们看的。他不能在他的国家挨了拳头以后不做做还手的姿态。　　斯普林菲尔德讲话稿被通过的时候舒尔茨不在华盛顿。他一直没看过这稿子，所以听到戈尔巴乔夫那一通发作有些吃惊。但是，他很聪明，不声不响地听着，在戈尔巴乔夫终于讲完了的时候，他沉着冷静地把话头转入了议题。戈尔巴乔夫换了语气。他开始叙述他在改革和公开性方针下要达到的目的。他要改革这个像步履蹒跚的巨人似的国家，要使苏联提高效率，要使苏联适应市场经济，要改革苏联共产党，要用我们从未想象到的方式改革苏联。他说，总之他要结束冷战。他们和我们的意识形态之战已经过去，他们败了。他知道我是军人，直看着我眨着一只眼说：“既然你们已经失去了头号敌人，以后作何打算？”　　那天晚上，我回到饭店房间里，回顾这非同寻常的一天，有了一个深信不疑的想法。苏联这种方针的改变并不是为麻痹我们而行使的诡计。这个人说的话是当真的。我躺在床上，意识到我生活的一个阶段已经结束，另一个阶段即将开始。直到现在为止，我作为一个军人的使命一直是对抗、遏制以及必要时与共产主义作战。现在我必须想想一个没有冷战的世界。我们在生活中所信守的一套老原则现在如同过期的时刻表一样，只会起误导作用。　　莫斯科会谈结束后，舒尔茨由谢瓦尔德纳泽陪同去格鲁吉亚共和国访问，我打点行装回国。途中在伦敦停留，以便向当时的首相撒切尔夫人通报情况。我仍是被引入她的起居室，在那里同她谈了将近一小时。在准备离去时，我提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段话。我说道：“首相，他对我说，‘我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而且能做多久就做多久。我将使事情不可逆转，然后，当我支持不下去的时候，别人会来代替我。’”　　“喂，亲爱的孩子，”她说着做了一个不必放在心上的手势，“不要相信你所听到的每一件事情。要知道，有时候连我也会说这种话的。”　　在国内，情报圈和政策研究圈里的人正在为如何应付苏联的变化忙得不可开交。中央情报局的一些苏联问题专家告诉我说，苏共中央快开会了，在会上——这次是肯定的——强硬路线派将要交给戈尔巴乔夫的是他自己的脑袋。中央全会举行了，会后戈尔巴乔夫贬黜了大约12名将军和强硬分子。我同情我们的苏联问题专家们。他们已经研究苏联40年，并对它有深刻的了解，苏联的这一套结构和规则正在消失。不管我们这些专家的专门知识有多丰富，他们对形势的预测比常看电视的普通人高明不了多少。　　我已经身临其境地看到形势的发展，对这些专家的意见越来越不大重视。舒尔茨也开始不大在意中情局对苏联的估计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戈尔巴乔夫确实想要摆脱军备竞赛的经济负担，想把傀儡国家的包袱卸给西方的银行家，而且想要从解放战争这种事情中脱身。我们的专家们不大愿意预言未来将与往昔迥然不同。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会失败，而他的确是失败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他不是因为革命不够彻底而败给左派，而是因为放弃了苏维埃的理想而败给右派了，苏维埃理想现已变成了一场噩梦。我国对外政策和情报圈里的人正在失去自己的劲敌；正如一句老的笑话所说：　　“一旦恶魔得救了，那么这些传道士干什么去？”　　5月6日，我这个当年喜欢在大学体育馆里锻炼身体甚于坐在课堂里的学生，来到南卡罗来纳州克莱姆森大学，坐在主席台上，等待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当年与我一起当白宫研究员的同学、可以算是我弟弟的吉姆·博斯蒂克现在是佐治亚—太平洋公司经理，事业进行得很顺利。吉姆也是克莱姆森大学校友里的名人，是他提名授予我学位的。9天后，我到威廉—玛丽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并接受又一个荣誉博士学位。我对在场的人们说，跟坐飞机坐得多能得到优惠一样，这是我给这所大学频繁寄支票、并且还要继续寄支票换来的优惠。迈克是1985届毕业生，琳达是1987届的，安妮玛丽也即将在当年秋季进威廉—玛丽学院读书。紧接着，安妮玛丽就读的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华盛顿—李中学邀我到她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在这前后，我打电话给卢埃林姑妈。她说她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总统当顾问，看到我接受那些了不起的学位。“上帝啊，”她说，“这些黑种小鬼怎么干得这么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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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的一个繁忙的下午，我的一位助手在我门口探头进来说：“查利·威克的人想知道，他乘哪部电梯上去，出了电梯是往右拐还是往左拐，进房间后电灯开关在哪里？”为了即将来到的莫斯科首脑会晤，我们除了为实质性问题做准备之外，还要应付种种叫人头痛的后勤问题。威克是里根在加州的密友，现任美国新闻署署长。在我的部下为安排800多人到莫斯科去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查利的工作人员看来占用了我们40％的时间。　　我打电话给威克说：“查利，如果你想去莫斯科，你那些人最好别再往我办公室打电话。”查利立即止住了他那些助手。这就是有关首脑会晤的精彩标题的背后情景。　　里根一贯寻求亲如家人的气氛，这是突破令人气闷的礼仪拘束、达到像友人相逢一样的效果的好办法。他想对戈尔巴乔夫直呼其名。总统说：“知道吗，在经济首脑会议上同西方各国领导人初次相见的时候，我说‘我叫罗恩’，短短几小时之内彼此间便以‘罗恩’、‘布赖恩’、‘弗朗索瓦’和‘玛格丽特’相称了。”　　这个特大问题在白宫和国务院之间来回讨论，反复推敲。舒尔茨说他认为只称名不道姓是个好主意。罗兹认为，现在还为时太早，不宜勉强套近乎。我赞成罗兹的看法。不论有没有公开性，我们仍是在与一个强硬固执的人打交道。再说，我认为这样称呼也不相称。戈尔巴乔夫年轻一大截，够当里根的儿子，我相信他用“罗恩”来称呼美国总统会感到别扭。果然，在首脑会议期间里根曾有两次试着叫“米哈伊尔”，可是戈尔巴乔夫总是回称“总统先生”。　　我们怀着很高的希望再度前往莫斯科。5月15日，苏联开始从阿富汗撤军。我们期望在这次首脑会晤期间能在削减核武器方面实现突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已经签署了中程核力量条约。在此期间这个条约已经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但是还有待美国参议院批准。我们预期会批准，但是非得先跟共和、民主两党的保守派斗上一场不可。这个条约对这些人说来很难下咽，因为我们得放弃某些武器，还因为对苏联的不信任感还残留着，不容易消除。我成了政府推销班子的一员，努力向参议院的强硬派和中间派兜售这个条约。　　5月28日，也就是我们到达莫斯科的前一天，当总统一行正在芬兰休息以消除飞行疲劳时，我们得到消息说参院已批准了该条约。　　第二天，当“空军一号”开始朝莫斯科下降的时候，我来到总统专用座舱。按照计划，他在首脑会议期间将在大约30个场合发表讲话，我想去同他把到达后紧接着要作的几次讲话的要点再理一遍。在他下飞机之前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我一进座舱看到他独自坐着望着窗外，这时我们已经降到能够看清俄罗斯大地上的房舍和农田的高度了。　　“看，几乎没有车辆来往。”他说道，略略跟我打了个招呼。　　“总统先生，关于到达后的几个讲话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我说着，在他旁边坐了下来。我开始一张一张复述记录提纲的卡片，但是他并没有在听。这时飞机正在放下襟翼，轮子快要着陆了，我心急如火，尤其是看到总统终于扭过头来问我“你说什么？”的时候。　　他并不在意我的焦急。他终于看到了这个“邪恶的帝国”。在上一次首脑会晤期间，他曾希望戈尔巴乔夫乘飞机在华盛顿上空兜一圈，那样他就能让他看看车辆来往如梭的公路和消费品源源往外涌的工厂了。在罗纳德·里根看来，几乎空荡无人的俄国公路象征着共产主义的失败。这样的公路加强了他的信念，使他更加觉得他必须帮助戈尔巴乔夫把苏联社会朝我们的方向改变。　　下了飞机，他走到摄影机和话筒前面，一如既往完全熟记自己的台词，毫无纰漏。　　在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第一次单独会谈中，苏联领导人交给总统一份声明草案。他建议在发表最后公报的时候把这个声明包括进去。里根看了一遍，他喜欢这个声明。这篇文章看上去没有可反对的地方：“……两位领导人认为，任何有争执的问题都不能依靠也不应该依靠军事力量来解决。”“必须认识到，所有国家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及其社会政治选择的自由，乃国际关系不可缺少的和必须遵守的标准。”总统要工作人员研究一下戈尔巴乔夫建议的用语。　　我相对说来是个新手，看不出这篇声明中有任何特别危险的东西。但是我们代表团里的那些老苏联通像块排除爆炸装置似的把它横挑鼻子竖挑眼地琢磨了一番，然后舒尔茨和里奇韦主张总统不予接受。这个声明有许多隐讳用语，发表了它就等于我们无意间赞成苏联继续占有波罗的海诸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而我们一直是公开不承认这些国家属于苏联的。在动人的措辞底下，这篇声明实质上是说，你们的是你们的，我们的是我们的，我们彼此别碰对方的地盘。　　我们把这件事暂时放在一边，先去忙别的问题和首脑会晤期间一些值得纪念的大事，如：里根在美国大使官邸斯帕索楼聆听胆敢到这里来叙述他们所遭受的压迫的俄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倾诉；美国总统在巨大的列宁胸像下同莫斯科大学学生交谈；曾经把苏联指为“现代世界的罪恶渊源”的美国总统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并肩站在红场上。　　在圣凯瑟琳大厅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再次把这个可疑的声明推到桌子对面的里根面前，要他接受。离会议结束只有几分钟了，隔壁圣弗拉基米尔大厅里已经到了许多人，记者们已准备好采访两国领导人签署和交换中程核力量条约批准书的仪式。　　戈尔巴乔夫向里根指出，这份声明与第一天会晤时他所建议的语句完全相同，总统当时很赞赏它，那么何不现在就签字呢？这个球扔得很高，很有力，越过工作人员的头顶直接朝总统头上飞去。与每当遇到须他临时应付的场面一样，总统显得有点不安。戈尔巴乔夫建议他就这件事同他的顾问们最后再谈一次。　　好比重量级拳赛临时叫停时那样，俄国人走到一隅，我们走到另一隅。里根总统问道，这个平淡无奇的声明为什么这么要不得？他和戈尔巴乔夫相处得这么好。我们不是来促进和平关系的吗？我们再一次复述了反对的论点，总统一边失望地耸耸肩表示接受，一边带我们回到苏联人那里，戈尔巴乔夫正带着笑容站在那里等我们。里根对戈尔巴乔夫说，他没有得到顾问们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转向我们，笑容消失了。是什么问题？舒尔茨解释了我们的立场。这些反对意见没有一条是有道理的，戈尔巴乔夫反驳说，他盯向里根的目光简直能把里根打穿一个洞。　　直到此时，我一直把自己基本上看做是一个行政官员，一个使国家安全委员会像火车似地保持正常运行的人。我不是基辛格或者布热津斯基，没有他们的博士头衔和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经验。但是这最后一分钟的辩论的本质是无结局的、动摇不定的，我不喜欢。这件事应该结束了。我看着戈尔巴乔夫说，这不是一个可以仓促解决的问题，他在国内有他的政治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要是总统带回可能使他在国内的支持者发生分化的东西，那对我们的共同利益不会有好处。我讲得沉着、冷静，有意使讨论不再继续下去。我说，我们给里根总统的建议是他不应当同意这个声明。　　顿时，会议桌周围鸦雀无声。戈尔巴乔夫环顾四周说，如果这是总统的将军们的想法，那就这样吧。说完，他领里根走出房间，口里说道：“来吧，人们在等着我们哩。”他俩带头走到圣弗拉基米尔大厅的灯光和摄影机前，在那里签署了批准书。　　头年12月，这两位领导人在华盛顿达成中程核力量协议，现在他们的国家也已同意，销毁中程核导弹的工作从此可以开始了。他们方面销毁1500枚，我们方面销毁350枚，从武器的总规模来看也许不算太多，但这是一个重大的开端。我们飞离莫斯科时，“空军一号”上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但同时又个个精疲力尽。我们像狗一样没日没夜地工作，总统建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业绩。有人发现当天是领导白宫军事办公室工作的、在这次访问中创造了后勤奇迹的吉姆·麦金尼的生日。为了庆祝，机上的服务员不知用什么办法弄来了一个生日蛋糕。我到总统专用座舱请总统和第一夫人来参加。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为吉姆唱《生日快乐》。有几个人抓住机会向总统祝贺他莫斯科之行的胜利。飞机上挤满了白宫工作人员，多亏他们在幕后流汗，总统才有可能取得这场胜利。就总统而言，应该借此时刻谢谢他们，说一句“没有你们我将一事无成”。但是他仅仅答谢了对他的颂扬，没有多说任何话。里根夫人也未向我们致谢。　　此时我对南希·里根已经相当了解。我知道她全心全意爱里根，为他奉献一切。她保护他的利益，保护他的总统地位。她给他安慰，使他高兴。只要她离开几天，我们就可以看到总统心情不佳，好像总是在想她。罗纳德·里根没有南希就不完整，反过来她也一样。因为她守护着她的丈夫，她可能很难弄。她很固执，总统却不。人们批评她，又有些怕她，但是她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到里根政府任期结束的时候，她和我已成为朋友，而且这种友谊与年俱增。　　但是，那天在飞机上无论是总统还是第一夫人都未对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这令我感到意外。我最后认定他俩的缄默并不表示不知感谢，只是没有自然地表现出来而已。回国几天后，有人提醒总统，总统给我们每个人写了一封致谢信，还附了纪念礼物。　　7月的一个周末，我儿子迈克到我办公室告诉我一个意外的消息。他要同一位叫简·诺特的年轻女子结婚。这位姑娘是阿尔玛和我都认识而且十分喜欢的，但是我们听到这个消息后仍然有喜有忧。一方面，这件事说明迈克的健康正在继续恢复，为了改造骨盆和治疗内伤，他至今已经动过14次手术。他已经从轮椅到双拐又到单杖。前景很有希望。迈克已到五角大楼工作，是日本问题专家。但是，不同种族的婚姻令阿尔玛和我想起来就不安，尽管我的姐姐玛丽琳同伯恩斯结合近40年来生活很幸福。我强调“不安”这个词，并非我们真正反对。老一辈所知道的，年轻一代也许尚未学会。即使在理想的条件下，要使婚姻生活顺利美满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何必给他们再加一重困难。　　简是一位海军上校的女儿，迈克是几年前在威廉—玛丽学院和她同学期间与她相识的。一段时间后他俩吹了，我想双方的家庭都为此松了口气。但是在迈克遭到意外后俩人又恢复了恋爱关系。下一步的明智做法是双方的家庭相互了解一下。阿尔玛和我请诺特夫妇到迈尔堡我们的住所吃晚饭。开头气氛不大自然，直到我们开始重新发现一个古老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人首先是作为个人存在的，并非种族的聚合。当你同人接触的时候，你对他们喜欢与否、尊敬与否，取决于他们的人品，而并不取决于他们的肤色。聚会结束道别时，鲍威尔和诺特两家已经相处得很融洽了。　　那年夏天陆军和海军发生了一场王位争夺战。美国军事力量划分为10个主要司令部，各由其总司令（人们称之为“辛克”，即英文“总司令”的几个字的字头缩写“CINC”的发音）指挥。这些总司令全是四星将军，其中的一位——中央总部司令即将退休。中央总部辖区包括中东和西南亚部分地区，由于波斯湾国家不愿意在自己领土上有美军基地，因此中央总部设在佛罗里达州麦克迪尔空军基地，其直属人员有700人，但它可以调动世界各地的美军部队。　　为中央总部挑选司令的适当人选十分重要。如果要你指出全球最热的热点，你的手指很可能就指在中央总部的辖区内。迄今为止，这个职务一直由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轮流担任。现任司令乔治·克里斯特海军上将是海军陆战队将军，即将任满离职，陆军预计下一任该轮到他们的人出任司令了。但是，由于现在有海军部队在海湾为悬挂美国旗的科威特油轮护航，海军认为该由一位海军上将领导中央总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刚好对半分成两派。陆军和空军主张由陆军出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主张由一位海军上将出任。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海军上将投海军的票，于是以三比二打破了平局。最终决定权就掌握在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手中了。　　陆军的候选人是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中将。他当年55岁，6．3英尺的魁梧身材，卓有才干，性情暴躁。我是几年前在迈尔堡同他做邻居时认识他的。我俩没有共过事，来往并不密切，但是我知道他是一位卓越的带兵人，也知道他的才能和火爆性子给他带来的那个很合适的绰号：“风暴诺曼”。我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是不正式参与人事委任事务的，但是我对应该由谁来领导中央总部自有我强烈的看法，尤其是在同我在五角大楼的密友里奇·阿米蒂奇几次长谈之后。我俩都认为，在一个海军兵力单薄、作用不大的地区由海军去掌管军事部队并不合适。更重要的是，设置中央总部的意图在于让它发挥一支在沙漠地区打地面战的快速部署部队的作用。这种任务显然是陆军或者海军陆战队的任务，不是海军的任务。而且我们相信施瓦茨科普夫这个人。我把我强烈的倾向性意见告诉了卡卢奇。弗兰克本人也不赞成由一位海军将军指挥中央总部，所以他推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推荐。这就是诺曼接过中央总部指挥权的经过，这个职务后来使他留名青史。　　8月16日，我正坐在车上赶路，我的秘书弗洛伦斯·甘特给我看一封信，是我在安全委员会里的拉美问题专家之一杰奎琳·蒂尔曼从华盛顿发来的。信中写道：“请告诉我的将军，他的时刻保持警觉、眼光很尖的工作人员注意到，当总统乘‘空军一号’离开新奥尔良时，没有看到他的人影……　　很自然，老行政办公楼三楼走廊里众说纷纭。”　　其实，当时我随总统到了新奥尔良。总统到那里去是要作为党的领袖向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最后一次讲话，然后，将把大权交给1988年总统候选人副总统乔治·布什。这是我第一次出席党的大会，这种杂技表演与民主的混合场面，从头到尾使我感到很高兴。我本人也扮演了一个小小的角色。　　头年12月，史蒂文斯参议员曾写过一封短信向布什推荐我做他可能的竞选搭档。然而，那不过是私人间的通信。今年早些时候，霍华德·贝克有一次上电视时被问到共和党缺少种族方面的多样化问题。相比之下，民主党有杰西·杰克逊脱颖而出，成了全国性政治人物。在被问到共和党候选人的时候，党派政治观念浸透全身的贝克，从展望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这个问题上看到了黑人出任国家领袖的一个机会，随手把我的名字抛了出去。事后我见到他时问道：“霍华德，你为什么那样做？”他用哦哦啊啊的田纳西拖腔回答说：“我当时只不过想这是个好主意。”贝克的那句话惊动了几个权威人士，他们纷纷撰文评论我当副总统的可能性。他们中有乔治·威尔、查尔斯·克劳萨默尔、威廉·拉斯伯里和克拉伦斯·佩奇等等。在政治里氏震级表上，那件事引起的震动还够不上震级，但是在党代表大会上我的一些朋友拿这个想法开了个小小的玩笑。我正坐在看台上，忽然听到周围的人笑了起来，扭头一看原来是白宫里的几位同事举着一幅标语牌，上面写着“布什C鲍威尔1988”。　　里根总统在代表大会上讲过话以后，同工作人员一起出来去机场乘飞机前往加州，总统打算在那里过一个短暂的假期。电视摄像机镜头摄下了随行人员登上“空军一号”的场面，也就是这时，我在华盛顿的那些部下没有看到我登机，于是蒂尔曼便发来了那封信。科林哪里去了？在关于乔治·布什的竞选搭档的猜测正沸沸扬扬的时候，他们开始捉摸我是不是留在新奥尔良和布什在一起了？可能不可能？答案远没有那么令人兴奋。我是从后面的门登上飞机的。　　在停机坪上，就在我们起飞的前一刻，布什向里根透露了他所选择的竞选搭档：印第安纳州参议员丹·奎尔。当时要是选中我或者是另外十几位冷门人物中的任何一个，使人感到意外的程度也不可能比这更大。我在全国政治聚光灯下的15分钟是凑热闹，令我受宠若惊，也令我有点尴尬。布什副总统从来没有就这个问题向我说过任何话。　　1988年春季的一个下午，时近黄昏，我接到总统秘书凯西·奥斯本的电话。她说：“鲍威尔将军，有个电话，我让他先等一等。我知道他是总统的一位老朋友，但是我想应当由你先同他谈谈。他说他同戈巴尼法先生有接触，是关于释放人质的事。”　　上帝帮帮我们吧。又来了一个叫人头痛的家伙。我们白宫工作人员中有两条规则：我们不同恐怖分子谈判，我们也不向总统谈任何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所谓可以解救人质的奇谈怪论。现在来了个加州老相识想找总统谈谈武器换人质骗局里的一个职业骗子手的事。这个骗子有3个生日、3本护照和6个化名。中央情报局曾用他作为情报来源，但后来把他甩掉了，认为他“专编假情报，老是添麻烦”。他每次接受中央情报局测谎器的测验都通不过。在有一次测验中，只有他的名字和国籍说的是真话；也是这个人，两年前差一点毁了罗纳德·里根的总统地位。我感谢凯西女士先向我打招呼并告诉她说，好的，这位先生由我来应付。　　我打发不掉这个人。从此以后这个商人没完没了打电话给我，用兴奋的语气告诉我戈巴尼法的最新战略。他说，他知道戈巴尼法是位正经人，因为他到这个人在巴黎的豪华公寓作过客。他有一次向我报告说，戈巴尼法为了使人质获释已经用自己的钱付出了50万美元。总统的这位朋友劝我说，我们应当同他合作。　　起初我用讲道理的态度对待这个加州老头，向他解释他为什么不应该去同马努切赫尔·戈巴尼法打交道，也向他说明为什么决不能用这件事去打扰总统。可是这位朋友不愿意错过这个冒险的机会。整整一个夏季，直到进入秋季，电话一直没有断过。到了10月份，我终于问他能不能在近期到华盛顿来一趟，我需要和他谈谈。他搭下一班飞机来到华盛顿。我们安排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到水门饭店休息室见面。我带了巴里·凯利一起去，他是中央情报局的，是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主任。我们见到了一位衣冠楚楚的老先生，陪他到一个偏僻的角落坐下。　　“先生，你是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我说道，“你在同世界上最卑鄙的无赖之一打交道。”我让凯利把记录戈巴尼法劣迹的材料念给他听。然后我说道：“你解救不了任何人质。你只会伤害你的朋友罗纳德·里根。”我指着他的鼻子说：“我离开这里便回白宫，回去后便指示接线员，如果你再打电话来就掐线。你是在逼我轻蔑你。别使我这么做。”　　这场谈话显然奏效了。他没有再打电话找我们。　　迈克·鲍威尔和简·诺特在10月1日举行了婚礼。我取笑我的儿子为了接受一次发表讲话的邀请居然推迟了蜜月旅行。我说，对一个热情奔放的美国青年来说这是奇怪的选择。但是，这次发言在迈克看来意义重大。卡卢奇要他在国防部——现在迈克在那里工作——一次嘉奖残疾雇员的仪式上发言。阿尔玛和我陪着我们的新儿媳和她的双亲诺特夫妇到了五角大楼礼堂。迈克准备讲些什么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我们望着他拄着手杖徐步走上讲坛。　　他开始讲话，声音清晰、坚定。他把残疾人的斗争比作打仗。他描写了他在医院里当止痛剂的用量被减少的时候，当陆续不断的探望者、问候卡和花束开始减少的时候他的感受。他讲到那一天两位康复理疗医师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容易的阶段，也就是病痛的阶段已经过去；困难的阶段，也就是使他破碎的肢体重新投入工作的阶段即将开始。第二天早晨，他说：“我望着镜子。我的头发乱蓬蓬的，用药用得头发已经干枯。我的体重减轻了许多。我的脸上毫无血色，满是胡子茬。我撑着双拐，一根导管从胃里伸出挂在身上。我站着发抖，放声大哭起来，再也无法自制了。那时是我一生的最低点。这是一场真实的战争，而我在败退。”迈克接下来叙述他如何从那天的谷底爬起来进行反击，直到今天重新燃起了希望。这是一场每一个残疾人都必须拼搏的战争，与战场上受伤的军人的斗争没有多少不同。他最后说道：“人的意志力是惊人的。它使我走下了床，它使我从轮椅上站立了起来，它给了我一根手杖，它使我得以重新在生活中走下去。”　　热泪在我的脸上直流。我看了看阿尔玛和带着笑容的简。　　我们相互间不必说一个字。骄傲流露在我们的眼睛里。　　那年秋季，白宫里的繁重工作看来已不再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聚光灯已经转向乔治·布什和他同民主党提名人迈克尔·杜卡基斯州长之间展开的总统竞选。自从将近两年前布什第一次诚恳地欢迎我来白宫工作以来，我对他已经相当了解。我曾注意过他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总统开会时的举止。他很少说话，喜欢私下向总统提出自己的建议。　　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副手后不久的一天，遇到了他的妻子巴巴拉。那天，我到法国大使馆出席为来访的法国国防部长举行的午宴，发现我的座位在她旁边。我说：“布什夫人，你好。”　　“很好，”她答道，“请叫我巴巴拉。”　　“我母亲从来不允许我叫她的名。”我说。　　“我不是你母亲，”她对我说，“叫我巴巴拉。”她说话亲切，但是带有一种不容怀疑的坚定语气。从那一刻起，巴巴拉和我开始了密切的友谊。　　同乔治·布什共事还不到一年半，有一回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时我看到了这位谦逊的人的另一面。那是为巴拿马的事。1988年2月4日，美国司法部对巴拿马独裁者诺列加提出起诉，控告他非法贩卖毒品赚取暴利。于是美国对巴拿马实行制裁。自那以后，巴拿马国内政治形势急转直下。3月份，诺列加镇压了一次未遂政变。他的御林军——巴拿马国防军用暴力对待反对派，并大批逮捕政治犯。里根总统接受了卡卢奇关于向巴拿马增派部队的建议，这就明显地暗示出诺列加可能会有什么下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华盛顿的鹰派和鸽派在如何对待这个色厉内荏的暴君才是上策的问题上展开了拉锯式的辩论。有一件事我们是知道的：诺列加害怕对他的起诉。这使我们掌握了一根最有力的杠杆来把他撬下台。舒尔茨国务卿提出了一个方案：如果诺列加愿意离开巴拿马，美国可以撤消对巴拿马的制裁并且也撤消对他的起诉。　　我同意这个方案。　　5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打电话给副总统布什向他汇报这个方案。我承认这不是最妥当的交易，但是我们应该着眼于我们的目标，那就是把这个恶棍赶下台，努力使巴拿马获得民主。副总统对这样做没有什么意见，当时他这样告诉我。　　两天后，他出外走了一趟回来态度完全变了。他去了加州，同洛杉矶警察局长达里尔·盖茨谈了话。盖茨对他说，撤销起诉将是严重的错误。逮捕诺列加是法律和秩序问题，如果按舒尔茨的办法达成交易，那将对每天在反毒战线上豁出性命干的成千上万名警官造成可怕的伤害。　　周末在白宫二楼总统住所举行的会议上，布什的表现是我们过去谁也未曾见过的。他当着我们的面直接与总统争辩。布什坚持说，这是个坏交易，很坏！很坏！总统不应该允许这么干。里根的态度却根本不为所动。他说：“喂，乔治，这很有意思，但是我认为这个交易值得做。”总统就说到此为止。没有反驳，没有提高声音，只听到布什说了一个“不”字。　　第二天，布什在办公室外面对我说诺列加方案糟透了。他跟我鼻子对鼻子只离大约一寸远，边说边用手指一下又一下戳我胸口，警告我说：“我有生以来从未对别的任何事这么有把握过，所以我将采取一切措施打掉这个方案。”我从盖尔恩豪森时期以来还从未在工作中受过如此严厉的斥责。最后我们还是向诺列加提出了这样的交易，但是彻底失败了。我们还得用别的办法对付他。从这件事情上我对布什其人知道了两点：第一，这个人比我以前看到的要强硬得多；第二，同布什打交道别以为开头顺利就会一路顺利下去。　　总统选举结束后，11月9日白宫工作人员在玫瑰园举行了一个简单的仪式欢迎乔治·布什结束竞选胜利归来。仪式后我准备回西翼的办公室，因为副总统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俩人就一路走回去。“副总统先生——对不起，总统先生，当选总统先生，现在该、该怎样称呼您呢？”我问。布什笑了，说他也不知道。　　我们走到他办公室门口时，他说：“进来吧，我们聊一会儿。我需要了解一下最近的情况。”我简明地向他汇报了国际形势。我说完后，他说：“你是白宫里我打算留在新班子里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有几个选择希望你考虑。吉姆·贝克会乐意由你担任副国务卿，”——这证实了贝克的着落——“或者，你可以管中央情报局。或者，你也可以暂时留任国家安全顾问，直到你决定想做什么工作为止。”　　“我感到荣幸，”我说，“不过也不一定非给我安排什么职务不可。”　　“不，不，”布什说，“我们需要你。不着急。先考虑一下。”　　当天晚上我顺路到了卡尔·沃诺在迈尔堡的住宅。卡尔在军旅生涯中成就斐然，已升任四星级陆军参谋长。他领我到了他在1区楼上的书房。在那里，我把我同当选总统的谈话告诉了他。然后又说，陆军当然也不一定非得给我安排什么职务不可，何况到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结束时我可能也该退休了。我从军已30年，有些私人单位也已向我提供过令人感兴趣的机会。有位现已退休的军界实权人物不久前路过我家来看我，对我说他即将离开一家大公司的董事会，他认为由我接替他很合适。听他告诉我，我只要坐在董事会里就能拿到5位数的薪金时，我吃了一惊。“卡尔，”我说，“我离开陆军已经有一阵子了，但是我真正的希望是留在陆军里，如果那里有工作给我的话。”　　卡尔这人不爱罗嗦，马上切入正题。别再提什么离开太久的话，他说，我在陆军有实力的将领中间仍很受器重。他希望我回去，陆军希望我回去。他说事实上他有一个职位可以给我，部队司令部总司令，负责驻在美国本土的全部陆军野战部队，包括国民警卫队和后备役部队，有将近100万兵员。　　回家后，我像通常在面对需要做出决定的个人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开列了一张利弊比较表。我把“留”列在左方，“走”列在右方，因为我只有两个打算：或者留在陆军里，或者退休。我不想到国务院去当第二号人物，那等于降级。我也不想到中央情报局去当美国的间谍头子，那不是我。暂留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也没有意思，因为我知道布什心中有他自己的人选：能干的斯考克罗夫特。最后，“留”方列出了19条理由，“走”方只有寥寥几条，其中最后一条是“开始新的生涯，能赚钱”。在翻来覆去思考了两天之后，我去见布什副总统，告诉他说我想回陆军。他客气地接受了我的决定。紧接着，在我们上午例行的汇报会上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里根总统。“部队司令部是四星级，是吗？”他问道。我回答说，是的，是陆军最高军衔。“好，好。”他说。　　曾对我的生活道路产生过很大影响，也曾在伊朗—孔特拉事件之后帮助国家安全委员会恢复名誉，从而为保全里根—布什总统班子的地位起了莫大作用的弗兰克·卡卢奇也快走了。在弗兰克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之后，我认为对他离开国防部长一职时的处理是不厚道的。他接到布什一个助手的电话，那人通知他说当选总统选择前参议员托尔为他的继任人选，并即将向新闻界宣布。我的老朋友威尔·塔夫脱同意留在国防部，在托尔的任命等待完成确认程序期间掌理国防部（对任命托尔的确认程序后来拖了很久，最后未通过）。为了酬劳塔夫脱的能干和忠诚，布什政府后来派他担任美国驻北约大使，我知道后很高兴。　　在里根政府临近寿终正寝的那几个星期里，我感到压力日渐减轻。我接受了一些换在以往会不得不婉辞的邀请。11月中，我到全国科学院出席为苏联持不同政见的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安德烈·萨哈罗夫举行的晚宴。主菜吃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一位保安人员悄悄递给我一张舒尔茨写来的短笺。舒尔茨需要马上见我。国务院就在马路对面，所以我步行过去乘电梯上了7楼，来到舒尔茨的具有早期美国风格的小而精致的办公室里。舒尔茨坐在办公桌后面，在场的还有罗兹·里奇韦大使及其助手查尔斯·希尔。他们跟我打了招呼以后，舒尔茨便解释他为何这么急着叫我来。苏联大使尤里·杜比宁通知他说戈尔巴乔夫又要来美国了。我们不约而同地叹了一口气。　　“他要到联合国发表讲话，所以他想同总统再次会晤。”舒尔茨说，把杜比宁的信递给我看。　　我看了信。“戈尔巴乔夫想要见的显然是下一任总统。”我说，把信交给舒尔茨。我提出，我们需要提醒戈尔巴乔夫，在我国，一个时期只有一位总统。　　次日上午我们向里根总统报告了戈尔巴乔夫要来的事。他愿意同戈尔巴乔夫再次会晤，但是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就不能再作为首脑会晤来安排了。　　戈尔巴乔夫将在12月7日到联合国发表讲话，离现在还有将近3星期。舒尔茨认为他为总统同苏联领导人会晤想到了一个很妙的地点。既然戈尔巴乔夫是到纽约向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何不使用大都会美术馆，也可以让这位苏联人领略一下美国文化？据我这个在纽约长大的人看来，这个主意并不怎么高明。要是在大都会开会，两位世界领导人的车队和他们的随从人员在曼哈顿一转悠，纽约差不多就会陷于瘫痪。当我们把乔治的主张拿出来向周围的人征求意见的时候，特工处摇头说这个地点在保安上十分令人头痛，先遣工作人员说在大都会美术馆开会后勤保障十分困难。他们有个更好的主意，在纽约港的加弗纳斯岛会晤。在那个地方举行会晤碍不了任何人，离联合国又近，越过东河很快就到，安全工作也容易安排。舒尔茨虽然不喜欢这个主意，但还是向白宫的舞台监督们让了步。　　计划工作开始进行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杜比宁大使，向他强调一点，这次会晤不是讨论实质问题的会晤。无论什么问题，就里根政府而言都已经太晚了，就布什政府而言又太早了。无论是对行将卸任的老领导人还是对将要上台的新领导人，都不要谈交易，不要提倡议，不要在最后一刻搞突然袭击。还有，在这次会晤中，罗纳德·里根仍是总统，乔治·布什虽然是当选总统，但是仍将作为副总统参加。　　在戈尔巴乔夫到联合国发表讲话的那天，总统一行在加弗纳斯岛等候把这位苏联领导人送来的船。为了这次会晤，我们借用了指挥第一海岸警卫区的海军上将的宅邸，在那里我们边等边接收源源不断传来的有关戈尔巴乔夫的活动情况的消息：他到达联合国大会会场时受到雷鸣般掌声的欢迎；他发表了讲话，这篇讲话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人将把武装部队裁减50万人。这是他们主动裁军，并未要西方采取对等行动。　　在等待的中间，布什副总统把我叫到了树叶已经发黄枯萎的花园里。自从戈尔巴乔夫要求举行会晤以来，他一直显得异于往常的紧张不安。他和即将接替我担任国家安全顾问的斯考克罗夫特担心戈尔巴乔夫会不会试图愚弄新上场的嫩手。布什盼望从我这里听到今天不会出现晴天霹雳的保证。我说：“副总统先生，我已经尽可能从俄国人那里取得保证，只差没有让戈尔巴乔夫用他自己的嘴巴说出来了。但是他肯定知道我们的想法。总统也准备着把他们试图突如其来提出的任何东西打回去。”　　瞭望人员报告说戈尔巴乔夫的船来了。总统一行聚在将军住宅的前面等候苏联领导人，罗纳德·里根站在最前头，神采奕奕，容光焕发，头发在劲风中飘拂。　　午宴的气氛热情亲切。由于议程上没有什么可争议的问题，总统幸甚至哉。他告诉戈尔巴乔夫说，他离任前只有一个使命没有完成。他未能使陆军重新建立骑兵，而他是酷爱马匹的。总统说，最有益于一个人的心灵的莫过于骑马。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要是知道总统的愿望的话本来可以帮忙的，苏联有的是马。说到这里，他开始回忆他自己在一个农场上的童年。　　我看看表，跟一个自己球队只以一分领先的教练似的，盼望钟点快些到，别在最后一分钟失球。这时布什说话了。在这之前他一句话也没说过。“我国是个投资者的国家，”副总统说道。“投资者总是希望知道今天的情况怎么样，不过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前景怎么样。所以，总书记先生，关于三四年或者五年以后苏联的环境能给投资者什么保证呢？”　　戈尔巴乔夫笑了起来：“副总统先生，这个问题连耶稣基督也回答不了。”听到他提到救世主，里根不禁莞尔一笑。里根常对我们说，不管怎么谈论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他还是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有宗教意识。不过这时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只是用了一句俄国的成语罢了。　　不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有多亲善，我心里还是深信这次会晤是为了仔细打量美国的下一位领导人。我这个想法从戈尔巴乔夫接下来说的话中得到了证实。他眼睛盯着布什说道，他知道布什的顾问们告诉了布什一些什么。他知道怀疑派仍然认为他在玩某种游戏，想哄骗美国，以便苏联利用美国。他说，但是布什先生不久就会知道他没有时间玩游戏。他自己在国内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他说道：“在1985年，当我说将要有一场革命的时候，人人都欢呼。他们说，对，我们需要一次革命。可是，到1987年我们的革命开始进行以后，欢呼声却开始小下来了。现在是1988年，革命还在进行，但是欢呼声已经停止。”他说，他仍然需要把他的革命继续下去，不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是为了他本国的利益。14个月以来我一直注意这个人，我相信他说的这些话是真的。　　会晤结束时在加弗纳斯岛上照相的时候，有一个镜头是3个人站在一个小码头上，背景是自由女神像和纽约高楼林立的海岸线。这3个人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和布什，是过去、现在和未来。　　在历次会见中，戈尔巴乔夫送过我几件礼物，其中我最珍视的是一把配着雕刻精美的金属枪柄的手枪。这把手枪无疑值180美元以上，所以我不得不交给总务署去估价，等他们估完价我就能第一个把它买回来，我不买的话就把它送去拍卖。总务署肯定是拿到索思比拍卖行的价格来为这把枪定的价。我要是拿到当铺去估价就好了。但是我想要这把枪，只得咬咬牙签了一张支票，只希望阿尔玛看不出其中的奥秘。不料，在计算我们的支票账的时候她看到了这张存根，便找上了我：“科林·鲍威尔，1200美元买了一把破枪！”　　我在西翼的日常生活就是不断地提出决策建议，然后上报。考虑的问题范围很广，从在纽约哪个地方举行首脑会晤最合适，直到帮助首脑会晤拟订核裁军条约。到现在我已经摸索出了一套作决策的原则，简单地说就是尽可能挖掘你可能挖掘到的所有情况，然后凭你的本能作出判断。我们全都有某种直觉，而且年纪越老越相信这种直觉。当我面对一个需要作出决策的问题，例如要为某个职务物色人选或者选择行动方针的时候，我总是收集我可能搜刮到的一点一滴情况。我找人来，打电话问人，查阅能找到的一切书面材料。我靠我所了解的知识来滋养我的本能，然后用我的本能来测试所有这些资料。“嘿，本能，这听起来对吗？味道对吗？感觉对吗？合适不合适？”　　但是，时间容不得我们随心所欲无限期地收集情况。到一定时候，在我们尚未把每一个可能找到的事实掌握到手之前，我们就必须做出决策。关键并不是决策要快，而是要及时。我有一个判断时机的方程式，即P＝40至70，这里的P代表成功率，数字表示已获知的情况的百分比。如果我掌握的情况保证我做出正确决策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四十，我便不做决定。但是，我也不等到我掌握的情况足以保证我做出决策的正确性达百分之一百时才做决策，因为到那个时候几乎肯定是太晚了。到我获得的情况能保证我决策的正确系数达到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七十这个范围时，我便凭我的直觉做出决断。　　1989年1月20日，星期五，总统就职日上午，我坐在迈尔堡27A我家里的小办公室里，因为我没接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邀请。我是行将离去的老班底的一员，所以没有理由一定要邀请我。电话铃响了，是在霍华德·贝克之后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肯·杜伯斯坦打来的。　　“我现在过来接你，”肯说，“今天是总统的最后一天，我想我们应当在他办公室里同他在一起。”　　我与肯共事很愉快，以后会想他的。在他管理白宫工作人员的14个月里，是我在里根任期内看到的白宫人员工作最顺当、相处最协调的时期。我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摊，主管与公众交流的托姆·格里斯科姆负责照管演说、报界和其他信息活动，肯则指导整个活动。我们3个人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很少发生冲突，有时还开开玩笑。有一个时期，我的手下老逼着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申请一个印记用在我们的信笺信封上。杜伯斯坦不希望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一个独立于白宫的单独身份。但是，有一天他带着他的手下人员到我办公室来送上一只海豹。那是只小小的绒制海豹，脖子上套着一个项圈，上面写着“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①。从此，我们便不再设法满足我们的自我表现欲了。与我所知道的有些白宫工作班子不一样，我们这个组合证明了一个事实：只要能超脱于自我表现的游戏之外，工作上不但可以做到没有摩擦，甚至还能合作愉快。这种气氛所以能够实现主要归功于肯·杜伯斯坦。　　①SEAL一词在英语里含有“印记”和“海豹”的意思，在这里语带双关。——译者注。　　在里根政府的最后一天，肯驱车来接了我。我俩在上午10点差几分的时候到了白宫。我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了一下。在就职日的前一天，白宫勤务人员已经把西翼打扫了一遍，取下了每一幅照片，腾空了每一张办公桌，搬光了所有文件。我的办公室里每一样东西都重新油漆过或者擦洗过了，沙发靠垫也给重新塞得鼓鼓的，进到房间感到自己像是闯进来的外人，哪儿都不敢坐。眼下这个房间是悬在我和我的后任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之间的一个中立的空间。　　我去到椭圆形办公室，看到总统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一身黑色套装，条纹领带，像往常一样无懈可击。陪着他的有杜伯斯坦、马林·菲茨沃特、凯西·奥斯本和总统个人助理吉姆·库恩。办公室里出奇地空荡，所有带有罗纳德·里根个人色彩的东西都已搬走。我们在闲聊的时候，总统打了最后一个电话。电话是打给他的政治顾问林恩·诺夫齐格的妻子邦尼的，他们的女儿休·皮兰德已病重垂危，总统打电话表示慰问。放下电话后，他开始提到黄厅，那是白宫居住区内他最喜欢的房间。有人建议他在办公桌上刻下他姓名的缩写字母。他笑了起来，说他已经拿走“踢脚板”当纪念品了。　　“我还在办公桌抽屉里留了一张条子给乔治。”他说。　　总统转身对我说道：“哦，科林，这个东西怎么办？”他从衣袋里拿出他这些年一直带在身上的核认证密码卡。　　“带着它吧，先生，”库恩说，“你现在仍旧是总统。宣誓仪式过后我们把它交出去。”　　库恩接着说道：“总统先生，时候到了。”他把摄影记者们放进房间最后拍照留影。他们拍了几张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我们站在他身边的集体照。然后，摄影记者们站到一张沙发后面，把镜头对着通往玫瑰园的房门。“来吧，总统先生。”吉姆说。里根站起身朝房门走去，仍是人们所熟悉的轻快的步伐。当他走到门口时，回头作了最后一次回顾。这就是几架相机抓拍下来并发往世界各地的那个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的形象。　　在总统动身去国会的时候，我驱车回家从电视上看就职仪式。仪式刚结束，我想起需要打个电话给办公室的一个人，便拿起我专用的白宫专线电话，可是电话已经被掐断了。　　我一生中最繁忙、最重要的一年结束了。在我离开白宫的时候，有两个问题仍使我牵肠挂肚，一个是巴拿马的诺列加问题尚未解决，一个是孔特拉在马克思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尼加拉瓜仍势如危卵。但是，我也参与了本世纪后半叶的历史性转折，那就是发生在苏联的地震似的变革。我曾同世界上的一些大人物密切共事。我还曾帮助里根制定政策，让可能造成世界毁灭的核武器竞赛倒转过来。这是我与里根直接共事的最重要成就。他也许并不亲自指挥每一项政策的每一个细节，但是他有别人为他做。报纸主编兼作家迈克尔·科达曾提出过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定义。他写道：“伟大的领导人几乎必定是精于简化的人，他们绕过争论、辩论和怀疑，提出人人都能懂得的解决办法……”用这句话来形容罗纳德·里根是很恰当的。　　里根两次当选总统靠的是他知道美国人民要的是什么，并且——更难能可贵的是——把他们要的给了他们。他给予我们的是鼓舞力量和自豪感。对这一点，描写得最生动的不是别人，而是通常并非支持里根阵营的《纽约时报》。该报在总统在任最后一天的社论中写道：“……他一直维持到终了，这既令人惊讶也令人宽慰。”这篇社论提到了解开总统的秘密的钥匙，这就是，他在几个基本问题上保持了强硬——“加强国防以及减税”。文章还抓住了里根其人的实质。《纽约时报》指出：“里根总统令人想起类似哈罗德·希尔教授这样的人物。”希尔教授是梅雷迪思·威尔逊1957年引起轰动的大作《音乐人》话剧里的人物，是一位卖梦商人，他来到一个小城，许诺说：“江城一定会有自己的少年乐队，这如同上帝造出小小的青苹果一样肯定……”《纽约时报》说，哈罗德·希尔令江城的孩子们“对自己的意志、团结和潜力产生了无比的自豪感。罗纳德·里根对美国也起了同样的点化作用。”这篇社论的标题叫《音乐人退场》。这出戏剧正巧是我所喜爱的，我认为这番赞扬恰如其分。　　现在我即将离去，不再为这位卓越的人效力了。离开时，我对我自己所完成的工作问心无愧，但是我渴望着回到我最初钟情的地方去——军服、部队、陆军。　　我的美国之路--第十五章　最后一个指挥岗位　　第十五章　最后一个指挥岗位　　每当我坐在佐治亚州麦克弗森堡陆军部队司令部的会议室里时，总面对着一个传奇式的和平主义人物。在我到那里赴任当司令后不久，我就挂起了金夫人送给我的一幅安框的马丁·路德·金的画像，上面题写着金博士的话：“自由从来就是昂贵的”。我要让这幅挂着的画像提醒我和坐在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铭记住军队在捍卫自由和促进种族平等方面所起的主要作用。在我离开白宫前的最后几天的一个晚上，在东厅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一个黑人侍者走到我跟前说：“先生，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陆军的种族隔离部队中当过兵。我从没有想过竟有一天我能看到一位黑人将军在白宫工作。　　我要告诉您，我们大家都感到无比骄傲。”　　“我感谢你说的这番话，”我说，“但是，你说得不完全对。　　你们大家不辞艰辛地为我们其他人开辟道路，我为此而自豪。”　　我曾在一次给全国黑人记者协会的讲演中援引了金博士的话，以表达自由的代价是昂贵的，必须加以捍卫的思想。我遭到了冷遇并引起了一些报刊社论的抨击。我试图把非暴力的杰出战士与军事职业联系起来，可能是有一点牵强附会。以后我再也没有在演讲中用这话了。　　我到白宫任职后，在1988年总统选举期间，亚特兰大和其他地方的人时常问我，对利用威利·霍顿的电视小节目来反对民主党候选人迈克尔·杜卡基斯的做法有何看法。霍顿是一名服刑的黑人囚犯，他在杜卡基斯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期间，有一次持周末假期证从该州监狱出来后强奸了一名妇女并刺伤了一名男子。这一事件的这段电视是不是种族主义行为？当然是。这事使我恼火吗？的确令人恼火。共和党的战略家们曾做过一次冷静的政治估计：任凭你花多少钱，下多大功夫都动摇不了民主党对黑人选票的控制，所以干脆不要白费劲儿。有的人却不以为然，认为如果玩种族牌可以吸引一些选民，不妨试一试。渲染霍顿之事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这是一种政治暗算行为。　　不过，我试图客观地看待种族问题。我在共和党政府内被委以最高层的重任，被任命为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绝不是摆设。这工作既实实在在、要求严格，又是至关重要的。在我与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共事的两年期间，我没有从他们的举止言谈中察觉到有一丝一毫的种族偏见。然而，他们是领导着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向美国黑人传达的主要信息似乎是：拉紧靴袢①，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但是并不是人人都有靴袢，有的人甚至连靴子都没有。我希望里根和布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敏感性。但一想到他们对我的信任，正说明他们在履行论功晋升的美国理想，就感到自慰。　　①靴袢，缝在靴子后跟上缘、穿靴时便于往上提的环形吊带。美国人以此常来比喻要自力更生。——译者注。　　已故的惠特尼·扬担任全国城市联盟主席时，惯常从他在市郊韦斯切斯特县的家中乘公共交通工具去他在曼哈顿的办公室。每当火车靠近哈莱姆的125街车站时，扬总是问自己：要不要下车参加示威游行，还是接着坐车去闹市区？扬赞赏联盟运动中的那些喧闹愤怒的人所起的作用。然而他却仍呆在火车上，认为去闹市区为黑人在美国公司寻找工作就是较好地发挥他的才干。向平等权利的进军需要各式各样的工作岗位，正如陆军在需要空降别动队员的同时还需要书记人员和厨师一样。　　我担任陆军部队司令部司令时就达到了我国最高军衔——四星上将。我当过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我的经历堪称军内外黑人同胞的典范，向他们显示了美国生活的种种可能性。同样重要的是，我常常希望我的出人头地会使抱有偏见的白人对他们的偏见有所怀疑，这有助于从他们身上清除掉种族主义的毒害，从而只是根据功过来评价所出现的下一个合格的非洲裔的美国人。　　多年来，我也知道我的经历可能给某些坚持偏见的人一块挡箭牌，利用我为他们自己辩护：“什么，我有偏见？我是同鲍威尔共事的！或是领导过他的，或是在他指挥下供职的！”我曾经忍辱负重地强咽下种族偏见的挑衅，下决心出人头地，取得成功。假如我秉性更加好斗，我会不会早就可能被认为是一个麻烦制造者而不是一个可提升的黑人？这就难说了。但是，我赞同惠特尼·扬的见解。我既赞扬实施进军、静坐和示威的突击队，也赞扬乘火车过125街专为他人寻找工作的人。我更赞扬那些以自己的生活作出榜样的人们。我敬重千千万万普通的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日复一日地辛勤劳作，养家糊口。他们同其他所有种族的美国人一样是美国的脊梁。　　作为陆军部队司令部司令，我统率着25万现役部队和25万后备役部队，我还统管着近50万国民警卫队官兵的训练工作。我常年在外奔波，视察从佛罗里达到阿拉斯加的所有部队。我对每一个师的师长了如指掌。我所发现的情况远远超过了我们对里根温伯格加强国防的最乐观的期望。我们已拥有一支作好高度战斗准备的、训练有素和装备精良的军队。但是，打谁？在哪儿打？在冷战迅速消融的新时期，我发现我们的指挥官们仍抱着美苏大战的观念不放。我曾有幸亲眼观察到苏联这块磐石上的第一道裂纹。在莫斯科、华盛顿和加弗纳斯岛时我曾坐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对面，听他亲口承认苏联在冷战中失败了。我曾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单方面地把苏联兵力裁减50万人。我还看到我们的宿敌与我们合作，使安哥拉和纳米比亚问题和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战争取得了和平解决。　　我的一些同僚预见到需要改变方针。我的导师约翰·威克姆将军建立了轻型快速机动师，以便进行与苏联威胁无关的作战行动。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预见到军队面临着困难的转变，即从以往庞大的军费预算转向未来必不可免的军费缩减。还有一些其他人也都看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对于大多数美国军事机构来说，好像我们的主要敌人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打道回府了，而我们却还准备与之进行一场迎头的冲撞。我决定利用陆军部队司令部的这个讲台来发表一番具有现实感的演说。真是天赐良机，我的老上司——利文沃思堡的诸兵种联合作战发展中心的杰克·梅里特将军邀请我在美国陆军协会主持的一个研讨会上讲话。该协会就是陆军的工会，由杰克主管。我欣然同意了，但我事先向杰克打招呼说，我要讲的话对参加这种盛大社交聚会的陆军领导人或国防承包商来说，可能不大中听。　　5月16日，在陆军军事学院附近的宾夕法尼亚州卡莱尔的一家宾馆里，我面对着堪称群星云集的三星和四星将领以及众多的其财力足以武装半个世界的巨头们。我（向约吉·贝拉一鞠躬后）发表了题为《未来世界决不像过去那样》的演说。我指出，尽管在我们面前眼睁睁地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还有那么一些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基雅弗利式的阴谋家，他试图骗我们放弃戒备。不，我说。对他行为的真实解释是“苏联内外交困，虚弱无力。苏维埃制度已经破产，戈尔巴乔夫就是破产财产的保护人。”我阐述了戈尔巴乔夫政府在哪些领域帮助促成了和平，并说：“在公众和军事人员看来，北极熊现已戴上斯莫基熊帽①，并扛上铁锹去扑灭山林之火。我们的北极熊现在温顺多了。”我有意要将这次演说当成唤醒人们的号召。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打瞌睡，我也感到了室内听众聚精会神的认真气氛。　　①“斯莫基熊帽”，是身穿营林员服装的熊的漫画形象，作为防止森林火灾的象征。——译者注。　　在我预先准备的演讲稿中还有两点看法，我删去了又恢复，后来又删去了。那天没有一个记者到场，难道我在当时不能直言不讳地向同事们说吗？这是我可以说的时候。于是我就说了。早在1989年，我曾预测：“如果明天早上我们打开北约组织的大门接纳新成员，那么在一周之内，我们就会在我们的办公桌上看到一些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可能还有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甚至还可能有乌克兰的申请书。事实上，上一周苏联格鲁吉亚的反对党成员们，就他们地区的未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有的人主张不结盟，有的人主张参加北约组织。”我的这番言论对于在场的听众来说，好像我似乎在预测我们将加入华沙条约组织一样令人惊奇。我接着说：“苏联的军事机器仍然像以往一样庞大、有害和可怕。实际情况还没有改变。但我相信它将改变。”这对美国军队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美国人民仍要支持国家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但是，“在80年代初期，我们曾有过的那种军费增长已是过去的事情了。这点你们能料想到。”至于未来，“我们必须要明智地花钱，要把钱用在刀刃上。”我们必须要在别人向我们提出难题之前首先问问自己：“我们需不需要这个项目？”当答案是否定的时候，我们必须也作否定的回答。我说，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既要承认我们应当缩减部队，又要看到我们必须继续保持“一支全世界最好的顶呱呱的军队”。　　我无法立即判断听众的反应如何。人们站起来鼓掌欢呼往往是因为他们听到了他们想听的东西，而不是听到他们应该听的东西。后来，杰克说：“科林，这是一篇有分量的材料，正合《陆军》杂志的需要。”于是这篇演说刊登在该杂志上。它受到退休少将亨利·莫尔的猛烈攻击。莫尔是保守的传统基金会的分支机构“传统特写”的一名专栏作家。他寄给我一封彬彬有礼但又不以为然的信，信中说：“您可能有兴趣知道，在数周前我所参加的一个有关‘90年代国家战略’的计划性会议，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您的结论迥然不同。主要与会者（包括一名中央情报局代表的个人见解）的最终估计是，苏联通过它正在进行的‘改组和现代化’到90年代初期将以一个在军事上比目前更强大的国家出现。”　　要改组一支习惯于40年冷战的军队决非一个司令官发出一次唤醒人们的号召所能完成的。　　我在全国各地的走访和谈话还达到了一个后来得益匪浅的目的。我能够从近距离仔细地判断一些人的才干，像当时在佛罗里达州坦帕附近的中央总部任司令官的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还有陆军部队司令部副司令兼第三集团军司令约翰·约索克中将，他过去是国家军事学院垒球队的队员，曾同施瓦茨科普夫一道制定应急作战计划。我注意到坚忍刚毅的卡尔·斯蒂纳中将把布拉格堡的第十八空降军训练成井然有序的有高效战斗力的部队。在华盛顿州刘易斯堡，炮兵出身、其经历背景颇为奇特的第九步兵师师长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约翰·沙利卡什维利少将在华沙出生和长大。他母亲是一个沙皇将军的女儿，父亲离开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后在波兰军队中供职，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军队中供职（即在纳粹党卫队工作，这是后来发现的，约翰·沙利卡什维利本人一无所知）。沙利卡什维利16岁时来美国，他作为一名应征者加入陆军。我记得以前我曾说过，这个军官的发展潜力很大。由于我们已摆脱了冷战，我对从事热战的同僚们的评价决非凭想象，而是认真仔细的。　　在和平时期，一个军、一个师或一个营只要领导有方，它的指挥官的工作，说实话，比起像国家安全委员会那样从早忙到晚的单位来说，要轻松愉快得多。在陆军部队司令部，我有一帮得力的助手和部属。我提出了一套明确的司令部工作原则。我再一次过着幸福生活：每天傍晚5点30分回家，同我的第五军老司机奥蒂斯·皮尔逊（我把他调到了亚特兰大）玩短网拍墙球。在10号有一幢雅致的维多利亚式的宅第是司令官的官邸，我们住在那里，阿尔玛和我有时间享受刚当祖父母的天伦之乐。在我们迁往亚特兰大前不久，简和迈克一家添丁，生下了杰弗里·迈克尔·鲍威尔。　　我任国家安全顾问时曾享受过该职务的很多特权，但在我的新岗位上，国会没有授权我拥有从家到办公地点的交通工具。所以在那儿尽管指挥着上百万人，却要驾着一辆破旧的耗油量大的用了16年的克莱斯勒牌旅行车去上班。这辆车在造价达4000万美元的崭新的陆军部队司令部大楼前总要留下一摊油污。但是，一旦我到了办公室，奥蒂斯就会开着一辆闪闪发光的政府发的“信使”牌轿车堂而皇之地把我送到执行公务的地点。　　克莱斯勒旅行车是我日常用的重负荷的交通工具，它要驮着工具、零部件和送孩子们上学。但是，那时候我旧情未断，深深地眷恋着我的老“富豪”轿车。那是一辆1967年产的122型车，有一台不大听使唤的发动机。每当发生故障，我一下子又找不出原因时，我就躲进官邸的书房里翻阅手册。我会坐在那里，摊开油料和电气系统的图表，通过穷尽法进行调查，找出问题之所在。当我排除了各种其他原因而找到惟一的症结时，我会跑回车库说，没问题了，你这个小混蛋我已制服了你。照着书本来分析和排除车辆故障给我带来无穷的乐趣。对我来说，这好似打高尔夫球一杆子打进一个洞，或者对其他朋友来说恰似玩保龄球一下子得了300分。　　我理想的休闲时光是：拆卸发动机的每一条电线，每一个管子和软管、每一根电缆和每一颗螺丝钉；使主动轴和传动系统脱开，用链条绕住发动机，再把链条挂在椽子上，然后摇绞车把发动机吊出引擎盖，我站在那儿，双手沾满油污而得意洋洋。我最高兴一个人干活儿。我不喜欢有人过来乱出主意。在亚特兰大，我就是这样来度过我大部分的闲暇时光的。我不认为，我的特殊爱好给人的感觉比打高尔夫球、网球、棒球等运动逊色。　　初夏的一天，我接到通知说新任国防部部长迪克·切尼要见我。他是在约翰·托尔提名未通过后上任的。过去，我作为国家安全顾问，同国会议员切尼的工作关系密切。他当时是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负责替里根政府的政策拉共和党选票。切尼没有来过陆军部队司令部。他打算在访问中央总部和特种部队司令部之后，返回华盛顿途中到部队司令部稍作停留，听取汇报。我去亚特兰大的查利·布朗机场迎接他。在司令部里，参谋人员就我所统率的全国战略地面后备部队情况作了简要汇报。然后，我们同去10号官邸进午餐。　　他还是那个我首次在第五军见过的，后来在国会山共事的切尼：看问题敏锐，办事精明，不尚闲谈，从不轻易露声色，并且为人刚毅。这个人没有穿过一天军服，在越南战争期间先是因上大学而延期服役，后又因双亲之故再次延期服役，现在竟然一下子掌管起五角大楼来了。他的国会朋友们明明白白地告诫他，如果他不能迅速在国防部砍出三斧头，那么陆海空军的将领们就会把他生吞活剥了。在他任职的第一周内，在一次电视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他公开严厉批评空军参谋长韦尔奇上将，因为韦尔奇与国会谈论了MX导弹的部署方案。这次公开的严厉谴责以一句不祥之言——“这么做对一个穿制服的军官来说是不合适的，每个人是有权利犯错误的”——而告结束。我知道韦尔奇是做错了。但他与国会谈论是经切尼当时的副手威尔·塔夫脱和现任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同意的。对这种事我经历多了，当然明白此举的个中底细。切尼及时抓住这个机会是要说，我不怕三军将领。在现任岗位上，是我领导他们。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韦尔奇也表现出他的气质。一大批退休的有影响的空军军官要伺机对切尼进行报复，韦尔奇则劝他们不要这么做。这位久经沙场的战斗机飞行员对他们说：“同行弟兄们看重鄙人了……让我们接着干我们的正经事情吧！”　　我有相当把握地确信，切尼不仅仅是为了听取有关陆军部队司令部训练情况汇报而在亚特兰大停留的。但在我们交谈中，这位守口如瓶的人对他为何来临的原因没有露一点口风。我给他的信息是我对亚特兰大的岗位是心满意足的。　　那年6月，我接到为《检阅》杂志写文章的作者戴维·沃利津斯基的电话。《检阅》杂志是每星期天几乎送给每个美国家庭的《华盛顿邮报》增刊。他在电话中说：“将军，你是纽约布朗克斯区的贫穷的少数民族的孩子，现在登上了白宫的高级职位，获得了四星将军军衔，您的生平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的故事。”《检阅》杂志要给我写传记，可能刊登在7月4日那一周的刊物上。我的生平要成为封面故事，登出我的头像和全身照片。我同意了。沃利津斯基还带着摄影师普利策奖获得者埃迪·亚当斯来了。亚当斯在越南战争中曾拍过一张令人难忘的南越警察局长在春节攻势中当街枪决一名越共军官的照片。　　《检阅》杂志完成了这篇故事，但7月4日并未见诸报端。与此同时，迪克·切尼顺道来访之事开始成了热点新闻。海军上将比尔·克劳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第二届任期到9月份行将结束。出人意料，克劳拒绝了再干一任（两年）的提名。他有一个强有力的候选人来接替他，即一个极佳的意中人——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空军上将罗伯特·赫雷斯。当时，报界流传着其他6个接班人的姓名，其中包括我。继任者的竞争在进行着，但没有一个人（包括切尼在内）就此项任职事向我吐过一个字。而我也没有孜孜以求。在我看来，赫雷斯是稳操胜券的。我的想法是，我干完陆军部队司令部总司令的任期时，卡尔·沃诺将退休，这时我有可能成为陆军参谋长的候选人。另外，可以想象到当赫雷斯退休时，我可能得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务。或者，我可能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任职完毕后直接退休。我在军内已经干了30多年，军外还有不少有吸引力的民间差事等着我呢。　　8月6日，星期天，我飞往巴尔的摩参加卡尔·沃诺召集的陆军高级将领司令官年会。这是一次衣着随意、不拘礼节的社交集会。这一年的年会是在市区外的一个庄园改成的会议中心——贝尔蒙特宫举行。我期待着以后3天的活动。我将与我的同行兄弟们在一起，他们是陆军参谋长沃诺、我的友好对手、现任美国驻欧洲陆军总司令布奇·圣、中央总部司令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以及其他十几位与我在军队中同时成长起来的将领。我们将就陆军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进行自由讨论。这是我特别喜爱研究的课题。　　那天早上登机后，我看到《纽约时报》一则题为《争夺继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职位》的消息。记者搜肠刮肚地胡诌说，我通过“频繁的书信”一直与切尼部长保持联系。完全错了。我是按照对所有司令官的规定要求，向切尼每个季度做一次报告。　　我们进入会议的最后一天，大约下午2点钟，我接到了一个通知。切尼部长要我打电话给他。我试图避开众人的眼光悄悄地溜出房间，打电话给切尼，可他已经离开办公室了。15分钟后会议结束时，我又接到通知：要我马上去五角大楼。沃诺向我会意地眨了眨眼说：“我给您安排一架直升机。”　　我带着阿尔玛乘直升机而去。在五角大楼停机坪上，一位司机开车来接我们。当我们到达五角大楼的滨河大门口处时，我要阿尔玛等着，我身着夹克上装和丝光黄斜纹裤、内穿马球衬衫，进去见切尼部长。切尼面带微笑欢迎我。不论对我穿便服还是穿吉尔伯特和沙利文轻歌剧人物服都毫不介意。他就是那样一种人。他开门见山说，“你知道，我们正在物色一个主席。你就是我心目中的继任人选。”他随后凭他的判断力快速报出了我的合格条件。我在五角大楼和白宫里是轻车熟路。我具有所需的军事指挥信誉。我懂军备控制问题，那是在布什的议事日程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项目。而且他认为他和我能够和睦共事。他问我对这个职务有何看法。　　我说：“当然，我深感荣幸，如果您和总统都要我干，我从命，并尽力干好。但是，您知道我在亚特兰大是愉快的，目前并不想挪动。”我没有明说我真正的担心所在。这是一项严峻的重任。在15个按法律够条件当主席的四星上将中，我是资历最浅的一个。我肩上戴的第四颗星刚满4个月，而几个资历较深的候选人则早已是四星上将了。　　布什总统显然也持有同样的保留态度，因为切尼接下来说，“总统想知道，你的任命会不会使你同其他资格更老的三军将领的关系难处。”　　我知道我可以指望沃诺的支持，而且我同其他军种的主官有着良好的关系。我说：“我对此并不担心。”决不能让他们看出你提心吊胆。　　“好极了，”切尼回答说，“我要推荐你。但是，你知道，这事是由总统作决定的。”　　直到我们坐上回亚特兰大的利尔喷气机后我才告诉阿尔玛。“我们又要搬家了。”她说。　　第二天，8月9日，星期三，切尼打来电话说，总统已批准了他的推荐。我将接替比尔·克劳。总统要我次日返回，参加玫瑰园的任职宣布会。当晚我飞往华盛顿，阿尔玛决定留在亚特兰大，因为她事先有安排。我的女儿琳达和安妮玛丽也留下了。所以，8月10日在玫瑰园只有迈克和我站在一起。那天，布什总统首先表彰了比尔·克劳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所做出的杰出功绩，然后宣布他要提名我为第12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由于有待参议院确认，我有6周的时间在陆军部队司令部交接工作和准备上任。在以后的几天里，各军种主官和每个主要的四星将领都前来表示祝贺与支持，这种支持正是我所需要的。显然，总统的担心也消除了。　　我还碰上一个难关。在任命我当主席的那天，我在我的办公室接待前来祝贺的朋友时，一名手戴橡胶手套的年轻少尉出现在门口。原来陆军对滥用麻醉品问题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并通过随机的尿样测试来找出麻醉品使用者。在随机决定检验人员时我的军号被选上了。我向朋友们表示歉意后去参加测试。我顺利通过了尿检。　　在宣布我的任命后的星期天，《检阅》杂志登出了一篇有关我的封面报道。时机之巧似乎说明，杂志社里某个人对主席任命一事知晓内情。实际上，《检阅》杂志是提前几周就排版付印的，而这一期早在总统选中我以前就排印好了。戴维·沃利津斯基要么是直觉本能的应验，要么是侥幸碰上了好运。这篇报道确实产生了一种惊人的意外效果。沃利津斯基一贯热衷于寻找富有人情味的题材，而我在亚特兰大的秘书——一个名叫卡米·布朗的能干的陆军军士向他透露，我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压着我的处世格言。沃利津斯基打来电话，要我读几条给他听。我念道：“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到明天早晨情况就会好转。”“要检查细节，作抉择时要慎重。你可能受到惩罚。”以及其他一些我生活中所经历的教训。他收集了这些思想见解中的13条，并以《科林·鲍威尔的守则》为题附在《检阅》杂志的文章中。我开始不断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数百个要这些守则的请求，以至于我不得不大量印成卡片。考虑到读者仍感兴趣，这些守则附在本书末尾，谨供参阅。　　在宣布提名我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3天后，突如其来的噩耗使我犹如遭到五雷轰顶，悲痛不已。在纽约市立学院“潘兴步枪会”期间，我的楷模、导师和鼓舞者龙尼·布鲁克斯因大面积心肌梗塞去世，享年54岁。我乘飞机赶往纽约奥尔巴尼的大都会浸礼会教堂，参加布鲁克斯的葬礼并致悼词，赞扬这位杰出人物和他勇敢的妻子埃尔莎，以及他们养育的3个好儿子。当时，我还看到几位原“潘兴步枪会”的好友，其中有罗杰·兰格文和加拜·罗梅罗等人时，忍不住惊叹人生的无常。要不是我遇上了这位鼓舞我前进的布鲁克斯——决心当一名文职化学研究人员的完美的军官学员，我今生会走上今日所走的道路吗？　　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两星期之后，温斯顿·丘吉尔率领“参谋长委员会”成员，即英国陆海空军主官前来华盛顿。该委员会于1923年成立，此时的任务是协调女王陛下的陆海空三军将士对轴心国作战。美国当时没有类似的机构来与英国制定联合作战计划，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设立了一个代表陆军、陆军航空兵和海军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罗斯福的亲信和助手威廉·莱希海军上将领导该组织，并充当与总统的联络人。莱希的头衔是“陆海军总司令的参谋长”。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就成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我们的组织。　　1947年，根据国会法案确定建立永久性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并于1949年设立了主席职位。奥马尔·布雷德利上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一任主席。近40年来，该机构一直指挥着美国军队，其体制根据法律偶尔有所修改。例如，1952年，海军陆战队司令被批准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大部分会议，并在1978年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正式成员。　　这一制度有着严重的缺陷。除了主席以外，每个参谋长都是本军种的首长，而政府却指望他会抛弃为本军种谋利益的本位主义，以国家利益为重。要平衡和兼顾两方面的利益是困难的。参谋长们要调制“紫色”是不胜其难的，“紫色”是五角大楼采用的一个隐喻，意即把绿色（陆军）、蓝色（空军）和白色（海军）军服的颜色掺和在一起，达到水乳交融的紫色境界。把这些有双重头衔的领导人放在一起，期望他们能达到“联合一致”，这根本是痴心妄想的目标。然而，现代史中每一个重大的战局都是诸军种联合行动，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尤利塞斯·格兰特将军与联邦海军部队联合行动，南下密西西比河，分割了南方邦联；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期间指挥的仁川登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联盟作战行动——盟军在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在当今时代，联合一致与其说是人为地建立起的一种机制，不如说是出于形势的需要，在关键时刻的必然产物。　　参谋长联席会议还有责任向国防部长和总统提供军事方面的建议和意见。但这必须是参谋长们一致的看法，而不是某个人的意见。所有参谋长要达成一致看法，惟一的途径几乎就是相互迁就，彼此照顾。结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工作的1600人的联合参谋部花费了成千上万个工时，拿出来的是冗长的、谁也不得罪的大家都高兴的文件。这种文件每一位参谋长都能接受，但对国防部长或总统却几乎毫无用处。为处理这样的文件而制定的折磨人的惯常程序可以为13世纪教皇统治下的古罗马元老院增添不少光彩：先有白封皮草案，接着是橘黄色封皮的草案、绿色封皮的草案，最后才是经过批准的贴红条的正式红头文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这些缺点已非官僚化所能概括得了的。依我之见，这一松散的组织机构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从未提出明确的主张，以防止在越南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这种有缺陷的机制一直运行到第九任主席戴维·琼斯上将任上，他于1982年刚退休后不久，直言不讳地痛述其弊端。琼斯上将提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应成为国防部长和总统的“最重要”军事顾问，并应被授予更大的权力来领导为各参谋长服务的参谋部。当时的陆军参谋长夏伊·迈耶上将曾想要完全取消参谋长联席会议，代之以成立国家军事委员会，其成员不对特定的军种负责，因而可以把全部精力致力于协调整个武装部队。这些建议引起了一场争论，其结果是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和众议员比尔·尼科尔斯提出倡议，并使国会于1986年通过了国防部改组法，通常称为“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　　该法第一次赋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以真正的权力。作为“最重要的军事顾问”，他可以直接向国防部长和总统陈述他自己的主张。他不再局限于先呈报参谋长们掺了水的一致性建议，然后再小声地谈他个人的看法。然而，参谋长们仍然是顾问，要鼓励他们提出自己的主张，甚至可以不同意主席的意见。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还将联合参谋部的1600名人员置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而不是多头的参谋长法人团体的领导之下。即使进行了这种改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仍未置身于指挥系统之中。但国防部长可以要求各项军事命令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下达给野战司令官，切尼就是这样做的。　　比尔·克劳上将是一位过渡时期的主席，因为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是在他任职期到一半时生效的。假定我的任命得到参议院的确认，那么，我就是第一个整个任期内都掌有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所赋予的权力的主席了。9月20日，参议院正式确认了我的任命，我是担任此职的最年轻的军官、也是担任此职的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和第一个后备军官训练团的毕业生。出身于南布朗克斯区的移民后裔跃升到这个国家的最高军事领导岗位，但愿布鲁克哈特上校在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训练大厅此时能看到我。　　10月1日，我入睡时心情怡然但略有倦意。比尔·克劳的任期已在前一天的午夜结束，而这个星期日是我担任主席职务的头一天。那天早晨，我去了我的新办公室，我只是看一看和放置一些东西，五角大楼这时实际上空无一人。克劳曾在他办公桌后的满墙壁的书架上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军用帽盔头饰。他拿走了帽盔，书架已空无一物。我在脑子里记下要给我的旧时盖尔恩豪森好友、现为陆军史学家的比尔·斯托夫特打电话，并要他给我送来装订着绿皮的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后来，我打电话时，他的助手问我要多少本。　　我回答说：“能填满35英尺高的空间的数量。”　　出于安全的原因，主席办公室的窗户都涂上了涂料，因为窗户距五角大楼热闹繁忙的主要入口——滨河大门口只有几英尺远，往来的班车都在这里停靠。涂了涂料的窗户使我无法极目远眺波托马克河对岸的国会山，我也看不到往返在“有潮港地”（美国首都华盛顿南边的地名，在波托马克河旁——译者注）的扬帆，甚至看不见五角大楼的校阅广场。这种情况也必须改变。库克“医官”的一帮人费尽心机终于想出了解决办法，那就是涂上单向防弹的名叫“密拉”的聚酯薄膜。我可以往外看，但排队上班车的雇员们却看不到里面。几年来，我发现我自己处在一个理想的位置上，目睹着日常的人间戏剧，从国防部官员的小集团活动到热衷于幽会的情人一一尽收眼底。　　在任职的第一天，我在办公桌上放了插着“雪飞”钢笔的大理石笔架，这用具是我在1957年布拉格堡获得“第四连优秀学员”的奖品，从此后无论我到哪里工作，它总是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还打算挂出陆军部队司令部工作人员在我离别时所送的礼品——一幅题为《跟踪维多利奥》的唐·斯蒂弗斯的印制版画。这幅画描绘的是第十“野牛勇士”骑兵团士兵搜寻一名阿帕奇战士。同时，我想摆出斯图·珀维安斯在我获得第一颗将星时所赠的安框的林肯信函。这位总统在信中说，任命新的将军易，补充失去的战马难。　　那天下午，阿尔玛和我参加了我表兄阿瑟·S·“索尼”·刘易斯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家庭宴会。刘易斯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行伍出身，从一名海军士兵干起，后来在达特茅思学院取得学位后当上了美国驻塞拉利昂大使。我的姐姐玛丽琳和姐夫诺姆，以及从各地来的姑、姨、叔、舅们和堂表兄弟姐妹们济济一堂，大家庆祝我们家双喜临门——我的新职务以及迈克和简结婚一周年纪念。我童年时代感受过的欢乐与温馨一一重现在眼前，宴会一直到酒干兴尽方散。午夜时刻，阿尔玛和我才在我们所住的迈尔堡要人宾馆——温赖特宫入睡。我们在这个要人宾馆里将一直住到主席官邸装修完毕才能搬进去。我刚躺下只二三个小时，电话铃就响了。　　我的美国之路--第十六章　“主席先生，我们碰到了麻烦”　　第十六章　“主席先生，我们碰到了麻烦”　　我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刚过24小时，联合参谋部作战部长汤姆·凯利中将就来电话叫醒我，向我预报在巴拿马正酝酿着一场反诺列加政权的政变。凯利说，我在几分钟之后会接到刚在巴拿马接任南方总部司令的马克斯·瑟曼上将的电话。　　我们又走到一起了。　　尽管马克斯·瑟曼担任新职务只比我任新职早一天，但在潜在的危机时期调他到巴拿马是令人放心的。他是一位传奇式人物，被认为是陆军中最能干和最刚毅的军官之一，还是一位工作刻苦的单身汉，除了工作外似乎别无爱好。由于他动不动就激动，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绰号“疯子马克斯”。　　过去6年里诺列加不时出现在我的雷达屏幕上。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3年9月我随卡普·温伯格赴拉美访问期间。那时候奥利·诺思已成为我们一行中极显眼的人物了。在那次访问中，我们先和巴拿马的新傀儡总统、上过斯坦福大学的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利拉进行了一次形式上的会晤，然后我们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即指挥部会见了该国的真正统治者、巴拿马国防军司令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准将。我发现诺列加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人，麻子脸上长着一对骨碌碌转动的小眼睛，还摆出一副妄自尊大、洋洋得意的样子。看到他仿佛碰上魔鬼一样，我立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25年来诺列加一直为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工作。他与古巴、利比亚和其他情报主顾们有往来，而且他还允许克格勃在巴拿马自由活动。你收买不了诺列加，但你可以租用他。我们自己就利用他作为把武器输送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分子的管道，以便使后者进行反桑地诺政府的游击战争。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时我就在想：真奇怪！居然要把一个恶棍当作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对待。两年后即1985年，我再次见到诺列加时，我们仍然对他以礼相待。那是在诺列加把自己晋升为四星上将后，温伯格邀请他来五角大楼访问。当然，他不是在五角大楼受到礼遇的惟一暴君，我记得还有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但是，我们对蒙博托也有我们的用场，即利用他把武器输送给安哥拉的反共武装。冷战政治有时候是可以使令人毛骨悚然的坏家伙大有用武之地的。　　诺列加为人狡猾。他以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共秘密活动来讨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他偶尔关闭一些小的毒品制作场以满足美国禁毒局的要求，但同时却又帮助哥伦比亚的毒枭洗钱，从中获取暴利。然而，诺列加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985年他在巴拿马国防军阴谋策划下，暗杀左派政敌雨果·斯帕达福拉的案件引来大批采访事件真相的记者，并引起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的极大愤慨。到1988年2月，迈阿密和坦帕的大陪审团已握有诺列加进行毒品交易活动的证据，足以对他进行起诉并定罪。当时，乔治·布什副总统曾告诉我决不能和他谈交易而放弃起诉，让他逍遥法外。　　我那时是国家安全顾问，对一场起诉一个“友好国家首脑”是否明智的争论只能进行调解。我们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政府已准许进行起诉，但我们仍在给诺列加报酬，禁毒局甚至还给他一封嘉奖信。政府终于对诺列加采取了清楚明确的立场。所有美国机构都不能用他。他不能在受到刑事起诉的情况下，同时还在美国机构供职。　　在起诉之后，巴拿马人民以为美国随时准备帮助他们除掉这个邪恶的独裁暴君，于是纷纷拥上街头，进行反诺列加的游行示威。诺列加的反应是甩掉另一个傀儡总统埃里克·德尔瓦莱，以教育部部长曼努埃尔·索里斯·帕尔马取而代之。此时，乔治·舒尔茨主张采取积极行动，包括进行军事干预来除掉诺列加。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比尔·克劳海军上将都不同意。他们认为，诺列加尽管可恶之极，但我们不能无端地动用美军来除掉他。这点可能会使某些人吃惊，实际上军方未必赞成以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除非万不得已。知识界尽可以说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外交官可以接连不断地发出外交照会。但是，到头来，带回运尸袋并不得不向死者双亲说明原因的是军方。里根总统确实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没有遭到直接挑衅的情况下入侵巴拿马。他认为，美国应当避免让人看成是横行霸道的“外国佬”，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巴拿马人处理内部事务的方式就悍然入侵巴拿马。况且，那里还没有严重的共产党威胁的隐患。　　我仔细想过，如果我们卷入巴拿马事务，除掉诺列加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的权力基础是巴拿马国防军。当我们搞掉了诺列加，就会有另一个巴拿马国防军的歹徒起而代之。何况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白马王子，可以取代诺列加和他的心腹部下。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开过好几次政策审议小组会，试图物色一个比诺列加略胜一筹的巴拿马国防军军官，或找到一位能顶住巴拿马国防军反对的巴拿马文职领袖。当时，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负责人告诉我说，该局已找到一个救世主，一位诚实的反诺列加的自由主义者，他或许能帮助推翻独裁者。这位楷模人物是谁？我要知道。我被告知，他就是当时与诺列加不和的巴拿马驻以色列大使兼武官——爱德华多·埃雷拉·哈桑。　　中央情报局偷偷地将哈桑带出特拉维夫并送到华盛顿。我在白宫办公室会见了他。他原来是一个大方、可爱和精明的人。哈桑谈起诺列加的劣迹头头是道，尽管他说话时老是“我……我……我”的口吃。然而，在他的谈吐中没有提及“自由”和“民主”的字眼。我的结论是哈桑是又一个诺列加，只是更圆滑一些。哈桑返回以色列，但诺列加已风闻他的美国之行并撤了他的职。中央情报局把他弄回美国，给他帮助以便日后可能有用。　　随着里根时代在1989年1月宣告结束，布什总统接下了诺列加问题。诺列加这个暴君继续表现出他对民主的蔑视，用暴力对待政治上的反对派并实施大规模的政治逮捕。他中止了1989年5月的选举，因为他的反对者吉列尔莫·恩达拉看来要当选；诺列加还指使他的巴拿马国防军暴徒们在美国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前对恩达拉的副总统候选人大打出手。1989年秋天，在我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时候，搞掉诺列加并由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已成为布什政府越来越重视的课题，而布什总统本人对这个独裁者的憎恶程度丝毫未减。　　10月3日凌晨两三点钟，马克斯·瑟曼正如已答应的那样，在汤姆·凯利早先预报之后向我作了较全面的汇报。他说，起义是由一个巴拿马国防军军官莫伊塞斯·吉罗尔迪·维加少校策划的，并打算在大约6小时后，也就是那天上午8点半开始行动。　　“我们掌握了有关吉罗尔迪的哪些情况？”我问瑟曼，“他有没有什么盟友？有没有什么部队支持他？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瑟曼说。至于他的动机，吉罗尔迪似乎是代表着拿不到军饷的愤愤不满的巴拿马国防军士兵。他搞的政变与其说是为民主而战，不如说是为了发泄职业上的不满情绪。他还没有要求我们提供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是会把一个诺列加换成另一个诺列加？”我问瑟曼。　　“可能的。”他回答说，这是个极难搞清楚的问题，因为我们掌握的信息极少。　　我要求瑟曼随时通报情况，随后我就打电话给切尼部长。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电话，是我第一次履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责，向国防部长提供军事方面的咨询。当我叫醒他并把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时，切尼的冷静给我留下了印象。我接着谈了瑟曼和我的看法，认为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不便向吉罗尔迪表示什么。切尼表示同意，随后他打电话给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后者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就这样报告了布什总统。　　到了上午8点半钟，政变并未发生。瑟曼来电话报称，吉罗尔迪显然碰到了后勤方面的困难，他的行动推迟到当天下午。　　那天上午，我去白宫见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班子。我从椭圆形办公室直接打电话给瑟曼，得到最新信息，然后把瑟曼所讲的情况告诉总统。吉罗尔迪是保卫诺列加司令部安全的巴拿马国防军第四连连长。他帮助过诺列加镇压新近发生的未遂政变，这两个人的私人关系密切，诺列加还是吉罗尔迪的一个子女的教父。吉罗尔迪要求我们动用美国军队封锁军区的入口通道，这样在该市外面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就无法前来援救诺列加。但是，他不想把诺列加交给我们。他有这样奇怪的念头，认为诺列加会接受命运的安排，平平安安地隐居乡间。然而，他无法保证自己家属的安全，他要求美国在巴拿马的官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所。　　整个事情听起来不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举动。切尼、瑟曼和我都认为，美国不应卷入，总统的所有其他顾问也都同意。尽管我们担心如果吉罗尔迪失败，我们就可能会被指责放过了一次搞掉诺列加的机会。然而，布什总统已拿定主意，既然吉罗尔迪闭口不谈民主，我们就不支持他，除非他对恢复文官治理作出承诺。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目睹布什班子是如何处理问题的。我很吃惊，举行这样紧要的讨论会竟毫无准备和没有安排后续措施。弗兰克·卡卢奇和我创设的政策研究小组制度已被这个新班子废除。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一个机智的人，他后来发现了问题并重新下令把政策研究小组改成委员会，由他的副手鲍勃·盖茨任主席。但是这些都是后话。这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进行的讨论是直率而毫无顾忌的。全部与会者中最难办的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在这个问题上，苏努努既不能容忍冒傻气的人，也不能容忍聪明的人。他在半路上打断别人的话，并讲些与主题毫不相干的话。我注意到，他的这一举止似乎没有引起总统的反感。布什在听，很少发言。他一旦开口，则说得合情合理。他再三重申，政变策划者必须表示恢复民主的明确意向，“否则我们不作任何承诺。”尔后他宣布会议结束。我回到了五角大楼，呆在那里与瑟曼保持不断的联系。　　在这紧张的一天当中，我去切尼的会议室时，遇见了一个我绝没有想到会见面的人。部长在接待苏联新任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大将，随同亚佐夫前来的是在德国与我的第五军对峙的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前司令弗拉季斯拉夫·A·阿恰洛夫上将。切尼给我们作了介绍。我们两人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露出微笑，不无明显的讽刺意味，因为这两个军人往日曾研究过如何消灭对方。“阿恰洛夫将军，”我说，“您知道，我过去在法兰克福时总是把您的照片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他狡黠地向我一笑说，“是的，在我的办公桌上也放着您的照片。”　　夜晚降临，来自巴拿马的最后消息说，吉罗尔迪的政变因为天黑无法行动，改在第二天发动。　　第二天早晨果真发生了政变。吉罗尔迪在军区扣押了诺列加，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我们指示瑟曼，只要政变策划者把诺列加交给我们，就可以看押他。但瑟曼并没有主动采取行动去抓他。与此同时，诺列加毫无隐退到他庄园养老的意思，相反，他抓起电话呼叫在巴拿马市和75英里外的里奥阿托的忠实部下设法营救他。到下午，诺列加已设法说服吉罗尔迪放弃政变行动，这次政变就这样流产了。整个事变自始至终正好5个小时。　　在向白宫报告了这一失败之后，切尼和我走出办公室来到滨河大门口的校阅广场。既然我已经处理了一场危机，也许是举行正式仪式宣布我开始履行主席职责的时候了。尽管政变失败对我来说不是个吉祥的兆头，但我从中看到了不少东西：切尼是冷静而坚强的；联合参谋部是一个高效率的办事机构；布什总统在身边顾问们的嘈杂喧嚣声中能够看出问题的本质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吉罗尔迪完蛋了，诺列加很快下令处决了他。但是由于吉罗尔迪的失败在美国造成的影响则刚刚开始，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开始狠狠地批评政府失去了一次搞掉诺列加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起了领头作用。切尼和我还得去国会山，听取事后诸葛亮们的批评，说我们没有迅速援助吉罗尔迪，好像这个“X”牌号①的策划者是第二个西蒙·玻利瓦尔②。我以克劳塞维茨的话来安慰自己：“栩栩如生的短暂印象决不能使我们忘却掉这些印象所说明的真相是较少留有痕迹的。”再没有什么事件比吉罗尔迪少校的政变更短暂的了。我仍然深信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①“X”牌号，为显示某产品或项目的优越性而被用来作陪衬的产品。——译者注。　　②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政治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获“解放者”称号。——译者注。　　瑟曼和我经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验。我们相互交换了意见，并定下决心：如果我们被迫在巴拿马采取行动，我们建议要消灭巴拿马国防军。瑟曼着手制定一项这么做的计划。　　政变失败后的那个星期六，我帮着阿尔玛把家搬到6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官邸。这时《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打来电话。伍德沃德正在为该报的星期天版撰写一篇有关失败政变的报道，并说他刚好要核对一些事实，顺便给我一个机会谈谈我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伍德沃德带着一种使人消除疑虑的声调和酷似一个童子军主动帮助一个老妇人过马路的态度向我担保说，我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深层的背景材料”，这是比“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今天说”更隐讳一些。到那时为止，详细叙述我在巴拿马政变中的角色的新闻报道把我说成是彻底栽了的宠儿。因此，我并不反对在一家有名望的报纸上把我对这事件的看法讲清楚。我同意跟伍德沃德谈谈。　　第二天所刊登的他的报道不能说不准确，但也于事无补。经验提醒我，你摆出姿态本想拍一张好照片，可摄影师偏偏选择你张着嘴的镜头拍。不过，我继续和伍德沃德打交道，尽管阿尔玛提醒我要谨慎从事。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从巴拿马不断传出发生政变的谣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烟消云散了，但是瑟曼加快了制定应急作战计划的步伐。原来的代号为“蓝色调羹”的作战计划增加了新内容：不仅要除掉诺列加，而且要摧毁整个巴拿马国防军。按照这个经过修改的“蓝色调羹”计划，美国南方总部在巴拿马的1．3万人的陆军部队和支援部队将要得到美国第十八空降军1万人的加强。第十八空降军军长卡尔·斯蒂纳中将将指挥这支联合特遣部队。如果我们发起攻击，这支部队就要占领巴拿马国防军的全部设施，摧毁巴拿马国防军的抵抗，并帮助使合法选举出的恩达拉政府执政。“蓝色调羹”计划还包括“三角洲”部队发起的一次袭击，其目的是解救一名叫库尔特·缪斯的美国公民。他是给中央情报局提供消息的人士，被诺列加以间谍罪关押在莫德罗监狱的单人牢房内。诺列加曾扬言，如果美国采取行动反对巴拿马，就立即处死缪斯。在切尼部长的批准下，我们悄悄地开始把新增的装备和部队运进巴拿马境内。　　迈尔堡格兰特大街6号是一座宏伟的宅第，住在那里有点像住在白宫里一样。阿尔玛和我在一楼拥有一套供待客和娱乐用的装饰时髦的客厅，在二楼的一个套间是我们的寝室。与白宫不同的是，我们的套间狭小，只够我们两人住，再也容不下一个过夜之客。我是在套间里的一间配有一台电视机和保密电话的小书房里度过我的闲暇时间的。　　1989年12月16日，星期天傍晚，我正坐在书房里，接到汤姆·凯利的又一次电话。“主席先生，”凯利说，“我们碰到了麻烦。”像往常一样，最初的细节总是概略的，粗浅的。我只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巴拿马被枪杀。不久我得到报告说，有4名军官着便服驾车进巴拿马市赴晚宴时，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附近撞上一个路障。那天是巴拿马每年一度的武装部队日，有很多巴拿马国防军军人在饮酒狂欢。在路障附近的一些巴拿马士兵试图把这些美国人拉下车。司机开足马力想逃走。这些巴拿马国防军就开了枪，海军陆战队少尉罗伯特·帕斯被击中，不多时死亡。　　随着夜幕降临，情况越来越糟。目睹这次射击的海军军官亚当·J·柯蒂斯少尉及其妻子邦尼被巴拿马国防军扣留，并押往警察局受审。柯蒂斯遭到毒打和处死的威胁。柯蒂斯夫人被强迫站在一面墙壁前，巴拿马国防军士兵在她身上乱摸，直到她昏倒在地。　　我将上述所有情况向切尼作了报告，同时我们讨论这算不算是个不能置之不理的挑衅行为。他向白宫报告了这件事，确定在次日早晨与布什总统开会研究。　　那是一个紧张繁忙的星期天。我首先去五角大楼与瑟曼核实星期六的事件。尽管我们的军官开车出错并撞上了路障，但是巴拿马国防军的行为仍是不可饶恕的。更有甚者，开枪射击标志着对美军抱越来越敌视的态度。“‘蓝色调羹’计划进行得怎么样？”我问。瑟曼说：“已经进行了演习，可以付诸实施。”我打电话给运输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人，要他们做好行动准备，然后我去切尼办公室参加上午10时的会议。与会的有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皮特·威廉斯（我认为他在这次行动中干得最出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比尔·普莱斯。我们仔细研究了各种方案。到切尼宣布会议结束的时候，沃尔福威茨和普莱斯还不能确定，我们是否有“确凿证据”来名正言顺地进行军事干预。切尼要我留下来等一等再走。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他问：“你有什么看法？”　　我说：“瑟曼和我都认为我们应当进行干预，保护美国公民，何况诺列加不是一个合法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罪犯。他正受到起诉。”不过，我告诉切尼，在我与参谋长们研究以后，再提出我的最后建议。　　切尼说：“好，我将在今天下午同总统会面。”　　巴拿马问题是布什政府遇到的第一个大的外交危机。它也是第一次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根据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执行新职能的严峻考验。以往，首先参谋长们要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由主席呈报国防部长和总统。而今我是最重要的军事顾问。参谋长们技艺高超，经验丰富。正是他们向各总部的司令官们提供受过训练并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我不能轻视他们的才智。但目前我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能使自己再局限于起传声筒的作用了。　　回到办公室后，我要求汤姆·凯利通知参谋长们于上午11点半到6号开会。我不要全班人马在星期天上午都到五角大楼来。他们肯定会被记者发现，从而引起各种各样的惊恐情绪。不久，他们从教堂或家里来到我家。我煮了咖啡。我们在一楼的图书室里落座。“遗憾，您损失了一个人。”我向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说道。格雷黯然点头称是。汤姆·凯利和我的情报官特德·谢弗向参谋长们作了简要汇报。在我们讨论完军事方案之后，我向他们讲了我的看法。“对帕斯的被杀事件决不能宽恕。‘蓝色调羹’行动是一个好计划。我们已准备就绪。我认为，我们应当付诸实施，但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海军作战部长卡尔·特罗斯特和副主席鲍勃·赫雷斯都表示赞同。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起初持怀疑态度，认为我们没有遭到足够的挑衅，但很快也同意了。阿尔·格雷提出：我们是否需要像“蓝色调羹”计划规定的那样迅速行动？他知道，按计划规定，海军陆战队只起很小的作用。他想要争取时间，以便把海军陆战队两牺分队召来参加。“格雷，”我说，“瑟曼有一套切实的计划，一切就绪，待命出发。我们既不能拖延计划，也不要增添任何不必要的人了。”格雷表示理解。最后，“蓝色调羹”计划得到了参谋长们的一致支持。　　在圣诞节前筹划一场战争，这个时间的确不寻常。12月17日，星期天下午，我匆匆地走过披上节日盛装的白宫走廊。汤姆·凯利手提地图箱走在我身旁，这时我们被身着18世纪服装的圣诞颂歌合唱队堵住了去路。我们和他们握手，互致节日祝贺，然后继续走向在二楼的布什私人套间。　　总统正耷拉着脑袋，下巴贴着前胸，咬着嘴唇坐在那里沉思。他身穿一件蓝色便上装和一条便裤，脚穿一双红袜子，一只上印着“快乐”字样，另一只印着“圣诞”字样。他召来了迪克·切尼、当时的国务卿吉姆·贝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及其副手鲍勃·盖茨和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　　约翰·苏努努没有来，这可以大大减少离题的瞎侃。　　切尼首先回顾了在巴拿马所发生的情况，并概述了我们打算采取的对策。然后他让我来讲军事计划。汤姆·凯利打开地图，我手拿一根将无光束红点投向地图的钢笔式激光指示棒开始汇报。这种游动的光点似乎让总统觉得很有趣。　　除了切尼，所有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听到扩展了的“蓝色调羹”计划。我首先讲了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要消灭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如果成功了，我们将治理这个国家直到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文官政府和一支新的安全部队。因为这项计划已远远超出了“搞掉诺列加”。我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大家对这一点及由此而带来的一切问题是否都充分认识到了。无人提出异议。我详细阐述了细节：我们将使用已到位的部队，其兵力经我们悄悄地加强目前已达到1．3万人。但这个数目还不够大。瑟曼和斯蒂纳的战略是打击每一支主要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和占领所有重要的军事设施。陆军别动队将空降到巴拿马市以西的里奥阿托的主要兵营区，并消灭用来镇压上次政变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为在战斗中支援这些别动队，将首次使用我们空军新式的F—117A隐形战斗机。八十二空降师的伞兵将从布拉格堡乘飞机飞来，并空降在该市东面的目标区。还有第七步兵师的步兵将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德堡乘飞机飞来，以扩大我们对该国的控制并帮助恢复法律和秩序。已驻在巴拿马的美军将占领军区和市区本身范围内的各个目标。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将占领我们得知的诺列加保存其“逃走”时用的飞机的机场。特种部队的分队将搜寻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未能一直跟踪住他。在巴拿马的一个海军陆战队连奉命保住巴拿马运河上的美洲桥；“三角洲”特种部队将执行解救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库尔特·缪斯的任务，他目前仍被关在军区马路对面的莫德罗监狱内。“蓝色调羹”计划的兵力总数将超过2万人。我预计发起行动后不出几个小时，诺列加不论是否被抓住，他都不再能执政了。这就给我们创造了条件让民选的恩达拉政府不再隐藏，堂而皇之地回去执政。我在结束我的汇报时指出：“参谋长们取得了一致意见。”随后开始讨论问题。　　乔治·布什像是坐在酒吧高脚凳上的老顾客，冷静地观看一场争吵，而他的顾问们则使劲儿闹腾。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态度有一种他习以为常的使人恼火的尖刻性，但他的才智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意图也是值得称赞的。他不想给总统留下什么令人宽慰的幻想。斯考克罗夫特说：“会有伤亡，要死人的。”总统点了点头，并让讨论继续进行。　　吉姆·贝克认为我们有义务进行干预，我们养兵就是为了履行这种义务。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国务院早先曾敦促过要进行干预。斯考克罗夫特不断向我提出使人感到难办的问题。　　“要是我们做完了所有这些事情还没有捉到诺列加，怎么办？我对此很担心。”我说，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去向。假定他逃进丛林里去呢？这也是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丛林是便于藏身之地。斯考克罗夫特反复地谈伤亡问题。他要知道伤亡的人数。至于人数，我说我不可能说出具体数字。显然，军人和老百姓都会有伤亡，大批的建筑物会被毁坏。我们预期会出现混乱，尤其是在开始阶段。　　关键的问题依然是我们遭到的挑衅是否已严重到要采取行动。我们采取行动的理由是：诺列加践踏民主；他参与毒品非法活动并受到起诉；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被害；以及由于这个不可信赖的人统治巴拿马使我们对运河的条约权利受到威胁。当然，还有我没有说出来的一点，那就是乔治·布什本人对诺列加的反感：一个三流的独裁者竟敢对美国嗤之以鼻，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实上我也有同样的厌恶感。　　总统也要我谈谈可能的伤亡人数。我说：“总统先生，我很难说得更具体。”　　“什么时候我们完成行动准备？”他问。　　“两天半以后，”我回答，“我们要在夜间发起攻击。我们有进行夜战的精良装备。夜战可以使我们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　　提问题在继续进行，问题纷至沓来，一直发展到看来好像要我们放弃现有决策的程度。我看到首次与这批人打交道的汤姆·凯利越来越局促不安。但这时布什在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之后扶着椅子站起来说：“好，我们干吧，就这么定了。”　　回到五角大楼后，我即打电话给马克斯·瑟曼和其他主要司令官，并再一次向参谋长们通气。进攻发起日定于12月20日，攻击开始时间为1点0分。　　早在几周以前，切尼曾把我单独叫到他办公室。“你出任主席要有一个好的开头，”他边说边叫我坐下，“你是坚强有力的，你正担起重任。但你总要使给我的所有信息都通过你，我不希望这样做。”他接着说，他期望得到众多来源的信息。他直截了当，语气肯定。信息就是力量。这一点，我俩都明白。而我总想控制信息。我告诉他我懂，因为我俩都认识到我作为他的高级军事顾问有义务向他提出我的看法。如果他根据我不知道的军事建议或信息采取行动，那么事情就会搞糟。“好，”他说，“只要我们彼此相互理解……科林。”他在讲话中的稍稍停顿使我感到我们的关系还是亲近的，但我也知道我被告知在这种关系中我所处的位置。　　我终于对此人的作风能够适应了，他与家长式的彬彬有礼的卡普·温伯格的态度大不相同。切尼年轻时是怀俄明州一位聪明的牛仔，惯常活动于空旷的乡间，无须与很多人打交道。他性格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有独立见解，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更喜欢撇开他人意见由自己定下决心。他非常自信或者几乎是惟我独尊，他要千方百计给人以这种印象。在这里，我又看到了一位善于不让人知道自己焦虑不安的人。　　我喜欢与精于此道的人共事。　　随着进攻发起日的临近，我告诉汤姆·凯利要确保切尼获得有关“蓝色调羹”行动的每一丁点儿信息。我还是愿意自己亲自向部长汇报，或者至少别人汇报时我在场。但是，在后来的闹哄哄的48小时里，我实在抽不出时间，而且在不久前的那次谈话后，我的确不想让切尼感到我切断了他的任何信息来源。他开始刨根问底地查问各种数据。如一个班多少人？“海豹”突击队带的什么装备？为什么别动队队员要从500英尺的高度上跳伞？他要在进攻发起前知道这一切。我了解个中原因。如果在这次入侵行动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仅是一个顾问，而他和总统则必须承担责任。　　在我和瑟曼的多次交谈中，有一次我曾提到“蓝色调羹”对隐蔽行动性质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代号，但当行动公开后，这个代号很难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你不能要人民为一把“蓝色调羹”去冒生命危险，这成什么话？我们随便交谈了很多想法，最后根据瑟曼的建议确定取这次行动的代号为“正义事业”。这个代号除了具有鼓舞人心的铿锵之声外，我喜欢它还因为，这样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今后在骂我们的时候也不得不说“正义事业”。　　战争计划是集成千上万个劳神费心细节之大成。天气变坏和美国本土的结冰情况将妨碍我们结集所需的空运能力。作战方针和关于部队行动的一些规定，如何时可以使用致命性武力等必须经过审批。我必须告诉瑟曼更改F—117A隐形飞机的目标清单。我们不愿出现这样的情况：认为诺列加可能在乡间别墅，就去轰炸那里，结果没炸死他，却炸死了女佣和孩子。　　在入侵前的一个晚上，在夜暗中我驱车回家时独自坐在后排座位上，心里充满不祥的预感。我将卷入一场我所敦促的战争，又是必然要流血的战争。我做得对吗？我的建议正确吗？如果美国的严寒天气妨碍了空运，情况会怎样？我们又怎样来支援已经在巴拿马的部队？我们的伤亡会有多少？在作战中有多少老百姓可能丧生？这一切值得吗？我是带着自我怀疑的烦恼就寝的。　　12月19日，星期二，一大早我就赶到五角大楼，发现在能干的主任迈克·卡恩斯中将领导下的联合参谋部和马克斯·瑟曼的南方总部的参谋班子都对情况了如指掌。霍华德·格雷夫斯陆军中将善于把我们的军事计划和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融汇成一体。一切零星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是“处于起跑的良好状态”。我的信心大增，昨夜的忧虑消失了。我的心境进入了暴风雨前的平静。　　那天下午，离国家投入战争不到10小时之际，我在办公室里接待一个名叫蒂法尼·斯塔克斯的学生，她要我讲讲我选择军事职业的原因。这次谈话是该姑娘所在中学的“名人访谈”计划的一部分。早些时候，我曾与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校一名学员托马斯·P·戴利共进午餐，那顿饭是在我赌输了最近一次陆海军橄榄球赛后请吃的。我按日程进行与青年学生的天真无邪的交际，以便使我在这一天看来过得像平常一样，从而加强了对“正义事业”的保密。　　在与斯塔克斯小姐谈话之后，我悄悄地去白宫参加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吉姆·贝克和国务院已制定了一项计划，在行动开始前，偷偷地把恩达拉从隐藏之处带到美国陆军南方总部基地克莱顿堡，在那里他将宣誓就任总统。我们还没有得到恩达拉对该计划的认同，在黄昏以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会这样做。恩达拉的参与是入侵前要核实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他共同行事，那么，布什总统就不得不定下决心，是没有他照样行动，还是半途取消这次行动。　　诺列加有什么消息？总统一直在问。我们能不能捉住他？如果我们交不出诺列加，是不是这次行动将被视为失败？“总统先生，”我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攻击发起时他在哪里，但是，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他都不是军政首脑了。他不能露面了。”我也审慎地反对把某一个人当成是魔鬼，并把我们的成功押在他的命运之上。不过，任何一位总统都必须使举国上下来支持他的政策。而如果该政策是进行一场战争，那要唤起公众舆论反对空泛的政治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事，莫如以反对一个有血有肉的坏蛋为目标更有号召力，而诺列加是不折不扣的大坏蛋。　　星期二晚7点40分我在家中接到切尼打来的电话说，恩达拉已同意参与行动。“正义事业”计划可以执行了。8点半我回五角大楼时只告诉阿尔玛说我要出去一会儿。我没有细说。前几天的连续紧张使我感到疲倦，于是我在办公室里打了个盹。晚11点半，我随迪克·切尼同去全国军事指挥中心，那里有像迷宫般的众多房间，里面塞满了电子计算机、地图、无线电和电话机，当班军官们在各处来回奔波。汤姆·凯利最近为我、我的主要参谋人员和国防部长在迷宫的中央辟出了一间处理指挥的房间。在房内我们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两台面对着我们的接收来自巴拿马情况报告的大屏幕电视监视器。在我们后面是另一张桌子，上面摆着直通瑟曼、斯蒂纳和他们在巴拿马夸里高地司令部的保密电话。　　汤姆·凯利屈身在我耳边说：“气候耽搁了我们的行动。但现在飞机都已起飞升空。”飞机是从布拉格堡附近的波普空军基地以及美国各地的基地飞往巴拿马的。我们知道，新闻界已发现这一不寻常的空中活动，但报道成是显示力量或增援行动。我们达成了战略上的突然性。但是，既然我们的部队都已在途中，要获得战术上的突然性，那就难了。　　巴拿马国防军在晚9点断定出事了，但不知究竟该怎么应付。午夜过后不久，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开始在阿马多堡四周射击，击伤致死1名美国教师。斯蒂纳将军决定把行动开始时刻提前15分钟。12月20日，0时45分，第一九三步兵旅的部队迅速奔出兵营，直插市区去攻打军区。“正义事业”行动开始了。零零星星的情况报告不断地传到指挥中心：“三角洲”部队人员降落在莫德罗监狱的房顶上……他们杀死了卫兵……“三角洲”部队在……库尔德·缪斯出了他的牢房……“三角洲”部队人员爬上直升机离开房顶。一切顺利。不好！直升机起火。它被击中！掉下来啦！不，正向马路上降下去……它被打中了……落下来了……人员没出问题……这一救援行动总共只用了6分钟，但好像长得无穷无尽。　　在军区周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不久，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火熊熊，火势蔓延到邻近的棚户区。空降别动队在里奥阿托空降，此前由F—117A隐形战斗机投下2000磅炸弹使兵营里的巴拿马士兵惊恐万分，从而为伞兵落地赢得了足够的时间。更多的别动队员和第八十二空降师部队开始在市东郊的托里乔斯机场区上空降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美洲桥。在大西洋这一边，第七师和第八十二空降师部队进入科隆市时遭顽强抵抗。巴拿马国防军这场战斗打得比预期的漂亮，但我们的伤亡轻微。到此时为止，攻击派蒂拉角机场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遭到了最大的损失：他们在考虑不周的攻击中有4人丧生。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一项更适合用步兵的任务交给了海军“海豹”突击队去完成，尽管他们是顽强而英勇善战的。　　几乎每一项送入指挥中心的报告都更正了前一项报告，应验了一句老话：“别轻信初听之言。”坐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小屋里，我的心情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上忽下，激动不已。两军交战，尤其是在夜间，肯定是一场有组织的混战。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事后诸葛亮们绝不会充分领会到，在一片混乱之中凭着有限的情报甚至是错误的情报，必须做出生与死的决定的人是多么容易犯错误。切尼那晚上在屋内静静地观察着他指导的第一场战争。他不断地问些尖锐而重要的问题，而且每隔1小时左右就走进旁边的房间用保密热线电话向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报告。指挥渠道是畅通无阻和明确无误的。总统指示切尼；切尼指示我；我指示马克斯·瑟曼；而他再指示卡尔·斯蒂纳。瑟曼和斯蒂纳是在现场的军事指挥官，而我们在华盛顿的工作是保证计划顺利实施。　　早晨7点40分，总统在电视上向美国人民解释我们入侵巴拿马的原因。然后在8点半钟，镜头都转向五角大楼，在那里切尼首先发言，较详细地讲了导致这次入侵的挑衅事件。　　随后是我讲军事行动情况。　　那个夜晚正当战斗犹酣之际，我离开指挥中心，进入邻室反复考虑当我面对公众和报界时我要讲些什么。汤姆·凯利参谋部的一个作战军官陆军少校雷·梅尔尼克已为我准备好介绍情况用的地图和图表。我把这些都退了回去，因为它们充满了军事术语，这可能在本宁堡适用，但在向美国人民解释其子女在巴拿马所作所为时是不适用的。梅尔尼克很快画出了较简单的地图，而我立刻用了一个小时牢记下任务、部队和我们的27个攻击目标。　　第二天早晨，切尼讲话之后，我在电视上对每一个细节直到最后一个排的冲击行动都做了说明。我提醒观众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我们的大多数目标均已达到，但是我们预期巴拿马国防军残部和由诺列加武装的主要由地痞流氓组成的所谓“显贵营”的准军事部队会继续顽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损失4名士兵，但我们该料想到会有更多的伤亡。我的意图是表达一种镇定和有信心的意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美国武装部队的声誉鹊起。以前“沙漠一号”行动，黎巴嫩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被炸，组织混乱的入侵格林纳达行动，以及击落伊朗民航客机，这一切曾使得国人对美国军队及其领导人抱怀疑情绪。我还记得6年前我们向威克姆上将所提的第14号计划建议——我们必须在下一次取得干净利落的胜利。　　我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而他们立即要知道诺列加的情况。如果我们抓不到他，入侵巴拿马的意义何在？我回答说：“我们现在已推翻他在这个国家的专政。”有记者问，如果诺列加仍在巴拿马荒郊野林之中到处乱跑，这会不会使在那里的美国部队的日子不大好过？我回答说：“诺列加先生……已经生活在丛林好几年了，他习惯了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敢断言他也躲不过陆军别动队、特种部队和轻步兵部队在全国的搜捕。”还有记者一个劲儿地问，假如我们没有逮住诺列加，我们能真地认为“正义事业”取得了成功吗？“这次行动已经取得成功，”我回答说，“因为我们除掉了那个政府的头头，而且有了一个由巴拿马人民选举出来的新政府。”诚然，我知道如果我们能将那个头头拿出来示众，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那是阿尔玛打来的。　　“你干得很漂亮。”她说。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给了我一个及格的分数。　　到第二天，除了与“显贵营”的零星交火外，大部分战斗已告结束。然而，诺列加还是没有被我们抓到。我们增派第七师的步兵部队，仔细搜索乡间山林，并穷追巴拿马国防军残部。美军部队浩浩荡荡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欢呼声震天响，使一度令人闻风丧胆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纷纷投降。为了维护秩序，我们向巴拿马城派去更多的部队。战火烧毁了几个街区的住房，特别是军区四周的住房。我们为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巴拿马人建立了临时住房。　　恩达拉总统是在进攻发起前几个小时宣誓就职的，他现在总统府。有24名美国人为获取这次为了民主的胜利，在巴拿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曾私下向切尼做过估计，我们将损失20人左右。我们的武装部队表现出色，然而我们也有一些失误，如我们没有对重建文官政府做充分的安排；我们对新闻界的安排使我们受了夹板气，遭到两面的指责；我们在与记者合作并让他们到巴拿马战地采访方面动作迟缓。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威廉斯试图纠正这一缺点，派了一架民航客机把几百名记者送到巴拿马，可是我们在那里根本无法接待好这么多人。结果，新闻界简直要把我们活活地吃掉，不过这也不无道理。我知道，以后我们必须狠下功夫做好这件工作。　　不过，在“正义事业”行动期间，新闻界的所作所为使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在入侵的第二天，我注意看参加电视记者招待会的布什总统。在取得“正义事业”行动的迅速胜利之后，他生气勃勃，容光焕发。总统不会知道，就在他不时露出微笑回答记者提问时，电视台同时在电视屏幕的分画面上显示出在特拉华州多弗空军基地的一架运输机正卸下第一批美军阵亡者的尸体。其效果是使人觉得总统麻木不仁。这虽然是起轰动效应的图像，但却是一个低劣的新闻报道。　　当新闻界不仅报道战争，而且开始试图指导战争时，我被激怒了。在巴拿马城中心附近有一座无线电天线塔。每一个纸上谈兵的战略家都晓得，在战争中必须摧毁敌人的通信能力。而你们看一看，美国军方竟愚蠢地让发射台运作和播放预先录制的诺列加的宣传言论。由于这座仍然矗立的天线塔，白宫开始受到新闻界的责难。我也受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指责。我告诉他，这座天线塔对我们并不碍事，而且我们还没有派部队到城市的这部分去攻占它。我们无论如何不想摧毁这座天线塔，因为一两天后恩达拉总统需要用它。不行，报界的指责太厉害了，天线塔必须被摧毁。我告诉瑟曼和斯蒂纳摧毁它。他们对局外人插手军队的事并要他们攻击一个毫不相干的目标，气得都快发疯了。但很快，“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就用导弹射向天线塔的主梁，这同我当年的越战伙伴用步枪射倒大树颇有相似之处。　　在指挥中心度过第一个夜晚之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在五角大楼又接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几个记者被困在巴拿马城马里奥特旅馆里。　　“我们必须派兵去救他们。”斯考克罗夫特说。　　“他们没有危险，”我指出，“我已核查了情况。他们在旅馆的地下室是安全的。他们那边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我以为我已说服了斯考克罗夫特，谁知他又第二次来电话，他受到纽约通讯分社头头和电视网主管们的巨大压力。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他说。　　“我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我重复说，“在地面作战中我们有着一位非常称职的司令官。他有一套计划，而且正在实施中。”难道能设想从曼哈顿总裁套间里七嘴八舌地来指挥在巴拿马的作战吗？我提醒斯考克罗夫特，在巴拿马除了这几名记者外，还有3．5万名其他美国公民，我们要努力确保他们全体人员的安全。没过几分钟，切尼来电话。不容许讨论。　　干吧，不要再争辩了。　　我再一次违心地打电话给瑟曼和斯蒂纳。“我真不愿跟你们说这些，”我在说明情况时这么讲，“但是，你们要把这些记者救出来，我以后一定尽力不让华盛顿方面找你们的麻烦。”斯蒂纳派出八十二空降师的部队，进攻马里奥特旅馆。中途发生激烈交火。我们救出了记者，但八十二空降师有3名士兵受伤，其中1名伤势严重。在火力掩护救援行动时，1名西班牙摄影师被美国火力击毙。　　我告诉切尼我不想再传达这类命令了。我说：“如果记者一定要报道战争现场实况那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切尼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并要求他不要再从旁边插手发布任何命令。按新闻报道的要求去打仗，这对军队来说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然而，在一个宣称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新闻记者拒之门外。所以，得想办法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圣诞前夕的傍晚，我想松弛一下自己，正在车库里，摆弄我的一辆“富豪”车上的发动机，这时我的移动电话铃声大作。主任参谋汤姆·怀特报来了我们一直盼望的消息。我高兴得发出黑人特有的欢呼声，跑回厨房对阿尔玛说：“他们找到了诺列加！”我们的部队多日来一直在他可能隐藏的地方和偏远的乡村搜寻他。第一天晚上他躲在一家妓院里，我们没有找到他。凯利告诉我，诺列加不久前向罗马教皇驻巴拿马冈使节寻求避难。他打电话给罗马教皇的大使塞巴斯蒂安·拉沃亚，要求派人到圣米格里多附近的皇后牧场停车场接他。就在那里出现了这个正在等车的强人，他身穿一件肮脏的T恤衫和一条满是皱褶的百慕大短裤，头戴一顶过大的垒球帽，帽檐拉得很低遮盖着他那张人人都熟悉的面孔。　　10天后，即1月3日，我感到更大的宽慰。那一天，拉沃亚大使劝诺列加说，一切都结束了，你要向美国人自首。这位梵蒂冈使节认为诺列加是一个受指控的罪犯，不具有请求政治避难的合法权利。巴拿马人民听到诺列加已被美国拘押的消息后，纷纷上街载歌载舞。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担心他可能还会重新掌权。　　1月初，我飞往巴拿马以便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和视察部队。在同吉姆·约翰逊指挥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官兵见面时，我喜不自胜，脱口而出：“他娘的，你们这帮家伙干得真漂亮！”全国广播公司的弗雷德·弗朗西斯抓拍了我狂笑的镜头，于是我成了晚间新闻人物。不久联合参谋部收发室收到了大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用语不满的来信，这使任何担心我国世风日下的人知道后都会受到鼓舞。　　我们对“正义事业”行动胜利的欢快感并未引起全世界的共鸣。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都谴责我们在巴拿马的行动。流传的消息说巴拿马老百姓遭到重大伤亡。有的人权组织声称入侵造成数千名巴拿马人死亡。而马克斯·瑟曼的南方总部参谋人员估计巴拿马人伤亡只有数百人。随后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进行了彻底调查，结果估计有300名巴拿马人死亡，其中100人是老百姓，其余是巴拿马国防军和“显贵营”成员。无辜人员的丧生是个悲剧，但是我们已尽了一切努力以减少各方的伤亡人数。　　在恩达拉就职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巴拿马人10有9人都赞成美国出兵。乔治·布什总统的这一勇敢的政治决策证明是正确的。瑟曼和斯蒂纳将军以及他们指挥的全体官兵，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取得了胜利。美国人民支持这次行动，并再一次为他们的武装部队感到自豪。　　我们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功。　　自从美国人民对越战产生怀疑的20年来，我所坚持的信念，全部在这次巴拿马行动中得到验证：要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并锲而不舍；使用一切必要的兵力，无须因投入兵力巨大而感到歉疚，如果这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条件的话；决定性的兵力能迅速结束战争，并最终减少死亡人数。以后我们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我总要把这些守则作为我的军事主张的基本原则。　　大约在“正义事业”行动的6年后，当我写以上的字句时，诺列加先生因从事毒品非法活动而被起诉并被定罪，现关在美国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巴拿马已经有了一支新的安全部队，国家的民主体制在运行，并已经举行过一次自由选举。　　我的美国之路--第十七章　当失去头号敌人时　　第十七章　当失去头号敌人时　　我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时的工作做得最好的一部分应归功于一位人们不大熟悉的人物——阿诺德·施瓦策尼吉尔。以前在陆军部队司令部时，我千方百计地锻炼身体，因而健康状况良好。但现在回到了“环内”，丰盛的佳肴使我的身体开始变形。一天晚上，在一个为慈善目的举行的宴会上，我碰巧坐在施瓦策尼吉尔身旁，自叹我又发胖了。　　“您需要一台健身脚踏车，”施瓦策尼吉尔说，“我送您一台。”　　我指出：“我不能接受承包商或制造商的任何馈赠。”他回答说：“您不必顾虑太多，因为这是我的私人礼物。”于是，一台带电脑控制的固定式健身脚踏车很快就送来了。从此，我早晨5点半一起床就开始用它锻炼身体。我的某些最清醒的思考是在健身脚踏车上活动半小时的过程中完成的。　　11月4日，在巴拿马行动的前几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在健身器上锻炼时陷入了沉思，想到自己作为主席应该有些建树。我认为我的主要使命是引导武装部队走上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一条与当今世界变化相适应的而不是受前40年情况束缚的道路。冲过澡后走进书房，在紫色镶边的记事本上写下了我刚才的思路。之所以有意选用紫色，是为了表示主席不属于任何一个军种。　　我头脑中的构思可以说是凭直觉所做出的分析。我没有依靠情报估计、作战模拟或电子计算机预测。而且我有意避开联合参谋部仍然非常盛行冗长的公文程序。我的构思完全是凭着我在世界最高级首脑会议上的观察和我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期间的经验，以及一些我认为有根据的直觉判断。我分析预测了今后5年内将发生的情况，并提出了与这些情况相适应的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发展设想。我在记事本的扉页上写了“战略概览——1994”。　　我写下了对苏联的预测：“反对党纷纷崛起，西方投资涌入，市场规律主导价格，戈尔巴乔夫继续掌有最高权力。”尽管无法说得很准确，但我预测苏联军费预算将削减百分之四十，兵员裁减百分之五十，海军造船规模也将大幅度收缩。总之，苏联军队将采取纯“防御态势”。接着，我写下了相当大胆的预言：到1994年，“东欧将无苏联军队”；“华沙条约将被取代”；“东德将不复存在”；所有东方集团国家将成为“多党制的中立国”。我还写下：德国——“重新统一”，柏林——“不再分治”。我预计，到1994年南非将出现一个“黑人多数派政府”。而在拉丁美洲：“古巴被孤立，落后于时代潮流”。当然，麻烦地点继续存在，我认定它们是“朝鲜、黎巴嫩、波斯湾、菲律宾”。我还写了另一个标题：《美国可能介入的地点》，并在其下列出两个地点，“朝鲜和波斯湾”。　　我开始研究根据这些预测情况所需的相应的美国军队的兵力和结构。我接着完全根据出自内心深处的感觉写下：“海军将从550艘舰艇减为450艘舰艇；我们驻欧洲的兵力将从30万人削减到7．5万至10万人；现役陆军将从76万人减至52．5万人。”海军陆战队、空军和后备役部队也都将削减。　　要让切尼接受这样的大裁减，那是十分艰难的。他是一个强硬派，根本不愿意想苏联会变得“较亲善和较温和”。然而，他毕竟是个内行，而且脱离国会不久，深知国会中要求削减防务开支和提取和平红利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他已批准了下一个财政年度的预算实际削减了防务开支。但是这个预算并没有反映出任何全面的战略远见。布什政府初期，为了提出一项新的战略曾委托人撰写了一份主要研究报告——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这份材料是由职业官员和几个指定的行政人员起草的。该研究小组并不具备总统及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远见，也未接受他们实际的政治指导。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的主要作用就是可以作为政府的挡箭牌，挡住指责政府缺乏生气的指责。遇到指责时，白宫可以反驳说，我们已经在进行战略研究，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就是证明。但是，第12号国家安全评论令人失望，它是一个毫无新意的文件，内容空泛，满篇陈词滥调，注定要被抛进垃圾箱。　　与此同时，国会、独立的国家安全思想库和自称是自由撰稿者的军事专家的建议却纷纷而来。如果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负责政策事务的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和他的新班子开始进行工作。我决心要联合参谋部驾驶军事战略的列车，所以我抢先提出一些看法，即便这些看法是直觉判断而非分析所见。与其让人强迫我们接受其军事改革计划，不如我来提出一个可以使盟友团结在我们周围，并可以使我们的指责者当作靶子的方案。　　在我以独自思考度过周末之后，奥蒂斯·皮尔逊开出主席的卡迪拉克牌轿车送我去上班。我在神心专注地思考问题，以致奥蒂斯讲的什么活，我几乎没有听见。直到他把一支“贝雷塔”手枪伸进后座时，我才转过神来。他向我保证说，他持枪是经过法律批准的，他说作为我的司机兼警卫，他应当配备武器。　　进了办公室后，我打开磁带录音机并在微弱的莫扎特乐曲声中，再一次审查了我所记的要点。然后，我叫来了联合参谋部战略计划与政策部部长乔治·“李”·巴特勒中将和部队结构、资源与评估部部长约翰·“戴夫”·鲁宾逊少将。他们和他们的助手就军队改革问题已工作了几个星期。我把我在周末形成的书面要点交给了巴特勒和鲁宾逊，并要他们把这些要点改写和绘制成汇报用的图表。给他们两天时间来完成。这套投影片显示的材料标题是用我自己起的名称——《战略概览—1994》，但我引用了一个出自戈尔巴乔夫的副标题：《当你失去头号敌人时》。　　尽管这时我担任主席职务才一个月，但我提醒参谋长们要认清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并要他们与我保持一致的看法。他们都是聪明的有经验的人，都会看到苏联正在发生的变化。但是，他们每个人作为军种首长，都经管着一个在过去花了大量投资的庞大的行政实体。每一个参谋长自然都希望兵力裁减更多地落在其他参谋长所代表的军种身上。在参谋长联席会议内部，只有主席和副主席才能保持行政体制上的中立。在对参谋长们进行多年观察之后，我知道他们在募捐盘子端过来时只愿捐献一点零钱。他们实际上必然要被强行裁减，而且宁愿被强行裁减，这样他们便能向本军种的编制部门证明，他们曾在预算之斧落下之前进行过顽强斗争。　　陆军和空军在裁减中首当其冲，它们把国家的大部分军事投资用来准备在欧洲与苏联红军打一场空地一体战，而这种战争几乎永远不会打了。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和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都知道，他们的军种必然会被大量裁减，但没有我想的那么多。　　海军也要进行大量削减，因为它过去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大西洋航线，以便我们能赴欧洲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保持海军航空母舰的理由之一是为了向岸上投送力量以抗击入侵的红军，而这一任务现在也已经过时了。任期只剩下8个月的海军作战部长卡尔·特罗斯特海军上将不愿意仅仅因为陆空军将失去它们的敌人，海军也跟着大量裁减。特罗斯特争辩说，苏联海军力量仍在不断增长，在情报未证实情况与此相反之前，美国舰队不应大量削减。　　海军陆战队多少硬气一些。不论苏联存在与否，他们本身已成为国家的“911”反应部队，这是不无道理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上将（在我们开会时口嚼烟草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家伙）只同意对陆战队进行象征性的裁减，否则他会拼命斗争到底。其实，海军陆战队也是由于里根的加强防务政策而得以壮大的，它当时针对苏联的威胁，而现在这种威胁正在消失，所以海军陆战队也不得不削减。　　我不可能取得集体的一致意见。然而参谋长们也知道，有了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的授权，我无需取得一致意见。我可以根据我自己的看法向国防部长和总统提出我的建议。但从实际出发，我知道我们必须使新的美军成为一支团结的队伍。　　几天以后，11月10日，在东德政府的默许下，一种信念的象征——柏林墙倒塌了，东德人潮水般地涌进西柏林。连最死硬的反共人士也不得不认为，旧秩序不是简单地在变革，而是土崩瓦解了。11月14日，我鼓起勇气向切尼部长呈交了我的战略概览。他虽没有当场表示欣然接受它，但给了我一个公正申述的机会。如果我们的防务不得不突然调转方向，切尼要亲自改变而不是靠旁人来指导这削减兵力的板斧。他还有一件事一直挂在心上，那就是数周后布什将赴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首脑会晤，而总统目前尚无关于未来的战略方案。他在审阅了我的图表以后说：“好，我们把它送给总统看看。”　　我回到办公室，并告诉参谋人员要在下班前准备好一整套图表，因为国防部长和我第二天要去白宫。他们露出了吃惊的样子，而我是了解个中原因的。在过去，比我的设想温和得多的大转变要通过联合参谋部的错综复杂的机构，得费几年工夫而不是几天的时间。　　第二天当我们进入白宫情况室时，切尼露出了我以前从未见过的不安神情。在这以前，他和斯考克罗夫特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副手鲍勃·盖茨一直在说共产党内部很可能击败戈尔巴乔夫，并恢复原来的统治。而现在切尼却要让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向总统大肆宣传与此相反的论调。不管他心情紧张与否，我都佩服他。他愿意根据新的证据来测试他的基本信念，而且他要让总统有同样的机会。这一天呆在情况室里的是布什班子的核心成员：总统、副总统丹·奎尔、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国务卿吉姆·贝克、财政部长尼克·布雷迪、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盖茨。在场的还有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局长迪克·达曼，他将不胜震惊——一个防务班子居然提出要减少防务开支。　　我陈述己见。总统在细心听我说，但不露声色。我达到了我在这个阶段的最大希望：既不是绿灯，也不是红灯，可能是黄灯。要小心地前进。布什总统提出两个问题。我们该向苏联提出的底线是什么，我们期望得到什么样的回报？因为他在数日内就要去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进行首脑会晤，这些问题事关重大。切尼说我们将在他出发前给他答复。　　卡尔·沃诺曾告诫过我，只要我能做到一件事就能得到各军种参谋长们的支持，那就是我得经常向他们通报情况。而我这次恰恰违反了这条规则。尽管他们都大体知道我的想法，我还是应该在呈报总统之前，向他们通报具体的《战略概览—1994》汇报材料。我没有这样做的惟一借口是时间紧迫。第二天，我把参谋长们召集到“坦克”①里，那是五角大楼内留给联合参谋部开会用的挂着窗帘的保密房间。在每个军种参谋长座位旁都惯常地摆上不同的甜食和干果，对这些东西，有的人不屑一顾，有的人则狼吞虎咽般地吃光。我展示了我前一天呈报总统的同样的投影片。我看到他们个个惊奇得瞠目结舌，同时对我背着他们做这件事感到不愉快。我决心以后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①“坦克”名称出自一条隧道，该隧道是1942年五角大楼竣工前军种参谋长前去内政部大楼第一会议室的必经之路。现在指五角大楼内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保密会议室。——译者注。　　在总统前往马耳他之前，切尼和我向他提议，他要让戈尔巴乔夫知道我们正在计议的变革。作为回报，他应迫使戈尔巴乔夫迅速将苏军撤回苏联国内，使他们不构成进攻性威胁。他还应迫使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军费开支作较大幅度的削减，并停止苏联对第三世界叛乱的支持。　　没过多久，发生的事件证实了我对麻烦地点的预测。1989年11月底，也就是吉罗尔迪政变失败以后、“正义事业”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又不得不对反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政变做出反应。我读过前副总统丹·奎尔在其《站稳脚根》一书中对这次叛乱的描述。他写道：“我是一个提出问题、寻求方案和力求达成一致意见的人。我还记得拉里·伊格尔伯格（代理国务卿）后来说过，如果我不去那里，我们就可能制止不了菲律宾的政变。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时刻，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重要的时刻。”可是，我们中有些人记得的事件经过与此稍有出入。　　11月29日，切尼和我刚从布鲁塞尔开会回来。切尼已精疲力尽并患了感冒，在家休息。我次日下班回家，庆幸能在晚饭后不久就上床睡觉了。一小时后，电话铃响了，汤姆·凯利通知我，菲律宾发生了以埃德加多·阿贝尼那将军为首的政变。我立即去五角大楼内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刚过11点就到了那里。我进入一间专门用作处理该情况的房间。那是一间空间不大、天花板低的房间。灰色的地毯压低了我的脚步声。房间里的气温低，这样做有利于超灵敏度电子装备的性能发挥。我们正在使用一种新的远距离通信会议系统，可使各个不同机构的人员无需离开他们的建筑物就能开会。用该系统处理实际的危机，这还是头一次。我坐在桌前面对着5台电视监视器。在第一台屏幕上，我可看到白宫的情况室，副总统奎尔坐在桌子的中心位置上。奎尔出面是因为布什总统正飞赴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在国务院的拉里·伊格尔伯格的面孔占据了第二台监视器的屏幕。第三台屏幕上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韦伯斯特。第四台屏幕上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哈里·罗恩，当时他在五角大楼楼上。在第五台屏幕上，看到我自己。在我身旁坐着的是副主席鲍勃·赫雷斯上将，他曾经也是主席候选人之一。赫雷斯不久将退休，但他在退休前的日子里对我倾力相助。在我接替他以后，他就回家略事休息，以便保证第二天早晨我们两人中有一人精力充沛。还有，纯属碰巧，我们驻太平洋部队总司令亨廷顿·“亨特”·哈迪斯蒂海军上将也到场了，他是从檀香山来五角大楼参加预算会议的。　　我被告知，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称，马尼拉的总统府正遭叛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她请求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以制止这种攻击。伊格尔伯格极力主张答应阿基诺的请求。“我们支持过这一民主政府，”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反应。”零星的报告源源而来，到处有枪战，而且可能需要把阿基诺救出总统府。但是，我们收到的情况，与其说是确凿的情报不如说是混乱的消息。　　我们驻马尼拉大使尼古拉斯·普拉特再次确认，菲律宾官方请求我们轰炸叛军控制的一个飞机场。停在这个机场上的二战期间的破旧不堪的老式T—28型螺旋桨教练机，就是将要攻击首都的飞机。国务院再一次急切地要求做出反应。我打电话给切尼并告诉他最新的情况。他今晚要在他病床上亲自处理这件事，因为他可通过保密电话与总统座机联系。我还猜想，切尼宁愿呆在家里而不想在监视器屏幕上与奎尔打交道。在我看来，切尼在做出军事决策时是希望直接与总统商量的。　　副总统说，他立即需要同总统联系，向他提出一项建议。新闻界曾抨击我对10月份巴拿马的吉罗尔迪政变犹豫不决。如果想消除任何犹豫不决的印象，现在就应当豁出去干。但是，我不想一窝蜂地冲动行事。我开始不断地提出问题。我们可以轰炸那个机场，但我们知道我们轰炸谁吗？我们袭击谁，是叛乱分子还是忠于科拉松·阿基诺的人？国务院可能想象出的是进行一次干净利落的外科手术式的攻击。相反，我想到的是，担惊受怕的年轻的飞行员第一次驾驶没有精确制导自动装置的飞机执行战斗任务。我的担忧是，一旦我们开始攻击机场上的飞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杀死人。我提醒参加电视会议的其他人：“我敢向你们保证，菲律宾人在他们的葬礼会上会严厉谴责我们，不论我们伤害了哪一方。”在某些阶层，我们仍被看成是前殖民主子而遭到怨恨。　　在我们采取行动以前，我们需要更多的现场情报。我要与菲律宾国防部长菲德尔·拉莫斯通话以便获得确凿的情况。碰巧，那天晚上我们驻马尼拉大使馆的美国武官也在五角大楼，他在楼上与哈里·罗恩在一起。这位军官有一本小的黑色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所有菲律宾国防部高级官员的电话号码。我要他把这笔记本送给楼下的指挥中心，由我交给一名海军值班军官并告诉他：“不断拨号，直到你给我接通一个菲律宾军队最高层的军官为止。”　　你可能会想到，我们在国防通信方面已经花了好几十亿美元，建立了直通线路、保密线路、紧急加密线路、卫星通信等，实现我这一要求一定易如反掌。相反，这名海军军官向我报告说：“将军，我用这设备找不到他们这些人。我需要一台普通的老式电话机。”在这个超尖端的中心我们没有一条普通的电话线路。一个军士突然冒出来说：“先生，我能给您搞到一条线路。”赶快搞，我说。他着手撬开地板接上了一条线。我们这位聪明的军士很快就提供了一台打得通的商用电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