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　　刘文典知道自己狂傲，他曾反省自己：“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学术上骄傲自大，是我的最大毛病。”　　刘文典在“国民代表打国民”那天晚上写信给胡适的说：“典这两天眼看人类十分堕落，心里万分难受，悲愤极了，坐在家里发呆，简直拣不出一句话来骂那班‘总’字号和‘议’字号的禽兽。”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虽然自己吸鸦片，但他却知道吸鸦片的危害，因此，上课时他常告诫学生千万不要吸鸦片，他说：“我因体弱多病，初因治病染上了恶习，又因为政府腐败无能，任敌侵略，国将不国；又因小儿早殇，悲痛欲绝，国难家愁，吸毒即慢性自杀啊！劝诸君切勿染此恶习。”　　解放后，刘文典年事已高，云南大学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便不为他安排课程，好让他集中精力进行学术研究。但他坚持要讲课，他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晚年，刘文典回首平生，曾说过一句自我评价的话：“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能够让刘文典始终肃然起敬的人有两位，一位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一位是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胡适。　　刘文典生前一直自称“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他曾经多次在课堂上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拇指说：“这是刘某人！”他说：“陈先生连波斯文、突厥文都会，跟他比，我还差得远哩。”　　1941年，陈寅恪被困香港。其时，许多人以为陈寅恪已故去，刘文典得知消息后极为悲痛，多次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陈先生如遭不幸，中国在五十年内，不可能再有这种人才。”　　刘文典没有架子，平易近人。鲲西在《清华园感旧录》中回忆刘文典：“我们进屋后，刘先生正在卧榻吸烟，刘夫人也在榻的另一边。一间极小的房子，我们侧坐榻旁，这正是极不寻常的情景，以见刘先生对学生怎样不拘礼节。”　　黄清在《联大生活散记》里写道：“我所见过而且谈过话的许多教授，包括刘文典先生在内，似乎都是平易近人，一点权威架子也没有。刘先生因为和我叔父朱问东同是烟客，因而两人常在一起吸食，吸罢就聊天，我也参加聊，觉得他的确渊博而无自满的表现。”　　全国解放后，刘文典以惊人的毅力戒掉鸦片，改抽大重九。他抽烟甚多，有时一天两包。当时大重九旧币三千元一包，能抽得起大重九的人并不多，学生抽的都是一千五百元一包的大公烟。刘平易近人，所以学生常到他烟盒里摸一支烟，刘丝毫不以为意，因此深受学生爱戴。解放前后，刘文典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兴奋地说：“今日之我，已非昔日之我！我‘再生了’！”　　傅来苏和范克庄毕业时，去向刘文典辞行，刘十分高兴，以清茶、香烟招待，并鼓励他们以后仍要认真学习，勤奋上进。临别之际，傅等提出请刘题字相赠，刘文典欣然同意，各赠七律一首。傅、范二人看到刘在提款中称二人为“XXX贤友两赠”，很是惶恐，刘却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二人极为感动。　　归去　　1958年，刘文典在昆明逝世。按照他的遗嘱，家人将他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献给了安徽博物馆。　　按照夫人张秋华的意愿，刘文典逝世后没有立即火化，而是用棺木土葬在了云南大学后面的圆通山上。一年后，由儿子刘平章取出骸骨，火化后送回祖籍安庆安葬，开始简葬于古月庵，后来正式安葬在怀宁县总铺高家山（今属安庆市）。　　评价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胡适破例以文言文作序，他在序中手：“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后胡又在其《中古思想史长编》中提到：“今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注最完备，为最方便适用的本子。”　　刘文典出版《庄子补正》时，陈寅恪欣然为序，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所必读而已哉！”　　高伯雨评价刘文典说：“为什么会时时想到刘文典先生呢？我就是欣赏他有狂态。当1929年前后蒋介石不可一世的时候，刘先生一如他的老师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对着蒋面前敢‘哼’他，是真名士，非胡适之、朱家骅等人所及。”　　傅来苏在《刘文典先生教学琐忆》中称赞刘文典说：“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　　刘文典的学生评价老师：“说到刘先生的学问的渊博精深，这个更使我这不学无术的小伙子惊异得如同刘姥姥进大观园，除了拍手嗟叹之外不能赞一辞。”　　晚年，周作人回忆刘文典说：“他实是一个国学大家，他的《淮南鸿烈集解》的著书出版已经好久，不知道随后有什么新著，但就是那一部书也足够显示他的学力而有余了。”　　钱理群评价刘文典：刘文典的“狂”是真的。所谓“狂”无非是把自己这门学科看成“天下第一”，自己在学科中的地位看得很重：我不在，这门学科就没了！这种“舍我其谁”的狂傲、气概，其实是显示了学术的使命感、责任感和自觉的学术承担意识的。　　儿子刘平章谈及父亲刘文典：“与狂相比，我觉得他这个人还是比较傲的，相比之下，傲字更准确一点。”“他的傲是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学问是可以传承下去的。所谓的狂就是因为傲，而傲又是因为他有本事。”　　有人评价刘文典说：是真名士自狂狷。　　三、赵元任　　赵元任（1892～1982年）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被称为现代汉语言学之父。　　生平　　赵元任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英、德、法等多国语言。他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　　赵元任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他文理兼修，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哲学硕士、博士学位，并选修物理、音乐，教授过数学、物理学、逻辑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在语言学领域着力最深，在音乐领域也很深的涉猎。　　1926年，赵元任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与他出生时就已经声名赫赫的前辈梁启超、王国维，以及另外一位国学大师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赵元任一生有一份煊赫的求学和教学经历：　　1907年，赵元任进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进入康乃尔大学学习，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1914年，赵元任获数学学士学位。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的数学课程获得过两个100分，一个98分，多年保持了该大学平均成绩的最高纪录。　　1914至1915年，赵元任在康乃尔大学校哲学院研究学习一年。　　1915年，赵元任进入哈佛大学主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1918年，获得哈佛哲学博士学位。　　1918年，赵元任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研究学习。　　1919年，赵元任回到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清华任教，最初清华请他讲授数学，到校后又加开一门英语课程，后教务长让他改教中国史和哲学，最后决定教授心理学和物理。这年冬，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 Russell）来华，他担任罗素讲学的翻译。　　1921年，赵元任携妻子杨步伟到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致力于语言学研究。　　1925年，赵元任再次回清华大学任教，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　　1928年，赵元任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赵元任又到美国，任教于夏威夷大学，开设中国音乐等课程。　　1938至1941年，赵元任任教于耶鲁大学。　　之后五年，赵元任再次到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一直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课程，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　　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60年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久，阔别大陆三十年的赵元任夫妇回国探亲，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和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再次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赵元任去世后，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同年4月4日，该校举行了隆重的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语言　　赵元任会说33种汉语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当地方言和当地人交流。他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多门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的方言。赵元任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赵元任的听觉特别灵敏，他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一种方言，此后终生不忘。他儿时就展示了非凡的语言天赋，他每到一个地方居住，就能迅速学会当地的方言。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赵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赵元任又从他的大姨娘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赵元任15岁时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学习。当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一次在某宴席中，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同桌客人交谈。　　刘半农曾想编一本“骂人专辑”，他在《北京晨报》上刊登了一则“粗话启事”，公开征集全国各地骂人的话。赵元任看到启事后，来到刘半农的宿舍，用湘、川、皖等地的方言大骂刘半农。随后，周作人也来了，用绍兴土话又将刘半农大骂了一顿。当刘半农去上课时，竟又被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的学生用方言骂了半天。后来，刘去拜访章太炎，被章用古语中的粗话大骂一通。　　1920年，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蒋百里、蔡元培、丁文江、陶履恭、秦景阳等人共同推荐赵元任，担任罗素的翻译，其时赵元任已接受清华的聘书，人却还没有回到国内。通过蔡元培、丁文江等人的努力，清华大学最后终于答应赵元任担任罗素翻译一事。赵元任回国后，随罗素在全国巡回讲学一年。由于赵元任口齿清晰，知识渊博，每到一地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研究方向。　　罗素到中国，还携带其女友勃拉克。因此，每次应酬，赵元任不仅要为罗素和勃拉克进行翻译，还要翻译中国主人的发言，但他应付裕如。有人说，只有赵元任才能把罗素演讲的内容完完整整地翻出来，就连罗素说的笑话也能译的不走样儿。　　罗素的演讲涉及心理学、生理学、伦理学、数学、逻辑、物理、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赵元任应付自如，他觉得，生活中的一般客套话十分难翻译，而翻译学术讲演反倒容易一些。一次担任学术讲演翻译后，他在当天的在日记中写道：“我按己意大加引申说明……以译员的身份讲，比主讲人更有乐趣，因为译员讲完后才引起听众反应。”　　赵元任为罗素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罗素在杭州演讲时，赵元任便以杭州方言来翻译；他在去长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学会了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一个学生跑上来问他：“赵先生贵处是湖南哪一县？”　　在清华任教时，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到江西、福建，进入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在外国语方面，据赵元任自己说：“在应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没有问题。至于一般用法，则日本、古希腊、拉丁、俄罗斯等文字都不成问题。”　　有一次，赵元任在法国索邦（sorbonne）讲演，他用的是纯粹标准国定的法国语音。演讲完毕后，听众对他说：“你法国话说得真好，你的法国话比法国人说得都好。”他常在关于语言学的讲学或著作中，使用一些由他自己创作的妙趣横生的故事来加深人们的印象。　　有一次，赵元任讲语言与事物本身的约定俗成关系（即非必然联系）时说：“从前有个老太婆，初次跟外国人有点接触，她就稀奇得简直不相信。她说，他们说话真怪，明明是五个，法国人偏偏要说是三个（cinq）；明明是十，日本人偏偏要说是九；明明是水，英国人偏偏要说是窝头（water）。”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也会几种方言。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后，他们订了一个日程表，今天说国语，明天说湖南话，后天说上海话。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此文被收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赵元任晚年曾作《嵇熙戏犀》：“西溪犀，喜嬉戏。嵇熙夕夕携犀徙，嵇熙细细习洗犀。犀吸溪，戏袭熙。嵇熙嘻嘻希戏。惜犀嘶嘶喜袭熙。”他注明：“嵇，檄倪切，音兮，齐韵。一姓氏，二山名。”他以此文说明中国文字只有形、音、义同时出现，才可表达文章意思。　　还有一首《唧唧鸡》也为赵元任所作：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赵元任告诉女儿赵新那，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赵元任的三女儿叫赵莱痕思媚，据赵新那说，就是“好玩儿”的结果。经常有人问起赵元任为什么给女儿起这么长的名字。原来，赵的三女儿小时候叫“LenSei”，是赵根据拼音拼出来的两个音节，但并没有相对应的汉字，上学后按谐音写成“莱痕思媚”。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1925年，赵元任夫妇由法国马赛回国，途经香港，看见一家鞋店的白皮鞋很好，于是赵元任用国语对店员说要买两双鞋。因为赵元任有一个习惯，遇到合意的鞋总是买两双。当时，香港通用的语言是英语与广东话，通晓国语者不多。这位店员的国语很差，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于是，赵元任伸出两个手指，然后指指白皮鞋，意思是要两双。店员看了便生气地说：“一双鞋不就是两只吗？还要说什么？”最后赵元任只好买一双皮鞋。他们买完东西出门时，店员用浓重的广东话说：“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录音磁带听听，你的国语太差劲了。”赵元任问道：“谁的国语录音带最好？”店员说：“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这时杨步伟在旁边说：“他就是赵元任啊！”店员忿忿地说：“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能跟赵元任比？”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陈就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长大了，想学“国语”，就通过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进行学习，后来迷上了音乐，便迷上了赵元任的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　　《爱丽丝漫游奇境》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是由赵元任翻译的，192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当时赵元任特别强调，这本书“又是一本哲学的和伦理学的参考书”。　　1928年，在赵元任、钱玄同等人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大学院正式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作为国音字母第二式，赵元任高兴地在这天的日记中写下：“G.R.yinyiijeouyueh 26ry hgongbunle．Hooray！”（国语罗马字已于6月26日公布了，好哇！）　　赵元任写信给林语堂时，写的是汉字的英文，例如：“狄儿外剃，豪害夫油鬓？”（亲爱的语堂，你近来忙些什么？）林语堂看了非常喜欢。　　赵元任每到一个地方都喜欢研究语言，总结该地语言的特点。有一次他在瑞典一个火车站卖票到Malm*，就用平常英德等无声调语言的语调用半降调说那个地名。赵元任说了半天，那个卖票的人才恍然大悟。赵元任发现卖票的人读Malm*仿佛像过国语的去声加阳平，于是，他发现瑞典语有声调。　　赵元任曾和家人一起开车环游欧洲。他总结沿途的国家跟外国人说话的惯例。一路上法国人和比利时人跟他们说法语；荷兰人因为知道很少有人会说荷兰语，所以跟外国人多半说英文；到了德国说德语；在丹麦人和瑞典人则尽量跟外国人说英文。他说：我们开车从法、荷、比、德近海一带听他们说话所得的印象，并不是过一国换一种语言，我们的感觉非常像坐着长江轮船从上海到四川一路的口音渐渐地变，而不是一国一国地变。　　有一次，赵元任在瑞士的德语区，因为他第二天要开车到Matterhorn高山上去，所以准备将车送到车行进行一下保养，上上润滑油、检查一下机器。这天晚上他拿了一本词典查了这些机件的德文名称。第二天到了车行，车行的人看赵元任是外国人，反而说起法语了。赵元任说，那不成，我昨天晚上用的是德文的功，今儿非得用德文才会讲汽车的事情呐。　　赵元任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二战结束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说巴黎土语，行李员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道：“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后来，他来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赵元任的听力很好，辨音能力强。他能够把一个字的发音分几部分分析开，从后面的部分念起，将一个字由后向前倒着念。有时他用录音机录下一段这种古怪的发音，然后用能够倒着放的录音机放，听起来就和按正常发音顺序念一段文章差不多。他高兴时喜欢给朋友们表演这种技艺。　　1949年以后，胡适仍很关心大陆的文化动静。毛泽东的诗词他也认真读，见答李淑一的韵跑得没了边，他便去问赵元任，是不是湖南方言可以这样押，赵答否。　　梁漱溟在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中，曾谈到对赵元任的评价：　　梁：当时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四个导师之一，他的知识很丰富，听说他有这样一个本事，就是他一般跟我们一样讲普通的北京话，但是他如果到一个新地方，比如到了福建，到了广东，他住这么一天，两天，他就能讲那个地方的话。　　艾：是这样，我也听说了。　　梁：因为他懂得那个地方人讲话，从音韵上，从利用口齿上，他住上一、两天就晓得怎么样，就讲当地的话，人家告诉我是这样。　　艾：是。当时在伯克莱的时候也请教过，研究这本书的时候，是关于罗素，因为他是陪着罗素做翻译的。　　梁：有一段，本来翻译是另外一人，后来不行，后来罗素讲的东西那个人翻译不了，还是请赵先生去翻译。　　艾：是啊，我也听说别的关于他的本事的故事，就是他可以把一个什么话倒讲，后面的几个音先讲，一大段话就是这个样子，录好以后就把录音带倒放，还是正常的话，他正是有语言的天才。　　20世纪20年代初，白话文运动已成气候，赵元任开始进行汉字拼音化推广。他编辑灌制了《国语留声机片课本》，胡适为该书作序，称以留声机片教国语没有第二人比元任更适宜，该书最大长处在辨音的正确，如辨声调辨方言等，且书中用语活泼诙谐，可以破除教科书历来的沉闷。　　1927年，赵元任到江苏一带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吴语调查，他不辞劳苦，辗转镇江、丹阳、无锡、宜兴、溧阳等地，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回到北京后，他将搜集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此书出版时，语音符号准备采用国际音标，但当时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这本书成为研究吴语和方言的珍贵文献资料，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赵元任根据发音系统和主要现代方言，从《康熙字典》的两万多字中挑选出两千字，作为“通字”，他认为日常的行文用这两千字就够了。他的这本《通字方案》一直不肯轻易脱稿，反复斟酌，考虑再三，一次一次地修改，还征求国内语言学家的意见。1979年赵新那到美国探望父母，年近88岁高龄的赵元任，每天坐在书桌前研究《通字方案》。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1981年，回到北京的赵元任曾感慨道：“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1981年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30年代时一样。在座者无不惊讶，非常钦佩。　　音乐　　赵元任的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在家时常妇唱夫随。赵元任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很有天赋。他曾选修音乐，师从著名的音乐学家，他专攻过和声学、作曲法，他教过音乐、音乐欣赏、中国音乐等课。他为同时代的诗人谱曲：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徐志摩《海韵》，刘大白《卖布谣》，胡适《他》，陶行知《小先生歌》，施谊《西洋境歌》等。　　赵元任少时，曾将牵牛花可以摘下当作号角吹，甚至曾试图以之吹奏乐曲。　　赵元任节拍感绝佳，儿时曾看祖父升堂审案，打犯人板子，便弄通了衙役们计数的特别办法：有的数一拍，有的数半拍，有的数省略……他便留心听衙役们到底有没有作弊跳着数的事情。听了很多次，他发现衙役们没有一回数错，也没有一回数漏。他告诉大人此事，大人总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对音乐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他花220美元分期付款（分6年）买了一架旧钢琴，而当时他的留学官费每月才60美元。为了买到廉价的音乐票，他和爱好音乐的同学半夜起床去排队买票。一次，赵元任凌晨两点起床去替换早已在售票处排队的邹秉文，而到六点半，别的同学再来替换他。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创作的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元任曾深情地献上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1920年，赵元任作歌曲《尽力中华》，采用了和尚放焰口（一种佛教法事）时唱的调子，稍加改编，并配以和声。　　赵元任常随手取身边的小东西作乐器。一次在清华的同乐会上，赵元任取十多只茶杯，然后敲打倾听音调，七音调正后，他用茶杯奏出一首乐曲，四座皆惊。还有一次游西湖，在一家木鱼店内，赵元任在每个木鱼上敲一记，很快选出十几个小木鱼，以半音相间凑成一套乐器。他用这套“木鱼琴”，可以奏出各种乐曲。　　一次，赵家宴客，饭后，赵元任不让把盘子、筷子和碗收走，他拿起一根筷子，一个一个的敲，从餐具中挑出do、re、mi、fa、so……的音来，但找来找去，就是差一个音怎么也找不到。赵元任抬头看见了玻璃灯罩，灵机一动，取下来敲了一下，说也巧，正好补上了这个缺的音，大家全乐了。　　赵元任的孩子们学英文字母、国语罗马字、注音符号等，赵元任就教他们唱，歌学会了，字母拼音也跟着会了。杨步伟的侄女杨若宪小时候住在赵家，她第一个学会了国语罗马字，赵元任便奖给她一顶帽子。　　赵元任不仅教孩子们唱字母拼音，还将九九乘法表谱上曲，让孩子们变唱边背。他还从女儿们的课本中调出课文，谱上曲，配上和声，教孩子们唱。　　赵元任雅好音乐，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和他的女儿们，有机会便聚在一起，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音乐作品。　　在赵元任的音乐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为家庭创作的，他常为女儿写歌，并教她们演唱。连上邮局寄挂号信排队的时间，也不放过。他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进行创作修改。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剃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1928年，赵元任出版了《新诗歌集》，萧友梅评价说：“这十年出版的音乐作品里头应该以赵元任先生所作的《新诗歌集》为最有价值。”“（他）虽然不是向来专门研究音乐的，但是他有音乐的天才，精细的头脑，微妙的听觉。他能够以研究物理学、语言学的余暇，作出这本Schubert派的艺术歌（Artsong）出来，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萧还赞扬赵元任是“中国的舒伯特”。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一家随着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东奔西跑，钢琴丢了，天黑了也没有电灯，但他们的家庭合唱团却越唱越起劲。一到天黑，赵家的合唱团就开始唱起来了。赵元任的两个小女儿年纪小，嗓音尖，就唱女高音；赵元任则唱男低音；二女儿赵新那是女中音；大女儿赵如兰则补上第四部。　　温婉　　14岁那年，赵元任的大姑婆告诉他，他就要和一个姓陈的女孩订婚了，他在日记上记载说：“婚姻不自由，我至为伤心。”后来经过努力，赵元任终于解除了婚约，他高兴地说：“我和这个女孩订婚十多年，最后我终于得到自由。”赵元任拒婚的理由是“女方大两岁”，后来他却追求比他大三岁、性格迥异的杨步伟。　　赵元任自小聪明、好学，从初中便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一度沾染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但他后来努力改变恶习，并以父亲命名寓意告诫勉励自己：“元任，任重道远。”　　赵元任在南京高等学堂预科读书时，与章元善同学，他们相互勉励，刻苦读书。因二人卧榻顶头相接，两人便将枕头以绳连接，先起床者拉动绳索，然后二人同时起床，到操场上练习英语发声。　　1920年8月的一天，赵元任在南京一个朋友家认识了杨步伟，便爱上了她。当时赵元任正在为罗素的中国巡讲作翻译。一次罗素在师大讲演，赵元任迟到了，因为语言不通，罗素站在台上呆坐着，毫无办法。赵元任说：“看到我和女孩子进来，他低声对我说：‘坏人，坏人！’。”　　1927年春天，赵元任曾到江、浙两省作吴语调查。他经常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借宿在农民家中。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太疲乏，两人上车后便躺在长板座上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这节四等车厢被扔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赵元任无意于做官，他与杨步伟结婚时只对杨提出一个要求：别逼他做官。　　赵元任也不愿做行政工作，清华曾让他担任校长，他断然拒绝，后罗家伦担任了清华校长。　　一次，赵元任从欧洲到上海，当时东南大学正闹学潮，双方相持不下，都想让自己一方的人任校长，而赵与双方关系都不错，故双方都能接受他当校长。于是，杨杏佛和胡刚复二人日夜追着赵，请他出任东南大学校长。吓得赵元任连夜北上，逃到北京。　　杨杏佛请赵元仁到中研院做研究员，赵同意了，但他和杨杏佛约定不任行政职务，杨杏佛则要求赵永不许辞职，赵元任笑说，若是你老兄不做了或情形变了，也不准我离去吗？没想到一语成谶，杨不久被人暗杀。　　赵元仁到中研院，傅斯年说他在研究院一日，赵元任一日不能离院，他知道赵元任不做行政职务，不喜与人争权，所以屡次有人提议让赵元任做总干事，傅斯年总是阻止，以至于有人认为傅斯年嫉贤妒能，并且有些人设法离间二人。这件事杨步伟晚年写回忆录时记叙了下来，此时傅斯年已经去世。　　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朱请杨步伟劝说赵，杨说：“我从来不要元任做行政事。”　　赵元任很不喜欢穿礼服。赵元任婚后初到美国时，生活很是艰难。赵元任便到妇女俱乐部去演讲赚外快贴补家用。在美国演讲必须穿晚礼服，赵元任不管这些，直接穿着便服去演讲。俱乐部主席很是为难，在开讲前问赵要不要租件礼服换一下，赵元任说一定要换我就不讲了。主席只能将就他。不久，赵元任要到纽约去演讲，此次演讲必须穿礼服，他就只能在招待室等着，让朋友临时出去租了一套来换上。赵元任也一直反对穿晚礼服，只有在1946年代表联教组织到法国去开会，为了国家形象只能穿才同意穿了，其他时间能不穿时就不穿，自己也从来不购置。　　赵元任生活朴素，最不讲究穿戴。他一直自己开车，买东西，做饭，补衣服，许多家务事都是他干。他钉扣子最有意思，用一根大针穿上四根线，把线的两端合起来打上结就成了八股线，只一针就把扣子钉上了。　　童趣　　赵元任出生前，父母找人算命，算出是要生个女孩。等赵元任一下地，发现是个男孩，便说：“哎呀，敢情还是个小子呐！”于是给他扎了耳洞。　　赵元任小时候和母亲一起睡，一天晚上，小赵元任看见母亲先睡着了，便大哭起来，母亲被他吵醒，慌忙问：“什么事？怎么啦？”赵回答说：“妈先睡着了嚜！”赵回想起来觉着自己很可笑，但当时他觉着母亲先睡着了就好像全家都走了，把他一人留下了似的，很是孤凄。　　赵元任儿时，每到过年，赵家总是张灯结彩，赵元任很是欢喜，因为总是有好吃的，还可以放花、放风筝、掷骰子玩，并且不用上学。所以在赵元任的心里，总觉着过年是一件大事情。于是他常盼望着过年，过完年才两三个月，他便吵闹着问母亲：“怎么老不过年？怎么老不过年？”母亲很是奇怪：“刚过了年嚜，怎么又要过年？”等过一段时间，他又开始吵闹：“老不过年！老不过年！”　　赵元任儿时喜欢玩铜钱，一次他把三个钱含得嘴里，结果吞到嗓子里，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说不出话来了。母亲见他脸都憋的通红，说不出话，便问他怎么了，他指指自己的嗓子。母亲便将手伸进他嗓子里，他一恶心，才把钱吐出来了。　　赵元任儿时喜欢看朝霞，他常天不亮就爬起来，站在院子里，不眨眼地盯着看，看着太阳一点儿一点儿的现出来，看到眼睛都花了。　　有人送给赵元任一个三寸多的放大镜。没有人教他怎么用，他就自己研究怎么玩，将放大镜贴近眼睛远一些看东西，东西就变成了倒的了；他将一张报纸搁得放大镜底下，那些东西的倒影子就都出现在报纸上；他又跟吕爷学来用放大镜取火的方法，学到后便到处烧东西玩，幸好没闯出什么祸来。　　赵元任小时候喜欢看雷雨，喜欢看闪电，更喜欢下大雨。每次下雨，院子里有一点湿，他就盼望着那水快点儿积起来，到满院子都是水看不见地就好了。他喜欢睡在被窝里听外头打雷下雨，总觉着外头越是又湿又凉，他在被窝儿里就睡的又干又暖和。　　赵元任小时候常搬家，看家大人整理收拾东西，他也便整理自己的小东西。后来便养成了习惯，喜欢给东西归类。在国外留学时，赵元任曾想拿科学分类作他的论文题目，但老师若伊思（JosiahRoyce）说这题目太枯燥，才作罢。　　赵元任说：“我五岁的时候儿说一种不顶纯正的京话，说一种地道的江苏常熟话，可是念书就只会用江苏常州音念。”　　赵元任儿时读书，将描红上的句子是“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居，未肯……”读成三字经似的句式：“圣上爱，一夫之，力惜十，家之产，深闭固，居未肯，……”　　一次，菊花开的正好，赵元任和家人一起拿菊花做题吟诗，他开头儿第一句就写：“满堂菊花香。”赵的大姐说：“你头一句就把话都说完了嚜！你得慢慢儿的说呀！”于是赵元任就改成：“有人来看花，花开阵阵香……”他记得诗中有一句“风动一开张”，觉得应该是大人给他改的，不像是他会写的句子。　　赵元任八岁是第一次坐船，从天津到上海，不晕船的时候，他喜欢在海上看日出看晚霞看雷雨看闪电，觉得在海上看的比在地上的好看。有时候他站在船边看得入了迷，身上让浪花溅湿了，或是被潲进来的雨给濯湿了也不管，等大人叫了好几遍才回到房舱里。　　赵元任儿时最喜欢三房叔公的么女侬姑，他说他几乎爱上了她，大人们打麻将的时候，他会挤在她身旁看着她打牌。他眼睛有毛病的时候，她总是在睡前给赵元任点最后一次药水。　　逸事　　赵元任少年时爱好科学，兴趣广泛，他儿时就动手制作简易的电话；上学时，他动手制作望远镜和显微镜；用食盐和冰棍混合达到零下20度的温度；并半夜去观察彗星。　　赵元任曾在大姐夫家和人比赛吃饺子，一口气吃了四十个，但代价是连着病了五天。　　赵元任赴美留学前，需要剪掉辫子，剪辫时，理发师问了他两次，以便确定赵是不是要那么做。在留学生赴美前，美国总领事举行园游会，宴请他们。他看到赵元任等人改换衣着后说：“你们全换西装；希望你们仍为中国人。”　　赵元任在南京读书时，醉心革命。当时光绪和慈禧先后逝世，全国“举哀”之际，跪在祭坛前的赵元任和他的同学们高声大笑，但没有人能听出有何不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美国，赵元任异常高兴，他称辛亥革命为“那时中国最振奋的事件”。　　赵元任对男性朋友也会产生爱慕之心，如对在常州溪山学校的李宗堂及在哈佛的胡正修，曾颇为亲近。　　赵元任在美国读书时，醉心于学问，常常心不在焉。他很久不理发，以至于头发很长，一次在牛津街，走在他身后的一个男孩高叫：“嘿，那个家伙需要理发！”在街头走路遇到熟人，他也不打招呼，因此到康奈尔大学的第二年，他便得了一个外号“教授”。　　赵元任在康奈尔大学任教时，还会犯心不在焉的毛病。一天，他于十一点钟走出物理大楼，一些学生正走进去，他们问：“赵博士，你不来上课吗？”赵说：“当然要来上课！”课是12点开始，赵便计划到体育馆作一小时的运动，但运动结束回到物理大楼准备上课时，课室已空无一人。原来他早错过上课时间了。　　赵元任在耶鲁大学任教时，开车出门总是挨罚，给他们送罚单的警察说：“老送罚单给你们，我都不好意思了。”后来他离开耶鲁大学时，杨步伟对警察开玩笑说：“因为你们给车开的罚单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离开此地。”　　年轻时，赵元任在美国常进行徒步旅行。他将随身衣物包入小行囊，用一根木棍背在肩头，一直西行，远到皮斯费德（Pittsfield），途中住宿在便宜的小旅馆。　　勃拉克在师大演讲时，提到未婚男人和未婚女人。赵元任一时口误，翻译成“男不嫁、女不娶”。听众哄堂大笑，勃拉克莫名其妙，赵元任只好小声对她说：“现在没时间解释，以后再告诉你。”　　赵元任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或“四大导师”，这个称呼来源于清华校内高层。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四大教授’这个称呼，不是我们自诌的，这实在是张仲述找元任时信上如此说，第一次见面也是如此说。而校长曹云祥开会时也是如此称呼的……其实正式名称是‘四位导师’。”　　一次，赵元任坐公共汽车回家，车到站，他忘了下车，等车开动时，他反而走下来，一下就摔倒在大街上了，摔断了右手和肩膀（他是出名的absentminded[心不在焉的]教授），只好打上石膏绷带，因为受伤还发烧两个多月。　　赵元任号宣重。他到美国留学后嫌罗唆就一直没再用。他留学归国任教于清华时，有人请客，送来请柬，上面写的是“赵宣重先生”，赵便当着送信人的面前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写上“已故”二字。自此之后，再没有人称呼他为“宣重”。　　赵元任的祖父为其起号叫重远。这个号赵一直没有用，知者甚少。一次赵住在南京中央饭店，为避免有人骚扰，便登记为“赵重远”。结果一天吴稚晖找上门来。赵很是奇怪，吴稚晖解释说，他一看黑板上的人名知道赵重远就是赵元任，因为论语有言“任重而道远”。　　罗素来华演讲时，一日，赵元任为其拍了许多照片，他指着其中的一张对罗素说：你极像“发怒的独居人”。罗素笑道，你别用这样异想天开的比喻吧！　　1927年，王力撰写毕业论文《中国古文法》，指导老师为梁启超、赵元任。由于时间不足，王力只写了两章。梁阅后批曰：“精思妙悟，为斯学辟一新途径，第三、四、五章以下必更可观，亟息快见。”“卓越千古，推倒一时。”但赵元任专找瑕疵，其中有一句评语：“未熟通其文，断不可言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王力读后大为感动，从此后六字成其座右铭。　　王力后来写《两粤音说》一文，在文中是说两粤音中没有“嘬口呼”，1928年，赵元任去广州调查方言后，写信给当时已在法国留学的王力说：广州话里有嘬口音呼，“雪”字就是其中之一。　　女儿如兰出生后，赵元任负责看孩子。他弹钢琴时总是将女儿的小床放在钢琴旁边，他一面弹孩子就听着音乐在小床上一面哼一面摇。有一次如兰忽然不摇了，停在那儿脸涨的通红，原来她是要大便，赵元任说别动，等他给这一段弹完了再来弄！等到赵元任弹完了再看，如兰拉的一床一身都是。杨步伟看了又好气又好笑，问赵元任为什么不早点叫她，赵元任说一个孩子的音乐教育要早打好基础，所以不可以把整段的乐曲随便中断。　　赵元任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要是你收不到这封信，请你赶快通知我，我好告诉你是什么时候付邮的。”　　赵元仁到中研院语言所后，曾组织了一个小剧团。有一次在协和大礼堂表演话剧《挂号信》，剧本是赵元任在美国时为学生会表演所写，演出前剧团还在北平的电车头上打了广告，熊佛西和赵元任两个人亲自上台表演。预演的第一天赵元任戴了两副眼镜，熊之前并不知道此事，表演时他忽然看见赵的怪样子，就大笑不止，根本没法继续演下去了。还有一次，赵元仁的大女儿和二女儿唱熊佛西《爱神与诗人》里的一首歌，当时她们还小，不知道字的意思，将其中一句“三个分不开的和声”，唱成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台下的人听后都问熊，你的歌怎么写了三个分不开的和尚。此后一天，众人在北海公园喝茶，杨步伟的侄女杨若宪突然说：“你看，三个分不开的和尚”。众人一看，果有三个和尚走在一起。于是这件事就演变成了一个笑话。　　赵元任从小喜欢物理，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时，也曾选修物理。他喜欢小发明，所以，家里的大小“机关”也不少。书房、卧室里，东拉根绳子，西扯个滑轮，连炉门上也装了“机关”。早晨赵元任不用起床，伸手一拉，炉门就“自动”打开了。等他起来时，火也上来了，屋子也烧暖了。家里有一个老式冰箱（不是电冰箱），赵元任的女儿们小时候常忘记关上冰箱门，赵元任就接上“机关”，门一开灯就亮了，如果没有关上门，灯就一直亮着，这样她们就不会忘记关门了。　　1917年，刘半农“她”字指称第三人称的女性，三年后，刘写了《教我如何不想她》，由赵元任谱曲，广为传唱，而“她”字也借着歌曲被人们广为接受。　　赵元任讲过一则有关《教我如何不想她》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她，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在美国时，赵元任刚拿到驾驶证不久就被警察拦住了，他以为是自己走错了路违反交规，警察说不是，你领了罚单三个月还没有付款，我们要取消你的驾驶证了。赵元任奇怪地说，我到华盛顿还只两星期不到，驾驶证昨日才拿到手，为何三个月前有罚单呢？警察说，是同一个号码的车子，若是人家转卖了给你那就该换牌子啊。赵元任就告诉他这是中国学生监督处的车子，前监督（梅月涵先生）走了两个多月，我才来接管监督处的事。警察才恍然大悟的说，那是你的哥哥吗？你们两个人真像，是不是双生兄弟？杨步伟说，长得差的远呢，只慢慢吞吞的脾气有点像，但是我的丈夫是仰着脸答应人的话，那位梅先生总是低着头哼的。警察大笑说，这点我可没有注意。然后就放他们走了。　　1932年，中国科学社美国分社开年会，大家提议去看日全食。赵元仁向来对天文兴趣浓厚，欣然同意。大家决定赶紧开车赶去，怕迟了就看不到了。为了赶时间，车子开得飞快，以至于车后的一个手提箱（箱内有重要文件）掉了他们都不知道。后面的车拼命按喇叭试图提醒他们，但他们以为自己超速，警察追来了，就开的更快了。等后面的车追上来告诉他们掉了东西，他们才开回去拣回箱子。等他们把车停在一个树林里天色已晚，日食也快结束了。同车的韩权华说：“怎么已经完啦？”赵元仁的女儿如兰、新那说：“就看这么一点儿啊？”三女儿莱思则说：“太阳真难看，一个黑脸长了些白胡子！”但赵元任依旧高兴地叫：“看Corona，corona！（日冕）”　　抗战爆发后，赵元任随清华南下长沙，因终日无事，他便拿架照相到处拍照。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下令，凡是可疑的人都当间谍看待，格杀勿论。赵元任当时用的是一部双头的法国照相机，为了省胶卷，他便用一只手捂住镜头的半边，只用半边照，这样每张底片就可以照两次。当时警察看了他的奇怪举动后，以为他是奸细，便问赵元任话，赵没有理会，他们便以为赵元任是日本人，不懂中文。但因警察常看见赵元任进出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家中，又住在警察厅长的楼上，不敢轻举妄动，便报到省里，幸好当时正在开省务会议，时任财政厅长的尹任先是赵元任的老朋友，便对何建说，动不得，是某某学者，等我们查清了再说。朱经农也赶紧到赵元任的住处询问，赵元任告之理由后，误会才解除。　　随着抗战深入，史语所再次南迁。途径广西桂林时，他们一时很难找到旅馆，只能住在一个车夫们住的旅馆内。第二天，章元善让赵元任和他一起去拜访广西省主席黄旭初，赵元任颇为反感，说：“我不要去看这些大人物。”章说：“不能不去，因由广西经过镇南关、谅山这一带非由省政府派车送不可，否则不能去，而你老兄又是多数人知道的，去一下效果很大。”赵元任只好与章同去。见到黄旭初后，黄开口便说：“赵先生，我天天办公前总和你谈谈天才去公事房。”赵、章二人莫名其妙。黄接着又请二人去他休息室内，二人更觉莫名其妙，以为黄有什么秘密要和二人谈，便跟着他进去。进去后一看，二人不觉大笑起来。原来黄的床前放了一套赵元任录制的国语留声片，有一片还在唱机上转动呢。黄说：“每日我至少都要听一刻钟或半点钟，我才去办公。”对于赵等人所请，黄一口答应照办。　　赵元任赞同汉字简化，但他觉得简化不能太过，如“関”字简化为“关”，结果是“无门可关”，实在不成体统。　　爱侣　　赵元任的妻子杨步伟，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从小就拥有离经叛道的性格，性格迥异的二人却携手走过了60年，堪称一对佳偶。　　杨步伟宣称：“我就是我，不是别人。我是五尺一，不是五尺四。”　　杨步伟说：“我脾气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横，我比你更横；你讲理，我就比你更讲理。我最爱替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总爱多管闲事。”　　杨步伟原名兰仙，小名传弟，学名韵卿，出生于南京望族，其祖父是中国佛教协会创始人杨仁山。她一出生便有两双父母。生父是长子，九个子女，杨步伟是最小。养父是他的二叔，无子。杨步伟一生下便过继给二叔，出生前由父母指腹为婚，许配给姑姑家的表弟。　　杨步伟一周岁时，家里让她“抓周”，杨步伟抓的是一把尺。杨步伟对此的解释是：这意味着她将来做人要正直，或预言会“量这个、量那个、量体温、量脉搏什么的”。　　上家塾启蒙时，杨步伟的启蒙老师说，孔子曰：“割不正不食”。她便在饭桌上批评孔夫子浪费东西：“他只吃方块肉，那谁吃他剩下的零零碎碎的边边呢。”结果遭父母一顿责骂，骂她对圣人不恭。　　杨步伟调皮，捉弄先生，背着先生唱：“赵钱孙李，先生没米。周吴郑王，先生没床。冯陈褚卫，先生没被。蒋沈韩杨，先生没娘。”被长辈斥为没有规矩的“万人嫌”。　　杨步伟自小便有许多浑名：“大脚片”、“天灯杆子”、“搅人精”、“万人嫌”和“败家子”，从这些绰号就能看出她自小的性格。杨步伟小名“传弟”，是想她能给养父带个弟弟。叫她“大脚片”，因她脚大；称她“天灯杆子”，因她小时瘦而高；骂她“搅人精”，是因为她太淘气，别人想干不敢干的事，一撺掇她，她就敢干。　　杨步伟的大伯（生父）曾负责南京狮子山、幕府山炮台工程。当时工程请外国人施工，黎元洪担任翻译和书记，吃住都在杨家。下雪天，小杨步伟便捏个小雪人放在黎元洪的被子里，捉弄黎。黎元洪并不气恼，只是拿尺子在她手心打五下，算是她弄湿了他的被子责罚。打过后，杨步伟抢过尺，在黎元洪的屁股上打了五下，理直气壮地说，是你的屁股不好，尿湿床的。　　杨步伟自小任性、野气，她曾与家族的兄弟们到秦淮河游花船、叫局。　　杨步伟进入南京旅宁学堂学习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　　杨步伟16岁时，家里定下婚期，让她和指腹为婚的二表弟完婚。她坚决要退婚，并自作主张写了一封退婚信：“日后难得翁姑之意，反贻父母之羞。既有懊悔于将来，不如挽回于现在。”由于杨步伟的坚持，养父迫于无奈，同意取消婚约，但让她立誓终生不嫁。生父则被气得半死，扬言要将她抓回来嫁了，“不嫁就处死”。最后还是祖父出面，平息此事。退婚后，杨步伟感到“有生以来到现在第一次我才是我自己的人”。　　“步伟”这个名字，是杨步伟的同学、好友林贯虹为她起的。少年时林贯虹便看出她的不凡，对她说“你这个人将来一定伟大的，叫步伟吧。”杨步伟不肯接受。后来，林贯虹死于传染病，为纪念林贯虹，她正式将韵卿易名为“步伟”。　　杨步伟的同学林贯虹病逝后，为将她的遗体送回福建老家安葬，杨步伟背着父母，把自己的一对八两重的金镯子和四个戒指卖掉了，支助死者亲属。由此，她得了个“败家子”的绰号。　　1919年，安徽督军兼第一、四两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崇实学校，请当时只有20岁的杨步伟担任校长。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刺绣，轰轰烈烈，并坐镇指挥平息了一场未遂叛乱。　　杨步伟后来去日本学医，学成归国后与同学李贯中开办森仁医院。因她们二人及去世同学林贯虹，三人的姓都是木部，三木成“森”，但其中一人已故，只存二人，所以称“仁”，“森仁医院”名称便由此而来。　　婚后，杨步伟专心做相夫教子的贤妻，不再经营医院，但她却闲不住。在清华的4年期间，为改善师生们的伙食，杨步伟出资，与其他两位教授的夫人合伙成立了“三太公司”，办了“小桥食社”。为此有人嘲讽赵元任，说他的老婆居然开起小饭馆来啦！赵元任也不介意，佯作不知，不闻不问，杨步伟照办不误。但是“小桥食社”非但没有盈利，最后赔本关门，杨步伟投资的400银圆全赔个干净，于是她作了副对联自嘲：生意茂盛，本钱干尽。　　小饭馆经营的不成功，杨步伟又开始忙着推广节制生育，到妇女会、教职员会、母亲会、女青年会演讲，乐此不疲，并开办了“生产限制诊所”。1926年“三·一八”学潮后，杨步伟的诊所成了进步学生的避难所，被指控为“窝匪罪”，最后在胡适的建议下关门大吉。　　后来清华为解决教职员工的子女教育问题开办“成志小学”，请杨步伟当董事长。清华离城区远，交通不方便，杨步伟又想办汽车公司，最后不了了之。　　杨步伟性格直爽，平常话很多，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却总是噤不出声。王国维五十寿诞时，置酒席宴请清华大学的同仁，杨步伟坚持不和王国维同桌：“不！不！我不跟王先生一桌。”果然，王国维那一席一直都是默默不语，而赵太太那桌却笑语不绝。　　从1938年起，赵元任一家定居美国，数十年来，赵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留学生们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杨步伟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的烹饪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杨步伟到美国多年，英文却一直学不好。傅斯年在美国时，听见杨和美国人说话，说得那么流利那么错，他说赵太太真胆大，杨回他，我哪样事不胆大？　　在美国时，杨步伟做全职太太，平常无事可干，赵元任就让她翻译书。杨步伟就开始翻译山格夫人（Margaret Sanger）的《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译名曰《女子应有的知识》。杨步伟一遇到不认识的英文单词就问赵元任，问的多了，赵元任便说你去查字典以后就记得了。杨不愿意，说要我花那么多时间我就不做，摆着一个活字典在这儿一问就是了。有一天翻译到一个妇女一生大约有两千个卵子（ova），杨步伟译成了鸡蛋。赵元任见后，乐不可支，以后常常拿这事开杨步伟的玩笑——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　　杨步伟在花甲之年，用了三四个月时间写了部自传《杂记赵家》。胡适看了，称赞她说：“韵卿，你还真有一手呢。”　　婚礼　　赵元任和杨步伟结识后，便常常到森仁医院做客。一次，他对杨说，最近恐怕太忙，如果不能再来，希望她们不要介意；可是当晚他又去了。他们听到外面有人出了车祸要找医生，赵元任便随着杨步伟跑到大门外，匆忙中踩到花盆，打破一盆菊花。自那以后，每年杨步伟生日，他便买一盆菊花送杨。　　1921年6月2日，赵元任和杨步伟举行新式结婚，他们除了租一间房屋外，一概从简。　　婚礼这天，二人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了张照片，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结婚通知书，通知书附照片一张，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二人打电话将胡适和朱徵请到家中，由杨步伟亲自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赵元任拿出一张自制的结婚证书，请胡、朱俩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通知书一共寄出四百份左右，通知书这样说：“赵元任博士和杨步伟女士恭敬地对朋友们和亲戚们送呈这件临时的通知书，告诉诸位，他们两个在这信未到之先，已经在民国十年6月1日下午3点钟东经120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在北京自主结婚。告诉诸位，他们结婚的证婚人：胡适之博士，朱徵女医士。告诉诸位，因为要破除近来新旧界中俗陋的虚文和无为的繁费的习气，所以除底下两个例外，贺礼一概不收，例外一，抽象的好意，例如表示于书信、诗文，或音乐等，由送礼者自创的非物质的贺礼。例外二，或由各位用自己的名义捐款给中国科学社……”　　赵、杨的结婚通知书所附照片上写有格言：“阳明格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丹书之言：敬胜怠者昌怠胜敬者灭”。　　胡适这样回忆赵元任的婚礼：　　“赵元任常到我家来，长谈音韵学和语言罗马化问题，我们在康奈尔读书的时候就常如此。以后我注意到他来的没有那么勤，我们讨论的也没有那么彻底。同时我也注意到他和我的同乡杨步伟（韵卿）姐时常来往。　　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春国（湘姊朱徵的号）小姐一块吃晚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和俱乐部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释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地包起来。为防我猜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　　那晚，我们在精致小巧住宅里，吃了一顿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饭后，元任取出手写的一张文件，说要是朱大夫和我愿意签名作证，他和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这样结了婚。我是送给他俩礼物的第一人。”　　第二天，晨报以特号大字标题《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报道二人的婚礼。后来赵元任问罗素：“我们的结婚方式是不是太保守？”罗素答：“足够激进！”威斯康辛州威廉斯贝夜可思天文台的比斯布罗克教授接到了赵元任的英文通知书后，将该通知书贴在天文台的布告牌上，让他的同事们看1921年6月1日下午三点钟东经一百二十度平均太阳标准时，发生了何种天文现象。于是赵元任杨步伟的结婚就成了一种“天文现象”。　　赵杨结婚时，赵元任正赶着录制第一套国语留声片，所以他们并没有去度蜜月。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早，胡适上门拜访。佣人对胡说：“先生太太都不在家，出去度蜜月了。”胡适说：“不会的，你去报告他们，我知道他们有一大些事要急了办，不会出去的。”果然，杨步伟在楼上听见了，就开了窗户叫胡适道：“你猜得真对，我们是在家里，恐怕来人太多，花了我们的时间，所以交代佣人，照俗例回人去蜜月了。那是真的甜蜜。但是我们现在正过着苦蜜呢。”胡适大笑，调侃说：“打架吗？我来解和。”于是进门与赵元任大谈国语留声片之事。　　赵元任和杨步伟的结婚方式触怒了许多亲友，赵元任最喜欢的姑妈侬姑送来一个花篮，赵元任退回了，因为他认为既不是文字，又不是音乐作品，不能收；杨步伟的大伯本来不赞成她退婚，这次更是大为尴尬，因为在他告诉朋友不晓得他的女儿又是侄女在何时何地结婚之后，每个人便接到通知书，有些人甚至比他还早收到。　　谐和　　赵元任“天性纯厚，道德风采，有修养，对人和蔼可亲，从不与人争长短，语言风趣”，是谦谦君子。杨步伟“天性豪爽而果断，思想灵敏，心直口快，无话不说”，二人性格迥异，却携手走过六十年。　　赵元任和杨步伟婚后坐轮船赴美，百无聊赖的时候，两个人便下围棋解闷。他没有带围棋，便向船上要了两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麦子，可以分黑白两种，当成棋子用。　　杨步伟在美国住了三十多年，依然说不好英文，但赵元任从不以此为耻，他常在学术演讲时拿杨步伟的话来举例。1986年，赵元任在其著作《中国话的文法》前写道：“致献给我太太，因为她一不留神就说出些中国话的文法的绝好的例子。”但赵元任对自己却要求极为严格，一字一句都不能有错的。他曾试着改正杨步伟的文法错误，有时杨烦了，便大发脾气，赵元任只得作罢。所以赵元任批评杨步伟不但外国话没有说全的，连中国各种方言也无一处说完全的，杨步伟总回他，不要紧，我又不是方言家。杨步伟觉得她说的话才是代表全国的国语。　　20年代旅欧的留学生们掀起一股离婚热潮，罗家伦曾开玩笑说：“有人看见赵元任和他母亲在街上走。”赵元任一笑了之，大有“女大三，抱金砖”之乐。　　1946年，赵元任夫妇银婚纪念日（25周年）时，二人的证婚人胡适因故不能亲临祝贺，特寄来一首贺诗《贺银婚》曰：“蜜蜜甜甜二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新娘欠我香香礼，记得还时要利钱。”　　1961年，在赵元任、杨步伟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　　1971年，赵元任夫妇的金婚纪念日（50周年）上，二人又各写《金婚诗》一首，押当年胡适《贺银婚》的韵。杨步伟写道：“吵吵争争五十年，人人反说好因缘。元任欠我今生业，颠倒阴阳再团圆。”　　赵元任和曰：“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赵元任在诗后署名“妧妊”，表示自己来世要成为女性。　　1973年6月，赵元任夫妇终于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故土，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人接见了他们。在和周恩来交谈的3小时里，杨步伟是主要的谈话人之一。事后，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　　赵元任惧内，杨步伟说：“夫妇俩争辩起来，要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的时候，那总是我赢！”赵元任有自知之明，从来不跟老婆争高低，他不否认自己“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回答道：“与其说怕，不如说爱；爱有多深，怕有多深。”　　花甲之年的杨步伟曾在自传《杂记赵家》中谈到一个重要问题，即平时在家里，杨步伟跟赵元任谁说了算？杨步伟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是让我丈夫决定。”但是后面幽默地补充一句：“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杨步伟的《杂记赵家》用英文出版，请丈夫翻译并写个前言。赵元任前言的第一句话便是：“我们家的‘结论’既然总归我老婆，那么‘序言’就归我了。”杨步伟说她先写自传，把好玩儿的事都写了，赵元任就说：“那我就写那些不好玩的吧。”和他们一起生活多年的杨步伟的侄儿说：“有时他俩多少也有一点争论，因为姑母嗓子大，性情也急些，姑父也就顺从不争了。”　　晚年，杨步伟肩膀疼，赵元任便每天给她梳头发。他们出去散步，赵元任常开玩笑说：“有什么锅借什么锅。”意思是有什么街过什么街。　　1981年，杨步伟先他而去，赵元任悲痛万分。他在致友人信中悲怆地写道：“韵卿去世，现在暂居小女如兰剑桥处，一时精神很乱，不敢即时回柏克莱，也不能说回‘家’了。”次年，赵元任即追杨步伟而去。　　至交　　赵元任和胡适同年赴美留学。胡适弃农学文后，与赵元任一同选修克雷登教授的哲学课程，又结伴拜访哲学教师阿尔培，二人交谊日深。由于学业突出，他们二人及胡明复三人入选全美高校联合学会会员，一时传为佳话。　　胡适回国后，在北大任教，他一直挂念赵元任，1919年3月间，他写信给身在美国的赵元任，邀他回北大教哲学，赵元任未应邀。　　后赵元任回国，在胡适家中，结识钱玄同、黎锦熙等人，并一起致力于国语的推广。对此，胡适极为支持，也给予赵等人帮助。　　赵元任与杨步伟婚后赴美，途经上海，恰当时胡适也在上海，胡适每天都要到赵氏夫妇住的旅馆看望攀谈。当时大家都问杨步伟是否要买些中国的东西带到美国。杨当时已经怀孕，一点不想动，但多数人以为她是因为离开医院不开心。只有胡适说：“韵卿，我想你有特别的原因了，喝点汽水什么的，也许胃口畅快一点。”杨步伟便埋怨赵元任：“你如何没想到？”胡适大笑说：“他不内行，我是有经验的，他若这个是内行就靠不住了。”　　1922年，赵元任翻译《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此书由胡适命名。　　赵元任曾编单音节故事《施氏食狮史》，胡适读后说：“那时有人要用拼音来代替我国的方块字，我要赵元任把这个故事写成拼音之后，就再没有人敢说用拼音代替方块字了！”　　1930年，胡适四十岁生日之际，赵元任为他的好朋友写了一篇幽默戏谑的贺词：“胡适说不要过生日，生日偏偏到了，我们一班爱起哄的朋友，又来跟你闹了。……天天儿听见你提倡这样那样，觉得你真是有点儿对了都。你是提倡物质文明的咯，所以我们就来吃你的面；你是提倡整理国故的咯，所以我们都进了研究院；你是提倡白话文的咯，所以我们就罗罗嗦嗦地写上了一大片……”　　1948年，胡适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写信给赵元任说：“你们怎么还不回来，我至今还盼望元任能到北大教书。”　　1949年，胡适来到美国，他写信给赵元任，说自己不愿久居外国，回去又不知道能做什么，“此事请元任替我想想，就给我一个判断，请不必告诉外间朋友。”赵元任力劝他留在美国任教，甚至要为他预订住房，赠送用书。此后，赵元任在其任教的加州大学征集签名，四处奔走，为胡适争得来加州大学讲学半年的机会。　　居美期间，胡适颇为落魄，他对赵元任说：“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吃两三年，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1957年11月，赵元任得知台湾“中央研究院”欲聘任胡适为院长时，马上打电话给胡适，劝其应允。　　1959年，赵元任夫妇赴台访问，回美国前，胡适握住赵元任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对赵元任说：“退休后早点回来工作，训练我们国家的青年！”　　胡适晚年在台湾并不开心，在给赵元任的信中他写道：“这大半年来所谓围剿《自由中国半月刊》事件，其中受围剿的一个人就是我。所以我当初决定要回去，实在是如此。（至少这是我不能不回去的一个理由。）……甚至于我在1952年～53年说的话，他们至今还记在账上，没有忘记。”　　胡适去世后，赵元任极为悲痛，他根据胡适生前录音撰成《绩溪北岭音系》一文发表，又将胡适写给他的数十封私人信札整理刊发。1968年深秋，76岁的赵元任来到台北南港，在胡适墓前徘徊良久……　　而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女儿惊讶的发现，父亲故去的时间竟与他的至交胡适逝世的时间为同日且为同时，只是前后相差整二十年。　　眷恋　　1923年，赵元任的二女儿出生，赵元任为其取名“新那”，意为“新的支那”。赵元任的朋友丁绪宝便一直叫赵新那“新中国”。　　赵元任曾对外国人说：“我们不能全国人一生一世穿了人种学博物院的服装，专预备着你们参观。中国不是旧金山的‘中国市’，不是红印度人的保留园。”　　赵元任将西方音乐的技巧和中国传统音乐相结合，努力探讨和创作具中国民族风味的“中国音乐”。许多人批评他的曲子“欧化”，不是“中国音乐”。赵元任在《新诗歌集》序言中说，这些人的看法来源于一种“博物院的中国”的错误观点，他说：“不但对于音乐，对于好多事情，他们愿意看着中国老是那个样子，还是拖着辫子，还是养着皇帝，还是呵尤呵地挑水抬轿，还是吟吟嗡嗡地吟诗念经，这样他们的观光公司才有题目作广告，这样他们旅行的看了方才觉得picturesgue（景色如画的），guaint（离奇的）等等形容词。”　　抗日战争前后，赵元任写了很多爱国歌曲，如《我们不不不买日本货》、《自卫》、《看醒狮怒吼》等。他还配合陶行知推行平民教育、儿童教育，为陶的许多诗谱曲，如《小先生歌》、《人人都说小孩小》、《春天不是读书天》等。　　到云南后，赵元任因为受到李济的排挤，加上病后精神状态极为不好，一整天七八小时手里拿一管笔，却写不出一个字来，终日也不说一句话。于是，他们决定到美国任教。离开时，蒋梦麟夫妇特地从蒙自赶回送行，送给他们一个蒙自出产的气锅，盖上有“故国可家”四个字，并对他们说，不要忘了此字之意。杨步伟说：“所以在美三十多年以来，我总对小孩们说好好学，不要给本国丢脸，多给中国人尽点义务，看华侨多么爱国啊！”　　赵元任对历史语言研究所有极深的感情，中美建交后，他两次回国，每次流连于南京北极阁下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旧址，一间房子挨着一间房子看，还在他当年工作的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拍了张照片留念。　　1973年，赵元任夫妇回国时，开了一个想见面的人的名单，有70多人，都是几十年前的朋友和学生，多数只有姓名，没有地址和工作单位。在接待单位的努力下，这些人差不多都见到了。赵元任夫妇非常高兴，赵元任说：“这简直是一项科学研究。”　　赵元任夫妇回国后，一直去寻找他们曾经的足迹。当年他们结婚后住的房子，赵元任和罗素住过的地方——清华大学老南院等等。他们还回到常州老家青果巷，见到了赵元任的堂弟一家人，并在小时候游泳的小河边拍照留念。临走时，赵元任拉着二女儿新那的手说：“过一二年一定还要再回来。”　　1981年，赵元任最后一次回到祖国。他在清华大学校长刘达、副校长张光斗的陪同下，重游清华园。来到赵元任当年在清华任教时住过的老南院（今照澜院）1号的一幢灰色砖房时，赵元任第一个快步走上台阶，推开了栅栏门走进院内，上前敲门。不巧，主人不在家，进不去。于是众人就和赵元任一块儿在门前照了一张照片。　　之后，赵元任还想再去清华故居。6月4日上午，赵元任由女儿赵新那一家陪同，“秘密”回到清华。这次赵元任故居的主人在家，给他们开了门，热情地迎他们进屋。赵元任在50多年前的“家”里转来转去。接着，他还去看了工字厅、大礼堂。赵新那说，他对清华园的一草一木、一亭一阁都很留恋。　　赵元任去拜访金岳霖，金因病行动不便，平常只能坐在椅子上，但三十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来访，他非常激动，站起来与赵元任拥抱。这天他们聊了很久，最后告别时，他们依依不舍。　　赵元任去南京金陵刻经处，途径南京逸仙桥小学时，90岁的赵元任和女儿们一块儿唱起他为这所学校谱写的校歌：“中山路，逸仙桥，平坦坦的大道……”　　1981年，赵元任逗留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演唱《教我如何不想她》。一次，他在中央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有人问道：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元任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1981年，赵元任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的仪式上，一口气唱完了《教我如何不想她》；到中央音乐学院座谈时，他也情不自禁地唱起《教我如何不想她》；回到江苏常州青果巷故居时，他让女儿用室内小风琴伴奏，再次深情地演唱了《教我如何不想她》。　　赵元任对家乡常州念念不忘，杨步伟去世后，赵元任收到了常州市人民政府的唁电，他感激地说：“常州还没有忘记我这么一个在海外的儿子。”1981年，赵元任再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建设和变化，他由衷地感到高兴。此后，邓小平接见赵元任时，赵向邓小平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他说：“常州进步了，变化很大。”临终前，他给女儿新那的最户一封信，还说想回常州，让女儿陪他去。　　赵元任去世后，他的大女儿赵如兰在给亲友的讣告信中说：“这一年中，他最满意的一件事是去年夏天同我、卞学鐄、四妹小中，四个人一起回国去了一趟。”　　赵元任、杨步伟夫妇去世后，子女遵其遗嘱，对两位老人均未举行葬礼，把骨灰撒入太平洋，将他们的房产赠送给加州大学，书籍和遗物分送给亲友，杂志赠给北京大学和语言研究所。　　赏誉　　胡适生前这样评价赵元任：“他是一位最可爱的人！”二人留学美国时，胡适便对赵元任推崇备至：“每与人评论留美人物，辄推赵元任为第一。其治哲学、物理、算数，皆精。以其余力旁及语学、音乐，皆有所成就……以学以行，两无其待，他日所成，未可限量。”　　赵元任一生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赵元任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吕叔湘称赞赵元任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陈原写道：你在他（赵元任）的乐曲中感受到的不是远离现实生活的孤芳自赏，而是一颗纯朴的赤子之心！一颗炎黄子孙的心！一颗中华民族好儿女的心！　　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中认为赵元任的艺术歌曲“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　　在清华大学校庆70周庆座谈会上，赵元任的弟子、语言学家王力说：“赵元任可以称为中国第一代语言学家，我学语言学是跟他学的，我后来到法国去，也是受他的影响。”　　罗常培评价赵元任说：他的学问基础是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可是对于语言学的贡献特大。从1922年到1948年，他一共发表了语言学专著约14种，论文约21篇。近20年来科学的中国语言学研究可以说由他才奠定了基石，因此年轻的一辈都管他叫做“中国语言学之父（Father of Chinese philosophy）”。　　四、刘师培　　刘师培（1884～1919年），字申叔，号左盦，曾化名金少甫。江苏仪征人。民主主义革命者，后投靠清朝。经学大师、国学大师。　　天资　　刘师培生有异相，尻部有一根长不及寸的无骨肉尾，左足正中有一块龙眼大小的鲜红方记，故被称为“老猿再世”，此为聪明异常之兆。刘师培自幼天资聪颖，过目成诵，10岁时曾在两天中作《凤仙花》绝句百首，被称为“神童”。　　刘师培自幼天资过人，八岁开始学习《周易》，12岁时即已遍读四书五经，“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下，记诵久而弗渝”。刘师培17岁进学，18岁考上秀才，19岁中举，可谓少年得志。　　程善之曾告诉冶春后社社友杜召棠，一天，他从上海购蒙古地图，回到扬州府中学堂后，与刘师培、方地山共同浏览。不久，侍者来叫他们吃午饭，程善之先去，等了许久还不见二人前去吃饭，于是程去催促。一会儿，刘师培来了，但方地山未至。程再催，方地山说，尚缺十数地。程不解其意。吃饭时，程善之就问方地山所言何意。方答：“吾默识地名，尚有疑误，重新检查一下。”程善之大惊，蒙古全图上有地名千余个，仅一两个小时，怎可能记住？以为他吹牛。方说：“我不敢自信，但刘师培我可保证他绝没有多少误差。”程更加惊讶。饭后，刘师培与方地山二人各取一漆牌，持粉笔，默绘地图。等到完成后，与原图比较，刘师培只有一处错误，方地山有六七处错误。程善之始信其言。　　治学　　刘家三世传经，刘师培的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都以治《左传》新疏工作而名列《清史稿·儒林传》。刘师培的父亲刘贵曾为光绪间举人，著有《春秋左传历谱》、《尚书历草补演》、《抱瓮居士文集》等。母亲李汝蘐，是江都学者李祖望的次女，通晓经史。由于家学渊源，刘师培8岁起学《周易》，12岁时已读毕《四书》、《五经》。　　1898年，父亲刘贵曾病逝，刘师培便由母亲李汝蘐授《尔雅》、《说文》，并向堂兄刘师苍问学。刘师培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内典道藏、西方哲学，无不涉猎，尤精历史掌故，在经学方面打下了深厚的功底。1901年，他考取秀才，1902年参加江南乡试，中举人。　　刘师培是经史世家的传人，其家藏书如海。刘师培十七岁即全部读完了家中的藏书，然后论史谈经，著书立说，在国学界被誉为少年大师，与年近不惑的章太炎齐名。　　刘师培早年丧父，祖母怕他出外吃亏，将他禁锢于家，所以他虽名声在外，但世人皆不知刘师培何许人也。刘师培因科举考试失利，辱骂清廷被官府官府通缉，听说陈独秀、章士钊等人在上海办《苏报》，便来投奔。这日闲暇，陈独秀到章士钊寓所聊天，忽一满身污脏、蓬头垢面的少年叩门而入，对二人说：“我叫刘师培，从扬州家里逃出来的。”章、陈二人考其《左传》上的学问，始信此少年便是刘师培。　　章太炎曾评价刘师培的治学道：“常人患不读书，而申叔读书过多，记忆太繁，而悟性反少，诚欲著书，宜三二载束书不观，少忘之而后执笔，庶可增其悟力云。”　　在北大任教的三年间，刘师培讲授“中国文学”、“文学史”课程并出版了《中国古文学史讲义》。本书的出版使“文选”派在文派之争中获得胜利，并在文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方面成为后世的典范。　　刘师培家族几代传经，刘师培继承家学传统，研究《左传》，著有《春秋左氏传古例诠征》、《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答问》、《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读左札记》等著作。同时，他还研究《周礼》，著有《周礼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逸礼考》以及《古书疑义举例补》、《论文札记》等作品，都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刘师培在继承《左氏》家学的同时，运用近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成果，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开拓了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境界。他运用进化论思想研究古代社会生活，著有《论小学与社会学之关系》、《读书随笔》、《国学发微》、《小学发微补》等作品，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刘师培三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著作颇丰，其中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刘师培去世后，钱玄同等人将刘的文章整理编辑成《刘申叔先生遗书》。　　1917年底，北大文、理、法三科各学门先后成立研究所，入研究所学习的学生成为研究员，刘师培兼任了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的指导教师（类似于现在的研究生导师）。开始，他所指导的研究科目为“文”和“文学史”两个研究方向，定每月第二周和第四周的周四安排一个小时时间，分别与“文学史”、“文”两个研究方向的研究员进行研讨。后来研讨日期稍有调整，但仍是每月分别指导一次。从1918学年开始，刘师培所指导的研究科目调整为“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个方向。在所有国文门的教员中，他指导的科目最多，次为黄侃，指导三科，余者仅担任一科，如朱希祖、钱玄同、吴梅、周作人等。北大的这一工作为编纂完善的中国政治史和专门史打下了良好基础。但五四运动发生、蔡元培离京出走时，徐树铮乘机向北洋政府国务院提出由政府收回北大国史编纂处，直接隶属国务院，改称国史馆，北大的这项工作被迫中断。　　1919年，北京大学出版了《中国中古文学史》，此书是刘师培在北大中国文学门任教时所编讲义，出版后很受学生欢迎，反响极大。　　刘师培在《中国中古文学史》中，第一次把中古文学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筚路蓝缕，功不可没。本书从政治、思想、风俗、时尚等方面阐述了文学发展变迁的大势和文体文风的演变历史。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广征博引，其引证资料的广博和慎密，堪称文学史著作的典范，而刘师培对史籍的熟稔程度，也令人叹服。本书以引用资料为主，表达观点为辅，在写作方法上，先罗列史料，间或夹杂刘个人的观点，再选录相关文章，进行印证，相互呼应。　　刘师培是近代研究魏晋玄学的开创者之一，早在1905年，刘师培就在其著述《国学发微》中对魏晋玄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魏晋时期是被学术界忽视的一个时代，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魏晋时期是“中国数千年学术思想最衰落之时代”。但刘师培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较周末诸子之自成一家言者岂有殊哉”，学术争鸣和创新程度不亚于周末诸子；又说魏晋玄学“撷佛老之精华，弃儒家之糟粕”，此一时期“不可谓非哲学大昌之时代”，对魏晋玄学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刘师培在日本期间，曾组织人手编译《共产党宣言》，他还撰写大量的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所有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中，刘师培的水平被许多近代史专家公认是最高的。刘师培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研究和传播，在当时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学本科的李大钊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最后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　　刘师培对早年参与政事很是后悔，他去世前对黄侃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　　1936年冬，陈中凡在《刘师培〈周礼古注集疏〉跋》一文中说，1919年秋，刘师培临终前曾在北平家中谈起自己的生平学问，当时他感慨良深地说：“余平生述造，无虑数百卷；清末旅沪为《国粹学报》撰稿，率意为文，说多未莹；民元以还，西入成都，北届北平，所至任教国学、纂辑讲稿外，精力所萃，实在三《礼》；既广征两汉经师之说，成《礼经旧说考略》四卷，又援据《五经异谊》所引古《周礼》说、古《左氏春秋》说及先郑、杜子春诸家之注，为《周礼古注集疏》四十卷，堪称信心之作，尝移写净本，交季刚制序待梓。世有论定予书者，斯其嚆矢矣。”　　“国学”一词始肇于清末。1902年秋，梁启超写信给黄遵宪提议为“保国粹为主义”而创办《国学报》，初提“国学”之名，后梁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又提及“国学”一词。1905年2月23日，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创办《国粹学报》，发刊词云：“刊发报章，用存国学。月出一编，颜曰国粹”，至此，正式用“国学”之名于报刊。　　传道　　黄侃狂傲，在北大骂遍同僚，蔡元培、师弟钱玄同等人亦不放过。但对刘师培他始终以礼相待。问其故？他答曰：“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谈论学问，但每次谈到经学，刘师培就三缄其口。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没有传人时，黄侃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玩笑话，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道：“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日，黄侃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道：“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侃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1917年，蔡元培聘请刘师培到北大教授经史。刘师培口吃，又身患肺病，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像个疯子。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发讲义，往台上一站，想到什么便开始说，声音微弱，从不写板书。若不是北大学生钦佩其学问，早被有赶教授传统的北大学生轰出门去了。　　到北大任教时，刘师培虽只有33岁，但病怏怏的，一幅弱不禁风的样子。陈独秀是文科学长，二人交往十多年，所以对刘多有关照，刮风下雨照例准假。刘师培书法拙劣，且有手颤的毛病，在讲堂上从来只是讲，不写板书。一次，陈独秀前往听课，刘师培仍是一如既往，一堂课下来，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当时刘在黑板上化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对此，陈独秀一笑了之。　　刘太希在北大，常去听刘师培讲课。刘师培健康不佳，讲课声音微弱，写板书时，与小孩无异，写口字就在黑板上画个圈。　　杨亮功回忆刘师培：“刘申叔先生教中古文学史，他所讲的是汉魏六朝文学源流与变迁。他编有《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但上课时总是两手空空，不携带片纸只字，原原本本地一直讲下去。声音不大而清晰，句句皆是经验之言。他最怕在黑板上写字，不得已时偶尔写一两个字，多是残缺不全。”“刘先生教我们于汉魏六朝文学中每人任选择一两家作专题研究。他认为研究任何一家文学必须了解其师承所自、时代背景及其个人身世。我所研究的是徐陵（孝穆）、庾信（子山）两家。有一时期我专致力于魏晋六朝文学，这也是受了刘先生的影响。刘先生在北大授课时肺病已到第三期，身体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欲倒，真是弱不禁风。他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照例是请假。”　　冯友兰回忆刘师培道：“当时觉得他（刘师培）的水平确实高，像个老教授的样子，虽然他当时还是中年。他上课既不带书，也不带卡片，随便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援引资料，都是随口背诵。当时学生都很佩服。”　　蔡元培亦说：“君（指刘师培）是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　　国故　　刘师培第一次会试落榜后，对科举表示出极端的不满，曾作《留别扬州人士书》，表明自己作别科场，投身革命。但1903年，他又去参加了在河南举行的会试。　　刘师培在《与端方书》中表达了继承家学，努力治经的想法：“师培淮南下士，束发读书，勉承先业，略窥沿经家法，旁及训诂典章之学。意欲董里故籍，疏通证明，以步戴、段、阮、王之后。”　　刘师培在北大时，正是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的时候。见到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北大青年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声势浩大，对新文化运动深恶痛绝的刘师培等人坐不住了。1918年，刘师培与黄侃、朱希祖、马叙伦、梁漱溟等成立“国故月刊社”，作为国粹派的主将，欲与新文化运动相抗衡。　　1919年3月，林纾攻讦陈独秀等“新派”人物，对蔡元培发难，曾以“旧派”刘师培等人为声援。但刘师培胆小怕事，发表公开声明，否认自己与林纾为伍，与“新派”为敌：“鄙人虽主大学讲席，然抱疾岁余，闭关谢客，于敝校教员素鲜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　　婚姻　　刘师培身材瘦弱，其貌不扬，妻子却非常漂亮。刘师培的妻子何震，原名何班，是能写诗作画的才人美女，父亲何承霖，曾任武进县学教谕。何、刘两家为世交，何班的长兄娶刘师培叔叔的女儿为妻，因此刘师培和何班的婚姻属于亲上亲。何班容貌秀美，家教严格，待字闺中时是一位教养极好的大家闺秀。　　1903年，“苏报案”发生前，刘师培回乡探亲期间，与何班完婚。婚后，刘师培携妻子返回上海。何班到上海后，进蔡元培等人开办的爱国女社就读，这时的何班从一位旧式的大家闺秀变成了极端的女权主义者，自称“女权运动的狂人”。为了显示男女平等，她先是改名为震，姓氏也改为从父母两姓，署名何（殷）震。　　何震是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她倡导女性解放，宣称：“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因对“男女阶级”与社会革命等现存问题“目击心伤，故创为女子复权会，讨论斯旨，以冀实行其目的”，1907年6月10日，何震等人在日本创办《天义报》，作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　　何震在长文《女子复仇论》中全面而详细地阐述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妇女的种种限制和压抑，她说“儒家之学术，均杀人之学术也。”同时，她在文中鼓吹男女一切平等，认为天下男子都是女子的大敌，女子要复仇，不仅要“革尽天下压制妇女之男子”，还要“革尽天下甘受压制之女子”，对女子中“甘事多妻之夫”者，要“共起而诛之”。　　刘师培和何震夫妇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又成立“混帐讲习会”，创办《衡报》，宣传“混帐理论”，提倡无政府主义。　　何震还撰有《女子解放问题》，认为西方社会的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和男子拥有同样的选举权和参政权也还不是“真平等”，必须实行“根本改革”，女子才能真正解放，这就是要走所有人均等、废除私产和政府之路。“故谓职业独立，女子可以解放，不若谓实行共产，妇女斯可得解放也。”又“与其对男子争权，不若尽覆人治”，“由运动政府之心，易为废灭政府之心”。　　这一时期，何震将女子解放与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混杂糅合在一起，写了一系列文章：《女子宣布书》、《女子复仇论》、《论女子当知共产主义》、《女子革命与经济革命》、《“论妇女问题”按语》、《论中国女子所受之惨毒》等。　　何震成为女权主义者后，自然在自己的婚姻生活中也要寻求女性解放。在婚后的生活中，何震打着“男女平等”的大旗，常常对刘师培“发河东狮子吼”，动辄对刘师培施以训斥惩罚，甚至拳脚耳光。因畏妻如虎，刘师培被人戏称为“惧内泰斗”。　　张继曾回忆刘师培的惧内：有一个晚上，刘师培慌慌张张地冲进张继家中，喘息不定的时候，外头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叩门声。只见刘师培面色惨白，哆嗦着说：“必是我太太来了，怎么办？我非躲起来不可！”说完就闪电般冲进卧室，并迅速钻到了床底。张继开门后，发现是他的一位朋友，就进卧室叫刘师培出来。但刘师培认为张继骗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从床底下钻出来。最后张继无计可施，只好趴下把他从床底硬给拽了出来。　　何震曾向苏曼殊学画。到日本后，苏曼殊寄居在刘家，何震要求刘师培必须对苏优礼有加。得知苏曼殊的母亲生计艰难，何震立刻勒令刘师培拿出钱支助苏曼殊，但是刘家的钱财由刘母掌管，刘师培表示为难，何震就训斥刘师培为“没有丈夫气魄的小气鬼”。　　据说，何震还给刘师培戴上一顶“绿帽子”。何震的“情人”是她的表弟汪公权。1097年，章太炎和刘师培夫妇同住时，曾经向刘师培提过此事。刘师培非但不信，还认为章挑拨二人夫妻关系，与章反目。　　关于汪、何二人关系，据当时也在东京的汪东回忆：刘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则既好名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刊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便与何发生了关系。周作人也说：由于苏曼殊住在刘家，已有佚事传出，龚未生、钱玄同、刘叔雅都讲过。张鸣对此事评论说：“废除家庭的高调，原本不过是何震为了名正言顺地红杏出墙，明目张胆地在刘师培眼皮底下，跟情人双入双出，据说刘师培一点脾气都没有。刘师培后来之所以变节，实际上也是何震的情人给牵线搭的桥。”蔡元培也说：“有小人乘间运动何震，劫持君为端方用。”　　朱维铮说：“平情而论，刘师培与何震，名为夫妇，情如狮羊。就现有材料看，何震在婚后宣称与刘师培‘男女平等’是假，以传统的‘河东狮吼’方式对付刘师培是真。”　　何震也影响了刘师培的政治生涯，刘师培此后叛变革命，投靠端方，出卖章太炎等人，也是受了何震的影响。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何震也渐渐安静下来，不再写文章宣扬女性解放。1910年，何震曾产下一女，但几个月后就不幸夭折。1911年，刘师培随端方入川，辛亥革命后，端方被杀，刘师培被捕。当时在武汉的何震曾辗转千里入川寻夫。刘师培被保释后，两人一起到友人南桂馨家中任家庭教师。　　1919年，年仅36岁的刘师培因病逝世，何震因受刺激精神失常，后来削发为尼，法名小器，不知所终。也有说法说何震因刘师培的去世也发狂而死。　　逸事　　刘师培与章太炎、弟子黄侃并称“民国三疯子”，他一生提倡“三不生活方式”：衣履不要整洁、不要洗脸、不要理发。　　一次，刘师培看到一位亲戚戴着黄金框架的眼镜，非常羡慕，就向外祖母索要。外祖母疼爱外孙，便对他说：“咱哪有那么多钱呀！还是拿我的首饰去打造一副吧！”当即拿出数件金首饰交给刘师培。刘师培辗转托人打制，几天后拿到了金边眼镜，高兴异常，跳跃不止。　　刘师培自小“体素羸弱”，“癯瘠秀削如不胜衣”，他十几岁便患肺结核，秋冬天时常咳嗽，咳中常带血。刘师培好吸烟，烟瘾很大，他的书案经常布满烟灰，衣袖经常有烟烧出的洞。他喜欢边吸烟边看书，有时看的太入神，常将烟蒂错插入墨盒中。　　刘师培与陈独秀、章太炎等人交往后，开始投身革命。“苏报案”发生后，刘师培马上作反清专著《攘书》，此书一出版便被抢购一空。时在苏州读书的钱玄同费尽周折买到了一本，读到一半，便激动不已，马上就找剃头匠剪辫，以示“义不帝秦”。　　章太炎因怀疑孙中山收受日本人的贿赂而对孙中山非常恼怒，刘师培受其影响，对孙中山的评价极低：“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性成，不知道德为何物。”　　陶菊隐在《筹安会“六君子”传》记载写道：刘（师培）为人不修边幅，蓬首垢面，衣履不整，看上去活像一个疯子。他住在北京白庙胡同大同公寓。一天，教育部旧同僚易克臬来访，见他一边看书，一边咬馒头，他面前摆着一碟酱油，却因专心看书，把馒头错蘸在墨盒里，送到嘴里去吃，把嘴和脸都涂得漆黑一片，看上去又像一个活鬼。　　张中行到北大读书时，听老北大的人讲，五四时期，北大的古文家刘师培先生与今文家崔适先生对门而居，互为邻里，朝夕相见，每次见面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因两人在学术上观点相左，因此在课堂上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　　书法　　刘师培以“恶札”闻名，周作人回忆：“申叔（刘师培）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北方书房里学童写字，辄叫口号，例如‘永’字，叫道：‘点，横，竖，钩，挑，劈，剔，捺。’他却是全不管这些个，只看方便有可以连写之处，就一直连起来，所以简直不成字样。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　　一日，刘师培与黄侃聊天，谈着谈着就不知怎地诉起穷来，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哀叹自己天不假年，忽然产生了卖字的念头，一本正经地征求黄侃的意思，并说：“我书之佳趣，惟章太炎知之。”黄侃此时已拜在刘门下，想到刘氏的字实在不敢恭维，于是半天，他才说了一句：“你只要写刘师培三个字去卖就够。”　　刘师培在北大教书时，某次，文科学长陈独秀去旁听，只见一堂课下来，刘师培只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日”字。这个被称为“日”的汉字，刘只在黑板上画了个圆圈，中间加一点而已。陈独秀一笑了之。　　涂先生认为：一个人有没有灵气，可以从一个人的字中体现；苏东坡偏锋卧笔，是一派敦厚之态，刘师培用墨枯槁，是一副短寿之形。　　刘师培手迹虽似孺子书，但因其三十六岁就英年早逝，故其手迹传世极少。“民国四公子”之一吴彦复，即章士钊的岳丈，曾藏有一把刘师培所书赠纨扇。　　革命　　刘师培十七岁中秀才，第二年中举人，可谓少年得志，意气风发。翌年刘师培到北京参加会试，名落孙山。自命不凡的刘师培懊丧不已，在回家途中，刘师培不断发泄对会试的不满情绪，上至光绪皇帝下至主考官都一一粗口“问候”。行至扬州时，刘师培酒后狂态毕露，对科举制度大发议论，一一数落科举的弊病。刘师培肆无忌惮的言论惊动了官府，当时官府欲拿其问罪，刘师培得消息后，不敢再回仪征，直接从扬州逃到上海。　　章士钊《孤桐杂记》写道：“申叔于光绪癸卯年夏间，由扬州以政嫌遁沪，愚与陈独秀、谢无量在梅福里寓斋闲谈，见一少年，短襟不掩，仓皇叩门趋入，嗫嗫为道所苦，则申叔望门投止之日也。时年不足二十耳。”　　但梅鹤孙却说刘师培是突然离家出走，他在《刘氏五世小记》中记载：“这一天，舅氏忽然出外未归，举家皇急，派人四出寻觅。有人说看见他乘红船过江的。后来接到上海来信，其实当时是林少泉与他一同赴沪的。”　　在上海，刘师培结识了章太炎、蔡元培、章士钊、陈独秀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刘师培迅速转变成一个反清斗士，从此绝意科场，投身民主革命活动。他反对满汉一体的论调，主张排满，在《苏报》发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国民约精义》等文章，公开表明自己的革命立场。　　刘师培投身革命后，更名为刘光汉，“光汉”为“光复汉族”之意，表示其反清排满之决心。　　刘师培在《留别扬州人士书》中，呼吁创办新式学堂、鼓励出洋留学；在《论留学生之非叛逆》，公开表示支持学生运动。　　1903年，俄国侵略东北，蔡元培等人发起“对俄同志会”，并创办《俄事警闻》，刘师培加入该会，并担任《俄事警闻》主笔之一。后1904年初，《俄事警闻》改名《警钟日报》，刘担任主编。　　刘师培祖辈三代治《左传》，是不折不扣的旧式文人，但刘师培投身革命后，成为《中国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以白话文撰写文章宣传民主革命。　　刘师培曾在《中国白话报》发表《论激烈的好处》一文，文字激昂，革命情绪高涨，并署名“激烈第一人”。刘师培在文中说，惟有激烈的手段可以唤醒和鼓动中国的民众，使他们不再安于现状，苟且偷生。一言以蔽之，中国的衰亡都误在“平和”二字，要治本就得激烈。　　刘师培曾先后参加了蔡元培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是光复会的首批会员，加入同盟会、国学保存会等组织。加入暗杀团时，先“设黄帝位，写誓言若干纸，如人数，各签名每纸上，宰一鸡，洒血于纸，跪而宣誓，并和鸡血于酒而饮之。其誓言则每人各藏一纸”。　　1904年冬，刘师培等人谋划了刺杀王之春事件。王之春任广西巡抚期间，以事后转让广西全境路矿权为条件，向亨达利洋行借款，并向法国借兵镇压哥老会陆亚发、王和顺起义。王的所作所为让革命党人非常愤慨。王之春被免职后居上海，华兴会会员万福华与刘师培、章士钊、林獬、扬州学生陈自新密谋行刺，刘师培还将张继所赠手枪借与万福华，但刺杀时，子弹竟不出膛，万福华被王的卫兵逮捕。刘师培等人上楼一看，吓得赶紧将枪仍在地上，仓皇逃走。第二天，章士钊到捕房探望万福华，捕房尾随他到住处，搜出了制造炸弹的化学仪器、炼药炉灶等，张继、黄兴等十余人均被捕。刘师培亦被拘入捕房坐了一夜，捕房见其形色苍黄，言语支吾，一看就是怯懦书生，次日便将他释放。　　次年三月，《警钟日报》因辱骂德国侵略者被查封，刘师培亦被租界巡捕房通缉，刘师培化名“金少甫”，先避往浙江，不久，又应陈独秀邀请来到安徽芜湖，先后任教于安徽公学、皖江中学。刘师培与在安徽公学任教的陈独秀、章士钊等人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秘密组织了反清革命团体岳王会，培养暗杀人才。　　刘师培曾发起编辑乡土教科书活动，他编写了《江苏乡土历史教科书》、《江苏乡土地理教科书》、《安徽乡土历史教科书》、《安徽乡土地理教科书》等教科书，激发国人爱乡爱国、保族保种的热情。　　刘师培著有《攘书》，表示“攘除清廷，光复汉族”的决心。　　1907年2月，刘师培应章太炎之邀偕同母亲、妻子何震及何表弟汪公权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刘师培很快成为章太炎主编的《民报》的主要作者之一。他在《民报》上接连发表《普告汉人》、《利害平等论》、《悲佃篇》、《清儒得失论》、《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等文章，为革命摇旗呐喊。　　刘师培的《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是为驳斥梁启超所作，当时梁写《满洲为建州卫论》一文，汪精卫曾撰一文驳斥梁，但征引不充，辞气未达。之后，刘师培便撰此文，他在文中详细考证了满人历史沿革，最后得出满族是外夷，与汉族“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的结论。章太炎读完此文后，赞不绝口：“申叔此作，虽康圣人亦不敢著一词，况梁卓如、徐佛苏辈乎？”　　变节　　1907年，刘师培受章太炎邀请，举家东渡日本。当时，日本社会党内部弥漫一股无政府主义思潮，刘师培结识幸德秋水后，迅速转变成无政府主义者。　　到日本三个月后，何震就发起“女子复权会”，创立机关刊物《天义报》，狂热地鼓吹无政府主义。《天义报》宣传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托尔斯泰等人的思想。刘师培也为该报撰稿，他全面介绍了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将其概括为“互相扶助说”与“无中心说”。　　刘师培曾发表《无政府主义平等观》一文，全面阐发自己的无政府主义思想。　　刘师培与章太炎、张继等人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宣讲无政府主义。刘师培等人宣传的无政府主义是混杂的，杂糅着国学、启蒙学说、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　　1907年，同盟会中发生了以章太炎为首的“倒孙风潮”，刘师培是章太炎的支持者之一，并由此引发了刘师培对革命党人的极端不满。陶成章说刘师培当时“因见孙文受外贿，心轻之。寻又以与会中办事争权，大恨党人”。刘师培自己也将“变节”的原因归因于对革命党人的“失望”，他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　　刘师培对孙中山很是厌恶鄙夷，认为“盖孙文本不学之徒，贪淫成性，不知德为何物”。他曾派日本人北辉次郎、清藤幸七郎与程家柽商量，想雇佣杀手取孙中山项上人头。程是卧底清廷的革命党人，刘师培并不知情，因程将此事告诉刘揆一、宋教仁等人，刘师培的刺杀计划未成功。此后，刘师培痛恨程家柽坏其好事，便指使日本人加藤位夫、吉天三郎把程诱拐到偏僻处痛殴。若不是警察闻赶来制止，程恐已命丧黄泉。但因其脑被击伤，时常疼痛，记忆力锐减。（一说挨打的是刘揆一）　　刘师培“外惧党人，内惧艳妻”。对革命党人的失望，对妻子的顺从、与章太炎的反目，最终导致他脱离革命阵营，倒向清廷有名的改良主义者端方。1907年底，由何震出面联络，他作《上端方书》，表示今后“欲以弭乱为己任，稍为朝廷效力，兼以酬明公之恩”，并献“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但他并没有马上与革命党人决裂，而是暗中充当端方暗探。　　刘师培变节的原因，许多人猜测与何震花钱无度有关。有人这样写道：“何震在东京颇有艳名，与其所谓姻弟汪公权有暧昧关系。一个人讨了漂亮老婆，算不得一件好事。漂亮人总不免有些嗜好，第一好修饰，第二好交际，这两种嗜好都需要有较多的金钱供其挥霍。由于丈夫不能满足其欲望，便容易受到外间的诱惑。何震首先变节，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随后刘师培也上了这条黑船，居间穿针引线的就是汪公权。”　　据刘师培的外甥梅鹤孙说，端方为两江总督时，李瑞清为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有人建议延聘刘师培为师范学堂历史教授，但李瑞清因刘为革命党，不敢自己做主，他与端方的首席幕僚陈庆年商量后，由陈向端方进言，说刘师培“虽为革命党人，近年已不谈种族革命。他若能来，实为上选。”端方遂嘱江宁藩司樊云门具函礼聘，由李、陈电约返国。刘师培接电后很是犹豫，而何震不愿再居日本，听小人之言，并符合她的名利思想，以为能与官场联系，自然另有出路，遂极力怂恿要挟。刘师培本疏于世故，没有自己的立场，遂听妻言回国。　　1908年5月24日，刘师培用窃得的章太炎的私章，在上海《神州日报》上冒章太炎之名发表《炳麟启事》，称章准备“闭门却扫，研精释典，不日即延请高僧剃度，超出凡尘，无论新故诸友，如以此事见问者，概行谢绝。”章太炎看到启事后非常气愤，于6月10日在《民报》上刊登《特别广告》，澄清事实，并称刘氏夫妇是清廷密探。至此，章、刘反目。　　刘师培说：“中国革命党所持之旨，不外民族主义，故舍排满而外，别无革命。师培自斯以后，凡遇撰述及讲演之事，均设词反对民族主义，援引故实，以折其非。盖事实均由学理而生，若人人知民族主义不合于学理，则排满之事实，自消弭于无形。此即古人正本清源之说也。”　　刘师培投靠端方后仍然与革命党人保持联系，但却是为充当清廷的卧底。他变节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诱捕陶成章。1908年冬，徐锡麟案发后，清廷通缉陶成章，刘师培凭着与陶“关系素深”，“日与两江督标军官米占元往各船坞查成章行踪，久之不得，无以复端方之命，而以张恭报告于端方，张恭遂被拿问”。　　张恭被捕后，王金发持枪闯入刘师培的寓所，刘下跪求饶，愿意以身家性命担保张恭安全，才得免一死。汪公权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于1909年被王金发击毙。此后，陈其美曾令蒋介石等人暗中除掉刘师培，但因孙中山怕暗杀行动会暴露起义计划，阻止他们的行动，刘师培才又逃过一劫。　　汪公权被杀后，刘师培公开成为端方幕僚，为端方考订金石，并任教于两江师范学堂。刘师培彻底与革命党人决裂。　　1911年，刘师培随同出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端方入川。在保路运动中，端方因镇压运动被杀，刘师培也在资州被革命军拘捕。辛亥革命胜利后，刘由孙中山保释出狱。出狱后，刘经谢无量介绍，到四川国学院任教。刘师培后出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并在四川国学学校兼课，讲授《左传》、《说文解字》等课程，又与谢无量、廖季平、吴虞等人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著《废旧历论》等。　　1913年夏，刘师培离开成都，他在《与成都国学院同人书》中称自己本想在川兢兢业业，重振国学，无奈力不从心，加上疾病缠身，准备返回家乡。然而，他并没有回到家乡仪征，而是到了山西，担任南桂馨家的家庭教师。后经南介绍，成为阎锡山的幕僚。　　阎锡山看重刘师培的学问，将其推荐给袁世凯。在袁世凯称帝的过程何中，刘师培不遗余力为袁服务，曾任公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后又加入“筹安会”。1916年，他为袁世凯所写的鼓吹帝制的《君政复古论》还没来得及全文刊登，袁世凯便一命呜呼。刘师培本被列入通缉名单，幸得李经羲担保，他才免受牢狱之灾。　　反目　　清朝末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章太炎，二人皆为古文经学家，对对方的学问很是推崇，又有共同的排满倒清信念，故二人意气相投，视为知交。因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二人被人合称为“二叔”。　　1907年春，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刘师培带着母亲、妻子何震和汪公权东渡日本。到日本后，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房屋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　　刘、章关系决裂，据说因章太炎一次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他替刘师培抱不平，暗中告知刘。结果刘师培反怪章多事。刘母也不相信此事，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挑拨儿子儿媳夫妻关系。　　据汪东说，何震因某些事情对章太炎怀恨在心，时常对刘师培吹枕边风，刘师培听信老婆的话，与章太炎反目。　　无论如何，刘师培对章太炎决裂，此时他对革命党人也很看不惯，在妻子何震和汪公权的撺掇下，有了投靠清廷之心。刘师培窃得章太炎私章，伪造《炳麟启事》。何震还亲自动手，给吴稚晖写信，“揭发”章太炎为“反革命”。　　在得知刘师培伪造启事之事后，章太炎非常气愤，他发表《特别广告》，称启事为刘师培捏造，并揭发刘师培夫妇是清廷密探。刘师培夫妇也准备还击，据说他们准备聘请律师，和章太炎打官司，后被人劝阻。为了泄愤，他们便到到章太炎寓所，将他痛打一顿。　　接下来，有人在章太炎的茶壶里面投毒，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毒茶案”。后经调查发现，投毒者为汪公权。事情败露后，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强烈谴责刘师培夫妇。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查禁《民报》、《天义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在东京的处境很是困难，遂返回国内。　　刘师培回国后，致函黄兴称，章太炎曾让他写信给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端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随信附有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五封信的影印件。刘师培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章太炎对同盟会内部事务不满，曾想出家，去印度学习梵文。因经费问题，曾先后求助于张之洞和端方，但最后此事作罢。1912年，章太炎在给浙江统一党电报中澄清此事，称当时筹款游印，与革命活动无关。刘师培的信让在巴黎的吴稚辉有了可乘之机，吴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称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讧元气大伤。　　章太炎曾想挽救与刘师培友谊，但并未得到刘的谅解。1908年6月1日，章太炎曾致函孙诒让，恳请孙调解他与刘的矛盾。他在信中说：刘师培“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　　刘师培出卖陶成章、张恭后，章太炎仍对刘师培抱有希望，他致书刘师培，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希望他重新回归革命阵营，但刘师培并未理会。　　有学者认为，章刘反目的可能还有学术上的原因。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早已饮誉学林，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刘师培祖辈三代传经，家学深厚，刘本人也在古文经学上卓然成家，且年少气盛，不肯相下。二人长期频繁交往，可能产生龃龉。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可是刘依旧没有理会。　　袍泽　　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陈独秀，二人先后参与了《国民日报》和《警钟日报》的创办。刘师培因考场失意辱骂科举，遭到通缉而逃到上海。陈独秀因在安庆藏书楼发表了爱国演说，被端方通缉潜逃沪上。因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相同际遇，又有强烈的反满情绪，二人过从甚密，时时相聚谈说志向。　　1903年冬，陈独秀回到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临行之时，陈独秀送章士钊和刘师培诗云：“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署名“陈由己”。刘师培深有感喟，在诗下题曰：“由己，由己，由一己所欲。”　　回到安徽后，陈、刘书信往来频繁。陈独秀按时将《俗话报》寄给刘师培。陈独秀的朋友何梅士病逝后，陈独秀作《哭何梅士》诗，刘师培将发表在《警钟日报》上。后刘又向陈约稿，陈独秀作《夜梦亡友何梅士觉而赋此》。刘师培收藏了陈独秀此文的底稿，并在稿下戏道：“由己乎？不由己已，不由己已耳，不由己已耳矣！”　　刘师培加入蔡元培等人组织“国民教育暗杀团”（即光复会的前身），并与章士钊同向蔡元培举荐“江淮志士”陈独秀。章士钊推荐陈的理由是：“此君志大心雄，有一种不峻之坡弗上的斗志，而且人格甚美，忠于人，忠于事，不乏侠士之风。”刘师培则说：“陈君还是吾报的作者。他重友情，讲信用，在芜湖创办并发行一种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他一个人还在干，已经支持了好几个月。”　　陈独秀与皖江中学体育教员柏文蔚在芜湖成立暗杀组织。《警钟日报》被查封后，陈独秀邀请刘师培到皖江中学任教。不久，刘师培化名“金少甫”赴芜湖。刘师培来到后，往往以光复会的钦差大臣自居，而陈独秀不承认芜湖的组织与上海的组织是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刘与陈产生龃龉。　　1907年，刘师培、陈独秀先后东渡日本。在日本时，刘师培与章太炎为“攘夺干部职权”，曾想拉拢陈独秀及苏曼殊。但陈独秀认为“光汉”是狭隘民族主义，拒不参与其中。　　后刘师培投靠端方，端方入川受戮，刘师培被捕入狱。1912年初，得知刘师培的下落后，陈独秀上书孙中山，义保刘光汉。在给孙的上书中，陈独秀历数刘之功德，以“神经过敏”为之开脱。　　1917年，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时的刘师培身体虚弱，生计维艰，他告知蔡、陈，欲进北大任教。陈独秀、蔡元培不计前嫌，聘请刘师培为北大教授。　　1918年，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刘师培执着于旧学，他纠集北大的一班守旧师生，创办《国故》杂志，对陈独秀的《新青年》对垒。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次日，病魔缠身的刘师培在夫人何震的陪同下，强撑身体，与北京大学的新旧学者们一起联名上书，请求保释陈独秀。9月16日，陈独秀出狱。卧床不起的刘师培欲前往迎接，终因力所不逮作罢。　　陈独秀出狱一个多月后，刘师培病情加重，陈多次前往看望。11月10日，年仅三十六岁的刘师培病逝，陈独秀主持了刘的丧礼，并引用康有为诗悼念亡友：“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宽宥　　中华民国成立后，章太炎念及旧情，仍旧称赞刘师培“学问渊深，通知今古”，是“国学精湛之士”，欲“保持绝学”，则须爱惜其人。　　刘师培入狱后，章太炎顾念刘师培学问精湛，人才难得，作《宣言》曰：“昔人曾云，明成祖‘城下之日，弗杀方孝儒，杀之，读书种子绝矣’。……今者文化凌迟，宿学凋丧，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中华民国成立，章太炎与蔡元培联名在《大共和日报》刊登《求刘申叔通信》，寻找刘师培：“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今者民国维新，所望国学深湛之士，提倡素风，保持绝学，而申叔消息杳然，死生难测。如身在他方，尚望先通一信于国粹学报馆，以慰同人眷念。”得知刘师培下落后，章、蔡又电请南京临时政府设法营救刘师培，孙中山也发电文敦请开释其人，不得苛待之。有了孙中山的保释，刘师培才得以出狱。　　刘师培投靠端方，叛变革命，出卖同志，为党人所恨。蔡元培惜其才，极力为之辩护：“刘申叔，弟与交契颇久，其人确是老实，确是书呆！”章太炎也为其开脱：“今者文化陵迟，宿学凋丧，一二博通之才如刘师培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者，谁之责耶？”　　陈独秀在给孙中山的上书中说：“大总统钧鉴：仪征刘光汉累世传经。髫年岐嶷，热血喷溢，鼓吹文明，早从事于爱国学校、《警钟日报》、《民报》等处，青年学子读其所著书报，多为感动。今共和事业得以不日观成者，光汉未始无尺寸功，特惜神经过敏，毅力不坚，被诱佥任，坠节末路，今闻留系资州，行将议罚，论其终始，实乖大法，衡其功罪，或可相偿，可否恳请赐予矜全，曲为宽宥，当玄黄再造之日，延读书种子之传，俾光汉得以余生著书赎罪。……谨此布闻，伏待后命。”　　刘师培先是背叛革命，倒向清廷，后又襄助袁世凯称帝，为时人不齿。蔡元培任北大校长后，力排众议，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门教授，讲授中古文学、《左传》、《三礼》、《尚书》和训诂学等课程。　　关于刘师培到北大任教一事，据与晚年陈独秀来往密切的台静农说：“关于申叔之入北大教授，据我听到的，还是陈独秀先生的意思。当袁世凯垮台后，独秀去看他，借住在庙里，身体羸弱，情形甚是狼狈。问他愿不愿教书，他表示教书可以，不过目前身体太坏，需要短期休养。于是独秀跟蔡先生说，蔡先生也就同意了。”　　刘师培变节后，黄侃对其十分鄙夷。刘师培加入“筹安会”，为袁世凯鼓吹帝制时，曾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称帝。刘的话未说完，黄侃即起身严词拒绝：“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但刘师培远离政治，到北大教书后，在北大的黄侃对刘师培再执弟子之礼。章太炎在为黄侃撰写的《黄季刚墓志铭》中说道：“自师培附帝制，遂与绝，然重其说经有法，师培疾亟，又往执挚称弟子。”　　刘师培病故后，黄侃作《先师刘君小祥会奠文》悼念老师：“我归武昌，未及辞别。曾不经时，遂成永诀。始闻凶信，以师表哀。……我滞幽都，数得相见，敬佩之深，改从北面。”后又作《始闻刘先生凶信，为位而哭，表哀以诗》也说：“拜辞既歉阙，闻信翻疑犹。”　　玉折　　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因患肺结核，医药罔效，病逝于北京，年仅三十六岁。临逝前，他派人把黄侃叫至病榻前，“十分吃力地在枕头箱子里找出一部手抄本递到黄（侃）的手里”，并嘱咐道：“这是我毕生研究得来的音韵学秘本，今天送给你作为临别纪念，望你继承下来，然后把它再传之后代。”　　刘师培与妻子何震曾育有一女，不幸夭折，膝下荒凉，身后极为萧条。陈独秀在丧礼上致悼词，总结刘师培一生功过，在场师生无不为之唏嘘。陈独秀最后引用康有为的诗句悼念刘师培：“曲径危桥都历遍，出来依旧一吟身”。　　据说，刘师培的遗稿存放在黄侃处；又有说法称，刘的遗稿由何震交给了刘文典。刘师培去世后，其主要著作由南桂馨、钱玄同等人搜集整理，编成《刘申叔先生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