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国学大师卷》作者：民国文林 目录 ○国学大师卷 一、黄侃 …………………………………………………………………………… 二、刘文典 ………………………………………………………………………… 三、赵元任 ………………………………………………………………………… 四、刘师培 ………………………………………………………………………… 五、吴宓 …………………………………………………………………………… 六、钱穆 …………………………………………………………………………… 七、王国维 ………………………………………………………………………… 八、陈寅恪 ………………………………………………………………………… 九、章太炎 ………………………………………………………………………… 十、梁启超 ………………………………………………………………………… 后记：夏日曾经盛大 ……………………………………………………………… ※ 细说民国大文人国学大师卷 一、黄侃 黄侃（1886～1935年），初名乔鼐，后更名乔馨，最后改为侃，字季刚，又字季子，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省蕲春县人。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 狂戾 黄侃去访王闿运，王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对黄侃的诗文激赏有加，不禁夸赞道：“你年方弱冠就已文采斐然，我儿子与你年纪相当，却还一窍不通，真是盹犬啊！”黄侃听罢美言，狂性立刻发作，他说：“您老先生尚且不通，更何况您的儿子。” 1908年前后，陈独秀到东京民报社章氏寓所造访，钱玄同和黄侃二人到隔壁回避。陈、章二人闲谈时，谈到清代汉学的发达，陈独秀列举戴、段、王诸人，多出于苏皖，颇为苏皖人自豪。后采话题转到了湖北，说湖北没有出什么大学者。正在隔壁屋子里的黄侃突然跳出来反诘道：“湖北固然没有学者，然而这不就是区区；安徽固然多有学者，然而这也未必就是足下。”陈独秀听了默然而去。 十年后，黄侃到北大执教，陈独秀时任文科学长，办《新青年》，提倡新文学运动，风靡一时。一次在北大的章门弟子集体做诗，咏古今名人，陈独秀说一句：“毁孔子庙罢其祀”，黄侃则对：“八部书外皆狗屁。”所谓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文选》。这句话流传甚广，以陈当时地位之尊，无端受此嘲弄自然大为不快，两人从此结怨甚深。 黄侃向来目空一切，对其老师章太炎的经学，有时候也会批评一声“粗！”。一次，马寅初去看他，谈到《说文》，他一概置之不理，再问，他便不客气地说：“你还是去弄经济吧，小学谈何容易，说了你也不懂！” 黄侃与号称“两足书柜”陈汉章同为北大国学教授，有一回，两人碰头胝足地凑在一起研讨《小学》的心得，然而“言小学不相中，至欲以刀杖相决”，据说当时，黄侃与陈汉章的辩论相持不下。黄侃的豪爽血气陡然间就冒了上来！他拈了一根的手杖递给莫名其妙的陈，自己则执了一把的短刃跳出门外，招手让陈汉章到外面去决斗！后来在同事们的劝说下，才结束了这场因学术之争而引起的决斗。不过，黄、陈二人“后又善遇焉”。 黄侃在北大教书时，很是器重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但后来傅等人倒戈向胡适、陈独秀的《新青年》阵营。据罗家伦回忆说：“从《新青年》出来以后，学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响的，像傅斯年、顾颉刚等一些人，本来中国诗做得很好的，黄季刚等当年也很器重他们，但是后来都变了，所以黄季刚等因为他们倒旧派的戈，恨之入骨。最近朱家骅要请傅斯年做中央大学文学院长，黄季刚马上要辞职。”于是，黄侃就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著名词章家吴梅是黄侃在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的同事，两人关系不错。黄侃某日邀请吴梅赴蟹宴。两人蟹足酒迷，不能自已，忽而吴梅激辩己理正确，黄不认为可。盖此时他也醉酒，就一个巴掌打过去，吴梅也回手相敬。两人转而跳出座位，拟角斗，为同事拉开。酒醒后，两人和好如初。 大学生每届毕业，照例要印制精美的同学录，将师生的写真、履历汇为一集。印刷费用不低，通常都由教授捐助资金。惟独黄侃对这种常例不以为然，他既不照相，又不捐钱，待到学谱印出，学校一视同仁，照样送给黄侃一册，留作纪念。黄侃收下册子，却将它丢入河中，忿然骂道：“一帮蠢货，请饮臭水！”北大的另一位怪物辜鸿铭则与黄侃的做法不同，学生找他索要照片，刊于同学录，他同样感到生气，说：“我不是娼妓者流，何用照片？你们要是不吝惜经费，何不铸一座铜像作为纪念？”他这句话足可令阮囊羞涩的学生退避三舍。 黄侃和黄菊英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每逢老天爷欲雨未雨、欲雪未雪时，学生便猜测黄侃会不会来上课，有人戏言“今天天气黄不到”，往往是戏言成真。 中央大学规定师生进出校门要佩戴校徽，黄侃偏偏不戴。门卫见此公不戴校徽，要看他的名片，他说：“我本人就是名片，你把我拿去吧。”争执中，校长出来调解、道歉才算了事。 有一次，上课铃响了，学生坐满了教室，等待老师上课。但黄侃却安坐在教员休息室，没有丝毫起身往教室走的意思。学生等了一会儿，见老师未到，赶紧报告了教务处。教务处职员知道黄侃名士脾气发作了，马上跑去请他上课，说：“上课时间到了，该上课了。”谁知黄侃两眼望天，冷冷地说：“时间到了哦，钱还没有到呢。”原来，学校没有及时发放薪水，黄侃表示不满。教务处赶快代他领了薪水，他才去教室上课。 一个雨天，其他教授穿胶鞋赴校，而黄侃却穿一钉鞋。“钉鞋”又称“木屐子”，即以桐油反复油浸后的牛皮为鞋帮，厚木块为鞋底，再钉上铁钉防滑。这种钉鞋在乡下走烂泥路极佳，而在城里走水泥路就不太合适了。课后，天放晴，黄侃便换上便鞋，将钉鞋用报纸包上挟着出校门。新来的门卫不认识黄侃，见此公土气，且携带一包东西，便上前盘问，并要检查纸包。黄放下纸包而去，此后几天一直未去上课。系主任见黄教授连续几天未到校，以为生病，便登门探望。黄则闭口不言，系主任不知所以然，赶快报告校长。校长亲自登门，再三询问，黄才说：“学校贵在尊师，连教师的一双钉鞋也要检查，形同搜身，成何体统。是可忍，孰不可忍？”校长再三道歉，后又托众多名流去劝说，也无济于事。黄侃从此就与中央大学脱离关系。 私立中华大学聘黄侃为该校教授，黄侃是个拿干薪的伙计，根本就不到学校去上课。学生就找校长陈时吵，说学校课表上列了黄季刚先生的课，为什么这年把时间了，我们连他的人影都没有见到？是不是学校没有把钱给他？如果学校没有把钱给他，那要退我们的学费，因为就是有鼎鼎有名的黄季刚先生给我们授课，我们才交这么多的学费的。陈时说，我每个月是几百块现洋给他，哪没给钱呢？没有办法陈时多次到黄季刚家中去做工作，请他去给学生上堂把课。黄侃上了课堂开口就骂：“你们是何等动物？非要我来上课？你们出去只管甩我的牌子，就说是我的学生，还怕没得饭吃？看哪个不派你事做？”这就是他在中华大学上的唯一一次课。 1926年武昌高等师范改为国立武昌中山大学，黄季刚（黄侃）先生当代理校长，因其喜欢骂人，作风霸道，教育部正式委派石英先生来当校长。在石英先生第一天到任的校务会上，石英先生望着黄季刚先生，心里想怎么说黄季刚先生以前的工作呢？想了半天开口道：“听说黄季刚先生治校方面比较专制……”话还没有说完，黄季刚先生站起来说：“听说石英的姆妈偷和尚。”石英当即斥他为什么这么无理，黄季刚先生说：“我听说的。”他当即辞职，后来到南京去做教授了。 黄侃到中大教书，最初尚受尊敬，后来朱骝先做校长，朱任为国民党机要，无暇顾及对他的礼貌，黄勃然大怒，说师道沦亡，一定要卷行李走人，国文系再三挽留不成，朱亲自出面挽留也无济于事。黄侃写信给他的学生们：“……但既已垦辞于前，又复勉留于后，直视去就如儿戏，诸生何取焉？‘慎尔忧游，勉尔遁思’，诸生爱我，当为我咏也。” 黄侃在南京期间，偶遇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问他：“先生近来有何佳作？”黄答：“正编《漆黑文选》，你的那篇大作已经入选。”这里“漆黑”二字自《昭明文选》中“昭明”的反意而来，意指戴平日为人做事不够光明磊落，讽刺意味十分明显。戴季陶不知所措，一时尴尬得说不出话来。 伐异 1919年，胡适海外学成归国，任教北大，发起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胡适的横空出世，黄侃生平最得意的、寄以厚望的高足傅斯年很快就倒向了新文学的阵营。据说黄侃每次上课，总要先骂一通胡适，这才正式讲学。 黄侃一有机会便对胡适冷嘲热讽。一次，黄侃当面责难胡适：“你口口声声要推广白话文，未必出于真心？”胡适不解其意，究其故。黄说：“如果你身体力行的话，名字就不该叫胡适，应称‘往哪里去’才对。”胡适十分尴尬。 又一次，黄侃给他学生讲课兴起之际，又谈起胡适和白话文。他说：“白话文与文言文孰优孰劣，毋费过多笔墨。比如胡适的妻子死了，家人发电报通知胡某本人，若用文言文，‘妻丧速归’即可；若用白话文，就要写‘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呀’11个字，其电报费要比用文言文贵两倍。”全场捧腹大笑。 当年，上海有一家叫着“四而楼”的酒楼，为了招徕生意，曾经在报刊上大登其广告。有学生读了“四而”的楼名，不解其意，就去请教大名鼎鼎的胡适教授。胡适一时也摸不准楼主的原意，不敢贸然作答。黄侃听说了，就在课堂上哈哈笑着对学生讲：这胡适之，没有读过《三字经》吗？书上说，“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楼主大概讨的是财源滚滚的兆头吧。 黄侃曾与胡适同在北大讲学。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做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又一次宴会上，胡适大谈墨学，黄侃甚为不满，跳起来说道：“现在讲墨学的人都是些混账王八蛋！”胡适大窘。黄又接着说：“便是适之的尊翁，也是混账王八！”胡适正欲发作，黄却笑道：“我不过是试试你，墨子兼爱，是无父也。你今有父，何足以谈论墨子？我不是骂你，聊试之耳。”举座哗然大笑。 胡适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仅成上半部，全书久未完成。黄侃曾在中央大学课堂上说：“昔日谢灵运为秘书监，今日胡适可谓著作监矣。”学生们不解，问其原因？黄侃道：“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学生们大笑不已。 黄侃在北大课堂上大骂胡适，说：“胡适之说做白话文痛快，世界上那有痛快的事，金圣叹说过世界上最痛的事，莫过于砍头，世界上最快的事，莫过于饮酒。胡适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脖子来给人砍掉。” 五四运动以后，蔡元培经常离校，校务多委托胡适办理。在对外活动上，蔡也经常请胡适作为他或北大的代表，“代蔡先生主席”“代蔡先生做主人”。这让反对胡适的守旧者大感不满。林纾称胡适是“左右校长而出”的“秦二世”。黄侃更讥讽胡为上下翻飞的“黄蝴蝶”。原因是胡适曾写过一首题为《朋友》的白话小诗：“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周作人说黄侃“攻击异己者的方法完全利用谩骂，便是在讲堂上的骂街”。黄侃和钱玄同曾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但黄侃素来轻视钱玄同，常戏呼钱玄同为“钱二疯子”。1926年，钱玄同因妻子患病请假，临时请黄侃来师大国文系任教授。当时系主任是吴承仕，后吴黄二人因小事发生龃龉，黄写了一首讽刺诗，其中有“芳湖联蜀党，浙派起钱疯”之句，无端迁怒钱玄同。 据说，有一次黄侃与钱玄同相遇于章太炎住处，与其他人一起在客厅等章太炎出来。黄侃忽然大呼：“二疯！”钱玄同一贯尊重黄侃，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黄侃如此戏弄，先已不悦。黄侃继续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忍无可忍，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账！”两人就大吵起来，章太炎闻声赶快出来，调解一番，两人才算作罢。 对这件事，钱玄同后来在文章中是这样写的：“与季刚自己酉订交，至今已二十有六载，平时因性情不合，时有违言……二十一年之春，于余杭师座中一言不合，竟至斗口。” 黄侃反对白话文，所以骂胡适、沈尹默和钱玄同。黄侃骂钱玄同尤为刻薄，开着门大骂对面正在上课的章氏同门钱玄同，称钱玄同教学的音韵讲义是他的“一泡尿”，谓其共同留日时，钱乘其小解离座时窃其笔记所得，而钱听了满不在乎，也不回应，关门了事。 黄侃骂钱玄同窃其学问还有另一种版本：黄侃说，他一夜之发现，为钱玄同赚了一辈子生活。他说他在上海穷一夜之力，发现古音二十八部，而钱在北大所讲授之文字就是他一夜所发现的东西。 黄侃去世后，《立报》曾刊登了一篇《黄侃遗事》，中间有一段文字：“黄以国学名海内，亦以骂人名海内，举世文人除章太炎先生，均不在其目中也。名教授钱玄同先生与黄同师章氏，同在北大国文系教书，而黄亦最瞧钱不起，尝于课堂上对学生曰，汝等知钱某一册文字学讲义从何而来？盖由余溲一泡尿得来也。当日钱与余居东京时，时相过从。一日彼至余处，余因小便离室，回则一册笔记不见。余料必钱携去。询之钱不认可。今其讲义，则完全系余笔记中文字，尚能赖乎？是余一尿，大有造于钱某也。此语北大国文系多知之，可谓刻毒之至。” 周作人曾把这篇文章寄给钱玄同，钱复信说：“披翁（按黄侃在旧同门中，别号为披肩公）轶事颇有趣，我也觉得这不是伪造的，虽然有些不甚符合，总也是事出有因吧。例如他说拙著是撒尿时偷他的笔记所成的，我知道他说过，是我拜了他的门而得到的。夫拜门之与撒尿，盖亦差不多的说法也。” 对于黄侃在课堂上骂钱玄同之事，当时北大学生的王昆仓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曾有记载：教文字学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新派的钱玄同，一位是老派的黄侃。我选的是钱玄同的课。一天，我正在课堂听钱老师讲课，不料对面教室正在讲课的黄侃大声骂起钱玄同来了。钱听了也满不在乎，照样讲课。后来，我既听听钱玄同的课，也听听黄侃的课，以便两相对照。 不过黄侃和鲁迅两个文化观截然相反的人倒是相处融洽。黄侃、鲁迅和梁启超曾经联手开列一份最低限度国学书目；黄侃曾说过，在五四新文学作家中，鲁迅的作品最能见出汉字文化的根基和格局。鲁迅也曾经称赞过黄侃的学识。 趣闻 许多黄侃的研究者会将黄侃的嬉笑怒骂的性格，归结于乃父黄云鹄之真传。说是黄翔云老先生的生前，官至四川的按察使，贵为清政府的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甚多，却为人极是淡泊闲逸。黄老先生曾经在为清廷经手一件极正经的差事之事，为四川雅安金凤寺的恬静风光所吸引，一踏足进入寺内，与寺内的一位能文善诗的和尚酬唱甚欢，流连多日，竟把自己正经的差事丢到了脑后。上司颇是恼怒，仍动手参劾他。执笔的幕僚潦草地将此事归结为“流连金凤”四字。朝廷误以为“金凤”是妓女名。当年，清朝的官吏都是明令不容许狎妓的。黄云鹄差一点为此遭到了朝庭的严谴。所以，一般的时论，都认定黄侃不仅是继承了父亲的“痴”的，他还将之发扬阐发为“癫”与“狂”了。 黄侃在北大任教时，慕其名，从其学者甚多。人称黄门子弟为“黄门侍郎”。傅斯年在结识胡适之前，曾为“黄门侍郎”中的侍郎之一。 黄侃行事颇怪，在北大授教时，很是喜欢一名叫郑奠的学生。每次黄出门，郑常常为其拿皮包。郑奠毕业后，留任北大。一日，北大讲授诗词的黄节教授在家里请客吃饭，黄侃和郑奠同时是被邀请的对象。见面后，黄见郑穿一件皮袄，便大为不悦地说：“我还没有穿皮袄，你就穿皮袄了？”郑回答：“我穿皮袄，你管不着我。”黄听了很是生气，从此便与形同陌路。 黄侃讲学，听者甚众。一日，他对主持者说：“来者听讲虽勤奋，而我教桌上似缺少两事。”问：“两事是什么？”即笑而答：“清茶一壶，瓜子一碟耳。” 在中央大学兼课的名流颇多，教授们大都西装革履，汽车进出，最起码也有黄包车。唯黄侃进出，每着一件半新不旧的长衫或长袍，一块青布包几本常读之书。 黄侃曾在中央大学开设“文学研究法”课程，用《文心雕龙》作课本。他平时只管讲课，一向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临到期末考试，他又不肯看考试卷子，也不打分数。此做法在教务处那儿可过不了关，一再催促。最后，黄侃被逼急了，就给教务处写了一张纸条，上书“每人八十分”五个大字。他的意思是学生总想得甲等，给九十分嫌多，七十分又非甲等。八十分正合适。教务处也无可奈何，就不再提起这事了。 程千帆曾记载，他在成都一位学者家里读到老师黄侃答复这位学者的信，措辞极其谦和。这位学者去信赞赏黄侃所撰《音略》，黄侃回信说：“尝自笑非经略之略，乃疏略之略也，何意先生称道之乎？”程千帆于是感慨，老师脾气坏，爱骂人，所以人们常忽略他性格中非常谨慎谦虚的一面。 黄侃处处维护国故。他认为木板书便于批点、执持和躺着阅读，讥讽精装的西式图书为“皮靴硬领”，又说中装的文明和舒适远胜西装，一边说一边将脚上的布鞋脱下来又穿上，并指着一位同学说：“看，你穿皮鞋，就没有这么方便！” 大学者杨树达要杨伯峻（古文史学家）拜黄侃为师，杨伯峻只肯送贽敬，不肯磕头，杨树达说：“不磕头，得不了真本事。”杨伯峻不得已，只好磕头如仪。拜师完毕，黄侃笑道：“我的学问也是从磕头得来的，你不要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黄侃才华横溢，文思敏捷过人，凡领教过的人都为之佩服。有一次，有人请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五六天以后来取。等一连过了四天，他都没有动笔。直道第五天，取碑文的人来了，他才让弟子研磨铺纸，并吩咐把纸打好格。格打好之后，他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写道最后一格，一字不差。 叶楚伧与苏曼殊、黄侃同宴醉酒，已是子夜，自驱马车至味莼园再饮，时月明夜好。黄侃诵龚自珍《写神思铭》中文句：“楼中有灯，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为春星。”徘徊久之，始归。为此，叶写有一诗： 放马月光似水，明灯人影留夜， 安垲第前燕子，衔泥投止朱门。 黄侃在北京时，借住在吴承仕（简斋）的一所房子中，二人本来都是章太炎的学生，相交甚厚。黄侃恃才傲物，在课堂上经常放言无忌，一次被女生告到系主任吴承仕那里。吴知道黄的脾气，委婉地请他注意，一言不合，两人便闹翻了。不幸的是，这年七月，黄侃在北大读书的长子念华突然病逝，念华年仅十九，“性行和厚，能读父书”，黄侃闻讯后悲痛欲绝。 后来黄侃搬走时，不仅不付房租，还在白色墙壁上用毛笔写满了许多带鬼字旁的大字，画了许多黑色叉叉，爬到房梁上写了一行大字：“天下第一凶宅”，然后掷笔而去。吴向他索要房租时，他不仅拒不支付，还理直气壮地说，再要房租，须还我儿来！吴见他如此不讲理又有丧子之痛，只得作罢。 黄侃珍视图书，胜过他物。某日整理书籍，发现《古书丛刊》第二函不见，便怀疑是某人所取。便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此儿取书，从不见告，可恨可恨！”并写一贴条，粘于书架之上。其辞曰：“血汗换来，衣食减去。买此陈编，只供蟫蠧。昼夜于斯，妻孥怨怒。不借而偷，理不可恕。”第二天，《古书丛刊》第二函在别的书架上找到了，黄才怒气全消。 黄侃讲课，颇多奇行怪举。田炯锦《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有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黄侃曾在金陵大学兼课，慕名来听课者甚众。孰料该校农学院院长某君，刚从美国获农学博士头衔回来，不可一世。某日，此君忽发奇想，要在校本部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海报贴出，全校轰动。当日恰逢黄侃上课，学生因去观看“新法阉猪”者特多，故上课者寥寥无几。黄便问明缘由，便宣布：今天上课者不多，大家都去凑凑热闹。在“阉猪”表演现场，院长某君先是得意洋洋地让学生捆出一头大肥猪，紧缚在手术架上，然后开肠破肚，谁知折腾半天也未能找到猪卵巢在哪里，被“阉”之猪不久就一命呜呼。“阉猪”表演却变成了“宰猪”演示。黄侃很快就吟成一阕词，以讽其人其事： 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睹。佳讯竟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畜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 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刘成禺在《世载堂杂忆·纪黄季刚趣事》中写道：“黄季刚侃平生有三怕：一怕兵，二怕狗，三怕雷。”其中怕雷更是怕到“蜷踞桌下”的地步。黄侃留下了八十万字的《日记》，从中看出怕雷、怕兵、怕狗之说乃是千真万确的。黄侃还交代了他怕雷的原因，主要是受了《论衡·雷虚》和文学书的影响，因而落下了心悸的病根。 黄侃作一首七律《闺情》，诗中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万、半、双、两等数词，一气呵成，颇为有趣。诗云： 一丈红蔷荫碧溪，柳丝千尺六阑西。 二情难学双巢燕，半枕常憎五夜鸡。 九日身心百梦杳，万重云水四边齐。 十中七八成虚象，赢得三春两泪啼。 黄侃晚年喜好《周易》，尤精于爻卦卜算之辞，自诩别有会通，可借此致富。一日，卜得上上卦，便去都买彩票，竟然得中头彩。黄异常得意，逢人便说：“今日所获，稽古力也。”后用彩票收入购置了新屋一座。 嗜欲 武酉山曾概括黄侃的课余消遣为：喝酒、抽烟、喝浓茶、听清唱昆曲、游山玩水。 黄侃好吃。一日，他听说一些相识的同盟会会员在某处聚餐，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他并不在邀请之列。他知道自己没有被邀请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过去曾骂过其中一些人，可是怎奈挡不住美食的诱惑，于是不请自来。设宴者见黄侃进门，吓了一跳，旋即装作很热情的样子邀他入座。黄侃二话不说，脱鞋坐下，就挑好的吃。吃完之后，他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骂道：“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就赶紧跑了。 1915年，黄侃的恩师章太炎因大骂袁世凯，遭到软禁。黄侃怕老师寂寞，便前往陪住。章太炎向来对饭菜很不讲究，厨子为袁世凯派来的警察假扮，手艺很差，菜式单调。但黄侃却极重口腹之欲，面对如此饭菜，实在难以下咽，于是他怂恿章太炎换了个四川厨子。这样一来，他就得罪了那位假扮厨子的警察，因为此警贪污伙食费，黄侃此举断了他的财路，便怀恨在心，没过多久就将黄侃扫地出门了。 朱希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某日宴请同为章门弟子的黄侃，但黄侃赴宴后表示烧酒、绍兴酒都不喝，指名非要喝五加皮（啤酒）不可。朱只得临时派人去买。 一次，某人宴客，席间有熊掌、蛇羹、八珍等美味。黄侃得知后，很想去大快朵颐。但他曾经骂过主人，不便前往，可又禁不住美食的诱惑，于是便请好友刘成禺为其想办法，并保证从入席到终席，绝不发一言。刘成禺便去与主人商量，主人勉为其难，发帖请黄侃赴宴。这日席间，黄侃果然只吃不说话，众人都觉得奇怪，以为他转了性子，其实不知他为了美食才愿意“忍气吞声”。 冯友兰回忆，黄侃在北大任教时，常常穿一件蓝缎子团花长袍，黑缎子马褂，头戴一顶黑绒瓜皮帽，腰间露出一条白绸带。给学生讲课时，他讲到关键的地方，突然停下来不再继续，并说，这里有个秘密，专靠北大这几百块钱的薪水，我还不能讲，你们要我讲，得另外请我吃饭。 陈祖深亦回忆黄侃让学生请客吃饭之事：“（黄侃）真正学问，不传普通弟子。欲得其真传者，必拜师门。既入其门，凡有酒食，必先生馔，与先生偕，一切费用，必为代储。则大乐矣。” 黄侃有一位学生，平日对黄执礼甚恭。某日，该生在“同和居”宴客。主宾落座后，他忽然听见黄侃在隔壁说话，打听得知黄侃也在此处请客吃饭，就赶紧过去问好，不料黄侃见面就对他大加训斥。该生洗耳恭听良久，见黄侃没有丝毫打住的意思，便心生一计，把饭馆的人叫来，当着黄侃的面交代说：“今天黄先生在这里请客，无论花多少钱都记在我的账上。”黄侃一听，立即停止训斥，对该生说，好了，你走吧。 黄侃在北大开设《说文解字》课程时，学生都觉得此门功课晦涩难懂。因此，每次期末考试，这门课都有学生不及格。后来，学生们知道黄侃好吃，投其所好，凑钱宴请黄侃，他欣然前往。这年期末考试时，学生们果然都及格了。校长蔡元培知道这件事情后，责问黄侃为何违反校规，接受学生们的吃请。黄侃不以为意，答道：“他们这帮学生还知道尊师重道，所以我不想为难他们。” 杨伯峻拜在黄侃门下后，黄侃常带他和其他弟子一起出游。游罢，便找一家有名的饭馆吃晚饭。黄侃每饭必饮好酒，且酒量极大，学生中酒量最好的也不能及。黄侃说：“饮君子要浅斟细酌，用大杯咕噜咕噜喝下去，纵使喝得多，算不得饮君子。”所以每次吃饭都要花上两三个小时。饭罢，还要拈韵，或作诗，或填词，限第二天下午课前交卷。他自己也作，拿来和学生们的比较。 黄侃爱吃花生米，据说他爱居南京，是因为南京的花生米太好的缘故。 黄侃爱喝酒吃蟹。卞孝萱回忆黄侃，“群贤雅集，联句作诗，（黄侃）一手持酒，一手持螯，谈笑风生。” 黄侃晚年，饮食都由妻子亲自动手烹调，每餐必须要有鱼肉鸡鸭山肴之类。如黄侃觉得不适口，便要妻子重做，有时一盘菜肴竟改做三四次；改做适口后，也仅是吃三四口而已。 黄侃好饮。他与居正是湖北老乡，早年间都是同盟会会员，私交甚笃。居正任司法院长后，拜访者甚众，所以每日下班后，便避不见客，由门房挡驾。一日，黄侃去拜访居正，门房见他的外表和衣着土气，不太像有身份的贵客，照例以“院长不在家”挡驾。可黄侃却是旁若无人，长驱直入。门房赶紧上前紧拉黄的衣袖，一边吆喝道：“你是什么人？出去！”黄侃大怒，一边骂：“你是什么东西，你管不着！”一边挣脱继续往里走，不料用力过猛，衣袖拉破了一道大口子。 两人的争执惊动了居正，他走出门，黄侃便大发雷霆：“觉生（居正字觉生），你做了官，居然就摆起官架来了！”居正一看是黄侃，忙连声叫道：“季刚！不要理他！”又回过头来斥责门房说：“我早就关照过你，这位黄先生来的时候，立即通报，你怎么忘了！”门房赶忙回道：“怪我多吃了两杯酒，糊里糊涂的。”居正大笑，牵着黄侃的手说：“快进去坐，有两瓶茅台，请你尝尝。”黄侃一听，怒气全消，高高兴兴地随居正进门了。 堵述初回忆，黄侃午餐时总要饮酒，下午上课走进教室时，他清癯的脸上微带红色，酒意并未全消。当时女学生们上课总喜欢坐在第一排，但每逢黄侃来上课，她们都自动改坐到第三排的座位上，以避酒气。 黄侃常与学生一起郊游、吃饭、喝酒，畅谈学问，于闲谈中给学生莫大启发。他讲学也是天马行空，没有章法，讲到哪里算哪里，但又处处都是学问，非一般人能理解。黄侃在北京时，经常陪同他游玩的“黄门侍郎”有孙世扬、曾缄二人。孙世扬曾说：“先生好游，而颇难其侣，惟扬及慎言无役不与，游踪殆遍郊坼，宴谈常至深夜。先生文思骏发，所至必有题咏，间令和作，亦乐为点窜焉。” 黄侃的学生中，他对陆宗达极为器重。原因是陆能喝酒能抽烟，故深得黄侃喜爱，两人常一边吃喝一边论学，有时一顿饭要吃四五个小时，陆从中学到许多在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获益良多。 黄侃的侄儿黄焯曾在回忆文章中说，黄侃“每餐豪饮，半斤为量”。黄侃对酒不挑剔，黄酒、茅台酒、白兰地、糟醴、麦酒、啤酒等，他来者不拒，经常喝到“大醉”、“醉甚”、“醉卧”。 黄侃好饮，不知节制，但他却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侃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 黄侃说他自己身体不好，如果不是学过拳术，身体恐怕要更坏。但他牢骚满腹，无从发泄，所以只能寄情于杯中物了。他每日早晨要喝四两酒，才出来上课，冬季常患咳嗽，吐血症从来就没断过根。他喜欢吃蟹，螃蟹上市时，喝酒便更多了。 因好杯中之物，黄侃与几任妻子都闹得不可开交。黄侃对自己别的嗜好常生悔意，进行反省，惟独对喝酒，他从不自咎，反而将妻子的劝阻视为自己的“附疽之痛”，夫妻感情也一落千丈。黄侃最后也因饮酒而亡，他辞世前偕友登北极阁、鸡鸣寺，持蟹赏菊，饮酒过度，导致胃血管破裂，吐血身亡。汪东为黄侃逝世一周年所撰的祭悼词中说：“季刚伤时纵酒，遂以身殉。” 黄侃爱书如命。黄侃一生最大的家私，便是书籍。章太炎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说：“有余财，必以购书”。一次，黄侃跟他学生聊关于他买书的趣事，说他的太太，常常责备他拼命去买书，有时把钱汇到外埠去买，钱寄出后，天天盼望包裹，等书真的寄来了，打开包裹，匆匆看过一遍后，便把书往书架上一放，甚至从此便不再翻阅，这实在是太浪费了。黄侃却回答道：“要知我买书的快乐，便在打开包一阅之时，比方我俩结婚吧，不也就在新婚燕尔之时最乐吗？” 由于黄侃藏书甚多，如何放置这些“珍宝”及搬家时怎样装书便时常困扰着他。黄侃的书全是散放在架上的，甚至地板上几案上也一堆一堆的放着。有一次，广州中山大学请他去教书，无论校方怎样苦劝，开出的待遇多么优厚，黄侃都不答应。别人问他为何不去中大教书，黄侃淡淡地答道：“我的书太多，不好搬运，所以就不去了。”然而，黄侃辛辛苦苦收藏的书籍最终却横遭他人糟蹋。“一·二八”事变的时候，黄侃举家搬迁，仓促中装了八卡车书，运到采石矶暂存，不料被当地居民盗出，成筐论斤地当作废纸卖了。 黄侃年仅50岁就逝世。有说他精神超常，在于饮极浓之茶，茶水几黑如漆，工作之前，必狂饮之，屡屡饮之。虽精气激发，却大伤身体。 婚姻 黄侃个性轻狂，据说一生结婚九次，报刊曾有“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非吾母，非吾女，可妻也”之说。 黄侃的发妻是王氏，二人聚少离多，后王氏病逝。关于王氏，并没有太多的记载。 章太炎的夫人汤国梨曾回忆黄侃骗婚黄绍兰一事，致其一生流离失所，直斥黄为“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黄绍兰是黄侃的同乡、同族，黄侃当过她的塾师。后来，黄绍兰从北京女师肄业，去上海开办博文女校，黄侃便到上海追求她。发妻尚未下堂，黄侃心生一计，骗取黄绍兰与自己办理结婚证书，用的是李某某的假名。黄侃的解释是：“因你也明知我家有发妻。如用我真名，则我犯重婚罪。同时你明知故犯，也不能不负责任。” 谁知好景不长，黄侃回北京女师大教书，与一苏州籍的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合，此事被黄绍兰的好友侦知。黄绍兰闻讯，欲哭无泪，因为婚书上男方的姓名不真，又如何对簿公堂？更可悲的是，她与黄侃生有一女，其父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父女关系。黄绍兰后来投在章太炎门下，深得章夫人汤国梨的同情，但她摆脱不了黄侃给她心灵投下的巨幅阴影，终于还是疯掉了，而且自缢身亡。汤国梨在《太炎先生轶事简述》一文中公开表明她看不惯黄侃极不检点的私生活，骂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耻”，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武昌女师学生黄菊英与他的大女儿同年级，常到黄家串门，以伯叔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位女学生也非常友善。就这样日久生情，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此事传遍武汉学界，顿时成为丑闻。黄侃何时怕过别人骂他伤风败俗？他居然要学生收集骂他的小报，以供蜜月消遣。他填了一阙《采桑子》的词给黄菊英，可谓十二分深情：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菊英反复默诵这阕词，泪眼朦胧，大受感动。她认定嫁为名士妻，修到才子妇是人生莫大的幸福，便毅然脱离家庭，与黄侃结为夫妻。 黄侃在门上挂了一个小木牌，上面写“坐谈不得超过五分钟”。有一次，女学生舒之锐和程俊英去黄侃处借阅杂志，见到木牌后即准备离去，黄侃说：“女学生不再此限，可以多坐一会儿。” 圣童 黄侃的父亲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曾做过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后官至四川按察使，为清二品大员和著名学者，一生著述繁多。黄父一生为官清廉，人称黄青天。黄侃系庶出，其生母周氏原是黄家女仆，后被收为副室。 黄侃之父教子甚严，规定《史记》、《汉书》必须从头背到尾。黄侃天资聪明颖慧，幼承庭训，耳濡目染。5岁之际，黄侃随父诣成都武侯祠，祠壁悬楹联甚多，他一一咸默记之。归后，乃父问其一二，他当即朗声背诵，其父惊诧不已。 黄侃7岁时，黄云鹄应江南尊经书院山长之聘，留黄侃于蓉城延师授读。因家用匮乏，黄侃奉母命寄书告父，并于书末缀一诗云：“父作盐梅令（指其父曾任四川盐茶道），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时黄云鹄之挚友、宜昌王鼎丞自山西布政使解职后客居江宁，读小季刚诗，诧为奇才，即以其女许之，这就是黄侃的原配王夫人。黄父见到幼儿写的家书，既激动又惭愧，遂和诗一首：“昔曾司煮海，今归食无盐；惭愧七龄子，哦诗奉父廉。” 9岁的黄侃已能读《经》，日逾千言，人呼“神童”。其父以书谕之曰：“尔负圣童之誉，须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阴，勿谓年少，转瞬即壮志矣。”十岁时，黄侃已读完四书五经。 父亲黄侃对他的教育特别重视，把自己从四川带回来的几十箱书集中在一个屋子里，作为他读书的地方，上题“归学处”三个字。黄侃正是在这间小屋里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十三岁时，父亲病逝，母承父志，仍请人在“归学处”课业，上完课时常常已是深夜，母亲仍秉烛在外面等着。此时家中偏门已锁，常常要翻山从小径绕到大门回家，辛苦之极。母亲恐他有畏难情绪，问道：“汝亦知求生之道乎？”黄侃深知母亲苦心，慨然答道：“读书而已。” 黄侃13岁丧父，因系庶（妾）出，颇受歧视。丧父之后，黄侃所受刺激甚深，立志劬学以在大家庭中立足，其锐敏勤学亦绝人。 黄侃15岁考中秀才。不久清廷废科举、兴学堂，黄考入湖北文普通中学堂为第一期学员。同学中有宋教仁等人，稍后有查光佛、郑江灏、欧阳瑞骅、董用武（必武）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 师徒 黄侃与章太炎相识于日本。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裤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黄侃与其师章太炎的相识还有一种版本，一次黄侃随众人往章太炎住所拜谒，看到章在墙上用大字写着东汉戴良的四句话：“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黄觉得章为人太狂，恐难接近，萌生退意。后章在报上看到黄的文章，惊为奇才，投书约见，二人遂得以相识。 黄侃跟章太炎在东京住了三年多，一直埋头苦读，不时向章请教。可笑的是，他跟章甚久，始终没有“拜师”的形式，章很以为奇。到黄侃决定回国，向章求临别赠言，太炎先生说：“你要拜一个好老师常常指教你才好。”他问什么人好，太炎说：“北京找刘申叔（刘师培）吧。”他答：“暂时不想去北京。”太炎说：“只讲孙诒让也好。”他答：“不想到浙江。”太炎说：“陈伯韬在南京，你可去找他。”答：“南京恐怕去不了。”太炎说：“那怎么办？万不得已，就是我勉强点吧！”这时黄侃才认真地磕头，算是拜了师。从此黄侃位列章太炎门墙，章太炎对黄的学识也十分激赏，曾夸道：“恒言学问进益之速，如日行千里，今汝殆一日万里也。” 章太炎曾对几位高足一一封号：蕲春黄侃（季刚）为天王，吴县汪东（旭初）为东王，海盐朱希祖（逖先）为西王，归安钱夏（中季）（即钱玄同）为南王，歙县吴承仕（检斋）为北王，合称“五大天王”。世人又称黄侃、汪东为“章门二妙”。几大天王中黄侃最得章氏青睐，章称其“清通之学、安雅之词，举世罕与其匹……” 章太炎《新方言》出版时，不请同辈，却请黄侃为他写《后序》，也足见其对黄的看重。 黄侃虽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但对老师章太炎却执礼甚恭。这一对师生惺惺相惜，留下许多趣闻。“前中大教授黄季刚先生，为章氏最得意弟子，季刚先生事章氏恭谨又倍于他人，黄有弟子陈君，亦能传其衣钵，主章家为西席，章氏以西席礼待之。每逢新年，季刚先生必诣章宅叩贺，至必行跪拜礼，黄叩章，陈又叩黄，章又向陈行礼。坐定，陈举茶敬黄，黄敬章，章又敬其西席，如此循环不绝，家人传为笑谈。” 黄侃对恩师章太炎执礼甚恭，汪辟疆说他“二十余年间执弟子礼始终甚谨”。“‘于并世老宿多讥弹’，惟于太炎先生，则始终服膺无间。有议及章先生者，先生心盛气争之，犹古道也。”章太炎也称他“性虽俶异，其为学一依师法，不敢失尺寸”。黄侃平时爱写诗，经常请章审阅，黄侃对章的字纸都特别珍视，每获得章信，便裱起来珍藏。章知道黄有此爱好，有时还特地为黄写几幅字，写几首诗，黄每有所获便如获至宝。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章太炎六十大寿。当时章住上海，为祝贺老师生日，黄侃特地提前几天赶往上海做准备，可见其至诚之心。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象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黄侃英年病逝，章太炎不胜悲痛，亲为弟子撰写墓志铭，称其“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 黄侃在北大几乎骂遍同列，连师弟钱玄同也不放过，惟有一人，他以礼相待，这人就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别人问黄侃何故对刘师培特殊优待？他回答道：“因为他与本师太炎先生交情很深。” 章太炎、刘师培、黄侃三人常在一起切磋学问，然而每次谈到经学，只要黄侃在场，刘师培就三缄其口，黄侃很快就猜透了对方的心思。有一次，刘师培感叹自己生平没有资质优秀的弟子堪当传人，黄侃即朗声问道：“我来做你的关门弟子如何？”刘师培以为黄侃只是开玩笑，便说：“你自有名师，岂能相屈？”黄侃正色相告：“只要你不认为我有辱门墙，我就执弟子礼。”第二天，黄侃果然用红纸封了十块大洋，前往刘家磕头拜师，刘师培当仁不让，欣然受礼，他说：“我今天就不再谦让了。”有人认为黄的学问在刘之上，黄不必自轻身份，黄说：“《三礼》为刘氏家学，非如此不能继承绝学，此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一九一六年刘师培与黄侃在北京见面时，刘将其关于《左传》的研究著作出示给黄侃，黄读后十分佩服，认为刘乃“旷代奇才”，对其过目成诵的才能尤为推崇。一次侄子黄焯问黄侃，刘师培与章太炎哪一个读书较多，黄侃不悦道：“汝何知？刘先生之博，当世殆无其匹。其强记复过绝人。” 有一段时间刘师培失业在家，黄侃向蔡元培推荐他到北大任教，蔡以他曾经依附过袁世凯不肯聘任，黄侃则坚持说：“学校聘其讲学，非聘其论政。何嫌何疑？”最终蔡接受了黄的意见，聘请了刘。 刘师培去世前对黄侃说：“我一生应当论学而不问政，只因早年一念之差，误了先人清德，而今悔之已晚。”刘师培去世次年，黄侃在武昌写了一篇悼文《先师刘君小祥奠文》，中有“悲哉小子，得不面墙，手翻继简，涕泪浪浪”之句。 当时黄刘二人名气相差无几，且刘仅年长二岁，黄拜刘为师令许多人不解。连章太炎也不以为然：“季刚小学文辞，殆过申叔（即刘师培），何遽改从北面？”黄答：“予于经术，得之刘先生者为多。”这也足见黄侃的好学精神。 治学 1912年1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参议员。同年，黄侃出任上海《民声日报》总编辑，边办报边研究小学、经史等。旅居上海时，黄侃对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的篡权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革命功成，实由民气。民气发扬，端赖数千载姬汉学术典柯不绝，历代圣哲贤豪精神流注，俾人心不死，种性不亡。是以国祚屡斩而不殊，民族屡危而复振。且以已承父师之业，将欲继绝学，存国故，植邦本，固种性。故自光复后，不欲与政事。平生兴国爱族之心，一寄于文辞。欲持此为报国自请之具。”从此弃政从文，埋头国学。这是黄侃一生的转折点。 黄侃论学问之道曰：“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又云：“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黄侃论学术云：“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又云，“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黄侃言初学之病有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故黄侃有一句经典名言：五十之前不著书。这句话半个世纪后还在武汉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成为他治学严谨的证明。黄侃生前，章太炎曾多次劝他著书立说，但黄终不为所动。后因早逝，故留传于世的著作不多。章太炎在黄侃的墓志铭中写道：“（黄）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遂以中酒死。” 黄侃论成才云：“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黄侃曾言，读书前“要如一字不识人”，方能读书。黄侃读书，喜欢随手圈点。他圈点时非常认真，许多书都不止圈点了一遍。如《文选》圈点数十遍，《汉书》、《新唐书》等书三遍。《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详加圈点，绝不跳脱。因此，他把读书时只随便翻翻，点读数篇辄止者称作“杀书头”，很不以为然。关于黄侃读书之苦，许多学者津津乐道，但他并不以为苦事。有一次，黄侃与学生陆宗达闲聊，黄问陆：“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不知道老师此问何意，就乱猜一通，说这个最高兴，又说那个最高兴。黄侃听后，都只是摇摇头。最后，陆问老师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最高兴。”这次谈话让陆宗达终生铭记于心。 黄侃在北京大学主讲国学之际，终日潜心“国故”，常废寝忘食。一次，友人登门拜访。进门见黄一手持馒头欲吃又止，一手捧书，知其正沉溺书中，不便打扰，即静坐恭候。忽然，“啪”的一声，友人大吃一惊，原来黄读到开心处，先在桌上猛击一掌，再将馒头蘸进朱砂和墨汁盒后放入嘴里，脸上被弄成了一个大花脸。 黄侃常对人说：“学问须从困苦中来，徒恃智慧无益也。”他以为“治学如临战阵、迎敌奋攻，岂有休时！所谓扎硬寨、打死仗，乃其正途”。每读，必正襟危坐，一丝不苟，白天不管如何劳累，晚上照常坚持鸡鸣始就寝，从不因人事、贫困或疾病而改变。有时朋友来访，与之纵谈至深夜，客人走后，他仍要坐在灯下校读，读毕才就寝。民国二年（1913年），他旅居上海时，穷困特甚。除夕之夜，街里爆竹喧喧，通宵达旦，而他却兀坐室内，一灯荧然，精心研读，不知困倦，直到晚年临终前，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黄侃临终之际，所读《唐文粹续编》尚有一卷没有批点完，他吐着血，叹息道：“我平生骂人杀书头，毋令人骂我也。” 黄侃临终前，不断吐血，医生注射安眠止血药剂，“乃稍稍入睡，昏卧喃喃若梦呓，多涉学术语”。 传道 黄侃在北大授课时，他讲《文选》和《文心雕龙》十分传神，吸引了大批其他系的学生。黄善于咏诵诗章，阴阳顿挫，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所以，学生们情不自禁地唱和，成为北大校园一种流行的调子，被师生们戏称为“黄调”。 黄侃有次与学生讲《说文》，说了“荠”字之字形、音韵、训诂，最后忽然说：“你们记着，荠菜馅的饺子最好吃！”全班大笑，于是对这个“荠”字印象深刻。 学生都称黄侃是一个“特别教授”，在堂上对《说文解字》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引起了全班同学啧啧称羡。有一天，黄的学生为他拿皮包时发现内有许慎的《说文解字》，打开一看，那书上画得太特别了：书头蝇头小字，密密麻麻，有墨笔写的，有朱笔写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符号，全书9300字，每个字都有自己的讲法；别人的讲法，有的他肯定，有的他否定，也都记在了上面。 据说，他对《说文解字》读了五次，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他去讲授的时候，也每一次有新的内容，同学们说：听黄先生的课，百听不厌，常听常新。一个学生看了黄侃所读的那本《说文解字》后，对他说：“黄先生，你这批在书头上、书边上的东西，颜色各异，字又那么小，谁还认得呢？”黄侃半开玩笑说：“我要人认得干什么呢？别人要知道了上面的内容，我就不是第一了。”大家都哄地笑了。 姜亮夫惊叹于陈寅恪的语言广博，他对老师黄侃说：“我自己的根底太差了，跟寅恪先生无法比！”黄侃说：“这话你也不必这样讲，我们过去的古人，谁又能够懂八九国的语言呢？他们难道没有成绩吗？王念孙虽然一样外文不懂，难道他不是一个大学者吗？难道他没有成绩吗？所以学问的问题，只问你钻研不钻研，钻研总是有路子，你不钻研就什么路子都没有。个人要根据个人情况来钻研。”听了这番话，姜的心才渐渐地平静下来。 著名的古典文学学者程千帆回忆老师讲课：“老师晚年讲课，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兴之所至，随意发挥，初学的人，往往苦于摸不着头脑。但我当时已是四年级的学生，倒觉得所讲胜义纷纭，深受教益……”程千帆还说：“老师不是迂夫子，而是思想活泼、富于生活情趣的人。他喜欢游山玩水，喝酒打牌，吟诗作字，但是有一条，无论怎样玩，他对自己规定每天应做的功课是要做完的……” 陆宗达曾拜黄侃为师。见过先生，黄侃一个字也没给陆宗达讲，只给他一本没有标点的《说文解字》，说：“点上标点，点完见我。”陆宗达依教而行。再见老师时，黄侃翻了翻那卷了边的书，说：“再买一本，重新点上。”就将书扔到了书堆上。又一次见老师时，陆宗达送上点点画画已经不成样子的《说文解字》。黄侃点点头，说：“再去买一本。”三个月后，陆宗达又将一本看得很破的《说文解字》拿来，说：“老师，是不是还要再点一本，我已经准备好了。”黄侃说：“已经标点了三次，《说文解字》，你已经烂熟在心，这文字之学你已得了大半，不用再点了。以后你做学问也用不着总翻这书了。”说完，黄侃又将那书扔上书堆，这才给陆宗达讲起了学问的事。 后来，陆宗达终于成为我国现代训诂学界的泰斗。他回忆自己的学习历程时说：就是当年翻烂了三本《说文解字》，从此做起学问来，轻松得如庖丁解牛。 黄侃弥留之时，他说不得话，手却指向架上一书。学生们将书拿来，他翻到一页，手一点，人已逝去了。送走老师之后，学生们想起那书，大家翻开一看，顿时觉得，雷电之光，激荡天地：前几日学生们争论的一个问题，老师没能作答。原来，老师最后手之所指，正是答案所在。 大节 一九○三年，黄侃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文普通学堂。在孙中山等人影响下，此时的武汉已成为一个思想重镇，文普通学堂则聚集了董必武、宋教仁、田桐等一批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此时黄侃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很快成为学生活动的积极分子，后终因参加反清的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 被开除后，张之洞念他是故人之子，又是个难得的人才，便派他公费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黄侃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08年，正在日本求学的黄侃，获悉母亲病危，驰归侍疾，寓居于蕲州高等官学堂附近的黄氏公屋。当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病逝，清廷下令各地举行“国丧”。高等官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田桓在“哭临”时，流露不满情绪。堂长杨子绪竟于翌晨高悬虎头牌于揭示处，要开除田桓的学籍，全学堂一时哗然。黄侃获悉大怒，跑进学堂，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而去。后经劝学所所长陈筱丹调停，事情不了了之。过了几天，田桓带头剪辫，杨子绪十分恼怒，又将虎头牌悬出。黄侃闻讯手持木棒冲进学堂，先砸烂虎头牌，又要痛打杨子绪，杨吓得钻进工友的床底下，才免遭一顿痛打。不久，清廷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鄂督陈夔龙遣吏捕捉黄侃，黄仓皇出奔，再次亡命日本。 黄侃遭到清政府通缉，次年逃回日本，继续在报上鼓吹革命，先后发表《哀贫民》、《哀太平天国》、《专一之驱满主义》和《讨满洲檄》等文章。 1910年，在湖北革命党人邀请下，黄侃回到老家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说，鼓动革命，响应者达万人。因系名门之后，又善演讲，大家推他为首，称他为黄十公子，俨然一名年轻的革命活动家。 1911年，黄侃在《大江报》上撰文，宣称：“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黄侃的文章引起广泛震动，结果导致《大江报》被封，主编詹大悲被捕。十月十日，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等人会于武昌，并参加军政府工作。武昌首义失败后，黄侃返蕲春老家组织“崇汉会”义兵，人数达二三千人，拟从背后袭击冯国璋，解武汉之围。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 1911年7月，黄侃因宣传革命，被河南豫河中学解职。返蕲春途经汉口之际，同盟会会员、“文学社”机关报《大江报》主编、乡人詹大悲和副主编何海鸣等人为黄设宴洗尘。席中，论及清廷的腐败、蓬勃高涨的革命怒潮和立宪党人“和平改革”的欺骗术，黄侃愤慨不已。是夜，黄侃借助酒性，撰写了一篇时评。 袁世凯筹谋称帝，因黄侃名气甚大，并准备授予黄一等金质嘉禾勋章，授意黄侃为他写《劝进书》。黄卑视袁的为人，因而拒之，并作诗歌嘲讽此事，说“二十饼子金真可惜，且招双妓醉春风。”（据言当时一枚嘉禾勋章值二十金。）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大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辗转打听到章氏下落，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舟共济数月后，终被警察驱逐。 黄侃的老师刘师培后来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1915年，刘在北京召集学术界知名人士开会，动员黄侃等人拥戴袁氏称帝，话未说完，黄侃即起立目，严词拒绝之，并气愤地说：“如是，请先生一身任之！”说完拂袖而去。到会的众人亦随之而散。 民国建立，黄侃在上海主办《民生日报》。“九·一八”事变发生，他拍案作《勉国人歌》：“四百兆人宁斗而死兮，不忍见华夏之为墟。” 南京国民政府执政时期，黄侃的同盟会故友多系国府显贵，他耻与往来。惟有居正当时受蒋介石软禁，形单影只，不胜苦楚，旁人躲之不及的时候，他却常至居正囚地，与其谈心解闷。后来居正东山再起，复登高位之后，他竟不复往见！居正念他的友情，亲赴量守庐诘问他为何不再来玩，他正色答道：“君今非昔比，宾客盈门，权重位高，我岂能作攀附之徒！” 孝道 黄侃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章太炎在后面写了一段文字：“蕲州黄侃少承父学，读书多神悟，尤喜音韵，文辞澹雅，上法晋宋。虽以师礼事余，转相启发者多矣。颇好大乘，而性少绳检，故尤乐道庄周。昔阮籍不循礼教，而居丧有至性，一恸失血数升。侃之念母，若与阮公同符焉……” 为生计所迫，黄侃经常四处奔波教学，随行都会带着一口棺材，一时成为时人谈资，黄侃却依然我行我素。这口棺材是黄侃父亲当年在四川做官时自制的，上面有黄侃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题写的：“为子有一念忘亲，为臣有一念忘君，为官有一念忘民，天地鉴察，鬼神式凭。俾尔后嗣，不能载寝载兴。”后因棺材太小留给了田夫人。田夫人系黄父正室，非黄侃生母，可黄侃对田夫人视若生母。 1922年夏，田夫人去世，黄侃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黄侃专门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率家人设供祭祀，伤恸不已。 绝命 黄侃曾说“不满五十不著书”。1935年，黄侃五十大寿，章太炎十分高兴的赠他一副对联：“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上联以孔子“五十读《易》”的典故，称赞他50年来都在勤奋学习；下联用蔡邕《曹娥碑》的古典，希望黄侃今后可以潜心著述。黄侃见联大为恐惧，因为章太炎联中嵌有“黄绝命”三字。殊不知，章太炎的联句竟成谶语。 1935年10月5日，黄侃因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经抢救无效于八日去世。就在去世前一天，虽吐血不止，黄仍抱病点毕《唐文粹补编》，并披阅《桐江集》五册。章太炎听到噩耗后，恸哭不已，连呼：“这是老天丧我也！这是老天丧我也！” 赞誉 1920年，陈独秀在武汉高师演讲时，感叹道：“黄侃学术渊邃，惜不为吾党用！” 周作人谈到这位大师兄时，颇有微词：“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说起有些事情来，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讲疏·序》中说：“吾游学京师，从蕲州黄季刚先生治词章之学，黄先生授以《文心雕龙札记》二十余篇，精义奥旨，启发无遗”。 贵州大学教授张汝舟回忆民国十七年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时的情景说：“黄先生讲声韵学的确是很别致的，他的教材教法，不守常规，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使听者忘倦。” 1934年12月17日，钱玄同在师大月刊上发表《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的论文，认为论古韵“截至现在为止，当以黄氏二十八部之说为最当”。 钱玄同在黄侃去世不久，特地撰写挽联一首，以示惋惜痛悼之情： 小学本师传，更紬绎纽韵源流，黾勉求之，于古音独明其真谛； 文章宗六代，专致力沉思翰藻，如何不淑，吾同门遽失此异才。 罗常培上世纪四十年代就把黄侃与章太炎并称，认为“周秦古音之研究导源于宋，昌明于清，至章炳麟、黄侃乃总集前人之大成”。 程千帆评价黄侃：“老师是中外学术界公认的大师之一。……大师之大，大在何处？……我觉得季刚老师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无论你用经、史、子、集、儒、玄、文、史，或义理、考据、词章来分类，老师都不仅有异常丰富的知识，而且有非常精辟的发明。他在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 学界统一的看法是：黄侃憾50岁即去世，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无庸置疑是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 二、刘文典 刘文典（1889～1958年），原名文聪，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国学大师，善治庄子；教育家，曾担任安徽大学校长。 犯颜 蒋介石上台后不久，到安徽巡视。在到安庆之前，他已经去了合肥、贵池等地，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蒋到安庆前，曾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并发表演讲，但被校长刘文典断然拒绝，并称：“大学不是衙门！”但蒋介石还是按计划到安大视察，可当他进入校园后，到处冷冷清清，没有预料中的“欢迎如仪”的隆重场面，甚至连学生都没碰到几个。刘文典更是连面都不露，只是派了几个人来接待。蒋介石心中极为不快，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强撑着视察完安大。 据说，蒋介石到安大视察前，省政府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刘文典当时正在打麻将，看完通知后直接扔进痰盂里，继续他的牌局，并说：“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1928年，安徽大学发生学潮，蒋介石召见刘文典问话。见面时，刘称蒋为“先生”而不称“主席”，蒋非常不满。蒋要刘交出在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严惩罢课的学生。刘说：“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说着，二人火气都上来了，相互拍桌大骂，蒋骂刘“你是学阀”，刘则骂蒋“你是新军阀”。蒋介石恼羞成怒，当场打了刘文典两记耳光，并给他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关进了监狱。也有说法称，刘文典在蒋介石打其耳光后，不甘示弱，一脚飞踹向蒋介石的肚子。 刘文典见蒋介石之前曾扬言：“我刘叔雅并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挥手而去！我师承章太炎、刘师培、陈独秀，早年参加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秘书，声讨过袁世凯，革命有功。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 这场争论还有几个版本： 刘兆吉在《刘文典先生遗闻轶事数则》里记载：刘文典“因有怨气，见蒋时，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跟随侍从飘然直达蒋介石办公室。见蒋介石面带怒容，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即问：你是刘文典吗？这对刘文典正如火上加油。也冲口而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叫的。’这更激怒了蒋介石，蒋一拍桌子，怒吼道：‘无耻文人！你怂恿共党分子闹事，该当何罪？’刘文典也应声反驳蒋介石所言为不实之词，并大声呼喊：‘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躬身向蒋碰去，早被侍卫挡住。蒋介石又吼：‘疯子！疯子！押下去！’” 1928年12月3日，《申报》登载《蒋主席严斥安大生捣乱女中》一文，文中这样描述刘、蒋冲突： 等大家都坐定后，蒋介石先问程勉：“女中被毁，你有何要求？”程勉回答道：“只求保障学校安宁，学生得以安心上学，其他的就不计较了。” 蒋介石转而问刘文典：“你打算如何处理肇事的学生？”刘文典并不理会，兀自冷冷地回答：“此事内容复杂，尚有黑幕，在事情尚未调查清楚之前，我不能严惩肇事学生。” 看到刘文典这副态度，蒋介石气得“腾”地站起身，拍着桌子，勃然发怒：“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新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 刘文典也毫不含糊，“嗖”地站了起来，与之直面相对，语调依然是不紧不慢、从容不迫：“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呢。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 时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指导委员会秘书石慧庐记录： 蒋介石盛怒之下，大骂安大学生代表们，骂了又坐下，稍停一下，站起来又开骂，训了学生一顿之后，转过来便责备两校的校长。女师校长程勉，是安徽教育界老辈程筱苏的儿子，他坐在那里恭听责备，一言不发。蒋又转向安大校长刘叔雅大加责难，说他对学生管教无方。叔雅和蒋对话间发生冲突，在座的都为之色变。蒋指着刘怒斥：“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像个土豪劣绅！”刘也大声反骂：“看你这个样子，简直就是一个新军阀！”蒋立时火气冲天，大声地喊叫：“看我能不能枪毙你！”此时刘站起来一跺脚：“你就不敢！凭什么！”蒋大吼：“来人，把他扣押起来！”立即冲进来两个卫兵，把刘拖下。 还有一种版本来自于高伯雨的《刘文典与蒋介石》：“刘先生入室，不脱去帽子，昂然坐下，不向主席行礼致敬。老蒋见了已大不高兴，又见他打开烟盒拿出一根香烟，擦着火柴猛抽。就斥他为人师表，又是国立大学校长，如此无礼，刘先生只顾仰天喷出烟圈，然后以极鄙夷的态度，哼了一声。蒋介石大怒，立即下令扣留查办，消息传出后，教育界哗然。” 但是，根据刘文典本人的叙述，蒋介石并没有动手打他，他说：“我一生除被一位老和尚打过，没有谁敢打我，蒋介石虽然把我关进了牢房，并不敢动手打我。” 刘文典被羁押后，安庆的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高呼“保障人权”，要求释放刘文典。听说刘文典被蒋关押后，刘夫人张秋华赶到安庆，痛斥政府昏聩：“叔雅要到安徽来，我反对，不要他来。安徽的教育不是学者办的，是政客办的，所以现在吃亏了。”一个月后，在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多方营救下，经陈立夫从中斡旋，蒋介石释放了刘文典，但要求他“即日离皖”。 1928年12月5日，刘文典被释放。据说，当来人打开关押刘文典的后乐轩的楼门，恳请刘文典下楼时，刘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罢休。 刘文典的老师章太炎听说此事后，特于病中作联相赠，将刘比作敢于顶撞权贵的“祢衡”，称赞弟子的气节，联云：“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 刘文典后来告诉冯友兰，当被蒋介石囚禁时，他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我若为祢正平，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康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 1931年12月11日，鲁迅以佩韦为笔名，在《十字街头》第一期发表《知难行难》一文说：“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教授，因为不称‘主席’而关了好多天，好容易才交保出外。”鲁迅文中还不忘讽刺胡适：“老同乡，旧同事，博士当然是知道的，所以‘我称他主席！’” 实际上，胡适在营救好友刘文典时不遗余力，事后亦撰文抨击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说：“又如安徽大学的一个校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刘文典获释后，因蒋命其“即日离皖”，他离开安徽大学。刘文典当初接受安徽省政府的邀请回来办学，原本一心想重振安徽教育，为此，他内心极为沉痛：“这次回来，在祖父坟上掘了一个大坑，来害自家的子弟，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误尽了。”离开安大时，他特意留函劝诫全校师生，“安心向学，努力教务”。 傲睨 刘文典初到北大时，曾遭辜鸿铭嘲弄。此后几年，他在北大一直过的不甚愉快。1921年，他写信给胡适诉苦道：“典在北大里，也算是背时极了，不如典的，来在典后两年的，都是最高级俸。照章程上的规定的，授课时间之多少，教授的成绩，著述及发明，在社会上声望等四个条件，除末一条外，前三条似乎都不比那班先生差多少，然而整整五年，总是最低的俸。钱的多寡原不算什么，面子上却令人有些难堪，所以典实在不想干了，只要别处有饭可啖，这个受罪而又背时的Professor（教授），典弃之无异敝屣。” 刘文典曾师从刘师培，但他对刘颇有微词，认为他“著述征引的材料，有时只凭记忆”，所以难免失误。 郭鑫铨在《初识刘文典先生》中记载，刘文典曾说：“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 刘文典曾任报社编辑，他曾谈对编辑的想法：“这层典很有点抱负，现在的报纸没有半家编得合法子，典要编起来，完全要改成西洋报纸的样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报一样，暇时要做一篇长文章，把全国的报纸都大骂一顿哩”。 当安徽省政府邀请刘文典回乡办学时，刘文典对安徽的官员们并不信任，他说：“安徽的那些东西不能共事，所谓大学也不过是那么一句话而已”。但后来他却来到安徽大学，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中，他说明了到安大的理由：“弟所以跑在安庆那样秽浊的地方讨生活，一来是因为安庆有个中学（全省仅剩这一个硕果），小儿可以读书；二来是受生活的压迫，所以才忍耻含垢在那里鬼混，过的生活真苦极了。终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们周旋，简直是娼妓一般。” 30年代，刘文典在北大开设“校勘学”课程，由于选课的学生少，学校便让他在教员休息室上课。第一次上课，中文系没有为他做好课前准备工作，他见状，大发脾气道：“这个课我教不了！我没法教！”学生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这时教员休息室的工友送上热茶说：“那哪儿成！像您这样有学问的先生，北京大学有几位？您不叫，谁教啊！”刘文典这才消了气，转怒为喜，接着讲课。 刘文典潜心研究庄子多年，1939年，他出版了《庄子补正》（附《庄子琐谈》）一书。此书由陈寅恪为之作序，陈在序中毫不吝啬赞美之辞。此书一出，刘文典便有了“庄子专家”的美誉，刘自己亦当仁不让。他每次上课讲《庄子》时，开头第一句总是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是如果他不懂《庄子》，别人就更不懂了，足见其自负。 有人问刘文典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时，刘口出狂言说：“古今以来，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我刘文典，第二个是庄周，另外半个嘛……，还不晓得！”“另外半个”一直说法各异，有人说刘说的是某位日本学者，也有人说是冯友兰或马叙伦，因为二人均从哲学角度讲庄子，只能算半个。 王彦铭在《刘文典先生的一堂课》中记载道，刘文典一次上课曾讲元好问、吴梅村的诗，讲完后道：“这两位诗人，尤其是梅村的诗，比我高不了几分。” 刘文典上课讲到“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时讲的头头是道，但到生活中，他却忘了课堂上讲的理论了。他素来看不起新文学作家，认为“文学创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学问”。当他获悉西南联大准备将沈从文提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 当西南联大开会讨论沈从文提升为正教授时，众人都举手同意，惟有刘文典表示异议，他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 西南联大时，一次跑警报时，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从他身边跑过，他立刻面露不悦之色，顾不得自己跑的气喘吁吁，转身呵斥道：“你跑什么跑？我刘某人是在替庄子跑，我要死了，就没人讲《庄子》了！你替谁跑？”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也记载过此事：“……有一跑警报，一位新文学作家，早已很有名，也在联大任教，急着向某个方向走，他（刘文典）看见，正颜厉色地说：‘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写道：“刘文典素来看不起新文学和新文学创作家……他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又开始讲笑话：‘警报一来，一定要跑。我虽很穷，亦必借钱坐车逃出城外。你们要知道，我还没有尽传所学给你们。如果我被炸死，中国文化就被炸去一大半去了。没有中国文化，日寇就会更猖狂了，所以一定要跑警报。’有一次，他老人家气喘吁吁地跑到城外防空壕中，恰逢新文学健将沈从文。刘就大声问沈：‘你何必躲警报？’……” 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是刘文典的学生，她也确认过刘文典藐视沈从文之事，但她说，所有用白话写作的人其实都入不了他的法眼，连胡适在内。她认为刘虽然对沈有偏见，却并无恶意。她说，刘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了，世人又何必正经八百地看他？ 刘文典嘲笑茅盾说，他“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读”，那个“盾”字通古汉字里的“楯”字，应该读“shǔn”。 一日，刘文典与人闲谈，当有人问及刘巴金及他的作品《激流三部曲》时，刘沉思片刻后，喃喃地说：“我没有听说过他，我没有听说过他。”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刘文典常常对人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是一个，冯友兰是一个，唐兰算半个，我算半个。”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上课时，偶然向学生提及在日本跟随老师章太炎学《说文》一事，当时刘顺便说了一句“鲁迅也参加学习”，同时伸出小拇指。50年代时，有人揭发他侮辱鲁迅，刘辩解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刘文典比鲁迅小了近10岁。 文中子这样说刘文典：“他的特点就是比以‘怪’闻名的刘师培还要怪上三分，所以时人以‘才高’、‘狂傲’来评价他。”“在北大教授中，刘文典尤以‘狂傲’与辜鸿铭齐名。” 周作人回忆同门刘文典说：“其状貌甚为滑稽，口多微词，凡词连段祺瑞的时候，辄曰：‘我们的老中堂’。”以下便是极不雅驯的话语，牵连到“太夫人”等人的身上去。张中行也说刘文典每提到段祺瑞总有不敬之词。 有人记录刘文典的自叙：“弟近来所发见的，在老大哥面前，说句狂话，实在比石、伯申贤乔梓的东西坏不了许多，要比起曲园来，竟可说‘好些’呢！” 有一年，刘文典到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会议间歇时，刘在走道里遇到郭沫若，他斜着眼睛看了郭一眼，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走远了。 云南大学学生李必雨回忆： 1955年9月，云南大学中文系召开迎新会。会议开始后不久，一个瘦小枯干的老人踱着方步走进了会场，手里还拿着一把茶壶，嘴里叼着一支“大重九”。正当新生们在窃窃私语，好奇地相互打听这个“怪人”到底是谁时，系主任刘尧民主动站起来向大家介绍：“这位便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学术广博，古典文学的造诣尤其渊深，对《庄子》的研究更是独辟蹊径，成就超卓。现在请刘先生给大家讲话！”…… 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之后，刘文典微笑着站起身，向台下点点头，说道：“我一向不参加这类活动。听说新一届新生的入学成绩不错，我心里高兴，破一次例，来看望看望大家。我不教你们，教的是你们老师的老师。说到《庄子》，不是什么研究的蹊径问题。古今中外的那些‘学者’不论经由什么蹊径，皓首穷经，勉强算是挨近了《庄子》的，寥寥可数。算起来，全世界真正懂《庄子》的人，总共两个半。一个就是庄子自己，中国的《庄子》学研究者加上外国所有的汉学家，唔，或许可以算半个。” 气节 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从日本回国到上海，在于佑任、邵力子等人主办的《民立报》担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二次革命”失败后，报社被查封，刘文典亦遭暗算手臂中弹，幸好无大碍。他逃到日本，并于1914年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担任孙中山的秘书。袁世凯去世后，刘文典回国，他看到各路军阀混战，饿殍遍野，国力每况愈下，市面百业凋零。刘文典很是失望，愤而远离政治，决定专心致力于学问研究。于是，他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 刘师培是刘文典的业师，刘文典十分钦佩老师的学问。刘师培后来背叛革命投靠清廷，后又拥护袁世凯称帝，刘文典从此便很少与之往来，言谈中也鲜少提及刘。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被捕，学界不分派别，积极营救，联名上书要求释放陈独秀。刘文典积极响应，并动员安徽旅京同乡会的各界知名人士（包括省长）一起进行积极营救。罗章龙在《红楼感旧录》中记载：“陈先生虽然出了狱，但随时还有再次被捕的危险，他不得不在刘文典先生家中隐藏下来。” 刘文典在安徽大学任校长时，某日，国民党安徽省党部通知刘文典说安大预科学生王某是共产党员，要刘文典对其严加监视。因“证据确凿”，刘文典遂令校警搜查了王的宿舍，果真搜出了“秘密文件”。刘立即让安大传达室的王裕祥送王某离开学校。这天夜里，国民党的便衣特务前来搜捕王某，扑了个空，质问学校，刘向当局推诿，最后不了了之。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先生回忆说，安徽大学“学潮”事件发生后，刘文典因与蒋介石产生激烈的冲突，险些丧命。后经蔡元培、胡适等人过多方奔走解救，他被释放，但不得不离开了安徽大学。当时陈立夫和蔡元培上书蒋介石力荐赋闲的刘文典担任教育部部长，但刘文典断然回绝了两人的好意。在后来给刘平章的一封信中，刘文典告诉儿子拒绝的理由：“只有终身之教授而无终身之部长，我决定北上到北大去教书。”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同仇敌忾。北平爱国青年学生因为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卧轨请愿。刘文典积极支持当时正在辅仁大学读书的长子刘成章参加请愿活动。刘成章因体质羸弱，卧轨时受了风寒，请愿归来后不幸患病亡故。 刘成章去世后，刘文典十分悲痛，更增加了他对日本人的痛恨。每次上课，刘都要先讲一段“国势的阽危”，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教授印象记》中记载：“然尚有一事更可以使我们对于刘先生表示极大的敬意的，就是刘先生爱国心的热烈，真是校内无二人！去年长城战事闹得极凶的时节，刘先生每次上国文班，必花一部分的时间，哭丧着脸向我们伸说国势的阽危，并且告诉我们赶快起来研究日本。” 1931年，刘文典大骂蒋介石后，一向反对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济棠曾多次函请刘赴粤共谋大业，并汇来重金相请。刘婉言拒绝，将巨款退回，叹道：“正当日寇侵华，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能置大敌当前而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卢沟桥事变后，刘文典未能及时离开北平，日军得知他曾留学日本多年，精通日语，多次利诱，劝他继续到北大任教。日本人还请了刘的好友知交来当说客，其中就有周作人。但刘文典说“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认定“气节不可污”，坚辞不就。 见劝说无效，日本人便采取强硬手段，两次派宪兵抄了刘文典的家，将于右任、胡适、陈独秀、邵力子等人写给刘的信函都抄走了。刘与夫人张秋华安坐在椅子上，“身穿袈裟，昂首抽烟，怒目而视，以示抗议”。日本人问他话，刘文典不置一词，翻译官责问他为什么对太君的问话一言不答，他怒道：“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北平沦陷后，刘管廷下水，到冀东某日伪政府当差。刘文典得知后极为愤怒，以生病为由“不与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拒绝与其同住，逐其迁居。 1937年底，在友人的帮助下，刘文典辗转千里，取道天津从海路到香港、越南，历时几个月来到西南联大。一路上，他心中反复默念着文天祥的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当他抵达云南蒙自与西南联大会和时，禁不住泪流满面，他对梅贻琦时戏言：“只剩这一身衣裳了！”后来，他在给梅贻琦信中说：“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 1938年5月22日，当梅贻琦看到满面尘灰的刘文典出现在他面前时，泪水差点夺眶而出。当时的刘文典，头发已有点花白，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上沾满了油渍，黑得发亮。肩上挎着的一个小包袱，就是他的全部行李了。 据吴晓玲回忆，他比刘文典晚到昆明，刘见到他便打听周作人消息。吴说周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出来，刘文典气愤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二云居士’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 刘文典到联大后，给夫人张秋华写信道：“岂有文章千载事，更无消息几时归？”几个月后，张秋华和次子刘平章，带着刘文典的四大箱珍贵书籍、资料，经香港辗转到云南。到香港后，但因书籍资料实在无法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后不幸被日本人掠走。刘文典在课堂上沉痛地说，我的私人书籍都已丢失，资料没有了，我就把脑子里的东西给你们吧！他多次露天演讲“国势的阽危”，讲日寇“险恶的用心”，讲中国文化的重要，他还要求学生们潜心研究日本，多了解日本这个民族。 抗战期间，刘文典不仅号召别人研究日本，自己也全力以赴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氏的《告日本国民书》，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国人更多地了解日本这个民族，常常翻译到深夜。据一位学生回忆：“刘先生那时正着手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茺木贞夫氏的《告全日本国民书》。有一天上国文时精神委靡得连说话都几乎没有声音，说是因为昨晚译书到夜里三时才休息。我当时听了刘先生的话，眼泪真要夺眶而出了。” 刘文典坚持知己知彼的道理，一直致力于研究日本，1942年，他作《天地间最可怕的东西——不知道》一文，坚信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奇貌 学生曾描述在清华任教时的刘文典说：“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术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僻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着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 傅来苏回忆老师刘文典：“先生身材不高，晚年体弱瘦削，虽为一级教授，日常均身着青布长衫，脚着布面圆口鞋，不修边幅，却飘逸自如，不失学者风度。上课时则用一块蓝布包着讲义或教材，夹在腋下，慢慢走进会泽院，走入教室……入冬天寒，先生衣着亦无大变化，只是在长布衫下增加一件棉袍或皮袍，从未见过华丽大衣之类的装束。外出或应酬时，服饰亦然，但举手投足中，一派中国儒学传统大师神采。……先生读书或与朋友学生交谈时，喜抽香烟，爱喝清茶。我们去看望或有所请教时，他总是打开烟盒，递给我们一支烟，而后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此时谈风甚健，说古论今，厚积薄发，虽体虚气弱，常常手之舞之，神采飞扬。”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老师刘文典道：“我听说刘文典是清朝末年同盟会的，和孙中山一起在日本搞过革命，非常老资格，而且完全是旧文人放浪形骸的习气，一身破长衫上油迹斑斑，扣子有的扣，有的不扣，一副邋遢的样子……” 刘文典上课，讲曹丕的《典论·论文》时，一边讲一边抽烟，一支接着一支，旁征博引，一小时只讲了一句。 在西南联大讲《文选》时，刘文典每次上课前，让校役提一壶茶，带上一根两尺多长的竹制的旱烟袋。每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着旱烟一边解说文章中的精义，下课铃响了也不理会。有时候下午上课，他一口气讲到5点多。学生说刘“俨如《世说新语》中的魏晋人物”。 有人考证刘文典吸烟的习惯。认为他的学生回忆他边吸旱烟边讲课的细节有误，刘文典抽的应是烟卷，不是烟袋，也不是烟斗。刘文典的照片拍的就是其手夹香烟的样子，周作人在《知堂回忆录》中也说刘文典有吸纸烟的习惯：“（刘叔雅）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亦粘在唇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课堂）以前始弃之。” 刘文典上课旁征博引，故有时一堂课只能讲一句，他教《文选》，一个学期只能讲半篇玄虚的《海赋》。 刘文典嗜吸鸦片，上课时烟瘾上来便狂吸香烟解烟瘾，由于他边吸边讲，所以发音有时含混不清，上“《文选》选读”课时，有时只能听到他嗫嚅而言：“这文章好！这文章妙。”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三十年代初，他在清华大学任国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学兼课，讲六朝文，我听过一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 文中子在《刘文典：“半个教授”》中这样描述刘文典：“他的长衫特别长，扫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妇女所穿的裙子一样，不准看到脚，走路不能踩到裙边，只得轻轻慢移莲步。他偶尔也穿皮鞋，既破且脏，从不擦油。” 刘文典的次子刘平章回忆说，父亲在他的印象中总是一身长衫。除了在早年的一张照片中身着西服外，在以后的日子里，即使赴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也从未改换衣装。刘文典的头发很多，有一次剪短了以后，他就随便“抹一抹”，从此也不再费心梳理，所以他留下来的尤其是晚年时期的照片中头发都是凌乱不堪、微微上指的样子。 教学 罗家伦任清华校长后，一心想聘请刘来清华任专职教授，但北大拒不放人，几经磋商，最后双方达成妥协，刘到清华执教，但仍兼任北大教授，两全其美。由此可见刘文典当年炙手可热的程度。 当年考入清华的学生，“大一国文不选杨遇夫先生，不选俞平伯先生，也不选朱自清先生，而单选这位善解文字给人种种不同印象的刘叔雅先生。” 一次，刘文典上课时，有一位学生站起来说：“先生能不能再大声点，后面的听不见！”刘问：“今天到了多少人？”答曰：“30多人。”刘说：“我上课，教室里从来不许超过30人！今天不讲了。”说完拔腿起身，拂袖而去。 刘文典讲课不拘常规，常常乘兴随意，给学生身临其境的感觉。有一次，他刚上了半小时便讲完了上一讲的内容。同学们以为他接下来要讲新课，谁知他忽然宣布说：“今天提前下课，改在下星期三晚饭后七时半继续上课。”原来下个星期三是阴历五月十五，正是月圆之夜，他要在月光下讲《月赋》。到这日，皓月当空，校园里摆下一圈座位，刘文典坐在中间大讲《月赋》，生动形象，见解精辟，让听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许多年后，宋廷琛在回忆文章中写道：“那是距离人类登陆月球二十多年前的事情，大家想象中的月宫是何等的美丽，所以老先生当着一轮皓月大讲《月赋》，讲解的精辟和如此别开生面而风趣的讲学，此情此景在笔者一生中还是第一次经历到。” 刘文典对《红楼梦》颇有研究，经常被邀请作《红楼梦》的演讲。张世英曾谈到一个刘文典讲演的趣闻：“那时无论文科理科，无论是学生和教授，都喜欢到各系去听自己喜欢的课。所以有些课，你可以看到学生、教授一起听课。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一年级时听刘文典讲《红楼梦》，到了教室，已经挤得人山人海，地上都坐满了。刘文典是一个不拘小节、文人派头十足的学者，只见他抽一口烟，似乎要说话了，但又不说话，大家只好焦急地等待。他又抽一口烟，才不紧不慢地开了腔：‘你们各位在座的，都是贾宝玉、林黛玉呀！’当时化学系的一位老教授严仁荫，已经坐着等了半小时，听到这样的话，很生气地说：‘什么贾宝玉、林黛玉，都是大混蛋、小混蛋！’这是骂刘文典的。可是刘文典讲课后，底下的人，没有一个是走开的。” 刘文典曾请陈寅恪出“国文”试题，陈让考生对对子，并出上联“孙行者”，刘不以为意，照做，结果考糊了很多学生，一时议论纷纷，沸沸扬扬。 刘文典博闻强记，他上课时讲《圆圆曲》、《万古愁》两篇文章时，把明末清初的事迹如数家珍般的一一说给学生听听，并且在黑板上列举了许多典故。让学生“十二分”佩服。 一次，助教在一位学生的课卷上无中生有地添上了一个错字，当时这位学生深感不平，马上去找刘文典。刘看后气得摇头咂咀，回去与助教大闹一场。从此，这位学生所有的课卷都由刘亲手批改了。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家住市郊官渡，离学校较远。当时日本飞机常对昆明进行空袭，但他从不缺课。他说：“国难当头，宁可被飞机炸死，也不能缺课。” 刘文典一向狂放不羁，上起课来也如是，一堂课他顶多讲三十多分钟与课程有关的内容，余下的时间就是天马行空，随兴所至，无所不谈，臧否人物占其大半。 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曾回忆刘文典上课时的情形：“西南联大的时候，刘先生大概是年纪最大的，而且派头大，几乎大部分时间都不来上课。比如有一年教温李诗，讲晚唐诗人温庭筠、李商隐，是门很偏僻的课，可是他十堂课总有七八堂都不来。偶尔高兴了来上一堂，讲的时候随便骂人，然后下次课他又不来了。按说这是不应该的，当时像他这样的再找不出第二个，可他就这个作风。” 张中行在《刘叔雅》一文中回忆刘文典讲《海赋》时说：“一次是讲木玄虚《海赋》，多从声音的性质和作用方面发挥，当时觉得确是看得深，谈得透。又一次，是泛论不同的韵的不同情调，说五微韵的情调是惆怅，举例，闭着眼睛吟诵‘风压轻云贴水飞，乍晴池馆燕争泥。沈郎憔悴不胜衣。’念完，停一会，像是仍在回味……” 宋廷琛在《忆刘文典师二三事》中也谈到了刘文典讲的《海赋》：“当他解说《海赋》时，不但形容大海的惊涛骇浪，汹涌如山，而且叫我们特别注意到讲义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满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师说姑不论文章好坏，光是看这一篇许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涛澎湃瀚海无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 傅来苏在《是真名士自风流》一文中记载：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的同学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傅来苏回忆刘文典讲课：“开宗明义，讲清课题后，即不再翻阅书本，也没有讲稿或教案之类，即兴抒发，或作文字的训诂，或作意境的描绘。有时作哲理上的探讨，有时作情感上的抒发，引经据典，汪洋恣肆，忽如大江之决堤，忽如神龙见首不见尾。口渴了，端起小茶壶呷上两口，润润嗓子，讲累了，点燃一支烟，猛吸几口，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兴浓时，会击节而歌，无所顾忌。兴之所至，说文论诗，出口成章，左右逢源，挥洒自如，又是几乎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次，刘文典讲李商隐的《锦瑟》，对于“锦瑟”是乐器还是“小妾”进行了一番考证。他认为“锦瑟”不可能是令狐楚（或其子）的“小妾”，因为李商隐不可能不顾及师生情谊或师兄弟的情谊。后他又说诗的“先”韵是“沉重的长叹而非意切的嚎啕”，一时来了兴致，边吟边感慨，下课铃响了，亦沉醉其中。而讲下节课的教授早在教室门外等候了。大概过了20分钟，刘文典的感情才平息下来，掏出怀表一看，“哦、哦”了两声，收拾书本，慢慢走出教室。 傅来苏等学生想弥补听课的不足，便大着胆子向刘提出，想看看他的教案。刘文典闻言，笑着说：“教案在脑中。” 刘文典开课“《文选》选读”课程，一年只能讲《文选》中的两三篇文章，每年开课又必讲《文赋》。这几千字的《文赋》，他一讲就是两个月。在说到《文赋》中某个字用得好用得妙时，他说：“《文赋》又多种讲法，讲一年亦可，讲一月亦可。例如此句此字，真乃一字千金！要不是它真好，古人与我非亲非故，我又何必这么捧他？” 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曾开设“《庄子》选读”、“《文选》选读”、“温庭筠、李商隐诗歌”、“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元遗山研究”、“吴梅村研究”等课程。 吴晓玲在《忆刘叔雅先生数事》中回忆，一次，刘文典在基督教文林堂演讲，他解释《庄子》第二十七篇《寓言》中“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论，是诏‘天均’”的“天均”为“nature balance”，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学生王彦铭回忆刘文典上“吴梅村研究”课时，到课的人并不多，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个人，偌大的教室显得空荡荡的。但刘文典毫不在意，在教室桌旁的一把“火腿椅”（木椅，右侧有状若整只火腿的扶手，供笔记书写之用）上坐下来，照例先是点燃一支卷烟，深深吸上一口，操着安徽腔：“今天我们只讲梅诗中的两句：‘攒青叠翠几何般，玉镜修眉十二环。’”王彦铭说：“刘先生娓娓而谈，香烟袅袅，把我们引进诗情画意中去了。” 下课的时候，月亮已经升得很高，王彦铭等同学将老师送回住处，刘很是感动，吟诵李白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王彦铭清晰地记得，“他那安徽腔普通话，微微摇曳，有时还带点颤音”。 治学 1917年，刘文典由陈独秀介绍，到北大任教，教授“古典文学”、“《文选》”“古籍校勘学”等课程。当时，刘文典革命的余热尚存，在“五四”运动中，他为学生充当“守夜犬”，并积极参与驱逐教育总长章士钊的运动，但随后而来的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和章士钊的下台，却让刘文典感到疲惫和失望。从此刘文典“告别革命”，开始沉入校勘古籍，潜心治学。 刘文典平生一直致力于古籍的校勘，他在在课堂上常对学生说：“每部古籍，都有一个传抄、刊印的过程，长的几千年，短的数十年，错误实在难于避免。托名伪作的、篡改古籍的不乏其人。看不出问题，真伪不分，曲为解说，就要谬种流传，贻笑大方。搞校勘，须精通文字、声韵、训诂之学，要有广博的文化、历史、名物制度的知识，版本、目录之学也得认真研究。”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共二十一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应刘文典之请，破例用文言文为其作序，在序中丝毫不吝啬溢美之词：“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其功力之艰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此后，胡适又在自己的著作《中国思想史长编》中给予此书高度评价：“近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收罗清代学者的校著最完备，为最方便实用的本子。”此书出版后，刘文典一时在学术界声名大噪。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当时，胡适和梁启超应《清华周刊》之请，给青年人开过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的在书目中自然推荐了好友刘文典的这本《淮南鸿烈集解》。而当时对胡适所开书目嗤之以鼻的梁启超，在自己重新开列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中，也推荐了刘文典的这本新书，梁说：“《淮南子》，此为秦汉间道家言荟萃之书，宜稍精读，注释书闻有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颇好。” 鲁迅“主张年青人少读中国书的，或者干脆不读”，但在听说同门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一书正式出版后，特意去商务印书馆买了一套，并将此事写入日记。 刘文典点校《淮南子》时，曾致信胡适道：“弟目睹刘绩、庄逵吉辈被王念孙父子骂得太苦，心里十分恐惧，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不说手民弄错而说我之不学，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将来身后虚名，全系于今日之校对也。” 1923年，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出版，该书在学界引起轰动，十年间曾重印三次。二十五年后，刘文典重新点校的《淮南鸿烈集解》刊行，此书在原书的基础上，加入了其二十多年读书、教学中遇到的新材料、新思考。 刘文典校勘《淮南子》时，需要查阅《道藏》典籍。刘文典闻说北京白云观里珍藏有明朝正统年间刊印的《道藏》一部，于是，他请朋友帮忙，始住进白云观，得以翻看此典。他在白云观潜心翻检《道藏》，平日足不出户，经常是茶饭不思、寝食难安，以致患上极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后养息调理了半年方才渐渐好转。 刘文典常通宵达旦地看书，常常鸡鸣时上床，到第二天下午一两点钟吃早饭，其著作多在夜间完成。夜间读书时，常茶、烟相伴。他的著作有一部分被老鼠啃坏，成为其终生憾事。 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回忆也曾回忆他夜间写作的习惯。他为了能静心研究学问，总是在夜里九、十点钟才开始看书写作，一直读到到第二天七八点才睡觉，从来不吃早点。到了中午，饭做好后，夫人张秋华负责叫他起床，并把他“领”出房间。刘平章说：“有时他还朦朦胧胧的，我母亲给他夹菜，他看也不看也就吃下去了，他不是那么重视外表饮食这些学问以外的事情。” 据刘平章介绍，除了在中国古典文化研究上富有建树外，刘文典还精通英语、日语、德语，平时博览外文书籍，因此对国际情况形势也十分熟悉。他曾写过多篇文章，分析当时的环境形势，从今天看来都具有极高的政治远见。刘文典还对医学颇有研究，并提出了很多新思想。 傅来苏一次为刘文典收拾书本时，无意中看过的刘所读的自己著的一本《庄子补正》，他在书页的空白处用蝇头小字密密工整地作了许多眉批注释，其中还有外文。傅来苏与同学都为刘的治学严谨赞叹不已，看来老师确实做到了他所说的“一字异同，必求碻（同‘确’）诂”。 刘文典收藏有许多古籍，其中不乏孤本、善本。抗日战争爆发后，刘独自南下，他写信给夫人张秋华，让她到云南与自己会合，并嘱咐张一定要将自己的藏书带来。张秋华带着孩子和四大箱书，一路颠簸，最后由于书籍实在不便携带，便寄存在香港刘的学生处。日军占领香港后，这批书被掠。抗战结束后，他得知日本将归还掠夺的中国书籍时，异常高兴，但结果却让他失望。直到去世，他依旧在找自己的藏书。 刘文典去世后的1961年，刘平章曾向周恩来反映此事，但总理办公室答复称：“鉴于中日关系尚未恢复，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半个世纪后，刘氏后人终于得知，刘文典的藏书日本早已归还，但是，当时正是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藏书到底现在在何处，却始终不得而知。 于丹的《〈庄子〉心得》参考文献中，刘文典的《〈庄子〉补正》位列第二，而位列第一则是《庄子》。 妙论 刘文典“性滑稽，善谈笑，语不择言”。他曾自称“狸豆鸟”，因“狸”、“刘”二字古读音相通；“叔”者豆子也；“鸟”则为“鸦”，乃“雅”之异体。所以“刘叔雅”便是“狸豆鸟”。因刘喜自谑，故“学生们就敢于跟他开点善意的玩笑”。 西南联大时，有一次，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刘文典仅说了五个字：“观世音菩萨”，学生不解其意，刘解释说：“观，乃是多多观察生活；世，就是需要明白世故人情；音，就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就是救苦救难、关爱众生的菩萨心肠。”学生闻言，无不应声叫好。 马逢华曾回忆刘文典演讲《红楼梦》的情形，有一次，刘文典在西南联大演讲，演讲地点原定在西南联大的一间小教室中，后因前来的听众太多，容纳不下，只好改到教室前的广场上去演讲。届时早有一批学生席地而坐，等待开讲。“其时天尚未黑，但见讲台上已燃起烛光（停电之故），摆着临时搬去的一副桌椅。不久，刘文典先生身着长衫登上讲台，在桌子后面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边，从热水瓶里为他斟茶。刘文典先生从容饮尽了一盏茶，然后霍然起立，像说‘道情’一样，有板有眼地念出他的开场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讲《红楼梦》嘛，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讲！凡是我讲的，别人都没有说过！今天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于是他拿起笔，转身在旁边架着的小黑板上，写下‘蓼汀花溆’四个大字……” 而另一位学生则记下了刘文典对此四字的解释：“元春省亲大观园时，看到这幅题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为薛，蓼汀反切为林，可见当时元春已然属意薛宝钗了。” 刘文典发现学生用参考书后，诙谐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 逸事 刘文典在白云观潜心研究《道藏》典籍期间，因日子实在太清苦，便忍不住趁着道士们不注意时，偷吃了点荤腥，结果被道士们当场“逮”住了，闹了个大红脸。 刘文典在白云观居住时，观里来了个人，拿着旧报纸包的诗集，闯进房内说：“我的才太高了，所以很苦的。这是我的诗集，诗好得很……你细细读罢。”刘文典颇觉好笑，于是低头假装看诗，来人继续发表高论：“我最好哲学，现在研究佛学和写字。我是以哲学为方法，政治活动为目的，政治也是我的唯理哲学的一层。”来人兜了半天圈子才切入正题，说想讨一笔旅费回乡，铜子票和铜子都不嫌弃，并说：“我是不择细流，所以能成其大，我的才学所以能如此的成就，也就是这个道理。”刘文典强忍住笑，将自己的零钱全部给了他。他点完钱，坚持要把诗集留给刘，供他晨昏拜读。刘文典再三辞谢，他方肯收回。临别时，此人一再说，其实你应该好好读读我的诗，不可专做那校书的枯燥活计。走到门口时，他忽然想起还没拜会观里的道长，说：“宗教哲学家不可不见见宗教家。”刘文典赶紧拦住他，说老道们什么也不懂，当不起您这样大学者的拜候，才把他打发走。 1918年，陈独秀曾作《有鬼论质疑》一文，有个叫易乙玄的马上写了一篇诘难陈独秀的文字《答陈独秀先生“有鬼论质疑”》，刘文典看到易的文章后，对陈施以援手，作《难易乙玄君》进行反诘。 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刘文典需要查阅某种佛经。他听说香山某寺藏有此佛经，就前去借阅。该寺有严格规定，非佛教人士，不准借阅藏书。允许借阅者必须在寺内念经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书页，必须用寺院特制的篾子翻阅，违者受罚。该寺管理藏书的老和尚与刘文典认识，特准他借阅，并向他说明借阅的规则，刘当即允诺。 老和尚离去后，刘文典静坐读经。不一会儿，刘觉得疲倦，见室内有一空床，便趁机持书卧床阅读。不料，他看了一会儿，就睡着了，书掉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睡梦中的他忽然听到骂声，头面受到扑打。他睁眼一看，老和尚边打边斥责说：“你言而无信，竟把佛经丢在地上！”原老和尚本来想与他谈论佛学，进来一看书掉在地上，顿时火冒三丈，拿起扫帚便打。刘文典一面道歉，一面在佛堂内“抱头鼠窜”。 刘后来回忆此事说：“他是用扫帚苗子打的，若倒过来用扫帚疙瘩（把子）打，我可惨了。和尚见我甘心承受挨打，并没有教授架子，怒容一变，噗哧一声笑了。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曾在清华设素斋招待。我的脑袋虽然不太高贵，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这次挨打应该，君子不可失诺！” 北大文科教员的预备室，被称为“卯字号”。巧的是，这里还真有过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当时的文科学长陈独秀与主讲中国文学史的朱希祖，同生于己卯年（1879年），时已三十八岁，被称为“老兔子”；胡适、刘半农与刘文典都为辛卯年（1891年）生，还不满二十六岁，则是“小兔子”。 周作人回忆：刘文典最不喜中医，尝极论之，备极诙谐谿刻之能事，其词云：“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是大错而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但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也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般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文典批评那时的国会议员道：“想起这些人来，也着实觉得可怜，不想来怎么的骂他们。这总之还是怪我们自己，假如我们有力量收买了他们，却还要那么胡闹，那么这实在应该重办捉了来打屁股。可是我们现在既然没有钱给他们，那么这也就只好由得他们之间去卖身去罢了。” 张中行回忆，一次上课，不知说起什么，刘文典忽然慷慨激昂，从座位上站起身来，睁大眼睛说，人间的不平等现象使他气愤，比如说有人坐车，有人拉车。学生们都奇怪地说，刘教授怎么从“出世”忽而转为“入世”了。下课以后，有些学生看见他走出校门，上了一辆人力车，他坐上去后，车夫提起车把向西跑去。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正是那“坐车”的人。 刘文典长子病逝后，对幼子极为钟爱，上课时便把他带到教室，讲课时，孩子就坐在他身边，但因孩子小，总是吵闹，此时，学生们便凑钱给他买糖吃。一次，孩子坐不住，到教室外面抓蝴蝶，刘文典见了，忙叫“快回来”，当时学生们正听的入神，刘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下，突然穿插这三个字，实在无法理解，因为出现的太突兀了。 刘文典生活上素来糊涂，他独自到蒙自后，请了一位男佣照料自己的生活。一年后，夫人张秋华带着儿子来到云南。一天，张秋华去市集随意买了点云南的蔬菜，回来烧了几个小菜。刘文典尝过后，惊讶地问：“这菜是哪里搞来的？”张回答说：“就是集市上买来的当地蔬菜。”刘文典听罢感慨道：“没想到云南竟有这么好吃的菜！”原来，男佣为了图方便，只给他做煮咸鸭蛋、蒸鸡蛋，他吃了一年多，竟不知云南有新鲜的蔬菜。 在昆明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教授们都过的非常艰苦，刘文典亦如此。当时李鸿章之孙李广平也在昆明，他和刘文典既是同乡，又是远亲，二人性情也相投，所以时常接济刘。刘文典“难以为炊”时，就书“刷锅以待”四字，差人送给李。李便立即“雪中送炭”，帮他解困。 解放初期，李广平被逮捕。后虽经排查排除怀疑，但要求有人担保才能释放。刘文典知道后，借了云大校长的小汽车去监狱接李，他对监狱的负责人说，李广平是我看着长大的，无任何问题，若保释后出任何问题由我负责。办完手续后，他将李接到云大。 到蒙自没多久，一天傍晚，刘文典沿着蒙自的南湖湖堤散步，走到来到一个村庄时，正巧碰见一个农夫打老婆，妇人除了号啕大哭之外，并不还手。刘文典实在看不过去了，便上去劝阻，没想到对方根本就不理会他：“我打我婆娘，与你何干！”刘极为恼火，抬手给了农夫一记耳光。男子猛遭“突袭”，愣了一下神，看了看刘，以为刘颇有来头，越想越怕，拔腿就跑。谁知，先前被打的妇人却不依不饶，冲过来一把揪住刘的衣领，拉着刘质问为什么要打他男人，并恶语相向。弄得刘很是尴尬，幸亏村里一些明理的人迅疾走过来，上前解了围。刘文典想起这些往事时还忍俊不禁地说：“没想到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在西南联大时，由于日机空袭，刘文典常常要跑“警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所堪告慰于老友者唯有一点，即贱躯顽健远过于从前，因为敌人飞机时常来昆明扰乱，有时早七点多就来扫射，弟因此不得不黎明即起，一听警报声，飞跑到郊外山上，直到下午警报解除才回寓。因为早起，多见日光空气，天天相当运动，都是最有益于卫生，所以身体很好。” 刘平章回忆，他们住在昆明龙翔街七十二楼新宅的时候，有一次昆明突然防空警报大作，一家人赶紧跑出屋外，不一会儿寓所就遭遇敌机轰炸，屋顶被炸了大窟窿，家里的衣物、书籍、手稿被炸得到处乱飞。夫人张秋华看了，心疼得眼泪直掉。 炸弹不长眼，所以跑警报是日常的功课。吴宓于1940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晨，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陈寅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小虹山）后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时宓方入寐，恪坐宓旁。是日读《维摩诘经》，完……2：00同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遇缘（明日，又遇于此）。继3～4（时）在第一山（白泥山）前土洞中，与刘文典夫妇谈。请典改润宓作寿遐诗。” 刘文典称自己“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一日，警报响起，刘文典赶紧四下躲避，跑到半途，突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目力不佳，赶紧带着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路上，学生要搀刘，刘不让，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先走。 刘文典极为崇拜陈寅恪，每当听到有人说陈寅恪的不是时，刘文典一定要维护陈先生，破口大骂道：“没长眼睛的狗东西！陈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大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闭着眼睛都能把你们撂倒，哪轮得到你们来教训他！” 西南联大青年教师陶光是刘文典的得意门生，因备课久未去看望老师，心存愧疚。后专门抽出时间拜望恩师。不料，刘一见陶，就大骂陶是“懒虫”、“没出息”、“把老师的话当耳旁风”，等等。陶一时莫名其妙，他回忆说：“我想他是鸦片没吃足，发神经病，我一向尊重老师，但学生也不是奴隶，随便辱骂，我已忍无可忍，要以暴易暴，当我正要怒目反击时，忽见刘先生用力一拍桌子，声音更大地说：‘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为吹牛的本钱，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绝望么’，愤怒的脸忽然变成可怜的脸。”陶光听到老师把自己当成“吹牛的本钱”，很受感动，于是转怒为笑，扶老师坐下，并向刘说明原因，倒茶赔罪。刘亦转怒为喜，留陶一起吃晚饭。 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的学生李埏曾向刘借过一本《唐三藏法师传》。当李翻开这本书时，发现空白处全是刘文典用多种语言写的批注，注文除中文外，还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李埏正看得入神时，发现书中有一张刘文典用毛笔画的老鼠。李很是疑惑，便去请教刘。刘文典说，那是他在乡下点香油灯看书时，一天深夜见有只老鼠爬到灯盘上，明目张胆地吃灯芯上滴在灯盘上的油。他本想打死老鼠，但又觉得老鼠也是在讨生活，和他读书也是为讨生活一样，就不必相残了，当时便用毛笔画了一幅老鼠像夹在书中。李埏于是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张中行回忆，刘文典讲课时，吴宓（号雨僧）也去听，坐在教室内最后一排。刘文典总是闭目讲，讲到自己认为独到的体会的时候，总是抬头张目向后排看，问道：“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照例起立，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答：“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全场为之暗笑。 吴宓对刘文典的学问十分佩服，他常去听刘文典讲课、演讲。他在日记中记录：“听典讲《红楼梦》并答学生问。时大雨如注，击屋顶锡铁如雷声。”又一次写道：“听典露天演讲《红楼梦》。” 一次，刘文典与学生谈到《红楼梦》中妙玉论饮茶：“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刘文典调侃说：“吾辈饮茶，解渴的蠢物耳。” 王彦铭上学时，同学中流传着种种关于教授刘文典的奇闻逸事：……说他批阅学生试卷极马虎，全凭印象打分；说他博闻强记，忆《富兰克林自传》不用查字典…… 钱穆在《师友杂忆》中回忆刘文典：“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癖，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而又一手持卷烟，烟屑随吸随长，车行摇动，手中烟屑能不坠。” 刘文典烟瘾极大。一天上课时，刘文典的烟抽完了，就问前排的男学生示意要烟抽，学生们怕烟太差，不好意思拿出来。但刘一再示意，一位姓张的学生便要掏出烟来，这时正好教室门开了，家人给刘送烟来了。 刘文典与著名白族诗人马曜曾在云南大学共事，二人都好烟，常一起品烟。后马离开云大后，刘每觅得好烟，便邀马一起品尝。而马亦投桃报李，1951年，程砚秋到昆明演出，一票难求。马知刘为戏迷，便想办法弄到票，亲自送到刘家。 刘文典喜鸦片。钱穆说刘文典留教云南大学后，“日夕卧烟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据说解放后，在云南，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两个人抽“云土”，一个是原云南省主席龙云，另一个就是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 在云南时，刘文典迷上了滇戏。当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刘文典的学生陶光看上了一位才貌双全的滇戏女艺人，想请刘文典为之做媒，便常拉着刘去看滇戏。陶光已人到中年，刘自然乐意成人之美。结果，刘从此对滇戏着了迷，而陶也抱得美人归。此事一时传为佳话。刘认为真正能保持中国之正统者，惟有滇戏。四十年代，他几乎天天去看滇戏，“光华剧场的头排两个座位被他常年包下，届时风雨无阻，偕夫人每晚必到。尤对著名老生栗成之的演唱艺术极为倾倒，曾誉为‘云南叫天’，并赠以诗‘檀板讴歌意蓄然，伊凉难唱艳阳天。飘零白发同悲慨，省食憔悴李龟年。’” 解放后，刘文典常晚饭后漫步去茶馆听滇戏。一天傍晚，刘携夫人沿翠湖漫步去听戏，忽然有辆小吉普车在他旁边停下，从车上走下一位省级干部，问刘先生要到何处，可以用车送。刘却婉言谢绝曰：“安步当车。”说完与夫人信步离去。 刘平章回忆，1957年3月，刘文典在北京开会期间，在一家书店看到《苏联画报》上有一幅名为《擦皮鞋者》的漫画，画着一个满脸皱纹、衣着褴褛的老头在严冬的寒风中蹲在地上为儿子“kolya”擦皮鞋。当时正在成都读书的刘平章给父亲写信“讨要”生活费，刘文典恰好读到“擦皮鞋者”漫画，想到自己对儿子的溺爱，不免自责。于是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称呼儿子为“kolya”，落款为“擦皮鞋者”，信中不提寄钱的事，反说自己在京费用大，钱已用完，要儿子汇点来解除经济危机。这封信如今被收藏在刘文典纪念馆中。 刘文典对故乡有几位浓厚的感情，他是合肥人，在他的旧版著作上都会署名“合肥刘文典”的字样。1949年，他为自己印制了名片上面只有“刘文典，安徽合肥”几个字。抗战胜利后，曾有人建议刘文典回家乡执教，刘文典很是欣喜。但由于时局动荡，他的心愿没能达成，这也成为他终身的憾事。 李毕雨进入云南大学后，高年级的学生写了“尗疋”两个字让他读，他张口结舌。此时高年级的同学告诉他，他刚进校时，上届同学也曾写这两个让他认，他错读成“卡疋”，倒没有人笑话，因为谁都读不出来。这位同学又告诉李，这两个字是刘文典先生的字，读作“叔雅”，而同学们背地里也叫刘先生“卡疋”（音kate）先生，算是对他老人家的昵称。 知遇 胡适和刘文典同岁，他是刘文典的同乡、同僚，亦是刘文典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在刘文典登上学术高峰的路途中，必然少不了胡适的一臂之力。 刘文典曾撰写一篇名为《怎样叫做中西学术之沟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称胡适为“我的朋友胡适之”，并称胡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实在可以算得是中国近代一部EpochMaking（划时代）的书，就是西洋人著西洋哲学史，也只有德国的Windelband（文德尔班）和美国的Thilly（梯利）两位名家的书著得和他一样好”。 刘文典的《淮南鸿烈集解》成书后，胡适自然是最早的读者。1921年9月24日，胡适在日记里记载：“刘叔雅近来费了一年多的工夫，把《淮南子》整理了一遍，做成《淮南鸿烈集解》一部大书。今天他带来给我看，我略翻几处，即知他确然费了一番很严密的功夫。”胡适还写道：“北大国文部能拿起笔来作文的人甚少，以我所知，只有叔雅与玄同两人罢了。叔雅性最懒，不意他竟能发愤下此死功夫，作此一部可以不朽之作！” 《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也是胡适努力的结果，胡将文稿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并充当刘文典的经纪人，帮助他与商务印书馆交涉。刘对好友也极为信任，写信给胡适说：“《淮南子》事，既然你这样说，典无有不依。” 对于刘文典而言，“我的朋友胡适之”是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刘写给胡的信，大都是让胡为他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学术上的，在信中，刘不是让胡适替他找工作，就是为他的书稿和商务印书馆交涉，或者是找胡适借钱、提供其他帮助等等。 刘文典因校勘《淮南子》曾向北大借款六百元钱，到期却无力还债。因当时他的书还没有出版，他便给胡适写信诉苦，让胡帮他向张元济预支稿费，他在信中说：“两三个月薪水一扣，典年内就无以为生了。典想拙作将来销路总不会十分错的，借重你的面子，和张菊生（元济）先生商量，垫几百元，总该可望办到。拙作比起平常的书来，费的心血也多些，将来定价也要贵些，并且价值比较的永远些，无论多少年后都可以有销路，究非那些风行‘一时’的书可比。先垫一笔款，早迟准可以捞得回来的，典想只要请你和张先生一说，典目下这个围就可以解了。你对于典的事素来肯帮忙，这件事必定可以答应我的。” 几日后，刘文典再次写信催促胡适：“典因此又起了一个奢望，看起来好像近于‘无餍之求’，其实和原议相差也不远。就是《淮南子》的垫款六百，加上《印度思想史》的二百，共计有八百元，如果拿二百，就可以凑成一千整数了。”在胡适的帮助下，不多日，刘文典便领到了商务印书馆预支的稿费。 由于刘文典未能及时将最后几章校完，商务印书馆不肯支付剩余的五十元稿费，而北大因经费紧张不能按时发薪，山穷水尽的刘文典只好再次求助胡适：“弟之经济状况已濒绝境，务请你即刻替弟和他交涉一下（打一个电话即成了），我向他开口，实在有些不好，请你援救我一下罢。”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出版之际，刘文典请胡适为该书作序，并提出序要用文言文写：“拙著《淮南子集解》已经全部完成，许多学生们都急于要想看看，盼望早一天出版。现在就因为等你那篇序，不能付印，总要请你从速才好。至于文体，似乎以文言为宜，古色古香的书上，配上一篇白话的序，好比是身上穿了深衣，头上戴着西式帽子似的。典想平易的文言和白话也差不多啊，如果你一定不肯做文言，也只得就是白话罢。” 胡适几乎对刘文典有求必应，用文言文作序言一篇，将无数溢美之词送给了刘文典：“今日坊间所行，犹是百五十年前之庄逵吉本，而王、俞诸君勤苦所得，乃不得供多数学人之享用；然则叔雅《集解》之作，岂非今日治国学之先务哉？”“凡其所自得有与前人合者，皆归功于前人；其有足为诸家佐证，或匡纠其过误者，则先举诸家而以己所得新佐证附焉。至其所自立说，则仅列其证据充足、无可复疑者。往往有新义，卒以佐证不备而终弃之，友朋或争之，叔雅终不愿也。” 由于刘文典在北大一直不被重视，刘文典在校勘《淮南子》时，特地请胡适将他已经校勘好的部分篇章，送给校长蔡元培审阅。 1923年，《淮南鸿烈集解》尚未付梓，胡适在应《清华周刊》胡敦元等人的邀请，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时，便隆重推荐了这本还没有出版的书，为刘文典造势。 刘文典对胡适对他的帮助也感激涕零，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你是弟所最敬爱的朋友，弟的学业上深受你的益处。近年薄有虚名，也全是出于你的‘说项’，拙作的出版，更是你极力帮忙、极力奖进的结果。” 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里记载，刘文典曾这样评价胡适：“适之先生样样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唐德刚说，这种说法是他从前辈乡人那里听说来的。章玉政先生从目前可以查询的材料分析，认为这完全是唐的一种道听途说，他认为刘文典是从灵魂深处“敬爱”胡适的。 刘文典校完《淮南子》后，便开始校勘《论衡》。刘文典对于校勘《论衡》并无太多信心，他便写信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对刘文典的决定表示支持后，刘文典便坚持不懈，将《论衡》校勘完毕。 刘文典校勘的《论衡》文稿自然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但书稿交去后，商务印书馆却迟迟没有动作。刘文典心中很是忐忑，自然，他的解决方法就是请胡适出面与商务印书馆交涉。不久，商务印书馆的高梦旦就写信告诉刘，出版的事将全权委托胡适与刘文典细谈。 商务印书馆出版刘文典《论衡》一书，支付给刘的稿费较低。事后，刘颇觉后悔，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不厂（北大教授单不厂）所说的，弟有些东西不肯放进去，这话不的确的，弟并非胆小，实在是嫌定价少了，凡是费力考出来的，都想留着做我的读书集志，价出足了，弟的胆子就会大的。”信寄出后，刘许久未收到胡的复信，他心中很是担忧，生怕胡责怪自己，也不敢直接去找胡。许久之后，他终于收到了胡的回信。胡在信中解释自己之所以晚回复，是因为之前一直在忙清朝大学者戴震诞辰二百周年的纪念之事，接着，胡适说：“我怪你的是你有一次在信片上说，你有许多材料，非有重价，不肯拿出来。我后来曾婉辞劝你过，但我心里实在有点不好过。我觉得你以‘书贾’待人，而以市侩自待，未免教我难堪。校一书而酬千金，在今日不为低价，在历史上则为创举；而你犹要玩一个把戏，留一部分为奇货。”胡适的一席话，犹如当头棒喝，刘文典后来做《庄子》校勘的时候，就写信告诉胡适，称与出版社“价好商量”。 刘文典的学术研究几乎都与胡适的支持与否有关，他校勘《庄子》、《说苑》、《大唐西域记》等古籍时，都事先征求胡适的意见，凡是胡适支持的，他便潜心研究，努力校勘；胡适反对的，他便放弃。胡适对刘文典坚持校勘古籍也极为支持，他曾寻得一本《文选笺证》珍本，送给刘文典。 1930年，刘文典的夫人张秋华患病，高烧不退，情况甚是危机。这次又是胡适为刘文典排忧解难，为刘文典介绍首善医院的院长方石珊。经过医院的细心诊治，张秋华转危为安，不久便痊愈。事后，刘文典写信给胡适，在信中刘感激涕零：“中国人多缺乏同情心，世故深者类皆怕受埋怨，不肯推荐医生，如梦麟先生要打中医救活蔡先生与吾兄之推荐方石珊救活内子，皆仁者智者之勇，不但受者感激无既，此样菩萨心肠、英雄肝胆，真堪风世也。” 胡适不仅为刘文典解决困难，连刘的学生、朋友的事情也要接管。刘文典的学生李秉中著《边雪鸿泥记》一书，无法出版，刘便请胡推荐给商务印书馆。 刘文典回到安庆筹备安徽大学时，安大筹备委员会准备派遣教员廖景初到京、沪、浙等地的大学考察。为了让廖顺利完成考察，刘文典便写信给胡适，请胡“多多援助，予以参观的便利”。 40年代初，刘文典的学生陈福康准备到美国留学，但留学费用不够。刘文典听说中国人在美国青年领事馆有半工半读的机会后，便写信给在美国任大使的胡适，请他为陈解决问题。 国民党退守台湾之际，胡适在考虑自己去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好友刘文典，他准备安排刘文典一家去美国。他为刘文典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具体去所，甚至为他们办好了入境签证，但刘文典却拒绝了胡适的邀请，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祖国？” 接到胡适的通知后，刘文典颇为踌躇，犹豫再三后，他将此事告诉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熊当时正在外地开会，得知此事后，让人转告刘：“暂时别动，等我回来再做决定。”从此，刘文典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朋友胡适之。 解放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任教，除了偶尔向学生提及他“十二万分”敬佩的陈寅恪外，几乎从未主动谈起过胡适。50年代，批胡运动如火如荼，刘文典没有任何口头、书面形式的对胡的批判，他保持了沉默。 五十年代，因批判俞平伯时，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点名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所以，胡适也成为批判的对象。在云大的批判《〈红楼梦〉研究》会议上，刘文典不能再保持沉默。轮到他发言时，他神色如常，用略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洋洋洒洒说了一大通，但讲话中却始终没有提到“胡适”这个名字。 据刘文典的一位同事回忆，在“批判胡适”的浪潮中，刘文典始终保持沉默，不忍对胡适下手。系里组织的批判学习大会，他都参加，但是很少发言。别人讲话时，他要么装着记录，要么闭眼休息。1957年，刘文典被认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亦遭到批判，当时有人对他批判的“罪状”之一就是，系里组织开批判会，他竟然“靠在沙发上睡大觉”。 坚守 1949年，昆明解放前夕，好友胡适邀请刘文典去美国，刘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建国后，刘文典留在云南大学，时李广田担任云南大学校长，对刘极为恭敬，口口声声称刘为“老师”、“刘老”，每次开会必请刘老坐在前排，开座谈会必先请刘老发言。他被云南大学评为“一级教授”，并任全国政协委员。朋友们祝贺他“喜事重重，旧貌换新颜”。他自己也说：“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早有思想基础的，我早年参加同盟会，跟随过孙中山，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那时已扎下了拥护共产主义的根，今天实现了我的夙愿。” 刘文典好吸鸦片，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因他喜云南火腿，故博得了“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解放后，刘文典竟彻底戒掉鸦片，逢人便说：“处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微瑕 刘文典治学严谨，著作丰硕，但他一直坚持用文言文写作，且行文从不标点，许多人说他“作者不关心读者”，连好友胡适也说他“标点尤懒，不足为法”。有人劝刘，即使不用通行的标点符号，也应该用圈点分句，使读者容易读通，便于理解，他却说，既读不通，何必读呢？究其原因，大概是效法陈寅恪。因陈写文章，只用古文，且从不标点。 刘文典好吸鸦片，周作人曾回忆刘文典：“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盖昔日曾嗜鸦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迁移昆明，人称之谓‘二云居士’，盖言云腿与云土皆名物，适投其所好也。好吸纸烟，常口衔一支，虽在说话也粘着嘴边，不识其何以能如此，唯进教堂以前始弃之。性滑稽，善谈笑，唯语不择言。” 西南联大时，由于物价飞涨，而刘文典又吸食鸦片，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赚钱，刘文典便应大盐商张孟希之请，到磨黑为这位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从昆明到磨黑路途遥远，风险极大，为此张派人用滑竿将刘接到磨黑，一路上做了妥善安排，甚至派专人保护。到磨黑后，刘除了替张母撰写墓志铭，偶尔为当地教师讲讲庄子和“文选”外，其他大部分时间便躺在鸦片床上吞云吐雾，过足了烟瘾。四个月后，刘文典回到昆明。 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诟病。而且刘文典的私自离校，使正常的课程受到影响。当时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被困香港，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清江清、王力五人，课程压力极大，所以便对刘极为恼怒。刘文典回到昆明后，第二年续聘，闻一多坚持不给刘发聘书，刘被解聘。刘文典知道自己被解聘的事后，非常生气，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和闻一多住在一起的清华研究生王瑶回忆说：“刘文典回到昆明后，对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气。他曾到司家营清华文科研究所找闻先生论理。当时两人都很冲动，闻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饭，他们就在饭桌上吵了起来。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这种情况就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 刘文典的学生王力当时亦在中文系任教，当时极力为刘说项：“我们几个同事去见闻先生，替那位老教授（指刘文典）讲情，我们说这位老教授于北平沦陷后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先生发怒说：‘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他终于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刘文典离开清华后，到云南大学任教。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极为不满。吴宓在1944年7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是说：“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云大在座者姜寅清无言，徐嘉瑞圆转其词以答，未敢对闻一多辩争”。 刘文典染上鸦片，据说是因长子刘成章的死。他为打发排遣内心伤恸，麻醉自己，便开始吸食大烟。云南盛产云土，刘到昆明后便如鱼得水，越发不可自拔。钱穆回忆说：“（刘文典）后因晚年丧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劝以吸鸦片。其后体力稍佳，情意渐平，方立戒不再吸。及南下，又与晤于蒙自。叔雅鸦片旧瘾复发，卒破戒。及至昆明，鸦片瘾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处蒙馆，得吸鸦片之最佳品种。又为各地土司撰神道碑墓志铭等，皆以最佳鸦片为酬。云南各地军人旧官僚皆争聘为谀墓文，皆馈鸦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云南大学，日夕卧榻上，除上课外，绝不出户。” 抗战胜利后，刘文典为人捉刀，为蒋介石六十生辰写过贺表。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秘书朱丽东通过李广平找到刘，他没有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