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自认为‘人‘才是最伟大的，有了人，才有了这个世界的高天人老人，以70开外的高龄 ，在11月的大饥馑中，首当其冲地告别了人世。他也是‘最伟大的人‘当中伟大的一员，而 在那个年代，他所尊崇的人本主义思想恰恰被理所当然地践踏在地，不值一文。他哪会想到 历史又倒退了回去。他告别人世顺乎自然，更不被人提起。　　沈潮，那个坚定地认为历史总有一天会对反右派斗争作出公正的裁决的原共产党员，没有等到历史作出公正裁决的那一天。他为人老实正派，没有任何外援。在酒泉开饭馆的 丈母娘，在沈潮政治上走红时，认为女婿年轻有为，很是得意，在女婿面前好听的话说个没 完。沈潮成为右派后，丈母娘就变了脸，一直撺掇女儿和沈潮离婚，自然不会在困难时刻帮助他。如她心地善良，对女婿抱有同情心，当最有能力帮女婿一把，开饭馆的她给女婿送些吃食来，完全有条件。而沈潮遇上的丈母娘恰恰是个势利小人，沈潮便死定了，在11月最初 的日子里，他便无言地辞世了。　　一站还有两个在十工农场就摘了右派帽子的我的难友，也死于大饥馑中。一个叫韩万恒，一 个叫张大贵。韩万恒死得较早，站上为了表示区别，还钉了个薄木板棺材抬埋了，张大贵死 得迟了些，农场已大量死人，已无法为他准备薄木板棺材，也只是用他自己的铺盖裹了裹， 抬出去钻了沙包。没摘右派帽子及摘了右派帽子的人，在大饥馑的日子里都难免一死。在死 神面前，他们是平等的。　　有的人在饿死之前，还挨过管教干部的耳光。在一站，有个原省法院的我的难友、大学生( 可惜不知其姓名)，在伙房前不知有什么事转悠，被管教干部高队长看见训斥，因回嘴，高 队长上去就是几个耳光。身体已极度衰弱的他，当即被打得蹲到了地上，两三天后死去。残 暴的凌辱加速了他的死亡。　　此时，四工农场把死人就叫做‘钻沙包‘。这也算做是一种语言上的创新，它来自生活。面 临每天出现的大批死亡，死了的人只能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用架子车拉出，埋到较远的 沙包里。农场地处戈壁深处，荒野里沙丘连着沙丘，死人只能埋在沙包里。把死人叫作‘钻 沙包‘，它真实形象地概括出了在大饥馑的年代里四工农场抬埋死人的方式，生活的发展变 化使人们有了如此的创新。　　就在农场已开始大量死人的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宿舍里。忽然，杜博智推门进来，见屋 里别无他人，便对我说：‘我有事来场部，给你带了几斤蒸好的洋芋，你快收下吃了。‘从 他的背包里倒出的洋芋也就三四斤吧，我大喜过望。他还说：‘在这个困难的时刻要坚持 住，一定要坚持住。‘此时，杜博智当炊事员已半年多了。当炊事员，任何时候都是尽饱吃 ，所以，他根本不存在饥饿的问题。但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想到了我。他知道，正如 农场别的难友一样，食物的短缺，在我肯定也已经是关乎到生死存亡的大事，因而在得知有 机会来场部时，便用自己家中寄来的粮票从灶上买了些洋芋送给我。我收了洋芋，心情自然 十分高兴，不知该说什么好。我将他送出门外，分别时说：‘过两天我去看你。‘然后立即 回屋，狼吞虎咽地迅速吃完了全部的洋芋。　　那天晚上，杜博智和另一个炊事员受命于一站站长王志玉，各自背了多半麻袋洋芋和多半麻 袋糖萝卜，给农场的书记刘生贵送去。王志玉打发他们两人去送洋芋和糖萝卜，也有互相监 督的意思。在农场天天饿死人，吃食极为金贵的时候，王志玉担心一个人去送，麻袋里的洋 芋、糖萝卜会在半路上流失，不能全部送到刘生贵家中，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安排。洋芋、 糖萝卜是 一站的右派分子及‘职工‘生产的，非人民币所买来，刘生贵收到自然是白拿，一分钱不给 。前些天，我用三四元才买了一斤干萝卜缨，还是求人帮忙才买到的。刘生贵根本不用打招 呼，就会有人在夜晚把洋芋、糖萝卜各多半麻袋送到家中，供他全家人享用。这就是书记与 贱民的区别。一站送去了洋芋、糖萝卜，那么，别的站呢?全农场四个站其实都有自己的粮 食储备，这在农场是公开的，各站的干部清楚，刘生贵也清楚，所以，他们之间心照不宣。 其他站送到刘生贵家中的，也许会是白面，甚或是一只整羊--各站都有自己的羊群。刘生 贵的下属们在这个困难时刻，不会忘记向他表示忠诚与关怀。　　刘生贵是个慈眉善目的人，平日里说话和颜悦色，40岁左右。场部干部见了他都毕恭毕敬， 他如外出归来，干部们一个个都要趋前问候。他和干部们相处很好，听到‘职工‘和我等犯 了事也从不恶语相加，显得极有涵养。当然，他也从未和我闲聊过一次，从不向我问一句话 。我在财务科记账时，他常来财务科走一走，和贺科长、王会计等人闲聊一阵，谈工作，也 谈些生活琐事。他说话一点不拿架子，不打官腔，但我仍然感到他作为书记的威严，干部们 对他的话常常只是唯唯称是。　　1949年我刚到报社不久，在一次采访中和省委书记张德生打过交道。张德生带一副黑边眼镜 ，沉稳严肃，是个学者风度的人，但17岁的我和他说话，一点也不觉得拘束。过了些天，省 上成立革命人民大学，对愿意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留用人员组织短期的理 论政策教育，我作为记者参加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采访时坐在省委宣传部赵守攻部长的近旁 。赵部长常来报社指导工作，向全体编辑人员讲话，说话幽默风趣，很有水平，报社的人都 认识他。作为少数女同志中的我，他也是认识的。参加革命前，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山西 人。当时，我拿着一枝铅笔匆忙记录着典礼上一位领导人的讲话--我自己没有钢笔，报社 发的采访用笔就是铅笔，采访本是用印报时裁下来的小块纸装钉后发给我的。赵部长看到我 紧张记录的情形，大概是想看看我能不能把讲话记录下来。在讲话结束后，他笑着说：‘把 你的采访本给我看看!‘他是部长啊，我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服从地把本子递给了他。他 仔细地翻着看了一阵，才又笑眯眯地把采访本还给了我。我感到他对我的记录是满意的。以 后，他每见到我，总是亲切地喊我：‘小鬼!‘当时，我和省委书记、部长的接触亲切自然 ，我不觉得有威严的成分。后来，我经常下乡采访，同县委书记、区委书记、乡上的书记们 都常打交道，我觉得这些书记们认真工作，上下级关系一般都不错，就是和农民相处也都融 洽自如。　　刘生贵的和善与威严，使我深深地感到经过反右派斗争之后，基层党的书记具有了绝对的权 威。得罪了书记，他要给你扣个反党的帽子置你于死地，易如反掌。场部的干部们赔着笑脸 ，小心翼翼地和刘生贵说这说那，看起来一团和气，其乐融融，他们内心的活动其实是很复 杂的，对刘生贵非常敬畏。　　当时，农场每天死人的数字都要向刘生贵汇报。不管怎么着，上级把数百名专政对象 交给四工农场改造，是为了叫这些人脱胎换骨，重新做人，这样大批的急速死亡，在他也是 未曾经见过的。那年，由于有200多名急于改造急于摘掉右派帽子重新回到人民行列中去的 右派分子的到来--十工农场两年艰苦的劳动，已使他们熟稔于各种农活，他们在忍饥挨饿 中仍卖命劳动，对四工农场的丰收，起了重要作用。场部和各站的库房都是充实的。而且， 原劳改系统有个传统习惯，即，对劳改犯或释放后就业的‘职工‘的口粮每月都要节约几斤 ，并不按标准让吃光，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来四工农场后，也是照此办理。如此节约下来的粮 食，忍饥挨饿的我们及‘职工‘们并不知其究竟--怪不得我们才到四工农场时，听说每月 的粮食定量40多斤，比原来在十工农场时的标准还高，却是立即就尝到了饥饿的滋味。但场 里的干部们都知道这件事，账目上记着各站每月节约下来的粮食数量，这些粮食就存放在各 站仓库里，此时，每个站节约的粮食都已达三四千斤。　　农场丰收了，粮仓殷实，面对的却是每天急剧增加的死人的现实，如此严峻，如此惨烈，也 曾使刘生贵几经踌躇，一筹莫展。但是，他最后做出的决定，仍然是坚决执行上级的指示， 绝不做违犯党的粮食政策的事。当时，如果由书记做主，把农场生产的粮食每月给全场人员 每人加几斤，就意味着对党的粮食政策的违犯。这样的事他绝对不做。因为，一方面是与日 俱增的死人，即将饿毙的人们的垂死挣扎；一方面是仓库里满满当当的粮食--每人每月15 斤的粮食定量，再加不断死人，使粮食的消费量大为减少。而那些由饿死的及尚在死亡线上 挣扎不已的人们节约下来的1万多斤粮食，依然原封不动地存放在仓库里。从全农场几百名 专政对象的嘴里硬抠出来的这1万多斤粮食，其存放仓库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否可以动用 来抢救那些濒临饿死的人，制止死亡?对这，全农场从书记、场长--刘生贵其实就兼任场 长，副场长，直到每一个普通干部，没有人去想它，更没有一个人说及它。从专政 对象的嘴里强制节约粮食的目的被刘生贵忘记了，更准确地说是不敢去想了。此时，遵守粮 食政策，严格地把住每人每月15斤粮食定量的关口，被省上和地区领导强调到了吓人的高度 ，已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当河西走廊所有农民的粮食定量都已三令五申减少到15斤时，许多 村庄事实上已断炊很久了，农民早就无粮可吃。在如此的情况下，这些专政对象的口粮怎么 能考虑增加呢?农场干部都同农民一个供应标准，也不敢随意更改。刘生贵认定了这个死理 ，农场作为生产粮食的单位，更应模范地执行党的粮食政策，即便是过去节约下来的库存粮 食，也不可随便动用。况且，他心里也清楚，如今能够制止死亡的书记又有几个?死亡已广 泛蔓延在河西走廊，以至在全省、全国也已出现，所有的书记都在面临着同样的难题。　　那个命令杨振英将偷了面粉的冼维汉吊在办公室房梁上使冼维汉大哭大叫，后来又威风凛凛 地找岔子要打我踢我的副场长，此时又如何呢?他肯定不会饿着。多年后我再见到当 时在机磨坊劳动的我的女伴王桂芳时，王桂芳称他为‘魔鬼‘，说：‘魔鬼就在机磨坊公开 拿面粉。‘　　以往，从春种到秋收，他喜欢巡视于田间地头，腰里别着手枪，或背着长枪，耍够了威风。 他决不允许他所管辖的农场里的‘职工‘及右派们劳动上有怠慢，对大小的‘长‘们发布的 各种大小命令有任何违抗。从他的粗鲁霸道、凶残成性、文化低、少教养的种种举动来看， 当年或许是个在饥寒交迫中辗转挣扎的穷苦人，正因为受不了那种痛苦生活才投奔了革命。 如今，他已理所当然地擢升为一个管着几百‘职工‘及右派分子们的农场副场长，农场大量 死人的情况，他当然也是清楚的。他曾经饱受饥饿之苦，而他也知道，全场几百名专政对象 作为自己的同类，他们没犯死罪。但是，面对这一切，他也沉默无语，在和善的刘生贵面前 ，多余的话他一句不说，凶暴的‘山大王‘又变成了胆小驯顺的绵羊。　　其实，凶暴的‘山大王‘色厉内荏。他也有过一段惨痛的经历，使他在严峻的粮食形势面前 守口如瓶。　　事情是这样的：1960年春节期间，多年没有回过老家的他，决定回四川老家看看，他的姐 姐和妹妹家分属两个公社。姐姐和妹妹见到多年没见面的他，都亲热得不得了。此时，农村 公社已实现食堂化，姐姐和妹妹家，一家的食堂办得好，大家尚能吃饱，一家的食堂办得不 好，大家吃得就差，去探亲的他自然也就吃不好。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此时有钱也买不到 食品，当副场长的他回家自然是带了一笔钱的，可是他无法从商店里买到可供同亲人们相聚 时丰富 饭桌的食品，这使他很扫兴，不快。回到安西四工农场后，他把回老家见到姐姐妹妹家生活 有差别的情况，见到一站站长王志玉时简单说了一下，后面还加了一句：‘就说到你这里! ‘意思是不要外传。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洗礼，他也懂得以言定罪的厉害，说话慎之又慎。可 是，他没管住自己，酒后又把同样的话告诉了别人，而此人一向有向上级打小报告的爱好， 便向安西县委告了状。当时，四工农场作为基层的党组织，党员直接由安西县委管理。此人 的状告上去后，他便由安西县委着令到县上检查交代问题。　　经过若干次的批斗会后，‘山大王‘也只得老老实实地承认‘罪行‘，表示了低头悔改之意 。可他的文化程度太低，无法用连贯的话句把会上批判他上纲上线的内容，写成一篇交代检 查材料。这样，他捎话叫王志玉到县委帮助他写交代材料。王志玉奉命来到安西县委，只见 他住在隔离室里，脸瘦了一圈，面容发灰，看见王志玉进门，立时泪流满面。稍微平静 了一下，才对王志玉说：‘还是我对你说过的那些话，你就尽量上纲上线，帮助我把它写成 一份交代检查材料。‘说时，已上气不接下气，又是要哭出来的样子。王志玉不敢说安慰宽 心的话，匆匆帮他写完材料就回了农场。　　过了几天，×副场长又让汽车队队长刘星汉带回来几斤盐，让王志玉转交他老婆。王志玉心想 ：‘几斤盐何必要转来转去才交给他老婆?‘一天，他看见×副场长老婆在场部走过，就叫 住 她把盐交到手里。只见她打开包包看盐时，发现里面还有封信，信上说，我可能回不来了， 望你带好孩子，有困难可找王站长，我那笔复转费你和孩子能用上几年，你们就好好过吧! 老婆大惊失色，拿着信的手抖个不住，眼泪扑簌簌地滚落下来，连声追问王志玉：‘你说他 真的回不来了吗?他真的回不来了吗?他到底犯的什么事?‘王志玉对她只能连声安慰。　　×副场长的这次经历，最后以有惊无险而告终。原因是县委书记张树春，因为考虑到×副场 长是 个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副团级，资历比自己还老，出身又好，用一句毛泽东的名言给他 解了围，救了急。张树春说：‘毛主席说，一万年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差别的。现 在我们的桥湾公社，比起三爱公社来，也是有差别的。他说他姐姐的公社同妹妹的公社 有差别，我看这没有啥错误，不能说他就是反党。‘这样，他才又平安地回到四工农场 还当他的副场长，回到了老婆孩子身边。　　有了这番惨痛的经历，对粮食问题他自然什么话也不说了。‘山大王‘毕竟只是一山之王， 在全国严峻的政治形势之下，他也得汲取教训。但他的凶残暴虐并没有由于自己的惨痛经历 而有任何收敛或改变，他并没有由己及彼，想到在他管制下的‘职工‘及我等右派也会有冤 屈，也会有错案，应该以人道主义的态度对待我等。他秉性难移，仍然只是一味地充分施展 手中‘专政‘的权力于我等，只要他自己痛快，任使用什么样的手段他认为于我等都不过分 。如：用枪探条戳刺靳清义的胸膛直到戳得鲜血淋漓，他毫不手软。命令杨振英把冼维汉吊 在办公室的房梁上，让冼维汉招认偷面之事，他得意非凡。　　农场的专政对象，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任人宰割的奴隶，他说一不二，专政对象只能无言地顺 从服从。所以，到粮食定量减为每月15斤之后，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机磨坊，明目张胆地把农 场的面粉装进面袋里拿走。机磨坊的右派分子、‘职工‘无人敢吭声。王桂芳心里骂他‘ 魔鬼‘，对魔鬼的行为痛恨之极，面子上装得不动声色。因为偷了点面粉被吊上房梁的冼维 汉，看到他用面袋子公开装面粉，一次装得比自己偷了几次的还多，但他敢吭声吗?除非他 想再次被吊到房梁上。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十八章派我去医院烧炕　　(起5D点5D中5D文5D网更新时间：2004-1-11 15:38:00　　本章字数：16740)　　财务科的张振英突然通知我，要我暂时放下其他工作，第二天到‘医院‘里去帮 助烧炕，那里住了一批病号，没人烧炕。　　‘医院‘的位置就在场部西边，介于二站、场部中间，只有十来分钟的路程。第二天上午吃 过饭后，我去‘医院‘烧炕。一路上，只见一派冬天凄凉的景色，光秃秃的田地一直伸展到 远方。小块枯黄的芦草点缀在连片的田地之间凸起的地方，沿着水渠边生长的芦草像是长长 的带子延伸而去。初冬的寒风刮来，远远近近的小块芦草生出波浪，闪着黄黄的光，像是一 方方小水塘，水渠边带状的芦草似一条条流动的黄色小溪向前方奔涌。天依然湛蓝、明净、 高远，但很扎眼。初升的太阳失去了往昔的温暖，发出浅浅的白光。一切仿佛都预示着某种 不祥。我踽踽而行，心里有着无尽的惆怅，天地之间仿佛只有孤独的我……我忽然猜测起那 些病号会是什么样，烦乱，悲伤。每月15斤的粮食定量将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我无法去 想，也不敢想。我肚子饥饿，已自顾不暇，但我不能忘怀我可怜的亲人，此刻的他肯定已处 于更为悲惨的境地，他的状况怎样，我更不敢进一步去想。　　‘医院‘的小院里，只有几间破旧的房子。当然，农场的干部和工人不会住这样的病房，这 是为‘职工‘及右派们准备的。我走进迎面的大房子看了看，只见房内墙皮剥落，肮脏不堪 ，同我一贯在概念上认为的‘医院‘完全是两码事。长长的土炕通铺上，已躺着八九个病号 ，里间屋小些，炕上也有四五个病号。这些病号全是从三、四站来的‘职工‘。他们一个个 蓬首垢面，面黄肌瘦，目光呆滞。他们立即全都看到了我，但全像没看见一样，面部无任何 表情，没有人同我打招呼。他们互相间也不作任何议论，没有一句话。作为病号，他们没有 呻吟声，只是不知是谁，发出了几声沉闷的叹气声。这就是囚犯生活在他们身上形成的一切 。如今，他们虽已成为‘职工‘，但农场对他们的要求并无改变，所以他们依然故我，保留 了做囚犯时习惯性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我和他们也不打招呼，我也懂得用这里的标准约束自 己。何况，这里没有一个病号是从十工农场来的难友。我明白，我只是被派来烧炕的。　　病房里还有3个干杂活的年轻‘职工‘，他们一个个红光满面，神采飞扬，正在用旧报纸糊 窗子，在新砌的泥炉子里添煤砖、烧水，他们不慌不忙地干这干那，同炕上的那些‘职工‘ 相比之下，俨然是另一种人。他们都二十出头，身体健壮，看来肚子一点也不饿，其中有两 个是河南口音。　　我的任务不算重，烧好5个炕洞就算完事。烧炕用的芦草，要到‘医院‘对面二三十米处的 一片芦草地里去割。我走到芦草地里，用镰刀连连砍去，干透了的芦草发出清脆的响声，很 快就割了一捆，用绳子捆紧，就往回背。这时，起风了，风不算大，一捆芦草也不重，回‘ 医院‘要逆风而行，却连脚步都迈不开。我只能侧转身让身子和芦草捆减少风的阻力，慢慢 地斜着身子吃 力地前进。5个炕洞都在院子外面。我把芦草放在炕洞口，解开绳子，一面趴在芦草上防备 风把芦草吹走，一面抽出些芦草塞进炕洞，尽量把炕洞塞满。我来‘医院‘时带了一小瓶汽 油，把一根芦草蘸点汽油放到炕洞里背风的地方，用火柴一点，满炕洞的芦草立时就燃起了 大火。一捆芦草最多能烧两个炕洞，我又割了两次芦草，才烧完了5个炕洞。　　我小时候也睡过热炕，三四十年代兰州人大都睡炕，用马粪、煤末烧的热炕。我睡在妈妈烧 热的大炕上，浑身暖暖的，享受着母爱的温馨，并不懂得那就是幸福。现在，我生平第一次 烧炕，远在兰州的妈妈会想到其中的艰难吗?我在给什么人烧炕，妈妈怕是再也想不到。　　因为时间还早，我又回到了大病房里，想帮助做些事。高中毕业时一位同学写在纪念册上 的临别赠言，此时回响在耳边，赠言说：‘向受苦受难的人们，伸出你援助的手!‘参加革 命后，纪念册之类的玩意儿，被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我羞于向别人道及，纪念册也不知 丢到哪儿去了。此时，这段话却不知怎地又回响在耳边，重现在脑际。服刑期间长年累月的 饥饿，已使这些‘职工‘一个个瘦骨嶙峋，最近的大减粮已超过人的身体能以承受的极限， 他们成为病号，完全由于饥饿。这是每个人心里都清楚的事，只是没有人把它说出来。为什 么生产粮食，获得好收成的农场，却把人饿成这样?解放初期的土改运动因为实现了‘耕者 有其田‘而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现在，种田者无粮吃又是怎么回事?我相信，这样的疑问 在 每个人的心里都反复出现，但每个人都不把它往下想。我自然也没有胆子把它想下去。当时 所处的封闭的环境，也使我无法把这些事情想清楚。但是，对这些受苦受难的人，我想，我 既被派到了这里，就应为他们做些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阿·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第二部的开篇语，此刻又撞击着我的心。这段话说：‘在清 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我还想 起小说里卡嘉(《苦难的历程》中白军军官罗欣的妻子，曾在红军医院服务。)在红军医院里服务的情景。‘职工‘也是人，我再一次肯定，我为病号们做些事是完 全应该的。我自己已被饥饿折磨得难以支撑，想的还是浸泡、蒸煮自身，让灵魂无比纯净 的事。当时我崇拜伟大的作家，一种使自己的灵魂更为纯净的强烈愿望使我仍真诚地相信阿 ·托尔斯泰的这些话，在这种自我宽慰的梦幻里浮沉，精神上似暂时地获得了一些宁静。当 然，几年后，我就认识到，阿·托尔斯泰编造的故事，在苏联根本实现不了，斯大林的肃 反能不杀掉小说中的主人公吗?在中国，这样的主人公也难以存身。我把阿·托尔斯泰的这 段名言当作自己在逆境中生活的信念和信条，一直信守维护着它，只是说明我对未来仍抱有 坚定的信念，我认定了自己跌倒自己爬的死理。我确信，重新爬起来并站起来了的我，一定 会比原来的自己更完美、更纯净，也更坚强。 我提起笤帚把地扫了扫。一只肮脏的手哆嗦着举起搪瓷茶缸想喝水，我立即接过茶缸，从搭 在新砌的泥炉子上的水壶里倒开水给他；有个穿蓝平布对襟‘职工‘棉袄的人，棉袄前面剐 破了一大块，露出烂棉花--他是个中年人，倒像个年迈的老人似的，力不能支地磨磨蹭蹭 、 慢慢腾腾地下了炕，看样子要去解手，却找不到鞋，我帮他从东边墙脚下的一堆鞋里找到了 他的鞋提了过去；还有人抬起身子，递过来两毛钱，让我代买邮票、信封明天给他带过来… …做这些事一点也不费劲，我确实在尽心尽力地服务于这些病号。当时我也并不知道，我为 他们做的这些事，对有些人来说，竟成为他们在人世间逗留时最后享受到的一丁点儿可怜的 温暖。　　有一阵子，我靠在门上，注视着炕上那些盖着五颜六色的破旧被窝蜷缩着瘦弱的身子，忄西忄西〖惶惶，听天由命，不知所以的人们，内心也十分压抑、沉重。我的命运比他们又强多少呢? 一个满脸胡茬、脸盘特别大、面色难看的人--他大概浮肿了，从被窝里拉出一条深蓝的破 旧绒裤，要我拿出去，晾在外面。我立即也就明白了他的意思，我悬悬地提着他刚从腿上脱 下来带着体温的绒裤，走出房门，放到对面房间的窗台上，低头随意一看，只见上面滚动着 不计其数又肥又大的虱子。我心里真腻歪，也不禁有些难过，这饥饿的人的鲜血不知被虱子 吃去了多少?如果不是我的帮助，这小小的、万恶不赦的虱子们不知还要猖獗到何时。我知 道，经过一夜的严寒，虱子们非全部毙命不可。　　就在我准备走回房间时，大个子河南‘职工‘从旁边的一间屋里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个 报纸包，看到我，他打开报纸包，里面是糊窗子用剩的浆糊。他问我：‘你吃不吃?‘用剩 的浆糊很不洁净，颜色五抹六道的，虽说肚子饿，这样的东西我也无法下咽，就摇了摇头。 他笑了笑走了。当然，他是出于一种友好的关心才问及我。他是不能把同样的问题向那些病号们提出的，如果他问那些病号：‘谁吃?‘肮脏的浆糊一定会被手脚麻利的人抢去吃个精 光。而他那样做就违犯了纪律，会被告发的。　　这一天，我没有见到医生进病房，也没见到给哪个病号吃药，病号们的真正需要是吃饭而不 是吃药。　　饥饿，已使全农场的工作节奏迟滞了下来。下午，太阳挂在天上还很高，我就拖着软弱无力 的腿回场部。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眼巴巴地等待吃下午饭的时刻到来。　　我真佩服食堂炊事员的本事，每人不到2两半的面粉，由他们和上经过复杂加工的碱菜子， 竟能做成稠稠的面条，能打满我直径26厘米的饭盆。颜色发黑，又粗又硬，比筷子还粗的碱菜子面条，能暂时把胃填塞得有些饱胀感。我想，饥饿的人吸收和消化能力特别强，从碱菜子里一定能吸收到若干营养成分。那些‘医院‘里的病号，领导上说是怕吸收不了，不许在馍馍、面条里掺和碱菜子之类的代食品，粮食定量又未增加，他们实际还不如我们，比我们还饿得厉害。他们任人摆布，实在凄惨可叹。　　到睡觉时，我就又饿了。我们几人说话都很少。我在忍饥挨饿中睡去。好像是为了补偿白天 清醒时挨饿的痛苦，梦中，我一直在吃着几年来从没碰过的好吃的东西……梦中的饕餮，将 我推入更为甜美的睡乡。我沉沉大睡直到天亮，醒转来十分费劲。　　次日，我仍赶往‘医院‘。　　我提着镰刀正要去割芦草，只见大路上来了一辆马车，从斜对面奔驰而来，车上拉着人。在 ‘医院‘前，车停了，跳下来的赶车人，正是那个瘸子‘职工‘。车一停下，他就吆喝着叫 车上的人下来，那几个形容枯槁的人肯定就是送来的病号了。他们动作迟缓，半天也下不了 车。只见瘸子生气地一把就拉下一个人来，那人猛不防被拉下车来，也许身体的什么部位被 弄痛了，他大叫一声，踉跄了一下，几乎要摔倒，又被骂骂咧咧的瘸子一把拉住。瘸子粗暴 地抓住这病号向‘医院‘门口走去，只见他身体左右晃荡，每抬一次脚步都挺艰难。瘸子把 他送到墙边，让他靠墙站住，又去吆喝别的人，那几个病号有的还在背行李，有的把行李放 在地上拖着慢慢挪动脚步，向前走去。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原来，当车把式的瘸子对于 同自己一样服过刑如今饿成了这般模样的病号，竟如同对待猪狗一般。人类的同情心，在他 的身上已不存在。那么，是谁给了他摧残自己同类的权利?我不忍心看下去，更不愿和那瘸 子打招呼，就转身割芦草去了。　　当我割来第一捆芦草，坐在靠大路一边的炕洞口，正准备烧炕时，一个人来到了我的身后， 问我：‘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一回头，看到他是欧阳夏，原省劳改局的干部。来四工农场 后，他曾在二站当小队长，我在二站劳动时才和他熟悉的。我简单地说了说来‘医院‘的情 况，也问及二站的难友们。他严肃地说：‘现在，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我不禁心 里一惊，又一沉，这种话可是说得的吗?继而又一想，我们如果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面 临的就是不能生存。我深深感谢他说的这句话。欧阳夏好像也正是为了说这句话才找的我。 凭感觉，凭本能，他觉得不能把这句话深藏在自己的心里。他是有事路过这里，看到我一个 人在这种时候还坐在‘医院‘的炕洞前，既感到有些奇怪，也是为我的生命担忧，为我的不 幸动了恻隐之心，所以走过来看看。毕竟，我不同于别人的，是个女性，还是个年轻的妈妈 。作为小队长，他并不能把同样的话讲给每个人听。他再没多说什么就走了。　　我沉思了一会儿，又默默地继续烧炕。‘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此时此地，这句话 真是太正确了!原来，我在思想上还没产生过生存不下去的精神准备。我只是想，情况即使 再恶劣，我也要活下去。‘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这迟到的意识需要行动，我却依 旧茫然，不知该怎么办。但总算有点开窍吧。我开始想到，难耐的饥饿一直继续下去，我的 身体也会被整垮，像‘医院‘里的病号一样倒下来。到那时，一切就真晚了。我无辜被整治 到目前这种地步，我于心不甘。我绝不能倒在这里，我还想重新获得我作为一个人应该拥有 的一切。我作为一个一心向党的人，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一切。党抛弃了我，世人抛 弃了我。但是，我还得为我所有的亲人活着，为我自己活着，我的一切不能就这样结束。我 一定要活下去，以我本来的面目重新出现在世人的面前。我确信，总有一天，党的阳光会照 耀到我的身上。我要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烧完最后一个炕洞，我正待起身走回病房，看见那3个年轻‘职工‘都走过来了。这里，正 是那间大病房的后面，平时没人来。他们来干什么呢?只见其中一个脸颊特红，小个子，说 河南话的‘职工‘，从棉衣里掏出一个小布袋，给那两人都倒了些炒好的麦子，那两人旁若 无人地立时大嚼起来。小个子河南‘职工‘招呼我说：‘你也吃些!‘往我的上衣口袋里也 放了几大把炒麦子，然后自己也吃起了炒麦子。这可是求之不得的佳肴，我也大嚼起来，只 觉得满口生香，每粒麦子都喷放出难以言喻的、令人迷醉不已的滋味。我几乎是在舍不得咽 下去的状态中匆匆吞咽了经过反复咀嚼的炒麦子，然后用舌尖搜括粘在牙齿、牙龈、上腭及 满口腔留下来的炒麦子的残渣，和着唾液再仔细咽下。　　本来，这是不该问的。我在大嚼炒麦子的喜悦与兴奋中--在这种时候能在无意间吃上炒麦 子真是幸运--忍不住地问道：‘你们哪儿来的麦子?‘小个子河南‘职工‘回答说：‘我 们都 在场上干活!‘原来如此。他们不同于那些病号，活得健康自在，只是由于他们有着比别人 优越的生存条件。　　这3个年轻‘职工‘，看样子都是略有文化的农民，不知他们犯了什么案子。3人中的另一 个是甘肃人，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在生产队劳动时不慎把队里的架子车掉下山崖，以破坏生 产的罪名判了3年刑。当时，我细细嚼咽着炒麦子，充分享受着这种从未体验过的人生之幸 福，脑际无端地又闪过了阿·托尔斯泰的话：‘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忽然间， 觉得对这段话又有些不甚了然了。但是，管它呢，我继续心安理得、仔细认真地品味炒麦子 无与伦比的美味，真觉得其乐无穷。那令人心醉神迷、回味无穷的咀嚼吞咽活动终于都结 束了，而胃肠的舒适感仍使我心情愉快。须知，这是11月以来我吃上的一次最香、最好的美 餐，小个子河南‘职工‘给我的几大把炒麦子，兴许能顶上我们全天的粮食定量呢。这粒粒 金贵，无比美味，能救人一命的炒麦子啊!　　那个甘肃人和大个子河南‘职工‘吃完炒麦子，立即转身走了，几年的劳改犯生活，训练了 他们的警觉性，他们知道这儿不是多待的地方。　　小个子河南‘职工‘还和我闲聊了一阵。他说，他常去一个家属家里，给送去麦子。这个 家属有个两三岁的小孩，男人是右派，去高台了，那个家属对他挺好。显然，饥饿的女人用 温情和肉体为她和孩子换来了粮食以维持娘儿俩可怜的生存。我平静地听他说着这些，无以 答对。他还说：‘那娘儿俩怪可怜的，我每次去，她都给我做吃的，她对我挺好，她确实好 !‘他找到了我这个可以倾吐私情的对象，大约十分兴奋，尽管拙口笨舌，仍不能自已地絮 絮地说着。他眼睛明亮，流露出憨厚、真诚的情态。大概，他并未想及他的行为是对他人的 侵犯。他俨然以那女人的保护神的架势向我诉说着这一切。我能谴责他吗?从内心里说，我 也不想怪罪他。欧阳夏的话还回响在耳边：‘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应该说，威胁 我们大家生存的那一切才是最大的犯罪。　　小个子河南‘职工‘的谈兴一告终，我们就各自走了。我走进大病房，看见里间屋里的炕上 坐着机耕队的小张，他原是张掖航校的工作人员，是从十工农场来的难友。他 来四工农场不久，脸就瘦削下去了。我们原来常见面，他开的拖拉机领柴油都要经我的手。 论说，他工作各方面的条件都还可以，我们吃麸子馍、水煮干萝卜缨的时候，由于工作条件 的关系，他一直和干部工人吃一个灶，没受太大的罪。但他个头高，身体棒，饭量也大，在 十工农场放开肚子吃惯了，一到四工农场就受不了。他大概也是取消了工资的人，没 钱再买其他吃食。我和他第一次在场部相遇，他就叫苦不迭地说：‘这儿叫人吃不饱饭，真 受不了，受不了!‘由他的坦率，我又联想到，十工农场以平等态度对待我们，他在习惯的 轨道上行进得久了，已忘了他自己的右派身份。情况变了，他的应变能力跟不上，不能低三 下四，说话又随便，这儿的干部工人能容得下他吗?机耕队丁队长也常到我们办公室来坐 坐，我是以语言的谨慎，绝对的谦逊和礼貌，工作上的勤勤恳恳，来获得他和颜悦色的对待 ，小张除了工作上没话说以外，其他方面恐怕都差一筹。这样，人家对他这个‘阶级敌人‘ 起码也是疏远的，有了为难之处得不到原本可以争取到的帮助。他是我在‘医院‘里见到的 唯一的右派难友。　　小张一见到我就高兴地问：‘咦，你怎么在这儿?‘我问：‘你怎么来了?‘他说：‘身体垮 了，他们就送我来这儿了。‘说话间，长长地叹了口气。他还向我打听：‘这儿的条件怎么 样?‘我只好安慰他：‘还可以吧，你就在这儿养着吧!‘这样回答，我不禁有些黯然，也有 点为他担心。不过，看起来他的状况比同屋的‘职工‘病号要好一些。　　在大病房里忙了一阵，我走出大病房，只见旁边小病房的门口斜放着一辆架子车，门大开着 ，两个‘职工‘男护士和干杂活的大个子河南‘职工‘，正从病房里往外抬人。两个护士中 ，一个是上海人，前两天曾和我攀谈过几句，对于3年的刑期满了以后仍然有家归不得，含 蓄 地流露过他无法诉说的苦衷；另一个就是曾给过我一瓶鱼肝油丸的武山人。上海人也很年轻 ，看见我，他紧皱眉头，连连摆手，示意我快到一边去，不要过来。我立即也就明白了，他 们抬出来的是一具尸体，他怕吓着了我--一个出现在‘医院‘里的唯一女性。但我不想躲 开，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我已知农场天天死人。我想，我已承受了太 多的苦难，如今又面临着无法逆料、不允许诉诸语言的大灾大难，我能躲得开吗?看看死人 又怎样呢?苦难已使我无所畏惧，我不必躲避一个死人，要来的一切总归会来临。我忽然觉 得我、这些正在抬死人的‘职工‘，同死人之间并未拉下太大的距离。死亡，不也很平常吗 ?就在今天这个时刻之前，并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出有人要永远地离去，而眼下死神却已悄然 来临。一个‘职工‘的死去，没有人为他流泪，也没有任何送别的仪式……因为他的身边没 有一个亲人，他的留场割断了亲人们对他的记挂，对他的悲伤。现在，一切都已终结。不过 ，我还是站在原地，不再往前走了。这就样，一切还是看得清清楚楚：抬出来的尸体毫无 遮拦，几乎是被扔到了架子车上，只见他一头又黑又乱的头发，瘦棱棱的脸细成了长条，从 脸面直到脖子都是难看的蜡黄色，双颊不干不净，眼睛紧闭，一只蜡黄色的瘦手还搭在了架 子车栏杆上。大个子河南‘职工‘拉起架子车，两个护士在后面紧紧跟随，一起往外走，蜡 黄的瘦手跳动了一下，掉到了车里。他们很快地走出了小院，车上的人是安静地找到了自己 的归宿，还是含恨离开了人间?我相信，这些为他送行的人没有谁会跟这寂寞的灵魂进行交 流……他们干这种事已不是第一次，尽管无奈。近来这种例行公事大约干得比较频繁，已使 他们自己麻木不仁。话说回来，我自己又怎样呢?我自己就不同于这些‘职工‘了吗?事实是 ，看着这一切，我也只是呆滞地站在那里，麻木不仁，沉默无语。我闭住了自己的嘴，让所 有的感叹、思绪都深深地埋在心底。我只能这样。那个上海人居然还想到我是个女人，试图 阻止我看见死人，他的这份人的感情，想一想，也还有点可贵，要使人性完全泯灭似乎也难 以做到，即使在这种严峻的时刻。以后，像这种在大白天往出抬死人的事我还遇到过。　　当天晚上，我没敢向同屋的女伴们说及我看到死人的事。欧阳夏说了的话：‘我们要为自己 的生存而斗争!‘我知道是个最正确的行动口号，但说出来挺吓人，我更不敢给她们说。记 得在反右斗争的批判会上，常有人左分析右分析，受到批判的右派在鸣放时如果说过‘斗争 ‘二字，比如，说过要向某种不良的社会现象作斗争，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 作斗争，等等，都成了问题。在批判发言中，不良的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党的整风报告中 提出的‘官僚 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经个人用事实说出，便成为子虚乌有，这样，右派分子所谓 的‘斗争‘究竟是把矛头指向谁，就不言而喻，从而受到严厉的批判，或不断被喝问，要求 老实交代。那些斗争会的场面已经过去了两三年，在我仍余悸犹存。我绝对不敢说出欧阳夏 的原话，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很现成的问题就摆在眼前，为了自己的生存，你要跟‘谁‘斗 争啊?当然，我还不能牵连欧阳夏。这样，那句话便只能深深地藏在心里。但是，我还是用 我自己的话，反复地告诫女伴们：‘我们一定得想想办法，我们得活下去。‘由于我已在医 院待了两天，从我严峻的神情，低沉的语调中，她们想到的一定比我说了的要多得多。　　其实，她们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都已经紧张地思考了好些天了，只是都还鼓不起勇气说 ，心里还都有些顾虑。是石天爱第一个打破了沉默，她沉稳地说：‘我们其实早就该商量商 量了，像现在这样下去，我们一个个都得玩完!‘小徐接着说：‘那我们就商量嘛，依我看 也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说：‘原来我一直想着头上的帽子，心想总得争取先把帽子摘掉 再说，现在……‘不等我说完，她们对我的这种呆气都来了气，争先恐后地一顿痛击。石天 爱说：‘你现在还只想摘帽子，就别想活了。‘小徐原来也一直念叨摘帽子的事，此刻却说 ：‘都什么时候了，只想摘帽子也太没意思了。现在谁还管摘帽子的事，那些干部们对每天 死人的事还制止不住呢!‘我一想，真也是的，同死人相比，摘帽子又算什么事，何况那些 干部们本来就对给我们摘帽子没多少热情，我们如果头顶上没有了那顶‘桂冠‘，他们还能 管得了我们吗?一贯专别人政的人，一旦失去了专政的权力，会不好受的。王桂芳大概因为 蹲过监狱，一向对摘帽子的事不很热心，此刻，她最关心的也还是怎么活下去。我们心里都 清楚，为了活下去，她已经聪明地把丈夫送到能够活下去的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她催促大家 说：‘咱们就好好商量一下嘛!‘这时，大家都饥饿难耐，下午饭早已消化得精光，就像没 吃过似的，不仅胃肠空得阵阵作疼，脑袋木愣愣的，昏昏沉沉，浑身疲软无力，就更不待说 了。11月以来，我们愈来愈觉得晚上的时间特别难熬，饥饿对生命的威胁似在步步进逼。　　我们议论了一阵怎样活下去。平时耻于说出的‘偷‘，竟成为当晚非干不可的唯一的大事。 我们都知道，财务科后面的院子里堆放着用帐篷布盖着的一大堆棉子，大家都说先拿点棉 子 来吃，棉子有油，吃点也顶用，即使被发现问题也不大，反正是肚子饿，又没偷粮食，当时 偷粮食可是罪莫大焉，看得挺严重。谁去呢?都认为我应去，因为原来我每天晚上都到财务 科记账去--只是近来去医院烧炕才暂停，要路过那儿，遇见人也不显眼，再就是场部干部 一般对我印象还可以，如被发现也不会出大问题。这样，进行冒险行为的第一人便非我莫属 。　　天还未黑，我带了一方包棉子用的大手绢，就动身了。走进小院，院子里正好没人，一眼就 看 见棉子堆，从哪里动手呢，只见帆布篷布到处都用木板等物压得很严实，我第一次蹲下去就 没能揭起来，后来，瞅见有个篷布角没压住，就急忙蹲下去揭，谁知一只手刚抓住篷布角， 就听见一声喝问：‘谁?‘吓得我一回头，再也没想到，问话的竟是和我一起演《梁秋燕》 ，同我一起争取婚姻自由的小生春生，庆阳人王××。我知道他不会把我怎样，虽说十分紧 张，我仍在大手绢里胡乱包了些棉花子，才急急地往回走。王××看着我，再什么话也没说 。我甚至也没有回头再看他一眼。他当时可能已摘了帽子，在场部值班守夜，我们虽同在场 部，平时极少见面，偶尔在办公室遇见几次，也像不认识似的，并不说话打招呼。这样做， 符合了场部那些干部们的要求，只是我就无法知道他在干这种差事。我们这一对在舞台上谈 情说爱争取婚姻自由的人，现在竟然见了面连话都不能说，真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想当 初我们受那些干部们摆布，在舞台上认真演戏以娱他们少数人的耳目，真是愧对自己的人格 和灵魂!　　第一次行动出师不利，偷回的棉花子吃着也不顶什么用。我们又一起商量再三，还是决定由石天爱和王桂芳从机磨坊偷面粉出来。石天爱说：‘最好的东西还是精面，碱菜子有什么营养?屁用不顶。我们还是想办法吃面粉，上个月粮减成24斤，我就自己想办法了，每天上工时偷空从机磨坊带点精面出来，说是上厕所，到木工房要一缸子才开的开水，回到房间用开水一冲就吃。我那时候就想到不能再硬扛下去了，身体缺了粮食哪能一直支撑下去?‘我们同住一个屋，石天爱从上月就自己独个儿想办法了，我们竟毫无所知。现在，形势十分严峻 ，我们相互间再提防，再避讳，就什么也干不成。为了大家都活下去，我们得同舟共济，共 同走出困境。　　偷面粉出来的大原则定下来以后，我们进一步讨论，偷回来的面粉怎么个吃法。石天爱说， 她在家时和面就有绝招，她怕手上多沾面，只用一个食指搅拌，就能把半盆面粉和成团，过 后只要洗去食指上的面粉就行了。可是面团又怎么处理?用屋里半死不灭的炉子烙饼，烙饼 的味道会从破门缝、窗子缝里散发出去；我们的宿舍就在机修厂车间旁边，门口经常有人走 动，饥饿的人对食物的嗅觉特别敏锐，一旦被别人发现，随时都会有人冲进来查看；做成面 条或面片之类在炉子上煮，只要有人进屋一眼也会看见。而且，只要查出我们宿舍有人偷 面 粉，王桂芳和石天爱就会立即从机磨坊调出，我们的面粉来源就会断绝，我们大家的生存都 会受到威胁。唉，唉，偷回面粉要吃进肚子也还这么难!　　第二天上午，在场部路遇杜绍宇，我心事重重，立即就想到，他人在站上，或许可以搞到粮食，应该抓住这个机会问问他，向他求助。因为我知道，他胆子大，头脑灵活，绝不会在这个危难时刻坐以待毙。来农场后，我们在十工相处就不错，只要他真有些办法，我相信他不会拒绝我的求助。看见旁边无人，我就直言不讳地小声问他：‘能不能偷到麦子!‘他没有 回答‘能‘或‘不能‘，却告诉我：‘你在这等一下，我就来。‘刚一会儿，他就返身回来 ，把一小坨牛油给了我，这对于我就是最珍贵的礼物了。饥饿与多日来未见荤腥的我，抓起 牛油就咬嚼着吃了起来。杜绍宇看见我咬嚼牛油的情形，觉得一点也不奇怪，转身就走了。 多年后，杜绍宇才告诉我，他后来回到一站后，又被站上派去出外买肉，因而他自己也搞到了肉。那坨牛油原本是他送给场部邮局的小伙子的，为给兰州的家中寄牛肉，作为贿赂已给 了小伙子，因为意外地遇见了我，他又跑到邮局从小伙子手里取回给了我，答应以后再给小伙子另一坨。在四工农场，我们已没有原先在十工农场随意往来的自由。他是在场部意外地 遇见了我，我又张口向他求援，所以我就意外地得到了这坨牛油。　　我仍继续去烧炕。烧完炕，就进大病房看看，小张一看见我，就大声说：‘哎呀，你烧的炕 到天快亮时就冰凉了，冷得我都发抖，你能不能把炕烧得再热一点!‘他形容惨淡，语气 急躁，一副难以忍受的样子。我没有想到，烧过的炕竟然还把他冻成那样，前几天我遇见张 股长，张股长还高兴地说：‘那些职工几天 没烧热个炕，你去了，那些病号都说才睡上热炕了。‘这显然是在表扬我，可我弄不懂那些 ‘职工‘为什么会烧不热个炕。如今，小张又说因为炕冰凉冷得他发抖，这肯定也是事实。 再一想，炕洞里芦草虽填得很满，干透了的芦草一点就着，很快也就烧光了，到天快亮时炕 洞里已无余热，炕冰凉是肯定的。要使炕一直热下去，到晚上再烧一次就行，那3个干杂活的‘职工‘就可以做这件工作。我把这些情况向小张做了解释，告诉他，下午回去，我可以 向领导建议，争取晚上再烧一次炕。　　这天烧完炕，3个年轻‘职工‘再一次来到屋后，3人分吃炒麦子，仍给了我几把，我贪婪地 享受着这份幸福。就在阴森的地狱门口，生之欢乐也并不忙于退走。　　下午回到场部，我找到张股长，说及小张的情况，我说：‘让医院的职工晚上再烧 一次炕，炕就能一直热到早上。‘谁知张股长竟一口拒绝：‘不是炕没烧热的问题，是那些 病号身上没一点热量了，才发抖，你把炕烧得再热，他还会发抖，甭管!‘他的回答使我心 里直打颤。小张他怎能禁得住天亮前的冰冷?颤抖不已的他，身上已没有了多少热量的他， 这样下去怎么能行?我将怎样回答他?　　我心情沉重地回到宿舍，从食堂打回一饭盆的碱菜子面条。没想到，这顿饭竟大有改善。原 因是王桂芳有行动，她大胆地从机磨坊包了一手绢的面粉带回来，分给大家。熟食有困难， 经大家商议，干脆把生面倒进自己刚打来饭的饭盆里，搅和在热汤里，立即吃将起来。饥饿 的我们吃着这顿搅和了不少生面的晚饭，竟也认为是一顿美餐哩!这种吃法，绝不会露出任 何破绽，即使别人有什么怀疑，我们已吃进肚子里的面粉，谁也没办法把它检查出来，而且 ，既然有了这个开头，我们就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为了自己的生存，我们总算有了一个好 的开头。原先凝聚在每个人心头的恐慌、烦乱、忧虑，大半都冰释了。有了这一步，我们每 个人活下来的保险系数就有了保证，好像每人都吃了一丸定心丸。此时此刻，还有什么比每 个人的生存更重大、更紧迫的事呢?这顿晚饭的重要深远的意义，绝不是几把美味的炒麦子 所能代替得了的。　　这天晚上，我们一个个心情愉快，竟然还谈天说地一番。我说到小个子河南‘职工‘这两天 天天送给我炒麦子，石天爱问：‘炒麦子好吃吗?‘我说：‘当然好吃。‘石天爱又着急地 说：‘我还没吃过炒麦子呢，你口袋里还有没有?要有，找出来给我几个，我尝尝!‘她的馋 劲儿又来了，可饥饿的我每次吃炒麦子都要在口袋里仔细搜寻几次，怎么会把那金贵的炒麦 子留下一粒半粒?我们都是徘徊在地狱门口的游魂，自个儿都只顾自个儿了。　　命运冷酷无情地将我们推向另一个营垒，但我们每个人又都是一座火山。我们内心深处的岩 浆在翻滚，在沸腾，尽管十分渺茫，我们 仍等待着一次喷发，人人都巴望着伸冤雪耻之日的到来。最近期的向往，也是希望挥洒着眼 泪和自己的亲人们会面团聚，得到亲人们的理解，获得亲人们的爱心和抚慰，一颗冤屈受苦 的心是多么需要亲人的爱与温暖啊，而实现这一切的首要条件是我们自己必须活着。四工农 场把我们当作劳改犯，对右派分子们实行分而治之的办法，要求我们相互之间经常揭发告状 ，我们在十工农场时形成的友爱互助的精神被一扫而光。石天爱原来和我相处不错，来四工农场后竟向领导告密，使我一度处境艰难，她肯定也是得到领导上的鼓励，也许还是有谁指名要她揭发我。这样，大家作生之挣扎，为了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作旷日持久的斗争--为 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一般只能是自个儿顾自个儿，‘人自为战‘。冷漠自私，成为人们 为保护自己采取的最审慎的处世原则。我们的性格、心灵再一次被重新铸造。所以，我在吃 炒麦子时并未想及同屋的女伴，说什么‘我们就会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才真真是骗人 的鬼话!我们的灵魂都够肮脏的了，这里的一切已严重扭曲了我们原来正直纯净的灵魂!　　我的心情终究又不同她们。我吃了一顿饱饭，今后每天都吃上这样的饭没啥问题。可远在高台受难的景超，他的境况怎样呢，他能吃上这样的一顿饭吗?肯定，他没这样的条件。几个月前，我还把这里的教育科长对我们训话时说过的话转告他： ‘一个人要有高度的自尊心! ‘教育科长所说的自尊心，意思是要求‘职工‘和我的难友们在饥饿时绝不要偷窃，我深怕出现一次不光彩的行窃影响到摘帽子，所以，写信时还把这句话转告给他。唉，我这不识时务的劝告，害人性命的劝告!头上那顶帽子已使我呆钝如此。景超本来就是个自尊心极强、 极要面子的人，现在我们同屋的人全都吃上了偷来的生面，洁身自好的他就是想偷也偷不来 。他难以有这样的机会，而我还向他要求‘高度的自尊心‘!古人因拒食‘嗟来之食‘而最 终走向死亡，我向被饥饿折磨了几年的亲人要求‘高度的自尊心‘，竟根本没想到这会使他 有一天失掉生存的机会。我已在‘医院‘见到了死人，那蜡黄色的瘦棱棱的细长脸面，还有 搭在架子车栏杆上的蜡黄色的瘦手，一次次地又在我眼前闪过……这仅仅是我第一次见到的 一个死人。我知道，更多的死亡我都无法见到。难道说，我们生存于其间的世界就这样毫无 救药了吗?难道我们永别的时刻也要来临?我拉紧厚厚的被窝，把头深深地埋进去，不禁痛哭失声。　　我照旧去烧炕。我先烧完了5个炕洞。和3个‘职工‘一起吃了炒麦子，他们对我的照顾我感 激在心。然后，才进屋去看小张。我想，把炕烧热再转告张振英的话，我也好张口些。小张 见了我，阴沉着脸说：‘今天天亮前，我又抖了好半天。‘这时，我忽然相信了张振英的话 ，看来他的身体确实没热量了，天亮前正是最饥饿难耐的时候，如果他肚子不饿是不会发抖 的。当然，炕如果是热的……然后，我又为自己难以自圆其说、自欺欺人的想法吃惊，曾几 何时，我的脑袋也变成了张振英他们的?我讷讷而婉转地向小张说了说张振英的意见，再烧 一次炕的建议未被接受。小张只冷淡地鼻子里‘哼‘了一声，再什么话也不说了。同屋别的 病号们木然地听着我们说话，没有一个人搭话，也没有任何别的表示。病房里仍像往日一样 沉寂。天亮前的冰冷严寒，就没有使他们同样热量很少的身体痛苦地发抖吗?他们无言，只 是因为凭他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包括刚才我的答复，都已告诉他们，不说更好。　　又过了一天，我又去看望小张，炕上没有小张。我问：‘小张呢?‘回答我的人毫无表情， 缓慢迟钝地说：‘他天亮前没有了!‘我一下子靠在了墙上，半天喘不过气来。他到底在天 亮前痛苦的瑟瑟发抖中离开了这个不需要他停留的人世，他那可怜而有限的请求--把炕烧得热一点，被冷酷地回绝才一两天，而这回绝，分明冰冷了他身体里残留的一点余热，也冰冷了他还在跳动的心。我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没有了‘ ，前两天他的状况比别的病号还要 好。我不负责任地转达了他的请求，却再没作更多的努力，而现在，他确乎没有了，在他昨 天还躺着的炕上留下了一块空白……他悄无声息地走了，留下的是无言的抱恨，和那一块空 白。我知道，炕上的空白今天可能就会被填补，还会再一次又‘没有了‘……而他的抱恨会 是绵绵无期的。我不知他是否有妻子儿女、高堂老母。我们熟悉在‘医院‘，这里按劳改单 位的规定不许聊天，我又哪有心绪问及他的这些，因为知道了又能怎样呢?可我们毕竟难 友一场，他的死跟我又不无干系……我欲哭无泪。但我悲泣的灵魂似已离开了躯壳，冲出门 外，飘荡在苍茫寂寥的长空!多年后我才得知，他叫张亚萍，原是开坦克的，极有才华，写 得一笔好字，是张掖航校的干部，尚未婚娶。　　死一般沉寂的病房，活着也如同已经死亡的众病号!　　不知过了多久，我默默地从里间屋走出来。听到有人喊了我一声：‘和同志!‘我吃了一惊 ，来四工农场以来，‘同志‘二字已跟我们绝了缘分，何以今天这里竟出现了这个称呼?循 声望去，喊我的是一个三十几岁、面容苍白消瘦的病号。他不同于别人，着几乎全新的深 蓝 色咔叽布中山服，显得比别人整洁，整洁得多，说普通话，从眉宇间透出几分儒雅。他头顶 后墙脚朝炕外面睡着，见我已听到他的喊声，又冲口说：‘和同志，保重，保重啊!‘我猜 想，他称我‘和同志‘，大约是由于听说我是个有工资的右派--小张肯定就知道，他认 为比自己要高一个等级，为了和我说上话，便贸然喊了一声。他郑重地大胆和我说话，要我 这素昧平生的女人‘保重‘，又使我的心头涌起无限凄楚……我不知他的姓名，也不知他 是何许人，什么案犯，但我得回答他，便说：‘你也保重，咱们都保重!‘这互致保重的情 形，又使我的心情更为沉重，伤感不已。也许，我是他当劳改犯以来见到的唯一的女性，我 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支撑的环境里主动为他们这些特殊的病号服务，使他产生了特殊的感受， 感激，担心，同情，悲叹……种种复杂的思绪，使他无法沉默，所以才大胆地说出了他心中 的祝愿；也许，他还是个不幸的判了刑的右派，自己落到这般境地，他希望与他同样受到命 运之酷劣对待的我不要倒下来，他担心我也会出现不测……也许，他只是因为见到了太多 的死亡，所以才急切地关照我。人啊，人，人对自己的同类并不都是冷酷无情、干戈相 加的。在这生存危机正在威胁着每个人的地方，爱，依然在人与人之间生发，即使一个身陷 困境绝望已极的病号，也在试图温暖一颗被认为是弱者的心，在急切地关照一个存在着生 存危机的女人。　　我忽然想起，第一天来‘医院‘时晾在外面窗台上的蓝绒裤一直忘了没拿进来，那个大脸盘 的病号怎么没吭声?他也许要穿呢?我手提虱子已全部冻死的蓝绒裤，送到大脸盘原来躺的地 方，却认不出绒裤的主人，我问：‘谁的绒裤?‘回答的声音很苍老：‘他几天前就没有了! ‘又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没有了‘!我和这些病号原来都不认识，没想去记住他们。几天来 炕上的病号人员的更换我也不曾注意，今天我所见到的一次再次的‘没有了‘，说明还有更 多的‘没有了‘尚未为我所知。我仅仅为‘大脸盘‘晾过一条旧绒裤，我想过没有了虱子的 绒裤他穿上会舒服些，却万万没有想到他走得匆忙，也许在脱下绒裤的当晚就匆匆走了。这 倏忽间轻易失去的生命，几天来我竟一点不知。不是有谁要有意隐瞒，而是炕上的病号从死 者预见到了自己不可抗拒的黑暗悲惨的前景，他们自认为命贱如蚁，只是沉默地等待将要来 到 的厄运，说及死亡已成为大忌讳。我把没有了主人的蓝绒裤又扔回到窗台上，有好一阵子， 心如死灰。但，一种强烈的欲望，如烈焰般迅即又在心中腾腾升起。我不是一只蚂蚁。我绝 不能死!俩孩子需要我，生命垂危的景超需要我的救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在眼巴巴地 盼着和我团聚，我要活着见到我所有的亲人。当然，我坚强地活下去，更是要证明自已的一 切，我还是原来的我，我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这天下午回场部前，有几个病号拿出写好的家信要我代发。我刚接到手里，病房里走进油光 满面的‘医院‘炊事员，当然也是个‘职工‘。他客气地称我‘老和‘，急忙拦挡说：‘老 和，你不能给他们发信，这种事你不能管!‘我已替他们发了几次信，从未想过不能替他们 发信。但是，他是这儿的老资格，出面阻挡，我还只能听他的。这油光满面的家伙，能混上 目前这份差事，自然有他一套混的本事。他同那3个干杂活的年轻‘职工‘一样，都是‘职工‘中的特殊人物。他那油光光的脸面，那份精神劲儿，还有神气十足的架势，都说明他从病号们的伙食里随心所欲地攫取了他自己的需要。他，衣着干净整齐，麻利干散，大约三十 几岁。有一次，我去伙房，看到他正在利索地做锅贴--一种既烙又蒸的发面饼，他兴致极 好地欣赏着自己的手艺，和我闲聊了几句，还得意地把场部派到‘医院‘工作的王股长嘲笑 一番：‘王股长口外人咋也成了口外相，到伙房说是给病号端饭呢，看见蒸笼布上粘的馍馍渣急 忙收揽起来自己吃了。嗨，当股长的咋啥啥都不顾了!‘这个侵吞病号伙食肚子吃得饱饱的炊事员趾高气扬如此，居然对一个奉公守纪、饥肠辘辘的干部刻薄地指责不已，我当时就十分反感。现在，他又串到病房说三道四，管到了我头上，认为我违 犯了这里的规矩。而我只能把接到手中的几封信又退了回去，心里实在窝囊。他发家信难道 也要经过检查吗?转念又想，管它呢，不让我代发信，不发不就完了吗?对这里的一切，我只 能适应，遵守，接受，用我在报社工作时形成的观念指导当今的言行已 是绝对行不通了。多年后我回忆起这件事仍自责不已。那几封信一定是几个濒 临死亡的人向家人发出的求救信，我竟受一个吃饱肚子的‘职工‘的摆布，冷酷地拒绝为 他们寄出。寄出这几封信，他们的家人收到后未必就有能力救援，而拒绝为他们寄出，却是 无疑地将他们推进了绝望的深渊。我心里时常念叨阿·托尔斯泰的那段名言，要使自己的灵 魂‘纯净得不能再纯净了‘，四工农场要求于我的，这个混蛋‘职工‘不许我做的，我被迫 接受了的一切，同灵魂的纯净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几天后，我在‘医院‘干活时，突然恶心、头昏、出冷汗。这是要倒下来的症状。尽管我已 经有了生面粉、炒麦子的补充，身体还是支持不下来了。我扶着墙，勉强走到‘医院‘大夫 的诊室，这位大夫名叫王希仁，原是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因四工农场缺大夫所以从那边调来 ，我们已简单交谈过。他见到我，听我说了感觉，立即取了些药片，热情地拿来水杯要我喝 下，并要我在他的床上躺下休息。他的床就在诊室，作为大夫，自然是干净整洁的。但此时 的我，竟自认为低人一等，觉得那样干净整洁的床不该由我去躺。何况诊室里常有干部出进 ，我更认为不是我该待的地方，所以我没听他的话，竟摸到隔壁那几个年轻‘职工‘的炕上 ，躺了下去。王希仁又找到我，执意要我去他床上休息，我坚辞未去。此时的我，把自己摆 到了这样卑微低下的地位，实在可悲可叹。这是一年来的遭遇所造成的。王希仁见此，心境 一定是悲凉、难过的，而我除了身体不适急需休息，头脑里一片空白。饥饿使思维迟滞，我 已顾不得去想什么了。大约是为了安慰我，王希仁一再说：‘农场对你这样的人一定要关心照顾，你放心!你不会有啥事!‘但我不明白，我‘这样的人‘是怎样的人，农场为什么会关心照顾我。事实上直到我两月后离开四工农场，尽管我在这里一直做着额外繁重的工作，我始终没有得到任何额外的照顾。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十九章在最严峻的时刻(一)　　(起4U点4U中4U文4U网更新时间：2004-1-11 15:43:00　　本章字数：14392)　　此时，难以制止的饥饿已在全国广泛扩展，断炊逃荒，饿死人的事已不是在甘肃省或个别地 方出现，‘各地农民和干部反映饥饿的信件纷纷飞往中南海，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和甘肃为多。无为县的一个干部来信反映，有一个乡一个村的人已基本死绝!他在信中说：‘如有出入，甘愿杀头。‘（引自《解放军文艺》1993年12期，徐志耕文。）　　在此情况下，中央已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派出检查团，赴全国各地检查工作。 派到甘肃的检查团，是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一行人，其中有公安部副部长王昭，也有部分民主人士，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就在其中。这一行人先到甘肃的重灾区河西走廊检查工作。 在深秋的一天，他们来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场部。检查团先了解了场里的基本情况，作了指 示。后来傅作义就问道：‘有个叫傅作恭的没有?‘此时，傅作恭在背草筏子时因病被折磨死去已半年了，有个姓吕的教育股长回答：‘可能已经死了。‘傅作义问：‘请问他埋在哪 里?‘场长刘振宇还想推脱责任，回答说：‘听说他可　　能跑了。‘此话引得傅作义狠拍桌子 ，怒目圆睁，批评道：‘你这哪是共产党做事，国民党死了人也要交代清楚。你说他跑了，他50多岁的人怎么跑?再说他就是些右派言论，没有别的问题，他为什么要跑?‘此次会议， 为了了解情况，也吸收个别劳教分子参加，其中有个叫司继才的，劳教前为建工部第五建筑工程局宣传部长，是1944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此人参加会议后，因为知道傅作恭生前的组长是原公安厅的刘文汉，就将上述情况告知了刘文汉。司继才后来回原单位，问题很快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作。且说傅作义发完了火，内心仍很不平静。手足情深，他内心悔恨不已，是觉得自己对弟弟的死负有责任。检查团来到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以后，他已了解到这是个死了很多人的农场。这里让很多人都无法活下去的严酷生存条件，弟弟作恭曾 来信说起，并请求自己的支援，自己非但没有对他作任何帮助，还不相信他信上所说，对他严词训斥。现在弟弟肯定已经死了多日了，场长连他死了的事实都不肯承认。唉，唉，是自己一封又一封信地写信动员弟弟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又是自己让弟弟来甘肃发挥专长搞水 利建设。现在弟弟就在这个平常人难以活下去的农场送了命，罪责在谁?罪责在谁?如果当年把弟弟留在身边，留在水利部工作，他也不致在这个鬼地方送命。此时的傅作义已是70多岁 的老人，他心中的悲伤真是述说不尽……这是他一生中干过的最追悔莫及而又无法挽回的一 大憾事。　　再说我在‘医院‘因饥饿出现恶心头晕出冷汗各种症状，躺在那几个‘职工‘的炕上休息了好一阵以后，心事重重地回到宿舍。小徐告诉我，机修厂已基本停工，大家都起不了床了， 场部的干部坚持正常上班的也不多了，全农场已经一片死气沉沉。　　实行月定量15斤的粮食标准已近1月，全农场除了少数特殊人物以外，如‘医院‘ 干杂活的 那几个‘职工‘，油光满面的炊事员，及有其他粮食来源的人，上上下下的人大都在无言地 忍受着饥饿的熬煎。　　以恪守职责的王股长来说，他在‘医院‘给病号打饭时乘机剥食蒸笼布上残留的馍馍渣，被 ‘职工‘炊事员嘲笑，说明饥饿已使他顾不得自己的威严和体面了。以往，他也很会嘲笑训斥那些饥饿的‘职工‘，嘴下毫不留情。现在，他肚里饥饿难耐，嘴里绝不说自己肚子饿。 因为他知道说自己肚子饿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的不满，就会如我等而获罪。他是从管教刑满就业人员的站上调来场部的，原来每天和就业人员打交道。他深知，那些就业人员如因饥饿偷 窃或出了什么事，斗争，批判，挨打之余，还要加个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罪名，才算是上纲上到了顶，才能了事。对这，他了如指掌，熟路旧辙，他就常常这样做，这是他的工作任务。如今，他自己也挨着饿，却只能紧紧地闭住嘴，什么也不说了。此时，场部的干部们大 体上都是如此，勒紧饿瘪了肚皮的裤腰带，什么话也不说。　　我头脑木木愣愣，空白一片。‘医院‘里那些病号的形象仍不时出现在眼前。那个关照我， 用普通话说‘和同志，保重，保重啊‘的病号，着装整洁，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服上衣，使他不同于别的病号。他为什么穿得那么好呢?我突然想到，或许，他是想到自己的 日子也已经不多了，他穿上崭新的蓝卡其布中山服，是想在‘钻沙包‘的时候，把他在人世间最好的衣服一并带入另一个世界。他原来也许就一贯着装整洁，他不愿以囚犯的模样走进另一个世界。他在家中一定有妻子儿女，而在他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 人，他将孤独地走完他的人生之路。他一定知道，我家里还有俩孩子，孩子不能没有妈妈， 所以当他看到我在危难之际还辛苦劳动，为病号服务的时候，他觉得于心不忍，才特别地关照我‘保重‘。这份情谊弥足珍贵。　　那些没有医药的服务、没有痛苦呻吟的病号们，他们不过是被集中起来等死。医治他们，救助他们，只消多给他们吃点饭食就行。但是，农场的领导只顾自己的官职地位，他们自私透顶，铁石心肠，硬是听着全农场死人数目的与日俱增的汇报，而丝毫不为之所动。　　一年来，杨振英为了教育小徐和我，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同‘职工‘最尖锐的斗争，就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他们对抗改造，不服监管，就表现在对粮食政策不满，小偷小摸不断 。‘当然，杨振英在说这些话时，他全家人的肚子都吃得饱饱的，他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他作为共产党员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用毛泽东教导的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职工‘ 们偷窃粮食的行为，似也不无道理。当×副场长命令他把偷了面粉的冼维汉吊起来时--冼维汉也只是小偷小摸吧，他毫不犹豫，动作敏捷，极其利索地就把冼维汉高高地吊到了自己办公室的房梁上。任冼维汉因全身剧烈的疼痛大喊大叫，他只是冷静地在一旁观看，毫不为之 所动。他认为自己是在执行场长的命令，他有责任这样做，‘吊‘一儆百，事关重大。　　此时，每人每月15斤的粮食定量，使他全家人的胃肠也立即受了委屈，知道了挨饿的滋味。机修厂那个‘职工‘的死亡，他虽然对我和小徐宣布是由于心脏病，回到家中，向老婆马玲芳说的就不会是同样的话。他主管的机修厂、汽车队不生产粮食，机磨坊虽属他管辖，在粮食这样重大的问题上，一般人都不敢向他献殷勤。然而，在全家人忍饥挨饿痛苦不堪的日子 里，也出现过一件令他惊喜不已，却只能回家向老婆一人告知的奇遇。一天，他到机磨坊打面，条子是总务科开好的，钱已交过了，而这天给他打面的不是别人，却正是他极为厌恶， 劳动不怎么样的女右派石天爱。石天爱见到他不言不语，拿起铲面粉的木头簸箕 ，瓷瓷实实地给他的面袋子里装满了面粉，干脆连秤都不过，就让他扎住面袋子口，用自行车推走了面袋子。饥饿已使他没有了阶级斗争的观念，面对女右派石天爱，他心里只有感激 ，只有愧疚。平日里他对她批评甚多，毫不留情，这多半还因为作为女人她嘴上老叼着烟卷 让他看不惯。而此时此刻，他直觉得石天爱是天底下第一个好人。谁会在这个关键时刻用木头簸箕往自己的面袋子里不言不语地额外地装进许多金贵的面粉呢?没有了，天底下再没有 第二个人了。而他又不能当面对石天爱表示感激。他啥话都不能说。回到家中，老婆一见他打回的面粉比定量多了许多，问他是咋回事，他才激动地把这次奇遇原原本本地说给老婆，两人在一起又议论了好一阵。杨振英说：‘我收拾(批评)了她好几次，看着她就不顺眼，对她就没有个好态度，真想不到。‘老婆说：‘看不出石天爱还真是个好人啊!人家没记恨你 收拾她，在这节骨眼上知道你全家人也在挨饿帮了你，这就是人家的好!‘杨振英真是再也想不到在这关键时刻倒是女右派石天爱帮助了自己。　　当然，杨振英得到石天爱这次的帮助只是一次偶然的机遇。为了全家人的活命，他还在寻求更可靠的外援。他平时和一站站长王志玉相处不错。王站长一向待人热情，他略有表示，王站长便一口答应，慷慨相助。王站长让他和老婆晚上拿上麻袋来一站背些吃食。当晚，杨振英夫妇各拿了一条麻袋，由王站长带领，到一站的库房里打点着各装了多半麻袋的洋芋、胡萝卜。一站的洋芋、胡萝卜都储存在窖里，这些窖离站上还有一半里路。窖挖在地窝子里 ， 日夜都有人看守，看守的人夜里就睡在地窝子里。库房就是这样的地窝子。这一切的措施， 都是为了防止站上饥饿的人们偷窃。这天夜里，在地窝子里值班过夜的，正是我的难友高仲君。王志玉领着杨振英夫妇在地窝子里装洋芋、胡萝卜的过程，他全都看得清清楚楚。杨振英夫妇由王站长领去明打明地拿，他们自己无需任何担心。只是两个麻袋里各装了100多斤 的洋芋、胡萝卜，可真够他们背的。两口子是拼上了命，在寒风中流着大汗挪动着脚步匆匆 前行。在费尽了力气，实在背不动时，就把麻袋放到地上滚动着走一阵。他们又是极要面子的人，还害怕遇到熟人问起不好说，一路上那个胆战心惊，也是他们所未尝经历过的。等两 麻袋的洋芋、胡萝卜背到家里，两个人都瘫了。当然，这两麻袋的洋芋、胡萝卜，也是一个 钱不用给。此一行为，已大大超过了‘职工‘们小偷小摸的性质。杨振英当然用不着用评论 ‘职工‘们‘对粮食政策不满‘的话来回敬自己，饥饿的他既然已背叛了他原来坚决遵守的行为准则。一个共产党员在专政机构里多年养成的坚定的原则性，既然已被难熬的饥饿所摧毁，他还能说什么呢?不仅他和老婆在挨饿，他更见不得娃娃们饥饿时的可怜样儿。他和老婆的所作所为虽然违犯了共产党员遵纪守法的党性原则，那只是为了让全家人少挨点饿，不饿死人。在外面的世界里，他依然十分谨慎，不说一句出格的话。　　在这当口，我也对杨振英帮过一次小忙。与其说是帮小忙，倒不如说成是一次小小的回报，对她老婆马玲芳的回报。我初到汽车队不久，队长刘星汉一次出车回来，要我开了汽油库房的门，把一麻袋的碱面放了进来，说是行车时在路上捡的。半年多过去了，这袋碱面谁也不曾动用过。到了11月，有一次刘星汉要我把库房门打开，用报纸包了一大包碱面拿走了。后来我才听说，街面上买不到碱面，家属们都无法蒸馍。这时，我就想到库房里的碱面，原本是刘星汉行车时从公路上捡来让我代管的。家属们蒸馍没碱，我何不送人一些，以解她们的急。我和家属最熟悉的就是马玲芳，从多次接触中，我觉得她人好，对我们几个女右派都以 善心对待。×副场长那次要踢我打我，不是她拦住，我就挨上了。所以从内心里我是感激她的 。这样，我就用报纸包了些碱面，趁天黑时送到了她家。自然，这是她家当时最缺的东西， 她没有想到我会将这紧缺之物送到她家里。　　一站离场部近，王志玉曾尽其力量，向场部的好友们支援了不少食品，王积义、刘星汉都先后从一站的库房里获取过一站用特殊手段弄来的肉食。老中医张正德到二站去要胡萝卜、洋 芋，被二站领导拒绝，其根本原因在于他虽医术高超，可也是个就业人员。王志玉给他的是 成块的羊肉，好在他自己有个小屋，每天晚上炖一小坨羊肉，也就解了饥荒。西医杨桐福， 年事已高，原来也是个名医。他的兄弟杨英福，早年留学美国，当时已是兰州医学院院长。 王志玉几次捎话让他到一站取些吃食，杨桐福都没来。后来，王志玉干脆托靠别人给他带去 了些吃食。　　王志玉向肚里匮乏食物的书记、好友们无偿地赠送一站的产品，也遵守一个原则，只赠送洋芋、胡萝卜、肉之类，库存的粮食绝不拿出。因为，那时候全国性的大饥荒的形势已十分严峻，‘粮食是宝中之宝‘的口号喊得山响，洋芋、萝卜之类都可以说成是蔬菜。他不敢把 ‘宝中之宝‘送人，也怕落个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罪名。他虽乐于在困难时刻解人之忧， 仍然很注意政策，并防着一手，避免使自己陷入难于自拔的境地。　　当饥饿的狂飙席卷了全中国，千万宝贵的生命因此而离开了人世，饥饿难耐等待救助的人们 求告无门的时候，许多中国人竟连说出事实真相的勇气都没有。唉，唉，你们算是怎样的人 哪!　　小徐说：‘我们还上什么班呀，场部的干部们都支持不住了。‘我立即同意了她的主张，休 息几天再说。来到四工农场近一年来，我没请过一天假。有时，夜里在财务科记账到12点， 睡下才两三个小时，又来了拉油料的汽车，我就得立即钻出热被窝，在凌晨的寒风中清点拉 来的油桶。到早晨6点多钟时尽管疲劳已极，睡眼难睁，我也还得按时起床上工。小徐也一 样，机修厂连夜检修农机具，有时半夜里需要零配件，就来喊她起床从库房里领取，第二天 早晨，她也得按时起床，不能多睡会儿觉。在‘医院‘出现的症状，说明我的身体已经十分 虚弱，烧炕对体力的消耗，我已难以承受。我得尽力保命，保住对我自己 及我的亲人们都十分宝贵的生命，保住每个人一生都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我们要为自己的 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第二天早晨，石天爱和王桂芳照常上工去了，因为她们若不上班，我们的供给线就断了。这 些天来，她俩每天都在手绢里包点面粉回来，我们4人分了，匆匆搅拌在打回的碱菜子面汤 里，就是一盆稠稠的面疙瘩，尽管生面味很重，它却是农场绝大多数人无法享受到的美餐佳肴 。如今的人们很难体会到我们在大口吞食这样的饭食时每人心中的安适与满足。那些已经永 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如今簇拥在阴森森的‘望乡台‘上，向着自己的亲人伸长了手臂悲切 呼号，却再也无法回到亲人身边的我的难友及那些可怜的‘职工‘们，他们如若有这样的饭食吃，就会被关闭在阎罗殿的大门之外，仍然留在这个虽然苦难连绵，也还存在希望的人世 间。现在，他们只能在‘望乡台‘上绝望地哭号不已了。那些一只脚已踏进阎罗殿的黑暗大 门，挣扎不已，还想退回到人世间的人们，如若能吃到这样的饭食，他们就有力量退出那黑 暗的大门，大步走回他该停留的地方。我们也只是由于机遇--有两个在机磨坊上工的伙伴 ，每天才能吃上这样的饭食。我们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就比绝大多数人有保障得多。我们那时 心 中的安适与满足，却也多么凄惨可怖，我们可以安慰自己的，仅仅是自己还活着。此种状态 的苟活，对周围死去的，将要死去的难友无能为力，连感情上的支付也十分悭吝--死人的 事越来越听得多了，我们麻木得连悲痛都不会了，实在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但这是真实的 存在。此刻的我除了一心想着自己一定要活着，对别的什么都顾不得了，也没有精神劲儿去 想及别的什么。　　石天爱和王桂芳上工比以往也迟了些。她们走后，我和小徐仍自在地睡大觉，这在3年来可 是破天荒头一遭。由于晚上无事可做，我们一般9点左右就都睡了，到早晨八九点钟也就睡 不着了，因为这时肚子饿闹腾得也无法入睡。睁开眼睛，房间里仍一片昏暗。入冬后，为了 防寒，我们在窗户上重新糊了旧报纸，风刮破了几道口子，就再用旧报纸补上，于是这层层 叠叠的旧报纸糊住的窗户能透进的光线就很有限了。这昏暗的房间仿佛是我们蛰伏的洞窟， 外面世界里的闲杂人等视为禁地一般都不进来。一旦有人推开门，就是在大白天也一下适应 不了房间里的昏暗，一时间甚么也看不清楚。我们蛰伏其间，也有点小自由，睡得尿憋不住 了，就爬起来在小徐的脚盆里大尿一通，也不管房门是否顶着--我们的房门夜里用木棒顶 着，石天爱、王桂芳上工后就无法顶了--然后爬回热被窝再大睡。我和小徐睡在各自的被 窝 里知道彼此都已醒了，也并不说话。说什么呢?毫无希望的生活，已使我们没有了说话的兴 致。苟且地活着的人，只是为了保命才存在着的人，会对什么感兴趣呢?　　小徐有块表，9点半以后，就叫我起床，因为10点要开饭。我们爬了起来，都不叠被，被子 里的余热很宝贵，得让它保留下来。我们胡乱梳洗一下，匆匆围上已破损了的厚厚的围巾， 裹紧同样破旧的短大衣，小心翼翼地绕过房间中心火炉周围的灰堆--火炉里填充的煤很少 ，烧败的灰渣我们因没劲清扫都堆在了火炉旁，在‘洞窟‘里走路，得提防被灰堆绊倒，然 后，出门向食堂出发。　　一路上，不断遇到机修厂陆陆续续也去打饭的‘职工‘，他们沉默地蹒跚而行，一个个都显 得苍老了许多，蓬乱的头发从破旧的棉帽里长长短短地露了出来，目光阴郁，胡须乱乍，勾 着头，弓着腰，怀里抱着自制的外面沾满了陈旧的污垢及黑黑的煤烟的镔铁饭罐。肮脏的‘ 职工‘蓝棉袄上糊了许多面‘刮刮‘，这是顿顿吃碱菜子面条留下的痕迹。饥饿的人在狼吞 虎咽之际根本顾不得饭罐里掉下的一星半点的面糊糊，何况他们早已未想及所谓的吃相及仪 表之类了。他们也许已多日不上工了。但两顿饭都是自己去打，哪怕是举步维艰，也要自己 挣扎着去打。饿急了的人都只知道自己顾自己了，如果让别人去打，代打饭的人就有可能不 顾一切后果把打了的饭抢吃个光净。哪怕是吃掉一两口也不行呀，因为这和了许多碱菜子的 面条虽不值几个钱，许多奄奄一息的生命却全靠它来维持。每个挣扎在鬼门关上的可怜人， 都绝不放弃能给他以生的希望的任何微乎其微的可能与条件，即便是碗边上的半根面条，即 使是半口汤，即便是半片菜叶。我们同屋的4个伙伴，一向也都是自己打自己的饭。　　打饭，吃饭，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生命的中心。　　我和小徐进得食堂，看见打饭的人已排成了长队，便跟在后面，随队前进。快到打饭的窗口 时，便翘首而望，旁顾左右，看前面人打了的饭量够不够，稠稀如何。炊事员拿一个大瓢， 每人一瓢，倒进打饭人的食具，或饭盆，或镔铁罐。我们又仔细观察，看炊事员拿瓢的手功 夫如何，是否公道。如果一瓢稠，一瓢又稀，一瓢满，一瓢稍浅，就由不得地又紧张捉摸， 将要打给自己的一瓢是稠，还是稀?是满，还是浅?我们打饭不是如今在自由市场上买吃食， 还 不敢吭声，吭声就得罪了炊事员。尽管食堂炊事员除一人外也是‘职工‘，他们可是人上人 。不敢吭声，还要仔细地观察不已，捉摸不已：我们这些被饥饿折磨得要死不活的人，仅打 饭一事，也够凄惨难为的了。　　最后，轮到我俩了，一瓢黑黑的碱菜子面条倒进了我的饭盆，一看，不错，还挺稠，几根硬 橛橛的碱菜子面条露出在黑糊糊的汤面上，小徐打了的就不如我的稠，她把饭盆左右摇晃了 一阵，想看清面汤下面的面条有多少，满脸的失望。我只好安慰她：‘差不多，走吧!‘　　我们回到昏暗的洞窟，又蛰伏了起来。　　石天爱、王桂芳打饭回来，分给我们一点面粉，真也是极可怜极少的面粉，也就是1两多一 点吧，她们不敢多拿，怕拿多了被别人发现。当时，我们每人每天的定量只有半斤粮，每 顿饭满打满算也只有2两半，且不说炊事员的大吃二喝，且不说在那个年代一定会有的通过 其他黑暗渠道流走的粮食，都要从我们的半斤口粮里扣除。她俩每顿饭都带给我们的面粉数 量虽少，同农场给我们的定量相比，也还有点可观，它真是救我们生命的，比黄金还要宝贵 的珍宝啊!　　我们吃搅拌着生面的碱菜子面条已有些日子了，难忍难熬的饥饿略有缓解，但每个人的心情 并没有好转多少，因为农场每天死人的现实并没有同我们隔离开来。　　在昏暗中，我们每人端着自己的饭盆，各自坐在自己的床铺边上或床前的小木凳上，急匆匆 咬嚼着硬橛橛的碱菜子面条，吞咽着生面疙瘩。从口舌胃肠的感觉来说，都是一种享受，而 且是每天的生活日程里唯一可称之为享受的享受。但我们都很少说话。难友们的死讯时有 风 闻，那些和我们无交往的‘职工‘的死亡，无需风闻也能想见得到，他们一直挨饿，羸弱得 早已经不起眼前如此酷烈的饥饿了。他们在‘医院‘里走向死亡的种种情景，一个个瞪着忧 郁木然的眼睛，须发杂乱，肮脏不堪的样子，还时常晃动在我眼前。我们女性易受感动的心 经受了这些天来非同寻常的严酷经历，虽已变得麻木不仁，而我们毕竟都是人；我们对周围 的人虽已少有爱心，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不断地听到身边许多熟人的死亡，我们的心即使 已经变作了石头，它沉重的分量仍然压迫着我们虚弱不堪的身躯，使我们随时都感到窒息般 的痛苦。愤怒吗?呼号吗?哀哭吗?我们没有这权利，我们也没这份精神劲儿，更没这激情。 我们只好不说话了。　　饭后，石天爱和王桂芳休息了一会儿上工去了，我和小徐又上床睡觉，虽没怎么睡着，总是 避免了体力的消耗。睡着睡着，我觉得眼皮沉重，睁眼很费劲，不知怎么的，两只手都攥不 住了，手指又硬又粗，我问小徐是怎么回事。小徐说：‘怕是浮肿了。‘她特意翻身起床， 用手指在我的额头和脸上摁了摁，让我的脸对着透进阳光的明亮处--冬日午后安西的阳光 十分强烈，有三几个小时，它透过窗户上层层叠叠的报纸能给我们的洞窟增加一点亮度，然 后，她仔细地看了看，惊呼：‘哎呀，就是浮肿，一摁一个印儿。‘我成了我们4人中第一 个浮肿的。　　下午吃过饭，我们得打点着把火炉生着，因为发的煤末极少，王桂芳以勤劳的安西人特有的 细心和耐心，每天从烧过的灰渣里把指甲盖大的煤核都一一捡出再烧，或和上灰渣一起压火 ，发给我们的煤末仍只够晚上压压寒气。煤末当然是和成了煤饼来生火。这天，石天爱让我 捡点柴生火。木工房离我们的房间不远，原来捡点柴不难，可这次，我搜寻了几个地方，找 了好半天，只捡来细细的两根小柴，眼看晚上的火生不着了。石天爱大为光火，发脾气说： ‘捡点柴你也干不了!‘说罢，夺门而去。一会儿，她竟抱着一个机磨坊使用的做工细致， 木质磨得溜光，完好无损的木头簸箕回到屋里，用穿着翻毛皮靴的脚几下踏得散了架，捡出 一些碎片让我生火，一边还说：‘这东西不能生火吗?不拿来干什么?需要就拿来用不就得了 !‘我们3人先是大吃一惊，这么好的木头簸箕拿来生火不是破坏吗?但石天爱那种一不做、 二 不休的气魄震慑了我们，那些语气坚决的话让我们回过味儿以后，又觉得十分正确。是啊， 我们这些徘徊在死亡线上的人，不是要为自己的生存积极斗争吗?农场领导既然畏畏缩缩， 视数百人的生命若草芥，我们为了保卫自己宝贵的生命，就再不能处处循规蹈矩了。自己的 命都快要丢了，不去积极为保命而奋争，还对同生命的价值没法比的某个工具也不敢侵犯， 还想保留它，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我们的脑袋瓜真也显得太迟钝，太没用了。石天爱的这一 大胆举动，又让我们开了点窍。　　我想，在那个荒诞而又可怖的年代，如果人人都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一切，人人都为自己 的生存努力奋争，而且人人都把自己同类的生命看得如同自己的生命一样宝贵，那荒诞可怖 得如同古代童话中的故事能够在中国延续下来吗?　　这天晚上，因为木柴充足，火很快就烧旺了。我们围炉而坐，还用我的饭盆煮了些干萝卜缨 ，煮熟后，大家分享。干萝卜缨是几天前小徐托人用高价买来的，每斤3元多，我出的钱。 这玩意哪是人吃的?入冬后食堂干脆断了蔬菜，再加肚子饥饿，煮熟的干萝卜缨吃进嘴里便 也十分可口。石天爱一边从饭盆里用筷子捞萝卜缨吃，一边说：‘在萝卜缨下面一块儿再煮 些麦子就好了，要是有人闯进来，只能看见萝卜缨，发现不了麦子。‘我和小徐急忙说：‘ 是啊，是啊，一块儿煮些麦子就好了。‘我和小徐急忙搭话，意思很清楚，就是鼓励她和王 桂芳再拿些麦子回来煮了吃，可她俩都没表态。　　吃着煮熟的萝卜缨，不禁又使我回想起在十工农场时的好日子。1958年秋收时，我们有一天 去挖胡萝卜，我一点也没想到，安西的胡萝卜竟长得那么大，一般都六七寸长，很粗，要用 铁锨深深地蹬下去，才能挖出来。好在那时我蹬铁锨已很熟练，干这种活得心应手，和一起 干活的人说说笑笑，玩似的，一堆堆的胡萝卜就挖出来了。挖出了显得特别鲜嫩的胡萝卜， 就学工人们的样儿，在明光闪亮的铁锨刃上刮去泥土，也刮去细细的毛根，放进嘴里嘎嘣一 咬，脆生生、甜丝丝的，甘甜的汁液流了满嘴。我虽从小没少吃胡萝卜，兰州的胡萝卜哪有 这般美味!安西的胡萝卜真比水果还好吃。我们挖了一天，吃了一天的胡萝卜，真是痛快极 了。下午收工前，挖出的胡萝卜用架子车拉去全部送入窖中收藏，谁也没想留下一根半根。 那个金色的秋天，我真正体会到丰收的喜悦。在漫长的冬季里，饭桌上胡萝卜一直非常丰盛 ，由演出队编的歌唱食堂化的数来宝里，记得其中还有一句是：‘萝卜丝萝卜片儿凉拌萝卜 !‘可如今，同样都是安西的农场，我们能够吃到干萝卜缨，还是托人花大价钱买的呢。我 不胜今昔之感慨，面对的还是惨淡凄凉的苦境。　　记得春上，有一天小徐和我同被派去和场部家属们一起切洋芋籽，场部的干部们准备种几亩 洋芋，到冬季大家分食。我们和家属们用借来的钝刀在面前的小木板上切着洋芋，拉起了家 常。这些家属们同场部那些面孔森严的干部不同，阶级斗争的观念比较淡漠，说话也都是一 口陕西腔。她们认为我们同样都是女人，出于好奇心，和我们拉起了有关女人的话题。孩子 啦，男人啦，家中还有什么人，岁数啦，等等，一一都向我们问到。她们对我俩‘文化高‘ ，还 表示自叹莫如，真让我们哭笑不得。我们可宁愿自己是个文盲，文盲总不能打成右派吧。我 们也非常愿意作她们那样的家属，每天在家操持家务，全家人一起乐乐呵呵地过日子，该有 多幸福!如果是那样，我们哪会遭受如今的屈辱与痛苦?到切完了洋芋籽时，王股长来了-- 正是吃蒸笼布上的馍馍渣的王股长，他派定她们中的两个人明天去种洋芋，说是：‘这种活 不能叫‘职工‘干，‘职工‘干连吃带偷，地里就种不上了。‘他还让家属们找些草木灰来 ，把洋芋籽拌一下再种。有个家属笑着说：‘那些‘职工‘，你就是把屎尿拌上，他照样偷 了吃!‘快乐的家属们听了，笑成了一团。另一个家属好像自己亲眼见过似的，还绘声绘色 地说道：‘你们没见过那些个‘职工‘，你头前种，他随后就偷偷地刨，把刨出来的洋芋籽 ‘噗噗‘两吹，在袖子、衣服前襟上擦上几下，就放进嘴里，连土带泥地吃开了，把他还吃 得香的!‘家属们又一阵轰笑。我和小徐心里凄凉，什么话也没说。以后地里长出洋芋就不 怕‘职工‘们偷吃了吗?还有我那些饥饿的难友们。饥饿的根子扎得如此之深，他们挨饿已 很久了。农场出现目前的情况，引起大量死人，是必然的结果。　　这些天，我苦苦压抑着对处境险恶的我的亲人的思念。此刻，这思念如决堤的大潮奔涌而来 ……我正细细地嚼着的煮熟了的萝卜缨，饥饿的他是吃不到的；我每天两顿饭都有石天爱、 王桂芳带来的面粉搅和在碱菜子面条里吃，没有谁会给他送面粉；他每天有的只是不到半斤 粮的饭食，如碱菜子之类的代食品怕也是没有的。他那挨了几年饿羸弱不堪的身体不会比 这里的‘职工‘更好，他还会活着吗……这些天来，我只顾保自己的命，对于在死亡线上孤 独地苦苦挣扎的可怜的他想得太少，我自知救援他已无能为力，竟冷酷地不去想他。每天苦 苦地想他，除了苦了自己，又能怎样……我们曾共同肩起了苦难，可如今在苦难升级，大难 临头，死神频频向他召唤的时候，我没有伸手给他，哪怕是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也都中断 了，在11月初我写了封信之后，他再没来信，我也再未写信给他。我自己也已精殚力竭，写 信又说些什么呢?我是多么自私、多么残忍!我恐怖地想着，他还活着吗?他还会活着吗 ?心里其实已经出现了不祥的答案。纷乱痛苦的思绪在我苍白冰冷的心田上翻滚不已……　　作为可怜的妻子，被深重酷烈的苦难喂养到如今的我，在深深的痛苦中不禁喃喃地叹息道： ‘唉，不知他还活着没?‘这原本不是说给别人听的话，谁知竟成为同屋人的忌讳，小徐急 急地阻止道：‘你再别说了，再别说了!‘那么，让血和泪在我重创的心上悄悄地流淌，让 我独个儿吞下这不能述说难以消受的巨大痛苦吧!　　过了几天，有个司机师傅要领一桶汽油，我去油库发了汽油，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了一柄装 在塑料盒子里的塑料牙刷躺在厚厚的尘埃里。我呆在了那里，心，像似被刺了一刀。因为我 立 刻断定这是一位难友的遗物。他，人已去，曾被珍爱过的牙刷，便被不经意地失落在路上的 尘埃里，没有人会再捡起它。我们在离开兰州前，我也为景超选购过这样一柄牙刷。那时候 ，一般人使用的普通牙刷都是猪毛制就，两三毛一柄，很便宜的。带盒的塑料牙刷市场上刚 刚出现，作为新品种价钱很贵，要一块五一柄，景超十分喜欢，我便立即为他买了一柄。我 们将要动身了，心里都清楚景超劳动教养去的农场会是很艰苦的，所以为他准备行装，都比 我高一个等级：我们每人带一只箱子，我的是10元一个的柳条箱，为他新买了结实耐用的帆 布箱，他的皮大衣是从寄售店买的八成新的，我的是父亲穿过十多年的旧大衣改做的；两个 脸盆，他拿了新的，我拿旧的。无论他或我，都不想让他以一败涂地、满脸晦气的形象去奔 赴那个所在，所以，当我看到他仔细把玩，显出很喜欢的样子，就毫不犹豫地为他买下了那 柄带盒的塑料牙刷，尽管他已被开除，没有了工资。买下它，也还有为他壮行色的意味，而 那悲壮的意味，只是到了此刻才有了体会，他会是一去不复返了吗?　　到十工农场后，在多次外出的演出活动中，我发现徐保安也有同样的一柄塑料牙刷，他也十 分珍爱。他曾高兴地说起这柄一般人都没有的牙刷是在北京买的，大概是在他担任射击比赛 的国际裁判春风得意之时购买的吧!现在，这柄失落在尘埃里的塑料牙刷，肯定已永远地失 去了它的主人，它的主人会是谁呢?我只能肯定不是徐保安，因为徐保安的妻子杨爱玲从河 南农村迢迢数千里地赶来农场，他有了作为自由人的妻子的照料，出现意外的可能性极小。 它 的主人也不会是农场的干部或‘职工‘，因为当时安西的商店里尚无此种塑料牙刷。这柄牙 刷的主人，看来只能是我的难友中经济充裕，有相当雅兴，舍得花钱的人，而这位难友已悲 惨地永远离开了他无限热爱无限眷恋的这个世界，他珍爱过的牙刷便只能躺在尘埃里了，没 有人会动它一动。我亲爱的人也有同样的一柄牙刷，它现在哪里?我的亲人还在用他珍爱的 牙刷刷牙吗?还是……想到这里，我已无法自持……　　但是我还得打起精神，挣扎着回宿舍。午后的阳光照在身上暖融融的，但我流血流泪的心冰 透冷彻。我踽踽而行，神色一定异常，迎面而来的电工吴家禄问了我一句：‘怎么，病了吗 ?‘他用目光追随着我又看了一阵。　　电工吴家禄一直同我和小徐保持友好，小徐因为有时还要下车间劳动，同他更熟。杨振英对 他很信任，有时，他会到办公室来坐坐，同我和小徐聊一会天。一次，他说，他犯事是因为 和一个原战友开了个玩笑。他原在部队给一个司令员当勤务员，司令员每月的工资收入由他 代为保管，各种花费开销，也都从他手里支出，司令员对他非常信任。后来，他觉得只是在 司令员身边干些杂事服侍司令员没啥出息，想转业到地方上学点技术。给司令员说了以后， 司令员就安排他转业，在工厂当了电工。转业后，同当年的战友仍常有来往。一个周末，一 个战友在他那儿住了一夜，走后，他发现战友忘了把手表拿走。在50年代，对于个人来说， 手表就是一笔重要财产，一般要积攒数月的工资才能买到手。战友把手表忘了没戴，他顺手 就放进抽屉，心想战友会返回来取的。一个星期过去了，战友并没有来取。他心想，这位战 友忘性也太大了，先放放再说。又过了几天，来找他的是派出所的，质问他为什么偷了某人 的手表，他说，我没偷呀，手表就放在抽屉里。派出所的说，没偷，为什么一个多星期不把 手表送还人家，也不吭声。原来，那位战友已把他告发到派出所。派出所的找到工厂见了他 ，人赃俱在，立即就把他逮捕法办了。此时，正是反右后期对刑事犯罪实行‘严打‘之时， 不是窃贼的吴家禄有口难辩，只得服帖地蹲了几年监牢，尔后又成为四工农场机修厂的‘职 工‘。杨振英平日里对他另眼看待，也许是由于对他自己口述的‘犯罪‘事实有所同情，当 然，杨振英也可以翻阅他的档案。这个不是窃贼的‘盗窃犯‘，在我的心目中也自有其特殊 的位置。　　奇怪的是，这些天来大家都经历了的严酷饥饿，并没把他怎样，他的身躯厚墩墩的，还有些 发胖，黑红的脸膛亮光光的，显得十分健康。看来这些天对他和冼维汉几人的传闻不是没有 根据。小徐前几天在宿舍里悄悄对我们几人说，听说吴家禄和冼维汉几个伙在一起，每天半 夜里从机磨坊北墙上安装发动机的豁口钻进去偷面粉出来，掌管机磨坊门上大锁子的张振英 老婆每天来上工时门锁得好好的，机磨坊里的面粉其实天天被偷，偷走了不少。石天爱听来 的，则说机磨坊的‘职工‘王益清有把万能钥匙，开机磨坊的门锁非常容易，每天夜里开门 偷了面粉再锁上，神不知，鬼不觉。这两种说法都有其合理性，反正机磨坊的面粉每夜都被 偷，如今，从吴家禄坦然安详的神色，黑红光亮的脸膛，厚墩墩的身躯，使我绝对地相信了 对他们的传闻，不是窃贼的吴家禄今日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窃贼，而且干得十分大胆。用今天 的语言来说，他们是个团伙，他们为保卫自己宝贵的生命，采取果断行动，勇敢地偷回应由 他们自己享用的基本口粮。冼维汉被高高地吊在办公室的房梁上凄厉的叫喊声似乎还回响在 我的耳边，他如今的偷窃，从规模和数量上都已大大超过以往。‘饥寒起盗心‘。被饥饿逼 得走上盗窃之路的人们，除非有刀架在脖子上，他们决不会轻易住手。步步进逼，愈来愈甚 的饥饿，既然已把许多人逼进了另一个世界，‘窃贼们‘只能扩大队伍，重新组合，采取新 的更 有成效的行动。吴家禄原是杨振英在机修厂‘职工‘中最信任的一个，冼维汉10月被吊上房梁，我怀疑就是他汇报的结果。曾几何时，为了生存，他又成为冼维汉的同伙。　　我的亲人如果早就具有他们这种保卫自己宝贵生命的强烈意识，一切就会好得多。唉，唉， 我真后悔，几个月前，我还像个传声筒似的，把虚伪的教育科长大讲特讲的所谓‘高度的自尊心‘当作真经在信上转告他，暗示他洁身自好，不要因饥饿而偷窃。真是‘饱汉不知饿汉 饥‘，我自己才真正是个虚伪可鄙的小人，这些天来，偷来的炒麦子、生面粉我不是都吃了 吗?我自己还去偷棉子，我为什么还要向已被饥饿折磨得羸弱不堪的亲人告诫，要他不要偷 窃，不要偷窃!　　在这些日子里，有一天下午，张露玲带着3岁的小儿子小三去荒野里捡柴火。在一个大沙窝 旁，母子俩拣着拣着，小三突然喊道：‘妈妈，你看，那是什么?‘她抬头望去，才发现那 是一具被沙子半掩盖着的尸体，头脸都黑黑的，露出的一只手也是黑黑的。她回头向周围张 望了一下，又发现六七具未埋好的尸体，连本人的被子都没裹，就那样暴尸荒野。她怕吓着 小三，就说：‘咱今天不拣柴火了，回去吧!‘就急急领了小三赶快回家。随着父母到四工 农场的右派分子的孩子，早早地就见到了死亡，暴尸荒野的死亡!当妈妈的虽不愿意向孩子 说明事实的真相，幼小的他耳朵里早就听到了‘钻沙包‘死人的事。他不会对刚才眼前的现 象不动动脑子，还没走到家，他就明白了一切。　　这里，我要插入已迁场后的十工农场一位难友面临死亡的情景。这位难友叫刘学琨，我在 第一章就曾述及，他是个被判了刑的极右分子。17岁那年，他就参加了甘南农民起义，为起 义领导人、他的六叔刘鸣背着《矛盾论》、《实践论》手抄本，英勇奋战。在他被判刑 迁入安西十工农场后，在大饥馑的日子里，面临死亡，他托人给幸存的难友马英送去了一个 新笔记本，在首页写道：‘马英同志，你如果能活着出去，请一定转告我的四叔刘余生、省委书记高健君，就说，我是被饿死的、冻死的、折磨死的，我是无罪的。这个笔记本，你留 作纪念。同志，永别了!学琨，1961年3月。‘此后不久，到4月27日，刘学琨死去，时年仅3 5岁。　　一个矢志不渝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之前，还对省委书记高健君及四叔刘余生 --他的革命领路人表明心迹：‘我是无罪的‘。他对党忠诚到死。　　18年后，张掖地区为刘学琨彻底平反昭雪，并为其子刘耀华安排工作，成为国家干部。　　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二十章在最严峻的时刻(二)　　(起1M点1M中1M文1M网更新时间：2004-1-11 15:48:00　　本章字数：16945)　　在死亡阴影的笼罩下，一位老人的远途到来与死亡，惊动了全场的干部们。场部的‘职工‘及我等闻知此事，都觉愤愤然。他不应死，他原本可以在陕西农村安度晚年。 但是，他死了。　　死去的老人是财务科张振英的老父亲，已年近七旬。他是在接到儿子的求助信后，用自家的粮食换了一二百斤粮票，亲自给儿子送来，千里迢迢，既搭火车，又坐汽车，几次转车，一路打听，匆匆向四工农场赶来。在离四工农场几里之遥的地方，老人倒了下来，在暴风的寒 夜里结束了自己老迈的生命。　　老人此次的使命，用一封保价信就可完成，而他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张振英是个自私怯懦 目光短浅之人，他既怕死，还要虚伪地冒充硬汉。跟家里要些粮票，以他的干部身份，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谁也不会干涉。但他还怕别人知道，不敢让老父亲用保价信寄来，因为保价信必须在信封上标明内寄何物。他害怕周围的人由此而得知他是掌握了一二百斤粮票的人 ，或许有人就会张口向他借粮票，他是借还是不借?他让年近七旬的老父亲远途跋涉，亲自送粮票来，其目的只是为了不让外人知晓自己掌握了粮票悄悄使用。老人心里只以为甘肃遭了如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当干部的儿子全家人都在挨饿，生 命危在旦夕，在接到儿子的求救信后，便立即把家中的存粮换了一二百斤粮票，按照儿子的叮咛，日夜兼程，向儿子的工作单位甘肃安西县四工农场赶来。　　怯懦自私的张振英对于保自己的命想得太周全了些--其实，以场部干部各方面的优越条件，又何来生命之忧?这场大饥馑最后结束之时，干部们及其家属无一死亡就是明证。张振英太怕死，眼光短浅，所以才作出了冷酷自私、孤注一掷的选择。他根本没有想到正值隆冬季节 ，从未出过远门，作为老农的父亲从数千里外直奔大漠深处的农场，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而加以安排解决--比如，他应让老人启程后发电报，他到火车站去接。他写给父亲的信上极简单的一句叮嘱，就可以使老人免于死难，而他却没有想及这一点。他心里只想着他需要粮票，必须尽快把粮票拿到手，仅此而已。　　这样，老人心里只装着儿子全家人都在挨饿，在立等自己把粮票送到手，才能不再挨饿，解除饥荒的焦虑，不顾腹内空空，不了解狂虐的风暴及严寒的厉害，只是急急赶路，到了，快 到了!但是，老人早已没有了热量的身躯怎能和严寒风暴抗争?何况，茫茫戈壁既无路标可辨 ，天黑后更找不到一个人影去问路。挣扎啊，前进啊，这个在戈壁滩上迷失了方向，冻馁不 堪的老人，在挣扎前进中奉献出的是对儿子全家无私的爱，而最终失掉了自己虽已老迈却也 同等宝贵的生命。　　老人的意外死亡，在全农场引起震动，张振英两口子自然是悲伤的。石天爱、王桂芳和张振 英老婆同在机磨坊工作，看到张振英老婆说起老公公的死，泪珠滚滚，伤心不已。我在财务 科见到张振英，他正抹着眼泪，给场部管鸡兔的一个姓张的‘职工‘--他是兰州人，和我 认老乡--安顿，要姓张的‘职工‘再叫上一个人，帮助他处理老人的后事。为了表示酬谢 ，张振英给姓张的‘职工‘送了几斤粮票。　　前些天，张振英一口回绝我转述‘医院‘里小张提出把炕烧得热一点的要求，用‘甭管‘二 字 冷酷地使我无法再说出一个字，而他在‘甭管‘二字前面还有几句话：‘那些病号身上都没 一点热量了，你把炕烧得再热，他还会发抖!‘说这些话时，他并未料想到，他那从数千里 外给他送粮票的老父亲，会在严冬酷寒的袭击下，身体也会失去热量，冻饿而死。　　多年后我才得知，由于戈壁深处木材奇缺，张振英未能给远道而来死去的老父亲准备上一副 薄薄的棺木，他让姓张的‘职工‘再叫上一个人为他父亲处理后事，只是找了些柴油和柴火 ，把老父亲的尸体草草烧了一下，把烧焦的尸骨收揽到一个麻袋里。过了几月，找了个出差的机会，背上麻袋上了火车，打算把父亲的尸骨送到家乡掩埋。谁承想，那年月吃食奇缺， 许多人都把吃食装在麻袋里运来运去，和张振英同一个车厢的人，有人注意到那鼓鼓囊囊的麻袋，还以为里面装着的是整块的肉或是其他什么吃食，乘他夜里熟睡，就背着那装着尸骨的麻袋偷偷下车了。结果，那以无私的爱心来救助儿子一家的老人，最后竟落了个尸骨无着 。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里，有一天夜里，小徐一人在办公室，进来了生产科的马淦。马淦坐在小徐办公桌的对面，笑吟吟地说：‘我想办法买了个羊，你吃不吃?‘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个 简图，标明他宿舍的位置，接着又说：‘你来，肉都煮好了，我今晚在宿舍里等你，不会有人发现。‘这是小徐未曾料到的。这个在麦地里锄草时由于小徐不小心锄掉了一棵麦苗而当 众对她喝斥之人，现在在人人饥饿之时，竟然在无人的情况下，又涎着脸对她说出这等无耻 的话，使小徐思想万分紧张。她满面通红，真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办公室又进来个人 ，这人是教育科的梁干事，看见办公室只有他们两人，同马淦只说了一两句话便转身走了。 刚一会儿，就听见杨振英在屋外大声说：‘谁在这里干扰人家工作哩，是谁?‘说着，已推开门，走了进来。只见马淦满脸的尴尬，立即站起身来，出门走了。杨振英满脸的正气， 使马淦无言答对，只能转身出门走路。杨振英并不再向小徐问什么，他的到来，给小徐解了围，小徐感激在心。她也非常感激梁干事，肯定，是梁干事进办公室后觉察出有不对头的地 方，徐福莲脸飞红是为啥来?为啥一见到他又变得煞白?所以立即去找杨振英说明情况，杨振英便立即赶来，徐福莲是他的属下，他不能让马淦在自己的办公室胡来。小徐不敢向杨振英说出马淦刚才说过的无耻的话，毕竟，马淦也是干部，她惹不起。杨振英的到来，制止了马 淦对小徐的不规行为。在农场天天饿死人的艰难境遇里，马淦想用饱餐羊肉引诱小徐上钩的 企图破灭了，也使他吓破了胆。从徐福莲当时一会儿脸飞红，一会儿又变得煞白的表情，他也估计徐福莲不会上钩，她不会因为饱餐一顿羊肉而失身于自己。凭心而论，马淦也知道，她的丈夫英俊漂亮，年轻有为，已摘掉右派帽子，也是干部，所以才有资格迢迢数千里来看望自己 的妻子。想到这里，马淦又觉得自惭形秽。总之，马淦胆战心惊，后怕了许多日子，此后就 再也没敢踏进过那个办公室。　　报社先后来安西十工农场的7个右派分子中，原文化部副主任杨康，迁场中受到十工农场领导的特别照顾，到了玉门的黄花农场，在大饥馑中安然无恙。其余6人先后都到了四工农场 。杜博智先是挨饿，饿得骨瘦如柴。一次，同屋的难友在睡觉前把厚厚的绒裤脱下，凄凉地 观察自己瘦削的双腿。杜博智也脱下绒裤看了看，才吃惊地发现，两个膝盖骨及大小腿骨连 接处竟大得出奇，原来自己腿上坚实健壮的肌肉像似被利刃削去变了样子，而自己竟然未曾经意。到了5月，站长王志玉念及是陕西省蒲城县老乡的情分，把杜博智调到了炊事班，就 这样，他才大难不死。杜绍宇有他的特殊本领和机遇，前章已提及，所以，他根本没挨饿。杨骁和汪志英去了高台，在经历了艰难困苦后都幸免于难。我们6人中，只有赵秉仁惨死于 四工农场一站。　　11月，口粮减为15斤后，赵秉仁很快就病倒了，住进了一站的病号室。在饥饿的煎熬中，他 思绪万千。　　1947年秋季，他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入学不久，就发现自己染上了肺结核。在与病 魔的搏斗中，他思维清晰，很快就与中共地下党在复旦的外围组织‘力达社‘建立了联系， 积极参加上海市高涨的学生运动，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中，他热情澎湃，情绪激 昂。1948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于子三是甘肃籍学 生，全国因而爆发了解放前夕规模最大的反迫害、争自由的‘于子三运动‘。上海的大学生 以同乡好友的名义，在第二年的清明节，借春游之机，到杭州开展祭扫于子三烈士的活动。 赵秉仁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和同学们一起，齐声高唱上海学联为于子三烈士谱写的挽歌：‘ 你倒下去，但是我们都站起来了。……你光荣的牺牲，加强了中国学生的团结，加速了统治 者的灭亡，更将提早实现人民的解放!‘在高唱这迎接解放的歌声中，他激情昂扬……　　1948年秋，复旦大学‘力达社‘创办了油印刊物《昆仑人》，以主要篇幅宣传解放战争发展 形势，介绍京、津、沪、杭等地的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西北家乡反动统治的 罪恶，反映家乡人民遭受的苦难，等等。是复旦和同济大学的5位编辑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进行编写，赵秉仁是其中之一。他并为地下党传递信件，做了不少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他成为一名光荣的青年团员。在街头，他为解救一个新入学的历史系女生，勇斗歹徒，并到街道办事处报案。后查明此歹徒系国民党潜伏特务。街道 办事处为此给他记了大功。复旦大学校党委在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上表扬了他，学校团委评他 为先进团员。　　……　　往事历历如在眼前。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他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人民的敌人 。扪心自问，他在学生时代就紧紧追随党，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做了许多工作。他怎么会反 党反社会主义呢?心中的委屈，使他痛苦莫名。　　在妻子秦淑才9月回兰州后，四工农场的口粮又一减再减，赵秉仁眼看病号室的难友们每天 都在减员，自己已是久病之人，怎能熬过这一关呢。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还赋诗一首，歌 颂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关怀，据云诗中有：窗外狂风在吼，大雪在飘，而他这个垂危的人 却享受到了毛主席、共产党对他的关怀和温暖。多年来，我一直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写这样的 诗句。后来才悟到，他在临终前，仍为右派分子的罪名痛苦折磨，看到身边一个个死去的难 友，在妻子走后，他知道自己已不可免，但想到兰州的妻子和孩子们还要继续为自己背黑锅 、遭骂名，他极想在离开这个世界前坦诚地表白自己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样，对妻子和 孩子们会好一些。但是，批斗会上他无法表白的，在临终前仍无法表白，他只得用一些空洞 的词语来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以表明自己对毛主席和共产党忠贞不渝，毫无二心。即使在 他即将活活饿死时，他仍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这看似滑稽、矛盾之极的一幕，却包含了多 少凄惨而令人痛断肝肠的内涵。一个冤屈至死的灵魂，他多么不甘心于去死，还要曲曲折折 地违心地说自己享受到了关怀和温暖……　　方正儒此时由二站也调到了一站。来四工农场一年来，他在饥饿与反饥饿的斗争中，已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不断偷窃农场的粮食，使全家人都没有挨饿。在农场天天死人的情况下，他 们家已有了偷偷埋在几个地方的粮食储备，全家人都放开肚子吃饭。也许是由于环境的影响 引起思想紧张，有一次，他本人吃煮熟的麦子吃多了，肚子胀得难受，不得已也住进了一站 的‘病号室‘，请医生为他灌肠。‘病号室‘里的病人，全都是饿得气息奄奄的人。他一眼 瞅见原十工农场四大队一中队的陶杰也躺在铺上--说是铺，其实就是在靠墙的地上铺了厚 厚的麦草，前面用一道不到一尺高的土坯墙围住麦草，不使麦草散落到外面地上的地铺。 他们二人和我原来都同在四大队一中队劳动，那时，我们朝夕相处，亲密无间。来四工农场 后，由于不在一个站，农场对右派们的管制使大家失去了自由往来的权利，再加人人都在饥 饿线上挣扎，彼此都很少见面。直到离开四工农场前，我一直没和他们遇过面。在‘病号室 ‘，方正儒见到陶杰形销骨立、面黄肌瘦的样子，不由心里也觉得凄惨，但自己也无法帮助 他。他们彼此招呼了一声，便默默然什么话也不说了，能说什么呢?　　整个‘病号室‘里，一片死寂。人人都有气无力，更没有了说话的心情。沉默，仿佛就是 每 个人的共同心声。很少有翻身的响动。偶尔，会有人挣扎着从地铺上翻身坐起，慢吞吞地穿 上棉衣，再从铺底下找出鞋，抖抖索索地把脚伸进鞋里，站起身来，向门外走去。这是到门 外去解手。尽管，病号们继续在挨饿，吃喝之后，必然还得拉撒。挨饿的人，在闭眼蹬腿之 前，思维清楚，一般都是自己到厕所去解手。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自己不挣扎着去解手，会 有谁来扶一把呢!　　这天，方正儒因为肚子胀得厉害，倒是连续翻了几次身。一次，他刚翻了个身，就看到陶杰 正坐起身穿棉衣，就知道陶杰要去上厕所。但看见他穿上鞋以后，往起来站很困难，摇晃着 几次也没站起来。方正儒知道他已没有力气站起来了，厕所不上又不成，就急忙起来走过去 将他扶了起来，陶杰还想自己走出去，不料身子又打了个趔趄。方正儒不由分说，干脆把陶 杰背起来就向厕所走去，心里不胜感慨。陶杰原来劳动很泼，农场的各种活路都难不倒他， 可叹如今竟被饥饿折磨得连自己上厕所解手都起不了身。陶杰趴在方正儒的背上，对自己不 能上厕所惭愧不已，连声说：‘老方哥，老方哥，真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方正儒听得 心酸，也连声说：‘我有力气背你是应该的，应该的!‘像是个奇迹，陶杰竟然坚持到最后 ，活着回到了原单位，回到了家乡武威，直到打倒‘四人帮‘后，问题完全获得平反。　　小徐再也没有想到，二站的队长王智礼竟来到场部找到她，要她帮二站造一份工资表。原来 ，二站的统计，那个陕南口音的刑满释放人员或正在服刑的犯人死了。我们在二站时，王智礼有时骂骂嗒嗒地说他是判了10年刑的犯人，所以我不知他究竟已被释放，还是正在服刑， 反正已被释放或正在服刑，在这些管教干部的眼里没啥差别，对他本人也没啥差别，因为释 放了也只能留在农场就业，而不准许回家。二站，原来没有农工，劳动的全都是我的难友。 二站的管教干部执行政策同一站又大不一样，一站在我的难友们到来之后，伙食管理员、统 计、财务等工作，陆续都让我的难友担任。二站则相反，统计之类的工作，一律由就业人员 担任，我的难友们被看得比前劳改犯又低了一等，以上那类工作，一律不得染指。那个陕南 口音的统计，每天早出晚归，出外搞土地测量，这就不必和我的难友们一起出工参与重体力 劳动，自由度相对就要大一些，工作量由他自己随意掌握。但他仍是专政对象，王智礼骂骂 嗒嗒地在我们面前说他是判了10年徒刑的人，是显摆他作为管教干部的威风。在11月全农场 的粮食定量减为15斤后，这位统计肯定再无法出去测量土地了，一个判过10年徒刑的人大多 已跟家里人没有多少联系了，在全民饥饿的日子里，家人也无法用粮食支援他。没有了外援 ，他只能活活饿死。　　现在，他死了，每月由他造工资表的工作，王智礼仍认为在二站无相当的人继任，所以到场 部找了小徐。我们在二站时，二站大约有百十名我的难友，这次，由于人员不断死亡，也有 部分调走的，需要造表发工资的只有40多人。小徐很快就把工资表造好，由王智礼取走。没 有想到，没过多久，王智礼又将造好的工资表送来，要小徐重造一份。原来，上次造好的工 资表上，又有许多人死去，活下来可以领工资的只有七八个人了，所以小徐又得重新造表。 面对难友的遇难，小徐倒抽一口冷气，为自己活着而庆幸，为死难者迅速增加，心中无限惆 怅，沉重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件事，对我们几个女伴，当时她一概都没有说，守口如瓶。 　　这里，我要对被甘肃团省委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定为坏分子的挚友王思曾，在大饥馑中的 遭遇来追述一番。挚友王思曾被定为坏分子后，处分也是劳动教养。当时，酒泉夹边沟农场 还没成为劳动教养的农场。团省委就把他送往银川附近的一个劳教农场进行改造。他的妻子 许仲菊也随他到了银川，在商业部门当了一名营业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仲菊设法搞到 了6斤吃食，因当时交通不便，走了一二十里路，送到了王思曾劳动教养的农场。管教干部 考虑到他们的夫妇关系，找出一间空屋让他们住了一夜。这一夜，他们几乎未曾闭眼，一直 说着话。许仲菊带来的6斤吃食，被王思曾一边说话，一边吃，到天亮时吃了个光净。第二 天一早，王思曾喝了一大碗稀糊糊，就和大伙儿上工去了。许仲菊经过一夜，看到自己的男 人实在饿坏了，觉得带来的吃食太少，自己回去后，他吃什么呢?她快步找到场部的小卖部 ，此时中秋节即将到来，她看见小卖部有月饼出售，再一看，小卖部的营业员正好认识，就 给营业员说了说，赶紧买了2斤月饼，追上上工去的队子，喊住男人，把2斤月饼递了过去。 小卖部的月饼，原是给农场的干部家属准备的，许仲菊认识营业员，这才出于照顾卖给她2 斤。这2斤月饼，王思曾在上工去的路上，又吃了个光净。不算早餐时的一大碗稀糊糊，从 头天夜里到上工去的路上，他就吃了8斤吃食。如若不是多日来的饥饿已掏空了身体，8斤食 品又如何在半日内吃得下?吃了，也全部消化吸收了，未出任何毛病。在全民饥饿的日子里 ，这似乎也是个奇迹。1979年后，挚友王思曾的问题也彻底平反。当年整了他的团省委书记 ×××，在十年浩劫中作为走资派也被整得够呛。在王思曾来兰州时，×××特意在家中设 宴热情接待，表示歉意。　　在高台县明水河那边，死人的事在迁场不久就明显增多。管教干部无动于衷。因为早在1958 年秋冬之际，夹边沟农场就出现过大量死人，场领导最初有些紧张，因为在50年代初期，劳 改队死亡率突然增长也是不允许的。他们立即向张掖地委作了书面汇报，而地委书记安振的 回答是：‘搞社会主义死几个人就尻子松了吗?‘有此指示，场领导吃了定心丸，谁也不愿 意为管辖之下劳教分子们的死活再说什么话了。到明水河后，生活条件显然比原来又差了许 多，劳教分子死亡增加，是意料中事，有了地委书记安振两年前的指示，管教干部谁也不愿 表现出自己‘尻子松了‘，死就由他们死去罢。到了11月，口粮一减再减，大部分人已意识 到自己正面临着死亡，再向前踏一半步就是鬼门关，不管你自己愿意不愿意。　　为了求生，人们按照各自的智慧及可能采取的方式，作着最后的努力。罗舒群住的地窝子 里，有个大个子四川人朱××，此人爱好文学，手边常有几本小说，颇有学者风度。有段日 子罗舒群被派去拾粪，这算是美差了，而此时的他哪有心思拾粪，自个儿提了小粪筐慢慢转 悠，目光四处搜寻，见到稀少的野菜、芦草根之类，便挖出拣来吃了；如果能抓到一两只蚂 蚱，更是大喜过望，立即找些干草点着烧熟吃，觉得味美非常。在孤独愁闷中，也看从朱× ×那里借来的小说。朱××此时已骨瘦如柴，走路不稳，眼看有今日没明日的了。一天，朱 ××端着一盆像似心肝血淋淋的一堆肉走进地窝子。‘同窝‘的人都注意看，既不像羊的， 也不像猪的，再说在这荒野里，又哪里来猪羊的心肝呢。问朱××，吞吞吐吐，似乎不敢说 。队上领导得知后进行追问，朱××立即承认是从新近死了的劳教分子的胸腔里掏出的心肝 ，自己准备煮熟了吃，并带着队上领导去看了现场。已被草草掩埋了的新近饿死者的坟 冢是被扒开了，胸腔被切得一塌糊涂，血肉模糊，没有了心肝。于是，第二天在一处打麦 场上全队开会批斗朱××。朱××站在中间，其他劳教分子围坐一圈，稀稀落落地坐在地上 --大量死人已使队上的劳教分子减员不少。说是批斗，只有队上领导介绍了情况，把朱× ×数说一顿，口气倒是没有了往日的严厉，只是反复地说：‘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咱们 这里再艰苦，每天还有饭吃嘛，还没有到没饭吃的地步，你怎么能这样!‘管教干部的笨嘴 笨舌，语言贫乏，但也足以说明他对大饥馑的真实看法：许多农村断炊已久，这里每天有两 顿饭吃，比断炊了的农村要强，你怎么还干出这等事!围坐了一圈的劳教分子们经历了三年 忍饥挨饿的痛苦，当然理解朱××为什么会去掏死人的心肝。大家都抱着头看地，不忍心抬 头 看一眼朱××，更无一人说话。他们一个个求生无望，离死亡都很近很近。面对为了求生鼓 足勇气要吃死人心肝的人，他们能说什么呢。一个极为沉闷的批斗会，在沉默中结束了。 散会，人们看见朱××站过的地方汪着一汪尿--为饥饿所逼要吃死人心肝的癫狂行为也 吓 坏了他自己。两天后，这个热爱文学，但在生命垂危的日子里，为严酷的饥饿所逼迫，企图 吃死人心肝的人，最终还是撒手人寰，跟着许许多多在黄泉路上先行的幽灵们，匆匆赶路去 了。在此期间，还发生过当医生的邓××死后其大腿被人煮食的事，据说吃他大腿的是 个炊事员。明水分站共有三个大队，三个大队先后都出现了企图吃人心肝及吃死人大 腿的事件，也还发生过别的吃死人肉的事件。‘士人‘相食，就这样留在了历史中，留在了 幸存者的记忆深处，永不泯灭。　　王志在明水分站期间，认识了从敦煌文物研究所来的画家毕可。此人毕业于东北鲁迅文艺 研究院，他对绘画艺术的热爱，胜过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在他们从夹边沟农场搬迁到明水 河前，领导上布置，要大家精简行装，只许可带上铺盖及随身穿的用的物品，其他一概不许 带走。毕可违反规定，硬是把带到夹边沟农场的几大本世界名画册又带到明水河，硬是在狭 窄的地窝子里为他心爱的画册找到了容身之地。尽管腹内空空，在有暇之时，毕可仍翻出大 画册，神游在名画的艺术殿堂里，大享精神会餐，直至忘记了一切。毕可告诉王志，他当右 派，是因为自己高傲，看不起当时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1957年以前已经 入了党，毕可对×××常顶撞，出言不逊，说什么：‘我参加革命时，你还不知道在干什么 着呢!‘到反右派斗争时，毕可反对党员领导×××，以反党反领导罗织罪名，早早地就送 到了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他内心当然不服，但莫可奈何。在死人大量增加的日子里， 有一天晚上，王志有事到办公室里去，看见几个干部在火炉上搭锅煮着什么吃的，只见几个 人从几本厚画册上不断撕下画页塞入炉膛充当燃料，王志一眼就认出撕扯的正是毕可心爱的 画册，他立即断定毕可已不在人世。听见他们撕扯画页发出的清脆的‘嘶嘶‘声，王志的心 被震颤了。他觉得那‘嘶嘶‘的声音是那样尖锐刺耳，以至他看到那几个干部冷漠无情地继 续撕扯画页的手的动作，竟突然萌发了一种应把那几只手砍断的奇想。毕可是他内心非常敬 重的难友。毕可在艰苦的劳教生涯中经历各种难以想象的磨难，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依 然执著于他热爱的绘画艺术，他伟大的人格力量超凡脱俗，可他的血肉之躯无法超越人类生 命的极限，他依然只能饮恨离去。在他视为比自己生命更为珍贵的艺术瑰宝，在失去了他生 命的卫护后，就成为了管教人员煮食羹汤时的燃料，灰飞烟灭，变作了灰烬。　　20多年后，王志以自由之身去敦煌文物研究所参观，见到了此时的所长段文杰。在此时期， 全国经过拨乱反正，全国原划右派分子99.98%以上都已‘改正‘平反。王志不能忘记早已离世的难友毕可，便向段文杰问起他的情况，段文杰的回答使他大为吃惊。段文杰沉重地说： ‘毕可根本不是右派分子，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原来，当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将毕可定为右派分子经过批判斗争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宣布了开除公职的处分，作为极右分 子将他送往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也按规定将其材料报请省上有关领导部门批准 。过了些日子，送往省上的材料发还回来，批文认为毕可只是对×××个人有严重的不满情 绪，其言论尚达不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故不能定为右派分子。批文到达所里时，所里 对毕可的处分决定早已宣布，毕可早已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多日了。为了维护所长××× 的面子，所里将错就错，将批文压下，对毕可不予召回平反，直到毕可历经磨难含冤离世， 他自己并不知道省上的批文早已给他平反昭雪。×××作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创建者和缔造 者，他早已成为世界文化名人，功不可没。可当他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后，就容不得一个对他 出言不逊、态度不恭的后辈--论年龄、论艺术资历，毕可都不及他，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 ，使私欲膨胀的他有了充分发泄和报复的机会。作为所长，他又是党的领导的化身，按照当 时的思维模式，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他稍加引导，就将自己视为眼中钉的 毕可打翻在地，使革命资历比他更早的毕可成为阶级敌人，即使后来未得到上级领导的批准 ，他仍一不做二不休，将发落在酒泉夹边沟农场的毕可钉死在那里，以至在3年后将其置之 于死地。如果不是20年后中国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对55万多含冤受屈的右派分子甄别 改正，省上未批准毕可为右派分子的材料依然沉睡在档案袋里，几经人事变动，一般人已不 知有一纸对毕可的批文躺在档案袋里。此时的所长已更迭为段文杰，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深受 迫害，复查1957年的右派冤案特别认真，所以才出现了毕可的沉冤大白。　　在死亡的阴影下，有个董坚毅的故事，惨绝人寰。董坚毅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硕士(或博士，因年代久远，介绍情况的人已记不清)，妻子顾晓颖也是留美生。董坚毅毕业后在加 州工作不到一年，在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归国的影响下，于1952年回到上海，在惠民医院任泌尿科主任，工作了4年。1955年，董坚毅为了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主动报名， 只身来到兰州，在省人民医院工作。此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小孩。鸣放中，董坚毅给领导提 意见言辞激烈，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新添墩劳动教养。开始，董坚毅在农场 还当他的医生，给难友们看病。到1960年9月底，他也坐着闷罐子车迁场到了高台明水分站 ，住在窑洞里。在他劳教的两三年里，妻子顾晓颖每隔两三个月，都从上海迢迢数千公里 ，转车几次(当时兰新铁路尚未与上海接轨)，到农场看望亲人。每次都带来很多吃的用的，对受难的亲 人关怀体贴得无微不至。丈夫被冤屈的痛苦，令她心碎。到明水分站后，口粮一减再减，很 快出现死亡。董坚毅的身体也垮了，11月上旬的一天，他对当组长的刘文汉安排了后事，说 ：‘按照以往的经验，她每两三个月才能来一次。我是学医的，我知道我将不久于人世，这几天，我坐着就出现意识丧失、眩晕，这样结束生命，没有呻吟，没啥痛苦。我知道，我的 身体状况已不允许我再见到她。你为人忠诚，乐于助人，不同于别人，我信任你。‘接着， 又凄惨地说了说他死后，让刘文汉用衣被毛毯如何裹扎，使他的身体不要暴露在外。刘文汉听了，心里凄凉，对他说了些劝慰的话。三天后，董坚毅停止了呼吸，时年35岁。刘文汉 按 照他本人的吩咐，将他裹扎停当，由埋尸队的人将他抬埋到被雨水冲刷留下的一个地穴里。　　刘文汉是原公安厅的干部。1948年11月在解放襄樊的战役中参军后，在抗美援朝前线英勇负 伤 ，1951年回国后在公安部政治部工作，主要从事改造罪犯的研究。 1956年1月调甘肃省公安 厅政治部工作。在鸣放中 ，他因发表了一篇讽刺领导道德败坏思想作风不正的小品文，他的顶头上司怀疑小品文所指 是自已，就将他划成了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在反右派斗争中抄家时，还将他 历年获得的7枚奖章和纪念章搜走没收。此时，他只有23岁。　　董坚毅死后七八天的一个晚上，刘文汉和窑洞里的难友都已睡了，忽听得外面有人喊：‘ 董坚毅，董坚毅!‘原来是他的妻子顾晓颖从上海赶来了，顾晓颖掀起窑洞的草帘子走进来，就着急地问：‘老董在吗?‘窝里的9个难友一阵慌乱，面面相觑，真不知该怎样回答。 在昏黄的灯光下，她认出了刘文汉，说：‘你是刘文汉吗?老董在信上说到你，老董他住在这里吗?‘顾晓颖拉下头上围的绿丝巾，露出她秀美年轻的脸，完全是一派江南女性温柔贤 淑的气质。刘文汉连忙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回答说：‘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顾晓颖没听 懂他的意思，别的难友也不敢说破。这样，大家都沉默无语，不知说什么才好，直直坐了一 夜。　　天亮后，刘文汉觉得一直瞒下去也不行，就告诉她：‘老董他走了七八天了，就是已经去世 了。‘一句话说出，只听得顾晓颖‘哇‘的一声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哭声，一直号啕大哭不已 ，难友们见过的死亡太多，都已麻木不仁，见到她恸哭不已的情状，一个个都无言地垂泪相对。两三个小时后，她伏在带来的大格子提包上饮泣，眼泪不断地从手指缝中流出。后来， 她终于镇定了下来，要难友带她去看老董的尸身。令难友们大吃一惊的是，到了埋葬老董的 地穴，地穴里空空如也，尸身不知到哪里去了。经过查问寻找，最后在后沟里发现了董坚毅 的尸身被扔在荒野里。这真是惨不忍睹的一幕!原来，董坚毅身上裹扎的毛毯、鸭绒被已被 难友们扒去，董坚毅尸身上的肉，已被饥饿的难友分几次切割吃完了，因为头上无肉，紫褐色的头颅还完整地留在骨架上。顾晓颖一眼认出心爱的丈夫死后成了这般模样，就扑到骷髅 上，抱着 丈夫的头颅又哭又亲，哭个没完，亲个没完……难友们一个个都难过地低下了头，连劝慰的 话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天慢慢黑了，大家劝顾晓颖回去休息，顾晓颖大哭说：‘我不回去了，我就和他死在一起， 我要和他死在一起。‘后来，几人劝了又劝，硬是拉着扶着顾晓颖回到窑洞里，一起商量 如何处理董坚毅的尸体。商量了半夜，提了几个方案，最后决定火化尸体，把骨灰由顾晓颖 带走。在难友们的帮助下，从附近找了3个农民，顾晓颖付给每人100元，外加一件毛衣(这 原是带来给董坚毅的)，由农民找来了些柴火、树枝，后来又买来一桶煤油，将尸体焚化。 因燃料少，尸骨未能焚化成灰，头颅、骨头仍是原样。刘文汉拿出自己的一条在朝鲜前线带回的美军毛毯，把骨灰包好，打成行李，由她带回上海。 这则惨绝人寰的故事，就这样画了个句号。　　让我们回到当年明水河那悲惨凄切、一个个劳教分子正在临近死亡的环境里，再作一番补 充的描述。　　也有极少数人在奋起抗争。当300多劳教分子搬迁到明水河后，其中有个目光犀利的小个子 ，他看到当时处境的险恶更甚于夹边沟。由于曾是一名铁路员工，电影《铁道游击队》又刚 看过不久，他迅即联想到要求生就应在擦身而过的铁路上想办法。日日夜夜疾驶而过的火车 上运输着丰富的物资，人们赖以生存的粮食、面粉也正是从这条生命线上运输着，东来西去 。为了活下去，他认定应大胆地把着眼点放在火车上，从火车上取回维持生命所必需的粮食 。火车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供应线，只要自己胆子大，信心足，这条供应线是会充分满足自己 及伙伴们生存的需要的。他利用夜间及休息日沿着铁路线路仔细观察，不仅看到敞篷的货车 上有时会整齐地码着装满粮食的麻袋，也注意到离明水河车站不远处铁路拐弯，拐弯处车速 减慢，如果此时从货车上将装了粮食的麻袋扔向路边的山坡，然后人再纵身跳下，一切都会 很安全。此人是个思维严密，有多年铁路工作经验之人。他将这一思路反复考虑，认为万无 一失之后，下一步再考虑应吸收三几个伙伴一起干。从火车上往下扔麻袋，起码得有两个人 ，麻袋扔到路边山坡上后，还得有接应的人立即将麻袋转移或放到隐蔽的地方。没有可靠的 同伙，他一人将无能为力。可靠的同伙，首先要本人有胆有识，在这生命的危急关头，敢于 挺身而出，为保卫自己及伙伴的生命，有《铁道游击队》里那些勇者的智慧和意志。其次， 本人身体要健壮，有健康的体魄，麻利的手脚，才能完成此重任。经过3年饥饿的磨难，身 体健壮的受难者已很有限了，而这有限的健壮者，或者原来一直有些外援，或者对劳动 改造根本没看在眼里，他们一直把求生放在第一位，为生存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在明水河，劳教人员的生存条件又面临着新的挑战。路在何方?这有限的健壮的人，在愁绪 百结之时，一旦被小个子铁路员工挑中，便很快结合成为一个小小的偷粮团伙，略作操练， 便成为活跃在兰新线上高台县明水河路段的‘铁道游击队‘。这支小小的铁道游击队，原 本也都是循规蹈矩的公民，有工作，有饭吃，是顺民。然而，反右派斗争硬是把他们扩大到 阶级敌人的行列里，将他们发落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受苦受难，尔后又搬迁到更为艰苦难以生 存的高台县明水河。但，由于他们是属于觉悟最早的少数人，根本不相信所谓的劳动改造 ，而是非常正确地把自己的生存摆在了第一位，全力以赴地进行奋争。由他们三几个人组 合而成的偷粮团伙，在一开始便以绝对的把握取得成功。　　他们谨小慎微，每次行动，都以保证三几人的口粮来源为目的，绝不扩大队伍，对于身边那 些濒临死亡的难友不动声色，不予任何救助，只是冷眼旁观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一个个继续走 向死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万无一失地把从火车上偷粮的活动继续下去，使有限的三 几人的生命线不致被毁坏。在特定的艰难条件下，他们只能作出如此的抉择。在此团伙内， 有一人名叫邹春生，他是河北人，‘三八‘式的原部队军官，我后来有幸与他结识，对他的 情况在本书后面将作出介绍。　　在明水河奋起抗争的劳教分子中，还有一名胜利的逃跑者。他的名字叫程时雨，来农场前是 省委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的教师，河南人。我与他相识在甘肃日报社，当时我们都是编辑 ，他同景超自然也是老相识了。1955年他工作调离去了省委党校，我们之间就再没见过面。 从酒泉夹边沟农场到高台县明水河，虽然同在一个农场，他和景超一直未遇过面。30年后， 我和他再见面，才得知他也是从酒泉夹边沟农场搬迁到高台县明水河后，经历了一番惊心动 魄的逃亡活动，死里逃生，才成为幸存者而活了下来。　　程时雨于1958年9月被省委党校发落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后，一开始就面临着生存维 艰的局面。他已有5个儿女，被开除公职后，妻子一人担当起抚养5个儿女的重任，仅仅生活 担子就够她受的。她怨尤非常，不考虑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认为是丈夫自找苦吃，罪有应得 ，才将全家人推入了困境。所以，在程时雨到酒泉夹边沟农场后，她很少去信，对丈夫重创 的心灵不去抚慰，更无经济和食物的接济。有时，程时雨在万般无奈中几次苦苦哀求，她才 会寄去聊胜于无的三五元钱，以表示她这当妻子的存在。到了明水河后，死人大量增多。每 天早晨，程时雨醒来一看，同一个地窝子里，总有难友已在夜里死去。到了12月下旬，他惊 觉地想到，再不想办法，明天早晨，自己或许也只能含恨死去，不明不白地死去。对妻子不 能有任何指望。他只能靠自己救自己，唯一的出路就是逃跑。每天下午6时左右，有一列自 西向东的客运列车在明水站停车一分钟，他如能在这一分钟内挤上火车，便能直达兰州。无 论如何，他的亲人都在兰州，在他已生活了几十年的省城。他相信那里的情况绝对同明水河 大不相同，在那里绝不会像这里饿殍遍野而被视为正常，而无人过问。他要求得生路，只有 直奔兰州而去，舍此，绝无他途。这天下午，喝完了杂粮做的稀糊糊，他便紧走慢赶地到了 明水车站，看到由西奔驰而来的客车进了站，便立即在一个车门前抓住扶手登上了车，但脚 只蹬上门前窄窄的一溜边，门就被列车员猛一下关闭了，车迅即开动。程时雨手抓车门旁的 扶手，一只脚蹬在车门前窄窄的一溜边上，整个身子悬挂在车门外，在奔驰的火车上随车前 进。求生的意志力，使他死死地紧抓扶手不放。在严冬夜风的呼啸声中，在火车轰隆隆的前 进声中，他心中只有一个毫不动摇的信念：‘抓住，抓住，抓紧扶手!抓住就是胜利，前进 就是胜利!‘两三个小时后，火车到了临泽车站，行驶减速，一个铁路工人打着手电走了过 来，看见悬挂在车门外的他，大声喝问：‘谁?谁?谁在车门外挂着呢，下来，快下来!‘车 一停稳，他松了一口气，立即下了车。铁路工人又骂骂咧咧地数说了几句，才转身走了。　　这一下车，就再未能上车。当时的临泽车站连候车室都没有，只有一间出售车票的平房，他 靠在屋外的墙角，在饥寒交迫中熬了一夜。第二天，从列车时刻表上看到上午八九点钟有一 趟去兰州的车，他没钱买票，就混在别的旅客中又上了车。　　火车开动后，他心中忐忑不安。昨晚挂在车门外，不存在查票的问题，现在挤在车厢里，一 会儿查票怎么办?自己这辈子从未无票坐过火车，查票时该怎么说?后来，见戴着绿袖箍的列 车长进了车厢，忽然灵机一动，主动向列车长说：‘刚才我上厕所没注意把车票丢了。‘他 这时忘了自己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不干不净的样子，根本就不是个能买起票的人，列车长 自然不会相信他的谎话，回答说：‘没票下一站停车就下车。‘后来，查票的来了，他没票 ，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谎话，人家的回答依然是：‘没票下一站就下车!‘下一站是打柴沟 ，他被赶下了车。　　打柴沟是大站，停车几分钟。这次，他变得聪明了，被赶下车后，就向车尾走去，在后面的 车厢又上了车。车厢里人很多，过道里人挤人。他找了个地方，挤在人堆里蹲了下来。所幸 列车员此后再未查票，他才未遭到再次被赶下车的厄运。　　列车在寒风的呼啸声中前进。　　蹲在人堆里，他觉得最难熬的时刻，是火车上叫喊卖饭的时刻。列车员一叫喊卖饭，所有的 旅客，包括跟他挤在一堆或蹲或坐在地上的人，无一不掏出钱购买吃食，面包，饼干，各取 所需。这些吃食，他久违了已经两三年了，对他该有多大的诱惑力!而且，从前一天下午在 站上喝了些杂粮稀糊糊，又经过一夜的奔波，他早已腹中空空，饥饿难耐，但他身无分文， 无法买吃食。他只能吞咽着口水，体味着胃里因饥饿而翻腾的疼痛，竭力不向周围进餐的人 们张望。就是闭眼不看，人们愉快地咬嚼吞咽饼干面包的声音，仍不断传进耳中……他已习 惯于同饥饿的难友相处，当每个人都是腹中空空的时候，相互间有一种无言的理解和同情。 在火车上，别人都在愉快和欢乐中进餐，有的人还剥几个熟鸡蛋大口大口地吃，有的人会拿 出酒瓶，对着酒瓶抿几口。这一切，对他真是太刺激了，刺激得他脑门上隐隐作痛，只好把 头埋在支起的膝盖上，什么也不看。但他毕竟因为心中升起的希望之光而欣慰，到底，他已 逃离了明水河。　　火车到达兰州地区的时候，他犯了个错误。他早在火车上就盘算好了，到兰州后先投奔西 固区的一家亲戚。这家亲戚为人好，是农民，接纳他不成问题，他在这家亲戚家先歇口气， 吃几顿饭，再进城。到达兰州河口区一个小站坡底下时，列车员在广播里喊道：‘下一站西 固!‘他误以为已经到了西固，就急忙下了车。下车后一看站名：坡底下!这才慌了神，因为 是小站，停车仅一分钟，再要上车已不可能，到亲戚家这段路，只能徒步了。但，他哪里还 走得动?原来已羸弱不堪的身体经过两天的奔波，又一口饭也没吃，他已站立不稳了，抬起 脚走上一两步，就摔倒在地，再也站不起来了，只得挣扎着爬行前进。好在这时已是夜里十 点钟左右，冬天的夜里，路上已无行人，没有人会发现他。爬一阵，身上就冒出虚汗，冷得 不 行。他喘一会气，歇缓一会儿，挣扎着又站起来走，人毕竟不是爬行动物，爬行更吃力。可 走上一两步，就又摔倒，站不起来，就又爬行。这样，走走爬爬，爬爬走走，浑身摔得生疼 ，虚汗把内衣都浸得湿透了。可他心中毕竟觉得活命有望，曙光在前，他得尽一切努力作最 后的奋争!　　平常人四五十分钟就能走到的路，他花费了三四个小时，才走到西固岸门村的亲戚家门口。 此时，已是凌晨一两点了。一敲门，先听到门内的狗叫声。　　亲戚家老两口听到‘嘭嘭‘的敲门声，起先很疑惑，谁会在半夜敲门?程时雨靠在大门上持 续不断的敲门声，终于使老两口断定，是有人在敲自家的门，连忙穿衣开门。但他们再也想 不到，站在门外的会是衣裳破破烂烂，瘦骨嶙峋，同要饭的没啥两样的程时雨。程时雨事业 有成的时候，曾在这家亲戚家走动过，几年不见，人就变成了这般模样，真使老两口吃惊不 已。他们先把程时雨让上了热炕，问长问短。程时雨简单说及这次从明水河逃来兰州的经过 ，说自己已经一天多未进饮食，饿得前心贴住了后心。老两口以农民的善良和同情心，立即 做饭给他吃，饭也很粗糙，是用包谷面做的像元宵似的圆团，煮熟后带汤盛在大碗里端来， 让程时雨一人吃。饿极了的他，两三年也没吃过这么香的饭，狼吞虎咽，恨不得连碗也吞吃 下去。老两口根据以往灾荒年的经验，知道饿极了的人不能一次吃得过饱，谆谆叮咛，并限 制他进食。　　这一夜，程时雨在热炕上美美地睡了个好觉。　　第二天，他告诉亲戚决定先去找父亲。亲戚给了他进城坐公共汽车买票的钱，他便告别了对 他有救命之恩的亲戚，坐车进了城，直奔父亲在华林山的家。　　见到父亲时，两人悲喜交加。曾是原兰州造币厂职员的父亲，早已赋闲在家。程时雨生母早故，父亲同继母及后养的弟弟妹妹们住在一起，家境十分困难。父亲对共产党非常敬畏，认为共产党不会有错，错的只能是自己的儿子，所以，忧心忡忡，一再说：‘你不好好在那里 守法，回来又咋办呢?回来又咋办呢?‘当儿子向他介绍了明水河死人的情况，自己逃跑回 来才拣了条命时，老人才默默地不言语了，并收留儿子住了下来。几个弟弟妹妹看见大哥像个要饭的，饿得皮包骨头，自然什么话也不说，都乖乖地听大人的话，从自己有限的口粮里 匀出饭给大哥吃。　　程时雨在父亲家安顿下来，第二天就直奔省委组织部，反映农场大批饿死人的事实。他心里牵挂着未能逃出的难友，知道能救他们性命的只有省委的领导，他确信农场执行的一套绝不能代表党的政策。接待他的组织部的干部耐心地听完了他的讲述，亲切地回答说：‘你们在农场受苦了，现在省委已经了解到下面死人的情况，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会议决定对‘抢救人命‘采取重大措施。你来省委反映这些重要情况，我们很欢迎。‘程时雨得到这样的回答，便满意放心地回了家。　　再说四工农场搬迁到碱泉子劳改农场的我的数十位难友，在11月口粮减为15斤后，处境也极为悲惨。据关维智说，当时饿极了的几个难友也曾把死人的屁股割下来煮熟分食--在大饥荒的年代里，饿殍遍野，死人肉是最容易得到的。此外，凡是可以充饥的树皮、草根之类，早在地冻天寒之前就已被饥民们搜寻吃光了。虽然饥饿难耐，关维智坚决拒绝分食人肉。原省法院的难友李定国，感到活下来毫无希望，看到身边的人连死人肉都吃，在绝望之中，把被子撕破，把眼镜也砸碎，在砸碎手表之后的第二天，撒手人寰。关维智记得，他当时就埋葬 过七八个难友。　　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二十一章地 狱 之 行　　(起2J点2J中2J文2J网更新时间：2004-1-11 15:56:00　　本章字数：20121)　　到12月下旬，形势略有松动，碱菜子不见了，粮食定量增加到24斤，饭菜里有了 洋芋、胡萝卜，而且常有牛羊肉。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得知，四工农场领导早在10月就接 到搬迁至新疆的通知决定，迁场的大前提已定，牛羊不能在迁场中赶往新疆，只能就地屠宰 供全农场人员吃掉。同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精神已下达。此时，场部的食堂同‘职工 ‘灶合并已久，我们便和场部的干部、工人吃上了同一个标准的伙食，而且价格也便宜。一 月增加了9斤粮，副食大有提高，死亡在有些站立即停止。杜博智后来说：‘定量一增加， 灵得很，一站再没死人。‘事实确实如此。　　大约在12月20日后，甘肃日报社派来何玺、梁子润两同志，特意来看望报社送来的几个右派分子。他们先到场部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后，到一站和杜博智见了见面，得知赵秉仁已饿死 ，然后到场部找的我，说是从安西过去后，还要去看景超。和我谈话的是何玺，他显得有些神秘，以个别谈话的方式和我交谈，我记得是在办公室外一墩芨芨草的旁边，说是表示关心 ，其实完全是官样文章。我自知不能说四工农场的什么，说了也啥事不顶，他屁股一拍走了 ，我还得继续在这里受苦受难。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午饭时，他和我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 就在打饭的食堂里吃的饭。这天的菜里有些羊杂碎，我吃得一干二净，他却说羊杂碎煮得不 烂，他胃不好不敢吃，把有些羊杂碎剩在了碗底。他是外地来的客人，食具都是用食堂的， 用完要归还食堂。我替他向打饭的窗口还碗时，看到他碗底里剩下的羊杂碎，真想放进自己 的嘴里，碍于面子，终于没好意思。他虽从兰州来，可能还是没太饿着，所以才顾虑胃不消化。在那饥饿的年月，许多有胃病的人都不治而愈，他的胃病不知怎的却没有好。　　他们走后没几天，我就接到父亲的来信，信上说：景超的处境很困难，很危险，兰州家中，老的老，小的小，都无法去高台看望，希望我向农场领导请假，就近去高台看望，帮助他从困境中得到解救。　　我一直没想过去高台看望景超，以我的处境，我认为没有这种可能，农场领导不会准假让我 去高台。在上个月，我自己也饿得几乎要倒下，我去看望他又能对他有什么帮助?现在，形 势略有好转，报社还派专人来看望我们，尽管也是官样文章式地看了看我们，总算是看过了 。父亲让我去高台看望景超，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兰州家中确实也无人能担当此重任。 父亲有此要求，我当然更应该借此契机，先向农场领导请假。我拿着父亲的信，在当天下午就找到刘生贵书记，要求准假让我去高台看望我的亲人。父亲的这封信写得很详细，把家中无人可以去高台的情形都介绍得很具体，一目了然。他写这封信大概就考虑到了要拿去给农场领导看。刘生贵看了信，当即表示可以准假让我去高台。我激动不已，回到宿舍就把已获准假，准备去高台看望景超的家信写好，并在第二天寄走。　　元旦前，场里又宣布：粮食定量提高到30斤。从此，我们的伙食又有了大改善，差不多每天都能吃上牛羊肉。　　此时，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于12月已开过，此次会议主题是纠正这几年左倾蛮干的歪风 ，抢救人命。西北五省(区)饿死人的省份，以甘肃最为突出。37年后的1998年1月7日《甘肃经济日报》一版发表由副省长（厶贝）小 苏署名写的题为《正确认识甘肃粮食发展问题》的长篇文章，公开披露了在60年代初的困难时期‘ 甘肃因缺粮饿死上百万人‘的事实，‘时时警醒后人‘。当时，甘肃全省总人口一千二三百 万。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作出‘抢救人命‘的决策，因而甘肃日报社才派人来农场看望我们。农场的形势逐渐出现转机，刘生贵对我要求请假去看望景超立即批准，都是遵照中共 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精神，才出现的新变化。　　去看望景超，我得在经济上有所准备；为了挽救他的生命，总得花钱。我每月的开销都是量入为出，没有节余。为了带上一笔钱，我想只能张口向杜博智借。他降级后的收入也是58.2 4元，但他是单身汉，开销少，当了炊事员后肚子吃饱了，更无其他花费。再加我们来农场后一贯友好，只要我张口，相信他一定会借的。这样，一天晚饭后，我就到一站去找杜博智借钱。我是在伙房找到杜博智的。他还正忙着呢，看见我到来，非常高兴，立即先招待我吃饭。此时，我的胃口像是个无底洞，虽刚刚吃过晚饭，吃的欲望仍然很强烈。他不断地劝我吃，我就不断地吃。吃饭中间，我说及准备去高台看望景超，想向他借100元。他立即回 宿舍拿来100元，还送我5斤粮票。他说粮票是他家里寄来的，他当了炊事员已不需要，就送 给我作为渡难关的补贴。当时粮票仍是紧缺之物，他一次送我5斤，我很感谢，说：‘你真 大方。‘冬日天短，这时，天已黑尽。杜博智送我回场部。一路上，我们一直说着话。我忧心忡忡，深怕此次去凶多吉少。我们所在的四工农场死人不少，那边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这 里差多了，他能够等到我去吗?我絮絮地说着，心情仍十分沉重。杜博智说些宽慰我的话， 敦促我快到景超那里去，尽到作妻子的责任。　　去高台明水要坐火车，从四工农场去火车站，最方便的就是柳园车站，有四五十公里的路途 ，因汽车队的卡车常去柳园。　　元旦过后，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雪，到处一片白茫茫。　　我焦灼万分地等待汽车队有车去红柳园，真是等得心都快从胸腔里跳出来了。早晨，起床时 敲钢轨的‘当当‘声乍一响，我便会惊得吓一大跳，心狂跳不止，莫名地觉得新的一天不知 又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或更大的不幸。悲伤，忧虑，焦急，迷惘。万般无奈中的等待，等待中 的惊恐不安，使我几近麻木的心理平衡急剧倾斜，精神濒于崩溃……　　我切望赶快成行，奔赴高台，去救助我可怜孤单的，也许已是奄奄一息的亲人。此时此刻， 饥饿的他日思夜盼，唯一可指望来救他的，不就是做妻子的我吗?我已请准了假，我就要去 了，就要去了!我无法想象如今的他因为饥饿已被折磨成了什么模样，我更不敢设想他会是 ‘医院‘里那些形销骨立、瘦骨嶙峋的病号的样儿。但我认定，我只要出现在他面前，哪怕 他骨瘦如柴，昏厥在地，只要他一息尚存，还未跨出那最后的一步。我一定要把他救转过来 ，一定会把他救过来。他会躺在我的怀抱里微笑着睁开他无力睁开的眼睛，久久地望着我， 望着曾让他撕心裂肺般地苦苦思念着的妻子，望着他以为已经再也见不到了的最亲爱的人… …他会得救，我们都会得救。我们苦苦地等着这一天，已经直直等了3年，这一天眼看就要 出现。可我，可我还在忧心如焚地继续等待……但是，身边众多的死难者傍着那黑暗的大门 仿佛在低声告诉我：不容乐观，不容乐观，你亲人那儿是地狱!　　我真不愿意他们絮叨。　　准假以来，我每天都从打来的饭菜里挑出牛羊肉，放进一个装过奶粉的大玻璃瓶里，准备带到高台给我的亲人吃。我抵制了牛羊肉对我的诱惑，天天如此。只要饭菜中有肉，便顿顿如此。因为我知道，在如此严酷的大饥馑的日子里，外面一定很难买到肉，传说这里的一个难友用24块钱才设法买到一茶缸的羊肉，结果仍未能保住垂危的生命。我眼巴巴地、吞咽着口 水从自己的饭盆里省下肉要带给他，只是因为他比我更需要。况且，我只身去了高台，又哪 有钱，哪有办法去为他弄到肉呢?玻璃瓶里的牛羊肉已攒了多半瓶，这很可观，是唯一让我 感到欣慰的事。我的一片心，为救助我的亲人正在奉献的心，远在高台的他会感知吗?会的 ，他一定会。亲人的感应，又有什么力量能阻挡得住呢?　　焦灼的等待，分分秒秒都难熬的等待!　　1961年元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总算有了外出的汽车，通知我时已临近开车，3个女伴匆匆忙 忙地送我上车。我先爬上了车顶，她们把我随身带的衣物--里面裹着五六斤从食堂打来的 饼子打成了小行李卷，给我递到了车顶上，我还提了个小帆布包，里面装了些洗漱用具，还 有一两斤花卷。这些饼子、花卷，都是用当月发的粮票从食堂打来的，油嘴滑舌的‘职工‘ 炊事员再不给多打。石天爱在匆忙中说：‘我应该偷些面粉给你爱人带上。‘可惜早没想起 ，只成了遗憾。比起石天爱来，我参加工作早，当年曾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对于中国 共产党教导的一切奉若神明，在我们身陷绝境之后改变起来依然很难。从机磨坊设法搞点面 粉去救自己的亲人，这也不是绝对办不到的啊，而我竟从未动过这样的念头!石天爱虽然想 得迟了一点，她毕竟具有此种救助难友的英豪气概，她认定在这种特殊的时刻，救人比什 么都要紧。小徐嘱咐我：‘来信啊!‘她内心里对我去高台是悲观的，只是没有说出来。王 桂芳暗自为她远在新疆的丈夫祝祷，为我送别的不祥的阴影，骚扰着她原本已经宁静了的心 。　　农场离柳园车站四五十公里。我坐在车顶上，耳边一直响着呼啸而过的寒风，眼前闪过的是 茫无尽头的雪原。起伏的荒野、蜿蜒的远山，为雪花作弄，变成了迎面奔涌而来的白色的汪 洋波涛，又从汽车的两旁奔流而去。轰鸣前进的解放牌大卡车像是一叶颠簸着的小船。我为 汽车队工作了近一年，受到的仍是贱民的对待，空落落的车顶上就坐着我一人，司机的驾驶 室 里坐着的是食堂炊事员年轻活泼的妻子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当然，在那个年代，司机也 巴结炊事员。好在我有皮大衣包裹，围着厚厚的围巾，心事重重地想自己的事儿，心潮胜似 眼前的白色浪涛，不知不觉间也就到了柳园车站，顺利地买到车票上了火车。　　我的脸上没有刻‘右派‘二字--这要感谢我们这个年代毕竟没有把古时候在罪犯头脸上刻 字作为标志的陋习保留下来。所以，尽管车厢里十分拥挤，旅客们仍用平等的态度接纳了我 。一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还帮助我把行李卷举起放到行李架上，我有了一个和别的旅客们同样的座位。四工农场的干部们从来没有人这样帮过我。我很感谢那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对全车厢的人突然感到都十分亲切，内心却又涌起无限的酸楚……我过去下乡采访时在旅途上十分熟悉的一切，此时却成为陌生的了。这列从乌鲁木齐开出的火车上，挤满了回老家过春节的内地人，河南、河北、山东、安徽、天津、上海等各种口音的人都有，他们热烈地谈论 着同我丝毫无关只为他们自己感兴趣的事。他们带的各种吃食似乎十分丰富，有些人随便地剥食着煮熟的鸡蛋，吃了一个又一个。安西3年，我们几乎没吃过鸡蛋，鸡蛋是什么味儿都 要忘记了。唉，令人羡慕的吃饱肚子的新疆的来人啊!我呆呆地坐着，沉默无语，一直保持 冷漠的态度，使别人无法和我搭话。我，一个为救援自己的亲人从农场请假外出的女右派， 能和别人说什么呢?环境有了改变，我还得三缄其口，我不能忘记自己的身份。我悲伤地不 断想到，外面的世界和四工农场是多么不同，我们被人的世界所抛弃，是多么不幸啊!回想3 年前我们一行从兰州乘火车西去，在酒泉同景超分别后，杜博智还曾用他特具的陕西腔高声谈论，说3年后我们也许会乘同一趟车到兰州出席省上的劳动模范会议，兴高采烈。谁承想3年未到，我们在劳动上吃了大苦从未落后，却只落得像刑满释放人员一样的对待，甚且还不如，在严酷的大饥馑中庆幸自己总算死里逃生。和我们同一趟车到达农场的赵秉仁，上月已 饿死在四工农场，匆匆告别了人世……现在我在茫茫雪原上匆匆赶路，也正是为了去救助我 那生命危在旦夕的亲人。　　明水到了，停车只1分钟。我匆忙背着行李卷从车上往下跳。这是个没有站台的小站，火 车离地面的距离不是我轻易能跳下来的，我只怕摔倒在地，好在壮着胆子跳了下来竟也站住 了。急忙走了几步，回头把前后左右都看了看，一片白茫茫中，下车的只有孤零零的我一人 。火车长吼一声，在隆隆声中又前进了。道班工人也只一人，已转身走进铁道旁唯一的一间 小屋里去了。　　天已傍黑，寒风刺骨。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眼前只是望不到尽头的茫茫雪原， 白茫茫的一片。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我该怎样去找你啊?此刻，唯一可以询问的只有道班工人了。道班工人分明也看到了下车的我，当我探身进屋问路时，从我的衣着，背着行李卷的寒酸狼狈相，他至少也认为我是那些劳教的右派分子的家属。他走出小屋，很不情愿似的冷冷地用手指了指屋后，那是一条被许多脚印踩出的孤零零的向西北延伸出去的小路，说 顺着那条小路一直向前走去，就到了景超所在的大队。我问：‘还有多远?‘回答：‘八九 里路。‘我毫不犹豫，立即拔脚就走。　　我踏着三四寸的厚雪奋力前行，除了脚下吱吱作响的声音伴我前进，茫茫雪原，万籁俱寂。 天 幕低垂，很快由灰变黑，天上连星星也没有。苍茫无际的雪原上，只有我孤独的黑影在孤零 零蜿蜒曲折的小路上踽踽而行，不断向前移动。像那茫茫雪原，思维几乎也成为一片空白， 只有一个坚定的声音反复出现在耳边：‘快走，快走，一定要赶到那儿，一定要见到我的亲 人!‘雪原模糊不清了，横亘在眼前的是黑黢黢的一片，只有踩在脚下的小路依然清晰可辨 ，间或发出白色的闪光。孤零零的小路引导着孤零零的我不断前行，走了一程又一程。　　我不觉得背着的行李的沉重，手里提着的帆布包也觉不出它的分量。心里万分焦灼，只嫌脚 步从积雪里拔起来不够轻快，走得太慢太慢。才到十工农场时，我就听冯士伟说过狼群在戈 壁滩上追赶他和牛车的事，此时我也顾不得想及这些，不知道什么叫恐惧。我只求上苍保佑 ，让我快快赶到景超那里，他苦苦地等我，那痛苦难以为我所想象，他已难以承受，也许他 已等不及了呢……　　走了许久许久，按照常情会慢下来的脚步，却一阵紧似一阵。　　走着走着，路上出现了几棵大树，树下脚印零乱，原来黑暗中清晰可辨的小路一下子看不清 了，仿佛还有别的岔道，通往队上的小路究竟是哪一条?我急出了一身冷汗。在这黑夜的茫 茫雪原上，去问谁呢?踯躅良久，我只得弯下腰来，放下行李卷和手中的提包，焦 灼地对杂乱的脚印仔细地反复辨认，看了好一阵才总算看清，然后又毅然前行。　　走啊，走啊，忽然，前方传来了脚步声，迎面出现了一个黑影。我毫不惧怕，惊喜地迎上前 去，向他打听。他吃惊在黑夜雪原的小路上竟会遇见一个女人，一个远道而来的女人，但也 不多话，只是指给我看，前面闪着昏黄的灯光的所在便是，说完转身就匆匆走了。他行色匆 忙，也是来看望亲人的吗?已经看望过亲人，见到亲人了吗?队上的干部没必要这么着忙地赶 黑路……我一下子就想到这许多，由不得地由己及彼地推测来人的行踪目的。不过，还真得 感谢他。如果不是他的指点，我只顾低头匆匆赶路竟没注意看到那昏黄幽微的灯光。到了， 到了，灯光就在前面不远处。　　我一脚踏进有灯光的队上时，煤油灯亮处，两三个干部模样的人都吃惊了。他们没有料到 一个单身女人冬夜会在这个时刻从车站走八九里路闯进队上。当然，他们不用问也就知道了我的来意。这些天来，跌跌撞撞地闯进队上来看亲人的一定不少，他们已应付自如。其中的一人听我说了景超的名字略有表示，另一人就拿起一个像是名册样的本子一页页地翻看， 也并不说话。我心中一喜，他们大概不清楚景超在哪个分队，住哪儿，想从花名册上查出来 。我坐在长凳上正想知道个究竟，听到的竟是晴空里的一声霹雳：　　‘王景超死了，12月13日死的。‘　　‘死了!‘这猛烈地轰击在心头的重击，立时使我觉得天昏地转。我嘴里喃喃着：‘他死了 ，他死了!‘半天竟哭不出来。　　啊，我的亲人，你到底也没能等住，没能等住我们见面的这一天!你不是没有等，你能支撑 到那一天，等得不容易，等得苦。你苦苦支撑，苦苦等待，以全部的生命力等着我，用最后 微弱的一息等着我，可我没能及早赶到你身旁，你终于没有看到我，你等得好苦啊!这个可 恨的世界可以失去你，我不能没有你，我们的孩子不能没有你。你撒手而去，把没有涯际的 苦难留给了我，留给了你的‘小娇娇‘。你竟忍心离去……你就这样不管不顾地走了吗?3年 前我们临离开兰州前，你曾用《战争与和平》中彼埃尔的话激励自己：‘活着就是幸福。‘ 你万分眷恋曾给了我们无边磨难、太多痛苦的世界，是因为你对未来仍有着憧憬。可是，严 酷的饥饿不许你活，这个世界未能留住你，未能留住对你、对我们来说唯一可称之为幸福的 是你活着的生命。　　啊，我来了。我从茫茫雪原中走来，从漆黑的夜幕下走来，从漫长死寂孤零零的小路上走来 ，从苦难重重的另一处走来。我疾步如飞地走向你。我的亲人，你如今在哪里?啊，亲人， 我哭你喊你寻觅你，你可听到我肝肠寸断的呼唤?你究竟在哪里?你失去的，我尚拥有，可它 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你还在等我吗?我的亲人!　　啊，我的亲人，可怜的冤魂!你一腔热血透彻揭露的弊端，你痛心疾首不能释然的忧患，在 你受难时迅速扩展，无遮拦地汹涌起巨涛狂澜。不然，大饥馑何以能在全国蔓延扩展!我的 亲人，你又怎会遽尔离去，被逼进另一个世界?啊，不屈的英灵!你已默默离去，但是，我 知道，炼狱里的烈火喷发翻滚，也烧不尽你的冤屈和愤恨，烧不干你痛彻肝肠的血和泪!你 不会安息，你永难瞑目!　　孤儿寡妇们的悲哭声，在队上一定响起过多次，干部们听得多了，也听烦了。他们无动于衷 ，一声不吭。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对我说一句劝慰的话，也没有一个人对我的亲人的故世做 任何说明性的介绍。我的亲人只不过是死了，饿死了，仅此而已。我坐在一个条凳上哭。他 们沉默了一阵之后，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也听我哭。痛哭的我仿佛同他们毫无干 系。我也未向他们做任何发问，我敢向他们问明一切，让他们说个清楚吗?我不敢。此时， 队上干部同我这个右派分子之间，只有在景超及众多难友们的死因问题上的心照不宣而又 讳莫如深，才是一致的。当然，他们的讳莫如深，还有他们自身的原因。一个个活泼年轻的 生命被逼死的全过程，他们全部清清楚楚，他们是参与者。良知，负罪感，不能说在他们所 有人的心灵深处就没有出现过。而残暴成性，作恶多端的人心底正涌出阵阵恐惧，毕竟，人 命关天。他们害怕遭到惩处。　　队上不是我可以待下去，一直哭下去的地方。不知过了多久，他们找来了人，说了些什么，让来人带我去睡觉。我走出有灯光的办公室，在黑暗中走了一阵，被带进了一个挂着草帘的所在，确切地说，这是一个长形的地窝子。在昏暗的墨水瓶制作的小煤油灯灯光的摇曳下， 我看到睡觉的长长的土台子上--不是炕，更不是床，应该说是略高于地面，用铁锨挖就， 只能叫做土台子的所在，堆放着许多被窝。领我进来的人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抱过两床被子 放在土台的尽里头，用普通话客客气气地说：‘你就随便铺随便盖吧，如果不够就再拿一床 。‘我立即就明白了。这些被窝已没有了主人，它们的主人已悲惨地死去。在四工农场，我 的难友们睡的地铺上都铺着厚厚的麦草。这里的土台子上没有一根麦草，说明他们连农场自 产的麦草也没有带来，未能铺上。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里，他们肚中饥饿，又是在经受 着怎 样的酷寒啊!一个多月前，我在四工农场场部看见过一柄失落在路上尘埃里的塑料牙刷，当时判断一定是哪位难友的遗物，痛苦地想到我给景超也买过一柄同样的牙刷，不由得去推测 我的亲人是否仍在用它刷牙，还是……路上尘埃里的一柄塑料牙刷，曾撕扯着我滴血的心， 令我痛煞。如今，景超的塑料牙刷已不知失落在哪里，他生命的失落，也只是在我找上门来 ，才在花名册上翻来寻去……这里堆放着的一堆堆被窝，都各自有着多少生离死别、惨绝人 寰的故事啊!在这凄苦漫长的冬夜里，死难者们会向我尽情倾诉，诉说他们已无法沉默地咽 下的深深的怨恨，诉说那无情地吞噬了他们活泼泼的生命的残忍罪愆……　　地窝子里又进来了个小伙子。他俩用拣来的几根木柴，在土台中段几块土坯支起的炉灶上 生了个小火，显然是准备做些吃食。他们神情自若，并没有因为我这个新寡的女人的出现而 有所表示，没有人说一个字的宽心或安慰的话。我就是我，他俩是他俩，同在一个地窝子里 ，竟像路人似的，才刚进来的小伙子也不和我打招呼。那些成堆的死难者的被窝，以及与之 相关的死难者们的事，在他们仿佛都无所谓，好像这一切与他们也都毫无关系，或干脆未曾 发生似的。我呆呆地坐在长土台的另一头，愣愣怔怔的，陷入了一种新的麻木和迷惘。我在 四工农场的‘医院‘曾目睹了死亡，听到过不少难友的死讯，从心灵到感情受到的巨大冲击 ，曾极大地改变了我自己。眼前，我是在这死人更多的地方，在堆放着许多死难者被窝的地 窝子 里--在四工农场我还未曾见到过如此的景象。俩小伙子--显然，他俩都是劳教的小右派 ，仍然很正常地做吃的，正常地安顿我睡觉，正常地说着他们自己的话，他俩同办公室那几 个 干部也没啥不同，这里的情景同那里何其相似乃尔，一切似乎都十分正常，这使我连眼泪都 流不出来了。原来，这个世道就是叫人们去饿死的，我的亲人死了，许许多多的人都已饿死 了，一切的一切，依然还都在原来的轨道上继续运行。俩小右派的冷漠不在乎，更冰冷了我 悲伤的心。四工农场的囚犯待遇，精神磨难，潜意识里已凝固了的比别人低一等的贱民意识 ，使我对失去亲人的悲苦也觉得只能在心底悄悄消融……　　我愣愣怔怔地呆坐着，一路上茫茫无际的雪原又不断浮现在眼前，心头飘起了一支熟悉的歌 ：　　草原大无边，　　路途遥又远，　　有个马车夫，　　将死在路边。　　车夫挣扎起，　　转告同路人，　　请你埋葬我，　　不必记仇恨。　　请把我的马，　　交给我爸爸，　　再向我妈妈，　　安慰几句话。　　转告我爱人，　　不能再相见，　　……　　爱情我带走，　　请她莫伤怀，　　找个知心人，　　结婚永相爱。　　我在农场几十次、上百次唱过的歌，谁料想述说的竟是我自己的故事。是的，他带走了一切 ，带走了我们俩的一切……‘来吃点吧，你大概没吃晚饭。‘俩小伙子用搪瓷饭盆做好了饭，竟邀我一起吃。我已大半 天没吃一点东西了。办公室的干部根本没问及我是否吃过晚饭，他们没有能力，也不屑于为 我准备一顿晚饭。饭盆里冒着热气的是用米粉熬就的糊糊，一个小伙子的姑母从武汉寄来的 米粉。在这种时刻尚能从外地寄来米粉，这宝贵的外援看来几年不曾间断，他们年轻可爱的 生命因而才得以保住。在四工农场形成的吃饭已成为生命活动之第一需要的习惯性本能，使 我稍作犹豫，便从帆布提包里拿出一个粗劣的搪瓷短把调匙，同他们一起从饭盆里舀米粉糊 糊吃。当然，我吃得很有节制，并送给他们每人一个花卷，花卷是我用饭票打来装在帆布提 包里的。看样子他们已许久没吃过白面花卷了--低劣的劳教待遇。整个河西走廊当时小麦 是高 产作物，我们在最饥饿的时候也只吃小麦，他们这里名为农场，特别是搬迁到高台以后，还 没有过收获。天哪，这儿不死人才不正常。他们连连说：‘花卷真好吃，好吃!‘年轻的脸 上透出吃了美食佳肴才会有的喜悦。这俩人长得都挺帅。交谈了几句，才知道他俩都是兰州大学的学生，他们都说不认识景超。领我来地窝子的小伙子定右派时才17岁，又一个王桂芳 !他俩的父母各在兰州大学、兰州医学院任教，应该说，他俩都是教养好，非常优秀的小伙 子。他俩远在兰州的父母如果对这儿的情况有所知，一定都在感谢上苍，因为他们是这儿的 幸存者而感谢上苍。我忽然一下子明白了，他俩艰难地活了下来，对这里的什么也不说，显 得毫不在乎，习以为常。只是由于这里天天死人，死人属正常现象，说出死人的事实反倒不 正常。他们总归是右派中的极右分子才被送到这里改造，他们一来到这里，一定和我的亲人 一样，立即就尝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滋味，知道了接纳他们的所在是人间地狱。但是 ，此时，他们对于地狱里为他们安排的一切只有承受了，说真话不是他们的事。这就是3年 的劳动教养要求于他们的。除了在饭食上有外援外，他们规规矩矩，抑制了人性中所有宝贵 的和应予发扬的东西，所以才有了如今的自己。为了生存，他们3年来怎样扭曲了自己， 怎 样紧张地绞尽脑汁应付一切，今天的我已无法用丰富的想象去加以描述，但，肯定地说，那 是男子汉们要以撕心裂肺般的痛楚才能说出来的复杂内容。我还想到，他们说不认识景超是 向我撒了谎。因为他们如若说认识景超，我一定要问及景超的种种情况，而那是不允许说出 的。他们无权说出，所以他们只能撒谎了。这里的干部一定早就向他们做过交代，不然，同 在一个队上怎么会不认识呢?可叹俩小伙子虽活了下来，失落了的东西真是太多太多……地 狱就是只能把人变成非人，把活人变成鬼，而我们原先竟一点也没想到，一点也不知晓。我 的亲人的悲剧正是如此造成，许许多多的难友正是因此而离开了人世……我们当时竟还那么 执迷，错把地狱当成了通向人间正道的必经之途。我们的忠诚被无情地戏弄。我们作为阶级 敌人被残暴地打倒在地之后，自己竟还那么执迷，真是可悲之至!　　吃完了饭，我坐在小伙子抱过来的被窝旁又发愣。那俩小伙子在地窝子的另一头收拾被窝准 备睡觉，已经和衣而卧了。可我怎么能和俩小伙子在同一个地窝子里过夜呢?尽管他们都很年轻。我愣怔着，不知该如何是好。那个领我进地窝子的小伙子看出了我的心事，他把脸转 向我，亲切地说：‘大嫂，你也累了，只管睡吧，我们不会碰你的。‘这一夜只能和俩小伙 子一起睡地窝子了。人死多了，真正的‘男女混杂‘，那些管教干部倒很同意。　　我只好脱去大衣，和衣而卧，下面铺一床死难者的被窝，上面盖一床死难者的被窝，再搭 我的皮大衣。假如死难者还会说话，他们一定会强烈抗议，抗议对他们的遗物如此处置。不 ，不，他们不会说话了，生前他们被封住了嘴已有几年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他们扭曲了 自己，他们一个个被迫承认自己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从此说真话便有罪了。劳动教 养后，更是动辄批判斗争，捆绑吊打，进严管班折磨，说肚子饿会成为新的罪行，还无任何 行动的自由。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们便只能无言地活活饿死在这里了。　　旅途的劳顿，雪原上的急急赶路，亲人的永别，地窝子里的情景--一天之内发生的这一切 ，足以摧毁一个人健全的神经和强壮的身体。我包裹着死难者的被窝躺在土台上，浑身像散 了架似的，在昏沉中睡了一阵。说不上是梦魇，是无可名状的惊恐，还是一种要压死人的沉 重，又使我睁开了双眼。黑漆漆的地窝子里除了我粗重的喘气声，一片死寂，头顶上刮进阵 阵阴风，还透进斑斑点点的亮光，难道是冤魂们还盘桓在此不愿离去，从地窝子顶上的缝隙 里向下张望窥探，想说点什么?和人世间再沟通点什么?深沉巨大的痛苦使我在辗转反侧中颤 栗不已，悲泣不已……　　一幕幕往事在眼前反复出现……　　那已是遥远遥远的过去了，坚贞甜蜜的爱情将我们结合在一起……曾几何时，在反右派斗争 中，我们双双被打倒在地，我们的灵魂被撕扯得流血不止。我们在大难之中相依为命，又感 受到一种未尝经验过的甜蜜，我们的情更深、爱更坚。我们勇敢地共同肩起了苦难，并坚信 ，用血和泪浇灌的爱情之花芳香美丽，它将把两个受难的灵魂永远联结在一起，引导我们在 苦难中结伴而行。不管前面有着怎样的艰难险阻，我们都会踏着苦难，相扶相携，走出苦难 ，奔向另一个新的人生起点。可如今，相扶相携的亲人已永远离去。在反右派斗争中，我曾 因害怕失去他伏在他的胸前哽咽不已。现在，他冰冷的驱体已不知埋葬在哪里，我想要抚摸 他冰冷的躯体已不可能……在那不可抗拒的政治风暴中，他曾将我拥在怀里，我伏在他胸前 清晰地听到他那有节奏的心跳声。现在，他的心脏早已停止了跳动，我永远也听不到他心跳 的声音了。　　啊，我的亲人，你的人生旅程已经终止，我新的人生起点又在何处?我还会有什么样的人生 新起点?我瘦弱的双肩还将怎样肩起你走后留下的巨大苦难?我流血流泪的心又如何承载你离 去留下的无涯际的痛苦?我们的孩子已是孤儿，我将怎样向俩孩子说你的离去?　　我的路在哪里?我的路将怎样走下去?前程茫茫，孤零零的我，右派分子的我，一夜之间，突 然变得那样软弱，那样无奈，身单力薄，迷惘不已。心，沉重得要压死人。　　有谁知道，我是怎样度过了这难熬的一夜。第二天一早，俩小伙子起来后，我立即翻身坐起下了土台，让他们告诉队上的干部，我要到景超的坟上去，带我来地窝子的小伙子一会儿就 回来告诉我：‘你爱人埋的地方离这儿很远，埋得很好，你就放心吧!‘我说：‘埋的再远 我也要去。‘小伙子说：‘埋得很好，你何必去呢?‘小伙子当然是转达队上干部的意见， 他阻拦我去，语言闪烁--埋得很好，我为什么就不必去呢?但他的回答又使我改变了主意 。我的亲人长眠的地方一定是已经没有了标志，已经无法找到他的坟墓了，我流血破碎的心又被揉搓得痛楚不已。四工农场掩埋死人的混乱状况我早已听说，这里肯定更混乱，我不能 爬在一个陌生者的坟冢前痛悼我的亲人，面对一片无名者的荒冢，我又将怎样?此刻，我该做的，也许只能是尽快离开这个地狱，我应该快快回到已经阔别了3年的兰州。我那已失去了爸爸的俩孩子还在等着我，我将怎样告诉他们，他们已经没有了爸爸……还有我的父母、 妹妹们，我将怎样向他们告知这一切啊!　　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一转念，竟成为终生的遗恨。我认为亲人的坟冢已难以找到，当时 的我也太年轻，没有想得更多。谁又能知道，从此，我的亲人和别的死难者们一起陈尸荒野 达数十年之久。1989年6月8日，《甘肃工人报》一位年轻记者告诉我，夹边沟的死难者因为 掩埋十分草率，尸骨暴露于荒野，累累白骨绵延两里多路，当地农民多有怨声，直到1987年 才由酒泉劳改分局派人重新集中埋葬。啊，我的亲人，你在明水的遗骨是不是就‘埋得很好 ‘?我怎么也难以设想，你的铮铮铁骨会落得如此下场!那绵延两里多路闪着寒光的累累白骨 ，哪个又不是忠魂铸就?数十年来，深沉的地火亲近着他们，祁连山的暴风雪追随着他们， 轻柔的小草陪伴着他们，他们唯独得不到亲人的关怀和照拂，他们的亲人一个个远去了，远 去了……不是他们的亲人无情又无义，历史在诉说，人民在诉说。逝去的岁月是几经劫难的 岁月，浸透了血和泪，愁与苦，无奈又痛楚。他们的亲人又有哪个不是在大灾大难中挣扎 浮沉，又有哪个活得像个人模人样，谁叫他们是你们的亲人呢?他们只能远远地去了，去了 ，远远地离开了数十年来魂牵梦绕，萦系心怀的你们，一个个又挣扎于各自的生存，奔忙于 各自的寻觅、求索与选择。生活如此严酷，生存如此艰难，人生的寻觅、求索与选择，又岂 能停顿?从这里走出去的求索者们--包括九死一生的受难者们，向历史发出种种诘问。当 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制定之后，你们在这里经受了惨烈的饥饿和种种非人的磨难，直至死亡 。宪法要保障的公民权，作为一个人应享有的一切权利，正是在这执法的所在受到了无情的 践踏与嘲弄，被剥夺得一干二净。有多少人被无情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他们一腔悲愤，满 怀冤屈，把遗恨留在人间，一无所有地走了，走了。　　我在队上吃的午饭。用洋芋、胡萝卜之类和大米熬就的稠粥，由一个干部用饭勺舀起平均 分给每个人吃，每人只分到三碗。大米显然是供应物资，饿久了的我吃这样的饭自然吃不饱 。　　饭后，我被领到分队，分队长拿出景超的手表和没用完的1元多钱，作为遗物交给了我。睹物思人，‘物是人亡事事休‘，思悠悠，恨悠悠。我的亲人，你为什么要留下手表，你原该 拿它换吃的，兴许它会留住你微弱的一息!对了，你连这样做的自由也是没有的啊!你宁死不屈，他们‘改造‘你，要你遵守的纪律，听从的训话，是置你于死命的屠刀啊!　　你13岁时在伤兵医院的饭篓子旁为抢口饭吃和小伙伴们打架的事，我记忆犹新；你上国立六 中因饥饿难耐在学校附近的农田里偷挖地瓜吃的顽皮模样，历历如在我眼前。你从伤兵医院 几次外逃，终于过上了‘快乐的学生生活‘；你上了中学以后不断跳级，经过3年多的艰苦 学习，终于又迈进了西北大学的大门，成了全家唯一的大学生。为什么，为什么‘改造‘你 却要终止你的人生旅程?你原该有一个光明灿烂的前程，你为之奋力工作积极创造的前程。 你已有了一个温馨幸福的家，为别人所艳羡所企盼的家。如今，你的逝去，粉碎了这一切， 连遭难后我们相互间仅存的心灵上有限的交流和抚慰，从今往后都变成了空白。没有谁会再 来抚慰我破碎了的心，没有谁能够缝合我血泪交织的心头巨创。风华正茂的你选择了去夹边 沟改造，却被改造活活虐杀；从苦难中走出来的你，又被更大的苦难所埋葬。孤 独寂寞的你默默地走在黄泉路上，你未能带走你生命历程中的全部痛楚、全部磨难，而将一 切一切的苦难又加倍地留给了我--留给了你可怜的妻子，命苦的‘小娇娇‘。　　我决定回兰州去。我要求队上派人送我到车站，帮我买张火车票。当时听说火车票很紧张， 已难以买到。他们答应了。几小时后，又通知，接到省上的指示，农场的劳教人员全部回原单位，各农场的下放人员不论情况如何全部回原单位，他们正在联系火车送他们农场的人回原单位，我也可以和他们一起乘火车回兰州，不必再买火车票了。　　这太出人意料了。　　3年来，我们每个人不都在盼着这一天吗?如今，这一天于不意间突然来临，却又是在如此凄 苦，如此悲惨的时刻来临，是在付出了许多生命的巨大代价以后才来临。如果景超还在人世 ，这个消息会使我们欣喜若狂，感谢上苍。3年的劳苦，3年的精神重负，3年积累的苦苦思 念，还有饥饿的磨难……这一切的一切，只要他人还在，都会变作相见时的欢情，倾诉不已 的绵绵话语，在我们之间絮絮而出，滔滔不绝……可如今，我在悲愤中只有深深的怨恨!　　昨晚地窝子土台上堆积的死难者的被窝，说明这个地窝子里的人已死光，两个小右派只不过是临时结伴在这儿住住而已。为什么，为什么在这儿的难友差不多快要死完的时候，省上才作 出决定，让幸存者全部回原单位，这到底是为什么?那些因饥饿而被逼进另一个世界的 人，他们正当盛年，学有专长，是国家的有用之才，正如周总理所说：‘你们不要以为这些 同志五七年出了点事，是所谓‘右派‘，就可以不把他们当人看待了!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 人都是国家的有用之才，国家将来还是要用他们的‘。（引自《九死一生-- 我的右派经历》第267页。）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正需要他们作出贡献，献出他们的光和 热。再说，他们谁无妻子儿女，谁无高堂老母。他们一个个被活活饿死，造成多少个家庭残 破不全，哭声连天。这究竟是谁之罪，谁之罪?在和平年代，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大悲剧?我 作为死难者的妻子、年轻的母亲，又怎样向俩孩子说明我们的亲人的离去?右派分子的我， 还怎样活人?亲人饿死的事实，无疑又在全家人的头上投下了浓重的政治阴影。　　下午，在队上吃过饭出来，有两三个年轻人拿着粮票要我替他们到伙房代买馍，显然他们都是劳教人员，在四工农场我们有了粮票也不能从食堂买吃的，他们受到的一定也是这种对待 。然而，此刻的我，竟冷酷地对他们不理不睬，竟扬长而去，对他们的苦苦要求不管不顾。 后来回到兰州后，我还见到其中的一人，他是部队文工团的，在向我作自我介绍时，尖刻地说：‘我就是在高台明水要你代买馍，你没给买的那个人。‘我无言回答。但这件事深深地 印在我的记忆里，我吃惊当时的我竟会那样对待饥饿的难友，我一贯的为人行事也不是这样 。它虽是小事一件，我的自私与冷酷确也达到了一生里的极点。在那个瞬间，旧日里的我又 在进一步地失落，地狱里出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无情，对自己同类大批死亡的无动于衷，竟于不知不觉间也影响了我，改变了我。其实，这种改变在四工农场时就已出现，四工农场 对我们的‘管教‘--农场设有教育科，要求被改造的人只要管住自己就行，其他与‘我‘ 无关的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我在‘医院‘为那些奄奄一息的病号 们烧炕时，油光满面的‘职工‘炊事员阻拦我为病号们代发信件，我不是就顺从地拒绝了为 他们发信吗，现在让我感到羞愧万分内疚不已的事，在当时竟认为理所当然。当时称之为‘ 改造‘的东西，其造成的直接结果是人性的异化，人的精神的可耻堕落。改造愈甚，要求愈 严--如四工、夹边沟农场所做的那样，异化愈甚，堕落愈甚。旧日的我的失落，对于我是 另一种更为深沉的悲哀。　　这天晚上，我住宿在另一处地窝子里。同住的有从天水远途来看望父亲的姐弟俩，姐姐大约 十五六岁，弟弟十三四岁。他们的父亲是个教员，已悲惨地死去。还有一位省邮电局的年轻 女职工，她是来看望丈夫的，丈夫也已死去。我们这些孤儿寡妇们相互简单地询问了各自的 情况，都悲哭不已，谁也不劝谁。各自的悲苦都倾泻不尽，谁又能劝得了谁呢?地窝子里一 片哭声。　　姐弟俩抱头痛哭，更撕扯着我的心。我们的俩孩子如今也成了孤儿，失去了爸爸，他们年龄 尚小，不懂得未来将会有着怎样巨大的不幸，更不懂得来安慰做妈妈的我。人生如此充满了难以尽述的悲苦与辛酸，身单影只，右派 分子的我，在重重的政治压力下，今后又如何艰难地跋涉，把俩孩子抚养大?　　那位省邮电局的年轻女职工，似仍被1957年的政治大风暴所威慑。她不多话，不说抱怨不满 的话，只是低声饮泣，时不时地发出低低的长嚎，像是闭住了气挣扎不已……　　我无法说出自己悲哭的情状。一个多月前，四工农场因饥饿开始死人的时候，我已恐惧地想 到了会出现如今的结局，在内心深处，我已多次痛悼了我的亲人，悲哭了多次。知道自己的 亲人面临死亡而无能为力，眼睁睁地望着远方的他一步步走向死亡而营救无方，这种从感情 到心灵深处的巨大磨难，使我六神无主，痴痴呆呆，呆钝得像个小老太婆。我的心灵多日来 被碾压、被挤碎所经历了的痛苦，他们3人都未尝经验过。当我获准来探望营救我的亲人时 ，新的希望又从心头升起。我总觉得亲人在等待着我，我们都在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 临。而当一切的梦幻又全都迅即破灭了时，我仍无法承受我早已悲哭过的现实，我颤栗悲伤 的心经历着巨大的震荡，使我痛不欲生……‘我将怎样活下去?我怎么能孤单单地活下去?我 没法活下去啊!‘这个固定不变的思维在痛哭声中反复从心头出现。然而，迎面扑来，经过 反复咀嚼，反复思索的痛苦，严酷又冷峻，我得默默地全部吞下。为了孩子，我还得活着， 活着去迎接新的苦难，去迎接无法逆料的明天的各种风暴。我不仅是新寡的年轻母亲，失去 亲人的不幸，并未改变我的右派身份。含冤受屈受苦受难的苦日子将怎样继续下去?在反右 斗争期间，我曾自私软弱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把一切的苦难留给他一人承受。而今，我只能 勇敢地肩起所有的苦难。我知道，在他身后留给我的无涯际的苦难，就是泪水流成河也冲刷 不掉一丝一毫!但，泪水在尽情地流，长哭当歌，在倾泻着心中无法言说的悲苦愤恨。这一 切都是谁造成的啊!为什么把一个个受难者都逼到了阴曹地府才算罢休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地窝子里的哭声一定传得很远，附近地窝子里的幸存者们无疑都听到了，但没有一个人进来 问一声，他们都只关注着自己的生存。孤儿寡妇们的哭声，向来都不许他们过问，他们不必 关心出现在他们身边的此等情事。干部们当然更无一人进来，他们只办例行公事，习惯地办 完了例行公事，已经心安理得地休息去了。此时此刻，从地窝子里传出的哭声，又何止我们 这一处!啊，无人理睬的孤儿寡妇们的哭声，地狱里的哭声!　　这个地窝子里睡觉的长土台上，依然堆放着不少死难者的被窝，依然没有一根麦草。我们都 哭得乏力了时，便胡乱地拉开那些被窝，胡乱地又铺又盖，在梦中去寻觅自己的亲人，继续 那没完没了的痛苦与悲伤去了……　　大约在第三天早上，就得到通知，吃过上午饭后去火车站搭车回兰州，那姐弟俩是途经兰州 后回天水。那男孩子愤愤地说：‘多少人的牺牲，才换来了少数活着的人回去；人不死这么 多，农场里别的人还不能回去，这也太惨了!‘我只觉悲戚不已，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我们已在这里吃了四五顿饭，今天吃最后一顿饭，要结算粮票饭钱了，姐弟俩不知从哪里听 说，来这里探望亲人的家属凡是没见上亲人面的都不付饭钱和粮票，并表示：‘我们也绝不付粮票饭钱，我们哪有粮票饭钱给他们!‘当时粮票极为珍贵，每个人都处于半饥饿状态， 谁也愿意省下自己的粮票。何况在这夺去了自己亲人宝贵生命的所在，尽管大家不怎么敢发 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恨，对于管教过自己的亲人，又眼睁睁地把自己的亲人送往死亡的那些干 部，谁心里都愤恨万分，不交粮票饭钱又算什么!我们忍气吞声负垢受辱，在临离开这个害人性命的地狱之前，也得有所表示。所以，4人一致决定，拒付粮票饭钱。　　这天上午的饭依然是胡萝卜、洋芋丁熬稠粥，几天来的饭顿顿如此，毫无变化。我们按掌勺人分配的数量吃完了自己的一份，有个干部果然结算这几日的粮票、饭钱，依次向每个人收要。姐弟俩先表示粮票钱都丢了，交不出来；那位年轻的女职工也说丢了；最后问到我， 我也说：‘丢了!‘那干部说：‘你们怎么都丢了?‘我说：‘人的命都能随随便便地丢了，丢了粮票饭钱算什么?‘那个干部没有料到我会这样回答，气急败坏地说：‘你，你!你和他 们还不一样，你怎么，怎么敢这样说话!‘我冷笑一声，并不理他。他想了想，好像也没了词。他当然清楚我的右派身份，在以往，依仗管教干部手中的权力，对付我这样一个女右派 ，他有的是招数。而现在，他知道不能把我怎样，所以便也不再说什么，闭住了他那惯于骂 人的嘴。我们几人一起回到地窝子里，准备行装。　　我离开四工农场时带的小行李卷，里面包裹着五六斤饼子，来到这里的当夜便放在了队上。 第二天我转到现在的这个地窝子时，由队上派人送了过来，送来的人当然是劳教人员。我打 开行李卷取饼子吃时，发现一半已不翼而飞。丢了的饼子无法再要回来，我只好什么也不说 。我打点自己随手提的帆布提包，才发现那个装了大半瓶牛羊肉的玻璃瓶，因为走得匆忙， 竟忘记带上，留在了四工农场的宿舍里了。这使我心疼不已，那是我每天从饭盆里一块块拣 出，从自己的嘴里省下来的牛羊肉啊，景超已无法享用，带到兰州给孩子们吃也是很稀罕的 。我相信兰州的供应一定也很紧张，孩子们一定很馋，而我在匆忙中竟没带上，我真恨自己 的粗心。　　我带的衣物不少，小行李卷有些分量，队上干部在上火车前还派了个难友帮我提行李卷到车站。我送了个花卷给提行李的难友，以表示感谢。他原来也是部队战斗文工团的。以后又几 经沧桑，到1989年，听说他担任甘肃省歌剧团副团长，同另一位改正了右派问题的同志高平 ，共同创作了歌剧《咫尺天涯》，在北京调演后得奖。此人个头很高，身材魁梧，我们只简 单交谈了几句，他的名字叫王志。王志后来对我的一位熟人说，他看到当时的我凄楚痛苦的 神情心酸非常。30多年后，我们再相遇时，他说，他一直记得，我曾给过他一个花卷。　　大地仍一片白茫茫。我从白茫茫中来，又在白茫茫中离开了这个恐怖的地狱。　　这次，我们向西边的高台县车站走去。　　我一点也没想到，在去县火车站的大路上，竟然巧遇四工农场于前一年9月底派到高台的许 多难友。他们大约有三四十人，报社的杨骁、汪志英、风琴手周至德、省委组织部的关维智 ，还有武威步校的王洪勤许多熟人都在其中。他们都亲热地走来和我打招呼，惊讶地问我怎 么也在这里?我悲伤地说出了景超的噩耗及我来此的缘由，他们一个个便不再说什么了。他 们已见过了太多的死亡，心肠铁硬，麻木不仁。　　只有王洪勤走上前来，送给我装有1斤多炒胡麻的小布袋，也算是对孤苦无告的我的抚慰罢 。我含泪接下了这珍贵的礼物。他们也是去火车站准备回兰州的。因为另有带队的人，走了 一段路便分开了。　　到了车站，西来的火车刚一停下，人们像是逃难的一拥而上，呼喊着，互相推搡、抢挤着爬 上了火车。火车的停站时间被迫推迟了几分钟。在一个车厢门口，来自临洮的难友高仲英迈 着浮肿的双腿刚踏上火车的脚踏，就被蜂拥而上的人挤倒，摔在了车下，在这最后的一刻， 他没有能够再爬起来。　　王志帮我挤上了车。　　车厢里，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坐定以后，我才发现全车厢都是农场里的难友，也有少数像是 家属模样的。火车启动前进了，这里已不再是死寂的活地狱，人们大声说话，像沸腾了的开 锅水，暂时自由了的人们自由地述说起各自经历过的苦难，感喟不已……　　王志没有上车来，他还有些事没办完，要停留几天。我身边没有一个认识的人。难友们从我 的神情相貌上有所猜测，有人试探着问：‘听说王景超的家属也来了?‘我急忙回答：‘我 就是。‘这一应声，立即有三四个人凑过来和我搭话。这第一个试探着和我说话的人，穿一 身黑棉布制服，30多岁，名叫邹春生，河北口音。我问：‘你认识王景超?‘他热情地说： ‘认识，咋不认识呢，我们在一个小队，平常我们都叫他‘眼镜‘，他为人不卑不亢，我们 挺合得来。他没有能够回来，真是……‘他咽下了心中的遗憾。另一个原临洮供销社的干部 告诉我，我的亲人临终时因水泻送了命，他在景超病倒时曾问过要不要给我发个电报，回答 是：‘不要。‘这个回答使我的心又流血不止……他明知自己行将赴黄泉，却还在为他可怜 的妻子着想，他知道妻子无能为力，他怕同样在挨饿的妻子精神上承受不了这打击，他怕处 境危险的妻子会因此而出问题。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成全他可怜命苦的妻子……啊，我 的亲人，那个电报你原该发的，只要收到电报，就是拼命我也要为营救你想尽一切办法，何 况那时政策已有松动，抢救人命的呼声已开始受到上面的注意。但是，你已被禁锢得太久了 的生命想不到这些，你已被摧残得太久的躯体支撑不了多久，你终于悲壮地倒下了，你可怜 命苦的妻子未能见到你……现在，面对关心你、爱护你的难友，我只能垂泪相对，说什么也 已经晚了。这位临洮的难友又问我：‘他的坟上你去了没有?‘我说：‘没有。站上的干部 说埋得很远，叫我不要去了，我觉得话说得支支吾吾，心想坟已经找不到了，就没有去。‘ 这位难友生气地说：‘坟就在近处，很好找的，他们为什么不让你去呢?‘我万万没有想到 那些可恨的干部竟骗了我，他们一定是怕麻烦，就让传话的小右派也帮着骗我，而我竟相信 了他们骗人的鬼话。我知道，我已无法再回到明水去寻觅亲人的坟茔。为这，我饮恨终生。 由于那些干部的无人性，也由于我自己的过错--我没有坚持一定要找到亲人的坟茔。这位 临洮难友的述说，又在我的心上插了一把尖刀。　　邹春生是‘三八‘式的年轻老革命。他不是右派分子，他原来是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 化科科长，因为狂热地爱上了他科里的一个女孩子，当军医的妻子坚决不同意和他离婚。他 不顾一切地和女孩子厮混在一起，还生了个孩子，毫无悔改之意。领导上对他的多次教育， 他视若耳旁风。在那个年代，像这样目无党纪国法的军人，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惩处。他被开 除党籍军籍，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原配妻子这才果断地和他离了婚。他心爱的事实 上的妻子，在他受处分之前就离开部队上大学去了，以破坏军婚的罪名也受到处分。在他来 夹边沟以后，她念完了大学，在宁夏的一个中学当了教员。在他受苦受难的3年里，她一直 写信寄物给他，用滚烫的爱温暖着他的心，直到他爬上火车，离开炼狱。他正是传说中和小 个子铁路员工一伙从火车上偷粮保卫自己宝贵生命的一个。　　曾是军人的他，用他在战场上的经历描述了农场里每天大批死人的惨状。他低沉地说：‘以 前每次打仗也没死这么多人，死人也没这么快，像风卷落叶一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期间，他多次出生入死于战场上，他了解战争的残酷。当衔着绿色橄榄枝的和平鸽展翅于城 市的各种公众场所，毕加索苍劲的笔勾勒的和平鸽大型复制品正召唤着世界人民保卫和平之 时，在这没有战事荒凉寂寥的农场里，却让许许多多来‘改造‘思想的男子汉们永远地消失 了。　　邹春生和左近的几位难友都说，夹边沟农场原来有劳教人员两千八百多人，能够回来的只六 七百人，是个零头。　　这样大规模的死人事件，使夹边沟--包括明水分站，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狱。从此，夹边沟 农场恶名远扬，甘肃人凡是知情者一说起夹边沟农场便不寒而栗，幸存者及死难者的亲属忍 辱负重，多年来对此惨案只在亲友中诉说，谁也无权把此事件放在光天化日之下曝光。就是 这样，60年代凡在甘肃工作生活过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晓在夹边沟农场发生的这一惨案。　　火车在向东奔驰。按照惯例，此时列车上仍向旅客们供应面包、饼干等食品，我们是早联系好集体上车的，列车上供应的面包、饼干并没有发给大家，让每个人都饿着。此时，我带来的花卷、饼子等，都已吃光。在等待发放食品中间--他们一再声言将把食品送到每个人手 里，我饥饿难耐。后来，身旁一个好像是家属模样的男人，农民打扮，从一个小布袋里拿出 炒面吃了起来。我找出半斤粮票，给了他3毛钱，那家属就舀出半碗炒面给了我，我这才解了饥荒。快到兰州车站时，大家讨要面包、饼干的呼声更加强烈，又传过话来，说是下了火车就发给大家，下车后大家先不要走，集合到一块儿就发。但是，等下车后，我们仍未领到食品。后来听说在回兰州的列车上仍有难友死亡。　　在列车的奔驰中，虽说我就要回到兰州，那是生我养我，我工作过8年的地方，家里的亲人 们都企盼着我回来团聚，俩可怜的孩子正眼巴巴地等着我。在地狱里走了一趟，永别了患难 与共、情深爱笃的景超，让他寂寞地孤单单地永远留在了荒滩戈壁上，我的思绪无论如何也 难以转换。我忧伤不已，一个不幸的女右派所遇到的各种复杂的感情遭际全都奔涌而来……　　路漫漫，　　路漫漫。好书尽在www.cmfu.com　　正文 第二十二章回 到 兰 州　　(起2E点2E中2E文2E网更新时间：2004-1-11 16:08:00　　本章字数：23535)　　两天后的下午五六点钟，我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兰州父母的家中--黄河沿前 街32号。已是寒假，除了父亲到街道上的食堂打饭尚未回来，全家人都在。　　大家看到我突然归来，都很高兴，但看到回来的只是我一人，心中已明白了大半。我哭着说 出景超的噩耗，房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已上了甘肃工业大学二年级的二妹低着头在桌子 旁啜泣。她和大姐夫最亲，上兰州女中时，因离家远，中午就在报社食堂和我们一起 吃午饭，由于学习上拔尖，景超曾多有鼓励。现在，大姐夫已永远地去了，她再也见不到大 姐夫，听不到大姐夫和她说这说那，同我们再一起吃饭。当时报社食堂办得挺好，家里饭桌 上吃不到的螃蟹，会在午饭的餐桌上吃到，她特别爱吃，而现在这一切已永远地成为过去 ……　　这时，大家都愣怔住了。在我回来之前，街坊邻居对夹边沟农场饿死许多人已有传闻。妈妈 的学生王秀莲的丈夫上过延安大学的刘彦璋也被划为极右分子，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 王秀莲在黄河沿小学任教，她家就住在黄河沿前街。刘彦璋老家在陕西白水县农村，他二哥 几次从陕西农村赶来，背上吃食送往农场，来来往往的中间，王秀莲把她了解到农场的情况 ，经常向我的父母告知。中共中央西北局兰州会议后，为贯彻会议关于抢救人命的决定，刘 彦璋已由原单位接回，于1月5日回到自己家中。他，人浮肿得厉害，总算活着回来了。　　景超劳动教养后，兰州家中给他寄过干馍片、饼干，数量都极有限。到1959年后半年，兰州 已是一座饥饿的城，每到星期日，三妹凤琳带着上小学的小妹凤仪，徒步十数里，到雁滩拣 胡萝卜缨，到了地边，还要等到农民收获完毕，铲下胡萝卜缨，她俩才能急急忙忙各装上半 麻袋，再徒步十数里走回家中。胡萝卜缨以前在兰州人的家庭中都是丢弃物，当时，却要两 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徒步跋涉二三十里路背回家中，当作蔬菜补充口粮。在全家人饥肠辘辘如 此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明知景超饿得更厉害，又有多少力量去支援他呢。所以，景超基本上 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苦熬苦度了两三年。他能够活着回来吗?全家人心存侥幸地要我去解 救他，而父亲写信时对高台明水分站的严重情况尚估计不足。全家人商量定，如我到了高台 明水，必要时可从兰州再派一两个人前往救助--如二妹和三妹。但是，这些设想和打算都 晚了一个多月，一切都已不可挽救了。　　俩孩子离开爸爸两三年，感情上和爸爸已有些疏远，他们都还小，伐夏不到10岁，小夏6岁多，不懂得没有了爸爸，生活上将会出现什么……他们看到哭着的我，幼小的心灵里不知在 想些什么，我没顾上搂抱他们，亲亲他俩的脸蛋。我被悲哀所击倒的神情，失去了爸爸的这 个事实，一定吓住了他俩，他俩都呆呆的，一句话也不说，不知该跟妈妈说些什么话。　　我在哭泣中，耳畔只听得妈妈声音有些喑哑，低低地说：‘事情已是这样了，就要想开些，想开些……不然，又能怎么呢!‘一向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她，面对如此的家庭巨变，不 知该怎样劝解我才好。　　后来，父亲从食堂打饭回来，知道了一切，拿出他打回的饭拨出一些要我吃，记得他拨给我吃的，是黄豆和大米熬的稠粥，他一面拨饭给我，一面还说：‘我一个人能吃多少嘛!‘　　此时，妈妈和几个妹妹、伐夏、小夏都已出了食堂，在家里自己做饭吃，可父亲不跟全家人 在家里吃，一个人仍在街道上办的食堂吃饭。我问：‘这是为啥?‘妈妈说：‘他怕跟家里人一起吃饭吃亏。‘为吃饭，看样子家里人已有了嫌隙。　　我总算回到了兰州家中，而且将留在原单位不再去安西的农场，从此将和全家人团聚，这也 算是可以欣慰的一件大事。　　所以，这天晚上，全家人在悲痛中又觉得有了一线希望，一些宽慰。　　二妹仍回工大宿舍住去了，我和父母、俩妹妹、俩孩子挤在一个炕上。一路劳顿 ，没睡成 觉，这天晚上总算回到了自己家里，在亲人的拥挤中睡了个囫囵觉。屋内有煤球生的火炉， 兰州的气温比河西要高。这一夜，直觉得非常暖和，3年来未曾享受过的暖和。　　第二天上午，我先到街上给杜博智发了个电报。我知道他不久也将回到报社，我的行李、柳 条箱和所有的东西还留在四工农场，我要他回兰州时把我的这些东西一并带回兰州，不然， 我还得返回安西专门去取。　　在家里，妈妈絮絮地告诉我，原来，伐夏、小夏都跟父亲在一个食堂吃饭，但父亲吃饭尽沾两个孙子的，伐夏、小夏吃不够自己的定量，后来，妈妈的同事知道后怪怨她说：‘姑娘、女婿把俩孩子托靠给了你们，他爷爷这样沾两个孙子的，俩孩子的身体垮了，你以后怎么给姑娘、女婿交代?‘这样，妈妈才下决心把伐夏、小夏的粮食关系转到了学校，和她们一起上食堂。伐夏在一旁插嘴说：‘就是，有一次食堂吃油饼、稀饭，爷爷吃得多，把我和小夏的多吃了，他还让我写信给你，说我们吃得很饱。‘我确实收到过伐夏这样的来信，听到妈 和伐夏对父亲的抱怨，我对父亲就很不满。俩孩子够可怜的了，他吃饭还要沾俩孩子的。　　妈妈还说：‘现在我们都在家里吃饭，调剂起来也方便些，可你大大(我们从小仍按原籍会宁的乡俗，称父亲‘大大‘)说我们会克扣他，在家里他吃不够量，他相信街道上的食堂， 就只好让他一人还在食堂打饭。每月的伙食费由我交给他。‘我从小就认为父亲是个宽厚待人，对亲友乐于帮助，半生中养活了不少他原本可以不养活的人。在这大饥馑的年代，他变得让我感到陌生。而且，他一向和母亲感情非常好，在生活上对母亲体贴入微，当然，母亲 善良真诚，他们彼此一直很信任。可现在，这是怎么啦?一家人竟然不能在一个锅里吃饭。　　这天晚上，我带着俩孩子在兰园电影院看了场电影。我去安西后，父母家中经济拮据，他们看电影肯定很少，我既已回到了他俩的身边，就应让他俩高兴一点，让他俩感受到妈妈的爱 。电影散场以后，走出电影院，小夏走到人少的地方，解开裤子站着就尿尿。当时的兰园还是沙石地面，厕所等设施都不齐备，一个6岁的男孩站在人少处尿尿，也无伤大雅。而在我的眼里，我的小夏已长大了，3年前，他要尿尿，一定要喊我：‘妈妈，我要尿尿。‘现在 ，这些话都免了，他只是随自己的方便完成此事就完了。以前，伐夏和小夏都喊我：‘妈妈 !‘此次见面后，他们只喊我一个 ‘妈‘字，而不再喊我‘妈妈‘，童稚的他俩为什么改口 了?　　第三天的晚上，我去小沟头看望外祖父母。我从小和外祖父母家最亲，走动最多。记得我和 景超划定右派，准备去河西劳动时，我们还特意到外祖父家辞行。外祖母特意做了几个菜表示送行，记得有一道菜是蒜薹炒肉丝。兰州当地不出蒜薹，蒜薹炒肉丝一向被认为是一道高 档菜。外祖母在炒之前，把蒜薹在开锅水中烫一下，把一根蒜薹剖开成四条，再切短炒成， 味道特别好。外祖父母对于我们去河西劳动深表忧虑，外祖母说：‘劳动苦得很呀，你咋吃 下那么大的苦哩嘛!‘我当时对迎接劳动毫无畏惧，安慰外祖母说：‘我们都还年轻，不怕 劳动，劳动几年身体还能锻炼好，不怕，不怕!‘这些话都发自内心。当时，谁又会想到今 后会经历怎样的苦难呢。　　这次去看望外祖父母，我身单影只，但也不能不去。我在晚上去，是考虑到外祖父家已无法 为我准备一顿晚餐，我是吃了晚饭才过去的。我唯一的舅舅苏荫桓40年代农专毕业，解放后 原在省农业厅工作，后被分配到敦煌棉花农场工作，他们全家都去了敦煌，只把上初中的大女儿留在了兰州。　　我到了外祖父家，已是掌灯时候，外祖父家点着煤油灯。外祖父家也住大炕，我们坐在炕上说话。我说及这次回兰州的经过，先去高台，景超已在一个月前去世；现在，我们可以不再去河西的农场，农场死了很多人等种种的情况。外祖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共产党这些年干的这号事……‘他极有节制地再没说下去。他当然清楚，景超是活活饿死的，在他 的亲属中，还没有如此的先例。　　外祖母此时耳朵已完全失聪，我们交谈的话，她老人家一句也没听见，所以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二位老人都是七十开外的人了，他们慈祥的面容依然和蔼可亲，只是显得有些瘦削苍白。我匆匆地向外祖父简单说及这几年的大概经历，便告辞回了家。　　既然要回原单位，我想，我应该到报社谈谈我已回到了兰州家中。我决定到报社找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叶滨。在反右斗争中主持工作的副总编辑张源于1958年甘肃、宁夏分省后又回了宁夏。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我去北京参观农业展览馆时，叶滨曾特意到西苑大旅社看望我 和曲鹤云，还对我说：‘来一趟北京不容易，参观完了，你多住些日子，就住在我岳母家里 ，再多玩几天。‘可我当时心里只想着工作，觉得多玩几天不太好，就婉言谢绝了他的好意 。当右派后，我们再未见过面，此次找他，是不找不行。　　当时，兰州常划片停电。我去找叶滨的晚上，报社正停电。我找到叶滨家，桌子上点着蜡烛 ，在摇摇曳曳的灯光下，我们开始了谈话。当然，叶滨早已得知景超已在一个月前遇难。当 时，作为报社领导的他，不可能赤裸裸地说出景超是饿死的，我也不敢这么说，我们心照不 宣地说及景超，我哽咽着说：‘没有想到去农场改造，落了这么个结果，真是万万没有想到 啊!‘叶滨神色黯然地说：‘下面劳动的条件太艰苦了，我们也没有想到。唉，劳动怎么会 ……‘我仍没忘记自己的右派身份，一开口就说‘改造‘，但叶滨只说劳动，不提改造。我 后来设想，他一定是对这种把人残酷地改造到死的手段非常痛恨，所以绝口不提改造二字。 这种残酷的改造手段，仅仅在报社，已有二人遇难：景超和赵秉仁。　　他语重心长地抚慰我，说：‘事已如此，不可挽回了，你就要坚强些，前面的路还很长。 ‘听到这里，我禁不住地哭出声来，说：‘前面的路还很长，我一个人怎么走啊!‘叶滨又 说：‘你是个坚强的人，这3年的劳动你一人在农场都挺过来了，现在回到了单位上，各方 面的情况会好一点。‘　　叶滨又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我说：‘有个当农民的弟弟。‘叶滨说：‘那就该写信 通知一下。‘　　1950年冬我第一次下乡采访前，叶滨曾在办公室和我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一个年轻女记者下 乡采访会遇到的种种问题作了周详细致的考虑，苦口婆心地谈了又谈。当时我和景超还没结 婚，我走后，叶滨又给景超写了封短信，信上说：和桑走后，你会孤独寂寞，思念会使你很 苦，但要耐心等待。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她下去采访，经受一些锻炼是不可少的。我相信，别离，只会使你们的感情更深更浓。祝你们幸福!景超当时把这封珍贵的信工整地全文抄 写在日记上，在我回报社后拿给我看，这封信仿佛为我们甜蜜的爱情加了注脚，我们为叶滨 如此细致入微地关心到我们的感情生活而感动。　　叶滨此次和我谈话时，我不知他是否还记得他曾写给景超的那封短信。他对我们有过的祝福 ，由于一场政治灾难造成了景超的离去，已荡然无存。　　我告辞时，叶滨手执蜡烛，在昏黄的烛光的摇曳下，将我送到了楼下。　　过了几天，杜博智突然来访。原来，他已回到了报社。我着急地问，我发给他的电报收到 了没有，他说，没有。　　原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大饥馑中作出抢救人命的决定，已通知各地农场把受各类处分的右派分子一律由原单位接回。四工农场的领导接到通知后，心里清楚，一年来右派分子们在这 个农场里受尽各种凌辱，积怨、愤恨已充斥了他们的每一根神经。他们的血管里流动的每一 滴血都会引发起复仇的火焰。所以，农场领导把此通知悄悄压了下来，对右派分子绝对保密 。我发给杜博智的电报自然被截留。当送右派分子们的大卡车开到一站时，杜博智还正在伙 房里忙活着。此时，站上的领导才通知他们，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捆绑好全部行李衣物，全体立即坐车回各自的原单位。此通知宛如一声炸雷，是我的难友们万万没有想到的。站上的领导选择在送他们上路的大卡车到来之际才宣告这一通知，是由于他们充分估计到，当送右 派分子们回原单位的大卡车到来之际，就是有人想要闹事也来不及了，此时每个人都只顾捆 行李上车了，谁还想在这千载难逢的当口，去为泄愤耽搁回原单位的机会?回原单位也就意 味着同分别了3年的父母、妻子儿女及所有亲人的团聚，这是他们3年来在梦中都渴望不到的 啊!　　徐福莲是我的女伴中最后一个离开场部，坐着大卡车来到一站的。她在大卡车上看见杜博智 就大喊：‘和桑的行李、箱子都在场部呢，你给带回去吧!‘可是，大卡车不会为我一人的 行李、箱子再回场部，一站离场部虽一里多路，杜博智也没有时间去搬运，因为卡车司机不会为此而等待。这样，我的行李、箱子等所有的东西，都还留在四工农场，我得重返四工农 场，把这些东西取回。　　杜博智当然也已知道了景超的噩耗。下午，他把伐夏带回报社他的宿舍，给伐夏做了顿饭， 让伐夏饱饱地吃了一顿，晚上再把伐夏送回。　　重返安西四工农场，我想最好有个人搭伴而行，路上有个照应。很快就打听到省检察院的韩继祖正在兰州探亲，他妻子在省委医务所工作。我在他家里找到了他，他在探亲期间并不知 农场的难友已全部回原单位，他的行李也全部留在农场。一两天后，我们一起登上了西去 的列车。　　这次再返四工农场，我的行李、箱子都绑扎得好好的，只丢了农场发给我的那套工作服，可能是被哪个‘职工‘顺手牵羊拿走了。农场的难友几乎都已走光，我的3位女伴都已离场。 一站的卢全福还没走，我邀他一同返兰，他同意了。在一站见到王志玉站长，他让卢全福剁下一块约四五斤的牛肉送给我，还送给杜博智一条羊腿，让我回兰州时带给他。　　在场部，我还遇到了在眉户剧《梁秋燕》中扮演年轻妇女的那个眉清目秀的小‘职工‘，他 还活着，这使我感到高兴。近一年未见，他脸上出现了皱纹，显得有点老相，那些年纪较大 的群众演员呢，他们也还活着吗?我不知他们的姓名，就无法打听。三、四站的情况更糟， 死人更多，我在‘医院‘里见到的‘病号‘就都是三、四站的。我相信小‘职工‘活下来很 不易，我为他庆幸，他总还活着。他是到场部集中，然后坐火车去新疆的，迁场行动已开始 了。新疆是个好地方，但愿这些幸存者到新疆后能过上好些的日子。　　一两天后，我就和卢全福、韩继祖一同搭火车返兰。此次在柳园车站上火车，还出现了惊险 的一幕：上火车的旅客很拥挤，我刚将一只脚踏进车门，多半个身子还吊在门外，火车就开 动了，而且速度不慢，吓得我大声惊叫。不知车上是谁抓住了我的一只手，才将我拉进车厢 。这次回兰州的火车上，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因为有当炊事班长的卢全福与我们同行，他带 了很多大饼。也许，是出于对新寡的我的同情，他不断地拿出大饼劝我吃，我虽也带了些饼 子数量毕竟有限，老吃他的就不好意思，但他慷慨大度，一再拿出饼子劝我吃，对韩继祖就 不像对我那样大方。　　这次回到兰州，才得知我的外祖父在我去安西期间已去世，得病很快，一两天内就咽了气。 我回到兰州时，后事早已料理完毕。我远在敦煌的姑姑--即我的舅母，她是我父亲的同父 异母妹妹，嫁给了我的亲舅舅，这种婚姻叫做‘换头亲‘--接到外祖父病故的电报，就立 即带着儿女回到了兰州家中。这时，外祖母又病重。　　因为家中住处紧张，我到报社要求给个住宿的地方，管理科只在女工的集体宿舍给我安排了 一张床的位置。在出进报社的路上，遇到一些熟人，他们都避而远之，装作没看见我。在大门口，我见到托儿所的阿姨王荷秀--伐夏和小夏她都带过，所以她也认识我。见到我，她笑着握住了我的手，亲热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我的眼泪在眼眶内打转转，却并未流下。我知道，她说这话是从内心里庆幸我总算回来了，对于景超未能回来，仍谨慎地避而不谈。　　在报社这个我极为熟悉而又陌生的所在，人们对我的疏远冷漠，使我的感情也只能是相应地对应之，麻木冷漠，难以外露。　　我去看外祖母，只见她枯瘦如柴，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围靠被子坐在炕上，外祖父过去可算是小康之家。外祖父的寿辰是阴历重阳节，外祖母的寿辰是阴历九月初七。过去，二位老人 家的寿辰常合在一起，都在重阳节这一天过。我小时候去外祖父家贺寿，每次都要磕头的。 他们的寿衣早在50多岁就做好了压在箱子里，在这样的大年馑里，需要时取出很方便。现 在，外祖父已辞世，看见外祖母穿着大红绸子的老衣坐在炕上，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她已完 全失聪，我无法宽慰她，也不知她心里在想些什么。看望她老人家，我提了一斤供应的饼干 ，坐在她身旁。一会儿，我看到她用手指着桌子上切开的萝卜，说是要吃。姑姑切了一片递 到她手里，她抓起来就往嘴里送。我看见她满嘴上下牙一共也就五六个，可她硬是用残缺的 牙使劲咬着脆生生的萝卜 。她一定是肚中饥饿。　　又过了几日，外祖母咽气了。二位老人的生日只差两天，先后咽气在一个月内。显然，是无法抗拒的饥饿，先后夺去了他们的生命。　　我去外祖母家奔丧时，外祖母已穿好寿衣躺在一块木板上。我只流了眼泪，没有大哭。我见过的死亡太多，心灵情感都已麻木迟钝。任教于兰州大学地理系的表兄苏炳勋，年纪比我大得多，他跪在灵堂前，喊着：‘奶奶啊!‘大哭不已，悲痛不已。给外祖母送葬，我没有 去。抬埋老人，按兰州过去的规矩，主家都要准备酒菜，招待奔丧的所有亲友。现在，大家都饿着肚子，自然无法为亲友们准备饭，送葬的人就尽量减员。大家认为我连遭不幸，景超去世不久，身心的重负已难以承受，我便成为当然减员的对象之一。外祖父母都埋葬在兰州 西郊的晏家坪。　　父亲作为一家之主，过去家中一切祭祀天地祖先的大事，都由他操持。由于他没有子嗣，一 切祭祀活动中，跟着他磕头的常常只有我这个长女。我的妹妹们都小我许多岁，那时还无法 跟上我一块儿磕头。我从安西回来才两天就带着俩孩子去兰园看电影，父亲当时嘴里没说什 么，心里很生气。有一次在我为别的事和他发生顶撞时，父亲就借机怒气冲冲地发泄说：‘ 你一回来就领上伐夏、小夏看电影，像啥样子嘛，谁家的人有像你这样的，狗东西!‘父亲 从来没有这样骂过我，他心里对失去景超的哀痛是很深很深的。我重返安西去取行李后，为 了纪念景超，他重操原来的行当，在方桌上为景超设了灵位，上写：‘爱婿王景超之灵位‘ ，并摆了几样祭品。3个妹妹从未经见过这种祭奠活动，心里都清楚大姐夫是个右派分子， 就有些害怕。但父亲不管不顾，他按自己的方式纪念了爱婿。我只是在多年后才知道此事的 。三妹提起时，还说：‘不知道大大那时怎么就敢!‘父亲那时对于我没有对景超有任何的 祭奠，一定内心非常不满。在我去安西后，他便按自己的心意作了补救，按照他自己的方式 ，作了他该做的事。可我在农场已看到了太多的死亡，任何一个‘钻沙包‘的难友，没有谁 会祭奠他，更无人悼念他。习惯成自然，我认为不祭奠，不作任何悼念，忘却一切，倒是正 常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同正常人的心态反差就是如此之大。　　事实上，在大饥馑的日子里，父亲有了很大改变，他的精神已有些失常，神志已不很清楚。 一次，我的亲叔伯兄弟和良来看我们。我和景超还在报社工作时，他作为调干学生在西北大学历史系上学，暑假期间回家，到报社看过我们。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作为学生也被 划为右派，也不知他的处分如何，他倒是主意很正地回到兰州家中自谋出路，找了份工作干 上了。现在，他的生活还是安定的。他来到父母家中，我们闲话一阵，主要是说了说我和景 超的情况，农场死人的情况，等等。在他告辞前，父亲竟然提出五六种报章杂志，要和良为 他到邮局代订。父亲大半辈子都有阅读习惯，爱看杂书。可是，在大家都饿着肚子的日子里 ，他不提别的要求，却要和良为他代订五六种报章杂志，真让和良哭笑不得。就是替他代订 了，那些日子里的他，饿着肚子又哪有精力去看。这已是他神志不清冒出的妄念。　　妹妹们说，此时的父亲常将家里的衣物背着家人拿到街上卖了买吃的。景超的一件短皮大衣 已很旧了，原来他一直穿着，因天气已暖，就拿到街上卖了不知多少钱，用13元买了1斤高 价水果糖拿回家来，只给了母亲一两块，别人一概不给，就一个人吃了。他脾气变得非常暴 躁，而且不讲理，动不动和母亲、妹妹们大吵大闹，以至后来发展到向母亲、妹妹们寻衅闹 事。母亲和妹妹们不胜其烦，在外祖母去世后，就干脆躲到了外祖母家，住在了外祖母的房 子里，不回自己的家。　　父亲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一向对中国共产党敬畏尊崇。就在我们去河西劳动之前，他对甘 肃省委要把河西走廊建设成为全省的粮棉基地满怀信心，对我们去劳动的前景充满希望。他 曾热情地说：‘你们先走一步，过几年河西建设好了，干脆我们全家都迁到河西安家落户。 ‘在大跃进的年代里，他仍然一片赤忱，曾狂热地写信给我，打算把俩孩子的名字改为超英 、超美，被我拒绝。两三年过去，大跃进失败了，全民挨饿，人人长年累月吃不饱肚子。这 一场灾难的出现，是他所始料未及的，他内心掀起的风暴雷霆，他的躯体神经都无法承受， 他又不敢把愤怒怨恨用语言作丝毫的表示。他的爱婿、女儿正是由于因言获罪，爱婿又被 活活饿死在劳动教养的农场。他不能，他什么话都不能说!这样，灵魂的车裂，饥饿的折磨 ，终于使他精神分裂，神志不清。　　我从四工农场拿回的那块牛肉，家里人并没有立即煮熟吃了它，而是先放在了母亲的衣箱里 ，用一把老式的黄铜锁锁了起来。此时，母亲和妹妹们都在外祖母家住。只有伐夏、小夏和 父亲仍住在一起。父亲知道箱子里有一块牛肉，就急不可耐地想把牛肉取出煮了吃。夜里， 伐夏、小夏都已睡了。父亲就想方设法要把箱子打开。此时，衰弱的他已没有多少力气， 一 次又一次的努力，都使他摔倒在炕上。伐夏、小夏都醒着，都不敢说话，就看见他一次又一 次摔倒在炕上。折腾了半夜，他到底也没把箱子打开。　　伐夏第二天把父亲为取牛肉折腾了半夜的情况给大家一说，我们就为俩孩子担心，万一他在 愤怒和神志不清中对俩孩子做出了什么，可怎么办。　　后来，在报社的院子里路遇叶滨，我就要求报社分给我一间房子，我说：‘我3年没管过孩 子，现在回到报社，我要和孩子住在一起，照管教育孩子。孩子们需要我，住集体宿舍，孩子们见不到我，哪行呢?‘叶滨应允。这样，我在报社附近力行新村56号的职工宿舍有了一 间平房，把孩子们接来住在了一起。孩子们转学到酒泉路小学，伐夏上三年级，小夏一年级 。　　我们的这间小平房坐南朝北，非常阴冷。我们搬进去后向报社借了个铁皮小火炉，领煤还得找管理科的张炯。张炯就住在后院里，我向他说了说。他问：‘你啥时候领?‘我说：‘明天行不行?房子阴冷，我想马上就把炉子生着。‘张炯一口答应，说：‘行，明天上午10点 左右，你到炭场上来，我给你发。‘第二天是个星期日，我借了个架子车去领煤。到了炭场 上，张炯已等在那里，见了我说：‘今天我本来不上班，见你要领，我才特意赶来。‘话虽不多，我心里一热，几乎流下泪来。1949年，我初到报社的那个冬天，就是张炯发的煤。那 时，作为城市女孩的我，毫无劳动能力，我的同室女伴也一样，张炯发煤，是他自己用筐挑 着煤送到我们宿舍的。他也是同景超一起从西安行军到兰州的。听说行军途中，他打前站， 给大家办理伙食住宿都很能吃苦。在报社共事的这些年里，我和景超成立了家庭，有了俩孩 子。一场反右派斗争后，景超去农场劳教未能回来，我们孤儿寡母落得如今的下场，他心里既同情又难过，所以很乐意在星期日为我发煤。　　同院还住有原甘肃农民报的马占海，他曾是我在二版编版时的助手，回民，现全家人都住在这里。我们原来相处就好，反右派斗争中，他对我的揭发批判，只是迫于形势作了作姿态。 他如今也没有表现出和我划分政治界线。我去他家坐了坐，说起做饭无锅台，那时家家都自己起灶 ，无锅台就无法做饭。初次见面的他母亲看到我年纪轻轻拉扯俩孩子很忄西惶，热情地说：‘占海会泥锅台，叫他星期日帮你泥上一个，你和 两个娃娃，在房门口小小地泥上一个就行了，用不了多少土坯，找些旧砖也行。‘这样，找了些旧砖、土坯，马占海在星期日为我砌了个锅台，当下就生起了火。　　我总算有了一个家，一个残破不全的家。　　初到报社，党员干部汪星主动和我有来往。　　反右斗争之前，我们一贯友好。我和景超结婚时，我们同住一排平房。他的前妻郭霜青和我 同龄，在资料室工作。作为邻居，又是差不多先后作了年轻的母亲，我和郭霜青在一起有许 多共同的话题，常有来往。后来，郭霜青不幸因病早逝。　　汪星是从延安来的年轻干部，极有才华。他二胡拉得好，有一次报社办晚会，男女同志有个 小合唱，他是我们的领唱，歌声嘹亮，且极有感情。报社举办舞会时，我去跳舞，他常是我 的舞伴，舞也跳得好。但他性格耿直，在各种会议上总要直话直说，所以，50年代在编辑部 处境不算好。　　在反右后期，景超和报社别的右派分子已到小西湖的二厂劳动去了。有一天，汪星说，他有 事晚上要找我谈。晚上，他来到家中，第一句话就笑着说：‘尕老婆犯错误了!‘这句话使 我几乎流出了眼泪。因为我结婚时只有18岁，当时把结了婚的女同志叫‘老婆‘，我年纪小 ，有的人说我是‘尕老婆‘，有些熟人就都亲昵地叫我‘尕老婆‘，汪星也叫我‘尕老婆‘ 。后来，我有了孩子，叫‘尕老婆‘的现象自然消失。大家随后都叫我的笔名‘和桑‘。两 个字的名字叫起来方便顺口，也亲切些。到反右开始后，大家为了和我划清政治界限，‘和 桑‘没人叫了，无论会上会下，人们用‘和凤鸣‘呼来喝去。汪星一见我张口就亲昵地仍叫 我‘尕老婆‘，使我立即想到了我们做邻居时亲密无间的岁月，他没有和我划什么政治界限 ，而且语气流露的完全是抚慰，我心里涌动着热流，眼泪差点掉下。　　当时，汪星在记者部负点责。1955年我在天水农村田家庄、湾子一带采访时，记者部有个摄 影记者也去那里采访，后来当地有人来信揭发，说这位摄影记者生活上不检点，同一位军属 出了问题，并指出当时我也在那里采访。汪星找我谈话，其目的就是进一步落实一下，那位 摄影记者是否真有此类问题。经我回忆，实在想不起那位摄影记者有那种问题，至少当时我 毫无觉察。汪星听完我的回答，再没多说什么话就走了。他走后我还想，他为什么要专门 登门问我呢?琢磨再三，我转而想到，汪星是个极聪明极正派的人，他对我的了解不谓不深 。反右以来对我的批斗，他心里一定打了个问号，他没参加过对我的批斗会，在运动中什么 话都不能说。多日来，我们一直未遇面，他想要对我有点抚慰也没机会。这次为了解那位摄 影记者的问题，他就有机会同我单独见面了，别的话不能说，叫我一声‘尕老婆‘，我肯定 会心领神会，我们之间的距离立即就拉近了。就这样，我铭记住了我们这次短暂的见面和谈 话。　　我身单影只地从安西的农场回到报社，有一天见到汪星，汪星说：‘小毛住在贤侯街，哪天 我领你去找她，你就有说话的人了。‘小毛原名陈雪鸥，是我在甘肃农民报编二版的伙伴 ，我们相处得好，工作上合作得也好。她的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去了台湾，母亲是地主分子 ，离了婚的丈夫历史有问题。但她性格活泼，走路总是跳跳蹦蹦的，所以有人给她起名小猫 ，书写时为简便起见，便写小毛。当时全报社的人都叫她小毛，原名倒无人叫了。反右 前，她已调到兰州报社，鸣放时没啥言论。但她在甘肃农民报和我编二版时，对不懂行的副 总编辑×××有不尊重处。×××记恨在心。到反右开始后，×××数次到兰州报社，找兰 州报的领导进行撺掇，以各种理由认为陈雪鸥是个够格的右派分子，最后就将她划成了右派 。3年前，我和景超去河西劳动改造，兰州报属市级单位，陈雪鸥留在了兰州市。因她已调 出甘肃日报社，我们之间3年断绝音讯。我回到兰州后，就不知她的住址，无法和她联系。 小毛原来和郭霜青同在资料室工作过，和汪星也很熟。汪星一见到我就主动要领我去贤侯 街找小毛，让我有个说话的人，这话正说到了我的心坎上。我在孤独中是多么需要有个有着 相同命运，可以互诉衷肠的人呵!汪星一见到我就想及此，并要领我到小毛家中去见她，这 真是雪里送炭，这情谊真是太珍贵了。此时，我和小毛都还没有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还是 阶级敌人。汪星作为党员中层干部--此时他已调兰州电影制片厂工作，竟如此不避嫌，还 一如既往地关心我，考虑到在我不幸和痛苦的生活中，最需要有个说话和来往的朋友，这只 能用‘人间真情‘来说明。几天后，他就领我到了小毛家中，因小毛家中已有客人，他 把我领到后就告辞了。从此，我和小毛相知很深的一对难友就有了来往，互相关心，互诉衷 肠，在共度苦难的岁月里减轻了许多孤独寂寞，增添了许多慰藉。　　夏天，汪星和他再婚的妻子余润珠带着女儿去五泉公园游玩，回来时路经我家，还进屋坐了坐，闲话一阵。在我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前，汪星到我家看望我，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我和俩孩子住在一起后，常来看望我们的是杜博智。他在农场当过炊事员，现在又在报社 食堂当了炊事员。 由于当时副食供应仍短缺，报社食堂的副食来源较多，我们在报社食堂也打饭，去打饭的常 是孩子。和杜博智一起的有个炊事员冯得贵，是我们去安西后才来的，杜博智和他对孩子们 打饭多有照顾，主要是菜打得多，有时付一个菜的钱，打给两个菜的量，如菜有剩余，则打 得更多。我有时因事去伙房，也会受到炊事员们的特殊优待，如王银福、范生荣，看到我进 了伙房，就让我吃菜案上洗净了正在切的西红柿。我吃了一个又一个，在不好意思 再吃时，范师傅仍热情地一再劝我：‘吃，吃，再吃，再吃!‘我就再吃上几个。他们对劫 后余生的我非常同情，特别是想到我还要拉扯俩孩子，过日子难着呢，就伸出他们援助的手 ，在一旦有机会时就帮我一把。　　杜博智在下班后常来我家聊天。在反右期间，我就听说他和食堂管理员张志杰的女儿张玉 荣相好。在挨批判期间，他们仍一起逛马路，看电影，在双城门的小吃店一起吃八宝稀饭。 这些情况当时是作为批判他的材料揭发出来的。我问起这些情况是否属实，他说：‘有这事 。‘他还说：‘咱们去安西时，荣她妈给我炒了几个菜，烙的馍，用菜盒子装了，我就是从 她家动身上卡车去的火车站。‘他总是把张玉荣亲切地叫‘荣‘或‘荣荣‘，几十年如一日 。　　我们到达安西县城的那天正是‘五一‘，杜博智和难友们在街上闲转，看到商店里有卖的条 绒，不要布票，当时兰州无条绒可买，就和几个难友一起各买了几尺，后来托蒲廷珍带回兰 州送到张玉荣家中和各自的家中。　　回兰州后，杜博智已打听到张玉荣在青海湟源畜牧学校上学。有一天，他就在我家的桌子上 给张玉荣写了封信，问她现在是否有男友，是否还愿意和他继续好下去?在安西的农场3年， 他俩没啥联系。这封信使他俩中断了的关系又接续上了。　　在此期间，有些难友陆续打听到我的地址，先后来家中看我。他们有：省劳改局的欧阳夏、 公安厅的符文虎、李德寰、梁正光、李鸿元、谈宇波等，还有杨得春、赵芝贵等，徐福莲、 梁富杰夫妇此时都住在兰州，也先后几次来看我。　　公安厅、劳改局都有基层的劳改单位进贡，他们的副食供应就较充足。一次，我去公安厅他 们的宿舍，符文虎虽已回到自己家中，这天也在场，他指着一位从夹边沟农场回来的难友介 绍说：‘此人是高尔基的弟弟高尔泰。‘他就是20年后在美学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著名学者 高尔泰，其主要著作有《论美》，曾轰动一时。当时我已知道他的名字，而且知道他曾在 新添墩劳动教养。他幸免于难，是由于公安厅办公安展览，他会画画，就被抽出来在兰州搞 展览，他当然得吃饱肚子才画画。就说这次我在他们宿舍，难友们知道我平日里吃得不及他 们，就留下我吃饭，一次再次地劝我吃，让我饱餐了一顿，饱得几乎弯不下腰来。这天，他 们还分到猪肝等肉食，符文虎用报纸包了一包，当然，他们也让我沾了些光，送给我一些猪 肝。只记得符文虎说：‘猪肝沾上了苦胆汁，吃以前要用水泡一泡。‘符文虎有幸去了玉 门黄花农场，没去四工农场，所以我们受过的苦他连边也没沾过。　　赵芝贵只来过一次。他进门就数了26元钱给了我，我觉得数目太大，不好意思拿，因为我知 道他也是降了几级工资的人，手头不宽裕。但他说：‘我老婆孩子都在天津，不要我负担， 你就留着用。‘仍态度坚决地把26元给了我。　　杨得春买了5元1斤的高价点心留给我和孩子，情义可感，因为此时大家都手头拮据，1斤高 价点心是很珍贵的礼物。我和杨得春相识在十工农场的演出队，当时我是演员，他是乐队的 。我们都回到兰州后，他重操旧业，在五泉公园的露天舞场的乐队又当上了伴奏。五泉公园 离我的住处很近，有时也会有难友邀我去那里的露天舞场跳舞。到了70年代，当我再次身处 逆境之时，经卢全福指引，我在他母亲家里找到他，他又热情地帮助了我，为我家搭了个厨 房小棚，砌了个做饭的锅台。可到80年代后，他母亲住的平房拆迁后不知去向，我再也找不 到他了，只知道他在兰化公司，不知他在兰化哪个厂。我苦苦找他，还想从他那里了解他们 在高台时受苦受难的情况，而最终未能找到他。现在高台的一章在全书中写得最简略，就是 由于我无法了解得更多，而成为遗憾。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只有徐保安来看过我。他来到我家，看到我正好买到一卷可作卫生纸 用的大张白纸--因为当时卫生纸脱销，就说：‘我老婆快生孩子了，买不到卫生纸，干脆 ，把你这些纸都送给我吧，你又用不了多少，自己再想办法去。‘硬是把我才买来的一卷白 纸拿走了。以后我也再没见到他。只是听张露玲说，杨爱珍生了个男孩，为了不忘记在安西 四工农场经受的苦难，他们给孩子起名叫‘记西‘。　　武威步校的原军官们后来都未安排工作，在招待所住了一年半载之后，都各回各的家乡，自谋出路去了。此后，我和他们也就断了音讯。只有留在玉门黄花农场的陈明还和我有过来往 ，到打倒‘四人帮‘后，他调来兰州，在省人民政府任职，后来官至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　　在火车上认识的‘三八‘式老干部邹春生，以及后来在兰州认识了的参加过长征的官锦文，他俩都是在部队上犯了事被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据说，官锦文在农场因忍受不了饥 饿，曾大发牢骚，表示不满说：‘长征时也没这么苦啊，长征时没啥吃时大家都挨饿，射杀一头野牛，大家就能饱饱地吃上几天，这里长年累月地挨饿，从来也吃不饱肚子，这种苦日子才真难熬得很呀!‘管教干部对待他们这种人多少还有点区别，所以他俩作为幸存者后来都回到了兰州的部队上。据邹春生说，他们一回到部队，单位上就把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增加 到了100元，这在当时就够宽裕的了。后来，官锦文还和几个年轻人重返夹边沟农场，去取回他们迁场到高台明水时留在夹边沟的东西，他们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我就委托他们去时 把景超留在那里的箱子也捎回。　　过了几天，他们就捎话说景超的箱子已取回，就放在他们住的甘肃军区招待所，要我设法取 回。我只好写了封信，委托杜博智下班后去取。他大概是用绳子捆绑后把箱子背到我家里的 。 这天晚上又停电，二妹和三妹正好来看我，看到杜博智把箱子背回，二妹连忙说：‘谢谢， 谢谢你了!‘帆布箱是上了锁的，自然是没有了钥匙。我们硬是用剪子把锁撬开，打开箱子 ，举着蜡烛，着急地翻看，看他有些什么遗物留给了我们。首先触入眼帘的，是两套叠得平 平整整的深灰色卡其布中山服，还有两件漂亮的带条的府绸衬衣，这是他当年新做不久的衣 服，衬衣也都很新，还有一件绸子棉背心，海蓝色的前襟，后背是黑绸的。50年代初期，舅 舅全家去了敦煌棉花农场，妈妈、几个妹妹和外祖父母住在一起，有个保姆魏嫂，针线活特 别好，外祖母就从箱子里找出些零碎绸子，让她给我和景超各做了一个棉背心。这几件衣服 都是景超心爱的，在农场一直没舍得穿，他是对未来充满期望，心想有一天解除劳教，走出 农场，他将穿得体体面面，人模人样地重新出现在人们面前。我回来了，可他永远地留 在了戈壁的荒野里，长眠在那里了!箱子里有不少干辣椒，我一眼就认出，这些干辣椒正是 我从四工农场寄给他的，他怕全部带在身边一时吃不完，就装进了箱子里，他一定是想到， 我买干辣椒很不易，他要留下慢慢吃，存着吃。令我惊喜不已的，箱子里还有他在农场记的 两本日记，这可是无价之宝!我不禁连声说道：‘这是最可宝贵的，最可宝贵的!‘他总算把 在农场劳动受苦的印迹留了一些给我们，我将细细地 读，刻骨铭心地咀嚼他受苦受难的岁月是怎样度过的。他再也想不到，这两本日记对我是多 么贵重的一笔财富啊!想到他在那样艰难的岁月里竟然还坚持记日记，我的心灵就震颤不已 。我亲爱的人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多年后我才得知，在新添墩时，因有人揭发，他曾烧过 一本日记，这两本日记肯定是以后又续写下来的，在那样艰难的日子里，他又是怎样继续把 日记记了下来，至今仍是个谜。在十年浩劫中，我知道在劫难逃，竟把他所有的日记， 他写过的小说底稿，他写给我的信、我在十工农场记过的日记，以及我回兰州后守着孤独和 心灵对话所记的日记，全都付之一炬。造反派来抄家时，我没有留给他们可资利用的片纸只 字。但是，景超宝贵的日记、信件等等，也都烟飞灰灭，全部消失了。看到张贤亮根据劳教 时的日记写的《我的菩提树》，我则痛悔不已。景超劳教时的日记，比张贤亮写的要更详实 一些，其中写到有代表性的一些人物，如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美学理论家的高尔泰。其中还 提到傅作恭。傅作恭是起义将领、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弟弟，早在1960年3月就已遇难。景 超的日记里，还有对饥饿的人们各种不同表现的简略描述，以及他自己心路历程的简单提及 。　　不过话说回来，在十年浩劫期间，我是无论怎样也无法把这些材料保存下来的。在反右斗争 期间，不仅我们在报社的家被抄了，连我父母家都受到搜查。十年浩劫期间，我能把这些材 料藏到哪里去呢?谁会担风险把它们藏下来，谁又是靠得住的呢?我销毁它们是唯一的选择。 我在十年浩劫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原籍监督劳动，读者由此就会 想见到我艰难险恶的处境。　　我和孩子们搬到力行新村56号，瞒住了父亲一人，他那时显得反复无常，常常寻衅闹事，我 怕他干扰我和孩子们的生活，觉得远远离开更好。这期间，有一天，我回父母家中取一样生 活用品，我推开房门，家中无人，只见满地都是垃圾，家中唯一的书架被拉开斜放在一边， 像是常年无人住堆放杂物的所在。父亲的神志不清更严重了，他把家里几只老式箱子上的铜 匙件全部拆卸下来拿到街上卖了，但是箱子里比铜匙件更值钱的衣物，他没有注意到，还留 在箱子里。　　有一天，他跑到在报社工作的我的堂叔和保鼎家里，打听到我住在力行新村56号，竟怀抱一个旧铝制痰盂，坐在人力车上，一直拉到了大门前。我住的小屋在院子的第一间，我一出房 门，就见他正抱着痰盂从人力车上走下。他见到我，说：‘我从你九爸家里出来，他说你住在这里。‘看到他这等模样，我当即说：‘我不想再见到你，你到这里来干啥，你看你像啥样子嘛，你赶快回去!‘我向人力车工人付了车钱，他就坐上人力车又走了。他怀抱铝制旧痰盂大概也是为了卖几个钱，当时市场物资奇缺，什么东西都能卖出。也许，他在抱着痰盂 在自由市场上兜售时，突然想起应该找到我，就坐上人力车找来了。　　此后，我就再没见到他。　　5月初的一天上午，小妹凤仪突然来到家里，告诉我：‘大大死了。‘我大吃一惊。我怎么 也没有想到他会突然死了。我随即和小妹一同来到黄河沿前街的家中。　　我和小妹来到家中时，父亲已停放在地上的木板上。妈妈正用湿毛巾擦拭他脸上和手上的污 垢，看来，他已多日没洗脸了。已是5月，他上身穿着三妹的一件蓝底带黄色花朵的棉袄， 外套一件深灰色他自己的中山服上衣，领口没系好，所以三妹的花棉袄从领口处就能看见。 他自己的几件旧衣服都不见了，当时就有人说，他是把几件衣服送进了洗染店，这也是他神志不清的表现，几件旧衣服哪里值得送洗染店。　　父亲的突然离世，大家心里自然是悲凉的，但都流不下眼泪来。父亲一生也历经苦难，尽管 这两年的饥肠辘辘改变了他，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有许多眷恋，对未来依然有憧憬有希冀，他 还想好好活下去，但是，他病态的胡闹，他对全家人的不信任，他的自私，使全家人都离开 了他，谁也受不了他。到他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他咽气时，从心灵到肉体肯定都很 痛苦。是房东黄家的人，夜里听到他痰壅塞到喉间呼吸困难发出很大响声，到早晨发现他已 停止了呼吸，就急忙到外祖母家找到母亲和妹妹们通知了此事。全家人流不下眼泪来，是觉 得父亲自己总算解脱了，大家也都解脱了。　　母亲和妹妹们赶进家门时，父亲躺在炕上，原来铺在炕上的旧栽绒毯斜放在当地--估计父 亲是想把栽绒毯从炕上取下拿去卖掉，但他已没有力气把栽绒毯拿出房门，更不可能拿到街 上去卖。满地都是垃圾，脏得不像样子。再看水缸里竟是他拉下几天的大便。院子里有厕所 ，而不知他为什么竟然把大便拉在水缸里。家里也还有别的可拉大便的家什，不知他怎么竟挑中水缸当作了便桶。这就给母亲和妹妹们造成了难题，水缸不能不用，买新的没钱也买不 到。幸好当时兰州城里还有专门挑水沿街叫卖的下苦人，这些下苦人只要给钱也不嫌脏，就 叫来个卖水的，挑了三担水，方才把水缸清洗干净。这事当时瞒住了所有的人，是怕别人知 道水缸里拉过大便，吃饭喝水恶心。我也只是多年后才听说。　　到下午，我们的几家主要亲属都来了，父亲的同父异母弟弟、当工人的和保中来了，我的亲 叔伯兄弟和温、和良也都来了，还有父亲的亲外甥、我的表兄王原泰也来了。当即打发表兄 王原泰去兰工坪甘肃工业大学把正在上课的二妹凤翔叫回了家。　　大家在一起商量如何料理后事，主要是准备一副棺木，向何处埋葬的事。当时兰州尚无火葬场，听说棺木已脱销，在大饥馑的日子里，许多老人经受不住饥饿的熬煎纷纷辞世，造成了 棺木的脱销，少数家庭因买不到棺木，不得已用水泥制作成棺材抬埋老人。好在我那位在西北大学当了右派分子的兄弟和良有熟关系，可以托靠人把棺木买来，他当时在市民政局的下属单位工作，决定由他联系在大沙坪公墓找个墓穴，办理一切手续。当时一副棺木100多元 ，我和母亲拿不出这笔钱，和温、和良资助了一部分，才凑够棺材钱。　　没有人为父亲设立灵位，也没有任何祭奠，一切都是简之又简。　　到第二天下午，棺木就拉来了。　　第三天早晨，入殓，准备起运抬埋。　　父亲没有老衣，他就穿着三妹的花棉袄进了棺木，身体周围用报纸包着烧败的炉灰垫了垫， 使身体放得稳当些，不致摇动。保中叔提出用一床被子把身体盖一盖，而那是一床家里人已盖了多年尚可称之为完好的被子，我说：‘这是全家最好的一床被子，还是先顾活着的人罢 。‘保中叔便再什么话也没说，依从了我。　　父亲的灵柩抬到大门口时，妈妈随后送着，突然号啕大哭了起来，他们夫妻一场，同甘共苦 ，父亲最后的日子如此凄凉，如此悲苦，咽气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她心里一定很内疚，很 难过……　　我内心也十分凄楚，一个念头清晰地浮现在脑际：‘妈妈和女儿先后都成了寡妇!‘　　妈妈一向身体衰弱，大家没让她送葬。二妹凤翔这天头疼得厉害，也没去。一个架子车工人 拉着灵柩，我们都步行，去大沙坪公墓要走十多里路。　　到了墓地，仍无任何祭奠，把灵柩放入墓穴，填进土，再堆起个坟头，一切便完成了。　　然后，仍然是各回各的家。　　此后不久，妈妈和妹妹们清扫了房子，便从外祖母的家里搬回自己的家。　　我从元月回到兰州，不到4个月，先后有3位亲人辞世，他们都没有得什么大病，这是在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如果像早些年那样大家都安居乐业，吃饱肚子，他们肯定都不会匆 匆离去。尽管由于在农场见到了太多的死亡，我感情已麻木冷漠，3位亲人的相继离去，在我的生活中仍然投下了阴影。　　在这些日子，省建工局出了个奇事。省建工局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共8人，经‘ 抢救‘回来的只2人，其余6人均死亡。到5月间，有个已报死亡的人，戴着个大口罩突然出 现在办公楼里向单位上报到，吓得凡见到他的人都乱跑一气，急忙躲避。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此人叫曹德明，上海人，原是建工局的技术员。在大饥馑的日子里 ，他确曾‘死‘过一次，当时已报了死亡，在‘抢救人命‘时未能回来。他‘死‘后已被拉 去埋葬，埋他的人发现他还活着，就只在他的脚上盖了些土，并用裹他的棉被把他盖好，然后回去了。第二天，他又慢慢缓过劲来。有个放羊的人路过，他见到后就翻身坐起，求放羊人救他。放羊人当时家中也无吃喝，问他是哪里的。他说出了农场的站名，放羊人就扶他回到了站上。此时，站上的劳教人员已被‘抢救‘回了原单位，形势已好转。站上见他身体很弱，就留他在站上多住了些日子，恢复健康后才让他回原单位，所以他迟至5月才回到单位 。　　至于那个埋葬他的人为什么见他活着却不将他再拉回去，据推测可能的原因是，当时农场规定埋一个死人给两个馍，他如把活人再拉回去，两个馍就不会给他。为了两个馍，他把未咽 气的曹德明留到了荒野里，但并未用土埋葬，给了他一条活路。　　这件奇事却也多么悲惨可怖!　　此时期，我在报社也参加一些轻微劳动。先是在报社门前的一块农田里，同从农场回来的诸 位右派难友翻地，后来，又在力行新村56号院子里的粉坊干点杂活。粉坊是报社在困难时期 因地制宜地办起的一个作坊，由木匠葛德明负责，批来豆类--有时是蚕豆，有时是榨过油 的大豆豆饼--做粉条，其下脚料则用来喂猪，目的是为了给报社食堂自产一些副食，改 善职工的生活。粉坊同我的住房在一排，活不多，一般在上午我还有些活干，下午就没事了 。有时是有事葛师傅才叫我，没事就不叫。葛师傅是匠人，他把和好水的粉芡倒入一个有许 多圆孔的大瓢，大瓢用绳子挂在房梁上，对着下面的大锅。到下粉时，葛师傅一只手抓住瓢 把，一只手用力拍打瓢里稀稀的粉芡浆，粉芡浆均匀地进入大锅，便煮成了粉条。我现在 已忘记当时我干了什么杂活，只记得把煮好的粉条捞入旁边不高的凉水缸后，葛师傅便招呼 我用手捞起才漂凉了的粉条大吃一顿，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当时大家的口粮仍很紧张，大吃 一顿才煮出的粉条也是个大贴补呢。当时一起干杂活的，还有个临时工辛师傅，他是炊事员 辛炳南的哥哥。葛师傅是个个头不高的山东汉子，中年人，为人挺好。他后来探亲回老家， 回来还把从老家带来的山药等土特产送了一点给我。　　我的两个儿子真是性格各异，伐夏活泼好动，胆子大，能干；小夏文静，听话，喜欢在家里做点事看书。平常我在家里擀面条，都是在床上放个小案板擀，从来没想过教他们。 有 一次，我刚揉好了面正准备擀，葛师傅有事喊我，我就去了。干完了活，回到家里，只见10 岁的伐夏已将面擀开擀好了。可见他平日里早就注意观察我怎样擀面，已无师自通地掌握擀 面的窍道，一旦有机会就急不可耐地实践，一次成功。我非常高兴。　　小夏不太出去玩，我买回韭菜，他就说：‘妈，我剥吧!‘就一声不吭，安安静静地把韭菜 剥完。他才是一年级小学生，识字不多，家里有一二十本小人书，他就反反复复地翻来翻去 地看，显出其乐无穷的样子。有时，我也读点童话故事，给弟兄俩听。　　同院的李惠风，原来在农民报和我共过事。抗日战争初起之时，他在北京是青年学生，经后 来担任中央领导的一位同志的动员，作为热血青年投笔从戎，在河北、山西一带跟日本鬼子 打游击战。他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吃了大苦。后来他离开战场，跑到了大后方的兰州，娶妻生子 ，过上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到1955年肃反时，报社对李惠风脱离革命的这一段历史进行审查。景超是个一般群众，休息时，看到李惠风思想负担很重的样子，就递给了他一只烟。这 事，景超也许早就忘了，但李惠风铭记在心。得知景超已在农场活活饿死，我和孩子们过上了孤儿寡妇的悲惨生活，李惠风全家对我们就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和关怀。过‘五一‘节菜铺 供应一些好菜凭菜本购买，有此情况，买菜的人照例排队很长，他老婆就把我们的菜本要去 ，她和大女儿早晨早早地就去排队，帮我们把菜买来。李惠风还向他熟悉的西北师院的几个 右派学生介绍了我的情况，现在只记得其中有个数学系的学生叫傅大塔。这几个右派学生原 来也在农村劳动，和农民有联系，他们后来还送给我一些炒大豆，在我农场打饭的盆子里盛 了有大半盆，这在当时也是很珍贵的礼物。过去，炒大豆在兰州人是零食，我从小就爱吃也 常吃，在困难时期，炒大豆可以顶粮，地摊上一毛钱也只能买到四五个，这大半盆子大豆， 用地摊上的售价计算也是很值钱的。伐夏、小夏看到大豆都非常高兴。俩孩子都知道家里经 济困难，伐夏说：‘妈，大豆我们别吃了，干脆我和小夏一块儿拿出去卖掉，能挣不少钱呢 !‘当时，我认为让孩子从小学做买卖不是好事，就没让他们去卖，而是自己吃了，3人吃得 非常尽意。那时，谁家能一次吃那么多的大豆?　　李惠风对右派很同情，他说：‘这几个大学生在农村劳动，农民都说，娃们不懂事，说话不 注意，把毛爷爷得罪了。娃们还是好娃们，有个啥哩嘛!农民根本没把右派大学生当作阶级 敌人看待。‘当然，这也是他本人的心声。　　这期间，原十工农场副场长邹士杰带领全家人回陕北探亲，返回的路上，他让家里人先回了 ，自己到报社找到杨康。然后，杨康请他在南关十字的一家饭馆吃饭，邀我和杜博智作陪。杨康是从玉门黄花农场回来的，原来对黄花农场没饿死一个人的情况就向我们作过一些介绍 。这次在吃饭中，邹士杰坦率地说：‘在迁场前，我们就意识到粮食形势严峻，怕我们的职工挨饿，就向上级瞒了产，种粮食的人挨饿还怎么办农场?‘他还说：‘去年我到北京学习 ，发现一起学习的人就有浮肿的，休息的时候，煮的吃白菜，我心想，北京的人供应这么不 好，人都浮肿，粮食问题已成了全国性的，我们在下面更不能不注意。‘　　我问：‘我们去年11月每人每月的口粮定量降到了15斤，你们呢?‘　　邹士杰说：‘都是一个标准。可我们每个站自己都有粮食库存，都有磨。场里统一规定，每人每月的定量控制在三十一二斤，由站上掌握。在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那儿每人每月还能吃 上三十一二斤，所以全场没饿死一个人，没有一个非正常死亡。‘听到这里，我心里真是恨透了迁场。如若不是迁场，我那些死难的难友们不是都还活得好好的么，他们都是多么优秀 的人!　　原十工农场的场长心里装着自己的职工，唯恐自己的职工挨饿，早早就进行考虑，做出安排 ，哪怕是得罪上级也在所不顾。瞒产少报在当时也是大罪名。他们硬是不怕自己担待反对党 的粮食政策，犯政治立场的错误，而把全场职工的生命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当时在河西、在全省，像这样把人的生命放在了第一位予以捍卫的领导并不多，他们的功绩将彪炳千秋!　　再回头看四工农场的书记场长，相比之下，他们虽口口声声讲党的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粮食政策如何等情，其实他们本人不过是些个目光短浅的势利小人，全农场饿死数百人，他们每天听汇报而不为所动，心硬似铁，他们连劳改系统硬性规定，在平常年景从劳改犯、就业人 员及我等右派每月口粮中节约下来存放库房的口粮，在天天饿死人的情况下也不敢拿出救人 ，他们还算人吗?他们只求保住自己的官职地位党票，右派分子及‘职工‘的生命又算什么! 而他们自己及其家属的生命，他们又都是尽心尽力地在卫护，不然，为什么全农场在大饥馑 的日子里饿死的都是我的右派难友及‘职工‘。我作为幸存者写到这里，仍感到愤慨万分!　　当然，邹士杰已知道，景超也是死难者。他当年曾出力想把景超从夹边沟农场的活地狱里设法救出，未果。最后，景超未能回来。怕引起我伤心落泪，在座的人都避不提及景超。　　邹士杰全家在老家待了些日子，粮票充裕，他给我们每人都送了几斤。　　1961年9月9日，杜博智和张玉荣宣布结婚。他俩的结婚海报是这样写的：‘兹定于今日下午 二时半，在二楼会议室举行结婚典礼，欢迎大家参加。我们将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当时，报社还没给我们摘右派帽子，我们尚未进入人民的行列。海报的底稿由杜博智自己拟就，交鸣放时他的《快报》记者唐荫民书写张贴。他这样写，就是表明自己根本没 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内中的深意，只有他自己 清楚。报社虽是政治上极敏感的单位，对于他的这则结婚海报也不好挑毛病。他当然事前就通知了我，我按时去会议室参加他们的婚礼表示祝贺。由于我们都还没摘帽，到了婚礼现场 ，就感到十分尴尬。唐荫民主持婚礼。人事科长史秀杰以证婚人身份宣读结婚证书后说：今天是杜博智和张玉荣结婚的大喜日子，我向你们表示祝贺。但在杜博智之后未加‘同志‘二 字，会场气氛就显得热烈不足。我旁顾左右，只见杨康等诸位右派朋友一个也未到场，心理上就觉得有些孤单。桌子上摆的葵花子、喜糖稀稀拉拉，我只顾自个儿吃，也没人让，没人 和我搭话说什么。杜博智的父亲千里迢迢赶来参加儿子的婚礼，老人讲了话，祝小两口美 满幸福，白头偕老。几个小孩跑进来抢瓜子、喜糖，杜博智训斥了他们几句。正是这几个小孩前几个月见了他还用反右时的侮辱性话语对待他。报社的张钤、王富邦等人参加了婚礼，会议室坐满了人。总之，杜博智和张玉荣二位新人容光焕发，特别是张玉荣一直满面笑容。 应大家的要求，他们谈了恋爱经过。他俩对婚姻的满意、幸福之极的感情溢于言表。　　婚礼过后，我见到杨康抱怨他们都没去，我一个人坐在那儿挺难受，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杨康说：‘我们去干啥嘛!‘原来他们早就打定主意不去，早就想到了会出现的尴尬，可我 只想到应去祝贺，没想及其他。　　到9月下旬，报社领导在四楼会议室召开干部大会，突然宣布对幸存的我们绝大多数及死难者王景超、赵秉仁都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未摘帽者只有汪志英1人，他出了点纰漏，打发 他回原籍渭源县农村继续劳动去了。杜博智代表摘帽人员在大会上发了言，说：‘我们将继 续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迈步前进。‘他委婉地否定了我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们 摘了右派帽子，但景超未能回来等到这一天，使我悲痛不已，流泪不止。　　我们苦苦挣扎了3年，戴着镣铐忍饥挨饿，险些丢了性命，才落得如今的结果，景超和赵秉 仁则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一个人一生只有一次的生命。领导上宣布摘帽，只是轻松的一纸 指令。听到这个宣布，我心里只有沉重，高兴不起来。头上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也只是暂时 被搁置了起来。　　1962年元月，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政治形势进一步宽松。4月，中央书记处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和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在此时期，原甘肃日报 总编辑阮迪民，前几年在甘肃省委任宣传部部长、省委常委期间，对推行第一书记张仲良的 ‘左倾‘蛮干路线负有责任，而被免去了在省委的部长及常委的职务，回到报社还当他的总 编辑。犯了错误的阮迪民此次回到报社，工作作风大有转变，他每天接待报社的同志，虚心 听取大家的各种意见，走到哪里都向同志们赔礼道歉。报社成立的甄别办公室迅速开展工作 ，很快就解决了在我们去河西后编辑部又揪出的一个右派集团的问题，其头头为原政治理论 部的主任于维民。于维民参加工作早，是个老干部，下面还有王明庸、贾明玉等，一律宣布 一风吹。我本来对自己定为右派分子就不服，觉得自己的问题很简单，只要甄别查清问题并 不难。杨康、牛华生此时也都跃跃欲试要求甄别。我想找阮迪民面谈一次，当时要求和他谈 话的人很多，我又住在报社外面，不容易排上队，后来就写了封信给阮迪民。阮迪民接到信 ，立即让勤务员来家里找到我，要我去报社和他谈话。　　阮迪民过去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威严，高高在上，不好接近。这次见面，威严的感觉没有了， 他还满面笑容地问我：‘抽不抽烟?‘他接到信立即和我谈话，主要是我的那封信打动了他 。我在信上描述了在农场劳动生活的种种艰苦情景，说到了忍饥挨饿的苦况。当然也提及了 失去景超对我和孩子造成的痛苦，但我胸怀宽阔，还大度地讲到，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笔直的 大道，会有曲折走弯路。不论怎样，我仍坚信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将无往而不胜 。我能压抑个人生活中的最大不幸与悲痛写出如此表明心迹的信，阮迪民大概觉得很不易， 再则，对我的文笔他也有点吃惊，比他原来设想的要好。在这次谈话中，我主要介绍了鸣放 中自己写过几张大字报，其内容如何，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　　后来，我又见到原农民报总编辑薛剑英，此时，他正具体负责甄别工作。当我谈到所写《向 ×××同志进一言》的大字报，在反右期间被上纲为破坏流萤、×××之间的团结时，薛剑英说：‘本来就不团结嘛!‘　　一天，通知我去政治理论部编稿，部主任高书杰每天分我几篇稿子。我已几年没编过稿子， 对我熟悉了的这份工作很投入。高书杰说我完成得很快。　　看来，形势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